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战略

粮食安全战略（精选十篇）

粮食安全战略篇1

关键词：粮食安全,安全战略,科技支撑,重庆市

AAbbssttrraacctt::G rain production is the basis of food security;this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sci-tech potential of ggrraaiinn production in Chongqing.In view of the curr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promote grain is facing the three major problems,this paper put forward to should be passed to advance“three technological engineering”(foo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gineering,food technological demonstration project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ystem revitalization project)to strengthen the technological support of Chongqing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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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粮食实现“八连增”,2008年来重庆粮食总产也连续稳定在1130万t以上。如何守住1100万t红线?在政策扶持和投入增加空间有限,各种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依靠科技进步,是重庆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

1 对14年来重庆粮食生产的基本判断

1.1 全市粮食总产总体平稳

1997—2010年的14年间,全市粮食总产有9年稳定在1100万t以上,年平均1105.33万t,2010年比最高的1997年减产2.4%。市场和气候造成粮食总产大幅波动,如2001年受粮价下跌影响比上年减产8.5%,2006年遭受特大旱灾比上年减产30.8%。

1.2 粮食播面下滑趋势难以逆转

农作物播种面积相对稳定,有9年稳定在333万hm2以上,2010年比1997年下降6.8%。粮食播种面积同期下降22.1%,近5年受稳粮政策扶持下降趋缓,稳定在220万hm2左右;油料作物播面增加33%,蔬菜大幅上升120%。由于农民种植意向受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驱动,这种趋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1.3 单产提高是粮食总量平稳的稳定器

1 4年来,在播种面积大幅下降6 3万h m2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能保持基本稳定,主要是依靠单产的提高。2010年粮食平均667 m2产量343.5 kg,比1997年的274 kg增产69.5 kg,增产幅度为25.3%。

1.4 1100万t是重庆粮食安全的红线

从1999年开始,重庆粮食供需平衡被打破,由自给型向净调入型转变,需求缺口不断增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地区粮食自给率大于90%为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重庆常年粮食供需缺口150万t左右,以饲料、工业用粮为主,考虑到猪肉等畜产品常年调出市外,在未来5~10年,重庆粮食总产必须稳定在1100万t以上,这是重庆粮食安全保供应、保稳定的红线。

2 科技进步是重庆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

2.1 四大举措确保多年来重庆粮食稳产增产

全国粮食实现“八连增”,2008年来重庆粮食播种面积一直稳定在220万hm2并有小幅增加,粮食总产也连续稳定在1130万t以上。主要举措包括:(1)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守住了耕地红线。(2)强化完善财政惠农惠粮政策,保护了地方政府和农民两个方面的种粮积极性。(3)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强了土地生产和防灾减灾两个能力。(4)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了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

2.2 守住重庆粮食安全红线,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

在政策扶持和投入增加空间有限,各种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确保重庆粮食安全最根本的出路。

未来5~10年,重庆粮食生产形势将更加严峻:(1)粮食播种面积受耕地保有量和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双重制约。(2)粮食生产受灾多灾重(低温寡照、干旱洪涝、病虫害等)和抗灾能力弱的双重制约。(3)粮食单产受科技供应不足和科技需求不旺的双重制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主要农作物品种经历了三四次更新换代,每一次品种更新单产提高10%以上。以重庆市水稻、玉米、薯类三大粮食作物为例,平均667 m2产量2010年比1997年水稻提高了9.5%,玉米提高了33.7%,薯类提高了37.8%。在同一时期,粮食生产的基础条件没有根本改变,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投入增加不大且已进入“报酬递减”阶段,单产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优良品种和配套技术的推广使用。2010年重庆市通过品种区试12个玉米品种,平均667 m2产量527.84 kg,比当年大面积平均667 m2产量363.14 kg多出164.7 kg,产量潜力达到45%。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培育的粳稻新品种“热粳优35”,2011年小面积生产试验现场实收667 m2产量848.9 kg,比2010年全市水稻平均667 m2产量505.53 kg高出344.3 kg,产量潜力达到68%。可以说,粮食潜力在单产,单产潜力在科技,依靠科技进步,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是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3 科技兴粮面临三大难题

3.1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1)粮食科研投入严重不足,科研基础条件薄弱,科研立项过度竞争,缺乏长效稳定支持机制(2)科研和生产“两张皮”脱节,重立项轻实施,重成果轻应用,重品种轻技术;(3)创新型人才缺乏,学科建设和成果积淀脆弱,科研成果技术含量不高,推广前景不大,有效供应不足。以水稻、玉米两大粮食作物为例,2000年前重庆市推广应用的水稻品种几乎全部由四川等外地科研机构和高校育成,玉米则绝大部分由北方调入,这种窘况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据统计,2010—2011年,本地科研机构培育成的水稻品种仅占全市面积的25%,而玉米还不足15%。这种情况在全国罕见。重庆自然环境独特,生态条件复杂,外地品种因“水土不服”减产甚至绝收时有发生;在良种推广上由于缺乏本地“当家花旦”,外地品种纷至沓来,重庆水稻、玉米品种“多乱杂”的局面长期无法改变,2011年全市水稻生产用品种数量为208个,玉米216个,每个品种平均种植面积水稻不足3333 hm2,玉米不足2333 hm2。长此以往,这种独特的“品种乱象”将对重庆市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带来严重隐患。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将大大削弱重庆市粮食生产的发展后劲。

3.2 农民科技需求不旺

笔者近年来对农户进行走访调查,发现种粮农民对优良品种和增产技术的渴望大不如从前,对自己“一亩三分地”能否“多收三五斗”表现淡漠。造成农民科技需求不旺这一现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2005年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所占的比例为54.9%,2008年下降到48.9%,2010年下降到44%;种粮成本的提高,使得种粮收益不断下降,粮食生产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小。(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明显。年轻人不愿种粮,也不会种粮,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已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老年人成了种粮的主力军。在这种现实面前,科学种田、科技兴粮对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们来说,甚至是一种苛求。当前种子、化肥、农药经营早已高度市场化,农作物品种名目繁多,农资种类五花八门,专业人员都感到眼花缭乱,年龄大、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更是无所适从。据调查,当前重庆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77%仅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80%以上的农民不能识别真假种子、化肥和农药。农民接受农业科技的愿望不高、能力不强,将使依靠科学技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变得更加任重道远。

3.3 科技服务效能不高

20世纪80—90年代,重庆农技服务体系总结出的“教法子、出点子、做样子、探路子”技术推广方式,在重庆市粮食生产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品种更新和技术变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支过去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农技服务队伍,历经“线断网破人散”的折腾后,现在队伍虽有所稳定,但作用却不如从前,“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基层农技体系存在“从业人员少、业务能力弱、保障水平低、运行机制僵”四大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服务的效能发挥。据调查统计,重庆市镇乡级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在岗人数为18400人,相当于平均每1个人要面对400户农民;基层农技人员的业务素养同样也令人堪忧,中专及以下学历占50%左右,本、专科学历中涉农专业仅占1/3,大部分人员多年没参加过知识更新培训;多数镇乡没有基本的试验基地、仪器设备,技术服务仍然依靠“一张嘴皮两条腿”。据抽样调查,现在农民获取科学技术的方式,有40%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有30%是通过亲朋或邻居交流,只有30%是通过农技人员指导,比过去下降明显。科技服务效能不高,技术推广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导致科技兴农“热在上头,冷在中间,死在田头”,这一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好转,农业科学技术转变成现实生产力就无从谈起。

4“推进‘三个工程’,强化科技支撑”的策略建议

4.1 粮食科技创新工程

以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为目标,以建立农业科研稳定支持机制为抓手,围绕水稻、玉米、薯类三大粮食作物生产需求进行联合攻关,培育一批优质高产新品种,集成一批先进实用新技术,研制一批轻型高效新装备,大力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近年来,重庆市对粮食生产的财政扶持力度空前,2010年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粮食直补资金16.8亿元,2011年更是整合投入27亿元扶持粮食生产,但每年直接用于粮食作物的科研投入仅600万~800万元。建议从2012年开始,“十二五”期间每年安排3000万元粮食科技创新基金(相当于2011年财政投入粮食生产资金的1%左右),实行市农业、科技部门共同管理,采取农科教结合,组织市内外科研力量,按照重庆市粮食生产需要,开展粮食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和新装备研究。(1)选育一批优质高产抗逆广适优良新品种。推进生物育种技术创新,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力争到“十二五”末,重庆市自主培育的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占种植面积的比例达到50%以上,大面积单产水平比现有品种提高5%~10%,使重庆市主要粮食作物品种长期依靠外地引入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2)强化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体系的研究集成。受科研项目投入的引导,重庆市长期忽视作物栽培技术方面的研究,有的领域甚至无人问津。栽培技术的进步,是重庆市粮食增产的重要潜力。应重点抓好以提高复种指数和效益为主的新型种植模式研究,以挖掘新品种增产潜力为主的丰产配套技术研究,以节本增效为主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研究,以减灾增收为主的作物病虫害预警和防治技术研究,抓好防灾避灾技术的研究和储备。(3)开展轻型高效新装备研究。重点围绕水稻等作物耕种收环节,立足全程机械化要求,农机农艺结合,研制适合重庆特点的微小农机新装备,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4.2 粮食科技示范工程

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为目标,以粮食主产区高产创建为抓手,开展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幅度增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效益,夯实粮食产业发展基础。(1)突出“四主”,即水稻、玉米、薯类主要粮食作物,全市粮食优势主产区,主导品种,主导技术。(2)实行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采取市、区县两级联动,农业、财政、水利、科技多部门联动,粮食生产和粮食流通联动,龙头企业、种粮大户和基本种粮农户联动的机制。(3)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农科教结合,产学研配套,引导科研人员带项目、带成果、带技术奔赴粮食生产一线,促进成果推广和技术服务。通过实施粮食科技示范工程,促进高产主导新品种和配套技术的推广应用,探索粮食规模化种植新模式,培育一批包括种粮大户、种粮能手在内的“职业农民”,不断提高粮食产量和效益。

4.3 农技体系振兴工程

以提升科技转化能力为目标,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业务素质为抓手,加大农技体系的保障力度,理顺农技体系的管理体制,改革农技体系的服务模式,激活农技体系的运行机制,提高粮食生产科技服务效能。(1)完善农技体系的财政保障机制。农技服务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应将基层农技服务机构的人员费用、基本工作业务费用全额纳入财政统筹;建立稳定的新品种新技术试验基地,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等工作条件;逐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2)提升农技人员业务素质。建立基层农技人员行业准入制度,严格控制非专业人员比例,实行考试考核合格上岗;建立农技人员定期培训制度。(3)创建新型农技服务体系。建立政府财政供养为主体、公共服务购买为补充、市场化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技服务体系,引导专业协会、龙头企业、大学毕业生、农业科技人员和种粮能手参与基层农技服务工作。(4)完善农技体系的管理。改变当前管人、管事分离的现象,强化区县农业部门对镇乡农技服务体系的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建立服务效能考核评价制度,形成包括服务对象、乡镇政府和区县农业部门三方结合的考评机制,科学运用考核结果。

中国粮食战略安全论文篇2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护好耕地“生命线”，方能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也是粮食安全的“生命线”。守好耕地这条确保粮食安全的“生命线”，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切实承担起“保土”“管土”之责，不折不扣落实“田长制”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确保耕地管理高质效、耕地数量不减少;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科技赋能助力耕地修复和改造，让更多“望天田”变成“吨粮田”，确保耕地质量与效益双提升;引导科技特派员队伍和“田秀才”“土专家”等乡土能人队伍，与种植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捆绑”发展，“传经送宝”到田头，带动群众采用绿色种植模式，推动粮食作物种植向绿色优质高效方向发展。

“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升级种子“芯片”，方能确保“中国碗”装满中国粮。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确保“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需要多方合力、与时俱进升级种子“芯片”。种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校要形成合力瞄准“卡脖子”领域，打“翻身仗”，在继续稳固提升主粮作物基础上，在短板领域加大合作攻坚，力求早日突破;如果说种业是农业“芯片”，那么种质资源就是“芯片”的“芯片”，要保护种业科研活动的核心，做好种质资源收集、创新、应用和管理，进一步强化种质资源开发，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推进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合作研究，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和育种创新成果转化;必须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建设一支具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种子精神”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坚持行稳致远，方能走好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坚持在不同时期进行实践探索，经过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方能牢牢把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权，使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宽广”;只有坚定不移地践行新的国家粮食安全观，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手段保障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才能越端越稳;只有把粮食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等主题活动，让14亿多国人从“我”做起，从“微”处着力，坚决抵制“舌尖上的浪费”，同心守护“中国粮仓”。

粮食安全战略下的科技取向篇3

一、未来粮食供求形势十分严峻

从粮食需求的角度看，受收入变化、人口增加、食物消费结构演变、饮食多样化、城市化进程和生物燃料需求增长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未来全球粮食需求继续增长是长期趋势。从粮食供给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全球温暖化日益严重，异常气候事件频繁发生，沙漠化不断扩大，肉类食品需求增加所导致的饲料用粮激增，禽流感和猪流感及疯牛病等禽畜传染病不断蔓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匮乏，农业研究投入不足，这些问题都可能给全球粮食生产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粮食增产潜力有限，未来全球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依旧十分严峻。

在全球化过程中，粮食安全问题超过了国家或者地区的范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国际粮食安全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同时，我国耕地面积有限，单产提高也面临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气候条件的制约，增产难度较大。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粮食供求关系总体偏紧，粮价波动阶段性明显，农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逐渐增强。这不仅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评估及政策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微观层面的农户种植行为选择也会产生较大的冲击。

二、科技进步日益成为我国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手段

1978年以来，技术进步在我国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就逐渐显现出来。现有研究表明，我国20世纪90年代技术进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为65%（Yunhua Liu，2005）；1978年至1998年间我国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45%，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18.32%（Xinan Deng，2005）。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对我国农业生产的贡献显著。

从粮食主产区层面来看，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更为显著。山东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其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十分之一左右。因此，以山东省为例研究技术进步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2000～2009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山东省农业产出的气候因素、政策因素和投入要素及各变量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的实证分析表明：2001年至2009年山东省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支撑是技术进步，平均贡献率为80%。其次是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出贡献率的均值为20.15%。投入要素中机械动力和化肥投入的贡献率约为4%，劳动投入贡献率为-9.45%。气候因素中降水对农业产出贡献率较大，气温对农业产出产生负的贡献。

从全国层面和粮食主产省的分析可以发现，农业科技是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在耕地资源有限、气候变暖和农村劳动力减少的趋势下，通过科技提高单产已经成为未来粮食持续增产的主要动力。201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2%，科技贡献首次超过了土地、劳动力及物质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推动农户层面的技术进步，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制定农业支持政策应优先考虑的重要议题。

三、构建未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科技取向

实现粮食可持续发展必须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要是抓好两方面的措施，一是用好用足WTO/FTA对我国有利的规则以及经济政策，保护好农业发展；二是加强对国内农业生产的支持，提高单产。而实现这两个措施的前提是提高农业技术的开发、推广，促进农户增加投入。从科技到位增产潜力看，根据农业部测算，我国粮食每亩单产有平均提高50公斤以上的潜力。那么，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依靠科技进步，挖掘粮食增产的潜力，对于构建未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以科技为导向，采取如下措施来构建未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首先，重塑农业市场经营主体，实施规模化经营，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是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家庭经营规模狭小，在面对国际化的挑战时，这也就暴露出分散经营、效率低、缺乏竞争能力等问题。特别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服务于农户与市场之间中介组织发育不良，缺乏功能健全的农业经营主体，导致其在世界农业中竞争力不强。因此，要重塑农业市场经营主体，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户分散经营问题，实现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合作组织的“联姻”，以便在未来WTO/FTA贸易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以主攻中、高产田为抓手，发展超高产技术体系，把粮食生产潜力有效转化为粮食生产能力。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较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低下，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粮食供求关系呈小幅度的趋紧态势。从2000年开始，每年有400亿斤～600亿斤的粮食缺口。在当前的背景下，很多地方提出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产稳产田。这一方向虽较全面，但没有突出重点，主攻方向不明确。更为重要的是，结合未来的发展前景，仅强调这一点已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应当将着眼点放在调整和优化耕地、种植业及各类作物的利用结构上。

第三，以组织实施和推广丰产、稳产技术体系为推手，从根本上确保我国粮食产量的稳步增长。一是组织实施粮食作物种子工程。目前良种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但现有良种增产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二是推广优良的粮食作物栽培技术。加大对粮食作物栽培技术科研的投入以及培训力度，确保技术到村、到户、到田。三是建立土壤培肥技术体系，大力推广平衡施肥技术，确定施肥配方。四是完善病虫害监测预报与综合防治技术体系。五是切实提高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增加对农机科研的投入。六是大力推广从粗放型大水漫灌转变为按作物需水规律灌溉的高效节水技术。

第四，进一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支持力度，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使科技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由于务农收益相对较低，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近一亿的新生代农民工拥入城市，许多农民种起了“懒田”。为解决农村地区出现“农民荒”问题，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是当前最大的改革方向。首先，在继续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引导市场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的同时，还应该通过采取价格支持、增加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逐步提高种粮的比较效益；其次，要出台包括免除农业税、发放社会保险补贴、提供小额贷款以及加大科技投入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再次，在不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使之成为接受新科技、新技术的主体的同时，还应改善当前农村有培训无就业的状况，推动农民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最后，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走好农业科技普及“最后一公里”，全方位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中国基层的农业推广站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衔接上存在一些问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承担的任务不仅包括技术推广，约一半的技术推广人员还在从事行政委托的执法和中介服务、经营创收等非技术推广工作，对农户层面的农技推广时间较少，这必然会影响到农户层面的技术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应建立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户之间的有效对接通道，强化信息流通渠道，在各个环节上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向科技要粮，让科技保粮，靠科技实现粮食增产，建立全方位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有效机制。

作者：陈永福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彭澜）

中国粮食安全:有争议的战略问题篇4

争议:中国粮食安全的多重思考

1992年中国政府在萨乌马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 认为粮食安全是指“能够有效地提供全体居民以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达标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国内学者对粮食安全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关注, 并形成不同的观点。林毅夫和蔡昉从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的角度对中国粮食战略提出反思, 认为过分强调粮食自给自足会影响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黄季琨则在总结和评估中国粮食生产增长过程的基础之上对中国未来25年内粮食供给、需求和贸易的发展趋势做了综合的论证, 并提出了“口粮安全”的概念;卢锋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在粮食问题上存在过分强调自给自足的“泛政治化”认识误区, 认为中国未来在保持基本的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 应实行较为自由化的农产品和粮食贸易体制;潘岩认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并不稳固, 粮食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 而耕地、水资源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将日益突出, 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观点:朱希刚对中国粮食供需平衡问题的研究, 重点分析了中国粮食生产潜力及其实现途径;而柯炳生、王德文等则对中国国内粮食市场及政策做了全面的回顾与剖析, 并指出应实现基本机制市场化;丁声俊等认为, 粮食安全涉及需求者、需求时间、产地来源、所需粮食、粮食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六个要素;翟虎渠等提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陈锡文从生产、流通、储备、进出口以及低收入人口的定向补贴五个方面来理解粮食安全;蔡昉认为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转折”之后, 中国的粮食生产与发展面临激励机制的转换, 应适时提出主动的粮食安全战略;等等。

国内学术界对于粮食安全问题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否定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存在, 认为即使存在粮食安全隐患, 也是由于供给渠道不畅。如茅于轼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饥荒是由于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 中国不能因为粮食安全这个并不存在的问题而延滞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存在极大的隐患, 如周立、杨学祥、王磊等认为国际上的一些国家挟粮食而扼制其他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认为粮食生产不能遵循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 而应该遵循国家的安全战略。

形势:中国粮食安全不容乐观

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 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 而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粮食的功能不断扩展, 其价值的评估将更加复杂, 但一个基本共识是, 粮食的可获取性是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基本生活权利, 粮食的这个社会属性主要是通过粮食安全这个概念揭示出来的。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农业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 粮食问题日益严峻。这由粮食属性决定: (1) 粮食供给的价格弹性大, 需求的价格弹性小, 是一种特殊商品; (2) 粮食是国民经济战略物质, 是整个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基础性公共产品; (3) 在现有的条件下, 粮食既是弱质产业产品, 又是多功能产品; (4) 在现有的国际竞争格局中, 粮食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物品, 成为国与国之间利益博弈的重大筹码; (5) 农业包括粮食具有食品保障、原料供给、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 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粮食产业不能简单地拿经济指标来衡量。

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不断发展粮食生产的扩张能力, 通过高补贴政策、高技术支撑、高资本控制、高市场操纵等手段, 迫使多数非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 将粮食作为世界经济战争的战略“核武器”, 操纵粮价作为转移经济危机和打击新兴经济体的最有效手段。面对这样的国际新形势, 在国内绝对耕地面积萎缩, 实际播种面积减少, 科技支撑能力不足, 水利基础设施脆弱, 农民“断代”现象普遍出现, 农民种粮积极性难以提高等问题客观存在的背景下, 中国的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战略:如何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如何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我们认为应实现四大转变, 即从局部性的粮食安全向全局性的国家安全转变, 从被动性粮食安全向主动性粮食安全转变, 从单纯的粮食安全向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转变, 从强调粮食生产向同时促进农民增收转变。实现粮食安全战略的改变, 关键是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 前提是要保证农民能够从种粮中得到比较收益, 而提高种粮效益无非是靠价格和补贴。一方面, 政府补贴的推动力要通过市场价格的原动力起作用, 另一方面, 市场的价格原动力需要政府补贴的推动力来激发。市场激励需要政府的政策配套才能走得更远, 而政府的政策必须得到市场的激励才能可持续发展。具体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创新政府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推动力。要加大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法定投入, 确保粮食的基本生产能力;优化组合粮食生产补贴的长效政策, 确保粮食的市场竞争能力;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机制, 确保粮食生产方式的更新能力;维护农民市场竞争中的平等地位, 确保粮食的持续生产能力;提升传统的食品体系和品种结构, 确保粮食的多样化生产能力。二是激活市场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原动力。要将“政府要粮和农民发财”统一起来, 形成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发挥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诱导作用, 完善粮食最低保护价的定价机制;调动农民和企业多方参与粮食储备的积极性, 构建面向世界的粮食储备体系;推进粮食流通产业的现代化建设, 强化粮食在世界市场的战略竞争能力。

中国粮食战略安全论文篇5

品一滴汗水，折射“丰景”的多彩璀璨。粮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用辛勤的劳动种出来的，每一粒粮食里面，都凝聚着农业工作者的汗水。党中央把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摆在重要位置紧抓不放，持续在政策上、资金上、技术上调动种粮积极性。广大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为粮食丰收提供水利、应急、气象、技术等支持。广大农民群众和涉农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做到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不误，确保连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赢来了遍野金黄的美丽“丰景”。

望一方良田，远眺“丰景”的辽阔深远。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粮食是从土地上种出来的，没有足够数量的良田，粮食稳产丰产就会成为空谈。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20%的人口，耕地家底并不丰厚，人地关系紧张是基本国情。我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各地签订“军令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始终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最大限度保证粮食生产的自给率，赢来了辽阔深远的美丽“丰景”。

观一粒种子，洞悉“丰景”的无限空间。民以食为天，农以种为先。种子问题一直是粮食丰收的“瓶颈”，甚至是“卡脖子”难题。长期以来，一大批粮食生产领域科技人员，以一粒粒中国好种子，播撒着丰收的希望。他们是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玉米专家、“最美奋斗者”李登海，让“土蛋蛋”变成“金蛋蛋”的马铃薯专家金黎平，还有无数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他们以科技为笔、以田野作纸，饱蘸种子的五彩之墨，绘就了前景广阔的美丽“丰景”。

看一部农机，捕捉“丰景”的闪光亮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今天，种地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刀耕火种、靠天吃饭，也不再依靠肩挑背扛、面朝黄土背朝天。十年，我们扎实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科技进程，智能农机、电脑、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各领域、各环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1%，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三大主粮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新时代的农业工作者，正实现着由“会种田”向“慧种田”转变，以科技之光，点亮了一道道亮点纷呈的美丽“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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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战略篇6

毕美家还表示，计划力争到2020年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努力提升土地产出率、投入品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对于大众关注的转基因问题，毕美家介绍，农业部对转基因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简单地讲是两条：一是在研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新；二是在推广上要慎重，做到确保安全。毕美家透露，到目前为止，中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

毕美家指出，农业部始终高度重视转基因的监管工作，不断地健全法规，强化日常的监管，严格监督执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可以说是规范有序的，总体是可控的，不存在所谓的转基因作物“滥种”现象。

粮食安全战略篇7

一、大豆在国家粮食安全和政策中的地位演变

(一) 2008年前:调减大豆生产。长期以来, “谁来养活中国”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中国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 面临着水土资源短缺、粮食生产增长缓慢, 以及人口与收入提高、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的双重矛盾。因此, 政府工作的重心, 一直以提高粮食总产量, 满足消费的需要为第一要务。要提高粮食总产量, 就要必须提高玉米、小麦、稻谷等高产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产量, 减少大豆的播种面积和产量;而要满足消费的需要, 就必须提高大豆的进口量。1996年中国大豆市场开放, 生产量渐渐减少, 进口量逐渐攀升, 谷物产量逐渐增加, 较好地满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大豆进口量增加更快, 2003年我国大豆进口量首次超过生产量, 并超过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2004年以来, 我国粮食产量连年增产, 就与粮食的种植结构调整, 即高产谷物替代低产大豆的生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大豆进口在执行调剂供求缺口功能的同时, 其负面作用开始显现。我国大豆虽然产量减少, 但是受国外低价进口大豆冲击下, 也出现了卖难现象。

(二) 2 008年起:增加大豆生产。2 008年是比较特殊的年份, 一方面国际上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此次粮食危机不是生产不足的危机, 而是价格危机;另一方面我国粮食产量首次恢复到1998年历史最高水平, 粮食再次出现了卖难现象, 不仅是大豆而且玉米等谷物也出现了卖难现象。为此, 2 008年起国家开始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启动大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 同时国家明确指出要连年提高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刺激粮食生产。2 0 10年我国玉米由原来的净出口转为净进口, 进口增长速度快, 而且没有关税配额的高粱、DDGS等玉米替代品进口增加更快。2 0 1 4 年我国首次出现了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现象。2 0 15年我国粮食产量达6.2亿吨, 进口量高达1.3亿吨, 其中谷物进口3, 271.5万吨, 大豆进口8, 169万吨, 而谷物库存很高, 仅玉米一项, 最新统计数据库存达2.5亿吨。因此, 贸易在我国粮食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渐渐发生了变化, 国家刺激粮食产量的政策导向也开始发生变化。2 0 13年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了“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 确保产能, 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 首提适度进口, 并强调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2 0 1 4 年我国试点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 以应对国际市场冲击, 但是政策执行结果是, 国内外大豆价差有所缩小, 但是仍然很大, 而且产量没有预想的增长, 2 0 1 4 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比2 0 13年仅增加9, 000公顷, 2 0 15年播种面积又呈现下降趋势。2 0 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村结构性改革思路, 2 0 16年两会期间农业部韩长赋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重点抓三件事:增加大豆、调减玉米、提升牛奶, 即通过轮作等方式, 来增加大豆的播种面积, 减少玉米的播种面积, 从而实现增加大豆产量和调减玉米产量的目的。

可见, 2008年起大豆政策从临时收储政策, 到目标价格政策, 再到供给侧改革中明确提出“增加大豆”, 国家对大豆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 大豆在农业结构调整和国家粮食安全中的地位, 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与需求侧改革相配套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 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当前的重点是农产品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通过加快粮食加工转化消化库存;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加强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 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多了、少了”的粮食结构性失衡问题。多了, 是指中国连续12年粮食增产, 尤其是玉米生产增长快, 玉米取代稻谷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 产量大、库存很大, 2015年玉米产量2.25亿吨, 占全国粮食产量的36%。少了, 是指中国粮食还需要大量进口, 特别是大豆生产量少、进口量大, 我国作为大豆的原产国, 其自给率跌至12%。因此, 通过结构调整, 可以有效解决总量基本供给平衡与结构性失衡的矛盾。而降低成本, 也有利于提高粮食的国际竞争力,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食进口冲击问题。

但是, 要真正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 还需要需求侧措施配套。解决大豆增产之后的市场需求问题。正如国家发改委伍绍史所讲, 要正确处理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 要坚持需求引领供给创新, 有效发挥需求对生产的引领导作用。目前, 我国国产大豆虽然产量少, 但是市场需求也不足, 销售困难, 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扩产之后的市场销售问题会更为严重。

当前, 我国国产大豆产业面临全面危机, 不仅国外低价大豆冲击市场严重, 而且跨国粮商垄断了大豆的贸易、加工、流通, 国产大豆加工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 即使是作为传统大豆主产区的黑龙江省也成为进口大豆的主销区。如果需求侧改革不能配套, 不能有效扩大国产大豆需求, 即使国内大豆需求量大, 那也只能通过进口大豆来满足, 而目前由于汇率等问题, 进口大豆还是具有强烈的竞争优势。我国当前提出的降低成本的措施, 是否会形成良好的政策效果, 达到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相比有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 还不得而知。

三、需求侧改革核心是大豆差异化营销战略

(一) 大豆实行差异化营销战略的依据。

进口大豆与国产大豆实质是两种产品、两个市场, 事实上有差异化。从产品方面来看, 国产大豆是天然大豆, 进口大豆为转基因大豆。从市场方面来看, 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的市场也不相同。国产大豆既可以用于食品蛋白市场, 如制作豆奶、蛋白粉、豆腐等, 又可以用于油脂加工, 其豆粕可作饲料;而进口转基因大豆不能用于豆制品市场, 只能用于油脂加工, 其豆粕只能用于饲料原料。目前的事实是, 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相比, 有一定的差异化, 但是差异化不彻底。作为蛋白质市场, 基本上是由国产大豆占领, 但是其市场需求量有限, 同时存在监管难等原因, 进口转基因大豆也事实上通过掺兑进入豆制品加工市场, 掺兑量据估计每年大约有200~300万吨;豆油实行了一定的差异化, 即根据国家规定, 企业销售转基因豆油要进行标识, 但是由于油脂加工流通市场基本由跨国粮商垄断, 国产大豆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弱, 市场上难以见到国产大豆油的影子, 即使大豆主产区的黑龙江省的市场也基本由转基因豆油占领。同时, 作为饲料豆粕, 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没有区分。因此, 一方面由于大豆用于蛋白质市场价格高, 拉动国产大豆市场价格提高;另一方面进口大豆粕与国产大豆粕没有实行差异化, 而国产豆油与进口豆油虽然实行了差异化, 但是差异化在市场上体现不大, 用高价的国产大豆进行油脂加工, 企业利润低, 没有竞争优势, 所以市场需求量不大。可见, 国产大豆需求量不高的原因在于, 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相比, 有一定的差异化, 但是差异化不彻底。国产大豆要扩大市场需求, 必须走彻底的差异化道路。

(二) 大豆差异化战略的主要内容

1、政府要支持大豆知识科普宣传。

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是两种不同的产品, 这是实行差异化战略的基础。国产大豆仍然是依靠传统育种技术生产, 其安全性毋庸置疑;但是进口大豆是转基因大豆, 其采用分子育种技术, 遗传物质转入了外源基因, 长期食用有安全风险问题, 目前存在着不同的争论。支持派认为, 转基因产品与传统产品没有差别, 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提出了实质性等同的概念;反对派认为, 食用转基因产品会存在风险, 会影响到人类的健康水平。但是, 也有相当多的人对于转基因概念模糊不清, 甚至没有听说过转基因, 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食用转基因产品, 也不知道对于转基因产品还有争论。因此, 国家可以宣传正反两派观点, 即进行大豆知识科普宣传, 让消费者有知情权, 这是扩大国产大事需求量的基础条件。

2、规制跨国粮商的市场垄断势力。

目前, 跨国粮商凭借其在国际贸易、资金、规模、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已经垄断了我国油脂的加工和流通, 并且具有很强的市场价格控制能力。而国产大豆油脂加工企业已节节败退, 目前仅集中在黑龙江省等主产区, 开工率严重不足, 甚至低于10%, 这导致市场上难觅国产大豆油的影子, 消费者事实上失去了选择国产豆油的权利。跨国粮商已经实行了全产业链战略, 不仅加工转基因大豆, 也加工国产大豆。如果跨国粮商的战略是扩大进口大豆来加工油脂, 并采取压低国产大豆油脂价格的不正当行为, 国产大豆油脂企业必然难以生存, 加工量必然不足, 国产大豆市场需求量必然难以提升。所以, 政府必须规制跨国粮商的市场垄断势力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为国产大豆油脂加工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保护国产大豆油脂加工企业的正常开工生产, 让国产大豆油脂真正投放市场, 使消费者获得基本的选择权, 这是扩大国产大豆需求量的必要条件。

3、大豆产品要实行全面的差异化。

第一, 国家要采取严格的监控措施, 防止转基因大豆流入豆制品加工市场;第二, 对大豆油要进行严格控制标识, 同时对于大豆油脂加工工艺也可以实行差异化, 倡导传统的低温压榨工艺, 而非目前常见的浸出法高温精炼技术;第三, 国产豆粕用于饲料, 也可以实行一定的差异化。如鼓励养殖企业用国产豆粕作为饲料配方, 但是其产品宣传上也要突出强调饲料来源的差异性。同时, 也要借助于互联网技术, 在营销渠道方面实行差异化。

4、政府、协会、企业、农户要建立协同组织。

大豆产业的竞争是国际竞争, 发达国家为扩大本国大豆占领国外市场, 建立了政府、金融资本、协会、企业、农户之间的协同组织, 具有相当强的竞争能力。因此, 我国大豆要恢复本国的市场占有率, 必然面临着外部激烈的竞争, 为此也必须建立政府、协会、企业、农户间的协同组织。这要求, 一方面要界定协同组织各级主体的责任, 政府、协会、企业、农户的责任。如政府要创造有利于国产大豆发展的环境, 并出资帮助宣传和协助开拓本国大豆市场, 从原来的生产导向改为营销导向。大豆协会, 作为代表国产大豆油脂加工企业和农户的组织, 要加强市场信息服务和市场开发;另一方面要加强各级主体之间的联系, 并各司其职。当前最基本的是要建立各级主体信息交流的平台, 这是加强各主体交流的基础条件。

参考文献

[1]潘文华, 许世卫.黑龙江省大豆产业困境与差异化发展战略[J].农业经济问题, 2014.2.

[2]徐雪高, 沈贵银.关于当前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状况的若干判断及差异化战略[J].经济纵横, 2015.12.

[3]农业供给侧改革:抓“玉米、大豆、牛奶”三件事[N].深圳特区报, 2016.3.8.

[4]农业也要去库存和供给侧改革[J].黑龙江粮食, 2016.1.

[5]陈锡文.中国粮食产量“多”“少”并存[EB/OL].http://business.sohu.com/20160306/n439556028.shtml.

[6]徐绍史.在全国粮食流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http://www.chinagrain.gov.cn/n316987/n877221/n877231/c884279/content.html.

粮食安全战略篇8

关键词：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气候智能型农业

全球变暖加速的事实, 源于应对气候变化受多重目标的约束[1],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经济增长目标。气候变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 很难引起普通百姓的普遍重视, 但我们提到一个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现象, 如雾霾则受公众的关注度十分高, 因为生活在重度雾霾之中实在是一种折磨。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很多, 诸如工业节能减排[2]、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3]、征收环境污染税诸如碳税、碳关税[4]等。农业领域关注和呼吁需要采取一致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但主要是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气象灾害加剧以及农业如何适应[5]、能力构建[6]以及发展农业保险[7]等问题。可以说, 从当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转变, 将对全球社会产生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农业领域首当其冲应受到重视。

1 农业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减轻贫困方面的重要地位

毋庸置疑, 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将是我们的最大的挑战之一。目前, 全球近10 亿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预计到2050 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0 亿, 粮食需求增长将持续, 而气候变化却严重威胁着农业增长潜力。因此, 农业必须成为未来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治理的重点。这是因为:第一, 农业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气候变化将影响农作物需水量、降雨量, 导致洪涝和干旱等气象灾害的发生;第二, 农业主要排出二氧化碳、甲烷和氮氧化合物等会加剧全球变暖;第三, 气候智能型农业是解决的方案之一:帮助人们养活自己, 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 同时减轻温室气体的排放, 此方法可以很大程度上在发展中国家实现。

气候智能型农业是一种解决农业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目标和确保粮食安全问题的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新模式。气候智能型农业首先是针对气候变化可能会对农业、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的各种影响出发, 提出最有效的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效率、农业的修复能力, 同时减少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气候智能型农业通过巧妙维持农业生产灵活性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这将有助于实现粮食安全。当然, 气候智能型农业需要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 如土地、水、土壤、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病虫害综合治理、农林牧业可持续做法等。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 气温上升不仅改变地球的面貌, 而且它将加剧一系列的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由于发展阶段不同, 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贫困人群处境最为堪忧, 粮食安全、贫困和气候变化三者密不可分。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适应环境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历史, 农业领域的轮垦、采用高产作物和、培育耐盐和耐旱新品种和改变放牧方式等等。但现在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强度已经超过了农村社会应付的能力。极端贫穷人口主要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偏远的农村地区, 而农作物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抵御气象灾害风险的能力较差, 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不利因素极易减少其收入。

2 气候智能型农业主要环节分析

可持续发展需要环境友好型农业, 土地不合理利用导致的荒漠化、砍伐森林等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原因, 因此农业是被视为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一部分。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来自工业、消耗能源和运输、食品生产等等, 而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的74%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换言之, 农业可以为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作出贡献。气候智能型农业有助于缓解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避免砍伐森林, 破坏草原和湿地;有利于提高植被生长和减少碳排放, 并避免未来增加一氧化二氮的排放 (从肥料使用和土壤有机质分解) 和甲烷 (从牲畜生产和水稻种植) 。气候智能型农业力求在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提高农业生产力, 提高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并且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增加农田碳储存等等, 减少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气候智能型农业包括行之有效的实用技术如地膜覆盖、间作、保护性农业、作物轮作、综合的作物牲畜管理、农林业、改进放牧, 科学的水资源管理、精细的气象预报预警系统和农业保险等等。

2.1 土壤和养分的相关管理

氮和其他营养素对农业至关重要, 可以提高产量。其可以通过堆肥和农作物残留增加有机养分投入、与植物需求匹配的精确营养控制和深施技术或使用天然固氮的豆科植物;减少化肥使用, 进而减少其生产和运输,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2 雨水的收集和使用

改进雨水收集、储存和提高用水效率, 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是解决降水与农业生产时间不匹配的根本方法。尤其是中国, 干旱、半干旱区域辽阔, 山区广布, 小农户遍布, 实施高效率的雨水管理技术和方法尤为重要。

2.3 病虫害的防治措施

气候变化改变动物和植物的害虫和疾病的分布、发生率和强度等, 贵州森林病虫害的快速增加就是林业跟气候变化相关而产生的风险[8]。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病虫害, 防止其扩散, 气候智能型农业就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2.4 建立修复力强的生态系统

改善生态系统管理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建立更具修复能力、生产性能高和可持续的系统, 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净化空气、控制病害虫、调节小气候、减少水土流失、分解废物、调节营养周期和作物授粉等等。

2.5 基因方法

基因决定了植物和动物的耐冲击性、极端温度、盐碱化、干旱、洪水和病虫害等。基因会影响生长季节、生产周期从而影响化肥、水和饲料等的投入。因此, 保护遗传资源 (建立基因库、实施基因工程) 的作物和品种是其具有抵御冲击的能力, 改进和有效地利用资源, 缩短生产周期和产生更高的收益。

2.6 生产、加工和供应链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是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系统的整体效率、修复能力、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和减缓气候变化潜力, 可以促进气候智能型农业的发展, 诸如政府的投入、水土保持工作、科学先进的农业经营模式、农业气象防灾减灾技术推广等问题也是促进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农产品的初期可以保存食物、保存营养价值, 还可以更好地利用副产品作为饲料或生产可再生的产品等等。随着供应链变得复杂, 更重要的就是提高加工、包装、储存、运输等业务效率。

3 发展气候智能型农业的建议

要实现农业系统从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作物产量向减缓、适应气候变化和加强粮食安全转变, 就需要支持气候友好型农业——气候智能型农业, 其不仅可以提高粮食安全, 而且还可以减少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可以采用适当的方法、采用适宜的品种、采取土壤改善措施等等。但是, 我们要发展产量高、修复力强、可持续和低排放的气候智能型农业仍有很多挑战。尤其是许多情况下, 现有的知识、技术和投入还没有达到农民所希望的理想效果。为促使更多农户采取气候智能型做法, 需要提供有利的政策、基础设施等。

3.1 法律、法规的选择

在传统的确保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增加产量和收入, 一般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气候智能型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农业部门的重大转变, 更需要法律和法规等政策支持。有利的政策环境, 是促进传统农业向气候友好型农业转变的关键, 有助于协调与气候变化、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

3.2 重视气象部门和农业推广部门的作用

气候数据用于农业规划可以减少气候变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改进早期气候预警系统, 可以减少干旱、洪水、和虫害和疾病发生率, 从而有利于农民和农业规划。气象部门可以向规划者提供气候信息, 提高农业决策的科学水平。农业部门也需对农业进行短期和长期规划, 以利于农户科学决策和技术选择, 尤其是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对于气候变化减缓适应技术的推广至关重要[9]。

3.3 气候智能型农业金融市场机制支持

气候智能型农业融资应被纳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金融体系, 通过诸如碳基金等方面寻找机会, 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通过购买经认证的农产品来减缓和支持气候智能型农业。但国际碳市场支持气候智能型农业需要三个主要条件:一是气候智能型农业活动需要遵从和符合自愿碳交易市场条件;二是需要更多体现提高粮食安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三赢”的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措施;三是需要降低碳项目开发技术成本。

参考文献

[1]鲍文.经济、能源、气候多目标约束下的中国战略抉择[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3 (2) :6-11.

[2]李洁, 鲍文.南充发展低碳经济与工业节能减排研究[J].资源与人居环境, 2010 (14) :58-60.

[3]鲍文.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统筹发展研究——以四川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 (4) :86-89.

[4]鲍文.碳关税与减缓气候变化[J].商业研究, 2011 (5) :205-209.

[5]鲍文.气象灾害对西南地区农业的影响及适应性对策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1, 32 (1) :59-63.

[6]鲍文.农业气象灾害适应能力及其构建[J].江西农业学报, 2013, 25 (2) :83-86.

[7]张恒, 鲍文.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与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构建[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2, 33 (2) :166-169.

[8]鲍文.贵州农业气象灾害及其防灾减灾能力建设[J].湖北农业科学, 2013, 52 (3) :533-537.

从管仲粮食兴齐战略到世界粮食危机篇9

战略一, 服帛降鲁梁。鲁和梁的老百姓平常织绨, 绨是一种丝线做“经”, 棉线做“纬”织成的纺织品, 管仲劝齐桓公穿绨料衣服, 并下令大臣们都服绨。上行下效, 齐国的老百姓一时间全都穿绨料衣服。齐国绨的价格大涨, 管仲还特意对鲁、梁二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 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万匹, 给金三千斤。吸引得鲁、梁二国的老百姓都把绨运到齐国卖高价, 而获取利润。鲁、梁二国财政收入大涨。这两个国家的国君就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一年后, 鲁、梁的老百姓几乎全部出动, 忙着织绨运绨, 从而放弃了农业生产。时机成熟以后, 管仲又劝齐桓公改穿帛料衣服, 也不让百姓再穿绨, 并“闭关, 毋与鲁、梁通使”, 十个月后, “鲁、梁之民饿馁相及”, 即使两国国君急令百姓返农, 也为时已晚, 粮食不可能在短期内产出。于是, 鲁、梁谷价腾飞, 鲁、梁的百姓从齐国买粮每石要花上千钱, 而齐国的粮价每石才十钱。三年后, 鲁、梁的国君不得不归顺齐国了。

战略二, 买鹿制楚。齐桓公欲伐楚, 又害怕楚国强大而不获成功, 向管仲请教办法。管仲让桓公以高价收购楚国的活鹿, 并且告诉楚国商人, 贩鹿到齐国可以发大财。于是楚国的男女几乎全国总动员, 全都为捕捉生鹿而奔忙, 放弃了粮食生产;而齐国却早已“藏谷十之六”了。当楚国的百姓无粮可食时, 管仲又关闭了国界, 终止活鹿和粮食交易。结果, 楚人降齐者, 十分之四。

战略三, 买狐皮降代国。代国出产狐皮, 管仲劝桓公令人到代国去高价收购之, 造成代人放弃农业生产, 成天在山林之中去捉狐狸, 但狐却少得可怜, “二十四月而不得一”。结果是狐皮没有弄到, 农业生产也耽误了, 没有粮食吃, 导致北方的离枝国乘虚侵扰。在此情况下, 代国国王只好投降齐国。齐国一兵未动而征服代国。

以上是两千年前齐国人的智慧。我们看看两千年后斗转星移, 历史是不是惊人的相似。

最近一段时间, 国际粮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上涨:作为全球价格基准的泰国大米2008年3月每吨涨到了760美元, 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原本向国际市场出售粮食的产粮国 (例如泰国、埃及和越南) 已纷纷停止出口或者征收紧急关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除了大米之外, 小麦、大豆、猪肉和食用油的价格也都水涨船高;受国际粮价上涨影响, 我国于3月2 8日宣布, 再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自去年以来, 高粮价已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并成为推高C P I的直接元凶。联合国粮农组织甚至发布警告:粮价的继续飙升很可能会产生区域的社会动荡。

那么探究国内外粮食价格上涨, 其根源到底在哪里?综合全球经济学家的观点, 普遍认为, 这次粮食价格上涨与美国使用玉米提炼乙醇, 以代替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相关性很大。2007年12月18日,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自1975年以来的首个能源法案, 该法案要求减少石油进口, 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使用量。美国的玉米产量占世界的4 0%, 出口占世界的7 0%。去年美国通过玉米提炼出的乙醇量为5 0亿加仑, 为美国节省的汽油不到美国汽油当年存储量的1%。而正是这1%, 却让去年全球粮价上涨了近四成。由于玉米在食品中应用广泛, 也是重要的饲料, 其价格的上涨势必引发食品价格的连锁反应。而近年来, 美国向东亚地区大量买入工业品, 同时廉价出口粮食, 使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东南亚国家“中招”, 开始推行“轻农伤农残农”的“快速工业化路线”, 强行让制造业“上轨”。很多国家的农业受美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 已经崩塌。尤其是2000年以后, 东南亚国家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工业的重视度, 大力削减了对农业的支持, 使农业总的生产率和产出水平一直保持下降状态。2005年, 大米主要出口国泰国、马来西亚的农业占G D P总量下降到不足1 0%, 印尼和越南也不到2 0%, 国家的资源和人力集中于第二产业, 农业发展不受重视而长期停滞不前。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 在上世纪7 0年代, 菲律宾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仅占全部出口额的7%, 而到了2002年菲国的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达到了90.8%。与此同时, 该国也由粮食出口国变为世界第一大米进口国, 经济的高速增长建立在日渐薄弱的农业基础之上。

今年以来, 受美国次贷危机延续、美元持续走软的影响, 欧佩克国家为保证收益, 于2月份宣布减少石油生产量, 在人们的一片惊呼中, 国际油价相继跳过1 0 0美元/桶和1 1 0美元/桶两道大关, 一步步突破心理底限。高油价坚定了美国发展生物能源作为石油的替代品的决心, 尽管遭到粮食进口大国的反对, 美国仍在新能源法案中宣布:在2022年之前, 将制造玉米乙醇的总量上升到150亿加仑。这需1.8亿吨玉米, 足够5.8亿人口吃一年。可见美国的策略与管仲时代如出一辙:先大量购入低端工业产品, 诱使亚洲忙于生产衣服、鞋子、电视。用低价农产品挤垮亚洲农业, 然后在能源自足的借口下把粮食转化为燃料。减少出口, 导致农产品价格暴涨, 从而打击亚洲经济。

美国的乙醇战略实际上是损人利己的一招。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农业大国, 把多余的粮食转化为燃料有利于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虽然制造乙醇也会使其农产品价格提高, 造成通胀, 但却可降低美国的农业补贴, 从而降低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这样做虽不能真正实现能源独立, 却有利于维持其超级强国的地位。此项战略对美国总体有利, 却伤害到缺粮的国家, 那种“可以随意在国际市场购买粮食”的见解在相当长时间里统治了亚洲人的心智, 因粮食危机使得一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应加大政策扶持, 确保9 5%的粮食自给率, 守稳中国粮食安全线。

印度和东南亚等国近日对粮食出口的种种管制行为, 从一个侧面解读出这些粮食产区对未来粮食经济的担忧。另一方面, 高油价通过化肥等农资产品传递到农业生产过程, 提高了农民的种粮成本, 这种传递也必然在粮食价格上体现出来。

美国粮食武器战略思想剖析篇10

关键词：美国,粮食-金融-能源战略

1美国食物,武器的战略思考

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末,它是由少数私人基金会赞助的,基础是维护美国家庭所代表的洛克菲勒家族财富和权力的目的,这些家庭被称为“东海岸。通过该项目资助的隐藏表单在能源、教育、医学、生物学、和外交政策,和其他领域扩大其影响力,建立建立计划主宰世界,这个战略计划后,五角大楼称为“综合优势”(FSD)———粮食和石油,世界霸权的重要战略资源。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正在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的结构。一方面,通过美元贬值来提高美国食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资本紧缩对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巩固世界农业市场的主导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供应商。嘉吉—ADM,另一方面主要是在美国跨国农业巨头一直在游说,美国和欧盟完全取消后多年的粮食储备体系,使世界粮食库存在1970年代初已跌至历史低点。

2美国粮食-金融-能源战略的作用机理

在粮食武器思想的指引下,美国政府把粮食、金融和能源三者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三者密不可分、互相支撑、互相促进的全球粮食战略,这种战略就是所谓的粮食-金融-能源战略。本质上讲,粮食-金融-能源战略就是要依靠美国在全球超强的军事、科技、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通过粮食金融化、粮食能源化等一系列手段和方法确保控制全球石油、谷物和其他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美元的全球商品定价权和硬币正确实施支持,最终维护美元的金融帝国。石油、食品和美元是金三角的全球战略。

2.1粮食金融关系的剖析

在实现美元计价粮食的条件下,世纪粮食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到世界范围内粮食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且严重依赖美元的走势。这就意味着,美国通过通过调整其金融货币政策,进而通过美元影响粮食的作用机制,实现其粮食战略目的。具体来讲,在谋求控制世界粮食格局的初期,为了顺利地实现美国粮食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并逐步打垮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美国通过一系列的货币金融政策致使美元走低,同时,对粮食实施大量的补贴,致使发展中国家进口美国粮食的价格低于自身生产粮食的价格,从而使得美国的粮食大量的涌进发展中国际的粮食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仅实现了控制发展中国家粮食市场,而且持续的粮食低价严重挫伤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粮食生产能力,从而形成发展中国家粮食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当发展中国家粮食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下降,越来越依靠美国粮食输血的状况下,美国的货币政策开始调整,美元逐步走强,并逐步退出了粮食补贴政策,世界粮价开始不断上涨。美元的升值和世界粮价的上涨,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耗费更多的本币去购买美元,无奈地接受世界粮价的高涨,从而承担更多的购买粮食的成本增加,并进一步加深对美国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

2.2金融能源关系的剖析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逐渐完成几乎所有主要的全球大宗商品,包括资源产品和工业产品,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石油能源以美元计价从本质上意味着美国通过影响美元的价格走势决定世界石油能源价格,从而实现了美元货币对全球石油能源的控制。直到目前,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石油供给的稳定性以及石油价格的走势直接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谋求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就成果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石油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加上美国是石油最大的消费国,因此,美国同世界主要的产油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放弃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绑定关系,转而谋求美元和石油的绑定关系,从而建立了美国的石油美元战略。

当连续不断飙升的油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立即降低预期在未来的经济增长。石油价格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晴雨表”,高油价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不确定性上升增加美国经济依赖石油和美元两大支柱很长一段时间,依赖美元硬币和美元在国际结算市场垄断,掌握了美元定价能力;通过军事力量,有近70%的全球石油资源和主要石油运输通道,在其直接影响和控制,控制世界石油供应,石油的价格。

2.3粮食能源关系的剖析

粮食能源化从本质上来讲是生物质能源的一种。所谓生物质能源是指通过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将太阳的辐射能以生物质形式固定下来的能源。粮食能源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具有统一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粮食能源化的角度看,粮食能源化意味着粮食需求突破了之前口粮、饲料粮和工业用粮的传统范畴,拓展了粮食使用范围和空间。考虑到能源是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基础作用,粮食能源化引发的粮食需求量的增加将是不可限量的。那么,在粮食供给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粮食需求的增加最终会导致粮食价格的上涨。如前所述,美国是世界粮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推动世界粮价上涨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从能源粮食化的角度看,传统农业演变成石油化工农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是随着世界石油资源的逐步减少,未来农业发展需要的能源短缺问题逐步显现。通过粮食能源化,打通了粮食和能源之间的双向通道,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业对传统石油化学能源的依赖,为未来粮食的能源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目前粮食能源化占全球能源的比重非常的低,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推行的粮食能源化战略为美国未来的能源竞争和粮食竞争提供了更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