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决策（精选十篇）
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决策 篇1
1 危机决策概述
危机的组成从决策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危机的发生、进展具有突然性、急剧性,需要领导者快速决断;第二,可供领导者决策使用的时间、信息等资源十分有限;第三,危机事态的发展关系到组织和公众最根本的利益,决策的后果却很难预测。因此,危机事件本质上是非程序化的决策事件。所谓危机决策指的是在有限的时间、资源、人力等条件的制约下实现对危机事件的管控,防止危机事件的蔓延。即一旦有预料之外的紧急事件的发生,为了不错失良机,而打破常规、省去决策中的各种程序,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应急的策略。因此,危机决策属于非常规决策。危机决策的主要特点如下:
(1)以控制危机的蔓延为首要的决策目标。危机爆发在千钧一发之际,危机决策的目标是随着危机事态的演变而变化,但危机决策的首要目的是控制危机事态的蔓延,尽可能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快速、高效做出决策,不能错失决策的最佳时机。
(2)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危机决策中,因为危机事态的突发性、严峻性等特点,决策者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条件考虑民主问题,决策民主化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且强调决策民主很可能会导致错失决策的最佳时机,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危机决策强调快速的原则,要求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在决策者手中,决策者主要依靠自身的经验、胆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度势,快速高效地制定出令人满意的决策方案。
(3)决策程序的非常规化。决策程序是决策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决策科学化有赖于决策的程序化。但决策的程序化只针对常规决策的一般要求,危机决策属于典型的非程序化决策,在决策程序上有着自身的特点。决策者可以在不损害决策合理性的前提下适当地简化危机决策程序,这种非程序化决策表现为出新招、出奇招,能够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力。
(4)决策效果的不可预期。在公共危机情境下,由于决策问题的特殊性,危机事态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具有突然性和剧变性。因此,决策者只能在决策时间紧迫、危机信息有限、人力资源缺乏和个人理性有限的条件下做出相对满意的决策方案。实质上,这种非程序化决策是一种模糊决策和非预期决策。决策方案执行过程中是否走样变形?决策方案执行后对决策受众有哪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决策者都没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整个过程受到情感因素的巨大影响,其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2 危机管理中的决策困境
危机管理的实质是危机决策。危机决策是危机管理的先导,危机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危机管理的成败。近年来,我国领导者的危机决策水平虽然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1 危机决策者指导思想上的误区
危机决策者思想上的误区,导致了危机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缺乏正确的指导方向。决策者对危机的认识存在误区,主要包括:第一,认为危机只会带来负面影响,对危机的处理往往只是权宜之计。这种认识会使决策者忽视危机决策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不利于从根本上提高领导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第二,认为公布事件真相只会带来社会恐慌等负面效果。这种认识往往延误了最佳的决策时机,同时还会导致流言四起,最终造成严重的健康隐患和经济危机,还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第三,认为应对危机只是政府的事,没有认识到危机决策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需要外部智囊的参与和发挥民主决策的优势,更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由于这种认识忽略了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在危机处理时的作用,从而不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以应对危机。并导致官僚主义盛行,往往出现决策失误。
2.2 决策者素质较低,“主体盲思”难以预防
危机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危机情形不确定和决策结果不可预期的情况下,即时决策是关键性的因素,事关危机处理成败,这就要求决策者具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和非凡的决策能力。但是就目前看来,我国很多决策者的素质都有待提高。
第一,决策者的知识面狭窄。目前很多决策者缺乏危机理论和决策知识。部分决策者没有接受过基本的危机技能培训,对具体的危机事件、危机决策了解很少,缺乏处理危机事件的经验。由于受我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很多决策者注重谋求官位的升迁,认为只要与上级搞好关系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忽视了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危机发生时,只能在咨询了“智囊团”的意见之后才能决策,这往往导致决策主体在面临危机时出现束手无策的主体盲思的现象。
第二,决策者心理素质较差。危机决策的显著特点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领导者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逻辑推理和考证,此时心理因素在危机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面临危机事件,决策者能否保持镇静、能否勇敢面对而不退缩,不仅会对决策产生影响,也会对其他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很多决策者在危机处理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心理障碍,要么临事多疑而当断不断,坐失良机;要么冲动盲目草率决断,铸成大错。因此,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危机面前决策者往往出现“主体盲思”的现象。这必然会影响到决策者的危机决策能力。
2.3 决策者未能发挥“外脑”系统的特别作用
决策的智囊机构,一般说是由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专门输出智力成果的机构。智囊机构要在危机情境下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平时做好各项研究工作,模拟危机情境,理清对策思路,在危机事件发生前做好危机预警的“思想库”储备工作。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领导只把智囊团当作秘书班子,决策研究咨询的参谋作用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而且,先在大部分的智囊机构多采用的基本上还是一些简单原始的研究方法,研究水平和成果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危机咨询决策的功能。因此,领导者在决策时,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排斥或干预智囊机构的参与,最终导致智囊机构不能独立工作。
2.4 危机决策信息系统不健全
从信息的角度来说,危机决策的过程就是获取、加工和传递和利用信息的功能,信息是危机决策科学化的前提。虽然我国政府为支持决策建立的信息机构很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信息系统。但是,从满足领导危机决策的需要衡量,我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信息管理系统。我国许多的隶属各级政府的信息机构规模不大,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同时,我国的信息机构采取分级管理体制,各类信息部门隶属各级政府,这样就使得信息部门容易受制于政府,不利于信息迅速真实地传递,容易出现信息失真的现象,从而导致决策失误。
3 危机管理中决策的策略
3.1 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策略
在出现突发性重大危机事件时,领导者要亲自深入现场指导工作,在真实的环境中能够体验到许多珍贵的、书面报告无法描述的危机情景,这会帮助领导者更人性化地处理复杂的危机。如果只是在办公室通过数据计算科学地选择危机处理方案,往往会忽略关键利益者的精神感受。同时,危机处理的决策对信息的时间性要求都特别强,所以要求领导者必须采取超常规决策方法,到现场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决策。
3.2 镇定自若,沉着部署的策略
危机事件突发对决策者来说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挑战,领导者感到不知所措是在所难免的,关键的问题是领导者能否在短时间内立即进入角色,镇定自若、从容应对危机,这是制定出正确的危机处理对策的前提。这就对领导者的心理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一,领导者要提高对危机的认识能力,积累危机管理知识,加强对各种危机管理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差异的学习了解。第二,领导者通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把自己培养成学习型决策者,这样在危机来临时,领导者才能临危不乱,理性地作出科学的决策。
3.3 灵活应变、果断反应的有效策略
一个称职的领导在制定危机处理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因人、因地、因事制宜;必须通过精细快速的调查了解,尽快摸清事情的全貌,弄清事情的性质、趋势和发展后果,做出正确的结论。要根据对事件的分析所形成的结论,迅速把握其原因及性质,果断决策,切勿犹豫不决,贻误处理时机。果断处理突发事件,要求领导者具有超人的魄力和主见,既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多数人的智慧,又要善于分析概括,不纠缠于细枝末节,抢时间争主动,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3.4 利用“外脑”,科学分析的策略
“智囊团”为领导者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理论和策略,因此其在危机决策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领导者要使“智囊团”最大程度发挥作用。第一,领导者与智囊团之间要构建平等和谐的关系,领导者要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第二,要建立一种民主自由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言无禁忌,提出真知灼见。这就要求领导者对于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敢于挑战权威的人给予鼓励和重视。只有在平等的、民主的环境中,智囊团才能真正发挥其决策研究咨询的参谋作用。
3.5 及时沟通,信息透明的策略
完备的信息系统是危机决策科学化的前提,及时有效的沟通是获得有效信息的主要方式。因此,在处理危机实践过程中,决策者要与上级、部属和专家即时、坦诚地沟通。在危机面前,通过沟通,及时缓解下属的紧张与恐惧情绪,同时也消除了上级的不安与忧虑,还能从专家学者那里获得最科学最准确的数据,为最终的正确决策奠定扎实的基础。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的危机事件频繁爆发,使得危机管理成为领导管理的重要内容,危机管理能力是领导者必备的核心行政能力之一。危机管理的实质是危机决策。文章从危机决策的内容和特点出发,论述现阶段我国领导者在危机管理中的决策困境,最后提出了危机管理中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危机管理,领导决策,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1]严芳田.决策决定成败——对细节决定成败口号的反思[J].中国行政管理,2009(11):108.
[2]董建盟,朱瑞博.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常见陷阱与决策力提升[J].领导科学,2010(5).
[3]王婷.论危机决策中领导的心理素质及其优化[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1):7-9.
领导者演讲中的危机处理（范文） 篇2
·危机处理能力的一般组成
一般来讲，领导者在演讲中的危机处理能力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一是控制感情，掌握分寸的能力。即发现意外情况时，要镇静，要有好的心理素质，能控制感情，掌握分寸。不要在讲台上惊慌失措，更不要因急躁而冲动行事。
二是从容答题，妙语解脱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在演讲中当有听众提出较尖锐的问题时，演讲者能够从容地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乍看起来十分棘手的问题。实际场景中，平庸的领导者多会采取压制的方法，发火批评。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吵了，安静下来”，而结果大多是使自己进一步陷入窘境。高明的领导者则采用以诚相待、妙语解脱的办法，往往能变被动为主动，进而达到演讲的目的。
三是巧妙穿插，活跃气氛的能力。这是指演讲者在遇到会场沉闷时，应尽快调节，巧妙穿插，以活跃气氛。比如，讲个笑话或故事，谈点趣闻等。
四是将错就错，灵活处理的能力。也就是说，领导者在演进中如果出了错，能够将错就错，灵活处理，并使演讲继续有效进行。实践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最忌讳两点：一是搔头挠耳，二是冷场过久。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研究结论：如果在演说过程中冷场15秒以上，听众群中就会有零星笑声；冷场30秒以上，就有少数听众的笑声；冷场时间再长一点，听众就会普遍不耐烦了。所以，我们的领导者在演讲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决策优化 篇3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 决策优化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引进才逐渐兴起的。2003年初春，在我国发生的“非典”事件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对政府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使我们对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必要性和路径选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 概念界定
关于“公共危机”，目前国内有不少称谓，如“突发性危机”、“突发事件”、“紧急事件”等；为了区别企业等私部门的危机，又有了“公共危机”、“公共部门危机”、“突发性公共事件”及“政府危机”等概念。对于什么是公共危机，我国学界讨论的并不多，大多是借用国外学者对“公共危机”的定义，其中普遍倾向于采用美国著名学者罗森塔尔的观点：即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
所谓的“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2]。随着全球范围内公共部门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相对于私部门危机管理而言，学者们将更多的笔墨转向了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与此相关的还有“公共部门危机管理”、“政府危机管理”等两个经常出现的概念。“公共部门危机管理”与“政府危机管理”本质与内涵是一致的，只是外延上有所差异。
近年来我国学者有关危机管理的研究，除了少数以“企业公共管理”或“企业危机公关”等为关键词外，其它冠以各种名称的有关危机管理的研究，一般都是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危机管理。
2 政府决策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关系
由于公共危机所特有的破坏性、公共性、紧迫性等特点，公共危机管理已经成为对政府全面治理能力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下的决策与处理能力的重大考验。政府的责任使政府成为公共危机管理最主要的承担者，而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其制定与执行决定着公共危机化解的成败。反之，通过公共危机的有效管理，亦能对政府决策有所促进。
2.1 公共危机管理实质上是一种非常规化的决策过程 现代民主社会中，政府是民众选举的产物，政府的权利是民众赋予的公共权力，现代民主政治程序使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既能体现民众意愿又能受到民众监督。因此，现代国家的政策普遍被称为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就是一种社会的公共选择的过程。而公共危机决策则是典型的非常规化决策，具有明显的不可逆转性，需要在相当有限的时间和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做出重大决定和快速反应。
2.2 公共危机管理对政府决策的促进 公共危机管理往往要求政府采取非常态的政策手段，来应对和解决危机。面对以处理公共危机为内容的决策，政府在其政策制定的程序设置上必需做出调整，如：在传统的政策议程基础上辅以公众议程、媒体议程等，形成多元良性互动，以增强公众对政府决策及其执行的认同和支持，扩大决策者的注意力资源，提升政策的执行力度。同时，政府需要实时监控政策实施的效力和效果，并根据公共危机的发展态势，及时做出政策回应以增强其针对性。
2.3 政府决策关乎“危”、“机”转化 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既要果断应对难以预料的“危”害，又要敏锐发现非常状态下蕴藏的“机”遇，理性认识危机事件中“危”、“机”并存的双重效果性、相互依赖和转化的辩证关系。公共危机的危害性和破坏性有有形的和无形的、现时的和长远的之分，如果决策者能正视危机并措施得力，危机便可能促进制度的革新和环境的变革。因此，政府决策需考虑如何转“危”为“机”，促进公共危机之后各项事业的有序发展。
3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决策优化
3.1 政府决策的目标确定 确定决策目标是有效化解公共危机事件的关键。对于公共危机情境下的决策，其目标应当是尽量使决策者能够摆脱被动，掌握主动，取得公共危机管理力，以控制和化解公共危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使得公共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因此，政府在决策之前应该先掌握危机性质、时间、原因、规模、发生地等有关信息并加以准确分析和认定；要充分发挥信息时代组织开放化、网络化的特征，改革传统的封闭的政策制定体制，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信息公布机制，拓展公民的多种参与渠道。
3.2 政府决策的原则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要部门，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的生命安全为重、以人的生存环境为要，用最有效的措施保护人，尽最大的努力拯救人的生命，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根本出发点。公共危机管理的整个过程和一切活动，必须以此为基础和旨归。决策时只有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才能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在提升政府决策合法性与效率的同时，增强社会的协调性与稳定性。
3.3 政府决策的公开透明 在公共危机发生的特殊时期，部分政策或制度出台仓促，很容易出于公共安全的目的而损害部分群体的利益。多元主体（即政府、利益集团、公众、媒体舆论等）的政治互动就可以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加以影响，促进政府权力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化，有效遏制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违规和侵权行为。为此，政府要及时公开、披露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信息，运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将政府组织制定和修正政策的过程与公众沟通，保障其能够充分参与决策过程，并在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中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和营造良好的决策社会环境。
3.4 政府决策的“外脑”运用 公共危机情境下，决策环境瞬息万变，政府部门要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做出决策，如何充分发挥专家辅助决策的功能成为关键。通过跨学科、跨部门的学科互补和综合优势以及在信息分析、科学预测、制定方案等方面的强强合作，进一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决策的理性程度，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3.5 政府决策的复杂化问题处置 急剧的社会转型，深刻的社会变迁，各类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及其连锁反应，考验着政府处理复杂化问题的能力。首先，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的配套建设，弥补公共危机决策的制度缺陷。其次，需不断提高决策者的素质，提高决策者的群体能力，优化决策群体的人员构成，强调群体内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配合与协调，增强决策群体对危机的感应、认知和应对能力，从而提高决策质量。
3.6 政府决策的公民社会作用发挥 政府需要具有整合动员公民社会的能力。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构成部分，其行动主体是各种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能够弥补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失灵”的缺陷，增强全社会承受风险的能力。
让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直接参与者、监督者和反馈者。“任何旨在预防和解决公共争议的措施的执行，其基础必然是拥有一个充分知情的群体”[4]。首先，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公众作为直接的接触者，成为最可靠的危机信息提供者与反馈者，有助于政府能够及时做出应对危机的决策。其次，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由于牵涉相关利益者众多，为避免争议和保证政府行为的公平、正义，公众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介入和监督就十分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道德风险和政府寻租行为。最后，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向政府提供最为客观和准确的公共政策实施效果信息，利于政府有关部门客观总结公共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防止出现互相推诿、隐瞒事实和淡化影响的倾向。
参考文献：
[1]杨安华.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综述[J].江海学刊，2005（1）：75.
[2]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3（7）：7-9.
[3]张小明.从SARS事件看公共部门危机管理机制设计[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5）：20-22.
[4]（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M].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1.
本文为2011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批准号：HZ201140）的研究成果之一。
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决策 篇4
一、农村初中危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管理意识普遍缺乏
根据调查,农村初中出现危机的概率相当高, 可谓危机频发,但与之不相适应的是学校重视程度不够,危机管理的意识淡薄。学校管理中缺乏危机意识就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既然没有危机意识,各个学校就普遍缺乏最基本的危机管理应急预案,因此在应付危机事件时,学校难免会出现手足无措的恐慌局面。
(二)管理组织机制不健全
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村初中根本就没有作为应对危机的常设机构或危机应对小组,只有在危机真正发生之时,才不得已临时由学校领导匆忙召集人手组织应对。
(三)管理信息沟通不畅
大多数农村初中的日常管理不到位,运转不是很畅通。思想上麻痹大意,加上危机管理知识的严重匮乏,领导第一时间得知危机信息是比较困难的。一旦危机事件发生,由于信息交流的不对称,场面容易失控。
(四)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一些农村初中的管理者,对学校哪些地方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发生哪些问题、怎么预防事故、发生事故如何处置等都不清楚。学校安全责任不落实, 一些学校的领导、班主任意识还不到位,总抱着侥幸心理。
(五)危机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
农村是学校安全事故多发地区。大量的留守学生给学校管理带来很大的难度。同时,农村的地理情况复杂,发生交通事故的隐患较大,校外入侵较难应付,导致农村学校危机种类复杂,学校危机管理难度非常之大,有些危机甚至是防不胜防。
二、农村初中校长领导力不足
(一)热情不高,责任心不强
由于农村初中教学质量提升不易,因此部分校长在工作上提不起热情,久而久之,对工作漠视,责任心慢慢消退。
(二)水平不高,掌控力不强
部分农村校长自身素质不高,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有限,难以掌控学校局势,尤其是在危机来临时,学校犹如一盘散沙。
(三)威信不高,号召力不强
部分农村初中校长平时“修行”不够,威信不高,导致在应对危机时缺乏号召力,难以组建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
(四)心理脆弱,抗压力不强
部分农村校长心理脆弱,面临困难惊慌失措, 为困难所吓倒,甚至在危机前心理崩溃。
(五)工作环境复杂,决断力不强
农村的教育环境有待改善。在农村学校,周边村民,甚至个别村干部,往往因地块问题、基建承包问题干扰学校,令校长难以适从。长此以往,导致校长决断力缺失。
三、提高农村初中校长在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力之策略
(一)三改变
要提高农村初中校长在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力, 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校长个人都应作出相应改变。
1.管理部门:改变选拔模式,优化用人机制
传统的用人机制讲究论资排辈,原校长离任, 就按老套路提拔新校长。这往往导致农村初中校长资格老、年龄大,但教育教学水平、管理能力却未必突出。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在选拔校长时要注重综合能力,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此外,也可以加大校长交流力度,运用“上挂下派”等多种形式,使人才尽量走上校长岗位。
2.学校:改变管理模式,科学民主治校
农村初中校长往往以经验来管理学校,缺少科学的教育理念、系统的管理模式,甚至采用家长式管理搞一言堂,有事校长说了算。因此,学校需要改变管理模式,建章立制,依法治校,以制度管理学校,通过教代会民主管理学校。
3.校长:改变倦怠状态,充满工作活力
农村初中学校的工作环境是艰苦的,校长开展工作不容易,而且农村校长往往自认前途暗淡,因此不少校长有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农村校长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不为个人得失所左右,充满热情地投身工作,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实现人生价值。
(二)五提高
要提高在危机处理中的领导力,校长还应有意识地提高自身心理素质、学习能力、决断魄力、人格魅力和执行水平。
1.提高心理素质
稳定的心理素质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农村初中校长在学校管理和危机应对上更是如此。农村初中校长应该志存高远,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坚强意志,在磨砺中奋发进取,打造稳定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这样,在危机应对上才能做到临危不惧,游刃有余。
2.提高学习能力
转变学习观念,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对于农村初中校长非常重要。农村相对偏僻落后,农村初中校长要开阔视野,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更新教育知识和理念,提高管理能力。同时更应学习有关学校危机管理的理论,做好知识储备,尽量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为了提高学习能力,农村初中校长应该明确学习目标,制订详细周密的计划,持之以恒,使自己学有所得,学以致用。
3.提高决断魄力
决断魄力是指校长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后, 果断提出解决问题方案、作出指示的一种气概和魄力。在危机来临或即将来临时,校长要能在关键时刻快速找出问题的症结,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是稳定大局、稳定人心所必需的。为了培养决断魄力,农村初中校长要树立自信心,通过学习具备丰富的知识和分析能力,这样才能在危机处理时当机立断, 转“危”为“机”。
4.提高人格魅力
要想有人格魅力,首先要立德。古人云,“身不正,令而不行;其身正,不令而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农村教师对利益可能较为计较,但也很淳朴,校长如能品行端正,不计个人利益,公正处事,定能深受教师爱戴。此外,校长能力全面、才华横溢是个人魅力的源泉。当然,与广大教师处理好关系、培养好感情,也是提高人格魅力不可或缺的一环。农村初中学校的危机往往涉及村民,很多事情不是有章可依就能解决的,这个时候校长的人格魅力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5.提高执行水平
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决策 篇5
[关键词]应急决策；应急决策制度化；事后追认；责任豁免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3-0079-04
The system positioning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in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ZHANG Liang
（School of Law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The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is at the core position in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due to its important function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strained relations from substantial justice and formal legitimacy， we should make a more specific systemic positioning for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cept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legal protection should be provided， mainly including the mechanism for special authorization， the mechanism for altering procedure， the mechanism for the subsequent ratification， and the mechanism for the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of the decision maker.
Key words：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subsequent ratification；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应急决策，又被称为危机决策，其虽然也属于公共决策范畴，但与平常状态下的程序化决策不同，指决策主体在有限的时间、资源和人力等约束条件下迅速以非常规手段完成对危机的处置。可以认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危机决策与平常状态下程序化常规决策在决策目标、条件以及程序等方面都迥然不同。而从目前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来看，包括作为我国应急基本法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却并未对危机决策这一范畴进行界定。对此，为了使应急决策过程更加规范且能够较好地适应公共危机管理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制度定位并从法律层面建构一系列保障机制。
一、公共危机管理中应急决策的地位与作用
公共危机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特殊形态，涉及对公共危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事务管理，其任务在于公共危机产生后将损失和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并尽可能来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基于危机带来的严重威胁与不确定性，公共危机管理呈现出以下几种特征：第一，管理方式和方法应当随着公共危机的变化而改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第二，直接对危机利益相关者产生较大的公共性影响；第三，较易受制于客观时空条件及决策者主观心理因素的制约。那么从本质上来说，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对危机作出关键决策”[1]。换言之，形成及时有效的应急决策就成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危机处置的关键环节。
毋庸置疑，危机处置的紧迫性使应急决策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必然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从公共危机管理的结构要求来看，应急决策也应当在其中居于统帅地位。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人的组织化是其根本性结构特征，以应急决策为核心才能使外部信息、决策主体和决策对象等诸要素加以整合，由此形成统一、灵活和高效的管理模式。不可否认，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也将通过应急决策充分体现出来。
基于应急决策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其所彰显的作用必然与其他环节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应急决策的作用主要包括：第一，迅速确立核心管理目标。与常规决策不同，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必须尽快控制危机的蔓延，最大化地减少所受损失，因而无法同时平衡多种公共管理目标，需要舍弃相对次要的目标而确立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公民安全和财产的核心目标，保证危机管理的正确方向。第二，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效率追求。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决策者对于危机的处置往往只有较短的准备时间，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收集、分析、运用和传播相关信息并作出应急决策，通过应急决策的实施迅速推动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过程，由此使处置危机的紧急措施得以较快落实，从而实现危机管理对效率价值的追求。第三，保证应急资源与决策行为的有效整合。由于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危机的蔓延，决策者通常需要动用较大数量的各类应急资源，而通过灵活快速的应急决策实施机制，能够使应急资源迅速到位来保证决策行为的有效性，最终完成应急资源和决策行为的整合并实现政令统一。
二、应急决策制度化的必要性和基本定位
鉴于应急决策的上述地位和作用，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性规定，将极有可能导致以下两类不合权限行为的产生。首先，会导致一系列实体越权行为的出现。在公共危机产生后，在应急处置一线的机构或者人员往往需要根据事态的变化直接进行决断和处理，如此就能抓住控制危机的最佳时机。但是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应急处置措施应当由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采取，那么，下级政府机关或个人做出决策往往需要得到上级机关的批准，这种自上而下、层层保留的纵向控制模式往往会延误对危机的处置，下级机关出于对结果的考量，极易摆脱上级机关的控制作出应急决策，进而导致一系列越权行为的出现。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系列越权行为极有可能在决策主体不了解自身应急处置权限的情形下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构成双重侵害，一旦应急决策在危机处置过程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危机就有恶化的可能。其次，会出现一系列缺乏程序规制而被视为不合权限的行为。由于应急决策的做出和实施往往有着较高的效率追求，因而决策行为极易成为非程序化的行为。不过，从目前对大多政府行政行为的制度要求来看，其不仅需要由具有法定权限的机关作出，还需要经过法定的民主讨论程序以及公开听证的程序。而公共危机事发突然，应急决策和处置行为往往会僭越法定的程序性要求，尤其在危机经过处置之后仍然难以被有效控制的情形下，这些行为通常会被视为不合权限的违法行为。由此可以认为，应急决策为了符合公共危机管理的需求不仅会背离形式合法性的要求，同时基于决策实施结果的不确定性乃至有害性往往也会削弱应急决策的实质正当性，那么，针对应急决策的制度化设计就成为更好发挥其作用的必要条件。
在明确应急决策制度构建必要性的同时，还需要对应急决策进行更为具体的制度定位。在笔者看来，这一定位应当从理念和实施层面入手：前者涉及应急决策制度化的价值目标和原则；后者则涉及如何保证应急决策的实质正当性与形式合法性的协调一致。
从应急决策制度定位所要遵循的理念来看，其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共危机管理与常态化下的社会管理不同：后者针对日常相对平稳的社会经济秩序，规则的适用主要考虑实施过程中的个案正义，并侧重从微观考察实施效果；但是公共危机管理是在秩序相对已经缺失的环境下展开的，且面对的危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其影响和涉及的主体具有社群性”[2]，在此种情况下，危机管理的首要价值目标必然是社会秩序整体的稳定性，对个案中的权利保障以及限制权力滥用就成为次要的价值追求。不难认为，与个人权利保障相比，秩序维护应当是应急决策制度更为优先考虑的价值理念和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应急决策制度的理念定位虽然以秩序的维护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对人权的保障。确切来讲，公共危机中应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一般是立足于基本的人权保障而非充分的保障，因而存在人权克减的情形，不过这为应急决策的制度化提供了弹性空间，有利于使危机状态尽快恢复为正常社会秩序。当社会秩序恢复常态后，人权保障则重新获得价值目标上的优位性。
基于秩序维护成为应急决策制度的主要价值理念，那么从实施层面来看，应急决策制度化的目标无疑就是通过各种应对方法和策略的顺利施 行来恢复社会秩序的常态化。但是，常态制度下有关决策权限和程序等问题的规定只限于正常社会秩序的管理，并不符合应急决策的目标理念，所以，以秩序维护这一价值理念为目标，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应急决策的作用，应急决策制度化需要在操作层面创造弹性化的法制空间。换言之，应急决策需要一种弹性的法律制度，这就是其实施层面的基本定位。
作为应急决策弹性化的法律制度安排，法律规范不应侧重于应急决策方法和技术的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毕竟应急决策的实施“有大量不确定的因素”，同时要求决策者“在实施中使原方案有一个随机调适的过程”[3]。如此一来，应急决策制度化的出发点应当是在法律规范中为危机状态下的决策行为提供相对确定的行为模式，而且法律规范就其行为模式的指引应当通过指导性规定加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法律规范对应急决策行为的评价标准就以间接评价为主，这样的弹性制度标准无疑意味着许多应急决策行为并不是事前得到规范的认可，所以，法律的间接评价也意味着需要一套对应急决策的事后评价及保障机制。
三、实现应急决策制度化的法律保障
在应急决策制度弹性化之要求下，应急决策行为溢出现行法律体制之外的情形不可避免，这不仅使法律需要对决策行为的合法性给予确认，还必须为应急决策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根据行政法中的“行政应急性原则”的要求，行政主体“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可实施行政应急措施”，由此“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4]。为了更好地实现应急决策行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协调和统一，需要构建如下法律制度对应急决策活动提供支撑和保障。
（一）确立适用于决策实施的特殊授权机制
从行政法学的“授权明确性原则”来看，被授权的机构应当严格依照授权的目的与范围行使权力，而且权力不得随意转授予他人。这一主要适用于常态社会秩序的法律原则难以在突发事件产生后的危机决策实施中发挥作用，因而相关法律必须确立区别于授权明确性原则的特殊授权机制。
鉴于我国目前的应急法律规范数量较少，如果只依赖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对应急决策的实施进行特别授权，显然既不充分也不现实。应急决策的实施需要通过不同位阶法律规范确立的授权机制来保障其具有的合法性，同时除了法律的直接授权之外，更应以间接授权的模式为主。
法律的直接授权应当在相关应急法律规范中只对授权的目的或目标作出较为明确的授权，至于授权的具体范围，往往以原则性的内容为主，由此“为非常规突发事件情景下决策主体、决策程序和决策内容等方面的权变性选择提供必要空间”[5]。就被授权的机关而言，则可以根据直接授权模式中宽泛原则化的内容，更为灵活地对应急决策加以实施。
法律的间接授权一般建立在法律的直接授权基础之上。即法律首先作出概括性授权，然后要求被授权机关根据公共危机的性质和危险程度，颁布应急预案或进行紧急立法，于是形成间接授权。在通过应急预案的间接授权模式之下，无须再经过其他合法性授权，决策机关就能够作出应急决策行为。而通过法律直接授权的行政机关享有紧急立法权，实际上也表明一种有限度的权力转授方式，其他相关机关便可依照针对性极强的紧急立法内容来实施应急决策，由此实现法律间接授权的目的和要求。
（二）构建程序缩减和补办机制
为了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效率追求，决策机关在作出和实施应急决策时并非总是能够遵循常态秩序下某些事前的法定程序之规定，导致该决策行为无法满足合法性的要求。对此，适用于公共突发事件处置的一些行政程序就有必要进行省略或者缩减，亦可将事前程序转化为事后的补办程序。以国外立法为例，按照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为紧急情况或者公共利益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听证可以省除；听证如果有悖于强制性公共利益时，也不予以举行[6]。无疑，突发事件的紧迫性以及维护公共秩序的要求都需要法律对程序的缩减和补办机制展开建构。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构建程序缩减和补办机制的直接出发点是有利于政府决策部门高效行使行政权力，但是决策机关由此享有了更为强大的自由裁量权，并凭借非程序化的以及直觉、判断进行决策。可以认为，这一以效率为主的制度模式在运行过程中极有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进而出现“以极大的，甚至不必要的牺牲公民权益作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代价的情况”[7]。因此，在对这一机制进行设计时，还是需要适当发挥程序自身所具有的对权力的制约作用，同时在遵守比例原则的前提下，即必须在应急决策的运用与公共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范围和程度相适应的基础上来对决策程序的法律框架进行设定。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应急决策出现可作多元选择的情形，就程序的缩减和补办而言，应当以相对人利益受损最小的应急决策为目标来进行制度架构。
（三）引入决策行为的事后追认机制
即使应急法律制度已经确立了程序缩减等一系列权宜机制，仍然存在许多应急决策行为在追求实质正当性的基础上难以满足合法性要求之情形。因此，只有通过法律上对这些决策行为的事后追认，才能使其实质正当性与形式合法性的协调一致。
事实上，对于事后的“追认机制”，一直是行政法上为了弥合一些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裂痕而适度溯及既往的重要手段，在应急法律制度中引入这一机制，表明“在非常规的应急事件发生后，后续立法在必要范围内适用于立法前的非常规处置行为”[8]。具体而言，针对应急决策的事后追认机制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构建。首先，限定追认主体的范围。作为对违法越权行为进行追认的有权行政主体，应当是具有相应决策和处置权力的更高级别的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其次，确定追认的启动方式。就追认启动而言，应当经由实施应急决策时违反实体权限或者程序要求的行政机关主动提出。第三，明确追认结果的形成机制。如何形成最终的追认结果，将由追认主体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结合公共危机的客观情况和应急决策机关的管理能力，综合进行考量并作出判断。
（四）建立决策者的责任豁免机制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无疑是核心决策者，而法律责任的落实是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基本制度要求。这一责任主要可以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自身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责任；二是调动其他社会主体来应对突发事件的责任[9]。如果决策者的行为导致严重后果且违反上述责任要求，往往就会根据法律启动行政问责机制或者公务人员处分机制。然而，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倘若立法对于决策者的责任作出过多的规定，就会使决策者更多地顾及自身利益而在危机管理中不履行积极的作为义务，并且考虑如何推卸或者规避法律所设定的决策职责，这就无法实现对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进行有效控制这一目的。显然，这样的结果与立法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为了鼓励决策者积极主动地采取必要的应急决策和处置措施，同时又在最终无法避免决策所致的严重后果的情形下，应当通过法律对决策者的责任作出豁免的规定。通过借鉴国外的的立法例，对于我国所要建立的决策者责任豁免机制而言，其适用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决策者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与审慎义务，而应急决策一旦最终被证明存在错误并造成了私人或集体利益的损失，法律则应当要求国家而不是特定的决策者个人来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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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决策 篇6
一、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 政府是信息公开的承担者。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 知情权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危机来临时, 危机会对社会运作体系、生命财产安全产生威胁, 一般公众很难对危机做出全面的分析, 大多都会倾向于将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归结到管理部门, 要求获得及时的、真实的信息反馈。因此建立公众沟通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政府就是完备的信息沟通和管理机制的建设者。
第二, 政府是危机处理的指挥者。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上, 政府能组织力量建立突发公共危机应急反应机制, 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管理系统, 将各部门协调制度化, 以保障各个部门及各级领导者能在第一时间对危机做出判断, 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政府危机管理的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潜在伤害, 控制危机局面, 尽最大可能保护民众安全并维护社会安定。
第三, 在危机中突显“服务型政府”本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 政府正从一个“无限管治”的统治政府转变成一个“有限责任”的服务政府。面对纷繁变化的世界, 不可预知的复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随着市民社会力量的增强, 政府应积极寻求公民社会组织承担公共管理, 通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公共管理活动。此外, 政府还应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二、提升政府领导者公共危机管理领导力的途径
能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 不仅在于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更在于政府部门的领导者提升其领导力, 加速政府部门正常有效运转。政府领导干部作为公共危机的应对者, 应着力总结应对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 不断提高应对危机管理的能力。加强领导干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 必须以需求为导向, 以科学的培训方法为指导, 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公共危机处理能力的培养:
1、提升危机意识。
美国著名危机管理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说过:“预防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者, 首先要有危机意识, 应在危机尚未来临时预测危机, 应明确风险与危机识别不能满足于一次性活动, 而是要经常动态地进行以应付不断变化的形势。
2、建立预警机制和危机识别体系。
领导者应及时收集各种信息, 并对信息进行分析、辨别, 预先制定科学而周密的危机应变计划, 对危机的后果事先加以估计和准备, 敏锐地洞察危机中隐藏的机遇, 为危机处理赢得主动。
3、强化危机处理能力。
危机治理往往有多种思路, 要针对具体情况综合运用系统理论、最优理论等多种思维模式, 沉着冷静地抓住主要矛盾;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要不断完善解决方案, 尽可能把危机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政府高官在危机发生后应立即亲临现场, 安抚受害者和相关工作人员, 激励工作人员的士气。
4、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在信息化的时代, 危机管理要保证信息的传递准确、及时, 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 通过网络、媒体等多种渠道获取公众支持, 强化沟通与媒体管理, 树立良好危机形象, 从经济、社会、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
5、实现危机管理法制化。
危机管理的法制化能详细规范在紧急状态时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以保障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充分、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 同时也很好地限制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 保护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权利不因紧急状态的发生而遭到侵害, 从而提高危机管理效率, 减少灾害损失。
6、提升善后处理能力。
善后处理要力争高效、公正、公平, 保持政府的公信力。推行事故问责制和引咎辞职制, 及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经济甚至法律责任。所谓“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政府官员通过举一反三, 改革现行管理制度和机制并从根本上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 能杜绝类似危机发生。
总而言之, 公共危机管理需要提高领导者危机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需要完善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 把危机的风险管理整合到政府和社会的日常管理中, 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应对复杂局势能力的必经之路。
摘要：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的今天, 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在社会公共危机处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政府工作驾驭者的政府领导在公共危机处理方面亦有巨大作用。为了成为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领导者, 为了能把公共危机的损害降到最低, 为了社会政治、文化的稳定, 政府领导者的能力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领导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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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危机中的领导力 篇7
在这场经济危机中, 贝尔斯登倒下了, 国际集团倒下了, 通用汽车也倒下了。而中国似乎成为了国际资本的避风港。在目前的形势下, 研究如何带领企业摆脱危机的领导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有助于中国企业家增强危机意识, 审时度势, 加强自身修炼, 带领企业走出难关。
一、企业危机的特征
企业的危机就是指企业现有的平衡体系被打破, 构建企业的支柱发生坍塌, 导致经营陷于困难直至崩溃的状况。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 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共性, 掌握这些特点能够有效帮助我们预防、应付以及挽救危机, 也能够帮助我们有针对性的修炼领导力。
一是突发性。企业的危机往往突如其来, 当企业的业绩如日中天, 没有人会考虑危机的来临。但很多貌似外表强大的公司, 内里已经出现问题。吉姆·柯林斯在他的新书《强者的没落》 (“HOW THE MIGHTY FALL”) 中写道:“衰落能偷偷接近你, 然后忽然之间, 你就身处巨大的麻烦中。”所以, 危机只是问题最后的集中暴露而已。
二是复杂性。当发生危机后, 企业的销售、财务、人事乃至企业文化等各个方面会互相牵制、互相影响, 产生负面的协同效应, 使情况复杂化。
三是负螺旋线效应。比尔·盖茨在谈及计算机行业的前车之鉴时, 曾这样写到:“到你失掉了正反馈循环的时候才想到要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常常已为时过晚, 那时构成一个负螺旋线的所有成分都已开始发挥作用。”当一个组织处于危机之中的时候, 领导者往往发现所有的努力好像都徒劳无功, 败局势不可挡。这种情况我们就称之为企业发生了负螺旋线效应。以摩托罗拉为例, 它在面对竞争对手的打击时, 步步后退;一旦高管没能把业绩做上去, 就换人。越调整, 问题越多;问题越多, 逼迫的领导者不得不再调整。形成恶性循环, 结果就是企业利润逐级下滑, 直至崩溃。
四是约束性。众所周知, 企业必须在有限资源这一约束条件下开展经营活动。对身处危机中的企业来讲, 资源的约束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但危机发生后, 领导者必须有充足的资源去解决困难, 才能带领企业摆脱危机。
五是信任丧失。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 市场经济的秩序和交换皆以信用为发展基石。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上, 如果企业信用丧失, 几无立锥之地。正如1997年史玉柱的巨人集团陷入危机, 企业丧失了信用, 纵然集团资产达5个亿, 但“巨人大厦”仍因1000万的资金缺口而成为著名的“烂尾楼”。这样的案例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一而足。
二、摆脱危机中领导力的作用
摆脱危机的战斗一旦打响, 各个“战役”就将分步展开。在这个过程中, 所有的计划方案都要由人来制定, 所有的执行落实都要有人去操作, 而最关键的人就是领导者。因此领导力是企业摆脱危机的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
1. 公司的战略和愿景与领导力
约翰·科特曾经说过, 领导者不是制定计划, 而是确定方向。对企业而言, 这里所说的方向就是企业战略和愿景。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理论, 战略就是创造一种独特、有利的定位, 涉及各种不同的运营活动。对于一个困难缠身的企业而言, 其以往的战略已经被失败所证明是错误的, 因此, 必须进行新的定位, 才能保证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从而摆脱危机。愿景是企业的希望、梦想和抱负。当一个企业濒临倒闭的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信心。
危机中制定战略和愿景离不开领导力。而让下属遵从战略和愿景更离不开领导力。心理学告诉我们, 任何一项具体的行动都可以归因于依从、认同和内化。依从持续的时间最短, 而且对个体的影响最小, 内化的影响力则最为持久和根深蒂固。在依从中, 最为重要的成分是权力——影响施加者所具有的对依从者奖励和对不依从者惩罚的权力。在认同中, 最为重要的成分是吸引——被认同者所具有的吸引力。在内化中, 最重要的成分是可信性——提供信息的这个人的可信性。只有领导者发挥这三方面的能力, 才能促使下属沿着他所设定的轨道行进, 才能落实战略和愿景。
2. 执行与领导力
但如果一个领导者只进行战略性思考, 用他制定的愿景来激励员工勤奋工作, 而把那些无聊而繁琐的具体工作交给手下的中层经理, 那么这种工作虽然令所有人向往, 而企业可就真的万劫不复了。在危机企业中, 领导者只有深入第一线, 才能发现危机的根源;领导者只有与员工倾心交谈, 才能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领导者只有认真研读财务报表, 才能了解经营状况;领导者只有以身作则, 才能为他人树立榜样。
3. 凝聚团队与领导力
危机发生后, 企业内部往往是一团散沙, 分崩离析。团结对克服当前的困难是至关重要的。此时的领导者应当具备激励员工的能力, 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和疑虑。他应该学会倾听, 创立一种互相信任的环境, 并通过沟通将他的战略、计划、愿景、变革的目的清晰地传递给下属, 使他们憧憬战胜危机后的幸福生活。
危机变革一定会牵涉到人员变动, 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危机企业重组或并购带来不同企业员工的融合, 或是领导者空降到一个危机企业。不同的企业文化带来的冲突往往超出预先的估计, 如果不能有效的协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 使他们宽容互助, 变革一定会以失败告终。而赢取怀疑者的信任, 团结所有人到自己的身边靠的就是领导力发挥作用。
4. 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与领导力
企业发生危机后, 经营环境将会变得异常恶劣, 既要应付内部管理问题, 又要对抗外部压力。领导力此时的作用就在于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 营造良好的经营氛围, 缓解周围对企业的敌对情绪, 保证变革顺利推行。
三、修炼应对危机的领导力
应对企业危机的领导者除了要具备一般意义上的领导力外, 如领导者应该拥有的使命、行为和领导风格等, 尤其还要具备一些特殊的素质。这些要素的提炼是基于对领导力在摆脱危机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 加强这些要素的修炼才能真正发挥领导力处理危机的效能。
1. 利用和保持势能
领导力学说中, 我们可以说, 在一个组织系统中, 不同成员间的等级结构, 决定了领导比下属拥有较高的势能。那些在危急时刻被委以重任的领导, 一开始更是具有强大的势能。这种势能是由股东、员工、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其自身能力所赋予的。所有这一切赋予他显著的声望和极大的权限。
危机下的领导者如果想生存下来, 首先就要学会利用和保持势能。最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取得局部的或者短期的成绩, 以争取到施展才能的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另外, 精明的领导者能够使大家对指标的关注转到其他事件的进程及结果上。领导者面对势能的降低, 应着力规避其对制定的变革方案实施的影响。
2. 有说服力的沟通
卓越领导的五种行为分别是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和激励人心, 配合这五种行为的有十个使命。这些行为和使命如果离开了有说服力的沟通, 都无法得以实现。
有说服力的沟通的重要作用就是重建信任。在危机中, 人们对未来感到焦虑, 缺乏安全感, 情绪紧张, 容易触发冲突。领导者必须通过沟通使人们相信, 目前的困难和危机是可以忍受的, 为了光明的未来值得付出这些代价。领导者应该简洁、直观、面对面以及有针对性的表达观点使沟通变得更为有效。
3. 谦逊
吉姆·柯林斯在2001年发表了《第五级领导力:谦逊与坚毅的胜利》, 提出成为卓越公司的最关键的因素是拥有第五级领导者, 也就是一位将谦逊的性格与坚定的职业意志融于一身的高管。在危机时刻, 谦逊还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理智比激情更重要, 妥协比斗争更重要。
领导者在危机中容不得半点闪失, 责任重大, 在工作中要自省、自律和自控, 用言行给员工正面的影响。这就要求领导者克制情感, 审慎选择, 尊重比自己地位低的人的意见。企业家的进取心和争胜心在危机中应该妥善收敛。危机时企业处于失衡状态, 资源稀缺更加严重, 妥协能够暂时化解矛盾, 获得理解和帮助, 赢取现实状况的改善以及未来更大的收益。
4. 毅力
坚强的毅力在日常都是一种稀缺品质, 当企业陷入危机后就更加难得。危机中的困难和压力围绕着领导者, 干扰他的判断, 影响他的抉择, 他必须表现出顽强的意志, 坚忍不拔。正如德川家康的遗训中的那句话:“人的一生如负重远行。”而危机中的领导者正像是这样一位负重远行者, 切忌意志动摇而半途而废。
在危机中, 领导者可以用斯托克代尔悖论来勉励自己, 坚定自己的信念, 使之无可撼动。斯托克代尔 (James Stockdale) 悖论是:此时此刻, 生活不可能变得更糟糕;而总有一天, 生活会变得比以往更美好。只有直面最残酷的现实, 但是又抱定必胜的信心, 领导者才能任尔东南西北风, 我自岿然不动。
5. 专注关键问题
一旦危机发生, 就意味着情况纷繁复杂, 问题丛生。领导者往往左支右绌, 殚精竭虑, 疲于奔命。因此, 在危机中, 领导应该改变“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的思考方式。集中力量和资源解决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性问题, 暂时搁置其他无关大局的事情。
6. 铁腕和自信
铁腕和自信意味着领导者在做决策的时候主要依靠自己的判断, 独立承担责任。在危机中, 领导者首先要听取别人的意见, 然后再独自冷静的判断方向。只有铁腕和自信的领导, 才能把他的追随者从潜在的可怕灾难中拯救出来。
领导者应不断地修炼自己的这些素质, 塑造克服危机的强大领导力。一是提升眼界。提升眼界的过程也就是超越自我, 突破现有领导力, 达到更高标准的一个过程。二是开放心灵。开放心灵的过程也就是打破自我藩篱, 吸收众人的优点为我所用, 扩大领导力内涵的一个过程。三是完善人格。经营企业需要领导人净化心灵, 恪守信念, 并把个人的价值观转化为企业家精神。因此完善人格也就是健全自我心智, 强化领导力质量。四是知行合一, 就是实现自我管理, 提高领导力形成效率。
每个人对危机中必须拥有什么样的领导力的认识都不会相同, 因此, 上面提到的这些要素以及修炼的方法难免挂一漏万。然而, 只要每个人根据理论和经验总结出应对危机的领导力并努力加以改进, 那么一定会产生效果。正如巴菲特曾经说:“市上有那么多股票……我只把这几个自己理解的股票做好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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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决策 篇8
一、背景分析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 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边界时有冲突发生。1967年春, 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军事冲突日趋频繁。4月7日, 由于以色列在以叙边界非军事区开垦有争议的土地, 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空战, 以叙关系渐趋紧张。叙利亚与埃及曾在1955年10月缔结了军事防御条约, 承诺一方若被以色列袭击, 另一方要给予援助。但是此次埃及并没有履行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对叙利亚实施援助, 也没有贯彻1964年1月13日第一次阿盟峰会一致通过的“阿拉伯联合指挥” (UAC) 原则, 为此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抨击。而且苏联当时也曾向叙利亚和埃及提供错误情报, 称以色列大量集结部队并进行动员, 准备攻击叙利亚。再加之埃及国内经济困难、政局不稳等一系列问题, 埃及总统纳赛尔感觉到有必要采取某些行动制造声势, 以恢复其“泛阿拉伯主义”的领导地位以及个人的声誉。
埃及采取的重大行动有:
1、1967年5月14日纳赛尔为了对叙利亚的“危急情况”做
出反应, 决定向西奈半岛增兵2个师, 并于5月15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2、5月16日埃及政府要求驻扎在埃以停火线的联合国紧急
部队立即撤离该地区,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最终将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加沙和西奈半岛全部撤出。埃及三个师的军队紧接着开进西奈, 接管了包括加沙地带和扼守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在内的联合国部队防区。
3、5月22日午夜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以及亚喀巴湾, 尤其禁止以色列船只以及载有战略物资的船只通过。
纳赛尔最初向西奈增派兵力时, 以色列只是采取了常规性的应对措施, 进行了部分军事动员。而随着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不断撤出, 以色列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 于5月19日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5月22日午夜埃及关于封锁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的决定令阿以矛盾进一步激化。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是以色列南部唯一的出海通道和重要的贸易港口, 以色列决策者认为: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 是“对以色列的侵略”, “面对这一封锁, 以色列将选择战斗, 绝不会投降”。随后, 以色列进行了全面战争动员。一时间, 中东形势剑拔弩张, 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此危机形势, 美国不断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 防止其对阿拉伯国家先发制人。为了帮助解除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美国向以色列提出了以下替代性解决方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寻求多国支持并签署多国海上声明 (支持各国船只在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上的通行权) ;组建多国舰队帮助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并没有承诺单独使用武力, 这些替代性方案都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令其效力大打折扣, 最终未能成功令以色列保持克制。
二、六天战争爆发前以色列的认知与决策的发展
埃及采取行动后, 以色列的认知与决策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5月14日--5月18日) “低戒备期”。
第二阶段: (5月19日--5月22日) “高度戒备期”。
第三阶段: (5月23日--5月31日) “高度克制期”。
第四阶段: (6月1日--6月4日) “重大抉择期”。
埃及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在西奈地区集结军队之初, 美国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均认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只是处于政治目的, 并没有做好真正战争的准备。甚至在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埃以停火线撤出后, 以色列政界仍旧相信纳赛尔只是在玩弄政治伎俩。直至联合国紧急反应部队全部撤离, 以色列才真正开始对当前局势有所担忧。截至5月21日, 埃及集结在西奈的部队已达到8万, 维持十年之久的阿以均势被打破。更为重要的是, 埃及部队同时控制了扼守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以色列提高了警觉, 预测埃及可能会封锁蒂朗海峡, 因此事先向美、英、法三国通报了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此时对战争环境的认知呈高度戒备状态, 为埃及可能要采取的行动预设了应对方案。但是以色列政界还普遍抱有乐观心态, 认为西方国家能够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直至5月23日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及亚喀吧湾后, 以色列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是以色列南部唯一的出海通道和重要的贸易港口, 以色列决策者认为: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 是“对以色列的侵略”, “面对这一封锁, 以色列将选择战斗, 绝不会投降”。此后, 以色列内阁作出了以下四大决策:
1、1967年5月23日, 决定“延缓48小时采取行动”, 并派埃班前往英、法、美三国进行磋商。
2、1967年5月28日, 决定继续保持克制, 给美国一至两周的时间。
3、1967年6月1日, 以色列重组内阁, 组建民族团结政府, 艾希科尔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 任摩西·达杨为国防部长。
4、1967年6月4日作出战争决策。
前两个决策综合到一起, 表示以色列选择接受美国的建议而保持克制;第三个决策促进了第四个决策;第四个决策表示以色列选择摆脱美国的制约而先发制人。以下内容, 笔者将针对两大类决策进行详细的因果分析。
三、促使以色列在危机前中期采取克制政策的因素
1、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得到的历史经验教训令以色列决策者认识到不能擅自行动。
以色列决策者对上次阿以战争中美国强制以色列从西奈、沙姆沙伊赫及加沙地区撤军记忆犹新:美国威胁将中断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 而经济窘困的以色列无法承受这一巨大损失, 最终被迫作出妥协。以色列领导人从此次战争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事先同美国磋商, 并取得美国的理解甚至支持, 否则不能采取行动。埃班于5月23日内阁会议上主张以色列与美国保持磋商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他列出了四条理由:1) 确保战争爆发时能够得到武器援助;2) 保住胜利果实;3) 推动友好国家兑现承诺;4) 动员国际力量反对纳赛尔。很显然前三条理由是受埃班个人战争认知影响的结果。埃班于5月26日被派往美国紧急磋商以及阿密特于5月31日至6月2日期间的美国之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 大多数以色列决策者心中的“古里安情结”也阻止他们过早对埃及的行动做出回应:1967年五月危机是本·古里安退出政坛后以色列经历的第一次安全危机, 本·古里安为开国元勋, 受到举国上下的尊重, 以果断著称的古里安在执政时期都未敢令以色列单独行动, 自然而然其他决策者也不敢贸然行事, 这就是所谓的“古里安情结”。
2、以色列对美国向其提供的大规模经济及军事援助依赖的认知促使其必须重视美国的建议。
贯穿整个50年代, 法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以色列和法国之间保持着秘而不宣的盟友关系。但是自从戴高乐总统上台后, 法国对中东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 尤其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 法国逐渐减少了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 直至“六天战争”后彻底中断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而约翰·肯尼迪上台后, 美国逐渐加强了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并在多种场合下称以色列为盟友, 口头承诺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与领土安全。尤为重要的是肯尼迪总统解除了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 于1962年9月售给以色列一批短程“鹰”式导弹。这一武器销售对以色列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此后, 约翰逊政府对以色列的武器销售数量不断增加, 并且在性能上也有所突破:先后向以色列供应了大量的坦克、“天空之鹰”飞机、“鬼怪式”战斗机等先进武器。除此之外, 美国犹太群体对母国以色列的经济赞助以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等, 都对以色列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色列历届政府都非常珍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3、以色列主要决策者——总理艾希科尔及外交部长埃班——都希望得到国际支持并运用外交途径解决海峡危机。
他们认为“令当前形势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埃及对蒂朗海峡及亚喀吧湾的封锁”, “这一行为比恐怖主义袭击或者军队部署更为严重”, 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虽然他们对此进行严厉谴责, 但仍寄希望于美英等国的外交努力以解决危机。“延缓48小时采取行动”以及派遣埃班紧急出访欧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决策。尽管埃班的三国之行并没有给以色列带回满意的结果, 艾希科尔仍于5月28日决定继续保持克制, 这足以表明他的外交解决危机的愿望。
4、来自于以色列军方、利益集团、社会舆论以及反对党派的压力仍在艾希科尔的可控范围内。
在5月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拉宾介绍了即时的军事形势, 并提出对埃及作战的可能性计划。当被埃班问及如果行动推迟几日是否会对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时, 拉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依此可以判断, 当时并没有来自军方的压力要求必须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反对党派在5月23日当天曾提出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并主张本·古里安出任总理, 因为“毕竟是他带领着这个年轻的国家闯过了1948年和1956年的危机”。也有些党派主张艾希科尔仍留任总理, 由摩西·达杨出任国防部长。这些建议均遭到艾希科尔的强烈反对, 此刻国内的政治压力仍在艾希科尔的可控范围内。但是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全国讲话后, 其摇摆不定的性格以及优柔寡断的个性招致了民众的普遍不满, 国内要求改组内阁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 艾希科尔不得不在6月1日作出妥协, 卸掉了自己国防部长的职务, 任命摩西·达杨为国防部长。
四、以色列在危机后期迅速作出战争决策的原因
1、西奈半岛上埃及军队的不断增加、叙利亚的全面军事动
员以及埃叙防御条约的签订等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令以色列的安全感逐渐降低, 这为以色列最终发动战争提供了心理基础。
埃班在访美之前始终认为埃及对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的封锁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但在埃班访美途中, 以色列的情报评估结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把纳赛尔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部队和叙利亚进行军事动员的行为定性为进攻性准备, 认为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进攻在即。埃班和哈曼大使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防部副部长万斯,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 (Wheeler) 将军还有其他政府要员会谈时, 以色列大使哈曼被来自耶路撒冷的电报召唤了出去, 几分钟后带回来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经过对以色列情报的再次斟酌, 已证实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攻击在即的信息无误”。埃班称这已经不算是“情报评估”, 已经证实就是“信息 (information) ”了, 后来他又把这词改成了“知识 (knowledge) ”。也许这是以色列的情报分析人员在基于危机形势下做出的错误判断, 也许是以色列决策者为了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而故意夸大其词, 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色列的安全感在逐渐降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大屠杀”已经给以色列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以及不安全感, 而泛阿拉伯主义总是打着“消灭以色列”的旗号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不安全感。对于以色列这样的弹丸小国, 任何一次与阿拉伯国家间战争的失败都有可能令犹太人再次失去家园。因此, 随着西奈半岛上埃及军队数目的不断增加、叙利亚的全面动员以及埃叙防御协定的签订, 以色列的安全感逐渐降低, 直至最终不得不靠先发制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2、5月31日“美国立场的倒退”促进了以色列的战争决策。
5月31日, 美国总统约翰逊收到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的来信之后, 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沃尔特·罗斯托与以色列官员埃夫龙在白宫会面并向其转达了约翰逊总统的意见:约翰逊认为埃班所指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这一表达很不准确, 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总统与埃班的谈话内容, 而且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围。此外,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于当天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强调:“媒体所报道的‘军事行动’毫无根据, 这些只是猜测。美国此时此刻并没有计划在中东单独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仍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 或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解决。”而哈曼大使在发回以色列的报告中称“美国承诺将竭尽所能帮助打开水路”, 并且埃班在与约翰逊总统谈话时, 询问总统美国是否会尽其所能帮助解除封锁, 约翰逊的回答是“是的”。以色列认为, 美国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倒退。但是美国总统及其白宫幕僚认为:美国总统需要同国会协商, 只有意见一致后美国才能决定是否帮助解除海峡的封锁, 并且是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或派遣多国舰队打开水路;而单独利用武力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不予以考虑。
3、摩西·达杨出任国防部长极大加速了以色列战争决策的进程。
5月28日, 艾希科尔发表全国演说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克制, 然而在发表演讲时出现了很多失误与纰漏, 国民对艾希科尔优柔寡断的个性失去了耐心并对以色列政府的能力产生了质疑。而此前主战派一直在大力鼓动, 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与其失去良机, 还不如先发制人。艾希科尔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卸掉自身兼任的国防部长一职, 邀请西奈战争英雄、主战派人士达杨入阁任国防部长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至此, 国内一切应战的准备都已就绪。
4、对军事动员成本的认知令以色列决策者更加“理性地”看待战争决策。
军事行动拖延得越久, 成本就越大, 这也是以色列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5月19日以色列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 到了六月份以色列全国上下都在为战争而做准备。“5月25日, 在埃班赶往华盛顿的途中, 以色列国内的备战气氛已非常浓烈:地下室已经被打扫干净准备预防空袭;公园与学校堆满了沙袋以准备修筑战壕;汽车的前灯被涂成蓝色, 窗户玻璃上已经贴满了深颜色的纸张;宾馆已经清空, 准备用作临时急救中心;特拉维夫街头穿梭着要做志愿服务的妇女与儿童;男子们已经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秩序都已被战争准备所打乱, 国民的心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续拖延的成本如此之大, 令以色列决策者不得不“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
5、以色列决策者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发生了重大改变。
中东研究学者威廉·匡特认为, 约翰逊政府其实在后来阶段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态度已经从“红灯”变为了“黄灯”, 也有的学者甚至将此描述为“绿灯”。“黄灯”也好, “绿灯”也罢, 这些都是美国向以色列所做出的姿态或暗示, 无从查证。而决定以色列决策最关键的一环在于以色列精英领导层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正是以色列通过各种渠道, 认知到美国虽然完全有能力迫使埃及开放蒂朗海峡, 但是美国无意单边动用武力;而以色列曾经寄以厚望的多国海上声明以及国际舰队方案也停滞不前;通过哈曼大使、埃夫龙以及以色列情报长阿密特发回的报告, 以色列决策者已经探测到美国制约以色列的决心已经动摇, 甚至有了由着以色列的念头。正如匡特和奥伦所说, “约翰逊已经默许以色列采取行动了” (当然这是以色列认知的结果) , 尤其在阿密特访美后, 以色列也心领神会。因此以色列才敢如此大胆地放弃原来向美国承诺的十天期限而发动了战争。这是以色列迅速做出战争决策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其主要决策者的认知;尤其是在危机决策中, 决策者的认知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些认知主要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对国内政治环境的认知、对盟友支持/制约意愿的认知、对即时战略环境的认知等。在“六天战争”爆发前, 正是这些认知的变化促使以色列的危机决策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克制转为战争。
摘要：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其主要决策者的认知;尤其是在危机决策中, 决策者对即时环境的认知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些认知主要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对国内政治环境的认知、对盟友支持/制约意愿的认知、对即时战略环境的认知等等。本文以“六天战争”前危机为例, 对以色列的危机决策中的认知因素进行详尽的阐释, 并借此分析以色列决策者是如何在这些认知的作用下做出危机决策的。笔者认为, “六天战争”爆发前以色列的克制政策和最终的战争决策与以色列对即时战略环境的认知、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犹太人的安全感、以及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危机管理 篇9
一、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危机管理的内涵
所谓危机, 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架构产生严重威胁, 并且在时间性和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
所谓高校危机, 则是指严重威胁高校或高校师生的自身利益和正常发展状态, 并可能带来破坏性后果的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
所谓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危机管理是指高校教育管理者在高校学生面临潜在危机或现实危机威胁的情境下, 为了达到有效预防危机、及时处理和消弭危机、化危机为转机等目的, 通过组建危机管理机构、制定危机管理预案、危机预警识别、危机处理、危机事后恢复等采取的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应对行为和动态管理过程。
二、高校学生危机问题的分类
结合大学生的实际, 可以将大学生“危机问题”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危机。对于刚经历过“金榜题名”的胜利的大学生, 进入校园怀有一股胜利的喜悦。正因如此, 很多人都放松了对学习的要求。然后中国的教育模式又在逼迫他们, 英语四六级考试、雅思托福考试及计算机等级考试等形成巨大的压力。结果, 身负种种学习荣誉的同学们在考试前却不得不为了学习而疲于奔命。进而造成了高校中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
2.生活危机。由于当前中国高校的财政投入有限, 大学生求学的资金来源完全靠家庭提供。这样对于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同学就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为此, 很多同学不得不进行着大量学习以外的利益性质极浓的工作, 甚至有些同学还进行着一些触犯法律法规的活动。
3.心理危机。心理危机的出现是由多种情况综合影响所导致的, 比如个人、家庭、同学、社会等等。如果说是按照对大学生的影响程度来说的话,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确不容忽视, 然而, 就心理问题的本质而言, 我们却只能说它是心理问题而无须将其上升到危机的高度。然而, 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因心理失衡而产生的人际问题、社会问题, 使我们又不得不高度注意这一问题。
4.人际危机。由于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占大多数, 相对来说, 他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心理、征服欲望, 自然而然地, 在进入大学以后的陌生的人际关系群里无所适从。他们在与宿舍舍友、同班同学以及其他相关联的人的交际沟通中显得很不成熟, 疏于考虑。当期望与现实形成落差以后, 失望、抑郁等心理问题也应运而生, 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危机问题。
5.感情危机。大学生恋爱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但是, 毕竟大学生的心理年龄还不是和他们的生理年龄完全适应, 所以, 面对感情, 大学生们理性不足而冲动有余, 久而久之, 造成了一系列感情危机。
6.前景危机。当代大学生所处的是一个竞争空前激烈的社会, 毫末的疏忽就会有被淘汰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个人有再强的能力, 也不能保证自己在竞争中有着不可撼动的优越性。由于大学生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 他们期望值的攀高使他们不能够理性地看待形势。
三、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危机应对策略
(一) 危机问题的预防
危机预防又叫危机事前管理, 主要是指高校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对潜在的和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管理。
1. 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
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是有效处理危机, 实行危机管理的组织保证。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应体现在综合协调能力的基础上, 该体系包括指挥决策系统、部门联合及协调系统、后勤保障系统、公关宣传系统等。该系统应事先组建机构和指派人员, 以避免当危机出现时才临时组建的仓促和无序。一般情况下, 危机管理机构由高校专业人员如宣传、教学、后勤、保卫等部门的人员和高层领导直接组成。
2. 制定危机管理预案和进行危机技能培训。
制定危机管理预案旨在针对危机事件发生的各种可能性, 选择合适的方案有效地应对危机, 它包括应对危机的策略、干预危机的规则、解决危机的程度和方法等。危机管理预案制定后, 各高校应加强对全校师生危机管理宣传教育活动和危机技能的培训, 从而增强广大师生的危机意识, 提高他们面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时, 还应适时组织师生进行反危机模拟训练, 从中发现问题, 不断完善, 确保预案的可行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3. 建立危机预警系统。
预警系统作为危机管理中预防危机的子系统, 是对预警对象、范围中的预警指标这一关键因素进行分析, 从而获取预警信息, 以便评估信息、评价危机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发出危机警报, 进行危机预告的重要环节。 (1) 预警对象。高校学生的预警对象, 可分为群体对象和个体对象。群体对象包括贫困生、复读生、优秀生、独生子女;个体对象是指具有某些人格特征、家庭教养环境和行为表现偏常的不特定的个人。 (2) 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指标是依据对预警对象的情况建立一套有监测功能的预警指标体系, 并通过预警指标, 利用某种理论与经验, 分析确定预警对象与危机情势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此进行危机早期预测。 (3) 预警信息评估。包括危机环境分析和预警信息分析。环境分析是指对可能或已经引起危机发生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环境因素的了解、评价和预测。通过对学生所在的外部环境的分析研究, 掌握客观环境的发展趋势和动态, 了解与危机事件发生有关的微观动向, 从而敏锐地察觉环境的各种变化, 保证当环境出现不利的因素时, 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 趋利避害。预警信息分析是指排除虚假信息, 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
(二) 危机处理
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危机损害、降低危机损失, 并为危机事后恢复管理奠定基础。
1. 识别危机。
危机管理机构最高领导层根据危机预警系统提供的有关信息, 迅速对危机事件爆发的可能性和发展的趋势作出预测, 识别危机的性质与类型, 将预测情况形成预警信号, 不间断地向全校师生作出危机预警报告。
2. 快速启动危机管理预案。
根据危机性质和类型, 果断启动危机管理预案的有关程序, 迅速进入应对危机的“战时状态”。建立健全危机事件防治责任制, 检查、督促学校各部门各项危机事件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广泛深入地开展危机事件的宣传教育活动, 减少危机事件对师生员工造成的恐惧感;加强后勤保障服务, 集中调动和使用资源, 保持校园正常秩序, 保证师生学习生活不受危机的影响。
3. 借助媒体及权威机构的力量调控危机。
危机爆发初期, 事件的真相未浮出水面, 公众很容易用想象来作出猜测, 由此必定会生出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因此, 高校需要借助媒体以及权威机构的力量来抑制危机对学校造成的不良影响。首先, 高校要积极主动, 以负责任的态度展现在公众面前, 借助媒体的力量, 及时、快速地发布有关信息, 从而把握舆论导向, 稳定师生情绪。再次, 发布权威机构及权威人士的权威意见, 以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害, 达到化解危机的结果。
(三) 危机恢复
危机恢复是维持高校走向常规的必要条件。危机恢复管理包括:第一, 尽快作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操作方案, 消除危机所造成的损害。第二, 详尽分析评价危机管理体系, 寻找薄弱环节, 加以完善。第三, 认真整理危机管理过程的会议资料、决策文件、执行方案、善后处理报告等, 建立一套完备的危机管理档案, 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学习, 以提高危机管理水平。第四, 进一步加强对全校师生的危机教育, 提高师生危机的实际应对能力。
四、启示与思考
高校学生危机管理问题不仅需要各高校引起重视, 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大学生自己也要有相应的措施。
1.政府应加强对危机的调控。作为政府, 要注重加大对高校的关注力度, 通过政府的努力减少大学生危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2.舆论媒体应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思想。作为大众媒体, 要加强舆论引导、社会意识形态养成。由于大学生们对新事物接受的速度较快, 但同时他们并不能够很好地判断获取信息的价值量, 所以很容易走向极端。这就需要我们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在内的大众媒体做好信息传递中的筛选、纠正工作。让大学生们有一个既宽松又正确的信息接受来源。
3.重视学生组织的作用。学生组织包括正式组织 (学生会、学生社团等) 和非正式组织 (QQ群、老乡会等) 。目前, 在多数高校同学间存在老乡会、QQ群联盟等未经学校有关管部门承认的非正式组织, 但这些组织就某些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危机管理中, 我们应高度重视这些组织的作用, 尤其是这些非正式组织的核心人物, 能够引导其在学生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辅助作用;同学们对学生社团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很高,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引导, 并建立健全参与机制, 这必将使我们的危机管理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
大学生群体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建设的主力军, 肩负着中国的未来, 保障大学生的发展空间, 就是保障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空间, 所以说, 我们务必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大学生危机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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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 篇10
关键词:危机管理;信息沟通
一、危机管理理论发展
虽然危机状态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作为一门减少危机和处理危机的实证理论研究,危机管理却并不久远。直至1962年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才真正开启了对危机管理理论研究的先河。之后,有关危机的理论和危机管理的研究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一)危机管理理论产生
1986年,史蒂文·芬克在《危机管理》一书中首次对危机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8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研究危机管理问题,但当时主要侧重于自然灾害以及企业的危机管理。20世纪90年代,危机管理的研究进入繁荣期,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他们对危机的理论框架体系和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对危机中的危机沟通、危机公关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从而使得危机管理的理论更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二)危机管理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我国的危机管理研究起步很晚,9·11事件触动了中国人危机管理的神经,SARS危机事件是中国危机管理的里程碑性事件,自此危机管理才真正为人们所重视,并取得长足进展,2008年以来,我国危机事件频发,如,4月28日发生在山东胶济铁路的列车出轨事件,紧接着就是震惊世界的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等等。我国政府在处理上述危机事件中的迅速决策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危机管理仍属于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起步阶段。
关于危机管理的概念,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希斯提出的。他认为危机管理包含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方面的管理。日本学者龙泽正雄也认为危机管理是发现、确认、分析、评估和处理的过程,但是他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始终保持以最少费用取得最大效果。结合以上学者关于危机管理的阐述,个人认为,危机管理就是对危机事件的迅速决策、组织、指挥,确保人民群众生存安全的非程序化决策的管理。
二、危机管理策略分析
(一)迅速决策
时间是稀缺资源,机会稍逊即逝,这点在危机管理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迅速决策能力是为维持组织生存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决策能力包括快速判断、快速反应、快速行动及快速修正的综合能力。迅速决策往往靠领导自己的经验、洞察力和直觉在有限的信息资源、专家紧急咨询条件下的非程序决策能力。
(二)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需要突破旧的思路,一是应该分清主次先后,确保重点部位、关键职能及核心利益的保护;二是做好应急资源的普查和整合,建立人财物,医疗卫生、交通运输、治安维护、通讯、公共设施及科技支持等数据库和协调配置方案;三是加强对重、特大危机所必须的备用资源的评估,建立健全政策性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和保障机制问题,提高巨灾风险应对能力。
(三)信息沟通,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
一是要建立透明化的信息沟通机制,规范传媒的信息发布,尽早消除噪音;二是把新闻媒体当作危机治理的主要合作对象之一,让其充分发现违纪征兆、澄清事实、平息谣言、引导公众情绪、鼓舞人心;三是领导者要从控制社会秩序、防止危机升级和不必要的恐慌等实际出发,有目的有选择的控制信息源和信息传播渠道,妥善利用新闻媒体力量维护社会秩序;四是各级政府、地方政府、志愿组织、私人组织、国际组织之间建立点、线、面、体全方位的危机信息沟通体系和机制。
三、信息沟通案例分析
我们以唐家山堰塞湖为例具体讲一下信息沟通在危机管理中的巨大作用。2008年5月12日,通口河断流,四川北川唐家山一带形成举世瞩目的堰塞湖,堰塞湖时刻威胁到周围群众的安危,15日水利部通过卫星遥感图片分析后发现,唐家山堰塞湖溃决危险极大。在这个过程中,国务院协调各方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解除了险情,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有效沟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沟通取得了很大成功。政府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全天候直播抢险的最新进展,其他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也都高度关注并及时报道有关的灾害和救灾信息;开放境外媒体及时赴灾区参与报道;多次召开应急处置工作会议,协调各方面的工作。
(一)政府部门尽全力保证信息渠道的舒畅
让各级职能部门都能及时了解堰塞湖不断变化的情况。全国各方面的专家也能及时了解数据,做出应对之策。在整个过程中方案几次调整,都来源于准确的信息收集和科学的分析。政府网站信息发布及时准确,让所有民众都参与到解决问题之中。大家群策群力,发挥集体智慧共同解决难题。
(二)新闻媒体也及时将政府信息向大众发布,时刻关注堰塞湖的状况。消除民众的一些恐慌心里,安抚灾区的民众配合政府部门的疏散工作。
在整个疏导过程中,我国政府及时与国外的组织沟通,获得其帮助。尤其是俄罗斯的大力支持,紧急借用租用俄罗斯的“米-26”军用直升机吊大型施工设备进入堰塞湖施工地区,才能顺利解决堰塞湖的问题。总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为信息中心的多层次的信息沟通机制。
对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秩序真正构成威胁的是危机传播。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秘密不是危机,它只是潜在的危机。只有当危机迅速传播,夸大了危险,形成恐慌,才会成为危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信息的传递、交流更加频繁、迅速,这使得危机很容易跨越地理界限而迅速扩散。有效的信息沟通是解决传播危机的的关键。非凡的信息沟通力有助于公众理解影响其生命、感觉和价值观的事实,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危机,并做出理智的决定。
参考文献:
[1]葛晓春,戴立文.危机管理理论述论[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4).
[2]刘镇明.地方政府突发性灾害危机管理策略浅析[J].现代经济信息,2009,(20).
[3]朱建明.完善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J].江海纵横,2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