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特点（精选十篇）
演变特点 篇1
1 英语俚语的与众不同
(1) 毫无顾忌, 畅所欲言[2]。如经常在英美电视剧上见到的shut your beak (闭上你的鸟嘴) , 及现实生活中英美国家经常用kill time来表示消磨时间, 用black sheep来描述害群之马, 用white collar来形容白领一族, 还有dog watch (夜班) 、asly dog (偷鸡摸狗的人) 等。这些语言非常形象贴切, 表达直接甚至有些不守章法; (2) 幽默搞怪, 与众不同。如在日常用语中, 用dogeared books一词来代指读得卷了边的书, 在对旧书的形容方面它比old book (破旧的书) 更贴近生活, 生动形象;与live wire (指生龙活虎的人) 这句话相比, a strong man明显地比较枯燥单调;用mind your eye表达注意小心, 无疑比陈词滥调的watch up (小心) 的表达更丰富新颖。在形容笨人时用simp一词来代替simpleton, 用flats代替sock来形容平跟鞋, 这些用语不仅简洁干脆, 而且朗朗上口。这些英语俚语兼具了风趣生动, 新鲜特别又更加形象的特点, 同时也显的使用者更有智慧, 因此受到英美国家的喜爱[3]; (3) 变化多端, 具有不稳定性。在俚语的使用过程中, 有多种表达方法, 在各个范围均有涉略, 而且变化多端。如“喝醉酒”一词, 在英语俚语里面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上百个有关词语, 像用于表达宿醉不舒服的如buzzey、stiff、loaded、half seas over、stewed、see snakes、stond、three sheets in the wind等, 都生动地描绘出喝醉酒后四肢无力、头晕目眩身体不舒服的感觉;还有breezy、elevated、feel good、、glowed、happy、high、merry及balmy等词, 将人在喝酒后兴高采烈、心情舒畅的感觉表达的更加形象贴切;有些语词甚至连人在酒醉后眼神呆滞的表情都能形容出来, 如blue-eyed、cock-eyed、fish-eyed、glassy eyed、pigeon-eyed、wall-eyed。调查显示, 仅在十八世纪时, 表示“喝醉酒”这个词语的俚语就有二百多个, 演变至今, 更是增加到数千个之多。长期以来, 人们在英语俚语的使用方面不仅求新, 而且还求异, 若不能做到语出惊人, 就显得不够分量。因此, 人们绞尽脑汁, 想尽办法创造更多新鲜的、生动形象的词语来描述一样的意思或相同的行为, 以此使得英语的词汇量得到极大丰富。
2 英语俚语在文学方面的优点
在现实生活中, 英语俚语有较多优点。笔者仅在文学作品中使用英语俚语的作用进行以下几点简单的概括。希望笔者的浅识拙见能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第一, 使用英语俚语来营造出环境氛围、烘托出人物的性格[4], 以此令文学作品的生活气息更加浓厚;第二, 通过使用英语俚语, 以达到准确地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英语俚语可以表明使用它说话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人物身份, 并让读者通过人物所使用的语言了解人物的性格。据记载, 许多著名作家在对人物进行刻画的时候, 都巧妙地使用了英语俚语。例如著名作家F.S·菲茨杰拉德、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美国小说家伯纳德·马拉默德、《麦田里的守望着》的作者J.D·塞林格、美国著名作家和编辑H.L·门肯以及美国黑色幽默派及荒诞派代表作家约瑟夫·赫勒等。而在杰克·伦敦的小说《Martin Eden》一书中, 作者就是通过通俗易懂的英语俚语, 生动巧妙地把人物的性格特征展现给读者。书中的主人公水手马丁没怎么上过学, 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 在与上层社会中的太太和小姐进行对话交流时, 他仍然经常使用英语俚语。在约瑟夫·赫勒所写的曾经风靡一时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 为了描写士兵们文化水平低下、爱发牢骚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时, 作者同样恰当地使用了许多俚语。如“What should l say?”asked Belle, “Tell him to kiss my ass。” (“我应该说些什么呢?”贝利问道, “告诉他到我这里来拍马屁吧。”) 。在美国, 索尔·贝洛丁应该是在众多的著名作家里使用俚语最多的一位, 英语俚语频频出现在他的各个作品中。索尔·贝洛丁有一部名叫《Seize the Day》的中篇小说, 里面的主人公汤姆·威廉被描述成一个愚蠢无知又幼稚的倒霉蛋。而他在谈话时, 英语俚语的使用也极其的频繁和广泛, 例如他跟书中的另一个人物Tompkins对话时, 曾经说过“Oh, Tompkins, you really are a killer-dill.” (噢, Tompkins, 你这个人可真了不起) 。在其他的作品中, 索尔·贝洛丁还使用过“in dutch” (有麻烦) 、“in a tizzy” (非常心烦) , “inspades” (达到极限) 这些俚语。通过大胆地使用俚语, 索尔·贝洛丁成功的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 并以此将各个阶层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著名作家马克·吐温, 将当时美国的口语和俚语进行提炼和精简, 创造出了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语言文学形式[5]。闻名于世的莎士比亚也不例外, 在他的作品里, 在对人物进行刻画时, 就运用了许多在当时算作是俚语的词汇, 例如以简单的capon来代替代表挚爱的love better、用crush a cup取代to empty glass of wine来形容绞尽脑汁, 还有c1ay—brained (老朽) 、ass—head (傻帽) 等, 这些俚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文章中人物的性格, 使人物更贴近现实生活。同时在语言表达方面, 其形象生动独树一帜的特点, 也增加了文章的吸引力。此外, 这也是英语俚语被英美作家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6]。
3 英语俚语的演变过程
在日常交流中使用俚语是人类最具普遍性的特点之一, 可以说, 从人类社会学会用语言进行交流的那天开始, 俚语就被创造出来并很快融入社会。在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同时, 英语俚语也随之发生演变。在最开始的时候, 俚语只是少部分人在一个特定圈子里所使用的特殊语言, 它的表达方式和用词只有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才会使用。渐渐地, 这个圈子里的俚语流入外界, 并且被外界的人们逐渐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俚语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并肯定了它的价值, 俚语便开始在社会上进行大范围的传播, 并逐渐在人们的日常交流用语中占有一席之地。根据大多数观点来看, 英语俚语的鼻祖是各种不同的文化所形成的群体之间的隐语, 或者是黑话[7], 这些群体主要是由吸毒者、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学生、赌徒、运动员、水手、娱乐圈中的人员、盗贼等犯罪分子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组成。这些人员在属于自己的圈子里, 创造出了特定的俚语并以此来表明身份和地位, 同时也明确地将自己和主流文化划分清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英语俚语成为了划分小集团与社会各个基层的分界线。从20世纪开始, 英语俚语的起源开始逐渐发生转移。最传统的起源在创造力上已经有所下降, 在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渐渐萎缩的形势下, 新一批的警察、士兵、街头艺人和各个层次的青少年组成创造俚语的新鲜血液, 他们创造的俚语更加生动, 更加新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俚语的创造登上了新的高峰, 它不但数量增多, 而且所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像众所周知的jeep (吉普车) 、g I Joe (美国大兵) 、cold war (冷战) 以及mug up (喝一杯咖啡) 等。在越南的战争中, 英语俚语也得以大量产生。比如柬埔寨人, 就被他们称为C ambo[8]。现如今, 在上流社会中, 俚语成为后起之秀。政治家、有身份地位的公众人物以及各大报刊也频繁使用英语俚语, 甚至又一次得到创新, 例如Dem或Demo (民主党党员) 和rep (代表) 。由于新一代俚语的创造者大多是机智过人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 所以新的俚语更易被广大群众接受。当前, 英语俚语的发展方向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1) 年轻吸毒者人数的递增, 刺激了代表吸毒的俚语的产生。若将这些俚语进行整理编辑, 大概可以编纂成一部书籍; (2) 黑人专用的俚语激增。由于在军警、运动员和音乐界内负责从事体力劳动的黑人增加, 导致黑人专用俚语的流行, 并且趋向普及化程度; (3) 体育事业的发展, 致使运动员和崇拜人员的增加。在各种竞赛当中, 相关俚语也开始增多。例如pepper (用力猛掷) 和high five (以互相击掌来表示祝贺) , 都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4) 科技的普及和发展, 媒体的宣传, 在加快俚语宣传力度的同时, 也对其进行了创新, 像kludge (电脑) 和idiot box (电视机) 等。
4 俚语的生命力
一个俚语词可能刚刚出世, 马上就有面临死亡的危险。然而, 虽然俚语的死亡比例较高, 但并不代表他的生命力弱。在英语俚语的使用过程中, 经过实践的洗礼, 健康向上, 活泼简洁的俚语渐渐进入大众的视线, 流行于口语表达之中, 也因此使标准英语更加丰富多彩。在当时, 新的俚语词汇代替了旧的俚语词汇, 并渐渐成为合法词汇。此外, 还有一部分俚语虽存在时间长久却依旧维持原状。就像莎士比亚曾经使用过的done me wrong (误入歧途) 和fall for it (迷恋) [9], 现在依旧被人们使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新的英语俚语接连面世, 像get it together (管好自己的事) , workaholics (工作狂) 等, 这些新的俚语也许会在不久后夭折, 也许就此长久存活下去, 他们的生命力是不是足够强大, 谁也不确定。但不能否认的是, 俚语无疑是组成英语语言的一个重要部分, 它不仅丰富了英语的词汇, 同时也扩大了人们的想象力, 使人们更加幽默风趣, 也让人类学会了运用新的表达方式来描绘旧事物。总而言之, 语言不是死板的, 也不是枯燥的, 而是时刻改变, 且非常活跃的。俚语, 就是语言中最为活泼的成员。在时代的变更之下, 昔日属于下九流的市井杂言如今已经进入上流社会, 并常见于各大媒体和文学作品中。就像《俚语在美国》的作者沃尔待·惠特曼所说:它来自于群众的口中, 但却并不被规范语言所限制, 让人们随心所欲, 言论自由。
5 总结
英语俚语虽然并不是标准规范的英语, 但却在英美人群的交际圈里频频出现。它不单单用于日常交流之中, 还大范围的融入到文艺作品之中。无论电影小说还是报纸杂志, 甚至在美国总统的演讲中, 它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因活泼风趣、简单明快的特点受到人们的喜爱。因此, 想要全面了解英美人群的风俗和习惯, 跟英美国家人群进行沟通交流, 提高自身阅读能力、口语能力, 以及听力能力, 从而融入英美社会, 英语俚语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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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旭东.试论英语俚语的形成特点[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 (4) :123-125.
演变特点 篇2
中国法律起源于夏商。
西周奴隶制法律制度得到完善，开始确立定罪量刑的刑法原则：包括1.矜老恤幼原则；
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
3、罪刑相当的原则；4.罪疑从轻、从赦的原则；
5、同罪异罚原则；6.刑罚世轻世重；7.罪人不及原则；8.罔厉杀人原则。这些受到“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的影响，也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源头。
春秋战国为适应动荡政局推行重刑主义原则。
秦朝首次以身高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保留西周的区分故意与过失原则；增加了规定区分有无犯罪的意识的原则；教唆同罪的原则，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处刑；集团犯罪、累犯加重的原则；自首减刑，消除犯罪后果减刑的原则；计赃论罪；诬告反坐等原则；特别是数罪并罚与从一重罪原则，可见中国当时刑法原则的先进性。
与秦不同,汉朝以年龄作为确定刑事责任的标准更为科学,另外还确定了上请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和恤刑原则,充分体现法律的儒家化，受儒家“德主刑辅、礼法结合”思想的影响极为明显。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定罪量刑基础上确立了有关官僚贵族司法特权的“八议”入律、“官当”制度，“重罪十条”的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形成体现了礼法结合，而留养制度确立，更为凸显中华法系的伦理色彩。同时，减轻老、小、女人过失犯罪的刑罚，显示了统治阶级的恤刑之意。
隋唐法律儒家化完成，进一步确立封建五刑制度，正式把十恶重惩原则写入法律，发展了八议、请、减、赎、官当制度，贵族、官僚减免刑罚，扩大了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区分公罪与私罪，完善了自首原则，规定自首减免刑罚。同时本着“徳礼为本、立法宽简、恤刑慎杀”等立法思想，规定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完善之前就有的累犯加重刑罚，数罪并罚、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还提到了类推原则以及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两宋时期的刑事法律，加重了对危害国家安定和社会治安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的特权，同时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并制定大量的刑事特别法律重点打击盗贼，贪官，但后来变质，惩贪之法皆从宽。
元朝刑法原则公开肯定民族间的不平等，维护蒙古族特权，体现民族色彩。
明清刑事法律制度一脉相承。统治者为了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致使刑罚又趋于严厉,加重处罚反逆之罪以及家属株连，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勾结，严惩官吏渎职与贪赃犯罪，加强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之前特别是唐律中的“自首”共犯的处理原则，公罪与私罪区别对待原则，依法定刑与有限类推并存，涉外案件处理原则，在明清中继承发扬，更为科学与合理。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吸收西方法律理论和法律原则的基础上,逐渐确立起新的更为科学和规范的刑法原则
中国传统的刑法思想源远流长，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演变过程，终于使近代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逐步得以确立。
纵观中国古代刑法原则的演变及其特点，呈现以下特点：
一、特权保护性
因社会等级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使一些人在法律上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这就是 1
特权原则。
1、“八辟”原则
八辟之法: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
2、“八议”原则
从曹魏修《新律》，将“八议”正式写入法律的总则——“刑名”篇中，优待封建官僚贵族的特权八议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
自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皆载于律，其后历宋、元、明、清，八议都是中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原则。
这八种人是：议 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 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
3、“请”
请是低于八议一等的刑法特权。它的适用范围比议大一些，官爵在五品以上者，若犯死罪，“上请”，听敕处分，由皇帝自行发落。流罪以下，自然减刑一等。其限制条件是除十恶外，若犯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则不适用“请”的程序。
4、“减”
减的规格又低于“请”一等。它适用于七品以上官九应“请”者的家属。若犯流罪以下之罪，各减一等处罚。但死罪不得减。
5、“赎”
赎是最低一等的特权。它适用于所有九品以上官及应“减”者的家属，犯罪在流以下者，皆可以铜赎刑。但因适用减、赎的官吏品秩较低，因此限制也更加严格。除十恶等上述罪行外，又规定，犯“五流”者，即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及会赦犹流者，各不得减、赎，法当除名、配流者，仍须依法执行。
6、官当
凡官员犯罪，皆可以官品抵当刑罚。这是唐朝对官员优待的又一法定特权，称为“官当”，简称“当”。
7、区分“公罪”与“私罪”的原则
唐律规定，官员犯罪要首先分清是属于公罪还是私罪，然后根据犯罪性质和主观恶性的不同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原则是公罪从轻，私罪从重。自唐以后，有此原则。
二、宗法性
因血缘关系所造成的差异，使某些人相对其亲属，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有所不同，这就是宗法原则。这些原则与家庭伦理有关。
1、“亲亲得相首匿”与“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
儒家是提倡“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而法家是禁止该原则的。历代对于这个原则的区别就在于统治者是使用儒家治理天下还是用法家的思想。比如秦朝是用法家思想的，所以它禁止这个原则，对亲属相隐的行为处以重罪，要连带治罪。而使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唐朝则推行“亲亲得相首匿”。
这项原则来源于儒家主张的“父子相隐”的思想。唐律规定：凡同财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妻、夫之兄弟及兄弟之妻，有罪皆可互相包庇隐瞒，部曲、奴婢也可以为主人隐瞒犯罪，小功以下亲属相容隐者，减凡人三等处罚。但犯谋反、谋大逆、谋叛者不得适用这一原则。
2、刑事责任年龄及矜老恤幼原则
唐代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不仅限于年龄，其范围不但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还包括残疾人，它将这三种人又依年龄及残疾程度分为三等。
唐代对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已经完全规范化了。此外，还有补充规定，犯罪时没有达到老、疾标准，事发时已老、疾者，皆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者，则依幼小论。体现了唐律对老、少、残疾人适用刑罚的从轻原则。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除了年龄上不仅有对未成年人的优待，还有对老年人的宽待，更具特色的是对残疾人犯罪的规定，很值得我们今天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加以考虑。
3、留养制度
指犯罪人的直系尊亲属需要侍养，而家中除了犯罪人以外别无成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人犯的不是不可赦免的死罪，允许上请，可免去死刑以侍奉尊亲；如果犯罪人应处以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待尊亲属去世后再执行。留养制度在北魏时已入律，并为后世所沿袭，它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理化的体现。
4、准五服以制罪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西晋定律第一次把“五服”制度纳入法典之中，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亲属间相互侵犯、伤害的情形，也用于确定赡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五服制罪”的原则实质上是“同罪异罚”的原则在家族范围内体现，它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在 民事方面，如财产转让时有犯，则关系越亲，处罚越轻。
“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以来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它不仅体现了晋律“礼律并重”的特点，也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自西晋定律直至明清，“五服制罪”一直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充实与完善。
5、关于“连坐”原则
（1）远古无连坐之制，西周时期有罪人不孥原则，也就是反对连坐。
（2）秦朝实行连坐。秦文公二十年，秦初有“三族之罪”，商鞅变法实行“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索隐曰：“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即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
主要有亲属连坐（同居连坐）、邻里连坐、职务连坐、军伍连坐等。
三、重视社会危害与惩罚相关联性
犯罪行为的区分非常重要，由于历代统治者都希望从思想上控制民众，就会对一些犯罪
行为进行区分，或是规定罪与非罪的界限，也有对犯罪者的社会危害性进行研究，将社会危害性比较小的实行宽大处理，以彰显其爱民，维护其统治。
1、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原则
区分故意与过失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法律思想，即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西周时已经出现该原则，秦朝的规定开始形成体系，然后到唐朝就比较正规了。
2、自首原则
从秦朝开始就有了自首原则，唐代继承了历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但较前有比较明显的发展。首先，明确了自首的法定概念，强调罪犯所犯之罪在案未发，官府或他人未发觉之前，自动向司法机关投案；若犯罪事实已被他人告发，或被官府查知，再去投案认罪者，只能作为“自新”，不能称为“自首”。其次，自首在原则上要求本人亲自向官府交代所犯罪行，“自言其罪”，但委托他人代为者，与自首同；依法得相容隐者为罪犯自首或告发，也可以自首论；犯窃盗与诈骗罪者，因悔悟而向被害人承认罪行者，与向官府自首同。再者，自首者虽可免罪，但赃物必须如数退赔，不使犯法者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获财。再次，对自首不实、不尽者，即没有彻底交代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的罪犯，分别按不实、不尽的情况予以惩处，至死罪者，可因自首而减刑一等。最后，对某些不适用自首免罪的原则。如已伤害或强奸良人，无法挽回对被害人的危害后果；损坏或丢失了不可复原之物，如官印、旌旗、官文书之类；私渡关津，私习天文，以及官司失错，已经行刑等，皆不在自首原罪之列。由此可见，唐律关于自首原则的规定已十分详尽完备。
3、对犯罪未遂行为的处理原则
有所了解即可。
4、对累犯与再犯的处理原则
秦朝、唐朝均有该制度。再犯是指犯罪已被告发或已被决配而又犯新罪者，累犯是指被官府判决，构成三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均加重处罚。
5、对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区分首、从原则
唐律规定，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造意为首，余并为从”，造意者依律处断，随从者减等处罚。但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已行）及强盗等，则不分首从，一律严惩。
还有一个看一下，就是秦朝已有对教唆犯罪的规定。共同犯罪中，教唆同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处罚。
6、正当防卫原则
在《唐律》中已有这样的的规定：“诸夜无故入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 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己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 这段话的含义是说，如果在夜里无缘无故地闯入别人家里，要打四十大板。主人当场杀死闯入者，不以犯罪论。主人明知他人不是有意侵犯而将其杀伤，以斗杀、伤 之罪减轻处罚；闯入者已就缚后主人将其杀或伤，则各以斗杀、伤之罪论刑。其中不仅有关于正当防卫的内容，甚至还规定了防卫过当。
有所了解即可。
7、“重其重罪”与“轻其轻罪”的原则
相当于现在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8、诬告反坐原则
诬告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大，故制订诬告反坐制度。
四、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比附、类推原则的矛盾
（一）罪刑法定原则
1、西周：罔厉杀人原则：不乱罚无辜、罪刑相应
2、《尚书·吕刑》：“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按：伦，判例；要，法律条文。又：“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孔颖达疏曰：“明开刑书相以占之，使刑当其罪，皆庶几必得中正之道。”
3、秦代的立法原则为“事皆断于法”，故其立法是一事一例，广设条款。
4、《晋书·刑法志》载刘颂的上疏说：“又律法断罪，皆得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
5、《唐律疏议·断狱》：“诸断罪皆须具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唐律疏议·擅兴》：“诸主将以下，临阵先退；若寇贼对阵，舍仗投军及弃贼来降，而辄杀者：斩。即违犯军令，军还以后，在律有条者，依律断；无条者，勿论。”其疏议曰：“若违犯军中号令者，军还以后，其所违之罪，在律有条者，仍依律断。直违将军教令，在律无条，军还之后，不合论罪，故云：‘无条者，勿论’。”
————有所了解即可
（二）比附、类推原则
1、《尚书·吕刑》：“上下比罪。”《尚书正义》注：“上下比方其罪。”《礼记·王制》：“凡听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释文》曰：“比，例也。”
2、《荀子》：“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
3、《汉书·刑法志》：“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附）所当比律令以闻。”
4、《唐律疏议·名例》：“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最有典型的是唐朝。
5、清朝：依法定刑与有限类推并存，类推原则的限制条件更多、更严格。
————注意唐和清即可
矛盾之处在于虽然各朝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各朝也适用了类推原则，同时大量的令、格、式等的存在，使得罪刑法定原则行同虚设，有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限制。
试析台湾政党制度的演变与特点 篇3
【关键词】台湾；政党制度；演变；特点
引言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成统一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共同的愿望。随着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早日解决台湾问题，让台湾回归母亲的怀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注的问题。为了能够实现台湾地区的早日统一，一定要掌握好台湾地区的政治形势，了解台湾地区演变的每一个过程以及各自具有的特点，进而制定出符合台湾政治形势的措施，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一、政党制度的概念和功能
1政党制度的概念
政党制度指的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形成的或者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关于政党的社会地位、作用和活动规则，执掌政权或者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程序的制度性规定，也可以说政党制度是研究各个政党相互依存的模式和形式。
2政党制度的功能
整个社会体系在运转的过程中离不开政治制度，目前政治制度的主要功能有：
（一）完善的政党制度可以为新集团提供参与政治的机会，体制本身扩大了参与的人群，缓和近被动员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活动，为维护政治稳定提供保障。与此同时，完善的政党制度可以承受大规模浪潮的冲击，适应外界的变化，还可以为各政党提供进入政治过程的合法化方式，保障政治体系的稳定。
（二）完善的政党制度可以为政党活动提供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规范。在推举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时，政党制度提供了选举的规范化方式，利用稳定的政党制度可以为党候选人提供进入议会和政府的平等机会。与此同时，稳定的党政制度还可以积极的引导政党斗争，将执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意志，公平选举议会的席位，规范政党在议会内的斗争。
（三）完善的政党制度可以协调缓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和矛盾，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益差别主要是因为利益分化造成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就需要政党制度来进行协调，维持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使得各类政治矛盾冲突得以解决。面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基本国情，要通过合理的渠道整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还要积极的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才可以确保政党之间关系的稳定，促进社会有序发展。
二、台湾政党制度的演变过程
起初的政党制度主要是国民党从大陆移植到台湾的，80年代的国民党处于不断败退的惨况，自此台湾的政党制度一直采用的就是国民党独裁。随着台湾回归中国，两岸的文化和交流在不断的变化中，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台湾人民的自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台湾当局的制度和格局不得不做出改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如下所示：
1第一阶段
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7月，国民党实施“一党独裁”的政党制度，将工作的重心放在“确保台湾”上，建立了稳定的统治体制，为“反攻大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确立以蒋介石个人集权为中心的反共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任何新政党都无法成立，进而确保了一党独裁的统治策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十多年，并没有因台湾民众反对就提前终止。例如50年代中期以雷震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就曾经开展过反对“一党独裁”的活动，尝试建立新的民主党，受到了国民党强烈的镇压。尤其是1986年9月的党外人士开展的“公证会”和“编联会”，国民党碍于民意并没有实施强烈的镇压方式，这些党派的崛起意味着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已经不能再适应于当前社会，台湾的政党制度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险境。
2第二阶段
从1987年7月到1991年5月是一党独裁制度向一党执政、多党并存过渡的阶段。国民党迫于台湾民众和党外势力的镇压，在1986年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政治革新”的口号，这次会议也表明台湾的统治格局将会发生大的扭转。而后蒋介石在1987年正式废除了“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恢复了台湾人民的结社权。同一时期台湾又制定了《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废除严令的同时又开始了一场组党热，台湾党政制度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已经失去往日的色彩，走向解体的结局。
3第三阶段
从1991年5月到今天，是国民党一党执政、多党竞争制衡的政党制度初步形成的时期。在没有各种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台湾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走向多元化，人民的民主意识也在不断的提高，参与决议的积极性也在日益提高。“宪政改革”从1900年4月值1904年7月经历了四次变更，在废除“临时条约”的基础上还添加了“国会”和修订“宪法”等内容。标志着国民党一党执政、多党竞争制衡的政党制度初步形成，台湾人民已经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
三、台湾政党制度经历演变后的特点
经历三个阶段社会环境的影响，台湾的政党制度已经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一个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特殊地区内部的政党制度，是一种由于历史条件作用下形成的扭曲的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1国家认同问题成为政党分野的基础和政党斗争的焦点
政党和政权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同时政权也是与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治制度有着紧密联系的，通俗的来说，政党制度就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和产物。可以说台湾的政党制度不是我国完整的政党制度，而是由于客观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一种畸形、扭曲的政党制度，要想进行演化，就必须要先获得国家的认同。
对于台湾的政党制度来说，如果缺乏国家认同将无法保证自身的合法性，如果得不到国家的支持，那么台湾很可能走向消失，换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同问题成为政党分野的基础和政党斗争的焦点。
2建立在族群认同上的政党社会基础
“族群”和“民族”是两个不同含义的名词，不能混淆。从西方学者的角度来说，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许许多度的国家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已经不能再用民族冲突来表示，于是就衍生出族群的概念。这里的“族群”指的是在大的社会脉络中一群分享共同兴趣与价值的人组成的群体。这些群体共同经历过某些历史，拥有共同的记忆、目标和情感追求等等。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群体之间很容易产生矛盾沖突，出现所谓的“族群问题”，其中掺杂着历史、文化、情感和利益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3高度对立的政党格局
台湾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在国家认同和种群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任何政党的决策都无法满足社会的各类需求，无论做出什么决定都会遭到严厉的遏制。这是一种高度对立的政党格局，台湾地区的基本功能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了一种分化社会的工具，社会的腐败案件、欺骗案件层出不穷，打破了台湾社会的稳定状态，台湾地区长期沦陷在一种内耗高的状态，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的现象。
演变特点 篇4
一、唐代女装发展概况
唐代女装的穿戴形式是上身穿襦下身穿裙, 短小的襦、肥长的裙、裙上束至胸是唐代女子服饰最主要的特征。襦是一种短衣, 始于汉魏时期, 兴于唐代, 长度至腰、膝不等, 领口分对襟和交领, 袖子有宽有窄, 有单、夹薄厚之分, 以红、紫色最为流行。唐代女子最常见的单衣为衫, 唐代女子以勇敢、自信, 敢于追求自身美著称, 因此袒胸衫在唐代最为流行。上流社会还流行女性大袖衫, 衣料精美、双袖拖地, 走起来动感十足。裙这种最常见的女装, 在唐代已经成为最受女性喜爱的下裳。唐代女式裙子多为高腰或束胸裙, 唐代流行阔裙, 女性多以宽大的裙摆为美。唐代流行的裙子款式众多, 有石榴裙、花笼裙、间色裙、百鸟裙等, 石榴裙是阔摆红裙的代名词, 花笼裙是用轻如蝉翼的面料织成的, 间色裙是多种色彩布料的组合, 百鸟裙是用鸟兽羽毛捻线织成的, 深受贵族女子喜爱。此外, 唐代女子对胡服和男装也喜爱有加, 究其原因, 女子有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参与权, 民族交流对唐朝服饰产生的重大影响。如今, 我们仍可以从唐代壁画、石刻、雕塑、诗歌中见到身穿胡服的唐代女子的身影[1]86。
二、唐代女装款式演变
1. 唐代襦裙服饰演变。
南北朝时期, 襦裙服开始出现。到了隋朝, 秀丽、婀娜的高腰长裙和小袖短襦成为隋代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唐代女装刚开始与隋代相似, 裙束襦外, 腰节线提高, 多色面料拼制而成的长裙经过贵族女性的改造, 将胸部、颈部肌肤袒露出来, 形成了粉胸半露的服饰风气, 华贵、宽大的长裙及双垂袖带成为女士服饰的主要参考标准。中晚唐时期, 女士服装进一步追求宽大的风气, 《簪花仕女图》中的丰腴雍容的盛唐仕女, 身材丰满、浓妆熏染, 沿袭隋朝女装前制, 襦服袖口紧窄;盛唐出现了小袖和大袖两种不同风格的袖子;中晚唐出现了大袖, 不同阶层的女性根据不同的需要, 对袖口的宽窄有着不同的要求。贵族阶层刚开始流行小袖, 盛唐之后袖口渐宽, 之后, 追求宽大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 朝廷不得已下令禁止女性服饰裙过五幅、曳地三尺。底层劳动阶层的女性袖口的宽度依旧比较窄小, 袖子也较短, 但是在礼服和节日性服装中, 袖子的形状依旧比较宽大。唐代女子襦服的领子式样多变, 对襟、交领、袒领、圆领、方领、鸡心领都很流行, 其中, 低胸袒领给观者一种开放、自信的印象, 这与唐代的社会风气相吻合。唐代襦裙服中分割线也历经了一系列的变化, 唐代早期女性襦裙腰节线提高, 便于勾勒出修长、苗条的体态, 中晚唐时期腰节线一再下移。披帛、披肩是唐人对南北朝“帔子”在创新性继承的基础上创制而成的, 兼具防寒和装饰的双重功能, 以装饰性颇强的丝帛为主[2]115。唐代绘画和陶俑中多见披帛仕女形象。唐代襦服腰线提高, 分割线上移, 将下身的比例夸大突出, 有利于形成一种秀丽、挺拔的艺术效果, 这与唐代清秀、成熟的审美心理是分不开的。唐代服装在腰线和长度上巧动脑筋, 使服饰充满了曲线和直线的美感, 而人体高度的增加则有利于增加权威气质, 这些元素结合起来, 弱化了生硬的比例和稳定的要素带来的呆滞感觉, 赋予唐代襦裙多样、统一的和谐美感。
2. 唐代女式胡服及男式女装的演变。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包容性最强的朝代之一, 唐代服饰文化深受自信、宽容的时代观念、民族政策的影响, 在大胆借鉴、吸收的基础上, 融合了诸多外来元素, 形成了民族性鲜明的服饰风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 北方游牧民族的民族服饰与其武力因素结合起来, 开始了对汉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自南北朝时期, 汉族服饰款式、材料纹样就开始大规模借鉴胡地服饰的特点, 至隋唐时, 这一发展趋势明显增强, 中原服饰中随处可见少数民族服饰的痕迹。隋朝女性对小袖披风的喜爱, 与胡地女性如出一辙。在唐代, 民族交流和中外经济、政治往来进一步加强, 借丝绸之路东的波斯文化给唐代文化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唐朝女性纷纷模仿波斯形制, 在腰间束上革带, 佩挂小刀, 很长一段时间, 民间和贵族阶层的女性都以这种装扮为时尚。安史之乱后, 回鹘、吐蕃多次出兵助唐平判, 唐代借助公主和亲与这些民族以示修好, 回鹘服饰、发髻、舞蹈等得以传入中原并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服饰风气也深受影响。
3. 唐代女装款式多变的原因。
社会风气及外来文化带来的审美理念的变化是导致唐代女装款式演变的根本原因。与其他时代相比, 唐代社会风气民主、开放、自由。唐代女性地位较高, 统治阶级不但有着开放的民族和文化观念, 对女性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受游牧民族母系观念及道家自然思想的影响, 唐代女子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少。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曾亲率娘子军, 为父亲夺取隋朝江山立下了赫赫战功, 其后的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都是唐代女性参政议政的典范, 这些女性政治家的出现, 是唐代女性较高地位的体现。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为女子男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代女性自信的魄力和表现自己的勇气。较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增添了唐代女子的自信, 她们对新鲜事物报有强烈的好奇心, 服饰就成为她们表达自己、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所以, 这个时候的女性一改前朝拘谨、呆板的形象, 开始以活泼、矫健、多变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3]57。
唐朝女装在崇尚自然、舒适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新、奇、多变的元素。从审美的角度来看, 和、礼、雅成为唐代女装在形式和内涵上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此外, 对线条、式样等审美主体的偏爱成为唐代服饰的主体审美理念。民族服饰及审美眼光也是影响唐代女装款式变化的主要原因。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在粗犷、勇敢理念上追求和表达对汉人审美理念产生的一定的冲击。唐代文化经过与带有浪漫、神秘色彩的异域文化的长时期的碰撞, 在服装款式、纹样、工艺上不断变化, 使唐代女装逐渐形成直白、纤巧的审美习惯, 具体体现为唐代女性逐渐摆脱崇尚自然之美的审美心理, 开始对多样化服饰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唐人在日常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 又开始对生理、心理需求产生了追求, 服饰的功利性、新奇性成为唐代女性追求的主体, 所以在唐代女性眼里, 宽大的衣袖和修长的线条是一种美, 男式女装也是一种美, 这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女性美感功利性的真实体现。
三、唐代女装的影响和应用
唐代襦裙服在华夏传统服装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至今日, 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传统服饰中仍可找到唐代女装留下的浓重痕迹。唐代女装吸收了波斯、回鹘、天竺服饰中的诸多元素, 在装饰图案和式样上融合了诸多异域元素。通过丝绸之路与唐朝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民族有波斯、大食、天竺、回鹘、突厥、鲜卑等, 印度、日本、朝鲜等国还借助海上或路上交通与中国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 对外来物品的追求和借鉴渗透促使社会上形成了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 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代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古代朝鲜、日本等国家深受唐代文化的影响, 在服饰、文字、医学、书法、文学、饮食等方面都带有华夏文明的烙印。日本和服至今仍被称为“吴服”, 意指从中国吴地传来的服饰。日本奈良时期, 曾模仿唐制颁布了“衣服令”, 使日本当时的服饰与唐代前期的服饰保持了高度的统一。直至九世纪下半叶, 日本在服饰、朝会之礼上仍对“唐仪”持有高度的热情。后来, 虽然这种热情不断消减, 但是日本服饰并没有停止对华夏服饰模仿的脚步, 如今日本传统礼服在袖子和长裙上仍与唐代女装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审美情趣方面来看, 在日本传统服饰发展和定型过程中, 唐代服饰是其重要参考之一。朝鲜半岛国家的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唐朝服饰的特点,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 多次派遣学者去大唐学习, 朝鲜女服逐渐汉化, 李氏王朝前期, 朝鲜女性短小的上衣、衣带结花束就的高腰裙与唐代女装结构一般无二。直至今日, 朝鲜半岛的女性服饰在许多细节上带有鲜明的大唐遗韵。
参考文献
[1]关.浅析唐代服饰文化内涵[J].河南社会科学, 2008 (7) .
[2]张瑞霞.中国唐代女装与韩国传统女装的比较研究[J].四川丝绸, 2006 (11) .
明代景德镇民窑瓷器的演变与特点 篇5
明代早期的民窑瓷器
由于缺乏考古和纪年资料，明代早期景德镇民窑瓷器发展状况仍然非常模糊，断代比较困难，特别是元末与明初、洪武与永乐、永乐与宣德、宣德与正统的民窑瓷器很难区分。
目前发现有准确纪年的洪武民窑瓷器非常罕见，即使个别存在其器物也不够典型，如1980年山七于江曲玉山县刻“洪武七年”铭文的青白釉罐(图1)。
而四川广议明洪熙元年(1425年)墓出土的青白釉印花墩式碗倒具有洪武时代的典型特征：敞口、深腹微鼓，高圈足，足内无釉，胎体厚重，通体施青白釉，有细微升片，碗内模印缠枝菊花纹(图2)。叫初特别是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在风格上具自元瓷的遗风，但品种、造型、装饰都远不如元代丰富，以青白釉瓷为主，青花瓷、卵白釉瓷、酱釉瓷、红绿彩瓷等也存在，造型主有墩式碗、折腰盘、高足碗等，青白釉面多开细片，碗圈足仍多平切，底心有乳点。
永宣时期有纪年的民窑考古资料虽然不多见，但景德镇民窑瓷器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官窑瓷器成就的影响下也有了较大的恢复发展，品种造型装饰比洪武时期要丰富多了，如1974年江苏省江阴市明永乐九年(1411年)夏颧墓出土的霁蓝釉双系单流壶造型独特(图3)，釉质莹润，接近官窑的水平。又如，1957年江苏省南京市林学院明墓出土的宣德青花孔雀牡丹纹带盖梅瓶(图4)。
正统、景泰、大顺年间(1436－1464年)，政治动荡，官窑器生产甚少，且不书款，故在陶瓷史上有“守白期”之称。但是这时期的景德填民窑瓷业不但没有像官窑那样受到政治动荡的影响，反而由于朝廷限制的放松或无暇顾及而有了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民窑纪年标准器人人增多，使我们埘这时期民窑盔器的发展面貌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如1958年江西省新建县正统年(1437年)宁惠王墓出上的青花缠枝莲纹盖罐(图5)，1989年江西省德兴市正统十二年(1447年)墓出土的青花缠枝莲纹兽耳瓶(图6)，1989年江西省德兴市景泰二年(1451年)墓出土的青花折枝花卉纹三足炉(图7)，江西省景德镇市景泰四年(1453年)墓出土的青花折枝牡丹纹月牙耳瓶(图8)、云南省剑川县出土的正统天顺青花麒麟纹盘(图9)，1990年北京海淀区出土的天顺青花人物纹罐等(图10)。
这一时期的民窑瓷器具有从早期向中期过渡的特点，前期继承宣德风格，后期开成化先河，品种以青花为主，器型多为碗、盘、盖罐、香炉、瓶等。碗圈足较深，挖足过肩，釉底，砂底均有；盘有圆口、花口瓜棱腹折沿式，足根内斜，多釉底；盘、碗常见芝麻酱油，俗称檀香口。罐盖纽顶鼓起，瓶多带双耳，有月形、戟形、兽耳，瓶、罐均为砂底，不讲究修胎，接口明显。青花青料呈色深沉浓重，笔法以一笔点划为主，线条生动、流畅，题材较永宣更为丰富，纹样中除官窑常见的各式折枝、缠枝花卉外，人物题材纹样增多，内容有陶渊明爱菊、张骞乘搓、携琴访友等，此时更流行在人物、景物周围配以浓密的“铁锁云”，有如神仙幻景。边饰多为龟背锦纹、莲瓣纹、蕉叶纹等，莲瓣常呈螺丝形，底款此时仍然少见。
明代中期的民窑瓷器
成化、弘治、正德至嘉靖(公元1465－1566年)是明代民窑瓷器发展的中期，这一时期的景德镇民窑瓷器在前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与官窑瓷器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到嘉靖时期民窑与官窑在质量上司以说已经很难区分了。
这一时期考古出土的民窑瓷器资料较多，代表性如：1974年江西省樟树市出土的带成化二十年(1484年)墨书铭文的青花灵芝纹奁式炉(底墨书一周：“成化二十年七月吉口江恒壁冈过景德镇买回”)(图11)，1985年北京市海淀区出七的成化青花携琴访友图罐(图12)，上海市闵行区明墓出土的成化－弘治青花锦地山水纹锭形套盒(图13)，1966年北京市朝阳区明墓出土的弘治青花人物楼阁图盖罐(图14)，1967年山东省兖州市明弘治墓出土的五彩荷塘鸳鸯纹盘(图15)，1987年江苏省淮安市明正德十二年(1518年)墓出十的青花折枝花纹蒜头瓶(图16)，四川省成都市叫墓出土的正德青花缠枝莲花纹提梁壶(图17)，1988年江苏省泰州市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墓出土的青花莲池飞鹤纹六棱形盖罐(图18)，2001年山两省长治市明墓出土的嘉靖红绿彩三顾茅庐图罐(图19)，1974年湖北省黄梅县明墓出土的嘉靖霁蓝釉露胎鱼藻纹盖罐(图20)，1972年北京市朝阳区明墓出土的嘉靖珐华彩八仙过海图罐，1959年陕西省耀县出土的嘉靖酱釉描金孔雀牡丹纹执壶等(图22)。
成化民窑瓷器，胎体较前期轻薄，瓷化程度高，造型精巧工整；罐、碗给人以浑圆之感，香炉多见筒形炉和鼓形三乳足炉；碗足根细圆，足径变小，多釉底；罐等琢器，训究修胎，接口不明显。青花普遍用景德镇附近乐平产的平等青，呈色淡雅，流行双勾渲染技法，有明显的层次感；题材大大丰富，有婴戏图、花卉、花鸟、动物、人物故事等。
弘治民窑瓷器造型敦厚，祭品较多，有香炉、净水杯、暖碗(诸葛碗)等，青花常见题材有人物故事、松鹤、螺纹、虎纹、鱼纹、花鸟等，纹饰特点是缠枝花叶密而小，人物潇洒，梵文图案增多。
正德民窑瓷器大件器增多，有蒜头瓶、葫芦瓶、出戟贯耳瓶、军持瓶、花插、提粱壶等。正德民窑青花主要仍为平等青，青花发色灰淡；纹饰布局近弘治，但线条细琐，不豪放；题材常见凤穿花、鱼藻、海马、虎纹、狮子绣球、庭院婴戏、树石栏杆、莲花托八吉祥纹、高土等。
嘉靖时期景德镇的民窑瓷窑、业发展迅猛，当时一部分钦限瓷器，以“官搭民烧”的名义硬派给民窑完成，代烧官窑器的是民窑中的“官古器”户，在民窑官古器户中烧造的瓷器平时供民间上层使用。这一方面是官窑对民窑剥削，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民窑的技术水平已经与官窑不相上下了。
嘉靖朝的民窑瓷器产量很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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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要有青花、五彩、珐华彩、金彩及颜色釉瓷。青花瓷因改用了回青料，呈色浓艳泛紫，别具特色，五彩瓷颜色众多，红浓绿艳，极为兴盛。因皇帝推崇道教，此叫瓷器在造型和装饰方面往往带有道教的色彩。嘉靖民窑瓷器胎不及前朝的细腻，多数为青亮釉，釉面不够平整，有隐约的波浪纹。造型丰富，大件器增多，此时流行器型有盖罐、葫芦瓶、天圆地力瓶、六棱瓶、带盖梅瓶、果盒、高把高流壶、筒式炉等。制作工艺上不注意修胎，瓶、罐接口明显，盘碗粗糙不工整，碗有的底心凸起，俗称“馒头底”。嘉靖民窑青花主要用回青料，呈色鲜艳，纹饰布局烦琐。追求长寿的道教题材增多如八仙、八卦、八吉祥、鱼藻、灵芝等纹饰。此时民窑瓷器底足款识流行，多为吉祥款、颂语款如长命富贵、福寿康宁、万福攸同、酉贵佳器、上品佳器、食禄佳器、富贵长春等。
明代晚期的民窑瓷器
晚期为隆庆、万历、天启至崇祯(1567－1644年)，随着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景德镇的民窑作坊已从家庭小手工业作坊转变成了雇佣制的工场手工业作坊。这一时期的制瓷成就以民窑为代表，嘉靖开始宫廷所需的御器大多就已由民窑的“官古器”户烧造，至万历后期，官窑已经衰落，而景德镇的民窑则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隆庆一朝时间很短，仅6年，考古出土的隆庆民窑瓷器资料不多，四川省成都市红牌楼明墓出土有一件的底足署“隆庆年制”的青花荷叶莲花纹碗(图23、图24)。一般来说，隆庆民窑瓷器带有嘉靖晚期和万历早期民窑瓷器的特点，青花主要用回青料，发色蓝艳泛紫；青花技法为单线平涂，题材多为攀枝娃娃、马上封侯、串枝龙凤、团龙、团风、螭龙、莲池、莲塘游禽及文字组成的图案等；款识多为“隆庆年制”“隆庆年造”四字二行楷书款，吉祥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永保长春”等。
从万历开始，民窑瓷器的生产在规模上是相当惊人的，品种主要还是青花和五彩。万历民窑青花早期仍用回青料，色泽多艳丽，后期回青料已竭，故改用浙江青料，青花发色较灰暗，题材多见花鸟、云龙、寿山福海、云鹤、天马、螭龙、鱼藻纹等，人物故事有八仙庆寿、老子讲经、东方朔偷桃、东坡夜游赤壁、高士图、婴戏图等，如1971年江西省新淦县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墓出土的青花婴戏纹瓶(图25)。万历时期还流行一种淡描青花，用较淡的色料双勾图案花纹而不渲染，给人以幽雅的感觉。嘉靖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至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器形有盘、碗、洗、罐、瓶、炉、尊、提梁壶、盖盒等，万历青花五彩图案花纹满密，以红、淡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追求“华丽”的装饰效果，如1973年陕西省绥德县出土的万历五彩饕餮纹方鼎式炉(图26)。
民窑外销瓷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成就，随着海禁的解除和东西方海上航运与贸易的发展，景德镇瓷器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瓷器在世界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克拉克”瓷。“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原是17世纪初荷兰人对在海上俘获的名为Kraak的葡萄牙货船所载中国外销瓷的一种称呼，由于这种外销瓷多为开光装饰的青花盘、盆、碗、杯，于是至今在陶瓷史学界把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生产的这类外销青花瓷都统称为“克拉克”瓷。如1980年江西省南城县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墓出土的青花花鸟纹开光盘(图27)，1995年澳门圣奥斯定修院遗址出土的万历青花开光花鸟纹菱口碗(图28)。
天启、崇祯瓷器造型小件器多，器形主要有碗、盘、洗、瓶、盂、罐、笔筒、花觚、象腿瓶及庙字供器的烛台、香炉、净水盂等，除口用瓷器外，庙宇供器占有很大的比重。
虽然此时都是民窑，但明显地有细器和粗器之分，细器制作较好，胎质细白，釉面茕润，青花色烊淡雅明快，而粗器则胎质粗糙，底足填砂厉害、跳刀痕明显，青花色泽灰暗。青花瓷以石子青为主，一般呈色清淡，发青灰色，也有蓝色鲜艳明快、层次丰富的商质量青花。新出现上下暗刻、中间青料绘花的新工芝，刻花很浅，如1965年河北省宜化市出土的崇侦青花人物故事纹莲子盖罐(图29)。
此时民窑在装饰罔案方面，摒弃了过去官窑皇室的束缚，不再以龙、风、藩莲等固定的图案为土题，而多见山水、花卉、禽鸟与人物故事的题材，并出现了融诗、画、书、印于一体的装饰风格。纹饰布局疏简，用笔自然生动，简笔写意，几笔勾勒，非常传神，富有生活气息。如1984年江苏无锡市锡山区崇祯二年(1629年)墓出土的青花八骏图碗(图30)、青花山水人物纹碗和福建省邵武市崇祯十年(1637年)墓出十的青花菊石兔纹碗(图31、图32)。
万历后期，特别是天启、崇桢时期，景德镇民窑出现一种哥釉青花，哥釉紫彩青花的新品种，如广两桂林市出七的万历哥釉酱彩青花松梅纹梅瓶(图33)和1965年山东省济南市天启七年(1627年)墓出土的哥釉青花花蝶纹梅瓶(图34)。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了张柏主编的《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浦生著《青花瓷器鉴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5年版；耿宝昌著《明青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景德镇陶瓷馆编《景德镇民间青花瓷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江西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江西元明青花瓷》，2002年版。)
演变特点 篇6
1 我国教育目的历史演变进程
教育目的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的。原始社会的教育目的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在夏代,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本阶级的成员及其后代培养成能征善战的武士。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全盛时期, 奴隶主把贵族子弟培养成具有贵族政治道德思想和军事技能的未来统治者确定为教育目的。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主张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 以实现他“德政”、“仁政”的主张。孟子主张“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孟子说过:“设立痒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 小民亲于下。”孟子第一次明确地概括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荀子认为教育目的就是培养由士到圣人等各种治术人才。《大学》开宗明义的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学记》也高度概括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建国君民”的统治人才, 以利“化民成俗”。中国在汉朝以后, 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都是以培养各级官吏和各种治术人才为目的。唐代韩愈认为, 教育要“明先王之教”, 要发扬先王所倡导的教育, 通过接受教育, 使人们明白“学所以为道”, 这正是教育目的之所在[2]。明代王守仁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致良知”。清朝的颜元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实才实德之士”, 即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
在洋务运动期间, 其教育宗旨明显的反映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 可以说这是清末教育宗旨的雏形。梁启超以培养“新民”为教育目的。严复以培养德、智、体兼备的真国民为教育目的。他是中国近代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的的第一人。1906年, 学部拟定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 经朝廷认定, 宣布天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在学部宣布教育宗旨的同年, 王国维从受教育者的基本素质出发, 提出以体育培养人的身体之能力, 智、德、美三育培养人的精神之能力, 相应发展真善美之理想, 以期培养“完全之人物”[3]。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对以后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12年, 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 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 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29年, 南京国民政府通令颁布了《中国国民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 其教育的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 根据三民主义, 以充实人民生活, 扶植社会生存, 发展国民生计, 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 务期民族独立, 民权普遍, 民政发展, 以促进世界大同[4]。”
1957年,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正式确立了这一教育目的, 并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教育方针。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6条将我国教育目的规定为:“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以法律形式规定的教育目的。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现行教育目的最早的表述。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教育目的是目前通行的教育目的最规范的表述。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育人为本、育德为先, 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我国教育目的历史演变的特点
通过对我国教育目的历史演变进程简略梳理和分析, 可以发现, 虽然时代背景不同, 社会历史形态不同, 但从其历史演变与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2.1 教育目的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
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进行的, 其目的是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奴隶社会通过教育培养的是能控制奴隶, 从而稳固国家政权的奴隶主和军队。封建社会培养的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官吏。社会主义社会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目的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同时, 教育目的还具有阶级性, 它始终处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下, 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 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服务的。这是因为, 虽然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培养人的活动,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 教育必然会打上阶级的烙印,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会放弃用教育这个工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5]。
2.2 德育教育一直都备受重视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 而成为君子的主要条件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修养。所以, 在他的私学教育中, 道德教育占首要的地位。韩愈《师说》中, 提到了教师的基本任务:“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三项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是“传道”。“授业”和“解惑”都要贯穿“传道”, 都是为“传道”服务的。所谓“传道”是儒家的仁义之道, 以达到治国平天下为目的。朱熹强调教育目的是要适应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坚持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方针中, “公民道德教育”就占了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在今天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中也把德育放到了引领的地位。这些都足以证明我国教育目的对德育一直都很重视。
2.3 教育目的具有概括化和完善性
从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出:教育目的具有内容丰富性和高度概括化的特征。不管是教育家们提出的教育目的还是政府以纲要的形式颁布的教育目的都很简短扼要。如明代王守仁的教育的目的是“致良知”, 清朝学部拟定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两者都用很简要的文字来概括和总结。教育目的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如新中国成立后, 从以前强调“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发展”到“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从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的不同表述中都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目的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2.4 教育目的反映了社会和人的发展要求
我国教育目的的每一次变革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都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如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西方“坚船利炮”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 中国的教育目的不得不由原来的培养各种官吏发展成培养各种经世致用人才, 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充分的体现了向西方学习的趋势。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 且是培养人的活动。所以, 我国教育目的的制定都不可能离不开人的因素, 都要或多或少的反映人的发展要求。如国民政府提出的“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和新中国提出的“坚持育人为本”的教育宗旨都充分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3 我国教育目的历史演变的启示
3.1 教育目的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在封建社会, 女子是没有受教育权的, 而且受教育者的个性也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在“三纲五常”的禁锢下不能充分而自由的发展, 整个社会的教育目的是不完善的, 带有严重的封建主义色彩。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 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这就是对教育目的的一个广义的界说[6]。因此, 我国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施素质教育中, 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发展和受教育的权利, 将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促进个体真正的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同时, 我们还必须坚持“五育”并举的方针, 发挥教育的整体功能, 也就是说, 随时要注意引导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发展, 防止和克服重此轻彼或者顾此失彼的现象, 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质量观。
3.2 教育目的在满足社会价值的前提下, 凸显人的价值与发展
在教育史上存在社会本位论和个人本位论两种价值取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社会本位论和个人本位论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和意义, 但二者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 我们要认识到社会本位论和个人本位论的辩证关系, 把这两种理论辩证地统一起来, 二者的统一在价值取向上最终要落在人的发展上。从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变中可以发现, 我国一直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 都是强调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 个人利益与价值往往处于被忽视甚至是被践踏的状态。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个人的价值与作用日益突出, 教育目的就不能仅仅注重社会的发展, 也要关注个人的发展。人作为现实的实践活动主体决定了环境的形成和变革, 人的发展决定了社会的发展, 教育要根据人的发展规律为未知的社会培养人[7]。因此, 我们要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上, 凸显人的价值与发展, 这将是教育目的的必然取向。
3.3 教育目的在践行中注重其具体化、发展性和变化性
我国教育目的具有高度概括化的特征, 但是在具体的阐述上, 都没有对其内涵作进一步的解释, 这使得教育工作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指导自身的实践, 这些理解难免会有些不一致, 甚至有些理解还可能出现偏差。为此, 我们在践行教育目的时, 应该根据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教育目的细化成具有层次性的具体内容, 以便能够在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执行和落实。教育目的的具体化, 能够使人们更准确、具体的理解教育目的, 增强实施的可操作性和评价的可依据性, 同时也可以使人们循序渐进地达到最高层次的教育目的。同时, 教育目的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 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的。所以,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给自己定位, 确定自己努力的起点和方向。在动态发展中准确地把握教育目的的发展性和变化性, 不断的开拓与创新, 以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和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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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语“爷”的语义演变及语用特点 篇7
一.“爷”的语义演变轨迹
“爷”的语义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用来指称“父亲”, 即本义;第二阶段被用来指称“祖父”;第三阶段用来表示对长辈或者成年男子主人或者位尊者神、佛的敬称;第四阶段用来指称特定环境中的人或事物。为称说方便, 本文将“爷”第一阶段的语义标注为“爷1”, 余类推。
1.1“爷1”
叶绍钧的《十三经索引》[1]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2]中均未记录“爷”字, 可见“爷”字在先秦乃至两汉时期可能尚未出现或者使用的频率极低。胡士云据《中文大词典·父部》认为“爷” (繁体字为“爺”) 字字形最早出现于东汉的《曹全碑》[3], 而《曹全碑》晚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所以也证实了《说文解字》未收录“爷”字的可能性。我们就目前检索到的文献材料来看, 最早记录“爷”字的, 应该是顾野王编撰的《玉篇》, 在《原本玉篇残卷》[4]中, 他对“爷”作的解释是:“爺:父亲, 也作‘耶’, 俗为父爺字。”我们又通过北大语料库检索后发现在隋唐五代以前, “爷”字主要也是用来指称父亲。例如:
(1) 楊布曰:有人于此, 年兄弟也, 言兄弟也, 才兄弟也, 貌兄弟也;而寿夭父子也, 贵贱父子也, 名誉父子也, 爱憎爷子也。吾惑之。 (六朝·《列子》)
例 (1) 中的“爷子”同“父子”指“父亲和儿子”。
1.2“爷2”
北宋时期, 我们发现“爷”的意思已发生变化, 由指称“父亲”的这一义项演变为指称“祖父或者跟祖父辈分相当的男性”。例如:
(2) 世光与信去时, 其家有六岁儿见之, 指语祖母曰:“阿爷飞上天, 婆为见否?” (北宋·《太平广记》)
1.3“爷3”
元代以后, 随着“爷”使用频率的增加, “爷”字的意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出现了新的义项。例如:
(3) 那个不是李爷来了。李大哥好麽。你几时来的。 (元·《老乞大新释》)
(4) 李万道∶“老爷如今在那里?”老门公道∶“老爷每常饭后, 定要睡一觉, 此时正好睡哩。” (元·《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5) 知州相公再要夹时, 张、李受苦不过, 再三哀求道∶“沈襄未曾死, 乞爷爷立个限期, 差人押小的捱寻沈襄, 还那闻氏便了。” (元·《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例 (3) 中的“爷”字是对长辈或者年长者的尊称, 例 (4) 中的“爷”是对主人的敬称, 例 (5) 中的“爷”是对位尊者的尊呼。可见“爷”已由以前指称“父亲”、“祖父”这些义项渐渐演变出“对长辈或者年长男子的敬称”和“对主人或者位尊者的称呼”这两个义项。
明清时期, “爷”字又演变出了“对神、佛的敬称”这一义项。例如:
(6) 弟子道:“佛爷爷可有忧?可有喜?” (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一) 》)
1.4“爷4”
在现代社会中, “爷”字除保留原有义项外, 又增加了新的义项。例如:
(7) 曾于多部谍战剧中有过“特工”经历的韩雪将迎来新的挑战, 饰演一位身手了得、枪法神准的巾帼英雄。其灰头土脸、浑身血污的扮相被网友盛赞为“韩爷”! (http://news.cntv.cn/20111118/115915.shtml)
(8) 魏杰分析:1988年, 由于物资短缺, “官倒”们都是倒汽车、化肥、钢材、水泥等, 可称为“物资倒爷”。 (《报刊精选》1994年)
(9) 有一对残疾人夫妇, 收入菲薄, 儿子在学校穿着却像个“款爷”。 (《报刊精选》1994年)
(10) 巨杉是植物界中的巨人, 属于杉科, 是常绿大乔木。巨杉的学名叫“世界爷”, 它的树干粗大通直, 高耸入云。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上例中, 同“爷”以前的义项相比, 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 (7) “韩爷”是对韩雪的称呼, 例 (8) “倒爷”是对倒腾生意的人的称呼, 例 (9) “款爷”是对有钱人的一种称呼, 例 (10) “世界爷”是对一种植物的称呼。可以看出, “爷”字可以被用来指称特定环境中的人或事物。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将“爷”的语义演变轨迹概括如下:
爷1:父亲词义的分化爷2:祖父隐喻爷3:长辈或者成年男子主人或者位尊者神、佛模因爷4:特定环境中的人或事物
二.“爷”的语义演变动因
2.1“爷1”——“爷2”
“爷1”到“爷2”的演变, 我们认为是词义分化的结果。“爷”在先秦至西汉时期尚未出现, 而对“父亲”、“祖父”等的称呼在此前已有, 主要是用“父”来指称。《十三经新索引》[5]中就有“父”指称“父亲”、“祖父”的记录。例如:
(11) 象曰:干母之蛊, 得中道也。九三, 干父之蛊, 小有悔, 无大咎。 (周·《周易》)
(12) 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 (战国·《仪礼》)
例 (11) 中“父”是“父亲”之意, 例 (12) 中后一个“父”指称“祖父”。除此之外,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对“父”作了解释:“父:矩也, 家长, 率教者。从又举杖。”这足以证明“父”指称“父亲”这一义项在上古时期就已有使用。而“爷”到东汉后才有此用法。加之, “爷”的繁体字写作“爺”, 按照六书形声字的造字原理, 它正是取了“父”字作为形旁 (表意) , 取“耶”字作为声旁 (表音) 组合而成的。按照裘锡圭给形声分化字的分类的标准来看[6], “爺”字正属于为假借而加注意符这一类别。从“父”字这方面来说, 由于它的义项的逐渐增加, 在区分和表达方面已经给人们的使用带来了一些困难, 所以它也急需用另外的一些词来分担它的义项。综上我们可以看出, “爷”字指称“祖父”这一义项的产生, 正是分化了“父”的义项。随着时间的发展, 人们渐渐习惯了用“爷”来指称“祖父”这一义项, 最终导致“父”的这一义项逐渐退去只表本义, 而“爷”的这一义项慢慢固定下来。
2.2“爷2”——“爷3”
“爷2”到“爷3”的演变, 我们认为主要是隐喻的作用。隐喻就是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 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或概念来建构和理解目标域。[7]我们将“爷”指称“祖父”这一义项同后来演变出的几个义项进行义素对比分析后发现:
“爷”表“祖父”这一义项同其他三个义项在[+男性][+位高]这两属性上具有家族相似性, 从而人们根据这一家族相似性将“爷”表“祖父”这一具体的、熟悉的认知域分别投射到日常交际、官职等级、神佛这三个陌生的领域中。这就造成了“爷”在新的领域中, 产生了新的附加限制性义素, 最终也促使了“爷”新义项的形成。图示为:
2.3“爷3”——“爷4”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说, “爷3”到“爷4”的演变是基于语言的模因。模因论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一种新理论。任何一个信息, 只要它能够通过模仿而得以复制、传播, 它就可以称之为模因。[8]“韩爷”、“倒爷”、“款爷”、“世界爷”这些词正是模仿、复制“X爷”这一模因而产生的。“X爷”模因得以成功出现的基础是“范爷”事件。“范爷”指演员范冰冰, 近日, 媒体及网络上记载了不少她的“爷们事迹”。如她戛纳电影节上着装的惊艳、霸气, 年底给优秀员工分红的豪爽, “我不嫁豪门, 我就是豪门”的洒脱等, 均表现出她“爷”的气质, 因此被网友们戏称为“范爷”。由于名人效应和网络媒体的推广, “范爷”一时间成为广大受众模仿的对象。于是“X爷”这一表现出男子汉豪爽、潇洒、霸气特征的代名词就应运而生, 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这也正是年轻人追新求异心理的表现。
三.“爷”语用特点的变化
伴随着“爷”的语义演变, 它在语用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3.1 由褒义色彩演化出贬义色彩
“爷”在古代主要是用来对年长的或者地位高的男性的尊称, 带有褒义色彩。而随着语义的演变, “爷”慢慢地被附加了贬义色彩。例如:
(13) 以色情服务为手段招揽顾客, 迎合了不少先富起来的“款爷”“温饱思淫欲”邪念。 (当代·1994年报刊精选)
例 (13) 中的“款爷”是对“那些财大气粗、随意挥霍的有钱人”的称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爷”已经由表褒义色彩的词演变成可以用来表贬义色彩的词。
3.2 由专指男性演化出可以指称女性
“爷”字在古代主要是对男性的一种尊称, 迄今为止, 《现代汉语字典》尚未收录“爷”指称女性这一义项。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 女性地位也逐步提升, 开始参与到社会生产中, 逐渐涌现出一些女强人的形象。为了表示对她们的尊称, 于是就将指称男性的“爷”字用来指称女性。例如:
(14) 第24届东京影展终于落幕, 作为评委之一的范爷这次继续惊艳东京。 (http://women.sohu.com/20111103/n324267477.shtml)
例 (14) 中的“范爷”正是对“范冰冰”的尊称, 因为在她身上, 我们看到了男子汉那种豪爽、潇洒、霸气的特征。
3.3 由指称他人演化出指称自己
“爷”用来指称自己, 在元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明清时期也有使用。例如:
(15) (那叱云) 胡孙, 恁爷爷等你多时也。 (行者云) 量你却到得那里! (那叱云) 你欺负我? (全元曲·杂剧)
(16) 一只手轮着铁棒, 直至山门外, 高叫道:“妖魔, 你孙爷爷又来了!可快出来, 与你见个上下!”小妖又忙忙奔告。 (明·《西游记》 (中) )
例 (15) 、 (16) 中的“爷”都是对自己的称呼, 用“爷”来称呼自己主要是想抬高自己的地位, 从而给听话人造成一种畏惧心理。
3.4 由指人演化出指物
“爷”字在现代也被用来指称“事物”, 不过被指称的事物一般都会具有“爷”的某些属性。例如:
(17) 每届中秋, 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 谓之兔儿爷。有衣冠而张盖者, 有甲胄而带纛旗者, 有骑虎者, 有默坐者。 (清·《富察敦崇》)
(18) 美洲有一种巨大的杉树, 叫世界爷, 树干高达一百几十米, 树冠庞大。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例 (17) 中的“兔儿爷”是指民间用泥巴将玉兔捏造成各种各样的人的形状, 将玉兔人格化了。“爷”字可以用来指称神、佛, 所以“兔儿爷”就表示了对玉兔这一神物的尊称。例 (18) 中的“世界爷”则是对“一种巨大的杉树”的称呼。两者在属性上都有一种地位高的特点, 这点和“爷”指人之义有一定的家族相似性。
3.5 用来指称主人或者官职的称呼语的消失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些名物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爷”在古代被用来指称“主人或者有官职之人”的用法, 在现代生活中已很少使用。比如:
(19) 李万道∶“老爷如今在那里?”老门公道∶“老爷每常饭后, 定要睡一觉, 此时正好。 (元·《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20) 王爷说:“今日不请都来, 想必有甚事情?”即叫家奴摆酒。 (元·《玉堂春落难逢夫》)
例 (19) 中的“老爷”是仆人对主人的尊称, 例 (20) 中的“王爷”是对封建社会有王爵封号的人的敬称。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 这些称呼语已经很少被用到了。同样的称呼语还有:贝勒爷, 老佛爷等。
“老爷”这一词在古代也经常被妻子用来指称自己的丈夫, 如:
(21) 夫人道∶“老爷说你小心得用, 欲赏你一房妻小, 这几个粗婢中, 任你自择。 (元·《唐解元出奇玩世》)
可现代社会这一用法也不复存在了。
四.总结
本文通过对称谓语“爷”语义演变轨迹的梳理, 旨在探究其各义项间演变的动因。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证实了词语的语义演变同其语用变化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这也更好的说明了语言的系统性。
摘要：本文从词义的分化、隐喻、模因三个方面入手, 分析了称谓语“爷”的语义演变轨迹, 并从五个方面阐释了称谓语“爷”语用特点的变化。
关键词：称谓语“爷”,语义演变,语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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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特点 篇8
中国戏曲的成熟形态, 大约在12世纪, 标志是在宋杂剧的基础上形成的南戏和北杂剧。在此后八百多年的发展演变中, 戏曲艺术在大量传承人的努力下, 不断丰富, 不断革新, 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直到今天, 仍然是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艺术表现形式。
一、明清时期传统戏曲艺术发展概述
南戏在北宋末年已经滥觞, 元末流行于南方, 角色一般为生、旦、净、丑、末、外、贴七种, 以生旦为主。元杂剧从金朝末年开始流行, 角色为末、旦、净、丑。南戏和元杂剧的区别在于演员的演唱上, 南戏各个角色都可演唱, 而元杂剧一般由一个演员演唱, 其他角色作念白。这两个剧种进入明代以后, 杂剧逐渐衰落, 由南戏吸取了它的一些体制和格律后, 发展为明清传奇, 代表作有《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
明代出现了四大声腔, 主要是浙江海盐腔、浙江余姚腔、江西弋阳腔、江苏昆山腔。这四种声腔地方化特点明显, 其中, 江苏昆山腔发展到后来就是著名的以典雅细腻为主要特点的昆曲。清代地方戏比较繁盛, 戏曲走向民间, 越来越通俗, 在地方戏的兴起和竞争中, 形成了以昆曲等为主的多种戏种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 演出地点也由厅堂转向了茶肆。据统计当时的剧种, 大约有三百多个。
清代乾隆五十五年 (1790) , 乾隆80寿诞, 徽班进京, 其演唱的曲调和昆曲不同, 质朴通俗, 让京城百姓耳目一新, 欢喜不已。道光年间, 湖北汉调艺人与徽班艺人同台献技, 融合发展, 逐渐形成今天群众喜爱的京剧, 京剧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比较完美, 是中国戏曲中的第一大剧种。
戏曲经过800年的发展, 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剧目,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戏曲表演中的服饰, 是受到严格限制和规定的。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在这丰富多彩的上演剧目中, 服饰的改革和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 但不论怎样改变, 仍然是有规矩可循的。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其工农商诸行百户衣装, 各有本色, 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 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 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 便认得是何色目。”这是现实生活中行商走贩市井百姓的装扮, 可以说不能有任意的逾越。那么, 在戏曲表演中, 戏曲服饰是否也和生活中的穿戴一样, 或者戏曲服饰是否与生活中的服饰有巨大的差别呢?
通过对戏曲发展历程的基本梳理, 可以看出, 传统戏曲的成熟期是在宋代, 明清时期趋于鼎盛。那么, 传统戏曲的服饰和宋、明、清时期的服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一下由宋至明清时期的服饰规制。
二、明清时期戏曲服饰的历史演变
首先, 宋代的服饰沿袭了唐代的服饰, 变化不是太大。一般来说, 男服是交领或圆领长袍, 以黑白色为主;女服是窄袖短衣配长裙, 上衣之外有时穿一件对襟长袖的褙子, 褙子上绣有花边。官员服饰一般分为朝服、公服、戎服、祭服等。朝服一般是红色, 内衬白色中单, 官品不同, 朝服的中单等搭配不同, 这是主要区别。官员们穿得较多的是常服, 按官品分为青色、绿色、朱色、紫色等。
明代朱元璋建国后, 一改元代服饰体制, 规定仍用唐宋服饰。官服基本也分祭服、公服、常服等。明代的官员常服, 一般为乌纱帽、团领衫, 品级按束带区别, 一品为玉带, 二品为花犀, 三品为金银花, 四品为素金, 五品为银花, 六七品为素银, 八九品为乌角。明代服饰与唐宋时期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衣裙的比例上, 唐代服饰衣裙比例是衣短裙长;到了明代, 上衣拉长, 只露出较少的裙尾, 衣领由对领变为圆领。明朝末年, 还出现了裙褶较多的服饰类型, 称为凤尾裙、百褶裙等。明代女装冠服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凤冠, 绣有凤凰和龙纹装饰的, 为后妃所戴, 绣有彩纹的为普通命妇所戴;其二是帔子, 因为造型颜色美艳如彩霞, 所以称为霞帔, 一般为命妇着装。以花纹区别贵贱, 如一、二品为长尾山雉纹, 三、四品为孔雀纹, 五品为鸳鸯纹, 六、七品为云霞练鹊纹等等。明代平民百姓的服饰一般为长大的青布上衣, 戴方巾, 或裹头巾或戴瓜皮小帽。宋明时期的服饰, 在传统戏曲服饰中被进行了艺术的改变。
中国最早的戏曲着装基本上是什么朝代就穿什么样的服装。明代以后, 戏曲基本就以明代的服装为基础了, 虽然清代入关之后, 推行满族服饰, 但在戏曲服饰上, 政府接受了明代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建议, 即“男从女不从, 儒从而释道不从, 娼从而优伶不从, 仕宦从而婚姻不从, 国号从而官号不从, 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所以戏曲服饰仍然保留了原来的规制。这样的政策, 对戏曲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使戏曲文化得以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戏曲服饰借鉴于明代服饰, 但又略有区别。戏曲服饰出于对人物造型和舞台效果的追求, 其装饰性比较突出, 比现实的服装更为鲜艳, 服装纹案更为多样, 色彩变化更为复杂, 个性更为突出。比如头巾, 戏曲服饰中, 儒生的头巾根据年龄是有区别的, 年纪较大者, 戴方巾, 以显示其持重特点;风流倜傥的儒生则戴飘巾, 以显示其俊雅飘逸的性格特点;像那些俊俏的白面书生, 则又以软翅纱帽为主, 以显示其年轻貌美的特质。所以, 明代的戏曲服饰, 基本就已经有了很完备的规制。
根据《孤本元明杂剧》的记载, 明代已经对演员的角色服饰有了明确规定, 如帽子有36种, 分冠、盔、巾、帽, 袍服有58种, 就连妇女头饰也有七八种。按照人物的类型划分, 已经有帝王装、文官装、武官装、妇女装、庶民装、僧道装、神仙装、鬼怪装等。这些人物的服装, 大都是以明代服饰为基础, 如官员, 不论是秦汉唐宋的, 都是圆领长衫;武将一般都是凤翅盔, 膝曳撒;士兵一般是红碗子盔, 肖布钉儿甲。
另外, 有些人物因为妇孺皆知, 已经形成了定式化的穿戴, 如关羽, 青巾扎头, 三髭髯;张飞则是包巾扎头, 猛髯, 特点极其鲜明。
清代的戏曲服饰中增加了一些满族服饰的成分, 时代感也非常突出, 如在旦角的装扮上, 有高底鞋出现, 这是满族贵族妇女的装束, 这种戏装一般用于《四郎探母》的铁镜公主和《珠帘寨》的二皇娘等少数民族角色身上。
三、传统戏曲的服饰制度和穿戴规则
如前所述, 我国传统戏曲服饰, 在明代服饰的基础上,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演变, 已经逐步形成了完备的服饰规制, 这在戏曲行业中称为“衣箱制”。
传统戏曲服饰以明代服饰为基础, 在发展演变中又加入了其他朝代和民族的服饰样式, 再以服饰色彩、纹案和服装质料的不同, 以穿戴搭配的变化来区分戏曲人物的贫富贵贱、男女老少等。在比较大一些的戏班中, 都配备有足够的演出服饰, 这上百套服饰基本就可以演出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历史中的各种阶层、各种性格特点的人物了。每个戏班一般来说都是把所有的表演服饰装在统一的箱子里, 由专人管理, 这就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使用和管理制度, 称为“衣箱制”。“衣箱制”大约初创于元代, 在明代逐步完善, 在清代已经很成熟了。
(一) “衣箱制”的分类
戏曲服饰的衣箱按照服饰内容的不同分为五大类:即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盔箱、旗把箱。衣箱之外, 还有一桌, 即梳头桌, 梳头桌主要放置一切化妆用品。五类衣箱和梳头桌在戏曲行业统称为“五箱一桌”。衣箱制是根据服饰类型来区分放置的, 根据排序, 大衣箱的服饰内容就显得比较重要。
大衣箱, 专门放置文服。包括男女官衣、男女道袍、僧衣、袈裟、对襟罪衣、龙凤帔、裙子、旦角衣、马褂、布衣、丑衣、风衣、衬领、水袖、扇子、手绢等。
二衣箱, 主要放置武服。包括靠、箭衣、打衣、兵卒衣、校尉衣、彩裤、背壶旗、女战衣、战裙、各种少数民族武人服饰等。
三衣箱, 主要放置鞋类, 还有一些演员用具。包括厚底靴、彩鞋、云鞋、麻鞋、旗鞋、水衣、角子鞋等。另外就是演员用具如木棍、腰刀、长刀、大刀、朴刀、鬼头刀、长枪、红缨枪、佩剑、长剑、长穗剑、短穗剑、小轿、铜锤、瓜锤、流星锤、船桨、斧钺等。
盔箱, 一般放置盔帽类, 主要包括武将的盔、皇帝的平天冠、九龙冠、太子的紫金冠、文生巾、武生巾、乌纱帽等。
旗把箱, 也叫把箱, 主要放置一些杂具, 包括桌椅板凳、文房四宝、茶杯器皿以及一些棋盘乐器等。
衣箱的内容丰富, 由专门人员管理, 称为“箱倌”, 这是旧称, 现在的称谓是后台技艺工作者, 归舞台美术专业, 每个衣箱都有专职的箱倌管理。箱倌是一个专门的行当, 一般从业人员都是幼年拜师, 由师傅口头传授技艺。箱倌的工作一是管理各类衣箱;二是帮助演员穿戴服装, 要做到合体整齐, 不能穿错, 这样才能保证演员在舞台上演出自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就特别注意箱倌的工作, 有一次他在演《贵妃醉酒》时, 凤冠是别的箱倌给戴的, 他虽然当时没有拒绝, 但之后又特意让经常跟随他的郭岐师傅重新戴了一番。这样的认真细致, 说明箱倌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戏曲服饰中衣箱制的特点: (1) 类别化。衣箱制将戏曲服饰以类别划分, 文服、武服、杂具等各按类别分开摆放, 根据服饰的重要性划分大衣箱、二衣箱。这种分类便于管理, 便于穿戴, 能有效地保证演出质量。 (2) 专业化。每个衣箱都有专门的相关工作人员箱倌管理。箱倌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即管理条理化、熟练化, 并能熟悉演员的习惯特点和要求。更精于技艺的箱倌还能在设计创造和服饰艺术上给演员提出重要意见, 箱倌也是演出和服饰艺术的最佳顾问和合作者。
总的来说, 衣箱制就是使戏班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表演他所能表演的全部剧目, 这也是一个戏班能长期存在并保持发展的重要体制。
(二) 穿戴规制
戏曲中的穿戴规制, 指的是演员用衣箱里的服饰道具装扮剧中人物的基本规则, 是戏曲的程式性在服饰上的表现。这是一种稳定性的规范化的穿戴程式, 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化, 所以戏曲艺术中有谚语说:“宁穿破不穿错。”
戏曲艺术中的穿戴规制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宋元时期, 衣箱制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 穿戴规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没有形成统一严格的规范。到了明代, 已经初具规模了,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里就有了《穿关》名目, 说明穿戴规制已经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和使用了。清代已经出现了《昆剧穿戴》、《扬州画舫录·江湖行头》、《升平署志略·穿戴提纲》等有关于穿戴规制的具体文字了, 这种记述, 说明清代的戏曲穿戴规制已经较为完备。但是, 在古代戏曲表演中, 这种穿戴规制一般还是以师傅口传心授的形式流传, 并未形成正式条文让徒弟们学习。所以, 虽然戏曲表演中有了严格的穿戴规制, 但也局限于各个戏班和各个戏种之间, 在那个信息传递尚不迅速的时代, 穿戴规制就这样代代相传。
在通用的戏曲穿戴规制中, 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 (1) 不分朝代、不分地域、不分季节, 这个“三不分”特点适用于一切剧目, 不论什么朝代, 皇帝的服饰、官员的服饰、平民百姓的服饰都是没有变化的, 只是服饰的纹案根据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会有些小幅度的调整。 (2) 在人物扮相上, 根据人物的外部形象作八种区分, 即老幼有别、男女有别、贵贱有别、贫富有别、文武有别、番汉有别、情境有别、褒贬有别。其特点就是服饰上只作这八种区分, 并不作更细致的服饰区别。 (3) 稳定中的细微变化, 戏曲服饰表演中的稳定性是相对的, 虽然代代相传的穿戴成为定制, 但是演员们有时候也要根据人物类型和性格特点以及他的外部形象, 做一些服饰组合方面的搭配, 从而使人物更丰满更具有艺术表现性。这个特点也是写意的, 简约的, 符合戏曲艺术表现的。
四、结语
通过对明清时期传统戏曲艺术发展过程的梳理, 剖析其戏曲服饰的特点: (1) 类型化。戏曲服饰的类型化主要表现在, 在处理各种类型的人物时, 不考虑朝代, 不考虑地域, 不考虑季节变化,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按常规类型来穿戴。 (2) 概括性。戏曲服饰在样式品种上, 数量不过四五十种, 但是他所塑造的人物却是中国历史几千年里的各种类型的人物, 其造型都被戏曲服饰的这几十种内容所涵盖, 并生动地表现出来, 体现出戏曲服饰不分朝代的概括性特点。传统戏曲服饰是戏曲艺术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 同时又是传统服饰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兼具文化科和学的交叉性, 使人可透过戏曲艺术的服饰特征, 了解社会历史发展动向, 因此, 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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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特点 篇9
竞技体操是我国的传统优势竞技体育项目，1962年第15届世锦赛上，于烈峰取得了鞍马比赛的铜牌，从此中国运动员开始登上世界体操大赛的领奖台。1979年，15岁的马艳红在第20届世锦赛上为中国夺得了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1982年第6届世界杯上“体操王子”李宁一举夺得6枚金牌，创造了历届世界杯个人获金牌的最高纪录。从1984年到2008年7届奥运会我国体操健儿已经连续获得了22枚金牌，占我国取得的所有奥运金牌的14%;男子体操队先后10次夺得了世界三大赛的团体冠军，包括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团体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团体金牌;造就了48名竞技体操世界冠军，从而确立了我国的竞技体操在世界体坛上的强国地位，为我国迈进竞技体育强国的行列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我国奥运争光计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世界男子体操格局演变的特点，世界男子体操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有关体操研究的中文期刊、文献资料，以及其他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专著、书籍、科研论文等，并仔细研究了2006版男子竞技体操规则以及历届体操三大赛的成绩册。
1.2.2 录像分析法。
分析了2006年第39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多哈亚运会体操比赛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的实况录像，记录了运动员A分、B分以及落地稳定性的情况等。
1.2.3 逻辑分析法。
通过分析、推理等形式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对比、概括，总结出影响世界男子体操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同时根据2005、2006两年的竞争态势和2006版新规则的变化，分析我国男子体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的发展思路。
2. 结果与分析
2.1 世界男子体操格局演变的主要特点
2.1.1 不同时期的体操强国交替处于垄断或者半垄断地位。
从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前苏联引领世界体坛，1962年日本开始超越前苏联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1979年的世界体操锦标赛前苏联又重新夺回第一的位置，引领世界体坛十几年，前苏联解体后，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处于领先地位。这样一个不断变换的历史演变过程既精彩纷呈又扣人心弦。历史的发展因为英雄而精彩，英雄的崛起和没落让历史有说不完的传奇，前苏联队、日本队、中国队、俄罗斯队等都在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谱写了自己的辉煌。前苏联队在渐入佳境的时候却遭遇国家解体，中国在2003年世锦赛达到事业顶峰后却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意外失利。这些变化都为男子体操格局的演变增添了无限感慨。经历了失败的中国，奋起直追，在第39、40届世锦赛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都有突出的表现，一举夺得了三届冠军。纵观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的演变过程，相似的历史进程，同样的历史魅力(图1)。
2.1.2 前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长期保持一定的优势，日本依靠创新在1962年布拉格世界锦标赛—1979年东京世界杯引领世界体坛。
前苏联从1952年参加世界大赛开始，成绩一直保持在世界一流强队的水平上。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1960年罗马奥运会，前苏联以绝对的优势高居金牌和奖牌的榜首，1962年布拉格世界锦标赛—1979年东京世界杯，虽然被日本队超越，但是前苏联队一直保持着一定数量的奖牌数，团体也始终保持在第二的水平，虽然第一强国的位置被取代，但还是一流的体操强国，并在1979年沃斯堡世界锦标赛—1991年印第安纳波利斯世界锦标赛又重新回到第一强国的位置，直至前苏联解体。前苏联解体后，加盟共和国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体操水平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列。这主要得益于前苏联国家以管理为主的训练体制，这种体制帮助前苏联积累了雄厚的训练经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保证了前苏联男子体操长盛不衰，为世界体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1.3 金牌和奖牌的竞争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金牌和奖牌多数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国家之间，前苏联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1960年罗马奥运会金牌的占有率高达75%，奖牌占有率也达到了45%的高度。而这个阶段获得金牌的国家只有7个，获得奖牌的国家只有9个。1962年布拉格世界锦标赛—1979年东京世界杯，日本继承了前苏联的风格，占有了接近一半的金牌和奖牌，占有率分别为46%和41%。这个阶段获得奖牌的国家增加到10个，获得奖牌的国家增加到12个。1979年沃斯堡世界锦标赛—1991年印第安纳波利斯世界锦标赛，前苏联回复生机，金牌占有率较上阶段日本有所上升，为58%，但奖牌数有所下降，为36%。这个阶段获得金牌的国家为9个，获得奖牌的国家为13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随着前苏联解体，多元化发展全面展开，居奖牌榜首位的中国，金牌占有率为20%，奖牌占有率为15%，远远低于鼎盛时期的前苏联和日本。同时，这个阶段27个国家获得金牌，30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奖牌，远远超出了前三个阶段。(见表1)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体操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规则的变化。前苏联解体以后，大批优秀的人才流向了世界各地，带动了当地体操事业的发展。设置单项世界锦标赛、团体比赛采用6—3—3制等变化也促进了体操在更多的国家开展。上述分析表明，世界男子体操正在朝多元化发展。
2.2 影响世界男子体操格局演变的因素
影响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是管理体制的完善、规则的导向、人才的流动和训练经验等资源的共享。
2.2.1 不断完善的管理体制是体操不断发展的基础。
体育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体制的反映。世界各国体育管理体制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国家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国家与社会结合型。几个体操强国的管理体制是国家管理型和社会管理型两种。前苏联和中国是典型的国家管理型，美国是典型的社会管理型。
2.2.2 规则的导向引领了格局的变化。
体操是难美项群评分类的项目，评分规则就像是体操技术发展的指挥棒，哪个国家能够及时把握规则的走向，创造出与规则相适应的难度动作、难度组合或者成套动作，哪个国家就能在大赛中获得主动，在格局的演变中占领上风。竞赛规程的变化加剧了比赛结果的不确定因素，上场的队员必须保证成功率，不能出现大的失误，这就需要全能型的运动员。所以，1997年以后的团体比赛的成绩出现了很大的起伏变化。统计显示，经常获得前3名的有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几个国家。(见表2)
2.2.3 人才的流动和训练经验等资源的共享。
体操项目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项目，训练经验、训练手段、技术要领和周期计划等等都是经过前人无数次实践积累而来的，前苏联的体操运动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长期的经验积累。这些宝贵的经验以往是各个国家队的机密，不会轻易公之于众。但是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多向流动，打破了这一坚冰，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训练经验交流、共享，尤其是流向体操项目开展较为缓慢的国家。在经验的交流方面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比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摘要：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录像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 总结了世界男子体操格局演变的特点, 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旨在摸清世界男子体操格局的演变规律, 为中国体操的下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关键词：男子体操,格局演变,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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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特点 篇10
商周时期，兽面纹神态生动，形状复杂多变，或似鹰、似凤，或像牛、像羊、像虎；或抽象，或写实，或简约，或粗犷，或变形，或分解。但是它的基本构图是以鼻梁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着角、目、口、耳等，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子，左右展开的躯体或兽尾，少数简略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所有兽面纹都是按照这一布局设计的，只有表现技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兽面纹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和陶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和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器物上均常见兽面纹。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则出现在夏代。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青铜器的制作才刚刚拉开序幕，属于我国青铜器艺术的初创时期，青铜器种类少，造型简单，器壁较薄，制作粗糙，纹饰较少。夏代青铜器的兽面纹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铜牌饰表面由许多形状不规则的绿松石镶嵌成兽面纹，双目圆凸，有明显的眼眶，鼻与身脊相通，两角上卷，有的身躯还饰有鳞状斑纹。整个兽面纹除了双眼外，其他部分抽象而不写实，它是已知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了（图二）。这种镶嵌的兽面纹与后来青铜器上的纹饰有很大区别，但是它开创了商周青铜器兽面纹的先河。
商代，兽面纹成为最常见的主题纹饰，往往构成青铜器全部装饰花纹的中心。商人十分崇敬鬼神，凡事必先占卜、询问鬼神的旨意。《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尊神、事神是商人社会思想的重要特点。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商人的国家大事，是人们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商人把兽面纹铸在用于祭祀的青铜器礼器上是借助其力量向神灵寻求保佑和庇护。这一时期的兽面纹神秘、生动，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和支配性的影响。
商代的兽面纹经历了由简单到繁缛、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
商代早期兽面纹作为器物的主纹，饰于器物的颈部和腹部，一般多呈带状分布，上下界以连珠纹，亦有上下加上一周回纹带作花边或无花边的。由于当时青铜铸造技术尚不发达，兽面纹比较简单，最简单的只有一对兽目，其他部分省略。一般情况是直鼻有翅，双目突出，为斜立鹰嘴形或椭方形，也有无目的。兽角不发达，也不大具体，较大的纹饰才可能看到角型的状态，常见的角型有两端内弯的“T”形、勾连云形、刀形等。嘴有裂口和闭口两种。身首连成一片，多以粗犷、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彼此之间界限不太容易确立。躯干为两层的，尾部像鱼尾上下歧出，岐尾是这一时期兽面纹特有的现象；躯干作三层的，尾端上层上卷，下面两层则仍做岐尾状。兽面纹多用凸起的阳线构成，纹路一般较宽，但也有纹路较窄和细线的。小器的纹饰很单调，大器的纹饰则显得复杂一些。有的兽面纹两旁有半个兽面纹或岐尾状装饰，这是商代晚期颇为流行的连体兽面纹两侧缀以目纹或夔纹的滥觞。这一时期兽面纹的特征是器壁很薄，纹饰为单层，没有底纹。（图三、图四、图五）
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器壁增厚，兽面纹比早期精细，神秘的气氛增加，但图案仍然是抽象的。这时期新出现的浮雕兽面纹，一般比较圆浑，不似商代晚期那样硬朗锐利。兽目突出，有的比例相当大，炯炯有神。以云雷纹衬底的复层兽面纹是这时期的特色，但兽面的主干和地纹区分不明显。纹饰很少用粗线条，多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头部和体躯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尾端上下弯曲分开。兽面纹两侧出现鸟纹配置，且如果兽面两侧配置有鸟纹，则兽的两尾是上卷的。纹饰线条有粗犷的和纤细的两类，有时同一件器物上两个图案各用不同线条构成。（图六）
商代晚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高峰期，青铜器种类多，数量大，器壁厚，造型装饰华美，形成了层次分明、富丽繁缛而神秘的新风格。兽面纹施在器物的主要部位作为主题纹饰，占据了器面较大的空间，向通体满花的方向发展，且向立体多层装饰发展。兽面纹的主纹如脸颊、额顶、腿、爪、体躯和地纹则采取平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绝大多数都饰有地纹，即在兽面主纹的底部空白处刻上匀密纤细的云雷纹作为衬托。主纹浮雕现象很普遍，其上还饰以花纹，刻画精致的兽面纹，与细致、繁密的云雷纹相交织，构成繁丽诡秘的三重花纹。主纹刻画很清楚，具体而写实，它高高突起，与细密的地纹对比，产生强烈的反差，加之线条峻厉，给人以森严之感。不仅图案的组合呈现出繁缛之势，动物纹中动物的特性也被突出夸张，千变万化。各种角型十分丰富，也十分发达，这一时期流行的角型有内卷角、外卷角、曲折角、羊角、龙角、长颈鹿角等等。具有威慑形态的双角，更扩大了其所占有的位置，差不多占了横切面的一半，有的甚至为龙蛇的形状，构思极为怪异。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非常清晰，有的甚至以高高凸起的扉棱为鼻准线，一般晚期前段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将面部分成两半。兽目炯炯有神，内侧眼角无限扩大，前端下垂甚至弯曲成钩形。口部咧口阔大，口中兽牙则由锯齿状发展为上下交错的獠牙。这一时期的兽尾部上扬内卷或外卷，兽面两侧配置倒立的夔纹或鸟纹，大型器物上甚至出现了夔鸟组合配置。兽面纹繁丽，充满神秘气息。既有粗犷的风格，又有细致的刻画。其狰狞严峻之中，又透露出了几分质朴和善良，极富想象力的糅合了人面与兽面特征，充分体现了青铜器发展高峰期兽面纹的特征。（图七）
“周人尊礼尚施，敬鬼事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西周奉行“敬天保民”的思想，采取以禮治国安邦平天下。具有威慑作用的兽面纹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
政权的更替和政治制度的改变不会马上改变意识形态的东西，因此，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基本上继承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兽面纹在青铜器装饰花纹中仍占主导地位，构图多富变化。但写实性不如商代晚期，线条显得更加柔和。同时作为底纹的云雷纹减少，纹饰不那么繁缛，而显得疏朗。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一种简朴式的风格，将兽面纹作为一条条纹带置于铜器口沿下，兽面纹的线条简洁洗练，地纹也往往被省略，这种风格的兽面纹多见于成康时期的青铜器上。昭王时期的青铜器又出现了极为华丽的兽面纹，器身通体饰兽面纹，以雷纹为地，兽面曲躯舞爪，主体如双角及躯干等部位增饰了很多齿状或钩状的精致花边，使纹样在庄严神秘中增添了几分富丽的气派，体现出这个时期的风尚。角型中牛角兽面纹明显增多，其他角形少见。这一时期新出现了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是商代晚期没有的，兽角宽大粗壮，从兽额向上，到达上栏，平折，然后向下，一直垂到下栏，尖端又钩曲上卷，占据了兽面的主要部位，这种兽面纹是西周早期特有的。（图八、图九）
西周中期青铜器制作更加成熟，青铜器造型设计和装饰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铜装饰艺术由神秘诡异向质朴无华、简洁明快的方向发展，构图以连续式代替了传统的对称式，繁缛富丽的满身花纹向简洁明快的条带状花纹发展。兽面纹完全失去了往昔威严、神秘、雄踞器物中心的资格，逐步蜕化成为极为粗犷的变形兽面纹。整个兽面纹除了兽目可辨别外，兽面纹的躯体已经被分解变形，呈条带状，由一些毫无意义的横向或纵向的勾曲粗线条组成，不求形似，兽目蜕化成两个小圆圈，丧失了早期的神采，口、眉、爪子全部消失。只有极少数兽面纹虽然保留了早期兽面纹的式样，但变得简单，纹饰比较粗疏，有些变形，多不施雷纹地。（图十）
西周中晚期以后，复杂的兽面纹变得浑朴简小，由器物的主体退居到鼎、鬲等器物的足部，作为附饰，作为器身的纹饰几乎不见。（图十一）
至春秋晚期，在晋国铜器上出现了一些用盘绕的龙纹组成的兽面纹，但这是少量的。到了战国及以后，兽面纹除了作为器足上部的装饰外，仅见于一些铜器衔环的铺首上了。作为青铜器主纹的兽面纹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