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广播技术分析论文

关键词：机制体系广播应急

【摘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广播体系在广大乡村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城市抗疫宣传中暴露出短板。本文分析了城市化版图下应急广播终端布局不足、终端响应技术乏力以及内容生成机制不足等问题，并以江苏省南通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南通模型”为例，展示了南通广播在城市应急传播中的实践探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应急广播技术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应急广播技术分析论文篇1：

机制建设，启动应急广播体系运行的钥匙

【摘要】应急广播的机制是应急广播体系运行的原理，包括体系内部联动的行动规范和外部联动方式等。机制建设是应急广播体系预案编制、体制创新、法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从境外应急广播运行机制建立的历史沿革入手，分析了我国应急广播体制研究、建立和试验的迫切性，提出了目前应急广播机制必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应急广播机制建设钥匙

机制，顾名思义是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应急广播作为一套复杂的减灾和公共服务系统，如同一架复杂的机器，其运行也有内在规律和原理。将这些规律和原理固化为应急广播机制，可以说是启动应急广播这架复杂机器的钥匙。基于应急广播体系这架“机器”运行的紧迫性，应急广播机制这把“钥匙”必须抓紧时间配置。

从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之后提出应急广播概念到建设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写入“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经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随着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逐步构建，当年理想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如何运行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这架复杂机器要想完成当年理想中设定的目标，除了每一个零件制造完成、相关技术逐步成熟之外，其各个零件之间如何配合、整个机器如何运作成为关键。

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应急广播机制建设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借鉴

从世界范围内的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实践来看，都经历了机制建设先行，以法律保障机制顺利运转，之后逐渐建立相关标准和规范，最后经过多次技术升级实现大范围服务受众的过程。

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1961年颁布）指定日本广播放送协会（NHK）为全国防灾的公共机构，担负将公众气象厅、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急信息传递给公众的职责。1985年起日本全国逐步建立紧急警报系统（EWS）并逐步实现了广播电视全频道、多语种、全自动紧急播出机制，实现了视觉、听觉呈现方式标准化和发布行为常态化。

在我国台湾地区，突发事件预警的广播电视发布机制建立得也比较早。1976年制定的《广播电视法》就明确规定：“遇有天然灾害、紧急事故时，由政府主管机关通知电台停止播送，指定转播特定节目或为其他必要之措施。”同年颁布的《广播电视法施行细则》则明确了预警信息的来源、播出频次等。台湾当局国家通信委员会制定的《天然灾害及紧急事故传播事业时段征用实施要点》规定了发布应急信息的内容、征用流程、征用原则、时限等，至此，台湾全岛突发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基本建立。此后，国家通信委员会多次征用广播电视频道播出应急信息，2009年为应对H1N1禽流感疫情还曾经延长征用时限。

我国大陆地区2008年左右开始应急广播的研究，研究内容多偏重于特大灾害后的媒体应对、广播特殊作用和应急广播技术实现方法等，缺少机制建设方面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由于没有法规、制度的强有力支撑，国家应急广播体系运行机制还停留在初始的构想阶段，只是在2013年、2014年进行了应急电台开办、预警信息发布试验等少量实践性的探索。我国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运行机制特别是应急信息的发布机制尚需着力研究、实践检验和完善以及法律法规保驾护航。

二、应急广播机制是一个立体化的机制体系

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运行机制涉及多个方面，根据涉及范围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外部机制主要是指协调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和国家应急体系之间关系的机制，包括：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和应急信息源单位的联动机制、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和应急指挥部门的联动机制、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和救援力量的联动机制、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和社会力量的联动机制，等等。内部机制主要是指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内部即广播电视系统内部运行机制，包括应急广播体系运行过程中行业各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信息共享传送机制、广播电视网络应急广播的运行机制、制作播出机构面向公众的服务机制，等等。

从功能上可以分为特大灾害和突发事件应对机制、预警等应急信息的发布机制、日常防灾减灾教育机制、应急广播演练和培训及自我完善机制、相关管理机制，等等。以上各类机制需要联动起来才能实现国家应急广播体系高效运转。

三、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需要机制建设先行

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文化事业重点工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相关决议明确提出要“建立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体系建设自然包括其中的体制、机制、法制和相关预案，称为“三制一案”。其中应急广播机制建设是核心环节，是关键因素，其他三方面都有赖于机制建设。应急广播法制保障的对象就是应急广播机制顺利运行、服务公众，应急广播体制需要根据应急广播运行机制对现有广播电视体制进行优化和调整，应急广播预案是对应急广播机制的具体化和情景化。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将“为全民免费提供基本的广播电视服务和突发事件应急广播服务”列入政府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内容。《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也将“为全民提供突发事件应急广播服务”列为基本服务项目。这些应急广播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都需要科学有效的机制保障去实现。

《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11年修订）》分别提出了“建立国家应急广播体系、提供灾情预警预报和减灾救灾信息的全面立体覆盖”和“建设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加强与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有效衔接、扩大预警信息发布覆盖范围，提高发布时效”的具体要求。应急广播体系要想和国家应急体系联动，切实发挥防灾减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首先必须要设计出一套较为科学、可行的应急广播体系外部联动机制，经过实际运行进行修整和完善，再细化成预案，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

从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所处的时代来看，我国突发事件监测、处置能力不断增强。公众风险沟通需求和全社会风险意识的提高，对应急广播机制的研究、建立、完善形成“倒逼”。目前，我国政府层面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基本建立，预警分级制度逐步完善，气象、海洋、水利等专业部门预警制度和相关实践逐步开展。一方面，这些预警信息必须高效、快速发布；另一方面，随着公众风险意识的增强，对预警信息及时、准确获取的需求大增，社会关注度提高。这两方面都“倒逼”作为信息渠道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相关机制特别是信息发布传播机制需尽快建立完善。

从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支撑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大背景来看，应急广播体系主要基于广播电视现有网络和传播手段。从根本上说，体系的构想是一件有可能随着时间流逝、面对大潮冲击而丧失使用价值的易碎品。在新媒体的挑战面前，整个广播电视运行方式都正在且必将发生深刻改变，这种颇具颠覆性的改变也将深刻影响应急广播体系的运行方式，几年前的构想必然要在现实中调整。应急广播机制是应急广播体系发挥作用的前提，其研究和建立一方面有利于应急广播体系迅速构建，有利于在应急中发挥广播电视固有优势，在新媒体挑战面前显示其优势，先入为主，尽快建立应急广播的用户使用习惯。另一方面，应急广播机制研究和建立的过程是一个广播电视适应新媒体大潮的机遇，在必然调整广播电视运行方式时，以应急广播建设为契机面对应急公共服务这一特定目标进行转型，也许是广播电视在新技术大潮冲击下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可以探索之路。

从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建设进程及广播电视行业内部的环境来看，应急广播机制的运行环境和技术设施已先期启动建设。通过广播电视发布突发事件预警等应急信息是党和国家明确承诺的社会公共服务内容，为实现这一任务而启动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已经开始建设，相关机制研究和发挥作用迫在眉睫。

2014年底，“国家应急广播预警适配项目”启动，与此同时，四川省作为全国应急广播试点省份，开始率先建设省内应急广播系统。在此之前，全国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结合各自实际，建设了可以发挥应急广播功能的农村有线广播等广播电视设施。这些设施目前发挥作用的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单个县、乡和村。应急广播机制的研究、建立，有利于这些应急广播设施统一联动，发挥更大作用。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和地方应急广播工程，完善应急广播覆盖网络，打造基层政务信息发布、政策宣讲和灾害预警应急指挥平台。”由此判断，至少在“十三五”期间（2016年～2020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应急广播工程建设均将展开。应急广播信息流转流程、相关标准和规范等在内的国家应急广播机制设计都亟待研究、建立和完善。

四、机制研究和建设工作的难点

现成案例和经验可借鉴性不强。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应急广播机制相对成熟，但对我国大陆地区的参照性有限，不能照搬。日本和台湾突发事件特点与我国大陆不同，如：地域范围较小，自然灾害灾种较少，一般多是全区域灾害。美国虽然突发事件特点与我国近似，但其运行的机制中，地方政府和广播电视公司等传媒机构间关系较为松散，强制力较弱。

应急广播机制研究和建立起步晚于实践、受制于技术发展。我国现行广播电视体系和机制对紧急情况下应急广播体系如何运行，特别是自动、快速、分区域播出应急内容的设计缺少，更没有相关的标准流程。近年来只对应急广播技术的实现方式进行了研究，但由于整个应急广播机制没有确定，相关技术的实现方式无法真正落实，技术创新的方向始终无法准确界定。虽然随着应急广播技术的发展，根据单一应急广播技术零星设计了其运行的相关机制，但是欠缺整体性。

我国应急管理领域对相关机制建设重视程度不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应急管理的要求有明显精准化、高效化趋势，逐渐开始重视预警发布效果。过去，我国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的研究和实践重视预警信息监测、上报，忽视对公众发布效果，甚至认为公开等于发布，只关心发布内容，缺乏对预警信息发布呈现方式、时机、策略等的深入研究，对公众接收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较少。甚至采用早已过时的“枪弹论”思维，将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单纯当作发布机器，将公众当作单纯被动接收信息的客体。

涉及多个部门利益，机制设计和建设进度受累于利益博弈。应急广播机制的建设涉及气象、地震、水利、海洋等多个应急信息源单位和广播电视体系之间的联动，在广电行业内部涉及行业主管部门、播出机构、传输机构三者之间的职责分工和协调联动，以及中央到基层各层级应急广播体系的联动，涉及公众作为服务对象如何和应急广播体系互动，涉及中央到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在应急广播体系中的责任和分工。明确这些分工、责任和联动方式，必定涉及利益的纠葛和对权利义务的重新调整，也就是说应急广播机制必须同时被多个利益主体接受才能够发挥作用，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时间长、有反复性，导致机制的设计和建设过程曲折。

公众接收信息的不确定性导致机制的设计和建设难度较大。应急广播体系的公共服务属性决定了其作用的对象是广大公众，公众接收信息的效果和其经验范围、心理状态、思维方式、性格特征等主观方面密切相关，而且个体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其思维方式是随事件发展不断变化的。而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又不能像应急指挥一样强制公众接受传播的信息。设计和建立的应急广播机制必须在解决内部运行的高效性之后，解决好外部公众沟通的服务效果问题，因为这是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价值导向。

相关机制强制力没有法律、法规保障。除《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应急事件总体预案》等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之外，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缺乏对应急广播机制的明确细致规定。在没有明确上位法支持的情况下，相关机制涉及的强制性无法体现，机制强制性较弱，只能通过预案的形式加以确定。

五、应急广播机制必须解决应急广播体系建设中的核心问题才可能有效

应急广播体系机制的研究、设计和建设必须紧密围绕服务公众这个目标进行。机制要保障整个体系能在目前可以预见的所有情境中顺利运行，应至少解决而且不仅限于解决以下几类核心问题：

广播电视行业内各主体在应急广播体系运行中的责、权、利问题。我国现有的广播电视体制是中央、省、市、县四级办广播电视，行政层级上对下是业务指导关系，同级又存在行政主管部门（政府机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事业单位）、广播电视传输机构（多为企业）三个主体。这样一个多层级、多角色、多主体组成的庞大系统在应急时刻要发挥作用，必然存在联动效率低下的风险。明确各主体的责、权、利，尽可能满足各主体的诉求，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同时不伤害其核心利益，这是应急广播机制绕不过的、必须翻越的难关。

应急广播体系和国家应急体系的联动方式问题。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属地化特征，但属地化管理和我国分层级的广播电视制作播出、指挥调控权之间存在错位，也就是说属地政府难以对行政区划内的所有广播电视播出进行直接控制。应急广播体系既不能只在中央层级和国家应急体系相连接，也不能只在最低的县、乡级和国家应急体系相连接。需要两个体系同级之间都建立连接，甚至会出现跨越行政层级的联动。这样应急广播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就会面临先后接到对同一个地区进行相同播发和覆盖的指令，或者面临同时接到对同一地区进行不同播发和覆盖的指令，这当中如何判断、以谁为准，需要机制预先设计并且形成可操作预案。

通畅、高效的信息流转方式及其制度、技术保障问题。应急广播体系的核心目的是为公众提供应急信息服务，信息在整个体系中流转的机制设计及相关技术的保障问题，是能否有效提供应急信息服务的关键。十七届六中全会对应急广播提出“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要求，需要突破应急信息流转之路上“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藩篱；从制度设计上要规避“谁都想说了算，谁说了又都不算”的风险；将应急信息监测决策体系、应急响应体系和广播电视传输网真正联动起来，再制定相关联动预案或操作规范。

信息综合分析、发布策略制定的问题。我国各应急信息源部门均具备较强的本领域监测预报突发事件能力和应急指挥能力，但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内，不同源头复杂应急信息的综合分析需要应急广播体系来承担。这方面的分析和发布策略的制定需要以公众服务为目标，结合广播电视技术的实现能力进行。机制研究、制定、试运行的过程需要和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急信息源部门共同进行，制定出的分析处理机制和相关策略需要获得多个部门的共同认可，还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改进和调整。

另外，应急广播体系向公众提供的服务信息是从专业角度客观地陈述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灾害，但信息内容并不是专门针对受众需求，其中还带有较多专业技术性预测和政府公文痕迹。如何在不影响传播时效的情况下，恰当地对服务信息进行优化使之传播效果更佳是应急广播目前重要的任务。

和公众互动的问题。应急广播体系的服务对象即公众不是被动的接收客体，其对服务的反馈、对信息的二次传播都是应急广播信息服务功能的延续和进一步调整的依据。广播电视媒体虽然是单向传播，但是随着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已经有了和受众互动的手段，并初步具备了短时间内做出调整的能力。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公众也已经成为应急信息的发布者，对公众反馈的分析可以为应急广播策略调整等提供支持。建立应急广播体系和受众互动的机制十分重要，这部分机制应该紧跟技术发展，尽可能丰富应急信息内容。

综上所述，有效的应急广播机制要解决应急广播的核心问题，需要经过科学的研究和精心的设计，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试验和不断修正，将机制细化成行为规范和预案，健全法律法规保障机制运行。应急广播的机制建设迫在眉睫，在应急广播体系投入运行之前，相关的机制要尽可能健全、明确，否则应急广播就只能停留于概念上。

（作者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急广播中心）

（本文编辑：莫玉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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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磊

应急广播技术分析论文篇2：

构建融媒体语境下应急广播城市传输渠道

【摘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广播体系在广大乡村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城市抗疫宣传中暴露出短板。本文分析了城市化版图下应急广播终端布局不足、终端响应技术乏力以及内容生成机制不足等问题，并以江苏省南通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南通模型”为例，展示了南通广播在城市应急传播中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应急广播融媒体终端响应智慧城市

面对社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广播作为最权威、便捷、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早已在世界范围形成共识，并在一些国家得到有效应用，我国近年来也把应急广播体系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从2017年相继出台《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和《全国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到2020年要初步建成中央、省、市、县四级信息共享、分级负责、反应快捷、安全可靠的全国应急广播体系。其中，具备自动响应、强制接受功能的“村村响”应急终端系统成为党和国家在农村基层夯实并依托的话语阵地。

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迅速蔓延，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各地相继启动。以最大限度减少人际接触为主要目的的系列防控措施全面实施，全社会人际交互快速收窄，而政策指令、疫情动态、防控信息、科普宣传以及心理解压、情感陪护等方面的信息需求骤然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在广大农村地区很好地发挥了作用，乡音乡情的“村主任喊话”一度成为网络社交媒体传播的热门产品。但是，相比在农村地区，应急广播在城市地区的传播效果却有所欠缺。反倒是互联网自媒体信息的爆炸式扩散，在疫情前期一度挤压了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其中部分虚假、错误认知误导了公众，影响了抗疫大局和社会稳定。

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广播强制启动，把紧急状况强制发送到应接收人群，做到应收信息尽数到达。江苏省南通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以下简称南通广播）在国内较早设立应急广播并付诸实践，在此次疫情中，快速启动融媒体应急传输渠道和内容生成机制，牢牢把握应急状态下舆论的主渠道。本文以南通广播抗疫宣传的“城市模型”为例，探索构建城市应急广播终端体系建设如何与传统广播突围相统筹，以确保在应急状态下牢牢掌握话语权、有效引导舆论。

一、应急广播在城市传输渠道、响应终端及内容生发机制上的欠缺

随着全国紧急动员、重点疫区“封城”、疫情排查追踪、高危人群隔离、社会停工停产、道路交通严控等措施的全面实施，城市社区各种渠道的应急信息都要依赖于终端体系的有效响应。事实表明：应急信息尽管体量庞大，但终端响应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城市化缺位。

（一）应急广播终端布局不足

“村村响”广播体系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获取信息、接受宣传的重要渠道，也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后，“村村响”广播的重要性得到了全社會的进一步认同，各地纷纷加快了其建设进度，“村村响”广播成为打通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最佳选择。而如今，“村村响”的价值背景发生了变化，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有些发达地区城市人口甚至接近百分之百，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也呈多样化态势。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强制响应的应急终端体系在快速拓展的城市化版图上却没有得到强化。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城市暴发，而在城市的社会治理方案中强制响应的应急终端体系却难见踪影，在陷于疫情中的大小城市，社区工作人员还依靠张贴通告、手持小喇叭巡街呼喊、挨家挨户上门排查等方式进行防疫宣传等。

（二）融媒体语境下应急广播终端响应技术乏力

融媒体语境下，相比诸多网络新媒体平台，主流媒体在传输技术层面上不占优势，城市应急信息传播的技术渠道看似丰富，实则缺乏强制可靠的响应接受管路。

在我国，1949年后逐步建成、遍及城乡的广播传输网络已经逐渐被数字网络所替代。数字网络传输方式下的广播信号响应率极低，机顶盒缺乏强制响应功能，城市有线终端几乎不见踪迹。广播电台应急信号在网络通信运营商主导的流媒体界面处于弱势，社区存量终端资源的开发整合与利用明显乏力。

此外，应急广播终端体系在智慧城市与智慧小区建设中地位缺失、整合不够，城市增量终端的建设、使用、维护状况不容乐观。应急广播网络建设的主体与责任机制、治理结构没有厘清，城市整体以及社区规划整合滞后，响应系统存在很多盲区。因居民来源、文化素养及接收习惯不同，亟需在社区建立广泛覆盖的智能终端，对接主流广播，建设城市应急广播强制响应的终端体系，提升广播媒体在智慧城市与智慧小区建设中的地位。

（三）电台内容资源与应急平台未能实现充分对接

按照国家应急广播体系总体规划，各级应急广播行政机构要对应急信息进行收集、汇聚和共享，制作应急广播消息系统分发。同时，建立数据库存储应急广播信息，传输覆盖资源信息、节目素材、科普知识等，与同级广播电台实现数据库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广播电台的内容生产平台与应急行政管理机构的资源共享、整合协调不够，后者的信息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应急广播内容供给更多依赖专业广播的力量自我生成。

二、城市应急广播终端响应的时势“红利”及其构建

应急广播的生命力来源于优质的内容生产和可靠的终端响应。传统广播在城市应急广播融媒体架构中的时势“红利”源于它厚重的公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在于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将节目内容与平台、终端和用户无缝对接、融合传播。近年来，融媒体传播成为南通广播应急实践的新常态，借助新技术，积极架构应急广播终端响应新格局，精心制作应急内容，让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落地人心。

（一）整合出可靠、便捷、符合城市特质的应急广播传输体系

国家应急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来构建我国应急广播体系，这应被视作今后城市应急广播终端体系构建的基本方针。

积极争取政策扶持，通过政府规划推动应急终端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应急广播通信网络、传输终端及人力资源高起点整合。南通广播近年来着力完善、强化广播渠道，加快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积极服务应急管理大局，广播的内容、平台、终端、用户均实现融媒体重组。常态节目和户外活动直播品牌也赢得良好口碑，成为当地宣传“重器”，带动了应急广播终端网络和内容传播的社区延伸。

（二）以应急广播常态化传输确保系统的可靠运行

常态化传输响应机制，是检验并确保整个城市应急广播系统可靠运行的有效途径。根据《全国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中央、省、市、县四级应急广播体系和“村村响”终端响应系统要做到无缝覆盖、及时接收，实现无人值守、安全自动定时播出。作为应急广播重要节点和基层平台，以往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一级应急广播前端的内容发布和常态播出难以保证，带来内容采集制作和安全播出的双重压力。而直接接收市、县一级广播电台的应急信号则是简便易行的办法，这在南通广播的多年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应急广播终端的可靠传输与接收，仅靠广播网络是不够的，借助移动通信商的互联网流媒体传输手段，不仅可以高质量地传输应急广播信号，还能解决对社区前端节目播出内容和广播终端运行参数的回传监控，这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简单应用能够解决传统广播的技术难题。对于应急广播行业完善和利用数据库资源、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和产业价值来说，无疑前景广阔。

长期以来，南通广播同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合作，借助其光纤、宽带、电话线、移动数据网络等，实现应急广播以及现场直播过程中现场信号的双向传输，弥补广播调频信号因自然条件限制而造成的不稳定。

（三）接收终端存量盘活、增量终端加快布局

南通广播近年来还借力社会各界推动城市智慧广播和社区智能广播系统与终端体系的整合、升级，使其对接主流广播平台，唤醒庞大居家人群的应急响应。

固定终端：在一些具备智能广播中控前端和固定终端系统的新建小区，把广播电台调频或同缆信号送入对接;老旧小区通过现有网络运营商预留应急广播端口确保人户响应，结合智能小区建设中的治安监控、网络宽带改造、路灯照明改造等契机，实现应急广播信号终端响应的固定化、强制化布局。

移动终端：推动普及能自动接收应急广播的移动终端。一方面在手机、车载等移动终端嵌入移动多媒体广播和数字音频广播接收模块，实现自动接收應急广播信息的功能，在列车、轮船、飞机上安装直播接收设施，形成应急广播融媒体终端的有效覆盖。借助公交、地铁、营运车辆等，通过广电传输网络或其他流媒体通信运营商的网络，建设城市机动应急广播终端响应系统;借助广播电台直播车等移动平台，确保城市应急广播渠道的多重整合。

（四）城市应急广播的“南通模型”

实践证明，应急广播终端响应的有效性，根本取决于是否具备权威、客观、黏合力强的优质内容。所以，“内容为王”理念同样是应急广播发展的硬核。南通广播是国内较早重视“应急广播”命题并付诸实践的地方广播。在近年频发的台风、洪水、暴雨雪等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民生危急事件中发挥过显著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南通广播及时响应，采编人员、技术人员协同配合，应急广播内容全天不间断直播，融媒体24小时持续更新推送，成为当地疫情防控的中流砥柱。

1.守土有责，应急广播发出疫情防控的主流强音

抗击疫情期间，南通广播以《直播南通》《新闻天下》等名优节目为宣传主阵地，推出全天不间断直播节目《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并个性化定制其他战“疫”专栏。其中《天使日记》《捉谣记》《观点疫评》等特色专栏广受好评。

2.全媒体直播，展现全社会联防联控的流动风景

视觉缺失是广播的短板，近年来，南通广播坚持办有用的广播、看得见的广播、能实现价值的广播。抗击疫情期间，南通应急广播精心推出《抗击疫情，南通广播在行动》全媒体大型直播。配合疫情防控阶段性工作，记者、主持人全体出动，深入街道社区、医院、交通卡口、复工复产企业、车站码头、农贸市场等地直击战“疫”第一现场，将话筒镜头对准“最美逆行者”——社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广大志愿者以及疫情中的每一位普通人。

3.顺应融媒体生态，提供群众需要的应急服务

面对市民不同的信息需求，南通广播积极借助媒体融合，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质量。利用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等推送相关公告、疫情动态。新闻频率开通“云系列”服务平台。

三、结语

南通广播在疫情防控中努力生产权威内容并推动整合终端传播，对融媒体时代加快健全城市应急广播终端有效响应体系、服务民生，作出了实践探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传统广播的功能拓展与应急广播的深度整合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广播电视台）

（本文编辑：饶雷）

作者：管怀淦

应急广播技术分析论文篇3：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地方应急广播传播效果研究

【摘要】在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罗田县凤山镇主城区应急广播对能收听到且收听了应急广播的听众，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上产生了一定的传播效果。该传播效果的有限性，显示了地方媒体在应急广播建设上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为提升传播效果，地方媒体需重视应急广播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应急传播人才培养和提高应急广播综合使用效率。

【关键词】应急广播;地方媒体;传播效果

应急广播是指当出现突发事件时，以公共广播的形式，向公众提供动员指挥、信息分享、灾害预警以及协调救援等应急手段的宣传。[1]在当下，不乏传播及时、形式多样的媒体，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广播因其收听的强制性、播放内容的公共性以及分布的广泛性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本研究中，笔者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并辅以非结构化访谈，探究在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主城区应急广播的传播效果，为地方应急广播的建设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一、地方应急广播研究状况及意义

对地方应急广播的研究，始于1991年的《抗洪“第二指挥部”》，它总结了江都县广播电台在特大洪涝灾害中的宣传经验。此后许多学者和广播相关从业人员从不同侧面对地方应急广播进行探讨，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類：

第一类是机制路径研究。这一类研究比较丰富，研究者普遍认为，机制不明是阻碍地方应急广播建设的原因之一。崔江江、王薇（2016）认为，虽然当下地方广播媒体在人员、设备、技术等方面都存在着不足，但通过准备充足的应急预案、配备高效的应急团队和打造联动的应急网络，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应急机制。第二类是应急技术及基础设施研究。技术以及相关基础设施是应急广播建设的刚性需求，也是推动地方应急广播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制约条件，[2]因此这类研究获得了较多关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监管中心杜国柱、程征（2015）曾对地方“村村响农村广播系统”的系统功能、基本组成、系统架构及接收终端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梳理。第三类是传播策略研究。研究者依托一定的传播学理论，探究地方应急广播的信息内容、受众特征、传播模式等，以提出有效的传播策略。这类研究对地方应急广播的效果落地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值得不断丰富和完善。其中刘望、张国强（2015）通过一千份的调查问卷和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走访调查，分析了关中农村地区受众对应急广播所持的态度，发现受众的应急广播意识尚未形成，普通民众对应急知识教育普遍兴趣不高，对当下地方应急广播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总体来看，这类研究主要以归纳性的思辨为主，数据支撑不足，研究的严谨性有待提升。

在本研究中，笔者从传播效果的三个层面：认知—态度—行动出发，以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的应急广播为例，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和非结构化访谈结果，探讨地方应急广播在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传播效果，为上述的第三类研究积累数据，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此同时，从现实角度出发，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建立完整、完善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成为国家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地方应急广播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值得关注和研究。

二、罗田县凤山镇主城区应急广播概况

1月26日，罗田人民广播电台对罗田县凤山镇主城区高音大喇叭进行统一维护和补修后，作为应急广播展开宣传工作。播报41天后，因罗田县凤山镇主城区即将复工，应急广播在3月7日停播。1月26日至2月8日期间，应急广播每天播放6次，此后一天播放4次，每次播放间隔约2小时，播放时长近半小时，且基本采用方言播报。

结合笔者的记录以及对应急广播播音员的采访获知，应急广播播报内容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罗田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各项通告。县指挥部通告是应急广播最主要的播报内容，应急广播对它进行及时、高频地公开播报，有利于保障居民对当地疫情发展状况、政府如何应对疫情等重要信息的知情权。第二类是科普知识。在播报县指挥部相关通告时，应急广播也插播了一定的疫情防控生活知识、法律法规知识、心理知识，为居民解疑释惑，引导居民采用科学、合法、健康的方式防疫。第三类是音乐。音乐作为应急广播的主要播放内容之一，播放期间播音员考虑到居民居家隔离可能产生的消极心态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听众需求，对其进行了有目标性的选择和及时更换。总的来说，应急广播的内容不够丰富。此外，除对音乐进行了编排和选择，以及对通告采取方言式播报外，应急广播内容的策划程度整体偏低。

三、罗田县凤山镇主城区应急广播传播效果

根据学者们大体一致的看法，传播效果依其发生的逻辑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认知结构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属于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这些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即成为行为层面上的效果。[3]

为了解凤山镇应急广播的传播效果，笔者于3月8日至3月10日主要在负责当地居民生活物资采购的三大超市购物微信群进行了线上问卷发放，共收回问卷214份，其中有效问卷205份。问卷共20题，从认知、态度、行为三个维度来考察居民收听应急广播后的效果。经过SPSS分析，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 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0.8，具有一定的信度。与此同时，从表1可知，此次研究的3个变量，分别对应的题项经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验时，KMO值分别是0.796、0.881、0.792，其中一个超过0.8，另外两个接近0.8，说明问卷效度较好。而且3个变量全部通过巴特球形值检验（P值=0.000<0.05），说明本研究变量效度较高。

除采用问卷调查法，笔者也线上采访了10位居民，以作补充。他们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一）应急广播的基本使用状况

是否可以收听到应急广播。应急广播的收听虽然具有强迫性，为信息的定向传播创造了条件。但其收听效果也会受接收终端、听众所在的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图1可知，28.3%的受调查者在疫情期间不能收听到应急广播。通过访谈发现，虽然在启动应急广播前，广播接收设备进行了统一的维护和补修，但凤山镇主城区因为扩建，部分社区没有及时配备充足的接收设备，例如河东街社区，这一状况对应急广播的传播效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应急广播的收听频率。如图2所示，在可以收听到应急广播的基础上，听过应急广播的受调查者占96.7%，但保持较高收听频率（包括一直和经常收听应急广播两类）的受调查者不足60%。关于低收听频率的原因，很少收听应急广播的受访者（女，51岁）说：“我做家务的时候会顺便听听，但是（应急广播的内容）除了通知就是音乐，没什么听头，所以听得少。”从不收听应急广播的受访者（男，27岁）表示，“虽然可以听清广播，但我基本不怎么听，看手机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受众对应急广播的使用受到了其内容和其他传播渠道的影响。在当下多媒体时代，受众能通过多种渠道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受调查者中，仅29.76%的人表示广播是自己主要的疫情信息来源之一，该比例远低于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的74.15%、微信公众号的67.31%以及新闻APP的50.37%。而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应急广播内容上的不足，使它不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影响应急广播的收听频率及收听效果。

应急广播的收听目的。在问卷创建阶段，通过非结构化访谈，发现受访者收听广播的原因主要分为三种：满足信息需求、受应急广播特征影响、受自身媒介使用习惯影响。根据表3可知，满足信息需求（为了解当地疫情发展状况、疫情防控措施、疫情期间居民生活需求保障措施）是大部分受调查者收听应急广播的原因之一。在居家隔离期间，面对周围环境的巨大改变，居民需要通过媒体获取相关信息，适应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陌生场域。其次，应急广播的特征也影响了不少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如信源的可信度高、收听的强制性等。受访者（男，49岁）称：“网上消息那么多，不晓得哪个是真的。广播是政府播的，肯定是真的。”最后，在此次調查中，受以往媒介使用习惯影响而收听广播的受调查者比较少：仅8.45%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有收听广播的习惯，收听应急广播是以往媒介使用习惯的延续。

（二）应急广播的传播效果

基于应急广播的基本使用状况，笔者排除不能收听及不收听应急广播这两种状况，对可以收听且收听了应急广播的142名听众进行了效果分析。

认知效果。在本研究中，笔者主要考察应急广播内容是否增加了居民对疫情相关信息的了解。结果显示，71.12%的受调查者非常赞同或赞同，应急广播使自己更了解了罗田疫情状况;76.76%的受调查者非常赞同或赞同，应急广播使自己更了解了罗田的疫情防控措施;70.43%的受调查非常赞同或赞同，应急广播使自己更了解了罗田居民生活需求保障措施。认知效果涉及的三个数值均超过70%，意味着应急广播对受调查者在疫情信息上的增量效果较为明显，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疫情的知情权。

态度效果。笔者首先考察了应急广播内容是否改变了居民对疫情相关信息的态度。超过80%的受调查者表示，收听应急广播后，自己对当地疫情状况及相关政策更重视了。作为态度效果中的最高数值，它表明应急广播通过消除居民对疫情相关信息的不确定性，可有效提高居民对疫情状况和相关政策的重视程度。其次，应急广播作为县指挥部的对外信息窗口，作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息纽带，其表现情况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在本次调查中，75.35%的受调查者表示，应急广播内容让自己更相信政府。最后，调查结果显示：听应急广播后，69.01%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对未来更有信心;66.2%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焦虑情绪有所缓解。由此可见，应急广播缓解了居民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起到了稳定人心和鼓舞士气的作用。但通过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关于“焦虑”和“信心”的两个情绪数值，既低于态度效果中的其他数值，也低于认知与行为效果中的数值。这意味着相比较而言，应急广播对居民在焦虑、信心不足等情绪上的疏导效果有待提升，应急宣传工作需多加关注居民的情感需求。

行为效果。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认知与态度而引发的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即成为行动层面上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88.03%的受调查者认为，听广播后自己出门时更愿意戴口罩。85.21%的受调查者认为，听广播后自己减少了出门次数。83.81%的受调查者认为，听广播后对于生活物资的采购，自己更多地采取了社区代购和网上购物。行为效果涉及的三个数值均超过80%，意味着应急广播对引导居民科学防疫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般而言，在认知—态度—行为三个效果层面上，行为效果相对不明显。但在本次研究中，行为效果的数值最为凸显。针对这一状况，笔者通过进一步访谈发现，应急广播对居民在行为上的引导作用，与当地政府实施了强有力的防疫措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受访者（男，49岁）表示，“有时候想出去开车溜一会儿，喇叭就在那里喊，哪个桥头又设了路障。那肯定走不成，我之前就是不信，被拦了只能掉头回来了。”应急广播对受调查者在行为层面上的显著效果，很有可能是基于受调查者已有行为改变的强化作用。

以上分析显示，凤山镇应急广播对地方受众具有一定的传播效果，但这一效果是建立在受众可以收听到且收听了应急广播的基础之上，它意味着应急广播的传播效果在现实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制约，包括且不限于受众所处的社区、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政府防疫措施的执行力度等。

四、关于地方应急广播的思考和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封城及居家隔离等措施为应急广播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安静、低噪音干扰的外部环境，而受众对疫情相关信息的刚性需求也为应急广播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听众市场。但即便如此，在本次调查中，28.3%的受调查者在疫情期间不能收听到应急广播。在可以收听到应急广播的基础上，仅60%的受调查者保持较高的收听频率。效果分析也显示，应急广播对调查者焦虑、缺乏信心等情绪的排解、疏导作用有待提高。这意味着，地方应急广播的建设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结合本次调查结果，笔者认为可以从基础设施建设、应急广播传播人才培养和提高应急广播综合使用效率三个方面来弥补地方应急广播的短板，从而提升应急广播的传播效果。

（一）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在此次疫情期间，虽然在启动应急广播前，工作人员对喇叭等基础设备进行了一次维修和补充，但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部分社区仍缺乏充足的应急广播收听设备。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国家在考虑应急广播建设时，对楼宇广播、小区广播进行强制性规范，将其纳入到应急广播体系中，[4]为应急广播的效果落地打下坚实的设施基础。

（二）加强应急传播人才队伍储备

在本次调查中，应急广播主播坦言“我是赶鸭子上架”，工作人员应急传播技能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应急广播的内容质量。相较于全国性的媒体，地方媒体在资金、人才、技术上的不足，使其缺乏应急传播人才队伍储备，在突发事件中难以配备齐专业的应急传播团队。但应急广播现场编辑工作与传统的编辑之间存在着差别，二者主要在编辑的内容、场地以及对象距离上存在着不同。[5]这就要求地方媒体需要重视应急广播传播人才的培养，摒弃“临时找主播”的做法，做好人才队伍建设这项长期性的工作。由此，地方媒体才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生产出更贴近群众需要的高品质内容。

（三）提高应急广播综合使用效率

在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少地方媒体都启动了应急广播，但隨着复工的推进，应急广播也随即停播。这种对应急广播的临时性与短期化的使用，只发挥了应急广播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短期宣传作用，它看似减少了设备的消耗，也可以避免“喇叭扰民”，但也存在着一些弊端。首先，对应急广播的“临时”使用，易让地方媒体产生惰性思维，仅在启动设备前对应急广播进行维修和保养，忽视常态化的增补，很难将应急宣传工作落到实处。其次，对于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复工的开始并不意味着疫情的完全结束。受访者（女，36岁）表示，“今天（复工第一天）街上的人有点多。我觉得广播应该再多播几天，提醒大家不要一窝蜂的出门”。复工的逐渐推进、人员的安全流动需要媒体对公众进行科学、有效的引导，较早停播应急广播不利于后续宣传工作的开展。因此，可以考虑对应急广播进行综合使用，使其具备文化宣传、政务沟通、应急传播等多种功能。这种常态化的使用，可以使广播的应急宣传工作科学、合理地过渡到平时传播工作，也可以提高地方媒体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结语

总的来说，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主城区应急广播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上，对可以收听到且收听了应急广播的听众产生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传播效果的有限意味着地方应急广播的宣传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应急广播作为地方党和政府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一项重要传播工具，应重视其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应急传播人才队伍储备、提高应急广播综合使用效率，这对于它在突发事件中满足公众知情权、担当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5]杨春慧.浅析应急广播现场编辑能力建设[J].科技传播，2016（11）：22-23.

[2]徐煊.国家应急广播建设的路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6.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72.

[4]杜国柱.典型“村村响农村广播系统”介绍与分析——应急广播在农村广播中的应用[C].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2013年学术年会、五届五次理事会暨第六届“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和优秀论文奖颁奖大会论文集（广电篇）.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2013：404-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