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精选十篇）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1
命题一说“一个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康德认为自然秉赋之合目的性发展的根本宗旨在于使用人的理性, 即大自然将人的理性和意志作为其特殊的潜能或秉赋内化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由此构成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动力。这里, 康德不只着眼于单个的个人, 而是针对人类这个物种。
在这里, 大自然精妙到委于人类理性全部的自尊——虽然理性作为一种禀赋, 是自然赋予的, 但是人类还被同时赋予了“充分展现禀赋”的特性, 于是, 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人类亲手创造, 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观察思考总结创造出的结果, 虽然不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却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财富。大自然似乎在这里不做任何引导, 人类也并非被先验的“本能”而趋使, 而是由自己本身来创造这一切的。在这里, 自然赋予了人类自食其力的尊严, 肯定了人类创造文明的一切成果, 鼓励人类继续发挥自己的理性创造未来, 同时, 也给了人类团结的合理原因——这是人类禀赋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
而人类全部禀赋得以充分发展所持有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 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在这里需要注重的是自然预期着一种平衡——我们用了人性中的恶去斗争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极大满足, 大自然巧妙地将人性的恶转化为结果的善, 用人类自己的力量为整个群体以及后代造福。自然掌握了一种平衡, 迫使人类去解决问题, 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人类自由共享共处。但同时, 合法秩序的建立也需要一系列的要求和条件——我们需要选出领导人以抑制群体的动物性, 我们要看到领导不可避免具有人固有的缺陷却仍然需要其具有各种品质和能力。对外, 我们需要先有合法的对外关系, 联合可以使我们获得安全和权利, 缔结共同约定是我们的目标;对内, 我们需要一部完美的公民宪法, 使人类摆脱野性的自由, 这种法律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约束。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 在康德的历史观念中, 自然是一个游戏程序的最初设计者, 一部舞台剧的最初规划者。自然, 类似上帝一样的存在, 在人类诞生初期就为人类日后的发展做好了预见工作, 赋予人类理性, 并且予以其能力使之能够充分发挥理性来创造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 人类在遇到困难时需要斗争, 但是自然早就为人类设定好了一个斗争的终结点——秩序的建立, 作为永久的平衡点, 是人类不断奋斗的目标所在。
这就像一场戏, 人类只是不知道剧本和自己身份的演员, 幕后导演——自然, 在用心规划和体察着这部戏。
如果康德的历史叙述在上一段终止, 无疑这是一部悲剧, 充满了命定论的色彩, 人类丧失了探索未知的兴趣, 放弃了努力奋斗的动力, 世界将陷入一片毁灭前的混乱、无序, 或者是死寂。可笑的是, 即便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是自然赋予, 自然要求我们充分应用理性, 我们反抗这样的安排和命运捉弄, 却不可避免的在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思考和怀疑: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在哪里?
命题四说“大自然使我们有一种不合群性, 猜忌、虚荣、贪婪、占有, 却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社会发展。”比如战争, 毫无疑问它能最大程度的破坏社会生产力, 使社会的经济瞬间陷入僵死甚至崩溃,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战争所能推动的进步确实非同一般:拿破仑的铁蹄踏过欧洲和地中海, 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 虽然鼓吹着法国式的文明浩浩荡荡进行着扫略, 但在文化和制度建设的客观效果上, 确实带动了周边国家走向近代化。战争之乱, 破坏的是秩序和文明, 造就的同样也是秩序和文明, 且一般情况下新带来的文明更加高级先进, 促使人类文明迈上一个新高度。在康德的《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一文中, 更是有许多例子来证明人类理性的力量抗争自然时所发挥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人类对自然的第二不满便是生命的短促。” (1) 正是如此, 人们才更加珍惜亲友之间的关系, 重视感情, 虽然身陷困苦角逐的游戏却仍然愿意不懈努力奋斗出自己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生命虽然短暂, 却也避免了因延长而带来的罪行累积与不珍惜。
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在历史过程中, 以及在这一进程的不同阶段上, 秩序产生于冲突, 和平产生于战争, 公益产生于私利。” (2)
因此, 人类理性的创造物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其完全出自人类自己的智慧, 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创造性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和说明, 并非自然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 人类在自然安排的这场戏中也并非完全木偶般的角色扮演, 人类运用理性在做主动性的创造。
通过上面两个主题的论证, 我们知道了在康德的历史哲学体系里, 自然的规律必然性和人类的理性主动性并行不悖, 康德并非在鼓吹命定论, 而是以一种先验的视角审视人类整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这些现象找到解释的出路。自然是先于人类的, 才能赋予人类理性, 并且要求人充分完善地发挥出这些理性, 就像自然赋予我们生命, 并且要求了我们的大致寿命让我们按期归还生命使用权一样, 不至于让人类充满悲观绝望和被命运捉弄的无奈感。
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用了简单的九条命题就说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走向, 层层递进, 逻辑严密, 从自然来源说到未来目标, 其中也具体说明了历史前进的动力和人类需要建立怎样的社会和文明, 似乎无从反驳, 但是, 问题在于其起端和结束:如果康德的命题一不能成立, 其后的八条命题是否就此失去意义?
当然, 这一问题的最直接反驳就是命题一的存在源于康德的先验哲学方法, 很多先验性的言行是无法得到证明和所有人的认可的, 命题一也不例外, 那么, 其逻辑的稳定性是否必须要依靠先验的第一条命题来支撑?这是康德主义者或者其他一切先验哲学家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关于结束, 我们不禁需要拷问历史的目的在哪里?历史虽有规律, 但其可有走向?康德认为人类的努力在于探索所有自然赋予我们的力量, 在自然设定规律的同时, 也要强调“人为自然立法”。那么, “人”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是康德历史哲学的目的所在。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自然赋予人理性并使其充分应用, 还设定了历史发展的大致规律和趋势, 虽然人在其中能够充分发挥理性的作用, 但如果将自然人格化, 会不会产生“人是工具”的悖论?
在我看来, 一旦自然或上帝人格化成立, 那么“人是工具”从某种意义上也能讲得通。除非一味强调自然和上帝的独立性, 不能将其人格化。但在我看来, 康德并没有在这一点上作出明确说明, 在康德的历史学说中, 必然性和偶然性交杂而行, 不能说人类意志的主动性和人类活动的偶然性在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之下, 但同时, 也不能完全肯定这种必然和偶然并行不悖, 很明显二者相伴而生, 时而必然似乎高于偶然, 时而偶然似乎僭越了必然。而康德所主张的“人非工具”也仅指在人类社会之中, 人不能将他人视为工具, 也不能把自己当做他人的工具。人, 因为尊严, 不能是工具而应是目的, 而这种尊严源于人有理性, 可以创造, 但戏剧性的是:理性是自然给的, 创造是自然要求的, 就连“人是目的”似乎也是自然设定的。那么, 人本身到底是工具还是目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 在人类社会之中, 人是目的。但是在更高的层面上, 就会牵扯更多的问题。现在假设, 自然可以人格化, 那么根据上文所推断的, 人就成为了自然实现某种更高目的的手段, 那么, 自然的更高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 自然除了“实现人自身”以外, 是否还有其他目的?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哪里?
下面摘录两则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回答:
“在康德那里, 人又是有理性的存在者, 理性是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最根本的因素;人作为有理性的自然存在物, 是唯一能规定自己的目的, 能对自然作出价值判断的存在, 因而他是自然的最高目的。” (1)
“对于上帝的无限来说, 目的论原则是不必要的…………假如把目的论原则作为‘构成性原则’而应用于知识领域, 就是理性的迷乱。” (2)
或许自然赋予人的理性还不足以支撑人类对此问题给出一个明确而合理的回答,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单纯自然规律的角度看, 人是目的, 追求永久和平以及人的幸福发展是历史的目的, 而这一目的实现的诸多因素和可能预期的结果, 则需要诉诸于康德的道德哲学去寻找终极答案。
注释
1 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营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2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概念，工具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价值理性则体现出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一度批判并没有折损其锋芒，它反而随着社会对物质效率的不懈追求而更加膨胀。
关于营销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并没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定论。随着市场的飞速发展，消费者行为的不断变化，传统营销也在不断吸收多个学科领域的丰富成果来完善自身。在中国，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与行业发展，那些及早领悟了“大市场才能创造大企业，大企业需要靠营销”的创业家们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可以说，所有从西方引进的管理学科，唯有在营销的功能延伸上我们把自己的发明创造施展得淋漓尽致。营销需要竞争，竞争就是以自己之长攻他人之短。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发展历史不一样，规模实力不相同，资源能力不可比。然而，在本土作战，生产成本与人力资源是我们的优势，营销服务是我们的地利，文化背景是我们的天时。只要对近中国营销熟悉的人都不会怀疑，营销是中国市场最富于创造性的一个行业，也是中国市场最容易误闯雷区的一支兵种。很多人善于总结历史，认为中国营销的伟大成就是用了30年走完了西方200多年才走完的路。姑且不说这是不是事实，但这样的自捧至少说明我们在营销领域的确有着惊人的业绩。在一些主张知识无用的企业眼里，什么营销真理不真理，只有按照中国人自己的套路才能打败跨国公司。姑且不说这话对不对，但真正能够打败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则未必会这么想。当我们不断总结中国营销的巨大成就时，还应该反思一下那些形而下的非凡创造对于营销的健康发展已经付出，或者将要付出的昂贵代价，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它追求行为的合目的性，它并不回避功利目的，但它并不以功利为最高目的，而是肯定功利又超越功利。在营销界，我们一方面批判跨国公司把工具理性和研究模型视为圭臬，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却不分良莠，对营销工具的使用无所不用其极。实际上，跨国公司更多地在研究和使用战略工具，中国企业则更多地在发明战术手段。基于价值理性，企业无论大小，只有一种目的，这就是为顾客创造价值。然而，在中国市场，企业被人为地分为多种类型，企业的目的也变得多种多样。在很多强调短期目标的企业看来，营销就是战术，因为只有战术才能在市场中见效最快。对战术的执著往往使这些企业转向对战略的另一种误读，诸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思考方式常常使自己陷入“白马非马”的逻辑。一旦企业把赚钱当成目的，企业的一切便是成本，营销只能背上沉重的枷锁，因为只有营销才能转化成本，获取利润。如此一来，营销的职能往往被扭曲，企业也因丧失正确的目的而变成手段的附庸。
近年来，消费者谈“乳”色变。食品行业的营销竞争已经从产品、价格、服务层面的有形资产竞争上升到品牌、声誉等无形资产的竞争。在互联网时代，竞争更加复杂，企业积累多年的声誉资产，可能因为一次网络曝光而在旦夕之间烟消云散。而工具理性却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竞争也从市场前方转向后方，最出奇制胜的手段就是搞臭对方的名誉，这远比消耗对手的物质资源、抢占对手的市场份额、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等传统竞争更加快速有效。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营销战悄悄拉开帷幕，营销的功能再一次被网络公关的黑手们放大和扭曲。
早在1971 年，菲利普•科特勒等营销学家就提出了“社会营销”的观念，此后营销学者们又不断提出“人道营销”、“社会责任营销”等概念。在全球化浪潮无所不在的今天，企业营销不仅要以顾客价值为前提，还要以利益相关者的意愿为条件，这是营销背后的普世价值，企业必须正确对待。否则，营销在中国将难登科学与艺术的大雅之堂。
(本文为《销售与市场•管理版》12期卷首语)
高职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通 篇3
几年前网易新闻中心曾有这样一则报道,某外语外贸大学文秘专业老师在有关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运用人力资源配置等方法,以抢劫银行为目的,制定“打劫银行”计划。学生们为完成这一极具创新意义的作业煞费苦心,不少方案模拟影视作品相关内容,使用炸药、催泪弹、假车牌和冲锋枪等工具、武器。两周后,该任课教师又组织学生进一步讨论、完善该策划书。该任课教师表示,这个策划书写作作业借鉴了哈佛大学商学院曾用过的教育手法,目的是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实际的人力资源配置技能;并且认为,由于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不会轻易盲从和模仿,因此并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
这种标新立异、甚至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课堂教育,典型地反映了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实践在价值取向上片面强调工具理性,造成人文素质和价值理性教育缺失的功利性倾向。
一、高等职业教育“工具理性”倾向明显,价值理性缺失
1.高职教育目标定位强调培养“高技术人才”,忽视人的全面素质
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春天,各类高职院校抓住机遇,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服务生产第一线,把培养大量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作为办学目标,强调培养并形成学习者的技术应用能力,使之进入社会就业。这种办学指导思想体现在专业设置、课程模式、教学模式等方面,强调职业技能的训练、工学结合的开展、资格证书的获得等看得见的工具和技术,对于高职学生的人格素质、思想情操、审美能力等方面,相对不够重视,甚至避而不谈。
2.高职教育课程内容强调技术的实用性,忽视技术的人文性、社会性
职业技术教育是技术发展的产物,技术也就成为了职业教育的基石。技术的过程是物的要素(工具、材料)、人的要素(知识、能力、素质)和技术本身目的的有机结合的过程。技术有实用性,也存在人文性和社会性特征,这表现在: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客观的技术要起作用,人的自主意识也要起作用,作为背景存在的社会因素、人文文化也起作用;另一方面,运用技术进行生产活动,其结果有实际的物的产生,也必然创造一定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如对人类心理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然而,目前的高职教育在实践上,强调的是技术的实际应用价值,如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利益的更大化。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教学目的,本文开头所述任课教师在讲评运用人力资源配置理论作打劫银行策划书时,提醒学生思考如何有效配置人员、合理安排时间以使打劫行动更安全、更高效。
3.高职教育对能力的认识强调职业岗位操作技能,忽视综合职业素质
高职教育无疑是非常重视能力的,从专业课程的设置到教学模式的选择,从教学运行过程到配套设施保障,都强调要以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为根本出发点。然而,这种“能力”在实际中有被简单化理解的倾向——把单一的岗位操作技能等同于全面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关注确定工种的需要,关注岗位技能的训练,忽视适应较广泛职业群的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高职教育的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行为,使得部分在专业不对口岗位就业的毕业生,很长时间内不能胜任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面对职业发展时后劲不足。
以上种种造成高职教育实践中技能、技术与人文素质的分离,技能教育被日益强化,人文素质与价值理性教育逐渐衰弱,并日益边缘化。尤其在科技至上、物质至上的社会潮流下,高职教育实践过程中工具理性得到广泛接受,淹没了对培养全面的人的呼吁。
二、高职教育发展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通
“教育世界是形成自为人的意义世界,教育实践的本原、根据、最高追求和全部意义、全程价值、终极关怀是人,是学生,是通过教学不懈追寻、发现人的意义和提升人的价值。‘成人是教育的最高价值,育人是教育安身立命之本。”[1]爱因斯坦曾说过,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专家。因此,仅仅用专业知识、技能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我国著名学者徐葆耕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论:就两个极端而言,孤立的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可能会造就两种畸形人,不懂技术奢谈人文的“边缘人”和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欠缺工具理性和技术的人,根本无法参与到现实的发展中来,只能是怀着空中楼阁式的“崇高”“乌托邦”理想,却难以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即使是面对机遇,也只能是“有遇不才”。但只有科学知识,而精神世界苍白、贫乏的人,同样是可悲的。他们的大脑被所有的公式和定理格式化了,只能使自己没有精神价值和人性;在缺少正确价值观指导的情况下,甚至导致对技术的极端运用,造成社会危害。几年前清华大学学生为了证实“熊的嗅觉敏感,分辨东西能力强”这句话的正确性,将硫酸泼向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此番“运用人力资源配置理论作打劫银行策划书”同样有这样的倾向。单纯追求价值理性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自己变为一无是处的“废品”;而单纯追求工具理性的人,则是社会的“危险品”。理性的任何一方面的单极发展都会导致非理性,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的实现,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担负着传递、创新文化以及提高学生精神境界的双重任务,“大学教育除了要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外,还要培养学生有清楚的头脑、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能理解、判断。”[2]高职教育所培养的人应当是具有健全人格体系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承载知识、存储技术的容器;应当是既掌握了较扎实的职业技能,又具有完美的精神品质的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通以及升华,是现代高职教育应当具有的重要灵魂。
三、重视高职教育中的价值理性追求
1.对技术的理性认识,改变高职教育工具理性倾向
不否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赞同职业教育对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意义。但关注技术教育的工具性并不意味着高职教育可以以忽视人文素质和价值理性为代价,而应该高度重视高职教育中的价值理性追求。
技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新技术正迅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对世界的认识,推动着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与经济某些层面的片面膨胀,出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巨大断裂,片面强调与追求技术作为工具的最佳手段和途径的意义,导致了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与人格畸变、异化。因此,应该对技术进行理性认识——技术不该只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利益不该是技术的唯一取向,技术的人性化和人文价值应成为更重要的追求。
人文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不矛盾,因为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人才培养与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同,关键在知识和技能的结合上,也就是知识技能型人才。以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为宗旨的高职教育不仅仅是培养有一技之长的职业人,还要塑造完美的社会人。高职教育如果只让学生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没有成功地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学生的专业学的再好,这种教育也是失败的;如果不以人品优先,就会培养出善恶不分,不管是非的技术动物。以技术教育为特质的高职教育迫切需要抛弃那种在教育价值取向上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的功利性倾向,把人文素质教育提到应有的高度,彰显教育过程中的人文价值,追求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融相通。例如我们的高职教师为什么不布置学生思考如何运用人力资源理论高效地抗震救灾?
2.对全面职业能力的正确认识,改变高职教育短视倾向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知识和教育的功能的理解局限于短期的“有用性”上,而这种“有用性”的内涵又是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的“有用性”就是实际的操作技能、知识、经验,再加上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中规定的考试要点。这种非常实用主义乃至急功近利态度,忽视学生全面和谐发展,其结果往往是造就一批卓别林时代的生产流水线上的简单劳动者。这绝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现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职业岗位操作能力,而是从业素质的全面提升,包括职业技能、心理素质、职业道德、创业能力等等。高职教育应把握能力本位和全面职业素质培养的协调,由关注岗位技能训练向综合职业能力培养转变——不仅仅为了学习者就业,还要让学习者适应社会变化和未来发展,让学习者成为会学习、有能力、有自信的人。
我国著名学者杨叔子曾说教育是“育人”非“制器”;那么高职教育更应该改变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割相离的“制器”状态,追求两者相通相融的“育人”状态。
参考文献:
[1]郝文武.教育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78.
[2]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64.
[3]李光.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计研究——理论与实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国家审计目标与价值理性 篇4
由于受到近现代强烈的工具理性思潮的影响, 现行国家审计目标理论存在着极强的工具理性意识, 而将价值理性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这一现象将严重影响国家审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本文认为, 为了使国家审计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并在长期内获得良好的发展, 国家审计目标应注重价值理性, 以使得国家审计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以促进政府更好地完成社会受托责任。
一、国家审计目标理论与实务
一般认为, 国家审计目标,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 国家审计实践欲达到的理想境地与预期效果, 它包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不同的层次。
对国家审计总目标而言, 根据宋夏云 (2007) 对英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家的国家审计机关国家审计总目标的描述, 2003～2005年间, 国外的国家审计机构通常将国家审计总体目标集中于受托经济责任, 如英国国家审计署即认为其审计目标在于向议会报告有关政府部门使用公共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1]。在这一总目标统御下, 各国的具体审计目标也深深地打上了经济的烙印, 这一点在表1所列的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和各国国家审计机关的观点中有明显的反映。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通法系国家里, 一般会强调“公允”, 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不会。
根据宋夏云 (2007) 的调查研究, 国内学者针对总体目标主要有三种观点, 即受托责任观、受托经济责任观和权力制衡观, 而尤以前两种观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就具体目标而言, 国内19位审计专家, 只有6位认为国家审计具体目标应包括“公平”或“公允”, 只有5位认为应包括“环保”或“环境生态”, 总体而言, 认为应包括“公平”、“公允”、“环保”或“环境生态”的专家一共只有8位[1]。由此可见, 在我国审计目标体系中, 经济因素所占的统治地位。近年来, 伴随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国内理论与实务工作者对审计目标的研究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傅明、邹晶 (2009) 认为, 面对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需求, 国家审计目标应该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发展, 将安全性纳入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2]。刘家义 (2010) 认为, 国家审计的目标维护经济安全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3]。王会金、王素梅 (2010) 认为,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监督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按照法定职责将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协调及可持续发展作为审计工作的主要目标, 将推进民主法治、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根本目标[4]。
事实上, 受托责任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 它包括了受托经济责任, 但绝不仅仅是受托经济责任。现行文献中将二者混为一谈, 其实是典型的工具理性意识表现。
从国家审计自身的发展来看, 由于普通法系国家在经济目标之外, 还强调“公允”, 因此其国家审计业务能不断地推陈出新, 从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譬如绩效审计的发展。以英国为例, 英国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ssion) 所定义的绩效审计范围即已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3E”, 发展到了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的“4E”演变。而近年来英国又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一道提出了包含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环境和公平的“5E”概念。这一现象说明, 如果能破除对工具理性的过于强调, 将能有效地促进国家审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因此, 国家审计目标中的价值理性问题, 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当然, 在国家审计目标理论与实务领域存在的强烈工具理性意识, 本身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 是现代工具理性崇拜在国家审计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强调国家审计目标中的价值理性, 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基本认识。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首先明确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根据韦伯的描述, 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而价值理性则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因此, 工具理性是指人们为达到一定目的对各种可能行动及其将产生的后果进行理性选择, 并采取对实现目标最有效 (成本最小、收益最大) 的行动;而价值理性则指人们对特定行为的选择并不以某一特定目的为依归, 而是赋予特定行为以“固有价值”, 即“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内涵的价值判断。
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而言, 纵观世界历史, 可以这样讲, 正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共同作用, 推动了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例如, 正是对过强的价值理性的突破, 确立了工具理性的地位, 才使得现代性成为可能,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工具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将其绝对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是对立统一的平衡总体, 而不能有所偏废。任何极端化的行为, 都将导致种种弊端。例如, 欧洲中世纪对价值理性的绝对化, 就阻碍了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西方现代性则导致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从而形成工具理性崇拜, 则使得价值理性相对黯淡, 因而打破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 进而使得人对象化、客体化, 使得人失去了主体地位, 不再是目的而沦落为手段, 从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与自身关系恶化等一系列恶果。
从上述论述可知, 作为理性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均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否则将会在无意识中造成深远的影响, 其所形成的不良后果将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予以弥补。从当代社会现实来看, 为了矫正工具理性崇拜的影响, 价值理性无疑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三、在国家审计目标中强化价值理性
从国内外现状来看, 国家审计目标理论与实务领域存在相当强的工具理性意识, 而价值理性却并没得到足够的重视, 由此导致了对国家审计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中经济因素的强调, 从而将公共受托责任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混为一谈, 因而无意识中给国家审计发展设置了障碍, 而对“公允”等价值判断给予了一定重视的英国、加拿大等国, 其国家审计发展相对较为先进。
就国家审计而言, 作为“免疫系统”, 如果其目标定位过于偏重工具理性, 至少将导致如下不良后果: (1) 审计观念与理论的发展动力不足, 难以脱离预测和控制外部对象的基本旨趣, 也难以脱离追求最佳方案、最佳手段和最佳效率的有效性思维; (2) 过于关注经济, 从而客观上丧失其本应具有的批判性, 进而难以真正实现“免疫系统”功能; (3) 审计形式与手段创新不足, 易于局限在技术———经济体系之内, 客观上将国家和人民的需求简单等同于物质需求, 难以适应实践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 (4) 长期来看, 不利于国家审计体系建设, 既不利于培育审计环境, 也不利于培养审计理论与实务工作者, 从而阻碍审计机关与审计业务的长期良性发展。
从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论述以及二者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来看, 正是两种不同理性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但由于当代对工具理性的崇拜, 导致了现代性危机的产生, 要解决这一危机就必须对价值理性投注足够的关注。在国家审计目标中也是如此———要矫正工具理性崇拜的影响, 就应给予价值理性更多的重视。
(一) 在观念上强化价值理性
可以这样讲, 在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缺乏价值理性,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观念中还没有对工具理性崇拜有足够的认识,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价值理性的漠视。因此, 要在国家审计目标中强化价值理性, 就必须首先在思想意识中强化价值理性, 使价值理性在观念中扎根立足。
在观念上强化价值理性, 要求我们必须强化精神文明建设, 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 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唯有如此, 才能在观念中破除工具理性崇拜, 使得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和谐相处。
(二) 在现阶段的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贯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
在国家审计目标中强化价值理性, 要求在现阶段的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贯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深入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 是党和政府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战略规划。政治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价值选择, 党和政府的战略规划体现的正是我国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倡导与坚持的主流价值判断, 这一价值判断既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我国现阶段面对的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因此, 在现阶段的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 必须贯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
(三) 落实国家审计目标体系, 积极灵活地开展国家审计工作
在国家审计目标中强化价值理性, 要求将审计目标中贯彻的价值判断落到实处, 切实加强有关审计工作, 而不能自囿于国外审计实务, 应积极灵活地开展我国的国家审计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国原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受到一定冲击, 而新的核心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 在此期间因为贫富差距扩大, 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 部分社会矛盾激化, 同时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趋于激化, 因此在我国的国家审计目标中应强化“公平”、“环保”与“和谐”等因素, 并在具体的审计工作安排中切实加强相关审计项目的投入。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国家审计目标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统一, 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贡献国家审计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宋夏云.国家审计目标的理论分析及调查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7 (, 6) .
[2]傅明, 邹晶.国家审计目标的新发展——安全性目标[J].审计月刊, 2009 (, 9) .
[3]刘家义.积极探索创新努力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J].审计研究, 2010 (, 1) .
[4]王会金, 王素梅.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建设: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0 (, 3) .
[5]戚振东, 吴清华.政府绩效审计:国际演进及启示[J].会计研究, 2008 (, 2) .
[6]周亚荣.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理论研究与实践现状[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8 (, 2) .
[7]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以浅谈理性为题目的议论文 篇5
在《中论治学》中关于理性又如下问曰：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业。理性归于学，是情的一种一种升华，而达到一种怡的标准，何为怡，乃和也，与天和、与人合、与道合，简言之就是一种察人阅世的境界。
就如一块石头，竖在不该竖的地方，可人又很奇怪，即怪它阻碍了自己的行程，又不愿去改变它，摇摇头走了;或许有人会把它当成是尽头，盖建草庐，混沌残生;但也有人对它进行观察，精雕细刻，让它成为一种现实而存在，升华为艺术，在自然中，在社会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从而达到了与天合、与人合、与道合的境界，这就是一种理性的抉择。
很多人纠结于理性，认为它就是一种与生活脱节的处世哲学，比拟于做文，常以生涩字饰之，行文处怪骨嶙峋，观之，惘然不知何为?一位这就是理性，把石头当成是尽头，在草庐中观日，不与天合、也不与人合，更不与道合，在理性的误区中渐行渐远......
就如一杯水，寻常看来，渴了你痛饮，不渴你挥霍，这本没有错，但对于理性者而言，却懂得留有余地，常思沙漠缺水的惊恐，备而处之，既不浪费，又行之有效，或许你不去沙漠，也可赠与饥渴者，何乐而不为。但我们并不去想，当有人做时，还在嘲笑，认为其阿Q，当你真正渴时，却眼中无水，想想谁更阿Q?
呜呼，理性!
进来降过几场不大不小的雨，却大都在晚上，让人不可防备，免不了淋雨，对于久不逢雨的人群是不会去咒骂的，或许会停下来来赏雨;或许会匆匆赶路，发一声感慨：呵，下雨了;但也有人不疾不徐，用心去感悟周遭的变化，问春聆听，与道合、与天合、与人合，个中感悟，或述之以文，或行诸于世，左手起式，右手转合，太极人生，怡情理性是也!
世人多纠结于理性，却不知就是一种与万物的和谐。很多人围，理性就是克制自己的性情的枷锁，把自己最纯情的感觉加上听起来大义凛然的借口就是理性，其实这是做作。真正的理性是观其文，察其行，在不知不觉中被其引导，在合中达到真正的和谐。对于文章而言，就是寻找共鸣，任何体裁皆可，只要合的自然。
行走在大街上，面对熙攘的.人群，就有人真想分开来做个仔细的辨别，最简单的区分就是男人和女人;复杂点，加上老人和小孩;更复杂点，区分男女老人和男女小孩，这些都是很容易区分的，就是职业，也可稍加揣摩就可辨个大概，唯人心最不好区分，固有人心隔肚皮，见外不见里之说，对于理性者而言，又何必去区分人心，为何不去精心?人本都一样，就因为世故才变得扑朔迷离，有好事者就如前者般寻根究底，到最后终不知先前之所为，还要说一些故弄高深的话，以理性者自居，为一副枷锁而累害，值得么?所以我说还不如去精心，用合的哲学去谱洒真正的和谐，用一份道义去感化周遭的人，达到：天合、人合、道合。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6
关键词：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职业教育
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即思维认识能力，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但是，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却没有同步发展，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现象。具体来说，就是长期以来工具理性得到极大的关注甚至崇拜，而价值理性却日渐式微，甚至沦落到可有可无的地步。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扭转这种局面，使得职业教育能够健康发展。
一、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及其相互关系
人类是有理性的，马克斯·韦伯根据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将理性分为两类，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也叫技术理性，它是西方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形成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理念，是在工业文明社会中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其含义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物的最大价值的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表现着人的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相互分割，轻人文、趋于功利化等倾向。简言之，工具理性关心的是手段的适用性与有效性，是人为实现某种目标而运用手段的价值取向观念，它强调效率，讲求效益，只重视目的而不管目的是否正当，是否合乎理性。
价值理性最初是由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人们的行为时提出的与工具理性并行的概念。价值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价值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对价值及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它在实质上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呵护、憧憬、建构与追求的自觉意识，价值理性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价值智慧、价值良知。这种智慧、良知、精神力量所诉求的是人自身的价值，是人存在的意义，是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人的意识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统一的。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导向，价值理性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不可偏颇。单纯的工具理性所追求的是一种极端功利化的实用价值。在此驱使下，人们的活动有时不但不会给人带来好的结果，还可能威胁甚至伤害到人自身的存在。同时，工具理性对于价值理性，也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在人类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脱离了一定感觉经验和一定历史阶段的抽象价值，没有工具理性作为支撑的平台，价值理性根本就无法形成。如果我们只是从“良好愿望”出发．只是从一切价值假设出发，而不去考虑现实的历史和环境，就会陷入乌托邦式的空想之中，甚至导致在现实中的处处碰壁，给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危害和挫折。同样，如果我们完全不去考虑价值判断，放任工具理性的非法膨胀，就有可能导致人性的破碎以至完全丧失，甚至导致主体的毁灭。
二、我国职业教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
长期以来，受功利化社会思潮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在对办学的理性认识上，表现出工具理性倾向明显，而价值理性却日渐缺失。
第一，受“惟效率”的价值观影响，把职业教育看成是模式化“学习产品”的社会化大生产，对“产品”进行等级分类，目标大多窄化为学生的学业成绩。只重视学习结束后的成绩，而忽视成绩后面人的动机取向和努力程度。学校课堂应是青年学子“精神成人”和“灵魂发育”的摇篮，它的最高目的应该在于完善个性，施行成人之教，陶冶学生的品性，在这方面职业教育也不例外。然而当前社会各界关注最多的是学生毕业后如何适应社会，满足社会需要。学校的社会价值得到张扬，而学生的个性、兴趣、情操却被压抑。相应地，教学也服务于学生谋生或提升学历的需要，传授讲解侧重于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方法。
功利化教学目的的至高地位必然是漠视教学的育人作用，忽略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心与心交流和思想碰撞。学生个性的形成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价值的塑造和人生意义的渗透显得力不从心。教师反复强调要以科学、理性、中立的标准看待问题，教学内容也讲究体系化、逻辑化、序列化和结构化，通过抽象知识的系统训练以提高学生理性的计算、分析、加工信息的能力，学生对情感的诉求被当作是非理性的体验加以排斥。
第二，职业教育目标定位强调培养“高技术人才”，忽视人的全面素质。面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增加，各类职业院校抓住机遇，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服务生产第一线，把培养大量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作为办学目标，强调培养并形成学习者的技术应用能力，使之进入社会就业。这种办学指导思想体现在专业设置、课程模式、教学模式等方面，强调职业技能的训练、工学结合的开展、资格证书的获得等看得见的工具和技术，对于高职学生的人格素质、思想情操、审美能力等方面，相对不够重视，甚至避而不谈。
第三，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强调技术的实用性．忽视技术的人文性、社会性。职业技术教育是技术发展的产物，技术也就成为了职业教育的基石。技术的过程是物的要素（工具、材料）、人的要素（知识、能力、素质）和技术本身目的的有机结合的过程。技术有实用性，也存在人文性和社会性特征，这表现在：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客观的技术要起作用，人的自主意识也要起作用，作为背景存在的社会因素、人文文化也起作用；另一方面，运用技术进行生产活动，其结果有实际的物的产生，也必然创造一定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如对人类心理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然而，目前的职业教育在实践上，强调的是技术的实际应用价值，如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利益的更大化。
三、职业教育应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融
“教育世界是形成自为人的意义世界，教育实践的本原、根据、最高追求和全部意义、全程价值、终极关怀是人，是学生，是通过教学不懈追寻、发现人的意义和提升人的价值。‘成人’是教育的最高价值，育人是教育安身立命之本。”爱因斯坦曾说过，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专家。因此，仅仅用专业知识、技能育人是不够的。“大学教育除了要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外，还要培养学生有清楚的头脑、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能理解、判断。” 这些教育理念同样适合我国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应当是具有健全人格体系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承载知识、存储技术的容器；应当是既掌握了较扎实的职业技能，又具有完美的精神品质的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融以及升华，是现代职业教育应当具有的重要灵魂。针对目前现状，必须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中的价值理性追求。
首先，要加强人文素养教育，改变职业教育偏重工具理性的倾向。应该对技术进行理性认识——技术不该只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利益不该是技术的唯一取向，技术的人性化和人文价值应成为更重要的追求。其实，人文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不矛盾，关键在知识和技能的结合上，也就是知识技能型人才。以应用型技术人才为宗旨的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培养有一技之长的职业人，还要塑造合格的社会人。职业教育如果只让学生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没有成功地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学生的专业学得再好，这种教育也是失败的；如果不以人品优先，就会培养出善恶不分，不管是非的技术动物。以技术教育为特质的职业教育迫切需要抛弃那种在教育价值取向上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的功利性倾向，把人文素质教育提到应有的高度，彰显教育过程中的人文价值，追求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融相通。
其次，要对职业能力的有全面、正确的认识，改变职业教育短视倾向。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知识和教育的功能的理解局限于短期的“有用性”上．而这种“有用性”的内涵又是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的“有用性”就是实际的操作技能、知识、经验，再加上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中规定的考试要点。这种非常实用主义乃至急功近利的态度，忽视学生全面和谐发展，其结果往往是造就一批生产流水线上的简单劳动者。
现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职业岗位操作能力，而是从业素质的全面提升，包括职业技能、心理素质、职业道德、创业能力等等。高职教育应把握能力本位和全面职业素质培养的协调，由关注岗位技能训练向综合职业能力培养转变——不仅仅为了学习者就业，还要让学习者适应社会变化和未来发展，让学习者成为会学习、有能力、有自信的人。我国著名学者杨叔子曾说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那么，职业教育更应该改变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割相离的“制器”状态，追求两者相通相融的“育人”状态。
参考文献：
[1]苗春凤.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12)
[2]李光.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计研究——理论与实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诉讼调解实践与价值的理性定位 篇7
随着《三五改革纲要》的出台, 我国法院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 纵观当今整体改革动向, 再审视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历程, 许多学者都认为我国司法改革的进路发生了转向, 人民司法传统得以回归。①随着对诉讼调解认识误区的解除, ②当前司法政策发生转变, 调解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诉讼制度, 再次得到重视并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调解制度的复兴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实践中对调解的质疑与赞同始终相互伴随, 争论屡见报端.笔者认为新时期强调和重视民事调解是正确的。从笔者有限的阅读资源来看, 理论界的多数质疑并非是对调解的价值功能的否定, 而是担心由于各地法院对调解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同, 导致对调解的创新和改革步调不一致。若过分的强调调解会使其偏离正确的理性定位, 造成实践的混乱。因此给调解以理性定位, 不仅是司法实践排除阻力的要求, 也是正确发挥调解功能的需要。
二、定位的必要性
(一) 理论层面:在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上寻求社会广泛认同的深层需要
尽管各种统计结果和理论论证似乎都能证明, 当前的调解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调解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获得了有力的支撑。但是一项制度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其简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获得和保有, 更在于能否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法治社会, 民事诉讼制度的广泛推行和适用不是靠具有强制性的司法政策, 而是靠司法工作者、学者以及社会大众的接受和认可。在调解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的意识到, 由于调解本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缺陷, 加之许多地方对调解的功利性追求以及对调解的大胆创新突破, 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招致许多反对的声音, 甚至在实践中也引发了很多法官的抵触情绪。因此要想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必须给调解以正确定位。
(二) 实践层面:规范实践指导以及修正错误倾向的必然要求
调解具有随意性和任意性, 法院和法官很容易摆脱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约束, 加之当前民事调解没有具体规范的流程, 很容易产生司法不公。在和谐司法的目标下, 最高院对各地的调解创新采取鼓励或者默许的态度, 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调解的片面功利主义追求;2、将调解领域无限扩张;3、突破现有法律框架下的自我创新。
三、定位的基本思路
(一) 定位的前提:调解固有缺陷的理性看待
正如审判不是万能的一样, 调解也不是万能的, 在调解如此受重视的今天, 我们在看到调解良好的价值功能的同时必须理性看待调解的固有缺陷和弊端, 破除调解万能的迷信。
1.法官职业化的价值背离
法官以其渊博的法律知识, 严谨的法律思维, 高尚的职业情操, 被视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和社会良知的象征, 其代表国家法律行使裁判权的权威不可撼动。法官的职业化要求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 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地位和职业保障。而调解则要求法官放下法槌, 脱下法袍, 深入社区、工厂, 甚至走进田间地头。作为居间调停者, 对严谨的法律思维、严格的法定程序的放弃, 转而采用八面玲珑的“协调之术”, 这与法官的职业化是相背离的。
2.法律实现的折扣
保证法律得到严格、统一的适用是任何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法治的标尺。③换句话说, 一国的法治状况是以“法律应然状态与实然的接近”来评价的。大多数情况下, 调解的达成是以当事人妥协让步为前提、以牺牲部分法律保护的权利为代价的, 这本身就意味着法律实现的折扣。另外, 调解软化了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使得违法和审判权滥用变得更加隐蔽, 容易滋生一些人情案、关系案、地方保护甚至司法腐败现象。
3.司法程序的失范
调解程序的启动具有随意性和无序性, 许多法官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和稀泥”式的调解, 扩张至立案、送达甚至执行各阶段没有时间和次数的随意启动, 当事人不明真相下法官背靠背的调解方式, 以及一些恶意、违法调解等现象无疑造成了司法程序的失范, 影响了司法权威和法院形象。
4.司法成本增加
诉讼成本包括司法成本和当事人成本两部分, ④调解可以节约当事人成本, 但可能会增加司法成本。对法院来讲, 本来可以通过一次开庭审理就能审结的案件, 可能要通过几次、十几次调解, 甚至某些报道中有的法官上百次的到当事人家中调解。在当前案多人少矛盾冲突严重, 法院基本已不堪重负的现实背景下, 刻意的追求高调解率势必会加大司法成本。
(二) 定位依据:几个基础性问题的考量
考量一:经济理性与实质正义。
法学家习惯把人看成法律人, 诉讼是实现法律权利的活动, 作为参加诉讼的法律人来说, 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始终是第一位的, 有时为了追求诉讼结果所代表的正义, 可以不惜高额的诉讼成本。经济学家习惯把人看成理性人, 把诉讼看成一种经济活动, 作为参加诉讼的理性人来说, 经济考量始终是第一位的, 如果诉讼的边际成本超过了诉争的利益, 其自然会考虑放弃或让步。笔者认为, 每个人既应当成为法律人也应当成为理性人, 既要追求公平正义也要兼顾成本和效率。从这个角度看, 在调解过程中, 经济理性与实质正义都要兼顾, 以达到平衡和协调, 如果实质正义萎缩到极低的程度或完全消失, 经济理性的先进性也就不存在了, 反之经济理性也不能排除实质正义的重要性与正当地位, 不能拒绝实质正义的制约和需要。因此民事调解的定位, 要实现经济理性与实质正义的均衡。
考量二:法律规则与社情民意。
法律规则与社情民意的冲突问题, 可以上升到法治与礼治的冲突问题。法律规则具有普遍适用性, 它以国家的外在强制力为保障, 它的本性决定了规则必须得到尊重。社情民意是很长历史的道德和习惯的沉淀, 它根植于老百姓心中, 已经成为一种自发的服从的成规, 它无需任何强制力就能得到遵守。在大多数情况下, 法律规则和社情民意能保持一致性, 但也有相冲突的地方, 尤其是在偏远或者农村地区, 法律规则与乡土秩序的冲突经常可见, 如果强行推行法律规则, 法治秩序尚未建立, 乡土秩序即已损坏, 法律效果尚未取得, 社会效果已损失殆尽。因此, 调解要结合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效益来考虑, 在现实和法律之间寻找一个切入点, 既要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 又要在个案中做到社情民意的均衡。因此, 民事调解的定位, 要实现法律规则与社情民意的兼顾。
考量三: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
由于两种评价的目的以及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不同, 势必会产生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法院的职能是裁判纠纷, 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能完全脱离政治职能, 纯粹承担裁判者的角色, 它必须同时承担保护公共利益、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职能。法官的天职在于忠于法律, 但没有哪一个法官能够完全排除社会评价而单独进行法律评价, 他必须在尊重社会评价的前提下进行法律评价。完全排斥社会评价的法律评价结果是没有公信力的, 不仅可能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和理解, 反而可能产生对抗, 难以达到结案了事、息事宁人的社会效果。调解实践中, 必须协调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冲突,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增强司法的人民满意度和社会认同度。因此, 民事调解的定位, 要实现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统一。
(三) 定位的核心:调解的功能、与审判以及其它非诉调解机制的关系定位
1.调解的功能性定位
调解有两个主要功能, 分别是解决纠纷功能和维护社会稳定功能, 前者为司法功能后者为政治功能, 其中解决纠纷功能是其最根本、最直接的功能, 维护社会稳定功能是附属或间接功能, 只能通过解纷功能的实现而实现。只有首先解决纠纷才能实现维稳功能。如果政治功能被过分被强调, 而其解纷功能则会相对弱化, 其直接结果是, 追求稳定的政治效果压制了具体纠纷的解决的效果, 从而最终偏离民事调解的司法本质, 导致调解制度的全面蜕变。因此, 调解要始终坚持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定位, 通过解决纠纷功能实现间接促进其政治功能的实现, 从而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2.与判决的关系定位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 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定位长期以来都是人们所争论的话题。单从案件总量方面来讲, 调解和判决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是单纯的数量优势或者比例优势都不能成为两者地位的证明, 无论调解的比例有多高都不代表调解的胜利抑或审判的没落, 无论调解的比例有多高, 判决在审判中的地位都无法撼动。判决和调解之间有一种长期的制度互补又相互竞争的关系, ⑤调解解决当前矛盾, 而判决更多着眼于秩序的建立, 起着规范引导人们的社会行为。目前强调能动司法和大调解的形势下, 也仍然要注意保持判决和调解的平衡, 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压倒了或掩盖了另一种倾向。⑥
3.与其它非诉调解机制的关系定位
在和谐社会和和谐司法的期待下, 大调解格局得以建立。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以及行业组织调制解等不仅得到重视, 并且各种非诉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得到加强。但是无论它们的功能多么接近, 它们毕竟存在本质区别, 诉讼调解是法院的审判工作, 受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约束。两者的功能近似性不能掩盖其本质区别, 因此加强衔接和联系, 实现功能互补是必要的, 但要保持独立性, 不能混同。
四、定位的指导意义:实现诉讼调解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笔者不赞同那种盲目的“厚法治而薄调解”的观念, 但正视调解的弊端, 给调解以理性定位, 逐步探索出与法治现代化相适宜的民事诉讼调解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才是最重要的。调解的本质在于当事人对权利的处分, 基础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诉讼调解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必须实现其本质回归, 突出当事人的处分权, 谈化法官职权色彩, 加强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约束, 实现当事人对调解的“高度程序控制”为目标。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建立独立调解程序, 实现调、审分离。其次要逐步完善诉讼和解, 弱化诉讼调解;再次要逐步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规范诉讼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参考文献
[1]闫庆霞, 法院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2]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4]张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化:中国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 1985.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8
1953年,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提出要在全国高校建立一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的“政治辅导员”, 以保证党对高校的绝对领导, 清华大学也是全国第一个设置辅导员的高校。清华大学最早的辅导员一般由品学兼优、有一定组织能力的高年级学生担任, 要求他们能够参与校园管理, 有较高的工作热情, 既能够带领学生学习政治, 又能够管理学生事务, 所以早期的辅导员是“又红又专”的人才[1]。
始于清华大学的辅导员制度, 既满足了高校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 又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因而在全国高校中得以推广。简而言之, 高校学生辅导员 (以下简称辅导员) 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 他们不仅要成为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 而且要成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 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2]。
新时期辅导员工作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 学生工作面临着新局面: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 逐渐增多的学生心理问题, 日益严峻的安全稳定工作形势, 使得辅导员的工作变得紧迫而繁重。归结下来, 新时期辅导员工作面临着内外两方面的困境。
1.外部困境:工作环境亟待优化
新时期, 辅导员在教育培养学生、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党中央高度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要采取有力措施, 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 着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 使他们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3]。但实际情况是, 在绝大多数高校, 辅导员处于教师队伍体系中较低甚至最低的位置, 这与他们的重要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职称评审、岗位评定等方面与专业教师、行政管理人员相比, 劣势明显。工作环境已成为阻碍辅导员健康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问题。
2.内部困境:综合素质亟待提高
当代高等教育对象即大学生和过去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突出表现为具有多元化思想和行为方式。大部分大学生持有主流价值观, 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 能够认真学习所学专业的知识, 并且具有良好的修养和生活习惯。但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学生受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影响, 思想方面表现为艰苦奋斗精神淡化、拜金主义盛行、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失、集体主义荣誉感淡化等, 行为方面表现为叛逆、特立独行、一味地追求个性, 由此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
与之对应的是辅导员这一一线学生工作群体, 其工作职能和角色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面对问题时大多仍旧采用思想教育、说教的方式, 效果不甚理想。这充分暴露出辅导员不能适应新形势、自身素质和知识结构单一的弊病, 如不及时解决, 将直接影响到工作的实效和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突破辅导员工作困境的有效途径
以上困境为我们解决辅导员工作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订措施时, 我们既要保证措施具有可操作性, 能解决辅导员关注的敏感和现实问题, 又要在更高层面上提高他们的工作地位、优化工作环境, 达到“治标又治本”的目的。近年来, 诸多学者关注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1.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从价值取向上, 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争论。二者的概念最早由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在考察人的行为时提出[4]。工具理性也可称作科技理性、功效理性、效率理性, 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的有用性, 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 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 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谓价值理性, 是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 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荣誉等。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5]。
2.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基础, 并为工具理性的实施提供精神动力;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支撑, 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方法。简而言之, 价值理性决定主体“做什么”, 而“如何做”则要靠工具理性[6]。这一关系告诉我们,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二者的有机结合。滥用工具理性势必造成价值观的扭曲, 尤其对于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来说意味着丧失了人文关怀, 违背了教育的初衷;一味强调价值理性, 无法解决辅导员关心的实际问题, 价值理性无法真正实现。
3.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是, 在工具理性的强势影响下, 绝大部分高校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取向, 为此, 我们迫切需要价值理性的回归, 同时改良一些不合理的工具理性的手段, 从而达到两种理性的和谐统一。具体措施如表1所示。
(1) 明确定位, 构建辅导员队伍的共同愿景
国家对辅导员的定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 这一界定很好地诠释了这一队伍的重要性。可事实情况是几乎所有高校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 一味重视教学和科研, 把思想政治工作当成了副业, 导致出现辅导员“说起来重要, 用起来很重要, 没事的时候不重要”的尴尬局面。而且在高校安全稳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 确保学生不出事成了辅导员最大的功绩[7]。针对这一现象, 采用价值理性的方法显得尤为迫切。高校要把学生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重视对辅导员的选拔和培养, 使得辅导员从内心深处接受并且热爱这项工作。同时要努力构建辅导员队伍的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是一个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目标和景象, 可以将不同的组织活动融合起来。辅导员这项工作共性远大于个性, 这为构建共同愿景提供了基础。高校要积极为辅导员提供多种沟通平台, 可建立辅导员自己的网络论坛、聊天群, 并利用开会时间让辅导员畅所欲言, 目的在于让他们提出自己的个人愿景, 通过对不同的个人愿景的融合和汇聚, 最后构成共同愿景;同时, 深入发掘校园文化、分析学校发展长远目标, 将共同愿景和学校整体发展结合在一起, 让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经验的专家和学者反复酝酿、不断提炼, 最终提出共同愿景的文字表述[8]。
(2) 为辅导员搭建职业生涯发展平台
高校应努力搭建辅导员职业发展平台。辅导员普遍关心职称评审、岗位竞聘等关乎个人发展的问题, 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很多高校政策模糊, 客观上导致了辅导员不受重视, 职业发展通道被堵死的现象。职称评审方面, 国内已有高校尝试职称单列, 由低到高分别设置和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或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相对应的职称序列;岗位竞聘方面, 因辅导员有着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双重身份, 所以他们在岗位匹配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学校应给予政策的适度倾斜。以上措施可以从根本上打通辅导员职业发展的通道, 推进辅导员职业化建设, 且可操作性很强。
(3) 优化知识结构, 全面提高个人素质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辅导员尤其是新上岗的辅导员应该树立积极上进的能动意识, 主动把握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提高的机会, 不断充实自己, 在业余时间自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知识, 用理论武装自己并用于指导日常工作;学历层次不高的辅导员要主动进行培训进修。2007年教育部公布了首批21个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2008年, 辅导员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工作全面展开, 这对辅导员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9]。依托21个基地, 辅导员可以选择在职或脱产进行业务进修;同时开展专业化研究, 积极参加省级和国家级的思政年会和学术研讨会, 就学生教育管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议题进行讨论;及时归纳总结日常工作经验, 尝试申报思想政治方向的纵向科研项目, 使工作逐步理论化、系统化。
(4) 转变工作方式, 积极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辅导员要努力构建适应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知识结构, 用实践的方法逐步取代说教式的教育方式。如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党员创先争优等活动中举办主题鲜明、风格高雅的文艺活动和知识竞赛, 一方面能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 另一方面也可加强他们在具体工作中的实践和磨炼;同时, 以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大型涉外活动为契机举办各种主题教育活动, 如大学生普遍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1年西安世园会等认可度和参与度较高, 举办以此相关的主题活动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鼓励学生多参加志愿者活动, 利用自身工作的便利, 为学生联系并建立长期的志愿服务对口单位, 让学生在为他人服务和互相帮助的过程中体会到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价值观。
摘要：1953年, 清华大学提出在全国高校设置“思想政治辅导员”, 取得了良好效果, 这一举措得以全面推广。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 学生工作者面临许多新的局面, 造成了辅导员工作内外两方面的困境。近年来, 诸多学者关注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 是突破辅导员工作困境的有效途径, 具体措施如下:明确定位, 构建辅导员队伍的共同愿景;为辅导员搭建职业生涯发展平台;优化知识结构, 全面提高个人素质;转变工作方式, 积极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关键词：辅导员,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张燕军.中美两国高校辅导员招聘条件比较[J].南通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7, 23 (3) :40-43.
[2, 3]周济.切实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R].在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2006年4月.
[4]石义华, 赖永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断裂与整合[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28 (4) :100-103.
[5, 6]韦乔元, 韦文荣.浅析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高校辅导员工作[J].教育视点, 2010, (8) :8-9.
[7]苏宏伟, 李萍.高校辅导员工作创新的动力分析[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3) :64.
[8]高世杰.高校辅导员队伍共同愿景的构建[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5 (4) :130-131.
浅论设计师的价值观与设计合理性 篇9
每个人都具备自己的一套独特完整, 分辨是非善恶的价值观.。设计价值观的形成会随着社会阅历以及经济地位的转变而变化, 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设计价值观, 并影响了整个设计市场及大众审美水平。
设计师的价值观对其设计作品的合理性起直接作用。一个优秀的设计师除了基本的专业能力必须专精之外, 在思想、观念、价值观的培养上, 大多数是靠着多学多看, 用更开阔的眼界, 体验感受国际上优秀设计师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 并具有团队的协作能力, 这样才不至于创意滞留, 并使真正的设计融入于商业项目中。
目前, 设计市场不太景气, 设计师要面临客户太多的无理要求, 并且设计作品不断地重复修改, 一定程度上挫败了设计师的创作激情。设计师价值观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他的作品, 所以如何使设计师的价值观健康发展成为设计行业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设计师的价值观与客户的价值观相辅相成
1. 设计师的价值观是企业价值观的一部分
设计师的价值观, 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的资本状况, 管理及营销能力, 客户的针对群体, 都会直接影响设计师的价值观。所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有待慢慢提高, 诚实守信是企业的原则、优质高效是企业的生存之本、绿色环保健康是企业应尽的责任、追求卓越是企业发展的最佳动力, 客户满意是企业的最终目标。
2. 设计师的价值观与客户的价值观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作为专业设计师, 我们应秉承商业与艺术的圆融, 即不绝对的摈弃自己的风格偏好, 也不完全以客户和实际环境的需要驾驭设计的风格形式。这也是设计方法和能力的一种体现。客户的价值观, 是希望设计作品能够带来最大的商品利润以及给它的受众群众一种更强的文化品牌形象。设计师必须要学会在消费者的需求基础上, 再结合自己的创意和思维及厚积的生活阅历、经验, 来设计出商业与艺术圆融的作品。
三、合理的设计行为是价值实现的必要保证
1. 合理的设计行为流程
设计行为的流程规范是由设计合约、设计工作流程, 以及设计执行几部分组成。在普通设计行为程序中, 我们过于强调设计的工作流程严谨性, 如目标市场的调研, 市场定位, 客户需求, 设计创意与表现等等, 却忽视了设计师自我价值的实现及其生存与发展。市场竞争激烈, 设计师价值观与雇主价值观的直接碰撞, 导致了设计报价是一个重要而繁琐的问题。这就是造成设计师和客户之间关系的不平等, 设计价值的贬值化或设计师人格尊严的损失。
2. 不断创新的设计价值观是设计合理性的持久动力
随着科技的进步,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出新, 为设计行业追求全新的趋势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元素;加上信息时代的到来,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行为方式的改变、审美情趣的变化, 设计的脚步都跟着时代的脉搏, 反映着时代的气息, 以更亲近自然的设计语言, 体现设计个性, 反映创新意识。这样关爱人群的人性化设计才能为动态化设计注入持久新鲜的生命血液, 所以不断创新的设计价值观是设计合理性的持久动力。
形式和功能的完美融合, 是设计作品成功和价值实现的和谐统一, 也是正确的设计价值观的表现。设计因为有着市场的商业因素和客户的价值利益关系而变得异常复杂, 树立正确的设计价值观是保障设计师在设计行为过程中能够谦虚谨慎, 并拓宽思路, 追求商业价值并考虑客户以后的隐性利益。这也是设计师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目的, 并以此达到设计市场与时代气息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正风走向科学技术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李正风走向科学技术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张福昌设计创造生活——设计与附加价值出版地:华文出版社, 1993[2]张福昌设计创造生活——设计与附加价值出版地:华文出版社, 1993
[3]张同现代设计三重奏——生活形态、环境意识、消费价值, 设计新潮, 1994[3]张同现代设计三重奏——生活形态、环境意识、消费价值, 设计新潮, 1994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省思 篇10
这两个概念的内涵都极为丰富, 从教育学上说, 工具理性是指知识, 指数据, 指逻辑, 指人之外的物理、业理、原理, 等等;而价值理性则是指“人”本身的真、善、美等主体价值。两种理性都很重要, 但价值理性应是第一位的。如果说“智育”的重心是培育工具理性, 那么, 德育、美育、体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要义则应是培育价值理性。当下的世界正在向物质倾斜, 向工具理性倾斜。这就是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的世界性“文化偏至”, 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批评的偏向相似。这部《教育论语》虽是“论述”, 但并非空谈, 它带有历史具体性与历史针对性, 所强调的是价值理性的教育, 即全面优秀人性的塑造和整体生命质量的提升。不过, 强调之下, 也不能忽视工具理性的培育, 即不能忽视认知能力的生长与专业技能的训练。逻辑、程序、判断、专业技能等均属工具理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历史功绩是它发现了中国逻辑文化即工具理性的阙如, 所以, 才有对“科学”的呼唤, 才有80多年来“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 这全然没有错。但在电脑程序和经济数字统治一切的当今时代, 我们则不能不与时代潮流保持批判性的距离, 把教育的重心拉回到对价值理性的关注上。
从严格意义上说, 中国并没有宗教。从宽松意义上说, 中国的儒与道, 乃是半宗教半哲学。在中国的大文化系统里, 有意志、有人格的神始终不在场。虽然上帝缺席, 但中国人不能没有信仰和敬畏, 所以近代的贤者们才想出“以道德代宗教” (章太炎) 或“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 等命题, 其指归也正是要以价值理性来代替宗教理性。我的《教育论语》一书其主题与近代先贤们的大思路相通, 关切的也是价值理性的培养。这不一定是教育真理, 但可供献身于教育事业的老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