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不确定性 篇1
Aguilar (1967) [1]是第一位研究环境扫描行为的学者, 他主要研究企业高管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如何获取和应用环境情报, 探讨环境扫描与感知环境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 笔者也将从以上几个方面对以往环境扫描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一、环境扫描概念
国外普遍认为Aguilar (1967) 是最早研究环境扫描的学者, 他把环境扫描定义为获取有关企业外部环境事件、趋势和关系情报, 并利用其帮助企业高管制定未来行动计划的行为。自Aguilar (1967) 以后, 许多学者对环境扫描的定义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进行了表述和补充。Fahey和King (1977) [2]指出, 环境扫描就是搜集和分析有关企业外部环境情报, 并且运用分析结果辅助企业高管进行决策的行为;Porter (1980) , [3]Dess和Beard (1984) [4]等都认为, 通过对外部环境进行扫描所获得的情报, 对高管进行企业目标制定和竞争战略选择等都是非常有帮助的;Daft (1988) [5]也认为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改变了企业原有的生存状态, 给企业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信息, 高管通过对外部环境进行扫描能够获得制定管理决策和企业战略方面的情报。秦黍舀 (1996) [6]在文献中把环境扫描形象的比作为一部能够不停的扫描外界环境, 并能够发现可疑目标捕获决策所需要相关情报的自动化雷达系统。
二、环境分类
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术界把外部环境看作一个单一的整体 (Duncan, 1972) 。[7]Bourgeois (1980) [8]认为, 由于环境是一个高度相关且非常复杂的整体, 为了能够更好地对环境进行研究, 必须把环境进行分类。最早将环境进行分类的学者是Dill (1958) , 他在文献[9]中把外部环境分解为两个层次即任务环境 (Task environment) 和间接环境 (Remote environment) 。
Hambrick (1982) 在文献中将外部环境分成4大部分, 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将其细分为20个环境子单元。研究环境扫描的学者基本上都会把环境分为一般环境和任务环境两个层级, 他们对环境的具体分类见表1。
综上所述, 任务环境是指与企业短期绩效直接相关的所有方面。一般/间接环境对组织日常决策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在长期决策制定上可能产生较大的作用。在参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笔者将任务环境分为3部分:竞争者、顾客和供应商;将一般环境分为以下4个子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律法规和技术。Bourgeois (1980) 认为环境的划分还因企业所在行业的特性和政府的指导政策不同而存在差异。[8]
三、环境扫描的焦点
研究表明, 由于各环境部分重要性的不同, 所以企业高管对环境中各个不同子环境的重视程度也是不同的, 对其环境部分的扫描频率也具有明显差异。感知不确定性和扫描频率是研究环境扫描焦点的两个主要评价指标。
Aguilar (1967) 认为与市场环境有关的部分, 即与用户、供应商以及竞争者相关的情报是最重要的。他在文献[1]中对美国与西欧40多家企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研究发现市场消息性情报是至关重要的, 其重要性是技术性消息情报的3倍。
O’connel和Zimmerman (1979) 对各50家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高管环境扫描行为研究发现, 经济和技术子环境对企业高管战略决策有最重要影响。[21]
Kobrin (1980) [22]研究结果与O’connel和Zimmerman (1979) 结论相似, 他发现海外国家的经济子环境、投资气候和政治子环境是大多数跨国公司高管最重视的扫描对象。
同样, Nishi (1982) [23]也对日本计算机行业与信息处理行业的250名高管环境扫描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 他发现这两个行业的高管, 最重视的环境部分是市场子环境, 其次才是技术子环境。
Jain (1984) [24]通过对11家公司37名高管面谈与对《幸福》杂志确定的美国500家公司高管环境扫描研究发现, 经济子环境最重要。在对任务环境扫描中, 与供应商以及竞争者相关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才是技术方面。
Ghoshal (1986) [25]等人通过对韩国最大16家公司111名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进行调查, 确认市场、竞争者、技术子环境是高管们最关注的部分。
Johnson和Kuehn (1987) [26]对美国南部的132家小企业和36家大企业高管的扫苗行为进行调查发现, 小企业高管几乎花费他们扫描时间的1/3来寻求与市场相关的情报, 即与销售、产品以及顾客相关的情报。其次, 才是关于技术子环境的情报。
Daft (1988) 等人调查了50家美国制造业企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发现, 任务环境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高于一般环境, 客户子环境具有最高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 其次才是经济和竞争者子环境。从高管环境扫描的频率和兴趣度来看, 客户、竞争者、经济3部分子环境的得分最高。
Lester和Waters (1989) [27]调查了7家以英国为主的大公司企业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发现, 与竞争者相关的行业、产品和服务以及市场方面的情报最重要。
Sawyerr (1993) [13]对处于政局动荡情形下的尼日利亚制造业47家153名企业高管进行调研, 客户/市场子环境具有最高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 经济和政治子环境排名分别是第二和第三位, 它们都是企业高管环境扫描的焦点。
Auster和Choo (1993) [14]通过对加拿大通讯和出版行业115名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调查显示, 顾客、技术和竞争者子环境具有最高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 并且被扫描的频率也最高, 而法规和社会文化子环境无论在感知战略不确定性、扫描频率还是兴趣度方面的排名都是最低。
Elenkov (1997) [15]对来自不同行业的141名保加利亚企业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研究发现, 由于保加利亚处于典型的高环境约束和低精细决策程度的环境下, 再加上政治权利网的存在, 所以他们普遍认为战略不确定性最大的子环境是政治/法律。
Jennings和Jones (1999) 在文献[28]中对交通管理技术这个新兴行业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进行调查发现, 绝大多数高管认为有关顾客和竞争者等任务环境方面的情报最重要。
Muralidharan (1999) [29]对美国跨国公司总部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进行研究后得出, 一般环境中的经济子环境和任务环境中的竞争者子环境的扫描频率几乎相同的结论, 他们都是高管们扫描跨国公司海外子环境最重要的焦点。
Ebrahimi (2000) [16]对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地区来自不同行业的55名CEO进行调研发现, 感知战略不确定性最高的仍然是任务环境中的竞争者和客户子环境。而Ebrahimi最初假设是, 政治环境会具有最高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 然而研究发现政治子环境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排名却靠后, Ebrahimi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国收回对香港的主权对香港企业的影响不是很大。
May和Stewart (2000) 等人调查了俄罗斯96名各行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 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高管对任务环境和一般环境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是混合分布的, 在7个环境因素当中, 客户/市场子环境感知战略不确定性最高, 其次是经济子环境。
Xu和Kaye (2003) 等人在文献[18]中对来源于英国计算机行业、电子行业、食品行业、化工行业和运输行业等的155名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研究发现, 在不把供应商子环境计入在内时, 在战略重要性排名上, 任务环境中客户、市场和竞争者子环境最高。同时, 由于各行业的企业高管都非常重视直接环境部分, 所以不同行业中直接环境的重要性差别并不大, 然而不同行业间接环境的重要性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化工、食品等传统行业高管则非常重视对环境中经济、法规、社会文化子环境的扫描。
董小英 (2008) 等人在文献[19]中对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200名企业高管环境扫描研究发现, 客户子环境的复杂性、易变性以及重要性的得分最高, 这表明客户子环境已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其次, 感知战略不确定性最高的就是竞争对手和技术子环境。
May和Stewart (2008) [20]对46位美国高管和57位印度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进行对比研究发现, 虽然两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差异甚大, 但是他们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却极其的相似。在美国和印度, 企业高管对任务环境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高于一般环境, 顾客、竞争者、技术子环境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排名最高。其次, 由于印度企业高管面对的外界环境要更复杂, 所以他们对环境的扫描频率要比美国高管多。
通过对早期学者观点的综述我们不难发现, 任务环境是企业高管环境扫描的主要焦点。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企业高管日常决策所需要的情报多数来源于任务环境, 所以任务环境自然会得到高管们的青睐。然而, 这也并不是绝对的, 对以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企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实证研究发现:在感知战略不确定性方面, 任务环境和一般环境基本上是混合分布的, 特别是一旦一般环境中的经济、政治或者其他部分非常重要时, 则他们将会成为高管们扫描的焦点。
四、感知环境不确定性及其与扫描行为之间的关系
Huber和Daft (1972) [31]认为感知环境不确定性指人们对组织、活动和事件方面的环境信息缺乏认识。Duncan (1972) 在文献[7]中给出了两个衡量感知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易变性和复杂性。环境易变性指外部环境随时间变化的频率, 当变化频率增加时, 企业高管将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关于环境的精准信息。环境复杂性是指与组织相关的外部事件的异构程度。Duncan (1972) 和Daft (1988) 等人都认为, 感知环境不确定性, 随着环境复杂性和易变性的增加而增加。
Pfeffer和Salancik (1978) 、[32]Aaker (1983) [33]都认为只有当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绩效有重要影响时, 企业高管才会进行环境扫描和情报获取活动。否则即使环境不确定性很高, 也并不意味着环境扫描行为必然会发生。Daft (1988) 等人也认为, 只有当外界环境具有很高的感知不确定性, 并且非常重要时, 企业高管们才会进行相关的环境扫描行为。扫描行为由扫描量和扫描模式构成, 扫描量是通过扫描频率和兴趣度来测量的, 而扫描模式又分为人际信息源、非人际信息源、内部信息源、外部信息源。Daft (1988) 等人是最早在其概念模型 (如图1) 研究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企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学者。
Daft和Sormunen (1988) 等人对美国50家制造企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研究发现, 客户、经济和竞争者子环境具有最高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当感知战略不确定性越高时, 企业高管对环境的扫描频率也就越高, 同时更倾向于使用人际和外部信息源来获取情报。
Sawyerr (1993) [13]在对尼日利亚制造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调查发现, 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竞争者/行业4部分子环境的扫描频率与感知战略不确定性显著相关, 而政治/法律、客户/市场、供应商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扫描频率的关系不明显。研究还发现, 所有环境部分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高管兴趣度显著相关。这说明, 在尼日利亚企业高管对不确定环境要素的扫描频率会受到企业高管个人兴趣的影响。在信息源使用方面, Sawyerr分别研究了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内部、外部、人际、非人际信息源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当感知战略不确定性越高, 企业高管越倾向于使用一般环境中的外部信息源, 而与任务环境中的无论内部、外部、人际、非人际信息源的使用关系都不明显。这说明, 处于动荡环境中的企业高管更愿意关注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子环境。
Auster和Choo (1993) [14]发现加拿大企业高管感知环境战略不确定性与扫描频率正相关, 这一论点支持了Daft (1988) 等人的观点。
然而, Elenkov (1997) [15]对保加利亚企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研究发现: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扫描频率基本没有关系;当感知战略不确定性增加时, 企业高管更倾向于使用人际和外部信息源, 而与非人际和内部信息源的关系则不太显著。
Ebrahimi (2000) [16]对香港企业高管的扫描行为研究还发现, 任务环境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比一般环境高, 企业高管对客户、竞争者、经济子环境的扫描频率和兴趣度最高。而社会和政治子环境最低, 通过计算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环境扫描量的两个分项指标, 即扫描频率和兴趣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我们得出香港企业高管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环境扫描量正相关, 此结论支持了Daft (1988) 和Auster (1993) 等人的观点。
May和Stewart (2000) [17]对数据分析还发现, 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扫描频率的关系并不显著, 而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人际、非人际、外部信息源易获得性的交互项对扫描频率的影响则是非常显著的。也就是说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高时, 企业高管更倾向于使用那些容易获得的信息源来获取情报。
董小英 (2008) 的研究认为, 中国企业高管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其扫描频率并不显著相关, 这点与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等发达地区的研究结果不同。
但有学者认为Daft (1988) 的指标体系存在缺陷, 因为它掩盖了环境特性对扫描行为的单独影响。同样Miliken (1976) [34]也认为, 构成感知战略不确定性的每个指标都代表不同的含义, 应该对其单独进行研究。Boyd和Fulk (1996) [35]研究发现, 感知战略不确定性并没有刺激环境扫描行为的发生。然而, 当把感知战略不确定性分解为复杂性、易变性和重要性后, 单独研究他们对企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的影响时发现, 它们对环境扫描行为有截然不同的影响。第一、当外部环境复杂性增加时, 企业高管会减少环境扫描的频率, 也就是说环境复杂性与企业高管扫描频率负相关。他们对此的解释是, 尽管环境复杂性的增加加大了环境不确定性, 但同时降低了企业高管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 所以感知环境复杂性抑制而不是促进环境扫描行为的发生。第二、感知战略重要性对企业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同时当环境易变性与重要性结合后形成感知战略易变性 (strategic variability) 时, 它将对企业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影响更加显著。Boyd和Fulk (1996) 的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然而, May (2000) 等人在对俄罗斯企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研究时发现, 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与环境扫描频率并没有关系, 在感知战略不确定性的三个组成因素当中, 只有重要性对扫描频率有显著影响, 而环境复杂性和易变性对扫描频率几乎没有影响。这点与Boyd和Fulk (1996) 的研究结果一致, 而复杂性和易变性与扫描频率没有关系。然而, 信息源的易获得性与感知战略不确定性交互项对扫描频率却有显著地影响。
图2 Boyd和Fulk (1996) 概念模型
Ebrahimi (2000) [36]对中国香港企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 事实并非完全如Boyd和Fulk所说。感知环境战略重要性与环境扫描行为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这一点与Boyd和Fulk的观点一致。但感知战略易变性与环境扫描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同时环境扫描行为与环境复杂性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而非他们所说的负向联系。
董小英 (2008) [19]等人发现感知战略不确定性的三个构成变量中, 环境复杂性和变化性对扫描频率的影响比较显著, 而重要性基本没有影响, 这点与May和Stewart (2000) 对俄罗斯的研究发现正好相反。
May和Stewart (2008) [20]在对美国和印度的企业高管环境扫描行为研究发现, 感知环境易变性对扫描频率有显著影响。同时, 当该部分环境重要并且容易获得时, 扫描频率将会增加。通过对两国企业高管的感知战略不确定性进行验证, 发现感知战略不确定性并不会引发企业高管扫描行为。表2归纳了以往学者对各部分环境感知战略不确定的排名。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各个时期学者对不同国家企业高管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扫描行为研究的回顾, 并把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高管环境扫描研究结果与中国企业高管在特定环境下扫描行为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感知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理论, 对处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的中国并不是完全适用的。
通过对以前学者研究的综述, 笔者在此为以后研究环境扫描的学者提出几点建议:首先, 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在其他具有独特外部环境的国家和地区继续对企业高管的环境扫描行为理论进行实证研究, 以检验早期理论的实用性。其次, 可以考虑引入感知信息源易获得性以外的影响因素, 例如感知信息源的质量 (perceived source quality) 。另外, 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高管的创新精神以及领导风格等人格特性对环境扫描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最后, 还可以研究传统的人际/非人际信息源、内部/外部信息源, 并进一步研究企业高管对信息源的选择与使用行为, 从而能够为企业高管决策提供更好的服务。
企业环境不确定性 篇2
高速变化带来的是高度不确定性，而企业只有首先懂得如何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才能迅速制定新的战略，构建核心竞争力，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
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因素(人文、经济、自然、法律、政治、技术、文化等)及微观环境因素(如顾客、竞争者、分销商、供应商等)，按其变化趋势的可确定性可以分成三类：恒定的、可预知的及不确定的。
可预知因素，是指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料的。
由于诸如原材料价格波动，金融资本市场动荡，政府有关管制放松，市场多样化，尤其是近年来电子通讯技术革命，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剧了国际竞争，使得企业在最近中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了。
低估不确定性，即认为环境是确定的，无须对未来作预测，这可能会导致企业无法及时识别对自身构成威胁的产业结构性变化，或是错失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市场机会。而高估不确定性，即认为环境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从而放弃分析规划，而以直觉制定应急措施，企业可能会为此冒险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正确应对企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制定竞争战略至关重要。
为了避免企业在未来不可知时作出片面、危险的预测，通常我们可以采用图景研究的方法来考虑不确定性。所谓图景，是一种对未来情景的内部连贯的看法，其重点是构想不确定因素各种可能出现的变化。基于一组关于可能影响企业的重要不确定因素的合理假设来构造多种图景，即会对企业生存、竞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可能的未来情况，能够有助于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时，系统地考虑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而有利于企业确立、保持竞争优势。
根据图景分析结果对未来前景的预测，我们可以将不确定性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前景明确单一;
第二层次：可以得出几个清晰的.、离散型的前景，及其出现的相对概率;
第三层次：只能确定未来前景的大致变化范围;
第四层次：前景无法预测。
基于图景分析，将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层之后，对于第二、第三层次的不确定性，通常的应对策略有：孤注一掷、多方下注、积极观望。
1.孤注一掷
运用图景分析，企业在其认为最可能出现的图景上下注，围绕该图景(即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设计相应的战略。运用“孤注一掷”的策略，关键在于对前景预测的准确程度，其风险是，一旦实际结果与企业所下注的图景相反或有很大偏差，在中途修改战略是很困难的。该策略常运用于大型项目投资及企业并购。
2.多方下注
即企业会根据可能出现的不同图景(至少是出现概率较高的图景)，制定相应的战略，即为数种可能出现的不同竞争环境作准备，以使企业在最不利的图景出现时亏损最小，而在最有利图景下获较大赢利。“多方下注”策略对任何一个图景而言都不是最优策略，与“孤注一掷”相比，风险较低，成本较高。许多企业在将新产品正式推向市场之前进行
企业环境不确定性 篇3
0 引言
根据全美创业投资协会（NVCA）的定义，创业投资是由专业投资者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股权性资本。创投体系一般包括三个行为主体（投资者、创投机构和被投企业）和两级委托代理关系（投资者与创投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创投机构与被投企业的委托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取得了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很多创业企业来不及发展就已经夭折了，其共性因素主要还是信息的不对称。创业企业一般都拥有信息优势，同时也会隐藏部分不利的信息，为了得到投资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而产生逆向选择；在进行合作时，创业企业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选择低效率的创新活动从而产生道德风险。
因此，对创业投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探讨，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采取有效方式去尽量避免，这对未来创业投资的研究及该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相关文献综述
创业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国内外学者对其都有相关的研究。
Repullo和Suarez（2004）[1]最先将双边道德风险理论应用到创业投资的领域之中；张矢的（2008）[2]通过对Ramy（2001）建立的多阶段博弈模型的改进，对双重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张家慧（2011）[3]等则对新创企业风险投资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综述；黄波（2011）[4]和蔡永清（2011）[5]等主要研究双边道德风险的激励机制和激励契约。
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创业投资非对称信息主要集中于委托代理问题及激励机制、道德风险等方面的研究，但一定程度的忽略了事前行为（逆向选择）可能产生的风险及信息不完全下的博弈分析。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构建相关模型，对创业企业与投资机构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问题进行博弈分析。
2 模型建立与分析
2.1 不完全信息逆向选择博弈分析 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两点：一是创业企业能力水平的信息不对称，低能力的创业企业在投资机构面前一般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水平，甚至会夸大自己使投资机构产生误解，从而获得大量的创投资金。而作为投资机构基本也很难判断对方的真实的能力水平。二是投资项目的质量的高低和未来市场前景好坏的信息不对称，创业企业对自己的高新技术项目的了解要优于其他任何人，包括投资机构[6]。
一些假设的博弈要素如下：
参与者：创业企业（EN）和投资机构（VC）。两者的目的均为使自身的效用水平即支付水平最大化。
行动：视EN和VC在博弈过程中均为离散变量。设M1={融资，不融资}为EN的行动集合，M2={接受，不接受}为VC的针对EN的融资申请是否接受的行动集合。
信息：EN和VC决策信息来源于行动顺序和行动空间。投资机构认为创业项目是好项目的概率为p，则为坏项目的概率为1-p。
支付：假定EN不申请融资时，双方的净收益均为0；VC接受申请给予融资，若为投资的是好项目，则EN、VC的净收益均为1，若为坏项目，则净收益分别为1、-2，若VC对好项目与坏项目均拒绝，则VC的净收益分别为-1、0。
■
对于创业企业融资申请，我们假设投资机构接受申请和拒绝申请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1和E2，由上可得：
E1=（1-p）×（-2）+p×1=3p-2
E2=（1-p）×0+p×（-1）=-p
令E1=E2，得p=1/2，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①当创业企业的项目为好项目的概率p>1/2时，投资机构的最优策略是接受融资申请。同时，创业企业的最优战略也是向投资机构申请资金，此博弈均衡为（1，1）；
②当p<1/2时，投资机构的最优策略是拒绝一切申请。此时创业企业的最优策略是不申请，此博弈均衡为（0，0）；
③当p=1/2时，投资企业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创业企业的申请，对于创业企业来说，任何策略都是最优的。
2.2 不完全信息道德风险静态博弈 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完全对称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创业企业与投资机构之间的博弈主要是信息非对称情况下的，其特征在于无法准确的预测对方采取的行动策略[7]。
假设EN和VC不知对方的情况，另QE和QV分别代表创业企业和投资机构的类型，其中QE∈[0，m]，QV∈[0，n]。
■
对此，创业企业的纯策略为：当QE>Q■■时，EN选择努力；投资机构的纯策略为：当QV>Q■■时，VC选择奖励。其中假设Q■■
对EN来说：努力和不努力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1，E2：E1=（1-■）（π-C）+■（-C+Q■■）
E2=（1-■）π+0
对VC来说，奖励和不奖励的期望收益分别为V1，V2：V1=（1-■）（R-π）+■（r-π+Q■■）
V2=（1-■）R+■r
由等值法，即E1=E2，V1=V2，可得：Q■■=m，Q■■=π且Q■■=C，Q■■=n
推出：m=C，n=π
因此，QE>Q■■，QV>Q■■不可能实现，创业企业只能选择不努力，投资机构只能选择不奖励，即均衡时{不努力，不奖励}，此时结果又回到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均衡点。可见，尽管存在不完全信息，但EN和VC之间不确定性博弈的概率分布收敛于确定条件下的博弈均衡策略。
3 结论及对策建议
综上博弈模型分析，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得创业投资参与者都要求过高收益，其间的均衡不易协调，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进一步阻碍了创业投资市场的发展。因此，建立合理机制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3.1 建立信号传递或信息甄别机制 创业企业很清楚本身所持有项目质量的好坏，对自身能力也很了解；而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并非很了解。若创业企业希望得到创投机构的资金，就需向其传递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信号，为此，创业企业在这方面需更加努力，比如撰写优秀的商业计划书、加强展示技巧能力等。
3.2 采取分阶段投资，建立长期激励机制 对于博弈模型中道德风险问题，创投机构可以对企业进行阶段性投资，一方面约束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经营管理行为，另一方面对创业企业产生激励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
3.3 外部环境的支持 创投市场的良好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的扶持政策或相关的合理制度都有利于创投的健康发展，如良好的竞争环境、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
参考文献：
[1]Repullo，Suarez，Venture capital finance：A security design approach[R].CEPR Discussion Papers，2004.
[2]张矢的，魏东旭.风险投资中双重道德风险的多阶段博弈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8（06）.
[3]张家慧，李志铭.新创企业风险投资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综述[J].中国外资，2011（20）.
[4]黄波，孟卫东，皮星.基于双边道德风险的研发外包激励机制设计[J].管理工程学报，2011（02）.
[5]蔡永清，曹国华，陈艳丽.双边道德风险下创业投资双方投入及激励契约[J].工业工程，2011（03）.
[6]胡新虎.风险投资中投资家和企业家的逆向选择问题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2.
[7]周加桂.风险投资代理问题的博弈分析和治理研究[J].经济观察，2011（06）.
企业环境不确定性 篇4
随着组织理论由封闭系统进入开放系统的研究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分析其对组织的影响[1]。早期关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重点分析组织如何根据环境特征调整自身结构,如Thompson[2]就基于理性原则的组织如何设计结构以应对不确定性提出了一系列命题,Lawrence和Lorsch[3]及Tung[4]实证检验了外部环境与组织结构维度之间的关系。考虑到组织内部的制度层是处理不确定性的主体[2],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外部环境对作为制度层的治理结构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发现组织的董事会结构会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以减少对环境中资源的依赖[5,6,7,8]。除了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结构或治理结构的影响外,一些研究还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例如,Tan和Litschert[9]及Tan和Tan[10]实证检验了企业管理者所感知到的环境不确定性与战略之间的关系,两项研究的对比说明环境与战略之间是协同进化的。此外,学者们还考察了环境不确定性与创业[11]及投资[12]等其他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关于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有研究却鲜有涉及。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战略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已有研究倾向于对不确定性进行多维解构[1]。李大元[13]指出,当环境不确定性作为主要研究变量时,对其进行多维度分析更加精确。因此,本文分别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的动态性和敌对性维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为了深入分析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企业集团从属关系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着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企业集团存在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大股东利用其掠夺利益、弥补外部制度缺失和实现经济追赶[14]。本文通过检验企业创新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敏感度是否随集团隶属关系的不同而不同,识别了企业集团的另外一种功能,即缓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冲击。此外,本文将企业集团划分为产业型与控股型两种,分别检验了它们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缓冲作用。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1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李大元[13]通过回顾已有关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发现,相关实证研究多从环境动态性与环境敌对性两个维度对不确定性进行解构。这两个维度分别对应环境不确定性的两个来源,即信息和资源。环境动态性是指外部环境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程度,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速率越快,组织越可能获得不充分或模糊的信息,或者战略行动会出现时滞;环境敌对性是指外部环境为组织提供支持的程度,外部环境的敌对性程度越高,组织则越可能缺乏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一些研究已揭示了环境不确定性从信息和资源两个角度影响组织策略的机理,如武立东和王凯[15]发现上市公司会主动设立独立董事以获取环境中的信息与资源。有鉴于此,本文分别从信息不完全和资源约束角度对动态性和敌对性两个维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进行了分析。
1. 1. 1 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人们通常寻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16]。当环境动态性程度较高时,组织固有的有限理性程度会更深,此时组织要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求得满意解。具体到企业创新决策上,企业无力改变快速变化的环境,或许会选择保守的创新战略这一满意解,从而导致创新力度下降[17]。York和Venkataraman[18]提出的命题也说明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产品创新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有环境中所提供的关于绿色产品的信息和服务达到一定数量以至企业完全掌握时,它们才会由于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而尝试提供这类产品。
然而,随着战略管理的研究视角由外部环境转向组织内部[19],学者们意识到组织不只是单纯地适应环境,还会通过操纵等策略影响甚至改变外部环境[20]。当外部环境动态变化时,企业缺乏关于顾客需求的完全信息。此时,仅通过提高产品质量等开发式( exploitation) 的搜寻并不能够充分了解并回应顾客的需求,而需要利用探索式( exploration) 搜寻有效捕捉甚至引领顾客需求[21]。因此,为了摆脱信息不完全的困境,企业会加大创新力度。一些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例如,Miller和Friesen[22]及汪丽等[23]发现环境动态性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强度。此外,苏敬勤和崔淼[24]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揭示了环境不确定性迫使企业进行内部调整的机理。他们发现,当面临环境动态性时,企业会逐步退出低附加值的产业并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而这个过程则需要加大研发投入。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环境动态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1. 1. 2 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的创新与成长离不开一定的资源保障,且独特的、持久的、难以模仿与替代的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25]。武立东和黄海昕[26]在研究海信集团内部的创新行为时,发现子公司的自身资源会促进其创新行为。企业的资源一部分来自于内部积累,另一部分则由外部环境提供。环境的敌对性主要反映了环境支持组织运行与发展的程度[27],表现为环境为组织提供资源的多寡。当环境敌对性程度较高时,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得资源便存在较高的成本,财务学上称之为融资约束[28]。由于受到敌对外部环境的资源约束,企业便丧失了进行创新的动力与条件。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关于融资约束制约企业研发投入的证据,如Schroth和Szalay[29]发现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其在专利竞赛中胜出的可能性会降低。Brown等[30]证明了当公司尝试调整研发支出以保存现金或使用股权融资时,欧洲公司的融资约束会制约其研发支出。Borisova和Brown[31]按年龄、规模及股利分配进行分组,识别出了融资约束样本,并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其研发支出受制于自身现金流。国内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了融资约束的制约作用,如韩剑和严兵[32]及康志勇[33]等。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环境敌对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1. 2 企业集团从属的调节效应
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结合中国情境,将企业集团进一步细分为产业型集团和控股型集团两类,分别考察它们对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尽管实践界一直在讨论这两种类型的划分( 如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正武在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央企会有两类: 一类是产业公司———产业特征很鲜明的公司,一类是控股型的、投资类的公司) ,但关于它们的学术研究十分缺乏。本文结合实践界的观点,将产业型集团界定为由业务相近的公司整合而成的产业特征鲜明的企业集团,将控股型集团界定为总部以持有、运作子公司股权为主要业务的企业集团。通过分析发现,在产业型集团内部,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能够为焦点子公司提供比较充分的产业信息,因此,从属于该类企业集团可以削弱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而对于控股型集团,它能够为其子公司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因此可以削弱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所述。
1. 2. 1 产业型集团从属的调节效应。为了回答当市场失灵不存在时,企业集团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一问题,Lamin[34]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选择了印度软件服务这一不存在市场失灵的行业对企业集团的作用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集团可以为焦点子公司提供进入其他行业市场或国外市场所需的信息。基于这一逻辑,产业型集团也能够为其下属企业提供关于技术创新的信息。黄俊和陈信元[35]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集团内其他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会对焦点子公司的技术进步产生一定影响,这证明了上述的集团内部信息与知识的溢出效应。在实践中,产业型集团的总部会基于自己所掌握的环境信息,决定是否批准子公司进行某种技术创新。例如,某公司下属企业超过1000 万元的投资项目需要得到总部的批准才能实施。可见,产业型集团所提供的信息能够降低下属企业在做出创新决策时的信息不完全程度,从而保证下属企业做出更理性的决策。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产业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动态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1. 2. 2 控股型集团从属的调节效应。当外部环境提供的资源有限时,企业由于面临资源依赖导致创新力度下降。然而,控股型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资源依赖,正如“制度真空”观点所解释的那样[14]。已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如Keister[36]通过调查研究中国的企业集团,发现那些有财务公司的企业集团,其下属企业的财务绩效及生产效率更高。更直接的证据来自黄俊和陈信元[35],他们发现集团内其他子公司的现金流会正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此外,李焰等[37]通过对复星集团这一控股型集团进行案例分析,发现集团化运作能够放大融资能力,从而缓解制约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 控股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敌对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总起来看,我们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两个维度,分析了动态性和敌对性分别基于信息不完全和资源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产业型集团和控股型集团从属各自的调节作用。本文的逻辑框架如图1 所示。图1 本文的逻辑框架
2 研究设计
2.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子库汇总了2007 - 2012 年关于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数据。本文以这些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了那些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一个包含977 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用到的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子库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子库。数据处理与分析所使用的软件为Excel2010和Stata11. 0。
2. 2 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中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集团从属的调节效应,我们构建了两个回归模型,具体的模型及变量设计如下:
模型( 1) 用来检验假设1 和假设2 中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研发投入( rd) ,借鉴解维敏和方红星[38]的研究,我们将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按总资产进行了标准化,得到变量rd。
解释变量为环境不确定性( EU) 。如前所述,本文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动态性和敌对性两个维度。借鉴Dess和Beard[39]的方法,我们首先计算出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动态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借鉴申慧慧等[12]的方法,用未经行业调整的动态性除以公司所在行业的动态性,得到经行业调整的动态性,即模型中的变量dyn。对于环境敌对性,我们则借鉴了康志勇[33]的方法,通过计算应收账款相对比,得到变量hos。为了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把环境动态性变量滞后了一期。而考虑到研发投入直接受公司本期融资约束的制约,且已有测量融资约束的模型中,投资与现金流也使用同一期的数据[28],我们没有将环境敌对性进行滞后处理。
控制变量方面,我们根据企业创新的特征,并借鉴相关实证文献[33,38,40]进行了选择,主要包括:销售利润率( ros) ,该变量能够反映企业拥有的资源,用净利润除以销售额计算; 企业规模( size) ,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计算; 企业年龄( age) ,用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年限来表示; 托宾Q ( q) 代表公司的成长性,等于市场价值除以期末总资产; 两职设置状况( dual) 和独立董事比例( id) 两个公司治理变量,企业创新这种重大决策必然会受到治理层面因素的影响。此外,我们控制了样本公司的所有权性质以及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模型( 2) 在模型( 1) 基础上加入了企业集团从属( BG) 与环境不确定性变量的交乘项,以检验企业集团从属的调节效应。不同于韩国等其他经济体,我们国家的公开数据中没有明确标明一家公司是否属于企业集团及属于哪家企业集团。已有实证研究多借鉴李增泉[41]的方法以界定样本公司是否属于企业集团。在本研究中,我们也采用类似的方法,首先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0% 或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财政局、大学、研究所等非营利组织的样本界定为非集团从属。对于剩下的样本公司,进一步分析其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名称中是否包含 “集团”、“总公司”等关键词。如果包含这类关键词且经营业务具有很鲜明的产业特征( 如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则认为该样本公司从属于产业型集团( cy = 1,否则为0) 。如果包含这类关键词且经营投资类业务( 如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则认为该样本公司从属于控股型集团( kg = 1,否则为0) 。
在表1 中,我们对各变量的代码和定义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明确。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创新力度总体较弱,研发投入平均仅占总资产的1% 。创新力度最大的公司其研发投入也只占到总资产的10% ,且存在一些公司并不进行研发创新。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两个维度,其标准差与极差都较大,表明样本中不同公司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分析样本公司的集团从属情况发现,有43% 的样本公司从属于产业型集团,11% 的样本公司从属于控股型集团,其他公司则为独立型。
3. 2 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我们利用由977 个观测值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识别哪种模型更适合我们的数据,我们首先进行了Wald检验,检验的结果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混合OLS模型。随后我们又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没有拒绝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模型要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我们对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采用了随机效应模型。
模型( 1) 的回归结果见表3。表3 的第一列列示了自变量为环境动态性时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环境动态性的系数为正,且在10% 的水平上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环境动态性程度越高,企业越会加大创新力度,假设1 得到支持。表3 的第二列是自变量为环境敌对性时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环境敌对性的系数为负,且在5% 的水平上在统计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较高的环境敌对性会制约企业的技术创新,假设2 得到支持。
控制变量方面,销售利润率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性水平较高。这一结果与韩剑和严兵[32]及康志勇[33]的结论相反,可能的原因是那些盈利能力较强的样本公司认为当前业务的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从而不去开拓新的业务。与解维敏和方红星[38]的研究一致,我们发现年龄大的样本公司更不倾向于进行创新,表现为企业年龄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此外,所有权性质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力度更小。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较好,无论自变量是动态性还是敌对性,R2都接近于18% ,且Wald卡方检验显著拒绝了原假设。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结果通过1% 、5% 和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 2) 的回归结果见表4。观察表4 中第一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产业型集团从属变量( cy)与环境动态性变量( dyn) 的交乘项系数为负,且在10% 的水平上在统计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产业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假设3 得到支持。在表4 的第二列中,控股型集团从属变量( kg) 与环境敌对性变量( hos) 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且在5% 的水平上在统计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控股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假设4 得到支持。此外,各控制变量的系数与显著性与表3 中基本一致,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也较高。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结果通过1% 、5% 和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3. 3 稳健性检验
由于国内缺乏关于公司是否从属于企业集团的公开数据,已有研究在对样本公司进行区分时采纳的标准也不尽一致。例如,肖星和王琨[42]以5% 作为筛选样本公司是否从属于集团的阈值。本文采用该阈值对样本公司是否从属于产业型集团网络或控股型集团网络进行了重新判断,结论基本保持不变。此外,我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实际控制人的判断标准之一是 “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 ”。为此,我们使用30% 的阈值重新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结论基本保持不变。
4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文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的两个维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型集团从属与控股型集团从属分别对这两个维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环境动态性程度越高,企业创新的力度越大( 假设1) ,且产业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 假设3) ; 环境敌对性程度越高,企业创新的力度越小( 假设2) ,且控股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 假设4) 。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做出了贡献: 首先,通过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关于组织—环境关系的研究。第二,与已有研究中所识别的企业集团功能( 即大股东掠夺利益的工具、弥补外部制度缺失的组织形式及经济追赶的组织设备[14]) 不同,本文发现企业集团还具有缓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作用。最后,本文在相关变量的测量方面也有所突破。例如,环境不确定性包含多个维度[1,13],已有利用财务数据计算环境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主要测量的是动态性这一维度[12],本文则借鉴已有研究,同时测量了敌对性这一维度。此外,本文结合中国实际,将企业集团类型细分为产业型集团与控股型集团,并对二者的功能分别进行考察。
企业环境不确定性 篇5
【中文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全球化的日趋形成,企业问的竞争已发展成为企业供应链间的竞争。企业处于动态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多种不确定经济因素对于企业供应链的构建和运作影响极大。研究不确定环境下,尤其是不确定需求下企业供应链的管理决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为此,本文对不确定需求下供应链多时段生产计划问题进行了研究。由于供应链模型中考虑了不确定性因素,算法设计中考虑将随机模拟技术同优化技术相结合。首先,论文考虑多时段内用户需求不确定时,核心企业供应链多时段的采购计划问题,建立了期望值模型,采用随机模拟技术和粒子群算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根据各时段不同客户需求满意度和供应商供应能力以及原材料价格决定原材料采购量,实现几个时段内供应链采购计划的整体优化。其次,论文考虑多时段内用户需求不确定时,核心企业供应链多时段的生产采购集成计划问题,根据各时段用户需求决定产品生产量,然后,再根据不同时段核心企业产品的生产量,考虑供应商供应原材料价格不确定的情况,制定多时段的原材料采购计划来使生产计划顺利进行,实现几个时段内供应链生产采购集成计划的整体优化。建立了期望值模型,采用随机模拟技术分别和粒子群以及遗传算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本文还讨论了两种算法的编码方式、初始种群的产生、适应度函数的设计、约束条件的处理问题。通过算例结果的分析,不仅说明求解算法的有效性,也说明了运用考虑不确定性的随机规划模型制定供应链战术的多时段生产以及采购计划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
【英文摘要】With the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arket globalization, the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depends mostly on their supply chains.Enterprise is in dynamic economy environment, so various uncertain factors will affect the supply chain structure and corresponding operations.Research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environment has bo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s.Therefore, in this paper, multi-time period production plan of supply chain under uncertainty is studied.Considering the uncertainty of supply chain model, the algorithm will consider the design of stochastic simulation technologies with a combination of optimization techniques.Firstly, considering the multi-time period kernel enterprise procurement plan of supply chain under uncertain user need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stochastic programming expectation model, and uses stochastic simulation techniques combining with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pproach to solve the model.According to customer needs and satisfaction as well as raw materials prices of supplier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 quantity of raw materials
purchased are determined to achieving the minimal cost of overall supply chain.Secondly, considering the multi-time period kernel 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procurement plan of supply chain under uncertain user needs, according to customer need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product output are determined, then according to the kernel enterprises product output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considering the uncertain raw materials prices of suppliers, quantity of raw materials purchased are determined to guarantee the production plan, achieving the overall supply chain production and procurement plan optimization of multi time periods.This paper establishes stochastic programming expectation model, and uses stochastic simulation techniques combining with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nd genetic algorithm approach to solve the model.The paper also discussed the method of coding, the design of fitness function, initialization of population and treatment of constraints.Trough analysis of the result of an example, not only the validity of the algorithm is shown, but also an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is shown by developing multi-time period production and procurement plan of supply chain considering stochastic model under uncertain demand.【关键词】不确定环境 供应链 多时段生产计划 粒子群算法 遗
传算法
【英文关键词】uncertainty supply chain multi-time period production plann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s(PSO)gene algorithms(GA)【备注】索购全文在线加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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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不确定环境下供应链多时段生产计划问题研究5-6Abstract6-7
第1章 绪论10-20
摘要
1.1 研究背景10-11确定性问题12优化14
1.2 供应链管理11-141.2.2 供应链建模
12-1414-17
1.2.1 供应链中不
1.2.3 供应链1.4 论文思路1.4.2 论文1.3 供应链计划研究综述及结构安排17-20结构安排17-2020-30
1.4.1 论文基本思路17
第2章 供应链不确定性分析和处理方法
2.2 不确2.1 供应链中不确定性的来源20-21定性的应对策略21-2321-2223-24
2.2.1 几种不确定性的研究方法
2.3 随机模拟
2.5 2.2.2 不确定规划理论22-232.4 应用遗传算法求解随机规划问题24-26应用粒子群算法求解随机规划问题26-30层多时段采购计划问题研究30-44题的描述30解方法32
第3章 供应链战术
3.2 问
3.1 引言30
3.3 模型的建立30-323.5 算法设计32-35
3.4 满意度约束求3.5.1 编码设计
33-34计343.5.2 初始种群的产生343.5.3 适应度函数设
3.6 算例计3.5.4 可行性检验和约束处理34-35算和结果分析35-44成计划问题研究44-6044-45法4848计49法49-5050-5151-52
第4章 供应链战术层多时段生产采购集4.1 引言44
4.2 问题描述4.3 模型的建立45-484.5 算法设计48-49
4.4 满意度约束求解方4.5.1 编码设计
4.5.3 适应度函数设
4.6 粒子群算4.5.2 初始种群的产生48-494.5.4 可行性检验和约束处理494.7 遗传算法50-524.7.2 交叉算子514.8 算例计算和结果分析
4.7.1 选择算子4.7.3 变异算子52-60
第5章 工作总5.2 展望
硕士期间发结与展望60-6260-62
企业环境不确定性 篇6
【关键词】环境不确定性；管理会计；对策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各企业为了更好的在激烈的竞争下发展，获得更还的效益，都会制定发展战略，提高竞争力，这些都要对环境因素进行分析。管理会计企业中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的发展和收益有很大的影响，管理会计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要想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使公司价值增值，就需要采取对策进行合理的管理，因此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管理会计进行研究有一定的价值，能够为企业管理会计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
一、分析环境不确定性
企业做出的决策会被内外部各种因素所影响，大部分内部因素都是能够控制的，可是由于外部因素比较复杂，而且具有较强的变动性，所以一般无法确定。其中，复杂性是对环境不确定性造成影响的因素之一，也是企业外部因素的多样性，企业应该通过更多部门以及工作人员来对企业和外部的联系进行处理，同时还要对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对环境不确定性造成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变动性，就是企业外部被各种构成要素变化和变化可预见程度所影响的一种环境稳定性。此类环境不确定性会严重影响到企业做出科学可行的决策，同时在无形中提高了企业决策面临的风险成本。可是企业为了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以及创造更多的价值，就需要主动应对这些环境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而决策人员得到外部信息能力是企业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关键。已经通过执行性阶段以及决策性阶段的管理会计，从权变性阶段开始就是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合理有效措施，管理会计对管理控制系统以及信息支持系统间的协调配合更加重视，信息支持系统可以为决策相关人员提供具体财务以及非财务等信息来作为参考。管理控制系统可以通过提高组织内部控制能力这种手段来辅助决策人员的管理。两者协调有效的配合就可以提高企业价值。
二、运用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
管理会计所应用的信息支持系统，可以有效收集那些对企业产生直接影响的潜在信息，同时在收集的时候，还可以有效分辨、取舍以及转换相应的信息资源，这样就可以协助企业对经营活动进行改进，使投资决策更加合理有效。可是不同企业的经营理念以及组织文化都存在差异，在不同经营理念以及组织文化的指导下，企业生产经营中获取以及分析信息的具体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因此，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针对不同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信息支持系统就应该采取不同策略，目的就是提高管理会计信息所具有的实用性。
首先，我们应该确保信息支持系统里面的信息具有足够的真实性以及合理性，提高信息分析合理性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依据多要素进行抽象同时用数值形式把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的关系表示出来，从而得到一种单纯模式，由于工作人员主观意识很容易渗透到外部信息定量化这一过程中，因此我们还应该制定不同几种备选方案来保证管理会计信息分析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可是决策人员也应该依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最适方案，决策人员应该可以辨别哪些影响因素和相应方案之间的关联性相对较大，对决策人员的分析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应该对相关组织以及个人开展与分析方法有关的培训，以此来提升信息分析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其次，对于那些将稳定成长当做企业文化以及经营理念的企业，信息支持系统应该提供一些和未来有关的具体信息数据，同时所提供的分析方案大部分都应该是能够直接得到明确利益的方案。对于这种企业，其决策内部并不会非常重视经过分析加工的那些信息，其比较注重的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具体信息，这是因为这种企业，需要的是那些大范围信息资源，以全面直接分析相关信息为基础，对全部利弊进行权衡，之后再为企业经营之道提供稳步建议。因此，当企业外部环境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其风险最小化目标以及管理会计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保持一致，对这种将稳定成长文化当做导向的企业，比较重视的是信息支持系统可以直接提供以及分析信息。
对于那些面对内外部导向，相应组织文化会发生变化的企业，信息支持系统的具体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果是内部导向文化企业，其发展大部分都是依靠企业内部成员的发展以及创新。因此，信息支持系统应该侧重于获取以及反映企业内部信息，同时必须减少所获取的企业外部环境相关信息。如果是外部导向文化企业，其发展大部分都依靠获取以及分析外部信息，所获取的外部信息量以及分析外部信息的能力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所以，对于这种企业，信息支持系统应该把信息获取以及分析中心偏向外部环境。
三、运用管理会计控制系统
第一，我们应该形成注重管理会计控制这种意识。人们通常会把管理会计当成信息支持系统，忽视了控制系统所具有的功能。在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需要注重环境信息的获取以及分析，这是因为这同样为控制系统的基础。在信息系统的支持下，控制系统可以利用预算管理等方法来渗透以及调控企业管理所有环节以及各个方面，可是这种渗透以及控制决策是基于信息系统分析进行的。可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注重控制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控制系统是有效吸纳企业价值同时创造价值的一种手段，也是进行高效管理控制的一种途径。
然后，我们应该对这一控制系统进行不断的完善，在社会新环境条件下，我们应该把控制系统和管理心理学等专业学科有效结合起来。比如，可以把控制系统和行为自我决定论相结合，说明企业组织在被内外部因素所影响的时候，控制系统能够利用合理安排动机结构这种方式，来提高战略执行效率等。控制系统表面动机结构体现的内容主要有：对主体欲望水平的好奇、挑战以及成就等不同感情因子，所有可以满足结构欲望水平的那些情境，就是处于满意情境下的一种控制系统，可是，在环境不确定条件下，动机结构能够进行自主调节，控制体系中的满意情境就是以此为基础产生的，同时，这个体系也可以体现出自我决定所具有的理性意识。对企业来说，选择最佳方案是以环境以及自我理性选择为基础实现的。所以，在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控制系统所发挥出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企业应该采取有效的方法，将控制系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样才能使企业能够在这一不确定环境中提升管理会计工作效率。
企业应该建立一种不断增加企业价值的信念，在对环境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同时，让各种企业组织文化可以有效信息支持系统的具体侧重点，使信息支持具有针对性。然后以此为基础，控制系统才可以有效发挥其作用，同时和管理学以及心理学等专业学科相结合，达到对企业进行高效管理的目的。所以，控制系统对企业来说虽然没有信息支持系统那么容易受到重视，可是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基于环境不确定性下的管理会计，主要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管理会计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增值，信息支持系统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和管理控制系统的应用，本文主要对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希望在专业研究人士的努力下，利用管理会计信息，将管理会计的可视性提高，使管理会计更加的完善，促进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不断优化，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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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谭艳.我国管理会计应用环境优化问题的研究[J].中南大学，2012，11（03）：361-364.
[4]路伟果.新会计准则下不确定性会计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2013，36（14）：213-215.
[5]冯巧根.组织文化、环境不确定性与管理会计信息认知[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06（11）：40-44.
企业环境不确定性 篇7
战略作为企业应对未来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举措,其本身的动态性问题开始突显。特别是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大背景下,处于市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企业面临着技术变革和超强竞争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些外部环境压力一方面促进了企业战略变革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切实地影响到了企业竞争战略变化的绩效表现。赵锡斌(2004)[1]认为:“企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企业环境各构成要素之间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动态、互动的关系。”只有组织战略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适当匹配(Thompson和Strickland,1996)[2],有效的战略才能发挥作用为组织提供持续的竞争优势,使其获得卓越的绩效(Oosthuizen,1997)[3]。为了实现企业成长,企业必须具备识别和利用环境变化带来机会的能力,并选择与环境条件相适应的战略及其行为方式。由此可见,企业在进行战略变化的过程中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战略变革效果。本文通过对战略、环境方面的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探索在中国转型经济大背景下,企业在战略变革过程中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为管理者在不同行业环境下如何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提高企业绩效,从而为达到有效的战略变革提供了较为实用的管理决策依据。
2 文献综述
学者在企业战略变革对企业成长和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结果尚未达成一致:Wiersema和Bantel(1993)认为战略变革会提升企业绩效和企业生存的可能性[4],而Kim和Intosh(1999)研究却表明战略变革会降低企业财务绩效和企业生存概率[5]。另外,Hambrick和Schecter(1983)发现企业战略变革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变革类型和行业环境性质。[6]
过去学者关于环境与战略绩效的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基于种群生态理论(Scherer,1980)和产业组织有关理论(Hannan和Freeman,1989)[7],其中分为两种观点:决定论和管理论。环境决定论认为产业结构和种群的环境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从而导致不同的企业效益;环境管理论则认为企业在不同的行业环境下,通过实施不同的战略获取竞争优势。两种观点都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选择适合的战略,如通过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改变战略。权变理论中的“匹配-调节”观点支持外部环境动力对战略变革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从资源基础观出发,战略变革体现的是企业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企业自身内部资源配置和外部获得资源的方式的变化情况反映了企业本身的战略选择的变化(Arya和Lin,2007)[8]。由于行业环境会影响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外部资源的可获取性,企业的内外部资源对于企业在运营过程的影响会随着行业环境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组织面对外部环境的限制和变动时,企业的竞争能力依赖于其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和战略对于环境的适应性(Boyd和Fulk,1996)。[9]结合“环境—绩效”关系和“匹配—调节”观点,本文认为环境不确定性对战略变革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影响。
3 理论发展与研究假设
3.1 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基于资源基础观,过去学者认为战略变革是企业随时间在关键战略资源配置维度超出行业水平的改变的变化(Finkelstein,1990;Carpenter,2000;Zhang,2010)[10,11,12]。因此,本文将战略变革定义为企业在关键战略资源配置维度上的随时间改变状况的度量。企业资源分配形式相对于自身历史差异和行业整体水平不同,很好地展现了战略变革的突破性和冒险性等特点[13,14]。
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改变程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的作用,本文将企业自身对于战略变革的最大承受力度称为变革边界。当战略变革未达到变革边界之前,战略变革力度在企业的承受范围内,战略变革增强企业自身的能动性、适应能力和与环境协调性,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更好收益[15]。由于技术改革或企业兼并、重组改变行业整体竞争环境,同一行业内大多数企业将改变关键战略资源维度上的配置作为响应。逐渐形成了全行业共同的战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变革的效仿者虽然能够避免创新的风险,但是对行业环境的变动比较被动,较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冲击。战略变革体现的是企业相对自身和行业趋势的资源配置上的改变的差异,变革的力度体现企业大胆的发展思维模式和新颖的战略选择[11]。
当战略变革力度超过变革边界后,战略变革力度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范围,企业可能进行不利的变革或变革实施受阻。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战略改变破坏了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并且产生巨大的成本,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战略变革需要创建新的能力并且获取新的资源,变革的实施成本以及执行难度会随变革力度的增加而加大。大幅度的战略变革意味着对原有的战略做出较大范围内的战略调整,而这种内部变革通常要求重大的内部组织重构(Lant等,1992)[16]。过度变革则可能意味着企业必须支付额外的变化成本,当可能的绩效改进并不足以弥补变化成本时,企业绩效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Miles等,1974;Kim等,1996)[17]。实际上,不管是管理者个人,还是作为知识与实践的集成系统的企业,其处理和吸收新知识与实践的能力是有限的(Cohen等,1990)[18],短时间内企业大幅度的资源配置改变可能对企业的管理资源与组织系统造成重大负荷。因此,一定程度上利用企业现有资源和能力、对于企业有效使用新的资源和能力是相当必要的[19,20]。当战略变革力度过大时,企业资源配置与本身的历史水平、行业集中趋势的巨大差异使得企业很难有效地对变革进行管理,也会导致绩效的降低。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战略变革过程中,变革力度存在一个变革边界,在战略变革力度未达到变革边界之前,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在战略变革力度超过变革边界后,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
3.2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影响
战略与环境是一个动态匹配的过程,环境的改变要求企业更新战略资源配置,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和自身的协调能力,从而在动荡而复杂的环境中赢得持续竞争优势。因此,战略变革的决策、实施效果将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21]。已有研究表明,战略变革与绩效的关系受到发起和实施变革的组织环境的影响(R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22]。
在研究有关环境不确定性问题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不同维度,这些维度主要包括:复杂性、动态性、敌意性、丰厚度、环境的重要性、环境的容量、环境的变化速度等。本文将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作为环境不确定性变量,研究了其对战略变革对绩效的影响的调节作用。
环境动态性是指以环境要素变化幅度和速度包括政府政策、企业规模的变化、科技变化及技术传播以及市场风险等,其代表了环境的变化频率以及环境不可预见的程度(B.W.Keats,1988)[23]。在动荡环境中,企业面临着技术的快速更新、市场需求和原材料供给的快速变动,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改变了原有的竞争格局,给企业带来了机遇和威胁。动荡环境给企业主要压力是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萎缩,需要企业加大研发方面的投入,获取新的技术,探索顾客市场的偏好和寻找高端目标客户市场,从而进行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新市场的开拓(Sorensen和Stuart,2000)[24]。在高动态环境中,消费者喜好和竞争者产品的频繁变化要求企业不停地创新或市场侵占,从而使消费者相信其新产品或现有产品的优越性[25]。企业通过新的战略的决策、实施,改变不同资源配置上的投入,开发新的技术和市场,获得新的产品和营销渠道。新的战略适应了顾客的需求,提高企业的对于动荡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由于技术先进性和差异化产品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使得企业获得较高的绩效(Hamel和Prahalad,1994)[26]。另外,在较高的环境动荡性下,企业已有的知识、能力和决策流程无法适应环境所带来的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改变(Jansen等,2006)[27]。动荡环境要求组织增强适应能力,收集并获取组织以外的信息,这时,战略变革的效仿者对于环境的变动比较被动,更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冲击,而通过战略变革增强自身能动性、适应能力和与环境的协调性的企业将赢得更大的持续竞争优势,战略变革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也变得更加明显,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更好的收益。
环境复杂性是指企业细分市场中顾客需要和期望的多样化、竞争的多样性和技术的多样性等[28]。低复杂性意味着影响企业经营的因素相对简单,高复杂性意味着企业处于多样化的市场和需求环境中(如多样化和全球经营的公司),为企业提供了开发细分市场和新市场的机会,为企业技术和资源能力利用方面的创新留下较广的空间。由于环境复杂程度加剧,改变了行业整体竞争环境,同一行业内大多数企业将改变关键战略资源维度上的配置作为响应,战略变革的效仿者虽然能够避免创新的风险,但是对激烈竞争的行业环境比较被动,较易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在复杂性环境中,企业竞争优势在于通过战略资源配置方面的改变,提供适应市场和顾客需求的产品、服务,企业的能动力和与环境的协调能力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战略变革的先行者在激烈竞争环境中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在简单环境里,规模经济、技术能力对于企业的战略优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企业维持原有的战略更有利于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当战略变革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企业绩效时,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会加强这种均衡效应。
战略变革力度过大超过变革边界时,企业资源配置与本身的历史水平、行业集中趋势的巨大差异带来了巨大的管理难度和成本,这种战略变革与环境不相匹配,从而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当企业所处的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也越大,高动态性的环境将给企业在创建新能力和获取新资源时带来新的机遇。在动荡环境里展开经营的企业,需要不断地调整其战略、产品和服务,以便对不同的环境动荡水平和竞争形势做出有效反应,更好地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偏好和对竞争对手的行动及时做出有效反应。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就越需要保持高水平的自身资源和组织系统的管理能力,以便有效地对技术环境与市场需求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实现较高的竞争绩效水平,从而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有利于企业的自身资源管理能力和环境的适应能力的提高。当战略变革超出企业本身的资源能力承载范围与环境不协调、失衡时,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会缓解这种失衡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2a:环境动态性越高,在战略变革力度未达到变革边界之前,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在战略变革力度超过变革边界后,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
H2b:环境复杂性越高,在战略变革力度未达到变革边界之前,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在战略变革力度超过变革边界后,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
4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政策环境变动和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的行业里,战略变革才有实施的可能,并且同一行业的战略分类和环境特征有一定的共性,样本具有可比性,因此,在战略变革研究领域,以往学者一般选择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作为研究样本[29]。本文选取2002年12月31日以前在沪深两市A股市场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机械设备、纺织、医药生物业)为样本行业。为了在国内宏观环境变动较大、时间跨度较长的大背景下研究环境因素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时间窗口限定于2003~2011年共9年,并且剔除不合适样本,尽可能避免信息披露不真实对研究结果的影响:(1)以两位SIC码作为子行业区分标准,剔除子行业内企业数量少于5家的上市公司,因为某些子行业的上市公司少不能较好地体现行业整体特征;(2)剔除ST类公司;(3)剔除异常值、极端值。最后有216家上市公司符合本研究的样本要求,共获得1944个样本点。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和CSMAR数据库。
4.2 变量设计
(1)自变量:战略变革
战略变革是企业在关键战略资源配置维度上随时间改变状况的变化。本文基于资源配置观,借鉴Carpenter(2002)[11]和Zhang(2010)[12]的研究,将战略变革定义于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资源配置自身的变化程度以及与行业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并采用财务杠杆、国际市场业务、存货水平、非生产性管理费用、厂房与设备更新、研发强度、广告强度七个维度测量战略变革量表。本文结合国内企业战略资源配置的实际情况和样本数据的可获取性,最后采用5个代表关键战略资源配置指标对战略变革进行度量:(1)销售费用率(销售费用/营业收入);(2)负债权益比(总负债/股东权益);(3)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收入);(4)存货销售比(存货/营业收入);(5)固定资产更新(固定资产净额/固定资产总值)。其中,固定资产更新表示企业的固定资产等基础资源配置;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代表企业在销售、管理方面的资源配置情况和非生产费用结构;存货销售比表示存货水平所占企业资源比率,衡量的是产品周转时间和营运资本管理能力;负债权益比是反映企业负债与股东权益的资源配置比率。这五个指标分别代表公司销售、管理、存货、财务、固定资产等方面的战略资源配置情况,能够对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变量的选取和设计具有合理性和实用性。根据定义,战略变革是企业相对于自身水平和行业集中趋势在关键战略资源配置维度上的改变,因此,在计算战略变革时,关键战略资源配置比率等于本年度值减去上年度值,同时还要减去行业调整值(本年度行业均值-上年度行业均值)反映与行业平均水平的差异,然后对5个指标的调整值进行标准化,最后标准化后的平均值即为本文战略变革的度量值。
(2)因变量:企业绩效
因为战略变革对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作用,因变量用上市公司的滞后一期的财务绩效表示,即总资产收益率(ROAi,t+1)和净资产收益率(ROEi,t+1)来测量[30],总资产收益率反映的是企业在分配利息、提取折旧以及特殊的费用之前的利润与公司总资产的比值;净资产收益率是指企业的利润总额与平均股东权益的比值。两者作为企业绩效的指标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同时使用ROA和ROE作为企业绩效是为了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3)调节变量:环境变量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变量的定义和实证中的度量方法,本文沿用Dess和Beard(1984)[31]在基于Aldrich于1979年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得出了一个多纬度的并能够对组织环境作客观计量的模型。主要用环境动态性和复杂性指标来表示公司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
(1)动态性(SVi,t),指在一个行业中的不稳定性或易变性,用9年标准化的行业销售增长率的变动性来表示。具体计量方法是:将行业销售收入与时间哑变量进行回归,再用回归系数的标准差除以行业收入的均值。动态性越强,环境的不确定性就越强。
(2)复杂性(SCi,t),指环境中的异质性与资源的集中度,用赫尔达尔指数来计量。赫尔德尔指数是一种考核市场集中程度的指数,具体计算方法是,先对每一个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加以平方,然后再将各项平方值加总。该数值为1,则表明该行业是完全垄断性的;该数值为0,则表明该行业是完全竞争性的。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一般介于0、1之间。环境的复杂性越接近于1,表示不确定性越弱。
(4)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上一年绩效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规模大的公司拥有较多的资源,从而影响企业战略变革,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总资产)测量企业规模(SIZEi,t);不同性质企业的治理结构具有很大差异,从而影响战略变革方向[32],用虚拟变量度量企业性质(OWNERi,t),国有股比例超过51%为赋值为1,否则为0;上一年绩效为相对于因变量的上一年财务绩效ROAi,t和ROEi,t.
5 研究结果
5.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表1是本文涉及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1)样本数为1944;(2)***、**、*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5.2 假设实证结果
本文运用统计软件Stata 11.0对面板数据进行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GLS),可以较好地克服异方差问题。为解决调节变量、自变量及其交互项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33]。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过程:(1)模型1:变量为控制变量和企业绩效,分析了控制变量对绩效的影响。(2)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变量——战略变革(STRC Hi,t)及其平方项(STRC Hi2,t),分析战略变革对企业绩效的关系,检验假设2。(3)模型3a—3b: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调节变量——环境动态性(SVi,t)、环境复杂性(SCi,t),探讨环境不确定性对战略变革与绩效关系的影响,检验假设3a-3b.8个模型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IF)都在合理的范围内,表明它们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模型2检验结果显示战略变革对ROE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U=0.061,p<0.01),战略变革的平方项与ROE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U=-0.024,p<0.01),意味着战略变革与绩效的关系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战略变革力度的加大,变革与绩效的之间由正向关系逆转成为负向关系,假设1获得强烈支持。
模型3a、3b验证假设3a、3b中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对战略变革与ROE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模型3a环境动态性与战略变革交互项对ROE的回归系数显著正(U=0.02,p<0.05),与战略变革平方项的交互项对ROE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结果显著(U=0.009,p<0.01),模型3b中环境复杂性与战略变革交互项对ROE的回系数显著为正(U=0.022,p<0.05),与战略变革平方的交互项对ROE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结果显著(U=0.01,p<0.01),说明在战略变革力度未超过变革边界时,境动态性、复杂性对战略变革与ROE的正向关系起到是强化作用,当战略变革力度超过变革边界时,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弱化了战略变革与ROE的负向关系。这些结果均表明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对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假设3a、3b获得强烈支持。
为了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以ROA作为因变量企业绩效,而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保持不变,进行了假设关系的检验,假设1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假设2部分通过稳健性检验。
注:(1)样本数为1944;(2)***、**、*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3)括号内为t值。
6 研究结果讨论
本文主要探讨企业战略变革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竞争较为激烈的制造业中,企业的战略变革与绩效并不是简单的正向和负向的线性关系,呈现非线性关系。战略变革过程中的变革力度存在一个变革边界,在未达到变革边界之前,战略变革对企业是有利的,超过变革边界后,战略变革的成本过大,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管理启示:管理者在通过变革创新增加竞争优势时,应该全面衡量企业现有资源和能力承受范围,有效发挥战略变革的积极作用,并尽量避免过大范围的资源配置调整破坏企业的“元气”,提高企业与环境的适应性和协调性,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
实证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战略变革与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比较显著。在企业实施有效变革时,高动态性、复杂性的环境对通过战略变革的实施获得竞争优势是有利的,同时,超过企业资源能力承受范围的战略变革对于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本文认为企业进行战略变革是为了克服经营的危机或应对环境的重大变化而对企业自身进行一系列战略资源配置上的改变。企业在进行战略变革时应主动积极的去适应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如何有效地在识别环境的特征,及时了解环境的动态变化和对企业的影响程度,同时能够及时调整自身战略变革,并主动去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是企业能够顺利地实施战略变革的关键(Pfeffer,Salancik,1978)[34]。环境不确定对企业来说是运营环境特征之一,基于在不确定性环境基础上的战略变革应以环境为背景,充分考虑环境的不确定来调整战略变革的实施。但是战略调整需要消耗管理者和企业大量的时间和精力(Sawyerr,McGee,1999)[35],管理者必须有效地依据外部环境的特征和企业自身能力,有效并积极地调整和完善变革的实施,达到一种最好的平衡是战略变革发挥最大作用的关键所在。比如在越复杂、越不确定的环境下,企业就应该积极地进行内部资源配置的调整,主动地去适应外部环境的改变,才能使企业得以维持和发展。因此,企业战略变革首先依赖于对变革方向与时机的准确把握。在此基础上,企业需要对针对自身的资源和能力的大体情况进行整体谋划,因为变革的顺利实施必然要求企业具备与之相适应的资源与能力以及进行相应的组织与文化变革,这样与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相匹配的战略变革才是对企业有利的战略变革。
总之,认识环境不确定性与战略变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正确选择战略变化路径与方法,成功实施战略变化,进一步与所处环境相适应甚至对环境施加积极的影响,从而提升绩效,进而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的环境变量局限于动态性、复杂性单一变量,因此,今后研究可以扩充环境变量的指标,丰富相关理论。另外,在考虑战略变革与绩效关系的调节因素时,本文只是单独考虑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环境对于战略变革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如组织规模、结构、高管团队、公司资源、文化等因素,未来研究可同时考虑企业内外部因素,深入分析其对战略变革与绩效关系的影响。
企业环境不确定性 篇8
我国房地产行业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供给型制度变迁而演绎成长起来的。经过30多年的“大拆大建”,开发风潮由南刮到北、由东吹到西,但目前仍处于靠土地、资金等资源的大投入,获得市场份额增长的阶段。就房地产行业而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城市化率推动供给与需求长期刚性矛盾、保障性机制与市场化机制的顶端设计矛盾、计划调控手段依赖与市场调节方式释放矛盾)的不断加剧,政府对行业的宏观调控呈持续化、频繁化特点,加之市场(偏好、成熟度)差异度大,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面对的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增大,导致开发企业普遍存在压力大、存续期短的现状。为更好地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大,房地产开发企业既需要增强自身的敏捷性、柔性和创新性,更需认真关注环境不确定性的内涵、测量维度等核心问题。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对环境理论相关文献进行综述,运用实证研究方式,建立环境不确定性模型,以期对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持续成长实践和研究,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1内涵界定
环境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具体主体而存在的,主体不同,环境的内涵也不相同,如《辞海》中将环境解释为“周围的情况和条件”。同时,环境又是具体的,即相对每个具体主体及研究对象,环境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如Mintzberg(1998)认为组织环境是“组织以外的所有东西”,Daft(2001)认为组织环境是“存在于组织边界之外,并可能对组织的全部或部分产生影响的所有因素”。张志学等(2010)认为企业所要面临的环境,从小处讲是所有与它关联的各种组织和任务的总和,从大处讲就是整个社会。
环境是可以根据检索字段的不同,进行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空间(任务环境、一般环境)、确定性(确定性环境、不确定性环境)、竞争性(红海环境、蓝海环境)等多维度细分。因此环境应该是依据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因素进行明确界定的。环境是独立于组织之外的外生权变因素,但环境最主要的特征是其本身及主体感知的不确定性。
Knigh(t1921)提出与“可计量的”———风险相对应的“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概念,认为不确定性赋予整个经济组织独特的“企业”形式,说明了企业家特有的收入。之后,不确定性被学者作为对环境的评价概念引入管理领域,针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命题,研究环境不确定性、企业的耦合关系等,一直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问题。Millken(1987)将环境的不确定性定义为人们对于外部环境变化动向的不可预知程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是由于信息的缺少和对于一个具体决策产生的效果无法进行预测而产生的。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目前存在两种方向,一是客观环境不确定性,二是感知环境不确定性。从研究所占比重来看,后者是采用更多的研究方向。
2测量维度
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维度,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Thompson(1967)认为是由环境的异质性、同质性、稳定性、动态性4个维度来衡量;Duncan(1972)认为是由构成因素的简单、复杂、稳定、动态4个维度来衡量;Child(1972)认为由复杂性、可变性、贫乏性3个维度衡量;Mintzberg(1979)认为由复杂性、稳定性、威胁性3个维度衡量;Tung(1979)认为由复杂性、动态性、程序性3个维度衡量;Aldrich(1979)将环境不确定性分成地理集中度和异质性、稳定性和动荡、领域一致和容量等维度;Miller &Friesen(1983)将环境不确定性分成变动性、异质性、竞争性3个维度,Dess & Beard(1984)将环境不确定性分成复杂性、动态性、丰富性3个维度;Milliken(1987)将环境不确定分成状态不确定性、效应不确定性、回应不确定性3个维度;Sharman & Dean(1991)将环境不确定性分成复杂性、动态性、丰富性3个维度;Tan & Litschert(1994)将环境不确定性分成复杂性、动态性、威胁性3个维度;Zahra(1996)将环境不确定性分成动态性、敌对性、异质性3个维度;Volberda(1998)将环境不确定性分成变动性、复杂性、难以预测性;李大元(2009)将环境不确定性分成动态性、敌对性两个维度。具体整理见表1。
根据表1的整理分析,目前就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在概念界定、构成要素比较一致,仅在具体研究范围、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对环境不确定性的主流研究聚焦于感知环境不确定性,而非客观环境不确定性方面。研究主要分布于构成内容、变化程度(速度、频度、幅度、可预测性)、产生效果3个维度。就学者对环境不确定性构成维度的研究成果,按照构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文献整理分析
内容、产生效果、变化程度进行分类整理,提取同类项,本文将环境不确定划分为复杂性、竞争性、动态性3个衡量维度(见表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文献整理分析
环境的复杂性是指影响组织活动的因素在异质性、丰富程度等方面的复杂程度,可以从市场多元化和知识多元化等方面进行测量;环境的动态性是指环境变化的速度和不稳定性,不仅指变化量,而且还需要考虑不可预测性;环境的竞争性是指影响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资源稀缺程度和获取的竞争激烈程度。
3 实证研究
3.1研究目的
环境不确定性是影响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变量,为解决环境不确定性的适合我国企业实践的测量问题,了解其运行机理,增强企业感知机会与威胁、把握机遇的能力,急需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探索建立适应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践的环境不确定性测量模型。
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量化分析和模型检验,本着“先探索、后验证“的研究思路,借助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建立环境不确定性模型,对影响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持续成长的环境不确定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使用统计软件SPSS 19.0和AMOS 17.0。
3.2 问卷设计
根据与学界和企业界专家的访谈意见,部分参考Thompson(1967)、Child (1972)、Mintzberg (1979)、Desarbo (2005)、王建军(2008)、焦豪(2013)的相关研究测量文献,拟按照复杂性、动态性、竞争性3个测量维度设计调查问卷。其中,运用“在不同城市提供产品或服务”“在同一城市提供不同产品或服务”“政府对企业产生既可正面亦可负面作用”“需要运用不同性质、范围的知识”“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快”“产业政策调控快”“依赖非正式渠道了解政策”“预测行业走势很难”“需求偏好很快”“顾客对价格态度不断在变”“预测需求偏好很难”“技术变革速度很快”“预测技术变化困难”“常常借助信息技术提供产品或服务”“行业竞争激烈”“模仿借鉴门槛低”“资源获取难度大”“供应商议价能力强”“价格竞争显著”19个题项。上述19个题项为论述方便,分别用EU1,EU2,…,EU19表示。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打分,由填答者进行主观评价。
3.3 问卷收集
本研究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280份问卷,共收回193份有效答卷。样本企业的注册区域主要集中于环渤海,有103个样本,占比53.4%;资质主要集中于一级企业,有117个样本,占比60.6%;所有制性质主要集中于民营企业,有99个样本,占比51.3%;企业年龄主要集中于21年及以上的企业,有57个样本,占比29.5%;员工人数主要集中于101至500人之间的企业,有72个样本,占比37.3%;近3年平均销售额集中于20亿元及以下的企业,有86个样本,占比44.6%;近3年平均营业收入集中于20亿元及以下的企业,有88个样本,占比45.6%;近3年平均资产额集中于51至500亿元之间的企业,有86个样本,占比44.6%;主要进入城市数量集中于5个及以下的企业,有93个样本,占比48.2%;核心业务区域主要集中于环渤海的企业,有76个样本,占比39.4%。综上,本次调查问卷主要构成为注册在环渤海区域、资质一级、企业存续期较长、资产量较高的企业样本。
3.4 预试问卷
3.4.1 量表项目分析
主要目的是检验预试量表或个别题项的适切程度及可靠程度,可作为个别题项筛选或修改的依据。
⑴极端组比较分析:通过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没有发现极端值或错误值。
⑵题项与总分相关分析:通过极端组比较分析,环境不确定性总得分的前27%与后27%两组在此题项上得分的平均数差异是显著的,决断值检验达到显著的题项(P<0.05),环境不确定性测量表是一个较好的量表题项。
⑶同质性检验分析:通过对比个别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若未达到显著的题项或两者相关系数<0.4为低相关,显示个别题项与整体量表的同质性不高,此个别题项予以删除。由于“在不同城市提供产品或服务”与环境不确定性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302,虽达到显著但<0.4,故可考虑删除EU1题项。
3.4.2 量表因素分析
主要目的是找出量表的潜在结构,精炼题项数目并增大相关度,获得量表建构效度,即预试量表能测量理论的概念或特质的程度。因素分析的重点是释解变量间的相关性。
⑴公因子方差分析:EU1、EU2、EU12、EU17提取的共同性分别为0.032、0.156、0.193、0.182,均<0.2,从此角度考虑应删除题项。
⑵主成分分析:除因素负荷量,除EU1、EU2、EU12、EU17外均>0.45,故可考虑删除EU1、EU2、EU12、EU17题项。
⑶KMO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 280.385,自由度为171,达到0.05显著性水平,故拒绝虚无假设,变量间的净相关矩阵是单元矩阵,显示代表总体的相关矩阵间具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KMO为0.810,>0.8,显示很适合做因素分析。
⑷建构效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主成分的结果,采取直交转轴的最大变异法,共抽取3个共同因素,共可累计解释50.676%的变异量,>50%,表示保留萃取的3个因素其建构效度可接受。
⑸探索性因素分析:按照有关因素缩减的操作,相继删除EU17、EU12、EU2、EU1、EU6、EU7、EU8 7个题项。具体3个因素见表3。
提取方法 :主成分。 旋转法 :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a.旋转在 5 次迭代后收敛
综上环境不确定性测量量表经7次优化,最终保留EU3至EU5、EU14;EU9至EU11、EU13;EU15至EU16、EU18至EU19等共计12个题项。此时,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656.835,自由度为66,达到0.05显著性水平,故拒绝虚无假设,变量间的净相关矩阵是单元矩阵,显示代表总体的相关矩阵间具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KMO为0.793,>0.7,显示适合做因素分析,可解释58.188%的变异量,>50%,表示保留萃取的3个因素其建构效度可接受。
3.4.3 量表信度分析
最终保留EU3至EU5、EU14;EU9至EU11、EU13;EU15至EU16、EU18至EU19等共计12个题项 ,Cronbach′sα值为0.806,项目总统计量中各题项删除后,α值均未变大,故经优化的环境不确定性12个题项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⑴EU3至EU5、EU14等4个题项,按照内容赋予构念“复杂性”,现对“复杂性”构念进行进度测试,Cronbach’α值为0.713,>0.7,信度可接受。修正的项目总相关系数介于0.405至0.608之间,均>0.4,表明大多数题项与其余题项为高相关。删除各题项后,α值并未出现变大,故经优化的复杂性题项EU3至EU5、EU14等4个题项总体而言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⑵EU9至EU11、EU13等4个题项,按照内容赋予构念“动态性”,现对“动态性”构念进行进度测试,Cronbach’α值为0.785,>0.7,信度较高。删除各题项后,α值未出现变大,故优化的竞争性EU9至EU11、EU13等4个题项总体而言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⑶EU15、EU16、EU18、EU19等4个题项,按′照内容赋予构念“竞争性”,现对“竞争性”构念进行进度测试,Cronbach’α值为0.727,>0.7,信度较高。删除各题项后,α值未出现变大,故优化的竞争性EU15、EU16、EU18、EU19等4个题项总体而言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3.5 验证性因素分析
3.5.1 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
综上,复杂性模型、动态性模型、竞争性模型经验证适配度高,故各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高。
3.5.2 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
如图4所示,“复杂性—动态性”潜在构面的未限制模型的自由度为17,卡方值为37.545;限制模型的自由度为18,卡方值为136.524。两个模型的自有度差异为1,卡方值差异为98.979,卡方值差异量显著性检验的概率值p=0.000<0.05,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未限制模型与限制模型有显著不同;且未限制模型的卡方值较小,“复杂性—动态性”两个潜在构面的区别效度高。
如图5所示,“复杂性—竞争性”潜在构面的未限制模型的自由度为18,卡方值为29.923;限制模型的自由度为19,卡方值为126.109。两个模型的自由度差异为1,卡方值差异为96.186,卡方值差异量显著性检验的概率值p=0.000<0.05,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未限制模型与限制模型有显著不同;且未限制模型的卡方值较小,“复杂性—竞争性”两个潜在构面的区别效度高。
如图6所示,“动态性—竞争性”潜在构面的未限制模型的自由度为19,卡方值为23.214;限制模型的自由度为20,卡方值为135.278。两个模型的自有度差异为1,卡方值差异为112.064,卡方值差异量显著性检验的概率值p=0.000<0.05,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未限制模型与限制模型有显著不同,且未限制模型的卡方值较小,“动态性—竞争性”两个潜在构面的区别效度高。
综上,复杂性、动态性、竞争性两两构面的区别效度高。
3.5.3 测量模型的拟合效度
环境不确定性经修正的模型,均较好地达到各项拟合指标(见表5,模型4),因此经修正后的三因素环境不确定性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情况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所得的修正后三因素环境不确定性模型如图7所示。
综上,修正后的三因素环境不确定性模型数据拟合效度高。
3.6 小 结
通过环境不确定性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包括量表项目分析、量表因素分析、量表信度分析,实现测量量表的预测试,获得题项更精简、更可靠,解释变异量更大的测量量表,包括经检验的因素构成。通过试验性因素分析,包括分别进行复杂性、动态性、竞争性三因素的收敛效度分析,并进行两因素之间的区别效度分析,获得经修正的三因素环境不确定性模型。经验证性因素分析,复杂性、动态性、竞争性三因素分别的收敛效度高,两因素之间的区别效度高,修正后的三因素环境不确定性模型效度高。借助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本文完成了环境不确定性调查问卷的建立、测量模型和拟合模型的构建,用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调查问卷数据,实证了适合我国企业实践的环境不确定性理论,为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持续成长等研究课题创造有利条件,为企业及时洞察机会与威胁、有效获取机遇提供了有力支持。
4结 语
互联网技术拉近了传统的空间距离,世界越来越平,市场越来越一体化,但同时技术生命周期加速变短,市场偏好不确定性加大,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与侵蚀周期越来越短暂,持续成长的挑战和压力不断加大。房地产业属于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虽有新型城镇化的巨大红利,但也存在其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房地产开发企业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不断地增强自身的敏捷性、柔性和创新性,需要就环境不确定性的内涵、测量维度、运行机理等核心问题进行探索。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及时“明变”,方能确切“知变”,才可恰当“应变”,累积竞争优势,实现基业长青。
摘要：本文就环境不确定性相关文献的内涵界定、构成因素两个方面进行综述,并用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调查问卷进行实证验证,以期对我国房地产开发应对企业环境不确定的实践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企业环境不确定性 篇9
一、组织即兴的概念和特点
组织即兴是组织应对不确定环境的一种适应性策略。 现有研究从三个方面来定义组织即兴。 第一, 从主体维度看, 组织即兴的实施主体是组织或组织成员, 服务于组织或团体的目标;第二, 从时间维度来看, 组织即兴意味着想法的形成 (或决策) 与执行之间的间隔非常短, 传统的先拟定详细计划再执行的“预备—瞄准—开火”模式被“开火—瞄准— 开火”模式所代替;第三, 从资源维度来看, 组织即兴依赖于手头的资源, 机会窗口转瞬即逝, 容不得组织搜寻更多资源或更优的方案, 因此就地取材 (或创造性拼凑) 成为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 后两点虽然意味着组织即兴有可能导致战略的低效, 但也正是这种相机而动带来了组织对环境变化的灵活适应。 这被著名组织学者卡尔·维克称之为“不完善之美”。
组织即兴具有两个主要特点:
(1) 组织或团队成员只遵守少量的特定规则。 例如, 在组织中, 任务优先级、最后完成期限等可能是事先限定好的, 不能轻易更改。 但在这些规则之内, 组织成员有很大的灵活性采取行动。 在爵士乐中, 谁是乐队的独奏者, 演奏的顺序等也是乐队成员需要遵守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规则, 这些规则为演奏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框架, 在此框架中, 乐队成员通过充分的沟通而调整、协作, 从而实现良好的演奏效果。
(2) 大量的实时沟通。 由于环境的动态性, 目标及相关细节需要随着变化了的环境而调整或修订, 因此, 组织成员只有进行实时沟通, 才能够做出切合实际的调整。 在爵士乐中也是如此, 演奏者们通过倾听和目光交流来监督和感受彼此的演奏, 并据此调整个体的演奏策略, 在动态调整中为听众提供美妙的音乐体验。 总之, 组织即兴演绎了一种动态之美, 一切都不是按部就班。
二、有效发挥组织即兴的组合策略
即兴发挥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生存的重要策略, 它使组织游走于无序和有序的边缘, 实现动态的适应。 但是, 即兴发挥并不等于随意发挥和自由散漫, 如果即兴发挥不当, 就有可能导致组织涣散、管理混乱, 以致失去控制。 因此, 在实施这一策略时, 管理者需要统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培育探索与容错的文化
在动态的环境中, 需求与技术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企业需要主动试验才有可能探明前方的道路。 试验是一个学习过程, 是获取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 但试验也意味着冒险和出错。 同时, 由于环境变化快、决策与行动的紧迫性, 企业及其成员在有限的反应时间内只能尽可能利用手头资源而无暇发掘新资源, 而且资源的利用方式也可能并不是最优的, 也即存在低效、错误的可能。 因此, 组织若要采取即兴发挥的策略保持灵活性, 积极应对环境变化, 就需要培育一种鼓励试验与容忍错误发生的组织文化。
有两种机制有助于培育这样的文化。 第一种是激励制度, 对符合公司利益的新想法予以鼓励。 例如, 在著名的3M公司, 不批评任何一个创意已成为惯例。 当然, 创意要想变为实施计划, 还需要经过评判和考量, 因为叫好不叫座的创意可能浪费宝贵的资源。 第二种机制是树立典型, 将公司中因试错而成功的传奇故事广为宣传和渲染, 形成一种学习榜样的氛围, 从而激发成员试验与创新的热情。 3M公司即时贴的发明故事屡屡被员工传颂, 成为激励每一位员工投身创新的重要动力。
2、建立简单的组织结构
复杂的组织结构往往以大量的规章制度、森严的等级、正式的沟通系统为特征。 这种结构容易导致组织僵化, 难以对环境变化采取有效的反应。 组织即兴旨在增强组织的灵活性, 因此, 在结构设计方面, 应去掉繁文缛节, 把焦点放在几个关键的要素上, 即明确任务的优先级、期限与责任。
(1) 设定任务的优先级。 在动态的市场上, 商机无限而又短暂易逝, 要准确确定各项任务的优先级非常困难。 斯坦福大学艾森哈特教授的研究表明, 成功的公司往往遵循“三步走”的策略:首先, 利用一套明确的标准对潜在项目进行评估, 剔除缺乏吸引力的项目。 其次, 管理层定期开会讨论并修订项目的优先次序。 在动态环境中, 环境变化会使某些项目丧失实施的可行性, 而有些项目则可能因为市场前景的明朗化而得到更高的优先级。 因此, 利用定期例会来讨论和修订优先级尤为必要。 当然, 优先级的修订必须以足够的证据以及管理人员的洞察力为基础, 必要的时候, 甚至需要修订某些评估的标准。 最后, 把优先级设立和修订与资源配置决策挂起钩来。 优先次序清单规定了资源, 包括管理者及员工的时间与注意力资源的投向, 也确定了哪些项目能够实际启动。 缺乏必要的资源配置, 优先级清单也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2) 确定任务的期限与职责归属。 一旦各项任务列入实施计划, 管理层就需要为项目确定最终完成日期。 由于最终期限的确定是管理层在搜集了大量市场信息, 并对内部资源和能力状况进行审慎分析和评估之后确定的, 通常具有足够的可行性, 因此, 日期一旦确定, 就需要严格执行。 虽然这一期限内的各种日程具有弹性, 但这一日期却是刚性的, 它保证了企业能够在预定的时间内抓住特定的商机。 此外, 任务的责任归属也需加以要明确。 各级管理层乃至普通员工都分配明确的责任, 部门合作时的责任归属也需要规定清楚。 与责任联系的是报酬与考核制度, 从而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机制, 为组织成员的即兴发挥空间提供了必要的限定, 避免不必要的混乱与低效。
总之, 简单结构是一种融合了“控制”与“自由” 的对立统一的组织设计。 通过设立优先级, 为组织成员确定了行动方向和资源投向;而通过明确责任与任务期限, 则确保个体行动与组织及项目目标一致, 而不至于行为涣散以及预定目标的流产。 虽然这些结构要素具有一定的刚性, 但实际的运作却可以是高度灵活的。 例如, 工作人员可以每天修改时间和资源的具体安排。 因此, 组织成员能够在结构所规定的游戏规则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组织整体也就因此而具有了巨大的灵活性。
3、鼓励员工之间的实时沟通
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 组织也总是在不断调整, 善用即兴发挥策略的公司更是如此。 这种不断调整与变革需要组织成员间进行大量的实时沟通作为支撑。 正如一家新创IT企业的经理所言, 公司持续地调整硬件的设计直至产品研发周期的最后一刻, 其配套软件也同时进行各种尝试直至新产品正式发布。 在善用组织即兴的公司中, 不仅项目开发团队或职能部门内部进行大量的碰头会, 跨团队或跨职能的沟通也非常频繁, 沟通也不局限于正式场合, 各种非正式的沟通也非常重要。 通过交流项目进展、竞争对手的动向、可能面临的问题、彼此的经验, 组织成员能够最大限度地共享宝贵的信息资源, 并协调好自身工作与项目及组织目标的关系。 有时, 实时沟通甚至需要延伸至组织之外, 如定期拜访顾客和供应商、渠道商等合作伙伴, 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强化价值链系统的协作, 为顾客创造和传递最佳价值, 从而在竞争中获取优势。
4、提高员工即兴发挥的技能
员工的技能、创造力、多样性、情感等方面会影响到组织即兴发挥的水平。 因此, 组织也需要有意识地对成员进行即兴发挥能力的培训, 在个体层次上打造即兴发挥的能力, 从而为提高整体组织即兴能力奠定基础。 例如, 英国航空公司开发了多样的训练手段, 让员工亲身体验和锻炼各种意外情况下的反应能力,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具体讲, 要提高员工的即兴发挥技能, 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训练:
(1) 树立挑战4C的观念。 4C是指人们做事情时都希望达到一致 (consistent) 、舒适 (comfortable) 、 自信 (confident) 和胜任 (competence) 。 然而, 即兴发挥往往是在新的情境下发生的, 此时人们容易感觉到失去控制和一致性, 同时, 在信心与胜任力方面也存在压力, 具有不适感。 因此, 通过培训使员工认识到, 即兴发挥与4C方面的压力和不适是相伴相生的, 需要将之视为正常状态。 这样, 才有可能从容应对和有效发挥。
(2) 培养过程技能。 过程技能主要是指倾听和沟通的技巧。 即兴发挥集中精力于对当前的形势或决策情境的理解和决断, 而不是沉浸在对“什么发生了, 还会发生什么”等问题的思考中。 否则, 轻则贻误战机, 重则遭遇失败。 此外, 过程技能还有助于即兴发挥有效实施所需要的实时沟通顺畅而高效。
(3) 训练情境技巧。 迅速决策及行动需要了解环境变化的本质, 因此, 通过经验分享和目的性培训, 能够帮助员工理解和掌握各种可能的环境情境。 其中, 通过移情和类比等技巧的掌握, 使员工更容易面对新情境所带来的挑战。
(4) 即时反应能力。 即兴发挥的瞬时性要求极为迅速的反应, 因此, 员工的即时反应能力对于即兴发挥的效果非常重要。 对这一能力的训练有很多方式, 其中, “讲个故事”或“一句话的故事”是常用的培训工具。 譬如, 比较简单的“一句话的故事”要求一组受训者 (通常是两个人) 合作讲一个故事, 每个人每次只说一个词语, 每个人都顺着对方说出的词往下接, 最后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个过程中类似于成语接龙, 能够有效地锻炼受训者的即时反应能力。
三、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实现有效组织即兴的四个组合策略, 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有益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 即兴发挥不是万能药, 它使组织处于有序和无序的边缘, 需要高超的管理艺术。 使用不当有可能会导致企业陷入机会陷阱, 或是过度依赖即兴发挥而忽视了其他的策略。 此外, 组织即兴的效果还受到领导风格、组织成员的特征、信息流的状况、组织记忆、组织构造、组织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 过多的组织记忆会阻碍组织成员采用新的思路去处理问题, 从而抑制组织即兴的水平;服务型领导风格有助于削弱组织即兴的负面效应, 还有助于容错文化以及简单结构的建立。 这些影响因素都是企业采用即兴发挥策略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摘要：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中保持灵活性是当今企业的必修课。发源于爵士乐演奏的“即兴发挥”的思想为企业成功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带来了有益的思路。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实现有效即兴发挥的组合策略, 能够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组织即兴,即兴发挥,不确定性策略
参考文献
[1]肖纳L.布朗, 凯瑟琳M.艾森哈特著, 吴溪译.边缘竞争[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不确定度分析 篇10
不确定度的含义是指由于测量误差的存在, 对被测量值的不能肯定的程度。反过来, 也表明该结果的可信赖程度。它是测量结果质量的指标。不确定度愈小, 所述结果与被测量的真值愈接近, 质量越高, 水平越高, 其使用价值越高;不确定度越大, 测量结果的质量越低, 水平越低, 其使用价值也越低。在报告物理量测量的结果时, 必须给出相应的不确定度, 一方面便于使用它的人评定其可靠性, 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测量结果之间的可比性。
检测标准为《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12348-2008) , 不确定度按照JJF 1059-1999进行评定。工作温度-10℃～50℃, 相对湿度20%～90%RH, 某企业厂界。
检测仪器为HS5670B型积分平均声级计。
2 测量原理和数学模型
2.1 测量原理
由传声器将声音转换成电信号, 再由前置放大器变换阻抗, 使传声器与衰减器匹配。放大器将输出信号加到计权网络, 对信号进行频率计权 (或外接滤波器) , 然后再经衰减器及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到一定的幅值, 送到有效值检波器 (或外按电平记录仪) , 在指示表头上给出噪声声级的数值。声级计中的频率计权网络有A、B、C3种标准计权网络。A网络是模拟人耳对等响曲线中40方纯音的响应, 它的曲线形状与340方的等响曲线相反, 从而使电信号的中、低频段有较大的衰减。B网络是模拟人耳对70方纯音的响应, 它使电信号的低频段有一定的衰减。C网络是模拟人耳对100方纯音的响应, 在整个声频范围内有近乎平直的响应。声级计经过频率计权网络测得的声压级称为声级, 根据所使用的计权网不同, 分别称为A声级、B声级和C声级, 单位记作dB (A) 、dB (B) 和dB (C) 。
2.2 数学模型
被测量地点的噪声值为:
Lc=Li×fmen×fz。式中Lc为噪声测量值;Li为积分平均声级计显示值, 单位:dB;fmen为实验室人员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引入的修正因子;fz为环境条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引入的修正因子。
上述fmen、flab两个因子的数学期望值均为1, 即:
E (fmen) = E (flab) =1。
2.3 测量不确定度的来源
不确定度来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重复测量的重现性带来的不确定度、测量仪器的计量性能局限性引入的不确定度、标定仪器所用的标准电容传声器引入的不确定度及测量人员、环境引入的不确定度。由于本测量所用的方法为国家标准方法《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12348-2008) , 故不考虑方法本身的误差, 因此在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中只需考虑与测量过程有关的不确定度分量。因为只有满足环境条件、具备能力资质的实验人员才能进行测量, 测量人员、环境条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的数学期望值均为1, 可不引入。
3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3.1 A类不确定度
重复测量带来的不确定度属于A类不确定度, 对同一地点进行平行测量10次, 结果见表1。
dB
X的最佳估计值可以用10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来表示:
标准不确定度 (平均值的实验标准差) :
相对不确定度为:
3.2 测量仪器的计量性能局限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测量仪器的计量性能局限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属于B类不确定度。仪器的测量范围为25～135dB, 最大允许误差为2.0dB, 取均匀分布 (如果对影响量的分布情况没有任何信息时, 则较合理的估计是将其近似看作均匀分布) 。
3.3 标定仪器所用的标准电容传声器引入的不确定度
标定仪器所用的标准电容传声器引入的不确定度属于B类不确定度, 根据黑龙江省计量检定测试院出具的检定证书, 其不确定度为:L3=0.1dB, 测量范围为:10～20 000Hz, 则相对不确定度为:
3.4 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相对不确定度
由于3.1、3.2和3.3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故合成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可表示为: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3.5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k=2,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U (p) =k·U=0.18。
测量结果为p=47.1±0.18dB。
4 测量结果
HS5670B型积分平均声级计测量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其测量结果、标准不确定度及扩展扩展不确定度见表2。
摘要：根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12348-2008) 对某企业厂界测量的不确定度, 分析了重复测量的重现性带来的不确定度、测量仪器的计量性能局限性引入的不确定度、标定仪器所用的标准电容传声器引入的不确定度等因素对测量的影响, 计算出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测量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0.18dB。
关键词：噪声,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参考文献
[1]国家环境保护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12348-2008) [S].北京:国家环境保护部,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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