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精选十篇）
均衡与非均衡发展 篇1
关键词：均衡发展,非均衡惯性,形成机制,惯性突破
为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 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 最大限度实现教育公平, 21世纪初我国就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思想。近十年来, 在政策法规的指导下, 各级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努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然而, 理想固然美好, 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 当前我国区域间和校际间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 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局面未能根本改变。究其缘由, 区域间与校际间资源配置和发展能力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但非均衡发展惯性也是阻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隐性因素。因此, 要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又好又快实现均衡发展目标, 我们就必须充分认识和全面分析非均衡发展的本质属性及其形成机制, 突破非均衡发展惯性的束缚。
一、非均衡发展惯性的科学意蕴
惯性原为物理学概念, 意指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下所具有保持原来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一种性质, 它是一切物体的固有属性。后来一些学者在探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时, 也将惯性纳入其研究范畴, 认为经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惯性现象。教育活动是否同样存在惯性呢?已有研究对此做出了肯定回答。郑丽娜等认为, 由于组织惯性压力的存在, 大学改革中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和对改革的抵抗力;[1]孙亚蜀认为应试教育之所以不能向素质教育有效转变, 其根源在于“应试教育”的惯性影响。[2]由此可见, 教育领域广泛存在着惯性现象。
20世纪70年代末期, 我国开始实施重点学校制度, 在之后构建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地方为主的经费投入和管理体制, 并最终确立了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模式。随着外在因素的持续作用和内在动能的不断增强, 地区间、城乡间和校际间的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差距不断拉大。当前, 尽管我国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努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但地区间、城乡间和校际间办学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格局未能根本改变, 择校现象仍较普遍, 义务教育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惯性特征。
所谓非均衡发展惯性, 是指人们在非均衡发展环境下所形成的对非均衡发展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偏好, 以及事物自身维持原有非均衡发展样态的内在力量。由于非均衡发展惯性描述的是一种沿袭以往行为模式和发展样态的运动方式, 呈现的是一种不易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改变而做出及时调整的教育现象, 因而常常表现出主体对政策反应迟缓和积极性不高、原有实践方式和利益格局自我保护等行为, 甚至出现抗拒变革、抵制均衡发展的现象。
非均衡发展惯性具有延承性、持久性和可变性等特点。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惯性作为描述义务教育发展样态和运动方式的一种属性, 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其思维结构和实践方式必然会持续作用于义务教育发展。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初期, 非均衡发展惯性的作用尤为明显。即使外在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改变, 即使新的制度体系已经建立, 即使作用对象的内在属性已经发生变化, 但非均衡发展惯性并不会瞬间消逝, 它将在较长时期内左右着人们的发展理念和实施策略。当然, 非均衡发展惯性并非不可突破, 只要政府和社会强烈期望改变非均衡发展样态, 只要我们对其给予强有力的干预, 非均衡发展惯性力量将会逐渐减弱直至最终消失。正如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在其提出的力学惯性定律中所说的那样:“每个物体将继续保持其静止或沿一直线做匀速运动状态, 除非有力加于其上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3]
非均衡发展惯性力量的大小主要通过非均衡发展的外在特征及非均衡发展样态所持续的时间来加以衡量, 外在特征越明显, 持续的时间越长, 非均衡发展惯性就越强。非均衡发展惯性力量是一个由弱到强、逐渐积累的过程。我国最初的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样态主要是制度安排的结果, 其影响因素较为单一, 内在动能较为弱小, 外在特征也不十分明显, 惯性强度较低。但随着非均衡发展政策的不断强化, 加之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和主体间自我发展能力差异的逐步扩大, 非均衡发展的马太效应开始显现并日趋明显, 非均衡发展的内在动能越来越强劲, 外在特征也越来越鲜明, 形成了较高的惯性强度, 极大地影响了当前我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惯性的形成机理
1. 思维定式
由于“先入为主”效应, 人们在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时, 往往会遵循既有的思维方式, 形成思维定式。思维定式虽然能使主体凭着直觉, 很自然地将以往经验移植于当前决策和社会实践中, 但其消极作用更是显而易见。思维定式常常导致主体不自觉地依赖于过去经验而忽略了对当前客观环境的理性分析, 造成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时产生较多盲点, 缺乏理论创新和实践方式改变。
20世纪70年代末期, 我国实施了重点学校制度, 并在之后确立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地方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 使我国义务教育走上了非均衡发展的道路。几十年来, 由于人们长时间在这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非均衡发展制度的安排下从事着教育活动, 对既有的制度框架已深刻认同, 人们心中已形成了既定的发展观念和思维定势, 对以后的义务教育发展路径选择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无论是政府人员还是学校领导抑或教师, 他们往往都习惯于过去的义务教育发展思维模式, 潜意识地将学校分为三六九等, 优先发展城市教育, 着力办好城市学校和示范学校, 重点培养善于应试教育的“优秀”人才。
2. 制度惯性
制度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 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制度一旦产生就具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实践的有效性, 它不仅得到制度制定者的偏好和认可, 而且会得到广大制度执行者的认同和遵守, 并在长期的作用中形成牢固的生存根基, 在全力维护原有路径选择的同时, 也会极力阻碍新的制度设计。正如英国制度经济学家哈奇森所说:“制度维护共同的观念和预期, 且被共同的观念和预期维护;即使它们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道德的, 制度相对具有耐久性、自我强制性和永续性。”[4]
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不仅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与遵守, 且具有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强化而发挥作用, 表现出强大的社会适应性和生命力。当前, 尽管原有非均衡发展制度所适用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 尽管国家已出台了均衡发展战略, 但非均衡发展制度并不会马上解构与消亡, 在均衡发展制度中仍将保留其影子, 潜在地影响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历史表明, 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5]
3. 合法性机制
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框架下, 学校特别是优势学校维护切身利益、保持自身“优势”地位的做法所带来的校际发展差距行为, 主要是通过合法性机制建立并驱动的。“所谓合法性机制是对某个实体所进行的行动, 在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信念和身份系统中是有价值的和适当的假定”。[6]
多元化、差异性作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价值诉求的一部分, 不仅为政策法规所允许, 而且也为社会各界所认可和接受。既要使好的更好, 又要使差的变好。这些主张正是对这一价值诉求的回应。然而, 也正是这些不具有明确性的主张, 成为优势学校继续保持“优势”的合法托词。它们不仅通过政策的规制性权力维护着自身既得利益, 通过过去积累的社会资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而且通过帮扶与支援获得了更高的合法性和地位上的崇高性, 为诸多弱势学校所仰望不及。学校标准化建设等政策术语也仅仅是改善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的美丽说词而已。
同时, 教育评价机制也为优势学校继续保持“优势”提供了合法的外衣。为了在极具等级评价标准和“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中获得社会认可, 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发展出了一整套非常成熟的应试教育模式, 贯穿于招生、教学、学校管理等各个环节之中, 并在学校办学理念、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行为中不断给予强化。普通学校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和社会认可, 也不得不模仿那些处于中心位置学校的应试教育模式, 然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已处于劣势。
4. 利益诱导
在过去几十年的实施过程中, 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制度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心理认同, 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战略, 就必须对已经形成的心理认同和利益格局加以解构, 这就势必导致部分社会成员, 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阻碍或拖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一种体制形成以后, 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的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 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的体制更有效率”。[7]如果继续强制性地、大规模地推行, 势必造成原有利益格局的剧烈震荡, 使得改革成本加大。同时, 变革总是有风险的, 既可能成功, 也可能失败, 即使成功, 其推行成本也较高。对原有制度的维系既不存在变革风险, 其推行的成本也较低。
另外, 就个体而言, 当人们在非均衡发展制度安排下习得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后, 就会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不断被复制而得到固化, 并成为行为习惯。要使个体突破行为习惯, 就必须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和行为模式, 而新的知识结构和行为模式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 它必须在多次学习和重复的博弈中才能实现, 这都需要一定的成本。于是, 个体头脑中的认知惰性就会发生效应, 他们往往会转向选择那些业已形成的低成本、低风险、便捷的行为方式。
5. 正反馈效应
过去几十年来, 在非均衡发展思想指导下, 我国确立了“先重点后普通、先城市后农村、先发达地区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思路, 实施了重点学校制度, 出台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地方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使义务教育发展取得了较大成效。这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认同, 而且也被人们在一定意义上认为非均衡发展模式是成功的。由于这种肯定和认同强化了过去义务教育发展推进路径和实施模式的有效性, 从而对人们现有的观念和行为产生误导, 认为只要沿着原有的路径走下去, 就会取得良好的结果, 由此产生正反馈效应。
三、突破非均衡发展惯性束缚, 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
尽管非均衡发展惯性有利于原有成功经验的移植, 但它增加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变迁的成本, 阻碍了均衡发展的有效推进, 延缓了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 要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就必须突破非均衡发展惯性的束缚。
1. 创新发展理念, 充分认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要突破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惯性束缚, 我们首先就必须扫除一切意识障碍和思维成见, 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理念就是要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中营造一种创新的文化氛围, 引导人们不断向过去义务教育发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进行质疑和挑战, 改变保守、过于求稳的想法, 注入求变精神、创新精神和挑战精神, 确立“无功就是过, 无绩就是错”的思想和正确导向。
在创新发展理念的同时, 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说:“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旧有组织再延持一年的可能性要比一个仅有一年历史的组织再延持一年的可能性———这当然是高度假设的———或许要高出一百倍。”[8]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惯性是在各种因素长期作用下的结果, 具有较强的内在动能和稳固的社会根基, 削弱乃至消除其影响并非易事。因此, 我们应引导各主体有意识地偏离非均衡发展路径, 做好面对困难的心理准备,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要引导各主体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实践程序、应用环境、评价机制等不断反思, 要在分析成绩及经验的基础上对认知结构进行修订, 构建起一个动态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思维框架。
2. 强化政府和社会监管, 提高均衡发展政策的执行效度
要削弱非均衡发展惯性的作用, 就需要借助外界的强力干预, 而最有效的干预措施则是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事实上, 为消除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 我国实施了均衡发展战略, 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均衡发展政策措施, 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法规保障。但政策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实然过程, 需要一定主体的贯彻落实。如果政策执行不力, 就难以发挥政策对非均衡惯性的制约作用。从现实来看, 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均衡发展政策意义认识不清, 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过程中存在政策执行不力的行为, 他们在非均衡发展惯性的作用下仍然我行我素,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为此, 在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同时, 上级政府应强化对政策执行主体———基层政府及学校的监管, 提高政策的执行效度。一是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权力机关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执行的外部监督, 积极发挥广大社会民众的监督作用;二是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对地方政府和学校未按政策要求及实施办法而附加执行、替换执行、选择执行、敷衍执行等行为, 应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如问责制度、奖惩制度、引咎辞职制度等。
3. 加大社会引导, 提高均衡发展政策的社会认同感
从制度变迁的方式看,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制度并非教育自身演化的结果, 主要体现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 它是为了应对社会发展和民众愿望对义务教育提出的要求所进行的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实施的一种制度选择。杨令平等对西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的问卷调查表明, 仅有38.6%的乡村校长对率先在县域内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充满信心, 有69%的农村教师认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不可能实现”。[9]这表明广大中小学校对均衡发展目标缺乏信心, 政策认同度偏低, 这也为非均衡发展惯性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
要提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社会认同度, 首先必须加强政策宣传。通过人员培训、政策宣讲等多种途径和手段, 对均衡发展政策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及成功经验进行大力宣传, 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社会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释疑解惑, 为有效实施政策营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要发挥评价的引导作用。在对地方政府绩效、学校办学水平、教师绩效和学生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时, 要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思想及主要内容贯穿于整个指标体系, 引导和激励人们积极参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三, 建立健全依法决策、公民有序参与的协商机制。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及具体措施出台前, 决策者应广泛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 使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和实现。“单独的政府不能满足公众的社会政策提供和公共管理的需求, 市民社会正在复兴。传统的政府‘指令和控制模式’正在向‘社会———政治治理’转变, 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协作更能促进公共事务的发展”。[10]
4. 加强县级以上政府统筹, 实行倾斜性发展政策
由于非均衡发展惯性在于维持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路径和发展的样态, 因此, 要突破非均衡发展惯性的束缚, 我们就必须采取反制措施, 实行倾斜性发展政策, 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著名学者查有梁先生曾指出, 要改变“恶性循环”的状况, 就不能平均用力, 而应采用“大涨落”的办法。[11]世界各国经验也表明, 要改变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局面, 就必须采用倾斜性公共政策。为此, 我们不仅需要结合地域特点、经济发展水平、人文环境、区域教育及学校发展现状科学规划, 制定出具有较强针对性和适应性的区域教育及学校发展对策,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平衡和协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导者———政府需要逆非均衡发展惯性而行。在遵循异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 借鉴经济学的梯度推进和反梯度推进理论, 结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目标指向, 加强县级以上政府统筹, 实行“扶贫扶弱”政策, 形成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性转移支付为辅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求教育资源向弱势地区、弱势学校和弱势群体倾斜, 以教育资源的补偿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深入推进, 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5. 加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促进学校自主发展
在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和政策干预特别是对落后地区和薄弱学校支持和援助的同时, 政府应更多地授之以“渔”, 着力培育地方和学校的自我发展能力。因为只有增强落后地区和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自我发展能力, 才能真正缩小区域间和校际间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差距, 也才能更大地消解非均衡发展惯性的影响。
教育管理部门要引导学校在自我评价和自我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找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制定出科学的改造计划, 并分步骤、分阶段加以实施, 提高独立解决问题以及应对外界挑战的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重点是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养, 主要涉及领导能力的培养和师资水平的提高。在加强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交流、选派优秀师范院校毕业生和骨干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的同时, 我们更应注重本土培养, 提高薄弱学校领导和教师的专业素质及业务能力, 因为他们才是学校的真正主人, 他们更熟悉学校的教育资源和人文环境, 更有亲如自家的感情。我们可以通过在岗培训、经验交流和外出进修, 改良薄弱学校领导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式, 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养和教育教学技能;通过课题研究、团队合作和自我反思, 促进学校领导和教师专业成长。
总之, “历史的发展是有惯性的, 支持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马太效应是普遍存在的”。[12]只有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多维的视角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 只有我们因势利导, 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非均衡发展惯性才会最终被突破。
参考文献
[1]郑丽娜.大学变革中的组织惯性分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6) :101-103.
[2]孙亚蜀.应试教育对素质教育的惯性影响及应对[J].中国成人教育, 2006 (4) :24-25.
[3]梁昌洪, 陈曦.论电磁惯性[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2011 (2) :1-7.
[4]秦海.制度范式与制度主义[J].社会学研究, 1999 (5) :36-65.
[5]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 1991:1.
[6]李旭.学校声誉制度:学校同质化的制度根源[J].中国教育学刊, 2012 (4) :27-30.
[7]吴敬琏.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J].改革, 1995 (3) :57-59.
[8]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 1989:13.
[9]杨令平, 司晓宏.西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调研报告[J].教育研究, 2012 (4) :35-42.
[10]Kooiman J.Modern Governance:New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M].London:SAGE.Cooper, 1995:206-207.
[11]查有梁.建立教育的“良性循环”[J].新华文摘, 1987 (4) :188-189.
标准化与均衡发展建档指南 篇2
标准C37涉校检查
建档资料：（1）建立涉校检查制度，规范涉校检查工作；（2）相关职能部门在每年年初要制定涉校检查工作计划及在涉校检查前要填写《涉校检查备案表》
均衡*c24平等入学
文件依据：（1）国家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3〕78号）；国家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2〕46号）；（3）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
建档资料：
1、政府层面：（1）以国家、自治区（州）出台的相关文件为依据，出台流动人员（含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实施办法；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后直接参加当地升学考试（包括高考）的管理办法；（2）在经费投入方面，能佐证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人数拨付教育经费的资料；（3）能佐证辖区内随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并主要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材料及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4）各街道、社区开展摸底排查、统计流动人员随迁子女人数（汇总成表格如实填写）。
2、学校层面：学校为防止随迁子女辍学，建立举报机制，并对随迁子女的学籍管理、关爱措施有详细的佐证材料。
均衡*C25关爱留守儿童 文件依据：（1）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2）教育部《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3〕1号）；（3）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号）
建档资料：（1）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的关爱留守儿童、建立关爱服务体系的相关文件、实施计划；（2）体现乡镇、社区、学校开展关爱活动的相关资料；（3）乡镇、社区建立留守儿童详细信息的相关资料；（4）学校建立留守儿童就学情况统计表。
均衡*c26高中招生
文件依据：2015年自治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招生实施方案》。
建档资料：（1）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成绩）以等级呈现的相关资料；以等级呈现的学生成绩报告单；（2）中心城区体现高中名额向初中学校分配的相关文件资料；（3）给辖区内初中各学校分配的保、推生名额；（4）学校符合保、推生条件被优质普通高中（一批次录取学校）录取的学生人数级学生基本信息统计表。
标准c38教学管理、均衡*c27课程设置
文件依据：（1）国家、自治区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双语教育课程设置方案；（2）国家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3）国家对中小学教材、教辅资料管理使用的相关规定；（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教学常规管理基本要求（试行）》（新教基〔2014〕30）。
建档资料：（1）教育行政部门落实国家、自治区课程设置方案的具体做法；（2）各学校义务教具课程设置计划及学校总课表；（3）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间安排表；（4）督查学校课程计划落实情况的相关印证材料；（5）开展新《课程标标》培训学习的相关印证材料；（6）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教学常规管理基本要求（试行）》（新教基〔2014〕30）的措施办法。
标准化c41规范办学
均衡*c28学生减负
文件依据：（1）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发〔2012〕48号）；（2）教育局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教师〔2015〕5号）；（3）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的通知（教基一〔2014〕10号）；（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教学常规管理基本要求（试行）》（新教基〔2014〕30号）
建档资料：（1）制定落实《自治区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管理暂行办法》（新教基〔2010〕37号）的具体措施；（2）对学校办学行为开展定期督查的相关印证材料；（3）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相关规定和缓解县城学校择校问题的相关办法；（4）建立学生课业负担检查、举报、公告、督查制度；（5）落实教育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教师〔2015》5号)，清理、整顿各级各类社会补习、辅导机构和教辅市场的具体做法并出台相关的文件。
均衡c29*配置均衡
该指标有三个内容：（1）义务教育阶段无重点校、重点班；（2）平行编班，师资配备基本均衡；（3）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择校现象得到基本遏制。
建档资料：（1）为遏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现象教育局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或实施意见以遏制择校热现象；（2）学校在编班、师资配备等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或管理办法；（3）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花名册（注明学区外学生数）。
均衡c30收费管理
文件依据：（1）教育部等五部委印发的《关于2013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办〔2013〕4号）；（2）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计署印发的《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项措施》（教基一〔2012〕1号）；教育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教师〔2015》5号)。
建档资料：（1）贯彻落实《八项措施》的实施方案、领导小组及目标责任制；（2）贯彻落实《八项措施》考核问责制度；（3）针对择校热现象制定专项整治方案；（4）治理中小学乱补课乱收费现象的实施方案或专项整治措施；（5）提供学校订购教辅资料的目录及订书单。
标准c40安全管理
均衡c31校园安全
具体做法：（1）健全制度（制定和建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学校安全工作职责）；（2）治理校园周边安全（设置学校门前道路交通警示标志；为交通复杂路段的学校部署交通协管员维护交通秩序；治理校园周边200米网吧、餐饮、商店等营业场所，禁止出售非法出版物、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零食等）；（3）落实校方无过失责任险、完善校园意外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
建档资料：（1）治理校园周边安全方面的相关文件、管理措施；（2）政府层面出台治理校园安全、食品卫生等管理制度；（3）教育行政部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公安、卫生、建设、督导、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等）对学校安全工作督导检查的相关记录；（4）校方责任保险机构建设及实施办法；（5）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投保校方无过失责任保险费用缴费发票及保单；教育局财务部门划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保费收据；（6）各校提供保险公司确认学籍的学生花名册及保险公司以学校为单位出具的保费单。
标准c45德育工作
均衡c32法制与德育
文件依据：（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1994〕3号）；（2）《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教基〔1998〕4号）；（3）《中小学德育纲要》；（4）《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5）教育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通知（教政法〔2012〕9号）。
建档资料：（1）教育部门及学校成立德育工作机构的相关文件资料；（2）保证德育课程、课时及内容有效落实的相关材料；（3）学校德育工作评估制度；县级以上德育达标校、依法治校示范校评估的材料及命名文件；（4）指导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相关文件资料；（5）德育达标校（德育示范校、依法治校示范校）达标情况统计表。
均衡c33课程改革
建档资料：（1）当地课程改革实施方案；（2）划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项经费的依据；（3）反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监督机制建立情况的资料；（4）印证教研部门在研究、指导、推进课程改革的相关资料；（5）学校落实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改革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兴趣方面的资料。
标准c46教学质量
c34小学质量检测
c35初中质量检测 建档资料：（1）当地开展教学质量检测的相关文件；（2）每学年开展的小学、初中教学质量检测、监测的分析报告；（3）开展小学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的相关规定；（4）开展县域内小学、初中教学质量均衡程度的测试分析报告等；（5）小学、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成绩统计分析表（包括各校上报的原始表）。
标准 c47双语教育
c36双语教学质量检测
建档资料：（1）根据自治区双语教育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双语发展规划，按进度完成双语教育普及率，使各学段双语普及率达到规定目标；（2）当地开展双语教学质量检测的相关文件；（3）当地小学双语班小学毕业全科合格率（语文、数学、汉语或英语成绩）统计分析表；（4）双语班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全科（语文、数学、英语、物化、政史）合格率分析表；（5）县域内小学双语教学、初中双语教学质量均衡程度的测评分析表。
标准 c48、均衡*c37综合素质
文件依据：（1）教育部《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教体艺〔2011〕2号）；（2）自治区《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规定的实施意见》；（3）《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实施“体育、艺术2+1项目”的通知》（教体艺厅[2011]4号）；（4）自治区《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实施“体育、艺术2+1项目”的通知》（新教体艺[2011]4号）；（5）《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实施方案》（新教基办[2015]7号）
均衡发展与个性发展 篇3
一、注重人本，追求全面发展
大班教学，教师往往是面对一个班级的大群体进行交流，教师的关注有时顾此失彼，而小班化教学中，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关注学生，学生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课堂的主人，这为实现“以人为本，以发展为主”的教学宗旨注入了一缕阳光。小班化教学是对现行以书本知识为本位，教师为中心以及传授灌输为主要特征的课堂教学方法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生自主活动为基础的新型教学过程，创造学生主动参与，主动学习的新的教学环境。它拓宽学生的活动空间，丰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强化积极的人际互动，关注学生的个别差异，改变教师的教学行为，提高老师的教学品质，降低了教学劳力。它依据教学论的双边性、发展性，最优化和现代化手段进行小班化教学方法，培养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挖掘其内在的潜能，激发其主动探究的欲望，促进每一个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让学生充分享受各种教育资源，得到个性化的发展，促使人人成功。
小班化教育带来的对学生个体的关注，更符合每个学生的实际，切合学生心灵。课堂教学中，营造民主、平等、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为学生创设一种安全的心理环境，使他们能充分沐浴“阳光”。
二、注重均等，追求个性发展
人性化得到最好发挥。小班教学空间和环境的设计变得更加精致，从教室前后空间的利用到学生课桌椅的设计和组合，都变得丰富起来。采用“秧田型、马蹄型、圆桌型、丁字型”等座位形式，学生可以是小组团团座，也可以是全班团团坐，还可以是师生团坐在一起。这样师生可以面对面地交流，省去了提问时间，增加了思考交往的时间，构成了多向交流的布局，缩短了师生的空间距离，充满情感魅力的老师更加平易近人，课堂上老师随意穿行于学生中间，和学生“打成一片”，或亲切指导，或扮作学生坐于学生中间，或参与学生热烈讨论，对个别存在学习障碍的学生，老师甚至手把手地教……缩短了师生的心理距离，增加了师生互动和学生交流的频率，营造一种积极、健康、向上、民主、融洽的教育教学氛围。班级每人一个“信息袋”，从学生的生理、心理、学习、习惯等各个方面记录了学生的成长轨迹，努力使小班真正成为每个孩子愉悦身心的乐园、催人奋进的学园、温馨如潮的家园和陶冶性情的花园。
小班化教育充分体现教育的均等性、主体性、充分性和合作交往原则。对每一位学生实行等距离教育，让学生充分处于活动的中心地位。课堂教学是师生间、同学间彼此沟通，培养学生社会合作交往能力的生活场所。小组学习是小班教学中经常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要实现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学习，要改善小组的分组方式。学生之间在智力类型、认知风格、性别与个性特征等等方面都是各不相同的。根据不同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能力，个性差异入手，把全班同学分成好、中、差。分组时，均衡配置。每个小组学生在学习基础、能力水平等方面大致相同，男女混编，并根据学习需要，内容需要以及活动中小组活动实际状况及时调整，以确保小组活动始终处于良性发展状况，使学生之间的感染和影响达到最好效果。
重视分层教学。小班教育提倡“阳光普照”“均等教育”“奉行无一人掉队”“少一倍学生，多几倍关爱”的教育理念，教育应正视学生存在的个别差异的事实。因此，无论在备课，教材设计处理，教法选择，评价模式上，作业的布置，均应满足是每一位学生的学习需求。考虑每一位学生的起点行为，以发挥学生多元智慧与身心潜能。作业布置上有弹性；评价分层：纵向评价（平时测验、练习）横向评价（生生间互评互比）。充分体现因材施教。
三、注重合作，追求均衡发展
充分发挥班级群体效应，使学生最大限度的投入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促进了多角度的交流，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使学生有成功的体验。在小班化课堂教学中，教师充分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优势，要把学生真正当作学习的主人，通过进行小组学习、组际交流、组际互查、组际竞赛等活动，创设和谐、宽松、民主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启发学生在活动中会提问、会讨论、会反思，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发散学生的思维，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精神，使学生的表达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得到提高，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合作学习，最大的优点是關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生生交流频率加快，学生有更多的动手、动口、动脑主动参与学习与实践的机会，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技能，学会学习，形成正确态度、情感、价值观成为现实，同时也能是教师及时发现学生的问题的发现，激发教师的灵感，更重要的是能最大限度的地促进学困生的转化提高班课堂教学质量，当然合作学习要注意如下四个方面：①分组合作学习，学习组长采用轮流担当的方法，真正让每一个同学都有锻炼的机会，真正使自主与合作互相促进。②分组合作学习，坚持做到了“谦让”和“自告奋勇”的矛盾统一，协调学生间的学习关系，即让学生做到遇到问题简单时，不要抢着参与，会谦让；问题有难度时，不从众不敢开口，要自告奋勇。③分组合作学习，首先要教育学生“愿帮助”，其次是“会帮助”。因为合作学习的优势之一便是互帮互学，互相促进。④分组合作学习，指导学生学会评价。具体包括：讨论时的评价（学会赞同、反对、补充）；作业时的评价（同学间互相批改作业）。
总之，小班化教育建构了学生广阔多样的自主学习环境，小班教育更注重以学生主体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教学过程变“教师主体型”为“学生主体型”，不仅让学生适应教学，而且强调教学要适应学生的发展；师生角色将处于平等合作关系。促进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自主发展，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充满学习热情。课堂教学将不仅成为传授知识的学习场所，而更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彼此沟通、彼此交流的场所。同时小班化教育是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急切要求的教育，应采用科学的教学策略，让小班化教学结出丰硕之果，为我们的教育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为提高教学质量做贡献。可以说小班化教学是新时期课堂教学的又一奇葩。
非均衡博弈与社会公共组织发展 篇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开始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由此我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正如孙立平所说,“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物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1]。”
1 利益群体博弈所具有的非均衡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在社会科学视域内,利益群体博弈模型可以用来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组织之间的各种关系,如合作与冲突,从而为分析社会事实提供一种新的,具有很强分析力的视角。这主要得益于罗伯特·奥曼、赫伯特·迪金斯等学者的杰出贡献。奥曼的著作涉及博弈论的几乎所有领域,特别是对于博弈论的核心概念“共同知识”和“信息”的深刻洞见,提出博弈论实际上是一种“交互的决策论”的观点,即一个人的行为依赖于他的所知,然后又依赖于他知道其他行为人知道他的所知,这个交互过程直接决定了博弈行为的进行。而他提出的关于重复博弈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现象以及纷繁复杂、充满冲突和合作现实生活[2]。赫伯特·迪金斯等学者则在计算机仿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构建社会群体中合作和利他行为的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利用强互惠的概念解释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行为[3]。正是基于这些学者的开创性的研究,加上20世纪晚期以来以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兴起,我们得以认识到组织运行和发展的动力根源于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
从根本上说,利益博弈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所造成的社会群体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会结构必然呈现出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导致我国利益群体博弈关系的复杂性[4]。这种复杂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处于中国转型期的利益群体博弈是一种非均衡博弈。当然,这里所说的非均衡博弈与博弈论中的术语“均衡博弈”并不是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均衡博弈,就是指在博弈过程中各参与人形成一种博弈均衡,“在一策略组合中,所有的参与者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对方策略确定的情况下,每一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最好的,此时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策略[5]。”均衡博弈因此指的是一种动态过程,强调的是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的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而非均衡博弈则指的是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在所处的地位、所占有的资源等方面所具有的差异,而形成了对参与者特别是处于劣势的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和博弈结果的约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利益群体之间的非均衡博弈具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各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严重不均等,由此导致了在博弈过程中强势利益群体对弱势利益群体的博弈优势;其次是参与博弈的各利益群体在资源、权利的占有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最后,在非均衡博弈中,处于优势的强势群体的博弈策略对于弱势利益群体利益实现施加强势制约,而后者却无法对前者实施有效的影响[6]。
而这种情况的产生,根源于中国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以及中国所致力于的制度变迁的进程中,社会利益分化日趋强化,社会公众被纳入不同的利益群体,并且这种利益格局是有差别的。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利益差别,从质的方面来说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所产生的,受现行法律法规保护的合理合法的利益差别;二是违背公平竞争原则,通过各种违法手段攫取暴利而产生的既不不合理也不不合法的利益差别;三是由于某些法律法规或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导致的虽不违法但不合理的利益差别[7]。对利益差别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严重不均衡的利益格局形成的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差别必然存在,而且也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我国协调利益差别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尚不完善,使得各利益群体利益表达能力的失衡,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利益差别被不正常的强化。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群体通过强强结合等形式,得以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利益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而对处于弱势的利益群体来说,由于利益诉求机制的缺乏,被进一步边缘化。这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利益格局正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累积的结果。
当前利益群体博弈的非均衡性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必然带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均衡性作为差异的题中之义,在利益群体博弈过程中,具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所必须。
2 非均衡博弈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稳定运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并称为现代社会三大组织系统的社会公共组织,其存在和运行的最重要基础和动力在于个体行为者行动之间因互利而相互依存,或因冲突而矛盾斗争所形成的相互影响[8]。社会公共组织是嵌入在社会这个纷繁芜杂的复杂巨系统之中的,与社会中其他要素如政府、企业乃至个人构成一种共生关系。因此,社会公共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必须依赖于与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互动,在当前形势下即是就各自的利益诉求展开博弈。
社会公共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必须满足基本的利益诉求,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最低的利益诉求包括合法性的获得、资源的获取以及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合法性是指社会公共组织需要获得国家制度、社会成员的认可,资源的获取是指作为非营利机构的社会公共组织需要从外界获取开展组织活动的各种资源型要素,而自主性则是指作为一个非自足的主体的社会公共组织脱离其资源提供者的控制的一种欲求。社会公共组织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博弈格局的重要参与者,其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社会公共组织需要与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博弈。
因此,社会公共组织运行和发展实际上是其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非均衡博弈的结果。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是N人M次博弈。要描述这种博弈非常复杂,而探求这种博弈的具体过程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本文所探讨的是非均衡博弈对社会公共组织发展的作用,因此可以将这个N人M次博弈转化成是以社会公共组织为中心的二人多次博弈结构,即依据不同的利益诉求将社会公共组织所参与的非均衡博弈分解为其与多个单独的利益主体所进行的博弈。
从博弈论的视角来考察组织,核心在于要说明博弈不仅将有助于组织的稳定运行,而且也要说明博弈将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但经典博弈论无法做到这一点,经典博弈论早期主要关注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单次博弈,如博弈论中最广为人知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是向“纳什均衡”点收敛的,对博弈各方来说,不合作是最优策略。从长远来看,这种博弈结果是不利于整体收益的增进的。在社会公共组织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如果都当作是一次博弈,则双方都将采取不合作,结果是组织无法有效实现其利益诉求,从而走向衰亡。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利益群体所参与的博弈是多次博弈的,即博弈是持续进行的。
在利益博弈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博弈必须演化出某种规则,使得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博弈参与者的博弈策略都趋向一种被称为是“演化稳定策略”的方向。“演化稳定策略”的好处是使社会公共组织在面对相同的情势时都将采取在某种程度上与习俗相似的策略习惯,这种习惯,即使使得社会公共组织可能无法获得最优结果,但是由于从外界获取的资源是持续的,从而有助于社会公共组织运行的稳定。演化博弈论的观点认为,在博弈过程中只有在两个博弈参与者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能演化出某种“演化博弈策略”。博弈参与者的差异构成了一种不对称性,从而衍生出一种状态。一旦双方都锁入这种状态,任何一方偏离这种演化稳定均衡的参与者所得都要比原来少。而当前利益群体格局的非均衡性正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对称局势,因此使得社会公共组织在与某一特定类型的博弈对手时都采取大致相同的策略,从而保证了组织的正常运行。以当前社会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非均衡博弈为例。改革开放后,政府组织出于各种需要放宽了对社会公共组织的管制,社会公共组织有所发展,其与政府组织博弈才具有现实可能性。社会公共组织和政府组织握有不同的资源,这些资源恰好是对方所需要满足的利益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9]。同时由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不均衡性,导致了二者在博弈能力和策略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的政府组织是社会资源的最大占有者,其对于制度性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得政府组织成为利益博弈中处于最有地位的参与者。而社会公共组织尽管所掌握的资源———公信力、获得资源的能力等———使得其重要性正在逐渐增加。但是短期内并不可能改变与政府组织博弈的劣势地位。这些差异导致在社会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博弈中,政府组织的主动性和优势是倾向性的,社会公共组织只能采取消极性策略。但是,这种非均衡博弈所导致的结果却是有利于社会公共组织本身的正常运行的。政府组织作为强势的一方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存在提供合法性制度支持,而社会公共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与政府组织的博弈所采取的将始终是遵从策略,从而获得其制度合法性。
社会公共组织与其他利益博弈参与者之间有着很多先天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演化出某种稳定的均衡策略有一定作用,但是目前对于社会公共组织运行的“演化稳定策略”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由于利益格局导致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为社会公共组织持续获得某种资源提供了保障。但是,由于目前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非预期的结果,也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加以改进和调整的,必将为一种更合理的利益格局所取代。从目前的这种非均衡状态演化到另一种状态,意味着社会公共组织在与其他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演化稳定策略”将不再适用,为了保障自身的运行和发展,社会公共组织必须要在新的不均衡状态下演化出新的“演化稳定策略”,这不仅意味着博弈规则的改变,还意味着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的改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从目前的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改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契机。
3 当前的非均衡态势向另一种态势的转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
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及其所导致的利益群体博弈的非均衡性,被视作是社会转型中的一种不正常现象。但是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非均衡性符合演化博弈论中关于“演化稳定策略”的形成中对博弈参与者需存在差异的要求,因而有助于社会公共组织在与某一特定的利益群体博弈时采取稳定的策略并持续获得某一特定资源,从而保证了组织运行的稳定。而从一种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非均衡状态的转变有助于新的“稳定演化策略”的形成,因而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契机。
当然,以上的分析并不否认学术界对于目前存在的利益群体格局的非均衡性的消极作用的讨论,而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阐发了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对于组织运行和发展的积极功能。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特定产物,这种不健康的利益格局非均衡性必将在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为一种更合理的利益格局所取代,不过,历史地看,新的利益格局也仍应该是非均衡的。
摘要：转型期中国进入利益群体博弈时代。本文分析了利益群体博弈所具有的非均衡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利用演化博弈论的观点讨论了这种非均衡博弈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稳定运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并指出,从当前的非均衡态势向另一种态势的转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
关键词：非均衡博弈,社会公共组织,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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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其友、张晖萍.罗伯特·奥曼的博弈论及其经济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5,(5):75-76.
[3][美]赫伯特·迪金斯,萨缪·鲍尔斯.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3-45.
[4][8]杨博文.论利益群体非均衡博弈及社会公共组织的复杂性[J].系统科学学报,2007,(4):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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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娟,杨博文.试析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J].甘肃社会科学,2007,(2):56.
[7]邵艾青.辩证法视域中的利益差别与均衡博弈[J].唯实,2006,(1):3.
实施素质教育与均衡发展汇报材料 篇5
实施素质教育与均衡发展汇报材料
公文 实施素质教育与均衡发展汇报材料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同志们：大家好！
近几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我校不断加快基础教育改革步伐，深入实施课程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与均衡发展。同时新的领导班子结合我校生源实际，依靠有力的组织保障，强化各项措施，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取得了一定成绩，收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社会效果,也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认可。现总结汇报如下：
一、把安全稳定当做第一要务，办让家长放心的教育。
安全工作常抓不懈，警钟长鸣。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我校根据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专题进行研究部署，严格排查隐患，不断完善学校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建立安全管理机构，层层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并根据安全工作形势的要求，不断完善充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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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学校安全意外事故处置预案制度，制定意外事故处置预案，校长、安全负责人、值班教师定期对校舍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校长值周人员入住学生宿舍，指导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同时，积极配合县卫生部门对学校防治传染病工作进行检查，配合交通部门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配合消防部门进行消防、地震演练，配合供暖单位对供暖设施、空调等进行安全排查等，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使教师、学生能在舒适安全的环境里安心上课、休息。
二、加强教育教学管理，积极推动新课改，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长期以来，我校坚持以育人为根本、教学为中心、质量为生命，以常规管理为突破口，以素质教育为着眼点，强化管理、优化管理，使学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1、抓好德育管理，做好管理育人。
根据《中小学德育纲要》的要求我校始终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一是创建文明单位活动常抓不懈。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学生会的作用，组织全校师生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争当文明学生、争当文明教师、创建文明班级、创建文明宿舍、创建文明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接受教育，陶治情操。二是严格执行升国旗制度，坚持每周一按时举行升国旗仪式，使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熏陶。三是加强学生《中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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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守则》、《商河二中一日常规》的教育、训练和学习，把德育工作具体落实到班级、团队活动，渗透到各科教学、各种课外活动中，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四是以学生会为阵地，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内容，开展德育活动，以养成教育为重点，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养齐头并进。五是通过家长学校、家访等形式和家长建立经常性联系。争取家长、社会的理解、配合与积极支持，形成教育合力，根据实际，适时印发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召开座谈会，广泛地、诚恳地征询意见和建议，及时归类、认真整理、积极整改，力求营造一个和谐的教育氛围。
2、加强领导干部管理，做到服务育人。
各部门领导干部是学校管理的执行者，其管理理念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因此我校特别重视对各部门领导干部的管理与培训，利用每周一次的例会时间组织学习、交流经验，对他们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督导，促使各部门健立健全合理的工作机制。全体领导干部目标一致，灵活运转；实行计划决策，稳步推进学校工作；有明确的校风、校训和办学方略，强化师生养成教育训练；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依法按章治理学校。
3、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做到环境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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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立足长远，认真做好各部门的整体规划，大力整治校园环境。加强学校周边环境治理，值班巡查，确保师生安全，节假日均安排人员值班。二是绿化、美化环境，狠抓卫生工作的落实，加强后勤管理，提升保障水平。我校后勤保障工作已进入常态化运行模式，保障机制完善，从学生入校到离校，已实现了“保障一条龙”式的流水化作业，物资配备、学生使用、验收严格有序，对出现的各种保障问题及时予以解决，做到了服务热情、保障有力。同时，我校高度重视卫生工作，定期对学生宿舍及餐具等生活用品进行消毒，对学生使用的被褥、床单、被罩、枕巾等每月一次清洗、紫外线杀菌消毒，有效的避免了流行疾病在校园内的发生；在饮食卫生方面，严格执行上级有关规定，严把进货关、质量关，坚决做到严禁“三无食品”进入校园，每天定期对食堂进行食品卫生检查，确保饮食卫生工作不出任何问题。三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强化“名师建设工程”、“两操”、“三个十分钟”，展示了全体师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强化教学常规管理，做到教书育人。
一是严格执行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与国家和省颁行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开足开全课程，重视文化课，突出艺体特长，活动类课程按规定开设，有计划、有落实、有效果，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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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学校在招生、分班、任课教师安排上都做到公正、公平、公开，不办“重点班”。二是规范教学过程，抓好备、教、辅、改、考、评六个环节的管理。教研室定期督导，促使教师钻研教材、加强教研，课堂教学要实，作业练习要精，个别辅导要细，考试考核要严，评价评定要全面。三是面向全体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我校要求全体教师要加强教研、集体备课，选准教学起点、教学与帮扶齐头并进，实施教学问责，模块学分修习要确保80%以上学生优秀，对达不到优秀的学生通过个别指导帮扶重新补考达到优秀。四是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开展阳光体育与艺术活动。我校认真贯彻《学生体育工作条例》，按照课程标准上好体育与健康课，坚持做好“两操”和课外活动，切实落实阳光体育活动，保证学生每天有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含体育课）。围绕“阳光健身”这一主题我校开展了系列活动：“明目工程”、踢毽子、跳绳、“舞动的青春”健美操比赛等。学生基本掌握了锻炼身体、增强健康的基础知识，养成了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多数学生至少有一项兴趣爱好或特长，较好的实现了“把时间还给孩子”、“把健康还给孩子”、“把能力还给孩子”的基本要求。五是以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为载体，有效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充实、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发挥学生的特长，组建书法、舞蹈、音乐、武术、美术等特长小组，着眼素质，培养能力。我校立足实际，力促学校多元特色发展。特色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与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优质发展的重要内容。我校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打造学校特色，构建特色文化体系。一是开发特色校本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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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把培养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学习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高，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价值取向，体现学校环境、教师、学生等多方面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二是构建特色校园文化。从挖掘学校优势项目开始，从打造高品位的校园外显文化入手，打造高品位的特色文化。三是构建生活型德育特色文化。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和行为习惯示范评比活动，以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为抓手，促进学生文明素养的提升。四是加强教研活动，积极推动新课改，组织教师学习新理念、新教法。要求每位教师做到“六个一”，即上好一节示范课、评好一节公开课、讲好一节观摩课、写好一课好教案、学习一本理论书、做好一篇好论文。各年级按照计划组织同学科教师进行听课、评课，进行教学研讨，努力创设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教学氛围。建立学校领导听评课制度，要求学校中层以上领导经常深入课堂听课，每周听课不少于2课时，及时掌握并反馈课改信息，与教师一起参加讨论，为教师排忧解难，为课改出谋划策，每周至少举行一次学校领导干部集体调研课活动。五是优化教师队伍，提高课堂效率。营造人尽其力、才尽其用的环境激励，教师积极进修、自学、岗练等，提高业务能力，优化教师队伍。六是完善考评制度。修订《教学常规管理制度》和《教师考核评估方案》，制订切合我校实际的《校本教研实施方案》、《综合实践课程实施方案》、《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等，全面、科学、客观、真实地考评全校师生的成绩，充分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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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县教体局的正确领导下，我校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上级领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社会各界评价良好。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推进课程改革，全面实施好素质教育与均衡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虽然我校在素质教育与均衡发展实施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尝试，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与总结。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克难而进，把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努力谱写我校素质教育与均衡发展的新篇章。
教育均衡发展与农村办学策略 篇6
一、端正农村教育办学思想,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意识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农村小学教育健康快步发展,更新意识是关键。我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将先进的教育理念深入到教师、家长的心田,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小学教育对孩子一生的重要性,认识到实施素质教育对孩子发展的必要性,认识到为高等教育输送新生不应成为农村基础教育的惟一目标。培养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他们学会生存打基础,这应该成为小学教育的重心。这样与大家形成教育共识,凝聚合力,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
二、实施布局调整,提高办学效益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镇小学布局不够合理,教育资源少,学校分散。按照教师编制配备教师,远远满足不了学校教育的需要。实施布局调整,整合教育资源势在必行。我依照县教育局布局调整指导意见,确定了布局调整的目标和步骤,提出有效的措施,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骆湖镇小学布局调整实施方案》,并赋予实施。2007年秋季,将面上7间小学六年级学生撤并至中心小学就读,今年秋季,又将以上学校三至五年级学生撤并至中心小学就读。为了让孩子学得舒心,让家长多一份放心,中心小学实行寄宿制的管理方式,配备生活老师专职管理,这样,不但加强了内宿生的管理力度,又为“留守儿童”填补了家庭教育的空缺。
三、完善学校管理,缩小校际差距
1. 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坚持“团结、开拓、求实、民主”的领导作风,要求学校领导“善学习,重实践、高标准、严要求、能力强、高效率、多奉献、少索取、高素质、好榜样”。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路,把“以人为本”的情感管理与动态发展的常规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求真、求实、求美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指导一切工作。同时,我针对农村部分家长观念落后、保守问题,在安排学校主要领导方面,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而选用本村教师担任主要领导。为什么呢?一是现在的家长特别是农村学生的家长,认为孩子到了学校就是老师的事,教育得好不好也是老师的问题;二是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比较顽固、调皮。而这个学校的教师有可能都是这些孩子父母的老师,所以在与学生家长沟通方面会做得更好。这样,保证了学校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 扎实抓好教师培训工作,尽快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我镇小学教师中,年纪偏大的教师较多,这些教师大部分学历水平较低,教育观念滞后,教育方式落后,多年来只依据日常积累的教学经验在任教,教学质量存在很大问题。对此,我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教师素质的全面提高:一是鼓励教师在职进修、函授、自考提高学历,二是通过政治、业务学习、业务培训、外出参观学习等方式,全面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帮助教师尽快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努力实现教育理念、教师角色、教育能力、教育评价的全面转变。三是举办各类培训班,对教师进行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去年,我镇邀请了河职院教授作《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专题讲座,今年,又邀请了进修学校老师作《低年级识字、写字、写话教学》、《中高年级阅读教学》专题讲座。四是制订《教师综合素质考核方案》,加大教师考评力度,激发教师们的竞争意识,真正做到奖优罚劣。对好的要给荣誉给待遇,对确实差的要教育要激励,提高其从教素质。通过以上措施,促使全体小学教师不断学习教育科学理论,树立教育创新意识,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完善现代教育行为。
3. 狠抓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教育。教学工作,要求领导、教师树立质量意识,以常规管理为主线,以课堂教学为重点,扎实开展课题研究,不断提高教学效率效果,提升学校教学质量。学校德育工作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以日常行为养成为基础,以礼仪教育为特点,以师德教育为保证。并制订《学生日常行为量化考核制度》,强抓学生纪律建设,以严格的要求规范学生;以良好的校风影响学生;以高尚的师德感染学生;以优美的环境陶冶学生;以崇高的典范激励学生;以扎实的课程发展学生;以现代化的观念武装学生。
均衡管理与社会发展 篇7
一切事物都在遵循着“均衡—失衡—均衡”的发展态势。均衡管理终极目的是要求管理者均衡地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当国家建设、区域发展、企业管理、家庭仁爱乃至人与自然相处等都得以均衡时, 社会才真正实现了和谐。
失衡之痛
综观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各项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 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 社会建设全面展开, 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港澳台与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但同时仍然存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 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 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 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影响社会快速稳定发展的实际问题, 这也就是我们在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实际失衡问题。
具体联系到我国近来发生的困扰与影响全国人民生产生活的, 如房地产与猪肉价格的居高不下、股市的动荡不定、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与社会问题, 我们依照均衡管理理论来一一剖析。
首先,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少数房地产商获取高利而大大加重普通百姓经济负担, 势必影响社会公平、安定与和谐。
猪肉价格居高不下。猪肉上涨必然带动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 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实际生活, 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股市动荡不定。首先严重影响股民情绪、行为与身体健康障碍, 进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再则, 经济建设受股市影响, 严重制约健康快速发展。
雨雪冰冻灾害。今年以来,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中国大部分地区, 农作物受灾面积1.78亿亩;倒塌房屋48.5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
四川大地震。大地震造成近7万人口死亡, 成百上千万民房和公共建筑物倒塌毁坏, 成百上千的道路桥梁输电输气管道损坏, 农业生产严重受损, 直接经济损失估计可能高达5252亿元。
失衡缘由
依照均衡管理理论, 从均衡管理角度分析其失衡原因。
首先,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失衡所在。
大家知道, 吃喝住行是家庭或消费者的主要生活支出。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提出:一个家庭食品支出份额越少越代表富有。而住也是必不可少, 其支出份额同样代表富有度。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 有的买房后要还几十年借款。这种失衡问题症结是因土地批租制度落后, 国家独家垄断和操控土地市场, 地方政府将土地资源“政绩化”及经济适用房政策不到位等原因。
落后的土地批租制度。我国现行的土地批租制度类似香港土地批租制度。但香港是英国政府从中国长期“租”去的, 没有永久的土地私有权。这种制度有许多弊端。一是地方政府能够获得未来几十年的土地租金而寅吃卯粮。二是几十年土地租金一次交付, 抬高住宅价, 给居民造成压力。三是增加开发商投资成本。
其二, 土地可成为地方政府提高政绩的经营资本。房地产是推动GDP增长和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集中表现。房地产开发投资对中国GDP增长贡献率为1.9-2.5个百分点;结果有些地方政府就通过政府土地批租、公开招标拍卖、土地合作吸引投资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和GDP。其背后是政府以牺牲城市长期利益和民众的公共利益为代价, 获取政府短期的财政收入和政绩。
三是国家独家垄断和操控土地市场。国家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经营。地方政府实施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 结果使土地一级市场不复存在。造成土地供给不足和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
四是经济适用房政策不到位。政府住房政策目标模糊, 经济适用房占全部住宅比重偏低, 采取准商品房化。
如中国股市失衡问题, 关键在于带有严重的投机行为而使股市泡沫较大。我国目前的股市盈率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两倍以上, 我国股市已经存在泡沫且有逐步放大趋势。2005年股市走牛以来, 全国掀起炒股热, 表明目前中国股市投机性泡沫的成长。政府为了防止股市过热, 抑制投机性泡沫不断放大应该采取宏观调控政策, 但是政策的目的是使非正常且近乎疯狂的股市平稳发展并实现软着陆。从总体上看, 政府以上几次对股市的宏观调控政策或并不成功, 关键在于政府、市场与股民各种关系的失衡, 也有与国外市场连动的失衡。
再回看今年初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问题上的失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长时间持续的大强度、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导致输电线路损害、铁路石油、煤炭、人员运输困难, 给南方造成建国以来罕见的严重损坏, 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也造成了严重影响。暴露出铁路交通运输电力供应等管理体系比较脆弱、布局不够完善等等问题, 也同时暴露科学观测预报、基础设施防灾能力薄弱、生产力布局、行业管理不合理等方面问题。特别是暴露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 却是长期处于分散管理状态大问题。
四川大地震暴露出的管理失衡同样是方方面面的。首先是观察预报机制缺失。其一是四川在现代历史上就有两次大地震。1933年叠溪镇地震导致古城瞬间消失和1976年松潘、平武连续发生强震。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接部位属于地震多发地带。有前车之鉴, 为何没有相应观测预报机制。再之地震前还出现了大量的动物反常征兆也没有关心。如此前媒体报道四川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数十万蟾蜍走上马路、山东临沂出现大片地震云等, 但都未能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第二是基础设施质量太差难以抵抗大自然灾害。特别是本应该按照相对较高标准建设的学校, 在地震中的倒塌率反而最高, 而且很多居然是瞬间整体坍塌。
第三是没有建立综合减灾管理体系。如没有建立由政府及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防灾减灾体系, 也没建立救灾物资储存、调拨和紧急配送系统。
地震是重大自然灾害, 目前难以防止它的发生, 但通过了解其发生规律, 则完全可以预防而减少其损失, 四川大地震由于在管理与认识上出现了偏差, 导致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均衡管理与和谐发展
要解决各方面的大小管理失衡问题, 必须依照和谐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对各种问题的规律加以认真研究与分析, 找到其基本规律。要构建和谐社会, 既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 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我国各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 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实现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 又要促进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 又要促进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发展。如果做到了这些, 则各种社会管理失衡问题就会大大减少, 即使出现失衡也会迅速加以解决。
在现实社会中, 如何解决具体失衡问题, 关键要找到均衡点。自然与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均衡点, 如果找到了这些均衡点就是找到规律, 找到规律也就容易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国家和世界、国家之间、人和人、人和事物、事物和事物都存在着一个均衡点, 找到均衡点, 均衡的目的就容易达到。比如, 从国际局势来看, 伊拉克问题之所以陷入泥潭, 是因为有人不愿找均衡点。朝鲜问题六方会谈, 为什么谈了又谈呢?是因为均衡点没有找到, 而大家又愿意继续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 有人曾提出过“以土地换和平”的均衡点, 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而没有找到共同均衡点。再讲如政府管理均衡与社会发展问题, 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外交、安全等方方面面, 但不管政府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要涉及多少内容, 都要求做到相关系统的均衡匹配, 比如具体到人民的生活生产, 人口与食品, 其中如百姓的数量和吃财政饭人的均衡比例;市政建设中, 城市道路规划的规模和人口发展计划的均衡;人文建设中, 教育医疗卫生旅游设施的配比和人口数量的关系均衡等等。前文讲到的我国出现这几件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 关键也就是人和社会管理失衡问题, 如要准确地找到失衡所在, 必须研究其均衡规律, 均衡规律包括规律的全局性、相关性、长期性、层次性、交互性等许多特性, 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 也有动静互相影响与变动的, 如中国房地产问题, 首先要找到供求关系的均衡, 为了达到均衡, 要研究预测中国在世界经济圈中的地位与影响, 预测中国能否运用中国现代的经济制度达到使房地产宏观控制的目的, 再综合运用政府、经济、计划、市场手段加以调节;肉价关键要在发展生产条件下, 解决供求失衡问题;股市要建立完全的市场机制, 做到公平公正, 不要过度地依靠政府行政人为手段控制其涨落, 实际就是人为操纵;雨雪冰冻与地震灾害关键要抓好观测预报手段建设与加强全民预防意思培养。
均衡与非均衡发展 篇8
关键词：印度基础教育,教育均衡发展,政府作用,教育政策
如何实现本国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为明显。那么,什么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呢?我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副主任汪明认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省域之间、市域之间、县域之间、乡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都要统筹规划,实现均衡发展;二是区域内部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三是群体之间的均衡发展,特别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1]我国学者袁振国则指出,教育均衡发展是指受教育者接受相同数量和质量的教育,其基础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包括初中教育在内的义务教育阶段是教育均衡发展的重点。实现教育均衡发展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起主要作用。[2]
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之一,自独立以来,基础教育发展存在着较多问题,如辍学率较高、质量低劣、教师缺乏工作热情等。除此之外,印度基础教育也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归结起来有不同地区(包括不同邦之间、同一邦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不同群体(包括不同阶层和不同种姓之间)、不同性别之间发展不均衡等。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实施了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印度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存在的问题
英国比较教育专家埃德蒙·金指出:印度是一个多种民族、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的国家的真实缩影。印度几乎被人类的全部难题所困扰:民生凋敝、人口过剩、愚昧落后、疫病流行、迷信泛滥等。这些差不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大都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出现。[3]由于以上原因,独立以来印度基础教育的发展并不顺利,具体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同邦以及城乡之间存在差异
印度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很不平衡,而且大多数人口集中在乡村。因此,各邦之间、同一邦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在教育上存在巨大差异。
首先,各邦和各中央直辖区的基础教育水平差距巨大。第一,在识字率上。最高的邦是克拉拉邦,在1991年初,该邦识字率为90.59%,女性识字率也高达86.93%;识字率较低的邦有阿鲁纳恰尔(41.22%)、拉贾斯坦(38.81%)、比哈尔(38.54%)等,而此时印度全国识字率的平均数为52.11%。[4]第二,在高级小学入学率上。根据1986年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有2个邦和4个直辖区的毛入学率超过80%,有4个邦则不足40%。第三,在辍学率上。1986~1987学年,新德里、泰米尔纳杜和哈里亚纳的辍学率低于30%,而比哈尔、西孟加拉、曼尼普尔达则超过60%。[5]2001年的研究表明,印度东北部的6个邦占了印度辍学儿童的3/4(这6个邦分别是安德拉、比哈尔、中央邦、拉贾斯坦、北方邦以及西孟加拉)。[6]第四,在生均教育经费上。教育经费在各邦之间的分配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2005年,富裕邦的生均经费比落后邦的生均经费高47%,而中等发达邦比落后邦也要高13%。[7]
其次,印度城乡之间的教育存在着巨大差异。农村广大民众无力申诉他们的不满,其要求也得不到满足,造成了大批人口仍然生活在救济线以下,其中包括大批妇女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种姓和部落。这些人不仅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在经济上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印度“基础教育与国家发展”研究小组报告指出,农村地区的入学率要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8]并且农村女童和城市女童的入学比例差别更大。调查发现,在农村地区,每100个女孩中,有40人能上到5年级,18人上到8年级,9人上到9年级,只有1人能到12年级,而城市地区的相应数据是82、62、32和14。[9]
(二)群体发展不均衡:处境不利群体的教育落后
印度有处在最下层的两大社会群体,被官方称之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长久以来,印度形成了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吠舍(农工商)和首陀罗(奴隶)四大种姓。此外还有贱民,又称不可接触者。独立后,落后种姓被称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是居住在偏远山区和森林中的土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很低,很多还处在半游牧和半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全印度6~14岁儿童有1亿9,300万,表列部落儿童有1,600万,占了8.3%。
许多研究说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在受教育机会上落后于其他种姓。如马哈拉施特拉邦1980~1981学年的一项调查指出,在农村地区,表列种姓儿童的入学率为45%,其他种姓儿童的入学率为58%。在城市地区,表列种姓儿童的入学率为69%,其他种姓儿童为81%。[10]此外,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儿童提供的教育质量也低于其他种姓。以识字率为例,1981年全社会为36.23%,而表列种姓的识字率为21.38%,表列部族的识字率为16.35%。[11]
此外,除了表列部落和表列种姓的教育相当落后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城市贫民儿童受教育状况也不容乐观。
(三)性别发展不均衡:女童教育受到歧视
长期以来,由于封建意识和宗教思想的影响,再加上与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家庭、社会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影响,印度妇女,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妇女的生活地位极其低下,她们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男子。
独立后,印度政府为改善妇女地位做出了很大努力,包括吸收女子入学、提高女子的文化程度、提倡男女平等思想等,使得情况有所改观。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女童教育问题仍然不容乐观。女童入学率提高的速度不快,其入学率仍大大低于男童。21世纪以来,男女童受教育的状况仍旧极不平衡。在2001~2002学年,女生的入学人数占整个入学人数的39.5%,远不足一半。[12]另外,女童辍学率比男童更为严重。因此,女童入学率低和辍学率高是印度普及义务教育最大、最直接的障碍。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实施的举措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减少地区、群体和性别之间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印度政府(包括中央和邦政府)对此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印度政府一些影响较大的举措。
(一)减少地区发展不均衡
印度实行的是中央和各邦共同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以分权为主,以集权为辅,其中基础教育由各邦负责。各邦根据国家《宪法》、法律及政策等为本邦的基础教育制定具体法令。可以看出,邦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这种体制调动了地方举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各邦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或策略来发展基础教育。但是,这同时也加大了不同邦之间基础教育发展的差异,因此印度中央政府采取了若干策略以促进不同邦之间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1. 促进同一邦不同地区均衡发展的政策:实施“县初等教育计划”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一个显著的进步是地方分权制的尝试,关注重点从教育落后的邦转移到教育落后的地区,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强调地方政府参与政策的制定。1990年人力资源开发部在其一份报告中这样指出:“近年来印度在改善教育规划和管理上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普及初等教育方面,尤其是通过微观层面的规划使教育发展计划分权化。”[13]
1992年出台的《国家教育政策的行动计划》及印度八五计划(1992~1997)都把县而不是邦作为普及初等教育的规划单位,并提出了“县初等教育计划”(District Primary Education Program)的设想。“县初等教育计划”于1993年开始实行,其总目标是通过实行分权管理、调动民众、由各县制定适合县情的具体计划等策略来全面普及初等教育。“县初等教育计划”旨在提高初等教育的质量,通过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改进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改善教学设施及教育管理来实现。
1994年,阿萨姆、哈里亚纳、卡纳塔卡、克拉拉、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尔纳杜首先实施了“县初等教育计划”,1996年又扩展到了奥里萨等9个邦。目前印度大部分的人口大邦和其他一些邦都已经实施了“县初等教育计划”。[14]
2. 促进城乡之间均衡发展的政策
印度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城乡之间在经济、基础设施和基础教育发展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为了促进城乡之间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印度政府采取了以下政策和措施:
(1)发展非正规教育
在印度,非正规教育的主要对象是贫困地区或偏远地区的孩子,为他们提供灵活的学习时间和进度。
印度自1978年开始有组织地开展非正规教育,其实施机构称为非正规教育中心。此类中心主要由民间机构和村潘查雅特(现代印度农村的一种自治组织)创办。中央政府在经费上给予帮助,通常是中央和邦政府各负责50%的经费。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已将非正规教育中心视为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把非正规教育中心与初等学校并列,并纳入印度的现行学制。1979~1980学年有非正规教育中心28,730个,1992~1993学年发展到237万个。从1991到1994年,建立了27万个非正规教育中心,大约有675万名儿童在这些非正规教育中心就读。[15]
(2)实施“黑板行动计划”
“黑板行动计划”(Operation Blackboard Scheme)于1987~1988学年开始实行,旨在解决正规小学的最基本的设施问题,如教室、教师、黑板等,从而提高小学生的保持率和学习成绩。其主要内容是:(1)保证每所小学有2间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能使用的、带走廊的、面积合理的教室,有男女厕所;(2)每所学校至少有2名教师,尽可能保证其中1名是女教师;(3)为每所学校提供最基本的教学和学习材料,包括黑板、地图、图表、图书、乐器、玩具、游戏设备及劳动实习工具。
到1992~1993学年,“黑板行动计划”已经在71%的中学中实施,涉及到的学校为37.5万所。中央政府为该计划所拨专款累计达62亿卢比,各邦政府承担修建校舍的费用累计达98亿卢比。[16]
(3)实施“教师培训计划”
“教师培训计划”(Shiksha Karmi Project)以拉加斯坦邦的边远、贫瘠及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村为对象,旨在从数量和质量上改善这些村的所有6~14岁儿童所接受的初等教育,即实现教育的高质量普及。该计划认为教师旷工是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因此该计划重点对当地能力欠缺的教师提供特殊培训,使其成为合格的正式教师,如通过教师教学导入计划使新手教师接受强化培训,并辅之以定期进修课程。该计划由拉加斯坦邦政府实施并得到了社区的积极参与以及志愿机构的协助,它们在该计划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7]
(二)减少群体发展不均衡
为了促进不同群体(包括不同阶层和种姓)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较有特色的政策和措施。
1. 促进不同阶层之间均衡发展的政策:实施“全国基础教育营养资助计划”
“全国基础教育营养资助计划”(National Program of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即免费午餐项目)始于1995年8月,成为中央政府对邦政府的最大支持项目。该计划为上学的小学生提供必要的营养,从而增加小学生的入学率、保持率和出勤率。其做法是要为全国所有1至5年级小学生每天提供有营养价值的100克免费熟食。实行计划的当年,政府已经支出约44亿卢比,涉及378个县的22.5万所学校的3,350万名小学生,到1998年支出81.1亿卢比,使全国近1.1亿小学生受益。[18]免费午餐项目在1998~1999学年的花费比其他的3个中央项目———“黑板行动计划”、“非正规教育”和“教师教育”的总和还要超过2.5倍。这个项目目前已在10多个邦推广,并将继续下去。2006年拨款增长了80%,达到301亿卢比,为各邦学生的正常入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
2. 促进不同种姓之间均衡发展的政策:实施“保留政策”
“保留政策”指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公营企业和教育机构(主要是重点大学和中小学)内,给予表列种姓15%、表列部落7.5%和其他落后阶层27%的保留配额。独立后,印度废除了不可接触的阶层,并在教育机构和教育行业中留有一些职位给社会下层(特定的阶层和部落)。这种职位的保留,最初只想实行10年,但却一直实施到现在。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一方面在努力为社会平等和消灭社会等级而努力,另一方面却由于被归入弱势群体所具有的好处而促进了种族意识的不断增长。[20]
尽管这一政策存在争议,1990年和2006年分别引起了两次以学生为主的示威抗议,但是印度政府目前还在继续实施这一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种姓之间的教育均衡。
(三)减少性别发展不均衡
独立后,为了鼓励女孩接受基础教育,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向女孩支付少量入学助学金、设立女生出勤奖学金、免费向女学生供应午餐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为了提高女童的入学率和保持率,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保证女童入学率。为保证其入学率,印度在建立非正规教育中心时,重点是建立女童非正规教育中心。因此,中央给予各邦用于建立非正规教育中心的款项中有90%的资金都用于建立女童非正规教育中心。二是保证女童保持率。印度政府为此采取了招聘和培训大量女教师、提高女童出勤奖金、免费向女生供应午餐等措施。经过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印度适龄女童入学的比例逐年提高。
近年来,印度南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邦规定,为那些只有一个女儿的家庭提供孩子直到研究生的免费教育,还会从高中起给这些独生女儿发放奖学金。对于那些只有两个孩子并且都是女儿的家庭,政府也将免除其中一个女儿的全部教育费用。
三、结语
均衡与非均衡发展 篇9
收入与消费是事关民生的重要问题, 随着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 各级政府开始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务院也于2013年2月3日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或将迎来扭转的契机。但是城乡消费差距作为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直观表征, 仍然是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之一。当前, 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消费结构, 一个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相当于3.1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至少相差十年以上,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使我国有效扩大内需,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 深入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影响因素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Mckinnon (1973) 指出金融抑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的基本特征, 从而导致需求抑制型信贷配给现象, 即在工业发展优先的赶超战略下, 居民消费领域势必受到抑制。Jappell等 (1989) 认为, 由于金融欠发达地区的信贷约束更为严重, 消费者对即期消费更加敏感, 而金融发达地区可以使受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较为方便地利用资本市场实现消费的跨期平滑, 从而使现期收入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减弱。此外, 金融发展引致的竞争加剧有利于降低金融中介成本, 使消费者更容易获取消费信贷资金, 从而有利于消费者释放被压抑的消费需求。Bacchetta等 (1997) 认为, 在不同国家里, 信用紧张程度与居民未来消费总额呈显著负相关。近年来, 部分国内学者也就中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樊纲等 (2004) 发现以银行卡普及率为表征的金融发展对促进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叶耀明等 (2007) 认为, 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降低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 从而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楚尔鸣 (2009) 指出, 流动性约束是消费信贷抑制消费需求的内在原因, 信用环境恶化引致的信息不对称是消费需求难以扩大的外在原因。毛中根等 (2010) 基于中国31个省 (市、区) 1997-2007年相关数据, 运用面板数据的变截据和变系数相关模型对金融发展的居民消费增长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 不论是随机效应模型, 还是随机系数模型, 金融发展的系数均为正数, 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省 (市、区) 层面上, 各地区金融发展的系数均大于零, 但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有鉴于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发展存在的城乡二元性, 以及金融系统在金融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化倾向, 为检验中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居民消费差距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2年—2012年经验数据, 实证研究中国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内在关联性, 并据此提出缩小城乡金融发展差距, 进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相关对策建议。
三、中国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对居民消费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指标与方法
本文就中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居民消费差距展开定量分析, 选取样本为全国31个省、区、直辖市2002年—2012年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中把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值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比值) 记为被解释变量yt;将城镇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比记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非均衡的程度的解释变量x1t, 考虑到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把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值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记为观测变量x2t, 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3-2013) 》, 实证分析样本为31个截面, 共12年的平行面板数据, 数据计量分析分别运用Excel 2003、Eviews 6.0和Stata11.0完成。
(二) 模型的构建
为了分析中国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本文把实证分析模型设定为:
i=1, 2…31代表各个截面, t=2002, 2003…2012代表各个年度。xit≡ (x1it, x2it) 是解释变量构成的1×2向量, β≡ (β1, β2) 是2×1的系数向量。
一般而言, 综合干扰项νit可分解为两部分, νit=μi+eit, 因此模型可改写为yit=β0+xitβ+μi+eit。μ1代表每个截面不因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 包括所有观测不到的效应, 但从时间序列上可认定为恒定的因素, 如地理空间、消费心理、消费文化、消费习惯等。eit是特异干扰项, 代表随个体改变影响着的非观测因素, 通常假设E (eit|xi, μ1) =0, t=2002, 2003…2012, 其中, xi≡ (x/2002, x/2003, …, x/2012) 。
(三) 模型的选取
1. 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
假如个体效应μ1与解释变量不相关xit, 那么Corr (μ1, xit) =1, i=1, 2, …, 31, t=2002, 2003, …, 2012成立, 因此随机效应 (Random Effect, 以下简称RE) 假设和固定效应 (Fixed Effect, 以下简称FE) 假设的估计具有一致性, 故需选择估计参数较少, 有效性更强的随机效应模型。若个体效应μi与解释变量xit相关, 即Corr (μ1, xit) ≠0, 那么随机效应假定不存在, 此时用固定效应方法估计是可行的。有鉴于此, 本文运用Hausman (1978) 关于RE和FE估计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检验方法。以RE代表二个自变量 (x1、x2) 系数RE估计值, FE代表x1、x2的FE估计值, 为2×1的向量。在E (μi|xi) =E (μi) =0, xi≡ (x1i1, xi2, xi12) 和满秩的前提下, 若原假设Corr (μ1, xit) =0成立, 那么存在:
本文模型的Hausman检验显示x2 (2) =2.37 (P值=0.41) , 无法推翻原假设, 故FE和RE估计结果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应选取RE进行估计。此外, 基于广义矩估计 (GMM) 分析框架下, 模型Sargan-Hansen检验的统计量x2 (2) =2.83 (P值=0.37) , 仍支持RE方法。
2. 混合回归或是随机效应。
假如不存在不因时间变动的个体效应ui, 即Var (u) =0, 那么使用混合最小二乘 (Pool OLS) 估计即可;反之, 不能将观测样本直接混合。基于原假定:, Var (u) =0, 可运用Breusch和Pagan (1980) 通过OLS残差构造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在原假设成立时,
模型的Breusch-Pagan检验结果为x2 (1) =235.12 (P值=0.03) , 因此个体效应确实存在, 应选择RE方法。
(四) 模型估计结果
实证估计结果见表1。根据上述模型选择的检验结论, 应选取修正序列相关的随机效应模型, 记为RE_AR, 其测算结果如表1第2列。为了进行对比分析, 本文同时给出使用其他几种方法的测算结果, 第3列为不存在修正序列相关随机效应模型, 记为RE;第4列为序列相关及异方差稳健的固定效应模型, 记为FE;第5列为序列相关及异方差稳健的混合OLS模型, 记为OLS。
由表1可知, 在就中国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对居民消费差距影响的估算中, 模型1为考虑修正序列相关的随机效应估计, 模型2为不考虑修正序列相关随机效应估计, 模型3为序列相关及异方差稳健固定效应估计, 模型4为序列相关及异方差稳健混合OLS估计。模型1表明, 考虑修正序列相关前提下, 中国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35, 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扩大1个单位, 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拉大0.35个单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29, 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个单位, 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拉大0.29个单位。这是因为,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 我国城乡金融发展差距的存在, 将通过影响城乡经济发展, 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能力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因而城乡金融发展差距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较城乡收入差距有更为显著的作用。模型2、模型3、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 x1t、x2t的系数符号及统计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这进一步验证了模型1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四、结论与建议
当前, 我国城乡消费差距过大, 尤其是农村消费严重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显著作用, 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差距。因此, 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在短时间内农村居民收入无法大幅提高的前提下, 从解决金融发展非均衡、尤其是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方面着手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有意义的。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注:括号 () 中表示标准误差。*;**;***表示10%, 5%, 1%显著性水平。
(一) 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供给
金融机构要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基础上, 加强金融产品创新, 积极探索林权抵押,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 增加对农村地区信贷资源投放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强化金融支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力度, 增强农村居民收入内生增长机制, 减弱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对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制约, 以及其对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的不利影响, 提振农村消费。
(二) 加强金融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和技术创新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完善金融结构、建立金融反哺农业的支持政策, 在努力扩大大型金融机构对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同时, 加强技术创新, 通过加快发展村镇银行、农业专业资金互助社、消费金融公司等有效载体弥补农村金融空白, 建立农村资金回流的有效机制, 减轻城市对农村金融资源的剥夺, 逐步消除农村金融抑制, 支持农民增收, 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三) 调整金融支持的城乡结构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总体上处于欠发达状态, 金融支持明显不足。因此, 要加快农村地区金融发展, 优化城乡金融结构, 确保新增信贷资源适当向农村倾斜, 逐步提高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质量, 以此不断缩小城乡二元化消费分化和对立的困境, 促进农村消费增长。
摘要：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2年—2012年经验数据, 对中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显著影响, 城乡金融发展差距扩大1个单位, 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拉大0.35个单位。这为我国加快调整金融发展的城乡结构, 通过缩小城乡金融差距, 有效抑制城乡消费差距不断扩大趋势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金融非均衡发展,城乡消费差距,面板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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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楚尔鸣.扩大消费需求必须重视金融政策[J].消费经济, 2009 (1) .
均衡与非均衡发展 篇10
关键词：空间经济学,非均衡发展,核心边缘结构,地区间差异
一、研究意义
随着全球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 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全球经济背景下世界经济非均衡发展趋势明显, 我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样面临较突出的非均衡发展问题。我国进入WTO后, 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实现了经济转轨与经济增长同步。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逐年扩大, 为我国经济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到21世纪初,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己经实现了经济起飞, 形成了新型高速发展的经济圈, 如环渤海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等。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 使得我国南和北方、东与西方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 东部沿海与中部、西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然而, 产生我国地区间差异和非均衡发展的因素有很多, 如历史, 自然, 民族, 经济, 财政、产业、金融, 人口、科技、教育、资源、设施、产业、市场、收人、消费以及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等。与此同时, 现有的空间经济理论还尚不能将这些因素全部纳入对空间经济非均衡发展研究框架之中, 许多历史、自然、地理、民族等因素在空间经济地区非均衡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常常被严格假设忽略。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空间经济理论框架中, 贸易自由度的外生变化以及相关政策变量的外生变化如何共同影响要素流动、产业集聚及内生的非均衡发展与地区差距, 是空间经济视角下地区非均衡发展问题的研究对象。非均衡发展与地区差距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 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 中心一外围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 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而空间经济视角下地区非均衡发展问题研究对象将这一问题仅仅设定在空间经济理论框架下无时间变量范围内,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研究观点主要体现在两派:一派以杰佛瑞 (Jeffrey Sachs) 为代表, 从一个地区潜在的和固有的空间地理特征差异的角度来研究地区不均衡发展与地区差距。如大城市通常形成于靠近优良港口的地方等。另外一派则探究为什么即使没有地理特征上的明显差异, 经济依然出现差异化发展。如为什么一个小的历史事件可以使一个国家成为工业核心, 而其他国家却沦为边缘区域等, 这两派理论互相补足, 使空间经济问题研究更加全面。当然我们所谈及的空间经济理论中的“空间”概念, 并不是几何学中静止的“纯空间”和物理学中的“绝对空间”, 而是分布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消费市场等客体, 且在不断发生的商品生产、成品和原料运输、信息传递、商品销售等再生产过程, 以及人口的流动分散与聚集、新区的开发, 新技术的扩散等现象中的。其中每一种活动、客体及其相互间产生的联系, 形成了一种空间态势, 他们在整体中的相互结合便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综合性、整体性的空间经济系统。因此, 当今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经济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加剧和地区差距的扩大。2004年, 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土地价格疯狂上涨、在经济聚集区90年代的外资大量进入与2007年开始的外资有规模的撤离、2008年伴随着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我国出口密集地区经济明显下滑等, 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事件, 并对我国的地区非均衡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利用空间经济理论框架下的一系列空间经济模型, 如核心一边缘模型 (CorePeriphery model, CP模型) 、资本创造模型 (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 CC模型) 对国内这些现象进行研究, 解释地区差距扩大现象并探讨未来地区非均衡发展的趋势以及对空间经济地区非均衡发展问题综述的研究, 对现阶段国内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综述
(一) 空间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在国际经济学中, 把国家视为一个个孤立的空间点, 仅仅由其要素察赋或者政治制度来定义, 完全忽略了国家之间的地理空间关系。在传统国际经济理论研究国际贸易时, 同样把国家看成是没有任何空间维度的点, 也就是说国家之间存在差异, 而一国内部各地区是无差异的。现实中, 各个地区的人口密度不同, 自然环境存在差异, 在地质、气候、土壤肥力以及资源等方面的各种差异都体现了空间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虽然在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中十分关注空间因素的意义, 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 但是区域经济学关于空间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当代经济学框架之外, 没有严格的分析框架;而城市经济学是对城市内部结构进行建模, 并没有引入城市间的空间关系。从整体上说, 空间研究在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如同一些学者在形容全球化时所说的“距离消失了”, 长久以来空间因素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 直到出现了空间经济学 (也称新经济地理学) 。由于气候条件、水源等地理空间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体之间的空间关系, 这一定义就使空间经济学与地理学区别开, 形成了在地理空间经济活动的非均衡性集聚现象, 这种现象也是我国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 非均衡性集聚现象其种类较多, 包括城市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 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复杂的空间经济学理论体系。空间经济学将空间因素引入模型, 为研究这种地理上的非均衡发展提供了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空间经济学正日趋成熟与完善, 形成了许多种理论模型。研究非均衡发展与地区差距问题, 势必要了解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与发展差距的关系, 而空间经济学正是解释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原因与机制的学科。对于空间经济的研究, 可以追溯到1826年德国学者约翰·冯·杜能 (JohannHeinrich von Thiinen) 的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其后, 韦伯 (Alfred Weber, 1909) 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 (Walter Christaller, 1933) 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勒施 (A.Losch, 1939) 的《经济空间秩序》都分别探讨了工业区位, 城市区位的空间问题。艾萨德整合了众多空间经济学家的模型, 使空间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框架, 并提出了“一般区位论” (《区位与经济空间》, 1956) 。他解释了企业空间定位问题。此后, 阿朗索 (A Lonso, 1964) 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又为空间经济学中的城市体系模型奠定了基础。1933年, 俄林在其著名的《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中, 对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地论述, 试图把贸易和区位理论结合起来发展艾萨德的一般区位论, 然而当时的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并不足以支撑这一研究。故克鲁格曼 (Krugman, 1991) 等多名学者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 建立了空间经济学 (也被称为FKV框架) 。这个框架下的两区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 (Core-Periphery Model, 也有译作“中心一外围”模型) , 将厂商层面的报酬递增、外部经济、“冰山”形式的运输成本融入了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并建立一搬均衡模型, 考察产业集聚、城市集聚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机理并解释地理空间中经济活动的集聚演化过程。这一研究成果同时也标志着空间经济学的创立, 实现了主流经济学向空间维度的扩展。空间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 建模讨论空间产业集聚与非均衡发展现象。克鲁格曼 (Krugman, 1991) 在总结哈里斯 (Harris, 1954) 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 (Pred, 1996) 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2X2X2X一般均衡框架, 即两地区、两部门、两要素模型。这一模型的建立, 为空间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经过后来诸多学者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核心一边缘”理论 (也有译作“中心一外围”理论) 得以发展成熟。
(二) 我国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我国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有累积因果循环论 (Cumulative causation) 、经济增长理论 (Economic growth theory) 和空间扩散理论 (Spatialdiffusion) 。其中, 累积循环效应认为, 当特定地区优先发展起来时候, 因受积累循环作用的影响, 其它地区的资源会被源源不断的吸入该地区, 这种效应被称之为累积循环效应。而经济增长理论则是从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两个方向探讨经济增长对地区差异的影响。空间扩散理论则认为, 扩散是创新活动在空间传播或转移的过程。然而, 创新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众多, 可以是观念创新、技术创新、时尚创新、制度创新、组织方式创新或其他人类文化特征的创新等多方面社会活动的创新。1953年, 瑞典隆德大学教授哈格斯特朗 (T.Hagerstrand) 对扩散现象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并发表了题为:“Spatial Diffusion as anInnovation Process”一文, 该文为空间扩散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核心观点是, 创新可以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并促使扩散活动发生。这里所说的扩散活动主要是指信息交流、技术转让、人力流动以及国际技术贸易等。在这种扩散效应的作用下, 资金被集中投放到某一特定地区, 并对其他地区商品和服务需求增加产生影响, 形成地区间的创新技术扩散, 从而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发展。与此同时, 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问题也会随之被扩散效应矫正, 短期地区差距可能扩大, 长期差距将逐渐减小, 这也是政府支持特定地区优先发展战略的依据之一。
此外, 我国地区差距形成的原因和机制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上看, 文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方法是:分解基尼系数的方法 (刘夏明等, 2004) 。利用该方法, 刘夏明等解答了90年代后我国地区差距扩大与否的问题。第二种方法是:加权变异系数的方法。采用该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分解地区差异的产业或部门。魏后凯、刘楷等许多学者针对我国地区发展非均衡的行业构成, 利用该方法对1952--1995年间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产业构成进行了分解, 指出我国省际人均国民收入差距的五成以上是由地区工业发展的差距所引起。第三种方法:Theil系数和广义嫡指数方法。魏后凯 (1996) 用该方法研究并发现了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内的省际差异和三大地带间差异。随着空间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投入空间经济理论下的地区间发展非均衡现象及其成因的研究。空间经济模型也被我国许多学者运用到对外贸易、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中。如利用规模报酬递增的因果循环关系理论探讨地区差距的形成问题 (范剑勇, 2004) ;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我国地区工业集聚现象 (金煌, 2006)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