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影响(精选十篇)
后世影响 篇1
首先我们谈到对于牧溪禅画的发展和传承, 在上文中也提到牧溪对于日本的某种意义上的画史其实是在比在于中国的意义更加重大, 牧溪的禅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水墨画, 之后他的作品在日本水墨画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这其中的原因少不了在当时的日本禅宗的流行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似乎到处都有很多禅宗有关的活动。而且日本的一个地理环境, 它是一个岛国, 被海洋包围, 河湖资源十分丰富, 属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但它纵贯热带、温带和寒带3 个气候带, 再加之受大陆和海洋气候的双重影响, 气候变化较大, 四季也很分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似乎就会对牧溪的山水墨画有一种亲切感。但牧溪的山水墨画的奇妙魅力不仅因为这个, 在那片散开的云墨画中含有的是大自然的一种苍茫与远寂。另一点可以从牧溪的禅画对禅宗的一种影响。禅宗又名佛心宗, 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 在宋元明文化风靡日本是, 禅宗传播十分快速尤其是在武士阶层迅速传播。禅宗其宗旨是追求佛、道和儒学的三教统一。而牧溪的禅画正好会有一种对大自然的崇尚追求, 朴素追求的情绪, 他主要是追求一种“韵外之致”的物外的艺术境界。正好与禅宗的一些理念不谋而合, 在水墨山水之画的色彩、形式减弱而将意蕴和味道加重的一种表现形势也不谋而合。
禅宗所蕴含的很多意境都是中国人民以本身民族精神对于外来佛教的一种完美结合的结果, 而道释的人物画中所描绘的一种形式更是深深受到禅宗这种意境的影响, 或以神韵、或以法相、或以意、或以形、或以色、或以墨、为主要的表现形势和含义。还有法常是有自己及其粗简极富的风格, 加长洗练的水墨形势, 这种形势似乎更加独具一格。他的水墨禅画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画院风格摆脱, 对于文人画用笔更放达的吸收, 没有过多的修饰, 主要注重抒发自己的情感的写意的创作方法。而牧溪在禅宗佛下独立成长并不断发展, 并开始给元明水墨禅画的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 比如在文人写意画作中对禅宗画的吸收与学习以及再延伸并发展, 牧溪开始是对生活日常的物品写意, 之后他不再围绕这一单一主题题材, 开始尝试各种写生, 不断扩大自己的绘画范围。
在牧溪的画作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些许石恪和梁楷的水墨简笔画感觉, 正是这种继承与发展, 才是牧溪的画作更加具有神韵, 淡淡清幽之中也有些许含蓄之道, 简单寥寥几笔却十分写实, 观者看后都会回味无穷了, 一些人也认为牧溪对沈周、徐渭、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画家都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牧溪在绘画上的造诣可谓可圈可点, 他不仅对禅宗画派起到发展与推广的作用, 更是成为人们更好了解禅画的重要桥梁。其本为一小小画僧, 课他的小小禅画似乎含有很深刻的人生哲理。历史记载, 他曾为官几年, 但最终为奸臣陷害, 所以他归于田园生活。我国相关书籍对于牧溪的记载很少, 由此他在中国画派的地位可能并不突出。但是, 像牧溪这样一位禅画艺术家以及他对禅画的延伸, 对现在画意的发展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更体现出很不同的时代特征。
在中国的画史中我们可以了解的牧溪的资料少之又少, 但他的人生经历进而对他创作经历的影响有更多值得人们去探索和欣赏的部分, 然而在日本却别视为国宝, 牧溪禅画中的禅意文化更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本次介绍即以此为目的, 希望更多人了解牧溪, 欣赏到不同韵味的禅画。
摘要:牧溪身在佛门, 性格却洒脱不羁, 画史中对他生平的记载甚少, 却都记述了一件足以影响他后半生的事件, 就是他曾“造语伤贾似道”, 因言获罪, 避于丘氏家直到德佑元年 (1275年) 才在古稀之年再度露面, 期间是否笔耕不辍, 是否还有作品问世, 无人可知。牧溪的画题材十分多样, 但是都流露出弄弄写意和禅意, 无论是花鸟还是人物或是风景, 都在以平静统一的前提下, 在朴素间体现禅文化的深刻。画作简单, 但是其内涵的本意能将所有读画者带入深远的境界。
关键词:中国绘画史,水墨画,牧溪
参考文献
杜甫对后世的影响 篇2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浮世绘 篇3
佛家曰:“浮世尘缘,一生一灭,拈花一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瞬便是永远。”凝望一幅幅浮世绘,你是否会悟到这“一瞬便是永远”呢?
The Japanese 1)woodblock print: an art form whose impact was as revolutionary in Japan as 2)Gutenberg’s printed books were in the West, and an art form that had tremendous impact on modern Western 3)Impressionism. While the paintings of the Impressionists Monet, Van Gogh, Degas are 4)glittering treasures of Western culture, their inspiration wasn’t Western at all. The real source of their new vision was not in France, not even in Europe, but in a countr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in Japan.
By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fter a long period of isolation, Japan was once again trading with the world. In the 5)bustling capital city of Edo, later to be known as Tokyo, artists and artisans were busy creating items for trade. In Edo most woodblock prints were things to be admired and then thrown away, like comic books or newspapers today. And so, 6)discarded prints were sometimes used to pack 7)ceramics for export to America and Europe. This is how Japanese woodblock prints first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oriental 8)curiosity shops of London and Paris.
In the mid-eighteen hundreds Western art was in a crisis. The realistic school of painting in Europe had reached sort of a dead end. The 9)newfangled technology of the photograph produced a picture far more realistic than any artist could ever hope to paint. And so, in search of inspiration for a new direction in their art, painters would gather to 10)marvel at, and collect, the latest Japanese imports.
The Japanese woodblock print offered a 11)strikingly different model for what art could be. Not photographic, but stylized and impressionistic. They emphasized the surface pattern of the print rather than try to create the illusion of space beyond the flat surface of the canvas. In Europe these prints helped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 in art. We need to investigate what was behind the creation of these prints.
“e” means picture, and “Ukiyo” floating world. What was this “floating world?”
It was a place that looked a bit like this, Gion, the geisha quarter of Kyoto. In Edo, the 12)geisha and lower class 13)courtesans could be found only in the 14)Yoshiwara also called Ukiyo, the floating world. One 15)samurai described his experiences in the floating world thus:
Living only for the moment,
gazing at the moon, the snow,
the cherry blossoms and the maple leaves,
singing songs, drinking wine,
16)diverting ourselves and just floating,
floating.
Caring not a 17)fig,
for the problems staring us in the face,
and floating like a 18)gourd in the river current.
That is what we call the floating world.
日本的版画(浮世绘),不仅在日本产生不亚于古腾堡的便携式书籍之于西方的革命性影响,还大大影响了现代的西方印象派。尽管印象派大师莫奈、梵高、德加的作品成为了西方艺术殿堂里闪闪生辉的宝物,他们的创作灵感却完全不是源于西方。他们新视觉的真正源头不在法国,甚至也不在欧洲,而是来自地球的另一端的日本。
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后,日本在19世纪中叶重新与世界建立起贸易联系。在繁嚣的首府江户(即后来的东京),艺术家和工匠们都在忙于创作作品以进行贸易。这里大部分的版画就像今天的漫画书或者报纸一样,先是受到人们的青睐,随后就遭丢弃。而被丢弃的作品有时会用来包裹陶瓷制品,然后出口到美洲和欧洲。日本的版画最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走进伦敦和巴黎的东方古董店的。
18世纪中叶,西方艺术界正经历一场危机。欧洲现实主义绘画流派有点走进了死胡同。新流行起来的摄影技术拍出的照片,真实感远超任何一位画家所期望绘画能达到的程度。因此,为了找寻新的艺术方向的灵感,画家们把注意力放在令他们惊艳的新近从日本进口的物品中,并开始收集这些东西。
日本的版画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形式。它不像照片般写实,而是有固定格式并基于印象的。画家们着重强调的是作品的表面图像,而不是试图在平白的帆布上创造出空间的幻觉。在欧洲,这些版画掀起了一场艺术革命。那么它们究竟是基于什么来创作的呢?
“e”代表绘,“Ukiyo”是指浮世。那什么是浮世呢?
(现在的)新桥,这个京都艺伎聚居的地方就有点像浮世。(当时)在江户,艺伎和下层的妓女只居住在吉原,也称为浮世的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武士这样描述他所体验的浮世:
生命只是活在当下,
凝望着月亮、白雪、
樱花、枫叶,
唱着歌,喝着酒,
放纵着自我,任意漂浮,
漂浮。
了无牵挂,
烦恼纵在面前闪现,
就如流水中的瓢一样漂浮。
这就是浮世。
隋朝藏书管理与后世影响价值研究 篇4
一、隋朝藏书管理
1. 藏书收集途径。
隋朝藏书收集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对前朝图书的整理和收集。隋灭陈以后,杨广下诏收集陈的旧书,把所有的书纳入国家藏书机构;隋朝也收集了很多北周的书籍,隋朝从北周收藏的书当时已经达到15000册,这个数目已经达到了汉代的收藏数目,是南梁时期的一半。隋朝对前朝书籍的收藏是国家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了当时国家藏书的匮乏。隋朝对皇家藏书的重视,是促使隋朝收集前朝藏书的重要原因,而在前朝旧书的收藏中,我国古代文明也逐步得以传承,尽管当时战乱中大量藏书被损坏,但前朝旧书占据了隋朝藏书的大部分。
其二是向民间广泛征集。隋朝第一次民间征书活动是在583年,秘书监牛宏上表说,现在国家比较稳定,应该广泛收集民间私人藏书,因为藏书被王府、私人占有,必然影响知识在知识分子之间的传播。隋朝统治者听取了牛宏的建议,下诏进行献书,一时之间,大量的藏书被国家机构征集到。
南北统一后,经济和政治逐步稳定,此时隋朝统治者更加重视藏书收集活动,命令牛弘再一次进行民间征书。而此次的征书活动地点出现转移,主要在江南地区进行。经过牛弘对民间藏书的大量征集,很多宝贵的图书被征集到国家藏书馆,隋朝的藏书规模出现又一次的激增。牛弘在隋朝藏书搜集史上的贡献,被明代胡应麟高度评价,认为其在图书搜集上的贡献盛绝古今,可见牛弘第二次民间藏书征集成效十分显著。隋炀帝之时,隋朝开始第三次藏书征集活动,而此次民间征集活动,其规模远远大于前两次,征集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征集的内容更是除了经、史、集藏书外,还包含了大量的字画、书法和宗教图书等。隋炀帝崇尚佛教,因此当时宗教藏书的收集与其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其三是抄写书籍。由于战争中藏书损坏,以及多种来源途径,藏书质量参差不齐,另外隋朝统治者多次下诏书搜集图书,在得到大量珍贵书籍的同时,仍有一部分书籍不能征集到,一些藏书家不愿将家藏献出,此时隋朝统治者采用了“抄录”政策。抄书极大和有效地补充了隋朝藏书体系。
2. 隋朝国家藏书机构。
嘉则殿、秘书省、修文殿和观文殿是当时重要的国家藏书机构,前两个藏书机构主要位于京师,后两个藏书机构位于东都,京师和东都是当时主要藏书地点。嘉则殿建立时间最早,隋朝主要皇家藏书都在嘉则殿里面收集,因此嘉则殿的书籍主要供皇家人员阅览。秘书省在隋朝的地位相当高,并且作为隋朝五省之一的秘书省是统治者专门管理图书典藏的部门。隋文帝时秘书省得到重视,到了隋炀帝之时,继续增加人员,并且对秘书省任职官员提升官衔。修文殿是东都的藏书机构,隋炀帝曾下诏书命令秘书监柳顾言,整理嘉则殿图书,当时嘉则殿图书达到了37万册,柳顾言整理了3700册御本纳入修文殿。隋炀帝重视文学,继位后经常把藏书放置于修文殿,便于阅读。观文殿也是东都的重要藏书机构,观文殿藏书种类比较繁多,有古籍,还包含古代字画、书法作品等,观文殿对后代藏书影响深远。另外,隋朝很多典籍在嘉则殿、秘书省、修文殿和观文殿收藏的同时,也分别在省和府有收藏。
3. 图书的校勘整理。
隋朝的藏书主要来源于北周和南陈,还有一些来自于民间。由于这些藏书的来源不同,因此藏书的质量也存在差异化,隋朝比较看重藏书的校勘整理。
隋统治者在藏书的整理上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秘书省,负责藏书的整理校勘工作。隋朝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图书校勘整理工作,其后的每一年从未停止过对图书进行纂集、编目。所有的图书收藏形成一定的体系,图书体系化的编目,以及对图书的校正,是隋朝图书事业重要的特点。
牛弘在对图书搜集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对图书整理工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在秘书省任职期间,他曾一度对典藏进行修补,对缺少的图书进行抄录,曾编录《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后来又继续编成《开皇八年四部目录》。隋朝中期,图书的整理校勘形成热潮。
4. 图书的纂集典藏。
隋朝统治者在藏书整理和收集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藏书的修编工作。在战争中所得图书大量遭到损坏,民间图书更是如此,特别是时间比较久的古籍,损坏更加严重。隋朝刚建立之时,统治者为了吸取前朝灭亡教训,组织专人修编史书,文帝刚继位,便命魏收等修魏史,成了专门的修书机构,由秘书省直接监管。修书官由著名的文人兼任,例如牛弘和许善心,在任职期间修编了大量的图书。而隋炀帝之时也重视图书修编工作。隋炀帝未继位前,就在扬州组织100多人进行图书修编工作,继位后编写工作一直持续。修编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包含经、史、子、集各个部分。
隋朝不仅图书多,图书典藏制度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隋朝藏书典藏形式有多种,一是根据藏书的编号,图书上、中、下部分,分别藏于不同的地方;另一种方法是按照藏书的内容进行分类,例如隋朝观文殿前藏室,东屋主要藏“经”和“史”部分,西屋主要藏“子”和“集”部分。隋朝还设立特殊的藏书机构,用于图书专藏,例如隋朝古籍主要藏于妙楷台,隋朝古画主要藏身于宝迹台等。隋朝对藏书给予重视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藏书机构布局设置,在观文殿前设书室14间,每间开设方户。
二、隋朝藏书事业对后世的影响
虽然隋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隋朝藏书事业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并且藏书事业也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也对唐朝时期的鼎盛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根据记载,隋炀帝初年,隋朝派遣大量使者出访南海地区、西域和日本,加强同他们之间的联系。600年,日本派遣使者来中国加强交流,7年后,日本派遣小野妹子等使者携带国书来中国,并且日本派遣使者的活动后来一直呈现持续状态。日本还曾经派遣专人到中国留学,潜心学习中国的佛学和文化。隋朝统治者对译经工作比较重视,译经数目达到6000卷,隋朝统治者下令中土僧人参与译经过程,因此译经数目众多。而隋朝也十分重视写经工作,并成立专门的藏经机构,特别是收录了大量的佛教藏经,因此隋朝的寺院藏经比较充盈,而唐朝以后,寺庙数目更是有增无减,国家藏经制度开始成熟。隋朝藏书对大唐的藏经事业影响重大。
隋朝时期, 文化发展迅速, 当时的佛学、经学、音韵学、目录学、文艺、科技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 隋朝在文化上特有的成就, 对当前我国文化的秉承和传播同样意义重大。隋炀帝时, 国家藏书数量之多, 仅仅嘉则殿的图书就已经达到了37万卷, 藏书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经、史、子、集范围内, 还包含很多的字画和佛教图书, 此时隋朝的藏书超过了以往任何王朝的皇家藏书数目, 并且为以后皇家图书发展奠定了良好坚实的基础, 出于对图书的重视, 在藏书的装帧上, 都耗费了大量物力和财力, 隋朝藏书对古代文明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 促进了当时治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曹之.隋唐五代图书编撰考略[J].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9 (3) .
[2]王子舟.六朝隋唐佛教藏书考[J].图书情报知识.1989 (1) .
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篇5
《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中级,记录了西周初年至初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仅以笔者拙见分析一下《诗经》对我国文学的影响: 首先,文学体裁方面,《诗经》作品众多,内容驳杂,历史悠久,艺术风格虽然迥异,但是他们有着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写实性强,朴实 自然的文风紧贴百姓生活,感情纯真朴实,很多作品有着浓郁的乡土情调和强烈的生活气息,例如《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很清晰的展现了一个男孩子为见心爱的姑娘,以布换丝为由去见心爱的姑娘,两人两小无猜的感情在诗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其次,《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可以说是其一大鲜明的特色,主要变现要求婚姻自由和对爱情的忠贞,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下,大胆而又委婉含蓄的表达对爱情的向往。笔者所熟知的当属《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是一首爱情恋歌,描写了以为痴情小伙子对心上人朝思暮想的执着追求。自然朴实的感情流露,勾勒出诗中男孩儿从心中涌出的浓浓爱意,纯真的感情让读者为之动容。而诗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早已成了千古流传的佳句。最后,《诗经》中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是个艺术手法的基本特征,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模板。赋的手法在后世不仅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到汉代还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影响深远。而比兴之法影响也较为深远,竟后人的不断发展创造,成为了世人进行艺术构思和形象思维的重要表现手段。
后世影响 篇6
关键词:《诗经》;弃妇;贞妇;慈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反应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五百年历史,奠定了我国历代诗歌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女性文学形象的塑造上,更具独特性和代表性。与以“女娲”为代表的神话作品相比,无论从人物的意义、性格、心理等诸方面都具备完整的、纯粹的文学形象的全部内涵,并且开后世文学形象描写的先河。《诗经》以后,文学形象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女性形象不断涌现,几千年的中国文坛无不以《诗经》形象为源本。
文学是人学,女性人物在诸多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在《诗经》 中,她们唱着各种各样的歌,劳动的、生活的、辛酸的、幸福的、爱情的等等。但无论怎样的歌,都像现实主义文学——《诗经》一样抒发着真情、真性。凡是真的东西都是美的,凡是美的东西都是可继承和发展的。《诗经》时代的人们可能不会想到,他们所唱的这些歌,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这是第一声号角,但这第一声却是如此的嘹亮、铿锵、悠远、回响无穷……
这是第一颗种子,但这第一颗种子却是如此的茁壮、坚韧、刚强、蓬蓬勃勃……
一、弃妇
《诗经·卫风·氓》是一篇极具抒情色彩的叙事诗,通过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丰满的弃妇形象。陈澧《读诗日录》云:“此篇绝妙”。[1]读这首诗,我们仿佛在读一篇催人泪下的小说,仿佛在听一位女人用悔痛的口吻诉述一段撕心裂肺的故事。
倾诉这一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真诚善良热情的劳动妇女,当“憨厚老实”的“氓”以 “贸丝”为借口追求女子时,纯真幼稚的女子便马上献出了自己的真心、真情,并且在没有“良媒”的情况下,善良的她为了使“氓”“无怒”而草率应允了婚期。得到了准信的“氓”便得意的消失了,她却因见不到“氓”而“泣涕涟涟”,无以终日。消失后的“氓”干什么去了,我们不得而知,但他通过给姑娘造成时间空白来更进一步赢得了姑娘的心。当焦急等待的姑娘再次见到“氓”时,“氓”给她吃了颗“定心丸”——“卜筮无咎言”。还等什么呢?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纯真善良的她此时已经什么都不考虑了,只有爱情和她所爱的这个人,而这个人却以谎话、谎誓、神意三件法宝,获得了爱情,骗取了女人,并得到了一车财物。
婚后她勤劳、温顺。“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却“至于暴矣”。为什么以前“信誓旦旦”,现在无情无意,“二三其德”;以前“言笑晏晏”,现在横眉竖目“至于暴矣”。她爱的人以前温顺如羊,现在却凶狠如狼;以前“嗤嗤”似奴才,现在暴怒如老爷。仅仅短短的几年,她的爱情梦就破灭了,她曾经想“白头偕老”,而赖以托付终身的人竟然是一个朝三暮四、虚伪自私、损人利己的骗子。爱人的遗弃,家人的冷落使她冤无处申怨无处诉苦,只有面对滔滔的淇水,因为淇水是她恋爱、婚姻的见证。她们谈情说爱在淇水边,约会欢聚在淇水边,可以说她爱洒淇水,恨洒淇水;爱如淇水长,恨如淇水长。无限回忆,无限痛心只有诉诸淇水,淇水就像一个舞台,演绎了她与“氓”的爱情悲剧。
《氓》中的弃妇形象包含着深刻的含义:
(一)反映了夫权制度的罪恶本质
弃妇由恋爱到结婚,一切都显得那么美满,犹如艳美的桑葚,无论是热恋时在淇水边的玩耍嬉戏,情意绵绵,还是结婚时乘着载满财物与憧憬的车过淇水,都说明爱情与婚姻就像甜美的桑葚,滋滋有味。然而桑葚有“陨落”的时候,当她把自己的幸福托付给一个夫权制度下的骗子时,这种“陨落”就加快了,据李亚龙先生的研究:“士”是“讲恋爱的能手,但并不是忠实的爱人,他们对于女人经常是两条心、三条心。这种士,不是从事干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且在平时是悠悠荡荡地度过悠闲岁月的人物。”[2]所以,不是桑葚的“陨落”,是男尊女卑的夫权制度使广大受压迫的妇女处境如此悲惨。
(二)既是婚姻的骗局,也是人生的骗局
“氓”以“嗤嗤”的样子、“贸丝”的手段骗取姑娘的爱情,以谎言、谎誓骗取姑娘的信任,以婚姻为代价骗取姑娘的财产,以始乱终弃给骗局划上了句号。在这场骗局中,“氓”做的是游戏,姑娘付出的是真情,乃至一生的幸福。当婚姻毁灭时,骗局才终了。
(三)提出了婚姻的基础问题
爱情婚姻是几千年文学作品中不变的主题,但婚姻的基础是千差万别的,因而结局也不同。一定程度上,基础决定着结局。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因知音而私奔,因知心而结婚,虽当泸沽酒而白头偕老,这是因他们的婚姻建立在相知相爱的基础上,没有任何世俗的名利乃至于金钱方面的成分。故虽贫穷而爱心不变,虽艰难而矢志不渝,虽“色衰”而能偕老。然而,“弃妇”的婚姻基础是“氓”对美色和财产的追求,一方付出的是真情,另一方付出的是假意,美色可以褪去,财产可以用完,那么婚姻的大厦只能倒塌。
(四)演绎了女人的悲剧
“弃妇”由貌美女郎到贤惠妻子,由纯情少女到家庭主妇,无一差错而终致所弃;且弃她而去的不光是“氓”,还有亲人,是她的整个世界!抛弃她的是整个社会,这个女人的遭遇是不幸的,社会地位是可悲的,旧时俚语有“女子丢丑,男子夸口”的说法,尽管“弃妇”落得如此下场,但遇到这样的事,男人往往不会被指责,对女人却只有“坏”“活该”的责骂,而没有人出来为女子说话,没有人对这种社会舆论提出抗议,对女子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提出抗议。
(五)赞扬了觉醒的女人
“弃妇”形象最闪光的就是她的觉醒,她被社会抛弃之日就是她识破骗局,自我觉醒之时,她在吞咽血泪,咀嚼痛苦的时候,在“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柏舟》)亦即孤苦无依,悔恨莫及的时候,向社会发出了愤怒的呐喊。淇水有岸,隰地有边,可哪里是我的岸,哪里是我的边?本想“偕老”,可现在只有怨恨。以前的“信誓旦旦”都是虚假的,可以背叛的。既已背叛了,那也就不用想了,不必去说了,一刀两断吧!绝望,愤怒但不可怜。她不像《江有汜》中的弃妇,虽然哀怨,虽然诅咒,但还抱着希望,流露出可怜。《氓》中的弃妇在与“氓”决裂时表现出了决绝的态度和反抗斗争的精神。社会的抛弃给她带来的是痛苦,但更使她认清了社会的本质。在巨大的痛苦面前,她没有乞求,更没有低头,而是与“氓”及其代表的社会决裂,与苦难以及骗局告别,就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新生,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但她的覺醒已经说明她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六)“弃妇”的形象更说明了现实的残酷性和作者在女人婚姻观上的先进性,前瞻性
《氓》中的弃妇与《诗经》中的其它弃妇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她们都在残酷的现实中忍受着环境的折磨,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她们都吞咽着被弃的恶果有着对负心人的仇恨。但她更有自己独具的特点。作品以回忆为线索,用倒叙的形式展示了弃妇性格的发展和心理的跳跃,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是总结,总结那一段令人心酸的生活。随着生活遭遇的变化,她的思想成熟了,她的性格坚强了,由最初的纯真、热烈变得勇敢、决绝。从她跳跃的心路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个性的弃妇复杂的心态,而这一心态又通过各种修辞手法,生动的叙述、恰切的比喻、鲜明的对比、富于哲理的议论表现出来,从而使弃妇的形象显得更为丰满。回忆结束了,总结也结束了,形象中最闪光的东西出现了,下定决心,斩断情思,告别过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欺骗和罪恶给女人挖了个陷阱,但自强和觉醒又使她从中跳了出来,她没有被不幸压倒,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她很能自持,决心忘掉负心人,坚强地生活下去。回忆虽充满了诅咒和悲哀,但更多的是反思,可以说全文就是向社会和历史提交一篇婚姻观的论文。同时作者的态度不言自明,此后的文学作品无不继承了作者的这一讨论和观点。
《汉乐府》中的《上山采蘼芜》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画面,冷漠客观地记录了一对离异夫妇的对话,刻画了一位勤劳、美丽、眷恋旧情的弃妇。她说:“新人复如何?”这次的“新妇”又能怎样呢?可能还是许多次悲剧中的一次吧?通过对话、通过比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今日的弃妇,昔日何尝不是新人?而今日的新人,他日未必不是弃妇!其悲剧意义是深广的。这正如《怨歌行》中的团扇,曾经“出入君怀袖”,而最终“弃捐箧笥中”;由形影不离到恩断情绝,皆由于古代妇女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她们只能依附于男人,而一旦失宠,必然会被无情抛弃。
从《氓》中的女子到《上山采蘼芜》中的弃妇,她们虽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经历了同样的人生变故。虽经历了同样的人生变故,但又以不同的形式对社会作出了反应。反应的形式不同,但《诗经》的影响却是一以贯之的。
二、贞妇
《诗经》不光描写了先民们的生活,而且刻画了众多女性多姿多彩的形象,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行露》描写了一位个性倔强的女子在义正辞言地驳斥着想逼嫁她的人。这首先是一桩不合理的婚姻,一位有家室的男子欲与一女子强行成婚,遭到了女子的强烈反抗。女子为躲避男方的纠缠和无礼,她想到了出走,走到那没有恶棍、没有强暴的地方,走到那自己所爱的地方,与自己所爱的人一起生活。但是露太重,夜太深,她走不了,她是怕露水浸湿衣裳吗?不,她是怕恶人的凌辱。那是怎样的恶人啊!有着雀一样的喙、有着鼠一样的牙。但是,强暴者不管怎样恶毒,不管有着怎样的权势,她都不会成为别人之妾。
当一个人把贞节看的比生命更重要时,再大的权势,再凶的对手都是无所谓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不用说上公堂,吃官司了。她走不了,但她依然斩钉截铁、依然态度坚决,面对着鱼肉人民、称霸一方的奴隶主贵族,她表示:“宁肯吃官司,也不嫁你这种恶棍无赖。”这是一个弱女子所做出的抉择,她在质问恶棍,她把强暴者放在了被审判的位置上,那么她也就不是一个弱女子了。她是一个强者,是一位战士,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她在与邪恶势力斗争,在与不合理的社会斗争。“虽诉我讼,亦不女从!”这是不畏强暴的号角,这是坚贞不屈的号角,这一号角响了多少年,鼓舞了多少人。
因此《行露》中的女主人公不仅是一位贞妇,更是一位女中豪杰,在男尊女卑的奴隶制社会里,这样为自己的贞节、权利、人格和尊严而斗争的女性是难能可贵的。
当人们把爱情、贞节、尊严上升为生活的目的或目的之一时,说明了人们从单纯的追求物质生活升华到了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这无疑是人类的一大进步。《诗经·行露》中的女主人公可以为尊严而战,那么《大车》中的女主人公则为爱情和尊严而死。《列女传·贞顺片》说:“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娶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何如死归于地下乎。’及作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曒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这就是《大车》中描写的女主人公,在恶势力的破坏阻挠下,她不能与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生活,又不能与爱人远走他方;但她又不能违心的屈服于恶势力,当她把自己白玉般的心表露于爱人时,她胸中的太阳是那样的光辉灿烂。“毳衣如菼”、“毳衣如璊”无论是绿色的华服,还是红色的艳装,都为爱人而鲜艳,都为爱情而鲜艳。当爱人不能相爱时,当爱情不能圆满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选择了死。为什么一个人把死看的如此平淡?人活着都要死的,但人活着不能太苦,特别是心不能太苦。息夫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息君,自始至终不以洁白之躯委身于第二个男人。与其在这世上分开活着,不如死了在地下团聚。这是一种对生命本質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已经把生升华到了死的境界,生也就是死,死也就是生。不能与爱人在一起,生不如死,能与爱人在一起,虽死犹生。活着是痛苦的、屈辱的;死后是幸福的、自由的,那个社会能剥夺她生的权利、爱的权利,但不能剥夺她死的权利。正如她在誓言中所说的:“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曒日。”这是为爱人发的誓,这是为爱情发的誓,不能同生,甘愿同死。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最难吐者,肺腑之言;最感人者,血泪涟涟。从《行露》《大车》中的贞妇到后来的刘兰芝、祝英台,从“生不同室,死则同穴”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她们一个个付出的不光是勇气,更是生命,是他们用精神和生命把这一文明圣火传递到了今天。
三、慈母
如果不是《凯风》,我可能要为《诗经》感到遗憾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哪首诗专门地为母亲树碑立传。然而《诗经》就是《诗经》,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在向我们展示二千五百年前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同时,也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各种蓝本——形式的、内容的。
“凯风自南,顺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者,大也;南者,和也;吹者,育也。这就是慈母,这就是母爱,这里涵盖了母爱的所有内容。伟大、无私、慈祥、辛劳、默默无闻、不辞劳苦地养育着子女,看着子女由小到大,像小树一样逐渐成材,她只有欣慰,别无他求;但自己却在这种养育中逐渐地耗尽生命、母亲是明智慈祥的,在抚养子女时,她不求什么回报,只求他们成材。如果子女无才德,不成器,那将辜负慈母的恩德。是啊!一眼寒泉而待汲者七,一位母亲而待育者七,母亲如此劳苦,子女敢不奋发。黄莺鸣叫,其声悦耳,兄弟七人卻不能慰悦母心,作者惭愧深责之意可现。而子女们越是惭愧,越是自责,则越说明母爱之深、母爱之伟大。母亲对子女的爱是不求报偿的,而事实上也是难以报偿的。
这首诗虽然简短,但它所揭示的主题非常深刻,子女无法报答母亲的爱,是因为这种爱比山高、比海深,而且这种爱非常细腻,如春风、如春雨,滋润子女,默默无闻。唐代孟郊有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正说明了母爱的细腻和伟大,如春天的阳光哺育万物,没有哪种生命能离开阳光,没有哪个子女能离开母爱。
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母爱,这无论是在动物界还是人类。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由爱浇灌出来的,当我们满含着深情捧读朱德的《母亲》时,我们深深地为这种爱而感动,感动其辛劳、感动其深厚、感动其伟大。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诗经》,几千年前的这部巨著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描绘了一个个缤纷多彩的血肉丰满的人物。这些人物不光给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审美情趣,也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输送了第一批鲜活的文学形象。在苦与乐中,在生与死中,在爱与恨中,他们一个个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在历史提供给他们的舞台上,他们扮演了自己应扮演的角色。有些在历史的长河中顺流而下淹没了,但有些却在生死抗争中,迸溅起了浪花。
女性,历史将她们定格在弱者的位置上,但她们于弱中表现出了不弱。无论是弃妇的辛酸、贞妇的刚强、母爱的伟大还是其它都说明了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存在价值,在《诗经》中的存在价值,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存在价值。这种价值将与人类及人类文明一起共存。文明的圣火延续多久,女性的光芒将照耀多久。
《诗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中国第一部纯文学作品,它一开始就关注女性,一开始就注意塑造女性文学形象。无论从描写方式、形象塑造、心理刻画、性格特征、思想内涵、时代意义、气氛渲染等诸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成功的尝试,并且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为后世文学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有益的、成功的范例。纵观《诗经》之后的文学作品,它们从某方面或各方面都在沿着《诗经》之路向前,它们或承继,或发展推动着中国文学向更高的顶峰奋进。
参考文献:
[1]陈澧.陈东塾先生读诗日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89.
[2]李亚农.西周与东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97.
夏商周舞蹈对后世的影响 篇7
一、夏商周舞蹈的主要特点
(一) 夏代的舞蹈
夏时期最初兴起的舞蹈是纪功舞蹈《大夏》, 这种舞蹈接近人类最原始的活动形态, 头戴皮帽, 上身赤裸, 下穿白色的裙子。另外, 《万舞》也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舞蹈, 这主要是供皇帝欣赏。据相关文献记载, 夏朝时期乐舞规模已相当可观。《吕氏春秋·侈乐篇》中描绘的“夏桀、殷纣作为侈乐, 大鼓、钟、磬、管箫之音, 以钜为美, 以众为观”正是这种场景。
(二) 商朝的舞蹈
商朝不仅仅是奴隶制快速发展时期, 更是典型的神权统治时期, 因此更加重视祭祀, 乐舞也更加兴盛。当时的舞蹈, 主要以牛尾、武器为舞蹈用具。舞蹈的用途一般是祈祷与庆祝收成。因此这种舞蹈有点中国武术的形态, 这种形态沿袭至今, 在现当代舞蹈的发展中也不断融合。另外, 商朝时期已经开始流行带着假面具舞蹈。出土的商朝时期的祭祀堆里, 就有用于舞蹈的青铜魌头面具, 大小不同, 可用于戴着跳舞, 也可用于悬挂, 这足以说明当时乐舞的盛行。除此之外, 商朝比夏朝的乐舞奴隶规模又有很大的扩充, 郭沫若在其《驳说孺》中提到当时的奴隶人数高达“亿兆夷人”, 乐舞奴隶的技艺也有很大提高, 出土的裸体两面纹玉人就是当时乐舞奴隶的写照。 (下图即是出土的商朝青铜魌头面具及裸体两面纹玉人) 商朝时期的舞蹈还将中原乐舞与东南乐舞相融合, 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舞蹈形式。
(三) 周朝的舞蹈
进入周朝, 统治者提倡以礼乐治天下, 乐舞愈发盛行。周朝对夏商的乐舞进行了总结与融合, 编制出《六代舞》, 还有专门供祭祀求雨用的舞蹈《六小舞》。更为不同的是, 周朝通过法律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六小舞》、学习音乐和朗诵诗文, 20岁时要学习《六代大舞》。这些规定, 更促成了周朝乐舞的盛况。在巫舞方面, 经过商周两个朝代的发展, 巫舞不再是专业性的舞蹈, 而演变成风俗性的舞蹈, 全民参与, 人们身穿皮衣与素服, 装扮成不同的角色, 情景十分热闹。
二、夏商周舞蹈对现当代舞的影响
(一) 夏商周舞蹈与现当代舞蹈的融合
夏商周舞蹈代表着中国古代舞蹈的形态, 虽然距现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但仍在舞蹈领域发挥着其根源的作用。夏商周舞蹈兴起的最初目的是为纪功, 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 包括以后的祭祀求雨、庆祝等等。现当代舞蹈也都饱含舞蹈者的情感, 通过舞蹈表达内心的感受, 也就是借物抒情, 借肢体动作表达自己的感情。虽然不再是原本的祭祀等祈盼活动, 但舞蹈自始至终都是人类情感表达的很好方式。
另外, 夏商周舞蹈, 尤其是商朝以后出现的舞蹈, 舞蹈者会戴着面具表演, 这无疑是表演中的一种新型形式。现当代舞蹈中, 西方盛行的假面舞会其实就具有商朝舞蹈的特点。佩戴面具的目的不同, 但都是娱乐的一种方式。还有古代舞蹈中, 舞蹈用具一般为刀、剑、斧头等武器, 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武术, 武术狭义上讲不属于舞蹈的部分, 但在广义上, 武术与舞蹈有着同样的根源。
前面提到, 夏商周的乐舞最初是只供祭祀以及统治者、奴隶主观赏所用, 到了周朝, 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俗化的娱乐方式, 被广泛接受与流传。在当今社会, 舞蹈已经发展成为男女老少皆可参与的大众娱乐活动, 可以说沿承了夏商周舞蹈的发展趋势。夏商周舞蹈中, 音乐与舞蹈是不会分离的, 舞蹈的表演必定配以音乐, 最初是敲打乐器。现代舞蹈配乐以电子音乐为主, 但在夏商周舞蹈的影响下, 现代舞蹈也融合了古代的打击乐器, 在舞蹈中加入原始元素, 比如非洲的原始舞蹈等等, 还有些舞蹈者专门编排出演示夏商周文化进程的舞蹈, 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二) 现当代舞蹈对夏商周舞蹈的改进
在现当代舞蹈尤其是西方舞蹈中, 假面舞会是颇受人们欢迎的舞蹈之一, 人们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参加舞会, 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舞姿, 十分热闹。这是沿袭了商朝时期戴面具舞蹈的习俗。然而又与商朝时期的舞会有不同之处, 现代的假面舞会不再是供上层统治阶级观赏的活动, 而是大众化的娱乐, 在这样的舞会中, 无论男女、美丑, 都可以尽情展现自己, 分享舞会中的欢乐。现代的假面舞会往往要求有同伴参与, 男女一组, 这也是对商朝时期乐舞的继承与发展。
武术是中国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 武术在广义上也属于舞蹈的范畴。夏商周时期, 奴隶们拿着武器进行表演, 进行庆功、供奴隶主们观赏。现代的武术舞蹈, 在武术的基础上, 加入舞蹈的成分, 集武术的钢强有力与舞蹈的优雅柔美为一体, 变化多样, 别具特色。尤其是近些年来, 不少舞蹈爱好者将为将中国的传统技艺传承下来, 对以往的剑舞进行改进, 还将太极拳等融入到舞蹈表演中, 由此衍生中《扇舞丹青》、《对弈》、《百姓家》等武术与舞蹈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有学者认为“武术套路形成了武舞而成形于舞武 ;舞与武的一体性 , 是武术套路最根本的魅力所在”1。舞武与武舞都是古代武术舞蹈的延伸。
(三) 夏商周舞蹈对现当代舞蹈的启示
夏商周时期的舞蹈接近自然、形成于自然, 是人们日常活动中形成的艺术形式, 是人们生活的真实体现。现代舞蹈比夏商周舞蹈更加华丽多姿, 种类繁多, 表现手法也多种多样。但不管形式如何改变, 都离不开一个中心——生活。舞蹈是用来表达人们的内心感受和肢体柔美的, 因此必须贴近现实, 融入舞蹈者的真情实感。现代舞蹈界存在很多舞蹈而无感情的状况, 即舞蹈者不理解舞姿所表达的情感, 仅仅是用肢体在舞蹈, 而不是用情感舞蹈。夏商周舞蹈让我们始终铭记舞蹈的灵魂, 就是情感。
夏商周时期的乐舞是现当代舞蹈发展的根源, 对现代舞蹈的形式与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借鉴与传承意义, 是中国古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摘要:舞蹈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形式。当今舞蹈繁荣发展, 形式与种类多样, 给大众的生活增加了乐趣。现代舞蹈的根源在于夏商周时期的乐舞, 乐舞的兴起与繁荣给现代舞蹈很大的影响与启发。
关键词:舞蹈,祭祀,融合,影响
参考文献
[1]茅慧.夏商周舞蹈[M].大连出版社, 2005.
[2]陈沛菊, 乔凤娇.武术与舞蹈[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5. (01) .
[3]中国舞蹈史.良友记录, 2010.07.20.
[4]魏春艳.夏商周三代美育思想与礼乐文化.宜宾学院学报, 2009 (08) :70-73
[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明代武术体系对后世武术的影响 篇8
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时代,中国武术在此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跨入了历史的新阶段。流传至今的武术典籍论著,作为传统文化发展的根基,形成明代武术的理论体系;开放的社会促进风格迥异的各个武术流派的构建和彰显,形成明代武术的技术体系;十八般武艺名称和内容的具体化,形成明代武术的器械体系。明代武术体系的形成,对后世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明代武术体系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明代是中国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朝代。无论是前期对蒙古残余势力的作战,还是中后期的抗倭斗争和抵抗满洲统治者的斗争,都离不开对武术的需求。明代经历了明太祖、成祖两朝的外显和宣宗之后的内敛,明代的社会经济也在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政策下发展前进,至明代中后期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农村和城市的依附劳动者开始逐步摆脱人身的控制,获得了更为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城镇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市民阶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步走上了历史舞台,并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武术在经历了宋元两朝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被禁止后,在明代则作为“强兵护国”的一个重要手段。用来抵御倭寇的侵略和加强对内统治的武举制的实施与推广,为众多的社会习武者提供了一条晋升之途。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由长期稳定发展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在此时期农民起义不断;北方敌对势力与朝廷对峙;日本“倭寇”一度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侵扰。这些军事问题的出现,成为明代及其军事家面临的重要威胁。因此,在这一时期,军事的需要为武术发展提供了最大驱动力,武举制的推行和武学的建立为武术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制度保障,日本刀法的传入促进了中日武技之间的交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军事的重视必然引起对武艺的重视。在军事训练和战争实践中,产生了唐顺之的《武编》、俞大猷的《剑经》等一批武术及军事著作,涌现出戚继光、程冲斗、俞大猷等著名武术家、军事家,成为武术实践与理论的先行者。
明代也重视准军队或民兵的武艺训练。明太祖推行“立民兵万户府,简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以时操练,有事用以征战,无事复还为民”的武艺训练体制。此举在促进军队中武术本身的发展之外,也大大推进了广大民间的尚武之风。军队武术家与民间武术家的广泛交流,促进了军事武艺与民间武艺的融合。民间武术结社的发展与民间秘密宗教聚徒习武的出现,为民间武术提供了广阔的土壤,加快了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与此同时,明代中日文化的广泛频繁交流,影响了明代刀法技艺,提高了自身刀法的演练水平和技击能力,成为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2 明代武术体系概况
武术体系指若干相互联系的武术理论、套路演练、技击格斗、器械方法构成的有机整体。明代武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技术体系、器械体系。明代武术体系中的积极因子,为后世武术所借鉴和吸收。
2.1 明代武术的学科体系
2.1.1 武术理论体系
第一,以仁为核心的武德思想。明代各派武术无不强调武德。武德成为习武之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仁是贯穿于整个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在孔子看来,爱人之心即仁。仁的精神对武术的深刻影响不仅确立了习武者在日常的非武术生活中的做人意识,而且为处理武术专业中的各种复杂关系提供了指导。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的爱人精神与推己及人的换位思维方式,提醒习武者在人格上尊重对手,这正是传统武术家们长期提倡的习武做人原则。仁也被视为游侠的品格特征。他们侠义相随,肝胆相照,能急人所急,往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宋代的理学思想影响中国的时候,“仁”的伦理观体现为万物合一,以诚敬存之。万物对生命的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从而渗透到明代武术理论体系中,成为武德的核心。
第二,相反相成的武术技击原则。明代武术,由于门派较多,自然风格各异,技术方法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老子指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即反其道而行,主动示弱,在武术技战术方面,表现为进道若退、后发制人。俞大猷《剑经》说,“技击的关键不外乎‘后人发,先人至’”。是对相反相成的技击原理最好的诠释。
第三,气为武术的本体。先秦时期开始用被视为宇宙本原的“气”来说明武术本体,在明代武术理论与实践中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庄子用气来表示万物之本源:“气变而有行,行变而有生。”“气”被视为武术的原力与本根,是武术生命的精髓所在。武术的种种外在形态如武术功能、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明代何良臣《阵纪》中载:“气有勇怯,其勇怯不能凭识。能作其气,而张其胆,则胆与气俱用之矣。”进一步将胆与气结合,来阐明“气”在在明代武术理论与实践中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
此外,五行学说、八卦理论、太极阴阳学说等,在明代成为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的理论体系。总体而言,到了明代以后,中华民族文化的各大家思想理论日趋成熟,且出现大融合的局面,他们共同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
2.1.2 明代主要武术典籍
明代由于对武术的重视,军队及民间尚武之风兴起,涌现了大批武术理论与实践者,在构建理论体系的同时,著书立说,产生了许多武术与军事名著。明代武术典籍是在明代武术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相关理论的成熟也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完整体系。以下主要典籍,成为后世研究武术的重要史料。
《纪效新书》是一部革新军训、以应实战的兵书,系抗倭名将戚继光于1562年撰成,是历来研究武术的重要文献。《武编》介绍了明代以前各种武术器械和各派拳术练法以及各派武术的情况,由明代军事家唐顺之所编。论述了武术技击实战变幻莫测,而万变不离其宗。《阵纪》,明代何良臣著,阐述了练武与练胆之间的辨证关系。与戚继光的“胆大艺更高”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气堂集》,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著。有剑经、射法,其中剑经为俞大猷“学荆楚长剑,颇得要法,著为剑经”。《江南经略》,明代郑若曾著。在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刊行。郑若曾指出,“中国武艺不可胜纪,古始以来,各有专门,秘法散之四方。”《武备志》,明代茅元仪费时15年,参考兵书2000余种编写而成,是军事理论、军事技能、武术训练的集大成者。《耕余剩技》,明代军事家、武术著作家程宗猷于1616—1621年成书。主要介绍了少林棍法,包括理论、动作图解及动作线路,是享誉武林的一本名著。
这些典籍论著是对历代军事理论、军事技能、身体训练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武术选材、武术训练、兵器制造、兵器使用的高度概括;同时是对武术拳械套路、动作图解、动作路线的详细介绍。武术典籍体系的形成,使武术理论更加专业化、明晰化、规范化;使武术套路得以传承,武术体系日臻完善,武术理论更趋于完整、系统、连贯,标志着武术进一步走向成熟。
2.2 明代武术的技术体系
自汉魏起,就一直有村社习武自保及私人授徒习武的情况。两宋更为普遍,元、明时一些民间秘密宗教常聚众习武,这使习武活动带上了宗法的特征。宗法性和地域性,有助于独特技术套路与演练风格的形成。宋代以后武艺社团的出现和武艺与表演的结合,促进了武术套路的形成和发展,加快了武术流派的发展。明代开始,中国武术形成流派或门派,在拳法和器械中,有了不同风格、特征与内容的若干派别;同时,在每一流派武术中,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拳械方法和内容。
戚继光曾列举“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合拳,猴拳”等十六家拳;郑若曾也列举了赵家拳、南拳、北拳、披挂拳、猴拳等十一家拳法。由此可以看出,明代已经有了由不同技术特点、风格和演练方法等形成的、内部有着严格的师承关系的武术流派。
明代众多的武术流派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外家拳法和内家拳法。外家拳法最负盛名的为少林拳法。少林尚武与少林寺始于同时,少林武术在明代更得以显扬。其技术特点迅猛快捷、刚劲有力。当时少林僧所习拳、棍、剑、鞭、戟等,以拳和棍最负盛名。明代王世性在《嵩游记》中说:“寺僧四百余,武艺俱绝。”演练时,“拳、棍搏击如飞”。郑若曾《江南经略》记载,“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于少林。”少林寺僧和少林棍也曾在抗倭战场上骁勇善战,大显神威。写下了明代少林武术保家卫国的新篇章,成为明代武术流派中的闪光点。
明代武术家针对少林拳“主于搏人,人亦得乘之”的不足,创编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顺势使力”的内家拳。内家拳在明代传承体系明确,包括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六合拳等。其特征是在拳理和身体素质上重视内功,在技法上强调由内及外,内外结合,表现出浓厚的道教色彩。“详推此意终何在,延年益寿不老春”的太极拳是明代武术中的重要流派。武术流派的形成在此阶段是以丰富多彩为主要特征。相对的地域性,纷繁的个体性共同构成了武术的技术体系。
2.3 明代武术的器械体系
明代武术已形成自己的器械体系。宋代已有“十八般武艺”的记载,但在典籍中记载具体内容则是在明代。明代谢肇所著《无杂俎》载:“十八般武艺即‘弓、弩、枪、刀、剑、矛、盾、斧、钺、戟、鞭、锏、镐、殳、杈、耙头、绵线套索、白打’”,只是概括其多,实际武艺及器械种类,远不只十八种。明代拳术的许多基本动作,已与今日无异。拳术理论已很讲究打练法或战术。棍法技术内容丰富,各具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剑经》棍法。枪法众多,枪术理论较为完备。有杨家枪、石家枪、少林枪、冲斗长枪等,最受推崇的是杨家枪法。弓射、弩射仍是武艺的重要内容。剑术虽退出军旅,但在民间仍在流行。明代刀法、刀式种类繁多,自抗倭战争始,受到倭刀法较大的影响,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武术兵器总结的结果。大浪淘沙后的成型兵器,不过仅仅是兵器的一级大类,在其每一类中还有二级分类、三级分类等,可以说武术的兵器分类绝非仅仅十八。
3 明代武术体系对后世武术的影响
3.1 明代武术体系对清代武术的影响
清代武术逐渐退出军阵格杀领域,军旅武术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民间武术逐渐兴盛,进入了多渠道普及和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受明代武术理论典籍论著的影响,清代武术家总结拳技,阐发拳理,著书立说,推动了武术理论的发展。理论发展多方交融“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完善武术的整体观念。吴殳《手臂录》从程宗猷《耕余剩技》中探明程氏所传枪、刀武艺,总结了明代和清代的多家枪法诀要,是明清间枪法的集大成者,被誉为“枪经”。《拳经·拳法备要》系明代少林寺和尚玄机传陈松泉,再传张鸣鄂编撰而成。此书含《拳经》、《拳法备要》各一卷。包括身法、练法、拳法等秘诀、拳谱、备要。《苌氏武技书》为苌乃周创编。苌乃周技艺精湛,功夫纯青,桃李满门,授徒颇众。他综合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明清时代在民间流行的字拳、猴拳、少林拳、太极拳、醉拳等诸家拳法。并结合了古代导引、吐纳,运用古典哲学中的阴阳学说和祖国医学理论中的经络学说等,成为一个理论精湛,技术全面的独特拳派。《内家拳法》是黄百家受其父黄宗羲及清初明、代遗民志士影响,有感于文人不武,于是从王征南习内家拳,并撰此书,是明代内家拳史和技术体系的重要资料。《六合拳谱》出于明末清初姬龙凤,六合即“心与意合,气与力合,筋与骨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是研究早期心意拳传序及技术体系的重要资料。这些经典论著,都与明代武术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继明代武术体系的形成后,清代武术体系已日臻完善。在清代武坛,拳派林立,拳种丰富,逾百余个。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新的流派应运而生,但受明代流派影响,主要的流派仍然是以少林派为代表的外家拳和以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为代表的内家拳。此外,武术理论和技术在发展中,创立了南、北两派。其武德、技击原则、武术本体等理论被继承了下来;武术器械较明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九节鞭、虎头钩、三节棍、手梢子棍、流星锤等。
清代民间武术日益兴盛,进入多渠道普及和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武术强身保健、修身养性、审美娱乐等功能,与其自卫防身功能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拓广了武术发展的领域。武术孕育了儒士拳术大师苌乃周、武禹襄等,他们广泛摄取传统文化成分融入武术,丰富了武术技术内容,增多了武术锻炼形式,提高了武术文化趣味,由此诞生了门派众多的百多拳种。
3.2 明代武术体系对近代武术的影响
进入近代之后,武术受到了军阀混战动荡政局、东西方体育思潮交锋的影响。其发展有两个特征:一方面是以城市为中心,推动武术的普及与发展;另一方面,在近代文化思潮影响下,武术开始沿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演进。但总体来说,仍呈较好的发展趋势,且取得了一定成绩。
近代人们对武术的认识,随着新旧思潮的交锋和体育界土洋体育之争的展开而逐步深化。武术体育观逐步确立,武术体育价值得以提倡,武术健身领域得到开拓。如精武会“以武德为皈依”强调精武精神。同时,武术的唯物史观兴起,是对明清武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民国时涌现了大量武术著作,具一定的学术价值。大致分为:借易理阐发拳械理法的论著,如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孙禄堂《八卦拳学》、毓慧《八卦转掌汇览》;沿承传整理传统拳械,姜容樵著述最多,先后编著二十多种拳械专著;依考据探求武术源流,主要有唐豪《少林五当考》、《太极拳研究》、《中国武艺图籍考》等;参西学普及拳术运动,有马良编《中华新武术》、吴志清编《查拳图说》,徐致一著《太极拳浅说》等四类。
辛亥革命后,各界人士纷纷倡导“强国强种”,中国传统武术引起人们的重视,武术会社和武术组织相继兴起。武术作为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被称为“国术”。中央国术馆的成立,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层层节制的武术管理体系。有识之士在有组织地推广武术的同时,对武术展开整理和研究。这些仁人志士对武术的挖掘与整理,推广与普及作出的贡献功不可灭,但这些都离不开明代武术体系。近代武术发展中古老的中国武术被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范畴,促使武术从价值观到运动锻炼思想,从教习到表演和竞赛方式,都向着科学化与规范化的方式演进。
3.3 明代武术体系对当代武术的影响
明代武术典籍论著,成为今日武术理论研究中极具参考价值的史料。明代拳术、器械中的许多基本动作,已与今日接近。如步法有进步、退步、闪身步、偷步、斜进步、跳剪步、跃步等;步型有高四平、中四平、低四平、雀地龙(仆步)、顺弓步、拗弓步、横档步、半马步、独立步、跪步等;平衡跳跃动作已有金鸡独立(提膝平衡)、二起脚(腾空飞脚)等;技击法则有横拳、短拳、顶肘、劈靠、搬采、擒拿、跳腿、弹踢、扫腿等。刀、枪、剑、棍等器械的演练方法及风格特点,亦被当今武术所借鉴和吸收。明代拳术实战理论已很讲究打练法或战术。其进退虚实、相反相成、谨养治气、正合奇胜等技战术理论对当代武术施与影响,也成为当今武术实战技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武术,虽内容庞博,流派纷杂,风格万千。但明代武术依然如影随形,渗透到武术的一招一式当中。明代武术体系,在传承中得到发展,当今武术体系则在发展中更加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一部分,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弘扬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潮流中,武术理论逐渐繁荣;武术运动蓬勃发展;武术事业蒸蒸日上。武术得到前所未有的挖掘整理,普及推广。经寻根探源,史海钩沉,现存“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达129种。武术体系经历明、清、近代的发展,体系更加完备。无论从理论、技术、器械方面,都有较大的充实、扩展与延伸。其理论典籍,套路演练,技击格斗,器械方法,风格体系,都建立在明代武术体系的框架之上。所以说,明代武术体系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换句话说,武术体系在明代得以建构,而在今天得以彰显。
4 结语
正如伍绍祖先生所述:“中华武术,溯其历史,源远流长;穷其内容,博大精深。”自明代开始,武术经历了从明代的格杀搏斗、技击防身;清代的强体保健、卫国修身;近代的内外兼修、天人合一;到当今的回归人性、休闲健身,这一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华武术在传统文化中传承,在技击实践中演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健康与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成为当今人们修身、防身、健身的优秀传统文化。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对明代武术进行分析,从而构建出明代武术的理论体系,技术体系,兵器体系。研究表明:明代武术为清代武术、民国武术以及当代武术所借鉴和吸收,并对后世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武术体系,影响
参考文献
[1]马明达,习云太,等.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2]孔子.论语[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
[3]老子.老子[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
[4]蔡仲林,周之华.武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马力.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6]谭华等.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7]周伟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后世影响 篇9
一、《左传》的战争描写
第一, 《左传》不是一般地、简单地泛泛地描写军事行动, 而是把军事和政治结合起来, 着重写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及其战后情况, 揭示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 而战场实况则一笔代过。如“桓公五年”写了周王与郑国在繻葛展开的战争。先交待了战争的原因:“王夺郑伯政, 郑伯不朝。”;战前部署:周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 蔡人、卫人属焉;周公肩左军, 陈人属焉。”郑国:“曼伯为右拒, 祭仲族为左拒, 原繁和高渠弥以中军奉公, 为鱼丽之陈, 先偏后伍, 伍承弥缝。”;战场上的实况:“ (郑庄公) 命二拒旗动而鼓”;战争的结果:“王卒大败”;战后的情况:“夜, 郑伯使祭仲足劳王, 且问左右”郑胜周败的原因:“陈乱, 民莫有斗心, 若先犯之, 必奔。王卒顾之, 必乱。祭和卫不枝, 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 可以集事。”。不难看出作者在描述这场战争时, 对战场实况和结果是一笔代过的, 而着重描写的是双方战前的部署和战后的情况, 以及郑胜周败的原因。
第二, 对于战场上刀光剑影的激烈争斗, 对于一刀一枪的往来回合, 作者不作从容委婉的细致描写, 往往写得较为简单, 往往选取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来刻画, 以展示战争经过。常以人物在战场上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集中凝练地代表战场上战士们奋力厮杀的姿态。如“成公二年”写的齐晋鞍之战, 通过对战场上人物的语言、动作来描写这次战争的场面:“郗克伤于矢, 流血及履, 未绝鼓音, 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 而矢贯余手及肘, 余折以御, 左轮朱殷, 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 苟有险, 余必下推车, 子岂识知?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 在吾旗鼓, 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 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换甲执兵, 固即死也。病未及死, 君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 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齐师败绩。”。这段写了郗克受伤, 解张和郑丘缓用自己的语言行动来鼓励他继续战斗, 不难想象出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再如“庄公十年”写的曹刿论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 刿曰:‘可以’。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 视其辙, 登, 轼而望之, 曰:‘可以’。遂逐齐师。”这段文字通过对曹刿在战场上的语言“可以”的描写, 我们不难想象出齐军三鼓后, 勇气没有了, 而鲁军的勇气刚刚振奋之时, 鲁军出击齐军英勇作战的情景;对动作“下, 视其辙, 登, 轼而望之”的描写, 齐军车辙已乱, 旗杆已倒, 被鲁军乘胜追击时溃不成军的惨败的样子, 可想而知。
二、《左传》的战争描写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第一, 在体例上, 对于战争的描写顺序, 《左传》采用的是编年体的顺序, 这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如《史记》纪传体的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和国别史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 而《汉纪》和《资治通鉴》则是对《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
第二, 在叙事结构上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古代小说的影响。
首先, 体现在有完整的情节上。《左传》的战争描写是以《春秋》的记事为纲, 把《春秋》中的简短的记事发展成为叙事完整历史散文, 有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载:“夏, 五月, 郑伯克段于鄢。”, 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有, 但事件的因果和过程, 人物的行为和性格, 都无从知道。而在《左传》中作者用了五个段落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历史事件, 使其具有生动的故事性和丰富的情节性。如事件的起因:公叔段恃宠作恶;结果:“公伐之, 大叔出奔共”;人物的性格:武姜, 自私、偏狭、昏庸。庄公, 阴险狡诈。公叔段, 贪婪、才疏。这一点对后代史传文学的影响:如《史记》对于《左传》中战争描写的史实有的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有的对于特别精彩篇目, 甚至不加改动直接运用, 这都是由于《左传》具有完整的故事性和生动的情节性。对古代小说的影响:奠定了古典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我国的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 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和结果的完整描写。
其次, 体现在叙事方法呈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上。顺叙是《左传》战争描写常用的叙事方法, 除此以外还有倒叙、插叙、补叙和预叙。这些叙述方法常用一个“初”字领起。如“僖公三十三年的齐晋崤之战”中, 蹇叔在出师伐郑时, 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预叙) , 战争的结果:“ (晋) 败秦师于崤”。此点对古代小说的影响:古代小说常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叙述事件起因, 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左传》中早已形成的叙事传统。
再次, 《左传》中的战争描写还记叙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的事件, 如“僖公十五年”写的秦晋之战, 秦国在与晋国作战前进行占卜:“卜徒父筮之, 吉。涉河, 侯车败。诘之, 对曰:‘乃大吉也, 三败必获晋军’”。作战的实际结果“秦获晋侯而归”。类似的这样事件的描写使文章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但也启发了读者的想象力, 为后世文学在创作上提供了想象和联想的写作方法。
第三、在人物描写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首先, 《左传》中的战争描写体现了对人物道德和伦理的评价, 这种褒贬分明的倾向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和古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有的是通过战场人物的言行举止体现出来的。例如“成公二年”写的齐晋鞍之战, 当齐师败绩之时, 为了使齐顷公免于被俘, 趁韩厥不注意时逢丑父与齐顷公换了位置, 逢丑父代君就俘。由于“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 为“劝侍君者”, 郗克赦免了他, 这也是对逢丑父敢于替君受难精神的一种赞扬。这一点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影响:如司马迁《史记》中有论赞和序论, 作者在写人叙事中直接或间接的插入自己的主观论断或抒发个人的感慨, 展示了司马迁独特的史笔和史才, 这也是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对古代小说重视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2.有的是在战争中或战争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 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的。这种写法对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 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
其次, 《左传》战争中的对人物描写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1.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和言行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如“僖公十五年的秦晋之战”:“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 若之何?’对曰:‘君使深之, 可若何?’公曰:‘不孙’。卜右, 庆郑吉, 弗使。”。就是因为晋惠公认为庆郑的回答对自己太放肆了, 因此即使占卜的结果为庆郑是最佳的车右人选, 但晋惠公却不用他。这表现了晋惠公作为一名君主心胸狭窄, 凭借自己的好恶而不能正确地任用人才。2.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如“僖公三十三年的秦晋崤之战”中, 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 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 但仍派自己的儿子参与作战。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 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 余收尔骨焉。”, 这表现了蹇叔忠军爱国的高尚品质。“ (齐) 及崤, 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 遇之。以乘韦先, 牛十二犒师, 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 敢犒从者, 不腆敝邑, 为从者之淹, 居则具一日之积, 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这处细节描写写出了弦高虽然是位商人, 但却不惟利是图, 不吝惜自己的财物用它们来犒赏秦军, 并及时地向郑国报告消息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两种描写人物的方法为后代的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人所继承, 同时对古代小说也有影响。我国的古代小说主要是通过上述两种方法来描写人物的性格, 而较少大段的对人物的肖像和心理进行描写。因此, 《左传》战争中对人物的刻画为古代小说奠定了写作模式。
第四、在语言的描写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首先, 在叙事上体现了词约义丰、简括有力的特点。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了晋师溃败时的狼狈情景:“中军下军争舟, 舟中之指可掬。”为争船逃命, 先上船者砍断后来者攀着船舷的手指, 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捧起来。简练的一句话写尽了晋师溃败后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混乱场面。
其次, 对战争中外交辞令的描写, 体现了言词或锋利或不卑不亢或似柔实刚或慷慨激昂的特点。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鞍之战”, “齐师败绩, (晋) 逐之。将及滑泉而止。韩厥执絷马前, 再拜稽首, 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 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 属当戎行, 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添两君, 臣辱戎士, 敢吉不敏, 摄官承乏’。”这体现了韩厥外交辞令的谦虚、不卑不亢、似柔实刚的特点。
后世影响 篇10
一、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的起源
通过一些远古相关资料史籍的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人们最早对衣着服饰具有一定意识是在仰韶文化时期——用粗糙的麻纤维的织物制作服饰, 因此, 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服饰史上是一个卓越的进步, 人们终于由野蛮跨进了文明——服饰文明的时期。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后, 奴隶主成为最大的统治阶级,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整个阶级社会的一切大大小小的要素都被政治化、等级化和伦理观念化了。当然这也包括服饰。这种被政治化、等级化和伦理观念化的社会政治形态不仅束缚了服饰文化, 也束缚着人们的服饰观念, 进而就会影响到人们对服饰的理解和讲究。严格的等级化使得人们的衣着成为人们身份和等级的象征。继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到来, 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从“家天下”到“私天下”的国家政治形态的转变, 对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如此,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劳动人民的非凡智慧, 仍然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服饰文化。不同时代, 显现出服饰的不同特点。从魏晋时期名士崇尚自然的狂傲不羁, 到盛唐时期空前开放繁盛、对封建秩序达到顶峰的极力维护, 再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社会的有力冲击, 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一个朝代的服饰文化取向。因此, 服饰文化, 不仅成为一个王朝、一个时代的显著标志, 也成为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标记。历朝历代不同形式的服饰特征、设计风格、色彩元素, 无不彰显着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审美内核, 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感悟中国传统服饰美学的基本精神的文化根基。
二、中国服饰美学中的儒道内核
中国服饰美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成长土壤是一致的, 都是在儒道文化的交互影响下不断成长与发展起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开始对自然美作出真正的欣赏, 刘勰将自己的美学思想的观点以“自然”为基础敞开, 这种以自然为基础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美学乃至服饰美学的土壤之中。受其影响最深的尤其是中国古代传统女性的着装造型, 呈其宽衣形。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古代女性固有的传统美和民族气质, 也体现了女性的自然质朴、宁静致远的风韵和个性——这就是中国服饰美学特有的儒道精神。
而之所以产生这种独特的服饰民族个性, 是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的。因为道家美学思想强调道法自然, 追求虚静, 自然而然, 无为而无不为, 无形无言, 恍兮惚兮, 这在中国传统服饰之中依然有着明显的体现。即服饰也应如人一般, 应与自然是和谐的, 互融互会的, 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服饰与自然和谐相长。因此中国传统的女性服饰才呈以宽衣型, 能给人以一种轻松、愉悦、自由的感觉, 同时体现融己于自然的脱俗境界。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服饰特征, 也确证了儒家美学的“天人合一”理念。中国古代服饰美学思想自然化的特征, 正是“天人合一”思想观念在服饰方面的丰富化体现.这个特征的具体表现是注意服饰的纹样、色彩、款式等形式因素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体现中国人追求服饰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美因素, 也可激发人们的爱美之心, 更是对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此前一直以等级和伦理道德为衡量标准的过于单一化的补充。另外, 儒家重礼和秩序, 以仁、义为道德典范, 强调美和善相互统一的美学原则。在服饰上就体现为宽衣的形式, 与道家相比, 以等级、秩序、“礼”来规范和约束服饰的特点更加显著, 作为统治者束缚人们的正统思想, 儒家的理想是将一切社会现实都与其所主张的社会正统伦理道德相统一, 因此中国传统服饰形式乃至服饰美学观念也不例外, 都必须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政治功能。这是因为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历史中处正统地位, 其对中国古代的服饰观念的深刻的浸润不言而喻, 所以儒学观念对中国的服装基本造型定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 中国传统服饰渗透着儒道两大思想内核。中国传统服饰以社会伦理为标准、掺入自然美的因素, 这就是典型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表明了中国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深刻认识, 勾画了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
三、服饰美学思想对后世之影响
中国传统服饰伴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同样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服饰美学思想在历史的激荡中也终于积淀了下来。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起始于遥远的奴隶社会夏商周以及随后的封建社会先秦时代, 在两汉时得以成形, 在唐朝时达到繁盛, 中国传统服饰以它悠远的历史对后世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如上所言, 中国传统服饰以它悠远的历史影响于后世, 其美学思想同样对后世发生了深远而又多元的影响。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外国侵略者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 男性笔挺的西装、女性西方女性时尚、性感、迷人的蕾丝裙、晚礼服进入到中国人民的眼球之中。到“五四”前后大量出现的以中西合璧为特征的中山装、连衣裙, 尤其是中山装已被我国定为国服, 成为最高领导人在重要场合检阅军队的唯一特定服装。至于连衣裙, 则现在已普遍化, 是人们穿着的必备品。服饰的一系列发展不仅表明了中国已敞开国门, 走向世界, 与世界交融, 也折射出服饰的美学内涵对中国人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上所述, 与国外服饰文化追求名品价值、所属感、差异化等的旨趣、又注重突出个性穿着、同时又非常期待服饰彰显人文性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这片土壤之中, 因此服饰一直与社会道德关系密切。比如一个突出而又典型的表征就是某些服饰通常会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独特表现, 诸如政治形态、社会状况和时代风格, 这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化的象征。也就会成为这一时期人们都时兴和追求的服饰样式。在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明代, 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 灭人欲”的封建伦理思想, 占据者整个社会的主流。人们的服饰就如恪守这“存天理, 灭人欲”的封建教条一般, 中规中矩。另外就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因为政治的要求, 整个社会规定人们随时随地都必须穿戴一身绿军装。这一时期, 人们对服饰需求多元化被抹杀了, 对个性的自觉审美追求也被完全压抑了, 于是个性之美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共性强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与社会发生变动, 服饰文化必定也会随即发生变化, 这也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衣着。服饰文化与社会历史进程紧密相关。这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早已被印证。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统治的结束, 中国封建社会整整走过了两千多年, 这期间, 朝代政权的频繁更替、少数民族与汉族实现大融合, 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文化现象。而正是这种现象促使了服饰文化的产生与改变。无论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领导下的太平盛世, 如隋唐明清, 还是群雄逐鹿的分裂时代, 如五代十国, 服饰文化一直都是人们不能避开也无法避开的一个话题。由服饰文化的土壤中提炼而来的服饰美学思想自然也历久弥新, 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服饰文化培植了深刻的服饰美学思想。因此, 我们可以说,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在中华民族这条经久不衰的历史长河之中, 经过岁月的磨炼、积淀, 最终形成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持久的服饰美学思想, 成为中华民族史上珍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四、小结
不惟在古代, 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与飞速进步的今天, 服饰仍然是我们当代人类日常生活的日用形式之一, 服饰的美学功能也更加得到重视。服饰是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审美文化心理、审美意识、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深刻表现。今天, 在中外服饰文化不断交汇和密切融合的现实中, 传统的服饰观念和物质形式虽然已经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在几千年历史文化进程中积淀而形成的民族服饰美学思想, 由于中国古代服饰在千姿百态、绚丽多姿、灿烂光辉的形式中所呈现出的博大精深、变幻莫测和深沉厚重的美学意蕴, 仍然以潜意识的形式、不可磨灭的辉煌记忆影响于后世中国人的服饰着装心理、审美趣味和审美风尚, 因此, 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对现代化的服饰文化依然起着潜移默化的美学影响。
摘要: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服饰美学思想所涉及的“天人合一”理念、社会伦理道德以及等级方面的内容, 表明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是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的;同时, 从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起源和精神内核两个方面, 例证中国传统服饰美学及其美学思想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传统服饰美学思想,天人合一,政治伦理思想,等级观念,民族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1]、温克尔曼著.《论古代艺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5
[2]、吴卫刚著.《服装美学》.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5
[3]、张志春著:《中国服饰文化》[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9.8
[4]、叶立诚著:《服饰美学》[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1.11
[5]、王维堤著.《中国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6
[6]、郑婕著.《图说中国传统服饰》.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8.1
[7]、叶永敏.《浅谈中国古典服饰美学》.纺织与设计, 2010.10
相关文章:
高中课改后信息技术02-15
英语口语对话短文02-15
施工技术后02-15
3G网络技术02-15
螺旋CT后处理技术02-15
3G系统中IMS技术02-15
3g移动通信技术浅谈02-15
葡萄采收后管理技术02-15
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说课标研教材演说稿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