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研究视角

关键词： 妇女 创造 生育 社会

性别研究视角（精选十篇）

性别研究视角 篇1

一、国内基层公务员性别比例现状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 男女两性被给予了不同的社会地位, 两者间的社会地位有明显差距。受其影响, 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也深深嵌入了基层公务员性别比例这一问题之中。

1、基层组织女性任职比例过低。乡、镇、村级组织是中国行政体制最基层的组织, 它履行的工作职责非常具体和繁重, 而女性基层干部背负着转变人们性别观念的艰巨任务, 责任重大。然而中国基层女性干部十分匿乏, 乡、镇、村一级女干部严重短缺。

2、妇女参政的结构欠佳、层次偏低。我国妇女参政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型或者是“类金字塔”型。目前, 我国女性领导干部多数集中在教科文卫等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 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的综合部门任职的很少且所任职位正职少, 副职多。

二、国内基层公务员制度的性别平等缺失

1、基层公务员录用过程中存在着性别歧视

(1) 地方公务员报考条件设置性别障碍。如:有的岗位只允许男性报考或者严格限定男女报考比例。 (2) 面试过程中性别歧视难以根除。面试成绩很多时候取决于面试官的主观意志, 没有科学的评分和监督机制。因此, 尽管有的单位在招考条件设置上非常公平, 没有对性别做出任何限制, 然而一旦进入面试程序就可能存在“男性优先”的价值倾向, 性别歧视问题难以从制度上根本杜绝。

2、基层公务员职业发展女性滞后

(1) 由于女性需要承担生育重任, 因此这一时期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几乎停滞, 直到孩子慢慢长大, 女性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女性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这一过程使得女干部在晋升中基本处于弱势地位。 (2) 由于女性就业隐含非连续性的特点, 无论是一般培训还是特殊培训, 女性都较男性少接受培训, 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将对男性的职业生涯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进一步扩大两性在职业生涯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3、基层公务员退休权益两性差异

女性退休年龄偏低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女公务员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 特别是高学历女专业人才 (硕士、博士) , 即使同是22岁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若女性比男性提前5年退休, 女性人力资本的正常使用年限仅仅相当于男性的84.8% 。而且, 50岁左右也正是女性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仅仅因为是女性就必须提前退休, 这一规定不仅造成女性人才资源的浪费, 甚至会给教育的良性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优化中国基层公务员制度性别平等体系的路径

1、构建先进的社会性别文化

(1) 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国家基础教育。首先, 改进教学内容, 在基础课程中设置有关性别平等的多元文化课程, 并增加教材中女性形象比例;其次, 鼓励女同学进入非传统性职业领域。 (2) 发挥大众传媒向社会宣传先进性别文化的作用, 建立符合性别平等趋势的、先进的大众文化形态, 真正发挥先进性别文化对大众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2、建立健全性别法律体系

(1) 健全职场中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首先, 将现有法律条款 (特别是内容不易界定的条款) 具体化, 增强其可操作性。其次, 加大惩罚力度, 绝对不能以发展经济为借口纵容侵害妇女劳动权利的行为, 一经发现, 立即查处。 (2)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国家应积极推进生育保险制度改革, 建设统一的社会生育保险模式;通过立法形式出台生育保险条例, 并认真管理和监督该条例的运作过程, 在社会运行机制上保障女性获得平等竞争的权利。

3、完善基层公务员制度中的性别平等措施

(1) 公务员入口管理。建议相关部门在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时, 必须严格遵循平等竞争的原则, 不得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 否则该项条件无效。逐步完善面试考官小组的成员结构, 加强对面试考官的监督与管理。如面试考官小组可聘请与招录机关无利害关系的专家充当面试考官, 对每名考生的面试过程也应当进行录像、录音, 这些资料既可作为证据以备考生核查面试成绩, 又可作为监督考官是否公平的证据。

(2) 公务员在职管理。培训需求分析中应增加人员分析比重, 增加女性人力资本投资, 为女性公务员工作提供便利服务, 对女性公务员提供职业咨询、解释其在职业上的问题和困惑、理清其职业发展的思路等服务。

(3) 公务员出口管理。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发放水平和工龄有着间接的关系。任职的时间越长则工龄越长, 养老金发放水平也越高。我国应该从根本制度上提高女性职工的养老金发放水平, 提高女性退休年龄, 延长女性工作年限, 从而提高女性养老金缴费年限。如:可实行弹性退休制, 在充分考虑身体状况、个人意愿、岗位需要、组织考核, 通过个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方式, 使得退休年龄更具弹性。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中国基层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事业已经取得显著成就, 公务员管理制度正式步入专业化、科学化、法制化轨道。性别和谐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公共部门要想成为性别和谐的代表者和示范者, 必须从根本上起到影响全社会价值判断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的作用, 因此将社会性别纳入基层公务员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摘要：中国基层公务员性别比例存在严重失衡现象, 造成这种性别失调的社会因素是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法律保障制度不完善。本文首先介绍国内基层公务员的性别现状, 然后分别从基层公务员的录用, 在职发展以及退休权益三个方面体现性别比例的缺失, 最后给出优化基层公务员制度性别平等的途径。

关键词：社会性别视角,基层公务员,性别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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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研究视角 篇2

一、研究背景

(一)《管理沟通》课堂教学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意义

沟通是管理活动的核心与本质，也是管理工作者最为重要的职责之一。作为工商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管理沟通》是一门技能性非常强的课程，其基本目标在于使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理解并掌握管理者在组织运营过程中所必备的沟通理念、策略和技能。但正如Weiss 和Fisher 的研究指出，在大多数《管理沟通》课程上教的有效沟通的内容都是从男性的观点出发，并不一定适合女性。例如男性在沟通中更倾向于结果导向，而女性在沟通中更倾向于关系导向。考虑到女性在目前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的角色和地位，在《管理沟通》课程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就显得尤为迫切。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社会性别(gender)是女性主义用以区别两性生理性别(sex)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核心观点在于———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价值、地位、关系及其行为，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后天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是社会关系和权利结构的体现。

国外以社会性别为视角对教育及其改革的研究起步较早，几乎涉及到教育领域的所有学科。相对而言，我国基于社会性别的教育研究和实践还相对滞后。特别就高等教育而言，国内目前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于高教环境下社会性别的整体现状及其政策建议的研究。就单独某门课程的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学课程，以及文学教育、英语教育、思政教育和体育教育等基础课领域。在管理学科，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领域。

为了研究《管理沟通》课程教学中的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和实践进展，笔者于2016 年9 月，先后以“管理沟通”+“课程”和“管理沟通”+“教学”为关键词，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收集的来源，分别检索到期刊论文38 篇和51 篇。然后逐一阅读，剔除重复篇目和非教学研究论文，最后得到相关论文61 篇。进而对这61 篇论文深度研读，并未发现有学者在《管理沟通》课程课堂教学中提及或研究社会性别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国内目前在《管理沟通》课程教学中社会性别视角的缺失。

二、社会性别视角下《管理沟通》课程课堂教学实践

2014 年以来，笔者在工商管理专业该课程教学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旨在改善教学中的“性别盲视”状态，引导学生正确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在既定的场景下，以合适而灵活的理念和策略去进行沟通。通过两年多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沟通过程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及其行为，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具体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丰富教学内容和素材

首先，对原有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进行检视与审查，修订其中存在的性别盲点和性别歧视内容，使得原有内容、主题得以完善。原有《管理沟通》课程教学大纲主要包括三大模块，即:(1)理念模块，包括有效沟通的内涵、本质及其原则;

(2)技能模块，主要包括倾听、非语言沟通、书面沟通、演讲、面试等;(3)应用模块，主要包括情绪管理、自我沟通、人际沟通与组织内外部沟通等。在教学过程中，笔者通过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引导学生理解两性在沟通理念、沟通行为及其具体沟通方式上存在的一些具体差异及其社会建构根源。

同时，为了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社会性别概念，培养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改变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笔者尽可能广泛收集女性文化的第一手案例资料，如女大学生校园沟通案例、女性员工职场沟通案例以及女性企业家经营案例，以改善现有教学内容中“性别盲视”。同时，丰富有关女性文化的各种图片、音像资源库，并具体化为教学资料，以达到从听觉、视觉多感官对学生产生较为深刻的冲击。

(二)完善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是提高学生社会性别敏感性的主要方式。在《管理沟通》课程课堂教学中，笔者主要运用了三种教学方法，即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和情景模拟教学法，以有效提升并改善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行为。

1.课堂讲授法

所谓课堂讲授法，是指教师借助语言或非语言方式，向学生展示情境、表述事实、阐释理论和归纳规律的教学方法，既可用以传授新知识，也可用于巩固旧知识，而且其他教学方法的运用，几乎都需要同讲授法相结合。例如，在“非语言沟通”章节中，在讲述“握手”这一礼仪性肢体动作时，笔者通过大量的图片例证，向学生具体阐述了两性在“握手”这一具体沟通行为上的特征及其社会建构本质。同时借助非语言演示，引导学生之间进行相互握手，在实践中让学生进一步体会两性在握手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例如，一些学生在握手时，忽视了眼神的交流，或者仓促间坐着就开始握手，特别是不熟悉的异性之间在握手时会显得更加局促。

总的来说，课堂讲授法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在较短时间内使学生获得大量的系统的科学知识，但是，该方法如果在运用时不能唤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极易形成填鸭式教学，难以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因此，在运用时教师要特别注意语言描述的生动性，并给予学生直接实践的机会。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核心和载体的教学方法。和课堂讲授法不同，教师在案例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重在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案例的讨论，而不是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角色。换言之，案例教学法特别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在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也较有优势。

工商管理专业是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因此在《管理沟通》课程课堂教学中，通过具体案例及其情境的剖析，会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和行为。一般而言，案例教学法适用于《管理沟通》所有章节的教学。

在课堂实施案例教学时，教师需要着重注意三个环节的问题:

(1)案例的选择。在案例教学法中，案例是重要的教学素材和基础，案例必须与课程目标密切结合。例如，在“换位思考”的章节里，我们选择了一个“女大学生兼职案例”(女大学生因为当天工作忙碌，忘记了领导交代的工作，被领导当众训斥，非常郁闷懊恼)，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课前充分阅读并讨论，为课堂集体讨论做准备。

(2)案例教学的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教师作为促进者和引导者，要注重师生互动及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通过师生间、生生间的互动分享，拓展并深化学生对案例中社会性别问题理解的广度与深度。例如本案例中，除去性别因素，将是一个就事论事，下属及时补救并沟通的管理问题。考虑到两性在沟通时的导向性差异，引导学生去“换位”理解兼职女大学生虽然意识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但是在同事面前被领导训斥还是很让她尴尬这一事实。

进而启发学生去做更多的换位思考，特别是异性之间的换位思考。另外，案例讨论中学生的互动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表达和沟通、反省和批判的能力，特别是直接感受男女性沟通中的特点。案例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师生互动的核心一定是案例本身，要防止学生因为气氛的活跃而远离主题，因此教师的正确把控就很关键。

(3)总结提升。《管理沟通》课程案例教学的总体目标，强调以教学案例为素材，使学生能够较为深入地理解并掌握与教学主题相关的理念和技能。因此，在案例教学的最后环节，教师需要对案例及学生讨论的过程进行总结，特别是将案例中的关键问题和教学主题之间的关系进行强化提升。当然，这个环节也可以让学生先总结，教师再点评。

3.体验式教学法

体验式教学法，是指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相关知识理论，结合学生具体学情，通过创设适当情境并引导学生参与，使学生在亲身经历的过程中理解并建构知识、拓展能力和形成价值的教学方式。

体验式教学强调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性和主体性，因此，和案例教学类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同样要发挥好设计和组织的角色。在《管理沟通》课程教学中，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笔者主要组织并实施了两类体验活动，包括游戏体验和项目体验。其中，游戏体验教学法主要是穿插在概论，倾听、非语言沟通、人际沟通和组织沟通等章节中，和讲授法配合使用;项目体验主要应用于演讲、面谈和组织沟通等章节。

(1)游戏体验式教学

游戏教学得益于游戏本身的趣味性，这种训练方式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例如，在概论章节里，要求学生理解并掌握沟通中传递信息的“完全对称”原则，即，沟通中传递信息一方需要提供对方所需的全部必要信息，同时要保证提供的信息能够被对方理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笔者选择十个左右学生参与“传话”游戏，简单地说，就是不借助任何书面信息，通过学生口口相传，将信息从第一个人传递到最后一个人。同时，在游戏组织时注意了男女搭配，以试图体现社会性别的建构性。在游戏过程中，学生会很直观地感受到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性别因素，因为在异性之间传递信息时，远远不如同性之间交流得顺畅自在。

(2)项目体验式教学

项目体验式教学是以项目为抓手，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适用于学习各类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强的知识和技能，是一种充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的教学方法。目前我们实践中效果比较好的是演讲、面试和组织沟通调研。以演讲为例，我们要求学生自选和沟通相关的主题，制作3 页幻灯片和相应演讲稿，并在2-3 分钟内完成一次演讲。演讲者为了在短短的2-3 分钟内取得较好的演讲效果，会在主题、信息、语气、肢体动作等方面精心准备并实施。通过这一项目体验，学生对演讲中要注意的一些语言、非语言因素，以及心理因素会有体悟，而且对于两性在演讲中的不同特点也会有更直观的现场体验。

三、取得的初步成效及后续工作展望

在校院领导和教学团队的鼓励支持下，特别是所执教的工商管理专业学生一如既往地协作配合下，笔者对《管理沟通》课堂教学的改革顺利进行，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2014 年和2016 年，笔者因执教《管理沟通》课程，两次获得所在学校“示范课教师”荣誉称号。

(一)取得的初步成效

在2014 年～ 2016 年期间，笔者对执教的工商管理专业7 个班级分三次进行了期末随堂问卷调研。2014 年12 月，工商管理2013 级三个班合计130 人参与被调研，其中女生85 人，占比65%(以下简称样本1);2015 年12 月，工商管理2015 级(专升本)两个班，合计81 人参与被调研，其中女生71 人，占比88%(以下简称样本2);2016 年6 月，工商管理2014 级两个班(一本招生)，合计75 人参与被调研，其中女生47 人，占比63%(以下简称样本3)。

通过对问卷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将社会性别引入《管理沟通》课堂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原有课堂教学中“性别盲视”状态，提高了学生沟通过程中的社会性别敏感性和自信心，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引导学生初步建立了社会性别概念

三个样本对“社会性别”概念认知程度差异性不大。91%以上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或“了解”，“完全不了解”的仅占2%左右。但是，仅有30%左右的学生会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来认识社会性别的内涵，大部分学生认为“社会性别是基于两性差异的认识，主张男女之间的平等”，其中，样本

1、样本2 和样本3 分别达到53%、63%和61%。

2.促进学生初步形成了科学的性别角色认知

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生在沟通时的性别角色认知状况，笔者设计了“在你眼中，理想的男生应具备什么特征”和“在你眼中，理想的女生应具备什么特征”两道题目，并分别设计了15 个相同选项(包括体贴、有趣、善解人意、勇敢、心胸宽阔、冷静、有竞争心、独立自主、豪放、有远大理想、冲动狂热、依赖、活泼开朗、隐忍和其他)供选择。从三个样本看，大家认为理想的男生和女生应该都是“独立自主”“体贴”“善解人意”和“心胸宽阔”的;不同的是，男生需要更多的“独立自主”，女生则需要更多的“善解人意”。同时，大家认为“活泼开朗”对女生而言也是比较重要的，其中，样本3 中甚至达到了68%。笔者认为，这一结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文化建构中的“男强女弱”格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在突破刻板印象和沟通障碍时越来越多的努力。

3.培养了学生沟通中的性别平等意识

为了了解学生在沟通时的两性平等意识和行为，笔者设计了“男性是否应该以事业为主”“女性是否应该以家庭为主”“你是否认为女大学生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等三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三个样本没有明显差异，78%左右的学生采取“认同”的态度。对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样本1 和样本3(两个本科样本)比较接近，而样本2(专升本样本)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以问题2“女性是否应该以家庭为主”为例，样本1 和样本3 有58%左右的学生采取“不认同”的态度，而样本2 的不认同率达到了73%。笔者认为，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恰恰反映了“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及其变迁，但更为关键的可能是，样本2 的专升本学生因为求学的过程相对曲折，因而更具有突破传统建构的动力和愿望。

4.提高了学生与异性沟通的信心和能力

有效沟通的本质在于换位思考。当学生能够有意识地理解自我和沟通对象的状态，并形成较为准确的自我定位时，沟通的过程就会相对流畅舒适。在回答“当你与陌生异性交谈时，你的状态如何”这一问题时，三个样本的学生都呈现出较好的状态和能力，“坦然自若”和“略显紧张”的比例均超过了72%。其中，样本1 两个选项的比例分别是26%和49%;样本2 两个选项的比例分别是34%和38%，样本3 两个选项的比例分别是41%和40%。对于样本3 较高的数据，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随着课程建设的进展，课程结构和内容更加完善，学生通过课内外学习和实践，能够较好地理解两性沟通时的共性和差异，因而能力提升较好;同时，2014 级工商管理专业生源质量较好(一本招生)，学生本身也更加自信一些。

(二)对后续工作的展望

为了把握未来后续工作的着力点，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你觉得自己的沟通能力在哪些方面还有待提升”的题目，并依据《管理沟通》教学大纲，设计了9 个选项(包括礼仪、衣着风格、性格、自信心、语言沟通能力、非语言沟通能力、人际关系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和其他)以供选择。三个样本中，学生认为自己在“语言沟通能力”“自信心”“情绪调节能力”及“人际关系能力”等方面相对还比较薄弱。其中，样本1 和样本3 的学生对于“语言沟通能力”提升的诉求分别达到了69%和65%，样本2 达到了49%。进一步对样本3 按性别分类，发现男女生提升的诉求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性。相同点是，“语言沟通能力”是男女生都觉得最为迫切需要提升的能力。不同的是，对女大学生而言，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内容分别为“自信心”和“情绪调节能力”;对男大学生而言，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内容是“人际关系能力”和“衣着风格”。笔者认为，这种共性指出了我们在未来教学中可以关注的重点，即在未来教学中，需要重点关注并有效提高大学生语言沟通能力;而差异性，一方面说明了社会性别的客观存在，我们之前推进并实施的教学改革思路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在未来教学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针对性需要进一步提炼和改进。

性别视角下的钢琴演奏差异研究 篇3

关键词：钢琴演奏 社会性别 差异

近十年来，“钢琴热”成为中国音乐界的显著现象，钢琴独奏会、国际钢琴交流会等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钢琴热潮席卷全国。我国钢琴学习热度始终不退，但钢琴学习、钢琴考级等出现性别比例失衡现象，女性在钢琴学习中的比例远远大于男性，但优秀的钢琴演奏家依旧以男性居多。这种性别差异可以从性别视角来分析，社会性别指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女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当下钢琴演奏差异与社会性别的文化原因息息相关。

一、当下钢琴演奏性别失衡现状

如果仅看到我国“钢琴热”的繁荣，忽略在“钢琴热”背后存在的问题，不利于我国钢琴艺术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我国艺术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钢琴演奏整体水平逐渐提高，李云迪、朗朗等优秀钢琴家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我国的钢琴教育事业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创新与变革，大批学生纷纷投入钢琴学习的行列中，国内各项钢琴交流会、钢琴比赛也如火如荼地开展，每年艺考中钢琴艺术生的数量逐年增加，钢琴成为我国西洋器乐学习门类中学习人数最多的乐器。

然而，近年来我国钢琴演奏人员的性别比例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在全国各级音乐院校、各类钢琴赛事、社会办学的钢琴学习者中，性别比例失衡现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各大音乐高校中，女性钢琴教师总数远高于男性；参加国家级钢琴赛事及钢琴考级人员中，女性占绝大多数。从钢琴赛事结果及考级结果来看，国内女性获奖者占多数，但是在国际音乐界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多数都是男性。

二、钢琴演奏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1.生理原因

从生理学角度来看，男生学琴具有先天优势，世界上优秀的钢琴演奏家中也是男性居多。男性相较于女性，在成年后手掌更加宽大，手指较长，手部更加有力，在表现钢琴演奏力度方面更有利，能够表现出钢琴演奏所需的力量和爆发力，因此男性学钢琴更具有发展潜力。例如钢琴家李斯特是炫技型的音乐家，演奏的跨度很大，肖邦的练习曲也与之类似，都需要手大、手指长，需要演奏者具有强大的力量与爆发力，这些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占优势。当学到钢琴的高级阶段，很多曲子演奏时候非常耗体力，特别是有些曲目的和弦需要用手指做俯卧撑的力度来弹奏，比如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协，这方面男性钢琴家有优势。在国内钢琴演奏比赛中，由于女性演奏者人数较男性多，因此比赛结果女性更占优势，但在国际赛事上具有先天生理优势的男性钢琴演奏者往往更能够取得优异成绩。

当然女性钢琴家也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比如我国著名女性钢琴家王羽佳具备的优越技巧、对钢琴精确敏感的把握、以及在灵性上的启蒙都可暗示她将来会成为钢琴界的又一“女武神”，其专辑《奏鸣曲与练习曲》中的肖邦第二钢琴奏鸣曲中第三乐章“葬礼”主题的再现，在低音区王羽佳把和弦移低了八度来演奏，在音响效果上顿然处于一个冥想的状态，随后音量渐渐响起，以致那高耸的极强音，随后慢慢地归为极弱音。她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里头，而且在色彩上也与第一次主题不同，更具沉闷压抑的气息，这样诠释更加富有新意。与著名男性钢琴家相比，王羽佳同样也具有高技巧的演奏水平，这是她先天生理优势、后天努力及对音乐作品的深刻研究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钢琴演奏者的性别对音乐情绪产生心理影响。心理学家研究不同性别对情绪的表现过程差异，发现女性的情绪反映要比男性更加强烈，例如女性比男性能够更加频繁或更多的体验喜悦、悲伤、愤怒等情绪。女性在情绪识别方面体现出快速和精准的特征。性别不同造成的音乐情绪反应的强度及时间也有所不同，对愉悦或悲伤音乐情绪的表现中，女性的反应速度则明显快于男性，对音乐情绪的感受强度也比男性强。由此可知，女性在钢琴演奏中的情感表达和情绪控制具有优势。

2.社会文化原因

人类社会除了短暂的母系氏族社会之外，发展到现代文明地位的今天，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实质上没有真正的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相较于男性还是较低。在人类历史上，社会进行过多次改革和斗争，女性的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在近代西方开展了以追求妇女权利为目标的女权主义运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国家基本不允许女性参与任何艺术相关的工作，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男尊女卑社会文化根深蒂固，女性在艺术方面的基础和历史较弱，直到社会发展到如今，在男权社会中也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完全奉献给艺术事业，大部分女性还是要回归家庭，这也对女性钢琴事业的发展造成影响，所以钢琴老师大部分都是女性，而钢琴演奏家基本都是男性。

一提到音乐、艺术、钢琴，人们联想到的是优雅、韵味等词汇，这些词汇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常常与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这一形象联想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塑造而成的。由于长期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男性音乐家是创作的主力，而女性主要是学习，这种思维定式影响深远，是造成当前社会女性钢琴学习者比男性多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如今社会男女比例失调现象逐渐严重，若不及时采取措施，未来钢琴演奏的性别失衡现象会更加严重。

三、 解决的对策

1.纠正大众娱乐误导，发挥媒体导向作用

大众娱乐的时代背景下，传媒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前商业演出、娱乐节目、钢琴赛事等受利益的影响，在钢琴演奏设置上明显偏向女性，让女性穿着优雅的晚礼服进行钢琴演奏，造成视觉艺术美，以此迎合大众消费娱乐文化的需要，但往往忽略钢琴演奏的内涵表达。纵观当前影视作品中钢琴演奏的唯美场面也往往以女性演奏为主，男性弹奏场面较少，潜移默化的造成误导。大众传媒作为公共资源，应利用自身优势引领社会形成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审美风尚，对我国钢琴艺术的发展给出科学合理的导向。例如多播放世界男性钢琴演奏家的电视节目，从不同角度、不同演奏风格来反映钢琴这件乐器的魅力，逐步改变大众对钢琴这门乐器女性化的偏见，引导大众正确认识钢琴演奏的性别差异，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传播科学。

2.正确引导家长的育人理念

“钢琴热”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教育和经济的进步，但也表现出现代教育理念的缺陷。受传统观念及跟风的影响，中国家长坚持钢琴教育从娃娃抓起，认为艺多不压身，不考虑学生的生理、心理条件是否适合学习钢琴，造成学习钢琴人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多数家长好认为女生性格文静，学习音乐可以培养气质，所以“女学音乐，男学运动”的理念依然存在，因此造成当前钢琴学习主要以女性学生为主。其次，家长存在严重的心理误区，认为女生天生学习音乐具有天赋，而男生不具艺术天赋，这种错误理念影响钢琴学习的男女学生比例。因此要引导家长改变这种心理误区和错误的教育理念，使家长理性的认识到钢琴演奏的成功除了后天的努力，还需要先天的条件，认识到性别不该是孩子是否选择学习钢琴演奏的原因。

3.推进高校钢琴教育改革

首先，针对现行钢琴专业招生机制，适当调整招生录取的取向。现今音乐院校入学综合素质考核侧重记忆力，看中文化课和专业课的综合排名，这种录取机制不利于男性学生的录取率，造成钢琴专业男女生比例失调。因此应在钢琴音乐专业考试中适度多选阳刚曲目，努力增加男性学生钢琴技巧优势的发展机遇。

其次，钢琴教育中对性别差异的忽略，有可能挫伤男生学习钢琴的积极性，不经意间助长了钢琴演奏的性别比例失衡，因此高校钢琴教学应针对男女性心理特征，实施因材施教，提高男生学习钢琴的积极性，培养出更多杰出的男性钢琴演奏家，并鼓励更多男性钢琴演奏家投身教育事业中，缓解钢琴教师的男女比例失衡现象。实践证明，女生的耐心和刻苦能力在钢琴初始阶段略胜一筹，但是男性在钢琴演奏上具有力量优势，在长久的钢琴练习中具有优势，教师可以采用男女生同练、合奏的形式，启发男女生互相借鉴、扬长避短，并形成良性竞争，最终达到共同进步。

最后，要针对教师队伍现状，多方改革钢琴教学方法。钢琴专业教师群体女性化的局面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因此要另辟蹊径，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在钢琴教学和演奏中尽量避免较为女性化的肢体动作，在练习曲目的选择上尽可能的以启发男生演奏为主，发挥男女生在钢琴演奏中的不同优势。

结语

从艺术的“平衡状态”来看，钢琴艺术可视为一种“生态环境”，只有钢琴演奏人员性别比例相对平衡才是健康的艺术发展状态。钢琴演奏差异上，男性在手部力量、结构、力度、爆发力、体力等生理方面具有优势，而女性在音乐情感表达和情绪控制上具有优势，不同性别钢琴演奏家在演奏风格上必然具有差异，但也存在生理、心理等各方面极具钢琴演奏天赋的音乐人才，这时候性别差异就没有意义了。综上所述，显然不能简单地说钢琴演奏女性化倾向是社会文化的必然，这种男女性别比差异是一种失态，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适当扭转现象，才能促进钢琴演奏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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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丁姗姗.中国音乐美学视角下钢琴演奏中“情”与“理”之思辨[J].音乐生活，2012（12）.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旅游研究 篇4

关键词：社会性别,旅游,游客,东道主,劳动力

1.引言

社会性别(gender)概念起源于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为了强调社会文化对性别的作用,当时的女性主义者提出将性别进行区分,认为人有两个性别:一个是生理性别,一个是社会性别——即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两性。该理论的提出使得男性和女性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含义不仅仅局限于生理性别所代表的差异,更使得两性关系转变为一种社会等级和权力关系。

社会性别理论纳入旅游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基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旅游学学者们试图通过替女性这一社会弱势和边缘人群发声来批判社会,研究内容涉及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旅游引发的犯罪和社会问题等多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第四届世界女性大会的召开,旅游中的社会性别研究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目前,社会性别问题已经成为了旅游研究的热点之一。旅游发展的背景是由两性构成的性别社会,旅游发展及旅游相关活动的开展都包含着性别关系,性别关系的变化性和复杂性也直接影响到旅游业发展的稳定性。因此,在社会性别视角下研究旅游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2.国内外文献概况

为了对国内外旅游与社会性别研究现状进行整体把握,笔者分别在中国知网期刊库中以“旅游/出游/出行/游客”且包括“妇女/女性/社会性别”为主体关键词对国内期刊进行检索;在Scopus期刊数据库以“tourism/travel/tourist”且包含“woman/gender/sex”为主题关键词对国外期刊进行检索,剔除部分重复文章和科普介绍性读物后,共得到275篇国内文献和700篇国外文献,如表1所示。

国内最早关于旅游与社会性别的文献是1994年赵捷发表的《云南旅游业中民族女性角色分析》,文章中阐述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妇女凭借其性别优势、性格特征为当地旅游业带来的社会效应。而国外关于旅游与社会性别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Janice发现自由港的建立使得玛格丽塔岛(委内瑞拉)吸引了大批购物游客,但由于女性并没有在旅游发展中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导致了当地女性开始离开本岛。

图1绘制了1986年至2016年国内外文献数量变化的走势对比图。由图可见,国内外关于旅游与社会性别的研究均呈现增长态势,但是国内研究的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远不及国外学者。这主要是因为1993年第一届全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的召开才使得社会性别概念进入中国,社会性别概念在国内出现时间较晚,因此其在旅游学科中的渗透无法与国外相比。但是在2000年之后,国内对旅游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关注度逐渐增高,尤其是在2007年以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文献数量开开始始快快速速增增加加。。

通过对国外和国内关于旅游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文献进行整理和归纳,笔者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象都集中于游客、目的地居民、旅游从业人员这三大群体。因此,本文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人群,将旅游与社会性别的研究主题大致分为性别化的游客、性别化的东道主、性别化的劳动力三大类别。性别化的游客包括对游客出游动机、消费行为特征以及针对女性游客开展女性市场的营销策略的研究;性别化的东道主主要涉及旅游目的地女性在旅游过程中社会角色的变迁,重点探讨旅游发展带给她们的影响;性别化的劳动力则是从生产者的角度,研究女性就业问题,尤其关注女性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限制和歧视问题。具体文献数量如表2、表3所示。

而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旅游与社会性别的研究不外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这三种研究方法,如表4、表5所示。旅游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往往是采用的是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了解旅游现象的原因或者影响,大多出现在对旅游东道主的研究之中。而旅游的定量研究方法则有很多,包括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尤其是在研究游客的行为特征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3.旅游与社会性别的研究热点

3.1性别化的游客

Frew和Shaw通过对霍兰德人格类型理论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被调查者的人格类型、性别和旅游行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男女参加与性别有关的不同社会活动,从而影响他们的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

具体而言,研究内容包括旅游动机、旅游感知、旅游决策等多个方面。

在旅游动机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较为相似,他们均发现与男性旅游动机(如体育锻炼、探险、度假等)相比,女性主要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动机、购物动机、浪漫动机等。年龄是影响女性旅游动机的一大因素。国外学者Carr认为,大多数50岁以后的女性,由于逐渐摆脱了家庭与孩子的负累,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的需求,从而表现出更强烈的旅游愿望,而对于年轻女孩来说,不是所有的旅游活动都要有明确的目的。而国内学者胡小玲具体分析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旅游动机,发现19至25岁的青年女性的旅游动机强烈且多与文化有关,而56岁以上的中老年女性游客强身健体的旅游动机比其他各年龄段要强烈得多。

在旅游感知方面,游客安全感知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研究内容。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表明,女性在旅游过程中比男性更容易觉得不安全。而在引起不安全感的原因上,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国外学者认为这些女性的不安全感主要是来自于对性与暴力的恐惧,因为在世界各地,女性仍然是性袭击和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而国内学者则认为女性的不安全感大多源自于生理上的柔弱和心理上的感性趋向。这种不安的旅游感知也影响女性对于出行方式、出行时间以及旅游目的地等的选择。

在旅游决策方面,国内外学者大多从家庭旅游决策的角度出发分析女性在家庭旅游决策中的重要角色。国外学者Zalatan通过调查指出,在整个旅游决策过程中妻子的参与程度最高,特别是在选择目的地和收集资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Richard的研究也发现妻子很少参与旅程中处理钱财的活动。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女性在旅游决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陆恒芹对西递、宏村两地女性游客的问卷调查表明由自己决定和参与决策的比例分别达到了38.8%和14.8%,女性的决策行为主要是目的地的选择和旅游信息的收集。这些研究一方面表明女性正在改变自己的地位,积极地参与旅游决策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某些方面女性的传统角色和刻板印象阻碍着女性的参与程度与决策内容。

随着女性出游人数和次数的增多,旅游消费能力的增强,对女性旅游市场的研究也受到了经济学背景的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国内学者王业凯认为旅游企业应该为女性游客提供安全的旅游线路、住宿条件和交通设施。另一位学者任亮平也建议旅行社推广半自助游形式的旅游产品,即旅行社只负责交通和住宿环节,而游览行程安排和餐饮以及购物等让女性旅游者自己安排,以满足女性在旅游中对安全感和个性化的共同追求。而国外学者则更多的关注出于商务出差这一目的而进行旅游的女性商务游客这一细分市场。在欧美国家,女性商务游客的数量迅速增加,但是她们的需要却得不到满足,旅游产品和旅游营销的模式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导,为游客们提供的是中性化和男性化的旅游产品。因此,针对女性商务游客独特的旅游动机、旅游感知、决策偏好和消费习惯,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少具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例如,Westwood与Pritchard针对航空公司无性别差异营销策略,从产品的舒适和安全性、食物供给、乘务人员的态度、乘客地位等角度进行调查,发现女性商务旅行者对航空服务中舒适度和安全感偏低以及员工性别歧视态度不满,指出航空业应改变目前男性导向的服务态度以及设施供给来迎合职业女性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开拓并占领日益增长的女性商务旅游市场。

3.2性别化的东道主

尽管男性和女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旅游业的影响,但不少学者都认为女性所受到的影响更加显著。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为女性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她们的个人收入、家庭决策地位乃至整个社会地位。这是因为东道主女性在当地的旅游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国内外多数学者都认同东道主女性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承担着接待游客、推广当地文化和保护化境等多重的责任。正是由于东道主女性的参与,才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东道主女性与当地旅游发展呈现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女性在旅游介入前后的社会性别角色变迁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旅游目的地东道主女性时最为关注的研究内容。学术界普遍认为,女性在参与旅游之后,其传统的性别角色发生了改变。例如,Tucker发现穆斯林女性被父权制的传统限制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活动,但是在参与旅游之后,她们进入了公共领域并且获得了新的性别角色。乌干达西南部的巴基加族女性在参与了社区的生态旅游之后,传统的性别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在收获经济收入的同时增加了对收入分配的自主性。而这一社会性别的变迁,在国内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显得更为显著。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大大限制了少数民族女性进入社会以寻求自我发展。旅游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分工和女性角色,将女性的工作空间从家里延伸到了家外,妇女逐渐走出传统的“家庭领域”,从单纯为家庭服务的劳动者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公众领域”。但是,也有学者表示旅游为女性带来的新的社会身份和角色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大部分女性仍固守传统社会角色。即,新的角色不是对传统角色的颠覆,而是延续、补充,妇女就地参与旅游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原有角色的更好体现。

3.3性别化的劳动力

旅游是女性极其重要的就业领域,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国家。世界旅游组织(UNWTO)2011年发布的一份《2010年全球女性旅游报告》指出,在全球每12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从事旅游工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部分女性是被这个行业较低的进入壁垒和灵活的工作时间所吸引。

但是,旅游行业远没有达到性别公平,性别歧视现象在各个时段、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

由于劳动力性别的不同而造成的职业隔离是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中最重要、最持久的现象之一。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旅游及服务行业一直以来都存在职业隔离,女性在低薪岗位中所占比例较高而处于决策角色的比例过低。从就业领域来看,女性大多参与低层次的基础性服务岗位,较高层次的管理、领导、组织活动等岗位绝大多数由男性负责。与此同时,女性在职业晋升过程中往往遭遇“玻璃天花板”效应。旅游企业存在晋升机会不平等的现象,当机会不均等体现到晋升速度上时,多数旅游企业中男性晋升的较快。

在薪酬待遇上,女性的收入也与男性有着较大的差距。旅游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十分明显,在几乎所有的工作中,男性都会比女性得到更多的报酬。在美国,住宿业和餐饮业女性管理者的平均工资仅为男性的58%,而在英国的男性酒店管理者和旅游代理商要比女性多赚17%,同时还多30%的休闲时间。

性骚扰也是困扰女性旅游从业人员的一大问题。性骚扰是性别权力关系和女性商品化的表现,同时,它也是旅游空间和旅游从业者性化的产物。性骚扰问题普遍存在于旅游相关行业,尤其是在酒店业。现有的研究表明至少四分之一的酒店员工在工作时遭受过骚扰,而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被低估的值,因为在新奥尔良的一项研究表明性骚扰率高达75%。性骚扰的受害者大多是处于低级岗位的女性从业者,而且性骚扰也带有很强的种族色彩。然而,大多数性骚扰的受害者往往选择沉默,因此,性骚扰的真实普遍程度我们无从知晓。目前,国内关于性骚扰的研究大多是从法律角度思考性骚扰司法体系的建立,很少有旅游学界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而在国外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关于旅游行业的性骚扰研究。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归纳与总结,笔者发现,不少人仍然用陈旧的观点来看待旅游与社会性别,将这个问题简单地视为研究女性的问题。关于旅游与社会性别研究不是从女性视角专门分析旅游与女性的关系,就只是将男性作为女性的参照物分析性别差异或者从中揭露性别不平等现象,缺乏了对男性的关注。

目前,国际社会仍然是以男性占主导地位,是一个男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讨论社会性别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都不可避免地将焦点集中于性别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女性。但是,男性也是旅游发展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割离了男性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不是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因此,男性视角的弱化甚至缺失是现如今旅游与社会性别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性别研究视角 篇5

{摘要}：本文通过从人类社会和历史出发理解性别不平等这个现象，由于自然的分工，女性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在养育后代和家庭劳务，地位从属于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走出了家庭，在更多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平等因素，限制着女性人才的发展。从女性参与科研学术的情况以及女性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表现上来看，显然的，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越是高端的领域，女性所占比例就越少，科研学术、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是如此。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文从社会性别角度来分析，看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与男性存在的差异，来对女性人才偏少的问题进行解释。由于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影响着对女性的教养方式、人力资本的获得、积累社会资本的方式等等，所以女性人才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空间都远不如男性。对此，必须看到，信息和知识社会下，更加注重创新和人文性，女性人才必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政策上，应该为女性人才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关键词}：女性人才 社会性别 性别不平等 政策支持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逐渐提高，但性别不平等依然有许多表现方式。应该承认，历史上的性别不平等是必然存在的，这是基于两性差异，男女分工的事实。一直以来，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两性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女性哺育孩子，男性为养育后代提供经济支持，所以，女性总是依附于男性，从来都是男尊女卑。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更多地进入了经济领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地位自然提升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女性不仅能够做，而且能做得更好。首先一些传统的男性工作，比如体力劳动，大量地由机器所取代，于是女性也能从事这类工作。其次，男女思维存在着差异，男性是工具导向的，做一件事，就是讲究用此手段能否达成相应的目标，而女性更加感性，其领导方式是情感取向的，在现代社会的管理中，情感性领导更能适应这个工作，所以是十分需要这样的女性人才。同时，由于文化滞后的规律，经济的发展总是快于思想观念的变化，女性在职场中遭到的性别歧视正是符合这个社会对女性社会性别的期望。所以，在女性职业发展的道路之上，存在着透明的玻璃顶。在婚姻市场上，婚姻梯度就讲了这么一个现象，不仅女性偏上行择偶，而且男性大部分不能接受配偶比自己更强大，于是就会出现剩女的现象，剩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但这也是在整个社会性别期待的文化中存在的，剩女似乎是个人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本文就是在这样一个必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的角度下，来分析女性人才发展制约因素及其社会根源，以及女性人才发展的制度保障。

一、女性人才相对少的表现以及根源分析

（一）、女性人才怎么界定？

在原始社会，女性采集，男性打猎，两性的分工保证生存和繁衍，女性由于本身要孕育后代，大量的时间花在家务上。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机器大生产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包括女性劳动力，女性开始从家里走出来工作，这伴随着女性经济情况的改善和地位的提高。刚开始，女性能从事的工作也是比较低端的，与食物、家务、照顾相关，比如家政、护士等等，而信息化浪潮又将女性推向了一片新的天地。曾经更多地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的身影。女性人才是指能以其创新、才能智慧和技术专长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突出成绩和较大贡献的女性。

按照职业分类的话，可以分为政治人才、经济人才、军事人才、科技人才、文学人才、艺术人才等等，在军事领域，可能更加少。大致来讲，科研学术方面和社会管理，应该是女性人才发挥才能的大舞台。

（二）、女性人才参与科研学术和社会管理的状况

徐延辉曾撰文概括其在科学研究领域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参与度问题。“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1972年以前，女性在物理学的各个专业中所占比例低于10％，在数学专业中所占比例低于20％，197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只有8.7％是女性。在1973—1983年的10年里，获得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学士的女性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73—1994年，科学和工程学各个学科中的女博士比例从18％增加到37.4％，在生命科学领域，女学士和女硕士的比例从29.6％增加到51.2％。虽然自从1970年代以后女性科学工作者的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女性远未达到与男性分庭抗礼的程度。1996年，占美国人口总数51％、劳动力总数46％的美国女性，只占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22％（黄育馥，2001：92）。在经济学研究队伍中，女性所占比例也比较少，在世界各国经济学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当中，女性研究者的数量与男性相比都算少的。研究的层次越高，女性的相对比例就越低。比如，在美国大学经济学系当中，女性教授约占全日制教授的6％，女性助理教授（相当于英国高级讲师）占助理教授的28％（Blank，2000）。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数量很少（Freeman，2000）。与在其他研究领域不同，女性在社会学界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主要标志是女性社会学家数量显著增长。以美国为例，1970年，美国社会学界只有18％的博士学位是授予女性的，1988年这个比例达到53％。与此同时，女性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也有所增加，到1991年，女性占社会学终身教授的比例为20％、副教授30％、助理教授46％，在美国社会学学会的理论部也有28％的成员是女性（吴小英，2002：126）。”（徐延辉，2006）

在政治管理方面的参与情况，可以用女性参政比例来表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一直远远低于男性，其中第一届和第二届为12％左右，第三届以后上升幅度较大，第四届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22.6％），此后连续20余年一直保持在21％左右。而女性在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职务的比例也很低。在经济生活中的参与程度可以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女性就业比例、职业构成和职务构成比例。据统计，女性在职业结构分布中处于十分不利地位，按照行业划分，女性从业人员超过或接近男性的行业分别是：体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业（女性多于男性）；商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水利业（男女从业人员比例接近）。在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行业中，女性从业人员均少于男性。比如，在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者中，女性仅占27.8％；在科研机构中，女性占37.2％；在综合技术服务业，女性占35.6％；在公共服务业，女性占27.9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874页数据计算得出）。从女性就业分布格局来看，在行业分类之下，越能显示出社会地位的行业，男女从业者的比例差距就越大。即使在同一个行业中，男女职业分别也有巨大差异。在同一个行业中，各个单位负责人大多数是男性，男性扮演管理者、女性扮演被管理者的角色；即使同为管理者，男性的职务一般要高于女性；男性从事的一般是附加价值高的复杂工作，女性从事的一般是附加价值低的简单工作。

（三）、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角度来分析女性人才在职业发展中的劣势

布迪厄指出，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它需要时间进行积累，并且要用一种具体化的和身体化的形式进行，同时资本也是一种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在能力。

从最简单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角度来看，女性所受的正规教育与男性相差不多，但是在职培训等方面，女性能够得到的投资却相对少了，因为正是在职业生涯开始不久，女性就会经历养育孩子的阶段，要么退出劳动力市场，要么一边工作，但是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事件在照顾孩子上，对于单位来说，给女性职工的长期在职培训的收益没有男性大，总体说来男性收到专门训练的机会比女性多。人力资本需要时间积累，而这一过程之中，大部分女性会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上耗费比男性更大的精力。而对男女工资差异的研究汗牛充栋，大部分表明女性的工资普遍低于男性，即使是在相当的行业和职位上，付出相同的努力程度，女性的收入依然较低。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提出的非常重要的概念。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而活跃在社会生活中，也就是说，现代政治无法仅仅依靠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现代经济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文化资本有三种基本形态：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是指通过家庭环境以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和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品味以及感性等文化产物，最终只能体现在特定的个体身上，客观形态就是物化状态，就是书籍、绘画、道具、工具以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制度化形态文化资本是指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考试的方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方式将其制度化。

社会资本，虽然概念很多，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有许多种类，他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为，具有生产性。社会资本的功效可以概括成为个人提供各种物质支持、提供人们生活所需的情感支持以及能够使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内在化，规范人的行为，以及社会资本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资本获取就业的信息和机会，成为人们最为经济、最为现实的选择。

从社会性别角度入手，分析女性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被家庭歧视的社会原因。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女性在教育资源获取方面所处的不利地位是由父权制文化造成的。父权制文化由两个核心制度构成：一是男权家庭制度，即以父系为中心的家庭权力结构，表现为父亲、儿子在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分配中拥有优先权；二是性别分工制度，这种制度将社会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部分，其中公共部分——涉及到对外交往、公共决策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部分，主要由男性来主管，而私人领域——主要包含内务管理和执行决策等“小事”部分，则由女性来承担。以性别分工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社会性别意识是造成男女两性社会地位差距的主要根源。性别分工通过家庭和社会双重机制强化了社会对男性的偏好，使男性在教育、就业和公共管理等各个领域比较容易地获取各种稀缺资源。农村家庭一般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在家庭进行投资决策和教育资源分配时，社会性别意识就会发生决定性作用：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家庭都会将有限的资源向男孩倾斜。性别分工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就业隔离，可以分为行业隔离和职业隔离两个方面。行业隔离主要表现为男女从事不同行业，比如男性主要从事重工业、采掘业、运输业等行业，女性主要从事轻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职业隔离主要表现为在同一个行业中，男女从事的职业和职务不同，比如，即使都在轻工业，男性主要从事服装设计和裁剪等技术工作，女性则主要负责缝纫、熨烫等技术性不强的工作，男性从事的多为附加价值高的工作，女性从事的多为附加价值低的简单劳动，社会分工造成两性收入差距始终保持在一个本不合理、但男女双方却都认同的差距上。

二、女性成才的制度支持

同男性相比，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更缺乏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社会力量的支持。所以，政府政策对女性人才的支持显得更加重要。

首先政府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由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女性就业机会的分布在城乡之间、在不同的阶层之间都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应该分层次为女性人才的发展保驾护航。对于具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构成的少数女性，社会保障主要提供政治资源，保护女性免受就业歧视，此外，学历越高生育率越低，社会保障应该在满足高学历女性的生育需求方面提供某些政策支持。对部分底层女性群体给予以缓解当前的生活困境，这能够防止贫困向下一代传递。转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等对个人生活具有较大影响，农村地区人口和低学历无技术城市人口最容易成为社会的脆弱群体，而低学历、40岁以上的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和城市失业妇女成为社会最底层群体。为她们提供最实际的支持，就是为明天的女性成才铺就道路。

最主要的还是教育，政府应该给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如果考虑代际影响因素，那么这一代人的知识贫困是上一代人知识贫困或收入贫困的结果，如果一个成年女性同时遭受收入贫困和知识贫困，那么她的儿女遭受贫困的概率更大。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对女性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男性收入的影响，女性教育收益率大于男性教育收益率，城市女性教育收益率大于农村女性的收益率。要提高女性在各个领域里的成才率，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将女性受教育权落实到实处。

三、小结

本文分析了女性人才短缺以及女性地位较低的经济社会原因，通过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促进女性人才的发展。要意识到，女性是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男人的依附者，只有这样，男女两性才能在合作的基础上展开良性竞争，让女性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延辉，女性成才与社会保障[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6）

从性别视角看“单独二孩”政策 篇6

一是加剧女性就业困境。女性就业受歧视的原因之一是女性生育，女性生育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更多的由本人及家庭或是用工单位承担。“单独二孩”新政实施后，女性生育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必然随之增加，特别是独生女潜在的两次生育时间的就业困境更加凸显，目前新闻已经报道一些企业招聘中出现的歧视“独生女”苗头。

二是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由于女性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和生育的黄金期基本重合，而女性职业发展中诸如机关干部培养中的“基层锻炼经历”，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中的“申报课题年龄限制”，企业高管中“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岗薪设置等无形之中让女性处于“生”还是“升”的选择矛盾之中。此外，家庭服务业的不发达和经济实力不足等也影响着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

三是加剧人工性别选择。由于受到“重男轻女”和“儿女双全”思想影响，一些家庭会进行人为胎儿性别选择，网络上流传的将孕妇血寄到香港检验性别等生意火热就是其中表现。任何人为性别选择均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是短期带来女性生殖健康风险。“单独二孩”政策出台时，第一批独生子女均已年过30岁，计划生育二孩的高龄产妇短期内聚集，一胎剖腹产再生二胎的女性生育风险也将在短期内凸显。此外，“二孩政策”也挑战原有妇产医院的相应资源。

五是加剧妇女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工作量。广西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对“近年来承担家务劳动情况”的调查显示，女性承担大部分日常家务劳动，做饭、洗碗、洗衣服的比例分别为73.5%、78.2%、80.7%，比男性相应比例高49.5、60.7、63.8个百分点；女性承担“辅导孩子功课”和“照料老人”主要责任的占38.3%和33.8%，分别比男性高13.8和12.5个百分点。在业男女两性工作日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分别为76分钟和155分钟。由此不难看出，生育二孩的女性相应工作量必定大量增加。

六是女性生育权利受胁迫。新政启动后，将有部分女性的生育权利受到来自丈夫或是双方家长的“胁迫”，女性在“生”与“不生”将受到较大影响，自我的生育意愿权利难以保障。

二、建议

一是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引导。一方面引导大众尊重女性生育自主权。生育权利不仅是夫妻双方的权利，更是女性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明确提出：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权力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因此，对于是否生育、生育次数、生育间隔等应充分尊重女性意见。而像一些国家禁止女性堕胎的法律就是不尊重女性生育权利的一种极端体现。另一方面唤醒男性的教养责任。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使男性游离在教养责任之外，这不仅增加女性负担，而且剥夺男性享受家庭教养的乐趣。因此，宣扬男性走进家庭，光荣承担教养责任，让夫妻提供承担教养子女责任不仅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于男女两性平等参与社会、建设家庭。

二是国家给予政策支持。一是对生育女性给予特别保护，并对原有保护性法律或措施加强审查。虽然已制定了一些如禁止以怀孕或产假等为理由解雇女性，实施带薪产假或具有同等社会福利的产假，不丧失原有的工作、年资或是社会津贴等，保护受孕女性健康工作环境等保护性法律或措施，但应加强对这些法律或措施实施情况的审查力度，使保护真正落到实处。此外，对于新增加的保护性措施应充分论证、防止过度保护给女性带来二次歧视，让女性在就业、参政、教育等领域的平等权益受损。二是提供辅助性社会服务，为父母双方兼顾家庭和工作提供帮助。如发展托幼设施、给予托幼补贴，对于承担受孕女性时间和经济成本的用人单位给予减免税收、补贴人头经费、报销孕产费用等，通过社会性服务使男女两性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三是制定临时特别措施，保障女性参与公领域的平等权利。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为加速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而采取的暂行特别措施不属于歧视。国家应制定一些特别措施，如在参政领域的比例制、加分制、配额制等，在女性职业发展中应对有关年龄界限、就职经历等条件等予以放松或照顾，在教育领域中女性稀缺的领域采取特别培养计划等，从政策上为女性在公领域的发展保驾护航，以保障男女两性实现事实上的平等。

性别研究视角 篇7

一、城乡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的种类较多, 总的来说, 可以分为以分析社会角色为重点和以分析社会关系为重点的两大类。

(一) 社会性别角色分析

1. 农村社会性别角色

在农村, “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并未根本改变。由于农村男性依然扮演着“经济支柱”、“养老依靠”和“社区政治活动主体”等多重角色, 追求生育男孩自然成为农村居民生育的“理性”选择。农村女性在社会、家庭生活中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人口再生产角色和生产角色。人口再生产的工作很少被看作是“真正的”工作, 她们在物质上和感情上照料家庭、抚养儿女, 从事无报酬的劳动;在生产领域, 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日益增多, 农村出现了农业“女性化”的现象, 但她们的付出并未得到与男性相同的回报;在社区事务角色中, 她们被排斥在拥有权力的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之外, 处于边缘状态。

2. 城市社会性别角色

与农村相比, 城市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地区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 降低了子女在家庭中作为劳动力的效用;社会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 弱化了孩子的养老保障功能;养育男孩“成本”的提高, 使得男孩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场域的核心位置发生变化。男性的“经济支柱”角色、“养老依靠”角色和“传宗接代”角色都已经不复存在。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 (以下简称“调查”) 显示:城市女性中62.7%的人不认同“男主外, 女主内”的角色划分[2]。这与城市女性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意识和空间是密不可分的。城市女性有了更多的发挥其聪明才智的机会和场所, 除了基本的“再生产”角色之外, 她们又多了各种丰富的社会角色。在政治活动中, 她们有了发言权;在职场竞争中, 她们同样可以占据优势地位。于是, 便出现了“职业女性”、“白领丽人”和“女强人”等丰富的女性代名词。

(二) 社会性别关系分析

社会性别关系的不平等, 主要体现在由性别差异造成的两性间机会、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上。“调查”相关数据显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场域中, 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机会、权力和资源。而这种差异在农村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

1. 经济场域

从显性的薪金收入看, “调查”结果表明:城镇18~49岁女性在业率为72%, 已婚女性年均收入3357元, 占已婚男性 (5971元) 的56%。这与女性受教育较少、职业层次较低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女性因结婚、生育等原因, 常主动让步或被迫放弃继续学习以及职位提升和发展的机会, 继而影响其职业地位和经济资源的获得。从隐形的经济收益来看, 女性在供职单位所获得的福利、保险等隐形收益少于男性。从潜在的经济资源占有看, 房屋多以丈夫的名字登记 (男女分别为95%和5%) , 存款以丈夫名义存入银行的也明显较多 (男女分别占80%和20%) 。尽管在夫妻关系和谐的家庭里, 这不会影响某一方实质的经济利益, 但在双方发生冲突乃至离婚时, 往往难以保障不具名方 (主要是女方) 的合法权益[3] (P79) 。

与城市女性相比, 农村女性的经济状况处于更差的境地。她们长期从事的是体现不出经济价值的无薪劳动, 虽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但所获得的有形劳动报酬明显少于丈夫, 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比重仍明显高于城市。“调查”数据显示: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比例为82.1%, 比男性高17.4个百分点;而兼营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男性为35.3%, 比女性高近1倍。农村妇女从事非农生产经营获得的报酬占总收入的13%, 比男性低9.6个百分点[3] (P75) 。

2. 文化场域

男孩在农村的特殊地位使得人们更注重对男孩的教育, 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女孩往往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调查”数据反映, 在农村, 父母对中小学子女的学习重视程度依然具有显著差距, 对男孩学习重视程度高于女孩。在“重视”选项上, 男孩的选择率为56.6%, 女孩的选择率为43.4%。虽然“家境困难”同样都是父母不让子女继续上学的主要原因 (男孩占69.8%, 女孩占68.1%) , 但父母认为女孩上学没有用的达9.1%, 认为男孩上学没有用的仅3.5%[3] (P259) 。可见, 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 经济困难固然是主要原因, 但“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

与农村家庭不同, 城市家庭在抚养和教育子女中的性别差异正在趋于消失, 家庭中的教育投资不再只向儿子倾斜, 从而可以保障女孩的受教育机会。父母对子女中小学教育重视程度的选择中, 在“比较重视”选项上, 城镇选择男性的占46.9%, 选择女性的占46.8%, 性别差异并不明显[4]。

3. 社会和家庭场域

婚姻自主权:女性的初次婚姻“由本人决定”和“本人决定, 征求父母意见”的比例共占61.5%, 城镇女性占77.2%, 农村女性占56.2%, 其中女青年的婚姻自主程度更高, 35岁以下的城镇妇女达85.8%, 农村为75.6%[3];家务劳动时间中女性负重格局并未改观, 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男女两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减少, 2000年女性日均在家务劳动上花费的时间从1990年的5.01小时减少到4.01小时, 其中城镇女性为3.34小时, 比男性多2.08个小时;农村女性为4.27小时, 比男性多2.92小时;城乡表现出一定差距, 女性负重的格局仍在延续。在财产继承权上, 农村被调查者只有25%首肯出嫁的女儿具有与兄弟平等的财产继承权[3] (P171) 。

综上所述, 通过对城乡两性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 正是由于两性在城乡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事着不同的社会活动, 从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性的两种性别偏好, 即农村以“男孩偏好”为主, 城市以“男女均可”为主。

二、性别偏好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2002年,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教育司委托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组织了“中国生育现状与生育意愿调查”。本文采用此次调查中的相关数据, 对城乡调查数据进行了不同生育目的和生育行为的分类汇总, 对性别偏好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 性别偏好对子女数量的影响

农村群众对男孩的强烈偏好会使那些没有男孩的家庭期求依靠早育和多育来保证男孩的出生, 直到最少生了一个男孩为止。农村被调查者实际平均生育子女数为2.70。这与多数人至少一个男孩的生育需求是有很大关系的。从农村被调查者的生育现状看, 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影响下的农村地区有89.43%的家庭至少有2个孩子, 1孩家庭所占比例仅为8.86%。可见, 生育中的男孩偏好会增加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

从城市情况来看, 随着“为老服务”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 家庭的养老功能和养儿防老的生育目的趋于弱化。当性别偏好的减弱使不同性别子女在家庭、社会中的作用与角色趋同, 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就会弱化或消失, 从而总体生育水平必然随之降低。从城市被调查者的生育现状来看, 城市被调查者实际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49个, 2孩及以下家庭所占比例为91.53%, 以1孩家庭为主, 比例为60.87%。从生育目的来看, 在城市被调查者中, 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和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目的并 (下转第163页) (上接第165页) 没有带来多育行为, 比农村相应生育子女数低1~3个。

(二) 性别偏好对子女性别的影响

在不能通过增加生育数量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以及具有选择生育性别技术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出现生育行为中的性别选择。在我国不发达的农村地区, 这甚至成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最主要原因。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村被调查者中, 现有子女中至少一个男孩的家庭所占比例为89.88%, 比城市高28.17个百分点。调查数据显示, 农村被调查者生育子女的性别比高达114.64。农村子女性别比偏高的深层原因在于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作用。

在无明显性别偏好的生育目的支配下, 城市居民的实际生育性别比为107.57, 这表明城市社会性别公正意识正逐渐普及, 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生育目的中性别偏好的减弱, 一方面可以减少家庭生育子女数量, 即减少因追求生男而导致的生育数量的增加, 保证年龄构成变化的稳定性;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出生性别比逐步趋于正常, 保持性别结构的平衡, 促进男女两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和婚姻等各个领域的和谐发展。

三、结语

社会性别制度、两性关系和妇女状况地位, 这些范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存在, 而是历史的造物。本文研究发现, 社会性别制度是性别偏好得以萌发的“土壤”, 性别偏好对于人们的生育行为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 消除性别偏好、正确引导生育行为, 促进男女两性的和谐发展, 首先就要倡导社会性别公正, 形成性别公正的社会环境。性别偏好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有其特殊的传承作用, 因此, 消除性别偏好不可能完全依靠硬性的政策来实现。然而, 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 从来都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被动接受者, 这就为通过多种途径对人们的性别文化观念以及与性别有关的认识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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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公开的妇女调查数据[N].北京青年报, 2002-06-21.

[3]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性别研究视角 篇8

一、社会性别的概念

一个人除了生理性别以外还有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是指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赋予男女两性不同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从男女两性出生开始社会就给予其不同的期望和对待。社会性别是基于人的生理性别之上所产生的, 是性别的社会化, 也可以说一种性别的刻板印象。

社会性别的视角, 即从性别的角度出发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男女两性地位、资源和机会获得的状况, 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 以防止和克服不利于两性发展的模式和举措, 实现男女平等。对生育保险制度这一项性别特征明显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社会性别的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生育保险制度上存在社会性别的缺位将会对女性就业造成极大的影响。

二、生育保险制度概况

(一) 生育保险制度概念

生育保险一般是指国家通过立法规定的女性劳动者因怀孕、分娩等生育行为而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 中断经济来源时, 由国家和社会给予医疗保健服务和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生育保险制度是国家对生育职工给予经济、物质等方面帮助的一项社会政策, 并且通过社会保障立法的形式明确其重要性。其目的在于当生育女职工在生育过程中停止劳动活动或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时, 为其提供生育津贴、产假及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待遇, 确保她们仍能获得基本劳动收入并且可以享受应有的医疗保健, 为生育女职工尽快恢复劳动能力, 重返工作岗位提供必要的社会帮助。

(二) 我国生育保险的制度演变

1、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建立期。

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的创建标志是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草案) 》的颁布, 1953年出台了《条例实施细则 (修正草案) 》, 直至1955年《关于女工作人员生育假期规定的通知》的出台才完成了生育保险制度的初步建立。

2、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停滞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国处于动荡中, 社会保障制度几乎被破坏殆尽, 生育保险也不意外, 完全变成了企业个体负责本企业女员工的生育制度, 这是对妇女权益的损害。

3、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发展期。

1988年国家颁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规范的保护妇女的生育健康、获得劳动权利、保护胎儿孕育、优生优育的法规。

4、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期。

1992年4月通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是第一部以法律形式专门对妇女权益进行保护的法规。1994年7月颁布《劳动法》和《母婴保健法》也对生育保险制度做出了规定, 为配合《劳动法》的实施, 1994年12月原劳动部颁发《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劳部发[1994]504号) , 这标志着生育保险制度真正由“企业自保的企业保险走向了社会统筹的社会保险”。

三、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我国现行生育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生育保险制度的保险对象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保护生育公约》和我国《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 男性是要缴纳生育保险基金的。国际劳工组织1952年修订的《保护生育公约》第4条规定:“对于提供生育津贴的强制社会保险计划下所应缴纳的任何保险费和为提供此种津贴而设立的根据工资总额征收的任何税, 不论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或雇主缴纳, 均应不分性别、按有关企业所雇男子和妇女总数予以缴纳。”我国劳动部于1994年发布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第4条规定:“生育保险筹集资金由企业按照其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生育保险费, 建立生育保险基金。”这里的“工资总额”就是指男女职工工资总额。因此, 男性也是生育保险费的承担者。并且在生育活动中, 男性担任着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家庭构成的重要一员。然而, 在《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及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实施细则中, 生育活动中的男性并没有成为生育保险的对象。

(二) 生育保险制度的生育津贴问题

我国生育保险中的生育津贴为工资的100%, 高于国际劳工组织所规定的生育保险工资替代率67%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103号《生育保护公约》) 。但是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生育保险的生育津贴都是给予母亲的, 父亲基本上享受不到。这对于妻子没有工作的家庭来说, 是不公平的。男职工所在单位纳了生育保险基金, 男职工也就参加了生育保险, 但却因妻子没有工作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而无法享受保险。在一些地方, 这种情况的家庭, 丈夫可以在妻子生育时享受到一定的待遇, 享受的额度从50%到数百元不等。表面看来, 这似乎是维护女职工权益, 但这种维权却没能保障妻子为非正规就业或无业的男职工的权益了。这将大大影响企业的参保积极性, 难以得到参保单位和职工的认可, 导致人们对生育保险不重视, 甚至认为生育保险制度只有责任没有权益。因此, 只面向女职工的生育保险制度, 在保护男女两性权利方面不得不打折扣。

(三) 生育保险制度的休假问题

企业所负担的生育成本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表现为按规定比例缴纳的生育保险费, 另一部分表现为由于女职工修产假所带来的寻找替代员工及工资的成本或因为完成该女职工原本工作量向其他员工支付的加班费。生育保险费是不分性别按单位员工总数缴纳的, 所以在这块成本上企业雇佣男女员工的成本是一样的, 但是在第二部分也就是“由于女职工修产假所带来的寻找替代员工及其工资的成本或因为完成该女职工原本工作量向其他员工支付的加班费”这部分的成本由于享受的对象只是女职工, 所以产生的成本也只是针对女职工。这样就导致了企业产生了“性别成本”。

为解决单位由于雇佣女性员工产生的“性别成本”, 在很多国家实行“父育假”。“父育假”也称带薪护理假, 是指母亲产假期间的父亲育儿假。目前全世界约有36个国家规定了父育假, 但是, 我国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相关的条例规定男性享有假期权利。那么, 目前在我国家庭生育中男性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人们怎么看待生育中丈夫的角色?据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希望丈夫陪的妻子高达95.9%, 但真正有丈夫陪的只有71人, 占58.2%;没有丈夫陪的有43人, 占35.2%, 其中有8人未明确提出有无丈夫陪。虽然有丈夫陪的比例还是比较高, 但只有4人明确提出是丈夫单位有假。由此可见, 在生育保险制度改革中增加男性享有父育假的规定, 不仅是与国际趋势接轨, 也是制度人性化的体现。

(四) 生育保险制度的男性接受节育手术的问题

在我国, 男性职工和女性职工接受计划生育手术一样享受广义生育保险制度。正在修改中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征求意见稿) 》准备将此统一纳入生育保险。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实施计划生育手术, 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 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同时, 《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对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休假问题也有相关说明。

虽然目前对男职工实行计划生育手术提供了津贴和休假, 并且医学专家也从医学的角度证明了男性接受计划生育手术更安全简便。但是不容置疑, 女性仍然是接受计划生育手术的主体。并且, 以女性为手术对象和药物对象的节育措施大大多于以男性为对象的。如果说女性承担生育责任是由于生理原因的话, 那女性更多地承受计划生育手术则是由于社会原因———男性本位文化。男性接受节育比重低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传统思想的影响;缺乏对男性节育手术的宣传;各级政府计划生育的重点还是以女性为主。

四、促进生育保险制度改革健康发展

目前, 我国对女性关怀十分重视, 但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制定生育保险制度时对两性生育角色的重视, 我国仍有不小差距。很多个人或者政府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生育保险制度中的社会性别问题, 甚至有些人对社会性别十分漠视或者觉得不重要。加强生育保险制度中的社会性别视角对完善我国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 实现男女平等就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生育保险的社会性别视角。

(一)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立法

1、鉴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关

于带薪“父育假”的法律法规 (只有部分省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提及过) , 建议国家应通过立法, 建立全国性的生育保险法规, 增加一些涉及男性权利与义务的条款, 从法制上逐步健全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 也逐步与国际先进国家的生育保险制度接轨。

2、应从法律法规的修改中进一步保

障男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从增加男性责任的角度进一步实践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立法上应该更多将社会性别考虑进去。这对于生育保险, 目前可能是必要的。

(二) 加大生育保险制度的宣传力度, 提高生育保险知识的普及率

目前, 虽然生育保险制度属于单位必须为职工购买的“五险”范围, 但由于生育险相对其他险种属于一个短期、小险种, 同时由于目前生育保险制度并不健全, 各单位对其重视度有限。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其宣传力度, 提高其覆盖率。值得可喜的是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年) 中已经提到要“将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面达到90%以上”。

(三) 各级政府应宣传新型生育观念, 将男性纳入到计划生育范围中, 并加大对男性节育手术的宣传

将男性纳入到计划生育范围有利于男性承担父亲责任, 同时也是可以让新爸爸们享受到天伦之乐。费孝通先生提出“双系抚育”以说明男女再生育上的责任。因此将生育仅仅看成是女性的责任是不公平的。各级政府在实行计划生育时, 应将男性也纳入到工作中, 并加大对男性节育手术的宣传, 同时政府应鼓励研究、开发新型男性节育产品。同时通过提高生育津贴和延长陪产假鼓励男性接受节育手术。

(四)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前提下, 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

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并不是一步到位就让所有的妻子都参与到生育保险, 应该优先考虑单位已经缴纳了生育保险费的男职工之妻。待经济发展成熟时, 再进一步扩大覆盖面。

五、结束语

虽然目前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对促进女性就业、提高母婴保健水平、实现男女平等就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由于缺乏社会性别的视角, 生育保险制度对于男性在生育中的权利和义务都存在弱化和漠视问题。因此, 在对生育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时, 应借鉴各发达国家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实际, 探索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保险制度。只有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到生育保险制度, 才能正确认识男女两性在生育中的权利和义务, 真正保护两性在生育保险中的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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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Z].2002-09-01.

性别研究视角 篇9

一、基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下, 我国女性老年人的养老困境现状分析

(1) 养老保险政策中的性别差异。虽然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 但女性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养老金水平仍低于男性。养老保险依托单位建立, 根据工资收入计算, 女性退休年龄早于男性, 女性收入整体水平低于男性, 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都低于男性。受两性退休年龄差异等因素影响, 许多职业女性退休后养老金和医保个人账户金额均少于男性。除了退休年龄上的性别差异, 在覆盖面、获得养老保险的资格条件、养老金的筹资及计发办法等许多方面都存在性别差异。这些差异共同影响了女性的养老保险收益水平, 最终使两性老年人养老保险收益水平的性别差异不断扩大。

(2) 女性老年人相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化。老年人经济收入是保障老人生活质量, 反映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依据。但是, 我国的女性老年人由于文化、教育、就业等原因, 其贫困率高于男性。并且由于经济上长期累积性的劣势, 养老的经济来源单一, 更易陷入贫困。在主要收入来源上, 70%左右的男性老年人经济上能够自足 (以劳动所得、离退休金/养老金、积蓄等收入作为主要的生活收入来源) , 而62%的女性老年人却很难自足, 她们主要依赖于配偶、其他家庭成员供养或政府、社团的资助和补贴来勉强维持生活。这表明男女两性老年人在经济收入、主要生活来源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因此, 对于失业的女性、离异或者丧偶的女性、边远贫困地区的女性来说, 比处在同等情况的男性更易陷入贫困。

(3)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 女性老年人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养老服务需求存在性别差异, 随着女性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 女性养老服务需求增大。但是, 无论在专项资金投入, 还是养老服务类型和养老基础设施方面, 针对女性的社会养老服务都显得尤为不足。老年女性的身体和生活状况, 照料需求军高于男性, 但是照料需求的满足情况低于男性。根据抽样调查显示, 女性更倾向于社区养老服务。受访对象中女性选择社区养老的比例高于男性3.4个百分点。但由于资金、场地等因素制约, 社区很难提供完善有效的养老服务。女性由于身体和生理的原因, 再加上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 患慢性疾病的机率大于男性, 要承担治病而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许多女性老年人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拥有的卫生资源较少, 享受医疗保险的比例低。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虽然已经不断改革, 但仍然不够完善, 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弱势群体的补偿机制仍不健全。

二、针对女性老年人养老问题的思考

(1) 养老保险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中考虑性别差异, 完善与性别利益相关的社会政策和法律法规。一方面, 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逐步缩小养老保险收益的性别差异。我国养老保险计发办法, 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部分要充分体现公平性, 取消与就业相关因素如个人工资、缴费年限等能够导致性别差异的因素, 使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弱势群里更好的享受养老保险受益。个人账户部分可以继续调动个人投保的积极性, 鼓励企业职工适当的提供补充性年金, 缩小男女职工的性别差异。另外, 应当为女性提供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支持。例如, 吸取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 制定配偶共同年金制度、引入遗嘱金制度等。另一方面, 健全有关女性养老的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保险法》, 依照法律规定来逐步强制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提高女性老年人的养老保险收益水平。女性相比于男性, 参与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较大, 只有通过以立法的形式强制一些企业为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提供养老保险, 才能更加直接改变女性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养老金收益低的现状, 使女性真正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政府也应该在其失业和择业期间, 确保他们的保险连续性, 确定一套合理的续保制度。

(2) 建立女性公平就业支持机制, 提高女性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女性就业是使女性公平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有效方式之一。要实现养老保险待遇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性别公平, 让女性更加有效的参与公共劳动, 获得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才是其中的关键。首先, 为女性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 加大基础教育投入, 提高其受教育程度, 降低女性儿童的辍学率。加大对贫困女性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力度, 增加其人力资本。这样, 女性才能获得起点的公平, 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 并且提高其获得较高薪酬的可能。其次, 在立法方面体现性别平等, 打破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在法律法规中对女性就业权的保障主要有规定女性与男性平等的享有就业权利及应当实行同工同酬等。但在就业领域中关于的性别歧视的法律法规仍然不够健全, 在歧视行为的认定方面没有明确的标准, 我国女性的就业保障仍未制度化。因此,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在立法方面体现性别平等, 维护女性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

(3) 针对女性老年群体适度提高养老保障金、低保供养标准、医疗费报销比例, 使女性能够与男性一样平等获得社会养老公共服务。在相关机构中设立女性老年人专项基金, 增加女性养老服务专项资金, 对特困、丧偶、卧病在床的女性老年人给予经济补助、生活补贴或其他救助。不断拓宽女性养老服务支持的资金渠道, 鼓励个人、单位、社会力量等积极参与女性养老服务事业。不断完善社区的养老服务功能, 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特别是在健康方面, 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应为女性老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务。

三、总结

总的来说, 要想改变我国女性老年人的养老现状, 不仅要通过法律法规强制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 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 提高女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养老金收益水平;更要在意识层面上更加重视女性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给与女性老年人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摘要：我国老龄化日渐呈现出性别特征, “老龄人口女性化”的趋势逐渐显现。由于收入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等因素, 女性老年人陷入养老困境。目前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相关养老保障制度缺乏社会性别视角, 导致当前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不完善。本文通过对女性老年人养老困境的分析, 指出在制定养老政策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 应特别关注老年人的性别差异问题。提出了的完善和健全有关女性养老的法律法规、建立女性就业支持机制等几点针对性别差异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险,性别差异,女性老年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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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镜德.现阶段中国妇女就业方面的差别待遇问题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 200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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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琳、李军锋, “我国非正规就业的性别特征分析”, 中国社会学网.

性别研究视角 篇10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Kahneman和Tversky通过对预期效用理论的修正, 提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 。其风险选项可被表达为:

其中Pi表示人们主观认为事件发生的概率, vi (x) 表示事件对于决策者来说的价值。而W表示的是主观概率函数, 也就是影响决策人进行风险决策的判断标准。前景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3个部分:

(一) 价值函数理论

价值函数的指数形式为:

其中α和β分别表示收益和损失区域价值幂函数的凹凸程度。ω系数表示损失区域比收益区域更陡的特征, ω大于1表示损失厌恶。价值函数的形状如图1所示。

价值函数综合反映了前景理论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 人们的收益还是损失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于参考点而言的。参考点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标准。参考点不同, 会影响个人对是获益情境还是损失情境的判断, 进而影响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对于参考点的确定, 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当前财富水平或者其极力期望达到的财富水平。

第二, 在面对收益的时候, 投资者是风险规避的, 由图1可知, 价值函数在收益的区域是凹的, 体现为决策人是风险规避的, 即在确定性收益与非确定性收益中决策者更偏好前者;而面对损失时, 投资者则是风险偏好的;表现在图1中是在损失区域是凸函数, 体现为风险偏好, 即在确定性损失与非确定性损失中决策者更偏好后者。

第三, 对于收益和损失决策者的敏感性都是递减的, 并且人们对遭受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即财富减少产生的痛苦要大于等量财富增加给人带来的快乐。在图1中表现为损失部分的斜率变化要小于收益部分。

(二) 决策权重理论

前景理论中的决策权重函数取代了期望效用理论中的概率。决策权重是决策者根据事件结果出现的概率做出的某种主观判断, 可以认为是决策者的心理概率。决策权重函数有两个特征:

第一、决策权重不是一种客观概率, 它并不符合贝叶斯法则。它是一种主观概率, 是由人的意志所支配的, 它是决策人基于自己的经验和期望对事件的客观概率的判断。

第二、决策权重与客观概率p是相联系的。决策权重W (pi) 是客观概率p的一个非线性函数。决策者通常在对待不可能的盈利时表现出风险偏好, 在对待不可能的损失时表现出风险厌恶。

(三) 形式效应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 在决策过程中, 人并不是完全理性, 只是有限理性。在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会因为情境或问题表达的不同而对同一种方案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 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 这就是形式效应理论。

二、基于前景理论风险态度数量化计算

每个投保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消费准则, 会对各个人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环境所处判断和估计, 并且要对未来的情形进行判断和估计, 然后做出决策, 以实现所追求目标的最优化。基于前景理论在相同参考点下, 对不同性别的投保人投保商业健康保险事件的期望损失做出测算, 可以反映出不同性别投保人的风险态度差异。

(一) 基本计算模型

在前景理论中, “前景”的价值是由“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共同决定的, 即:

我们已经知道价值函数为:

根据Kahneman和Tversky的测定α=ββ=0.88, ω=2.25时最符合决策者的损失规避心理。

而决策权重函数则为根据Kahneman的测算, 决策权重计算如下:

在收益情景下:

在损失情景下:

其中p为客观概率, r=0.61;s=0.69.

根据上述公式和数据, 通过计算不同人对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期望价值, 可以间接反映出人们的风险态度。

(二) 数据基础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 将以课题《北京市商业健康保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调研数据结果作为数据基础。

北京市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调查 (后文中简称“调查”) 是通过随机问卷做出的, 针对18岁以上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的商业健康保险购买状况的调查, 经过汇总, 结果如下:

共收回有效问卷500份, 其中男性被调查者233人, 女性被调查者267人。男性中, 有21.1%既有社保又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 有36.0%有社保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6.9%没有社保但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 36.0%既无社保也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女性中, 有30.0%既有社保又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 有39.3%有社保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2.7%没有社保但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 28.0%既无社保也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下面将运用基本计算模型进行模拟, 其中, 商业健康保险中不同性别的投保比例情况将作为决策权重中的客观概率p, 来测算出不同性别的人群对于损失的敏感程度和价值函数, 从而对性别差异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者的风险态度差异进行测算和验证。

在下面的计算中, 为了计算方便结果明了, 将男性设为M, 女性设为W。其中, 具体投保情况的不同人群可设为以下数据 (见表1) 。

(三) 相关假设

由于商业健康保险属于第三领域保险, 具有财产保险的性质, 属于补偿性保险, 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 只能通过商业健康保险获得经济补偿, 而不可能通过保险获益, 所以在以下关于决策权重的计算中, 只对将保险结果视为损失情景的情况进行计算。为了进一步简化计算, 我们需要假设人们所要遭受的损失是相同的, 设为m。此时, 价值函数可以表述为:

即价值函数无差异性。

并且我们需要假设人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相同的, 即其前景期望损失达到一定限度时人们才选择购买保险, 其选择购买保险的这个限度是相同的。

另外, 前景理论中, 人们的损失是相对于参考点而言的。当对比的参考物不同时, 即使相同的事物也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假定不同的投保人极力期望达到的财富水平是相同的, 也就是对于每一个投保者来说价值的参考点是一定的。

在这三种假设下, 根据V=ΣW (pi) vi (x)

由于人们对于购买保险这个事件的期望损失越小, 人们越有可能去购买保险。而又假设情况下可以知道对于同一时间的客观价值是相同的, 因此决定人们对于购买保险这个事件的期望损失的就是决策权重的大小;即在假设条件下, 期望损失是以决策权重为自变量的递增线性函数。因此决策权重越大, 对于购买保险这个事件的期望损失越大, 我们只需要比较其决策权重便可得到其风险态度的比较结果。

(四) 测算过程

测算时选择Kahneman和Tversky的测定的最符合决策者的损失规避心理的数据α=ββ=0.88, ω=2.25进行计算。

1. 既有社会医疗保险又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同性别人群的决策权重测算。

(1) M11的决策权重:

(2) W11的决策权重:

已知W11的投保比例为30.0%, 则p=30.0%

2. 有社保但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同性别人群的决策权重测算。

(1) M10的决策权重:

(2) W10的决策权重:

3. 无社保但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同性别人群的决策权重测算。

(1) M01的决策权重:

已知M01的投保比例为6.9%, 则p=6.9%

(2) W01的决策权重:

已知W01的投保比例为2.7%, 则p=2.7%

4. 既无社保又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同性别人群的决策权重测算。

(1) M00的决策权重:

已知M00的投保比例为36.0%, 则p=36.0%

(2) W00的决策权重:

已知W00的投保比例为28.0%, 则p=28.0%

对以上述测算过程中不同人群的决策权重计算结果数据进行汇总可得 (表2) 。

将表2数据反映在柱状图中可得图2。

由图2可以看出, 在无社保作为基本保障时, 女性的决策权重小于男性的决策权重, 即图2中箭头 (1) 和箭头 (2) 所显示的, 黑色阴影部分较灰色阴影部分短。在有社保作为基本保障时, 女性的决策权重大于男性的决策权重, 即图2中箭头 (3) 和箭头 (4) 所显示的, 黑色阴影部分较灰色阴影部分长。

三、性别差异对于风险态度的影响

为了使比较更为明确和有说服力, 在下面的比较中, 将以有无社保作为先决条件对购买者的决策权重进行性别差异比较。

(一) 有基本保障时女性的决策权重大于男性的决策权重

从图2可以看出, 在男女均有社会保险及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和男女有社会保险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条件下, 女性的决策权重均大于同条件下男性的决策权重, 即有更多的男性选择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而在调查结果中也反映出, 在有社会保险且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那部分人群中, 在将来预期会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男性人数多于女性人数。并且在对商业健康保险险种的选择上, 女性大部分只选择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 而除了医疗保险和疾病保险外, 有一定数量的男性也会投保失能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

究其原因, 在笔者看来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 从根本上来说, 中国还是一个重男权的社会。在大部分的社会家庭中, 男性的收入往往为家庭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并且在日常生活的重要决策特别是抚养后代的过程中, 男性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 在经济基础和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条件下, 男性相比女性来说更注重自己的健康状况;因而除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之外, 更多的男性会投保商业健康保险来更大程度地转移自己因为可能的疾病或者医疗费用支出产生的风险。

第二, 在有社会医疗保险的群体中, 大部分为城镇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公务员, 其经济水平较为良好, 拥有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能力。而据中国国情来看, 在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中, 管理层或者领导层的男性比例要远远大于女性的比例, 可见男性不仅仅是家庭主导, 而且还是社会主导。而事实也表明, 在同等条件下, 男性获得升迁的机会要大于女性。因而职业男性, 特别是期望职业生涯有更大上升空间的男性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个人需求也就相应更大。

第三, 一般说来, 人们都会认同这样一个观点, 即女性比男性更谨慎, 因而我们可以推断在面对风险的时候, 女性会选择更能降低风险的选择。然而心理学研究发现, 男女对得益和损失的敏感程度是具有差异性的, 暂时不考虑外界因素和环境的影响, 单就自我判断而言, 在损失条件下, 女性更愿意孤注一掷冒较多损失的风险去避免确定的损失。一般说来, 男性对得益更敏感而女性对损失更敏感。因此, 可以认为女性更愿意孤注一掷地冒着因生病或者医疗遭受损失的风险去避免付出不会出险的保费。

(二) 无基础保障时女性的决策权重小于男性的决策权重

从图2可以看出, 在男女无社会保险且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和男女社会保险及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条件下, 女性的决策权重均小于同条件下男性的决策权重, 即有更多的女性选择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而在调查结果中也反映出, 在没有社保且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那部分人群中, 在将来预期会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人数。

调查中显示, 没有医疗保障基础的人群大部分为个体商户、自由职业者或者农业工作者, 首先其收入水平有限, 在没有社会保障并且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人群中大部分人是由于此原因, 不愿购买或没有能力购买, 这是男女购买者的通性;而其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这部分人中更多的女性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再回到中国是男性主导社会的这个原因, 在无社保的这部分人群中, 调查结果显示出, 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那部分人群较多的是个体工商户或者家庭妇女。而女性购买者的比例又相对男性较高, 其主要原因是其中家庭妇女的比例较高。在当今社会家庭妇女或是因找不到工作而被动失业或者或是因家庭条件优越而选择主动失业, 而主动失业的那部分人由于家庭条件优越具有足够的购买力, 在本身没有工作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的条件下, 为了得到一定的医疗疾病保障, 自然会选择商业健康保险。

而在家庭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中, 特别是普通个体工商户或者农业工作者的家庭中, 男性更倾向于去承担未知的风险或者采取风险事前规避, 来面对医疗或者疾病的损失风险, 而不是通过保险来降低风险。而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 女性作为完全弱势群体更加需要保险来为其健康提供保障。因此, 女性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反而会比较高。

第二, 再用冒险倾向的性别差异来解释, 相对于损失情景下的男女差异, 在收益情景下, 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为较多的得益而冒不确定的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女性会为了潜在的保障得益而选择去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而男性却对此得益进行了低估, 而冒着更大的风险。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前景理论, 以北京市商业健康保险现状调查结果作为数据基础, 将北京市商业健康保险的调查结果中, 不同性别的投保者在同等投保状态下的健康风险态度转化为, 其面对损失时对损失事件的期望价值进行的测算, 将健康风险态度数据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性别差异造成的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者的健康风险态度的差异, 以及其所显示出的规律性结果, 从而得出结论。

关键词：前景理论,风险态度,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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