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均衡（精选十篇）
市场均衡 篇1
一、一个似乎必然的推论:市场均衡的假设条件具有非关联性
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的基本假设条件有四个方面。一是市场上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相对于整个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量而言, 每个买者的需求量和每个卖者的供给量都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 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而不是价格的决定者, 对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均不具有影响力。二是市场上每个厂商提供的商品都是同质的。这里的商品同质是指商品完全无差异, 不仅指商品的质量、价格、商标等完全相同, 还包括购物环境、售后服务等方面也完全相同。这意味着厂商之间的产品是完全可替代的, 因而导致市场的完全竞争。三是资源具有完全的流动性。这里的资源是指所有的资源, 包括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厂商生产所需要的资源。这意味着厂商进入和退出市场是完全自由和毫无困难的。四是信息是完全的。即市场上的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掌握与自己一切经济决策相关的信息。从这四个假设条件出发, 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能达到一般均衡, 且均衡是帕累托最优, 是有效率的。
这四个基本假设条件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刻画经济环境的特征。市场上有大量买者和卖者的这一假设条件界定了交易双方的数量, 从而决定了市场竞争的充分性;信息完全假定刻画了交易者初始信息禀赋特征, 是交易双方进行有效交易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商品同质假定界定了交易对象的特征, 这一特征排除了可替代商品的存在性, 从而排除了产品关联性的影响;资源完全流动性假定是指生产交易对象时资源的可获得性、进行生产与退出生产的自由性, 也即产品供给的充分伸缩性。正因为这四个假设条件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刻画经济环境特征的, 从每一个条件或从其他几个条件出发并不能必然推出其他任一条件的存在, 故假定条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因此, 对市场均衡分析时, 一般认为完全竞争市场的四个假设条件是非相互关联的, 由此可以推断其他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条件也一定具有非关联性。
二、市场均衡假设条件关联性的分析
对市场均衡假设条件的非相互独立性分析, 以两个具体的特殊市场均衡形成进行说明。
1、以柠檬市场为例。
Akerlof的《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探讨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逆向选择的形成问题。套用前文的分析框架, 可视柠檬市场的假设前提为: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 产品不同质, 信息不完全, 资源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对此作如下说明, 第一, 在本文中, 旧车的质量具有不确定性, 其质量服从均匀分布, 可视为是产品不同质假定。第二, 买者不能确定旧车的质量, 而卖者则完全了解, 可视为是信息不完全的假定。第三, 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的假定可能有些牵强, 资源的完全流动性该文也并未作说明, 但这两个假定与该文的核心分析关联不大, 因此作这样的规定是可行的。由以上分析可见, 柠檬市场的假设条件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 只是在信息和产品质量方面的假定存在不同。因此, 可以认为这两个假定条件是导致柠檬市场逆向选择的主要原因。
为了下文分析的方便, 先对Akerlof文的分析思路和框架作简要的说明。该文的分析分为两层, 首先, 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分析买者和卖者的最优行为, 得出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充要条件, 然后分析市场均衡的形成。其基本结论是, 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旧车市场的逆向选择。
首先, 买者的效用函数为:
由于信息不对称, 买者对旧车的质量不确定, 作为一个理性的人, 他将用期望质量μ来代替对旧车质量的评估, 因而他的效用函数也就相应变为期望效用函数。在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 买者的交易条件为:
而卖者的效用函数为:
由于卖者对自己旧车的质量确定, 因而他的期望效用函数与原效用函数相同。在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 卖者的交易条件为:q≤p (q指旧车的质量) 。
(1) 假定信息不对称而产品同质或不同质。产品不同质这是Akerlof讨论的典型情况。对卖者来说, 与买者的交易条件相结合, 可得到市场的均衡解:p=0, q=0, μ=0。这一均衡结果的涵义是:在价格p给定后, 好车逐渐退出市场→买主出价越来越低→次好车又进一步退出市场→买主出价更低→二手车平均质量更低……, 最后市场没有交易, 市场彻底萎缩, 逆向选择产生。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价格充当了双重功能:一方面, 价格决定了供货者产品的平均质量;另一方面, 价格又决定了二手车在供求之间的均衡。
产品同质信息不对称且产品同质, 这一情况在Akerlof文中没有讨论。现假定存在这种情况, 分析市场会形成怎样的均衡结果, 这又分为两种情况。若只进行一次交易, 这时, 虽然旧车同质, 但买者不知道旧车同质的事实。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 买者仍会依据自己估计的平均质量来代替对所有旧车质量的评估, 逆向选择会发生一次。但市场的交易不会停留在一次交易上, 因为这既不符合前文对旧车市场有大量买者和卖者的假定, 也不符合旧车市场存在的事实。
若进行多次交易, 虽然在第一次交易时, 市场上的买者依自己估计的平均质量来评估旧车的质量, 但只要买者满足理性人的假设条件, 有理由认为在经过多次交易后买者最终会知道旧车的真实质量, 从而在以后的交易中依实际质量p而非平均质量μ来进行交易, 这样逆向选择就不会产生。
综合上面的分析, 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前提条件下, 若产品不同质则必然发生逆向选择;若产品同质则不会发生逆向选择。由此可见, 在柠檬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前提不具有独立性, 它只有与产品不同质的假设条件并存且相互作用时才会必然产生逆向选择。
(2) 假定产品不同质而信息对称或不对称。信息不对称, 这种情况的分析与上文信息不对称时产品不同质的分析相同, 市场同样会产生逆向选择。信息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 Akerlof的分析是:虽然旧车不同质, 在质量上存在等级的差别, 但买者和卖者都知道旧车的真实质量。买者购买的充要条件是:而卖者出手的充要条件是:qi≤pi。因此, 只要pi满足买卖双方都会有净的收益, 达到双赢, 价格机制就能正常运行, 形成非逆向选择性的均衡价格。
但Akerlof的分析不具有现实意义。首先, 与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相冲突。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人是利己的,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人是有理性的, 包括理性预期和有限理性。在这两个假定条件下, 拥有不同质量旧车的卖者就会具有机会主义倾向, 即隐瞒自己旧车质量的真实信息, 以获取机会收益, 信息对称向信息不对称转化, 从而使信息对称假定在产品不同质假定存在的情况下难以成立。若信息对称与产品不同质这两个假定同时存在, 且又与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不相违背, 那么只有在监督费用为零的情况下才会成立, 而假定监督费用或交易费用为零是不符合现实的。因此, 在产品不同质假定存在的前提条件下, 信息对称假定若仍能存在, 那么这势必与经济学总的基本假定相冲突。
其次, 与现实相违背。Akerlof解释了不发达国家商业交易为什么是困难的。他认为, 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不发达国家地区商品的质量差异要比发达地区的大, 正是由于不发达国家大量商品质量差异的存在才导致了商业交易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这里并没有提到信息不对称问题。实际上, 在柠檬市场上质量的差异必然导致信息不对称, 质量的差异性才是导致不发达国家商业交易困难的主要原因。
2、以保险市场为例。
保险市场是一种特殊的市场, 其交易双方为保险公司和购买保险的人或组织;交易对象为保险单, 保险单依保费率和保险额度划分为不同的保险品种。Rothschild和Stiglitz在《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论不完备信息经济学》一文中对保险市场的均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根据前面的分析框架, 保险市场的基本假定为:有大量的保险公司和购买保险的人或组织, 信息不完全, 资源可自由流动。与柠檬市场不同的是, 保险市场产品不同质的条件不是事先给定的, 而是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保险公司的一种必然选择。Rothschild和Stiglitz通过构建保险市场的模型, 论证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混同保险合同 (产品同质) 不可能是一个纳什均衡, 有可能存在的均衡只能是分离均衡 (产品不同质) , 即向低风险和高风险的购买者提供不同的保险单。由此可见, 在保险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假设条件必然导致产品的不同质, 产品不同质是内生的。因此, 从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参照系出发得到的相应假设条件在保险市场上也不具有相互独立性。
三、结束语
本文阐明了以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来对其他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时, 为分析对比的清晰以及对市场更全面的刻画, 有必要适当拓展假定条件。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引入一次行动假定后, 在其他不同假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的均衡结果会是怎样;市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时才会使得假定条件产生关联性, 这种关联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市场的假定条件发生关联性时, 均衡的经济效应会发生怎样相应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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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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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第二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性论文 篇2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
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是在不考虑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具有相同特征的证券或资产不存在从国际流动中获利的机会的一种市场稳定性,这时,国际金融市场处于一种静止平衡的状态。其形成条件分析如下:
以S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即期汇率,F表示远期汇率,以r、r*分别表示本国货币利率与外国货币利率(投资收益率)。假设从国内筹措的资金为一单位本国货币,从外汇市场上抛出得1/S外国资产,再把1/S外国资产投资于一长期投资项目,一年后可得(1+r*).1/S外币资产,再到外汇市场上兑换本币,可得(1+r*).F/S本质币资产。同样道理,投资者也可以从国外筹措资金,投资于本国资产,最终可得(1+r).F/S单位外币,两种投资操作方式正好相反。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方向取决于两种投资方式的最后收益率与投资成本的比较。以第一种方式为例说明,如果(1+r*).F/S>(1+r),即期资本流出,远期资本流入。
如果(1+r*).F/S<(1+r),即期资本流入,远期资本流出。
如果(1+r*).F/S>(1+r),投资于本国资产与抵补后的外国资产收益率相等,市场处于均衡状态。
如果以f表示远期贴水或升水,即f=(F-S)/S,即F/S=1+f,代入以上三式,经过转换,得出r+r* f=(F-S)/S。其含义与上三式相同。
从上述分析可知,只要投资的最终收益与资本不一致时,国际金融市场就失去均衡,资本流动就会产生。事实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是变化莫测的,如果一国的经济基础、金融监管手段或金融市场建设等不相适应,就有可能酿成金融风险,并有可能传染、扩大成国际金融风险。那么,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并酿成风险的呢?下文将从国际金融市场其本身的内生变量进行分析。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与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主要由国际金融投资者主观预期、投资交易成本、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和一个国家本身的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内在地使国际金融市场失去均衡,导致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变化无常,如果资本流出流入国家没有防范能力,就极易产生金融风险。下面是具体分析。
(一)主观预期机制
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一般由外汇交易商和金融投资者充当主体。无论是套利保值还是投机,都是以汇率和利率的预期为基础。“外汇交易商制订买卖外汇的决策奠基于他们的汇率预期,而汇率预期又取决于他们对汇率趋势相关的政治、经济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资者对未来汇率或利率的预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汇率和利率预期的差异直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
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均衡是指合理预期和预测。即是对所有现在可得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所作出的预期和预测。只要市场参与者都能根据自己现在所能得到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来进行预测,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与从市场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达到预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资者或投机商发现市场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合理预期有差异,他们就会改变其定价策略,利用市场差价获利。各投资者主观预期的差异可以内生地扩大或缩小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主观预期对国际金融非均衡性的内生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通过对汇率的主观预期产生预期差异,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是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
我们知道,“价格大幅度的急剧变化和持续易变性是证券化票据市场的特点,由可以觉察到的有关风险与利润的变化来驱动投资也是市场的特点。”“当进行汇率是否呈无偏性波动实验时,有效的汇率预测者能更容易地解释远期汇率的情况,同时,也能更容易地判断呈什么趋势变动及其左右因素”。在国际货币市场中,投资者的未来收益决定于两国资产之间的有效收益与成本差,而“外国资产的有效收益等于外币利率加上汇率的预期变化”。如果把远期汇率F加上预期因素,就是预期未来即期汇率,可以表述为Et+1,那么升水率f=(Et+1-S)/S。对r-r* f=(F-S)/S式两边同时减去汇率的预期变化(Et+1-S)/S,得:
r-r*-(Et+1-S)/S [(F-S)/S]-[(Et+1-S)/S]=(F-Et+1)/S…… A式
由A式可以看出,投资者必须承担的风险升水或贴水(F-Et+1)/S,即国内外两种资产的收益差取决于远期汇率F与预期未来即期汇率Et+1。远期汇率成为未来即期汇率的有偏预测指标。假设即期汇率不是按随机走动方向式运动,那么即期汇率St可以表述为:
St=αSt-1+βSt-2+γZt+δZt-1+U。…… B式(Z是某种其他变量,如货币存量,α、β、γ、δ是参数,U。是预测随机误差)
因为S和Z的过去值在t-1期都是已知的,所以下一个时期的合理预期远期汇率也根据过去的S和Z值来推测,可以用Et+1St来表示:
Et-1St=αSt-1+βSt-2+γEt-1Zt-1)+δZt-1…… C式
现将B式减C式,得到:
St-Et-1St=γ(Zt-Et-1Zt-1)+U。…… D式
由此看出,如果风险中立,则D式左边表示:在t-1期签订一个按合理预期远期汇率(即Et-1St)买进外币的远期合同,然后在t期以St交割,并将该外币即期卖出所得到的收益。这种预期投资收益的大小由预期汇率Et-1St决定。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正是这个由预期远期汇率决定的投资收益决定国际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当不同投资者在同一时期的预期大致相同时,这时大量国际资本就将同时流入或流出一国金融市场,增加该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性。
2.对利率的预期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
按利率平价理论,利率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相对的利率在影响金融分配中特别重要,促使资金从利润率低的地区或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地区或部门。”按照欧文·费雪提出的费雪方程式r=I+π,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I与预期通货膨胀率π之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可以将其分解为本国和外国两个方程式,分别为r=I+π和r*=I*+π*。
如果国际上的实际利率相同,即r=r*,那么,名义利率r和r*仅因预期的通货膨胀而有所不同,所以得r-r*=π-π*,与A式合并,得:π-π*-(Et+1-S)/S(F-Et+1)/S…… E式
所以,国内外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差(F-Et+1)/S由预期的通货膨胀率π-π*、预期未来即期汇率Et+1和即期汇率S共同决定。这种收益率差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其波动性成为国际金融风险的一个助长因素。
现实中,当利率和远期汇率有相同的到期期限时,两国利率的差距等于远期升水或贴水。远期汇率经常被看成是未来即期汇率的市场预测,利率差也大约等于即期汇率的预期变化。因为,一国利率高于他国利率时,预期高利率货币会对低利率货币贬值。由于各地的有效收益会趋于一致,因此,一国利率高于他国利率的唯一办法就是预期高利率货币贬值,有效收益率r+(F-S)/S要低于观察到的利率r,因为预期货币贬值,即F
另外,主观预期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但是不是短期、直接的决定因素,而具有长期性。本文不作具体论述。
(二)交易成本机制分析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投资的交易成本是买卖价差。买卖价差由二部分构成:第一是国内借款利率rB,国内投资收益率rL,国外借款利率rB*,国外投资收益率rL*四者之间构成的利率差。第二是外汇买卖价差。投资主体必须考虑利率差和外汇价差,以调整其资金投入方向及投资规模。这种交易成本是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性的一个内生因素。
在rB≠rL≠rB*≠rL*的前提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有四种方式可供选择:
1借一单位本币(美元),投资于外国,再卖出远期外汇,最终得(1+rL*)。F/S美元,这时报酬率为F/S(1+rL*)-(1+rB),即[(1+rL*)、F-S(1+rB)]/S
2投资者作反向投资,此时报酬率为S(1+rL)-(1+rB*).F/S
3借款于本国而投资于外国,报酬率为rL-rB
4在外国借一定资金,投资于外国,报酬率为rL*-rB*
投资者对四种投资方式进行不同的效益比较,决定资金的投资方向。
以1和2的比较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步,假设银行外汇买卖价差相同。
有[(1+rL*).F-S(1+rB*)]/S S(1+rL)-(1+RB*).F/S
移项得:[(F-S)/S][(1+rL*)+(1+rB*)] [(rL+rB)-(rL*+rB*)]……(1)
第二步,假设投资者同时面临四种利差和买卖价差构成的交易成本。以Sa、Fa、Sb、Fb分别表示即期外汇和远期外汇的买价(ask)和卖价(bid)。那么(1)式将转换为:[Fb-Sa/Sa][(1+rL*)+(1+rB*)/(1+τ)](rL+rB)-(rL*+rB*)/(1+τ),其中τ=(Sa-Sb)/Sb
对其进行变形移项,得:Fb Sa[(1+rL)+(1+rB)]/[(1+rL*)+(1+rB*)/(1+τ)]……1.a
根据同样方法对其他五种投资选择进行比较,得出其余五种结果,分别是:
Fb Sa[(1+rL)/(1+rL*)]……2.a
Fb Sa[(1+rL)+(1+rB*)-(1+rL*)]/(1+rB*)……3.a
Fb Sb[(1+rB)/(1+rB*)]……4.a
Fb Sa[(1+rB)+(1+rL*)-(1+rB*)]/(1+rL*)……5.a
Fb Sb[(rL-rB)/(rL*-RB*)]……6.a
投资者可以对上述六种投资结果进行比较,取出最优解,作出投资选择,从而决定国际金融资金的流向和规模。而且两种价差引起不同投资方式的效益差别大小直接影响着资金流动的波动及幅度,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
以S+a,S+b分别表示未来即期市场的外汇买价和卖价,以1.a式作为分析对象,并把它加上预期因素,列括号内容为M。如果S+b>Sa.M,或者S+b>Fa.M,即期资本流出,远期资本流入。如果S+a>Sb.M或者S+aFb.M,资本流动正好相反。
所以说,不同国家的存贷利率以及外汇的买卖差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当两者产生变动以及投资者对其变动的预期估计产生偏差时,就必然有大规模的不稳定性流动资金,当其波动幅度超过一个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监管能力时,就有可能酝酿成金融风险。
(三)投机行为分析
国际金融投机主体经常以各种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现,其资金具体表现为国际游资(HOTMONEY),投机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机手段,获得正常投资收益以外的资本利益。当投机基金非常庞大,达到对特定的汇市形成和汇率趋势基本控制的程度时,投机行为就会给金融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导致一国金融市场风险的产生。
投机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参与者在预测到经济政策或诸如汇率和利率等经济变量不能维持时,突然进行大幅度的资产重组,“投机性冲击是在市场预测经济政策不一致时所作出的理性反应”,“不一定要将投机性冲击视为市场的反常行为,相反,它被看作是竞争性市场在预测到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后的典型反应”。投资者的大幅度资产重组还有其他原因,典型的有二种:第一,投资者为避免损失,在即期市场上卖出外汇;第二,投机者为获取利润,在远期市场中卖出外汇的空头头寸。
在投机活动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下列因果关系:基本经济因素的错位程度、收支衡的频率和严重性引起资本流量的增加,资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伴随着资本流量的增长,外汇需求规模扩大,不稳定性出现增强,发生动荡的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如果外汇具有作为一种理想资产的特征的话,那么,随着外汇价格越来越大的波动,从中投机的机会也将增加,只要投机主体存在,就会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
投机活动量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三个效应:第一,投机活动量的上升直接导致外汇需求规模和不稳定性的上升,金融动荡增加;第二,投机活动量的增加造成汇率没有稳定点或者基本走势不能独立于投机影响的状态;第三,金融机构在外汇交易活动中的投机行为大大增加。与传统银行业务获利性减少相联系,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使金融机构的外汇业务重点越来越倾向于货币投机,随此重心的转移,外汇市场的任何波动更有可能引起投机性的买进和卖出,使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复杂化。
(四)市场因素
1.信息传递与预期因素
首先,信息制约了市场主体对汇率、利率或其他金融变量的预期。劳伦斯·科普兰认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特殊信息,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新闻”,市场主体对新闻作出预测性反应。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即期汇率St=-ρ(t-1)+ft+1+η(1+ε)-1.Σβk.(EtZt+k-Et-1Zt+k),(0<ρ<1,ε>0)。
由此可以看出,即期汇率由前一时期的远期汇率ft+
1、目前到期的远期合同在当时签订确定的风险报酬-ρ(t-1)和关于对基本因素的所有未来值(即“新闻”因素的影响)三个部分组成。“新闻”作为市场主体预期之外偶然出现的事情而导致的随机误差因素,包括内生影响因素,如利率、通货膨胀等,也包括外生影响因素如政府宣告、地震等偶然因素。科普兰认为,基本变量中使人吃惊的成分能否解释汇率波动的百分比,取决于我们观察到的每周、每月或者季度资料,也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货币和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新闻”事件对汇率的影响有一定范围,“外汇市场对市场的反应不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好’还是‘坏’,而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比预期是‘更好’还是‘更坏’,预期到的信息已包括在现在的市场汇率之中,汇率只对未预料的信息作出反应。”比如,当政府公布货币供给、贸易差额等统计数字之后,市场汇率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这些数字本身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这些统计数字与人们预期之间的差额,只有这种“新闻”才会影响汇率的变化。
其次,“新闻”信息的滞后是金融风险的一个内生因素。“滞后”是指新闻变量的发生日期和实际公布日期之间缺乏同步性,市场主体不能对其资产进行合理的组合调整,导致滞后摩擦成本。这一点决定于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对信息的反应灵敏度。
再次,信息约束还表现在市场的进入障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奥德和威斯等认为:由于市场上信息不完全,有一部分投资者有可能被排除在金融市场之外。他们以国内信贷市场为例加以证明。假设有A和B两组投资者,其投资预期收益为Ra和Rb,由于A组的工作特点或银行掌握信息不完全,在银行看来,对A组进行贷款的预期收益Ea相对于Ra来说大打折扣。相反,银行对B组熟悉,而且B组的工作稳当,风险较小,因而在银行家眼中,对B组的贷款预期收益Eb有可能高于Rb。相对于B组而言,A组投资者可能被排除在借贷市场之外。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占重大比例的国际信贷市场中也存在、甚至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充分问题,严重影响了国际借贷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加强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平衡性,容易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
2.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和交易约束
首先,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金融投资主体的非完全自由交易。例如,在远期市场交易中,客户必须交纳一定的保证金,以保证远期市场交易人履行承诺。这笔保证金将使交易人承担机会成本,因为它不能被用来投资以取得收益。这种机会成本有碍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正如劳伦斯·科普兰说:“国际货币市场均衡必须有充足的套利资金作为条件,换句话说,某个或更多的套利者可以利用自由资金以驱使相应的比率达到均衡”。
其次,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金融工具的短缺。金融资产单一化使国际金融投资者无法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加上主观预期,资产无法在国内金融工具之间进行转移,这时只有大规模地逃离本国市场,从而诱发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越不足,金融资产转换的成本就越高。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只有汇率预测贬值的幅度更大才能抵消金融资产的转换成本,一旦在流动性不足的市场上售出大量金融资产,就会因供求关系导致市场价格下降,从而使国际金融市场严重失衡。例如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外国投资者大约拥有上市股票的30%,占有交易量的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失去信心,就出现了因流动性不足而找不到买主的现象,需要进行金融资产转换的投资者面临严重的“租金”分割,使其预期变得更坏。
3.金融市场垄断的存在有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
金融市场的垄断者往往拥有更充裕的信息和资金以及高明的投资或投机技术,操纵市场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在当前的国际外汇市场中,集中与垄断现象相当明显。根据英格兰银行1995年10月的一份调查,在伦敦外汇交易市场上,银行间的交易集中在少数大银行之间,前20家银行控制了整个伦敦汇市交易量的68%。金融市场主体的集中与垄断,人为操纵市场的行为,势必增加汇市的波动,酝酿金融市场的风险。
三、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加入WTO,金融国际化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完全开放一国的资本市场要有一个过程,这里是指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化。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在交易制度和监管体制上还不完善,市场信息传递不畅、金融工具短缺,投机操纵行为等非法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此情况下,对几万亿美元的巨额国际游资“开绿灯”,无异于“引狼入室”。东南亚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教训,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加上金融市场管理混乱,为投机者提供了大量的条件和机会。世界银行经济顾问穆斯地塔法·纳布利说得好:“一个国家应该寻求国内金融体系及资本帐户的自由化,但进行这些改革的时机选择和次序安排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和风险是关键。”
第二,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不可动摇。固定汇率制容易扭曲一国的真实汇率,完全浮动汇率又由市场供求力量所控制,这两者都不能引导投资者的预期合理化,很容易被投机者人为操纵和利用,时刻有可能超过一国的金融监控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金融风险。在利率的安排上,应主要采取市场化的原则,但也离不开金融当局的指导和调控,利率既需反映一国的资本供求关系,又要反映一国的真实生产率水平,与汇率水平相匹配。第三,不断改善包括证券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交易制度,增强交易透明度,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从而有效地传递信息、克服市场垄断,这是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的长期而关键的任务。这一点,香港在1998年8月的港币保卫战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香港就股票抛空和期货持仓公布了一系列规定,其中包括金融管理当局巩固港币联系汇率制度的7项技术措施及政府加强证券期货市场秩序和透明度的30条措施等,有效地防范了国际金融大鹗的侵犯。
我国电力市场供求均衡分析 篇3
【关键词】电力市场；供求关系；差异化；均衡
一、我国电力市场特点及供求关系
在我国，电力市场遵从一般商品市场的价值规律，但又区别于一般商品，电力市场在供求机制上又具有特殊性，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的垄断性质，该行业的市场只有一个或几个供给相似或相同的电力产品的生产者；二是该市场的消费者广泛遍及我国每一个角落，包括企业和个人都离开该产品的消费；第三，该行业形成的根源是经济效率，最初形成并非行政垄断，是先实现规模效应的企业居于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基础上，通过竞争基础其他竞争者从而达到的一种垄断状态。
电力市场产品的特殊性。电力不具有一般商品的可放置、可长期储藏的性质，因此电力生产商不能随意调节产品生产量，需求比较少的时候，不能像其他工业品一样做到生产大量电力进行储藏，以备后期供不应求之时投放市场；需求较多的时候，由于产品所需的装备、资金、技术的限制，不能靠劳动力的增量实现迅速增加产量的目的；不能迅速调整供求关系。
此外，我国电力使用者距离电源距离的远近对电量供应也有影响。距离远近不同，其电力成本不同，电力损耗也虽距离增加而增加，因此供电费用不同。
供求理论在市场均衡分析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以市场为媒介将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起来，通过供求影响价格变化，并在竞争机制下发挥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相互作用下达到均衡状态。电力企业尽管是垄断企业，但它也遵循供求理论资本内容。
二、我国电力市场供求矛盾分析
第一，垄断性质造成福利损失。在电力行业自然垄断状态下，其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对其他欲进入者或欲退出者形成屏障，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供求关系难以受到竞争机制的自动协调和稳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发挥其调控资源、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第二，电力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由于电力产品是当前社会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资源，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需求也日益增长，造成电力市场供求难以达到均衡，导致电力市场供不应求。在实现电力供求平衡方面，并不能像一般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即产品高价使得大量生产者涌入，造成产品提供的量大于需求量，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使得大量生产者退出该行业，直至形成稳定的均衡状态，达到行业的稳定狀态。但电力市场不能通过短期内生产者数量增加或是生产者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提高供给量达到改善供应不足的状态，也不能通过转移资产和技术投身于其他产业退出市场。
三、市场供求关系均衡分析
市场均衡，即供求关系的均衡，表现在几何图形上即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
第一，市场经济为主导，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电力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全完依靠市场力量终会呈现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电力市场市场机制是主要控制力量，政府宏观调控纠正其失灵之处。在市场机制中主要是供求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存在自然垄断的电力行业中，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状态，因此市场机制是关键，但国家的宏观调控也尤为重要。国家要宏观调控电价和引导投资等调节电力供求的措施，已达到电力市场均衡状态。
第二，实施电价调控政策。但电价调控政策不等于市场化改革之前的政府定价政策，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对价格实施监控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从供给曲线上看，供给曲线在高负荷状态上骤然上升，因此在电价控制政策实施两个策略，一是差别定价策略，具体表现在电高峰期、低谷期差别定价策略。例如“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在用电高峰期制定较高的电价，在用电较少的时段电价较为便宜，引导人们错开高峰期消费，调节人们不同时段的需求，同时达到供需调节的作用。二是地域差异定价策略。由于远离发电企业的地方产品成本高、消耗大，因此要提高偏远地区的电价，抑制电力消费，达到节约用电的效果，或是通过时段差异定价和低于差异定价结合引导集中时段发电。三是高耗电产业与其他低耗产业的差别定价策略。
第三，鼓励私人投资进入电力行业。如“还本付息电价”政策，引导投资者投资转入电力行业，进而增加生产者或原生产者的资本资源，扩大生产，提高技术等拓展生产渠道，增加电力供给。同时，对电力行业降低税负，鼓励电力企业大胆创新，实现技术革新，以期提高生产率，增加供给；同时适当降低电力使用价格，增加人们对电力的需求，但价格对电力产品供求的影响是长期而缓慢的，应当坚持调控，不能看到作用甚微而中途停止。
四、结语
在现代社会，电力市场关乎国计民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市场，其市场均衡显然尤为重要。但由于我国电力市场的特殊性，不能像正常市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实现自动调整均衡状态，必须结合市场机制和政府管控实现均衡。此外，垄断性质的存在，政府监控实现差别化定价和鼓励私人投资进入电力企业的政策，从而达到减少需求和增加供给的效果，利于改观我国电力供不应求的现状。但电力行业具体的改革方向依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今后研究的重点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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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娜，李翔. 电力市场供求关系动态分析[J]. 电力市场，24-26
浅析均衡与非均衡的证券市场 篇4
《中庸》是儒家重要经典,是古代许多儒家的方法论,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朱熹对中庸的定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适度性。理论力学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其中静力学则是研究物体受力分析、力系的简化、平衡条件。经济系统中也提到均衡,如:均衡价格、局部均衡、一般均衡论、非均衡的经济等。博弈论有纳什均衡、完美纳什均衡等等。总之在很多领域出现类似平衡的概念,平衡的状态,非平衡的现象。儒家之所以把中庸作为方法论,就在于它能维持社会稳定,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是我们现代社会中,解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问题的方法论之一。
二、中庸的平衡或均衡思想
《中庸》中有两个基本概念“中和”和“时中”,从人的性情来说,一个人还没表现出喜怒哀乐时,心情平静,不偏不倚叫“中”,当表现出来又有节度,无过不及叫做“和”,这蕴含着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的客观规律,满足类似于静力学平衡或经济领域的均衡状态。“时中”指“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中处于变动不居之中,随时处中。揭示了任何事物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也要达到动态平衡或动态均衡状态。
三、理论力学的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
以某个体或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以地球作为参照物,进行受力分析、力系简化、得到所有各力作用下满足的静力学平衡条件,反映的是所有作用通过研究对象这个载体发生相互作用,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用这套理论来解决大量的工程设计问题。动静法是利用静力学方法解决动力学问题,满足一定条件形成动态平衡。为求解复杂系统的动力学问题提供普遍解决方法。
四、市场经济体系中均衡与非均衡
均衡是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的概念,经济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变量满足一定条件,所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既各参与方的利益在相互妥协后达到均衡,形成相互制约。微观经济分析中,市场均衡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为单个或局部市场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达到均衡状态,一般均衡为整个经济系统所有市场供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到达均衡状态。市场上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的状态称为市场出清状态,目前国家进行供给侧改革,也就是商品严重过剩情况下,调整供给的过程,使非均衡经济转化为均衡经济。
五、证券市场的均衡与非均衡问题
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里,发展理念和政策设计,更多强调企业的融资功能,忽视了投资功能。正确认识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发展证券市场的前提。不管是传统金融还是现代金融都是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同样离不开供求关系,也必须保持均衡状态。
证券市场IPO首次发行股票满足融资功能,股票的分红配送和价格波动满足投资功能,融资功能更好的满足资源配置,投资功能满足投资者的收益,两者的作用缺一不可。适度发行股票和更多关注培育市场投资功能,才能保证并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过渡IPO将使市场萎靡不振,一潭死水,反作用也就降低了融资功能,这也就是证券市场发展20多年来无数次暂停IPO的原因,不能过度强调融资功能而忽视或轻视投资功能的培育。股票发行数量和市值规模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怎么才处于平衡状态,不是想发行多少股票就发行多少,能不能从概率角度得到一个量化的结论,是值得长期研究的课题。
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市场活跃度也有均衡和非均衡问题,适度的监管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适度活跃使市场充满生机,使投资者理性投资不致过度投机。过度监管使投资者望而生畏,缩手缩脚,市场失去活力。过度放松使投资者失去对市场的敬畏,投机流行,过度重视短期投资,2015上半年创业板股票过度投机平均市盈率很高,甚至个别股票上千倍的市盈率。频繁炒作概念,不顾企业真实价值,股价一飞冲天。频繁换手,有些股票一周换手率达到100%,甚至个别股票一个交易日达到30%左右,明显是庄家对倒,达到出货的目的。这些现象都是监管弱化和不到位的表现,非均衡危害之大不言而喻。
证券市场制度创新开放与稳步发展之间也有均衡和非均衡问题。投资群体中非理性投资者占多数情况下,2016年初匆忙推出股票熔断机制,仅存活几个交易日以失败告终。使市场连续大幅下挫,财富损失是巨大的。在基础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注册制,引起投资者的恐慌,纷纷撤离资金,证券市场还怎么发展,更可怕的是,使投资者对管理层管理市场的能力产生怀疑,对证券市场信心遭受重创,这不是危言耸听,急速缩减的成交量就是例证,非均衡的危害要警钟长鸣。
上市公司融资预期与给投资者提供的回报也有均衡与非均衡的问题。证券市场为企业融资提供了资金池,为调节资源配置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上市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和分红配送时应兼顾国家利益和投资回报,如果一味到证券市场融资或者说不负责任的圈钱,丝毫不顾及投资回报率,相当于非均衡现象的出现,投资者将失去投资股票的动力,其反作用将是市场每况愈下,投资者参与意愿降低,资金池里的资金严重减少,更多需要真正融资的企业融不到资金,形成恶性循环。
六、参与证券交易的个体投资者的非均衡行为
过度看盘和不及看盘的问题,当和个人投资者交流发现很多投资者交易时间一直盯盘,甚至中午吃饭都在看K线图研究技术指标,正是这种频繁的关注,使对股市的起伏涨跌过于敏感,只顾短时间的涨跌忽略了长周期运行规律,处在频繁交易状态,不能盈利甚至小亏一直大亏也就成为必然。举个例子,骑自行车者如果只盯着轮子下面坑坑洼洼,极容易出事故,一定精疲力尽极度疲劳,也走不远。股票市场上也有相反的情况,个别投资者一月二月看不一次盘,对于我们一般投资者而言将失去对盘的感觉,从而失去很多机会,除非做长线,但就中国股票市场而言恐怕做长线很难盈利。
总之,看盘也有个适度,即均衡看盘问题,否则交易就出现偏差。出现非均衡看盘。
七、结束语
应重视均衡思想并遵循均衡发展的客观规律,防止非均衡状态的持续存在对证券市场的危害。
摘要：本文从儒家经典《中庸》思想入手,到理论力学平衡条件、市场经济体系中均衡和非均衡问题,引出证券市场存在的许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都与处理均衡与非均衡问题有关联。提出应重视并遵循均衡发展的客观规律,防止非均衡状态的持续存在对证券市场的危害。
市场均衡 篇5
关键词：教育成本；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均衡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115—08
一、研究背景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最近3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高达9.6%，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一个“中国奇迹”。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教育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例如，从在校生人数这个绝对量上来看，截止到2009年，小学有11 071.5万人，初中有5 433.6万人，高中有2 434.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有2 144.7万人，分别是1978年的0.69、1.09、1.57和25.05倍[1]。抛开扩张更为明显的高等教育不谈，图1用义务教育阶段（分学龄前、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升学率变动说明了中国近30年的教育发展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学龄前儿童（小学适龄儿童）的小学入学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从1978年的95.5%上升到2009年的99.4%，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则从1978年的87.7%、40.9%上升到2009年的99.1%和85.6%。
虽然三级教育的升学率都有着长期增长的一般趋势，但具体到不同时期，还是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比较明显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里，学龄前儿童的小学入学率始终保持稳定增长，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却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U型变动，具体而言，这两级教育的升学率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明显下降，在先后降到各自的最低值66.2%和31.5%后又缓慢回升，差不多要到1990年（初中入学率）和1994年（小学入学率）才回到1978年的初始水平（87.7%和40.9%），之后继续增长。
在图1中，笔者把小学和初中升学率的变动率同人均GDP的变动率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数值为负的年份，意味着指标值出现下降的趋势。1978年以来，年人均GDP在2 513.7之间波动，均值为8.6%，数值始终大于零，说明GDP一直在增长。改革开放前15年里，人均GDP增长率除了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之外，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强势的增长势头，并没有出现U型的变化趋势。图1中小学和初中的升学率由负转正，说明这两个指标有着先降后升的变动趋势，同GDP的走势完全不同。特别是在小学和初中入学率达到最低值的那几年，人均GDP的增长率不断攀升，直至阶段性的顶点13.7%的水平。这样，以往单纯地从收入角度来解释教育的发展就缺乏说服力了。我们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手段对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做了简单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请与作者联系具体说明，限于篇幅本文就不详讲了。无论是使用原指标还是经过对数化处理后的指标，均发现升学率和人均GDP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这个论断同图1分析的结果一致。于是我们推测，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这种显著的背离，一定是有收入之外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本文的目的是要利用一个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模型从微观角度对中国初中等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下降趋势加以解释，由于缺乏数据和相关资料，我们的解释还只是理论的而非经验的。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当成是对人的一种投资，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家们认为收益率是影响个人教育决策的最重要因素[2]。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初中等教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U型发展，很可能与这一时期教育收益率的类似变动有关，但已有的研究不支持这样的说法。比如，在李实和李文彬[3]、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4]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中发现教育在居民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虽然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限制等障碍，中国教育的私人收益率相对较低，近几年，各级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在数量和分布上开始逐渐与国际平均水平趋于一致，并逐步提高[5—6]。由此看来，义务教育下降是出现在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的阶段，因此，从收益率角度无法提供有更加说服力的解释。
影响家庭教育决策，使教育水平下降的因素还包括：（1）信贷约束。家庭在面临信贷约束时，父母会通过代际间的借款来应对，他们以牺牲孩子未来收入的方式将子女推向劳动力市场，致使教育出现中断[7]。Parsons和Goldin对失学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在实际生活中，贫困家庭很少有机会进入金融市场，只能从个别的垄断高利贷者手中借款，这就构成了向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障碍[8]。（2）协调失败。Dessy和Pallage证明如果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和企业对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投资决策之间缺乏协调机制，那么他们就不太会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9]。Easterly也认为，如果家长和企业在历史上都没有形成一个向人力资本和生产技术投资的习惯的话（比如，非洲、拉美和南亚的国家长期处于“低技术陷阱”之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协调问题[10]。（3）没有（或者缺乏高质量的）学校。越是落后的地区，家庭离学校就越远，上学的成本就越高，而且一旦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好，家庭也极容易中断教育[11]。此外，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性别、肤色或种族歧视等都可能引起家庭减少或放弃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12]。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情况，我们发现这些研究角度也同样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与以往相比，家庭在信贷约束方面有所改善，学校质量和父母的教育程度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协调失败”看起来与教育的这个短期U型波动没什么关系。在中国的另外一些研究中，义务教育成本过高因素被提及[6]。但我们发现，这些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对儿童辍学的解释上，而对初中等教育的这一U型发展趋势几乎没有关注，进而没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将利用经典的BV模型，从教育成本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对上述现象加以解释，从理论的角度看，这是对以往研究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下面先看一下模型的基本内容和含义。
三、模型的内容及其局限
本文首先要介绍的模型源于Basu和Van[13—14]的经典论文，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补充和发展[15—16]，目前已经成为解释儿童失学和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经典模型。该模型的重要特点是，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对家庭和企业的行为以及市场均衡的结果做了深入的分析，最后得出多重均衡的结果，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均衡的方法是当前主流经济模型采用的标准方法，而多重均衡的结果符合现实情况。因此，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劳动力市场模型。
模型的出发点是两个公理性的假设：家庭只有在成人劳动收入极低的情况下才会将儿童推向劳动力市场；儿童和成人劳动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尽管替代比例不是1∶1。
该理论使用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各部门的最优行为如下：
1. 家庭
市场上有N个相同的家庭，家庭由一个成年人和m个儿童构成（m>1），其偏好可以表示为：
（c，e）c≥0，e∈（0，1）（1）
其中，c是家庭的消费，e是二值变量，代表儿童参与劳动的程度，儿童要么劳动（e=1），要么上学（e=0）。一个儿童的消费和生产率相当于k个成人，0 （c，0）>（c+δ，1），如果c≥s（c+δ，1）>（c，0），如果c 家庭的目标是要在下式的约束下选择合适的c和e来最大化其偏好。 c（1+mk）≤emwc+wA（3） 不难发现，与c（1+mk）相等的工资Wa（=emwc+wA），即为家庭的生存工资水平。wc和wA分别是儿童劳动（童工）和成人劳动的工资，也是外生给定的。 家庭最优化行为的解如下： c（wA）=wA1+mk，若wA≥（1+mk）s wA+mwc1+mk，若wA<（1+mk）s（4） e（wA）=0，若wA≥（1+mk）s 1，若wA<（1+mk）s（5） 如果用SA和SC分别表示成年劳动力和儿童劳动力的供给，有： SA=N（6） SC（wA）=0，若wA≥（1+mk）smN，若wA<（1+mk）s（7） 2.企业 市场上有n家相同的企业，生产同样的消费品x，企业i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xi=f（Ai+kCi），f′>0，f″<0（8） Ai和Ci分别代表企业i所雇用的成人和儿童劳动的数量，企业是市场工资的接受者，所以企业i的最优化行为可以表示为： maxAi、Cif（Ai+kCi）—AiwA—CiwC（9） 很容易就能观察到上式的解，如果wA f′（Ai+kCi）=min{wA，wC/k} （10） 3.市场均衡 市场对成人劳动力和儿童劳动的总需求是单个企业需求的n倍，如果用DA=DA（wA，wC）和DC=DC（wA，wC）分别表示这两种需求的话，有： DA=0且f′（kDCn）=wCk，如果wA>wC/kDC=0且f′（DAn）=wA，如果wA 这样，我们就能找到一组工资（w*A，w*C）使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如图2所示）。 图2表示在二维空间里，纵轴代表的是“有效工资水平”：wA=wC/k，横轴为“有效劳动”，它代表着用成人劳动力所表示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 于是，就可以在新的坐标中画出劳动的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ABJK，因为只有当wA<（1+mk）s时，儿童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所以wA>（1+mk）s时，市场上的劳动供给仅仅是成人劳动力的数量N，供给曲线为AB；当wA<（1+mk）s时，儿童参与劳动，对应的有效劳动数量是（1+mk）N。这样，供求曲线就会有两个交点，形成“好的”和“坏的”两个均衡E1和E2，它们分别是有儿童劳动的均衡和无儿童劳动的均衡，这两个均衡所对应的工资水平分别为H和F，也就是说，当劳动力市场上成人的工资水平高于E1点时，就不会出现有儿童劳动力的情况；而一旦成人工资过低，家庭就会把儿童推向劳动力市场，“坏的”均衡出现。 BV模型介绍了儿童劳动产生的必然性，但模型本身的一些局限使得我们不能直接用它来解释本文要研究的问题。首先，该模型使用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休闲”二分法：儿童要么劳动，要么在家“休闲”，而在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贫困家庭显然不是在上述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既然“休闲”是一种奢侈品，那么实际的选择就应该是上学或是劳动。实际上，我们很少会看到穷人家的孩子在辍学之后会呆在家里，家庭会按照儿童的实际情况分配一些或简单或复杂的劳动活动。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在Becker的经典论文之后已经淡出了现代劳动经济学的主流。其次，BV模型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儿童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忽视了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对家庭选择的影响，后面我们会说明，教育成本的变动在观察中国家庭一段时期的教育决策时非常重要。最后，模型不谈及收入分配问题。在儿童失学比较多的地方，也常常伴随着严重的收入不均等，这一点已被后来很多学者注意到了[17]。前面说过，在考察中国的教育问题时，宏观的GDP变动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这需要我们从收入分配或者其他更微观的视角研究。下面，我们将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对模型进行简单的扩展，尝试着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发展提供一个理论上的解释。 四、扩展及在中国的应用 1.教育成本增加对均衡的影响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为了早日完成经济上的赶超，政府采取各种政策来提高教育水平，一方面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防止未成年人辍学劳动；另一方面，国家几乎承担全部了教育成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当时的政治体制也为这些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保障，结果，解放前普遍流行的童工劳动基本被消除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的教育都实行免费，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教育领域的改革也随之进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育财政制度开始改革，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责任由乡、村乃至街道一级地方政府承担，教育的成本越来越多地落到了家庭的身上，而且经济越困难的家庭，教育的成本越高[18]。这一时期政府教育公共支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总额不足，结构不合理，教育成本越来越向个人或家庭倾斜。 从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OECD国家和收入水平较低的WEI（世界教育指标）项目国家平均都超过了5%，而中国长期在2%—3%之间徘徊，远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即使放在亚洲，一些人均GDP不及中国的国家，政府在教育上公共支出的相对比重也远高于中国，并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表1将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教育公共开支情况列了出来，同时也选取了亚洲和世界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做了比较。从中能够看出，中国的教育公共支出相对而言是偏低的。 公共支出不足只是一个方面，支出结构不合理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往大量的研究证明，越是基础教育，其收益率就越高，外部性越强，对社会也越重要[4]。而中国在“国家和省办大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和村办小学”的理念下，将义务教育的责任推给了地方。由于地方的收入差距很大，这样，越是贫困的地方，教育的公共支出越是不足，教育成本逐渐向家庭倾斜，于是家庭的教育成本不断上升。在Wei[19]的一份早期调查中，他选取了中国中西部地区6个省份的23个县3 000多个农村家庭，以初中教育为例，教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如表2所示。 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是国际上考察家庭教育负担的通用指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都介于1%—4%之间。考虑到这一地区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不到600元的情况，表2中的数据表明，部分农村家庭确实承担着很重的教育成本。实际上，多年以来，中国家庭整体的这一指标始终在10%左右。在随后的另一份调查中，曾满超用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来观察家庭的教育负担，他发现，在调查的4个县中，该指标介于14%—37%之间，其中有近1/5的家庭都超过了20%（代表教育负担很重）这个临界水平[20]。 现在，我们就将教育成本上涨的因素放入BV模型，看看对均衡的结果有什么影响。假设教育成本为E，那么，家庭偏好、消费约束和最大化行为都要发生变化。家庭的偏好为： （c，0）>（c+δ，1），如果c≥s+E（c+δ，1）>（c，0），如果c 约束条件变成： c（1+mk）+E≤emwc+wA（13） 家庭最优化行为的解是： c（wA）=wA—E1+mk，若wA≥（1+mk）s+EwA+wc—E1+mk，若wA<（1+mk）s+E（14） e（wA）=0，若wA≥（1+mk）s+E1，若wA<（1+mk）s+E（15） 成年劳动力和儿童劳动力的供给为： SA=N（16） SC（wA）=0，若wA≥（1+mk）s+E1，若wA<（1+mk）s+E（17） 在企业的最优行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图3给出了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 于是，随着wA=（1+mk）s上升到wA=（1+mk）s+E，劳动供给曲线变成AB′J′K，如果市场上的劳动需求曲线不变，那么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点就可能是两个（E1、E2），但只出现“坏的”均衡（E1）——即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由于加入了教育成本，儿童失学并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成人工资水平由wA=（1+mk）s上升到wA=（1+mk）s+E，此时，劳动供给曲线（AB′J′K）也随之在此处断开，如果市场上的劳动需求曲线不变，那么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点既可能是两个（E1、E2），也有可能是一个（E1），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就说明只要教育成本达到一定程度，家庭就会中断孩子的教育投资，儿童失学去参与劳动，入学率下降。 2.技术进步对均衡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打开国门，大量国外产品涌入中国，附着在上面的先进技术也进入国内，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比以往有所加速，体现出了一定的“后发优势”或者“追赶趋势”。从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个测量技术进步的指标来看，以农业为例，全炯振发现，在1978—2007年期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0.7%，其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技术进步，而且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技术诱导型的增长模式、明显的波动性（阶段性）和地区之间增长的不平衡[21]。刘书祥和曾国彪运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分析了纯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他们发现，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比较显著的负效应，当期技术效率的改善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而滞后期技术效率的改善却对就业量的增加具有负效应。 现在，我们就将技术进步的因素纳入到模型中，来观察均衡变动的情况。技术进步的特点是提高成人和儿童的劳动生产率，在图4中，N和k会分别变为N′和k′，有效劳动供给增加，由N（1+mk）变成N′（1+mk′），这样，供给曲线就由ABJK变为ABJ′K′。如果技术进步不改变劳动需求的话，其他条件不变，均衡的结果就由原来的单一均衡变为混合均衡：初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好的”均衡E2，现在“坏的”均衡E1′也会出现了。这样，经济中就出现了儿童劳动的情况。 新技术并不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除非“适宜”于本国的具体国情。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往往与国外的要素禀赋相适应，通常是资本使用型的或者劳动节约型的，特点是大量使用资本而少投入劳动，如果生搬硬套，也容易“水土不服”，更谈不上提高生产效率了。但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结合本国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通过由简单地模仿到“本土化”改造，使这些外来技术逐渐与本国生产情况吻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竞争优势。可以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和这种“诱致性”的技术进步息息相关。 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与自身比较优势“适宜”的技术往往为劳动使用型，不排除这种技术进步会增加市场对劳动的需求，进而改变需求曲线的位置。但只要教育成本上涨明显，即便劳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同时右移，有儿童失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坏的”均衡还是会出现。图4也给出了这种可能的结果。随着儿童失学并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人工资水平由wA=（1+mk）s上升到wA=（1+mk）s+E，需求曲线右移至D′，供给曲线由ABJK变成了ACFK′。经济中原来只有一个“好的”均衡E2，现在会出现一个混合均衡的结果（E2和E3），仍然会有儿童失学进入劳动力市场。 五、结论与不足 在本文中，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模型，分析了教育成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的非线性（U型）变化，这是对传统的仅从收入角度进行分析方法的一个必要补充。BV模型最初是用来解释童工劳动的，后来经过经济学家的不断修正或扩展，已经成为解释劳动力市场均衡的一个重要的模型。儿童劳动和儿童入学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失学多发的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中，儿童一旦失学，总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论是家庭内的劳动还是干脆进入劳动力市场。 从该模型出发，只要能确定一个政策或经济变量对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影响，通过改变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位置，就能得出一些结论。比如，进入新千年后，特别是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使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进一步下降，根据前面的模型，维持家庭生存水平的工资降低，进而劳动力市场上只出现成人劳动均衡的可能性提高，儿童失学减少，入学率提高。在不远的将来，生育控制政策导致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成年劳动力的供给逐渐减少，根据BV模型，整条劳动供给曲线都会向左移动，就会出现成年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儿童劳动消失的情形。 遗憾的是，由于缺少相关资料，本文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理论说明而非实证阶段，这是本文的主要不足之一。实际上，虽然BV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但多数研究也仅仅涉及理论解释方面，如何将模型改造成一个类似明塞尔模型（Mincerian Model）那样的兼具理论与应用价值的模型，是本文也是国内外众多学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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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蒋中一，戴洪生.降低农村初中辍学率和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J].中国人口科学，2005，（4）. 自2009年IBM提出智慧城市概念后,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大张旗鼓, 如火如荼, 把城市信息化建设模式从数字城市、无线城市推向另一个高度。2012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率先启动智慧城市试点工作, 智慧城市建设配套政策正在逐步推出, 众多地方政府也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了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截至2012年10月, 我国已有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的地级以上城市, 总计约22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 “十二五”期间, 我国智慧城市计划投资规模超过1.1万亿元。 进入2013年, 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跃跃欲试加入智慧城市建设大军之中, 如贵州的贵阳、六盘水、铜仁等地正在编制智慧城市方案。部分经济条件较好、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已经完成从理论探索、概念包装向实施和落地阶段的转移,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呈现规模发展态势。 国外智慧城市发展相对平缓 与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和建设热火朝天、政府和企业界热情高涨形成对比的是, 国外智慧城市发展相对平缓, 大张旗鼓的规划和建设浪潮并未出现。各国以点带面, 城市信息化的升级正积极有序推进。 其中, 亚洲地区智慧城市建设以政府推动为主, 相对较为体系化。亚洲智慧城市建设较为活跃, 政府往往制定详细的信息化规划, 确立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智慧城市战略地位, 从技术、产业、应用等多个方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竞争力。例如, 新加坡启动“智慧国2015”计划, 建立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 大力发展通信和信息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 意图将新加坡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一流的国际化城市。 欧洲的智慧城市则侧重绿色低碳主题, 以科研带动并引领智慧发展。在建设理念和发展主题上, 欧洲智慧城市以绿色、低碳、环保的智慧应用示范和局部试点为主。比如阿姆斯特丹启动的智慧城市行动计划, 其核心目标是在2025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 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20%。 相对来说, 北美地区以市场化机制来推动智慧城市, 更加注重数据开放和建设实效。北美地区采用“企业推动为主, 政府引导促进为辅”的发展方式, 该地区政府重视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共享, 强调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规划, 城市管理者并不在意其发展的是智慧城市还是数字城市, 而更加注重技术应用效果和项目所发挥的效益, 但是其发展理念、应用范围均很超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牵头组织的一些开源数据项目催生了一批智能化、数字化应用, 为市民带来了实际便利。 发展条件存差异 国外发展智慧城市所解决的问题和发展重心与国内不同, 究其深层次原因, 在于国内外工业化发展基础、城镇化发展水平、信息化发展条件以及政府运作机制存在较大的差异。 首先, 国外是在工业化条件较好、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较高的情况下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国外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工业化, 已经或正在进入信息化时代, 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因此, 绿色低碳、惠民服务、信息共享成为其发展智慧城市的主要诉求。 此外, 国外发达国家信息化建设较早, 其信息化法律法规比较完善, 信息基础条件较好, 民众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并且国外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 多以纯市场推动为主, 政府更关注单项工程的效益, 更加注重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国外智慧城市启示 虽然国内外条件存差异,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国外的智慧城市建设总结出如下启示。 政府引导, 市场为主。国外智慧城市的发展注重吸收市场、社会的力量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以市场为主体, 通过机制设计和制度建设, 培育社会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例如, 建立智慧城市建设基金, 基金由政府和企业各自出资50%, 这样吸收企业参与基金运营管理, 有效吸收并带动社会资本投入智慧城市项目建设, 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持续的资金保障。 全面统筹规划, 资源整合共享。全面统筹区域、行业信息化发展, 统筹政府引导与社会力量参与, 制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从城市全局出发, 打破条块分割, 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工合作、互补互利,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推动集约化建设, 促进网络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共享。 服务民生为本, 改革机制体制。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让信息化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民生改善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以人为本, 保障和改善民生, 创造方便快捷、高效低碳的信息化发展环境。 区域均衡建设, 创新引领发展。政府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强引导, 做好先进区域和落后区域的平衡、先进行业和落后行业的平衡, 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区域均衡建设, 逐步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无论数量多少, 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予以刑事处罚。具体分为几个档次, 刑法对毒品走私的处罚尺度主要根据走私数量的多少, 当走私毒品的数量达到一定限度以上时, 相应的处罚也达到了极限。 为了分析的简化, 这里把刑法对毒品走私的全部处罚作为走私成本予以货币量化, 就有了以下成本收益比较: 毒品走私的预期收益R=PQ, 其中P为毒品市场价格, Q为毒品走私数量。 毒品走私的法定处罚成本C2=L (Q) , 其中, 当Q达到或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处罚档次界限Q*时, 法定处罚成本达到最大值即L (Q*) 并保持不变。 毒品走私的成本主要包括渠道成本、进货成本以及处罚风险成本, 其中处罚风险成本为最主要的成本项。当0<Q<Q*时, 毒品走私的预期成本C=C0+C1Q+L (Q) p, 其中, C0为建立渠道的成本, C1为单位毒品的进货价格, p为被缉毒当局抓获的概率, 0<p<1。当Q>Q*时, 毒品走私的预期成本C=C0+C1Q+L (Q*) p。 假设法律处罚尺度与走私毒品数量能够严格正相关, 那么预期成本C=C0+C1Q+L (Q) p=C0+C1Q+AQp=C0+ (C1+Ap) Q (当0<Q<Q*时) , 其中A为处罚系数 (即根据毒品走私的数量确定相应的处罚水平) , 当Q>Q*时, 预期成本C=C0+C1Q+AQ*p。 图1是单个毒品走私集团的权衡模型, 横轴为毒品走私数量, 纵轴为成本/收益, OR1为在毒品市场价格为P1时的预期收益线, C0GH为确定成本线, 由C0+C1Q+AQ决定, 在Q=Q*时, 法定处罚成本达到最大并保持不变, C=C0+C1Q+AQ*, 斜率由C1决定而变得非常平缓。C0EM为预期成本线, 由C0+C1Q+AQp决定, 由于预期处罚成本AQp为最主要的成本项, 0<p<1, 所以预期成本线C0EM总是位于确定成本线C0GH下方, 相应地, 当Q=Q*, 时, C0EM在E点处为拐点, 其斜率为C1。C0GH和C0EM为两条折线, 在GH和EM部分平行。 当预期收益线OR1与预期成本线C0EM相交于S1点时, 相应的毒品走私数量为Q1, 此时为盈亏平衡点, 只有当Q>Q1时, 毒品走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毒品走私的收益才为正, 毒品走私才是合算的。当Q>Q*时, 毒品走私的预期成本主要取决于进货成本, 预期收益远远大于预期成本, 毒品走私的收益得到绝对提高。这样, Q1为毒品走私的起始量, Q*为转折量, 一旦突破Q*, 巨额利润空间被真正打开。所以, 毒品走私行为总是会突破Q*, 并无止境地追求扩大规模, 具有“要做就做大的”决策特征。 在禁毒当局加大打击力度即“严打”的情况下, 假设p’是被抓获的概率, p’>p, 0<p’<1, 预期成本线向左上方移动, 到了C0FN的位置, 此时的预期成本为C=C0+C1Q+AQp’;同时, 由于毒品供给的处罚风险成本加大, 在毒品需求的刚性要求下, 毒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到P2, 预期收益线也向左上方移动, 到达OR2的位置, 此时的预期收益为R=P2Q。 “严打”后的预期收益线与预期成本线相交于S2点, 对应的起始走私数量为Q2。可以看出, “严打”对起始走私数量产生影响, 结果可能是S2>S1 (在OR2相应于OR1的斜率变动率小于C0FM相应于C0EM的斜率变动率的情况下) , 也有可能是S2<S1, (在OR2相应于OR1的斜率变动率大于C0FM相应于C0EM的斜率变动率的情况下) 。然而, “严打”对毒品走私的转折量Q*不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 “严打”并不改变毒品走私的“要做就做大的”决策特征。 二、“没有最大只有更大”的市场规模 毒品市场由数目不清的“黑社会”性质的走私团伙所控制, 各团伙为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一般会按照实力划分势力范围, 并商定毒品统一的市场价格, 在局部市场上形成完全垄断, 从而使毒品市场呈现出分割控制的完全垄断市场特征。毒品走私团伙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黑吃黑”火并, 新的团伙控制原有团伙的市场范围, 并不影响毒品市场的完全垄断特征。 假设在市场上有n个毒品走私团伙并全部分割控制各自的市场区域, 各走私团伙相勾结实施统一的市场价格, 所面临的成本曲线与收益曲线一致。单个团伙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曲线就是局部市场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曲线。 对于局部市场而言, 根据边际分析法, 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点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交点。假设各团伙制定统一的市场价格P, 那么边际收益MR等于P, 并且等于平均收益AR, 即P=MR=AR。 在0<Q<Q*时, 边际成本MC=[C0+ (C1+Ap) Q]’=C1+Ap, 其中, C0为渠道成本, C1为单位毒品进货成本, A为法律处罚系数, p为被抓获的概率, Q*为达到法律处罚极限的走私数量。 在Q>Q*时, 处罚成本达到最大并保持不变, 边际成本MC=[C0+C1Q+AQ*p]’=C1。 在0<Q<Q*时, 平均成本AC= (C0+ (C1+Ap) Q) /Q=C0/Q+C1+Ap。 在Q>Q*时, 处罚成本达到最大并保持不变, 平均成本AC= (C0+C1Q+AQ*p) /Q= (C0+AQ*p) /Q+C1。 可以看出, AC总是大于MC。 对于整体市场而言, 整体市场的成本与收益分布是局部市场成本与收益分布的水平累加。如图2, 在以横轴为走私毒品数量, 纵轴为成本/价格的毒品走私市场均衡模型中, 当C0、C1、A、p、Q*为既定的条件下: P=MR=AR为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直线。 当Q<Q^=nQ*时, MC=C1+Ap, 当Q>Q^=nQ*时, MC=C1, 表现为以Q^=nQ*为拐点的两段错落的与横轴平行的直线。 当Q<Q^=nQ*时, AC=C0/Q+C1+Ap, 当Q>Q^=nQ*时, AC= (C0+AQ*p) /Q+C1, 表现为以Q^=nQ*为拐点的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并且一直位于MC线之上。 从MR与MC图形分布看, 二者呈现平行状态, 并且在Q>Q^=nQ*时, 二者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扩大, 导致MR与MC不可能相交。再看AR与AC图形分布, 二者之间的差距也是随着毒品走私数量增大而增大, 意味着利润总额会随着毒品走私数量增加而无限扩大。因此, 在既定条件下, 毒品走私市场不存在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点, 市场呈现出无限膨胀的趋势, 也就是毒品市场的发展具有“没有最大只有更大”的规模要求特征。 在禁毒当局加大打击力度即“严打”的情况下, p’是被抓获的概率, p’>p, 0<p’<1。当Q<Q^=nQ*时, MC线向上平移至MCr位置, MCr=C1+Ap’;当Q>Q^=nQ*时, MC线保持不变, MCr=C1, 即“严打”前后的MC在Q>Q^时相等。相应地, “严打”后MR线向上平移至MRr的位置, AR线向右上平移至ARr的位置。从中可以看出, “严打”只影响MC、MR、AC、AR的水平, 不影响它们的趋向分布状态, 也就是不改变毒品市场规模无限扩张的要求。 三、是“转做他行”还是“铤而走险” 毒品走私团伙一般组织严密, 行动效率较高, 能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做出迅速反应, 很多大的走私团伙在经营毒品的同时, 还会经营其他的合法活动作为掩护, 或者经营其他非法活动作为盈利补充。在既定的资源和既定的选择偏好条件下, 团伙需要在毒品走私活动和其他经营活动之间进行资源分配, 以达到最大化利益。 如图3:在以其他经营收入为横轴, 走私毒品收入为纵轴的坐标系中, 假设团伙的全部资源都用来从事其他经营, 可得经营收入为A, 假设团伙的全部资源都用来从事毒品走私, 可得经营收入为B, 把A、B两点连接, 即图中的AB线, 这是团伙将全部资源分配在毒品走私与其他经营活动上的全部数量组合。AB线的右上方因为超出了资源限制, 为不可能区域;AB线左下方存在闲置资源, 为低效率区域;只有AB线上才是可以实现的高效组合点。毒品走私团伙对两种活动的选择偏好可以用一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 每条曲线表示在团伙得到同等满足的程度下, 在两种活动之间不同组合的轨迹。AB线与无数条无差异曲线相遇, 但只与其中一条相切, 即图中的U1, 切点为E。在这点上, 团伙将其有限的资源全部分配于两种经营活动获得最大化满足, 通过其他经营活动取得收入为I*。 在其他经营活动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如果禁毒当局加大对毒品走私的打击力度, 导致该团伙的毒品走私收入下降, 那么该团伙的两种选择组合点轨迹由AB线移至AC线, 并且AC线与另一条无差异曲线相切于F点, 在这一点上, 通过其他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为I2, I2>I*, 也就是说“严打”迫使该团伙减少了毒品走私活动, 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在其他经营活动上, 该团伙的选择组合发生改变, 满足程度下降, 产生了“转做他行”的效应。 从E点到F点的经济效应, 可以通过“严打”政策对该团伙产生的资源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行进一步分析。这里的资源效应是指由于“严打”政策导致团伙的资源总体水平下降, 从而使得该团伙整体减少了毒品走私和其他经营活动的数量, 但不改变两种选择的数量组合;这里的替代效应是指由于“严打”政策导致两种经营活动的相对“成本”发生改变, 走私毒品比其他经营活动风险更大, “相对成本”更高, 从而将更多的资源分配于“相对成本”较低的其他经营活动。 为了分析的方便, 做一条平行于AC线的辅助线A’C’, 该线与无差异曲线U1正好相切于G点。于是, 可以看到, 从E点到F点的变动, 可以分解为两种变化:从E点到G点属于替代效应, 是在资源水平不变的条件下, 由于两种选择“相对成本”的变动, 导致该团伙将更多资源分配于其他经营活动, 通过其他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由I*增加至I1;从G点到F点属于资源效应, 是在资源整体水平下降的条件下, 导致该团伙减少用于其他经营活动的资源, 通过其他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由I1减少至I2。净效应I*I2, 表示在“严打”环境下, 总的效应是增加了用于其他经营活动的资源, 增加了其他经营活动的收入, 从而相应地减少了用于毒品走私的资源, 减少了从事毒品走私活动的收入。 在“严打”情况下, 替代效应导致增加用于其他经营活动的资源数量, 减少用于毒品走私的资源数量;资源效应导致减少用于其他经营活动的资源数量, 从而相对增加用于毒品走私的资源数量。最后的净效应取决于替代效应与资源效应之和, 如果替代效应大于资源效应, 那么最终该团伙会减少毒品走私的数量, 产生“转做他行”的结果;如果替代效应小于资源效应, 那么该团伙反而会增加毒品走私的数量, 产生“铤而走险”的结果。 四、总结 毒品走私是行为人对成本收益进行权衡后的理性经济行为。在既定的法律处罚风险成本条件下, 对于单个走私团伙而言, 存在一个毒品走私的合理的起始量, 还存在一个巨额利润空间打开的转折量, 毒品走私行为总是会突破转折量, 无止境地追求扩大规模, 毒品走私决策具有“要做就做大的”特征。对于毒品走私市场而言, 由于整个市场属于由不同团伙进行勾结并分割控制的完全垄断市场, 单个团伙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分布特征与市场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分布特征一致, 从而毒品走私市场不存在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点, 呈现出无限膨胀的趋势, 市场规模具有“没有最大只有更大”的发展特征。在既定的资源和选择偏好条件下, 毒品走私团伙需要在毒品走私活动和其他经营活动之间进行资源分配, 在“严打”情况下, 如果团伙的替代效应大于资源效应, 那么会产生“转做他行”的结果;如果替代效应小于资源效应, 那么会产生“铤而走险”即进一步加大毒品走私力度的结果。 摘要：毒品走私是建立在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基础上的理性经济行为, 预期成本项中最主要的是处罚风险成本。由于法律处罚主要按照毒品走私的数量量刑, 并且在达到一定数量界限时实行极刑, 导致预期成本分布不规则。毒品走私团伙的行为决策、毒品市场均衡具有与其他市场不同的特点, 同时, 禁毒当局的“严打”政策对毒品走私团伙行为的影响, 结果也存在不确定性。 关键词：处罚风险成本,分割控制,资源效应,替代效应 参考文献 [1]李正生:法律经济学[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2]周伟林:城市社会问题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四川省商品住宅市场虽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四川省住宅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体制的不健全和住宅市场本身的特点等原因,其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问题。研究四川省商品住宅市场的非均衡性问题,我们首先对住宅市场非均衡性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 1 住宅市场非均衡性的基本理论 1.1 住宅市场的相关定义 住宅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一定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住宅数量,主要受到住宅商品价格、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口数量和家庭结构、住宅区位和户型、对未来价格预期及经济政策的影响。住宅供给是指房地产厂商在一定时期,一定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出售的商品住宅的数量,主要受住宅商品价格、住宅开发成本(主要土地成本和建材成本)、国家经济政策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影响。 住宅市场的有效供求是在住宅供求主体自身的经济预算约束和可观察的数量约束下,供求双方都获得了各自的最大效用,住宅市场的实际交易量并不一定是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均衡时的数量。市场供求均衡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理想状态,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很难达到这种状态,住宅市场的均衡状态也只是其非均衡状态的一种特例,非均衡才具有一般性。 所谓非均衡,是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而言的,是指不存在完善市场和灵敏价格体系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市场状态,在非均衡状态下,每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本身或者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其他原因,并不一定能够迅速调整使二者达到均衡,即是说市场要达到均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更多的时间是处于不断调整的非均衡状态[1]。 1.2 住宅市场非均衡的类型 住宅市场的非均衡主要可以从总量性非均衡和结构性非均衡进行分析。如果考虑时间因素,则可以从静态非均衡和动态非均衡两方面来研究。 1)总量性供不应求,主要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福利分房、低租金制的价格管制情况下导致的供求缺口表现为严重的供不应求。价格起不到调节作用,但除价格外的其他影响住宅需求的因素如收入、人口增加等导致需求大量增加,而供给只有小幅度增加,致使供不应求现象加重。本文旨在研究住宅市场化条件下的非均衡问题,下面主要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供过于求的非均衡进行分析。[2] 2)总量性供过于求,市场经济体制下,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房地产商追求盲目扩大投资而忽视了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加之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调控,便会产生供过于求的情况。如图1进行分析。 假定其他要素不变,当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则会产生供需缺口Qs-Qd,表现为供过于求的静态非均衡。市场机制会使价格下跌以调节供求,但由于住宅地域性强的特点,价格向下刚性,难以调节供求。进一步分析,假定价格P1不变,由于除价格外收入增长趋缓等因素制约,使住宅市场需求受到限制,增加有限(从D右移至D1),但房地产开发商看到预期收益,盲目扩大投资,供给量增加幅度很大(从S右移至S1),大大超过了需求量的增加幅度。所以Qundefined-Qundefined>Qs-Qd,供过于求现象加重,此时也往往出现有价无市的局面。[2] 3)结构性非均衡,结构性供求非均衡也包括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两种情况,在商品住宅开发中,高档公寓和别墅开发比重过大而普通商品住宅比重小,而对于普通住宅的需求量要远远大于对于高档住宅和别墅的需求量,往往导致高档住宅和别墅的过剩和普通住宅的短缺。虽然从总量上并未产生供过于求的情况,但由于供给者追逐最大利润而在住宅产品类型方面做出的不当选择等原因造成的这种供求结构性非均衡,导致了房地产供求总量均衡下的过剩问题。[2] 2 四川省住宅一级市场非均衡性实证分析 四川省住宅市场的非均衡性现状也表现为总量性非均衡和结构性非均衡两方面,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2.1 总量的非均衡性问题 住宅市场总量的非均衡性表现为潜在的需求大于有效需求,同时实际总供给大于有效供给,也就是说有效需求不足和实际供给过剩并存[3]。 四川住宅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一方面城市新增住房需求者和农村家庭不断向城市转移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另一方面原有城市住宅水平较差的家庭同样存在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是受很多条件约束的,目前四川省住宅市场上明显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和商品住宅大量空置,即供给与需求脱节的非均衡性问题。 四川省2006年城镇化率为34.3%,而全国城镇化水平达43.9%,四川城镇化水平远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的城镇化会带动更多地住宅需求。另外,国际经验表明恩格尔系数与住宅消费支出比重呈反向变动,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下降至0.4～0.5之间,住宅消费比重增加18%左右,四川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99年的0.438 8已经下降到2006年的0.377 2,这表明居民消费重点已经转向住宅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方面。虽然四川省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逐年增加,2006年已达到29.39平方米,但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美国1991年人均住宅建筑面积61.3平方米,德国1987年为35.5平方米,所以居民住宅条件的改善空间也是一种巨大的潜在需求。 资料来源:2002-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2可以看出,2001-2004年每年竣工商品住宅面积均超过实际销售住宅面积,虽然2005-2006年当年商品住宅供不应求,但2005年四川省商品住宅空置面积为340.77万平方米,2006年为250.75万平方米,其中空置1～3年的商品住宅面积97.39万平方米,住宅空置不仅提供了住宅市场上的数量信号,也提供了价格信号,说明作为非均衡的住宅市场受到价格的影响,同时也要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量约束。 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和住宅空置的主要原因有: 1)房价向下刚性,且偏高。房价偏高主要体现在房价收入比偏高,房价收入比是指一套中等水平的住宅投入市场的价格与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例,一般的比例在3:1至6:1之间才能形成对住宅的有效需求,而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的住宅商品价格大大超出我国城镇居民购房的承受能力,高房价成为阻碍我国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的重要因素。我们以2006年为例,2006年四川省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为2 123元/平方米,城镇家庭平均每户2.89人,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29.39平方米,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 350.11元,据此可以计算出四川省房价收入比为6.673:1,其中成都市已达到8.37:1,严重超出居民承受能力。 表3和表4反映了住宅产品销售价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持续增长,但居民收入总体增速趋缓。 资料来源:2007年《四川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2002-2007年《四川省统计年鉴》 从表3可以看出总体来说四川省商品住宅价格持续上涨,增幅总体持续增加,2006年在房价暴涨的情况下政府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使商品住宅价格增速有所减缓。其中,高档住宅价格指数小于普通住宅价格指数增速,主要是由于高档住宅的供给相对于需求存在过剩,而普通住宅的供给相对于需求来说则显不足。 房价偏高的原因主要是:①从供给角度来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需求量增加,而土地作为稀缺资源其供给紧缺,同时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功利性引致土地价格上升,建材价格、劳动力价格上涨也全部集中到最终的房价。②从需求角度来说,住房不仅是消费品,而且也是投资品,在国内金融投资产品匮乏的情况下,投资者对住房价格预期的上涨,促使其增加对住房的投资,进一步推动了房价的上涨。[4] 2)信息不对称。第一,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档商品房、别墅与普通商品房的开发比例相对于需求来说不太合理,大户型高档公寓和别墅相对于需求出现了过剩,而小户型低价格的普通商品住宅供给相对于需求则显不足。第二,住宅区位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出于城市扩张的预期,房地产开发商不断开发城市郊区的地产,但由于城市发展的滞后,各项公共设施不配套、交通不便 ,致使住宅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2.2 结构的非均衡性问题 住宅市场结构的非均衡性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住宅一级市场,不考虑二手房市场和租赁市场。如表5所示为2006年四川省不同类型商品住宅开发比例和实际销售比例,可以看出对于高档公寓和别墅的需求相对于供给是过剩的,而普通住宅的需求相对于供给则显不足。而经济适用房的实际销售主要是由于经济适用房的目标群体的标准的确定以及具体的可操作性较差影响了经济适用房的销售。 资料来源: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综上所述,四川省商品住宅市场具有典型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是一种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四川省的住宅市场的非均衡性主要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使价格刚性和信息不完备产生的一种体制性非均衡。 3 非均衡性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的几点看法 非均衡理论认为,非均衡不是市场机制的缺陷,但需要对非均衡的动态波动幅度进行政府调控。地方政府调控应在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下,主要利用土地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等手段对住宅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具体以下几点: 3.1 切实贯彻中央的经济政策精神 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土地规划与管理,集约利用土地,规范土地出让方式,稳定土地交易价格等相关土地政策以及相关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民生为本,转变思路,杜绝“卖地经济”。 3.2 商品住宅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 逐步完善以住宅供求双方为市场主体,中介机构、物业管理为服务系统,地方各级政府信息发布和宏观调控的市场化住宅市场体系。加强房地产信息化建设,建立住宅市场动态监管系统,地方政府做好房地产商和公众的媒介,对住宅市场的管理和投资活动实现动态监管,维护住宅市场正常秩序。 3.3 住宅保障的到位 让“居者有其屋”是地方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地方政府应积极引导房地产商大量开发能够满足中低收入家庭需求的小户型、大众化商品住宅。同时,“居者有其屋”并不意味着必须让每个家庭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产权房,政府需要引导公众转变观念,中低收入家庭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买房还是租房,而不是盲目购买超出承受能力商品住宅,甘做“房奴”。 地方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建立和健全廉租房制度。保障城镇收入极低的本地家庭和外来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保障标准可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的人均住房面积13平方米。[5] 四川省发展住宅市场必须坚定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以需求为导向,调整供应的结构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宅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实现住宅市场价格基本稳定、总量基本平衡和结构基本合理,从而减少住宅市场动态非均衡性的波动幅度,使四川商品住宅市场健康发展,保障民生。 摘要：根据住宅市场供求和供求非均衡性的基本理论,结合四川省住宅市场的实际情况,对四川省商品住宅一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性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产生非均衡性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地方政府针对住宅市场非均衡性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商品住宅,住宅供给,住宅需求,非均衡 参考文献 [1]袁志刚.非均衡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意义[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14-17. [2]张永岳,陈伯庚.新编房地产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季朗超.非均衡的房地产市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4]陈汉双.住宅市场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原因与对策探讨[J].湖北社会科学,2004(5):107-108. 三、构建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体系的意义 基于以上对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的有关探讨, 综合分析, 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有利于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绩效进行评价 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基于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和其绩效内涵的分析, 通过设定合理的数量模型、结合相关统计数据, 对构成该体系的各类指标进行评价, 能从定量和定性结合的角度掌握和分析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二) 为优化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提供依据 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 不但可以通过此体系对已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的进行评价分析, 了解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 还完全, 导致市场失灵, 价格不能真实反映供求状况, 这就需要政府对房地产开发进行控制和引导, 从而最终优化资源配置, 达到市场均衡。 可以借助评价分析的结论, 对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在执行中遇到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和障碍因素等有一定程度了解, 探究调控政策高效亦或失效的原因, 为政府等房地产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 为将来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选择提供有利依据, 打好坚实基础。 (三) 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体系的考核功能 我国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开展了很多年, 但是对于调控效果的好与差, 执行的主体级各级政府并没有承担过任何行政或者法律责任。在越来越明显的土地财政现象下, 政府为了在在任期取得较好的GDP目标, 在选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博弈中, 结果往往是偏重在前者。也难免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在各级政府的执行过程被弱化, 调控效果也自然难以实现。因此, 通过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体系和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的评价, 量化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各级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 可侧面反映出调控政策在被各级政府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可能存在的问题, 基于此获得的信息结合当前我国的政绩考核体系, 可以对级地方人民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绩效做出科学评判, 为房地产调控政策执行力度和积极性对相关部门和领导进行奖惩提供科学 一、引言 近年来,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 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也使居民的住房环境得到改善, 作为投资热点和消费热点, 房地产业尤其是住宅市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日益上涨的房价令普通老百姓的依据。 (四) 保障公众对房地产市场的了解和对政府政策执行的监督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 能为公众参与房地产宏观调控调控开拓一个知识渠道, 公众在取得相关的统计数据基础, 便可以自行利用该体系对当前的调控进行分析, 以此预测未来的调控趋势, 从而更充分了解房地产市场, 避免受舆论误导, 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形成不合理的预期。此外, 通过公众自行的评价与官方评价的对比, 公众也能更好对各级政府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执行和评价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理或者刻意为的遮掩行为进行监督, 检举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 此外, 公众还能依此为政府房地产调控提供个人建设性意见, 有助于提高国家房地产调控措施出台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倪鹏飞, 晋海博, 吴博磊. 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健康标准及实证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 2008 (2) . 2、钱静. 房地产市场政策有效性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07 (12) . 3、常倩倩. 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理性思考[J].价值工程, 2008 (8) .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市房地产交易管理处) 望尘莫及, 消费者收入的增加跟不上商品房价格上涨的速度, 多数急需住房或住房条件差的人无力承受高房价而买不起房, 使得居民实际需要很高但有效需求不足, 且人们为解决住房问题就需要节省其他商品的消费, 导致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准的下降。同时, 又有很多住房处于空置状态, 这说明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供求结构失调, 处于不均衡状态, 资源配置效率较低。 二、住宅市场的供求结构分析 房地产价格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商品可以自由交易, 供给和需求是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 也是推动房价上涨的根本所在。 (一) 供给方面 房地产市场的高利润是吸引开发商进行投资的最直接动因, 利润受价格和成本的影响,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追求利润最大化势必尽可能的抬高价格并压低成本。现如今, 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 我国为保证粮食自给耕地面积要保持在18亿亩以上, 这样一来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更加有限, 地价上升, 以及建筑原材料价格和人力成本的上升, 导致建房成本提高, 房价居高不下。另外, 在大城市商务区兴建办公楼或商场的租金高昂, 远远高于住宅建设的利润, 致使城市住宅用地相对减少, 且在此基础上, 商品房的供给中也以高档住宅居多, 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等因利润低而供给极少, 使得大批需要住房的城市中低收入者无房可住。 另一方面, 过去的两年内, 我国为刺激投资增加消费实行宽松的信贷政策, 获得资金的成本相对较低, 许多厂商贷款进行房地产开发, 商品房的供给数量逐步上升, 价格也在短暂停滞后又持续上升, 且人们普遍预期房价会继续上涨, 这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开发商进行投资。虽然政府也在采取措施促进经济适用房的建设, 但供给依然不足, 加上政府监管不严, 部分价格低廉的保障性住房被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 真正满足低收入人群住房需要的供给依然严重不足。 (二) 需求方面 房地产既是消费品, 又是投资品, 因其特殊性, 面临的市场需求也有所不同。 第一, 作为消费品, 住房是生活必需品, 城市化进程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 由于城乡差距较大, 大多数人选择在城市生活, 城市住房需求急剧增加, 多数中高收入者也不断要求改善住房, 需求的增多助长了房价的上涨。当然, 对于收入水平不高的群体, 租房也是一个选择, 而廉租房的供给极少, 且中国传统的安居才能乐业的思想使人们普遍要求有自己的住房。就人口结构而言, 我国在五六十年代有一个高的婴儿潮, 成长到八十年代整好处于婚嫁年龄, 虽然已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由于人口基数大, 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很多, 现今也需要婚嫁, 对于这大批的“80后”来说, 有房是结婚的必需条件, 这大大刺激了住房需求的增加, 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 高房价是支付不起的, 而经济适用房又普遍很少, 造成名义需求很多, 但实际需求不足。 第二, 作为投资品, 其需求受价格、利率因素影响较大, 过去两年实行的低利率刺激了人们的投机需求, 资金富余的高收入者除改善住房条件外, 也往往购买商品房用于保值增值, 许多家庭同时拥有多套住房, 这些行为推动商品房需求的增加。另外, 人们皆预期房价会持续上涨, 所以将手中多余的资金投资于房地产, 甚至贷款炒房的行为也并不罕见, 而已经持有住房的人也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 因为这意味着其资产价值的下降。 三、我国房地产业市场失灵 我国房地产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 存在市场势力。房地产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建设周期长, 且我国土地由政府控制, 因此存在一定的进入壁垒;各住宅商品房因地段、户型、周边环境等都有差别而不能完全互相替代, 所以我国房地产市场可以看作多头垄断市场。在寡头市场中, 厂商往往以高于均衡价格的价格出售, 各开发商之间或联合或默认皆不降价, 共同维持高房价, 以获取超额利。垄断势力的存在也会产生“寻租”行为, 使得开发商为获取开发资格而向政府官员行贿, 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社会无谓损失。住宅市场上大量的买者处于价格接受者的地位, 无法联合起来迫使房价下降到合理水平, 在开发商与消费者的房价博弈中, 没有住房急需住房的人不管房价涨或不涨, 不买, 收益为零, 所以只要能承受价格或贷款, 加上预期价格会继续上涨, 肯定会选择买, 厂商因此会选择涨价, 以获取最大收益, 最终的结果是房价一涨再涨。 房地产市场存在信息不完全, 市场中的交易双方, 尤其是买者, 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判断房价未来的走向, 只能根据市场和政策进行预期, 当预期房价将快速上涨时, 原本不需要住房或没有购房能力的人会选择贷款进行购房, 造成需求膨胀。即使政府实行强有力的措施抑制房价, 需求也不会及时大量增加, 此时人们普遍采取观望态度, 买涨不买跌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常见现象, 市场需求不能真实表现出来, 价格预期有自我实现的内在机制, 加剧了价格的波动和市场的不稳定。 四、解决住房供求失衡和市场失灵的办法 要从根本上抑制高房价, 实现供求均衡, 首先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控制和引导。供给方面, 政府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和补贴力度, 吸引企业的投资, 同时抑制高档住宅楼的兴建, 但因此也可能会推动这部分房价的继续上涨。需求方面, 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小城市及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力度, 缩小城乡差距, 减弱人们涌向城市的动力。此外, 当前我国政府提高贷款利息以及首付款比例, 使得贷款买房的成本增加, 限制了炒房行为, 部分城市推出限购令, 这些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冷却楼市, 抑制投机方面的需求, 调整供求结构。其次政府还要引入竞争来削弱垄断厂商的势力, 并尽可能利用二手房市场, 拓宽供给渠道。政府还应该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价格预期, 减轻市场价格的波动, 使价格机制发挥作用, 自动调节供求。 总之, 政府要加大力度控制并引导房地产开发以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为导向, 充分保护无房者的利益, 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加强宏观调控,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 使房地产市场达到均衡, 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发展。 摘要：近年来,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 市场需求旺盛, 房价一涨再涨, 但同时大量新增住宅空置, 说明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结构失衡。文章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分析我国房地产住宅市场定价问题及推动其涨价的因素, 但因为存在垄断和信息不完全, 导致市场失灵, 价格不能真实反映供求状况, 这就需要政府对房地产开发进行控制和引导, 从而最终优化资源配置, 达到市场均衡。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市场均衡,价格预期,市场失灵 参考文献 [1]、张海蔚.中国房地产价格决定机制研究[J].上海金融, 2009 (3) . [2]、伍德业, 刘红.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研究[J].经济纵横, 2008 (10) . [3]、黄淳.我国城市住房供给制度与工业化关系的理论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 (4) . [关键词] 市场经济 利益均衡 和谐社会 200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两年多来，“和谐社会”的口号已经响彻中国大地，对于和谐社会的认识与研究，从中央到地方，从学者到百姓已蔚然成风。在这其中有一种声音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是因为社会不和谐造成的。 一、建设“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 和谐社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关系，因而其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有一个相当现实的背景：通过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 过去20多年改革实践表明，市场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和经济整合的机制，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形成的机制，亦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在不断加深：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同时，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突出。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在此前后，国内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与这个结论大体类似。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我国的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由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可以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将会成为我国今后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正在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时代。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应当说，“和谐社会”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現的。 二、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要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和谐社会，首先就政府而言，要把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除此之外，怎样做才能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总的来说，一是政府转型。在目前我国具体情况下谈利益格局的均衡，谈社会公平，不可避免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经济工作一度成了政府工作的重点。而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社会公平决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转型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个人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人群体税收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很难成为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如果将农民的负担看作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人所得税的话，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城乡之间是反向的。而在城市内部，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三，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年～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业只有190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义务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市场均衡 篇6
毒品走私的行为决策与市场均衡 篇7
四川省住宅市场非均衡性分析 篇8
浅析我国住宅房地产市场均衡问题 篇9
市场均衡 篇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