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通用8篇）

篇1：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摘要:加入WTO对我国粮食安全不会发生实质性影响。中国粮食发展政策应是,在坚持粮食基本自给的前提下逐步开放粮食市场,并逐步提高市场准入程度,以实现国内粮食供求的实物平衡,争取更多的交换价值。

进入90年代以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在农产品贸易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敏感的部分就是粮食贸易。利用国际市场对国内的粮食供求平衡进行调节,是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贯政策。鉴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比较快,未来人口峰值高达16亿人,加上90年代粮食进口大增,1995年达到1976万吨,人们普遍担心中国的粮食问题。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郎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引起一场“布郎冲击波”。现在的问题是,在WTO框架下,中国农产品市场必然更加对外开放,使中国国内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增加,这是否会危及到中国粮食的安全,中国采取什么样粮食发展政策而不违背WTO的规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首要现实问题。

一、粮食安全的本质含义

粮食安全的概念在70年代中期粮食危机中由粮农组织(AFO)首先提出的,其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一直在不断演变,但基本内容仍然是保证全世界的人都能得到最起码的营养。1983年,粮农组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对“粮食安全”概念作了新的定义,并得到广泛的认同。新定义的内容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个新定义包括三项具体目标:(1)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食品;(2)最大限度地稳定食品供应;(3)确保所有需要食品的人都能获得食品。前两条是保证“买得到”,最后一条是保证“买得起”,即支付能力。

从中可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粮食安全与粮食贸易的重要性;二是粮食安全与食品结构的多元性。而这两点启示对于我国在WTO框架下实施恰当的粮食发展政策至关重要。

二、粮食安全与粮食贸易的重要性

新的粮食安全定义强调了贸易的重要性,因为要保证人们“买得到”所需要的粮食,在任何时候,既可以在国内生产自给予以满足,又可以从粮食进口得到满足,两种方式同等重要。当然,对于不同的国家,这两种方式的实际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于拥有粮食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粮食生产对于粮食安全起着主导作用,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粮食生产是有利可图的产业,发展粮食生产,既可以提高粮食供应量,又可以增加收入,从而有利于粮食安全。而对于丧失粮食比较优势或粮食比较优势下降、非比较优势上升的国家和地区,由于非粮食生产对于提高收入具有较大的作用,因而,粮食生产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要从属于国内粮食不足时能用足够收入进口所需要的粮食。如果一个国家属于前一种情况,处理问题的办法就比较简单,即采取鼓励发展粮食生产政策就可以。如果一个国家属于后一种情况,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一是要充分考虑世界粮食市场是否有足够可供购买的粮食数量,即使世界粮食市场有足够可供购买的粮食数量,国际环境是否允许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二是该国是否有足够的外汇购买它所需要的粮食,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世界粮食供应商是不会白白把粮食送到该国手里。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当属后一种情况。

首先,总的说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以下三个层次发生了巨大变化:(1)在宏观经济领域,属于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迅速下降,而以纺织品和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的比较优势却显著上升;(2)在农业经济内部,偏向于土地密集型的种植业(如粮食、棉花)的比较优势丧失,而偏向于劳动密集型的牧业、渔业(如水产品、肉类)比较优势明显;(3)在种植业的内部,偏向于土地密集型的粮食作物逐渐让位于偏向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而成为相对弱势的产业。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要完全依靠国内粮食生产而实现所谓的粮食安全,势必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也不符合粮食安全的本质含义,更不符合WTO的规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认为维持粮食安全就是实行粮食自给的观点必须摒弃。

中国1978―间若干年份进出口贸易总额、外汇储备及国内生产总值

19781980198519901995出口(亿美元)97.5181.2273.5620.91487.81827.01838.0进口(亿美元)108.9200.2422.5533.51320.81423.61402.0外汇储备总额(亿美元)15.625.5127.3286.0735.71399.01450.0国内生产总值(GDP)(亿人民币)3853.04467896418548584787477279553.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其次,如果中国将其粮食安全放在国内生产与国外进口上,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外汇购买所需的粮食,这是一个确实需要加以考虑的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取得长足进展,1978年中国出口商品总额只有97.5亿美元,到19骤增至1838亿美元,间增长了近19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7.2%,大大高于80年代世界出口贸易平均增长5.5%的速度,也明显高于同期亚洲国家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约10%的速度,同时也比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高出约7个百分点,中国出口贸易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由1980年的不足1%提高到1998年的3.4%,一跃成为世界第9位出口贸易国,并成为出口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也非常充足,目前稳定在1400亿美元的水平。中国加入WTO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放弃对我国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配额限制,中国出口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外汇储备也将更加充足。因此,那种担心中国缺乏足够的外汇来购买所需粮食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是世界粮食市场是否有足够的粮食供中国购买,也就是世界粮食安全问题。1986年世界银行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提交了一份政策研究报告《贫穷和饥饿:发展中国93家粮食安全问题和选择》指出:“世界有丰富的食品,过去40年全球粮食生产的增长快于空前未有的人口增长。……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利用,那些粮食不能全部自给的国家,只要他们有钱买得起,就可以进口,而许多穷国家和千百万穷人不能分享丰富的粮食,他们的食品没有保障,主要是没有购买力。”199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90年代全球农产品产量年均增长速度为1.7%,略低于80年代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而同期世界所有用途的粮食和农产品需求仅增加1.6%,大大低于80年代2%的实际年均增长率,预计90年代全球粮食和农产品总的供应量足以满足全球的有效需求。说明当前世界粮食是安全的,世界粮食及农产品生产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更进一步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及巴西等国粮食及农产品严重“过剩”。近年来,世界粮食贸易不断扩大,对世界粮食安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世界粮食贸易史来看,世界粮食贸易量主要取决于进口需求,因为一旦进口需求扩大,主要粮食出口国可以减少国内生产的限制,从而增加世界粮食市场的供给。例如,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美国同期不仅占80年代世界粮食总出口量的1/2～2/3,而且如果取消基本土地休耕和压缩播种面积政策,5000万公顷尚未利用的土地每年还可增加2亿吨粮食,相当于80年代世界粮食出口总额的80%―90%,因而世界粮食市场供给潜力是十分巨大的。此外,诸如前苏联严重依赖世界粮食市场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已提高了粮食自给程度,放松了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压力。总之,笔者认为,中国能够通过世界粮食市场获得它所需要的粮食。

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完全把粮食放到世界粮食市场上,其风险也是有的。这些风险主要是来自政治和军事的风险。1950―1980年,全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85次经济制裁,其中涉及食物的出口贸易禁运为10次,有一半左右属于部分或全部中断援助性粮食出口。余下的粮食禁运都是广义的粮食禁运,即对象覆盖包括粮食在内的大量乃至全部商品贸易的禁运。真正属于我国有关政策讨论中假设的以粮食为主要对象的商业性粮食出口禁运只有一次,是前苏联在1980―1981年,入侵阿富汗引发的,其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这说明,发生像前苏联那样的食品禁运是非常少见的。退一步讲,万一发生针对我国的有效粮食禁运,它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作用程度,至少受两个方面影响:(1)粮食进口的用途;(2)粮食还原的可能性。这两类因素都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加以监控。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加入WTO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发生实质性影响。

三、粮食安全与食品结构的多元性

粮食安全是针对广义的粮食,即食物,这与目前国内外众多研究中把粮食等同于谷物是很不一致的。这主要通过近年围绕“布郎冲击波”而展开的讨论表现出来的,即中国未来谷物的需求、供给以及进口量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其实,食物是包括众多不同的食物产品,不仅仅指谷物。当然,谷物生产在许多国家的粮食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食物产品内部的不同食物之间由于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比例和成本构成不大相同,因而比较优势不同。在给定我国各种要素禀赋特征下,不同食物的比较优势及竞争力可能会有显著差别。

由于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特点是土地稀缺,劳动力丰富,所以,不同食物在农业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及竞争力为:(1)对可供选择的必须利用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的不同生产活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中能较为密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活动具有比较优势或市场竞争力;(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不需要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或仅仅需要土质、肥力、灌溉条件较差的边际可耕地的生产活动,具有比较优势或竞争力;(3)能较多利用农闲季节剩余劳动的生产活动具有竞争优势。具体来说,就需要利用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的谷物、水果和蔬菜来讲,水果和蔬菜由于能够密集地利用劳动力要素,因而具有比较优势,而谷物生产需要较多的土地,属于土地密集型作物,因而不具有比较优势。就不需要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或只需有效利用次质边际耕地的鱼、虾等水产品以及肉类食物来讲,显然具有比较优势。此外,在谷物之外的许多食品生产中,能够利用农闲季节剩余劳动进行生产的食品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水产品及肉类等在事实上有很多就是利用这种剩余劳动生产的。如前所述,中国也正是在水产、肉类、水果与蔬菜等食物上出口需求比较旺盛。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粮食发展政策有必要作适当的调整:一方面,重新检讨传统的谷物自给自足的方针,改革谷物贸易体制和政策;另一方面,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采取切实的政策手段,促进我国具有优势的食物出口增长。其基本取向是,依据比较优势原则,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外部国际环境变动的新形势,在食物经济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

综合上述两点主要启示,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加入WTO以后,其粮食安全不会因此而受到危害,更何况,我们还可以利用多种策略来维护粮食生产而不违背WTO规则。事实上,在封闭的国内市场条件下的粮食安全程度不及在较大范围的全球食品市场条件下的食品安全程度。1973年日本的经历也证实,如果不能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粮食,它就不会有食品安全,高水平的农产品自给可能是与环境破坏的较大风险相关联的,而且可能也是与对进口投入品的较高程度依赖相关,因而从根本上是不可能带来较高水平的食品安全的。

四、中国粮食贸易政策的目标选择

10月24日,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阐述了中国粮食贸易的基本政策。粮食白皮书强调了中国支持粮食基本自给、稳定国内粮食供给,改善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粮食白皮书所阐述的粮食政策与WTO规则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粮食白皮书提出中国粮食在正常情况下自给率不低95%,净进口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这个指标是符合WTO规则要求的。1990―粮食净进口量分别为524、-106、-747、-374.7、1976、959和704万吨,可见1995年为历史上粮食净进口量最高水平,占国内消费量的4.2%,也未超过5%的界限。今后按5%的市场准入机会,实际上净进口量也不过2500―3000万吨之间,这与WTO规则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达到4%还高一些。

其次,粮食白皮书指出,在国内粮食供求平衡问题上,并不排除利用国际资源作为必要补充,而这种实物平衡既包括品种、丰歉调剂和区域平衡,又包括按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原则,尽量争取最大的国际交换利益。这一点也与WTO规则相符。

最后,粮食白皮书指出在处理适时利用国际粮食市场,通过进出口贸易调节国内粮食供求与保护农民利益这一关系中,所采取的政策工具和调节手段是进口关税政策。这一点显然也与WTO规则相一致。

因此,可以认为,根据《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所阐述的粮食政策来指导我国的粮食生产与粮食贸易,是完全符合WTO规则要求的。为此,笔者认为,中国粮食发展政策的基本目标应是,在坚持粮食基本自给的前提下,仍然有条件逐步开放粮食市场,并有能力逐步提高市场准入程度,以实现国内粮食供求实物平衡,争取更多的交换价值。

篇2：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一、粮食安全概念诠释：

“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浊，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这个概念包括三个具体目标：（1）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

（2）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3）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二、加入WTO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加入WTO后，我们将不得不放弃非关税壁垒，逐步降低关税及国内农业支持水平，国内农产品市场终将被迫逐一开放。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尤其是粮食生产和贸易大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影响。

一方面，加入WTO有可能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产生严重冲击。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由于人少地多、种植规模大、科技含量高，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与我国相比均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我国农村受大量农业人口的约束，粮食规模化生产程度低，加之技术条件限制，短期内提高人均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的可能性不大，降低流通环节的费用开支也存在较大难度。所以，国内粮食价格下降的空间很小。这样，在粮食进口逐年增多的情况下，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将面临严重的冲击和挑战。

另一方面，加入WTO有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国外优质低价粮的涌入，对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能力冲击巨大。国内粮食将因生产成本高而缺乏竞争力，从而导致农民种粮收益下降。在利益驱动下，农民会进一步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从而降低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这一结局对我国粮食安全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WTO框架下我国粮食安全模式选择与对策：

1.粮食安全模式的选择：“自给自足”与“贸易自由化”引结合。

粮食安全的“自给自足”模式是指一国粮食的需求完全通过国内粮食生产来满足，即粮食自给率为100%。粮食安全的“贸易自由化”模式，是指一国完全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选择进口或是国内生产粮食来满足国内需求。也就是说根据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和国内自产价格的高低来随时调整粮食自给率。只要前者低于后者，就完全通过对外贸易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粮食自给率随着价格因素的变化而随时变化。

2.粮食安全线：

从理论上讲，国内至少应该维持多大的粮食产量，才算满足粮食安全需求，这需要进行客观的计算和预测。

3.WTO框架下我国粮食安全对策。

（1）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调整粮食生产布局。（2）加大农业科研力度，加快科技兴粮步伐。（3）保护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确保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

篇3：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一、世界粮食危机的背景

(一) 世界粮食危机的现状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萌生、滋长, 到2008年全面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在接踵而来的金融危机作用下, 产生了深刻影响, 由于食品原料成本飞涨、燃料价格上升、不可预知的天气等因素, 全球正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大范围粮食危机。国际粮价成倍暴涨, 世界粮食库存直跌到安全线以下, 供不应求状况频现, “粮荒”波及世界许多地区, 甚至在有些国家引发了社会骚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009年10月14日发表报告说, 2009年全球营养不良人口将达到10.2亿, 为19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

这场世界粮食危机不是偶然发生的, 是世界粮食长期供求失衡的必然结果。早已有专家指出, 世界粮食产量已多年徘徊不前, 世界粮食库存这些年以来也连续下降, 而同期世界人口却不断增加, 现已达66亿多。国际谷物理事会最近预测, 2009—2010年度, 全球谷物总产量约为17.48亿吨, 比上年度减少4 400万吨[2]。

(二) 世界粮食危机的原因

导致世界粮食形势严峻的原因有多种:

第一, 金融危机重创粮食生产, 引发连锁反应。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贸易和信用交易, 同时导致失业率上升, 引发民众工资收入减少, 购买粮食的能力遭削弱。第二, 气候变化引起自然灾害频仍, 导致全球粮食减产。澳大利亚、欧洲等主要粮食出口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自然灾害, 导致这些粮食主产区遭受沉重打击, 粮食大面积减产。第三, 世界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长。世界石油价格大幅攀升, 造成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肥料和柴油价格的上扬以及运输成本的大幅增长。第四, 制造生物燃料导致粮食需求大增。美国等国家把大量的玉米用于生物燃料生产, 不仅造成了食物供给的减少, 更引起了市场对于稳定供给的担忧和恐慌, 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价格上涨预期。第五, 农产品价格低使一些国家放松了警惕性。一些发展中国家片面迷信世界贸易自由化, 对农业投入不足导致产粮能力弱化, 国内粮食长期短缺, 大量依赖进口来维持国内粮食供应。

在全球粮价飞涨的形势面前, 中国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宏观调控以应对世界粮食危机, 目前, 中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但也应看到, 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经济上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对粮食的需求是刚性的, 中国粮食形势并不乐观。

二、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定义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这就是说, 首先要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其次要有一个合适的粮食价格。粮食安全包括三个具体目标:一是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二是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三是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确保粮食安全一直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粮食安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一) 中国粮食生产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 千方百计促进粮食生产, 较好地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1. 建国初期中国的粮食生产状况。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粮食问题。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 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 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 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3]此后, 他还强调:“须知中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 吃饭是第一件大事。”[4]建国初期, 由于实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中国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只有1.1亿吨, 根本不能自给。1956年农业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粮食产量也提高到了1.95亿吨, 粮食短缺得到了大大缓解。但由于路线错误和一些自然人为的灾害, 中国经济1959—1961年遭受了严重困难时期, 当时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为217公斤, 由此出现了严重饥荒, 损失惨重。1962年以后粮食产量缓慢上升, 此后由于极左路线的推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中国粮食增长步伐停止了下来, 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

2.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粮食生产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果断地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 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社会主义建设上, 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和农业发端的, 土地大包干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对于这场变革邓小平倾力支持, 他谈道:“再就是重视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 只要人民吃饱肚子, 一切就好办了。”[5]土地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增长。1978年, 中国粮食产量只有6 095亿斤, 此后, 在1982年登上了7 000亿斤, 1984年达到了8 000亿斤, 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 中国第一次解决了吃饭问题。

3. 世纪之交的中国粮食生产状况。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中国拉开了新一轮的改革序幕, 党的十四大也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 江泽民强调:“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越是加快改革开放, 越要重视农业、保护农业、加强农业。”[6]从1994—1998年, 中国连续五年丰收, 并且在1996年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 1998年达到了历史最高产量1.024亿斤。粮食产量连续超过5亿吨, 人均350公斤, 其中1998年为人均411公斤, 中国已经做到粮食基本自给, 丰年有余。

4. 新世纪中国的粮食生产状况。

新世纪, 新阶段,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三农问题倍加重视。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 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 严格保护耕地, 增加农业投入, 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7]党的十七大为我们指出了未来中国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使得粮食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1999—2003年由于种粮成本增高,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锐减, 大片土地撂荒, 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减少, 粮食安全警钟再次敲响。为此, 中央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扶持和恢复农业生产, 从2004—2007年连续发出四个“1号文件”, 建立支持粮食稳定发展的政策框架, 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农业税被免除、财政支农力度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恢复和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 粮食总产量达到5 285公斤, 实现连续五年增产, 人均占有量达到406公斤, 有效地应对了全球粮食危机。中国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 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粮食自给率达95%。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测算, 2002年中国居民人均每日食物热值、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8]。

(二) 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中国解决吃饭问题不过才二十多年,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骄傲自满, 麻痹大意, 那么就会重蹈覆辙, 悲剧重演。粮食安全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维护中国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

1. 种粮成本高, 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

粮食价格始终在低位徘徊, “谷贱伤农”, 与国际市场最近大米价格飚升相反, 国内大米价格还有所下降。据有关资料显示, 国际米价平均是中国国内的3倍。近年来, 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 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增加, 与进城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相比, 种粮效益明显偏低,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难度加大。

2. 人口增长, 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

在社会转型期, 中国人口持续增长, 对食品的绝对消费量在上升。一部分农产品的供给在减少, 这样在食品供求上必然出现结构性短缺, 造成居民食品消费价格的上涨。广大消费者对直接食用的粮食消费具有“刚性”特征, 而且对于该类粮食产品的消费预期具有超前性。该类粮食供求即使小有变动, 也会导致价格的暴涨暴落, 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大局。

3. 城市化推进, 耕地数量逐年减少。

受城市化大力推进和农业结构等影响, 中国耕地资源逐年减少。据调查, 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 比1996年减少1.25亿亩。目前, 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8亩, 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土地沙化、土壤退化等问题严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耕地仍将继续减少, 今后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极为有限。

4. 自然灾害严重, 水资源短缺矛盾凸现。

近年来中国自然灾害严重, 尤其是干旱化趋势严重。目前, 中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为2 200立方米,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 每年农业生产缺水200多亿立方米, 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水土资源很不匹配。这些都可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将对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5. 消费需求增长, 全球粮食供求偏紧。

今后受全球人口增长、耕地和水资源约束以及气候异常等因素影响, 全球粮食供求将长期趋紧。特别是在能源紧缺、油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下, 全球利用粮食转化生物能源的趋势加快, 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供求紧张, 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弥补国内个别粮油品种供给不足的难度增大。另外, 一些人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对解决十几亿人口吃饭大事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 仅凭连年丰收就错误地作出了中国粮食问题从此天下太平的判断。更有甚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有钱不怕没粮吃, 特别是加入WTO以后, 国际市场粮价便宜, 种粮不如买粮。这些问题无形中也会成为中国粮食问题的隐患。

三、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重要的战略性商品, 对其战略性和商品性要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 对粮食安全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有危机意识, 时刻警钟长鸣, 才能确保军需民食, 社会和谐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郑重强调:“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基于此, 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治本之策。近年来, 国家不断增加对三农的投入, 对促进粮食增产起了很好的作用。尽管国家通过粮食直补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但种粮的比较收益仍然偏低。为此, 需要采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方法保障稳定增加粮农的收入, 并改进对粮农补贴扶持的方式, 使农民在国家优惠扶持下从种粮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从根本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和供应保障能力。第二,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满足国内粮食基本需求。要牢固树立粮食安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提倡顾全大局, 务必高度重视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巩固和稳定多年花大力气建成的商品粮基地, 只有这样国家粮食安全才有望得到保证。因此, 一要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二要加大对水利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三要加大农产品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坚定不移地走粮食自力更生的道路, 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主要靠中国自己解决。第三, 增强国家调控实力, 健全国家和地方粮食储备体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对粮食行业扶持更是史无前例。各级政府不但每年出巨资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制度, 单就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而言, 由中央财政出资修建的18个机械化骨干粮库,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粮食物流的现代化水平。但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储备粮及其他粮食市场信息需透明化、公开化, 可以有效地引导粮食生产、商业储备和销售。创造条件, 让更多的生产者和商业部门参与粮食储备, 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调节国内市场。第四, 加强耕地和水资源保护, 切实扭转耕地质量和水环境恶化趋势。采取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 对耕地实行最为严厉的管理政策, 确保18亿亩耕地这一红线不被突破。统筹农业用地和经济发展用地政策。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加强对非建设性占用耕地的管理, 切实遏制耕地过快减少的势头。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水资源, 加大水资源工程建设力度, 提高农业供水保证率, 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加强水资源管理,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第五, 严格限制粮食的工业化使用, 切实保证粮食安全这条底线。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 但人均占有能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目前近50%的原油需要进口。发展替代能源, 是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从近期政策动向看, 政府要把粮食安全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一定要科学规划, 有序开发, 不得占用耕地, 不得大量消耗粮食, 不得破坏生态环境。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的原则是“不与民争粮, 不和粮争地”。

因此, 中国粮食安全虽然没有近忧, 但不能说无远虑。中国已经建立了十分庞大的资源和较为坚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来确保国家粮食和食物安全。中国也能够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保证高水平的食物安全。国家出台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指出:“保障粮食等重要食物基本自给。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 到201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5 000亿公斤以上, 到2020年达到5 400亿公斤以上。其中, 稻谷、小麦保持自给, 玉米保持基本自给。畜禽产品、水产品等重要品种基本自给。”[9]

中国能否做到粮食基本自给, 不仅涉及到自身的粮食安全, 而且对世界粮食市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大量依赖粮食进口, 将给世界上严重缺粮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大困难。对于这样一个事关全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 把保持粮食尤其是谷物的基本自给, 作为我们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 以争取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要：目前世界粮食危机日趋严重, 粮食供需矛盾突出, 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全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粮食危机的发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建国以后中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粮食已经做到基本自给。但新时期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粮食安全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在严峻的挑战面前, 中国只有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健全国家和粮食储备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严格限制粮食的工业化等方面下大力气, 中国才能切实保证粮食安全。

关键词：世界粮食危机,粮食危机,中国,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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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声俊.十亿饥饿人口的警示[N].人民日报, 2009-10-15 (14) .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26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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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144.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23.

[8]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EB/OL].人民网, 2008-11-14.

篇4：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状况从供给看，我国粮食连续6年丰收，连续3年产量在5000亿公斤以上，说明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5000亿公斤水平。也就是说，在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正常年景能保持粮食产量5000亿公斤。从需求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预计2020年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5725亿公斤以上。从供求关系看，我国粮食虽然连续6年丰收，但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为了满足2020年的粮食总需求，今后10年。每年至少要增产粮食40亿公斤。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人手?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要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以实施粮食重大战略工程为抓手，以提高单产和优化品种结构为主攻方向，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和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田生产能力。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稳定播种面积是粮食增产的保障。要坚决守住耕地1.2亿公顷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适当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加强土地平整，增加耕地面积。要保13亿人吃饭，粮食播种面积要保住1.07亿公顷底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土地需不需要占用。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必然要占一部分。同时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该占的要精打细算，不该占的要惜土如金。要集约节约，少占好地。少占城镇周边的水田菜地。这两年建设占耕地在20万公顷左右，生态退耕、调整结构、灾毁耕地常年在6.6万公顷以上，每年耕地净减少26.16万一33.33万公顷。现在1.22亿公顷。如此四五年可能就守不住。需占补平衡。但是现在补的地1334平方米(2亩)抵不了667平方米(1亩)。第二。要不要规模经营。回答是肯定的。但土地流转前提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原则是依法自愿有偿，主要向种粮大户、种田能手、家庭农场流转，这不会引起纠纷。要注意引导服务，不要操之过急。不要强迫命令，不要越俎代庖。还要看到，农民转移要经历一个过程，土地流转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太快，在人均耕地规模小的国情下。即便是流转，经营规模也不可能太大。还要发展农业产业化，搞好社会化服务。

重要的是，要加强粮田生产能力建设。目前。全国有中低产田0.85亿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7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0.6亿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9％。要继续加大对粮食战略工程、全国新增500亿公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种子工程等重大工程建设的投入。韩长赋部长主张，“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大规模投入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这是补上历史欠账、提高农业抗灾能力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的迫切需要，是扩大内需的迫切需要。农田水利建设和土地整理。早晚得干。既造福子孙、泽被后人，又能消化水泥、钢铁等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不担心重复建设。重点是要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完善农田灌排体系，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土地平整。建设节水工程。

二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科技要以种子为重点，要加快培育以大企业大基地为主体、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提高优良品种的研发和扩繁推广能力。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提升农技推广公共服务能力。大力开展高产创建活动，提高粮食单产水平。2009年，全国600个“水稻万亩示范片”平均667平方米(1亩)产695.6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7公斤，600个“小麦万亩示范片”平均667平方米产533.7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8公斤；600个“玉米万亩示范片”平均667平方米产732.4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82公斤。今后要继续扩大规模。实行整县整乡推进，进而实现主要粮食品种优势区域全覆盖。土地在中国是紧缺资源，应当由较高素质的人来经营管理。要加强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种粮水平。

三要大力建设粮食优势产区。把优势产品放在优势比较突出的产区生产，能够极大地提高产量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商品率。农业部于2002年制定了加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区域规划，这些年在实施中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生产在优势区域集中度分别稳定在85％、90％、60％和50％以上。小麦。冀、鲁、豫、皖、苏五省占75.3％。玉米，冀、鲁、豫、黑、吉、辽、蒙七省区占69％。今后。要继续抓好粮食优势产区建设，规划建设一批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和后备产区，核心馐800个产粮大县，后备区主要在吉林、新疆、黑龙江。水稻要在稳定南方籼稻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粳稻生产，支持东北等优势产区扩大优质粳稻面积：支持江淮等粳稻生产适宜区逐步推进“籼改粳”，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粳稻消费需求。

四要提高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从农民积极性来看，一方面要继续帮助农民减少种粮成本，规避生产风险；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粮食价格。增加种粮比较效益。要完善强化农业补贴政策，重点是提高补贴标准，尤其是良种补贴。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四大粮食作物每年生产用种。费用大约450亿元。现在已补近200亿元。如粜国家再增加250亿元，就可实现免费供种。粮食价格。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证粮食播种面积最有力的杠杆。稳定经济，要稳定价格，稳定粮价。但也要看到，目前粮价与生产成本、调动农民积极性相比，还是偏低，需要逐步提高。提高粮价，要兼顾好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两头。要进一步理顺粮食价格，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逐步提高粮食价格，使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大致上，粮食每涨1分钱。农民平均增收10元钱。从调动地方积极性看，要对主产区予以倾斜支持，扩大产粮大县补贴规模，减少农业大县的财政负担，切实改变“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现象。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延伸产业链，促进主产区经济发展。同时，要全面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强化粮食生产责任。保障粮食安全关乎全局，不只是中央的事，也是地方的事：不只是主产区的事，也是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事。要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分级责任制，明确各地的粮食发展目标，层层分解任务。主产区要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为全国提供更多的商品粮：主销区要稳定现有粮食自给率：产销平衡区要继续确保本地区粮食产需基本平衡，有条件的地方应逐步恢复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篇5：论文《浅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论文题目：浅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专业班级：学生姓名：

学号：

授课教师：马强

学期：

浅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摘要：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起源，主要有自然因素和制度政策因素。然后本文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性和客观性，由于我国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粮食的需求成刚性增长，以及从国外进口有较大风险，导致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最后，本文讨论了针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有关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坚持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调整粮食储备的结构和规模；)建立粮食预警报系统，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粮食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健全和创新科技支撑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来加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等。本文逻辑较严密，提出的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较全面。

关键词：粮食安全对策中国粮食生产

一．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起源

有专家指出，未来我国粮食增长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科研体制不顺和科研投入不足，以及其它制度因素和政策环境因素。

在过去的２０年里，我国的耕地以年均约２０万公顷的速度递减，人均耕地已从１９７８年的约０．１５公顷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０．１公顷左右。同时，水土流失、荒漠化盐碱化、水旱灾害趋于加重。在过去的３年中，国内耕地净减少了１３００万亩。据一些学者预测，从“九五”期间到２０１０年，我国耕地预计将减少４００万公顷左右，到２０３０年预计将减少６００万公顷。因此，未来时期耕地减少将会是制约粮食生产的最基础的因素。我国人均拥有的水资源量为２３００立方米，在世界上排在第１２１位，被列为１３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约一半的国土年降水量不足４００毫米，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２０％，干旱缺水成了这些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粮食生产最为严重的瓶颈。从长远看，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作用完全有可能超过耕地资源。有关专家建议，要保证粮食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不断增加水利投资，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由于政府对农业科研投入的减少，以及农业科研体制的错位，导致了农业科研人员积

极性下降。一项调查显示，有高达４０％的育种专家认为，我国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与此同时，农业科研成果扩散机制也问题丛生。由于经费严重短缺和组织体系支离破碎，特别是直接联系农户的基层推广组织的明显衰弱，使得大量的科研成果难以被农业生产采用。这方面的制约，将是决定未来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性因素。

政府不断尝试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但是每次改革的主要动机都是要减少政府财政负担，在政策理念上，对财政负担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府对粮食生产者的财政支持乃是正当的支出，故不能形成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机制。

由于生态目标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一部分已经垦殖的土地需要退耕还林还牧，所以增产只能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目前，全国共有大于２５度的坡耕地９１５１万亩。这些坡耕地基本上都是毁林毁草开荒后的产物，且大多数采用水土流失严重的顺坡耕作方式。这些地区如果继续种植粮食不仅没有比较优势，而且也不可能持续，所以“退耕还林”成了西部开发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性

1．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减少，这必然导致农业的总体生产能力下降，产量难以提高。

2．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的需求成刚性增长，导致供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将由低蛋白质的谷物、蔬菜为主转为营养更为丰富的畜类、蛋类、鱼类、奶类产品，而这些高营养的食物需要更多的初级粮食转化，这样，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均粮食的消耗量也会增加，这也增加了对粮食的总需求量。

3．依靠国家储备和从国外进口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粮食供需的缺口的可能性不大，且有较大风险。国家储备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将丰年供给过剩的粮食储存起来，以备欠年之用；二是从国外进口以防止国内粮食的供给不足。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粮食可能长期供给不足，国家粮食储备将主要依赖进口。从现实的供应能力来看，世界粮食市场上粮食供应潜力有限，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主要粮食出口国增产能力有限，增产成本大。但随着世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人口众多，如果对国际市场依赖过大，其风险太大，并且，世界粮食生产有很大波动，进一步增加了供应风险。[1]

三对策

粮食安全出现的上述问题，我国学者提出了诸多对策，比如：应从思想上重视粮食安全;科技兴粮;采取技术集成以实现粮食超高产;要充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对农业实行政策倾斜等等。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隐患，就必须从中国的国情、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粮食安全的特性等出发制定粮食安全的保障体系。

(一)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虽号称地大物博，但真正的宜农耕地并不多，加之20多年来摊大饼式的城市化，粗放式的工业化，盲目的开发区建设都导致耕地锐减。因此，要保证耕地供应和粮食生产，就必须改变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模式，对开发区进行综合治理，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遏制耕地锐减趋势。此外，土地的低效利用也是限制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土地产权改革，加大产权的保护力度，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科学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之前，耕地依然是粮源之基，保证足够的粮食面积、稳定地提高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应该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因此要继续坚持珍惜每一寸耕地的国策，坚持基本农田保护制。目前我国应严守1.1亿公顷基本农田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同时要保持1.03亿公顷—1.07亿公顷的粮食种植面积。与此同时，对粮食主产区要实行优惠政策，对粮食主产区和主产区的农民加强保护和扶持力度。保护其主体农民利益，切实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其基础稀有资源耕地，不断提高生产能力;保护其命脉水源，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四是保护其屏障生态环境，大力提高可持续增产能力;保护其关键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粮食科技创新能力。与这些重要措施相结合，要继续建设现代化商品粮基地，形成新的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商品粮供应基地。[2]

(二))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

发挥粮食市场机制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作用，能够高效、灵活、低成本地保证粮食供应。因此，必须建立完整的粮食市场体系。

在加强和健全市场体系过程中，要更多地关注建立市场信用制度，规范粮食市场体系。我国目前还是一个“非征信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信用制度和信用中介机构，在国际上的信用度还比较低。因此，必须建立以诚信为本的信用制度，努力强化各类粮食市场主体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强化粮食市场的信用立法和执法力度，强化粮食企业内部的中介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强化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和自律管理。同时还要加强市场监管，严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严格产品检疫检验制度;严格整治假冒伪劣的商品和非法交易行为;严格实行产品无污染包装和标签制。

(三)坚持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调整粮食储备的结构和规模。

长期以来，粮食流通和储存被一些部门所垄断，导致流通不畅，储备不足，成本过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放开了流通市场，允许私人参与粮食的收购、加工与买卖，极大地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由于鱼龙混杂，监管不严，又出现了市场垄断，调控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与存储体制，既要做到高效，又要确保安全。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是国际上通用的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建设。我国是个人多、地少、财弱的大国，更有必要建立和健全粮食储备制度。我国粮食储备制度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成本还比较高，宏观调控作用还不够大，因此对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特别是储备规模和管理，必须进行改革调整，引入竞争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

(四)建立粮食预警报系统，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粮食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建立粮食预警报体系和专业机构，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分必要和重要。这也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预警报机构。[3]

(五)健全和创新科技支撑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来加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从当前实际需要出发，我国要健全农业和粮食的良种体系、安全储藏体系，精深加工体系，资源开发转化体系，质量标准体系等。建立和健全粮食等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要与国际接轨，以促进国产粮食等产品的质量适应国际市场要求。这既符合我国应对“入世”挑战、打破国外“绿色壁垒”的需要，又符合国内市场对高质量、高安全性农产品的需求。

目前，在我国最迫切的是建立和健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管理标准和生产技术标准:前者包括产地环境管理标准、生产管理标准、储藏管理标准、营销管理标准及卫生安全管理标准等;后者包括生产技术、商品质量、检验检疫等标准。除了制定标准体系之外，我国还要大力发展绿色产品、绿色食品，以高质量的绿色产品去打破外国的“绿色壁垒”，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4]

（六）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从当前和将来的农业发展趋势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不可逆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模式难以维持，只有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转变，提高单个农民的生产率，才能扭转粮食生产不断下滑的趋势。然而，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型受到农民文化水平低下的严重制约，只有不断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

入，快速提高农民素质，才能解决这个瓶颈问题，顺利实现转型。要提高农民素质，除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之外，还必须彻底改革原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使农村教育面向农村的现实需要，更好地为农村服务[5]。

综上所述，清醒评析中国粮食安全的目前态势，客观预测中国粮食安全的未来趋势，对全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也不可在乐观和悲观间左右摇摆，扰乱人心，更不可消极悲观、失去信心。只要我们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采取措施，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防患未然，我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得到有效保障。

[1] 王文龙，<<试论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08-09-07 11:20:00 ]，中国安全天地网

[2] 王文龙，<< 试论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08-09-07 11:20:00 ]，中国安全天地网

[3] 刘斌,<<关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2008-6-15，中国粮油食品信息网

[4]佚名，<<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中国安全天地网

篇6：论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摘要：当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与国

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加明显。粮食安全问题不只是一国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

性的问题。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

性重大战略问题。

关键词：粮食安全问题措施 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食物供给日益丰富,供需基本平衡。但我国人口众多,对粮食的需求量大,粮食安全的基础比较脆弱。从今后发展趋势看,随着工业化城

镇化的发展以及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将呈增长趋势,而

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我国的粮食安

全面临着数量隐患,粮食的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粮食安全除了数量

上的隐患,还存在结构上的隐患。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因

素增多,我国粮食安全还面临着国际隐患。现阶段,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一、现阶段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

(1)农业用地的面积不断减少，质量下降。随着城市的扩张，工业建设用地、商业住宅用地、城市绿化、公路建设用地等占用了大量土地，各地开发区的盲目

占地，都导致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不断扩大的沙漠化面积，西部的退耕还林，又占用了大量土地。由于生态破坏，地下水的枯竭，大量土地被遗弃；长期的乱

施化肥和农药，也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

(2)农业投入劳动力的不足且质量低下。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打工，留在农村的绝大部分是劳动能力较差的老人孩子，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大量流

失，劳动的供给不足，必然影响到粮食的生产。

(3)农业是一种弱势产业，相对而言平均利润较低，风险较大，因此，很少

有资金从别的领域转向农业，使农业发展更加困难。

(4)农业单产的下降。由于土地质量的下降，水资源的枯竭，农业基础设施的老化，使得粮食单产在一些地区大幅下降。这样，随着各种生产要素从农业领

域单向地向外流动，导致要素投入不足，使农业生产陷入困境。

二、保障我国长期性国家粮食安全的措施

一是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增加粮食生产所需要的主观动力问题，国

家通过直接补贴和施行最低收购价格的措施来保障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二是加强粮食生产的能力建设，这是解决增加粮食生产的客观物质技术基础

问题。

(1)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扶持

(2)增加对农业科技开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要发展农业就必须

大力引进和开发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早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

(3)实行耕地保护制度，提高生产效率

(4)完善粮食流通和储备体制，确保粮食安全

只有对农村进行深刻的变革，加强对“三农”政策的理解，才能逐步缩小城

乡差距，转变农业生产模式，扭转粮食生产的下降趋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从

篇7：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申晶

【摘要】本文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数量和质量方面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从粮食供给发展趋势和粮食需求发展趋势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提出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必须以保护耕地为基础，以提高单产为目标，保证粮食增产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粮食消费税

根据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国家粮食局调控司与2004年提出了粮食安全的定义，认为粮食安全从本质上讲，是指一个国家满足粮食需求的能力，以及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粮食生产及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外贸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概念与世界粮农组织（FAO）定义的粮食安全稍有不同，但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据此，粮食安全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物质保障能力和水平，包括生产、进口和储备能力以及满足不同层次消费需求的保障能力；二是消费能力和水平，包括需求总量以及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等；三是保障粮食供给的机制和途径。本文将从粮食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来分析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并探讨对策。

一、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总量安全，人均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自2003年来保持稳定增长，2007年突破5亿吨，2011年达到5.7亿吨，2012年为58957万吨，除大豆外，其他种类粮食自给率均高于95%的安全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一个国家人均粮食年占有量400公斤定为粮食安全的标准，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2010年达到409公斤，2011为425公斤，达到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

数量安全但质量不高。无论是米面油等直接消费的粮食产品，还是肉蛋奶等经转化后的间接消费的粮食产品，近年来质量安全问题不断出现。比较典型的如2013年5月的“毒大米”事件、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以及2009年轰动全国的“三鹿”事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环境污染，使得土地、水源等受到污染，粮食质量受到影响；二是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粮食中残留过多有害物质；三是由于监管不力，使粮食在储存、加工、销售环节被污染，最终导致问题食品流向民众的餐桌。

二、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

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一国的粮食总产量取决于耕地数量和单位面积耕地的生产能力，其中耕地数量是保证粮食生产最基本的因素。

耕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数量在一国范围之内是有限的。耕地总量的减少是对粮食安全最大的威胁。数据显示，1997～2007年，中国平均每年减少的耕地面积高达1132万亩。中国的耕地资源并不丰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2010和2020年耕地面积不少于18亿亩，这是中国耕地保护的“红线”，也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基本保证。2012年12月，国土资源部发布“2011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耕地保护的形势十分严峻。耕地保护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人口增加，城市化的发展，非农建设用地不断增加；水土流失、自然灾害等导致的生态退耕使耕地数量减少；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部分地区耕地抛荒严重。

提高单产受多种因素制约。耕地质量是影响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单产还受到复种指数、化肥使用量、农业科技贡献率、水利设施、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农科院屈宝香等（2009）对影响中国粮食增产潜力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提

高单产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是提高单产最直接的方法。有研究认为，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理论值可达198%，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是，复种指数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片面提高复种指数会透支土地肥力，使耕地质量快速下降，还会导致化肥的过多使用，对粮食生产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大部分的粮食主产区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农业长期投入不足，导致农田水利基础配套设施严重落后，防灾抗灾能力低下。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然灾害频繁，这些因素都极大限制了粮食单产的提高。

人口增加的刚性。粮食的需求量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都是刚性增加的。虽然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7%，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未来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800万到1000万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32年左右，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4.7亿人左右。

人均粮食消费量不断提高。人均消费量包括人均口粮消费量及饲料粮、工业非食品加工粮等的需求量，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直接消费粮食的数量停止增长或者开始减少，但是肉蛋奶等畜产品消费急剧增加，畜牧业生产所需的粮食需求爆发性增长。一般来说，猪肉的粮食转化率为1：4，鸡肉的转化率为1：2，牛羊肉的转化率为1：7。以2009年13.35亿人口为基数，如果每人每年增加1公斤肉类消费，粮食消费会增加52.8亿公斤，相当于2010年新增粮食产量的34%。据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0）计算，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人均粮食需求量达483公斤。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日本、新加坡等在人均GNP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550公斤左右。虽然我国目前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400公斤，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粮食需求量会长期保持增加趋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末总人口134091万人为基数，当人均粮食需求达到483公斤时，全年粮食总需求量为64766万吨，相当于在2012年粮食总产量58957万吨的基础上增产9.9%（5809万吨）。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550公斤时，全年粮食总需求量为73750万吨，相当于在2012年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增产25.1%（14793万吨）。

三、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判断是谨慎乐观的。目前中国的粮食供需平衡是一种脆弱平衡，随着人口和人均需求量的刚性增加，这种脆弱平衡必将会被打破。粮食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贸易。要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不遗余力地提高粮食产量。以保护耕地为基础，提高单产为目标，确保粮食增产的可持续性。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对农村土地进行整理，加强对抛荒地、闲置地的管理和利用。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工业化对土地的占用等多种因素，人地矛盾尖锐的情况只会愈演愈烈，耕地保护的任务十分艰巨。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在合理范围内提高复种指数，控制化肥和化学药剂的使用，保护耕地质量。有研究显示，全国农田只有49.6%实现了有效灌溉。如果能够加强水利设施建设，解决灌溉问题，粮食产量一定会进一步提高。全国耕地有2/3为中低产田，可通过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等方式增加土壤肥力，提高耕地质量。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特别是对良种研究推广，新型耕作模式及灌溉技术等能直接提高粮食产量、节约能源的研究。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成为粮食增产的重要支撑。“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建立有效的农业利益补偿机制，增大主销区对主产区的转移支付，研究对部分人群征收粮食消费税的可行性。2011年，中央财政全面取消了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此举大大减轻了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负担，促进了粮食安全。2005年两会期间就有专家提出开征粮食消费税的建议。2010年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中，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再次提出，我国应该探索建立“粮食消费税”，将征收来的税金用于支付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建设。有学者认为，粮食消费的最大群体恰恰是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人群的粮食消费非常有限，因此在全国范围开征粮食消费税，会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负担，实际上是“劫贫济富”。粮食消费税的征收是否有可行性，税基和税率如何确定，征税对象的范围如何划分，怎样才能真正起到补贴粮食主产区农业建设、促进粮食安全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参考文献：

篇8：中国粮食安全:有争议的战略问题

争议:中国粮食安全的多重思考

1992年中国政府在萨乌马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 认为粮食安全是指“能够有效地提供全体居民以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达标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国内学者对粮食安全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关注, 并形成不同的观点。林毅夫和蔡昉从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的角度对中国粮食战略提出反思, 认为过分强调粮食自给自足会影响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黄季琨则在总结和评估中国粮食生产增长过程的基础之上对中国未来25年内粮食供给、需求和贸易的发展趋势做了综合的论证, 并提出了“口粮安全”的概念;卢锋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在粮食问题上存在过分强调自给自足的“泛政治化”认识误区, 认为中国未来在保持基本的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 应实行较为自由化的农产品和粮食贸易体制;潘岩认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并不稳固, 粮食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 而耕地、水资源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将日益突出, 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观点:朱希刚对中国粮食供需平衡问题的研究, 重点分析了中国粮食生产潜力及其实现途径;而柯炳生、王德文等则对中国国内粮食市场及政策做了全面的回顾与剖析, 并指出应实现基本机制市场化;丁声俊等认为, 粮食安全涉及需求者、需求时间、产地来源、所需粮食、粮食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六个要素;翟虎渠等提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陈锡文从生产、流通、储备、进出口以及低收入人口的定向补贴五个方面来理解粮食安全;蔡昉认为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转折”之后, 中国的粮食生产与发展面临激励机制的转换, 应适时提出主动的粮食安全战略;等等。

国内学术界对于粮食安全问题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否定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存在, 认为即使存在粮食安全隐患, 也是由于供给渠道不畅。如茅于轼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饥荒是由于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 中国不能因为粮食安全这个并不存在的问题而延滞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存在极大的隐患, 如周立、杨学祥、王磊等认为国际上的一些国家挟粮食而扼制其他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认为粮食生产不能遵循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 而应该遵循国家的安全战略。

形势:中国粮食安全不容乐观

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 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 而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粮食的功能不断扩展, 其价值的评估将更加复杂, 但一个基本共识是, 粮食的可获取性是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基本生活权利, 粮食的这个社会属性主要是通过粮食安全这个概念揭示出来的。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农业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 粮食问题日益严峻。这由粮食属性决定: (1) 粮食供给的价格弹性大, 需求的价格弹性小, 是一种特殊商品; (2) 粮食是国民经济战略物质, 是整个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基础性公共产品; (3) 在现有的条件下, 粮食既是弱质产业产品, 又是多功能产品; (4) 在现有的国际竞争格局中, 粮食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物品, 成为国与国之间利益博弈的重大筹码; (5) 农业包括粮食具有食品保障、原料供给、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 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粮食产业不能简单地拿经济指标来衡量。

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不断发展粮食生产的扩张能力, 通过高补贴政策、高技术支撑、高资本控制、高市场操纵等手段, 迫使多数非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 将粮食作为世界经济战争的战略“核武器”, 操纵粮价作为转移经济危机和打击新兴经济体的最有效手段。面对这样的国际新形势, 在国内绝对耕地面积萎缩, 实际播种面积减少, 科技支撑能力不足, 水利基础设施脆弱, 农民“断代”现象普遍出现, 农民种粮积极性难以提高等问题客观存在的背景下, 中国的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战略:如何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如何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我们认为应实现四大转变, 即从局部性的粮食安全向全局性的国家安全转变, 从被动性粮食安全向主动性粮食安全转变, 从单纯的粮食安全向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转变, 从强调粮食生产向同时促进农民增收转变。实现粮食安全战略的改变, 关键是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 前提是要保证农民能够从种粮中得到比较收益, 而提高种粮效益无非是靠价格和补贴。一方面, 政府补贴的推动力要通过市场价格的原动力起作用, 另一方面, 市场的价格原动力需要政府补贴的推动力来激发。市场激励需要政府的政策配套才能走得更远, 而政府的政策必须得到市场的激励才能可持续发展。具体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创新政府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推动力。要加大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法定投入, 确保粮食的基本生产能力;优化组合粮食生产补贴的长效政策, 确保粮食的市场竞争能力;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机制, 确保粮食生产方式的更新能力;维护农民市场竞争中的平等地位, 确保粮食的持续生产能力;提升传统的食品体系和品种结构, 确保粮食的多样化生产能力。二是激活市场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原动力。要将“政府要粮和农民发财”统一起来, 形成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发挥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诱导作用, 完善粮食最低保护价的定价机制;调动农民和企业多方参与粮食储备的积极性, 构建面向世界的粮食储备体系;推进粮食流通产业的现代化建设, 强化粮食在世界市场的战略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