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论文范文

第一篇：能源安全论文范文

能源安全与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建模文献综述

摘要：国内外有关能源安全和能源模型的相关研究，将能源问题和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人口发展等问题进行链接，从多维度考察能源安全问题，3E模型的不断发展完善为整合多视角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尽管如此，现有能源安全指标未能有效体现不同种类能源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无法解释不同能源之间的风险表现;而在3E系统建模方面，很少触及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缺少能源安全问题的自主性探讨。

关键词：能源安全;能源-经济-环境;能源多样性;能源模型;文献综述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调整结构、提高能效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Vliet et al.，2012)。2014年底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指出，能源发展战略坚持“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因此，着力优化能源结构，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安全，成为中国制定能源政策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首先对能源安全的概念和能源多样性指标进行评述，然后回顾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的有关文献，总结3E系统建模的主要方法。最后对目前有关能源安全量化评估中的一些问题和3E系统建模方面的不足之处进行总结，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二、能源安全的概念与指标构建

能源安全是个难以完整定义的概念，其定义随时间、地点与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Sovacool & Brown，2010;Ang et al.，2015)。早期文献认为能源安全首先是能源供应的充足与稳定性。对能源进口国而言，能源安全意味着要降低对外部能源供给的依存度。近年来，能源安全已由最初的能源供给稳定的单一维度概念扩展成为涵盖能源、经济与环境等诸方面的多维度的概念。国际能源署(IEA，2007、2011)认为能源安全有长短期不同的内涵。短期能源安全是指能源系统可以对供需平衡的突然变化做出迅速反应;长期能源安全则是指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能源系统投资。亚太能源研究中心(APERC，2007)出了四个维度的能源安全概念，即4A(Availability、Accessibility、Affordability、Acceptability)的能源安全框架(Hughes，2012;Sharifuddi，2013)。美国21世纪能源研究所(USCC)认为能源安全应当同时考虑能源供给的可靠性、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可靠性与环境等诸多方面。

有关能源安全的量化评估近十余年来陆续展开。Cherp& Jewell(2014)整理近年来相关研究提出的能源安全指标，用简易型与复合型分类方式，结合4A能源安全框架，评估能源政策在国家、区域及全球等不同尺度上促进能源安全的政策成效。Yao & Chang(2014)使用4A安全框架，建构20个细类指标考察中国1980～2010年间各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能源安全变动，发现新世纪以来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有恶化趋势。Zhang et al.(2013)从进口供应链的角度构建石油安全指标，评价中国石油进口的安全，整个指标体系包括四个方面：供应风险、经济风险、运输风险以及依存风险，发现自1993年以来中国石油进口风险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石油对外严重依存已成为能源安全的最大挑战。Xia et al. (2011)运用能源多样性以及油品自主率指标，分析中国大陆工业部门有关能源安全、效率与碳排放问题。国内，林珏(2014)从政治、经济、技术、体制等多个维度，建构了12项指标，测度2000～2012年中国与加拿大的能源安全状况。苗韧等(2013)提出了“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体系”，量化分析中国2000～2020年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与合理水平。苏飞和张平宇(2008)由对外依存度、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能源储量比等指标构建脆弱性评估模型，对中国区域能源的安全供给脆弱性进行评价。

多样性为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多样性有助于能源系统应对外在环境的改变与冲击(Molyneaux et al.，2014)并降低单一来源供应中断的脆弱性(Bhattacharyya，2010)。因此，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的能源系统若能有效分散能源来源和种类，未必处于高风险状态。目前各国多将促进能源来源的多样性作为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原则和措施，如何降低化石能源进口来源的集中度成为能源进口国降低能源风险安全的重要政策方向(Lef vre，2010)，然而决策者常常将能源安全等同于能源独立性，因此多将政策重点放在如何促进资产能源的供给，而忽略增加进口能源来源的多样性的重要性，也未建立起适当的市场机制引导投资者以多样性的能源组合，来增强整体的能源安全。

多样性指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的研究中，指标建构方式也较多，参见表1。其中在能源领域以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HHI)和Shannon-Weiner Index(SWI)两种指标应用最为广泛。HHI是评价市场集中度的指标，亦可以用于多样性分析。在能源系统中，市场份额较大的能源种类或者能源供应个体，其对能源安全的影响较大。Blyth &Lefevre(2004)曾使用该指标结合能源供应国的政治风险排名指数，考察能源供应国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Gupta(2008)运用HHI进行油品供应风险的分析;Frondel et al.(2008)采用HHI和政治稳定度指标考察国内能源安全问题;Le &Paltseva(2009)则采用HHI研究欧盟进口能源供应的短期风险;Ge&Fan(2013)使用HHI指标的平方根评价中国能源进口来源的多样性。HHI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例如，对数据要求较高，经济含义不直观等等。另一最常用的指标SWI由热力学的概念“熵”(entropy)拓展而来。SWI运用于能源安全领域以及能源多样性的文献较多。Costantini et al. (2007)使用SWI指标进行不同情境下能源依赖度与脆弱度分析。Vliet et al.(2012)运用SWI多样性指标及修正的SWI多样性指标评估欧洲与亚洲主要国家的能源安全。SWI指标存在一些缺点，如Stirling(2010)认为该指标能较好的反映系统的变异性(variety)以及平衡性(balance)，但难以反映差异性(disparity)。虽然HHI和SWI两种指标在阐述多样性的意义上尚有不足之处，但由于二者在数据取得方面较为容易，计算上相对透明和客观，可以通过改进加以完善。

目前文献中建构的能源多样性指标缺点主要有二：一是将各类能源视作独立能源，而未考虑不同种类能源之间存在的复杂的互补和替代关系。二是现有多样性指标假设各类能源具有相同风险特性，无法解释各类能源的不同风险表现。如在化石能源价格剧烈变动期间，再生能源的价格却比较稳定。实际上，有文献指出，再生能源具有的价格稳定性通常可以用来作为应对传统能源市场价格变动的避险工具(林伯强和李江龙，2014)。只是目前有关能源安全的量化研究通常忽略再生能源对能源价格稳定所起的作用。

三、能源模型与政策模拟

20世纪70年代世界发生石油危机之前，冲击分析(impact analysis)模型在国家能源政策的分析与评估上并未占据重要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问题日益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需要考虑能源与经济、环境等问题的互动，于是出现了各种能源-经济-环境(3E)规划模型。魏一鸣等(2005)对其进行了总结分类。Jebaraj&Iniyan(2006)将能源模型分为能源计划模型、能源供需模型、能源预测模型、再生能源模型、碳排放减量模型以及最优化模型等几类。Suganthi& Samuel(2012)则将能源需求预测模型分为：时间序列、计量回归、结构分解、灰色预测、投入产出、由上而下、模糊理论、整合性等12种类型。Hodge et al.(2011)则将能源模型依据应用领域分为：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型、能源传输模型、能源经济模型以及能源使用环境冲击模型。

按照建模方法，能源模型可以分为Top-Down(自上而下)、Bottom-Up(自下而上)模型以及混合型等3种类型(魏一鸣等，2005)。Top-Down与Bottom-Up两类模型各具特色，功能也有差异，参见下表2。

就研究方法而言，3E模型大致可分为：经济计量模型、数理规划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及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等5大类型。

(一)经济计量模型

该模型是1960～1980年代应用较为广泛的模型，从小规模的部门计算到大规模的宏观计量模型，在诸多领域均有着广泛的应用。早期有AR模型、MV模型、ARMA模型、ARIMA模型、联立方程模型等。近年来，随着时间序列方法的发展，倾向于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Hamilton，1983;崔和瑞和王娣，2010;陆旸，2011;李姝和田露露，2014等)、协整(CI)与误差修正(ECM)模型(林伯强，2006)、SVAR模型(林伯强等，2014)进行研究。就3E议题而言，目前一般作为其他模型(如CGE模型)的辅助模型，推估一些必要的参数，或者仅作为对照基础。不过，该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特定的技术性问题，如能源生产力、技术效率等。

(二)数理规划模型

该模型分为单目标规划法和多目标规划法。单目标规划化法用于3E系统，是以整个3E系统的成本最小化为规划目标，通过动态线性规划求解最优结果，如IEA于1976年开发的MARKAL模型;陈文颖等(2004a;2004b)在MARKAL模型的基础上，建构的能源-经济-环境耦合的MARKAL-MACRO模型，均属于单目标规划模型。多目标规划法是在决策过程中同时考虑多个决策目标的数理规划法。如Cai et al.(2009)、Oliveira &Antunes(2011)等。国内，魏一鸣等(2002)、宋杰鲲等(2013)分别以北京市和山东省统计数据为例，建构了3E多目标规划模型。台湾学者张四立(2010)建构了针对台湾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的多目标规划模型。

(三)投入产出模型

该模型在3E议题方面应用较早，且用途广泛，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隐含碳、隐含能的测度和污染排放方面应用尤其广泛。国外文献有Wiedmann(2009)、Liu et al. (2010)、Kitzes(2013)、Su & Ang(2014)等。国内，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2007)使用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研究了主要能源部门与国民经济的关联。陈迎等(2008)首次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了2002～2006年中国进出口产品的隐含能源。席酉民(2009)编制了中国 2004 年能源投入产出延长表，建立了能源投入产出分布式规划模型，用来测算单位GDP能耗的变动趋势。张友国(2009)、彭水军和刘安平(2010)等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刘瑞翔和姜彩楼(2011)、谢建国和姜珮珊(2014)等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隐含能和能源消耗。高建刚(2015)采用带有非期望产出且具有不可分割冗余变量模型(SBM)测算了中国能源效率和排放效率发现两种效率均存在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

(四)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动力学模型源自于1961年MIT教授Forrester对企业政策与工业组织随时间变化的行为讨论。此后，该方法在工程、医学、管理等多种领域得到广泛应用。3E议题方面，Wei & Hong(2009)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模拟不同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不同能源结构的碳减量收益。Feng et al. (2012)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北京市2005-2030年能源结构和人口增长变动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影响。国内，杜慧滨和顾培亮(2005)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了建立了3E系统演化模型。李玮和杨钢(2010)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山西省能源消费的可持续性。宋辉和魏晓平(2013)结合中国GDP增长目标、化石能源消耗进程安排、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等问题，使用该方法模拟再生能源2011-2045年的替代路径。李文超等(2014)在分析人口、能源、资本和污染四个子系统的基础上，建构了系统动力学模型用于中国3E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发现同时改变技术创新和消费偏好有利于中国实现3E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肖仁俊等(2014)建立了新疆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学模型，研究2010-2020年新疆的3E发展目标。郭玲玲等(2015)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中国能源安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能源生产和消耗等情形的动态变化。

(五)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

CGE模型的原理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其内涵着重分析经济个体的互动与市场绩效的相互关系。在CGE模型中，价格内生决定，这与投入产出模型不同;有较为严谨的理论框架，但缺乏统计检验使其与计量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不同。

该模型种类繁多，按照划分不同依据，可以分为：1.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2.单区域模型和多区域模型;3.单国模型和多国模型。本文针对第三种分类进行介绍。就单国模型而言，国际上代表性的有：ORANI 、 World Bank-Type CGE 、GREEN、DICE、MERGER、WIAGEM、ENTICE、AIM、WITCH、MIT EPPA。国内，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RC-CGE)、国家信息中心开发的一般均衡模型(SICGE)、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院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合作开发的CAS-CGE模型、清华大学开发的能源-经济-环境混合评价模型(TH-3EM)、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分析模型(CEEPA)、王灿等(2005)开发的中国经济-环境-能源动态CGE模型(TED-CGE)、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湖南大学联合开发的MCHUGE模型等。此外，多国模型有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EM(Global Trade and Environment Model))。关于单国模型与多国模型的互动与连结，参见下图1。

CGE模型用途广泛，在经济政策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3E问题上的应用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探讨能源和环境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类文献。如节能减排效果和福利效应研究： Wang等(2009)、Dai et al.(2011)、刘小敏和付加锋(2011);能源税、碳税的实施效果研究：Bruvoll& Larsen(2004)、Wissema&Dellink(2007)、Matsumoto & Masui(2011)、贺菊煌等(2002)、魏涛远等(2002)、王灿等(2005)、魏巍贤(2009)、何建武和李善同(2010)、朱永彬等(2010)、梁伟等(2014)、刘宇等(2015);碳关税的经济效果、碳泄漏的跨境效应：Bruvoll&Faehn(2006)、沈可挺和李钢(2009)、朱永彬和王铮(2010)、李继峰和张亚雄(2012)、温丹辉(2013)、丛晓男等(2014)等。第二类是：能源消费强度、能源价格与能源消费结构的研究。这类文献数量也较多。如Bergman(1988)、林伯强和牟敦国(2008)、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姚云飞等(2012)、郭正权等(2014)等。第三类是能源效率、回弹效应研究。相关文献较少。典型的有Dimitropoulos(2007)、查冬兰和周德群(2010)、胡秋阳(2014)。

四、研究评述和展望

目前，国内外有关能源安全和能源模型的相关研究文献已不再局限于能源问题本身，而是将能源问题和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人口发展、国际贸易甚至国际政治问题进行链接，从多维度考察能源安全问题;同时，学者们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证相结合，越来越注重建构功能更具体、更强大的能源模型，并结合相关数据来研讨实际问题。3E模型的不断发展完善为整合多视角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尽管如此，能源安全问题以及相关模型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化。

目前文献中有许多指标用于评估国家、区域或全球等不同尺度的能源安全，内容包括能源系统的独立性、依存度以及能源结构与供应来源的多样性等，然而仅有少量研究对能源安全进行量化评估，且多数多样性指标未能有效体现各类能源的风险特性以及不同种类能源风险的关联性，而使指标的计算结果与实际的能源安全状态偏差较大。因此，建构具有风险内涵的多维度能源安全指标，以便为政府完善能源安全决策提供建议将是未来能源安全亟需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3E模型的建模方面，仅强调能源-经济-环境的关联，其中能源部分多是单向配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要求而进行能源需求预测与供应系统规划，而很少触及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缺少能源安全问题的自主性探讨。因此，在能源规划模型中，探讨能源安全约束下能源-经济-环境(3E)之间的互动机制，建构考虑能源安全的3E模型即3E-S模型，将是未来能源模型研究应当聚焦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Van Vliet O，Krey K，McCollum D， Pachauri S，Nagai Y，Rao S，Riahi K. Synergies in the Asian energy system： Climate change， energy security， energy access and air pollution[J].Energy Economics 2012;34(03).

[2]Ang B.W.， Choong W.L.， Ng T.S. Energy security：Definitions， dimensions and indexes[J].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5(42).

[3]Narula K.， Sudhakara B. R. Three blind men and an elephant： The case of energy indices to measure energy security and energy sustainability[J].Energy 2015(80).

[4]Yao L X.， Chang Y H. Energy security in China：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Energy Policy 2014(67).

[5]胡秋阳.回弹效应与能源效率政策的重点产业选择[J].经济研究，2014(02).

[6]林珏.2000～2012年中加能源安全指标的测度及双边能源合作前景[J].国际经贸探索，2014(05).

[7]苗韧，周伏秋，胡秀莲，冯升波，吴頔，贾茹.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04).

[8]林伯强，李江龙.基于随机动态递归的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量化评价[J].经济研究，2014(04).

[9]谢建国，姜珮珊.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与分解-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4(04).

[10]肖仁俊，董志，李秀婷，董纪昌.新疆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与分析[J].管理评论，2014(08).

[11]刘小敏，付加锋.基于CGE模型的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目标分析[J]. 资源科学，2011(04).

[12]刘宇，肖宏伟，吕郢康.多种税收返还模式下碳税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基于动态CGE模型[J].财经研究，2015(01).

[13]温丹辉.不同碳排放计算方法下碳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之比较-以欧盟碳关税为例[J].系统工程，2013(09).

[14]高建刚.中国能源效率、环境绩效与政策优化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15]郭正权，郑宇花，张兴平.基于CGE模型的我国能源-环境-经济系统分析[J].系统工程学报，2014(05).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商学院)

作者：侯丹丹

第二篇：简析国际能源安全法律制度及其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作者简介：王琳琳(1989-)，女，汉族，硕士研究生在读，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

摘要：在当今世界，能源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源于各国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的增加，世界各国积极制定能源安全政策来应对全球性能源短缺的现状。为了保护能源安全，不管是能源生产国还是消费国，他们纷纷通过OPEC和IEA联合起来，积极的开展多边框架内的对话与合作。不能否認，在维护能源安全方面，政府间国际能源组织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关键词：能源安全;IEA;对话与合作

一、能源安全及国际能源现状

1、能源安全的概念

能源安全指，为维护一国社会、政治、经济、国防的发展的能源提供可靠供应的措施，防止能源局势恶化的其他政治法律等保证措施。

2、国际能源现状

1985年以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能源安全问题已经不仅是能源工艺问题，国际社会更加注重对可持续发展、环境等问题的关注，使能源安全被纳入能源安全概念的范畴。而且，有些学者也开始认识到，能源安全这一概念有许多不同的维度，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能源资源状况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威胁时对能源的具体关切也不完全相同，但是各国对能源安全的理解却有很大差异。欧洲各国目前最担心的是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赖程度;而美国的能源安全目标主要是减少对进口石油尤其是中东石油的依赖，提高能源供应的自主性，保护美国经济免受能源供应中断的威胁。当前能源市场呈现出全球性，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现阶段，全球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不再仅仅是能源供应安全还包括能源运输、能源需求、能源使用、能源供应、能源价格等综合性的威胁。所以，能源安全体系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来应对目前的形势。

二、中国能源现状

中国既是世界能源生产大国，更是能源消费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能源需求增长强劲。我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量每年递增1000万吨左右。2004年中国原油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2008年石油进口则首次突破2亿吨，石油进口依存度接近52%。目前，中国是第二大能源消费国。IEA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后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有专家预言，到2050年我国石油消耗量将超过8亿吨，因国内产量由于资源和生产能力的限制，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将达75%。这一严峻的形式表明，保障石油供应将是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并且，我国能源的现状是煤矿储存量很丰富，天然气的储存量相对少一些，而石油的储存量特别的少，这样一个能源资源结构特点决定了煤炭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由此产生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也使我国能源使用安全面临严峻挑战。①

三、全球性主要能源组织的国际法律机制及对中国的影响

1、国际能源机构

世界上特别重要的能源国际组织之一是国际能源机构，国际能源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组织。国际能源机构的宗旨是保证工业国家的能源安全。它可以改进和维护石油供应中断问题的系统;国际能源机构积极倡导能源技术的国际合作，努力实现能源、环保政策的整合;通过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改善全球能源供求与需求的结构;通过与非成员国、国际组织等机构的合作关系，在全球环境下倡导合理的能源政策等。IEA的基础条约《国际能源计划协定》及其在成员国的适用丰富了国际争端解决法的内容;IEA维护能源安全、促进能源合作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本身也推动了国际法的新分支——国际能源法的产生和发展。

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则是在1960 年 9 月 14 日，沙特、科威特、等国家在巴格达举行了一项会议，会议中他们对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达成了决议。其主要目标是：“协调并统一政策;把保护成员国共同利益和他们各自的利益做为最佳途径，把寻求稳定世界石油市场做为手段;保障石油消费国获得有效、定期的供应;保障石油工业的收入与投资。”

2、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参与全球能源合作的程度上还行不高，主要是一般性合作和对话性合作。而且，中国至今都被排除在IEA这个最重要的能源消费国组织之外。这种状况与中国的石油消费大国地位极不相称，既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决策，也不利于中国促进和维护自身能源安全。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加强与IEA及其成员国的合作，参与国际石油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与其他石油消费大国分享市场信息，与IEA国家合作开展能源研发，与跨国能源企业加强沟通协调，在发生能源供应中断时利用IEA的应急机制，并通过这些多边国际合作建立合理的能源定价机制，制定有助于协调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为实现我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研究IEA能源安全法律制度，有利于促进中国加深对IEA能源法律和政策的了解，推动中国与IEA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国政府制定能源安全战略提供决策参考。所以我国应积极完善保障能源安全的法律体系：第一，我国应尽快提出一个能源安全理念，并把它写入宪法，提高能源安全法律体系在法律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确保能源政策的制定;第二，加快制定能源基本法，把能源战略、行动战略和具体的政策充分结合起来;第三，特别需要完善能源单行法，应当以能源基本法为基础去制定和修改未来能源部门的法律，专业、详细的为能源安全政策的实施提供可行性的规定;第四，加大其他法域对能源安全的支持等。

四、对能源危机的反思与总结

未来，能源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将会越来越增强，在能源消费国与能源生产国双方之间开展有效对话，加强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合作，是确保能源安全、确定能源共同战略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②

第一、石油市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市场，全球的石油消费国具有共同利益，各国应该通过常设性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第二、国际能源合作应当致力于降低石油进口依赖，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石油供应多样化，积极改进节能措施，开发替代新能源资源，以降低石油进口。第三、能源合作制度应当首先确立石油紧急共享制度，使工业国家平等分担将来可能发生的石油禁运或供应短缺风险。该共享制度和其他合作机制应当由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条约规则来确立，并通过常设性国际组织实施。第四、石油共享制度的运作不应当由成员国事先达成一致同意决定(因为它是一种预先的政治决定)，而应当由秘书处来启动，当达到条约规定的供应中断水平时，纸进行供应中断评估的技术程序。第五、秘书处作为新的国际组织的中立机构，应当具有特别的前所未有的权力，包括排除阻挠成员国政府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有效采取行动的政治压力，以启动石油共享制度。第六、新的国际组织应当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决策制度，投票规则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主权平等原则，而应当反映现代国际组织决策的现实，包括实行多数表决以及根据成员国对决策事项的相对经济利益进行加权表决等。第七、应当建立综合的石油市场信息系统，包括有关石油市场透明度的一般信息和运作石油紧急共享制度所必需的特定信息。(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国际能源机构指出，中国在2007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See IEA，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China and India Insights，2007，p.196.

②参见国际能源网：“国际能源论坛：油价应让供需双方都能接受”。

参考文献：

[1](英)R.贝尔格雷夫等主编，王能全、李绍先等译：《2000年的能源安全》，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参见杨泽伟：“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第19～20页。

[3]参见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尤金2006年9月18日的讲话：“‘能源安全’的真正含义”。

[4]参见田春荣：“2008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载《国际石油经济》2009年第3期，第31页。

[5]根据美国能源法案《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美国未来的能源政策目标是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加强本土油气资源开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国内能源自给程度，保障供应安全。

作者：王琳琳

第三篇：上海合作组织的能源合作与中国的能源安全

摘要：近年来由于全球石油需求大大超出预期，以及中东、非洲等石油盛产区局势震荡，再加上石油资源正日益减少，致使国际上围绕原油的争夺目益激烈。而中国国内石油产量的增长落后于需求的增长，直接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顺应形势变化，中国政府制定了符合发展需求的能源战略，加强能源多边合作，保证能源来源的多元化，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稳定可靠的油气大市场，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及多边能源合作正在逐一有序地展开，在推进与俄罗斯和中亚的合作时，中国坚持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以及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原则，赢得了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信赖，有利地推进了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间的能源合作。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安全；中国能源战略；多边合作

文献标识码：A

能源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是现代工业的动力支持，能源的稳定供给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

一、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与能源战略选择

近年来由于全球石油需求大大超出预期，以及中东、非洲等石油盛产区局势震荡，再加上石油资源正日益减少，而核能、太阳能、氢能等新型能源由于成本及技术等原因尚无法取代石油成为主要能源，致使国际上围绕原油的争夺日益激烈。而中国国内石油产量的增长严重落后于需求的增长，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量翻了一番还多，近年来更是急剧上升。现在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为维护自身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石油和天然气。从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3年进口石油达9000万吨，2004年中国进口石油首次超过亿吨，达1.2亿吨。据中国石油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的调查评估，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自给量将不及需求量的一半，石油缺口近2亿吨。

而据国家能源领导小组方君实在2006年北京大学石油与天然气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石油发展战略高层论坛”上演讲时所说：随着国家重化工业加快发展，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内对能源需求进一步增加，国内能源需求缺口将进一步加大。201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将达到4.3亿吨。到2020年，石油需求量将达4.5亿吨到5亿吨，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因此，石油问题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按目前GDP增速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测算，预计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比2000年增长一倍以上，如果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不降下来，中国能源供给将难以保证，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

2007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在谈到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时指出：“我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较低，特别是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随着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能源消费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

国家能源局2009年5月25日发布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9》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4.5％。目前，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在50％左右。报告指出，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变。在此背景下，中国油气行业运行态势有了新的变化，供应稳步增长，需求短期放缓但长期依然看涨。从石油的生产来看，报告指出，目前中国东部油田在减产，西部发展比预期慢，海洋油田产量仍较低，因此中国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增长。报告认为，总体而言，在石油消费需求快速增加和国内资源存在限制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原油贸易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对进口原油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逾六成四。

经济发展与资源约束的矛盾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的能源安全，关系到和平发展的目标能否实现。而适应环境变化、符合发展需求的能源战略则起着决定性作用。

面对巨大的石油供应缺口，中国只能进口石油以平衡供需关系。而中国进口石油主要是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直接从产油国购油的比重不大，而且中国境外供应石油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和非洲，这种单一性导致了石油进口供应的不安全性。首先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很不稳定，政治、宗教冲突，加之大国之间崛起与遏制的角逐，难以保证石油的稳定供给，尤其是在特殊时期，不排除有停止供油的可能性。石油来源地的局势动荡是中国油源安全的重要隐患。再者，由于国际市场主要是由西方金融机构和大型石油公司所控制，他们操纵着石油价格，从而使中国的能源进口面临受制于人的威胁。

从中国进口石油运输通道来看，主要依赖三条海上航线：第一条是中东航线，第二条是非洲航线，第三条是东南亚航线，中国进口石油的4／5都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但是马六甲海峡及附近地区海盗活动十分猖獗，而且海峡的交通秩序比较混乱，穿越海峡的客货运输以及随意性极大的渔船已严重影响船舶航行安全。单一海上通道无法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石油与国民经济的安全。

因此，针对中国面临的石油安全问题，我们需要在拓宽油源和开辟新油路上下工夫，寻找新的能源供给国，改变过于依赖中东和非洲石油的现状。剑桥能源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以美国的能源安全为例指出，能源安全问题主要有以下主要原则：市场原则、多样化原则、紧急应对原则、合作原则、信息交换原则、创新原则和环境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多样化。不论是石油来源还是其他能源的使用，都离不开多样化原则。在2003年中国发展论坛“能源战略和改革”国际研讨会上，丹尼尔·耶金博士建议中国的“能源供应来源应该多样化”。全球化不仅能将市场联合起来，而且能加快经济力量和观念的发展，全球化的特性使能源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使能源供应的安全性成为决定国家活力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给“能源安全”下一个相对简单的定义：以合理的价格不断获得能源供应用以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为保证中国直接稳定地获得国际石油资源供应，自1993年中国步入净石油进口国行列之时，中央就开始逐步调整能源政策和能源开发战略。一是稳住东部，发展西部。贯彻可持续发展方针，对东部老油(气)田不作过量开发，而将开发重点转移到西部的新油(气)田上，同时实施西气(油)东输工程。二是建立国家能源储备体系，这不仅可以防止能源供应突然中断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而且可以在能源价格暴涨时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三是提倡节约能源。目前，中国每创造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费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每年因燃料利用率低而带来的损失高达1200亿美元。四是积极开发海外能源，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建立可靠的油气生产和供应基地，同时努力实现多通道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本文主要就第四点——能源来源的多元化

进行探讨。

要实现海外油气资源的供应来源多元化和运输通道多走向这一目标，就不能仅仅限于从国际市场上购买油气，而必须进入国际能源开发和运输市场开展中外能源合作，同时要开辟陆地能源通道。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大踏步地进入国际能源市场进行投资开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企业中率先进入国际市场，目前已在世界各地投资开发了数十个重大项目。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和西伯利亚在中国海外能源发展战略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基于全球能源分布情况和能源来源的安全因素考虑，21世纪初，中国应把握与俄罗斯和中亚的合作机遇，兼顾中东、非洲、南美和东南亚，争取能源进口多渠道，采取海上运输和陆地管道输送并重，以减小供应风险，提高中国能源安全系数。

二、上海合作组织探索能源合作的新道路

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的能源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展开较容易取得进展。2004年9月，上合组织总理会议通过了包括贸易和投资、海关、质检、交通、能源、电信等11个领域127个项目的《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多边能源合作逐步被上合组织成员国视为务实合作最应优先发展、优势明显、前景广阔的领域之一。这种共识的取得主要是因为：

第一，成员国间的要素互补性对开展区域能源合作有着强大的内在需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其产业结构的总体特征是资源密集型，轻纺及食品工业相对薄弱；中国的产业结构特点是产业比较齐全，发展比较均衡，轻纺工业具有发展优势和竞争力，总体特征是劳动密集型。多年来，中方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俄、哈等国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一直是双方贸易的主流。要素的明显互补性，构成了在该地区开展多边能源合作的基础。中亚地区被称为“冷战时期封存的资源宝库”，油气资源相当丰富，且尚待开发。因此，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亚国家迫切希望拓展外部能源市场以加快国民经济发展，而中国正是一个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巨大市场，这一供求的互补性为中国与中亚能源开发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中亚和西伯利亚能源开发最需要资金和技术，而中国1996年拥有10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截至2008年12月拥有19460.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型能源企业不仅资金雄厚，而且已具备较为先进的能源开发和加工技术，1997年9月，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击败美国等大型石油公司，成功获得了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和乌津两大油田的开采权，这是中国大型企业进入中亚能源开发市场的重要标志。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其观察员国都是彼此陆地接壤的邻国，交通便利，边境地区相对安全。俄罗斯、中亚等国的油气资源无须经过海洋，可经陆地直接到达中国。从而避开了海上运输的风险，又能降低贸易成本，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能源安全战略意义。同时，在国际能源格局加速调整的大背景下，俄、哈等能源生产国都在积极实行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俄罗斯的大部分油田分布在距离中国较近的地区，原油的输送不论是通过管道还是铁路都比较便利；哈萨克斯坦的油田虽然多位于西部和里海地区，但其原油输往中国要比越过里海西送便捷得多。俄、哈向中国供油，不仅可以增加出口通道，扩大市场，而且可以大大提高物流速度，大幅度提升经济效益。

伊拉克战争后，新一轮世界能源争夺愈演愈烈，各国都在迅速调整自己的能源战略和策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都把能源开发与出口视为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经济振兴的主要拉动力，都以发展资源产业为中心制定了“能源兴国”战略。从能源安全角度看，只有油气出口途径多样化才能有稳定的国际能源市场，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所产生的稳定可靠的巨大能源需求恰好符合供应方油气出口途径多样化战略。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推进多边能源合作，最大限度地整合各国资源，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实现优势互补，以维护本地区的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便成了各成员国共同的政治意愿。

在历次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上，成员国领导人都反复强调以能源合作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在几次上海合作组织的总理会晤上，能源合作也是讨论的重点。2005年10月2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四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在会上，各国总理特别强调了油气开发合作和油气管道建设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责成经贸部长会议在成员国有关部委及上合组织秘书处的参与下，研究尽快建立燃料——能源综合体专业工作组问题。2005年11月10—11日，上海合作组织首次与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欧亚经济论坛，论坛框架内的能源会议特别就维护欧亚能源安全、协调本地区各国能源政策、提高能源有效利用率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所发表的联合公报也指出，“各方同意将能源、信息技术和交通作为优先方向。上述领域的合作已进入实施具体示范性项目的阶段，这对加强本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具有特殊意义。”2009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九次会议所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叶卡捷琳堡宣言》更强调：“本组织成员国认为，能源对于经济发展和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创造良好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决心在平等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该领域的互利合作，以保障经济、稳定、安全、清洁的能源供应。”

三、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现状评析

目前，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开展的双边与多边能源合作的进程已经起步，且发展势头良好。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稳定可靠的油气大市场，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及多边能源合作正在逐一有序地展开，在推进与俄罗斯和中亚的合作时，中国坚持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以及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原则，赢得了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信赖，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间的能源合作。

从2004年开始，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数量开始迅速增长。根据两国达成的协议，2005年俄应向中国出口1000万吨石油，2006年对华石油出口量应增至1500万吨。据俄方统计，2005年，俄对华实际石油出口量为760万吨，虽然比2004年增长30％以上，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是俄目前主要通过铁路向中国出口石油，但铁路运输能力有限且运输成本较高，制约着两国石油贸易量的大幅增长。2006年俄罗斯通过对铁路基础设施和对华石油出口口岸的改造，铁路石油运输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出口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全年达到了1596万吨。不过，俄罗斯要想增加对华石油出口，并带动相关地区的发展，还是要建设输送量大、成本低又相对安全的输油管道。正如时任俄罗斯总理弗拉德科夫2007年3月份在俄联邦萨哈共和国考察远东输油

管道建设情况时所表示的那样，建设远东输油管道对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乃至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现在，中俄已就铺设泰纳石油管线中国支线问题达成一致，时任俄总统普京和俄政府高官一再表示，“将大力推动俄中能源合作”，“泰纳石油管道通往中国的支线将率先开通”；普京公开表示：泰纳石油管线先通中国。新华社莫斯科2005年9月7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西方记者时表示，泰舍特至纳霍德卡石油管道(泰纳线)将先通向中国，之后再到达俄太平洋沿岸。泰纳线一期工程线路从泰舍特到俄中边境城市斯科沃罗季诺，此段管线的年输油能力为3000万吨。其中2000万吨通过支线将被运往中国大庆，余下1000万吨将通过铁路被运抵俄太平洋沿岸城市纳霍德卡。而由于管道线路变更一级管道修建地区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等原因，一期管道建设至今还没有完工。

2005年7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中石化集团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关于成立合资公司勘探萨哈琳3维宁斯克油气田的签字仪式，中方进行地质勘探，2006年钻出第一口探井。这意味着中方首次进入俄罗斯石油上游勘探开发领域，中俄油气合作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2006年3月，在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之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3月21日分别与三家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签订了有关石油、天然气和管道建设的三个合作文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关于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中国、俄罗斯成立合资企业深化石油合作的基本原则协议》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会谈纪要》。这三个合作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中俄两国企业在油气领域的合作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3月22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又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了关于共同设计和建设斯科沃罗季诺至中俄边境的石油管道协议书和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根据此备忘录，两国将修建两条年供气能力为300亿到4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2日在中国“俄罗斯年”俄罗斯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中国支线的实施工作将于近期开始，这条管道建成后，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总量将大幅增加。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高管表示，约5年后，该公司将通过新管道每年向中国供应600亿至800亿立方米天然气，800亿立方米天然气大约是目前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总量的一半以上。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天然气企业将建设东西两条输气管道。第一条管道长3000公里，年输气量将达300亿至400亿立方米，连接西伯利亚西部和中国靠近俄罗斯的西部边境。预计这条线路将从2011年起向中国供气。第二条管道将把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天然气输往中国的东北地区。

2006年6月中石化集团在公开出售的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96.86％股份的竞标中胜出。这将使中石化集团的石油储备增加14％。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位于俄罗斯联邦乌德穆尔齐亚共和国境内，是该共和国最大的油气公司，拥有26个油田和一个勘探开发区块。截至2005年12月31日，乌德穆尔特的探明储量为5.51亿桶(7840万吨)，探明加控制储量为922百万桶(13100万吨)。目前乌德穆尔特的日产量为11.5万桶(16350吨)。2006年7月中石油以5亿美元入股俄罗斯石油，2007年头两个月，中俄又在建立联合石油加工厂以及合作勘探俄境内天然气田达成一批新的意向性协议。根据俄国方面的报道，中石油将提供资金和必要设备，并获得俄罗斯勘察加和鄂霍次克海油气田的开采权。俄大陆架可开采的各种资源总含量超过1000亿吨标准燃料，其中北冰洋附近的巴伦支海、喀拉海和萨哈林岛大陆架油气资源储量占俄大陆架油气资源总储量的67％。俄政府2005年的能源工作规划中已计划到2020年将在大陆架探明的油气储量分别提高至130亿吨和20万亿立方米，北冰洋大陆架也将因此成为俄国21世纪第二个10年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来源地。但是，这些协议要得到全面落实，还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工作。

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石油开采、运输方面的合作还处于刚起步的低水平阶段，中国正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强化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增加对中亚国家石油资源的购买并在本地设立工厂进行深加工，为其丰富的资源寻找出路，同时也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实现成员国之间的互利共赢。

在中亚国家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是一个重点，其能源合作创造了双赢模式，对中国与其他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起着推动作用。自1997年中国企业开始进入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开发市场，哈萨克斯坦就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最重要的油气资源合作伙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开发多年，积累了同哈方合作的大量宝贵经验。双方在合作中发现，由于没有管道运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如果把石油经铁路运到中国，比把在苏丹生产的石油从海路运到中国的费用还要高。因此，要尽快修建管道，解决油气运输问题。1997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同提出修建中哈石油管道计划。当时，中哈商定共同铺设一条西起哈萨克斯坦里海岸边的阿特劳，途经阿克纠宾斯克油区，横穿哈全境，东至中国新疆的阿拉山口，全长达3000多公里的石油管道，总投资为25亿至30亿美元。整个石油管道分三段：第一段从阿特劳到肯基亚克；第二段从肯基亚克到阿塔苏；第三段从哈境内的阿塔苏到中国新疆的阿拉山口。目前，从阿特劳至肯基亚克之间的这段管道已于2003年3月由中哈双方合资建成。这条管道全长448.8公里，油管直径610毫米，首期工程造价1.6亿美元。2003年3月28日，管道全线贯通，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哈境内修建的第一条输油管道。2004年5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华期间，中哈双方签署了铺设阿塔苏至阿拉山口输油管道的原则协定。哈方宣布，管道投入运营后将保证每年向中方输出1000万吨原油。

2004年5月1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陈耕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总裁卡拉巴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了《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塔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阿拉山口原油管道建设基本原则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出席了签字仪式。按照协议约定，中哈原油管道建设于2004年8月动工。2005年11月14日下午，连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石油管道在中哈边境口岸阿拉山口实现了跨国对接。12月15日正式投产。这标志着中哈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促进中哈两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和哈萨克斯坦的原油出口多元化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石油网转引俄罗斯《独立报》2005年12月20日发

表的题为《伟大的中国管道》的文章，文章说：“世纪工程”，哈萨克斯坦人这样评价阿塔苏——阿拉山口石油管道。其修建速度、投入资金和计划输油量无不令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为之自豪，最感欣慰的当属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当我1997年首次提议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今天，我们要将这条长近1000公里、总造价逾8亿美元的管道投入使用。整个地区都在沸腾，经济将得到发展”。对哈萨克斯坦而言，这条管道有着特殊意义。从纯经济角度来说，它会给阿斯塔纳带来可观收益。因为中国的石油需求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众多专家认为，修建通往中国的石油管道是邻国成功合作的典范，而管道通油后，哈、中、俄三国的石油管道运输体系得以联网，这必将为互利合作伙伴关系打下坚实基础。

继中哈双方石油管道投产之后，两国的天然气合作也进入了实质性推进阶段。2005年1月，中哈在北京举行了建设天然气管道的首轮谈判，双方研究了将哈天然气输送到中国西部的具体方案。目前双方完成了对哈天然气资源和中国市场状况的研究，开始解决天然气管道的过程技术问题。2007年8月18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关于中哈天然气管道建设和运营的合作协议》，两家国有石油公司将对等合资，新建管道的第一阶段长度约为1333公里，从哈萨克——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至中国边境，年输送能力将达到400亿立方米；天然气管道第二阶段将从里海地区开始，长约1480公里，年输送能力为100亿立方米天然气。《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哈天然气管道项目向具体实施阶段迈出了坚实一步。中哈天然气管道计划与中国西气东输管网连接，经新疆直达上海，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能源紧张状况。

中哈两国能源合作的示范性效应带来积极影响，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能源合作。中、俄、哈三国正在计划利用中哈管道将俄罗斯的油气运往中国。在中哈石油运输管线竣工时，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总裁魏因施托克表示，俄罗斯准备通过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石油管道阿塔苏至阿拉山口段对华出口石油。为此，俄哈双方准备提高鄂木斯克——巴甫洛达尔——阿塔苏石油管道的运输能力，并将其与中哈管道相连。与此同时，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石油、天然气、水利和核原料的开发利用方面也已达成协议。总投资272亿元的新疆独山子千万吨炼油和百万吨乙烯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该工程竣工后将成为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炼化一体化工程，包括每年1000万吨炼油工厂和100万吨乙烯工程，加工通过中哈石油管道输送的来自哈萨克斯坦阿塔苏地区的原油。应该说，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多边能源合作的战略框架已经显现，合作方式灵活多样，合作领域正在从石油、天然气逐步扩展到水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建立上合组织统一能源空间的前景日趋清晰。

虽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能源合作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有些合作项目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更多可能的大型项目至今尚未启动，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原来都是独联体成员，而俄罗斯控制着所有的油气资料、管线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俄罗斯通过独联体油气联盟控制着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已勘探的油气块的开采权，时间都在20年以上。因此，俄罗斯的态度对能源多边合作显得至关重要。而作为中亚能源大国的哈萨克斯坦也会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作出自己的谋算，在中哈能源合作中，哈作为能源供应国，按产品分割协议对中国公司的限制太多，中哈合资公司现在哈萨克斯坦开采的大部分石油要归哈方自行处理，中方每年只能向国内运回份额石油，其余的哈方要自行向欧洲出口以获取更高利润，这对中哈进一步合作会造成一定影响。

为进一步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维护本地区以及世界能源市场的稳定，成员国开始探讨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类似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能源俱乐部，以便加强成员国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和损失。2005年12月，题为“中亚能源市场的潜力和发展前景”的国际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研究中心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及机构代表们提出建立“能源俱乐部”的建议。2006年6月，时任俄总统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提议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当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总理们发出了对成立一个地区性能源俱乐部设想进行研究的指示。2007年2月26日，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的支持下，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古力纳拉·卡里莫娃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主办了主题为《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建设前景》的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的官员、学者、企业界代表等150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而与会各国代表认为，能源俱乐部应当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讨论和具体实施能源及过境运输联合项目的平台。

2007年6月29日，上海合作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与会的五个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代表同意建立上海合作能源俱乐部作为能源领域的非政府协商性机构，并就能源俱乐部章程达成了一致。章程阐释了建立能源俱乐部的目的：“是就上合组织成员国改善能源安全，协调能源战略、促进能源生产、运输和消费各方之间的协作等问题进行广泛的对话，多方位讨论成员国在油气、煤炭、电力领域的合作前景。”“主要任务是为协调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关系创造一个全方位讨论能源战略的信息交换平台，并制定改善成员国能源安全的建议。讨论上合组织能源生产、运输和消费各方在中亚及国际能源市场上加强协作的问题。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能源领域的有效合作。实现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实业界和金融界之间能源信息和能源技术的交换。”《章程》的确定显现出上海合作组织多边能源合作在具体层面开始酝酿。2007年8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理事会上，元首们充分肯定能源俱乐部的建设，会议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指出：“能源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安全的基础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该领域合作具有特殊意义。在能源领域建立可靠的、互利的伙伴关系，有利于保障本组织所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在现有资源、需求、能力和潜力背景下，本组织成员国将继续推动开展能源对话，促进能源生产国、过境国、消费国之间的务实合作。”

能源俱乐部的建设能为成员国带来重大战略利益。与国际能源机构(IEA)全部由能源消费国组成、欧佩克全部由能源生产国组成相比较，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成员国既有能源资源国，又有能源消费国和能源过境国，因而具有更强的合作潜力。能源俱乐部的建立不仅更有利于保障俄罗斯和中亚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的实施，而且也可能为中国企业进入中亚能源上游开发领域、发展自里海至中国境内的油气输送管网创造新的条件，并且有可能使中国的油气过境潜力得到有效发挥。同时，这一机制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展示和推行新能源安全观的平台。在国际能源领域，不同类型、不同利益取向的国家加强平等合作、寻求互利共赢，正是中国以“能源共同安全”为核心的新能源安全观最本质的要求。这样一个具有新型理念的国际能源中心的出现，也必将极大地改变全球能源格局，从而推动新的国际能源秩序的形成；而推动新的国际能源秩序的形成是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多极化战略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