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理论

关键词： 聚神 指代 选择 控制

社会控制理论（精选十篇）

社会控制理论 篇1

1社会越轨内涵及其特征

违反某个群体或社会的重要规范的行为,就是社会越轨[1]228(social deviance)。这只是普遍性的定义,社会越轨的定义还因地域与时代而不同。比如在西方国家离婚并不会使配偶双方认为是家庭蒙羞,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允许一夫多妻。其次,还会有文化因素的原因,在美国婚外情被视为正常,而在伊斯兰社会里可能招致死亡。霍华德.贝克(Howard Becker,1963)建议不要将越轨定义为与特定行为相连的品德,而是具有某种行为的人与把该行为称为越轨的人之间社会互动的结果[1]230。越轨有其显著特征[1]230:(1)越轨行为未必就是坏的或不可接受的。有时,行为是越轨了,但由于所违反的规则并未被广泛接受,人们就不能认为这种越轨是不道德的。(2)越轨行为并非总是自愿的。如有生理缺陷人的越轨行为并非其意志所能控制。(3)越轨行为未必就是犯罪。虽然大多数犯罪行为是越轨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越轨行为都是犯罪, 一般而言,一个行动可能是:1既是越轨又是犯罪,如谋杀;2是犯罪但不是明显的越轨,如赌博;3是越轨但不是犯罪,如非特殊情况下闯红灯。(4)越轨行为虽不被赞同,却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它是任何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越轨可以是个人干的,也可以是群里或组织所为。某些类型的犯罪和越轨,如私吞公款。笔者认为社会越轨有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之分,道德层面的社会越轨行为影响看似不如法律层面的社会越轨行为严重,但它是法律越轨行为的基础,这也许正是道德作为法律的底线原因。

2社会控制与社会越轨

旨在防止社会越轨并鼓励遵从的努力就是社会控制[1]232(social controls)。社会控制主要有两种类型: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内在控制(internal social controls)指那些引导人们自我激励并按照遵从的方式行动的过程。外在控制(external social controls)则是指通过运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制裁促使人们遵从的压力。

2 . 1对社会越轨的内在控制

内化[1]232(internalization)是指某个人对群体或社会规范的认同。 在社会规范内化成功的情况下,一个人常常会主动去遵从,内化是对社会越轨行为进行控制的最有效、最经济途径,但其缺点是现实中很难实现。

2 . 2对社会越轨行为的外在控制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1]232(inform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是初级群体的主要功能。消极制裁的范围包括,由群体的不赞同态度到群体的完全拒绝,以至于在身体上惩罚。同伴的反映常常是重要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但局限于同伴间感情状况。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1]233(form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是由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的局限性而产生的,主要包括专门的社会组织和职位,如法官、警察、监狱等社会上层建筑,由相关机构运用正式的权利来制裁社会越轨行为。正式的社会控制往往是对越轨所造成损害的惩罚,其运作过程中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其优点是具有强制力。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各有其优劣,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慎重采用,特别要注重越轨的主体。

3体育官员贪污腐败与社会越轨及贪污腐败特征

体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问题对体育领域的折射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体育利益群体的利益追逐和体育本身竞争的驱动使得体育社会问题成为一种必然现象[2]。体育贪污腐败是指国家体育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造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判定社会越轨时需要考虑的5个方面可知。(1)体育贪污腐败违反了社会规范,其结果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坏的,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失。(2)体育贪污腐败是自愿的,其主体充分考虑了贪污的成本与收益,并且认为收益高于成本,这也体现出法律在解决体育问题时的局限性。(3)体育贪污既是道德层面的越轨又是法律层面的越轨,其因在于既没有坚守职业道德,又违法了我国《宪法》中规定, 如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总体来讲体育贪污问题是一种性质恶劣的越轨行为,而我国体育贪污腐败问题也十分严重。吉林省体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体坛腐败专业化、隐秘化,也带有“能人腐败”的特征。在好成绩的掩盖下,因为缺乏监督,腐败分子在其擅长的领域有极大的权威, 加上公众和管理部门更多把注意力放在成绩上,腐败行为在“成功光环”下容易被忽略[3]。国家纪检委入驻国家体育总局以来,2014年11月,媒体曝出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前花样游泳部主任俞丽因涉嫌操纵比赛、收受不正当贿赂被带走调查。2015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沈利红已被双规并进入司法程序。2015年6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2015年7月16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免去肖天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职务。 2015年8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另外也不乏有像吴书太(原安阳市体育局长)、王旭(原黑龙江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之类的“苍蝇”。有专家表示,从巡视组反馈的情况,体坛腐败负面影响不容小觑,综合而言,体育腐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1)审批、选派不透明,权力寻租空间大。 (2)弄虚作假,亵渎体育精神。(3)赛事经营“猫腻”多,成利益输送窗口。(4)关于赛事开发经营混乱,违纪违法反映突出问题[3]。体育腐败多年问题累积愈演愈烈,体育反腐也在不断深入。不少专家认为, 由于反赌扫黑,中国足球已经迎来了新生,加大体育反腐的力度, 对于体育界取得新成绩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强调,总局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依然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既要看到取得的成绩,坚定信心和决心,更要正视问题,查找差距,牢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切实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抓落实,坚持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4]。实现我国体育强国梦,对体育官员贪污腐败进行有效控制迫在眉睫。

4体育官员贪污腐败的社会控制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可知对体育贪污腐败的社会控制有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包括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正式的外在控制主要包括专门的社会组织和职位,如法官、警察、律师及监狱等社会上层建筑,由相关机构运用正式的权利来制裁社会越轨行为,其优点在于高度的强制性。但主要是针对越轨行为发生之后的制裁,具有相对滞后性的缺点。由于体育官员承担着贯彻实施国家体育工作的政策法规;指导和推动体育体制改革,制定体育发展战略,编制体育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协调区域性体育事业的发展;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并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发展体育产业,拓展体育市场,依法审查体育经营活动从业资格等。体育官员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极其重要的一个关节,事关人民参与体育的权利、资源分配,决定了对其控制的特殊性。体育官员贪污腐败一旦发生就意味着国家、人民遭受巨大损失。笔者认为体育贪污腐败的外在控制虽然有强制性的优点,但针对身份特殊的体育官员而言实属“亡羊补牢”式的滞后选择。

从国家体育总局开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专项监督检查;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 始终绷紧“廉政”这根弦绝对不碰带电“高压线”;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等,不难发现在竭力应对体育贪污腐败问题时,大都是内在控制。该文就体育官员贪污腐败的内在控制提几点建议。 其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很多体育官员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层面出了问题,在面对金钱等诱惑时不能坚守思想道德情操,特别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其二,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艰难困苦,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乐于奉献的英雄顽强的斗争精神。伟大的事业是根源于坚韧不断地工作,以全副精神去从事,不避艰苦。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中华体育精神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为国家而战的爱国主义情怀、奋发向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团结友善的个人修养及规范有序的平等主义。在弘扬传统中华体育精神的同时,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一些隐性的、未被发现的中华体育精神价值为体育工作所用。其三,培养敬业精神。中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传统美德。敬业精神要求每个体育从业者热爱本职工作,树立正确的职业态度、 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在自身岗位上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职业技能,勤勤恳恳、不畏困难、勇挑重担, 发挥主观性、创造性,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5]。坚守敬业精神是体育官员摆脱单纯追求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狭隘眼界,具有积极向上的劳动态度和艰苦奋斗精神;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务实苦干精神,把对社会的奉献和付出看作无上光荣;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和调控职业行为的决定性精神要素。

5结语

社会控制理论 篇2

———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

[摘要]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目前公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青少年犯罪的急剧增加，已使众多犯罪学者投入到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中，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诸多原因中，家庭因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摇篮，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社会化影响至深，父母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本文将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探讨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旨在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关键字] 社会控制理论家庭教育青少年犯罪

一、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西。赫西认为，人类是动物，犯罪是每个人的本能，人人都有犯罪的自然倾向，因此，当把文明的外衣拿掉时，人人都会犯罪。大多数人之所以从未犯罪，是由于有外在的社会控制机制将其遏制了。外在社会控制是指诸如学校、家庭、教会等社会力量。如果一个社会中这种控制机制受到削弱或消失，犯罪就会不受约束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赫西强调个人和社会所建立起的“社会纽带”可以解释人何以不犯罪的问题。这种纽带具有防止青少年犯罪的作用，因为这种纽带会使青少年增强社会责任感，顺从社会传统规范。当一个人认识到他的家庭或社会上多数人对他的期望值越大，社会道德与社会秩序对他越重要，就表明“社会纽带”的作用越强烈，这个人就较不会犯罪；反之，如果一个人反对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与信仰，任由其本能做事，完全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的人就缺少了“社会纽带”，这种人较容易实施犯罪。

赫西认为社会纽带由下列四个要素构成：

1．依恋(Attachment)

依恋是指与他人，特别是与家庭和学校的感情联结。一个人如与他人有亲密的感情、尊敬并认同他人，则会在意他人的期待；当不认同他人时，则不会受彼此共有的规范所约束，就可能去破坏规范。按照社会控制理论，依恋程度越高，犯罪行为会越少。对青少年来说，家庭和学校是他们的主要依恋对象，与他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对他们正常社会化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2．追寻(Commitment)

追寻意指将个人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传统目标的追求和对未来成功的期盼。追求成功，是青少年的重要理想，也是整体社会价值观的反映。志向越高，投入程度会越高，越不会从事犯罪活动，因为其会考虑由此而引起的代价。许多研究资料表明，一个人如果投入传统活动(如工作、劳动和教育等)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其从事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

3．参与(Involvement)

参与是指对社会传统活动的参加，参加程度的不同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方式。赫西认为，较深入地参与传统活动，就会缺少从事越轨行为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将个人从犯罪行为的潜在诱惑中隔离开来，使个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感知诱惑，考虑和从事犯罪活动。另外，如果从事的不是传统活动，而是诸如吸烟、酗酒等活动，犯罪的可能性也会大为增加。

4．信仰(Belief)

信仰是指对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法制观念的态度或者接受意愿。这种态度或者意愿依靠个人不断努力的学习，随着个人的社会化而形成。当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了健康的价值观和自我概念，就会有健全的“社会纽带”，就会强化个人的自我控制力，这时人们犯罪的原始本能就可获得控制或有效纾解，就不会犯罪，否则，如果一个人内化了不健康的价值观，就会更容易从事犯罪活动。

二 家庭结构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一）单亲家庭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他们非常需要父母的关爱和指导，而父母的离异或死亡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创伤。由于家庭的不健全，大多数单亲孩子心理上和人格上容易出现缺陷，单亲孩子往往孤僻、多疑、敏感、自卑，有的甚至有自杀、暴力等倾向。缺少父母的关爱与管教，这些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与社会上的人接触，以此来寻求安全感与认同感。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孩子在六七岁以后会模仿同性家长的行为而形成自己这个性别应有的行为方式，如果母亲独自把孩子带大，孩子很少接触其他男性，他的行为很容易有女性化倾向，如优柔寡断，扭扭

捏捏，“小心眼”，敏感。

（二）父母外出务工

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了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的产生。在缺少父母关爱和有效的监护、关心、教育等情况下，“留守儿童”等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不断增多，“留守儿童”等未成年人犯罪往往以儿童、妇女以及老人等弱势群体为侵害目标，以侵财为目的，呈现出低龄化、暴力性、团伙作案等特点。“留守儿童”的家庭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相对于真正的残缺家庭来说，它是完整的，而相对于一般完整的家庭来说，它又是不完整的”。

以上两点从社会控制理论角度来讲，都是缺少对家庭的“依恋”，由于缺少对家庭的密切联系，缺少父母的关爱和教育，青少年极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 父母的教育方式与青少年犯罪

（一）溺爱型

由于国家控制人口政策，好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父母对他们是要星星不给月亮，要月亮不给星星。这种溺爱产生的危害想非常大。父母对他们是凡事都亲力亲为，在家不让孩子做家务受委屈，导致孩子自私、虚荣、以自我为中心、动手能力差、任性、冷漠、不会关心别人。在外面闯祸了往家里一躲，反正有父母收拾残局。总之，孩子是一家之主，而父母却要惟命是从。

这种溺爱使孩子缺少对积极生活的参与，什么事情都由父母包办，自己却无所事事，空闲时间产生空虚，于是开始寻求刺激，为犯罪的滋生提供温床。

（二）粗暴型

有的家长固守“不打不成器”的思想，对子女的过错不善于启发诱导，而是非打即骂，造成子女与家长情绪对立严重，特别是易使那些有不良情绪倾向、易被激怒和控制力差的青少年产生消极情绪状态。消极情绪状态会让青少年长期处于一种抑郁、忧愁与不满的心境之中。父母应戒绝“不打不成器”的管教方式，代之以肯定、支持、鼓励的管教模式，用温暖、宽容、真诚的亲情来教导子女，建立起和谐的家庭互动关系。对于在学业上有困难或品行上有缺陷的子女应给予更多的关怀、鼓励和帮助，不应歧视，更不应体罚和虐待。这些子女一般都在学习上缺乏自信心，自尊心更易受到伤害，常常感到前途黯淡，对家庭和学校没有归属感和依恋感。父母此时若不能很好地发挥监管教育作用，他们很容易实施犯罪或其他越轨行为。

（三）自由放任型

这样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本身没有思考，只是满足孩子的衣食住行，很少会主动与子女交流思想，了解子女的思想变化。给孩子一定的自由空间是必要的，但是完全的自由放任则可能会害了孩子。毕竟他们的是非好恶观念还没完全形成，辨别能力也比较差。凡事都要孩子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很有可能他们有一天会在父母的眼皮底下犯罪。

四 良好的家庭氛围与父母的积极言行

一个健康、和谐和融洽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气氛对青少年个体人格的发展产生原发性影响，它既可能对青少年健全人格形成产生良好的影响，也可能造成青少年人格缺陷。许多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与家庭气氛有很大关系，家庭中的生活快乐程度、父母关爱度、对父母的满意度等都对青少年产生影响。如果父母能够给予子女充分的关爱，保持良好的沟通，将有助于强化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减少越轨行为。同时，父母对孩子的志向和兴趣要积极鼓励与培养，增强其心内的“信仰”，使孩子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养成积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结语

社会控制理论下的青少年违法问题 篇3

关键词：社会控制理论；青少年犯罪；成因；预防

一、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内容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秩序的存在，而这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则是社会控制的结果，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控制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学校中老师对学生的教导、工作中领导对职员的监督等等，都是社会控制的具体表现。因此社会控制就是要把彼此完全不同的单个人的社会行动整合成有序的社会秩序，使人们的社会行动既千差万别，又符合社会要求而不发生偏离、越轨，但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一目标，总有一部分人或者极少数人突破社会控制走上犯罪的道路。

很多犯罪行为理论都假定，如果听任人们自行其事，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遵守法律，并且认为是生物的，或者心理的，或者社会的特定力量驱使人们实施了犯罪。而控制理论持有与之相反的观点。他们假定，如果听任人们自行其事，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实施犯罪。犯罪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大多数人为什么不实施犯罪？控制理论通过探讨抑制人们实施犯罪的“控制”力量来回答这个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中，这些控制力量会崩溃，结果导致了犯罪和其他“失控”行为。因此，人们之所以实施犯罪，被认为是因为抑制他们实施犯罪的力量薄弱，而不是因为驱使他们实施犯罪的力量强大。

著名的美国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希认为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人进行违反社会准则的越轨和犯罪行为，当这种联系薄弱的时候，个人就会无约束地随意进行犯罪行为。赫希的理论基础是依恋，即因为有了青少年对家庭、学校等的依恋，青少年在做出一定行为时才会考虑父母、学校等的感受，从而放弃自己的不良行为，才会增强遵守社会共同价值规范的意识。

二、青少年犯罪成因的理论解释

从赫希的“社会纽带”来讨论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可以得出一个很准确的解释，因为社会控制理论是用很多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在进行试验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青少年只有依恋于家庭、学校以及朋友，才能在人与人的交往和老师家庭的教导下参与更多的有意义的活动，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正确的信仰，最后才懂得奉献，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及获得更高的价值追求。

从家庭方面来说，家庭是青少年生活时间最长的团体，家庭对青少年是否能健康成长起到最直接的影响，也是最长久的影响，青少年对家庭的依赖表现在行为时考虑父母的感受，很多时候会遵从父母的意志，因此好的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有很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家庭存在暴利行为，这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暴利行为的影响，成为有暴利倾向的人，脾气暴躁、易怒、遇事不理智，家庭暴力会对青少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带来折磨、伤害，从而使其性格变得扭曲，更容易实施犯罪。从家庭结构异常上看，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使得父母教育角色不完整，从某些方面不能发挥出正常的教育功能，父母照顾不到或者将其丢下不管的情况下，青少年的心理会产生偏差，这样环境成长的青少年存在潜在走向犯罪的危及。

从学校角度分析，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教育的中心，也是学习知识的主要场所，因此除家庭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大外学校也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学校通过提高青少年对学校的依恋度，多提供青少年参加活动的机会，减少其接触不良行为来控制青少年做违法犯罪活动。但是现在学校教育指导思想的偏差，只注重升学率，而忽视了素质、体制等方面的教育，尤其是学校分快慢班等，使得分入慢班的学生受到歧视或者使其自己放弃对自己的要求，破罐子破摔等现象不断出现，使得这些学生产生对学校的抵制，这样学校本来的教育功能不可能发挥作用。现在注重分数的教育直接导致学校忽视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学生没有远大的目标、理想，没有正确的观念，没有纪律性，法制观念淡薄，使学生很难抵制社会中不良因素的诱惑，很容易在不良外因的引诱下走上邪路。从社会角度看，社会中存在各种腐败现象，某些行业和部门党风不正，社会环境“垃圾”增多，这也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些行为直接导致青少年对社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看法，使他们鄙视社会、反叛社会。并且社会对青少年的保护、教育、预防犯罪等工作欠缺完善，使得保护、预防政策不能很好的贯彻落实，缺乏具体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各种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时常发生。社会文化监管不严，使得暴利文化无所不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很多地方充满暴力内容和镜头，青少年在思想不成熟的情况下分辨能力较低，模仿能力较强，并且大众传播媒介是很容易渗入青少年中，青少年无力抵抗媒介的说服力，暴力文化也正迎合了青少年的需求，因此暴力等不良文化影响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社会控制理论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分析

因此要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就要将社会控制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加强青少年对家庭、学校、社会的依恋程度，减少家庭暴利、单亲家庭等家庭问题的存在，使青少年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健康成长，只有加强青少年对家庭的依恋，他们在做出行为前会先考虑父母的感受，并且只有存在了子女对父母、家庭的依恋，他们才会结束父母对自己的教导，从而使家庭、父母在使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或者说符合社会主流的世界观、人生观上起到应有的作用。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因此学校教育的成败决定着青少年犯罪预防的成败，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并改进学校的教育方法，提高学校的教育理念，增强学校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青少年在校期间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习做人的道理、做人的原则和标准，只有通过全面的学习，他们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对不良意识的抵抗能力。并且学校应该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吸引青少年积极参与学校的活动，只有参与一个群体活动，他才会对群体产生感情，对这个群体产生归属感，这样也有助于减少青少年的犯罪行为的发生。社会预防也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应该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净化社会中不良的习性和风气，增强青少年抵制外来诱惑的能力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需要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共同关注，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使青少年形成对家庭、学校的依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树立正确的理想，使他们在一个健康、幸福的环境中成长，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控制环节发挥作用，达到理想的预防青少年犯罪效果。

【参考文献】

[1]吴鹏森，《犯罪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方鹏翻，《理论犯罪学》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郭玉川，《社会控制理论视野下的青少年犯罪问题》[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版。

[4]毕晓宇，袁泓，《赫希社会控制理论对学校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启示》 法制在线

作者简介：张正菊，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现为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检察员。

社会控制理论 篇4

美国学者威廉·斯蒂芬森 (William Stephenson) 曾明确指出:“在对赫伯特·布鲁默 (Herbert Blumer) 的相关研究中, 我找到了‘选择聚神’这个术语来指代‘大众’。”对“选择聚神”这个概念的强调无疑是为了凸显人之主体性和选择性, 这也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的重要特质。我们布鲁默通过积极阐释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著名的“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 该理论强调对人类在符号互动过程中的意义进行理解研究, 而斯蒂芬森也尝试将符号互动与传播理论结合起来。至于“社会控制”理论则是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拉皮儿 (Richard Tracy Lapiere) 在《一种社会控制理论》一书中讨论“国民性格 (national character) ”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斯蒂芬森看来:

社会控制原理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内在信仰与价值观上。它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注入了宗教信仰、政治信念、社会地位等诸多要素。由于生活在同一个地区, 我们每一个人都遵从同一种生活习俗、信仰同一位上帝、拥有同样的基本生活方式——而这些都属于社会控制的范畴;而选择聚神原理则迥然不同, 它涉及非习俗性的新颖行为模式、流行时尚与自由幻想等, 我们借助这些东西才能自我存在 (exist) 、才能自我取悦、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摆脱社会控制的自由——大众传播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一根本形式上得以涌现。

可以说, “选择聚神 (convergent selectivity) ”和“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l) ”是斯蒂芬森在宣传、舆论和广告形象等研究中的一对重要概念。

二、细分市场与广告形象

最典型的社会控制形式就是宣传 (propaganda) 和舆论 (public opinion) , 二者紧密相连。在民主政治体制中, 舆论的形成建立在公众就某一公共问题进行自由辩论和利弊权衡的基础上, 据此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达成一项共识 (consensus) 。宣传则是以大众传播为载体, 将宣传者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自然化和普遍化编码, 从而以一种遮蔽的“偏见 (bias) ”形式来左右舆论形成。因此, 宣传和舆论也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选择聚神的典型形式是娱乐、广告和艺术领域, 此外还出现在诸如大促销、淘金热、移民潮等社会现象中。人们对大众媒介不停倾倒的海量娱乐信息的各种反应就是选择聚神在起主导作用, 娱乐信息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兴奋、独具个性与满载愿求。现在我们以广告为例, 斯蒂芬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自由经济体制之下, 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大众市场容易掩盖这么一个事实:买家在购买某一个商品之时, 他们看中的正是该商品的产品特性 (idiosyncratic) ;我们几乎无法找到两辆完全一样的汽车, 因为不同的颜色、装潢、配件、引擎等配置使得每个人的汽车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一直以来, 我们往往忽略了广告的多样性与选择性问题, 现在人们一直都在批评广告的公众性与宣传性, 其实就是在批评广告缺乏选择聚神。

我们知道斯蒂芬森在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之前正是一位声誉日隆的广告策划大师, 他对广告的选择聚神定性堪称20世纪中期的一次“营销革命”!正是他让一些广告从业者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市场是细分的。”实际上, 我们今天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奉为经典的“市场细分 (market segmentation) ”理论也是斯蒂芬森较早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理念。当然,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美国营销学家温德尔·史密斯 (Wendell Smith) 于1956年在《营销杂志》上正式提出了“市场细分”这个概念, 并经菲利普·科特勒 (Philip Kotler) 继承发展成为一套体系成熟的现代营销理论, 其战略核心内容包括三大部分:市场细分 (Segmentation) 、目标市场选择 (Targeting) 和竞争定位 (Positioning) , 简称“STP”理论。“市场细分”理论旨在表明市场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由若干具有共同特性的子市场组成, 不同子市场又是具有积极主体性的众多个体组成。斯蒂芬森利用Q方法将大众市场称为“Q受众 (Q-audiences) ”, 他让一定数量的个体执行Q分类, 据此再用得出的不同Q因素给Q受众进行市场细分, 显然不同Q因素中的大众特性具备某种共性。斯蒂芬森认为:“在所有市场调研当中, 在所有公众旨趣 (包括舆论) 的测量研究当中, 在所有关于‘大众社会’或者‘大众受众’的研究当中, Q受众都是最重要的一步。”换言之, 斯蒂芬森认为广告营销研究的首要问题应该是对受众进行细分研究。由于我们目前尚未系统讨论过Q方法, 下面我们还是以斯蒂芬森曾给出的一个关于香皂品牌市场细分的广告案例继续阐明这个问题:“激爽 (Zest) ”与“佳美 (Camay) ”是当时美国两款家喻户晓的香皂品牌。尽管这两款香皂一款为化学洗涤型, 另一款为脂肪型, 但是实际上二者在价格与功效上难分伯仲——然而消费者的不同偏爱使得二者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市场细分。激爽牌香皂迎合了一些喜欢洗澡时感受物理刺激感的消费者青睐, 而佳美牌香皂则满足了另一些人对奢华沐浴感的追求。在斯蒂芬森看来:

“激爽”这个名字似乎就显示出这款香皂具有物理刺激、展现男子气概的特殊功效, 它迎合了那些寻求肌体大清扫的买家, 而人们洗澡时一旦用上激爽似乎“浑身如同在冲浪一般健康而富有活力”;“佳美”这个名字则让人仿佛闻到了一股股巴黎香水的味道, 它暗示着浪漫的情愫, 一旦人们陶醉于佳美香皂所营造的温馨沐浴时光当中, 心灵的放松与流水的慰藉淙淙而至。这两种香皂的市场细分是截然不同的, 于是两种不同特性的香皂各自俘获了自己目标市场的芳心。

我们发现, 尽管两款香皂的价格和功效几乎完全一致, 但是斯蒂芬森重在区分二者给人带来不同的沐浴情境体验, 即它们给人不同的品牌“形象 (image) ”, 据此迎合了不同消费者的自我想象。由此可见, 斯蒂芬森强调消费者绝不仅仅是在消费香皂本身, 而是在进行一种“符号消费”:“实际上, 广告主并非仅仅是在卖香皂, 诸如人类情感、潮流时尚、日常礼仪、新型风俗与幸福生活, 这些才是他们更愿意培育的美好事物。”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出现的“形象”一词是斯蒂芬森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理念。有趣的是, 同一个事物在不同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有时候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而形象通常也带有一种动态属性 (dynamic nature) , 即它又往往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这即是“形象变迁 (imagechanging) ”问题。斯蒂芬森曾提出过两个非常典型的形象案例:“广告将万宝路 (Marlboro) 香烟的品牌形象从早期的小女人形象转变成有点儿神经质的男子汉形象。美国人脑海中存在两个十分矛盾的远东形象:一个是残忍狡猾的傅满洲 (Fu Man-chu) , 另一个则是儒雅圣洁的孔夫子——这两个形象看起来水火不容。”由此可见, 60年代的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一种二元分裂状态;而万宝路香烟通过重新进行市场定位改变了自己的品牌形象, 从而成为营销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成功案例。可以说, 从个人形象到国家形象, 从品牌形象到公共形象, 形象问题无所不在又至关重要。一方面, 大众媒介正是一种可以稳固或者改变形象的重要方式, 据此方能稳固与拓展大众细分;另一方面, 这也说明广告营销绝非一种简单的线性信息传受, “而是最好将其理解为借助关键符号、口号或者主题的暗示促使大众进行信息观念的再创造 (re-creation) 。”可以说, 新形象的再创造是广告营销产生效果的真正原因所在。

三、一个简短的结论

在广告营销中, 受众的“想要”、“需要”及“需求 (demands) ”三者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想要”属于选择聚神与社会性格问题,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由体验;“需要”属于社会控制和国民性格问题, 这带有一种深层信仰或者伦理的绝对命令色彩, 因此它涉及到一个人的早期内化和自我结构 (ego structures) 问题;“需求”则是一种经济行为问题, 它受到变幻莫测的市场左右, 因此始终处于变化状态当中;此外, 与受众的形象认知密切相关, “观点”和“观念”也是斯蒂芬森的一对理论假定, 前者属于深层信仰范畴, 后者属于社会性格范畴。一般来说, 我们很难改变一个人的既有观点, 但是一个人的观念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当然二者同样并非截然对立, 也是处在交融转化当中;至于“态度”, 斯蒂芬森将它定义为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 即个体思考某个特定情境的观点问题。它与前面二者的不同在于, “态度”是对特定情境当中的观点和观念在量和质上进行整合。

斯蒂芬森提出的“选择聚神”和“社会控制”绝不是截然对立的, 而是作为一体两面、互为补充、交融转化, 这种区分都是以受众的自我为参照, 以整体情境为依据。总而言之, “社会控制”是一种受到文化伦理和深层信仰支配的相对约束, 它主导了一个人的观点、态度和信仰, 它带有一种绝对命令色彩, 它建立习俗、形成舆论、达成共识;“选择聚神”则是一种不同于“社会控制”的相对自由, 它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行为, 它与观念、想要及形象问题紧密相联, 它关注诸如潮流、时尚、品味等个性化与多元性问题, 它彰显并提升了个体的自我存在。

社会控制理论 篇5

内容提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由于社会批判理论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

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

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

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

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

“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

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

注:

[1][2][3][4][5][6][7][8][9]霍克海姆:《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第235页,第198页,第198-199页,第200页,第201页,第205页,第206页,第206页。

[10]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11][12]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第157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篇6

关键词：社会建设；不断发展；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01-0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在宏观意义的社会概念基础上展开的。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进行猛烈批判后，对未来社会做了科学预测。他们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建设思想结合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具体实际，总结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领导全党结合国情实际，从经济模式、政治体制、社会建设、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在深入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思想。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形成了新时期的社会建设思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使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推到一个历史新高点。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以科学发展的理念认识社会建设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建设的新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社会建设和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各方面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就业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社会管理逐步完善。在党的十八大上，根据新的形势，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更高的要求，对社会建设给予更大的重视，并对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思路，新要求，新举措，为下一步的社会建设工作提供全面的指导。

一、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题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但如果不能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在社会结构中的“各得其所”，也就不是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同志曾经在1992年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达到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有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有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共享成果也要坚持身体力行，从实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做起。从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到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把科学发展观贯穿社会建设全过程

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变，正在经历着从阶级的政治职能和经济的社会职能的转变，阶级矛盾弱化而社会矛盾凸显，政治革命让位于社会发展。执政党必须代表阶级的利益，同时又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作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权力的工具的政府，必然要顺应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政府管理以公共行政的方式表现，更多地体现出“善治”而非“统治”，政府的服务色彩和本质必须得到明晰和确立。与此相适应，政府的职能必须做相应的调整。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实际上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着力改善民生，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社会建设健康和谐的发展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建设各项具体工作的整体推进。社会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领域，既包括组织建设，也包括制度建设；既要有原则指导，又要有具体规划；既要突出重点，也要整体推进；既要坚持利益原则，也要坚持价值向导；既要体现时代要求，又要符合基本国情。总之就是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原有的利益主体开始分化，新的利益主体逐渐产生，二元社会开始逐渐形成，原有的两大阶级和一大阶层已经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社会和谐，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

三、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为此，报告指出从以下六点出发，改善民生。

1.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教育为整个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优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我国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十年以上。全国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七千多万人，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国正在加速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但是，目前我国教育领域依然存在一些教育不公平的突出问题。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师资力量薄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农村财政性教育经费不规范现象较为严重，贫困家庭子女失学辍学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的不公平既是过程的不公，更是起点的不公。起点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容易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需要公平的发展环境。因此，应当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努力保障人民群众享有良好的教育机会。

2.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党的十八大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增强事业保险对促进就业的作用。

3.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

党的十八大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社会建设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需要公正的收入分配。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和要求，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了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

4.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民生之福，民生之盾。党和政府历来高度关注社会保障工作，近年来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把这作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方面。

5.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的就是健康。到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在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上重申的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更高要求。我党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发展目标和重点，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规划落实，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步伐，走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道路，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廉价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6.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

必须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融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1]田克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谭元敏.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的发展[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7）.

[3]张雷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社会控制理论 篇7

上市公司是指所发行的股票经过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的上市公司有仅1000多家, 但是上市公司是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催化剂, 是当地财政的主要收入。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把其资本分成等额股份, 吸引众多的投资者。该特征就使得上市公司在社会影响上具有广泛性。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发展理念, 应当首先在上市公司实施, 起模范作用, 从而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共赢。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作为公司的投资者更加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股东本身也想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高公司形象。

2天平理论

在现实生活中, 公司常常无视国家法律, 继续在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上实现它们各自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于是公司、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博弈由此展开。在只有“承担社会责任”的口号下, 没有相应的控制与激励措施, 那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学模型来说明相关利益群体的博弈结果。

即:F (X, Y) =AX-BY

X表示承担社会责任的收入;Y表示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X, Y表示各自的概率。当AX>BY时, 企业就会自主的履行义务;当AX

基于这个简单的模型, 笔者认为, 政府应该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 使那些自愿承担责任的群体真正得到实惠。在这个模型当中, 收入可以看作是在税收方面的优惠、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广泛宣传从而借此提高企业知名度等。成本就是履行义务的所付出的代价。“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这个收入一定要大大超出成本。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企业是有限理性的, 当投资有回报时, 企业就会主动承担责任。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在中国“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很多, 在治理的过程中耗费要比事先预防的成本多很多。这笔资金是由企业、社会大众的纳税所得。政府如果能把这些治理费用作为物质奖励, 并使之制度化。这样会大大激发公司承担责任的积极性。

由此来看, 当天平在收入一边时, 那么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就会减少。

3激励理论

3.1股东对管理层的激励

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 其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密切相关, 希望能使企业做大做强。但在这样的社会, 企业只能通过不断地变革, 积极贯彻“全球契约”的基本精神, 树立良好形象, 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被公众所认可。2006年度中国最佳诚信企业名单, 所有的企业都实现了双赢, 既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又获得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基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股东在业绩考核上, 不把股价作为衡量管理层绩效的唯一因素, 要把社会责任也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当实现了一定的目标时, 除了给予物质上的奖励, 更要给予精神上的奖励。另外, 可以让管理层拥有一定的股份, 真正做到与企业共命运。

还有一种隐性激励也可以促使管理层努力回报股东和社会。比如, 某某公司业绩大幅度改善, 会使高层管理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 的身价大大提升, 从而在经理人市场上受到更多的欢迎。或者因为高层管理者的工作绩效明显, 而被授予众多的荣誉、称号以及得到提升等。

3.2政府对公司的激励

尽管部分股东转变观念, 但是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追逐短期利益等, 公司有可能偏离正常的轨道, 铤而走险。例如, 有的化工企业排污指数达不到国家标准。此时政府就应该发挥起宏观调控的作用, 下达硬指标, 比如企业对公司污染指数只允许达到国家质量二级标准。如果实现了指标, 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否则, 进行严厉的罚款。政府尤其要对那些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 积极支持和参与生态保护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3.3媒体对公司的激励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我们知道, 媒体经常追踪诚信、优秀企业, 其初衷也是让企业发挥带头作用。

上市公司为了使自己的产品为公众所知, 媒体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公司在宣传产品或服务时, 营销费用占很大比重。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等举措扩大企业本身的知名度。比如2006年度中国优秀诚信企业名单的公布, 无形之中就让公众对企业有了好的印象, 从而认可其产品或服务。

笔者认为, 社会责任能否贯彻, 要看这样的激励有没有到位, 激励力度也够不够。根据天平理论, 有效的激励会促使上市公司自觉履行义务。

4控制理论

4.1相关的法律、机构

通过《责任网》了解到国内99%的企业没有专门负责企业公民或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部门设置。但是西方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举措——实行国家统一管理和企业分级管理。首先国家建立相应的部门, 负责宣传保护环境、节约能源、预防事故等社会责任。为了能使执行有法可依, 必须完善法律体制。要对100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追踪, 根据行业的不同指定不同的指标, 然后再下达这些指标。让上市公司在经营的时候, 有一个框架。其次, 企业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为了减少企业承担更多的负担, 可以增加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责。如果是国有企业, 就要增加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每年在公司年检的时候, 工商管理部门要对社会责任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4.2舆论压力

媒体也要积极追踪上市公司的发展动向。一旦发现公司有破坏环境、拖欠工资、浪费资源、提供虚假会计报告等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 要在证券报等有权威的报纸或电视上予以公告。这样可以企业可以增加忧患意识, 在生产运行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 以免因社会责任缺失影响到公司形象和公司的长期发展。

5结论

为了能是公司的重心偏向天平的收入一方, 笔者认为, 要通过不断地优化激励的方式、强度, 形成良好的激励文化和激励机制, 另外, 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形成强有力的执行体系, 二者共同作用、良性循环, 才能使股东、高层管理者和相关的利益群体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重任。

摘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企业在生产运作中社会责任的缺失现象逐渐增多, 与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通过激励与控制理论相结合, 研究如何让企业自主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控制理论 篇8

近年来, 汽车行业召回事件频发, 损害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表明我国汽车行业在社会责任履行和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上存在较大缺陷。从短期来看, 制度约束、行政干预和媒体曝光是汽车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因;从长期来看, 汽车行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响应, 及自身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诉求[1]。因此, 研究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问题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文献回顾

从2000年7月“全球契约” (Global Compact) 发起以来, “企业公民” (Corporate Citizenship) 责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它的道德合理性已经被大量的企业案例所证实。企业的成败取决于社会的稳定和安宁程度, “企业公民”理念及其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内核对汽车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2]。Jaegul Lee (2011) 的研究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有利于汽车生产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增加技术革新投资, 推动减排技术创新[3]。Sandra M.C.Loureiro等 (2012) 认为汽车行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生产率, 而且有助于提升消费者满意度[4]。邓子纲 (2011) 实证分析了环境责任、人力资源责任、技术责任和声誉责任之间单个或协同作用对汽车企业绩效的正效应, 从政府、社会、企业三个方面探讨了汽车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的提升机制[5]。另外, 申凤岩 (2005) 、丁红梅 (2006) 、沈志渔 (2009) 张王子旭 (2011) 和刘建堤 (2012) 等[6]的研究, 通过具体公司实例来分析汽车行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在2010中国 (长春) 国际汽车论坛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上, 提出“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和交通安全”是体现汽车产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凌然 (2011) 将汽车行业社会责任融入汽车文化, 认为汽车文化应体现汽车制造与发展自身的社会责任, 以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整体发展初衷, 倡导车企科学合理地安排利润和投入的关系, 力所能及地满足社会需求。

中外学者对汽车行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研究, 为我国汽车行业建立健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提供了理论支持。由于CSR开始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汽车行业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建设迎来机遇和挑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自2009年起开始发布《中国汽车行业社会责任报告》, 清华大学与罗德公关联合发布汽车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评价指数;“深交所”2006年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上交所”2008年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2009年发布《上市公司内控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和审议指引》, 发布“上证社会责任指数”并设立“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评价指标。2008年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在参考借鉴美国COSO内部控制框架的基础上, 联合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2010年出台《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 并要求自2011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 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施行。其中,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的实施, 标志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内控建设的全面展开。

由于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在我国发轫时间较短, 车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才迫于媒体和相关机构、团体的压力而进行追溯处理, 在整体上表现出事后被动响应的特征。由于科学的社会责任控制理念、控制文化和控制方法尚未建立, 以及缺乏系统规范的社会责任报告和社会责任监管平台, 致使我国汽车行业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实践难以有效展开和持续推进, 亟待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的框架下, 研究汽车行业社会责任的共性和个性, 将社会责任组织架构、社会责任文化、社会责任制度、社会责任活动、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审计等, 主动嵌入耦合到现有的内部控制系统。

二、构建以QHSE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7], 而内部控制可以为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提供“落地”方式[8]。汽车行业社会责任本质是行业及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 以及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协作的过程。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的回应和满足过程就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 这一过程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支配下, 内部控制的技术、方法都是围绕“物”而展开, 即便注意到人也只是把人作为控制工具和对象[9]。传统的汽车行业内部控制以股东为权利轴心、以员工为责任边界, 重视对价值创造过程的控制, 忽视了对剩余价值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目前, 人力资本对企业的价值创造效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社会资本、环境资本对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传统内部控制只关注各种固化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 却未能对风险源予以分析治理, 更不能有效控制日益增多的社会责任风险 (王海兵、伍中信等, 2012) [10]。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汽车行业现有的内部控制系统与包括社区公众、消费者在内的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兼容矛盾日益凸显, 社会责任期望差不断扩大。这些因素使得汽车行业内部控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责任风险拓宽了汽车行业的风险边界, 提升了企业的风险等级, 封闭、自利的内部控制亟待转向动态、开放、交互、共生的人本内部控制架构。

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由导向系统、支持系统、执行系统、反馈系统和优化系统构成, 囊括了内部控制基本要素, 增加了社会责任内部控制驱动因素分析, 各节点之间相互联系、前后贯通, 共同构成了完整、动态、开放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体系。

1. 汽车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发展阶段影响其社会责任履行。

企业的相关利益者主要包括投资者、员工、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社会团体、政府、公众及其他, 企业的职能部门主要包括有综合部、人力资源、财务、风险管理、内部审计等职能部门和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物流、售后等业务部门。根据企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的适应性原则, 内部控制应当与其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竞争状况和风险水平等相适应, 并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不同经营规模和发展阶段的汽车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不同, 会导致CSR部门设置和业务流程不同。企业规模越大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越多, 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越宽。在不同的成长阶段, 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集合可能不同, 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实际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存在差异。例如企业在创业阶段往往对融资需求很旺盛, 债权人是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发展期占领市场份额最重要, 消费者是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在成熟期利润稳步增长, 对投资者和社会的回报很重要;企业在衰退期, 降薪裁员时有发生, 员工权益维护很重要。企业经营规模和发展阶段、部门设置和业务流程, 以及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 其交集构成汽车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域, 三者共同作用下可以形成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社会责任控制系统。良好的社会责任管理能为各利益相关方创造综合价值, 这是企业推进社会责任管理的源动力[11]。所以, 构建汽车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体系需要考察企业自身特点, 并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 提升其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体系的环境适用性。

2. 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 以内部控制环境为基础、内部控制目标为导向。

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环境是汽车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基础, 一般包括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经营理念和风格、管理哲学、员工职业道德和胜任能力、社会责任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企业社会责任文化、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与机制建设等。汽车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 (不仅包括物质资产, 包括人力资产、环境资产及其他无形资产) 安全、财务报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 促进汽车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内部控制环境是基础, 内部控制目标是导向, 内部控制环境的适用性影响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因此, 应借鉴COSO内控框架, 将内部控制目标作为首要的内部控制要素。

目前, 我国汽车行业应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化体系;建立完整的新能源汽车政策框架体系, 以强化财税、技术、管理、金融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内部控制和社会责任有机耦合的基础上, 将汽车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嵌入到汽车行业的发展战略, 藉此提升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运行效率。

3. 良好的沟通与监督机制是提升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效率的关键。

信息与沟通是实施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 这就要求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能够及时、准确、完整地收集与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各种社会责任信息, 并使这些信息以适当的方式在企业内部各部门及相关人员之间, 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进行及时传递、有效沟通和正确应用。高效顺畅的信息传递渠道能够及时反馈社会责任风险控制情况, 为有关各方的沟通、协调和控制决策提供支持。目前, 我国的内控信息化和指数化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 私人信息保密制度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由于社会责任信息传播渠道狭窄, 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误、舞弊, 以及泄露客户资料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信息的相关规范和度量标准的建设还很滞后。因此, 我国汽车行业建立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沟通机制应着力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推进社会责任内控信息化建设, 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错误和舞弊, 提高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和效率;第二, 建立信息安全制度, 在国家及行业要求的信息披露框架下, 对信息披露范围和程度进行科学管理, 不得泄露企业核心商业机密, 以及员工和客户的个人隐私;第三, 开辟多种沟通渠道, 包括正式沟通渠道和非正式沟通渠道;第四, 在社会责任指数和内部控制指数的基础上, 将两者加以整合, 建立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指数。这样做不仅能简化信息复杂程度, 而且便于企业前后期间以及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开展比较分析, 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更有用的决策信息支持。

信息与沟通是开展内部监督的前提, 信息不畅、沟通不力容易导致监督无的放矢、流于形式。建立健全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信息与沟通平台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性, 提高内部监督的效能。在我国汽车行业中, 外资汽车企业比较注重以人为本, 对产品质量、员工健康、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比较重视, 内资企业则更多的是关注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 国内车企的社会责任意识从这点上讲仍然落后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监督应涵盖政策与制度监督、管理控制监督、业务流程监督, 全程、持续、动态监控社会责任风险的识别、评估、控制和报告情况。内部监督不仅要夯实控制基础、提高控制效率, 而且要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建设与优化提供策略指导。因此, 我国汽车行业应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机构, 积极开展社会责任内部审计, 与外部审计监督力量一起为社会责任监督提供组织保证和制度支持。

4. 汽车行业社会责任风险的识别、应对和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评价, 主要包括社会责任风险评估、社会责任控制活动、实施QHSE绩效评估、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报告和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审计。

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应在引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OHASl8000安全及卫生管理体系的基础上, 根据共性兼容、个性互补的原则, 把质量、健康、安全、环境管理模式系统化地加以整合, 构建以QHSE管理体系为核心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 对汽车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实践提供可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操作指引。QHSE管理体系通过风险控制, 避免不合格品、职业健康危害、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等各类事故发生。例如设置环境符合性定期审查, 对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定期提示, 根据风险等级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应对。但是, 建立QHSE管理体系只是汽车行业履行企业公民义务的基本要求, 并不能涵盖其所应承担的全部社会责任内容, 还需在“全球契约”和SA8000社会责任标准等的基础上对QHSE体系加以扩展, 对所有社会责任风险进行全面的识别、评估和应对, 例如道德风险、文化冲突风险、合同条款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

在企业内外部畅通的信息与沟通基础上, 将社会责任报告和内外部审计相结合, 能够更好地对企业存在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诊断, 评估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例如张兆国 (2011) 通过目标导向构建了基于AHP方法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并进行了实证检验[12]。对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情况进行内部监督有助于及时发现控制缺陷, 提出优化内部控制系统的措施。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报告不仅能够反映汽车企业实施QHSE绩效评估的过程及结果, 也能够反映除质量、健康、安全和环境等因素之外的其它社会责任信息。例如偿还本利、计算发放员工工资和奖金, 支付所欠货款、纳税, 向投资者分红、社会捐助, 以及开展其它社会公益活动等。在传统的物本内部控制看来, 这些项目在支付之前具有负债性质, 支付后形成企业的费用。例如财务费用、工资费用、生产成本、所得税费用、营业外支出等, 形成股东权益的减项。然而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来看, 这些负债和费用恰恰是债权人、职工、供应商、国家等其它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益, 及时足额兑现这些权益就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 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关系资本, 而且能够为企业在更宽阔的时空范围获取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在人本化、信息化和法制化的商业环境中, 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风险管控效率取决于其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程度, 权益保障上存在的任何短板都有可能导致巨大的社会舆论及法律规制后果。企业是社会经济体的基本细胞, 企业家和高管身体也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汽车行业亟待普及科学的人本发展观和社会责任内控观, 将负债视为其它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将费用视同为一种关系资本投资, 降低控制冲突, 增加企业内部及企业与外部的和谐度, 促进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实施路径

目前, 针对汽车商品的投诉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合同的制定与执行、过度宣传、售后服务等方面, 然而车企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 如劳资矛盾、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很突出。就整体而言, 汽车行业在社会责任覆盖面和履行力方面还有所欠缺。本文通过对案例的回顾, 阐述汽车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活动存在的不足, 并从内部质量管理、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等方面, 提出构建我国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路径。

第一, 加强内部质量管理, 将企业社会责任控制窗口前移。质量是汽车行业的生命线, 也是消费者的生命线, 由汽车质量带来的安全性问题, 无论是对汽车生产厂家还是消费者而言都生死攸关, 理性的消费者在选购汽车商品时最看重其安全性能、车内空气质量安全以及汽车的耐用性。随着人们物资生活的极大改善和健康安全意识的普遍增强, 消费者对汽车消费品质量的高要求成为汽车行业加强内部质量管理的强大动力, 政府管制的加深、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兴起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持续推进, 成为汽车行业加强质量管理的压力源。采取对质量问题车辆进行召回属于“亡羊补牢”, 尽管能够降低企业法律风险, 但对企业形成的经济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汽车行业的最佳社会责任战略在于“未雨绸缪”, 将企业社会责任窗口前移, 重视生产阶段、采购阶段乃至研发阶段的质量管理。虽然许多车企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程序, 对质量问题进行监控, 但出于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 在质量管理的范围和力度上均有所欠缺, 质量管理体系的设计、实施和审核力度亟待进一步加强。如果汽车行业不能积极主动地开展事中乃至事前的质量管理, 而是被动卷入事后的质量问题补救, 这就相当于将自身的质量过程管理责任推给政府、媒体和公众等外部监管力量, 由于质量问题引发的社会经济风险将给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带来重创。

第二, 树立全面风险观, 将社会责任风险控制涵盖业务流程的各个阶段。汽车行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建设应树立全面风险观, 即全程融合, 全方位覆盖, 全员参与, 树立全面风险观。就是以汽车的经济性、安全性和环保性为核心, 综合考察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及其变动情况是否合乎社会责任控制标准。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窗口前置, 从销售及售后环节向前扩展, 全面覆盖设计、研发、投融资、采购、生产、销售、售后等各个阶段, 全员参与, 并且将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相结合, 实现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由被动响应式向主动嵌入式发展。汽车行业社会责任的事后控制虽然能避免更大损害的发生, 但向社会注入的风险容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也不利于提升汽车行业社会声誉和经营的可持续。

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指的是由于企业没有或不当承担社会责任而导致企业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 风险因素包含生态环境、人力资源、产品、技术、贸易等。召回事件使得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量难免会受到影响, 召回事件中的车企因为没有控制好汽车质量, 而使自身陷入社会责任风险中。建立全面的风险观就是要汽车企业从设计、采购、生产、销售和售后环节做到有效的控制, 设计上采用先进的人本理念, 加强保险带报警提示、后视镜的防水防尘技术等, 以增强汽车的安全性能;在采购上注重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原材料及零部件, 关键部件执行行业乃至国际标准, 杜绝以降低质量换取利润空间的短期行为;加强对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 以及整车的安全性、环保性、经济性等性能的测评, 同时关注员工的作业行为安全性指导和作业环境的安全性防护;在销售阶段注重营销广告的真实性, 不夸大、不渲染, 合同订立要公平公正, 不设置“霸王”条款和具有误导性、欺诈性条款;培育健康的汽车售后服务市场, 推进汽车4S店售后服务的国家行业标准建设;建立消费者投诉及处理平台, 引入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及社会媒体评价机制;为消费者提供其他增值服务, 例如汽车美容、汽车质量及性能检测、汽车保险咨询等。

第三, 注重社会责任投资, 合理安排利润和投入的关系。“社会责任投资”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简称SRI) 是基于社会责任理念的一种投资行为, 这一概念要求投资者将社会、环境以及道德议题融入经济目标之中。汽车企业合理安排好利润和投入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将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拿出来做社会责任投资, 能够提升企业的社会声誉、增加社会资本, 为以后取得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基础。企业多留利润少投入, 或者只讲利润不讲投入, 终将会陷入“孤岛”, 不仅会失去已有的支持, 而且能导致冲突加剧和矛盾升级, 不利于形成和谐共赢的价值网络。目前, 汽车行业在社会责任投资方面, 主要表现在不断地提升产品质量、加大在新能源汽车的投入、设计开发更多的低能耗低碳排放汽车, 生产厂房的绿色建筑LEED认证, 职工的健康促进与安全防护, 员工技能培训与职业拓展, 社区服务及社会捐助等。此外, 及时足额支付货款、工资、税款、利息、红利等, 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社会责任投资行为, 不仅可以减少法律风险, 对于培育价值支持网络和社会关系资本至关重要。

《2012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报告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多是集中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方面, 而且简单地将社会责任理解为慈善活动等一些表象的东西。汽车企业不但要关注与企业自身相关的社会责任, 更需要加强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共同价值观的培养。在某些单一领域的集中投资并不一定能带来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回报, 有时甚至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在《2012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中, 企业在传统慈善行为占满分的百分比为13%, 超过半数的中国企业在该领域得分在此基准线之上, 更有甚者高达30%, 然而这些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并不理想, 在榜单上的排名相对靠后。在中国上下关注慈善的大环境下, 许多企业在慈善方面下了大工夫, 但是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许多公司, 在慈善方面的投入并不能相应地提高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得分。所以, 汽车企业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宽一些、更长远一些, 均衡各个社会责任领域的投入, 这样做得到的回报可能会更好、更持久。

第四, 实施汽车企业综合报告与审计评价制度。自从我国在2002年公布汽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来, 社会责任报告成为汽车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 许多汽车企业把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作为自己的责任。从2007年开始, 公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汽车企业数量迅猛增长, 责任报告披露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社会责任形式也多种多样, 例如发展混合动力车辆、教育、环保、公益、助力南极科考等。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社会责任披露缺乏量化标准, 披露内容不完整、披露内容和格式不规范、披露时间不连贯, 选择性披露趋向严重等。所以, 应采纳联合国“全球契约”关于人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反腐败的十项原则, 并参考《全球报告倡议 (GRI)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3.1标准, 出台汽车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准则, 对我国汽车企业编制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规范。

另外, 信息透明度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表现。刘建秋、宋献中 (2012) 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需要借助企业“社会责任沟通”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手段实现, 竞争性行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比非竞争性行业更加显著[13]。随着资本市场、汽车消费品市场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汽车企业开始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以实际行动融入社会,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报告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然而对广大利益相关者来说, 对汽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独立审计, 发布准确的社会责任信息则显得愈发重要。汽车企业应采用《AA1000审验标准 (2008) 》来确保社会责任报告的包含性、回应性和实质性, 该标准将利益相关方置于审验核心, 引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由发布进入审验阶段。在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中, 报告通过第三方审计企业的平均分要明显高于未进行第三方审计的企业。汽车企业管理层应该制定详细的内部审计章程, 加强自身内部控制来配合外部第三方审计, 共同完成社会责任报告, 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汽车行业协会应根据行业整体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发布汽车行业社会责任蓝皮书, 对行业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绩效进行指数化评价, 为政府实施监管提供支持。

近年来, 企业报告不充分的问题已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传统财务业绩本身并不测度公司的整体健康状况, 既不反映竞争绩效, 也不计量通过产品质量、服务和反应速度创造的价值。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将促进利益相关者按需裁剪信息, 提高用户获取信息的公正性、及时性和自由度。因此, 为了避免单一社会责任报告主观、空洞、夸大其词等不确定性问题, 可以构建汽车企业综合报告框架, 将财务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加以有机整合, 以“定量为主, 定性为辅”的企业综合报告模式取代现行的定量为主的“财务报告”和定性为主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体系, 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纳入综合报告框架, 并要求进行强制审计, 提高财务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的透明度和披露质量。

社会资本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 篇9

一、从经济资本到社会资本的思想脉络

洛里于1977年首先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认为除了经济资本之外, 经济活动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可以进入经济活动中, 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资本而发挥作用。他认为在很多情况下, 单纯用经济资本来解释经济情况是不够的, 决定经济增长状况的往往不是经济资本, 而是其他的非经济性资本, 包括社会资本。韦伯指出, 经济行动仅仅是普遍的社会行动中特定的一种, 没有理由把它排除于社会学视野之外。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当中指出, 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 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社会资本是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 与对某种持久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的集合体。A·波茨认为, 社会资本指的是, 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詹姆斯·科尔曼认为, 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一是它具有不可转让性, 它总是与具体的个人、组织或是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二是对于收益者来说, 它不是一种私人财产, 而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这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对于社会资本不同学者的表述有所不同, 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 就是都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与经济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

在对不同形态的资本理论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 社会资本理论不仅有其对资本问题认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逻辑根据, 而且也有其资本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发展或展开的现实基础。尤其应当看到, 社会资本理论是在各种资本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它承续了200年来经济学和社会学对资本问题的丰富思考, 填补了主流社会学和主流经济学两方面的空白。受新资本理论的启迪, 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 对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企业提出了其著名的社会学命题:社会关系总是渗透于各个经济企业之中, 经济组织及其经济行动是嵌入于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之中并受其限定的。这表明, 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既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企业。因此, 作为新资本理论的社会资本同样能够对企业行为做出一种新的解释。

二、从经济责任到社会责任的价值转换

伴随对资本问题认识的深入, 人们对责任问题的认识也实现了新的扩展。在20世纪60年代前,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按照古典的或纯经济学的观点, 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密尔顿·弗里德曼主张:企业的天职就是在公开和自由的竞争环境中, 充分利用资源和能量去增加利润。

在西方, 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社会背景。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美国。丹尼尔·贝尔认为, 公司正处在由经济学化向社会学化转变的转折点上, 而且人们的注意力已经愈来愈转向后者, 考虑决策所要依据的观点愈来愈多地来自社会学化的观点。作为社会学化的公司必须不再是满足单一目的的工具, 而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满意的生活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 企业社会责任得到众多企业的认同和支持, 并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1997年, 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组织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及其他国际组织, 制订了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它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1999年联合国提出企业界的《全球契约》;2000年, 全球118个跨国公司制订了“社会约束”的生产守则;2004年, 《财富》杂志依据企业对社会责任管理的效力, 推出了世界最大的100家公司责任排行榜, 它体现了公司将负责任的做法融入其商业行为的程度, 并考察它们对于自身行为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影响的负责的程度。

2005年,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后的新《公司法》明确将公司的社会责任纳入了立法, 规定社会责任是除法律、法规以外的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和社会规范等要求公司应当对社会公众履行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由理念到制度的转化。

三、从责任到资本的转换

当社会责任投资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投资准则时, 对社会的责任是否会降低企业竞争力呢?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经济绩效相矛盾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持续动力是什么?怎样才能使企业乐于承担社会责任?对于这些问题, 从经济资本的角度往往很难给予完全的解释。但从新资本理论的视角来审视,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责任与资本之间具有相互转换的激励相容性。所谓责任与资本的激励相容性, 指的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不仅能够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利益和激励, 而且也给自己带来资本和激励的状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给社会以利益而给自己带来成本, 然而, 责任与资本的激励相容则力图改善这一责任行为状态, 即要使企业的责任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利益要大于其增加的成本。只有达到这种责任改善的较优状态, 才能使企业对承担较大社会责任感兴趣。美国管理学者罗宾斯开展的大量研究表明, 公司社会参与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 正相关的逻辑基础是社会参与为公司提供了长期的大量利润, 足以弥补其付出的成本。

从狭隘的经济观点来看, 企业社会责任必定被看作是纯粹的浪费;但从社会交换的逻辑来看, 这是一种必要的投资, 其价值必定以利润或其它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这种投资只有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得到回报。古典经济学派关于企业责任观点的主要缺陷在于他们的时间框架。从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 企业管理者应当关心长期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借鉴社会资本理论对人际关系、社团组织、网络沟通、规范契约等的研究,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 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影响同样也会因为责任对人际关系、社团组织、网络应用以及契约规范的影响而对企业产生影响。它会遵循着“社会责任———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效益增长”的规律, 即社会责任促进社会资本增长, 社会资本的增长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的增长, 经济资本增长促进效益增长。这是责任发挥作用的真正逻辑, 是资本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换的法则。因此, 社会资本理论可以对企业社会责任做出一些新的解释。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 篇10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

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逐步建立起属于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并通过提出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这个发展实践过程努力贯彻了我国的依法治国的基本策略方针,并从思想和理论层面开始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探究研讨的作用和价值

1、有效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在不断的更新和进步,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并在建立过程中努力以法治实践的思想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道路进行指引。在这种发展实情下,中国共产党在多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重点强调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不断实践探索中,要善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和把握,更加准确的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向和发展规划。而从法学层面来说,要根据目前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和我国现有的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的理论基础,来对社会法学体系进行分析和总结,完成当代中国法学学者的重大历史使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趋势,党也在“三个代表” 思想的重要思想指导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在发展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理论体系。 要更好的发扬壮大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法律理论体系, 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沿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等先进发展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2、有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学术研究走向更加稳健和成熟的根本标志。当前,在中国法学界的重点工作目标是通过对当代我国的多种法学研究成果和法律研究的精髓进行不断的整合和升华,形成具有逻辑结构、和理论依据的法学理论体系。 通过从理论上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的法治建设情况以及所落实发展应用的方针政策进行综合性质的总结和整理,并同时结合众多中国法学研究的学者的重要法学创新研究来协助探索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来对我国的法律理论体系的完善建立和学术发展的更高级别做准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条件

1、历史法治发展的成果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建设以来,形成并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宪政。这种法律宪政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学者研究成果的应用,这包括大量的有关法学的研究论文、法学专题的研讨著作,这些都是法学理论界的学者有关法律史学、 部门法学等的重大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对历史法治发展的真实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应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运作的思想、 意识和理论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然后根据历史有关这些思想、 观念、意识和理论本身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社会的法学制度建立的实践性意义。

2、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学基本原理和法学思想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上,中国法学的探索发展主要相关于我国法律发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法律与国家阶级之间的关系、法律与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上,并从已经出版优秀学术作品中建立法学理论共识。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的结合,并概括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对法学的理论指导的意义,与此同时也从国外一些对法律法学理论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的法学技术性原理内容,并摆脱了法学理论发展中所表现的机械化和固定化,让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以更加新兴的面貌和形式来提高了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内容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学者重构中国法学理论的自觉尝试和研究的结果。

3、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现实理论以及法学基本理论的探索研究

通过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现实理论以及法学基本理论的探索研究,让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有了更具科学性研究成果的主要法学依据,同时也成为对当前众多法治建设中所存在的法律疑难漏洞进行了更加客观和科学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促进了我国自己对法学理论的真正研究和探索工作的开展。

在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立的重视,开始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给中国法学界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加实际的研究基础和研究对象,更有利于对当前我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剖析, 形成具有更高法律质量和水平的法律理论成果。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的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为中心,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层次的学术梳理、 理论整合和思想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以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给予了解释并作出了更加科学的理论贡献。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