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小说（精选十篇）
新世纪小说 篇1
纵观新世纪湖北小说创作, 在强化自己优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创作团队的“一主两翼”
从新时期湖北文学发展的历史看, 不同的创作阶段是由不同的创作团队演绎着湖北文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交, 湖北文学创作队伍主要是由一批历尽人生风雨的老作家构成, 如徐迟、曾卓、白桦、姚雪垠, 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 造就了湖北文学难得的黄金时期;但“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生命的年轮使他们失却了再创造的热情和活力, 也直接导致了湖北文学80年代的“失声”之痛。20世纪90年代充当湖北文学创作主力的是一批青年作家, 如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等, 他们大多在80年代后期成名, 在90年代成为引领全国文学风潮的作家, 他们不仅成就了90年代湖北文学的光荣, 而且保证了新世纪湖北文学的繁荣。
而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中坚则是由80年代、90年代青年作家蜕变而来的中年作家, 如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熊召政。他们在80年代、90年代就以各自的创作实绩蜚声文坛, 拥有良好的文学声誉, 积攒了较旺盛的人气。到了新世纪, 他们正值盛年, 精力充沛, 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热情, 不断突破自己的创新精神, 因此, 在新世纪, 他们不仅保持良好的创作态势, 不断为读者奉上佳肴美味, 而且不时以自己独特的探索和思考, 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和艺术的刺激, 让读者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
正是这样一个以中年作家为主体的创作团队, 不仅保持了湖北文学的光荣, 而且保证了湖北文学持续健康的发展, 为湖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也是实现湖北由“文学大省”向“文学强省”转变的重要保证。
与此同时, 刘富道、映泉、赵金禾等老作家的坚守和刘继明、张执浩、李修文、姚鄂梅、苏瓷瓷、曹军庆等文学新人的崛起, 也是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一道风景线。
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竞相繁荣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交, 湖北文学以各种文体的均衡发展和锐意创新的姿态引起全国文坛的注目, 而在文学最为繁盛和轰动的80年代中期, 湖北文学始终徘徊于文坛的边缘, 直到90年代以后, 凭借一批文学新人的崛起, 湖北小说才由边缘走向中心, 湖北文学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湖北小说实现由边缘走向中心的重大突破正是中篇小说, 《凤凰琴》、《分享艰难》、《秋风醉了》、《父亲是个兵》、《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小姐, 你早!》、《来来往往》、《跪乳》等都是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中篇小说, 湖北也因此成为中篇小说创作的大省和强省。
新世纪, 湖北小说界依然重视中篇小说的创作, 中篇小说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创作态势, 产生了大量的名篇佳作, 如《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生活秀》、《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豹子最后的舞蹈》、《太平狗》、《马嘶岭血案》, 等等。这些小说思想深刻, 艺术新颖, 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不仅延续了湖北文学的光荣, 也稳固了湖北中篇小说强省的地位。
但湖北文学并未止步于曾经的辉煌, 也没有陶醉于习惯的领域, 而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和锐意创新的精神大胆拓展和创新, 许多以写中篇小说著称的小说家勇敢地投身于长篇小说创作, 实现了对自我的突破和超越, 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长篇小说创作潮”。 (3) 一时间, 荆楚大地春潮涌动, 长篇小说家风起云涌;湖北文学界满园春色, 长篇小说佳作连连。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 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 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所以》, 李修文的《滴泪痣》、《捆绑上天堂》, 刘醒龙的《圣天门口》, 熊召政的《张居正》, 等等, 都是新时期湖北长篇小说的标志。熊召政的《张居正》则荣登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榜首, 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获得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 湖北小说创作终于走出靠中篇小说独立支撑的尴尬局面, 文学鄂军的大旗终于可以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天空高高飘扬!
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 历来就是战略要塞,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古至今演绎着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古楚开疆拓土的霸气, 楚地最著名诗人屈原“上下求索的足迹”, 蒲圻赤壁冲天的烟火, 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惆怅, 一代文豪苏轼黄州赤壁的豪放与哀叹, 辛亥革命武昌城的第一声枪响, 北伐战争中武昌城头的枪炮, 还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黄麻起义的灯火……
湖北古称荆楚, 是绚丽浪漫的楚文化之发祥地;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地, 它以一声振聋发聩的枪声, 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开启了中国现代之门;同时湖北还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是红色中国的重要基石。
正是湖北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使得历史小说成为20世纪70~90年代湖北小说的一个重要品牌。姚雪垠的《李自成》以其气度恢弘的史诗品格和符合主流话语的主旋律式的写作, 不仅成为80年代湖北历史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收获, 而且成为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标杆。邓一光的《我是太阳》以其对红色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对热血男儿、血性英雄的重新塑造, 在患“文学软骨症”的90年代文坛独树一帜, 为萎靡的文坛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 直接开启了以《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 (4)
新世纪, 湖北小说依然踏着历史的节拍, 迈出坚实的步伐,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宏大的气魄和真实的历史事实, 成功地塑造了明代著名政治改革家张居正的形象, 将一个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又如履薄冰、权倾朝野功勋卓著又结局悲惨苍凉的复杂的历史人物, 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显示了作者穿透历史风云的深邃眼光和驾驭宏大历史场面的能力, 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 成就了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光荣。刘醒龙的长篇历史小说《圣天门口》以天门口小镇为叙事背景, 将真实的历史事件投射到虚拟的小说世界里, 主要写“天门口”的历史变迁, 尽管小说呈现给我们的依然是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大跃进、反右斗争等, 但它并没有像一般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那样, 以革命的正义性遮蔽了革命的残酷性, 而是站在民间的立场, 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完成对暴力革命的审视和反思, 从而完成了对以往“红色叙事”的解构和颠覆。其他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还有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和映泉的《楚王》, 前者主要是对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和变性的审视, 后者主要是表现楚地先民“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的开拓进取的精神。
湖北也是现实的沃土, 它见证并参与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湖北是一个农业大省, 农耕文明的熏陶和自屈原以来形成的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传统, 使得湖北作家以心怀天下为己任, 他们有一种拥抱现实的强烈热情, 现实主义情结一直是湖北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新世纪湖北小说亦然。可以说新世纪中国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新世纪湖北小说中都有艺术的再现。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对农村妇女命运的审视, 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对乡村生态文明的忧虑, 陈应松的《太平狗》、叶梅的《五月飞蛾》、刘继明的《放声歌唱》对农民工命运的反映, 方方的《出门寻死》、《万箭穿心》对城市下岗工人生存状态的描写, 王建琳的《风骚的唐白河》、《玉屏山》、《永乐春》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再现, 蒋杏的《走进夏天》对大型国有企业转型的阵痛的思考等, 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都市与乡村的双重变奏
都市和乡村是现代社会的两极, 是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 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都市写真和乡村抒情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重要的题材和主题, “抑都市扬乡村”是中国现代作家普遍的心理情结和审美情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国开始逐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 “城市化的风暴”席卷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都市不仅是许多人实现人生理想、体现自我价值的诗意栖居之地, 而且成为一些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或“根据地”。
新世纪以来, 湖北小说家一次又一次将他们的理性之笔伸向他们赖以生存的都市, 书写着他们对都市的体验和思索。综观新世纪湖北小说创作, 都市写真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对都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剖析和人格的审视。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所以》, 方方的《树树皆秋色》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池莉的小说在对知识女性曾芒芒、叶紫成长的叙述过程中, 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都市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命运沉浮的描写, 表达了对青春和爱情、理想和追求的思考。方方的《树树皆秋色》通过女教授华蓉看似荒诞离奇的爱情经历, 表现了现代知识女性坚强而脆弱、独立而孤独的生活状态, 以及孤单、苦闷、寂寞的心理。二是对都市底层社会的观照。方方的《出门寻死》、《万箭穿心》都是对城市下岗工人生活的写照。《出门寻死》中展示了武汉市下岗职工何汉晴的艰辛生活, 经济的困顿使她倍感生活的艰辛, 家庭的矛盾又让她品味了人生的沉重, 最后她在各种不如意的现实面前选择了“寻死”来逃避生活。《万箭穿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身处社会底层、尝试了人生万箭穿心般痛苦后的女性, 在失去丈夫又下岗后独自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 仍然能直面惨淡人生的故事。
湖北省是著名的农业大省, 乡村社会是湖北最主要的生存环境;湖北作家大多来自农村, 他们对楚山鄂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温爱, 因此, 对乡村社会的艺术观照、对普通村民生存状态的勾勒、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就成为新世纪湖北小说创作中一个特别醒目的话题。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对农村女性英芝悲剧命运的思考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深度。刘继明的《放声歌唱》等小说以悲天悯人的情怀, 形象地反映了农民工艰难的生存境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应松, 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一大亮点就是陈应松的火爆, 他的“神农架之谜”系列小说表现了作家对农村问题深刻的思考, 有着力再现边地农民生存艰难的作品, 如《火烧云》、《八里荒轶事》;有揭示都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破坏, 如《豹子最后的舞蹈》;有表现城市对乡民拒斥、欺诈的作品, 如《太平狗》;还有反映农村对都市进行残酷报复的作品, 如《马嘶岭血案》, 这些小说不仅思想深刻, 艺术手法新奇, 而且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 因此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
总之, 新世纪的湖北文学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时机, 湖北小说正以自己独特的品格和浓郁的地方风情, 赢得全国的关注和广泛的共鸣。我们相信, 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天空, “文学鄂军”的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
参考文献
[1][4]江胜清:《从新时期文学声浪中看湖北文学的三次浪潮》, 《江汉论坛》, 2007 (10) 。
[2]曾军、李骞:《文学生态中的湖北作家创作——王先霈访谈录》, 《长江文艺》, 1998 (7) 。
新世纪小说 篇2
金珉
张逸帆
张逸帆 , 张世灏
高一(4)班
身为一个90后的少年,了解与剖析新一代的文化倾向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国家的未来是取决于下一代的”,以往,学生的书包里除了教科书外,不外乎是一些经典名著,有些人或许带几本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这是90前的象征，而当90后进入课堂后，时代就变了。一些新奇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网络小说，西方玄幻，东方修真，新世纪文化倾向的转变快的难以捉摸。我们课题组觉得文化传承于书籍而始于书籍，对学生阅读图书种类的调查不可避免，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新世纪文化的脉络，更好的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取长补短。
18世纪小说:人权前传 篇3
如果要理解现代人权的起源，加州大学近代史历史学教授林•亨特认为起点不是人权观念的哲学背景，也不是政治变革中的立法斗争，在《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一书中，亨特对人权的哲学背景和立法争论只是略有提及，这位18世纪法国史专家认为，人权的真正祖籍应该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的书信体情感小说。
亨特认为，人权需要三个环环相扣的特征：人的权利一定是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普遍的。虽然1689年英国的《人权法案》提到源于英国法律和英国历史的“古老的权利和自由”，但只是说了英国人的权利。相比之下，1776年，作为主要撰稿人的杰斐逊在《人权宣言》中强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由上帝赋予了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力，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则标志着人权观点的成型。本来是一份表达政治不满的文献，因为这句话，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人权宣言。
经过上述分析，亨特告诉我们，在1689年到1776年之间的一段时间里，一度被看做是一个特定民族的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转变成了普遍的天赋人权。据此亨特把焦点转向正值心智启蒙时代的法国。
亨特认为，人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政治口号，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内在化。在18世纪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自由是无法想象的。伏尔泰的情人夏特莱侯爵夫人脱衣服的时候从来不顾忌面前的仆人们，她从来没有考虑到贴身的男仆是男人这一既定事实。然而亨特认为，在18世纪的法国，新的“感情共鸣”能够抵御那些有关阶级，有关性别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亨特认为新的情感共鸣通过从观看公开展览会上展出的图片到阅读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极为流行的书信体小说来获得，而阅读小说尤其重要，这些体验帮助了自由意志的扩展和普及。
对于亨特来说，对人权最有影响的小说不是直接谈论正义的小说，比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而是描述私人爱情和生活的书信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特别是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和英国作家塞缪尔•查理逊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亨特说，18世纪三部最伟大的心理情感小说，全都是在人权概念之前那一个时期相继出版，书信体小说的高潮期和人权的孕育重合，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这三部小说都是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新爱洛漪丝》讲的是贵族之女朱莉和中世纪的爱洛漪丝一样也爱上了自己的老师，但是为了达到专制父亲的要求，她转而嫁给了曾经救过她父亲的俄罗斯老兵。朱莉不仅超越了对她老师的爱，还学会了像一个朋友一样爱他。当她将自己溺水的小儿子救出之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克拉丽莎》也是一出悲剧。讲述的是克拉丽莎为了逃离家里为她安排的令人讨厌的求婚者，和浪荡子洛夫莱斯逃跑了。接下来，克拉丽莎要逃避的是洛夫莱斯，他最后通过给她投放麻药的手段强奸了她。尽管洛夫莱斯为表示悔改提出结婚，但是由于她的美德和她的自我意识受到打击，她已经悲痛欲绝，克拉丽莎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亨特之所以选择这三部书，不是因为它们谈论了宪法和权利，而是由于这些书鼓励读者“移情”，体会柔弱的女性角色所受到的压制，以及她们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反抗家庭暴政的新追求。
18世纪的读者不是以平静的心情，而是带着强烈的激情和极度的兴奋，一阵阵失控的扭动和抽泣去读的。廷臣、神职人员、军官们都被书中那强烈的情感之火感染，读者们内心不断升腾起涌动的激情。有人说卢梭写信，说他没有为朱莉的死哭泣，而是像只动物一样地尖叫和狂吼。
同情心和感受力，在18世纪后半叶的大西洋两岸激起了广泛的回响。《百科全书》中“天赋人权”词条的执笔人，狄德罗在悼念查理逊的文章中写道：“尽管小心戒备，一个人还是在著作中找到了自己，你被置于交谈之中，你赞同，你责备，你羡慕，你变得恼火，你感到愤愤不平。像第一次被带到剧院的孩子一样，我大叫，不要相信舞台，它在欺骗你，但是如果你身临其境，就会迷失。”
通过这样的“共鸣”或者“移情”，18世纪的读者学会了理解永远不会直接接触到的人的情感，并且认识到所有人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亨特说，只有在人们学会把其他人看做与自己平等，与自己一样，这样的情感才是人权观念传播的温床。
通过阅读大脑感受到具体的情感，这些感受又作为关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组织的新观念反馈出来。1789年8月27日，经过6天喧闹的辩论和无休止的修订之后，法国革命后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代表们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告：“在权利方面，人是生而自由和平等并始终保持不变”。从法国人权宣言的发表到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近两个世纪来，尽管有着曲折与退步，但是人权的观念还是照亮未来的光芒。
对于人权的研究另辟蹊径，将注意力集中于阅读对个人心灵内部产生的影响，寻求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因，这正体现了“新文化史”的特征。而亨特本人正是“新文化史”的旗手和当仁不让的领导者。早在20年前，亨特就开始关注小说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主张关注语言的作用和各种文化实践，比如风俗、礼仪、大众阅读和戏剧演出。经过亨特的倡导，在西方新文化史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派， 但是却是史学界最有活力的流派。亨特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就硕果累累。
亨特擅长运用人类学、文学理论和心理分析学说，来研究历史问题，《人权的发明》如此，另一部著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也是。在《家庭罗曼史》这本书中， 亨特探索了大革命后，法国从家长制的君主国变成共和国之后，整个法国的家庭也从父亲大权独揽，改为兄弟姐妹之间，儿女与父母之间，从此平起平坐，人人平等的新模式。书中运用18世纪的艺术和文学，包括萨德的色情小说等各种材料展现了这一变化的社会图景。
《人权的发明》这书名承诺了更多的历史跨度和更广泛的讨论维度。读完此书，不得不有受骗的感觉，但是作为一个新文化史家，亨特有理由不关心人权概念的知识源流，也不赘述人权历法的实际应用，而是关注。为什么在特定的时刻，人权变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她的书实际上可以改成“人权：如何变成不言自明的真理”。
《微历史：鸦片战争的正面与侧面》
马谧挺 著
团结出版社 2011-11
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人民最多，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处于静止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从鸦片战争的切片围观世界呢？亚当•斯密的说法便有了最好的阐释了。本书描述了18世纪末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大清王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突出地叙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各路人马的血腥博弈，以及从正面和侧面反映同一时期世界各个角落的历史、人文科技、市井风情。时间跨度五十多年，涉及同期英国的发迹史、西班牙的沉沦史、美国的崛起史等。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11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二十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二十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本书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
《八十年代中学生》
任曙林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11
本书是一本图文集。收录了摄影家任曙林的一百八十多张珍贵照片，同时与这些照片收录在一起的是十几位经历者、观察者的文字。翻看这一张张照片，不论是黑白照还是彩色照，都透着浓浓的特属八十年代的气息，完全不似如今数码照的鲜丽、精确，这些从胶片中诞生的照片似乎都有了生命，从快门按下，定格到暗房里的洗印、悬干以至日后的保存、展示，它们都像带着自己的故事，一路走来。这一百八十多张照片，不仅是一个摄影师的一次漫长的记录，更是一代人对自己曾经历过的时代的一种记忆。
《美国种族简史》
（美）托马斯•索威尔 著
沈宗美 译
中信出版社 2011-11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各个种族无论在基因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其本国固有的特质。和其他种族比起来，这些固有的性质也使其在众多种族共存的环境中凸显出来。肯远离祖籍国来到美国的人们，和他们周围的人相比，更具有进取心，在面对困境时更主动，因此凸现出来的种族特点就更加明显。虽然个性或者思考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阶级，但是依然呈现出很多通用的成功必备的品质，比如重视教育、勤奋、积极、重视经验的传递。本书1981年在美国出版，至今已30年。美国种族史具有超出种族本身的内涵，书中翔实的数据资料、对种族特点的分析和观点直到现在仍不过时，并且对于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房间里的大象：
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
（美）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 著胡缠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06
英语谚语“房间里的大象”，其中大象指某种巨大而无可回避的真相，而房间里的大象，则具有尽管无法回避，但人们又可以和它相安无事共处的意味。以此为书名，是因为作者注意到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们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会集体保持沉默的现象（在本书中将此种现象称作合谋性沉默）。像作者自己描述的那样，《房间里的大象》是在尝试着“打破沉默谈沉默”。作者伊维塔•泽鲁巴维尔在当代西方社会学领域享有声望，他格外关注二战期间纳粹和犹太人之间，以及战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那些惨痛却无法回避的历程对人们私下和公共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合谋性沉默。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地对此（合谋沉默现象）进行初步讨论的一个尝试”。
《山的那一边：
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英）李德•哈特 著 张和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08
本书是一部独特的二战史，大部分来自李德•哈特在纽伦堡对德国高级将领的审讯记录。李德•哈特全面、公正地将与布卢门特里特、伦德施泰特、托马、克莱斯特、海因里希、曼陀菲尔、施图登特等德国将领的谈话汇集起来，删繁就简，并在记述中穿插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他让德国将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叙述者，这就是所谓的“山的那一边”——指代德军在二战中的心理和各项军事方针，由此《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记录的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直接的证据，读者也能从德国将领的描述中感受当时的真实氛围。本书分为三大块内容，谈论几个德军明星将领、论希特勒的崛起和装甲部队的发展，依照时间秩序评论各大战役和战场，视角独特，为读者展现了由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将领们所描述的一场希特勒战争。
《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
刘道玉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10
本书是刘道玉自叙的人生历程，作者从自己幼年求学时期写起，一直写到自己青年时期留学苏联和“反修能手”的岁月以及“文革”期间的各种非人遭遇，特别是详细描述了自己中年时期主政武大八年实行教改以及巅峰时期突遭免职的整个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高教的“中国特色”以及至今求解“钱学森之问”没有下文的症结所在。此外，《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还对自己“生不愿封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都做了系统阐述。
《民国风度》
徐百柯 著
九州出版社2011-10
近年来，“民国范儿”成了流行词，民国的一些人和事，也渐渐热了起来。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本书中，作者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士人风骨：资中筠自选集之三》
任曙林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11
新世纪军旅小说创作景象概观 篇4
新世纪以来, 军旅作家们都能尽情享有着自己的天地, 其小说也展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多姿多彩的军旅世界。当然, 毋庸置疑, 英雄塑造仍是其创作的重头戏。不过, 在市民话语作为最强音的时代, 读者不仅需要英雄, 更需要与普通人贴近的英雄。在这样的情境下, 军旅作家的创作出现转变, 其笔下的英雄早已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 也不同于朱苏进、李存葆和朱春雨, 始终在庙堂旋律中咏唱, 其所塑造的英雄被重塑了, 他们也是平常人, 之所以能被称之“英雄”, 是因为他们以平凡传递着不平凡的精神内质。
《士兵突击》写的是普通士兵许三多靠着知难而上、自强不息赢得成功的故事, 其表现了一种执著生活理念与状态。“活着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做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好好活着”、“不放弃、不抛弃”等都震撼着当代人心弦。许三多最初并非最优秀士兵, 甚至有些憨厚, 但他凭借坚强毅力克服种种挫折, 从“菜鸟”成长为一名特种兵。在英雄消解、平民成为主角时代, 读者更需要与己相近的偶像作为个人追求的信念支撑, 许三多的奋斗正好赢得读者认同, 无疑也契合了读者心理需求。新世纪以来, 社会转型逐步推进, 但价值观念迷茫, 急功近利思想也凸显, 个体尊严和价值以金钱、地位或权力来体现, 人的理性也被扭曲, 人的平稳心态被不合理打破, 在沉重压力下, 每个人渴求成功, 但并非人人都能成功。所以, 人们需要某种精神或情感来替代。许三多的奋斗蕴含着执著于该做的事终会有胜利的成功哲学。这类重塑的英雄清新而生动, 并不从正面高歌主旋律, 更不强输意识, 而用细节展示青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郑远海是《旗舰》中塑造的英雄人物。《旗舰》是一部真实反映中国当代海军生活作品。其以20世纪90年代海军东江基地为场景, 讲述了郑远海、陈建军等年青海军军官, 成长为思想与综合军事素质过硬的当代海军新兴人才的励志故事。《旗舰》改变以往“庄严、豪迈、阳刚”路线, 采用多样表现风格, 真实演绎海军生活。郑远海是一名海军军官,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有着报国激情, 他为理想奋斗、追求真爱, 面对上级命令与现实情势, 他理性判断打破常规, 体现着不屈权威的勇气。当然, 他们并非完美, 小说也展现了这些当代英雄的思想矛盾之处。与《士兵突击》一样, 《旗舰》努力贴近着生活, 郑远海等军人有勇有谋也有不足, 这让读者感到这些英雄舰长是平凡真实可信的。
当然, 许三多、郑远海等都是当下重塑的英雄, 而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中, 塑造的是平凡、有“缺陷”的, 甚至言行粗痞的英雄。如《亮剑》中的李云龙任八路军某独立团团长在晋西北英勇抗击日寇, 屡立战功。他言行鲁莽, 但敢打敢拼, “面对强大的敌手, 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 也要成为一座山, 一道岭。”可以说, 这是一位“草莽英雄”式的将军, 李云龙身上融合着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人世常情和铁血丹心、以及友情爱情。《狼毒花》中, 常发也是这样一位英雄, 他原本是土匪, 抗战时期, 他加入共产党的部队, 并在日寇大扫荡中多次挽救首长和军政机关等。可以说, 在这类军旅小说中, 其塑造的英雄没有豪迈言语, 有的是朴素得掉渣的语言与行为, 他们走过的是从带有流匪气息的农民到有较高素质的高级指挥员的自我涅槃与再生历程。笔者认为, 许三多、姜大牙、史今、李云龙、常发、郑远海等人物都是新世纪军旅小说中成功重塑的英雄, 也是同一时代中以不同时代为背景的独到创造。
从高大全式英雄到重塑平凡英雄, 这是新世纪军旅小说创作的一大景观。以往军旅小说创作遵循着严格的规则, 军旅作家难以突破话语机制, 从生活到创作, 走着“顺理成章”的道路。读者不熟悉军队, 因此, 对军队作家特殊写作背景、精神资源、表达欲望、限制和反限制等, 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叙述策略与语言才华, 都感到隔膜。不过, 新世纪以来的军旅小说中, 除了职业特殊, 军人和普通人的所处方式、人生态度、思想认知、情感表达并不特殊, 一切人性高尚、智慧虚伪和卑劣, 都以普通人相仿方式在其身上呈现。英雄们不再是陌生人, 而是每个人身边熟悉人, 褪去了神圣, 看到的都是平凡的人和事。
新世纪军旅小说重塑着英雄, 将英雄生活在了普通人身边, 当然, 与英雄“下放”相伴而生的是小说呈现出的回归故事叙述, 这也是新世纪军旅小说创作的第二大景观。其实, 在20世纪70年代末, 文学创作的规囿开始消解, 而此时的小说倾向于事件叙述, 观察视点在事件, 而不是人, 这与文学终极关怀是人相违背的。这类小说, 譬如刘恒《伏羲伏羲》、王朔《动物凶猛》和《过把瘾就死》、苏童《妻妾成群》和《米》等, 人被描述的事件所遮蔽、湮没, 体现出的是较强故事性。新世纪以来, 军旅小说似乎也回到了“写故事”。当然, 回到故事本身来看故事价值, 这种故事叙述算是一种运用、欣赏智慧的行为, 作家们将读者引上了幽深、曲折的小径, 让读者体味人生现实和事物变化多端的存在现实。军旅小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潮起潮落》《红十字方队》《壮志凌云》《突出重围》《DA师》《导弹旅长》《我们的连队》《军歌嘹亮》《归途如虹》《绝密押运》《郭海的家事》等都蕴涵着这种作家智慧外化的故事叙述。
《郭海的家事》是军旅与家庭题材相融合的故事, 小说从20世纪90年代回溯, 叙说了当代百姓生活及其精神状态, 尤其展示了一家革命干部家庭里发生的情感与精神变迁。小说是以退休老干部郭海的回忆和叙述贯穿起来的, 郭海是个喜欢写回忆录的老干部, 然而, 小说不是回忆其以往革命征途, 而是别开生面地叙述郭海及其家人在新征途里对于精神家园的一种守望。传统的革命家庭, 和观念保守的老干部郭海, 在过去一直享有着优越和尊重, 但是, 在新世纪, 却受到了“世纪之风”的摇撼。《郭海的家事》看似说的是家长里短, 实际上, 道出的是社会转型期革命家庭中每个人灵魂的跋涉。小说采用生活化手法, 有点类似记流水账, 任其生活式的自行展开, 不过, 其并非单纯的讲述故事, 小说中着重展示着郭海对新世纪新时代的复杂感受, 描绘了父子、欲望和理想, 以及家与国的冲突, 在新旧价值观, 以及家与国之间, 来完成一种主流话语建构。
再看《在那遥远的地方》, 小说是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两代军人的亲情、友情和民族情为主线的, 并以昆仑山的雪域高原为背景, 串联着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着重塑造了以韦铁锤和袁鹰为代表的两代军人的英雄群像, 以及献身国防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小说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8年前, 袁有生为掩护韦铁锤负伤失去生育能力, 韦铁锤将刚出生的女儿袁鹰送给袁有生, 承诺永不相见。然而, 18年后, 袁鹰找到韦铁锤当上卫生兵。在部队中, 袁鹰和战士吕强相爱, 而吕强为了前途, 攀上韦铁锤的女儿韦洁, 搅起不小风波。袁鹰为救吕强负伤, 其生母桂红云赶上山救女儿, 负伤牺牲。袁鹰为此怨恨韦铁锤, 不肯相认。吕强得不到韦铁锤信任提出转业, 韦洁看清吕强真面目提出离婚。此时, 袁鹰考上军医大学, 决心学习母亲为守防官兵服务。最终, 她理解并原谅了父亲韦铁锤。不过, 在一场暴风雪救灾行动中, 袁鹰永远留在了昆仑山巅。可以说, 小说运用戏剧化手法, 把故事要向着高潮发展, 掀起一个个突出性高潮, 同时, 故事是完整的, 高潮过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 笔者无意一一例举, 但需要指出军旅作家把“人”置于“故事”之中, 避免了人物处于无历史状态。无疑, 这样强化了作家们的职业意识, 也恰好承认了其所具有的独创性与个人化。可以说, 现实存在提供的故事毕竟是有限的, 不过, 故事叙述的方式是无限的, 因而, 军旅作家们把注意力从“说什么”转移到“如何说”, 并且以不同方式述说, 每一次叙述, 又能让一个个故事重新得到新的生命力。故事随着情节而展开着, 叙述情节也构成了故事驱动力, 情节起伏构成了故事发展的逻辑。然而, 笔者认为, 这些小说呈现的是“故事叙述”而并非“叙述故事”, 不是把故事凸显在故事情节之上的, 也不是仅顾忌主要故事整体的发展, 而更多是叙述故事的人性、人情, 以及生动感人的情节。
作家们在用故事叙说时, 我们从中还可以发现另一层含义, 即历史。当然, 重说历史是新世纪军旅小说创作的第三大景观。不过, 一定程度上说, 故事并不存在呈现历史的责任, 实际上, 故事是无力呈现历史的, 但在客观上说, 其能满足读者对回溯历史的一种愿望。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历来紧密, 就当代文学而言, 在一段时期里, 军旅作家们有着用文学书写历史的情结, 如十七年文学里, “红色经典”多属于历史题材, 如《红岩》《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等, 这些作品算得国家意识形象解读的文本。进入新世纪, 不少军旅小说家们更是乐于创作带有某些革命历史题材特征的小说, 譬如《暗算》《亮剑》《英雄无语》《走出硝烟的女神》《我在天堂等你》等。
从具体作品来说, 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暗算》就是一个底本。麦家选择了20世纪50年代智斗国民党特务的这段历史。小说主要讲述了美朝战争的爆发后, 促使蒋介石以及众多残匪追随者死灰复燃, 反攻大陆的诱惑使得隐匿在全国上下的特务摩拳擦掌, 企图改写中国历史。因而, 他们到处进行破坏:搞爆炸、破坏公众设施、散步谣言、扰乱军心民心等。当然, 特务的活动是在地下, 而主要联络是无线电, 于是就有了粉碎特务组织的行动。《暗算》讲述的是一群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的命运遭际”, 这些人从事的工作是一群智者和有形却又无形的敌人进行生死较量。小说对于这一特殊历史的呈现, 引起了年青读者对陌生历史的兴趣, 也勾起了老一辈人对逝去历史的记忆。
当然, 伴随建国六十周年, 更是涌现了大批历史题材的军旅小说, 如《狼烟北平》《战北平》《当兵的人》《潜伏》《开国前夜》《解放》《决战南京》等。《解放》讲述了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 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进行自卫, 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人间正道是沧桑》全面展示了从1925年大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沧海》讲述了中国现代海军的成长史, 小说叙述了从20世纪50年代的金马战役到2008年舰队前往索马里护航等, 其跨度达到60年之久。而稍早的小说《历史的天空》书写的是一个既起伏跌宕, 又错综复杂的漫长故事, 其贯穿了从抗日战争到拨乱反正时期长达四十年的历史等。毋庸置疑, 所有历史事件都会随时光流逝而成为过往, 不过, 已成为生命存在的历史仍会延续, 早已内化的某些独特心理潜意识与情结仍会延续。当然, 这对历史的记忆和渴望, 势必会影响个体在现实中的行为、情感以及人生理想。可以说, 这些都影响着一代甚至几代人, 军旅小说们不可能置身其外。
新世纪以来, 文学对于历史融入多是当成修辞手段。重说历史是表面的事情, 真正动机来自于美学需求, 从而使得作品能够产生一种历史感, 并不是历史。历史是用来言说的, 是点缀个人的情趣的。也就是说, 历史是现代主题与现实美学寄托之所。作家们将历史化为可用资源, 使其成为了“当代”的一部分。可是, 军旅小说家们对历史的重说并非全因如此, 还有着对“军旅激情”的怀念。
跨入新世纪, 在商业文化语境下, 当代文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在这样的环境中, 军旅小说创作重心呈现由文学向影视的微妙“位移”, 有的军旅小说是因影视走红而后才出版, 文学成为第二性产物, 这意味着文学性减弱, 商品性增强, 也正是军旅小说发展的困境。军旅影视对军旅小说过度使用, 以及作家们在影视的透支、浮躁、跟风等, 使军旅小说难有更大延展空间, 军旅影视剧火热的另一面却是军旅小说的遇冷。当下, 文学和影视联姻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 不过, 军旅作家的影视情结更为浓厚。军旅作家把创作精力分给小说与影视, 难免会顾此即彼, 尽管, 新世纪以来, 军旅小说创作呈现出三大蔚为壮观的景象, 但是, 这种呈现未必是军旅小说真正繁荣发展的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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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小说创作 篇5
（1938、11）、《金鸭帝国》（1942、1）
沙汀：《防空——在勘察加的一角》（后改名为《防空》）写于四川
《在其香居茶馆里》1940、12
“长篇三记”：（《淘金记》(1941年秋)、《困兽记》、《还乡记》）
《磁力》、《奇异的旅程》（即《闯关》）
《堪察加小景》后改名为《一个秋天晚上》
短篇小说集：《呼啸》、《播种者》、《医生》
艾芜:《丰饶的原野》》（由三个系列性的中篇《春天》、《落花时节》和《山中历险记》组成，写于成都）、《秋收》、《纺车复活的时候》
《山野》和《故乡》，以及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短篇小说《石青嫂子》。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财主的女儿 们》、《卸煤台下》、《何绍德被捕了》、《王兴发夫妇》、《老的和小的》、《英雄的舞蹈》、《谷》、《旅途》、《人权》
沈从文：《长河》； 冯至：《伍子胥》；
萧红：《呼兰河传》《旷野的呼喊》、《朦胧的期待》、《孩子的演讲》、《马伯乐》； 汪曾祺：京派回忆性小说《老鲁》、《鸡鸭名家》；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大地的海》、《螺狮谷》、《风陵渡》 王西彦：追寻三部曲（长篇《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老舍：《四世同堂》（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组成）巴金：《憩园》及《寒夜》、《第四病室》、《火》三部曲
王西彦：《古屋》短篇集《夜宿集》、《乡井》、《乡下朋友》、《还乡》等，“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等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 郁如：《遥远的爱》 黄谷柳:《虾球传》 穗青:《脱缰的马》
汪曾祺:《邂逅集》(包括《复仇》、《老鲁》、《鸡鸭名家》、《戴车匠》等)骆宾基：《幼年》（又名《混沌——姜步畏家史》、《乡亲——康天则》、《红玻璃的故事》
解放区
赵树理代表作：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罗汉钱》；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
孙犁：《荷花淀》、《芦花荡》、《麦收》《荷花淀》（散文、小说合集）、《芦花荡》、《嘱咐》、《采蒲台》、《白洋淀纪事》（散文、小说合集）等和中篇小说《村歌》，康濯的代表作是《灾难的明天》和《我的两家房东》，孔厥的代表作是《受苦人》和《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刘白羽的代表作主要有短篇集《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红旗》和中篇小说《火光在前》 邵子南的《地雷阵》、华山的《鸡毛信》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子弹》；中篇小说《在医院中》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延安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区 马加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
欧阳山的《高干大》 柳青的《种谷记》 草明的中篇《原动力》 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
沦陷区
张爱玲：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长篇小说《十八春》等，电影剧本《多少恨》、《太太万岁》，以及学术专著《红楼梦魇》等。代表作品：《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二炉香》、《自己的文章》、《公寓生活记趣》等。上海 钱钟书：著有小说《围城》《人.兽.鬼》（包括《上帝的梦》《猫》《灵感》与《纪念》）
师陀：《无望村的馆主》、《果园城记》、《结婚》、《马兰》
苏青：《结婚十年》
梅娘：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短篇《鱼》、中篇《蟹》。张恨水：《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讽刺小说和《水浒新传》、《秦淮世家》、《丹凤街》
徐訏：《鬼恋》、《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长篇小说《风萧萧》等。孤岛上海
无名氏：《露西亚之恋》、《龙窟》、《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
新世纪小说 篇6
【关键词】异化 大众化 精英文化 民主制度 想象共同体
Abstract： Dickens's novels was widely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hole 19th century.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his works was welcomeamong different region， age， gender， class of American people，while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which consists of differentiation ，diversity and collectivization， has formed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Dickens' novelshas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innova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ined community .
Keywords： alienation ；popularization ；elite culture ；democracy ；imagined community
狄更斯小说在19世纪美国的接受是持久而普遍的，并且对美国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这个话题的研究异常薄弱，对狄更斯在19世纪美国的接受和影响很少提及。因此重提这个话题可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原貌，对于研究我国现当代文学对狄更斯小说的接受和影响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启发价值。
一
狄更斯小说可以说在美国的传播与英国几乎是同步的，当《皮克维克文件》在英国走红的1837年，它同样在美国各地为人们广泛熟悉，引起社会舆论和公众的高度关注，狄更斯在美国的接受是作为温暖的家庭记忆来看待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伴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美国的社会风气和伦理素质开始出现下滑迹象，伴随城市化、工业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离熟悉的家庭环境和民情乡土，到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大城市去谋生打工，美国国家的人口流动趋势明显增强，成为国家工业化提速不可或缺的动力和亮丽风景。伴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经济市场化无孔不入的广泛渗透，人们传统宗教道德修养和人际情感关系的淡漠和疏远，美国整个社会的清教传统衰败和人和人之间的敌意关系在三十年代开始露头并越发明显。而1837年流入美国社会风行一时的狄更斯小说，使得在国内城市间不间歇流动的美国民众找到了温馨家庭的回忆，书中浓厚的人情人性、善意的交际交往、传统风俗和宗教节目的浪漫游戏、规模狭小缺少流动的稳固单纯的生活方式，成为背乡离井、动荡不稳、来回漂泊、世态硗薄中的现代人的家乡回忆。人们在对狄更斯小说的热切阅读中寻找过去温暖家庭和传统生活记忆，填补情感性灵的饥渴枯竭，抚慰疤结累累、僵硬冰冷、内在深处的孤独灵魂。狄更斯小说在19世纪中期尤其内战前后被视为hearth（壁炉前小地毯）的代名词[1]，成为清教道德风情浓厚、传统生活秩序井然前工业文化方式的象征物，在美国工业化列车加速行进的隆隆声中，对人心起着熨平伤痛、找回温情、修残补缺的安慰作用，使得人们在重温往事、消除焦虑、休憩补充、恢复精神后，以新的饱满姿态再次投入激烈动荡的工业化竞争中。
狄更斯小说将井然有序、温情脉脉的宗法制旧生活方式美化为理想化的乌托邦世界，他以对英格兰传统家庭生活的理想化渲染，起到了消解工业化异化物化人性、重塑鲜活的心灵的作用，这种以空幻的理想世界展开对工业化社会压制性灵、异化人性的直接反抗，以乌托邦世界的沉醉间接批判工业化社会对人的灵性的腐蚀与摧残，完成了对工业化社会的第一次反思和批判，体现了浪漫主义思潮反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正如亨克尔所说的“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2]。狄更斯小说于19世纪中叶前后在美国的流传阅读，真正起到了用乌托邦反抗现代性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关键作用，是狄更斯小说在英国产业革命发挥反异化的作用后，在美国社会工业化过程中反抗异化作用的延續与再现。
在美国内战期间，狄更斯的小说在南北双方的销售并没受到影响。1859年《董贝父子》在美国的销售量达到20万份，[3]而且狄更斯小说在南北之间都得到广泛阅读，甚至在男女性别之间接受人数大致相当，狄更斯小说在美国妇女中起着辅导教育、启蒙指引的作用，许多妇女从狄更斯的小说中参考学习家庭妇女的职责任务、交际礼节、处世态度、家务经营等社会常识，狄更斯小说的主人公常成为美国社会妇女界群起效仿的贤惠善良、体贴能干、有家庭责任感的模范样板，使得美国妇女界始终对其小说兴趣盎然、衷情持久，当时社会上甚至成立了女性的狄更斯协会，开展对狄更斯作品的专门研究讨论。例如当时纽约的三个妇女读书协会，她们在图书馆有固定的协会房间，每个协会人数达至六至七人，她们共同出资购买狄更斯图书或载有其小说的报刊，在每周三下午聚会以专题的方式探讨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论题，并且要求每一位会员都要准备发言，轮流阐明自己对专题的看法意见。[4]
在内战前后，狄更斯的小说无论在南北方，还是在南方庄园主与奴隶间、北方工厂主与工人之间，都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和普遍接受认可，在南方有的奴隶主鼓励有学问的人教授奴隶儿童有关狄更斯小说的一些知识，如两个奴隶主女儿在小黑奴间讲授狄更斯的故事受到奖励，一名老黑奴妇女终身以向孩子们讲解狄更斯小说的故事情节为业，并且以对角色模仿的惟妙惟肖影响了几代人。在南部宾州有个小黑奴取名查尔斯狄更斯，并且还有个博兹的绰号。美国内战后期，攻入南方的北军士兵曾在逃走的奴隶主书房内，发现书架上有各式各样的狄更斯作品。在内战期间枯燥的战地生活环境中，士兵们常以阅读小说度过难捱的业余时光，在图书资源匮乏的日子里，兵营里经常由一位熟悉狄更斯小说的士兵为大伙儿阅读狄更斯的作品，以度过漫长寒冷的冬夜，在连队士兵集体听读狄更斯小说的深夜，战时灯火管制的命令从没有因为未被严格执行而受到警告或处罚。[5]
狄更斯小说因为其广泛的传播流通，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热衷阅读、谈论、学习、模仿的对象和话题。一些外来移民以他的小说作为学习英文的入门教材，将阅读其作品视为学习掌握英语、融入美国社会的指南与法宝。例如一位德裔的新移民通过查阅字典不断阅读狄更斯小说，从而较快的达到熟练读说英语的程度，并得以和周围居民进行畅通无碍的交往交流。狄更斯小说人物的语言也融化为人们社交场合心照不宣的日常用语，极大程度上丰富了美国的英语词汇和口语交际。如《奥利弗.退斯特》开篇的“I want more”（我想得到更多）、米考伯的“all the things will be changed”（一切都可能改变的）等成为当时美国人社会交往中引用最频繁的句子，如一位资本家在反对罢工工人的主张时，轻蔑气愤的驳斥到：“they always want more，”[6]人们遭遇儿童或朋友的过分要求时，也常常用“he wants more”来发泄不满和表示拒绝。当时的人们常用“一切都可能改变的”指代性格盲目乐观、说话无凭无据、行动靠不住的人。19世纪的人们由于对狄更斯小说中人物的熟悉和热爱程度之深，使他们热衷于在自身周围寻找和作品中性格举止相似的人物为乐趣，费金、董贝、米考伯、尤利亚、奎尔浦等人物常常是人们在生活中最爱寻找的性格原型。人们对在生活环境中寻找同狄更斯小说中相像的古怪人物乐此不疲，并以书中人名代称现实中的那些性格相似者。时人还以寻找同狄更斯作品中相似的社会情景和生活场面为乐趣。如《美国札记》出版后，人们如果在公众场合发现有人嚼着烟草大吐烟草渣时，就会揶揄的说：“如果狄更斯在，他会写出第二部《美国札记》的”。[7]
狄更斯的作品在19世纪的美国存在大量的模仿者，有人称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是对狄更斯创作的模仿时代，每一个作家无一例外都有对狄更斯创作的漫长的模仿期。这使得当时的批评家深恐对美国文学的独立个性和民族特征产生不利影响，他们对外国作家及其模仿者充满敌意和不满，对文化母国英国作家更是倍加警惕和排斥。然而种种防范行为丝毫抵挡不了狄更斯对19世纪几代美国公众、美国作家的深刻影响和吸引力，在民间祖辈父辈把狄更斯老版本传赠给二代三代子孙的现象比比皆是，19世纪报刊的社会调查也显示库柏、狄更斯等作家始终高居畅销书的排名前列，甚至19世纪末期的出版商也多承认，与经营其它作家作品相比，发行狄更斯的经典作品始终是有利可图的。[8]这足以证明狄更斯是19世纪美国几代人共同喜爱阅读的对象，狄更斯创作对19世纪美国公众阅读和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其他任何外国作家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狄更斯小说对19世纪发展中的美国社会文化各领域都曾产生过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后培根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了一些新特点，注重细致的观察，注重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用精确的细节描写来逼真的刻画自然，用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解释人的动机和社会运动机理，以至于科学主义的的写真实成为文学信仰的价值观。在追求科学写真的文学背景下，狄更斯喜剧式的扁平人物、夸张荒诞的情节、主观想象的构思方式、道德伦理拯救世界的主题，都受到了新一代美国文学家的批评和贬低。尤其是内战以后美国国内发展独立民族文学的呼声与日俱增，要求文学表现美国人民西部开发过程中坚忍不拔、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文学应具有美利坚民族国民性格的独特体现和豪放清新的艺术新形式，摆脱对外来民族文学模仿的阴影，使美国文学适应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成为国内公众和社会舆论愈发猛烈的倡导主张。从狄更斯去世的1870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狄更斯在美国的接受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特点，这种变化与四、五十年代接受的广泛普遍、不分层次的一致性态度相比，呈现出分层化、多元化、集团化的复杂面貌。
首先，在美国民众的下层领域，对狄更斯的接收几乎没有明显变化，社会调查统计显示，狄更斯去世后的十多年间，狄更斯小说的销量不降反增，出现了纪念狄更斯阅读其小说的高潮，狄更斯小说在这十多年中销量达到400万册，其中《皮克维克文件》超过百万，达到120万册，在整个80年代，以及现代主义开始出现的90年代，狄更斯的小说始终是畅销的，一直保持着递增的趋势。[9]下层民众几乎没有受到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和各种各样文学试验的冲击，对狄更斯作品一如既往的保持不变的喜爱与忠诚。
其次，在美国上层精英文化阶层，又分为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和保守主义的新人文主义两个集团。自由知識分子如马克吐温、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等作家，出于创建美国民族文学独立性和深受科学主义对文学的影响等原因，对狄更斯作品一味的批评、贬低和排斥，他们以精确、自然、客观、真实的科学眼光，透视狄更斯作品的方方面面，认为他的人物是平板单一的喜剧式木偶，缺乏现实人物的真实感、多面性和复杂性，情节是荒诞无稽、夸张失实的道德拯救模式，充满把玩感情、主观随意的反现实性，他的理想世界更经不住科学实证和现实经验的考查检验。如豪威尔斯认为狄更斯故意凭空捏造贫困儿童的苦难遭遇，以赚取天真儿童读者的大把眼泪为快事，并为自己早年为这种虚假廉价的情节着迷沉醉抱愧不已。马克吐温成名后从未开口涉及狄更斯话题，几乎使人忘记他早年曾经是狄更斯朗诵模仿秀中的佼佼者。亨利詹姆斯抱怨狄更斯为读者提供了偏执狂和白痴两种形象，“因此狄更斯是个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作家应该为读者创造自然健康的人格样本，描绘一般状态下人性的正常发育情况，“并且用哲理化的深沉叙述方式表现出来”。[10]
尽管民主自由知识分子对狄更斯一味淡化和贬斥其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狄更斯对美国社会无孔不入长达几十年的深远影响，更由于他们早年都有对狄更斯的沉溺迷醉阶段，在其中浸润熏陶的深厚长久，以至于他们虽然表面上极力抗拒狄更斯对美国文学各个方面的影响，但他们作品的深层总是无意识透漏着狄更斯创作观念的和叙述模式的印痕。如豪威尔斯创作中的象征性故事、道德伦理主题、妇女拯救恶人模式几乎是狄更斯情节模式的翻版。马克吐温的闹剧型人物、夸张式情节、幽默喜剧风格始终摆脱不开狄更斯技巧影响的影子。亨利.詹姆斯加入英国籍后在狄更斯故乡漫游时，才发现狄更斯描写的黄砖楼房和喜剧式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从而改变了过去狄更斯作品虚假的轻率结论。从总体上看，自由民主主义作家很难拔除狄更斯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影响之根。
另一派文化精英分子属于学院派的保守主义派别，他们以白璧德、摩尔、寇克斯、葛兰坚等哈佛大学希腊语、拉丁语古典教授为代表，对狄更斯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批判态度，他们站在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立场上，认为狄更斯小说题材上没有写出体面高贵的永恒人性和足资效仿的道德楷模，而喜欢表现下层人物生活和社会罪恶的黑暗面，作品对底层小人物怀着无选择无规训的人道主义同情，因此属于滥情夸张的浪漫主义之作，和萨克雷对上层人物高贵人性的描写无法比拟。如白璧德在《新拉奥孔》中批判“狄更斯是那么膨胀夸大，以至于使他天生的才能受到了膨脹夸大的不良影响而大大消弱”。[11]寇克斯也认为“狄更斯不描写上层人物高贵永恒的良知人性，专写下层社会鸡鸣狗盗之属及社会罪恶事件，以达到耸人听闻吸引观者的目的，”[12]待时过境迁社会环境发生改变之后，狄更斯作品描写的黑暗状况将不复存在，狄更斯作品也将象旧报纸一样随时代变迁被人遗忘。因此“狄更斯创作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可能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名著。”新人文主义的另一开创者摩尔也批判了狄更斯扩张的特性，认为这种扩张和滥情属于人的低级意志，应该由人的高级意志统属控驭，他认为狄更斯的作品助长了人们情感欲望的膨胀，不利于对社会物质欲望的控制和节制人性的培养。总体上看，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从古典主义出发，把狄更斯视为蛊惑物欲、情感泛滥的浪漫主义者来批判，这种立场和观点深刻影响了留学哈佛的吴宓、梅匡迪、胡先驌等学衡派人士的思想，形成了他们对狄更斯评价的古典主义观点，从而影响到学衡派和新文化派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论争，最终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特点的形成。
三
狄更斯小说在19世纪的美国长达多半个世纪的广泛流传和普遍接受，对美国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狄更斯小说的普遍持久的接受，对美国英语的形成发展有深厚久远的影响。这种接受丰富和改变了美国英语的词汇句式、语法规则、大众口语、社会交际、书面用语、文学写作规范和阅读习惯培养诸多方面原有风貌，这种接受是继乔叟、莎士比亚等古式英语、18世纪英国文学英语之后，对美国英语又一次深入广泛的创新改造，它使得美式英语向现代英语大众化、通俗化和社会普及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使得美国英语更能及时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日新月异的民族变革，充分表现美国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各个方面纷繁多样、丰富复杂的崭新内容，在美国英语发展史上其作用不亚于一场语言革命。
其次，对狄更斯小说的接受促进了美国民主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从出版发行方面来看，出版商不但要考量某一地区的销售量和销售额，而且三大出版商还要详细规划全国的销售线路，合理规划布局全国性的销售网点，以保证狄更斯小说在全国广大区域同一时间出版销售，杜绝当时日益猖獗的偷印盗版现象。这种全国性销售网络和流通线路的周密规划与合理配送，促进了美国民主机制的逐步完善和发展。从读者阅读接受方面看，狄更斯小说从零售商店的寄卖代销，到流动图书馆的建立，再到国家公共图书馆和各州各类图书馆的建立，使得人们可以以低廉的价格或免费阅读狄更斯作品。在1891年美国会通过《国际版权法》之前，无版权保护使得狄更斯小说在美国获得无限量的印刷和超低价格销售，如著名的“猛犸周”中，出版商在一周内印刷狄更斯小说5000册，并以超低价格倾销一空。再如《美国札记》在美国仅以十二美分的价格销售，仅及同期英国销售价格的三十分之一，[13]再加上三大出版商争夺市场互相倾轧，竞相推出不同版本、不同价格、不同装潢设计的狄更斯作品类型，如某公立图书馆有17种不同的狄更斯小说各式版本，这些都极大方便了不同爱好、不同阶层的读者购买和借阅。当时各发行公司对公立图书馆的销售给予优惠条件，一般价格均为市场价格的七成左右，这有利于公共图书馆对狄更斯作品的收集收藏，为狄更斯小说公共阅读的流通借阅提供了方便。又加上国内各种狄更斯协会、读者读书会、高校研究会的成立和活动举办，使得狄更斯作品中博爱、自由、平等、民主、爱与美的和谐社会观念广泛流传，在美国民众各阶层中深入人心，这也有利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孕育养成。
其三，对狄更斯小说的接受影响到美利坚民族想象的共同体（ficitive community）的建构。[14]狄更斯小说在美国内战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普遍接受，不能不影响到正在形成中的美利坚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1837年《皮克维克文件》开始在美国被普遍接受，内战前以报纸连载形式长达一年的《董贝父子》在南北双方同等受到欢迎，成为双方民众共同的社会日常交谈话题。总体上说，除了批判黑奴制的《美国札记》和讽刺西进运动的《马丁.翟述伟特》销量不景气外，狄更斯的其它十多部小说在美国几乎是普遍持久受到欢迎的，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场景、细节以及狄更斯轶事传闻成为大众公共场合广泛探讨和社会交际的话题，狄更斯小说使美国公众形成了一些基本一致的思维方式、观念思想、生活态度、伦理价值，使得美国南北方、东西部广大区域的民众在社会事件和日常生活中达成了一些一致的理念看法和价值评判标准，并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的想象共同体（ficitive community），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对填平内战后南北方思想伦理的鸿沟、弥合西进运动中东西部价值观念的差距起到了巨大作用，对统一的美利坚民族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共同体不是政治共同体，而是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伦理审美、价值评判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共同点，它有利于各个地区的人们对社会事件和现实生活运用相似的思维方式，达成相互接近或统一一致的看法和结论。
注释：
[1]Lewis Bogaty.Dickens’s America[M].UMI，1954：15
[2]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77
[3]Lewis Bogaty.Dickens’s America[M].UMI，1954：45
[4]Robert Mcparland.Charles Dickens’s American audience[M].Lexington Books，2010：108
[5]Robert Mcparland.Charles Dickens’s American audience[M].Lexington Books，2010：120
[6]Gene master Kie man.Charles Dickens and his American audience[M].UMI，1967：83
[7]Gene master Kie man.Charles Dickens and his American audience[M].UMI，1967：87
[8]Robert Mcparland.Charles Dickens’s American audience[M].Lexington Books，2010：204
[9]Robert Mcparland.Charles Dickens’s American audience[M].Lexington Books，2010：202
[10]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93
[11]Irving Babbitt.The New laokoon[M].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1910：27
[12]Cox.An artist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M].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62
[13]Lewis Bogaty.Dickens’s America[M].UMI，1954：65
新世纪乡土小说混沌的叙述话语 篇7
新世纪乡土随着社会的变迁逐步混乱无序,为揭露乡村生活的虚伪与荒谬,展现世道人心的不安,非愚即痴的叙述者无疑成了最好的视角。
林白在《万物花开》中选取普普通通的乡村少年大头作为文本的叙述者,脑袋里的瘤子让他飞翔在王榨的上空,不仅能够眼观六路 , 耳听八方,将村庄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尽收眼底,而且能够全方位地观察人们的日常活动,知晓各家各户的隐私秘密。由于作为叙述者的少年大头缺乏常人具有的整合能力,叙述者的面孔往往是冷漠的,不与故事人物交流,只是对事件作客观的描述、真实的展现。从这个独特的叙述视角出发 , 小说尽可能地呈现出生活的本真状态,揭示着乡村奇异怪诞的生活事相。
贾平凹的《秦腔》则以半疯半痴的引生为叙述者。 引生生活得浑浑噩噩,但实际上却具有通灵与分身的特异禀赋,正是靠着引生的这种天然禀赋,叙述才得以在时空中自由驰骋。然而对于清风街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故事的因果逻辑,作为叙述者的引生是难以用他疯子式的思维方式来加以把握的,因而在疯子引生的叙述里,清风街的生活变得完全混乱失序。同时在故事的叙述中, 叙述者就那么平静地立于故事之外,冷眼旁观着人物的悲欢离合,这种零度情感的叙事策略,使得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间的情感距离极度拉大,让新世纪以来乡村变革的激情、乡土眷恋的情感渐渐被迷惘、失望、无奈的情绪所替代,以灰色的基调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混沌之感。
《万物花开》、《秦腔》以非常态的视角模拟出了生活本来的面目,把乡土中国破碎的现实生活混沌地呈现出来。正如陈晓明所说:“在文学上的根本意义在于, 贾平凹的叙事再也不可能建构一个完整性的新世纪的乡土叙事,在回到生活的原生态中去写作 , 革命文学在漫长的历史中建构起来的那种美学规范解构了,只剩下引生那个半痴半疯的人在‘后改革’时代叙述。”[1]的确, 因非愚即痴的叙述者所叙之“事”的碎片化现象严重, 意味着革命化乡土想象的终结和整体性乡村小说的瓦解。
二、不可靠叙述的“真实”
不可靠叙述是指文本中叙述者的话语与隐含作者呈现的价值观不相符合,造成文本叙述不和谐的现象,分析叙述者的声音是否可靠是判断不可靠叙述的关键。《恍惚远行》、《秦腔》等长篇小说中选取痴傻或者不健全的人物作为叙述者,文本遵照他们这种独特的视角展开, 叙述话语异于常规,缺少了清晰的脉络与条理,让读者质疑叙述的可靠性。
李伯勇在长篇小说《恍惚远行》中运用了非常态的叙事视角,作为小说叙述者之一的凌世烟患有轻度的精神病。为了避免完全由凌世烟自述的限制,小说同时使用了另一个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来作补充,有力地揭示了乡村弱势群体在强权的压制下遭受的精神病变与人生际遇。作者以思想偏执、精神异常的凌世烟作为叙述者,文本随着他内心的自述而推进,叙述显得零乱琐碎, 让读者质疑叙述者的可信度。由于他们感知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方式独特,读者常常被他们的叙述带入一个非常规的世界。
《秦腔》中引生一方面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诉说着清风街别人的故事 , 另一方面又充当着文本中的角色,置身于故事之中,以自己疯子的奇特思维做出了许多悖离逻辑的事情,增添了故事光怪陆离的奇异色彩。引生非常痴迷秦腔演员白雪,踏着白雪在田地里踩出的脚窝子, “呆呆地站上许久,回头能发现脚窝子里都长满了蒲公英”[2],这显然是不合生活现实和事实逻辑的。如果我们把这作为叙述者的话语,明显感到叙述的不可靠性。如果我们注意到文本一开始就将引生定位为“疯子”,那么他展现自己思维与情感的方式与话语必然不同于常人, 他的这种话语又都是成立的。作为故事人物的叙述者可以在人物话语和叙述话语之间相互转换,偶尔以故事人物的身份跳出来直接说话,以奇特的思维告诉读者自己独特的感受,使得文本更具有陌生化的效果。
新世纪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非愚即痴的叙述者,以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展现生活的本来面貌,致力于还原乡土的芜杂感和多层性,在叙事话语上传达出混沌的美学效果。这种叙事策略剔除了选择过程中对乡土本真的遮蔽,以非常态的话语形成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给读者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
摘要：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作者采用痴呆、疯傻、弱智或者精神异常等非常态人物为叙述者的现象明显增多。非愚即痴的叙述者由于智力和思维的特殊无法把握故事的因果关系和现象逻辑联系,其叙述话语往往异于常规,给读者不可靠的印象,形成混沌之感。
新世纪小说 篇8
与《所谓教授》、《大学纪事》等揭露校园弊病的小说不同, 书写青春的小说, 如《粉红四年》、《大学那点事儿》等, 不去触及校园弊病和“大我”, 也不主动承担反思的责任, 而是将目光聚焦在校园里的琐事儿和“小我”上, 以一种或轻松或矫情或调侃的姿态, 极细腻地描摹个人化的小情小调并沉溺其中。如明晓溪《会有天使替我爱你》的楔子, 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喜欢我?”整部小说也是凄婉的爱情赚足读者的眼泪。再如keke的《囧的大学生活》, 满卷俚俗之气, 充斥着“囧”、“极品”、“雷到了”等时髦话语, 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 读完也就知道大学里的一些破事儿, 根本建构不起来大学校园的想象。又如《大学那点事儿》, “群魔乱舞”, 大学宛然一片“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江湖”, 除了发泄过盛荷尔蒙的快感别无他物。由于缺乏对自我的超越和升华, 缺乏责任的担当, 缺乏理性的思考, 这类小说普遍地先天营养不良, 格调不高。而没有深度的小说也只能是茶前饭后的消遣。或可以一时心有戚戚焉, 但很快忘掉, 终究留不下什么痕迹。大学校园小说的无深度化写作, 固然是因为80后、90后社会阅历有限, 但另一方面, 和文学的媚俗化也不无关系。由于大学校园小说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 因而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理想必然要成为写作者的晴雨计。用读者熟悉的语言, 设计读者爱看的情节, 这样一来, 大学校园小说不可避免地由精英化写作一步步走向草根化、大众化, 呈现出明显的媚俗倾向。“大学魂”在失落。更为严重的是, 在媚俗、无深度之外, 大学校园小说之间相互模仿、抄袭所造成的类型化令人生厌。写校园爱情无外乎这样几个关键词:帅哥美女、性爱游戏、三角关系、分手告终。而情节也多半是类型化的, 看了开头就大致可以知道过程和结局。且在这样的爱情故事里, 从头至尾弥散着浓郁的青春感伤气息。似乎应了“一般的爱情成不了故事, 悲剧的爱情往往成为传说, 而喜剧的爱情只剩下偷情和私奔”这句话。以悲剧结尾的爱情固然更加曲折动人而富有言说的魅力, 然而这并不是大学校园爱情的全部, 可是作者又偏偏都选取悲剧性的爱情反复讲述, 看多了以后就不能不令人心生厌烦, 觉出“少年不识愁滋味,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
类型化的校园小说走向极端就是抄袭。以张者《桃李》为例。杨绛先生曾说道:“钱先生写了一部《围城》, 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 我写了一部《洗澡》, 反映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 我了解不多, 看了张者的小说, 我很惊奇……”评价不可谓不高。可就是这部被称为当代“围城”的长篇小说却和张者自己的中篇小说集《朝着鲜花去》存在着严重的雷同之处。究竟是一系列中篇拼凑成长篇, 还是长篇拆解为中篇, 只有作者自己清楚, 而难为外人道也。过度模仿, 甚至抄袭, 带来的是大学校园小说数量的急剧膨胀, 这或许可以为这一时期小说数量如此之多提供又一解释。但是这种类型化带来的文学繁荣绝对不是正面的、积极的, 相反, 是文学泡沫、文学虚胖, 应该予以挤压。
新世纪小说 篇9
关键词：基督教,新农村题材,小说,影响
社会学研究显示, 新世纪以来中国从内陆到沿海甚至边地的乡村, 基督教信仰已然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从农民的皈依动机来看, “除了传统的因病信主求医治、因事入教求平安之外, 追求精神满足、业余娱乐, 向往教会的高雅和文明的信徒多了。”[1]乡村基督教地域影响范围逐步扩大, 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力度逐步增强。基督教广泛渗透乡村社会的现状, 在乡村小说中也有反映。据笔者对五种文学期刊 (它们是《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上海文学》《钟山》) 2000年至2010年所刊载全部小说的查阅, 其中涉及到基督教的乡村小说篇目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笔者选取了其中五篇具有代表性的小说, 用社会学诠释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 进行仔细的阅读研究, 归纳出基督教文化在新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四种呈现方式。
1. 基督教文化深度介入的叙事
《钟山》2006年第5期刊载了张忌的短篇小说《丈夫》。美娟丈夫根生二十年前和别人斗勇, 伤了身体, 以至行走困难, 只能做最简单的活儿。二十年前的根生高大帅气, 掳获了美娟的芳心;二十年后根生矮小委琐, 生活中处处小心, 讨好美娟。在与根生生活的二十年里, 美娟多次想离开, 却因为没有确定的去处而作罢。美娟的表姐凤兰把庞建设介绍给她, 庞建设各方面都让美娟满意, 于是美娟回家为离去做准备。根生却突然发病, 美娟抢救无效, 却立刻觉得轻松起来, 因为“庞建设都不知道她有丈夫的事情……现在好了, 一切事情似乎都因为根生适时地死去而变得轻而易举”。根生的葬礼按照根生生前的要求采用基督教仪式, 庞建设作为耶稣堂的乐手出现在葬礼上, 二人都十分震惊,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种局面。“两个人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后来, 美娟听见门外的喧闹终于逐渐地平息了下来, 人们开始为根生做祷告。就在这时, 庞建设也像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 闭上眼睛, 握起双手, 开始与屋外的人一道做起祷告来。”庞建设随着屋外的人一起祈祷。看着庞建设祈祷时雕像一样肃穆的身姿, “美娟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十分奇异的感觉, 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像流星一样正在迅速地滑过自己的心房。她开始激动, 甚至有些难以自抑, 以至于眼角瞬间湿润起来”。当天晚上, 美娟想到了根生一个人的生活, 于是将木棍绑在自己的右腿上, 试着下楼梯, 却在楼梯上摔了一跤, 疼痛无比。美娟感受到根生生活的艰难, 也想起了根生以前对她的好。
庞建设是镇上耶酥堂的乐手, 小说虽没写明他的基督徒身份, 然而, 可以看出他受基督教精神影响深重, 认同基督教, 至少是一个亲基督教的人物形象。他性格内向, 虽多次见过美娟却依然羞涩。在葬礼上看见死了丈夫的美娟, 虽然意识到美娟之前欺骗了他, 却丝毫没有动怒。在演奏的间隙, 他坐到美娟身旁, 长久地沉默着。屋外的人开始祈祷, 庞建设随着众人虔诚地闭上了眼睛。美娟看着庞建设祈祷, 深深地受到震动。随后乐队奏乐时, 庞建设“在人群中神情肃穆, 吹奏得异常认真”。美娟在小说结尾对根生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折, 实质上是一个良心逐渐觉醒的过程, 最后的动作就是对根生的忏悔。美娟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准备离开根生的时候, 将家里的田地给了别人, 换取粮食给根生维持生活, 家里大部分的储蓄也留给根生。根生去世之后, 美娟终于感到了解脱, 并没有过分的伤心, “如果我真的那么哀伤, 你们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处。但尽管这么想, 她的脸上还是流露出了哀伤的神情”。美娟原先的并不十分悲伤, 到最后的真正忏悔, 其中关键部分是在葬礼上与庞建设的遇见, 这也是小说的高潮。庞建设与根生毫不相识, 却为根生虔敬地祈祷, 认真地演奏, 就像是为一个久识的朋友。庞建设与美娟见面时的沉默, 对美娟形成了更为巨大和直接的道德压力。庞建设的宽容、虔诚和肃穆, 是基督教文化给予庞建设的精神特质, 美娟的转变是基督教文化影响下良心的觉醒和回归。在艰难生活中品尝苦难, 产生怨恨心理, 本真虽善良, 却终归难以忍受生活的巨大痛苦, 从而决定离开, 却在他人的观照下, 受到良心的谴责———良心越来越响亮地批评她。透过宗教仪式, 通过与基督徒的接触, 激发了美娟良心的力量, 最后产生了忏悔意识。《圣经》中有“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罗2:15) 良心本已刻在人的内心, 会对人产生唤醒的作用。
《丈夫》详细地描写了基督教会的活动, 出现了基督教赞美诗《有一地比正午更光明》名, 借用了大量的基督教文化因素。除此之外, 小说中的丈夫根生, 二十年前高大英俊, 之后逐渐丧失了力量, 他孤独, 对现实失望, 对生活现状不甘, 要求别人在他死后举行基督教仪式的葬礼。在他的观念中, 死并不是完结, 他在思考死了之后会去哪里, 并希望死去之后会有天堂, 他能够去天堂, 摆脱生前的不幸与灾难, “天堂”观念也是基督教独特的文化因素。小说超越了此类题材寻常的伦理道德叙事, 在思想内容上涉及了基督教文化对人物良心的唤醒, 将基督教文化因素深度介入到文本叙事。
2. 基督教作为精神寄托的叙事
羊子的短篇小说《大寒》, 表现新时期乡村女性悲惨的命运。“我”毕业后只能回到家乡的小村庄教书。“师范毕业后, 我困兽一样在小村庄一呆十年, 梦想一个个逝去, 甚至怀疑活着的理由”。三阿婆曾是“我”父亲的奶娘, 在旧社会当过童养媳, 后被好不容易拉扯三个孩子长大, 却得不到儿女的善待, 靠捡垃圾为生。在捡垃圾的时候, 三阿婆经常小偷小摸, 被狗咬得伤痕累累。三阿婆问“我”:“‘归耶稣’ (信基督教) 到底好不好?素琴他们几个教会里的人来我这里说, 要我信耶稣, 信了耶稣, 今生一切苦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归了耶稣就有福了。”三阿婆之问不禁让人联想到《祝福》里祥林嫂问“我”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问题。与《祝福》中祥林嫂传统的佛道信仰不同, 三阿婆想要寻求灵魂庇护的是基督教。尽管后来三阿婆入了基督教, 但人们认为有福有德的人才有资格信主, 三阿婆在人们的冷眼中, 渐渐不去参加教会活动, 却依然相信归基督教可以让她死后消除苦楚, 因此让“我”母亲帮她在被子上绣十子架。十字架刚绣好没多久, 三阿婆自杀了, “我看见三阿婆未蒙住的脖子青青的, 像有乌青一样……”, 尽管她之前问“我”, “像素琴那样信耶稣的人吃‘药水’ (农药) , 死后是不是不能进天堂?”三阿婆死后, 她的家人却没有遵从她的遗愿举行基督教式葬礼, 而为她请来了最贵的道士做道场。三阿婆的死随着坟上的白雪渐渐在乡人心中融落, 却刺激“我”忆起曾经的梦想, 提醒我远离烦闷而痛苦的环境。“我”的苦闷来自于理想抱负的无法施展, 三阿婆的苦痛来自周围人包括亲人的冷漠。
鲁迅写《祝福》是1924年, 85年后的今天, 乡土中国的弱势群体寻求精神庇护的对象, 已经从传统的佛道转向基督教, 乡土叙事出现新的书写经验。时光流转、社会变迁中有些东西却从不曾发生变化。譬如小说中表现宗教信仰的世俗偏见。《祝福》里祥林嫂在祭祀的时候十分清闲, 当她想去摆放碗筷时, “‘祥林嫂, 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祥林嫂不准碰祭祀物品和人们认为三阿婆无福无德不能归了基督教, 是如此相似。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农民深层次的观念意识却很难迅速改变, 而文学作品通过相似的书写将之表现了出来, 这是新世纪乡村叙事在表现叙事对象时“变”中的“不变”。
《大寒》与《祝福》的叙事结构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大寒》开篇的景物描写, “从窗口望去, 铅色笼罩着整个三台门, 阴沉沉透出死气。全村的人把门关得紧紧的, 没有人影”, 营造出压抑的叙事氛围, 却不得不让人再次想起《祝福》开篇几乎类似的景物描写,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村镇上不必说, 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 接着一声钝响, 是送灶的爆竹”。《大寒》开篇预感到三阿婆的死亡与《祝福》开篇讲述祥林嫂的死又是一处相似。之后, 无论是《大寒》还是《祝福》中的“我”, 深感思想苦闷, 不为人理解, 随后由人物的将死开始倒叙。与《祝福》展露出的同情和自责情感不同, 《大寒》中更着重描写了“我”的思想转变。“我”本来对三阿婆很是厌恶, “放着好日子不过, 靠捡垃圾、偷垃圾过日子, 犯贱骨头劳碌命”。三阿婆死后, 我却看着三阿婆绣了十字架的被子被狗撕咬, 产生空落和凄凉的感觉。“我”的情感态度由开篇的极度厌恶到结尾荒凉感的产生, 这种转变并不是基督教之于“我”的影响, 更多来自于死亡的震撼和对生命况味的深层体验。
3. 多元宗教叙事中的基督教
浙江作家东君因小说《书巢》引起文坛注意。新世纪十年, 他的两篇乡村题材的中篇小说《子虚先生在乌有乡》《述异记》, 叙事对象都是佛、道、基督教和地方宗教多重宗教影响下的乡村社会。两篇小说思想复杂, 情节曲折, 表现的是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和思考, 以虚构和近乎寓言的形式表现。《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写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姚碧轩返回故里, 本想颐养天年, 还是没能放下求财之心, 在聪辩法师的配合下, 顺利完成了当地的寺庙重现和房地产开发。最终在幡然醒悟后去世。整篇小说以佛教文化为主线展开。《述异记》却以道教为小说的主要文化背景。阿婆原是虔诚的基督徒, 小儿子与人私奔后醉酒溺水身亡, 阿婆不再信仰基督, 在与佛教短暂的交接后, 最终成为乡间的柳仙姑, 帮人捉鬼治病行异术。小说最后, 同样点明了主旨, “不为长生, 也不为富贵, 只是为了能到阴曹地府走一遭, 去看看我的儿子。”所有一切所求, 无非是能看看死去儿子的魂灵, 这番复杂叙事之中, 其实最动人的无非是这番真情。
东君的两部中篇小说, 一篇讲佛教一篇讲道教, 却都不是宗教信仰叙事。这两篇小说中都出现了大量基督教文化因素, 主要表现在小说人物信仰的复杂性上。《子虚先生在乌有乡》里的聪辩法师是佛家之人, 却熟读《圣经》。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 母亲靠传道为生。姚碧轩故乡的人们都信仰基督教, 聪辩法师就跟老人们聊亚当夏娃, 谈该隐, 也谈耶稣关于种子的比喻。《述异记》里的阿婆原先是虔诚的基督徒, 后来阿婆的小儿子溺水身亡, 阿婆从此再也不信奉基督教。“阿婆说, 上帝欺骗了我, 我死也不信上帝了”。过一段时间, 阿婆在水月庵“菜园子坐了六七日, 早晚听闻经声, 心底里的杂念渐渐散去, 开始有了向佛之心”。最后, 阿婆变成了马仙姑的传人, 不禁让人感叹:“阿婆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她从一个基督教徒摇身变为准佛教徒, 再变为马仙姑的传人, 手中没有两把刷子, 想必是玩儿不转的。”除了人物信仰的复杂外, 《圣经》原文的引用, “拿刀的, 必死于刀下”, 出现在《子虚先生在乌有之乡》, 这是聪辩法师的基督徒母亲所言。而《述异记》则将《申命记》中的“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作为小说题记。
东君这两部中篇都将宗教文化作为背景, 并选择一种宗教文化为主要叙述对象, 辅以其他宗教内容混杂其中。这种写作策略无疑是成功的, 宗教文化丰富的隐喻和象征意味, 既造就了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 也在叙事上有利于形成复杂曲折的情节。另一方面, 宗教的超越性质, 使小说摆脱了现实主义叙事过于写实的弊端, 小说获得了灵性的超越。多元宗教叙事使小说思想内涵深化和复杂化, 使小说叙事更为曲折动人, 使小说叙事风格更为灵动。利用多元宗教文化叙事的, 还有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和《水乳大地》, 小说写汉藏结合地带的康巴藏区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多重信仰的交流和碰撞, 大气磅礴又不失斑斓多姿。
4. 仅出现基督教文化因素的叙事
以上三种基督教文化在新世纪乡村小说中, 多多少少、或深或浅地涉及了基督教的精神文化, 但此类小说数量上是占少数的, 更多的乡村小说只是提一下基督教或相关文化因素, 并未介入到基督教思想层面, 如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 写“我”的祖母艰难痛苦的一生, 但并未涉及基督教文化精神层面内容, 只提到“父亲生病期间, 母亲信了基督教。此时也已经退休, 整天在信徒和教堂之间奔走忙碌, 把充裕的时间奉献给了主”, 作者对人物的基督教信仰并没有什么个人的评价, 只是进行写实性的叙述而已。
基督教文化影响文学创作方式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中发生了改变。基督教虽于唐朝已开始传入中国, 对中国文化起较大影响, 仍然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宗教随着西方殖民者一同进入中国, 通过教会学校等途径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最普遍的老百姓, 佛道以及各地的地方宗教依然是主流。现代作家的基督教叙事呈现出与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暗合, 是基督教思想被作家主体吸收之后在创作中的流露, 基督教精神文化已经深深嵌入到作家的精神资源中去。周作人就宣称自己虽不是基督徒, 却崇拜基督;冰心的“爱”的哲学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文学表现。现代作家在接受和吸收基督教思想文化的基础上, 自然地表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 基督教遭到了排斥和打压。“总体看来, 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大陆, 宗教处于受压抑的状态。相应地, 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在此前的联姻关系亦疏远了”。[2]社会学研究表明, 城市化背景下的乡土中国的宗教信仰, 已经主要转向了基督教。新时期以来的文学,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中国当代文学在80年代告别宏大的历史, 失去这个巨大的精神驰援后, 很快就进入迷惘。至今已是信仰危机重重, 主要表现在:第一, 多数作家没有信仰;第二, 以世俗价值取舍信仰……信仰难以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和审美素质进入文学”。[3]当代作家大多数没有信仰, 他们的创作,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 总体上呈现出紧贴现实社会生活的极度写实主义和碎片化叙事的局面。文学创作者们由于缺乏基督教文化深层思想基础, 难以在文学创作中自觉地表现出基督教精神层面的内容。然而, 基督教在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中成了无法回避的存在, 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尤其是乡村都市化过程起重要作用。书写现实的作家, 无法回避存在基督教的现实。当代基督教文化影响文学创作的途径, 已经从上世纪上半叶的作家自我抒发, 到创作对象触发作家的创作。前者是自为型, 后者是被动型。
基督教已然渗入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呈现出文化同质性的化解和宗教信仰多元化与自由化的局面。大多数的小说创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乡村伴随着都市化所发生的宗教信仰的转变。由于当下写作多是从现实出发, 又由于乡村基督教实质上并没有完全融入到乡民的思想精神的内在, 所以我们期待新世纪基督教文化与乡村书写能够深入到宗教文化深层, 具有一定的文化深度, 能够出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论及的与基督教文化相对应的“幽邃庄严”的文本。
参考文献
[1]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9:229.
[2]丛新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4:30.
论新世纪以来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 篇10
一.本土记忆
严歌苓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89年赴美留学、定居。她的成长经历和众多的新移民作家相似, 基本上是在国内接受、完成高等教育以后再走出国门。对于这些移民作家而言, 本土记忆是无法忘却的, 严歌苓自然也不例外。具体来说, 新世纪以来严歌苓更加青睐于“文革”记忆的书写。小说集《穗子物语》是作家对文革记忆的集中展示, 基本上每篇都以一个小女孩“穗子”的视角将段段文革往事铺陈开来。
《老人鱼》展现了文革对美好人伦的扭曲与温馨亲情的伤害。穗子的外公, 一个行为怪异却又显得十分可爱的老头, 穗子和他虽没有血缘关系, 但外公对她的关爱却胜过亲外公。他天天准时去幼儿园接穗子, 把那个物质匮乏年代里不容易买到的好吃的都留给穗子。这样一个关系融洽的祖孙关系因为造反派头头的诬告而中止, 原本身上挂满军功章的外公, 一夜之间竟被说成是“一个手上沾满红军鲜血的白匪”, 不但被停发了“残废津贴”, 连亲人们都急于与他“划清界限”, 甚至穗子在填入团等一类的表格时都不将外公的姓名填进去, 而外公却在表格的亲属栏里只填写穗子一个人的名字。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 揭示出外公的淳朴与真挚, 也揭示出母亲与穗子被文革所造成的性格扭曲。
除了自己与亲人, 严歌苓还借用穗子的眼睛讲述了穗子身边的那些普通百姓在文革中的命运无常。小说《梨花疫》的主人公“于司令”, 曾经是抗日游击战的英雄而今只是一个看大门的老头, 在“穗子”眼中, 他外貌极度丑陋。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老头, 喜欢上了流落到此的女叫化子萍子, 萍子对于老头给予她的照顾也投桃报李, 于是两人之间生发出了惺惺相惜的“爱情”。本来这样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是让人颇感温馨与喜悦的, 但故事的结局却以萍子被别人告密当作麻风病人被抓结束。《角儿朱依锦》写美的被毁灭与国人自身的劣根性。一代名角朱依锦是多么的美丽, 连走路都像是在舞着水袖一般, 但在文革那样的荒诞年代里, 朱依锦不能在舞台上展示她的美, 却只能在舞台上被“男小将”们戴高帽批斗, 最后竟惨死在医院里。
实际上, 严歌苓的此类小说都是有幼时的真实记忆作为底本的。她常常将中国本土的历史记忆与自己的个体成长经历相结合, 以表现她的对本土记忆的再度反思的精英立场与启蒙姿态, 这与五四时期鲁迅等作家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 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 严歌苓本土记忆书写中批判锋芒, 是对五四文学的一次隔代回应, 其内在精神本质是相同的。
二.异族体验
异族体验是新移民作家特有的一种生活体验, 移民的性质决定了作家在进入他国之后必然要产生异族体验, 这实际上就是由一个民族转入到其他民族后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的认同问题。新世纪以来, 随着新移民作家对西方文化的逐渐适应, 他们在题材上也不再单一局限于本土记忆的回顾与反思, 而是开始尝试更深入地去表现异族体验。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就是作家异族体验的一次华丽发挥, 因为这不是简单的表现中国人到外国的异族体验, 情形恰恰相反, 这是写一个日本女子在中国的异族体验。
《小姨多鹤》自问世以来就广受读者欢迎, 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热播, 但也有论者指出这是一篇纯虚构的严重失实的作品。小说写了一个十六岁的日本少女多鹤从抗战结束到文革时期在中国所经历的悲惨遭遇。已经结婚的张俭因为妻子小环不能生育, 于是买回多鹤传宗接代。多鹤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少女, 会非常礼貌地鞠躬, 会为家人脱鞋、换鞋, 做每一件事都是那么井井有条、尽善尽美。即使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里被惩罚清扫楼梯、厕所, 她也干得认认真真, 把厕所冲得跟自己家里的一样干净。在爱情、亲情上, 她也是非常坚定与执着, 虽然他与张俭的爱不是自发的, 但是她一旦付出自己的感情就不会更改。当她得知张俭被判死刑时, 她唯一想到就是陪着张俭一起去死。作为妹妹, 她将小环当作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去对待, 默默地忍受着自己的亲生骨肉称自己为“小姨”的尴尬境地, 绝不与小环去争抢做母亲的所应享有是幸福感受。在回到日本以后, 她还把病入膏肓的张俭接去日本治疗, 对他进行悉心地照顾。
所有这些, 让我们不禁想到了严歌苓曾经塑造的另一个美好形象女性少女小渔。小渔的美好秉性也是那么的多, 总是希望事物在经过自己的手之后能变得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多鹤就是小渔的另一个化身, 他们身上都有人性的闪光, 严歌苓也通过这种方式努力尝试着在国别与种族之上建立起一座人性共通的桥梁。《小姨多鹤》是严歌苓对华人在国外的异族体验投射到一个日本女子身上的缩影, 这种想象力是移民作家所独有而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
三.跨国婚恋
爱情与婚姻归属问题是新移民必须直面的难题, 特别是那些跨国婚恋, 新移民往往表现出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点, 严歌苓有非常深的体认, 因为她本人也是跨国婚恋的亲历者与实践者。严歌苓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少女小渔》演绎的就是一场跨国婚恋故事, 进入新世纪后的长篇《花儿与少年》同样也讲了一个跨国婚恋故事。
《花儿与少年》中对徐晚江与洪敏这对像“花儿与少年”般的年轻夫妇, 因为丈夫洪敏得罪了领导, 结婚多年却在歌舞团里一直分不到新单元房, 生活境遇非常窘迫。一次偶然的机缘使得美国律师瀚夫瑞看上了徐晚江, 如果徐晚江和瀚夫瑞结婚再移民美国, 徐晚江似乎可以过上洪敏无力带给她的幸福生活。在现实的重压之下, 晚江与年长她30岁的瀚夫瑞结婚到了美国。但晚江与洪敏之间的爱情不会因为彼此分开而消逝, 晚江与洪敏用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作为筹码来交换举家移民美国的梦想, 对于他们那个破碎的家庭来说是相当悲惨的, 毕竟十年的时间已经不短, 晚江与洪敏都已不再是那曾经的“花儿与少年”。小说中尽管没有为我们写下晚江与洪敏最后的结局, 但还是看出他们走进梦魇之后难以抽身离开的困苦、以及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悲哀。
可以看出, 严歌苓的跨国婚恋小说中帮助、担保女性出国的人是年纪已经不轻的成功型单身外国男子, 出国的条件就是与这个外国男子结婚。而往往女性新移民在出国前已经结过婚, 于是离婚就成为为出国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但离婚后再与外国老男人结婚, 她与前夫之间并不能彻底的决断, 与外国丈夫之间也未见得有想像中的美好爱情。所以, 女性新移民在面对着新欢旧爱时, 心里常常是一种左右摇摆的姿态, 这是跨国婚恋题材小说所避免不了的主题。
综上所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已摆脱了早期北美新移民小说的简单与浮躁, 这些小说也体现出了严歌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作为一位新移民作家, 严歌苓更倾向于在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深入思考。实际上, 文化差异的存在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并置对一个作家而言不是一件坏事, 反倒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也正是新移民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体现。
摘要：新世纪以来,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在题材上可划分为本土记忆、异族体验与跨国婚恋三大类型, 这些小说已摆脱了早期北美新移民小说的简单与浮躁, 体现出严歌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