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能源安全

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能源安全（共6篇）

篇1：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能源安全

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能源安全

摘要：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能源安全问题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发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其实质就是为了保证美国的国家能源安全，进而保证美国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确定了我国未来的国家战略走向，同时也具有重要的能源地缘政治意义。我们应充分认清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拓宽与“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能源合作的方法路径，不断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全面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能源安全；

一、我国能源安全现如今面临的严峻形势

作为石油大学学子，对于我国的能源问题，特别是石油方面，都应该比较清楚，现如今，我国石油资源储量严重不足，国家能源进口通道对海洋过度依赖，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能源局势的急剧变化，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与日俱增，能源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1、我国能源情况现状

能源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命脉，没有能源任何现代文明都将无从谈起。我国煤资源丰富，但油气资源相对不足，石油稳产难度增大。统计表明，到2000 年底，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约为1021亿吨，其中，陆上775亿吨，沿海海域246亿吨；最终可采资源量约为138-160亿吨。

我国是世界上天然气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天然气的勘探技术相对比较落后，已探明量仅占世界的1.2％，全球已探明的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140万亿m3，可采68年。我国天然气地质资源量估计超过38万亿m3，按国际通用口径，预计可采储量7-10万亿m3，可采95年。我国的天然气陆上资源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陕甘宁地区、塔里木盆地和青海，海上资源集中在南海和东海。

国内石油供应已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需求，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在石油净进口状态，2004年石油进口突破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40%，石油消费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虽然专家对油气资源供需前景预测有所差别，但总的趋势一致：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GDP年均增长率7.2%，石油消费年增长5%～6%，产量年增长1% ～2%；天然气消费增长略高一点，增长率7%～8%。

我国沉积盆地广阔，适宜于进符油气勘探的盆地500多个，沉积岩面积约670万ｋｍ2，其中陆上面520万ｋｍ2，近海大陆架面积150万ｋｍ2。在这些盆地中，既有发育在古生代稳定地台上的海相沉积盆地（面积约250万ｋｍ2，又有中新生代陆相断-坳陷沉积盆地，二者常形成叠合-复合沉积盆地。从已发现的油气储量来看，靳生界的石油占石油总储量的44.3％，中生界44.7％，古生界占8％，前古生界占3％。新生界的天然气占天然气总储量的33.7％，中生界占20.3％，古生异占41.6％，前古生界占4.4％。由此可知，中新生界共占油、气储量的89％和54％，其产层以白墨系和第三系为主，三叠系、侏罗系次之。因此，中新生代陆相地层的生油和储油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我国油气地质的一大特色。后备可采储量不足，供需缺口大。随着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对油气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但国内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勘探难度大，导致中国油气资源的后备开采储量少，特别是优质可采储量不足，缺乏战略接替区。

所以说，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国务院已经把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战略研究和规划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必须寻找新的能源通道，建立多样化的能源供给线，增强国家的抗击风险能力。

2．世界能源大国**依旧存在，能源供给面临众多变数

中东地区历史上就是全球的一个火药桶，战火不断，各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就经历了三次阿以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一次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可谓是战火连绵不断，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极为迫切。近期的政治动荡可能加剧地区局势恶化，让和平可望而不可及。阿以冲突和伊朗问题是中东地区的两大历史性难题，直接关系到中东北非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阿以冲突涉及到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是中东稳定最大的挑战。过去三十多年，阿以之间能够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关于在于埃及、沙特等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签署和平协议，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但是，中东政府同以色列妥协了，中东的人民并不认可，政府和人民之间在以色列问题上有相当大的认识落差。可以想象，在政治动荡过程中，中东北非国家的民族情绪会上升，阿以之间的矛盾会突显，阿以和谈将被无限期推迟。与此同时，伊朗的生存环境却获得改善。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已经上升。这次动荡中，沙特、巴林等国家的什叶派纷纷走上街头，争取政治地位。一方面，以伊朗为基地的什叶派力量可能加强。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可能拉开同以色列的距离，缓和同伊朗的关系。

我国能源进口来源国主要集中在中东、中亚和非洲等地30多个国家以及俄罗斯，其中60%以上的石油进口来源于中东、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多数国力弱小，国内政治宗教冲突严重，受西方国家影响较深，政局表现出极大的非自主性。2010年底“茉莉花革命”爆发至今，受政治体制、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宗教矛盾等各种内外因素影响，中东北非地区政局出现了持续动荡，近20个国家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从当前情况看，这一地区局势虽有所缓和，但下一步走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各种政治、宗教和部落势力之间的角力仍将此起彼伏，美欧等外部势力将继续通过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方式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在我国对这一地区油气资源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其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将使我国与其油气合作的政治环境更加复杂，使我国能源供给安全继续面临着诸多变数和一系列严峻挑战。

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仍将持续，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是否将成为美国考虑的下一目标，还有待密切关注。但是中东北非局势带给我们的启示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国不能弱，落后就要挨打。二是独裁不得人心，必须搞好适合自己国家的民主，让更多的人参政、议政。三是国家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安宁。必须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国民应当为了自己的国家富强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四是西方列强国家都是无耻国家。尤其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像对待中东北非的阿富汗、伊朗、利比亚、也门等都是这样。必欲置之而后快。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心一意谋发展，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才能才能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3．能源进口通道单一，运输安全存在较大风险

我国能源进口的运输方式比较单一，虽已建立了中俄、中亚、中缅三个方向的陆路能源进口通道，但按设计输送能力计算每年通过陆路管道输送进入我国的石油总量仅为5700万吨，其中最高的中缅油气管道2200万吨，而中哈、中俄原油管道则仅为2000万吨和1500万吨①。2013年通过陆路管道输送天然气总量仅为280亿立方米②。按照2013年我国石油2．89亿吨、天然气530亿立方米的进口总量计算③，仅占石油进口总量的19．7%、天然气进口总量的52．8%。同时，由于我国能源海外进口来源地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没有直通的陆路油气管线，所以60%以上的油气进口仍主要依靠海运。而海运油气中80%以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航道，线路十分单一。当前，我国能源海运沿线多个国家与西方大国冲突加剧，其国内政局不稳、暴力恐怖事件多发。尤其是马六甲海峡、亚丁湾及其附近海域海盗猖獗，全球三分之二的海盗袭击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区域，能源运输极有可能由于地区冲突、局部战争、军事干预、恐怖袭击、政治对立和经济要挟等因素被切断。加之，这些航线还处于美国、印度海军的威慑之下，一旦中美、中印之间发生政治军事冲突，有可能通过切断我海上运输通道予以对抗，从而威胁我国能源安全。因此，我国能源进口对海洋通道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对马六甲航道的过度依赖，使我国能源运输安全面临极大风险。

二、“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能源安全的能源地缘政治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从能源供给来源、进口途径和合作深度、广度等多个方面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提供有力支撑，发挥出重要的能源地缘政治意义。可以实现我国能源供给来源的多元化“一带一路”战略所覆盖区域，涵盖了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和东南亚等油气较为富集国家和地区。根据BP2014年的统计，中东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球储量的47．9%和43．2%，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球储量的5．5%和16．8%，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球储量的7．7%和7．6%，中亚里海沿岸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球储量的7．8%和28．5%④。我国过去能源的来源区域过于集中，能源进口的50%以上来自于政治局势较为动荡的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能较好地实现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能源合作，使我国能源进口来源更为广泛、风险更为分散，有效避免对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能源进口的过度依赖，实现能源供给的多元化，极大提高我国的能源进口安全。

利于实现我国能源进口途径的多样化我国能源进口通道和运输方式单一，能源进口过度依靠海运，进口通道中的“马六甲困局”等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国家能源安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东南亚国家与我南海相邻，海上运输距离较短，可选航道多，且运输路线无海峡；俄罗斯和中亚诸国与我国西部、北部接壤，公路、铁路连通，尤其中亚里海沿岸、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油气资源富足，地理位置邻近，具有较强的地缘政治优势。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加强与中亚、俄罗斯、东南亚等地区的能源合作，建设多线并行的陆路油气管道和海上运输通道，从而打通我“南下”东南亚海上能源运输通道，构筑“北上”俄罗斯和“西进”中亚的陆路能源进口通道，甚至可以通过逐步连通中亚、南亚国家油气管网，最终实现我与中东地区的陆路油气管网连接，从而通过陆路管道获取中东油气资源，减少我对海运尤其是马六甲航道的依赖，实现我国能源进口途径的多样化。

益于实现我国能源合作的多边化，长期以来，我国与能源供给国的合作多数仅局限于就能源合作谈能源合作，是点对点、一对一的纵向能源合作模式，而与日本、韩国、印度等亚太地区的能源消费大国则在能源问题上竞争多于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则以双边及大小多边合作项目为基本载体，通过推动开发投资、商品贸易、能源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项合作，从而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目标。这种通过经贸、人文、能源等互为支撑、相互关联、互为依赖的合作有助于从深度、广度、程度等多个维度实现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能源合作的多边化以及与亚太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合作的多边化，为确保我能源合作持续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三、增强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主要路径选择

在“一带一路”构想提供的战略支撑和机制保障下，我们应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在能源安全和能源合作重点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针对俄罗斯政治形势，借势用力抓住合作新契机。

当前，俄罗斯面临着复杂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首先是近年来美国在非常规能源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对俄罗斯的传统能源大国地位形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2009年以来随着页岩气产量不断提升，美国已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开始加大对欧洲和亚太地区天然气出口。其次是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升级，因克里米亚问题导致的美国、欧盟等与俄罗斯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在诸多领域采取较为苛刻的相互制裁手段。再次是当前全球能源供求形势和价格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油价进入下行通道并大幅下跌，对俄罗斯能源经济造成了重创。在此形势下，俄罗斯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合作势必受到影响，进而使俄在能源供求上面临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国内产能提升后劲不足的双重挑战。过去，中俄能源虽有良好、广泛的合作基础，但由于俄罗斯对中国的猜疑与防范，使得中俄能源合作在深度、广度上受到多重阻力的影响，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前俄罗斯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境，我国应抓住这一能源战略机遇期，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为契机，将俄罗斯作为我能源合作的重点方向，借势用力加大与其能源合作力度。

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构建中亚能源合作新重心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中亚是世界公认的能源供应基地，尤其是里海沿岸地区，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近年来，我国先后修建了中哈石油管道和中亚天然气管道，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持续增强，尤其是在天然气领域，我国进口的天然气50%以上都来自中亚国家。但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交通不便利，特别是因地处亚洲腹地，缺乏将油气运往国际市场的海上通道，所以在经济发展和能源出口等问题上面临诸多困难。因此，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时，不能只单向考虑我国的能源进口需求，而应发挥经济与地缘政治综合效应，充分利用我国在工业、农业、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贸、科技、文化合作，拉动这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应发挥我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陆路边境线长、内陆地区油气管网完善和沿海省份出海口众多的地缘优势，积极运作为中亚国家提供油气东出太平洋的合作项目，帮助中亚各国实现能源出口，以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带动能源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中亚特殊的地缘区位优势，对我国能源供给意义重大，因此应将其作为能源合作的新重点，加大与其合作力度，提高其能源进口比重。积极稳妥介入中东北非，寻求能源合作新突破中东北非地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是世界能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也是“一带一路”战略中能源合作应重点关注的区域。过去，我国在这一地区的能源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础，也取得一些成绩，尤其是在与沙特阿拉伯等相对较为稳定国家的能源合作上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与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国的能源合作却因这些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当前，美国因战略重心东移和本国非常规能源产量猛增，对这一区域的控制力有所减弱，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应利用美国减少对中东北非地区能源依赖和其在该地区战略收缩的契机，继续保持并适当加大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相对稳定国家的能源合作，而对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机会与危机并存的国家，应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行风险评估后，伺机稳妥分批加强能源合作，以寻求新的突破。

适时推进中巴油气管道建设，开辟能源进口新通道当前，我国已建立了中俄、中亚、中缅三条陆路能源进口通道，而作为我国在印度洋方向唯一陆路能源进口通道的中缅油气管道虽已建成投产，但因缅政治局势的复杂多变，在未来运行中，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诸多变数。为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在印度洋方向考虑开辟新的出海口，适时再建设一条新的能源进口通道。鉴于我国与巴基斯坦具有最友好的“全天候”全面伙伴关系，我国在其俾路支省投资建设的瓜达尔港地理位置优越，地处阿拉伯海北部、扼波斯湾出口，紧邻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等产油大国，有便利的航线通往阿拉伯半岛、北非等地，且我国已获得该港经营权，并于2013年7月与巴方正式达成在瓜达尔港与新疆喀什之间以修建铁路、公路等运输通道的形式，建立一条“中巴经济走廊”。在此背景下，规划建设中巴油气管道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因此，适时推进中巴油气管道建设，开辟印度洋方向能源进口新通道，将大大缩短我油气进口的海运距离，大幅降低我对马六甲航道的依赖，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依靠传统友好关系，稳固建立东非能源新支点，我国海上“一带一路”战略最远端的东非地区，近年来已成为中东非洲地区乃至世界油气资源储量增长的热点地区。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的海岸区域蕴藏着7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与北非和西非地区相比，由于对东非地区油气勘探不足，勘探强度较低，因而东非油气资源产量未来将具有较大增长空间。东非的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国家与我国有着良好的传统友好关系。同时，这些国家政局较苏丹等国家稳定，且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濒临印度洋的沿海地区，便于通过海上进行运输。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能源合作中，应考虑在这一具有巨大潜能的能源富集区建立我国未来能源供给的新支点，做到早谋划、早进入，实现早突破。避免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能源问题而带来一系列影响国家战略的问题发生。

篇2：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能源安全

论坛在我校举行

7月21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主办，内蒙古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我校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的北疆论坛系列学术活动之第二届跨国经营与管理学术论坛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高层论坛在我校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举行。莅临论坛的领导及嘉宾有：内蒙古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杭栓柱，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新疆财经大学副校长孙国辉，中央财经大学童伟教授、柴庆春教授、王生辉教授、李煜伟教授、崔新建教授，清华大学胡左浩教授，对外经贸大学范黎波教授，南开大学许晖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成慧教授，武汉大学吴先明教授，新疆财经大学段秀芳教授，自治区科技厅基础研究处王苏琴处长，内蒙古社科界联合会信息部部长杨亮，自治区政府调研室副主任雷继鹏，内蒙古社科院多志勇副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社科处处长张志忠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王来喜教授，内蒙古工业大学长青教授。我校校长杜金柱、副校长侯淑霞出席了论坛，学校各部门、各学院负责人及部分师生140余人参加了论坛，侯淑霞副校长主持论坛。

杜金柱校长致开幕词。杜校长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在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国际国内复杂环境下提出的发展理念与合作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与历史价值，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各位专家学者将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时代机遇与发展思路这个重大研讨主题，各抒己见，畅谈高论，这必将对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产生积极影响。杜校长希望各位专家多来内蒙古检查指导工作，多来内蒙古财经大学传经送宝，多联系，多合作，沟通情感，增进友谊。

论坛分上下两场，共有十二位嘉宾进行发言。童伟以《俄罗斯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转变》、胡左浩以《中国品牌国家化营销战略研究》、杭栓柱以《“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范黎波以《中国开放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王生辉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聚类分析与启示》、段秀芳以《“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挑战与对策》、柴庆春以《对外投资可以获得应有的技术提升》、许晖以《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从“走出去”到“走上去”》、王成慧以《国家旅游逆差导向战略》、吴先明以《资源依赖视角的追赶战略》、李煜伟以《区域禀赋的培育与跨区合作》、许海清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及其内蒙古的定位》为题，先后进行主题发言。

最后，杭栓柱主席致闭幕词。他认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尤其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对于促进国家向北开放、发展中俄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于内蒙古落实“8337”发展思路，建设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战略也为社会科学研究，为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对于繁荣社会科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论坛各位专家的学术报告高屋建瓴、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充满智慧，开阔了与会者视野。论坛的召开，在推动广泛学术交流、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促进多元学术发展、传播清晰学术声音、提升科

研创新能力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论坛达到了预期目的，是启迪智慧、增进友谊的学术思想盛会。

我校获得2015年中国-俄罗斯经济类大学联盟工作突

出贡献奖

【发布时间】2015-12-23

12月15日-16日，中国-俄罗斯经济类大学联盟校长论坛暨联盟2015年年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侯淑霞副校长代表我校参加了会议。

中国-俄罗斯经济类大学联盟是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共同牵头，一批专业特色相近的中俄优秀大学共同建立的非政府组织，是我国“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框架下高等教育领域的有效交流平台，我校是联盟成员高校之一。

本次会议是落实2015年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会议精神，深化和加强两国在人文和教育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贝加尔国立经济法律大学、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等18所中俄高校代表出席会议。中俄双方高校就2015年联盟工作进行了交流总结，并讨论了2016年联盟工作计划。联盟成员高校代表分别发言，就联盟发展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2016年，各成员高校将更为积极地承办具体项目和活动，并延续“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的良好基础，扩大互派留学生的规模，积极利用奖学金资助，扩大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的试点范围。加强科研合作，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巩固和中俄经贸往来献计献策。中俄双方投票确定，吸纳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俄罗斯南乌拉尔国立大学成为联盟正式成员，至此联盟成员达到28所大学，其中中俄各14所大学。

会议认为，联盟自成立以来做了很多具有实际意义的工作，也组织了多次具有影响力的活动。目前在两国高等教育界，联盟的影响深入人心。面对良好的交流态势，以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俄双方高校应该发挥学科优势，加强在“一带一路”领域的科研合作，以取得独具特色的目前急需的科研成果。同时，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在人才联合培养、交换学习、短期交流等方面扩大合作，以完成两国领导人确定的10万人的留学目标。

侯淑霞副校长与其他联盟成员高校交流了我校在国际合作、协同创新、“中蒙俄经贸合作”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并表达了我校积极参与联盟活动，加强与俄方高校在学生互派、学术交流等方面合作的愿望，并就联盟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会上，我校荣获“2015年中国-俄罗斯经济类大学联盟工作突出贡献奖”，并与俄罗斯贝加尔国立经济法律大学和西伯利亚联邦大学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我校获得2015年中国-俄罗斯经济类大学联盟工作突出贡献奖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

【发布时间】 2016-06-29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

6月24日上午，由我校主办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高峰论坛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文风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巡视员富·乌兰女士，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包思勤研究员，商务部商务研究院张菲研究员，蒙古国商学院院长恩和太平教授，俄罗斯后贝尔加尔国立大学玛利

亚·奥列果夫娜·吉里硕娃教授以及我校宣传部、团委、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学生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各学院领导、教师参加了论坛，我校科研处处长柴国君教授主持论坛。

柴国君提到，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中国、俄罗斯、蒙古国是友好近邻，也是重要合作伙伴，如果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连通东西方的贸易生命线，那么，中蒙俄经济走廊就是这条生命线上的主动脉。本次高峰论坛是在昨天刚刚结束的中、蒙、俄三国首脑第三次会晤后召开的大会，站在了时代和科技前沿，具有里程碑意义。总书记在主持会晤时指出，中俄蒙三方依托互为邻国的优势开展紧密合作，积极落实《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在经贸、人文、过境运输、旅游、体育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果。

会上，内蒙古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文风研究员、蒙古国商学院院长恩和太平教授、俄罗斯后贝加尔国立大学玛利亚·奥列果夫娜·古里硕娃教授、我校财税学院副院长徐博教授先后作了精彩报告。文风主要从构建中蒙跨界合作关系的五个方面讲解了具体合作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一是做好中蒙对接工作；二是选择适宜的产业类型；三是发展适应的产业；四是明确合作的模式；五是确定实施的政策。着力实现思路、硬件、软件三方面工作的对接工作，围绕“两国一区”运作模式，介绍了“跨界经济合作区”在基础设施、法律法规、金融服务、管理体制方面的具体方案。

恩和太平教授作了题为《“一带一路”战略与“草原丝绸之路”项目》的报告。主要介绍了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项目的背景、内容、进展情况和今后的合作方向。介绍了中蒙俄塔什干三国元首第三次会晤精神，着重介绍了“经济走廊”建设计划涉及的重大项目，以及我校与蒙古国在本科生交流项目、博士课程合作项目情况。

玛利亚 ·奥列果夫娜 ·古里硕娃教授作了题为《关于“一带一路”理念、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框架下对中俄合作的思考》的报告，她从“一带一路”和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分析了新时期中俄合作的前景和方向，认为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是重要的，并且高度评价了中方在倡议的制定和实施中对俄罗斯利益的充分考虑。她认为，俄罗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可或缺的成员，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可以使许多中俄项目一体化，特别是两国边境地区合作发展项目。

徐博教授在题为《共享经济点亮“一带一路”》的报告中指出，“共享经济”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实现个体之间直接的商品与服务交换。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蒙古“草原之路”和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三大倡议战略对接和落实的载体，必将在未来三方合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的途径为：一是积极搭建中俄蒙经贸合作网络平台；二是开办中俄蒙经贸、文化博览会；三是加强满洲里和二连浩特口岸建设；四是合理布局铁路、公路、航空、管道等通道建设；五是建立中俄蒙自由贸易区，更好地实现国家之间互联互通、互利互信、合作开放、协同创新、务实发展、和平共赢。

本次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就如何把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进行有效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等问题进行的专题报告内容详实、角度新颖、思路清晰、观念创新、体会深刻、效果突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不仅为该地区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而且对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6月24日下午，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我校召开。出席会议的委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邢广程研究员，蒙古国商学院院长恩和太平教授，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张菲研究员，内蒙古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杜金柱教授，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校长、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侯淑霞教授，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校长金桩教授。学校职能部门和学院的十余名委员参加了会议。副校长、协同创新管理委员会主任侯淑霞教授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蒙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名单，审议通过了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章程，并就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下一步的重点工作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杜金柱教授指出，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紧密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展开相关学科研究，在各协同单位的支持和努力下，顺利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认定，是协同创新中心各单位齐心合力工作的成绩。他表示，协同创新中心的成功揭牌是中心工作的新起点，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总体要求，力争把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成为最具权威性的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研究智库，努力创建中蒙俄经贸合作及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政、产、学、研、用”结合的创新平台。依托协同创新中心，结合我校的专业和学科优势，充分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在生源、师资等方面的合作平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资源，将内蒙古财经大学建设成具有国际化特色的中蒙俄经贸合作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邢广程研究员表示，协同创新中心的正式挂牌标志着协同创新中心获得了自治区政府及教育主管等相关部门的肯定，已正式进入新的培育阶段。学术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将紧密围绕学术视角下的中蒙俄三国发展与合作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尽早将协同创新中心通过教育部认定成为国家级高端智库而努力。

恩和太平教授表示，蒙古国商学院将深刻领会《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精神，按照新的要求调整下一步与协同创新中心开展合作的工作方案。并将对下一步工作规划细致化、明确化，从政府政策制定、政府决策实施层面聚焦战略、政策如何推进、落实，并将蒙古国更多的政府、企业资源整合到协同创新中心，加快蒙古国商学院研究中心与协同创新中心相关工作的对接。

张菲研究员强调，希望协同创新中心在对上衔接政府，对下衔接企业方面进行长远细致的规划，多了解企业需求，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助推企业创收的实施方案，与更多的高层次、高水平研究院所、企事业单位开展合作，更好的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

金桩教授表示，作为协同创新中心中蒙俄金融合作与投融资研究平台的负责人，将不遗余力地协助推动相关工作，在成果转化、政府部门咨询方面拓展更多合作渠道。

其他委员分别在如何加快协同创新中心科研成果转化，聚焦核心研究领域，系统实施政产学研用高端战略规划，充分发挥各单位、部门的协同优势等提出了

意见建议。邢广程研究员还就下一步工作中，如何联结协同主体、拓展合作渠道、整合优质资源、搭建合作平台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设想。

篇3：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能源安全

一、中亚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及能源合作的意义

“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长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 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地区。中亚五国拥有丰富的油气、矿产和旅游资源,与中国互补性强。

从地理位置上讲,中亚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同样是“一带一路”中通往其他国家的重要交通枢纽。具体来说,位于里海沿岸的中亚国家,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既是欧亚大陆的联结点,又是东西方的 “经济走廊”和政治、文化、交通枢纽。中亚国家北靠俄罗斯,东接中国(哈、吉、塔三国),东南部与阿富汗相邻,西南部连接伊朗,西部隔里海与高加索地区相望,无疑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

从能源资源的储量和产量上讲,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天然气储量相当丰富,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美国能源部门)和“21世纪能源新大陆”,其产量逐年增长,在世界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油气储备较少,但它们是重要的油气路桥国,而且国内拥有丰富的水能、电力等清洁能源。

二、我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现实基础

中亚五国中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储量丰富,国内产量远高于国内需求量;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资源丰富,且中亚—中国管道的投入使用大大减少了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对俄罗斯能源运输管线的长期依赖;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油气资源较少,因此本研究只选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的能源数据来代表中亚地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具有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基础条件。现从市场的供求情况以及合作的战略价值上来分析合作的现实基础。

1、市场互补性

(1)石油市场的互补性

在世界能源消费市场中,石油占据着首要位置,石油市场是世界能源市场中最具活力的市场。2007—2013年, 我国石油生产量基本维持在2亿吨左右,而2013年的石油消费量是5亿吨左右,石油需求缺口达3亿吨之多,这些说明我国超额的石油消费必须依靠国际供给才能满足。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的石油生产量呈逐年上升势头,在2013年生产量是消费量的6倍之多;土库曼斯坦的石油生产量呈同样的上升趋势,在2013年石油供给盈余510万吨;乌兹别克斯坦的石油产量与其国内的消费量基本持平。由此可见,中亚国家的石油市场存在严重的产出过剩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市场进行转移消化,中亚与我国在石油市场上存在极强互补性和现实合作需要。

(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4。)

(2)天然气市场的互补性

与煤炭、石油等其他化石燃料相比,天然气具有使用安全、热值高、洁净等优势,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2005年以来,我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增长迅速, 但消费量的增长速度略高于产量增长速度,从2006年开始,我国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中亚地区天然气产量巨大, 虽然消费量也较多,但天然气供给依然过剩严重(详见表2)。2011年,中亚国家天然气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1%, 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2.6%。我国天然气缺口278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盈余345亿立方米,仅从数据上看,土库曼斯坦一国的天然气盈余就足以弥补我国的天然气需求缺口。近年来,我国天然气市场的需求缺口呈不断扩大趋势,依靠国内市场不足以满足消费需求,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11年已达23.9%。

(单位:10 亿立方米)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4。)

(3)煤炭市场的互补性

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居绝对主体地位,约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70%。2013年,我国生产原煤25.7亿吨,煤炭消费量24.75亿吨,煤炭生产基本自己自足。中亚地区煤炭储量有限,哈萨克斯坦是中亚生产和消费煤炭最多的国家。2011年,哈萨克斯坦煤炭生产量为8400万吨,煤炭消费量4310万吨,多余的煤炭主要对邻国出口。煤炭的物理性质决定了其适用于短途运输,我国能源消费最多的地区在东部,而我国东部与中亚地区距离遥远,不适于煤炭运输。长期以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仅严重破坏了煤炭矿区所在地的生态环境,而且严重污染消费地的大气环境。虽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但出于改善环境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考量,我国正积极引导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通过使用其它低污染的能源逐步降低煤炭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因此,不管从我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煤炭市场供求角度,还是从我国当前的政策考虑,我国与中亚地区在煤炭市场上的互补性较小。

2、能源合作的战略价值

作为中国的近邻,中亚国家同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联系,曾经给中亚地区带来过繁荣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使中亚的很多城市作为当时的商贸中心而繁荣起来。“它不仅是商旅之路、文明之路,也是友谊之路、合作之路。这条千年古道,把中国人民同中亚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目前,中国能源进口的海路风险较大,有必要积极开拓和建设陆路能源通道, 同时,中亚国家全都是内陆国家,也亟须能源出海口,中国的地理位置恰好是中亚国家向东通向世界市场的出海口和必经之路,因此,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符合双方的利益诉求。

三、对进一步深化能源合作的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应该正确认识中亚国家的能源资源优势,同时要在共赢利益和尊重中亚国家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新变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处理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中亚国家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从而获得中国在中亚国家的能源利益最大化。

1、以直接投资方式参与中亚国家的能源生产和经营活动

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方式以直接投资为主,特别是对哈萨克斯坦能源领域。直接投资属于进入国际市场的高级阶段,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所指的主要就是投资模式。我国企业应充分抓住“走出去”战略新机遇,利用好国家政策,特别是一带一路的重大机遇,继续扩大对中亚国家的能源直接投资,积极通过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金融机构来获得更多的相关融资,把握好中哈产能合作新机遇,积极以直接投资方式参与中亚国家的能源生产和经营活动。需要注意的是,中亚国家的投资环境不容乐观。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布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4),哈萨克斯坦的国家风险评级为5(5/9)级, 乌兹别克斯坦为6(6/9)级,土库曼斯坦为5(5/9)级。由此可见,中亚国家的国家风险相对较高,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前应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密切关注投资国的国家风险,将投资风险降至最低点。另外,我国企业可通过投保海外投资保险产品来进一步规避在中亚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并获得更加便利的融资条件。

2、努力构建中国新疆—中亚能源陆上通道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接近世界最大的经贸、能源、旅游市场,具有开发中亚、西亚、南亚、俄罗斯和欧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因此,可以以开发新疆石油、天然气及铺设管道从里海和中亚地区进口能源为中心,充实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网等跨越欧亚大陆的基础设施,推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构建新疆能源大通道,将促进国内外市场的连接,向东西两端延伸和拓展,最终将西接中亚经济圈,东联亚太经济圈,还可使西部地区与内地沿海、沿江、沿边地区联成一体,形成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充分利用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位优势,实现我国与中亚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现有中哈石油管道的利用效率。

3、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继续深化能源合作机制

随着能源合作不断加深,中国不会一直采用“采油 + 买油”这种合作方式,将建立集油气勘探开发、管道运营、炼油化工、油品销售于一体的上中下游全产业链。这种创新合作模式能够将中亚各国的经济引向多元化发展轨道。中亚与中国同属上合组织成员国,是我国实施睦邻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我国实施能源安全多元化的战略要地。今后应借助上合组织这一平台,倡导建立能源一体化体系,有针对性地将中亚地区的能源供应国和东亚、东南亚的能源消费国联合起来,吸引更多的能源供应国参与这一体系,以保障能源安全,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

四、总结

我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资源领域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尤其是在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上。从宏观战略角度看,中亚国家的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与我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存在互补性,加强双边的能源合作可实现互利共赢。在能源市场方面,中亚国家的能源市场状况和我国日益严重的能源缺口可形成互补,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从能源贸易角度看,基于比较优势和互补性,中亚国家和中国在石油与天然气产品上贸易互补性明显。在能源技术方面,中亚国家和中国在能源开采与加工等方面各有专长, 可实现优势互补。此外,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发展我国和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可获得更广泛的政策支持。因此,双方应通过创新合作模式、放宽准入壁垒等方式,将能源互补性条件转化为各自的现实利益,应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这一战略契机深化能源合作。

摘要：随着我国国内经济的蓬勃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日益旺盛,国内能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亚地区能源储备丰富,是世界能源的主要供给地之一,且与中国地理毗邻,和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中亚国家开展合作有利于解决中国能源短缺问题。双方在能源合作方面有极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加强我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篇4：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能源安全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能源短缺所引起的能源竞争是造成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因素。2014年中国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目前仍保持中高速增长，能源需求增速虽有所下降，但是总量逐年上升，原油进口大幅度增加，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2014年达59.5%。然而，需求增加的同时获取油气资源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重要原因之一是进口油气通道深受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恐怖袭击和海盗活动猖獗、大国因素干扰之苦，其运输安全性令人担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而今能源运输安全已经演变成一个关乎国家稳定、地区和谐、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解决能源运输安全等问题带来契机。“一带一路”战略从宏观层面对能源合作、能源安全、能源运输安全给予指导、规划和部署。微观上，又有具体的建设项目可供操作。“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为解决我能源运输安全问题提供难得的契机和强有力的保障。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中国能源运输路线

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陆路油气进口通道。到“十三五”末，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我国将建成陆路油气进口管道共9条，总里程達13119千米（境外部分），年输送能力分别为7200万吨和1350亿立方米。毫无疑问，这些通道的建成，对我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建设肯定会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直接威胁到我油气输送安全石油管道和天然气进口通道大都途经多个国家。

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海上油气进口运输通道。中国海路油气运输主要依靠以下三条航线：中东航线：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非洲航线：北非—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好望角—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东南亚航线：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

目前，我国80%的原油和相当数量的LNG进口来自中东，且90%的海上船运由国外油轮承担，存在较大的贸易风险。波斯湾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运到中国，这条通道对我国来说举足轻重，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石油生命线。

中国“一带一路”地区能源运输安全隐患

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中东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石油资源极为丰富且开采条件适中，生产成本低，是各国关注的焦点。中东也是世界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等的后遗症、大国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宗教派别矛盾、种族冲突、贫富差距等等都是干扰能源供应，影响我原油运输安全的潜在因素和地缘危机。1980年伊朗就因其内部革命导致石油生产中断，引发石油危机，致使无油可运。

而中亚—俄罗斯地区油气资源十分丰富，是世界未来能源生命线。这一地区涉及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利益，也吸引了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外部力量的极大关注。存在的潜在地缘政治危机主要包括美俄对峙威慑、颜色革命以及美国对俄—中双遏制策略。

恐怖袭击和海盗活动猖獗。中东是国际恐怖活动和反恐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各东突势力作为国际恐怖主义重要组成，其大本营均设在中东，它们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能源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另外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为达成其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不惜用极端手段对抗国际社会，攻击中东这个“世界油库”。2013年8月的连续几周内，基地组织多次袭击伊拉克输往土耳其的石油管道，意在切断世界工业的能源生命线。

大国因素干扰。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倾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安全事务中制衡中国影响。一些美国学者建议美国在军队部署、军事技术、能源等方面加强美日同盟以制衡中国。由此，美国以“亚太再平衡”为名在中国周边地区排兵布阵，强化军事联盟。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刺激个别国家在领土海洋争议中不断对华挑衅，迟滞了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破坏了推动地区能源合作的政治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能源运输安全的积极意义

增强现有通道安全、多元化油气进口运输通道。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供给安全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每年都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过高的依存度使油气进口的生命线显得十分脆弱。近60%的石油和超过30%的天然气依赖进口，而且来源和运输线路相对单一，使中国国家能源安全系数大打折扣。

实现大国合作保障能源运输安全。“一带一路”战略增强了我国海外战略布局的主动性，战略调整和全新的布局为我国海外油气合作带来新机遇。加强与改善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保障我油气进口通道的安全。

完成我国由能源消费大国向能源中转大国角色转换。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了6%，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油气过高的进口的依存度使得我能源安全存在极大的隐患。“一带一路”以经济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可以建立陆路和海路两条能源运输通道，将沿线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的多个经济圈联通起来[赵旭颖，沈娟，龙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能源安全与国际合作[J].赤峰学院学报，2016，37（2）：76-78]，形成网状结构，“一带一路”内的各经济体（包括我国）都是这个网状结构中的一个点，都成为能源流动链条中的一环，大大提高能源运输抗风险能力。

篇5：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能源安全

作者：房丽军

来源：《对外经贸实务》2016年第10期

摘要：中阿贸易比重平稳上升且上升速度较快，双方贸易往来日趋频繁，贸易往来增长速度已超过我国对外进出口总增速，但中阿双向直接投资横向存量却始终在低位徘徊，双边商贸过度集中于原油而货物出口乏力，贸易结构的失衡更是严重制约了非产油国出口贸易规模，且中阿双方贸易互补关系较强但贸易依赖程度却较低。未来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优化行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强化贸易关系，积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范围。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阿拉伯国家；挑战；创新路径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完全放宽了对加入贸易伙伴国的门槛设定，更不涉及任何政治要求，为全球贸易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选择。作为该战略重要参与方的阿拉伯国家，自古就是丝绸之路枢纽，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必将实现中国与中东地区间的紧密的贸易联系。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全面推进的能源、电力等产能合作与建设，将更加推进该区域间经济贸易的共同发展与合作。

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现状分析

（一）中阿贸易规模持续上升，贸易往来增长速度超过我国对外进出口总增速

作为我国第七大贸易伙伴的阿拉伯国家，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也是目前我国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和海外投资市场。具海关总署相关数据资料统计显示，中阿双方间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00年时仅为152.06

亿美元，而待至

2014

年则已上升至

2481.88亿美元，短短不足20年的时间内进出口总额增幅已高达

2860%，年均增速几乎为200%。其中，出口额在2000-2014年间实现了从63.78

亿美元到1138.51亿美元的增长，增幅1935%，年均增速

129%；进口额则从

88.29

亿美元增长至

1343.37

亿美元，增幅

4421%，年均增速近乎300%。截止2015年，中阿双方贸易额更是高达2512亿美元，在中国整体进出口贸易额下降的背景下，中阿贸易额仍较上年同比增长5.2%。其中，出口额达1139亿美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2.3%。2015中阿博览会期间双方更是在智能科技、新能源、装备制造、环境保护、食品卫生等众多领域签约163个项目，投资金额1712亿元，提出和构建的“1+2+3”合作格局更是拓展了中阿双方在金融、航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范围。例如，在2015年9月召开的《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宣告成立，约旦、阿曼、阿联酋、沙特等国的科技机构以及阿盟下属的高校与中阿科技转移中心达成了协议，成立5个分中心；同时，中国（境）外项目86个，投资金额超千亿元，国内合作项目77个，投资金额近700亿元。

（二）中阿贸易比重平稳上升且上升速度较快，双方贸易往来日趋频繁

综合对比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总额可以发现，目前位居前三的依然是欧盟、美国、东盟，阿拉伯联盟尚未进入前五名，但结合中阿双方贸易发展历程可以发现，2000年中阿贸易总额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仅为

2.2%左右，而2014年该比重则上升至5.8%，“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阿双方间贸易合作进一步扩大。其中，出口方面，2015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额已达到

1138.51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4.89%，较2000年增长了

2.34

个百分点，阿拉伯国家已成为我国的第六大出口地区；在进口方面，2015年我国自阿拉伯国家进口总额为

1343.37

亿美元，占当年我国进口总额的6.85%，较

2000

年

3.92%的占比增长了

2.87

个百分点。可见，中阿双方无论是总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占比，还是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自2000年以来均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这意味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正在持续加深，未来将具备更大的合作潜力。

（三）在贸易结构方面，中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口商品种类相对丰富而进口商品种类单一

从中阿双方产业结构来看，阿拉伯国家占据绝对的能源优势，但农业、轻工业、机械制造业等行业却不发达，对于这些产品需求的满足主要依赖于进口；而我国则正好在农业、轻工业等方面占据优势，形成了彼此间贸易的互补。据UN

COMTRADE数据库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对阿拉伯国家的饮料及烟草出口额0.148亿美元，较2013年上涨34%，为出口商品中涨幅最大的商品种类；其次为杂项制品（主要为轻工业纺织制品），出口额19.264亿美元，同比上涨13%；食品和活动物类，机械及运输设备类，植物油、脂肪和蜡类的涨幅均超过5%。相较于出口，中国自阿拉伯国家的进口商品则略显单一，主要为原油、天然气等产品，据海关总署相关数据资料显示，2005-2013年我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原油由最初的5052

万吨跃升至

1.14

亿吨，其中仅2013年就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

5390

万吨；2015年中阿在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原料上的贸易额已达到

102.262亿美元，在所有商品进口额中的占比高达

79.7%。目前来自于沙特阿拉伯、阿曼、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已占我国进口石油总量的50%。

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中阿双向直接投资的纵向增幅迅猛，但横向存量却始终在低位徘徊，双方相互投资不足

自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外来资本大量涌入，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1-2015年，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49亿美元，年均增长3.1%，其中，仅2014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就达到1196亿美元，首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2003-2013年期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仅上升了0.1%，从0.17%

增长到

了0.27%，而我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仅占外投资总额的1%；截止2015年，我国向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直接投资累计额也才刚突破100亿美元，不仅如此，在投资领域方面也十分有限，仅限于资源开发以及家电纺织等行业；阿拉伯国家在华投资规模则更为有限，截止2015年累计额仅31亿美元，而该年阿拉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总额却高达334亿美元，这与阿拉伯国家实际对外投资能力以及我国目前的吸引外资能力均不匹配。可见，中阿双方目前无论是在自我资本存在方面还是对外投资需求方面均处于较高水平，但双方间所实际发生的直接投资规模却十分有限，可以说双向直接投资规模甚至尚处于起步阶段，纵向增量的迅速增加并未带来横向存量的同步上升，未来双边投资规模还应积极拓展空间。

（二）中阿双边商贸过度集中于原油而货物出口乏力，制约了双方经贸的增速和未来发展空间

从中阿贸易往来来看，原油及其衍生产品始终是中国的主要进口货物，自2000年以后一直占我国自阿进口的3/4

以上。而在出口方面，我国销售至阿拉伯国家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工业品和日用消费品。但分国别来看却发现，我国对产油国（除阿联酋外）的贸易逆差额已高达1020.48亿美元，而对非产油国贸易顺差额为

922.746

亿美元，这就意味着虽然中阿双方整体上看需求互补性强贸易结构较为均衡，但事实上这种均衡却是建立于产油国高贸易逆差和非产油国高贸易顺差基础之上。具商务部数据显示，在1993

年之前，中国从阿拉伯国家直接进口的原油总量仅721万吨，但2000年则跃升至3364万吨；以2015年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原油输入国中排名首位的依然是沙特阿拉伯，向中国输出原油总量为4967万吨，占当年该国原油输出总量的16.11%。不仅如此，在6个主要原油输入国中阿拉伯地区国家就达4个，对中国出口原油占阿拉伯地区石油出口总量的48%。这也意味着，中阿石油贸易额提高了近100倍，但同期的中阿经贸额实际上仅增长了60倍，中阿贸易额看似迅猛增长的势头其动力依然来自于石油。步入21世纪，中阿石油贸易额继续增长达到

倍左右，而同期的经贸额却只增长了12倍。UNCTAD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

-2010年的10年间，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中，以通信设备类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最为迅速，但也仅实现了从

18.8%至

30.4%的增幅，纺织服装类产品的出口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滑趋势，由

41.8%下降至

21.2%。可见中阿双边贸易额显著上升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石油，非石油货物增长乏力。

（三）中阿双方贸易结构的失衡严重制约了非产油国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限制了双方贸易未来的发展空间

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来看，中国对阿拉伯非产油国始终保持较高的贸易顺差.以埃及为例，2016年1-5月，中埃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48.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4%，但中国对埃及出口46.7亿美元，增长3.82%；中国自埃及进口1.37亿美元，下降75.01%。中国与埃及的贸易顺差45.36亿美元，增长14.76%；出口商品主要有机电类产品、金属材料及制品、纺织类产品、轻工类产品、木质类产品、化工类产品以及其他类产品。这些产品科技附加值低主要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必然会对阿拉伯国家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端行业造成冲击，导致双边经济摩擦的加剧。例如，为确保本国必须的劳动力就业，沙特政府对企业所雇劳工的国籍作出了明确的限定：私营业主必须确保沙特籍劳工数占雇员总数的一定比例。具体而言，工程类、维修类行业沙特籍劳工人员数必须在雇员总数中占10%以上；对于国家所投资的项目沙特籍劳工人员数的占比必须达到5%以上；而对于私营投资项目沙特籍劳工占比则必须达到10%以上。若是无法确保本地劳工必要的就业规模则将受到沙特劳工部的处罚，严重者将不能获得政府合同。不仅如此，沙特政府已决定逐步采取措施减少外国劳工，并最终将外籍劳工数控制在全国就业人口的20%以下。

（四）中阿双方贸易互补关系较强，但贸易依赖程度却较低，贸易规模的有限性和贸易摩擦的加剧制约了双方贸易潜力的充分开发

海关总署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1月至11月，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双边贸易额约47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沙特出口197亿美元，同比增长6.4%，主要产品包括纺织品、机械和电子设备、塑料制成品、家具等；而中国则主要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石化产品、铜及其制品，仅2015年就自沙特进口原油5054.20万吨。同时根据海关数据，2016年伊朗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液化天然气（16.9亿美元）、液化石油气（4.34亿美元）、钢铁产品（3.54亿美元）、液化丙烷气（3.43亿美元）、轻质原油及其衍生品（2.91亿美元），中国是其第一出口目的地；而我国对伊朗的出口商品则主要为机械设备、电子电气产品、运输工具、钢铁制品、轻工产品。可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和杂项制品）

三类商品上，而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则主要集中于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和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这也表明中阿之间的商品贸易均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双方双边贸易整体上互补性比较强。但通过对中经网、国研网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发现，2005年至2015年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基本维持在[0.35，0.38]这一区间，均小于1；即使细分到与中国贸易往来较多的各个具体国家也不难发现，其贸易结合度指数也均小于1。这就意味着虽然中阿贸易规模自2005年以来始终呈上升趋势，但两国间的经贸关联却并不紧密，中阿双方间的贸易潜力尚未被真正开发。

三、中阿贸易发展的路径及政策选择

（一）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积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范围

从目前中阿双边贸易结构来看，商贸过度集中于原油，而货物贸易乏力，这严重制约了双方经贸的增速和未来发展空间，进一步释放双边贸易潜力和空间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首次采用媒介为建立伙伴关系的粘合剂，为中阿贸易范围的扩展和合作强度的深化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具体而言，一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进行具体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结合中阿贸易的历史与现状，细化中国与其各国具体的贸易合作的规划，实现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贸易合作；二是借助与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交流平台，扩展双边货物贸易合作和沟通渠道，积极促进两地企业间的深入交流。

（二）依托双方彼此各异的比较优势，优化行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强化贸易关系

中阿双方目前较弱的贸易关系极大限制了双方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深化，彼此各异的比较优势应该在未来被充分利用，进而实现双边贸易潜力的充分开发。具体而言，一是实现双方产业间贸易和部分产业中产业内分工与合作的共同推进，在帮助阿拉伯国家摆脱“比较优势陷阱”的基础上，扩大中阿贸易往来；二是持续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阿拉伯国家提供更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形成对其更大的比较优势进而扩大双方贸易互补性，强化中阿双方贸易关系；三是针对部分阿拉伯国家缺少极大生产能力的大型企业的现状，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尤其是物流服务外包，这不仅可以显著减少我国出口企业在物流上的成本投入和贸易风险，还可以提高服务的针对性，为中国企业赢得更稳定的市场地位；四是依托阿拉伯国家在资源、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积极鼓励我国大型企业，尤其是农产品、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企业主动走出去，通过产业转移方式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建立零部件加工、产品组装企业，积极构建产业内合作关系。

（三）着重关注与阿拉伯国家海陆交通设施的建设，实现中阿双方在港口、铁路和航空的互联互通

交通的便利程度直接关系着国家间贸易合作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空间，扩大中阿双方贸易规模和交易范围，交通设施的构建比不可少。一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积极发展中阿两国在海上的互联互通，以大通关为主要支点进而构建方便、安全、高效的运输系统；以双方沿海重点港口为节点打造海上互联互通网络体系，充分发挥海运这一主要运输渠道的效力；二是充分借助中伊铁路国际合作建设项目等，实现公路、铁路的充分关联和陆桥口岸等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进而实现中阿双方陆上互联互通；三是借助中国国内机场与阿拉伯国家国际机场的对接共建项目，推动双方在空中领域的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对双方空运贸易吞吐能力的强化。

（四）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运作机制和节能激励机制，积极应对阿拉伯产油国能源企业进军国内能源市场

篇6：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认识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臶，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它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当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在2010年GTP就超过了日本，现在稳居第二。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为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总书记在哈沙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举措得到的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因为这是受益于参加这项战略布局的国家的，只要你参加就会获得利益。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犹如东南亚的国家他们就很积极参与。

然而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复杂的时期，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停止不前的局面，还有可悲的是有的发达国家经济出现的倒退，造成了大量人口的失业，社会**就此开始发生，中东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国际经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变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应该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臵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发高水平、大范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互利的经济区域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添加新的正能量。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

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现在存在的经济问题是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然而中国始终秉承着共同、共享、共建的原则，在通路、航路的基础上通商，形成和平与发展新常态。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改变，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的经济转型，为了符合以后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国的经济调整是迫在眉睫的。以今年北京的出现的雾霾来看，我们国家的环境污染是很严重的，为了推进无污染、耗能低、信息化的服务型或工业性产业，中国在经济上对那些污染比较重的国企或者是民企、私营企业就行了查封。习近平说过，上一辈的人们把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只有骨头，我们也应该补这些骨头很好的处理掉。虽然现在经济出现了下滑，没有达到以前的8-10%，但是总体水平依然在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这样依然使得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GTP增长速度是第一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在不断上升。

“一带一路”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合作长廊，目前亚洲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共同为了实现世界经济稳步增长这一共同课题。不仅如此，这一思想正是世界各国人们心中落地生根的战略构想，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展开了宏伟蓝图，这将给世界带来无限生机和美好前景。有利于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