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理性

关键词： 精神力量 凝聚 建设 文化

理论理性（精选十篇）

理论理性 篇1

一、理性人假设:标准投资理论基石

理性人假设是整个标准金融投资理论的基石, 该理论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提出有效市场假说;并将两者作为根基发展起来一整套关于投资者在最优投资组合决策和资本市场均衡状态下各种证券价格如何决定的理论体系。自20世纪中叶以来, 标准金融投资理论确立了在金融投资领域的主导地位。

标准金融投资理论运用严格数理推导的方式告诉我们:证券投资如何取得的最优化的解。但是, 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吗?在决策过程中, 会严格地按照数理的模式进行决策吗?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二、有限理性:基于心理实验得出的结论

真实决策中的投资者是完全理性人吗?这一问题是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基本领域之一, 该领域学者采用实验经济学应用最广泛的实验方式———彩票选择实验 (lottery-choice experiments) , 即实验者根据一定的实验目标, 在一些配对的组合中进行选择, 这些配对的选择通常在收益及赢得收益值的概率方面存在关联;对投资者的风险决策进行了实地实验。实验结果发现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 并非完全理性地按照优势性、相消性、恒定性、传递性原则决策, 表现出一些非理性因素。

(一) 实验结果与优势性原则、相消性原则的悖论具体如下:

(1) 优势性原则 (dominance principle) 是指如果某一决策方案的期望A至少在一个方面不差于期望B, 那么决策者将选择A。相消性原则 (cancellation principle) 指决策者将不同方案中相同部分去掉后进行决策, 其结果不受影响。

(2) 实验设计及结果。 (N表示回答每一问题被试者的人数, []中给出选择每一选项的人占总数的百分比, 下同)

实验一:面对下列两种赌局, 写出你的选择 ()

A:100%的机会得到100万元。

B:10%的机会得到150万元, 89%的机会得到100万元, 1%的机会什么都得不到。

N=72 A[82]B=[18]

按照优势性原则, 理性的决策者应该选择B, 因为赌局B的期望值 (139万元) 优于A的期望值 (100万元) , 但是, 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绝大多数人选择A而不是B。这说明优势性原则的假设与决策者的实际决策过程存在悖论, 即从数理的角度说, B的期望值优于A的期望值, 但实际对于决策者而言, A的主观效用值大于B, 即1.00U (100) >0.89U (100) +0.01U (0) +0.1U (150) 。这一悖论被称为阿莱斯悖论。根据相消性原则, 可得根据相消性原则, 有

实验二:面对下列两种赌局, 写出你的选择 ()

A':11%的概率能赢100万元, 89%的概率没有盈亏;

B':10%的概率能赢150万元, 90%的概率没有盈亏

N=72 A'[84]B'=[16]

这意味着, U (A') 即0.1U (150) +0.9U (0) >0.11U (100) +0.89U (0) 。

根据相消性原则, 有0.1U (150) +0.11U (100) >0.11U (100) (2)

我们看到 (1) 式和 (2) 式是矛盾的。原因何在?原因出在相消性原则上, 真实人决策并非遵循相消性原则。

(二) 实验结果与恒定性原则的悖论具体如下:

(1) 恒定性原则 (invariance principle) 是指决策者通过反思同一问题的不同描述而最终导致同一决策方案。

(2) 实验设计及结果。

实验三:假设美国政府正在为亚洲即将爆发的一场非比寻常的疾病做准备, 这场疾病可能会导致600人丧生。有以下两个情景方案, 分别写出你的选择。

情景I:A方案, 可以救200人;

B方案, 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救600人, 三分之二的可能一个也救不了。

N=72 A[72]B=[28]

情景II:A'方案, 有400人死亡;;

B'方案, 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无人死亡, 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

N=72 A'[24]B'=[76]

问题的表述不一样导致了不同的选择, 这说明真实人的决策违背了恒定性原则, 这一悖论被称为亚洲疾病问题。

(三) 实验结果与传递性原则的悖论具体如下:

(1) 传递性原则 (transitivity principle) 是指一般地, 只要A优于B, B优于C, 那么A优于C。

(2) 实验设计及结果。

实验四:有一个赌博游戏, a、b、c、d、e是五种参加游戏的方案, 每种方案下赢钱的概率与赢钱的数目如下表所示:

测试结果表明:大多数人会在a、b中选择a, 在b、c中选择b, 在c、d中选择c, 在d、e中选择d。根据可传递性原则, 人们会在a、e中选择a。但实际结果却是人们在a、e中选择e, 而不是a。这说明, 真实人在决策时并没有遵循可传递性原则。

综上所述, 投资者在真实投资决策过程中, 在追求最优化决策的过程中, 表现出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因此, 基于实验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投资者为有限理性人。

实验得到的理论结果能得到实践的佐证吗?笔者通过研读大量关于投资实践大师的论著发现, 他们对于投资人的认识虽然视角有所不同, 但有限理性是他们理论的精神暗合点。下文以举世公认的两位投资大师巴菲特、索罗斯的理论为例, 进行论证。

三、有限理性:投资大师理论的精神暗合点

(一) 有限理性:

巴菲特价值投资理论的重要基础价值投资是指以低于股票内在价值相当大的折扣价格买入股票以获取满意的利润。正如巴菲特所言:“投资股票只需要考虑两方面的事情, 一是思考股票的市场价格, 二是对股票的价值进行合理的评估。”

笔者研读价值投资理论的结论是, 有限理性是其理论逻辑演绎的基点。巴菲特从投资者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出发, 认为它们在金融投资决策中起着巨大作用, 使投资者在现实中存在诸多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 不能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天生具有巨大波动性的证券市场上, 个体投资者极易产生恐惧、贪婪的情绪。某些时期, 投资者在意志从众的压力下, 非理性因素如贪婪和恐惧, 便表现为集体的非理性, 当悲观主义弥漫在证券市场上时, 股价就会被低估;当乐观观主义弥漫在证券市场上时, 股价就会被高估, 市场从而表现为无效的市场。当许多公司的股票被众多的非理性投资者严重低估时, 价值投资者在对公司的价值进行理性分析后以较大的安全边际买入, 随着价格向价值回归, 使价值投资者在长期内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因此, 巴菲特认为:“市场是有效的, 但并非总是有效的, 而是经常无效。如果市场总是有效, 我只能乞讨为生。”

在价值投资理论的指导下, 巴菲特秉持逆向操作策略,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

(二) 有限理性:

索罗斯反射性投资理论的基石反射理论是指投资者与市场之间的一个互动影响。索罗斯认为, 金融市场与投资者的关系是:投资者根据掌握的资讯和对市场的了解, 来预期市场走势并据此行动, 而其行动事实上也反过来影响、改变了市场原来可能出现的走势, 二者不断地相互影响。比如当市场上的大部分的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 认为市场未来会上涨 (流行偏见) , 并买入待涨 (预期并行动) , 由于这些买入引起供求的变化, 从而带动了市场的上涨 (反过来影响了市场) , 由于市场的上涨, 又进一步加强了原来的预期并加大行动的力度 (强化偏见) , 这是牛市形成的重要因素。

笔者研读反射性投资理论的结论是, 有限理性也是其逻辑演绎的基点, 但视角与从行为和心理因素出发的巴菲特不同。他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 认为由于人类的认识存在缺陷, 对于被考虑的对象, 总是无法摆脱自已的观点的羁绊。这样, 决策过程便建立在对所参与对象的不完备理解之上, 从而不能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也就是说, 绝对完美的可知性相当值得怀疑。索罗斯演绎出这样一个逻辑:因为人类的认识存在缺陷, 那么他能做的最实际的事就是关注人类对所有事物的那些存有缺漏和扭曲的认识—这个逻辑后来构成了他的金融战略的核心—寻找缺陷和偏颇。

在其哲学观的指导下, 索罗斯认为存在缺陷和偏颇的投资者依自已的认识对市场进行预期, 并与影响价格的内在规律—价值规律相互作用, 甚至市场的走势操纵着需求和供给的发展, 于是他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所要对付的市场并不是理性的, 市场的狂涨会带来狂跌, 市场的狂跌也会酝酿着狂升。

在反射性理论的指导下, 索罗斯在实践中也秉持逆向操作策略, 捕捉市场大起大落间的时机, 每次都抢先一步带动投资者行为, 为自己创造赚钱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饶育蕾、张轮:《行为金融学》 (第二版) ,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巴菲特著, 孙鑫译:《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3]刘建位、徐晓杰:《跟大师学投资》,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6年版。

[4]索罗斯著, 孙忠等译:《金融炼金术》 (修订版) , 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

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篇2

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对西方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从形成这一理论的理论渊源入手,以斯达克(Rodney Stark)和芬克(Finke)所著的《信仰的法则》为基础,从三个方面对该理论的主要思想进行了较明晰的阐述.

作 者：张路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刊 名：社会科学论坛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分类号：B9关键词：宗教理性选择 宗教经济 世俗化

理论理性 篇3

过去50年,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CFA Institute)一直在向成千上万追随者传授以高效率市场为根本的分析原则,这些追随者来自银行、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等全球金融体机构。

如今,信贷危机已迫使“理性市场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质疑自己的信条。

英国CFA协会最近首次询问自己的成员是否相信“市场效率”,结果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不再相信市场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更令人吃惊的是,77%的受访者“强烈”或“非常强烈”不赞同投资者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与推动投资理论的“群众智慧”理念明显相左。

这种转变非常重大,因为高效率市场假设是计算各种价值的基石——从股票、养老金基金负担,到高管薪酬。

英国CFA协会行政总裁威廉·古德哈特(William Goodhart)昨日承认,调查结果表明了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新出现的“质疑”心态。

然而,这种趋势似乎反映了更广泛的学术转变。过去30年,全球资产管理行业一直由所谓的“高效率市场”假说所主导,并由此诞生了资本市场定价模型等概念,将投资视为风险与回报之间的折衷。

近期市场的极度波动,激发了政界人士和投资者对行为金融学的兴趣。该理论认为,市场行为并不是理性的,而是会受到恐惧等人类情绪的推动。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高级策略师、行为金融学专家詹姆斯·芒迪埃(James Montier)表示:“我们看到,如今客户对讨论行为金融学具有浓厚的兴趣。”

关于央行文化理论探析与理性思考 篇4

一、关于央行文化理论的探析

央行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央行建设之魂。

(一)央行文化的由来

央行文化是从金融企业文化引申出来的概念,而金融企业文化又是从企业文化引申出来的,尽管这几个概念都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特别是央行文化,由于中央银行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企业,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企业文化的概念,但企业文化确有一些本质和共性的东西是我们在讨论央行文化时不能回避的,实际上,企业文化正是我们讨论央行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

从企业文化、金融企业文化的角度讲,文化被定义为使一个组织和一个组织的成员与其他组织和组织的成员区别开来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区分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和这个组织、企业的员工不同于另一个企业、组织及员工,除了不同的外部形象标识,从文化的角度讲,是缘于价值观、信念和行为的不同,而又由于对价值观、信念和行为的不同理解,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判断哪些是好的企业文化,哪些是不好的企业文化,即使在一个组织内部,由于员工价值观、信念和行为的不同,要形成一个人人认可的企业文化也是相当困难和漫长的过程。

企业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概念的引入,给我国企业、金融企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视角和理念,对推动中国企业发展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对什么是央行文化,什么是基层央行文化,由于我们自身对央行、对基层央行的理解还不够全面、透彻,所以要定义央行文化特别是基层央行文化是困难的,但明确什么是央行文化包括基层央行文化,对人民银行特别是基层人民银行全面正确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又有特别现实的意义。

(二)央行文化的基础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愿景则构成企业文化的两大基础,企业文化的全部内容是对企业的认同感、团队重要的事和团队成员相互对待的方式,或者说是建立尊重和合作的环境,塑造明确表述并示范团队的价值观,促进精英政治管理模式。从央行的角度看,央行文化同样依赖于两大基础:核心价值观和共同愿景,核心价值观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存在?),共同愿景回答我们向何处去(未来的目标和方向),所以央行文化的内涵可以表述为我们是中央银行、是中央银行职员。中央银行作为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为金融宏观调控、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促进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存在,这是核心价值观;我们将按照中央银行性质,按照“洞察力、责任感、独立性、透明度”的现代中央银行特质要求,增强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打造一流中央银行和“五型”干部队伍,为中国经济科学发展、持续健康发展做出独特贡献,这是共同愿望和目标。相应地,基层央行文化,包括了我们是中央银行总行派出机构,是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和反馈者、金融稳定的维护者、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与总行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愿景。

(三)央行文化的内涵

什么是央行文化?央行文化就是央行在长期履职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思想道德、价值理念、行为准则、制度规范、行业标识等诸多方面的总和。按照文化本身的内涵和央行特点,央行文化应被定义为使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员与其他政府部门、组织、金融企业及其成员区别开来的一整套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央行文化既具有社会主义文化和金融文化的共同的属性,又具有独特的央行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它既区别于政府其他部门的文化,又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文化,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科学的概括。

具体地说,央行文化由央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部分组成。央行物质文化是以有形的实物形态存在的文化,是央行在长期的履职实践中逐步积累的、凝聚着央行思想文化的物质环境,直观反映央行的建设成就和文化品位,是央行文化的外在表现。具体到央行机构建筑风格、办公环境、办公设施、生活场所等等。央行制度文化是央行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业规范、行为准则的总和,是央行文化的主体。央行精神文化是央行履职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社会形象等的总和,是央行文化的灵魂。

什么是基层央行文化?基层央行由于处于操作层面和条块的结合部这一特殊的地位,再加上长期受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基层央行文化除了具有央行文化的本质特征外,又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一句话,基层央行文化应该是基层央行在长期履行职能过程中培育和提炼出来的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央行文化,是央行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具体体现。也正是基层央行文化这一特殊性,长期以来造就了精彩纷呈、特色各异的基层央行文化群落。

应该倡导和培育什么样的基层央行文化?尽管基层央行文化个性千差万别,但就其主体、主流还应该是共性为主。我们倡导的基层央行文化,应该是开放的,体现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先进的,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吸收和融合一切先进文化的精髓,体现与时俱进;科学的,体现科学精神、科学履职、科学发展;民主的,体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执政。和谐的,体现推进社会、经济和央行事业和谐发展。人性的,体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总之,能够突出体现以为人本、以社会责任为重的央行文化核心价值观;能够反映科学履职、诚信服务、和谐发展、稳定大局央行的职责要求;能够起到铸造灵魂、塑造形象、凝聚人心、聚集力量的作用;能够让员工始终保持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蓬勃的朝气、昂扬的锐气、浩然的正气;能够使基层央行始终保持依法行政、诚信公道、勤政廉洁、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

二、关于深化央行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

目前,基层央行文化建设总体上还处在初始阶段,进一步抓好央行文化建设需要对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结合这几年来的实践探索,现就深化央行文化建设提出如下若干思考。

(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

加强央行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员工素质,提升履职效能,提供优质服务,是央行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的。要把提高员工的思想文化素质,视为塑造央行文化建设的一项根本性工作。要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培养人,充分尊重和理解员工的人格和动机,重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满足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合理要求。坚持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才能避免在文化建设中出现见物不见人。

(二)要充分发挥央行文化的功效

一是要发挥央行文化导向作用。央行文化具有导向性,它能够将广大员工引导至央行所确定的目标方向上来。要通过导向作用的发挥,使全体职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追求与央行发展的目标相一致,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为实现其特定目标而努力。二是要充分发挥央行文化的激励作用。对激励作用的发挥要从个体与整体两个方面进行,从个体方面是要通过外部刺激个人所接受的鼓励产生一种向上效应;从整体上是要通过号召和影响使之接受并产生个体行为效应。当央行确立发展目标后,要以各种文化行为对广大职工施加影响,取得共识,产生效应,通过各子系统目标的实现产生激励作用,最终达到整体目标的实现。三是要充分发挥央行文化的凝聚作用。要通过央行文化活动产促成对员工的知觉、信念、动机、期望等微妙的文化心理,沟通人们的思想,产生对央行总体目标的认同感、使命感和自豪感,潜意识产生央行目标的凝聚力。四是要充分发挥央行文化的约束作用。央行文化通过观念、信念和制度,无形地约束着每个人的行为,控制和调节人们的态度、情绪和意志。要通过约束作用的发挥,使每个职工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从而提高央行群体职业道德水平,提高央行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发挥央行良好的社会效应。

(三)要选准央行文化建设的路径与抓手

央行文化建设要遵循文化自身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充分体现重在建设、重在过程、重在引导、重在潜移默化的原则。文化建设应当进入央行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当前,尤其是要处理好文化建设与文明单位创建、“创争”活动、劳动竞赛、和谐央行创建等活动的关系,切实把文化建设的理念和要求融入到这些活动载体中,融入到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干部职工队伍建设和各项业务工作之中。当然,对于一个具体单位来说,就某一特定阶段工作来看,文化建设也必须有切实的抓手,有所侧重,有所创新,有个性和特色。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文化建设的千行一面、千篇一律,才能防止工作的空泛化。

(四)要建立健全央行文化建设的工作机制

大力推进基层央行建设,要建立坚强有力地组织保障和健康有序地工作机制。一是要齐抓共管,构建央行文化建设的支撑平台。央行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对文化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起“党委领导、行长负责、部门主抓、各方协办”的文化建设工作机制,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协调联动,保证央行文化建设落到实处。二是要建章立制,营造央行文化发展的良好氛围。建立健全央行内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照行为规范化、目标责任化、工作程序化的标准,制定和完善涵盖劳动纪律、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安全防范、廉洁自律、岗位职责、操作规程等相关制度。三是要加大投入,夯实央行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营造优美环境,建造文化娱乐场地,完善办公设施,为职工创造安全、文明、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塑造央行的良好外在形象。加强阵地建设,根据职工的兴趣、特长和个人文化基础,建立图书室、阅览室、棋牌室、健身房等,积极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满足职工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增强职工凝聚力、向心力。

(五)要建立科学的央行文化建设成效评价体系

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渐进性以及文化成因的复杂性,给文化建设成效的评价带来了困难。而能否对文化建设的成效给予客观、公正、及时的评价,不仅事关文化建设的导向,而且直接影响这项工作的推进力度。目前,文化建设成效评价体系尚未形成,评价标准也不统一,评价的主观随意性较大。应当建立一整套评价办法,把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引导到全面提高干部职工职业素质、团队精神和道德修养上,引导到全面加(下转第88页)(上接第116页)强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水平上,引导到全面增强履行央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上。有条件的单位可结合实际,先行作点研究和探索。

(六)要推进央行文化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要更新观念,增强央行文化建设意识。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央行文化建设工作,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不懈地在发展中分析新情况、研究新变化、探索新途径,开辟新载体,推进央行文化建设的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手段创新,逐步形成职工参与、职工建设、职工满意的具有央行特色的先进文化,使之成为央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促进央行全面进步与发展。要根据实际,有针对性地创新出一些适合本单位、本部门特点的央行文化建设的新载体,增强央行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让央行文化不断适应央行发展的需要,促进央行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积云.对建设和谐基层央行文化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05,(06).

[2]王卫东.关于央行文化建设的思考[J].金融博览.2007,(02).

[3]张耀谋.论当前构建和谐央行文化的精神核心[J].广西金融研究,2007,(06).

[4]秦伟.浅谈如何加强基层央行文化建设[N].金融时报,2007-12-04.

理论理性 篇5

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摘要：文章介绍了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探讨了其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处理、市场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实践价值。?关键词：西蒙;有限理性;意义;实践价值?“有限理性”理论是由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赫伯特・亚・西蒙教授针对理性决策而创立的决策过程分析理论。以“理性有限论”为基础的“满意决策理论”是西蒙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也是他毕生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理论和经验探索的主题。西蒙教授对管理决策理论所作的贡献是管理决策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人们往往称西蒙开创发展起来的决策理论为现代决策理论。他的有限理性理论奠定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他的经典著作《管理行为――管理组织的决策过程的研究》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誉为“划时代”的作品，有限理性理论因其在现代决策理论中的基础地位，一直是决策科学理论研究的热点。理性决策源于“经济人”理论，与理性决策相比，有限理性决策更具现实性和动态性，对实际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满意决策论”、“适度利润”等概念的普遍运用，关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无不表明西蒙“有限理性”的影响和意义。本文试就“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进行探讨。?1“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有限理性”理论的要点在于：“理性就是用评价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择行为方案”,而理性决策所要求的那种理性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人的决策行动不仅受到外部因素(如时间、信息、技术等)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作为信息收集者和问题解决者自身条件的限制,因而他主张用“满意”代替最佳。?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的，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乃至彼此矛盾状态;“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满意解为满足。西蒙认为，相比“经济人”而言，“管理人”有两点根本转变：①经济人寻求最优方案;而管理人则寻求满意方案，即符合决策目标的方案。②经济人同真实世界的一切复杂事物打交道，而管理人只同他头脑中所感知(来源：查字典范文网

fanwen.)到的世界打交道，而把那些与决策无关紧要的因素置之不顾。西蒙指出，真实世界中决策环境下，计算能力和对环境的认知能力的有限必然意味着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即人类的注意力、感知能力、信息加工能力有限、记忆系统是有限的。因此，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从而所探讨的应当是有限的理性，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应当是过程合理性，而不是本质合理性;所考虑的人类选择机制应当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①由于决策者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因而导致选择决策方案的标准存在差异。②大多数决策问题都存在众多备选求解方案。决策者受知识和能力的限制,不可能探查所有方案，决策者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决策者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③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实世界存在大量的随机性因素,它们会干扰决策的执行过程,并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决策者往往倾向于将问题情境尽量加以简化，用一个小得多的问题空间去替代真实的问题空间，使前者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实际。④决策者都带着一种对问题先入为主的印象行动，过去的知识经验、习惯等往往会影响到主体的选择性感知，一些决策可能是凭直觉做出的。⑤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本身也在不断摸索、实践和学习。西蒙的管理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人的社会行为的理性方面与非理性方面的界线，它是关于意向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一种独特理论――是关于那些因缺乏寻找最优的才智而转向寻求满意的人类行为的理论。从决策论的角度,我们会发现：现实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决策者知识、信息、能力和决策动机的有限性和差异性，决定了现实社会丰富多彩。2“有限理性”理论的实践价值?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是他借助于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作为决策外部环境的组织和主观因素的理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他对决策科学做出的重大贡献所在。“有限理性”理论对实际

新理性精神视野中的文学理论教学 篇6

[关键词]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教学

新理性精神论的内涵即是现代化，是对旧理性的反拨，一种注入新质的理性，是当今社会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现代化内涵，它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为思维方式，新理性精神为当代文艺理论重构提供了新的观念、立足点意识和思维方式，对文艺学建设具有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使人们的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一、新理性精神的概念

新理性精神相对于旧理性精神来说，在理性精神的理念和内涵以及意义上都有了一定程度地发展，并且在旧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新理性精神采取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吸收方式，来补充和发展新理性精神，使新理性精神更加完善和全面。新理性精神的指导思想是现代性，所遵从的核心理念是新人文精神，思维模式是交往对话，新理性精神是一种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实践精神。在理解新理性精神时，我们要切实地认清新理性和旧理性以及理性和非理性之问的区别和内在联系，从而积极正确的倡导价值论，一旦对其认识不清，就很有可能使新理性精神产生社会精神危机和交往话语危机，从而影响社会的文化发展。新理性精神是一种实践精神，它要求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精神以及责任意识的文化工作者积极地开展、参加文化实践活动，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切实地体现出新理性精神的实践精神。同时，新理性精神也是具有开放性和开拓性以及现实意义的，是发展社会文化的一种新策略，它可以促进我国社会文化艺术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积极地为社会文化作出贡献。

二、新理性精神审视下的文学理论教学

以新理性精神审视当下的文学理论教学，我们不难发现，如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一样，它也存在着一些需要研究的现象。这其中，集中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课程口益边缘化使新理性精神所倡导的启蒙精神变得更加实在和必要在传统的课程体系当中，文学理论被放置在一个很特殊很重要的位置。在国家制定的教学大纲中，这门课往往被定位为：是大学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向学生讲述关于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和原则。它的主要任务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文学的一般原理和相关知识，而且还要让学生理解文学作品的样式、类型、形态、结构、层次、叙事的技巧和风格特征等，进而有较强的作品分析能力。开设这门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在这种现实面前，我们认为，新理性精神所启蒙精神在教学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启蒙，我认为可以理解为：要对文学理论学科的重新定位和对文学理论建设的客观冷静的判断，放弃对文学理论的过高估价，让这一学科重新回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这种让文学理论回到一个恰当的位置的思考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经开始了。一些学者在对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与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发展展望的各种讨论中，对这个问题也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与清醒的认识。

2.学科疆域的不断拓宽使新理性精神所主张的人文精神、现代性等话题开始步人文学理论课堂

文学理论学科疆域的不断扩大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和改革开放的逐步开展起来的。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话题已经开始表现出与世界接轨的倾向。虽然有人认为我们只是作了西方理论的“二传手”，还缺乏原创性，但这总比只有一种话语，只有一个声音要好。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批评更被泛化为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受其影响也出现更多新鲜话题，许多西方学者，不管知名与否，也不管理论水平有多高，他们的理论是否与中国国情相符，都很容易在中国找到听众和崇拜者。在国内，有些学者就主张文学理论研究者可以去研究房地产、研究时装、研究广告，认为文学对象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视象文学、媒介文学、时尚文学等等，文学理论肯定要越过传统的边界。由此可见，伴随这思想的活跃，我们能够谈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谈论的话语也越来越既分散又集中，最终形成一些共同关注的话题。有鉴于此，我们也应当把人文关怀当成文学的基本使命，基本原则。如果失去这一点，文学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文学最高的功利和价值应体现在这里。

3.平等意识的加强使得新理性精神所坚持的对话成为一种可能

对话，即一种交谈、会晤。对话的原始意义是交谈。但并不是任何交谈都是对话，它必须要有晤谈的双方乃至多方。对话过程是不同主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声音共同参与的精神历程。其目的，是通过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知识领域、不同人生经历的主体就某些共同关心的主题自由发表意义和看法，克服单个主体因生活领域局限而带来的认识的闭锁性与狭隘性，突破单个主体认识上的自我中心与独断，从而创造自己更为丰富、更为深邃的心灵生活。对话的这种精神内涵和发展要求规定了对话主体必须有一种“对话意识”，即一种民主的意识、平等的意识、合作的意识，致力于共同创造新的精神境界和倾听他人的渴望。

对话具有开放性、启发性、理解性和反思性特征。对话是一种以开放、自由探究的理性精神，同他人或他人创造的文本一道，共同创造知识、追求真理的智慧活动。在教学中，对话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教者在教学态度和方法上不能够居高临下，而要充分发挥两个主体的作用，即教者和听众的主体作用，尊重听众的主体地位，在教学内容上既要具有开放性、启发性，也要具有反思性和探索性，要有终极意义上的探讨和追问，既要颠覆旧有的话语，又要传递给人以新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相当注意对话的意义。

三、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对文学发展的意义

当今社会发生着巨大的改变，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加快，当今人们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唯物主义使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整个社会变得浮躁起来，阻碍了社会发展，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造成了人们的价值观扭曲，社会责任意识卜降，精神生活混乱不堪。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应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着力解决这些问题，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想对人们的精神家园进行彻底重建还需进一步的努力。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本着人文关怀的原则，从人们的文化需求和文化产品入手，加强对一些道德素质不高的文学作家的引导，使其不再创作有关色情、暴力的文学作品，从而加强人们的文化素养。优秀健康的文学会使人心理健康，精神面貌良好，心态积极向上。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要求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传统，不断地进行实践和创新，来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当今社会发展潮流的文学理论成果，它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的发展国情，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我相信，经过我们持之以恒的探索和创新，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以后会更加完善，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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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理性 篇7

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核心。在达尔文看来,“每一物种所产生的个体,远远超过其可能生存的个体,因而便反复引起生存斗争,于是任何生物所发生的变异,无论多么微小,只要在复杂而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以任何方式有利于自身,就会有较好的生存机会,这样便被自然选择了。”[1]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破解了许多生物之谜,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它却在解释利他行为时遇到了困境。因为“利他行为,一般是指那些不利于执行该行为的行为主体本身而有利于其他生物的行为。”[2]如果“根据达尔文主义的原则,所有个体都最大限度地加大自己对以后世代的遗传贡献,那么生物又怎么能愿意通过表现出利他行为或有利其他个体,来牺牲自己或经历危险呢?”[3]因此,如何用自然选择学说解释利他行为的进化就构成了达尔文理论的一道难题——“利他主义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生物学家提出了各种理论,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答。其中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自然选择的单位。他们认为,如果像早期达尔文主义者那样把个体作为自然选择的单位,即以个体利益为原则理解进化过程,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某一个体的利他行为。因为按照这种理解方式,所有的个体都应该竭尽全力地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大自然只是个体战斗于其中的血淋淋的战场。但事实并非如此,大自然向我们展示着一幅幅温情感人的画卷。因此,一些学者提出选择力量应该运作于超越个体利益之上的更高的层次。如英国学者爱德华兹(W. Edwards)提出了“群选择”理论(group selection)。他认为自然选择只会作用在种群层次上,生物个体为了整个族群的“最大利益”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存。这样看来,利他行为是为了群体的福祉被选择进化的。但是这种解释仍旧是不成功的:一是迄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模型或理论来解释群体选择的详细机制;二是“只要以群或种的利益为准则,那么,个体的自私特征必将从中衍生出来”。[2]正是因为这些诸多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群的选择’的概念在新达尔文主义中几乎完全被废弃”。[2]

于是,又有一些学者提出基因才是自然选择的单位。这就意味着,利他行为能否进化既不取决于个体的生存利益也不取决于集体的共同利益,而是取决于控制这种行为的基因。如1964年伦敦大学学院的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提出了亲缘选择理论,认为一个有机体帮助其他个体仅仅是因为它们之间有共同的基因。生物之间拥有共同基因的概率他用亲缘关系指数来确定。亲缘选择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近亲之间的利他行为,但是对于那些发生于非近亲之间的利他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呢?

二 互惠利他理论的建立及其前提预设

1971年哈佛大学的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提出了互惠利他理论,认为非亲缘利他行为以互惠为基础。也就是说,合作是因为期望良好行为所耗费的成本可以被日后回报行为带来的利益所补偿。互惠利他思想提出后,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和生物学家汉密尔顿又采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Prisoner's Dilemma)分析了策略在合作进化过程中的性质,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囚徒困境博弈源自两个合伙犯罪者的故事。“在囚徒困境中,两个囚犯,行先生和列先生,正被隔离审讯。若两人都坦白,则每人判入狱八年;若两人都抵赖,则每人判入狱一年。若只有一个人坦白,则他被释放,但另一个囚犯则被判十年。‘囚徒困境’是一个2×2博弈的例子,因为两个参与人——行和列——在其行动集中都只有两个可能行动——坦白和抵赖。

每一参与人都有一个优势策略。以行先生为例,他并不知道列先生选择的是什么行动。但是,若列选择了抵赖,则行面对的抉择是:抵赖,支付为-1;或坦白,支付为0。而若列选择了坦白,则行面对的抉择是,抵赖,支付为-10;或坦白,支付为-8。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行在选择坦白时都会好一些。由于这一博弈是对称,所以列面临的激励是相同的。因此,优势策略均衡为(坦白,坦白),均衡支付为(-8,-8)。这一结果对于两个参与人来说都劣于(-1,-1)。”[6]也就是说,“个体的理性导致双方得到的比可能得到的少,这就是‘困境’”。[7]

在上述单局博弈中合作确实很难发生。那么把博弈次数增加结果又会如何呢?在叠演博弈中,博弈者会采取更多的策略,而不像单局博弈只能采取合作和背叛两种。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最好的策略呢 1979年,阿克塞尔罗德又设计了一个竞赛,征集最佳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策略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基于回报的互惠合作策略,它首先采取合作,此后沿用竞争对手的上一次行动方案。除非“一报还一报”策略在一开始就遇见巨大数量的背叛性策略,否则它就会逐步传播开来,并获得支配地位。这就是“进化意义上的稳定策略”(ESS)。

“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成功,表明合作可以从追求个人私利的理性个体中产生。许多学者便因此认为“这正是达尔文式的自利合作(self-interest cooperation)能够进化出来的原因——出于自私,结果却是利他。”[8]如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认为“在进化的时间序列中,许多动物和植物都参与过这种没完没了的‘囚犯的困境’游戏。”[9]他们的利他行为不过是一种由基因操控的“一报还一报”式的互惠利他策略。生物学家威尔金森(Gerald S.Wilkinson)还在哥斯达黎加做了实地考察,他观察了野蝙蝠的血液反哺行为,发现蝙蝠在非亲属之间的血液分享便是一种典型的互惠利他博弈。如下表所示。

那么,人类非亲缘之间的利他行为也是以这种方式进化出来的吗?这些学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他们看来,既然人类之间的非亲缘利他行为也可以置于进化的框架中予以解释,那么利他主义难题就已经破解。

但是,这一难题真的解决了吗?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互惠利他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预设——行为理性。正如国内学者刘鹤玲所认为的那样,“由于非零和博弈与利他问题的联系,博弈论中的一些前提在这里发生了变化,于是互惠利他主义的博弈论模型就有了独特的形而上学预设。这种预设的基本点就是有机体的行为理性。”[11]行为理性侧重行为的结果,忽略意识的作用。换言之,建立在行为理性基础之上的互惠利他不同于动机性的利他,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利他,这种利他只是关心生物行为的效果,并不关心“利他者”的心理动机。

那么,以行为理性为前提来解释人类的利他行为,人类就被假定为只受基因控制的无意识的博弈者,博弈者采取利他策略或利己策略,主要是基因决定的结果,而不涉及任何主观动机。这一点道金斯已明确指出。在他看来,“当我们谈论人们在做利他行为时,我们对他的动机是真诚地发自内心还是真诚地出于自私的动机不感兴趣。也许这两种情况都对,也可能都错,或许我们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不管怎样说,这些都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内容。我们关于自私或利他的定义只是针对生物行为的效果而言的。这些效果是否会提高或降低‘利他者’或‘受益者’的生存环境与条件,这些才是我们关心的。”[9]但是这样一来,人类意识对行为的作用将被忽略,人类利他行为仅仅成为一项生物适应。

三 互惠利他理论的局限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一种研究方案实际上取消了利他行为问题,因为它将仁慈、合作等利他行为最终解释为是服务于自私基因的生存的。”[2]而且,由于互惠利他理论把合作建立在互惠回报的基础之上,按照这种理解,人与人之间反而会变得越来越不友善,越来越不倾向于合作。因为,如前面所分析的,合作之所以进化是因为博弈还可以多次进行,博弈双方还能在今后的相遇中因其以前的合作行为获得益处。如果博弈是单局的或局数确定,支持自私行为的基因应该比支持利他行为的基因获得更多的生存几率,背叛才是最佳策略。

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对那些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实施一次性利他行为。以慈善行为为例,一个人很可能给某个难民寄去一大笔钱而未曾想到要与他的捐献受益者相识,或是指望将来某一天受益者会以某种方式回报他。那么,如何用基因的互惠合作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这些一次性利他行为呢?能像互惠利他理论的支持者那样把这些行为解释成自然选择未能加以消除的行为错误吗?我们认为不能,互惠利他理论对于一次性利他行为的解释是不充分的。

这一解释的不充分正显示了互惠利他理论的局限。我们认为,基于行为理性的互惠利他理论不但没有解决达尔文理论所面临的利他主义难题,反而更凸显了这一难题的不可解决性。因为:

1.行为理性排除意识、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使得人成为完全屈从于基因的自然选择的被动存在,丧失了主体性。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类并不是无意识地完全由基因控制的机器,文化赋予人类反思自我行为的能力。由于文化的影响人类很可能在不期待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帮助他人。分析这类利他行为时,应当把人放置于个人生存的文化背景中去思考,仅仅构建于行为理性的框架中,不足以解释人类的利他行为。

当然,我们也并不否定有些互惠利他理论的支持者们也承认文化的影响作用。如威尔逊就认为:“利他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比起遗传影响来,人类社会的进化受到的文化影响显然更大。”[14]但问题是,威尔逊并不认为文化是利他行为产生的决定因素,而是相反,文化自身也不过是互惠利他行为发展的结果而已。他认为“在人类身上,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发展到了极致。远房亲戚和没有亲戚关系的个人之间互相回报是人类社会的关键所在。……通过相互回报的传统,再加上灵活多变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和用文字分门别类的才能,人类制订了契约,这些契约为人牢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文化和文明。”[14]而且,在他看来,“文化进化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最终还是会被纳入生物自然选择的路径”。[14]也就是说,基因给文化套上了缰绳,文化是在基因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发展并实施影响。这种修正后的互惠利他理论虽然形式上没有那么极端,但其内核仍旧是基因决定论,即以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出发点用基因的自然选择来解释人类道德行为的起源和进化,把道德看作是生物进化的发展形式。

但是,由于文化的影响人类的道德行为是不能完全套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来解释的。即使人本身具有生物性,人类的某些行为可以用基因的遗传规律加以说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行为完全由遗传基因决定。在我们看来,互惠利他理论对人类非亲缘之间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的解释失效,恰恰就揭示出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局限,利他主义难题是达尔文进化论永远不可解决的难题。

2.以行为理性为前提的互惠利他伦理其实质仍旧是一种理性伦理。这种伦理把伦理行为的执行者看作是处于交往中的理性体,其理性在于最大化生存利益。也就是说,在互惠利他理论看来,利他行为之所以进化是因为利他能够增加“利他者”的生存利益。互惠利他的实质就是利他互惠,利他是工具,是手段,目的是互惠,这是工具性利他。

这样,当用互惠利他理论解释人类行为时,就对人性有了一个基本的假定。这个假定就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人的本性就是求自保,求生存,自私自利。也就是说,在残酷的生存竞争面前,只有弱肉强食,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友善,和善是虚伪的,利他只是“利他者”增强其自私自利的生存利益的手段而已。其实,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就对这种互惠利他的思想有过初步阐释。在霍布斯看来,“人人都受自己的理性控制。凡是他所能利用的东西,没有一种不能帮助他抵抗敌人,保全生命。这样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对每一种事物都具有权利……当一个人转让他的权利或放弃他的权利时,那总是由于考虑到对方将某种权利回让给他,要不然就是因为他希望由此得到某种别的好处。因为这是一种自愿行为,而任何人的自愿行为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对自己的好处。”[17]

但关键问题是,人性是自私的吗?人只是理性生物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在我们看来,人不是理性生物,而是负责任的主体。这种独特的主体性恰恰就是在为他人负责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主体性不是为己的,首先是为他的”。[18]利他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前提。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列维纳斯所言,人的自我主体性的确立是在自我趋向他人的无限欲望中完成的。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欲望,“形而上学欲望趋向全然的外物(something else entirely),趋向绝对的他者(absolutely other)”。[19]这种欲望不是要占有他人,把他人作为追求自身私利的方法和手段,而是要求自我向着无限的他者超越,并在超越中为他人承担责任。只有在为他人负责的时候,自我的主体性才被真正唤醒。也只有在这时,人才真正出离了其生存竞争的生物状态,不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为他人付出而不追求回报。因此,正是人与人之间这种不求回报的纯粹利他确定了人独特的责任主体性,这种利他是不能用互惠利他理论来解释的。

消费者规范理性的理论解析与重构 篇8

已有研究关于理性的探讨大多出现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当中, 在管理学领域, 从理性层面挖掘经济行为主体之间 (主要指消费者、企业和政府) 行为逻辑关系的研究, 则相对较少。多数学者普遍的做法是, 在古典经济学“理性人”或“经济人”假定 (即行动者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 的理性前提下开展研究, 也就是说, 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大多是在理性标准既定的条件下来讨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然而, 随着众多学科流派对经济学“理性人”假定的质疑和批判, 这种做法值得进一步推敲和探讨。本文通过对经典理性理论的回顾与梳理, 提出“消费者规范理性”这一概念, 并试图从规范理性和经济理性两个理论视角以及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理性载体层次来重新构建理性的内在结构, 即“理性金字塔模型”。通过这种理性的重构, 使得我们可以从经济理性与规范理性两个层面来探讨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逻辑关联, 从而为管理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性视角。

二、理论梳理与回顾

18世纪西方世界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引发了学术界对“理性”和“理性行为”的探讨, 同时, 古典经济学中对“理性”的假定和诠释也遭到了多领域观点的挑战和威胁。本文试图从规范的视角, 通过回顾和比较理性理论三位代表人物韦伯、帕森斯和科尔曼的观点和立场, 重新构建管理学意义上的理性内在结构。

(一) 韦伯的理性理论及其发展

在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人”假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 多数学者已经认同这样的观点——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 并开始从不同的视角积极构建理性的内在结构以对现实的社会现象进行更好的解读。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莫过于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理性划分。韦伯将社会行动的理性区分为四种类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传统理性和情感理性。工具理性指行动者通过财富的计算选择手段与目标;价值理性指行动者根据既定的价值体系进行行为选择;传统理性指行动者根据习俗或惯例进行行为选择;而情感理性是指行动由行动者的感情或情绪状态决定。其中, 情感理性是一种对即时环境进行反应的短暂的思维状态, 它不是随着时间消失, 就是向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转化。

继韦伯的理性理论之后,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韦伯的理性划分进行了改进或补充。瑞德曼突破了韦伯原有的理性视角, 将理性分为处方理性和计划理性。前者指行为由内化的习惯、准则、风俗、法律或者过去行为的唤醒所决定, 与韦伯所定义的传统理性的概念相一致;后者指行动者主动寻求问题解决办法的行为方式, 相当于韦伯观点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组合。

(二) 帕森斯的理性理论

对帕森斯来说, 他的“行动的自由意志理论”意味着对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中的有益的假定和概念的综合。他从功利主义理论那里借取了手段—目的的结构, 同时又将韦伯的行动价值内涵和杜尔凯姆的道德整合观念引进自己的理论当中。在他的社会行动逻辑框架中, 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假设和论述:

第一, 一个社会行动逻辑上包括四个方面:行动者、目的、情境、规范约束。第二, 所有的行动都有一个规范尺度, “规范”一词指: (1) 行动者用来选择方法和途径的约束条件; (2) 行动应遵循的命令、意愿等; (3) 所有被行为主体内化的价值要素, 包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其他价值观。帕森斯关于规范的观点改变了人们看待人类行为的角度, 它使人类的理性行为在利益最大化和非利益最大化的双重视角下得到了一种新的解释。

(三) 科尔曼的理性理论

在帕森斯的理性理论中, 社会规范被看作是既定的条件, 行为主体 (个人或者组织系统) 在规范的指导下进行理性选择以达到一定的目的。而科尔曼是这样解释社会规范的:社会规范是人们有意创造的。创造并维持规范的人认为, 如果遵守规范, 他们将获益, 如果违背规范, 他们将受伤害。规范蕴含着利益, 但规范蕴含的利益不能必然形成规范。利益为规范提供了基础, 即接受规范所带来的外在影响的人们产生了对规范的需求。科尔曼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认同韦伯关于理性的讨论, 但他认为韦伯的理性划分究竟针对的是微观个人还是宏观社会, 以及这两种理性如何连接起来, 这一点始终含糊不清。因此, 科尔曼以宏观的社会系统行为作为研究的目标, 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 从不同行动者相互依赖的行为入手, 研究个人行为如何相互制约形成社会系统行为, 以及社会系统行为对个体行动者的限制和影响, 以此来解释理性从微观到宏观及宏观到微观的过渡问题。

三、理性模型的重构

通过以上经典理论的回顾, 笔者认为, 与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假定内涵相比, 三种理论存在以下两个共同点:都强调了规范因素在理性选择行为中的重要性, 认为行为主体追求财富或物质利益最大化只是行动者追求的目标之一;都试图通过个体行为的逻辑分析, 探讨社会系统或社会群体的理性本质。因此, 通过对以上理论共性和差异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理性本身和理性载体两个方面来重新构建理性的内在结构, 以更好的解释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在理性层面的相互制约与影响, 以及不同的理性载体在不同性质理性作用下的行为特征和逻辑关联。

(一) 规范理性的提出

规范视角下的理性理论在传统“经济人”理性假定的论调下, 都试图强调社会规范在理性选择中的重要作用, 但已有理论不是将规范的维度尽可能细分, 就是将经济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均纳入规范的范畴, 这就导致运用以上理论解释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理性关联和行为逻辑时, 很难在某一特定理性假设的前提下探讨行为主体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行为共性与个性。因此, 鉴于人们总是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 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本文按照是否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原则, 将理性归结为经济理性和规范理性二个维度, 前者追求财富最大化, 后者追求对非财富因素的遵守。两种理性的目标都是行动者获得自我满意。

(二) 理性载体的三个层面

韦伯还提出理性二元载体的观点, 他认为, 理性的载体包括两个方面:作为主体的社会成员个人和由主体组成的社会。这种观点经不断的发展和修正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中的研究主题之一, 同时也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质疑。个人主体的理性如何构成了抽象社会的理性?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于帕森斯和科尔曼的理论。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则相对较少, 其中比较突出的观点是我国学者赵孟营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他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 试图从组织理论的视角进行解释。他认为, 在个人和抽象社会之间存在着组织理性这一载体, 它是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关联层, 可以弥合或化解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鸿沟。本文在此观点的启发下, 将理性载体划分为个人理性、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层次。

(三) 模型构建

本文在对理性理论和理性载体理论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 试图重新构建理性的内在结构并提出理性结构的金字塔模型。在此模型中, “理性”是同时具有经济性和规范性的二元理性, 并在某种情境下以其中一种理性为主导。“理性载体”被分为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 在社会经济领域中主要代表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三个理性行为载体。同时, 在该模型中存在四组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联关系。讨论如下:

规范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关联关系 (如箭头 (1) 所示)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行为中, 纯粹由经济因素或规范因素所导致的行为并不多见, 更多的情况下, 两种理性成分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行动者的决策是在均衡两种理性之后做出的;理性载体之间的关联关系 (如箭头 (2) 所示) 。阿塞尔的消费行为反馈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即消费者个人的理性反应会反馈给企业所处的营销环境, 进而影响企业的理性决策。而无论是社会个体还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经济组织, 他们均作为社会子系统影响着整个社会系统的理性发展, 同时二者也接受着社会理性的反作用;理性载体与二元理性的关联关系 (如箭头 (3) 所示) ;理性结构与情境条件的关联关系 (如箭头 (4) 所示) 。本模型仍然坚持帕森斯的理性主张, 即行为主体的理性判断及其遵从的规范是以特定情境条件或约束为背景的, 离开了这个前提则理性的分析将变得纷繁复杂且漫无边际。

四、未来待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对规范视角下经典理性理论的梳理和回顾, 重新构建了社会经济领域行为主体的理性结构模型, 并分析了模型中所呈现的四大类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新的理性模型隐含着很多有待研究的理论问题。

如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情境中, 引发个体或组织行为的主要理性成分是哪一种?行为主体在主要理性成分指导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是怎样的?不同理性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在这种作用下所导致的载体间彼此影响和制约的行为。此外, 二元理性在不同的理性载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主题。

摘要：本文通过对经典理性理论的回顾与梳理, 提出“消费者规范理性”这一概念, 并试图从规范理性和经济理性两个维度, 以及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理性载体层次来重新构建理性的理论结构。通过这种理性的重构, 旨在使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可以从理性的“经济-规范”视角来解释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逻辑关联。最后, 本文提出了未来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研究主题。

关键词：消费者规范理性,理性结构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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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理性 篇9

美国历史学家罗兰·斯特龙伯格 (Roland N.Stromberg在其《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指出, 欧洲从中世纪起, 就已成为希腊哲学和科学以及东方宗教在内的整个古代世界的多重遗产的熔炉, 西方世界将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融为一体, 并不断致力于新的综合。在这些紧张或对立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对基本矛盾, 即崇尚理性的希腊哲学思想与推崇非理性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对立。随着时代的变迁, 哲学与宗教信仰逐渐褪色, 但理性与非理性的两种精神传统却延续下来, 成为西方思想史中的一条基线。这种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的精神可能会发生冲突, 也可能融为一体, 可能会轮流占据上风, 也可能在不同的地点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是, 这两种精神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存在着。同样, 西方大众传播规范理论的演变———从中世纪的极权主义理论到17、18世纪开始形成的自由主义理论到20世纪中叶的社会责任论———也反映了这两种精神“螺旋上升”式地不断博弈。

一

中世纪末期,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致力于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糅合, 论证了理性与信仰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托马斯之后, 理性哲学日渐从中世纪神学的重重束缚下解脱出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得中世纪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密切结合不复存在。“理性思想已经获得自由, 踏上漫漫征程。” (1) 理性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科学革命、哲学革命和宗教宽容思想的兴起。

在此背景下,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引发了哲学革命。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取得的辉煌的成就使人们意识到人类可以凭借理性认识世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英国哲学家培根都反复指出, 理性是每个正常的人都有的;具有理性的人都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辨真伪和善恶, 而无需由神或帝王来代替人的理性发号施令。 (2) 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波及政治领域, 使人们意识到笛卡尔式的普遍科学方法也能打开政治和社会科学之门;就像自然科学的情况一样, “理性”也会在人类事务中大行其道。对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及理性精神,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这样概括:“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 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 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按思想见解讲, 近代从十七世纪开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 没一个会让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感觉不可解;路德会吓坏托马斯·阿奎那, 但是阿奎那要理解路德总不是难事。论十七世纪, 那就不同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奥卡姆, 对牛顿会根本摸不着头脑。……1700年的时候, 有学识的人思想见解完全近代化了;在1600年, 除开极少数人以外, 思想见解大体上还是中古式的。” (3)

与科学革命、哲学革命相伴随的是理性在宗教信仰领域开始崭露头角, 宗教宽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持续多年的宗教战争使人民饱受苦难, 最终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不仅仅反对这种宗教不宽容的现象, 而且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许多观念。当疯狂的宗教战争消退后, 那种认为国家应当推行统一信仰和道德的观念就愈来愈不可容忍了, 正如蒙田所指出的, “仅因为一个人提出某种猜测就把他活活烧死, 让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即, 如果一个人的信仰不过是自己的一种“猜测”, 那么, 用中世纪极权主义式的刀剑来强制推行它, 是极其愚蠢的。如果一个政治社会同时存在较多不同的教派, 那么, 不容异己的政治理论就须更新, 新的理论要允许不同的宗教共同存在, 以避免相互残杀。

科学与哲学的进步以及宗教宽容愈来愈高扬的呼声象征着理性在同非理性的信仰和极权的斗争中渐居上风, 自由主义理论亦呼之欲出。这一时期, 约翰·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指出, 强迫只能制造虚伪, 但不能改变人的信仰;刀剑只能迫使人们表面上的服从, 但这毫无价值。被西方新闻界奉为新闻自由主义理论开山鼻祖的约翰·弥尔顿在其《论出版自由》中提出了他的核心主张:“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他认为, 真理是确定无疑的东西, 是通过人的理性表达出来的, 只要允许自由而公开地讨论, 真理就会显现出战胜一切谎言和谬误而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力量:“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 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 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 (4) 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观点的公开市场”与“意见的自我修正”从此开始确立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

倡导理性的自由主义理论在以后的运动中不断完善, 并在启蒙运动期间达到高潮。康德延续了弥尔顿等人的理念, 他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 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5) 象征着理性自由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强大的、广泛的思想和精神运动, 但也最终耗尽了人们的支持, 导致了反理性思潮逐渐兴起。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主义, 追求澄明, 力图消除各种非理性因素, 但这种持续的“理性运动”在推动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同时, 也带来了社会领域文明与异化的二律背反、文化领域基督教信仰的濒于崩溃等新的问题。法国存在主义者加缪曾说, “一个能用理性的方法解释的 (宗教信仰的、非理性的) 世界, 不论有多少毛病, 总归是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 人便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 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 (6) 由科学领域演变而来的理性原则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价值领域的全部问题。哲学领域的本体论悄然发生着变化, 其它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思潮 (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行为主义;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思想;存在主义等) 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于是, “洛克这种人”开始遭到了嘲笑, 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 先前的洛克、弥尔顿等作为理性自由主义倡导者的先哲“只是稳健的公民, 仅以毫无光彩的幸福追求为目标”而已。一度曾被普遍接受的“理性”的真理被谴责为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沦丧, 它似乎是将一种新的教义强加于混沌的现象世界之上。即使保守主义者伯克也宣称理性不过是人性的一部分, “而且决不是最大的部分”。尼采后来宣称, 西方社会濒临死亡, 导致它死亡的原因是过于理性主义, 或者说理性过多、非理性过少, 人类日渐失去了与自然的联系, 失去了与宗教信仰的联系———“上帝死了”———这是理性主义泛滥的缘故。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他看到了理性主义对现代世界祛魅之后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看到了理性主义对传统世界的消解所导致的相对主义的裂开大口空隙, 看到了现代理性———启蒙运动将其对人类进步的全部希望寄予这种理性, 然而它却不能按照自己的主张证明指导人类生活的普遍的价值观念是正确的———实际上制造了专横的理性信仰的铁笼, 笼罩着现代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他这样评说这个理性专横、信仰丧失的世界:“没有精神的专家, 没有灵魂的感觉论者;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7) 哲人海德格尔在他的生命快要结束时如中世纪神学教徒般地呼吁:“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

力倡理性的自由主义媒介理论并未兑现自身的诺言, 不仅因为它“从其一开始就带有片面性和空想成分”, (8) 还因为它过分侵占了非理性的边界。16世纪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17世纪见到了哲学原理的发展;18世纪付诸实践 (9) 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不得不面对“理性”实践所带来的现实困惑。送走了党派纷争的“黑暗时代”, 却又迎来了黄色新闻的泛滥成灾。“理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关于“非理性”的理性反思姗姗而来。

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兴起的大众社会理论从“大众非理性”的前提出发, 认为提出媒介是肿瘤般的恶性力量, 它能够直接到达、转变、腐化个体的头脑, 毁坏个体的生活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 (10) 20世纪对传播理论影响较大的非理性思潮包括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行为主义认为, 人类所有的行动都只是对外部环境刺激的条件反射———这就意味着:行为主义者抛弃了较高层次的心理活动过程, 在行为主义视角下, 一方面是环境的刺激, 另一方面是人的反应, 理性从该理论中被清除。佛洛依德学说同样不相信人类的理性。佛洛依德认为, 在通常情况下, 自我———即理性的方面———处于控制地位, 但有时其它部分也可能成为主导力量。弗氏认为, 人类学行动通常取决于人各种的阴暗面即本我, 同时, 自我还受内在化的一整套文化规范即超我的指导。自我处在充满原始本能的本我和过度约束的超我之间, 常常被打败。当超我占据主动, 本我被彻底镇压, 个体就只会依照外在的文化规则要求做事。 (11)

非理性思潮中的行为主义直接导致了传播学领域中的魔弹理论的兴起。该理论认为媒介的刺激能深入人的大脑, 迅速影响人们的行为。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等非理性主义思想也影响了20世纪初期的新闻传播学者, 如哈罗德·D·拉斯韦尔、沃尔特·李普曼等。拉斯韦尔认为, 集体符号 (即外在文化, 属“超我”部分) 如果得到明智地运用, 就可与强烈的感情联系在一起, 并能激起大规模的群体行动。李普曼也提出了“身外世界的脑海图景”一说, 强调外在“图像” (属“超我”部分) 的巨大影响力。因此, 在拉斯韦尔和李普曼等传播学者看来, 因为大众并不总是理性的, 媒介又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因此大众媒介的控制权应掌握在精英即科学技术专家手中, 这些专家将使用他们的知识效忠于正义和真理。如此一来, 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媒介自由主义理论发生了正面冲突, 即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直接交锋。有学者指出, “20世纪的心理学研究, 也更多的揭示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人类并不总是用理性的方式处理信息。理性化本身就是试图就非理性行动进行的理性解释。这就打破了自由主义理论关于‘理性人’的哲学基础”, 所以, 在20世纪, 自由主义理论从理论到实践都遭遇到了挑战。 (12)

三

新闻传播领域的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交锋在20世纪40年代得以缓和, 社会责任论平衡了理性主义者与非理性主义者的主张, 即在激进自由主义观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妥协。社会责任论既要坚持媒介自由主义规范理论的要旨, 又需承认非理性或不够理性的大众这一事实, 既坚持“意见的自由市场”和“观点的自我修正”, 即人是有理性的, 在观点的自由竞争中真理总会战胜谬误, 同时又“必须承认, 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 可能是最有力的教育工具;并且他们必须承担教育者的责任, 陈述和澄明为之奋斗的理想”。 (13) 于是社会责任理论在否定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同时, 主张依然拥有媒介内容控制权的媒介从业者要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利益, 政府不应过分干预媒介行为, 但须对其加以适当约束。这一主张的背后意味着大众并非总如媒介自由主义理论倡导者所声称的那样是“理性的动物”, 理性原则及自由主义理论得以进一步修正———即使大众是“理性”的, 也需要受政府部分约束的媒介给予适度的引导。

黑格尔曾说, 观察历史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种, 分别是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他认为, 事实上, 每一位研究科学的人所应有的精神, 总不外乎是要希望求得合理的真知灼见, 假如我们没有“理性”的概念, 没有“理性”的认识, 那么, 我们至少应该坚决地不可动摇地相信“理性”这东西确实是有的, 并且还应同样地相信那个智力和自觉意志的“世界”不是落花无主、随风漂泊的, 而是必须在自知的观念之下表现它自己。 (14) 思想史视野中的大众传播规范理论演变可以列入“哲学的历史”范畴, 即使媒介面对的世界是“落花无主, 随风漂泊”的, 但其规范理论本身却是试图对非理性化所作的理性解释, 这也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胶着与吊诡。

社会责任论并没有抛弃自由主义媒介理论, 其基础仍然是自由主义媒介理论, 只是对其作了某些修正与修补。作为一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妥协或融合, 社会责任论也面临着苛刻的批评。有批评家认为, 这一思想体系只是简单地将现状合法化和合理化, 并未真正对问题作出实质性的解决。所以, “如果社会责任理论想要继续成为具有可行性的规范理论, 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贯彻实施。”但从西方思想史看来, 正如马修·阿诺德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所指出的:“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 (即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 ———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两极之间运动”, (15) 正是这种冲突与融合、分化与重组, 才是西方媒介规范理论发展所遵循的一条基线, 正是在这两极间的不断运动中, 大众媒介规范理论才实现了“螺旋上升”式的不断发展。

摘要：本文从黑格尔式的“哲学历史”角度, 指出西方大众传播规范理论的演进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的博弈有着密切关联。正是在这种博弈中, 媒介规范理论实现了“螺旋上升”式的演进。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媒介规范理论

注释

1 (15)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第11页、第4页

2 (8) 李良荣:《当代西方媒体》,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第68~69页

3 [英]勃兰特·罗素著, 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 北京:商务印刷馆, 1976, 第43~56页

4 [英]约翰·弥尔顿著, 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 北京:商务印刷馆, 1958, 第46页

5 康德著, 何兆武译:《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90, 第22页

6 陈炎:《现代性思潮的反思---现代西方哲学美学述评》,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第17页

7 [美]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对形成西方世界观的各种观念的理解》,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第450~451页

8 (9) [美]威尔伯·施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 新华出版社, 1980

9 (10) (11) [美]斯坦利·巴兰等著:《大众传播理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第65页、第79页

10 (12) 许静:《传播学概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174页

11 (13)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U and C Press, 1947

马克思·韦伯理性化思想的理论研究 篇10

在马克思·韦伯看来, 社会学中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判断是相互对立的, 而价值判断就是我们所言的, 无论任何人在面对任何客观事物的同时, 都会有两种答案, 人所做出的结论或者是令人满意抑或是令人不满意, 在这两种答案之中, 这两个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判断, 如果不在这两种答案之中, 按照韦伯的观点就应该属于价值中立。英国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价值中立这一词, 而大卫·休谟更多是从伦理学角度去研究, 是与应该在休谟这里得到很好的划分, 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是没有办法分割, 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 而这道鸿沟却是很难跨越的, 所处才得出他的重要理论不能从是与不是之间推出应该与不应该, 韦伯却在社会学领域中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论, 把价值中立作为一种社会学中重要的研究方法来对待, 应该遵循的方法论准则, 他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 对于别人和外在事物不能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格拉曾有句名言, 人是万物的尺度, 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马克思·韦伯社会学中的理想类型

马克思·韦伯认为, 社会学的概念体系应该与自然科学一样, 都要构建出一套概念提出, 来给客观事物增强评判作为有力依据, 不能对客观事物进行随意的想象和臆造, 没有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没有理性的类型。不能主管的随意去定义事物的性质和形式, 必须要有系统的理论根据来作为支撑。在这种理性的理想中去寻求所要的解题答案, 来沥清对待问题的审视与概念, 使它们之间的差距更加清晰, 在这逻辑思维特定的形式下作出原因和结果的分析, 这样的概念体系, 马克思·韦伯那里被定义为理想类型体系。

三、社会行为中的工具理性

以别人的举止和行为作为衡量标准, 作为价值取向, 所特有的特点是针对他人, 这在马克思·韦伯那里被定义为社会行为, 并且社会行为也作为马克思·韦伯理论体系里最为根本和基础的概念, 并且他在社会行为上用很大的篇幅去进行论证, 韦伯认为, 社会行为既然存在, 就一定会有它存在的道理, 最主要的是有它合理的前提, 我们在社会中所能观察到的所谓的社会行为, 应该是由四种追求所构成的, 第一是工具理性, 也就是目的合乎理性, 第二是价值合乎理性, 第三是情绪尤其是感情的需要, 第四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在马克思韦伯观点开来这四种因素都应该归结为理性, 也就是合理化。这四种因素有归属于主观的和客观的, 情感合乎理性或者价值合乎理性, 属于人们的主观性的判断, 是主观的理性;目的合乎理性与习惯合乎理性, 不会因个人的主观性因素而改变, 属于客观的理性。社会行为具有理性, 管理当然也要追求理性。

结束语

在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中价值中立观点,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下是相互矛盾, 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总结论和他对工具理性具有明显的偏爱, 这种偏爱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社会的进步, 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大大深化, 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科学改变了人的思想, 技术改变了物质世界, 机器改变了劳作方式。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 人们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感情因素和价值因素在强大的科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韦伯回避了一个问题, 就是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本质。说到底, 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 二者是一对不可割裂的孪生姐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 在当代日益引起人们的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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