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 艺术创作 特色 建构 中国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共6篇）

篇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2014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近现代文学

古代文学

一、名词解释

1.诗教

2.新乐府

3.变文

二、简答题

1.简述汉代大赋在写作方面的一些特点。

2.简述晚明小品文的主体风格及形式。

三、论述题

1、论述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时期媒介（如，纸、印刷术、报刊等）的演变对于文学传播的影响。

2、王国维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部由于新发现。”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结合具体实例，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近现代文学

四、选择题

1.《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后，1918年1月起，哪些人曾经任编辑？

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鲁迅

周作人

刘半农

沈尹默

钱玄同

五、词语解释

1.《官场现形记》

2.《茶馆》

六、简答题

1.1940年“中国新诗派”的艺术追求主要表现在哪？

2.沈从文《湘西散记》、《湘西》在散文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七、论述题

1.试论汪曾祺80年代小说创作

2.简述“白话文学史观”的基本内容并评论

3.试论迟子建小说创作

篇2：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也提上了日程。

复旦、南大等院校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针对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一些问题，只有积极进行改革，优化课程设置、加强本土联系、完善课程结构，才能有效走出当前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困境。

篇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一、完善课程体系, 调整本学科基础课与选修课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两个部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有些高校偏重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 有些则倾向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学习。到底是重“史”还是重“作品”, 在我院多由任课老师本人灵活掌握, 但不论哪种情况, 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 教师只能以“蜻蜓点水”的方式, 粗线条地勾勒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 重点选择几位代表作家和少量作品进行讲解, 至于各时期文学现象与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 不同时期文体的特征和代表性作品等诸多问题, 很难深入分析。为摆脱古代文学教学的尴尬处境, 笔者认为应当从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入手, 以“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为专业基础课的骨架, 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人与传统文化”、“古代小说与政治”、“诗词曲流变研究”、“唐诗研究”等系列选修课为羽翼,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使之担负起传承古代文化精华和优良文学传统的大任。

根据我院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实际情况, 笔者建议在开设“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基础课的同时, 分段开设与之相关的系列选修课, 这些选修课应当是专业基础课内容的延伸与拓展, 它可以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某些现象或流派的阐释, 可以是某一文学体裁或题材的演变小史, 还可以是某一作家和作品的综合论述, 例如在讲授“先秦两汉文学”的同时, 可开设“诗经与汉乐府研究”、“屈原与楚辞研究”、“老庄研究”、“左传与战国策研究”、“先秦散文研究”等系列选修课, 进而深化古代文学教学, 并且这类课程应特别关注当前的学术动态, 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引进课堂, 使它以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展现其研究性和示范性, 以解决授课内容较多但课时量却较少所带来的矛盾。

二、强化特色课程, 彰显地域和民族两大优势

我校地处祖国的大西北, 是一所多民族的高校, 所以在构建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时, 我院应充分考虑这一特殊性, 重视开设并强化与地域民族密切相关的特色课程, 例如敦煌文学、陇右文学、西北边塞诗研究、古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究等既属古代文学范畴又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课程, 并努力将这一系列课程打造成精品, 使之成为我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中的一大亮点。

将特色课程纳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 这一构建思路与我院的特殊情况密切相关。首先,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身处大西北, 学生有了解地域文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生活在多民族共处的西北地区, 又激发了学生了解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古代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兴趣与热情。其次,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 我院古代文学教研室教师近些年来的科研成果多与地域民族息息相关, 其中有“北朝民族文学研究”、“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唐代西北边塞诗专题研究”等, 这些研究工作已奠定了开设此类课程的基础。最后, 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自身发展的趋势来看, 多元化、多角度的古代文学课程, 正符合构建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发展需要, 这也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 我院应科学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 在遵循厚基础、重素质、强能力的基础上, 精心建设宽视野、拓思路、敢创新的特色精品课程, 最终达到在有限的时间内, 依靠科学严密的课程体系, 完成中国古代文学加强基础、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展现亮点的教学目标。

三、加强教材建设, 编写适用性强的特色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材改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加快步伐。以前各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多采用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1—4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年第1版) 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1—6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第1版) , 这两种教材虽然几经修改多次再版, 但已经很难满足教学多样化的需求, 所以在学界重写文学史、重编作品选的呼声一直不断。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高教改革的推进, 一批新的古代文学教材相继出现, 其中有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1—4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第1版) ,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新著) 》 (上、中、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 第1版) , 李修生、赵义山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 (共4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第1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方面有郁贤皓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1—6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1版) , 张燕瑾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上、下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1版) ,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1—4册)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1版) 等, 这些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出现, 丰富了古代文学教学领域, 使教学用书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除此之外, 近几年来, 还有不少学者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编写文学专题式教材, 这种既富学理性又有可读性的教材, 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尚永亮、王兆鹏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类选讲》 (1—6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第1版) , 这一系列教材首先是按体裁分类, 选择不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 如先秦时期的诗骚、先秦两汉的散文、唐宋时期的诗与词、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和小说, 分别单独成册, 突出体裁特点和时代特点;其次是按体裁分类, 对其历史传承、发展流变、艺术特点等予以专章讲说。这种新的教材编写模式, 重新梳理了文学的发展历史, 视角新颖, 风格独特, 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教改尝试。

篇4：古代汉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关键词：古代汉语体系；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中华文明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语言文化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据现有历史资料证明，中国古代文化在殷商时期便已经显现出一定的特色，但是由于史料十分缺乏，殷商之前的汉语及相关文化的发展情况难以准确推断。而汉语作为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运用的语言以及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其语言体系上的变化也保留着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变化的痕迹。

一、古代汉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联系

中国文化具有意蕴深远、历史悠长的特征，其发展至今，历经了众多的变化。目前，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方面，由于史料资源的限制，专家学者只有通过神话资料对殷商之前的文化发展情况、文化类型进行了解，但是神话资料不可尽信，缺乏一定的真实性。汉语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用于沟通的重要工具，随着时代的变迁，汉语体系也在不断变化，并蕴含了每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古代汉语体系中文化术语、概念等的变化，也体现着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变化，蕴藏着汉文化的变迁情况，两者之间联系密切。

二、从古代汉语体系分析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一）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汉字是汉语词汇，在汉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汉字体系几乎就是汉语体系[1]。因此，汉字的变化中，也蕴含着汉语及中国古代文化的变化。当前能够追溯到最早的汉字就是殷墟甲骨文，其所包含的单字能够达到四千多，已经形成了加我诶完善的汉字体系。随着汉字的不断变迁，可以发现，汉字的结构逐渐更加精简，而每一个汉字所蕴含的意义却愈发深远。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汉字的变化巨大，汉语的思想层面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语言愈发抽象化，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精神世界，并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范畴体系和文化术语。例如在殷周时期之前，汉字主要是用于表现具体物质、制度等的名词，而后，在汉字的不断发展中，也出现了更多展现精神世界的抽象名词，并形成了一个具体化的汉字体系，这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逐渐走向成熟。

例如“天”字，在最初的甲骨文中，是一个类似于人形的标志。在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曾经有关于甲骨文的“天”字描述，即“古文天字本象人形”。其中还解释道，“本为人颠顶，故象人形。”也就是说，“天”的意义，最初是从“颠”演变成上天，又将“天”拆分，从“大”、“一”中最终获得的“神”、“王”的含义。其文化概念从汉字符号中得以衍生，并决定了古人的敬天观念，最终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形成了“天”的文化。

再例如“道”。其象形字主要是人的脚印形状，用于表示道路[2]。而在殷周之后，这一汉字的文化概念得以显现，逐渐用于表现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如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也充分显示出了汉字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思维方法等在这一时期的日渐成熟。

“易”、“儒”等文字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转变为思想观念，并成为了中国古代的核心文化，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形成。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不断发展中，虽然文化形式依旧在不断变化，但也都是基于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而不断变动。

（二）典籍语言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从先秦典籍的语言运用上，也能够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发展变迁。从历史典籍上可以发现，时间愈久远，语言文字越简约，实践越近，语言文字越复杂[3]。例如《诗经》，其中的语言运用十分简单，语句重复，能够看出当时词汇的欠缺。即使在后期的经典著作《老子》中，所运用的语言文字也十分简约。但是继《老子》之后的诸子百家，在典籍著作上所运用的语言文字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仅词汇大量增加，语句也愈发丰富，尤其是抽象性名词，在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也同样标示着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逐渐形成。

（三）话语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很多历史资料中都可以发现，在战国时期，大多国家之间的话语各不相同，且无法相通，各地区虽然都有汉字和汉语文基础，但是发展方向不同，具有各地区特色，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在当时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春秋战国后，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人口的大面积浅析、国家的不断重组，使各地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汉语在这一时期也实现了词汇、字义等的充实、丰富，古代汉语体系逐渐形成，而中国古代文化类型也实现了基本固定，不再受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影响，朝着固定的方向不断发展。

三、结论

文化类型的形成会受到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一旦固定，并会始终按照固定的路线被传承、发展，并对后世的文化产生制约作用。人虽然在语言的创造中发挥着巨大的主动性，但是一旦语言被创造出来，便会具有独立的精神，这一点与文化类型十分相似。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两者相伴而生，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形成及变化，仿佛缩影一般，印刻在古代汉语体系中，并在古代汉语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同样得以体现。

参考文献：

[1]高玉.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及其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2）：70-78.

[2]朱成勇.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试析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诗写作[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48-52.

篇5：中国古代文学进程

为了粉饰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诗赋，并常在宫延赏花钓鱼，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风气。这样，晚唐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乃自然继续发展。西昆派的形成正是宋初文坛这种趋势的集中表现。

西昆派以杨亿编《西昆酬唱集》一书而得名。亿(96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福建浦城)人，早有文名，特别为太宗、真宗所赏识。《西昆酬唱集》是以杨亿为首的十几个御用文人典型的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杨亿在序中说：“余景德(真宗年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惟演)、秘阁刘君子仪(筠)，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靡。”可见他们是在修书和写作制诰的余暇，从“遗编”和“前作”里摭拾“芳润”，以作诗为消遣的。他们或咏前代帝王和宫廷故事，如《始皇》、《汉武》、《宣曲》等;或咏男女爱情如《代意》、《无题》等;或咏官僚生活如《夜宴》、《直夜》等;更多的是咏物如《梨》、《泪》、《柳絮》等等。他们自认是学习李商隐，实际只是片面发展了李商隐创作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他们缺乏真正的生活感受，写出来的诗大都内容单薄，感情虚假，写来写去，无非为了搬弄几个陈腐的典故，如《泪》：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谁闻垅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晓玉壶欹。多情不待悲秋气，只是伤春鬓已丝。

全诗缺乏感情上的内在联系，只是把有关下泪的几个典故堆砌在一起，杂凑成章。但形式上却词藻华丽，声律谐和，对仗工稳，正好为那些生活空虚的官僚士大夫提供一种以文字为消遣的玩艺。由于杨亿等在书本知识与词章修养上已超过了晚唐五代的许多作者，和王朝对这种诗风的偏爱，“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西昆派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

和晚唐五代浮靡文风在宋初发展的同时，对立的复古主义思潮也正在发展。韩柳之后，古文运动的高潮虽已低落，但影响并未中绝。五代时牛希济作《文章论》，已认为韩愈独正唐代的文风于千载之下，并指责当时“唯声病忌讳为切”的浮靡文风。到宋初，柳开更以继承韩柳古文传统为己任。开(947—1000)，字仲涂，大名(河北大名)人。他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扬文道的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并认为道和文有主次的关系，“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他特别强调道对文的决定意义，认为文应该为现实政治文化服务。柳开的古文理论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宋初浮靡的文风，但他的古文也未能密切联系实际，“随言短长”，得心应手，而不免有“辞涩言苦”的缺点，因此影响还不大。

和柳开同时，反对宋初诗文的浮华作风，并从理论和创作上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唯一作者是王禹称(954—1001)。禹称字元之，济州巨野(山东巨野)人。他家世务农，出身清寒。太平兴国八年进士，曾为右拾遗、左司谏等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因此“八年三黜”，曾作《三黜赋》，表示“屈于身兮不屈其道，虽百谪而何亏”。他久历州县官，比较了解人民的疾苦。他的守正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及面向现实的创作态度，是使他在文学上取得较高成就的根本原因。

王禹称是宋代最早提倡继承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优秀诗人，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他对杜诗博大精深的现实内容有独特的认识，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宋初的浮薄诗风也深致慨叹：“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还扬州许书记家集》)他写了不少揭露当时阶级矛盾，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他敢于向宋太宗献《端拱箴》，对“一裘之费，百家衣裳”，“一食之用，千人口腹”的宫廷奢侈生活大为愤慨，直接控诉了“聚民膏血”的统治者;而对于“室无环堵”、“地无立锥”的广大人民，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感流亡》：

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赖有可爱日，悬在南荣边：高舂已数丈，和暖如春天。门临商於路，有客憩檐前：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恂恂一夫鳏。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去岁关辅旱，逐熟入穰川。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天。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在官无俸禄，奉亲乏甘鲜。因思筮仕来，倏忽过十年;峨冠蠹黔首，旅进长素餐。文翰皆徒尔，放逐固宜然。家贫与亲老，睹尔聊自宽。

这是王禹称贬官商州时写的诗。诗中同情由于旱荒而流亡他乡的饥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无异是广大人民的蠹虫，实际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的官僚们的尖锐讽刺。在商州，他学习民间的歌唱，还写了《畲田词》五首，热情地歌颂人民集体互助的艰苦而欢乐的劳动：

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他始终抱着羞于作官，关怀人民疾苦的态度。类似《感流亡》这样的诗，还有《对雪》、《对雪示嘉右》、《十月二十日作》等。这些 篇章，特别是古体长篇，大都以单行素笔，直写胸中所见，而不甚着意刻划描写，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特征。此外，他的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如《泛吴松江》、《寒食》、《春居杂兴》、《村行》等，则明净洗炼，清新悦目，颇见情趣。

王禹称还批评了五代以来“秉笔多艳冶”的颓风，抱有“革弊复古”的愿望。他的复古主张，以六经为旗帜，实际和柳开一样，强调取法韩柳。他认为文是“传道而明的工具，是“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因此复古的意义并不在于“模其语而谓之古”，而是要象古圣人那样为了不得已的明心和传道。这样，他就得出了为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并取法韩愈“惟师是尔”的结论(《答张扶书》)。他的古文如《待漏院记》，借题发挥，生动地刻划了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官僚形象，表现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和对国事的关切。又如《唐河店妪传》，借一个老年妇女机智勇敢地推敌坠井的故事，说明边疆人民保卫乡土，“习战斗而不畏懦”的精神，并指出统治者把边疆的兵力调到内地以自卫的失策。他的古文，不仅多有现实政治内容和鲜明的思想倾向，而且一般语言平易近人，继承了韩愈古文“文从字顺”、以表达恰当、易道易晓为贵的基本作风。

继柳开、王禹称之后，提倡复古的，有姚铉(968—1020)。铉字宝臣，庐州(安徽合肥)人。他根据《文苑英华》选的《唐文粹》，“文赋惟收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四库总目提要》)。还特别立了“古文”一门，以示接受韩柳的古文概念和传统。更著名的是穆修(?—1032)。修字伯长，郓州(山东郓城)人。他继承柳开的步调，当西昆体风靡一时之际，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对后来的诗文运动起了先驱的作用。但他和柳开一样，创作成就不高。

第四节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家庭。年十七八，即以天下为己任。二十二岁(庆历三年)中进士后，为淮南判官、鄞县知县等地方官，留心民生疾苦，并多次上书上级官吏建议兴利除弊，以舒民困。嘉右三年，从常州知州调为提点江东刑狱，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后人常说的万言书，主张建立宋王朝的“法度”，即效法“先王之政”的精神对现实政治有所“改易更革”。嘉右五年，入朝为三司度支判官。熙宁二年，神宗特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从此积极推行新法。但由于旧党的不断反对，屡次罢相，屡次起用，后退休江宁。元丰八年，旧党司马光为宰相，全部废除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次年病卒，年六十六。

王安石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他反对西昆派文人“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指出当时“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张刑部诗序》)。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正是由于王安石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采，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

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作品，大都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明力量。如《本朝百年无事答子》，通过对北宋百年来政治情况的分析批评，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希望神宗在政治上能够有所建树，表现了他对现实形势的关心和刚毅果断的政治家风度。《答司马谏议书》，剖析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言简意赅，措词委婉而坚决，表现了他坚持原则的政治态度。又如《读孟尝君传》，根据对历史实际的分析，指出鸡鸣狗盗之徒出其门正是不能得士的明证，驳斥了孟尝君善养士的传统观念。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较少注意酝酿气氛，描摩物象，从感情上打动读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练朴素。这是他的文学主张实践的结果。

王安石的诗也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鲜明。在他长期作地方官时，就有不少诗篇，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虑，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反抗，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如《河北民》一首：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写统治者搜刮人民的血汗，输送敌国，以致地无问南北，年无论丰歉，人民一样地陷入流离转徒和“无食”的绝境。其他如《兼并》、《收盐》、《感事》、《发廪》、《省兵》等也都表现了诗人关切民生疾苦、主张改革弊政的进步理想。

王安石对北宋统治者在辽和西夏的威胁面前麻痹苟安，深感不满，不少诗篇表达了这种思想。如《阴山画虎图》：

阴山健儿鞭空急，走势能追北风及。逶迤一虎出马前，白羽横穿更人立。回旗倒戟四边动，抽矢当前放蹄入。爪牙蹭蹬不得施，责上流丹看来湿。胡天朔漠杀气高，烟云万里埋弓刀。穹庐无工可貌此，汉使自解丹青色。堂上绢素开欲裂，一见犹能动毛发。低徊使我思古人，此地抟兵走戎羯。禽逃兽遁亦萧然，岂若封疆今晏眠?契丹弋猎汉耕作，飞将自老南山边，还能射虎随少年?

从阴山健儿的射虎，联想到古代将士们曾在这里击败过入侵的敌人，使边疆平静无事，对比当时“胡天朔漠杀气高”的形势，批判北宋统治者的不修边备，表现他对国家前途的深忧。《同昌叔赋雁奴》、《白沟行》等，表现了同样的主题思想。

王安石有不少咏史或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如《商鞅》、《范增》、《张良》等篇，往往以“尺幅千里”的手法，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景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在《杜甫画像》中，不仅高度评价了杜诗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更表明了对杜甫同情广大人民的精神的继承：“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最著名的是《明妃曲二首》，现举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这首诗一扫历代诗人写王昭君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见解，有极大的独创性。诗人只从侧面落笔，勾画了古今艳传的绝代佳人的形象，以及她独去异域、怀念故国的凄苦无告的心情。更深刻的是、诗人在结韵里道出了在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妇女受压迫、被蹂躏的不合理的现实;同时流露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情。因此引起了当时诗坛的广泛兴趣，欧阳修、梅尧臣、刘敞等都写了和篇。

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较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更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名作很多，如：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达送青来。

——《书湖阴先生壁》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江上》

京口瓜洲一水间，锺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泊船瓜洲》

这些小诗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贴自然，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更成熟了。虽然他有时也还写《楚山》、《示永庆院秀老》一类流露“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情的诗篇，但总的看来，他往年诗中所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这时是大大减退了。

王安石诗文的大量创作和独特的风格，对扫荡西昆体的残余影响有很大的功绩，对宋诗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有一部分诗，喜造硬语、押险韵，对后来也有不良影响。

王安石的友人王令(1032—1059)，字逢原，广陵(江苏扬州)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优秀诗人。可惜才高命短，未能施展他的抱负。他留下的诗篇，大都表露了他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和自己的远大抱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梦蝗》：

……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义儒。脱剥虎豹皮，假借尧舜趋。齿牙隐针锥，腹肠包虫蛆。开口有福威，颐指转赏诛;四海应呼吸，千里随卷舒。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噬啖善人党，嚼口不肯吐。连床列竽笙，别屋闲嫔姝。一身万椽家，一口千仓储。……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贵贱虽云异，其类同一初。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我类蝗自名，所食况有余;吴饥可食越，齐饥食鲁邾。吾害尚可逃，尔害死不除;而作疾我诗，子言得无迂!

诗人以锋利的笔触，剥掉了达官贵人们“仁义儒”、“尧舜趋”的外衣，显露了他们“虎豹身”、“虫蛆腹”的原形。指出剥削阶级搜刮民脂民膏，实比蝗虫更为残酷可恨!此外如《原蝗》、《良农》、《饿者行》等诗，也各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表现了他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和对豪门的无比憎恨。

面对黑暗的现实，王令在《感愤》一诗中表现了改变这种现实社会的宏愿：“未甘身世成虚老，待见天心却太平。……燕然未勒胡雏在，不信我无万古名!”他的自信心是这样的强，爱国的激情和救世的热忱是这样的昂扬!

王令的诗，无论叙事抒情，都具有开阔而雄健的特色，确如他自己所说那样：“浩歌不敢儿女声。”他有一些诗，想象奇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采，例如《暑旱苦热》：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篇6：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主讲教师：武汉强 课时计划：48课时

使用教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隋唐五代文学教案

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隋唐五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面貌和特点，并对此时期重要的诗歌、散文及其它文学体裁、以及重点作家、作品有较深入的了解，使解读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得以有效提高。

重点难点：

初唐四杰、盛唐边塞诗、王维、李白、杜甫、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李商隐及代表作品；

古文运动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创作。

目录与课时分配：

第一讲：隋及初唐文学 4课时 第二讲：盛唐山水田园诗 4课时 第三讲：盛唐边塞诗 4课时 第四讲：李白 4课时 第五讲：杜甫 6课时 第六讲：中唐前期的诗人 2课时 第七讲：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4课时 第八讲：古文运动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 6课时 第九讲：中唐其他诗人 4课时 第十讲：晚唐文学 4课时 第十一讲：唐五代词 4课时 第十二讲：唐代传奇 2课时

教材：

主要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新1版

第一讲 隋及初唐文学

教学目标：了解了解唐代诗歌繁荣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及发展概况;隋代文学、初唐诗坛概况。

教学重点：宫廷诗的发展与意义，“初唐四杰”及陈子昂诗歌理论及创作。教学难点：陈子昂在唐诗发展中的作用。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隋唐五代文学概况

唐代文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上承魏晋南北朝，属于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后期下启两宋，属于中古期的第二段。

唐代文学一般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二百七十余年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但隋朝只维持了不到30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隋代文学属于由魏晋南北朝文学向高度繁荣的唐代文学的过渡期。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即帝位，建立唐朝。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经济繁荣的一个朝代。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公元960年，宋朝建立。

唐代文学出现空前交融与繁荣的局面，其特点有三：其

一、继承与创新并重，如古诗继续繁荣，近体诗也产生并臻于完美；骈文继续兴盛，借复古以革新的古文再度崛起。其

二、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并茂，既有王维、三李、二杜、韩、刘等大家，也有很多民间作者，其代表成就是“敦煌文学”，还有很多热衷于俗文学的作家，如王梵志、寒山等。其总趋势是由六朝末期的贵族化趋向士大夫文人化以至平民化。其

三、诗歌与其它文体并存，唐文学繁荣体现在诗、词、古文、传奇（小说）四种体裁上，其中诗、古文大大发展；词、传奇是新文体。

一、唐诗的繁荣

唐诗创造了诗歌史上的辉煌，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样式。

有唐一代，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期。就表现领域来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来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具有美学范畴意义的诗论，如“骨气”、“兴象”、“境界”说；就诗歌形式说，唐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过渡到唐诗的平仄律；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形成律篇。创造了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性自由空间的新诗体——律诗。

唐诗的繁荣主要表现为：

第一、诗人队伍的扩大和诗歌数量的增多。

有唐300年间，诗歌的发展有如绵延不断的大河，长流不息，留存至今的五万五千多首诗歌，不过是当时诗作中的一部分而已，却已经超出前代遗诗总和的数倍。唐人选编的诗歌总集就有130多种，于此也可见唐诗创作的繁荣。数量如此巨大的唐诗不仅出自空前广大的作者群，而且这支队伍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不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中下层官僚和普通士人热心于诗歌创作，和尚、道士甚至妓女中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也都参与其事。这样的一支由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庞大的作者队伍，对唐诗数量的增长及唐诗面貌的形成必然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诗歌题材的丰富。

诗人的笔触几乎深入到了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壮丽的山河、优美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苍凉的边塞，惨烈的战争，中外的交流，以及朝政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阶级的对立，现实的矛盾，民生的疾苦，世态的炎凉，各种素材无不见之于诗；士人的理想追求、愤慨不平、羁愁旅思、离情别恨，无不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总之，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无不成为诗歌创作的源泉，人们喜怒哀乐种种情感，无不可以化为新鲜活泼的诗歌语言。

第三、风格流派的繁多。

初唐四杰、上官体、山水隐逸、边塞、新乐府诗人、韩孟诗派等。明·高棅《唐诗品汇》：“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第四、艺术形式的多样。

古体、近体都具备，五古、七古、乐府、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等体裁具备。唐诗繁荣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影响。“文笔之分”，淡化文学的政治功利目的、政教目的，追求审美意义。在诗歌方面，辞采声律的追求、表现技巧的创新。“四声”、“八病”之说为格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散文方面，体裁多样，约有八十多种（应用文体占大部分）。唐吸取了骈体文形式上的优点，摈弃其辞藻华丽、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弊端，进行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在传奇小说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六朝的志怪和杂史杂传。就诗歌形式说，唐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过渡到唐诗的平仄律；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形成律篇。创造了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性自由空间的新诗体——律诗。

二、外部原因：

1.经济因素：经济发达，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盛景象。农业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交租、服役、缴纳布帛以代替服役等）。手工业方面，丝绸和陶瓷都是中国的代表。中国贸易，“丝绸之路”。商业和城市，长安约百万人口，有108坊，西市和东市是繁华的商业区。交通方面，水路：黄河、长江、大运河；海路：广州——日本和波斯（伊朗）；陆路：长安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了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精力和条件。（1）提供闲暇，以便进行娱乐或文学创作；（2）提供游历天下的可能，促进山水诗、描写都市生活和交游生活的诗的发展；（3）文人的商业意识增强。如“润笔”、陈子昂的“买名”；（4）文人的精神风貌改变，影响诗歌等创作，如浪漫、豪迈的风格。（5）市民文学开始出现，如传奇、词、变文等。2.政治因素：唐代政治结构与前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要之一是确立了以皇族地主为中心、广泛包括亲贵功臣、门阀世族、庶族地主、富商、僧侣等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唐选拔官吏不同于魏晋南朝的 “九品中正制”重世袭、重门阀。唐有七大姓，但轻阀阅、重科举。通过科举，为下层士子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庶族地主崛起。唐朝科举、政治、文学关系紧密。特别是唐科举对文学的影响：（1）形成整个社会重视文学的风尚。由于进士科的竞争异常激烈，并且唐天宝以后以诗赋取士已经成为固定的格局，“它主要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因此文风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唐武后朝之后，文风日渐华靡。沈既济曾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这样，逐渐形成了“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 的社会风气。（2）重视诗赋艺术技巧，讲究声律对仗。严羽：“唐诗盛于我朝，以诗赋取士。”（3）“行卷”、“纳卷”、“温卷”对文学创作有影响。文人士子们为了猎取功名，博得主考官的赏识，纷纷找各种关系拜谒权贵，向他们投诗献文。（4）提供创作素材。送人应试、贺人及第、慰人下第的诗极多。（参阅：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

3.文化因素：唐诗的发展与文化的昌明、繁荣有这不可分割的联系，各种艺术门类之间是相互影响、渗透的。（1）南北融合、东西一统的“大家族”文化。（2）科举及学校教育使得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3）史学、经学的发达。二十四史中，唐修了八史：梁、陈、南、北、晋、隋、北齐、北周史。另有刘知己《史通》。出现了王通、孔颍达这样的大儒和大经学家。史学对史传文学有影响，如《段太尉逸事状》、《张中丞传后叙》等。（4）各种艺术门类的相互影响。书法：楷书中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草书中有张旭、怀素。李白诗、张旭字、裴旻舞为“三绝”。绘画和雕塑：阎立本、吴道子的人物，“吴带当风”；韩干的马；王维的山水。敦煌壁画及佛像雕塑等。大量的题画诗出现，及“诗中有画”、以画法入诗。苏轼：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音乐：古诗中很多是和乐歌唱的，如乐府，七绝被称作“声诗”。燕乐的发展产生了词。许多诗人的诗作与音乐有关：《听颖师弹琴》、《李凭箜篌引》、《琵琶行》。舞蹈：全唐诗中有许多描写舞的，《公孙大娘剑舞》、《霓裳羽衣舞》。

4.宗教因素：唐代实行宗教自由的宗教政策，三教九流并行其道，除儒、释、道三教外，另有一些异教，如景教、祆教、摩尼教等也传布。儒、释、道三教兼重的。如玄宗亲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是证。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老庄思想与道教有所不同：老庄思想给文学艺术带来的是一种偏于含蓄冲淡、自然悠远的审美情趣，一种充分净化了的纯净、和谐、安宁的自然意象群，一种以对内心体验的“表现”为主的艺术思维方式。道教给文学艺术带来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玮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5.现实生活因素：寒士，地主阶级里面居于中下层的文士，包括不同门第和出身的人。他们多通过科举跻身庙堂，提出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是文学的生产者，其思想、心态、生活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

二、词

曲子词的简称，是隋唐以后出现的新文体，是随着燕（宴）乐的兴起而出现的。“敦煌曲子词”是最早的词，产生于民间。盛中唐时为文人所喜，中唐时已出现大量的文人词了。晚唐五代词已很成熟，有两大创作中心：一是西蜀，“花间词人”——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二是南唐，“二主一臣”——李璟、李煜与冯延巳。

三、散文

骈体：占主导地位；古文：韩柳古文运动，以恢复儒学为旗号而进行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以清新质朴的散体文代替华美空洞的骈体文。

四、传奇

即文言短篇小说，以区别后来戏曲等。唐时，小说作为残丛小语，不比古文之高文，鄙之曰“传奇”。得名于晚唐裴铏所编《传奇》小说集。传奇“有意为小说”：结构、篇幅、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已成熟，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确立和成熟。

五、变文

说唱文体，简称“变”。学界关于“变文”说法不一。有说起源于宣讲佛经，当时一种脚“转变”的说唱艺术，与图画相配合，一边向听众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其图为“变相”，其说唱的底本为变文。内容

多为宣讲佛经故事、经义，也有讲述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形式多样，或散韵相间、说唱结合；或全散；或全韵。对后世的话本、弹词、诸宫调等通俗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开白话文的先河。

第二节 隋代文学概貌与初唐诗坛

一、隋代文学概貌：

隋（581—618）立国37年，诗歌成就不高。隋代文学的作者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北齐、北周旧臣，他们是北朝诗风的代表；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他们把南朝诗风带入隋朝。所以，隋代可以看作是南北文学合流并向唐过渡的最初阶段。文学的过渡性。短命的王朝，自己的文学特点并没有形成。但是，另一方面，隋代南北统一，为南北文学的大融合作了准备，但南北文学融而未合。

北朝入隋的有：卢思道、杨素、薛道衡；

卢思道以歌行体写边塞军旅生活，其《从军行》深婉而又有苍劲之气。杨素是隋朝开国重臣，亲历征战，对军旅生活体验尤深，其《出塞》其二在平实的叙说中流动着粗犷深沉的悲凉情思。《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以武人而为诗格调清远，还有《赠薛播州诗十四章》也是佳作。

薛道衡受南方文学的影响，诗语骈偶工丽。是隋代最著名的诗人。代表作有《人日思归》、《昔昔盐》。《昔昔盐》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环境的寂寞来写思妇的孤寂凄苦，流传广泛。（唐刘餗《隋唐嘉话》：“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南朝入隋的有：虞世基、许善心、江总、王胄等。

隋炀帝《春江花月夜》：春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二、初唐诗坛

隋代文学合南北文学而保留各自不同的特点，南方的柔媚、婉约，北方的粗犷、质朴，并没有合而为一。用声律、辞采来表现大唐恢弘的气象和刚健的情思、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形成唐诗的风格，正是初唐诗人所面临的课题。

（一）贞观诗风及上官仪

贞观时期，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唐太宗是贞观文学的领袖。贞观诗风主要受南朝文学的影响，逐步走向宫廷化。上官仪是贞观后期的重要诗人。他的五言诗，“绮错婉媚”，讲究对仗，追求诗歌的声辞之美，时人谓之“上官体”。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但其内容仍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所以诗歌的变革只能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一般士人即四杰来承担。

初唐诗坛，宫廷诗苑始终以其汇聚着大量高层人才，联系和沟通多种方面的创作而居于中心地位。表现在：其一，宫廷诗人占绝对多数（约9/10）。即使“初唐四杰”、陈子昂等宫廷以外的诗人也曾在朝中做官。其二，宫廷诗创作数量占优势。其三，宫廷诗人地位高，集中活动京都上层，容易造成影响，且人材集中绵延。诗人主要分三块：宫廷诗人、改革诗人、通俗诗人。

宫廷诗与宫体诗区别：宫廷诗：多应制奉和、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辞藻华美，讲求对仗。但更多地去掉了宫体的浮艳淫亵。宫体诗：以艳丽华美的语言写艳情以及女子的容貌神态，风格浮艳轻薄。闻一多把初唐宫廷诗与齐梁宫体诗等同（如《宫体诗的自赎》），这是不切实际的。初唐“宫体诗”占极少的数量。

宫廷诗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特点

阶段一：贞观诗坛——唐太宗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其周围的诗人。特点：多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典雅绮丽、雍容平和（或雅正、宏大、整肃）。

魏征的讽谏文和抒情诗。魏征《述怀》。

唐太宗要求诗坛的是宏丽和雅正。追求雅正，而不是齐梁的侧艳；以宏大整肃代替琐碎柔弱，以和乐代替颓靡，显示了帝国初兴的时代气息和诗歌风貌的演变。其存诗98首，主要是纪行、咏怀、咏物写景。如《过旧宅二首》其一：“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具有放眼天下的、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帝京篇十首》之一：“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雄伟山川烘托着巍峨宫殿，显出唐王朝的威风，表现了帝王的胸襟与气魄。阶段二：龙朔变体——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体，也称“上官体”。仍以应制奉和为主，但（1）颂体式的铺排减少了，体制不如贞观诗坛宏大。（2）写景绮丽、婉转、细腻、精巧。（3）风格“绮错

婉媚”。如《奉和山夜临秋》：“殿帐清炎气，辇道含秋阴。凄风移汉筑，流水入虞琴。云水送断雁，月上净疏林。滴沥露枝响，空濛烟壑深。”

上官仪的贡献主要在格律和对仗。他提出“六对”说：正名对：日月—天地；同类对：花叶—草芽；连珠对：萧萧—赫赫； 双声对：黄槐—绿柳；叠韵对：彷徨—放旷；双拟对：春树—秋池。又提出“八对”说：的名对、回文对、隔句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联绵对。

王绩在初唐诗人中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的《野望》等诗歌，以平淡自然的话语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而又纯朴疏野的意境。

（二）“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190上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关于“王杨卢骆”的称呼。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大都生于高宗、武后年间，卢骆早于王杨，“王杨卢骆”之称，可能依据当时人们对他们诗歌的认可。《新唐书·文艺传》：“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炯曰：‘吾愧在卢前，耻在王后。’议者谓然。”杜甫《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四杰”的特点与成就：

1.从创作个性看，相对而言，王、杨五律，卢骆长歌行。七古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陆侃如语）。四人的杰作大半是七言，代表作有《行路难》（卢）、《长安古意》（卢）、《帝京篇》（骆）等。

“四杰”也奠定了五律的基础，他们的集子里，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也在四分之一以上。比如，杨炯现存五律14首，完全符合近体诗的粘式律，因此有人就有了“律诗不是成立于沈、宋”的商榷意见。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从军行》（杨）、《在狱咏蝉》（骆）。

2.“骨气”与声律的结合，词采工丽，音调婉媚，四杰继承六朝的艺术实践，又讲求骨气，如《从军行》慷慨豪迈；《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洗悲酸之态，爽朗超脱；四杰有自觉的变革文风的意识，提倡刚健骨气的文风，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纤巧轻靡的诗风，清人冯班说：“沈、宋既裁新体，陈子昂崛起，于数百年后直追阮公，创辟古诗，唐诗遂有两体。”（《钝吟杂录》卷三《正俗》）杨炯《王勃集序》评王诗：“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认为王勃能以风骨充实作品，既壮健又有藻饰。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词旨华丽，固缘陈、梁之迹，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认为既有宫体诗华靡的一面，又有风骨，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3.题材与诗境上，歌行在卢骆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卢照邻《长安古意》）；五律在王杨手里“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杨炯《从军行》）。他们努力开拓诗歌境界，能够运用比较畅达的气势来去感驾文辞，将六朝的骈俪转化为流丽矫健。

4.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开盛唐诗风之先。杨炯《王勃集序》曰：“（龙朔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在他们的诗中已出现壮大、慷慨的作品。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有云：“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神采飞扬，跌宕激越。

总之，他们与陈子昂等共同揭开了唐诗繁荣的序幕，为唐诗高潮的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作品讲读】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稷山县）人。他只活了二十六岁就死了。但是，由于他勤奋学习，因而在短促的一生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既能写诗又会作文，与当时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同样著名，被称为‚初唐四杰‛。

一般说来，人们在同自己的亲威、朋友离别时，心情总是难过的，依依不舍，免不了要讲些祝愿一路平安、保重身体或者后会有期之类的话，有的甚至还要作出‚儿女态‛，流下眼泪来。这当然是人之常情，毫不足怪的。但是，诗作为艺术，如果把这些都写了进去，那就会显得俗套、平庸，没有味道了。王勃不愧是一位市斤，他才不去写这些呢！他的这首送别诗，别开生面，用自然朴实的语言，写出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把人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了，读后使人深受感动。

在这首诗里，开头两句写送别时的情景。当时，诗人是在长安供职，他要送自己的好朋友杜少府（官名）去蜀州上任。蜀州，在现今四川省，州府在崇庆县。两人一起走出了长安城，来到分手的地点，心中有话，但却相对无言，只好观看四周的景致，以克制自己的离情别绪。‚城阙辅三秦‛，但见庄严壮丽的长安宫城，被地势险要的‚三秦‛环护着，气象宏伟。‚风烟望五津‛，再看朋友所要去的地方，千里迢迢，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一近一远、一明一暗的景物，对比强烈，构成了一幅非常真实、生动的送别画面，饱含着诗人对朋友远行的留恋之情。

诗的三四两句是点题的，下面讲明了朋友之间分别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筵席总是要散的，感情十分深厚的朋友也难免要分别，不可能永远会聚在一起。其原因就在于‚同是宦游人‛，各人有各人的职守，都要奔赴自己办事的岗位。所以，这种分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决不会分别而疏远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诗人和杜少府分别的意义就在这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意味深远，是全诗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表现出诗人的宽阔胸怀和远大抱负，使真挚的友情得到升华。人们都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叫做‚知己‛，他有时近在身旁，有时却远在天涯海角，但无论空间怎样的改变，时间如何的推移，友情应该是牢不可破的。而且，决不能狭隘地认为‚知己‛只有一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同样都可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抱着这样的认识和心情与朋友分别，那就不会感到孤独寂寥，相反地却是感到乐观进取，不管到了何处，都会觉得好像仍在与自己的老朋友在一起，促膝谈心，那样的快乐、幸福。

说到这里，诗人还嫌余意未尽，再加上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他语重心长，勉励朋友在分手的时候，千万不要象小孩子那样掏出手绢来揩眼泪，悲伤难过，而要勇往直前，去迎接新的生活。这样的诗句，扣人心弦，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传诵。

《从军行》

杨炯是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高宗显庆六年（公元六六一年），被举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书郎，才只十一岁。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他也和王勃一样，自以为有才，对人态度傲慢，武则天当政时，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三年任满，改任盈川县令（今四川筠连县），卒于任所。后人称他为杨盈川，他的诗文存于今者，称《杨盈川集》。

这首诗，先要讲题目。‚从军行‛本来不是诗题，而是一个乐府曲调的名词。远在西汉时代，汉武帝喜爱音乐歌曲，建臵了一个中央音乐院，名为‚乐府‛。他聚集了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收集全国各地民歌，制定许多新的歌曲，颁布天下，供公私演奏。这种歌曲，称为‚乐府歌曲‛。配合这种歌曲的唱词，称为‚乐府歌辞‛①，或称‚乐府诗‛。在中、晚唐的时候，又称‚歌诗‛。从形式来讲，它们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五、七言混合的，一般都是歌行体诗，采用律诗体的很少。从作用来讲，它们是给伶人歌伎唱的。诗与乐府诗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唱不能唱、或谱曲不谱曲。

这里，必须补充一下，在汉代以前，所谓‚诗‛，就是指能唱的曲词。一部《诗经》，三百零五首诗，都是可以唱的。到了秦汉时期，古诗已失去了曲谱，这个‚诗‛字渐渐成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在东汉时期，谱曲歌唱的称为‚乐府歌辞‛，《诗经》式的四言诗，称为‚诗‛。当时新流行韵五、七言诗，称为‚五言‛或‚七言‛。可以想见，‚诗‛是四言诗的传统名词，五、七言诗还不算是诗。刚才我说，能唱的称为‚乐府歌辞‛或‚乐府诗‛，不能唱的称为‚诗‛，这是魏晋以后的文学概念。

《从军行》是汉魏流传下来的乐府歌曲。汉魏诗人作‚从军行‛，是乐府曲辞。但是到了唐代，《从军行》古曲已经不存在了，杨炯作这篇《从军行》，只是用古乐府曲调名为题目，而这首五言律诗，事实上是不能配合乐曲歌唱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诗题称为‚乐府古题‛。它并不表示这首诗的曲调，而是表明这首诗的内容。因为每一个古代乐府曲调，都有一个规定的内容。例如《孤儿行》是描写孤儿生活的，《从军行》是反映从军的辛苦的。杨炯做了这首五言律诗，用了这个乐府古题，但诗的内容已不同于汉魏时代的《从军行》，可知初唐诗人用乐府古题作为诗题，大多已失去了古义。这一种体式的诗，很难分类，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诗‛一类。

这首诗的写作方法也是一般的，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第一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意思是说，边境上有敌人来犯，警报已传递到长安，使我心中起伏不平。为什么心中起伏不平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书生，没有能力为国家御敌。于是第四联接下去说：‚我宁可做一个小军官，也比做一个书生有用些。‛周武王的兵制，以百人为一队，队长称‚百夫长‛。后世就用以表示下级军官。

第二联说：领了兵符，辞别京城，率领骁勇的骑兵去围攻蕃人的京城。牙璋即牙牌，是皇帝调发军队用的符牌。凤阙，指京城，不是一般的城市，与城阙不同，汉朝时，大将军卫青远征匈奴，直捣龙城。这龙城是匈奴首领所在的地方，也是主力军所在的地方。匈奴是游牧民族，龙城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唐人诗中常用龙城，意思只是说敌人的巢穴。

第三联是形容在西域与敌人战斗的情景。围困了敌人之后，便发动歼灭战，其时大雪纷飞，使军旗上的彩画都凋残了，大风在四面八方杂着鼓声呼啸着。这时，正是百夫长为国效命的时候，一个书生能比得上他吗?

此诗第二、三联只是修饰部分，对诗意并无增加。这正是律诗初形成时的风格，艺术手法还没有发展到高

度。

关于此诗的主题思想，有两种看法：唐汝询在《唐诗解》中以为是作者看到朝廷重武轻文，只有武官得宠，心中有所不平，故作诗以发泄牢骚。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以为作者看到敌人逼近西京，奋其不平之气，拜命赴边，触雪犯风，以消灭敌人，建功立业，不象书生那样无用。前者以为这是一首讽刺诗，后者以为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述志诗。这样，从第二联以下，二人的体会都不同了。我以为吴昌祺的理解比较可取，因为第一联已说明作者心中的不平是为了‚烽火照西京‛，如果说他是为了武人显赫而心有不平，这一句就不应该紧接在‚烽火‛句下了。

《在狱咏蝉》

这首诗写于高宗仪凤三年（678），此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就是言官），数次上书言天下大计，得罪了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此时，正值秋季，所以诗人有感而发，借蝉自喻，用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表达自己遭谗被诬的悲愤心情。明白了作者的身世遭际和创作背景，我们就来具体赏析一下这首千古名诗。

首联二句，西陆，点明时已入秋，南冠，表明囚徒身份。秋蝉鸣唱，引发思乡情。这里运用了起兴的手法，所谓兴者，乃‚赋、比、兴‛之‚兴‛。‚兴‛，就是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我们都知道，蝉在夏天是最亢奋时期，到了秋季以后，就进入的衰竭期，所以秋蝉的最后亮相，当然嘶声力竭做最后的挣扎，继而结束短暂的生命。在这里就是诗人就是以秋蝉的高声哀唱来表示自己的命运悲惨，秋蝉的命运就像诗人此时的命运。此时此刻，正是诗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秋蝉的哀鸣逗引地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而然地侵入了进来，这使得诗人的心情更加沉重地难以自负。

颔联两句，采用两两相对照的手法，进一步表达诗人的身世之哀，命运之惨。一句写秋蝉，一句写诗人自己，将物我结合起来。虽然已是秋蝉，但是其翼依然乌黑。此时的诗人经受磨难和打击，身陷囹圄，中年而白头，所以是‚那堪‛。这里的秋蝉还是秋蝉，它不管诗人是否白头，更加重了诗人的沉痛之感。回想自己年少时也是一腔热血，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抱负，那堪世事难料，这一生走的如此坎坷，如此不堪，如此悲凉，而今空有一腔抱负却无由施展，还遭陷锒铛入狱，只能发出凄冷的哀吟。其实这里，‚白头吟‛一语双关，既有头白之意，又借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司马相如负心于卓文君之时，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怜自伤，表达自己希望白头终老的愿望。联想到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诗人是在劝谏不听反而遭陷入狱之后作的这首诗，因此暗喻统治者的用人不当和不察纳雅言，辜负了诗人的一片忠诚之心。可以这么说，诗人的白头不仅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由于自己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是在内外交困之中急白的。在这里既有对年华已逝的悲哀，也有抱负落空的沉痛，还有对统治者的失望！

颈联两句，是用比喻的手法，以蝉的艰难处境来比喻自己的政治处境。秋蝉已如势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已如知秋而飘零的枯黄之叶，已是谢幕之前最后的粉墨登场，偏偏此时还 ‚露重‛、‚风多‛，让人如何不生出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伤痛之心呢？这里的‚露重‛、‚风多‛是比喻外部环境，‚飞难进‛、‚响易沉‛是比喻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的结果。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在朝廷一片谄谀之声，进言之路已遭阻塞之下，诗人已经处于沉重打击的艰难的政治处境之中。这里已经物我混融，秋蝉既是诗人，诗人已如秋蝉。

尾联二句，收尾响遏行云，义节风高。秋蝉是餐风饮露的，是高洁品行的象征。诗人继续作比，表达自己的孤独之感，这种孤独之感是壮烈的，不是凄婉的。楚国著名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句话真好可以用在骆宾王的身上，拥有高洁品行和清醒头脑的诗人，不被理解，反而遭诬入狱。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处于浑浊不堪的世事，大都命运同此。诗人没有选择陶渊明式的离世而去，而是选择了屈原的入世之举，心系朝廷的诗人选择了入狱。我们在感叹诗人悲壮的同时，也为朝廷遗弃忠臣而哀叹！诗人最后的一问，惊心动魄，石破天惊，既有对朝廷的失望，又有深深地期盼!因此，这里留下的不仅是命如秋蝉、品如秋蝉的诗人的长叹，留下的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千年之问！

总之，这首诗运用比兴的手法，以蝉自喻，寄托遥深，达到了物我混融的艺术境界。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感想，不一定符合作者的原意，可惜的是，斯人已逝，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作者的回答。诗歌的解读本来就是解读者主观情感的主动介入，虽然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是毕竟掺杂了个人的情愫。因此，每一个解读者眼中的诗歌意蕴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诗歌解读的魅力所在。

三、杜审言与“沈、宋”

杜审言在五律方面的成就超过了杨炯，使五律的创作到底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律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他的《合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生动的写出了早春的气息，这也是他最有名的五律。

沈佺期和宋之问是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宫廷诗人。其主要贡献：总结了六朝以来的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进一步将趋于成熟的律诗形式固定下来，最终确立了律诗的形式。他们的作品格律形式完整，为历代批评家所推崇。《新唐书宋之问传》：“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凌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沈之《独不见》为成熟的七律，宋之《度大庾岭》为成熟的五律。

四、陈子昂与唐诗风骨

1.生平简介。（见教材190页）

2.革新文学的主张。“初唐四杰”与陈都自觉革新齐梁诗风，但是他高扬“复古”的旗帜，在对六朝绮靡的猛烈批判中，其态度最坚决，作用和影响也最大。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明确提出“风骨”、“兴寄”的口号。以赞《咏孤桐篇》为名，推出自己的诗美主张，他认为初唐以来的“采丽竞繁，寄兴都绝”的局面是五百年“道蔽”的继续，追求“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效果，极力鼓倡经世致用的诗经传统，标举“汉魏风骨”、“正始之音”，这对唐诗的健康发展有其矫枉过正的作用。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对六朝文学特别是齐梁文风不加分析的总体否定，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种倒退，是一种缺乏兼容性的凭着个人喜好的偏激，是把文学政治化的歧途选择。

3.文学创作。《陈子昂集》收诗110首。著名《感遇》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组诗和《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中《燕昭王》、《郭隗》：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如果说陈是唐诗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则《登幽州台歌》就是这里程碑上的碑文。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据卢藏用《陈氏别传》，这首诗是在作《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后，“乃泫然流涕而歌此诗”。幽州台即蓟丘，战国时代为燕国旧都（今北京大兴县内）。《蓟》诗序云：“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览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言志，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七诗题为：《轩辕台》、《燕昭王》、《乐生》、《燕太子》、《田光先生》、《邹衍》、《郭隗》。七诗成而意未尽，因又泫然而作《登幽州台歌》。

唐孟棨《本事诗·嘲戏》载：“宋武帝尝吟谢庆《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楚辞·远游》：“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的“古人”和“来者”，都是指像燕昭王和郭隗那样礼贤下士、重用人才的明君和贤臣。这两句缅怀古人，感慨自己生不逢时；期待来者，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正如后人所作《陈公旌德碑》云：“道可以济天下，而命不通于天下；才可以致尧舜，而运不合于尧舜”。这种深沉的失意、悲愤和孤独感占据了诗人此时的全部心灵，他驻足于幽州台上，以全部的心神去搜索幽州台悠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现实意蕴。这首诗用的是辞赋体。体式的古朴、文辞的凝重与情调的慷慨悲愤、意境的雄浑深远相得益彰。

五、《春江花月夜》与唐诗“兴象”

初盛唐之交的诗人普遍有一种对生命的留连和伤感——实际上这正是那个时代所赋予人的，也是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最有代表性的是出现了许多《代悲白头吟》、《白头翁》这样诗题的诗，感伤生命的流逝。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希夷的一首。

《春江花月夜》与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同为当时名篇。一为颂春，一为惜春，对生命意识的感受是敏感的：“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唐新语》记载：刘希夷舅宋之问喜后二句。求外甥将此诗尤其后二句让给自己，刘不同意，宋就用土袋压死了他。）

张若虚，扬州人，生卒年不详，生活在初盛唐之交，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同称“吴中四士”。张仅存诗两篇，但《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清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宪天问》），被闻一多誉为“诗中之诗”，“孤篇压全唐”。

《春江花月夜》，诗采取乐府旧题，在内容上并没有完全脱落游子思妇的传统，但是在意境和情趣上却有了崭新的变化。诗人将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与诗情画意融为一体，韵律悠扬回旋，词采清丽轻盈，创造出幽邈、空明的意境。

《春江花月夜》成就：

1、虽用乐府旧题，而内容一新。洗尽艳情诗的绮罗香泽脂粉，借月怀人，极写相思离别之苦。

2、构思巧妙，紧扣题意，由春、江、花、月、夜，逐层铺展，而又以月贯穿之。对月的描写又

是多角度的：初出——天上——斜月——落月。

3、章法整齐而有变化。四句为一韵群、意群，构成一节，忽平忽仄，产生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4、情景理融为一体，以月为线索、以情为中心，又融入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思索和感悟。

5、语言清丽，绝弃了宫体诗的绮靡。还具有民歌的特点：如反复歌咏。春江、海、月（15次）反复出现；又如对偶、顶真的运用。

清人毛先舒：“张之‘春江潮水’篇不著粉泽，自有腴姿，而缠绵蕴藉，一意萦纡，调法出没，令人不测，殆化工之笔哉？”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精读作品篇目：

宋之问《渡汉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王绩《野望》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卢照邻《长安古意》 杨炯《从军行》

骆宾王《在狱咏蝉》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阅读作品篇目：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沈佺期《杂诗》其

三、《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宋之问《度大庾岭》 王绩《过酒家》 王勃《滕王阁序》

骆宾王《于易水送人》、《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陈子昂《感遇》其

二、其三

十四、其三

十五、其三十七

思考题：

1.整理唐代诗歌兴盛的外部和内部原因。2.自学《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翻译，并试作小论文式的分析。3.什么是“兴象”？它在《春江花月夜》中的作用？ 4.“四杰”异同及其地位简述。5.近体诗在唐代定型的过程简述。

参考书目：

1.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

52.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

5.闻一多《唐诗杂论》，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6.宇文所安《初唐诗》，中华书局2005 7.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8.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 1997 9.沈松勤等《唐诗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10.吴在庆《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黄山书社2006 11.胡可先《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第二讲 盛唐山水田园诗

教学目标：

1． 了解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轨迹以及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2． 了解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特点及艺术成就。教学重点：王孟山水诗派诗歌的艺术成就。教学难点：王孟山水诗风的异同；诗与禅。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王维与创造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

一、山水田园诗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从初唐到盛唐近百年来社会基本安定，经济繁荣，为文人提供了漫游山水和隐居田园的物质条件。加之佛、道德兴盛和知识分子漫游隐逸的风气，为文人描写山水田园提供了可能。

盛唐五十年，太平盛世。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载云：“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奇瑞叠应，重译麇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其事。上犹惕励不已，为让者数四焉。” 盛极的大唐帝国声威远扬，百夷臣服、诸邦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可以想见那种光明璀璨、仪态万千的声威形势。在大唐极盛时朝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回忆起昔日的辉煌依然是一往情深的，其诗《忆昔》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东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百姓殷富，四方太平，国力极其强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农耕经济得到充分的发育，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也相应发达起来，并通过各种渠道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商品经济的异常活跃，仓储丰裕，城市繁荣，交通便利，使长安、洛阳、开封及太原等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盛唐的盛世安定和繁荣给大多数地主文人提供了尽情享受人生的物质基础。不但百官时兴筑建郊馆山池，成为“休沐”之所，连一般中小地主都有别业。“以诗取士”的科举，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化，形成了以进士科考为中心的生活内容，出现了围绕着科举考试而进行的干谒交游、行旅升迁的活动，造成了迎来送往必有文人聚会赋诗的风气，大量的山水诗和送别诗就产生于这种场合。当时著名诗人没有一个没有长途旅行，而文人所到之处“到处有逢迎”。随着诗人的人生足迹由傍城池亭而拓向荒漠，而有了行役风景线。池园文会的集体吟咏与山程水驿之间的个人放歌共生。每逢节假日，“所游地推曲江最胜„„朝士词人有赋，日即流传京师。当时倡酬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唐音癸签》）风景审美时尚的扩散，流连光景而寄意玄远的六朝精神被唐人看好，也直接促进了山水诗的繁荣。归纳起来有：

1、隐逸之风。读书山林、“走终南捷径”、隐居山川等。

2、漫游之风。其中名山大川是主要地之一。

3、贬谪。如沈宋、如刘柳等等。

4、佛道盛行。寺庙皆在名山大川。

5、陶谢田园山水诗为盛唐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由模山范水而与自然融为一体，抒写情致。

二、王维生平、创作及作品赏析：

1、生平：（701—761），与李白同时。取“维摩诘”为名、字。梵文中，维，无也；摩诘，诟也。官至尚书右丞，称“王右丞”。又有“诗佛“之称。王维“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三十丧妻死，独居三十余年，吃斋奉佛。维茕独无偶，暮年无子，“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王维早年有诗名，20岁进士及第，后因伶人舞黄狮子坐累，由大乐丞谪济州司库参军。张九龄为相，擢右拾遗、监察御史，奉使出塞。并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母安史乱时，陷贼，以药下痢，装喑，迫为伪给事中。安禄山大宴凝碧池，维赋诗痛悼：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收复两京后，维因作伪官而下狱，经多方努力而豁免：（1）弟王缙愿削自己蜀州刺史官以免兄之罪；（2）作《凝碧池》诗为人所知；（3）审判官要维作画以涂壁。之后，维逐步升官，至尚书右丞。《酬张少府》诗中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维是以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在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自云：宿世谬词客，前生应画师。他擅长山水，承“南宗画”，重写意而不重写实，如“雪里芭蕉图”。在音乐上，他也极精通。《旧唐书·文苑传》：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

2、创作：以天宝初为界，维之思想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时期：前期，积极进取，有政治诗、边塞诗；后期，隐遁事佛，以山水田园诗为主。《使至塞上》、《渭川田家》、《山居秋暝》、《终南山》、《辋川集》二十首绝句。王维的诗歌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山水、田园诗，名作有《山居秋暝》、《终南山》、《渭川田家》、《鹿柴》、《竹里馆》、《辛夷坞》、《鸟鸣涧》等；

二、游侠、边塞诗，有《使至塞上》、《观猎》、《少年行》、《老将行》、《陇西行》等，意境雄浑，洋溢着壮大明朗的情思和气势；三，乡情、友情、爱情诗，名作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杂诗》其

二、《送元二使安西》、《相思》等；四，政治感遇诗，有《寓言》其

一、《偶然作》其五等。

【作品讲读】 《山居秋暝》

这首山水名篇，充分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明写有浣女渔舟，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原来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啊！又由于这里人迹罕到，‚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空山‛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清幽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济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谓其‚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他曾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岖见王侯。‛（《献始兴公》）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挥洒，毫不着力。象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非一般人所能学到。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欢歌笑语，那是一些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追求过安静纯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纷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

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芳而明志洁；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政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青松、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

既然诗人是那样地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隐士》说：‚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

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发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模山范水，对景物作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

《终南山》

首联‚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先用夸张手法勾画了终南山的总轮廓。这个总轮廓，只能得之于遥眺，而不能得之于逼视。所以，这一联显然是写远景。

‚太乙‛是终南山的别称。终南虽高，去天甚遥，说它‚近天都‛，当然是艺术夸张。但这是写远景，从平地遥望终南，其顶峰的确与天连接，因而说它‚近天都‛，正是以夸张写真实。‚连山接海隅‛也是这样。终南山西起甘肃天水，东止河南陕县，远远未到海隅。说它‚接海隅‛，固然不合事实，说它‚与他山连接不断，直到海隅‛，又何尝符合事实？然而这是写远景，从长安遥望终南，西边望不到头，东边望不到尾。用‚连山接海隅‛写终南远景，虽夸张而愈见真实。

次联写近景，‚白云回望合‛一句，‚回望‛既与下句‚入看‛对偶，则其意为‚回头望‛，王维写的是入终南山而‚回望‛，望的是刚走过的路。诗人身在终南山中，朝前看，白云弥漫，看不见路，也看不见其他景物，仿佛再走几步，就可以浮游于白云的海洋；然而继续前进，白云却继续分向两边，可望而不可即；回头看，分向两边的白云又合拢来，汇成茫茫云海。这种奇妙的境界，凡有游山经验的人都并不陌生，而除了王维，又有谁能够只用五个字就表现得如此真切呢？

‚青霭入看无‛一句，与上句‚白云回望合‛是‚互文‛，它们交错为用，相互补充。诗人走出茫茫云海，前面又是蒙蒙青霭，仿佛继续前进，就可以摸着那青霭了；然而走了进去，却不但摸不着，而且看不见；回过头去，那青霭又合拢来，蒙蒙漫漫，可望而不可即。

这一联诗，写烟云变灭，移步换形，极富含孕。即如终南山中千岩万壑，苍松古柏，怪石清泉，奇花异草，值得观赏的景物还多，一切都笼罩于茫茫‚白云‛、蒙蒙‚青霭‛之中，看不见，看不真切。唯其如此，才更令人神往，更急于进一步‚入看‛。另一方面，已经看见的美景仍然使人留恋，不能不‚回望‛，‚回望‛而‚白云‛、‚青霭‛俱‚合‛，则刚才呈现于眉睫之前的景物或笼以青纱，或裹以冰绡，由清晰而朦胧，由朦胧而隐没，更令人回味无穷。这一切，诗人都没有明说，但他却在已经勾画出来的‚象‛里为我们留下了驰聘想象的广阔天地。

第三联高度概括，尺幅万里。首联写出了终南山的高和从西到东的远，这是从山北遥望所见的景象。至于终南从北到南的阔，则是用‚分野中峰变‛一句来表现。游山而有‚分野中峰变‛的认识，则诗人立足‚中峰‛，纵目四望之状已依稀可见。终南山东西之绵远如彼，南北之辽阔如此，只有立足于‚近天都‛的‚中峰‛，才能收全景于眼底；而‚阴晴众壑殊‛，就是尽收眼底的全景。所谓‚阴晴从壑殊‛，当然不是指‚东边日出西边雨‛，而是以阳光的或浓或淡、或有或无来表现千岩万壑千形万态。

对于尾联，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价。有些人认为它与前三联不统一、不相称，从而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辩解说：‚‘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则山之辽廓荒远可知，与上六句初无异致，且得宾主分明，非独头意识悬相描摹也。‛（《姜斋诗话》卷二）沈德潜也说：‚或谓末二句与通体不配。今玩其语意，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比。‛（《唐诗别裁》卷九）

这些意见都不错，然而‚玩其语意‛，似乎还可以领会到更多的东西。第一，欲投人处宿‛这个句子分明有个省略了的主语‚我‛，因而有此一句，便见得‚我‛在游山，句句有‚我‛，处处有‚我‛，以‚我‛观物，因景抒情。第二，‚欲投人处宿‛而要‚隔水问樵夫‛，则‚我‛还要留宿山中，明日再游，而山景之赏心悦目，诗人之避喧好静，也不难于言外得之。第三，诗人既到‚中峰‛，则‚隔水问樵夫‛的‚水‛实际上是深沟大涧；那么，他怎么会发现那个‚樵夫‛呢？‚樵夫‛必砍樵，就必然有树林，有音响。诗人寻声辨向，从‚隔水‛的树林里欣然发现樵夫的情景，不难想见。既有‚樵夫‛，则知不太遥远的地方必然有‚人处‛，因而问何处可以投宿，‚樵夫‛口答手指、诗人侧首遥望的情景，也不难想见。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特点和优点是善于‚以不全求全‛，从而收到了‚以少总多‛、‚意余于象‛的艺术效果。

《鹿柴》

这是王维后期的山水诗代表作——五绝组诗《辋川集》二十首中的第四首。鹿柴（寨），是辋川的地名。诗里描绘的是鹿柴附近的空山深林的傍晚时分的幽静景色。第一句“空山不见人”，先正面描写空山的杳无人迹。王维似乎特别喜欢用“空山”这个词语，但在不同的诗里，它所表现的境界却有区别。“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侧重于表现雨后秋山的空明洁净：“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而“空山不见人”，则侧重于表现山的空寂清泠。由于杳无人迹，这并不真空的山在诗人的感觉中竟显得空廓虚无，宛如太古之境了。“不见人”，把“空山”的意蕴具体化了。

如果只读第一句，也许会觉得它比较平常，但在“空山不见人”之后紧接“但闻人语响”，却境界顿出。“但闻”二字颇可玩味。通常情况下，寂静的空山尽管“不见人”，却非一片静默死寂。啾啾鸟语，唧唧虫鸣，瑟瑟风声，潺潺水响，相互交织，大自然的声音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杳无声息，只是偶而传来一阵人语声，却看不到人影（由于山深林密）。这“人语响”，似乎是破“寂”的，实际上是以局部的、暂

时的“响”反衬出全局的、长久的空寂。空谷传音，愈见空谷之空；空山人语，愈见空山之寂。人语响过，空山复归于万籁俱寂的境界；而且由于刚才那一阵人语响，这时的空寂感就更加突出。

三四句由上幅的描写空山传语进而描写深林返照，由声而色。深林，本来就幽暗，林间树下的青苔，更突出了深林的不见阳光。寂静与幽暗，虽分别诉之于听觉与视觉，但它们在人们总的印象中，却常属于一类，因此幽与静往往连类而及。按照常情，写深林的幽暗，应该着力描绘它不见阳光，这两句却特意写返景射入深林，照映的青苔上。猛然一看，会觉得这一抹斜晖，给幽暗的深林带来一线光亮，给林间青苔带来一丝暖意，或者说给整个深林带来一点生意。但细加体味，就会感到，无论就作者的主观意图或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都恰与此相反。一味的幽暗有时反倒使人不觉其幽暗，而当一抹余晖射入幽暗的深林，斑斑驳驳的树影照映在树下的青苔上时，那一小片光影和大片的无边的幽暗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反而使深林的幽暗更加突出。特别是这“返景”，不仅微弱，而且短暂，一抹余晖转瞬逝去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漫长的幽暗。如果说，一二句是以有声反衬空寂；那么三四句便是以光亮反衬幽暗。整首诗就象是在绝大部分用冷色的画面上掺进了一点暖色，结果反而使冷色给人的印象更加突出。

静美和壮美，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的美的两种类型，其间本无轩轻之分。但静而近于空无，幽而略带冷寂，则多少表现了作者美学趣味中不健康的一面。同样写到“空山”，同样侧重于表现静美，《山居秋暝》色调明朗，在幽静的基调上浮动着安恬的气息，蕴含着活泼的生机；《鸟鸣涧》虽极写春山的静谧，但整个意境并不幽冷空寂，素月的清辉、桂花的芬芳、山鸟的啼鸣，都带有春的气息和夜的安恬；而《鹿柴》则不免带有幽冷空寂的色彩，尽管还不至于幽森枯寂。

王维是诗人、画家兼音乐家。这首诗正体现出诗、画、乐的结合。无声的静寂、无光的幽暗，一般人都易于觉察；但有声的静寂，有光的幽暗，则较少为人所注意。诗人正是以他特有的画家、音乐家对色彩、声音的敏感，才把握住了空山人语响和深林入返照的一刹那间所显示的特有的幽静境界。而这种敏感，又和他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潜心默会分不开。

《观猎》

诗题一作《猎骑》。从诗篇遒劲有力的风格看，当是王维前期作品。诗的内容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狩猎活动，却写得激情洋溢，豪兴遄飞。至于其艺术手法，几令清人沈德潜叹为观止：“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唐诗别裁》）

诗开篇就是“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该具备何等手眼！这又唤起读者对猎手的悬念。待声势俱足，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将军的出现，恰合读者的期待。这发端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方东树）。两句“若倒转便是凡笔”（沈德潜）。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萧条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般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别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颔联体物极为精细。三句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发现，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两句使人联想到鲍照写猎名句：“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但这里发现猎物进而追击的意思是明写在纸上的，而王维却将同一层意思隐然句下，使人寻想，便觉诗味隽永。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意见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紧接“马蹄轻”而来，意思却转折到罢猎还归。虽转折而与上文意脉不断，自然流走。“新丰市”故址在今陕西临潼县，“细柳营”在今陕西长安县，两地相隔七十余里。此二地名俱见《汉书》，诗人兴会所至，一时汇集，典雅有味，原不必指实。言“忽过”，言“还归”，则见返营驰骋之疾速，真有瞬息“千里”之感。“细柳营”本是汉代周亚夫屯军之地，用来就多一重意味，似谓诗中狩猎的主人公亦具名将之风度，与其前面射猎时意气风发、飒爽英姿，形象正相吻合。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觉和喜悦心情。

写到猎归，诗意本尽。尾联却更以写景作结，但它所写非营地景色，而是遥遥“回看”向来行猎处之远景，已是“千里暮云平”。此景遥接篇首。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踌躇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化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校猎时，于云表见一大鸟，射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是一雕，因被人称为“射雕手”。此言“射雕处”，有暗示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之意。诗的这一结尾遥曳生姿，饶有余味。

综观全诗，半写出猎，半写猎归，起得突兀，结得意远，中两联一气流走，承转自如，有格律束缚不住的气势，又能首尾回环映带，体合五律，这是章法之妙。诗中藏三地名而使人不觉，用典浑化无迹，写景俱

能传情，三四句既穷极物理又意见于言外，这是句法之妙。“枯”、“尽”、“疾”、“轻”、“忽过”、“还归”，遣词用字准确锤炼，咸能照应，这是字法之妙。所有这些手法，又都妙能表达诗中人生气远出的意态与豪情。所以，此诗完全当得起盛唐佳作的称誉。这首诗写的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感染力。在这首诗中王维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却是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使至塞上》

诗人作此诗时，与他谊兼师友的名相张九龄受李林甫排斥被罢相。这是玄宗朝政治由清明转为昏庸的标志，因此，诗人在奉使慰劳战胜之军的征中，并非是一味高昂振奋的，也兼有孤寂之感。

前四句，诗人写出了孤寂的心态。“单车”去“边地”，千里迢迢，孑然一身，抬头见胡雁归飞，更令诗人触物伤怀，感觉自己如断根的飘蓬一般远离了故国。后四句，写诗人在“胡天”见到了大漠的奇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此宏壮之景感召了诗人，使他渐摆 脱了孤寂的心绪，生出了豪壮之情，引发了克敌建功、燕然刻石的爱国热忱。

这首诗尤值得一提的是第五、六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无际无涯的大漠中，一缕烽火台上的孤烟，直上青天;长河似带，落日降临，异常浑圆，这两句诗，凸现了大漠粗犷、强毅的精神，凝聚了诗人的心态，从诗的字句看，语不惊奇，朴实无华，但却能状难言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达到了浑成的境界，显示了诗人的深厚功力。

《送元二使安西》

这是一首极负盛名的送别之作。它曾被谱入乐曲，称为《渭城曲》或《阳关曲》（《阳关三叠》），在唐、盛时代广泛流传。安西指唐代的安西都护府，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境内。渭城在长安附近。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南，为自中原赴西北必由之路。当时行人到西北去，都要经渭城，出阳关（或玉门关）。此诗所写，即诗人送别友人的情景。在唐代，西北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各民族之间也经常有政治上的交涉，军事上的冲突，因此，往来道途的人很多，而在当时，两地的生活水平、风俗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当亲友到这种辽远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人们自然会更多更深地表示自己的殷勤惜别之情，如这首诗所写的。

从诗中可以看出，元二并非离家作客，而是已经游宦长安，这一次，又奉使到更远的西安去。王维也是在游宦之中，并非居家，这一次，乃是客中送客。元二从长安出发，王维送到渭城，臵酒饯别，诗即从渭城风物写起。

前两句布景。地是渭城，时是早上，细雨濛濛，沾湿了微细的城土。天气不好，增加了旅途的困难，当然也就增加了别离的怅惋。客舍写明客中送客，并显示远送渭城，暂留复别的情况。古人送别，都要折柳为赠，所以柳色青青，见之不免触目惊心。朝雨画出凄清之景，新柳勾起离别之情，只写景物，而别情已有丰富的暗示。

后两句抒情。使命在身，分手在即，虽然远送，势难再留，这时，也没有其它的办法，只能劝元二再饮一杯，再待一会而已。用一‚更‛字，则此前之殷勤劝酒，此刻之留恋不舍，此后之关切怀念，都体现了出来。所以这一个字的容量是很大的。为什么如此地殷勤、留恋、关切呢？因为元二一出阳关，就再也没有象自己这样的知心朋友了，何况他还越走越远，要到安西呢？从此以后举目无亲，还是在故人面前多饮一杯吧。只这廖廖十四个字，就将好友之间的真挚情谊，抒写无余。言简意赅，语浅情深，正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

当然，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特别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祖国中人民精神风貌的巨大变化，这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作为封建社会的生活史料，古代诗人的感情记录和成功的艺术创作，它仍然是会永远存在的。

三、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及地位影响 1.成就

王维从晋宋之际陶、谢古诗脱化而愈益精致，其诗融情入景，画趣盎然，幽玄秀雅。王维诗情韵风致的高华丰润、清秀空灵，其特征有：

第一，充满了生活的爱意。王维以眼前景所构成的静谧世界，充满了自由、和谐、友爱和潇闲，日照松间，泉流石上，虎兽心善，鸟禽天真，在深层次上象征了没有纷争竞斗的社会理想，诗人把对生活和人世的爱意浓浓地瀑泼出来。

第二，充满了辩证的深意。诗人深受禅宗哲学的影响，而又能够沟通其他，兼同诸学，其无我之心深契山水自然的意志，发掘出自然山水其本身所包含着的哲意禅理：静中蕴动，以动写静；空中有色，以色见空；瞬间永恒，以瞬间里感受永恒。这是只要对王维诗略略留心者都会发现王诗中的这些耐人寻味的“理趣”，这也是其诗厚重高华气象的奥妙之一。

第三，充满了艺术的画意。东坡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清人贺贻孙在其《诗筏》里指出：“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写生，其便娟之恣，逸宕之气，似欲超王而上，然终不能出王范围内者，王

厚于孟故也。”王维天性擅画，精通画理，且移植画艺以丰富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嫩竹含新粉，红莲脱故衣”（《山居即事》），“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中》），“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缓”（《辋川闲居赠裴迪》）等等，充满画意质感的诗句触目可见，而像《终南山》、《泛前陂》和《木兰柴》等诗，通篇巧妙敷色用光，取势构图，得“意余于象”的绘画之妙，更是风神摇曳，迥得天意。

凡此三者，使王维诗喻旨宏深，充满了微妙的暗示。诗人凭借自然静美展现和追求形上超越的努力，使其得以最简约的形式而容纳最华丰的诗意内涵。

特别是，王维在对山水观照时，努力消解纯逻辑的概念活动，绝去圣智，无念为宗，而“空诸所有”的佛理神奇地使他实现了对于山水美的真谛的深观远照，而他又往往以“默语无际，不言言也”的禅理十足的“参证”的表达方式，笔墨极其简淡，如烟如岚，自然灵气恍惚而来去，“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泛眺》）；“白云回合望，青霭入看无”（《终南山》）；“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北垞》）等等，多空中见色，而又色中见空，非色非空，非有非无，这正是他所极擅表现的介乎“色空有无之际”的独特景象，其中幽静清远之美趣让人涵咏不尽。

王维诗多写离尘绝世，物我合一的体悟，及他在自然界中体悟出的禅意。诗人通过禅定，使心澄静，使心处于寂灭（无生无灭）的虚空状态，以达到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作者就把这样的境界以诗境来表达，使诗具有禅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水穷处是空寂无人处，云出时无心，自然生成。一切都是无心而澄静。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无生无死，自然圆足。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寂静安然，尘虑皆空。（《竹里馆》）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注：富有禅趣的诗与纯粹写禅理、修禅感受的“偈”是不一样的。试比较王诗与上两“偈”的不同。王维的那些作品，“比起庄、屈来，便具有一种充满机巧的智慧美。”（《李泽厚十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王维许多诗可以入乐以歌，著名的如《送元二使安西》（《阳关三叠》）。三叠之说：每句再叠；每句三唱，应三叠之说；句首不叠，而每句再唱。东坡论三叠调法，以三说为是。证曰：乐天《对酒歌》“相逢且莫推辞，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进一杯酒。”

2.影响。王维在盛唐有“天下文宗”之誉。中唐大历诗人钱起等受王维影响尤深。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南宋严羽“学诗如参禅”的诗学观，均导源于他；清王士祯讲“气韵生动，神超言外”也以其为圭臬。特别是中国诗学的重“含蓄蕴藉”风格，实乃王维所发端和强化。

王维的意义，即在于他是中国古代诗史乃至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特异存在。他在艺术上深刻而无所不在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王维的出现，使唐诗臻于成熟和完美，并推向高潮。王维给后人最大赋予的即是他们把大自然作为一种精妙语言而精妙运用，在体合宇宙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实践中，展现直彻心源的生命情调，将中国古典诗歌中山水诗推上了峰巅，并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诗美学乃至整个的美学。

第二节

孟浩然及其他山水诗人

一、孟浩然的生平及诗歌创作

1、生平：襄阳人，早于王维，是终生未仕的诗人。40岁前后为界，由隐居求仕而真隐。《新唐书·文艺传》：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以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因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辞行，浩然不悔也。

孟浩然是高士、名流、隐者的形象，傲岸的李白赞曰：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青云。（《赠孟浩然》）

2、创作：《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冲淡中有壮逸之气”。《宿建德江》、《过故人庄》、《春晓》都是淡远之作。

孟浩然的山水诗贴近生活，将净化的情思、清淡的语言、明秀的诗境融为一体。自然平淡，清旷冲逸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但也有少数诗写得气象壮阔，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作品讲读】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诗人选取洞庭湖为切入点，首联描写洞庭湖全景。“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八月秋高气爽，浩阔无垠的湖水轻盈荡漾，烟波飘渺。远眺碧水蓝天，上下浑然。一个“混”字写尽了“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雄浑壮观，表现了一种汪洋恣肆、海纳百川的意境。

颔联描写湖水声势。“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写云梦泽水汽蒸腾，岳阳城受到洞庭湖波涛的摇撼。句式对仗工整，意境灵动飞扬，表现出大气磅礴的气势。一个“蒸”字写出了云蒸霞蔚、龙腾虎跃、万马奔驰之势；一个“撼”字，笔力千钧，如同巨澜飞动、“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场景，然而，“岳阳城”又被壮阔的湖水所拥抱。这使读者比物联类：一座古城与浩淼的湖水相比尚且如此渺小，更何况是一个人的力量。如果没有湖的涵养、滋润，就不会有百草丰茂、万树花开的美景。这里妙笔生花，一语惊人，是千古名句。

颈联转入抒情。“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这两句采用了类比的手法，先说诗人自己本想渡过洞庭湖，却缺少舟和桨，诗人以“无舟楫”喻指自己向往入仕从政而无人接引赏识。后一句中一个“耻”字，道出躬逢盛世却隐居无为、实在感到羞愧的心情，言下之意还是说明诗人自己非常希望被荐举出仕。“欲济”而“无舟楫”，比喻恰当，婉曲传旨。

尾联化用典故，“卒章显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化用《淮南子·说林训》的古语：“临河而羡鱼，不若归而结网。”喻指诗人空有出仕从政之心，却无从实现这一愿望，这是对“颈联”的进一步深化。“垂钓者”比喻当朝执政的人，这里指张九龄，恳请他荐拔；“羡鱼情”喻从政的心愿，希望对方能竭力引荐，使诗人的愿望得以实现，活灵活现地表达了诗人既慕清高又想求仕而难以启齿的复杂心理。总之，诗人那种有志难酬、不得已而为之的难言之情“逸”于言表。

诗人继承了自《诗经》以来传统的比兴手法，托物言志，自然和谐。既包蕴着丰富的自然美，又体现了诗人的逸士风神，正是“笔墨之外，自具性情”。

《过故人庄》 沈德潜称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唐诗别裁》）。也就是说，读孟诗，应该透过它淡淡的外表，去体会内在的韵味。《过故人庄》在孟诗中虽不算是最淡的，但它用省净的语言，平平地叙述，几乎没有一个夸张的句子，没有一个使人兴奋的词语，也已经可算是‚淡到看不见诗‛（闻一多《孟浩然》）的程度了。它的诗味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一开头似乎就象是日记本上的一则记字。故人‚邀‛而我‚至‛，文字上毫无渲染，招之即来，简单而随便，这正是不用客套的至交之间所可能有的形式。而以‚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又见待客之简朴。正是这种不讲虚礼和排场的招待，朋友的心扉才往往更能为对方敞开。这个开头，不甚着力，平静而自然，但对于将要展开的生活内容来说，却是极好的导入，显示了气氛特征，又有待下文进一步丰富、发展。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村里，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这两句上句漫收近境，绿树环抱，显得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轻宕笔锋，郭外的青山依依相伴，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远景。这个村庄座落平畴而又遥接青山，使人感到清淡幽静而绝不冷奥孤僻。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宾主临窗举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才更显得畅快。这里‚开轩‛二字也似平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的，但上面两句写的是村庄的外景，此处叙述人在屋里饮酒交谈，轩窗一开，就让外景映入了户内，更给人以心旷神恰之感。对于这两句，人们比较注意‚话桑麻‛，认为是‚相见无杂言‛（陶渊明《归田园居》），忘情在农事上了，诚然不错。但有了轩窗前的一片打谷场和莱圃，在绿阴环抱之中，又给人以宽敞、舒展的感觉。话桑麻，就更让你感到是田园。于是，我们不仅能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仿佛可以嗅到场面上的泥土味，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乃至地区和季节的特征。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府的话语，都仿佛萦绕在我们耳边。它不同于纯然幻想的桃花源，而是更富有盛唐社会的现实色采。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地里，这位曾经慨叹过‚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诗人，不仅把政治追求中所遇到的挫折，把名利得失忘却了，就连隐居中孤独抑郁的情绪也丢开了。从他对青山绿树的顾盼，从他与朋友对酒而共话桑麻，似乎不难想见，他的思绪舒展了，甚至连他的举措都灵活自在了。农庄的环境和气氛，在这里显示了它的征服力，使得盂浩然似乎有几分皈依了。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盂浩然深深为农庄生活所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再来观赏菊花，淡淡两句诗，故人相待的热情，作客的愉快，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都跃然

纸上了。这不禁又使人联想起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杜诗田父留人，情切语急；孟诗与故人再约，意舒词缓。杜之郁结与孟之恬淡之别，从这里或许可以窥见一些消息吧。

一个普通的农庄，一回鸡黍饭的普通款侍，被表现得这样富有诗意。描写的是眼前景，使用的是口头语，描述的层次也是完全任其自然，笔笔都显得很轻松，连律诗的形式也似乎变得自由和灵便了。你只觉得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与他描写的对象──朴实的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行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每个句子又都不曾显得薄弱。比如诗的头两句只写友人邀请，却能显出朴实的农家气氛；三四句只写绿树青山却能见出一片天地；五六句只写把酒闲话，却能表现心情与环境的惬意的契合；七八句只说重阳再来，却自然流露对这个村庄和故人的依恋。这些句子平衡均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把恬静秀美的农村风光和淳朴诚挚的情谊融成一片。这是所谓‚篇法之妙，不见句法‛（沈德潜《唐诗别裁》）。‚不拘奇抉异……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皮日休《郢州孟亭记》）。他把艺术美深深地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这种不炫奇猎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譬如一位美人，她的美是通体上下，整个儿的，不是由于某一部位特别动人。她并不靠搔首弄姿，而是由于一种天然的颜色和气韵使人惊叹。正是因为有真彩内映，所以出语洒落，浑然省净，使全诗从‚淡抹‛中显示了它的魅力，而不再需要‚浓饰盛妆‛了。

3、评论：孟浩然主要写家乡襄阳附近的风光及吴越山水（漫游时），“冲淡而淳美”。与陶潜作比：陶——把自己作为农民中一分子，反映田园生活和劳作，有着浓郁乡土气息。孟——无陶诗的境界，在恬淡中有热情，孤清而又亲切。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语淡而味终不薄。胡震亨《唐音癸签》： 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殷璠《河岳英灵集》：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苏轼：韵高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终无材料。闻一多《唐诗杂论》：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建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二、储光羲与常建 储光羲，开元十四年（约二十）中进士，任县尉之类的微官约七年。天宝六年于终南隐居处赴太祝，不久任监察御史，约八年。从开元二十一年，辞官归乡（润州延陵），至天宝六年复出，隐居约十四年。安史之乱中被迫授伪署，后获罪而在至德二载被贬南荒，宝应元年遇赦。《全唐诗》收编其诗四卷，271首，其中山水田园诗143首。《河岳英灵集》：“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道教的圣地茅山就在延陵，储光羲受道家影响可以想见，后由道而禅。

他的田园诗似陶处在于对田家生活的真切表现，而超出陶的地方，是对生活细节的刻画。他的诗似王维的地方，就是将宗教的情思融入写景中。禅学对他的影响最深的还是对高远清净意境的追求。这个意境，是道家虚无观与精神逍遥的影响，融合了禅家清静观与明心见性的主旨。也表现出类似王维诗的禅境。

开元末到天宝初，他在终南山隐居。他第二次离家入秦后，在终南山隐居了六年。他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就是写作于这一时期。他与王维等人屡有来往。这一时期王维也在此隐居。与王维和綦毋潜、裴迪时有来往。他在《山居贻裴十二迪》提到其隐居的环境：“出径惜松引，入舟怜钓矶。”《终南幽居献苏侍郎三首》也有这方面的描写：“深林开一道，青嶂成四邻”，“卜筑青岩里，云萝四垂阴。虚室若无人，乔木自成林。时有清风至，侧闻樵采音。凤凰鸣南冈，望望隔层岑。既言山路远，复道溪流深。”环境十分的幽僻，这与他在淇上桑榆满园、东野平阔的隐居环境相比迥然异趣，綦毋潜在准备弃官还乡时（约天宝四载秋），他在《酬綦毋校书梦耶溪见赠之作》描写自己隐居的环境：“往往缆垂葛，出舟望前林。山人松下饭，钓客芦中吟。”末两句又说：“以我采薇意，传之天姥岑。”

储光羲诗能把田园山水与魏晋以来的咏怀诗表现艺术结合，在田家生活的描绘中寓意寄兴，创造了独特的比兴体。他的不少诗境界以闲静清新见长。他在七古上用力最多，格调清幽老成，很有古意。诗人追求天真流畅的风格，但凝练不够。小诗中优秀的如《江南曲》其三：“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船流。”《钓鱼湾》是他的名作：“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见240页。背诵。）

常建与《题破山寺后禅院》

常建的诗最擅创造明秀澄澈的空灵之境界。裴迪与王维的辋川联唱。

祖咏《终南望馀雪》、储光羲《田家即事》、《钓鱼湾》

三、隐逸情结与山水情怀对诗境创造的意义

王维等山水诗人的出现，与盛唐隐逸之风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中有人是借隐逸以企图走“终南捷径”，而更多的则是将隐逸作为傲世独立的表现，以入于山林、纵情山水显示人品的高洁；进而把返归自然作为精神的慰藉和享受，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这种隐逸情结和山水情结对静逸明秀诗境的创造十分重要。因唯有甘于寂寞，才能对自然有细致的观察和感觉，才能以一种虚灵的胸襟去体悟山水，由实入虚，一片空明，向外发现了山水的美，向内发现了自己的真性情。

四、禅宗思想对诗歌感情格调的影响

王维等山水诗的创作，从观物方式到感情格调，都带有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化意蕴，饶有禅意和禅趣。

精读作品篇目：

《终南山》、《山居秋暝》、《汉江临泛》、《渭川田家》、《使至塞上》、《观猎》、《送元二使安西》、《竹里馆》、《鸟鸣涧》、《过故人庄》、《临洞庭上湖赠张丞相》、《秋登兰山寄张五》、《宿建德江》、《春晓》、《题破山寺后禅院》。

阅读作品篇目：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新睛野望》、《桃源行》、《老将行》、《观猎》、《相思》、《鹿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夜归鹿门山歌》、《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春晓》、《岁暮归南山》。

思考题：

1、在诗歌划分上，为什么把安史之乱后的十年也划入盛唐时期？

2、如何概况“盛唐气象”？

3、盛唐诗和诗坛特征概述（与初唐比较）。

4、盛唐山水田园诗繁荣的原因。

5、王孟山水诗如何体现“盛唐气象”的？

第三讲

盛唐边塞诗

教学目标：

1.了解边塞诗的发展轨迹以及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2.了解高适、岑参诗歌的成就。教学重点：高岑诗派。

教学难点：高岑诗风的异同。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高适、岑参的诗歌创作

一、盛唐边塞诗概况

（一）边塞诗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1、战事频繁。卫国、拓边。主要在西北——东北这一线上，南昭、吐蕃也有，但较少。

2、尚武之风，统治者的激励。士人关心边塞战争。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塞下曲》）

3、入幕。如高适、岑参。

4、前代边塞诗的有益借鉴。

（二）边塞诗的主要内容：边塞风光、军事生活、征人思妇的情感、议论战争的得失等。高适《燕歌行》。

（三）边塞诗的体裁：多七言古体、绝句（山水诗多五言古、近体）。

（四）盛唐边塞诗的时代色彩：总体风貌：气势雄浑、豪迈遒劲、慷慨而悲壮。表现了士人昂扬向上的豪迈激情，以及对建立军功的渴望，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如李颀《古从军行》。

二、高适及其诗歌

1、生平（702—765）：字达夫，渤海人，祖父高偘，武后时人，乾陵有其陪葬墓，是有名的将领。高适虽为文士而建立功业的愿望强。高适生来不是文人，“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旧唐书》）说明高适的具体办事能力并不出色，他的才能主要还是表现在对大势的把握上。高适向往功名：“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他一生从军二次以上：对契丹、奚的战争。后中有道科，作封丘尉，写诗说：“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辞官，入哥舒翰幕任掌书记，正是唐拓边战争最严重时。高适颇得哥舒翰的奖掖和信任，这改变了他的一生。安史乱后，哥舒翰败，高适被捕后逃出，至灵武，后任淮南节度使、西川节度使。官至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封渤海侯。杜甫至成都时最初得力于高适。

2、创作：题材有边塞诗、关心民瘼的政治诗、抒写怀抱和友情的抒情诗。其边塞诗的特点：内容广泛，但最突出的是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边塞形势，议论战争的得失，以政论笔调表达边防政见的诗。

【作品讲读】

代表作《燕歌行》赏析：

《燕歌行》是高适的著名诗作，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选取的，近年来也有过许多注释本。但是，这首诗文字虽易懂，解释却颇不容易，因为有三个问题，似乎一向没有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作者的自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但在《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中却是‚开元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张公出塞而还者‛。这个张公，是张守珪。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官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开元二十一年，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三年，以河北节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根据这个政历，开元二十六年称‚御史大夫张公‛是对的，而开元十六年张守珪还没有兼御史衔，称‚御史张公‛是错了。由此看来，原文似乎应当是‚开元二十六年‛。但《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末年（公元七五六年），收录的都是开元、天宝年间流传众口的著名诗篇。《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编集的，所根据的都是唐人写本。这两部书都较为可信，而它们同样作‚开元十六年‛，似乎原本确实如此。因此，我以为，可能高适作此诗及诗序时，是在二十一年以后，二十六年以前，则称‚御史张公‛也不错，而‚开元十六年‛则是他追记的年份。

无论是开元十六年或二十六年，这个年份只是那个曾经从张守珪出塞的幕客回来的年份。回到什么地方?诗序中没有说明。我们知道这时期高适还流浪于梁宋之间（今开封地区），正在学做诗。这位幕客做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看。于是高适‚感征戍之事‛，也和作了一首。这位幕客不知是谁，他的《燕歌行》内容也不详，可能是叙述或歌颂张守珪的功绩的。高适这首和作里，有没有引用原作中的事实?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都无法知道，因此就不容易正确地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作者对于这些‚征戍之事‛的‚感‛，到底是什么态度?肯定呢，还是否定?歌颂呢，还是讽刺?我看过一些笺释，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似乎都没有说明白。

第三个问题，是这首诗的结构，到底是集中描写一件事实呢，还是概括了许多‚征戍之事‛?这些地名，是记实呢，还是借用?所提到的人物，是一个人呢，还是许多人?如果是一个人，是特写张守珪呢，还是另有别人?‚汉将‛是谁?‚男儿‛是谁?‚身当恩遇‛是谁?‚死节‛又是谁?这些辞句，都有些捉摸不定，因而笺释

者就意见纷纭。

以上三个问题是有联带关系的，不能一个一个地分别解决。《旧唐书〃张守珪传》有一段记载，极可注意：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蕃死，河西汹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臵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

这一段历史，可以启发我们两件事：

（一）开元十六年，有一个张守珪的幕客从瓜州回来。他曾作了一首《燕歌行》，叙述或歌颂张守珪这一次的军功。高适读了，印象很深。过了几年，就采取这个题材，也作了一首。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高适作此诗时，张守珪已转官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河北节度副大使，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的地名都是在幽州国防线上了。

（二）诗中最有关系的两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多数注释者都以为讽刺主将荒淫，耽于酒色，而不恤士兵的生命。但是从这两句的上下文看来，分明不是作者对张守珪的讽刺。这个谜，向来没有人解通，只有陈沆在《诗比兴笺》中曾引用这一段史传，认为这两句与瓜州的‚空城计‛有关，但是，他又说：‚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这样，他虽然注意到张守珪在瓜州以空城退敌这一史实，还是不敢确定这两句诗是歌颂，还是讽刺。这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诗序原本是‚开元十六年‛。

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是张守珪功名极盛时期，瓜州之胜，虽然是一时侥幸，但也可见其胆略。当时必然众口喧传，非但幕客以之入诗，而且历史传记里也写了进去，可知高适作此诗，决不是有讽刺之意。

《燕歌行》是乐府古题，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解释这个曲调的内容是‚言时序迁换，而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高适所感的‚征戍之事‛，这也是其中之一。既然用此题作诗，就应该符合这个曲调的内容要求。所以，‚铁衣远戍‛以下四句，就离开了张守珪故事，而表现《燕歌行》的本意了。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对突厥、回纥、吐蕃，连年有战争。对于这些战争，当时的诗人，一般是不反对的，因为是卫国战争。对于参加这些战争的将士，又常常歌颂他们为民族英雄，认为他们是为国死节，不是为了贪功受赏。‚死节从来岂顾勋‛一句就表现了这个观点。但对于战争本身，他们是反对的，或说憎厌的，因为‚沙场征战苦‛，驱使无数人民去‚暴骨无全躯‛。因此，归根结底，最好还是有一位象李牧那样的将军，驻守边塞，以守备为本，既不让敌人侵入，又不至于发生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高适这首诗的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瓜州战功而作，显然就是那个幕客原作的题材内容，否则，为什么说是‚和‛呢?其后半篇十二句是表现了他对‚征戍之事‛的复杂的，或说矛盾的‚感‛，同时，也是为了符合题目。‚杀气三时作阵云‛一联是描写边塞上随时都有战争。‚三时‛是春、夏、秋，见《左传》。春、夏、秋是耕桑的季节，古人作战一定选择冬季，可以不妨碍生产，而且容易征召兵士。‚阵云‛是某一种状态的云，据说出现了这种云，就预兆着会发生战争，因为这种云是‚杀气蒸腾而成‛。现在说春、夏，秋三时都有阵云，可知终年都有战事。

这首诗一共用了七个韵，每韵成为一首绝句。第二、四、七韵是平韵绝句，其馀都是仄韵绝句。每一首绝句都押三个韵脚。第四韵‚大漠穷秋塞草腓‛，这个‚腓‛字有许多本子都作‚衰‛字，肯定是错的，因为‚腓‛字是韵。第六韵‚边庭飘颻那可度‛，这个‚度‛字与下句的‚有‛、‚斗‛二字现在读起来好象不押韵，但在唐代可能是押韵的，‚度‛应当读如‚豆‛，如果不是古音，准是方言韵。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乐府诗，但从句法、韵法和平仄粘缀的角度看来，却是七首绝句的缀合。（‚君不见‛的‚君‛字可以说是衬字。）每一首绝句表达一个完整的观念，绝不与上下文联系，这种结构是极少见的。

从来评选唐诗的人，似乎都把这首诗评价得过高了。其实，主题思想的不一贯，句法结构的支离散漫，仍然都是缺点，在高适的创作过程中，这首诗还是他的早期作品，不能作为他的代表作。高、岑虽然齐名，论七言古体的边塞诗，毕竟高不如岑。

3.高适诗歌的艺术特色：A、叙述、描写了边塞景象、抒情、议论结合，叙述了战争的全过程、描写了边塞景象、抒写了征任思妇的痛苦、议论了战争失败的原因——主要表达边防政见，而重在发议论。B、对比——反复对比，多重对比，突出重心。出征时的骄横与失败时的困苦凄凉作比；士兵的苦战，为国死节与将军的享乐、恃宠贪功作比；敌我对比古与今之将帅作比。C、韵脚平仄互押，或激昂、或缠绵。七言歌行中大量地运用律句、对仗句，整饬合律。D、悲壮苍凉、朴质沉雄的风格。

三、岑参及其诗歌

1、生平（715—770）：祖南阳人，出生湖北江陵。岑参出生世家，曾祖父（文本）、伯祖父（长清）、伯父（羲）皆以文至宰相。岑参言“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感旧赋》）岑参父官至刺史，早卒，他以苦学而登进士第。官至嘉州（今乐山、峨眉）刺史，世称“高嘉州。”岑参曾入高仙芝、封常清幕府作判官（由节度使、观察使等自己选择官吏以备差遣，非正式官）。与高适不同的是，岑参缺少对功名的积极追求。他去过很多地方，且有的地方为传统士大夫到所未到，见所未见（如安西、北庭都护府）。

2、创作：岑诗的艺术个性极为明显，他是盛唐李白之外的又一位优秀的浪漫诗人。杜甫说“岑参兄弟皆好奇”（《美陂行》），岑参以“好奇”之眼看奇丽独绝之景，他笔下的景色最神奇、最具特色。代表作《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的边塞诗奇丽壮美，富于浪漫主义激情，也不乏浪漫手法。他善于写奇丽壮美的西北边塞风光，如火山、沙漠、雪海、草原、狂风等，然而这些奇特壮美的自然现象又常常构成艰苦卓绝的环境，形成对军旅生活的考验。而诗人又极善于把边关将士放在这样的考验中，突现他们的豪情壮气。边疆环境的恶劣，边陲生活和战事的艰苦，有力地衬托出戍边将士的英雄主义精神。诗人善于使用夸张、比喻等浪漫主义表达方式，如“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解析：

内容歌咏白雪——奇；送别——情韵。艺术：写景奇特——风奇、雪奇、冷得奇传情别致——春风、梨花、乐、饯行，送别的温暖与热烈；愁云、寒、雪，送别的愁思。

岑参、高适比较谈：

岑参与高适都长于写边塞诗，且都具有豪迈雄壮的风格，又都长于七言歌行体。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仅就二人的边塞诗而言，高偏于悲壮，岑偏于奇丽；高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岑诗则长于描写，多寓情于景；高诗浑厚质实，岑诗瑰奇俊峭；高富于现实关怀，岑长于浪漫想象。大抵就思想而言，高深于岑；就艺术而论，岑美于高。

殷璠《河岳英灵集》：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朝野通赏其文。”岑参“语奇体隽，意亦造奇。”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元陈绎：高适“尚质主理”，岑参“尚巧主景”。尚质，叙事质实、语言质朴，主理重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尚巧，立意巧（如雪中送别），构思巧（如千树万树梨花开），主景，重在写景。（《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刘开扬，中华书局，《高适集校注》 陈铁民、侯忠义，上古出版社）

第二节

盛唐其他边塞诗人

一、王昌龄

1、王昌龄（约690—755）。曾为江宁（今南宁）丞，世称“王江宁。”又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尉，世称“王龙标。”后为刺史闾丘晓所杀。今存诗177首，以七绝为主（75首）。其诗负有盛名，有“诗家天子王江宁”之称，尤其七绝，明王世贞说他可以与李白争衡，列为“神品”，称为“联璧”。或称“七绝圣手”、称“开天圣手”。其诗题材主要有闺怨（宫怨《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边塞、赠别。《出塞》被称为七绝压卷之作。其七绝的艺术技巧：善于捕捉刹那间或听到、或看到、或感到的东西入诗，启发读者的联想。如《闺怨》，女子言妆登楼欣赏春景，在看到柳色的刹那间，她感到了自己的孤独，便引起幽怨之情；又如《从军行》“烽火城西百尺楼”，征人独坐戍楼，忽然羌笛声传来，便引起他无法排遣的思家之情。构思精巧、新奇。起句往往高昂，虽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但多神妙、不凡。如“秦时明月汉时关”、“琵琶起舞换新声”、“大漠风尘日色昏”。到第三句，又往往另辟蹊径，翻出新意。如《出塞》(其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之后，不写征人思妇的愁思，而一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隐约讽刺了今无良将，深化了题旨。风格劲健有力。

【作品讲读】 《出塞》其一 诗的首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七个字，即展现出一幅壮阔的图画：一轮明月，照耀着边疆关塞。诗人只用大笔勾勒，不作细致描绘，却恰好显示了边疆的寥廓和景物的萧条，渲染出孤寂、苍凉的气氛。尤为奇妙的是，诗人在‚月‛和‚关‛的前面，用‚秦汉时‛三字加以修饰，使这幅月临关塞图，变成了时间中的图

画，给万里边关赋予了悠久的历史感。这是诗人对长期的边塞战争作了深刻思考而产生的‚神来之笔‛!接着，诗人触景生情，写出次句‚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一句既叙事又抒情。在深沉的感叹中暗示当时边防多事，表现了诗人对于久戍士卒的深厚同情。而这一句，又从空间的角度点明边塞的遥远。这样，诗人便创造了时空交织的意象，把读者带到万里以外的边塞，引进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去回忆、体验、思考。这两句包含了多少言外之意呵!秦汉时的边关，至今在月下依然如故，面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已有多少士卒血洒沙场，至死未归；又有多少战士仍然戍守着边关，不能归来。诗人借助阔大、悠久的时空意象，表现战争给秦、汉以来历代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立意既高，又看得深远，真可谓‚发兴高远‛。

既然战争造成了人民共同的悲剧。那么，怎样来制止、结束这个悲剧呢?诗人在三四句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为久戍的士卒发出呼吁，希望有象飞将军李广那样的名将来率领广大战士打败敌人，夺取胜利，使敌人从此不敢再来侵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融抒情与议论为一体，直接杆发戍边战士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家的壮志，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写得气势豪迈，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同时，这两句又语带讽刺，表现了诗人对朝廷用人不当和将帅腐败无能的不满。有弦外之音，使人寻味无穷。对《出塞》历来评价很高。明代诗人李攀龙甚至推奖它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杨慎编选唐人绝句，也列它为第一。这些评价未必恰当，但它确是一首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

《从军行》其一

这首小诗，笔法简洁而富蕴意，写法上很有特色。诗人巧妙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前三句叙事，描写环境，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创造气氛，为第四句抒情做铺垫，突出了抒情句的地位，使抒情句显得格外警拔有力。‚烽火城西‛，一下子就点明了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了望台上。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只有这座百尺高楼，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时令正值秋季，凉气侵人，正是游子思亲、思妇念远的季节。时间又逢黄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这样的时间常常触发人们思念于役在外的亲人。而此时此刻，久戍不归的征人恰恰‚独坐‛在孤零零的戍楼上。天地悠悠，牢落无偶，思亲之情正随着青海湖方向吹来的阵阵秋风任意翻腾。上面所描写的，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没有声音，还缺乏立体感。接着诗人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在寂寥的环境中，传来了阵阵呜呜咽咽的笛声，就象亲人在呼唤，又象是游子的叹息。这缕缕笛声，恰似一根导火线，使边塞征人积郁在心中的思亲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终于来了个大爆发，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这一缕笛声，对于‚独坐‛在孤楼之上的闻笛人来说是景，但这景又饱含着吹笛人所抒发的情，使环境更具体、内容更丰富了。诗人用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何等巧妙、何等自然！

在表现征人思想活动方面，诗人运笔也十分委婉曲折。环境氛围已经造成，为抒情铺平垫稳，然后水到渠成，直接描写边人的心理——‚无那金闺万里愁‛。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征人思念亲人、怀恋乡土的感情，但不直接写，偏从深闺妻子的万里愁怀反映出来。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妻子无法消除的思念，正是征人思归又不得归的结果。这一曲笔，把征人和思妇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就全篇而言，这一句如画龙点睛，立刻使全诗神韵飞腾，而更具动人的力量了。

二、王之涣、王翰、李颀等其他边塞诗人 王之涣

极负诗名，但仅存诗六首。著名有《凉州词》、《登鹳雀楼》。《登鹳雀楼》的作者有三说：一是朱斌作。芮挺章编《国秀集》为天宝三载，在王死后两年，选王诗二首，此一列为朱斌作。二是朱佐日作。南宋范成大作《吴郡志》，引《翰林盛世》，以为朱作。三是王之涣作。宋985年编《文苑英华》，认为是王作。

王翰 有《凉州词》著名。崔颢，有《黄鹤楼》著名。

李颀 以边塞诗盛名，其《古意》、《古从军行》等，以豪迈的语调写塞外的景象，揭露封建帝王开边黩武的罪恶，情调悲凉沉郁。还有描写音乐的诗篇，如《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等，记述当时自西域传入的新声。

精读作品篇目：

王昌龄《从军行》其

五、《出塞》其

一、《闺怨》、《芙蓉楼送辛渐》、《燕歌行》、《别董大》

王之涣《登鹳雀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阅读作品篇目：

《碛中作》、《赵将军歌》、《逢入京使》、《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其

九、《蓟中作》、《封丘作》

思考题：

1.盛唐边塞诗兴盛的原因概述。2.高岑诗歌比较。

3.王昌龄绝句阅读，并写作小论文。

第四讲 李白

教学目标：了解李白其人与创作成就。

教学重点：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歌行体的艺术特征。

教学难点：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的成因，乐府与歌行的比较。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李白生平、思想个性

一、生平：（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官至翰林待诏，称“李翰林”，有“诗仙”之称。其出身有许多疑点，其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迷，主要有四种说法：（1）凉武昭王（李暠GAO或HAO）九世孙；（2）指李树而生（李阳冰）；（3）其族获罪，谪居条支（属于西域，今在伊拉克境内）；或说在碎叶（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碎叶，今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陈寅恪《李白氏族之疑问》认为：李白父客，像是胡任到李唐经商而取李姓。从其诗中可看出他曾在胡人聚居地生活过。又有人说李白“眸子炯然”，如“饿虎”样，类胡人。白有许多习惯也很特别，如友人死，他为之剔骨而葬。其子女取名“颇黎”、“明月奴”。

李白一生主要分为五个时期：

1、读书与蜀中游历期。25岁之前。五岁随父到江油县，“五岁诵六甲（天干与地支组成六十组干支，其中起头的是‘甲’字的有六组，故称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不到二十岁，苏颋见到李白，说他“天才英丽，可与相如比肩。”道教大师司马承祯说他有“仙风道骨”。

2、壮游与求仕期。41岁之前。李白不屑参加科举，希望通过漫游求得引荐的机会，“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湖北安陆时，与高宗时宰相许圉（YU）师的孙女结婚，在此约十余年。

3、长安三年入仕期。42-44。有人考证，李白曾两入长安，开元后期一次，但无功而返。天宝元年可能由于玉真公主、吴筠、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召入长安作家供奉翰林。“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但他实际是以诗名来供奉。而李白自恃太高，无心理准备，依旧纵酒狂歌，桀骜不驯：“长安市中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后受排挤，赐金放还。二入长安在李白一生中很重要，使其后的创作有着强烈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4、再次游历期。45——55岁。离开长安，李白又开始漫游。在洛阳遇到了去长安的杜甫，杜随白游历，二人有近一年的交游。（李白有二诗与杜，杜有十二首诗赠白。）之后，白与武后时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结婚。这期间，白热衷于求仙访道。

5、安史之乱期。56——62岁。安史乱后，白隐居庐山。玄宗奔蜀，马嵬后，肃宗在灵武继位。玄宗在成都尚不知时，发布公文，命其子平定天下。永王李璘在江陵招募将士数万人，东下平乱，实则别有野心。他经庐山辟李白为幕僚。白是不懂政治的人，只是出于报国安民的意图，入幕，作《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崩奔似永嘉；但永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肃宗以逆反镇压永王，白以“附逆”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西）。玄宗还都，大赦天下，白得还。据郭沫若考定“朝辞白帝彩云间”一诗即是李白听到遇赦而作，极高兴。他丛九江到三峡走了一年多，而回来是“千里江陵一日还。”62岁的白死于当涂，一说患腐胁疾而死，一说是因醉入水捞月而死。

二、思想：清人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李白的思想儒道侠兼有。道教思想伴其一生，也影响其创作个性。他在政治上极端自负，想有所作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他又以谢安自喻，追求功成身退：“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救苍生应为晚。”儒道兼重，又加上极度自负，政治上的无能，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和痛苦。

三、生活和个性：生活：李白一生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A、信道求仙。他常梦见与仙人交游，对长生飞仙，深信不疑。白举行入道仪式，疑有两次。如《西岳莲花山》、《梦游天姥吟留别》。B、隐居游历。天下山水，白游历十之七八。他广交天下友。C、仗义行侠，嗜酒终身。他剑不离手，欲如项羽学万人敌。他挥金如土，讲义气，重然诺。自称“酒中仙”。杨义《李白的醉态诗学》：醉态成为他的思维方式，酒至醉而诗出，“斗酒诗百篇”；好酒入唇，下笔如有神“清平调”中“云想衣裳月想容”。其他诗人虽醉酒但不能成为其思维方式：阮籍好酒，“对酒不能言”；陶渊明好酒，“欲辩已忘言。”D、求仕与为官。白任情使性，不懂政治。虽为官很短，但影响其一生。

个性：杜甫《赠李白》：“秋来相顾尚瓢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狂放不羁，追求自由平等，乐观豪迈、傲视权贵、粪土王侯，特别是他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把十分繁难艰苦的事情看得一蹴而就的简易，以诗人之心观察政治和人情世态。而其结果则愈发加大了主客体间的落差，李白在这成反比的加速循环中，心理愈发敏感，情感也愈发容易激变，一旦有山水外物与之不平之心相撞，其深刻而巨大的忧愤和感伤便具象为崩云裂岸的潮回海涵之大观。吴经熊《唐诗四季》：李白像一曲交响乐。他像王梵志那么的快乐活跃；像杜审言那么夜郎自大（更有资格）；像陈子昂、张若虚那么富有创造力和宇宙感怀，只是较他们货色更地道；像王昌龄和其他善咏春情的诗人那么了解女人的心理；最后，他描写大自然之动人，虽然与王孟之不同，却不弱于他们。他是盛唐最具人格魅力的人。有人认为，李白的悲剧，是科举制度替代传统的用人制度下的悲剧。（木斋等《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京华出版社2001，204-208页）其实，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其诗多是他遭到政治残酷压迫之后的产物，多于感激，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具有强烈的“骚”韵。上天入地的游心驰神，陷人于惝恍迷离之中。末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突兀而出，分明告诉世人：其醉翁之意不在山水，而在乎政治。因此，其诗中，不仅贯注以愤激之气，而且时不时地生硬地冒出几句牢骚语，使其山水诗政治抒情化了。他不断地动用“黄河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之类的意象，以泄其愤，以呈其才，更是表现其耽于酒精和幻想中的精神胜利的愉悦，让我们领略其醉的深度。其诗中十之七、八与酒有关，也正是这些以酒为题材的作品最能表现其气质和思想，最能代表其艺术个性。

第二节

李白的诗歌艺术

一、艺术个性及主要特征

存诗940余篇，在唐代诗人中仅次于白居易、杜甫。李阳冰曾编《草堂集》，今不存。现有宋人编《李太白文集》，最好的版本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所存。南宋杨齐贤编、元萧士赟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杨第一个为李白作注，萧进士及第后，专心注李诗，历时五十年。）王琦注《李太白文集》、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三十卷》，其诗内容有讴歌山水、赠别、抒怀、反映社会问题、反映妇女生活等。

1、在取材设象上：李白心高气傲，尤其喜好雄伟瑰奇，笔下多南方景，追求形象出众，怪石、危崖、飞瀑、惊湍、轰雷、掣电，借山水挥斥幽愤，把强烈的主观色彩，变现为极具个性化的抒情意象。李白这一特点表现为侧重抒发豪迈气概和激情壮怀，很少对客观景物作细致、具体描绘。于大自然的伟力神功面前，李白感到的不是己身的渺小无为，而有一种极其无限的解放感、昂扬感和飘逸感。

2、在表现形式上：李白多用七言歌行古体、乐府杂言，不主故常，任由意志主宰，不能以律束，往往是情感喷发式的无所节制，故纵横错综，气逸调雄，荦荦不可相羁，实在是与其秉性姿质相一致。

歌行：李白擅长的诗体是歌行及绝句（159篇），律诗不占十分之一。歌行是七古中最少约束、最多变化、最富容量的诗体：热烈的情怀、壮观的场面、动人的故事、昂扬的精神、缠绵的思绪，都适合用歌行来表现。李白的创造力、表现力都尽可能地在七古、歌行中展示。这一诗体最适合李白，这一诗体到了李白手里最具风神。《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注：七古，包括歌行、乐府、齐言七古和杂言七古。有人把七古等同歌行。）李白以歌行体造成抑扬顿挫、淋漓酣畅、气势飞动，铺张扬厉的特点。

李白也好用乐府旧题，擅长乐府，他的乐府诗大量地沿用乐府古题，创新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题写今事，缘事而发；一方面则用古题写己怀。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这些诗往往借这个题目在古辞中的寓意和感情倾向，创造性地生发和联想，以纵横恣肆的文笔而形成磅礴豪放的气势，把乐府诗推想了无与伦比的高峰。但是，他的歌行成就比乐府还要高，他的生命精神和非凡气魄集中表现在这上面。但二者的界限不大容易划清。歌行的代表作有《梦游天姆吟留别》、《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主要的辨别记号是带有“歌”、“行”、“吟”、“谣”）其歌行，完全打破了诗歌创作上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任随性情。他的这类诗歌具有雄奇瑰伟的阳刚美，创造了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魏万推崇白“鬼出神入”。李白除歌行外，还有五古，如《古风》59首、《丁都护歌》。李白古体诗是前朝之极致，而杜甫的影响主要在中晚唐、宋，尤其律诗。

李白七言绝句飘逸飞动、一气直下的特点依然存在，但比古诗多了几分蕴藉。如《望庐山瀑布水》、《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绝句中也有秀美的意象的诗，如《独坐敬亭山》、《静夜思》、《玉阶怨》等。绝句因其篇幅短小，多以一景、一事、一时之感受如诗，故多明快地脱口而出，形成清 新自然、不事雕琢的特点。明快俊爽，风神清朗的风格。

3、在艺术技法上：而李白的诗，想象力异常的奇特和丰富，想象奇之又奇，拘束不住。奇句夺目——起句突兀，往往破空而来，造成气势，具有“惊人“的艺术效果。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大跨度的景象扫描，大幅度的时空转换，大反差的情感升降，大起落的结体布局，加之以大夸张的虚构和想象，大胆的夸张，以及个性化的清丽明快的语言。诗人以神来之笔，忽而论文，忽而人生，忽而送别，忽而赏景，语言错落，任情舒展，似无章法，实则淋漓痛快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怀。李白感情抒发的方式是“李白式”的：一泄如注，一气呵成，淋漓痛快，不受拘束，如天马行空一般。有人说李白，用胸口一喷即成好诗。而杜甫的好诗是吭吭哧哧作出来的。他对杜甫的讥讽：“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舞。借来别

来太瘦生，总为作诗太辛苦。”

4、在美学效果上：李白山水诗的主导风格：清雄逸放，奇瑰豪宕的壮美。境界恢弘，气象万千。“出鬼入神，惝恍莫测”（《诗薮》）。她在自己的诗中这样概括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很能说明诗人气质与其诗风必然的关系。语言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结构上“白诗天才纵逸，至于七言长古，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唐宋诗醇》卷六）生成了飞动飘逸、雄奇壮美的艺术境界。施蛰存《唐诗百话·将进酒》云：“李白的诗，是第一流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在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情况，正和雨果在法国、拜伦在英国一样。游仙、饮酒、美人，是他的浪漫主义形式；嵚崎、历落、狂妄、傲岸，是他的浪漫主义精神。”

二、李白的影响

李白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独立人格和非凡自信，狂放不拘的个性风采，以及那种天马行空、纵横恣肆的自由意志，那种与自然冥合为一的潇洒风神。其次是他诗歌的豪放飘逸、变化莫测的魅力，具有丰富而奇特想象力，超凡卓特的创造精神。除了最完美的浪漫主义诗篇外，就是其人格魅力。杨义《李白的醉态诗学》：“李白是中国最深入人心的伟大诗人之一。他最让人诗兴焕发，才华灵动，神气飘逸，心胸俊爽。这对于行为拘谨、思想沉重、顾虑重重的中国人，永远具有精神启蒙、净化和提升的价值。从这种意象上说，中国有李白，是中国文化的大幸。”

第三节 李白作品分析

《将进酒》

《蜀道难》是乐府《相和歌辞〃瑟调曲》旧题，内容多以山川之险言蜀道之难。本篇诗人袭用乐府古题而推陈出新，以丰富的想像、奔放的语言、雄健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由秦人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景色。既写了蜀道的艰难，又写了人生旅程的艰难，并寄予了对国事的忧虑和担心。全诗以强烈的咏叹凭空起事，继之以浩渺混茫的古代传说和高危险峻的山水景物。大起大落的跳跃式的诗歌情感结构，给人以奔腾回旋的动感；流走于其中的气吞山河的宏伟气魄，给人以涤荡心灵的强烈震撼。全诗气势磅礴，风格豪放，汪洋捭闽，变幻莫测，处处险中见奇，展现了诗人杰出的艺术才能和丰富的想像力。

诗的开首4句是全篇的总纲，以后按蜀道的由来、历史，蜀道沿途各处高峻、阴森、险恶和动荡不定的社会情况等内容次第写来，镜头一组比一组惊心动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诗中反复叠现吟唱，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创造出了一个神奇惊险、雄健开阔的高远境界，使全诗的情感始终处于高昂、澎湃之中，回旋激荡，余韵悠长。

开篇极言蜀道之难，以感情强烈的咏叹点明主题，为全诗奠定了雄放的基调，以下随感情的起伏和自然场景的变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反复出现如同一首乐曲的主旋律一样。

为什么说蜀道的难行比上天还难呢？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秦、蜀之间被高山峻岭阻挡，由秦入蜀春白峰道当其冲，只有高飞的鸟儿能从低缺入飞过，太白峰在秦者咸阳西南，是关中一带的最高峰，诗人以夸张的笔墨写出了历史上不可逾越的险阻，并融汇了五丁开山的神话点染了神奇色彩，犹如一部乐章的前奏引人入胜。

从‚上有……‛开始着力刻画蜀道的高危难行极写山势的高危，山高写得越充分，愈可见路之难行，你看那突兀而立的高山，高标接天挡住了太阳神的运行，山下则是冲波激衣，曲折回旋的河川诗人不但把夸张和神话融为一体，直写山高而且衬以‚回川‛之险。唯其水险，更见山势的高危，诗人意优丰足，又借黄鹤和猿猴来反衬，山高得连千里翱翔的黄鹤也不得飞度，轻疾敏捷的猿猴也愁于攀援，不言而喻，人行走就难上加难了，以上可谓虚写手法层层映衬，结下具体描写青泥岭的难行：青泥岭‚悬崖万仞，山多云雨‛为唐代入蜀要道，诗人着重就其峰路的萦同和山势的峻危来表现人行其上的艰难状和畏惧心理，捕捉了在岭上曲折盘桓，手摘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吧等细节动作加以摹写寥寥数语，便把行人艰难的步履，惶悚的神情，给声绘色地刻画出来，困危之状如在目前。

到此蜀道的难行似乎写到了极处，但诗人笔锋一转，借‚问君‛引出旅愁，以忧切低的旋律，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古木荒凉，鸟声悲姜的境界，杜鹃鸟空谷传响，充满哀悲凄心境界。杜鹃鸟空谷传响，充满哀愁使人闻声失色，更觉蜀道之难，诗人借景抒情用‚愁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或情色彩浓厚的自然景观渲染了旅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气氛，有力烘托了蜀道之难。

然而，逶迤午里的蜀道，还有更为奇险的风光，自‚连峰去天不盈正‛开始，主要从山川之险来揭示

蜀道之难，着力渲染惊险的气氛。旭果‚连峰去天不盈尺‛是夸山峰之高，杜松倒挂倚绝壁则是衬托绝壁之险。诗人先托出山势的高险，然后由静而动，写出水石激荡，山谷轰鸣的惊险场景，为像事的电影镜头；开始是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的远景画面；接着平缓地推成枯松倒挂绝壁的特写；而后跟踪而来的是一组快镜头；飞湍、瀑流、悬崖，转石，配合着万壑雷鸣的音响，飞快从眼前闪过，惊险万状，月不暇接，从而造成一种势苦排山倒海的强烈艺术效果，使蜀道之难的描写，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说上面山势的高危已使人望而生畏那些处山川的险要就要令人惊心动魄了。

风光变幻，险象丛生，在十分惊险的气氛中，最后定到蜀中要塞剑阁，在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有一条长计里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削壁中断如门，形成天然要塞，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诗人从剑阁的险要引出地政治形势的描写，劝人引以为戒警惕战乱的发生，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揭露了蜀中豺狼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人而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

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地展现了古尧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

李白之所又描绘得如此动人，还在于融贯其中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寄情山水，对自然景物热情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那飞瑞悖流奇峰险壑赋予了诗人的情感气质，因而才呈现出飞协的灵魂和瑰伟的姿态，诗人善于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言山之高峻则曰：‚上有……‛状道之险阻则曰：‚地……从蚕丛开国说到五丁开山，由之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驰骋想象，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行路难》

这是李白所写的三首《行路难》的第一首。这组诗从内容看，应该是写在天宝三载（744）李白离开长安的时候。

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臵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撂下了。他离开座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接着两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象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吕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象刘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这首诗一共十四句，八十二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吕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遽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这是天宝末年李白在宣城期间饯别秘书省校书郎李云之作。谢朓楼，系南齐著名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创建，又称北楼、谢公楼。诗题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腐败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三四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下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政府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象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七、八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我们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然而诗人的精神尽管可以在幻想中遨游驰骋，诗人的身体却始终被羁束在污浊的现实之中。现实中并不存在‚长风万里送秋雁‛这种可以自由飞翔的天地，他所看到的只是‚夷羊满中野，绿葹盈高门‛（《古风》五十一）这种可憎的局面。因此，当他从幻想中回到实里，就更强烈地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调和，更加重了内心的烦忧苦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这一落千丈的又一大转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的。‚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思想感情的瞬息万变，波澜迭起，和艺术结构的腾挪跌宕，跳跃发展，在这首诗里被完美地统一起来了。

诗一开头就平地突起波澜，揭示出郁积已久的强烈精神苦闷；紧接着却完全撇开‚烦忧‛，放眼万里秋空，从‚酣高楼‛的豪兴到‚揽明月‛的壮举，扶摇直上九霄，然后却又迅即从九霄跌入苦闷的深渊。直起直落，大开大合，没有任何承转过渡的痕迹。这种起落无端、断续无迹的结构，最适宜于表现诗人因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而产生的急遽变化的感情。

自然与豪放和谐结合的语言风格，在这首诗里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必须有李白那样阔大的胸襟抱负、豪放坦率的性格，又有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才能达到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这首诗开头两句，简直象散文的语言，但其间却流注着豪放健举的气势。‚长风‛二句，境界壮阔，气概豪放，语言则高华明朗，仿佛脱口而出。这种自然豪放的语言风格，也是这首诗虽极写烦忧苦闷，却并不阴郁低沉的一个原因。

《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意境雄伟，变化惝恍莫测，缤纷多采的艺术形象，新奇的表现手法，向来为人传诵，被视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的题目一作《别东鲁诸公》，作于出翰林之后。天宝三载，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这是李白政治上的一次大失败。离长安后，曾与杜甫、高适游梁、宋、齐、鲁，又在东鲁家中居住过一个时期。这时东鲁的家已颇具规模，尽可在家中怡情养性，以度时光。可是李白没有这么作，他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有更高更远的追求，于是离别东鲁家园，又一次踏上漫游的旅途。这首诗就是他告别东鲁诸公时所作。虽然出翰林已有年月了，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怨仍然郁结于怀，所以在诗的最后发出那样激越的呼声。

李白一生徜徉山水之间，热爱山水，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此诗所描写的梦游，也许并非完全虚托，但无论是否虚托，梦游就更适于超脱现实，更便于发挥他的想象和夸张的才能了。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诗一开始先说古代传说中的海外仙境——瀛洲，虚无缥缈，不可寻求；而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浮云彩霓中时隐时现，真是胜似仙境。以虚衬实，突出了天姥胜景，暗蕴着诗人对天姥山的向往，写得富有神奇色彩，引人入胜。

天姥山临近剡溪，传说登山的人听到过仙人天姥的歌唱，因此得名。天姥山与天台山相对，峰峦峭峙，仰望如在天表，冥茫如堕仙境，容易引起游者想入非非的幻觉。浙东山水是李白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地方，初出川时曾说‚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入翰林前曾不止一次往游，他对这里的山水不但非常热爱，也是非常熟悉的。

天姥山号称奇绝，是越东灵秀之地。但比之其他崇山峻岭如我国的五大名山——五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仍有小巫见大巫之别。可是李白却在诗中夸说它‚势拔五岳掩赤城‛，比五岳还更挺拔。有名的天台山则倾斜着如拜倒在天姥的足下一样。这个天姥山，被写得耸立天外，直插云霄，巍巍然非同凡比。这座梦中的天姥山，应该说是李白平生所经历的奇山峻岭的幻影，它是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李白笔下夸大了的影子。

接着展现出的是一幅一幅瑰丽变幻的奇景：天姥山隐于云霓明灭之中，引起了诗人探求的想望。诗人进入了梦幻之中，仿佛在月夜清光的照射下，他飞渡过明镜一样的镜湖。明月把他的影子映照在镜湖之上，又送他降落在谢灵运当年曾经歇宿过的地方。他穿上谢灵运当年特制的木屐，登上谢公当年曾经攀登过的石径——青去梯。只见：‚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继飞渡而写山中所见，石径盘旋，深山中光线幽暗，看到海日升空，天鸡高唱，这本是一片曙色；却又于山花迷人、倚石暂憩之中，忽觉暮色降临，旦暮之变何其倏忽。暮色中熊咆龙吟，震响于山谷之间，深林为之战栗，层巅为之惊动。不止有生命的熊与龙以吟、咆表示情感，就连层巅、深林也能战栗、惊动，烟、水、青云都满含阴郁，与诗人的情感，协成一体，形成统一的氛围。前面是浪漫主义地描写天姥山，既高且奇；这里又是浪漫主义地抒情，既深且远。这奇异的境界，已经使人够惊骇的了，但诗人并未到此止步，而诗境却由奇异而转入荒唐，全诗也更进入高潮。在令人惊悚不已的幽深暮色之中，霎时间‚丘峦崩摧‛，一个神仙世界‚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洞天福地，于此出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皆受命于诗人之笔，奔赴仙山的盛会来了。这是多么盛大而热烈的场面。‚仙之人兮列如麻‛！群仙好象列队迎接诗人的到来。金台、银台与日月交相辉映，景色壮丽，异彩缤纷，何等的惊心眩目，光耀夺人！仙山的盛会正是人世间生活的反映。这里除了有他长期漫游经历过的万壑千山的印象、古代传说、屈原诗歌的启发与影响，也有长安三年宫廷生活的迹印，这一切通过浪漫主义的非凡想象凝聚在一起，才有这般辉煌灿烂、气象万千的描绘。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写梦游奇境，不同于一般游仙诗，它感慨深沉，抗议激烈，并非真正依托于虚幻之中，而是在神仙世界虚无飘渺的描述中，依然着眼于现实。神游天上仙境，而心觉‚世间行乐亦如此‛。

仙境倏忽消失，梦境旋亦破灭，诗人终于在惊悸中返回现实。梦境破灭后，人，不是随心所欲地轻飘飘地在梦幻中翱翔了，而是沉甸甸地躺在枕席之上。‚古来万事东流水‛，其中包含着诗人对人生的几多失意和深沉的感慨。此时此刻诗人感到最能抚慰心灵的是‚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徜徉山水的乐趣，才是最快意的，也就是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所说：‚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本来诗意到

此似乎已尽，可是最后却愤愤然加添了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天外飞来之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对于名山仙境的向往，是出之于对权贵的抗争，它唱出封建社会中多少怀才不遇的人的心声。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多少人屈身权贵，多少人埋没无闻！唐朝比之其他朝代是比较开明的，较为重视人才，但也只是比较而言。人才在当时仍然摆脱不了‚臣妾气态间‛的屈辱地位。‚折腰‛一词出之于东晋的陶渊明，他由于不愿忍辱而赋‚归去来‛。李白虽然受帝王优宠，也不过是个词臣，在宫廷中所受到的屈辱，大约可以从这两句诗中得到一些消息。封建君主把自己称‚天子‛，君临天下，把自己升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抹煞了一切人的尊严。李白在这里所表示的决绝态度，是向封建统治者所投过去的一瞥蔑视。在封建社会，敢于这样想、敢于这样说的人并不多。李白说了，也做了，这是他异乎常人的伟大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丰富、曲折、奇谲、多变，它的形象辉煌流丽，缤纷多彩，构成了全诗的浪漫主义华赡情调。它的主观意图本来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可是它的格调却是昂扬振奋的，潇洒出尘的，有一种不卑不屈的气概流贯其间，并无消沉之感。

精读作品篇目： 《行路难》、《将进酒》、《月下独酌》、《赠孟浩然》、《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古风》“西上莲花山”、《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阅读作品篇目：

《金陵酒肆留别》、《战城南》、《登金陵凤凰台》、《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乌栖曲》、《嘲鲁儒》、《丁都护歌》、《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望庐山瀑布》、《永王东巡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思考题：

1.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的成因。2.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特征。

第五讲

杜甫

教学目标：了解杜甫的生平与诗歌成就。

教学重点：杜甫诗歌成就、特点。教学难点：杜甫诗风及律诗成就。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6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社会**与诗人杜甫

一、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先祖居长安附近杜陵，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官至左拾遗、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又有“诗圣”之称。

其生平的几个主要时期：

1、读书、壮游，35岁之前（712-746）。24岁在洛阳举进士不第。30岁在偃师娶妻杨氏。33岁又开始漫游。在洛阳遇李白，随白游历，二人有近一年的交游。青年时也是趾高气扬，充满进取心的人。好饮酒如李白，有《望岳》、《房兵曹胡马》。

2、长安十年困守与求仕，35—45岁（746-755）。父去世后，生活困窘，为生计无所不用其极：有20多首诗干谒；参加李林甫主持制举，成了“野无遗贤”牺牲品；献《三大礼赋》，擢河西尉小官，不拜。天宝末年，改授右卫军府胄曹参军。在长安，历尽辛酸，生活落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看到生民的苦难及贫富差别，写出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3、陷贼与为官（左拾遗），45—48岁（756-759）。安史乱起——756年陷长安，757年夏，逃至凤翔，授左拾遗，为救房琯获罪。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房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为刺史。8月，杜甫被许回羌村。九月，长安克复，回长安。758年贬华州司功参军，辄去；后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759年，由华州（西安东南华县）—秦州（甘肃天水）—同谷（陕西）—剑阁—成都。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现实主义成熟期。许多诗都是哭天抢地，可见他的困顿。有“三吏三别”。

4、漂泊西南及流落湖、湘，49—59岁（759-770）。在严武的帮助下（可能高适也给他帮助）建草堂，初相对安定。765年，严武再镇川，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766—768，居夔州（奉节）。770年死。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50年后孙子嗣业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前。杜甫之死，也是千年之谜。一说八月，死于由长沙到耒阳途中，因过多食用牛肉、白酒而“饫死”，郭沫若先生从医学角度论说杜是因食用了变质的牛肉，并加白酒而死。；一说因长沙兵变至耒阳，长沙平定后又回长沙，死于十一月。仇兆鳌《杜诗详注》、萧涤非《杜甫研究》持此说。

夔州两年是他创作的第二高峰期，有近430首诗。与华州至洛阳的创作不同，他尝试各种律诗的写作。《登岳阳楼》五律、《登高》是七律中对仗最工整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是联章体。另有长至百韵的排律，164句对仗，可见他驾驭语言的能力。

二、思想个性：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伴其一生，无论穷达都兼善天下。《旧唐书·文苑下》：“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严武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

李白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豪士，杜甫则是一个拘谨的儒生，杜甫出生在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家庭，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和熏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他生活的理想，他一心想要走的是兼济天下的道路，但在唐玄宗昏庸，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弄权的社会里，他的进步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杜甫一生的苦难和贫穷，使他不能不看到封建社会的冷酷现实，长期的流离失所，又使他接近人民，体会到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他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也因此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杜甫的创作

存诗1400余篇，在唐人中仅次于白居易。其诗内容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包罗万象。主要有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反映个人经历和人生忧患等。杜甫的社会诗，也就是那些被称作“诗史”的部分：一类是反

映天宝后期**行将到来的社会风貌的名作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哀江头》等；安史之乱后，写成的“三吏”、“三别”、《北征》等。杜甫是盛唐诗人中首先把战争苦难引入诗中的。（“三吏”、“三别”见文选122页

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一、“诗史”意义。（史诗：重视诗歌的叙事性）

1、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如《兵车行》、《石壕吏》反映穷兵黩武及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

2、历史的广阔性、形象性。其创作涉及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对历史是形象的补充。

3、历史的深刻性、预见性。揭露了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表现安史之乱前国势倾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这种“诗史”的性质，决定了写法的变化。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的写法，往往是从不起眼的细事入手，从一个细小的视角来展示广阔的社会历史图画。在诗中杂以议论，或者用散文的语式铺排，或者将抒情融入叙事中，这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种转变。

二、何谓沉郁顿挫？

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沉郁，思想感情深厚、沉重、博大、悲壮；顿挫，音节豪宕，格律精严而又富有变化。感情表达波浪起伏，反复低回。他深厚阔大的感情力量，欲喷发时，他的儒家涵养及中和心态，又把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低回起伏。他诗歌的主流风格：沉郁顿挫。（指他的政治、社会诗）教材上说：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之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他的山水诗萧散自然。

三、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杜甫的诗歌一向被称为“诗史”，又被称为“图经”。所谓“诗史”，指它反映的现实生活，反映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民族矛盾等方面而言；所谓“图经”，是指杜甫所经历的各地山川道途以及他所刻画的自然景物而言。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主要作品都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这表现在以下三各方面：

1.面向现实，讽喻时事。杜甫的诗歌反映了唐代社会由极盛转向衰落时期的面貌，我们看到无论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杜甫从不采取回避的态度，他总是大胆的直面现实，讽喻时事，对一切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各种社会问题表明自己鲜明的态度，天宝以来所发生过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杜甫的诗中几乎都有反映，比如天宝年间统治者穷兵黩武，写了《兵车行》等诗篇；天宝十一年杨国忠任右丞相，不久，杜甫写了《丽人行》讽刺他；当他看到封建统治集团横征暴敛、骄奢淫逸，人民陷于极度困苦的境地时，便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对社会矛盾作了极其大胆的揭露。安史之乱后，潼关的失守、陈涛的战败，相州的溃退，两京的收复以及关中的大旱，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等都被杜甫用诗记录了下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杜甫不仅以其诗歌及时地反映了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而且也表明了鲜明的态度，以其对战争为例，他读不同性质的战争便持不同态度，对封建统治者对外发动的掠夺性战争，他是反对的，为此写出了《兵车行》等诗篇；而对于镇压安史叛乱和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诗人则是支持的，《新婚别》就表明了他的这种态度。

2.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现实主义精神离不开人民性，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总要以他的诗歌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杜甫正是一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他写过农民、士兵、船夫、渔父、贫苦的寡妇，对他们的苦难生活和高尚的精神面貌都做过生动细致的描写，在这方面，“三吏三别”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诗人一方面深刻揭露了残酷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反映了人民的痛苦不幸，另一方面又勉励和歌颂人民去参战，显示了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结合，正因如此，“三吏三别”才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3.热爱生活，描写日常生活。

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总是怀有炽热的感情并且善于描写日常生活，感受到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北征》、《羌村》、《月夜忆弟》、《春夜喜雨》、《梦李白》、《江村》等这些人们所熟悉的诗，或描写了平凡的日常生活而充满了诗情画意，或写对妻子、兄弟、朋友的怀念而浸透着至爱之情，这类诗虽然没有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但他却表现出诗人高尚优美的生活情趣，并且在现实主义精神上与前一类诗篇是互为表里的。

若按题材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1.爱国忧民诗篇：《春望》、《三吏》、《三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2.咏怀抒情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3.写景咏物诗篇：《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绝句》四首、《秋兴》八首、《等高》、《登岳阳楼》等。

4.思乡怀友诗篇：《月夜》、《月夜忆舍弟》、《梦李白》二首、《不见》等。

5.咏史怀古诗篇：《蜀相》、《琴台》、《八阵图》、《咏怀古迹》五首等。6.题画论诗诗篇：《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戏为六绝句》等。

四、杜甫七律的成就：

如果说，沈、宋可以算作律诗体制的确立者，那么，杜甫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律诗艺术的奠基人。杜甫律诗的创造与贡献：

1、数量上：151篇，是初、盛唐之和。与盛唐大诗人较：王维，479首——七律20；高适，241首——七律7；岑参，397首——七律11；李白994首——七律9。

2、内容上：杜之前，多酬赠、应制之作；杜诗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全面开辟了律诗的境界，时事政论、身世怀抱、风土人情、文物古迹，一概熔铸于精严的格律之中，把这一诗体的价值提到了足与古风、绝句并立相峙的高度。

3、艺术技巧上：杜之前，守格律者，不免落入卑琐庸俗，如沈宋诗；而意境胜者，往往视格律于不顾，如李白。杜诗在用字、造句、属对、调声、谋篇、运笔等各个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大胆的革新，充分发挥了律诗体式的美学特长：

其一，对仗精工，出神入化。其二，议论精当，叙写自如。其三，布局精心，屈曲盘旋。其四，对比精确，正反映衬。其五，语言精致，含义深邃。其六，诗律精细，体制创新。

第三节

杜甫诗歌讲读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此为杜甫诗史巨篇，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张溍更称赞这首诗是‚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到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

这首诗以诗人所经过的路线为纲，所见所闻为目，首句至‚愁绝‛句，是自叙其志向，虽然落魄不遇，仍希望实现济世的理想。‚岁暮‛至‚再述‛，叙述沿途所见宴游之事，所闻奢靡之风，以感切时政。‚北辕‛至最末，叙述历险赴家，而有幼子饥死之惨剧，念及穷民，而忧及国事。

全篇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感时忧国，披写满怀，有千里一曲之势，而笔笔顿挫，一曲中又有无数波折。用今天大家常用的话说，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沉郁顿挫，这也是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杜甫是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婉转。诗中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波澜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贫富悬殊，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没有，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至‚幼子饿已卒‛，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最后由个人的悲痛转为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无穷的余韵。

《春望》

全篇围绕‚望‛字展开，前四句借景抒情，情景结合。诗人以写长安城里草木丛生，人烟稀少来衬托国家残破。起首一‚国破山河在‛，触目惊心，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句以物拟人，将花鸟人格化，有感于国家的分裂、国事的艰难，长安的花鸟都为之落泪惊心。诗人由登高远望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由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地感叹忧愤。国家**不安，战火经年不息，人民妻离子散，音书不通，这时候收到家书尤为难能可贵。诗人从侧面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人民在**时期想知道亲人平安与否的迫切心情。同时也以家书的不易得来表现诗人对国家深深地忧虑。结尾两句，写诗人那愈来愈稀疏的白发，连簪子都插不住了，以动作来写

诗人忧愤之深广。全篇诗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多，充分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全诗沉着蕴藉，真挚自然，反映了诗人热爱祖国，眷怀家人的感情。今人徐应佩、周溶泉等评此诗曰：‚意脉贯通而平直，情景兼备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此论颇为妥帖。‚家书抵万金‛亦为流传千古之名言。

《石壕吏》

《石壕吏》是杜甫名篇之一，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当时细想上的矛盾：他歌颂石壕吏老妇勇于承担苦难的精神，表明他支持唐王朝进行的这场平叛的战争，希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他又写出了老妇一家的悲惨遭遇，这又表明他为战争给人民到来了巨大的灾难而深感悲痛，后者很容易理解，但理解前者（对平叛战争的支持）却是一个难点，很容易被人忽略。诗人是如何表达这一思想的呢？写作中空白艺术的使用巧妙地表现了这一点。

首先对差役这一形象地塑造采用了空白艺术。从诗题来看，主要人物应是差役，但诗人对他用了暗写，一出场只用了‚吏呼一何怒‛来点出他的威势，此后就让他转到‚幕后‛，对老妇则是用了明写，把她所说的话写成了一篇‚抒情独白‛。其实呢，用心品味一番就会发现老妇的话句句都是差吏逼出来的。

大量的空白需要我们根据老妇人的‚致词‛来填充：差吏一进门就问‚汝家有男丁否‛，老妇答以‚三男邺城戍……‛；再问‚尚有他人否‛，又答以‚室中更无人……‛；最后是差吏仍逼着要人而已，老妇只好‚请从吏夜归。‛诗人明写老妇，暗写差吏，在一定称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矛盾。诗人一向憎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行径，但当前这场平叛战争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所系，大敌当前，人民应当为此作出牺牲，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赞扬老妇自请应役的精神，而对统治阶级爪牙的残暴只是含蓄地予以揭露。

其次对自身形象地塑造采用了空白艺术。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地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地完美统一，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地同时，通过独特地艺术手段表达自己地主观感情，并且诗人杜甫往往是诗中鲜明地人物形象。他时而站出来劝说‚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又呈吴郎》杜甫将旧居让给吴郎居住，还惦念着原来西邻的贫妇人，所以写这首诗请吴郎对她多加照顾：不要阻止她来打枣，即便她对新主人有恐惧之心，也应多加体谅，不要‚便插疏篱‛令她反感。）时而因忧国伤时而泪流满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时而痛斥贫富的不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而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但在《石壕吏》中诗人以一句‚暮投石壕村‛交代了自己出场后便不再出现，直到结尾才现身：‚天明等前途，独与老翁别，‛诗人始终没有站出来说话，这对于一向关心人民疾苦的杜甫来说是反常的，这种反常正是诗人内心矛盾的印证。诗人同情人民，希望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但是面对急需补充兵力又只能从百姓那里征兵的政府他又能说什么呢？无可奈何，无言以对。诗中虽然只有两句话写自己，但诗人心中却激情澎湃，有千言万语。诗人形象的空白引人深思，它反映了诗人矛盾的心情。

《兵车行》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这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同样的不幸。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而这首诗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行‛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兵车行》是杜诗名篇，为历代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也很突出。首先是寓情于叙事之中。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三、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再次，是在叙述中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作者五十二岁。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

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杜甫于此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剑外‛乃诗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在今河北东北部一带。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喷薄而出，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逼真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然而痛定思痛，回想八年来的重重苦难是怎样熬过来的，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象恶梦一般过去了，自己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更高洪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自己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自己的喜，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首‛，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想到这里，又怎能不‚喜欲狂‛！

尾联写‚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鼓翼而飞，身在梓州，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惊喜的感情洪流于洪峰迭起之后卷起连天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想象的飞驰。试想，‚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多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这首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万斛泉源，出自胸臆，奔涌直泻。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赞其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读杜心解》）。

《秋兴八首》其一

秋兴者，遇秋而遣兴也，感秋生情之意。《秋兴八首》是杜甫晚年为逃避战乱而寄居夔州时的代表作品，作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时诗人56岁。全诗八首蝉联，前呼后应，脉络贯通，组织严密，既是一组完美的组诗，而又各篇各有所侧重。每篇都是可以独立的七言律诗。王船山在《唐诗评选〃卷四》中说：‚八首如正变七音，旋相为宫而自成一章，或为割裂，则神态尽失矣。‛

八首之中，第一首总起，统帅后面七篇。前三首写夔州秋景，感慨不得志的平生，第四首为前后过渡之枢纽，后四首写所思之长安，抒发‚处江湖远则忧其君‛的情愫。声身居巫峡而心系长安就是这组诗的主要内容和线索。

全诗以‚秋‛作为统帅，写暮年飘泊、老病交加、羁旅江湖，面对满目萧瑟的秋景而引起的国家兴衰、身世蹉跎的感慨；写长安盛世的回忆，今昔对比所引起的哀伤；写关注国家的命运、目睹国家残破而不能有所为、只能遥忆京华的忧愁抑郁。

全诗于凄清哀怨中，具沉雄博丽的意境。格律精工，词彩华茂，沉郁顿挫，悲壮凄凉意境深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最典型地表现了杜律的特有风格，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首章对秋而伤羁旅，是全诗的序曲，总写巫山巫峡的秋声秋色。用阴沉萧瑟、动荡不安的景物环境衬托诗人焦虑抑郁、伤国伤时的心情。亮出了‚身在夔州，心系长安‛的主题。

起笔开门见山叙写景物之中点明地点时间。‚玉露‛即白露，秋天，草木摇落，白露为霜。‚巫山巫峡‛，诗人所在。二句下字密重，用‚凋伤‛、‚萧森‛给意境笼罩着败落景象，气氛阴沉，定下全诗感情基调。

接着用对偶句展开‚气萧森‛的悲壮景象。‚江间‛承‚巫峡‛，‚塞上‛承‚巫山‛，波浪在地而兼天涌，风云在天而接地阴，可见整个天地之间充风云波浪，极言阴晦萧森之状。万里长江滚滚而来，波涛汹涌，天翻地覆，是眼前的实景；‚塞上风云‛既写景物也寓时事。当时土蕃入侵，边关吃紧，处处是阴暗的战云，虚实兼之。此联景物描绘之中，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和时局那种动荡不安、前途未卜的处境和作者胸中翻腾起伏的忧思与郁勃不平之气。把峡谷深秋、个人身世、国家沦丧囊括其中，波澜壮阔，哀感深沉。

颈联由继续描写景物转入直接抒情，即由秋天景物触动羁旅情思。与上二句交叉承接，‚丛菊‛承‚塞上‛句，‚孤舟‛承‚江间‛句。‚他日‛即往日，去年秋天在云安，今年此日在夔州，均对丛菊，故云‚两开‛，‚丛菊两开他日泪‛，表明去年对丛菊掉泪，今年又对丛菊掉泪；两开而字，实乃双关，既指菊开两度，又指泪流两回，见丛菊而流泪，去年如此，今年又如此，足见羁留夔州心情的凄伤。‚故园心‛，实即思念长安之心。‚系‛字亦双关词语：孤舟停泊，舟系于岸；心念长安，系于故园。从云安到夔州苦苦挣扎了两年，孤舟不发，见丛菊再开，不禁再度流泪，心总牵挂着故园。诗人《客社》一诗亦云：‚南菊再逢人病卧‛，《九日》又云：‚系舟身万里‛，均可参读。此处写得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身在夔州，心系故园，为下七首张目。

尾联在时序推移中叙写秋声。西风凛冽，傍晚时分天气更是萧瑟寒冷，意味冬日即将来临，人们在加紧赶制寒衣，白帝城高高的城楼上，晚风中传来急促的砧声。白帝城在东，夔州府在西，诗人身在夔州，听到白帝城传来的砧杵之声。砧杵声是妇女制裁棉衣时，槌捣衣服的声音。砧即捣衣之石。此诗末二句，关合全诗，回到景物，时序由白天推到日暮，客子羁旅之情更见艰难，故能结上生下，下面接着写夔州孤城，一气蝉联。钱注杜诗称：‚以节则杪秋，以地则高城，以时则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别，末句标举兴会，略有五重，所谓嵯峨萧瑟，真不可言。‛

《登高》

此诗是杜甫大历二年（767）秋在夔州时所写。夔州在长江之滨。全诗通过登高所见秋江景色，倾诉了诗人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慷慨激越，动人心弦。杨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胡应麟《诗薮》更推重此诗精光万丈，是古今七言律诗之冠。

前四句写登高见闻。首联对起。诗人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用‚风急‛二字带动全联，一开头就写成了千古流传的佳句。夔州向以猿多著称，峡口更以风大闻名。秋日天高气爽，这里却猎猎多风。诗人登上高处，峡中不断传来‚高猿长啸‛之声，大有‚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水经注〃江水》）的意味。诗人移动视线，由高处转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点缀着迎风飞翔、不住回旋的鸟群，真是一幅精美的画图。其中天、风，沙、渚，猿啸。鸟飞，天造地设，自然成对。不仅上下两句对，而且还有句中自对，如上句‚天‛对‚风‛；‚高‛对‚急‛；下句‚沙‛对‚渚‛，‚白‛对‚清‛，读来富有节奏感。经过诗人的艺术提炼，十四个字，字字精当，无一虚设，用字遣辞，‚尽谢斧凿‛，达到了奇妙难名的境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起的首句，未字常用仄声，此诗却用平声入韵。沈德潜因有 ‚起二句对举之中仍复用韵，格奇而变‛（《唐诗别裁》）的赞语。

颔联集中表现了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征。诗人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的同时，便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无边‛‚不尽‛，使‚萧萧‛‘滚滚‛更加形象化，不仅使人联想到落木窸索之声，长江汹涌之状，也无形中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透过沉郁悲凉的对句，显示出神入化之笔力，确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前人把它誉为‚古今独步‛的‚句中化境‛，是有道理的。

前两联极力描写秋景，直到颈联，才点出一个‚秋‛字。‚独登台‛，则表明诗人是在高处远眺，这就把眼前景和心中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常作客‛，指出了诗人飘泊无定的生涯。‚百年‛，本喻有限的人生，此处专指暮年。‚悲秋‛两字写得沉痛。秋天不一定可悲，只是诗人目睹苍凉恢廓的秋景，不由想到自己沦落他乡、年老多病的处境，故生出无限悲愁之绪。诗人把久客最易悲秋，多病独爱登台的感情，概括进一联‚雄阔高浑，实大声弘‛的对句之中，使人深深地感到了他那沉重地跳动着的感情脉搏。此联的‚万里‛‚百年‛和上一联的。‚无边‛‚不尽‛，还有相互呼应的作用：诗人的羁旅愁与孤独感，就象落叶和江水一样，推徘不尽，驱赶不绝，情与景交融相洽。诗到此已给作客思乡的一般含意，添上久客孤独的内容，增人悲秋苦病的情思，加进离乡万里、人在暮年的感叹，诗意就更见深沉了。

尾联对结，并分承五六两句。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自己白发日多，再加上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排遣。本来兴会盎然地登高望远，现在却平白无故地惹恨添悲，诗人的矛盾心情是容易理解的。前六句‚飞扬震动‛，到此处‚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诗薮》）。

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景物，好比画家的工笔，形、声、色、态：一一得到表现。次联着重渲染整个秋天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只宜传神会意，让读者用想象补充，三联表现感情，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飘泊写到多病残生。四联又从白发日多，护病断饮，归结到时世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纸上。

此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象‚未尝有对‛，胸腹好象‚无意于对‛。仔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不只‚全篇可法‛，而且 ‚用句用字‛，‚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它能博得‚旷代之作‛（均见胡应麟《诗薮》）的盛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登岳阳楼》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之后，杜甫出峡漂泊两湖，他系舟岳阳城下，在岳阳写下《登岳阳楼》、《泊岳阳城下》和《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登岳阳楼》是诗人登岳阳楼而望故乡，触景感怀之作。时年五十七岁，距生命的终结仅有两年，患肺病及风痹症，左臂偏枯，右耳巳聋，靠饮药维持生命。杜甫一生仅此一次登过岳阳楼，此后漂泊湖湘腹地最后葬于平江小田，长眠岳州。

这首诗的意境是十分宽阔宏伟的。诗的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说广阔无边的洞庭湖水，划分开吴国和楚国的疆界，日月星辰都象是整个地飘浮在湖水之中一般。只用了十个字，就把洞庭湖水势浩瀚无边无际的巨大形象特别逼真地描画出来了。

杜甫到了晚年，已经是‚漂泊西南天地间‛，没有一个定居之所，只好‚以舟为家‛了。所以下边接着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亲戚朋友们这时连音信都没有了，只有年老多病的诗人泛着一叶扁舟到处飘流！从这里就可以领会到开头的两句‚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本来含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境了。

这两句诗，从表面上看来，意境象是很简单：诗人说他在若干年前就听得人家说洞庭湖的名胜，今天居然能够登上岳阳楼，亲眼看到这一片山色湖光的美景。因此清人仇兆鳌就认为：‚‘昔闻’、‘今上’，喜初登也。‛（《杜诗详注》）但仅这样理解，就把杜诗原来的意境领会得太浅了。这里并不是写登临的喜悦；而是在这平平的叙述中，寄寓着漂泊天涯，怀才不遇，桑田沧海，壮气蒿莱……许许多多的感触，才写出这么两句：过去只是耳朵里听到有这么一片洞庭水，哪想到迟暮之年真个就上了这岳阳楼？本来是沉郁之感，不该是喜悦之情；若是喜悦之情，就和结句的‚凭轩涕泗流‛连不到一起了。我们知道，杜甫在当时的政治生活是坎坷的，不得意的，然而他从来没有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哪里想到一事无成，昔日的抱负，今朝都成了泡影！诗里的‚今‛、‚昔‛两个字有深深的含意。因此在这一首诗的结句才写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眼望着万里关山，天下到处还动荡在兵荒马乱里，诗人倚定了阑干，北望长安，不禁涕泗滂沱，声泪俱下了。

这首诗，以其意境的开阔宏丽为人称道，而这意境是从诗人的抱负中来，是从诗人的生活思想中来，也有时代背景的作用。清初黄生对这一首诗有一段议论，大意说：这首诗的前四句写景，写得那么宽阔广大，五、六两句叙述自己的身世，又是写得这么凄凉落寞，诗的意境由广阔到狭窄，忽然来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这样，七、八两句就很难安排了。哪想到诗人忽然把笔力一转，写出‚戎马关山北‛五个字，这样的胸襟，和上面‚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联写自然界宏奇伟丽的气象，就能够很好地上下衬托起来，斤两相称。这样创造的天才，当然就压倒了后人，谁也不敢再写岳阳楼的诗了。

黄生这一段话是从作诗的方法去论杜诗的，把杜诗的意境说成是诗笔一纵一收的产物，说意境的结构是从创作手法的变换中来。这不是探本求源的说法。我们说，诗的意境是诗人的生活思想从各方面凝结而成的，至于创作方法和艺术加工，炼字炼句等等，只能更准确地把意境表达出来，并不能以这些形式上的条件为基础从而酝酿成诗词的意境。昔人探讨创作问题，偏偏不从生活实践这方面去考虑，当然就不免倒果为因了。

第四节

杜诗的艺术成就

1.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现实生活做高度的艺术概括。

杜甫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经过艺术加工、提炼，把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凝聚在精辟的诗句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概括写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思想深邃，形象鲜明，读来触目惊心。这种概括在一些具有叙事性质的诗篇中有时还表现为通过

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性的介绍，如《兵车行》中通过那个行人的谈话便概括地介绍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相同或相似的命运；《石壕吏》通过老夫的一番话，概括了千万个家庭的不幸遭遇。

2.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杜甫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加之他又升华在那样一个战乱的时代，饱尝了各种人间苦难，这就使他的诗歌不仅有雄浑壮阔的境界，而且有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登高》、《秋兴八首》都是具有这种境界和风格的代表作品，读杜甫的诗，常感到意境恢弘、感情深沉，语言铿锵，非杜甫不能及此，这正是诗人独特风格的表现。

3.千锤百炼的语言。

首先是凝练概括，杜甫常常要求以少数的字句概括巨大的内容，既说得少，又要说的好；其次是准确生动；再次是对民间俗语的吸收和采用。

4.众体兼长的诗人。

五言、七言、古体、近体他都能运用自如，都有名篇传世。杜甫不仅运用各种诗体进行创作，而且在他的手中，各种诗体又都有所发展，乐府歌行体是杜诗中常见的一种体裁，但是，杜甫既不沿袭汉乐府的古题，也不拘泥于汉乐府的陈套，而是有所创新，他用乐府歌行写当时的时事，又根据内容的需要自拟新题，如《兵车行》、《丽人行》等。律诗是唐代新兴的诗体，为诗人经常运用，而他在七律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杜甫可以称得上是写作七律的第一大家，他写的七律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有创新和突破，在思想内容方面，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应酬之作，而杜甫不仅用以描绘自然风物，而且用于讽喻时政，抒发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追求典雅、秀丽，都杜甫则创造出沉郁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带入新的境界。

第五节

杜诗的影响

一、杜诗的影响

中唐以后，杜甫的地位和影响日大，陆侃如、冯阮君说：天宝前，李白的时代；天宝后，杜甫的时代。杜诗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除了在主题意蕴上主要是仁人爱物的仁政理想，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个集大成者，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由于他的转益多师的吸取，兼备众体而自铸伟辞，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和可能。

杜诗是唐诗的转折，四个主要标志：

1、以文为诗。“即事名篇”，以诗纪行纪实，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乐府转为新题时事。

2、以论入诗。由山水蕴藉向现实忧患、个人感叹在表现方式上主要是夹叙夹议的散文化的铺排技巧，由唐而向宋诗风转变。

3、以才学为诗。由诗人之诗向学人之诗的转变。

4、追求“尽工尽善”之境界，开苦吟之风气。

二、“李杜优劣论”：李杜两大诗人，难分优劣，各有极诣，同时达到了五七言诗歌的顶峰。后代有些文人，因个人爱好、时代风尚等因素不同关系，发表了若干抑扬的言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引起公案（文学史）。严羽则认为：李杜二公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

三、重要注本：杜诗在宋流传很广，号千家注杜诗，现存宋刊本杜诗有十多种。有“杜诗学”。较好的注本：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集各家注止大成，取其善；杨伦《杜诗镜诠》；浦起龙《读杜心解》，浅解，分析很细；钱谦益《钱注杜诗》（《杜诗笺注》），重诗歌与政治关系，即“史实”。萧涤非《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

精读作品篇目：

《登楼》、《登岳阳楼》、《登高》、《春望》、《旅夜书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其

一、《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望岳》、《兵车行》、《丽人行》

阅读作品篇目：

《新婚别》、《悲陈陶》、《羌村》(峥嵘赤云西)、《北征》、《江村》、《前出塞》(挽弓当挽强)、《赠卫八处士》、《梦李白》、《哀江头》、《丹青引》、《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月夜》、《蜀相》

思考题：

1.杜诗艺术成就概述，以七律为例。

2.名词解释：“诗圣”、“诗史”、“沉郁顿挫”。

参考书目：

1、《杜诗详注》二十五卷 [唐]杜甫撰 [清]仇兆鳌注 中华书局1979年校点本

2、《杜诗镜铨》二十卷 [唐]杜甫撰 [清]杨伦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重印

6、萧涤非 《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7、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六讲

中唐前期诗人

教学目标：了解中唐前期诗坛概况。

教学重点：刘长卿、韦应物、李益诗歌特点。教学难点：大历诗风。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中唐诗歌概述（766——835）

中唐诗歌是指代宗大历年间至穆宗长庆年间的诗歌。中间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约50年间的诗歌创作。这一时期不仅是唐王朝政治上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也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发生多变的时期。

一、时代背景：内忧外患的政局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标志。它像一股突起的凛冽寒风，霎时就把人们刮进了万木凋零的萧瑟秋季。这场霍乱最后虽然平息了，勉强保住了社稷。可是失去的永远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已似逝水落花，一切美丽的辉煌的都化做梦里烟云。更可悲的是，大乱虽平，整个社会局势却并没有多少改变。在战乱中占据了地盘、积蓄了武力的藩镇纷纷割据，不向朝廷交纳贡赋，（在《通鉴》中有明确的记载），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和财政收入。朝廷稍加约束，他们就联合反叛，仅大历年间，朝廷就先后与田承嗣、李纳、李维岳、梁崇义、田悦、朱滔、李希烈、刘展、李怀光等人作战，烽火遍及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在这同时，吐蕃、回纥趁边境虚弱，屡屡进犯，使唐朝疲于防范。内忧外患、频繁的战争使刚刚遭受了安史之乱巨创尚未平复的唐王朝陷入极度的经济窘困之中。《旧唐书德宗纪》这样记载：

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平民空于枢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状。

不仅如此，在朝廷内部，政治上权奸当道，宦官势力自李辅国开始，也向财、政、军大权渗透。臣僚与阉党之间、臣僚之间的权利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再加上中唐的几位皇帝也昏庸腐朽（不给力），肃宗的软弱、代宗的平庸、德宗的猜忌、宪宗的贪财，既无回狂澜于既倒的魄力，也无整治朝纲的才具，于是现实给人们的只有失望，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二、社会的动荡与大历诗风

社会时局的骤然动荡在士人心里投下了浓云密布的巨大阴影。在此之前，生活于和平环境中的士人，存有强烈的由文事立致卿相的功名愿望，可战争爆发了，武将有了用武之地，而文士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再也看不到锦绣前程了。追忆往昔，恍如隔世，目睹现实，颇多生不逢时之感，热切的仕进欲望为消极避世的隐逸情怀所取代，诗中颇多无奈的叹息和冷落寂寞的情调。战乱毁掉了这一代士人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的生活，带来希望幻灭的黯然现实。盛唐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乐观情绪和慷慨气概，已成为遥远而不绝如缕的遗响。反映在创作上，就是十个出现了“气骨顿衰”（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的趋势，失去了盛唐时代那种昂扬刚健的风貌。从总得倾向看，这个时期的诗歌，多具有一种冷寂闲淡、低回感伤的情调，并且在艺术上，有些诗人（如大历十才子）的作品，存在一种渐入雕琢、追求丽词的倾向。大历年间的代表诗人为韦应物、刘长卿、“大历十才子”。韦应物是由盛唐入中唐的典型诗人，前期的诗作多抒写昂扬开朗的人生意气，如《寄畅当》：“丈夫当为国，破敌如催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这种气势壮大的诗作，明显地带有刚健明朗的盛唐余韵，而他后期的诗作，如大家所熟悉的《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在宁静的诗境中，有一重冷落寂寞的情思氛围。

刘长卿诗更是带有伤感甚至伤心的气息，如《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诗：“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一种由悲剧命运支配的孤寂惆怅的生存体验，与特定时代的衰败萧索景象结合，汇聚成生不逢时的冷漠寂寥情调。

“大历十才子”包括钱起、卢纶、李端、韩厷、夏侯审、吉中孚等十人。这一派诗人都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写诗技巧熟练，其作品在艺术上的成熟颇为后人称道。但是他们的诗除了追求清雅闲淡、趋于细腻雕琢而外，更有阿谀逢迎、为文造情的应酬之作，他们诗中所表现出的闲情逸致，客观上起着歌舞升平、粉饰现实的作用。

三、“诗到元和体变新” 中唐诗歌的美学思想重在一个“变”字。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唐社会的变化，诸如阶级矛盾的上升、政权的不稳固、社会生产力的下降，都使当时人们感到中唐确实是不同于开、天以前的样子，他们目睹藩镇跋扈而中央政府俯首听命，宦官当权而皇帝朝臣无可奈何，百姓饥寒交迫而达官贵人骄奢淫逸，世运似乎走到了另一个阶段。他们是有血性、有毅力的改革者，在盛唐诗歌的伟大影响下，开始创作生活。另一方面，盛唐诗歌的高度成就也使得他们难以为继，就要寻找突破，在因袭的重担之下，他们寻找突破。“诗到元和体变新”，概括了元和时期诗人对盛唐诗歌力事开阔，追求变化，从而出现了流派众多，各具风采的繁荣景象，当时主要有两大流派：一为元稹、白居易为首的元白诗派；一为以韩愈、孟郊为首的韩梦诗派。元白诗题材广泛，重视反映现实，注意从民间文学和口语中汲取养料，形成平易晓畅、委婉周详的诗风，当时就风行诗坛，被誉为“元和体”，成为后世通俗诗派的楷模。如我们熟知的白居易的诗作《卖炭翁》等，近似口语。韩梦诗派的诗作内容不及元白广泛，大多反映个人生活，他们致力于探索新的表现手法，笔力雄健、想象壮阔，尤其以文为诗，造成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又好使难字、用僻典、押险韵，形成其“奇崛生僻”的诗风，开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先河。

四、自成一派的其他诗人

1.张籍、王建，不仅以乐府见称，又善长律，语言含蓄蕴藉，形成其“精纯自然”的风格。

2.贾岛以苦吟著称，常用五律刻画自然景色，但他不是从生活中提炼富有生命力的史料，而是偏好死亡、深夜、严冬，境界幽冷，情调黯然，形成“清奇僻苦”的诗风。

3.青年诗人李贺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其诗以奇幻的想象、跳跃的结构、秾丽的语言，创造光怪陆离的世界，抒写抑郁不平之气，从而形成其“奇绝冷艳”的风格。4.此外，刘禹锡诗雄辉奔放，有“诗豪”的美称（白居易语）；柳宗元山水诗俊杰清冷，都各具面目。总之，元和时期的诗人既重视学习前代诗人，又能够大胆创新，各具手眼，从而使诗坛呈现异彩纷呈的可喜局面

第二节 大历诗坛概况

一、士人共同的心态：他们在繁盛的盛唐度过青春时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乱及乱后的破败萧条。安史之乱八年，催垮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疲倦、衰顿、苍老、冷淡的内心代替了盛唐士人狂放、慷慨、豪迈、昂扬进取的精神。

1、在盛唐已养成的入世热情、救世济民的思想，使他们仍关注着社会现实，试图恢复元气，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这反映在他们的诗中中，有着豪气与激情。

2、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软弱的性格，又使他们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希望在纷乱的现实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中寻找心理的平衡，提倡一种清净、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与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

二、总体诗风。通过描写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来表现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诗歌幽隽、闲雅，重清丽的韵致。诗体上：工五言。有句无篇。语言上：省净、精炼、流丽。山水诗，多静态描述，缺乏灵动与飞扬之气。边塞诗，多了些哀怨低沉，少了些慷慨与悲壮。有不少人认为，这一时期处于盛唐和中唐中期两个诗歌高潮之间的低谷。胡应麟：“气骨顿衰”（《诗薮》）实则，“低谷”一词不太准确、其评价偏低，这是一个有一定成就的“过渡”阶段——盛唐到元和的过渡。

三、主要诗群：

（1）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台阁诗人群——大历十才子，钱起、卢纶、韩翃等。（2）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地方官诗人群——刘长卿、戴叔伦等。（3）元结、顾况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4）韦应物等山水诗人（5）李益等边塞诗人

1、大历十才子——钱起、卢纶、韩翃等

大历，唐代宗时年号，766年—779年，共14年。大历十才子的成员，记载不同，以姚合《极玄集》注所载为最早，他们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漳、夏侯审。但也有人怀疑这一记载的真实性以为此注为后人所加，因保存此书原貌的汲古阁影宋抄本并无此注。

大历十才子基本上都生活在安史乱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安史之乱不仅给唐朝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且也给人们的心灵世界造成巨大的创伤，摧毁了人们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热情。在这方面，大历十大才子是典型代表。他们缺乏盛唐大家那种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和执着追求

理想的热情。他们虽号为才子，但也缺乏盛唐大家那种杰出横溢的才华。从题材上看，内容单一，赠别酬唱、吟咏山水之作最多，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台阁之中，文人宴集，各擅名场。从艺术上看，推崇六朝二谢、王维。意境闲淡幽冷，喜作律体，注重锻炼字句，精细工巧。

2、钱起，有诗四百余首，是以“大历十才子”为主的中原诗人的领袖，在才子中年辈最高，天宝时与王维过往甚密。诗风仿佛王维，缺少恬淡韵味，有斧凿痕迹。其诗挑不出毛病，也说不出特别的好。闲适有余，热情不足。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省试湘灵鼓瑟》）据说曾听人月夜吟此句，应举时韵有青字，以此二举结，考官以为绝唱。百年后仍为范本。《岘佣说诗》说其诗“清气中时露工秀”。就省净来看其诗更近祖咏。他的诗很多是由人家的作品翻衍出来的：“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题玉山村叟屋壁》），即孟浩然（《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的意境；“烛影出绡幕，虫声连素琴。”（《夜雨寄寇校书》）直接变化祖咏的诗意“风帘摇竹影，秋雨带虫声。”（《宿陈留李少府厅作》）。还有“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太子李舍人城东别业》），则是王维诗意的摹写。他的七律写得清丽流畅，《赠阙下裴舍人》富丽工稳，堪称佳作。

3、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地方官诗人群——刘长卿、戴叔伦等

刘长卿，虽然经历过盛唐，但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安史之乱后的肃宗、代宗两朝。他早年应举屡试（十次）不中，后入东都国子监，推为“棚头”得第。唐考试不糊名，知举者在决定录取与否及等第时需博采众议的情况下，举子们在考前投献诗文、干谒奔走是很重要的，有时单靠一人之力还不够。于是就互结朋党，造成声势，一方面保护本派人员以争取榜上有名，一方面攻击别派的人员。参与棚的容易登第，否则就难免落第。往往有门路的人才能进棚中。肃宗时封演《封氏闻见录》卷三“贡举”载：“士子殷勤，每岁士子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鱼夺，号黹外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也。”他的身世遭遇与杜甫有相似之处，安史乱后身处衰乱之时，宦游于江南，曾两遭贬谪，但是他缺乏杜甫那种远大的政治抱负，所以他的诗哀叹嗟伤之情多于济世救时之志，风骨不举，表现出盛唐向中唐的转变。刘长卿现存诗五百余篇，数量相当可观。他和“大历十才子”专攻律诗，尤长于五律，但基本上走的是盛唐诸家的路子，文辞、声律上修整得十分工致，气度的安详与意象的浑融则稍有不及，更丢失了杜甫诗中的“古意”。他自称“五言长城”，五言诗占十分之六七，五律占五言之六七。与中晚唐的这一题材的诗相比，风貌不同。如刘长卿诗多灰暗、寒冷、苍白的意象，有人以“幽州白日寒“明其诗风，甚当。如其名句、名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楚国苍山远，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游休禅师双峰寺》）前人称代宗时的“大历诗人”，往往“钱，刘”并提，他则是江左诗人的代表。刘的成就高于钱，为“大历诗人之冠”。

4、元结、顾况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

元结比杜甫稍晚，也经历了安史之乱，其诗在反映安史之乱之后的社会现实这一点上与杜甫“诗史”类的作品也相似，他曾经辑录同时人的诗选《箧中集》，所收诗人与自己的作品相近，因此，可以说以元结为首，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是紧承杜甫之后的。杜甫有《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称赞元结。有《舂陵行》。元结诗刺世疾邪、同情民生疾苦，这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诗风古朴，只作古体，不写律诗，有的作品文采不足，是其缺陷，这与杜甫古、近并工，文质兼备不同，自然成就也就逊于老杜。其诗对新乐府、韩愈古文运动影响很大。

顾况部分作品与元结一派相近，用古体和写实手法抨击现实弊病。顾况性格狂放旷达，晚年受佛道影响，归隐茅山，号“华阳真逸”。所以其作品风格多样一些，唐张固《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谒顾况事(见《作品选》P212)，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不能成立。

5、韦应物等山水诗人

韦应物737—792(?)，又(七五O一一八三O)。出身贵族，西安人，世称韦苏州。少年任侠负气，15岁时就成为唐玄宗的三卫近侍。后来折节读书。早年作品有盛唐风。他最出名的诗歌写于滁州任上，语言简淡，绝去雕饰，风格秀朗，气韵澄澈。后人论唐诗常常王、孟、韦、柳并称。代表作《滁州西涧》。

与大历十才子相近。学陶潜，在语言上清新朴素，但对田园缺乏亲切感，不如陶把田园看作理想和归宿，故不够亲切自然；学王维，没有王对自然的亲和，似带有无可奈何的成分。朱熹将他列在王维之上，因为他较王维来得更清澄，更疏淡。《滁州西涧》：“独伶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湖带雨睫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前人有“王、孟、韦、柳四家”之说，即指山水田园诗。王“清而秀”、孟“清而旷”、韦“清而润”、柳“清而峭”(参见《诗薮·外编》卷四)。

6、李益等边塞诗人

李益(748—827)，西北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曾五入幕府。人品似不高，为人所咒，《霍小玉传》敷衍其事。所作多为边塞题材，是中唐时期最有成就的边塞诗人。风格悲壮，与盛唐边塞诗相比，少了一些激昂慷慨，多了一些哀怨低沉。擅长七绝，胡应麟认为其七绝可与李白、王昌龄比美(参见《诗薮·内编》卷六)。如其名作《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卢纶，诗存330余首，有些雄浑气势。如《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韩翃，《寒食日即事》：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精读作品篇目： 张继《枫桥夜泊》 韦应物《滁州西涧》

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卢纶《塞下曲》(林暗草惊风)(月黑雁飞高)顾况《江上》、《山中》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阅读作品篇目： 韦应物《观田家》 刘长卿《送灵澈上人》 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韩翊《寒食》

李益《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听晓角》、《宫怨》 思考题：

1、中唐诗坛诗人的分布情况整理。

2、大历诗风的优劣及其评价。

3、熟悉韦应物、刘长卿等人的诗风及其影响。

参考书目：

1、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

3、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第七讲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教学目标：了解白居易的生平与创作及元白诗派的特点。教学重点：白居易诗歌创作；新乐府与新乐府运动。教学难点：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元白诗派与新乐府运动

一、元白诗派

1、主要成员：元稹、白居易、李绅、张籍、王建等。

2、此流派成员都写了许多写实性的“新乐府”诗，风格也都是通俗平易。

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1.“新乐府”的概念：简单地说，“新乐府”是一种与古题乐府相对而言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

“乐府诗”本来是汉魏六朝诗歌中的一种类型，初盛唐时候的乐府诗基本上都是借用旧题，这种诗叫旧题乐府。中唐时期，元白等人开始大量创作自创新题的乐府诗，是谓新题乐府或简称为“新乐府”。有人说，新题乐府始于杜甫，此说不准确，因为早在三国时，曹植已经写过自创新题的乐府诗。不过杜甫写的多一些，对元白等人的影响更直接一些，也更大一些。换句话说，元、白等人主要是受了杜甫的启发而进行新乐府创作的。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都是新乐府。元稹指出它们都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元、白等人的新乐府除了受杜甫直接启发之外，也受到《诗经》和汉魏乐府传统的影响，前人曾经指出，《诗经》部分作品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而汉魏乐府大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写实性的或者叫现实主义的诗歌。因此，元、白等人的新乐府，从创作方法上看，都是写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此外，从内容上看，大多是批评和批判现实弊病的，所以白居易把它们称为“讽谕诗”。关于《诗经》的内容，汉代以来就有“美刺”之说，元、白新乐府即讽谕诗主要是继承发扬了“刺”的传统以前一直流行“新乐府运动”的说法，但近来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妥，因为就中唐新乐府创作实际看，未形成“运动”，所以现在新出的一些教科书未沿用这一提法。

新乐府诗有三个特点：

（1）用新题，不用汉乐府旧题。（2）写时事而不是借古讽今。

（3）不以入乐与否为标准，但却真正继承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

2.新乐府运动：指中唐贞元末至元和初的几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主要代表的一批诗人，有感于当时藩镇割据、外患频繁、宦官专权、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为维护和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有意识得像杜甫那样创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新乐府诗，借以描写民间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从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运动。

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要在白居易《与元九书》、《新乐府序》中：

（1）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写时事，要有现实意义，写作目的是向朝廷敬献：“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2）追求浅切、明白的语言，使老妪能解。重内容轻形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来之者传信也，其体质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3）写作方式。写作新乐府，即事名篇，首章标其题，卒章显其志。新乐府运动的意义：

（1）继承与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2）开创了浅显通俗的艺术风格。

第二节 白居易的生平及诗歌创作

一、生平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闲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有《白氏长庆集》，存诗2800余首。其生平和思想可分为前后两期，以四十四岁贬谪江州司马为界：前期：积极入世，以“兼济天下”为主导思想。出生河南新郑，十一二岁随家人迁符离，后迁越中。二十岁后在符离勤奋读书、写作，二十八岁在宣城应乡试，二十九岁省试及第，三十二岁与元稹同登科第，授校书郎。后又应制举。三登科第，正在长安传为美谈。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在朝为官，其中在四十岁丁母忧。四十四岁，宰相武元衡遇刺死，任闲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当天就上疏主张捉捕凶手，受诬被贬。后期：中年时由于受到政治挫折，思想趋于消极，奉行“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元和十年（44）至长庆四年（53），任地方官江州司马、忠州刺史、杭州刺史等。最后二十年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以刑部尚书致仕。由八品至二品，由月俸一万六至月俸十万。晚年虽然官职不断升迁，但却采取了明哲保身信奉佛道的人生态度。闲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修香山寺，号香山居士。《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趟。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牛李争起，为避祸，分司东都。）

二、诗歌分类：白居易诗歌现存有近二千七八百首，为唐人之最。在江州自分其诗七八百首为四类(《与元九书》)：

A、讽谕诗——美刺比兴，因事立题，新乐府150首。白居易乐府诗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的人。《秦中吟》（十首），“一吟悲一事”，“卒章显其志”；集中暴露官场腐败、权贵骄横而百姓多苦难的社会现实。《轻肥》则将矛头直指宦官集团。《新乐府》（五十首），仍然是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的写法，但所不同的是，篇下附有小序对该篇主题揭示。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如《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白居易的这些新乐府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B、闲适诗——移病闲居，知足保，吟玩情性，100首。白居易的闲适诗主要是表现知足保和的心境的，流露出淡泊悠闲的情调，但是，这类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浅而又浅，俗而更俗的。苏轼有“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的说法，也即指这一类诗。

C、感伤诗——事牵情动，随感而吟咏，100首。白居易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归入“感伤”类的诗：《长恨歌》与《琵琶行》。唐宣宗李忱也有诗赞云：“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

《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说来结构全篇，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打破了自己设定的“核而实”的创作原则，在叙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为情而作，非为事而作，虽然仍然包含有讽喻的意味。此诗把特殊的事件普泛化，让天下痴情男女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诗中最精彩的是表现刻骨相思，先是睹物思人的种种感触，再借四季景物的变化和孤寂来衬托，进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上天入地，最终相思化为长恨。情感缠绵悱恻，回旋上升。

《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江州贬所，“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唐宋诗醇》）因此，诗情就更加的深挚感切。诗中有很多的名句脍炙人口，如“千呼万唤始出来，半抱琵琶犹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此时无声胜有声”等，还有十分精彩的演奏描写，可以与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及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比较起来读。

这两篇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营造氛围、创设意境，特别是《琵琶行》中的秋天景象（枫叶、荻花）与茫茫江月，再加上淅沥的夜雨和清厉的铃声，构成孤寂哀凉的意境，透露出诗人凄楚怅怨的情绪。

D、杂律诗——亲朋离散，释恨佐欢，一时一物，一笑一吟，400首。（说明：①讽谕诗列为第一，说明白居易对新乐府诗很重视。②分类不严谨，因为前三类是以内容为准的，而后一类则是以形式为准的。闲适诗里有近体，感伤诗中也有讽谕。）去世前，自编其诗文“三千八百四十首”，分五本保存，这样他的诗文大部分得以保存。有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朱金诚《白居易集笺注》讽谕诗，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议婚、重赋、不致仕、伤宅、伤友、立碑、轻肥、歌舞、五弦、卖花）为代表。

此类诗之特点：

1、题材广泛，多反映揭露时弊；

2、主题集中，“一吟悲一事，”

3、叙议结合，对比强烈；

4、人事典型，形象鲜明；

5、语言质朴、浅切。

但是，白居易不少的诗苍白浅俗，味同奏章，而把诗歌引入狭隘功利的窄途。一是公式化，“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不惜让诗都有一个“蛇尾”；二是语言直白，不精练，不耐味；三是缺乏深刻体验，有的诗只能靠议论和说教的堆砌。

三、白居易诗歌风格及其得失：各类诗歌总的风格特征：浅切、通俗、平易、随物赋形、直抒胸臆。《艺概·诗概》：“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非易到。” 《剑溪说诗·又编》：白居易诗“往往意太尽，语涉粗俗，似欠澄汰之功。”

四、白居易的诗歌理想，就是补察时政。“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创造的。这是儒家诗教传统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叙写时事精神的进一步发展，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指出做诗“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的美学主张。著名的《与元九书》，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五、影响：白诗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有其匹。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几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侧，无可奈何。„„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自居易《与元九书》：“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王定保《唐摭言》卷15：唐宣宗吊白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第三节

白居易诗歌讲读

《轻肥》

这首诗是《秦中吟》十首中的第七首。《秦中吟》自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这组诗是作者‚为时为事‛而作诗的文学主张的重要体现。一诗一事，针对性极强，讽刺揭露社会弊病极为尖锐深刻。轻肥：是‚乘肥马，衣轻裘‛的缩语。此题《才调集》作《江南旱》。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通鉴〃唐纪五十三》载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南方旱饥‛，虽只有四个字，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不是灾情非常严重，史书是不会记载的。既然灾情严重，白居易《轻肥》的描写就是真实的了。因此，白居易的《轻肥》是一首现实主义诗篇，它反映了唐宪宗元和四年真实的社会面貌，这篇诗也映射出封建社会面貌的一

般情形。这首诗对人们今天深刻认识封建社会的本质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首诗对我们今天如何为官、如何冶国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这首诗在写法上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诗人洞察了社会的真实情形，敢于说真话，描写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反映了社会的本质；运用了对比的写法，突出了诗篇的表达效果；诗句的顺序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这三点写法是值得诗友注意学习的。

《卖炭翁》

开头有小序:‚苦宫市也。‛意思说劳动人民被宫市害得好苦。仅仅四个字，端在一个‚苦‛字，饱含了诗人对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全诗不到两百字，但是细细品味，这‚苦‛味始终渗透在字里行间。

开篇简介了‚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可见这位老人无名无姓，孤苦伶仃，他是靠砍柴烧炭为生的。接着写他的外貌:‚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仅此两句，就描绘出老人劳苦的一生:那长年累月烧炭而熏成黑黄色的脸，那苍苍白发、枯瘦发黑的手指，正是岁月的艰辛留给他劳苦而沧桑的印记。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并非诗人在访问卖炭翁，而是诗人站在主人公的角度，表达老人艰辛劳累的最低生活需求，只求‚温饱‛，而他烧炭所得的血汗钱，并没有真正达到这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可想而知他的生活非常困苦。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无论是诗人此寄予深切同情，还是老人在自悲自怜，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形容枯稿、衣着单薄的老人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索发抖的样子，而他的内心呢?却又是那么矛盾。按常理说，天冷了，衣着单薄，就要愿天‚暖‛，可是天暖了，炭又卖不出去或是价格低贱，于是，他反而祈愿天冷些，更冷些……这一‚忧‛一‚愿‛，集中表达了老人的心理，是多么的悲苦!正是由于困苦的生活境遇造成了他悲苦矛盾的心境，我们读到这，无不为之感慨烯嘘，流下苦涩的泪。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不知道是他的痛苦祈愿感动了上苍，还是苍天可怜老人的悲苦?一夜之间，果然下起了纷飞的大雪，于是，卖炭翁顾不得自己衣着单薄，趁着天色微明，赶着牛车上路了。在一尺厚的积雪山路上，缓慢行走的老人，拉炭车的老牛，一步一步，多么艰难啊!从终南山到京城有百十里路，他们是怎样千辛万苦走完的?从‚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这句诗可见:冬日升起已是正午了，老人是‚晓驾炭车‛，踩着积雪来的，牛困乏了，老人也是饥寒交迫。他还没到集市，就 不顾天冷地脏，在烂泥堆旁歇歇自己疲惫不堪的身体。这是写他运炭进城的辛苦。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老人和老牛还没有到市面上，却有两个‚宫市‛来了—这些朝廷的奴才，在劳动人民面前是如狼似虎，为所欲为的。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救，回车叱牛牵向北。‛只把‚半匹红峭一丈续，系向牛头充炭直!‛看似买炭，实是抢夺，而写卖炭翁只有一句:‚宫使驱将惜不得‛给我们留下了可想而知的话外音:他一定哀求了，哭喊了，甚至要拼命……可是他能向谁申诉呢?他无救无助，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连‚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生存愿望都成了泡影，这一千多斤炭被无情的‚宫市‛夺走了，带给他多么深重的灾难，多么痛苦的、无可奈何的辛酸啊!

由以上所描述的卖炭翁孤苦伶仃—劳苦的形象—困苦的生活—悲苦的心境—运炭的辛苦，到卖炭被夺的痛苦遭遇，无一不照应诗前小序‚苦宫市也。‛这首诗就是通过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不幸，揭露了宫使的罪恶行径—正是宫使害苦了那些善良、勤劳的老百姓!品味《卖炭翁》，字字充满了苦涩。通篇无一‚苦‛字，但句句紧扣小序的‚苦‛字来着笔，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长恨歌》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时作者３５岁，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承，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

《长恨歌》共分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其中开头八句写杨贵妃的美貌和被唐明皇所求得。明是唐皇而诗中却说‚汉皇‛，这是唐朝人由写古题乐府留下来的习惯。倾国：指倾国倾城的美女。御宇：指作皇帝，统治天下。从‚春寒赐浴华清池‛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十八句，写杨贵妃的受宠和由此形成的杨氏家族的豪贵。华清池：在今西安市东临潼县南的骊山上，上有皇帝的行宫，以温泉闻名。凝脂：比喻人的皮肤洁白光润。步摇：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废政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写杨贵妃被宠的程度，简直是形影不离。接着作者又用汉武帝宠爱陈阿娇，要为阿娇造一座金屋子的典故来比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贵妃一人受宠，杨氏族门立刻权势逼人。哥哥杨国忠当了宰相，几个姊妹都被封为大国夫人，争权斗富，不可一世。杜甫的《丽人行》就是写的这桩事。皇帝后妃也是人，也有情欲，这点与平民没有区别；但是皇帝手中有无尚的权威，他的情欲往往和这种无尚权威的运用密不可分。这就使他们的爱情效果与平民大不相同了。好色并不是了不起的罪过，但由好色而导致滥加封赏，使坏人窃弄权柄，紊乱朝纲，这就离亡国灭家不远了。所以我们评论帝王的爱情一定不要离开他们生活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四句又和前面的‚从此君王不早朝‛相呼应，进一步描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政误国。唐朝统治者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是建立在残酷地掠夺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陷于极度贫困的基础之上的。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描写了一段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骊山上的享乐生活后，接着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又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伥难再述。‛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如此昏庸腐朽，阶级矛盾又如此尖锐，所以当安禄山这个大野心家一旦发起叛乱，唐王朝这座炫人眼目的金字塔立刻就倾倒崩溃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是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过程。渔阳：郡名，郡治在今天津蓟县。这一带有时称渔阳郡，有时又称范阳郡。安禄山当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大本营就在渔阳。鼓：军中使用的乐器。渔阳鼙鼓，即指安禄山率领的造反军队；安禄山发动叛乱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十一月。霓裳羽衣曲：舞曲名，开元中来自西凉。据说唐明皇曾亲自对它进行过加工润色，并为之制作歌辞。杨贵妃进宫后，善为此舞。

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段，写马驿兵变，杨贵妃被杀，以及从此以后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朝思暮想，深情不移。其中开头十句讲马嵬驿兵变。九重城阙：指首都。皇帝的宫庭有九道门，故称皇宫曰九重。烟尘：指敌警。千乘万骑西南行：指唐明皇等离长安往四川逃跑，事在天宝十五年（公元７５６年）六月。翠华：指皇帝的仪仗。西出都门百余里，其地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西。六军：古称天子的军队，这里指唐明皇的卫队。不发：不再继续前进，这里即指兵变。当时乱兵先杀了杨国忠及杨贵妃的两个姊妹，又逼着唐明皇将杨贵妃赐死。花、翠翘、金雀钗、玉搔头：都是杨贵妃头上的饰物。‚黄埃散漫风萧索‛以下八句写唐明皇在前往成都的路上以及在成都的日子里对杨贵妃的思念。云：山中的空中通道。剑阁：即剑门关，古时陕西四川间的险要关塞，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峨嵋山：在今四川峨嵋县西南，不在由陕西入四川的路上，这里是诗人为强调川陕间山路艰难而漫加堆砌。李白《蜀道难》中有所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同误。‚天旋地转回龙驭‛以下四句写唐军收复长安后，唐明皇由成都回京再次经过马嵬驿时的见今思昔，对景伤情。天旋地转：指形势变化，唐军收复两京。事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７５７年）九月、十月。龙：指唐明皇的车驾。不见玉颜空死处，只有空坟，而尸体不见了。从此故事增入神话色彩，当时有种传说，说杨贵妃已经‚尸解‛成仙而去。‚君臣相顾泪沾衣‛以下二十句写唐明皇回京后的见物思人，悲不欲生。信马归：听凭马自己行走，极言人心无绪的样子。太液：大明宫内的池水名。未央：汉代皇帝居住的宫殿名，这里借指唐代的大明宫。西宫：太极宫，唐人称之为‚西宫‛或‚西内‛。南内：兴庆宫。唐人称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为三大内。大明宫是当时的皇帝唐肃宗居住的地方。已经退位的唐明皇回京后先后曾被安臵在太极宫和兴庆宫居住。梨园弟子：指昔日曾经侍奉过唐明皇的宫廷歌舞班子，据说唐明皇曾亲自教过他们排练。椒房：后妃居住的宫室，以花椒和泥涂壁，一取其香，二取其多子。阿监：太监。青娥：指宫女。以上两句分承唐明皇与杨贵妃，是说昔日曾经侍应过他们的人现在都已经老了。鸳鸯瓦：房顶上俯仰相扣的屋瓦。翡翠衾：用翡翠羽毛装饰的被子。以上层层铺陈，说明唐明皇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无物无景不在勾起他对杨贵妃的怀恋。

《琵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