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

关键词： 后现代 苏联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精选十篇）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 篇1

一、科学主义视野下现代教育的异化

伴随宗教神学的日益式微, 科学的地位开始上升, 功能日益拓展, 并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培根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伽利略提出数字化的世界图景时, 科学向“主义化”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教育的发展, 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科学技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更使人们确信科学无所不能、无往不胜, 是探索真理和有效控制自然界以及解答社会新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进而对其发展到迷信和崇拜的境地。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的定量化、形式化和逻辑分析为方法论基础, 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 单纯追求工具化的实用目的和控制手段, 认为科学能操控一切, 而对其所追求的目的本身则不加反省。20世纪是科学主义盛行的时期, 科学主义成为影响西方各国教育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

在我国, “五四”前后伴随各种“主义”的引入和论争, 科学开始不断泛化并被提升为一种主义, 形成了具有中国语境特点的科学主义思潮, 并且严重影响着文化与教育的改革。直到今天, 虽然我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了科学主义对教育的局限性, 并在实践上对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整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 科学主义依旧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教育改革的道路举步维艰, 素质教育的实施流于口号化、形式化。我国的教育依然在科学主义的笼罩下负重前行, 表现出严重的异化现象, 具体分析如下:

1. 教育目的功利化

科学主义者从社会、国家的需要出发, 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 发展学生认识客观事物、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当前我国的教育依然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唯功利化现象严重。在基础教育领域, 中国的功利性教育集中表现为应试教育。虽然素质教育的口号从上到下一直在喊, 但现实当中, 升入高校依然是影响人一生的主要因素, 它直接影响人今后的财产、名誉和地位。家庭所关心的则是让他们的孩子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进入社会生活的“护照”。这种应试教育不仅培养了一批“高分低能”的“考试机器”, 更致命的是把人从小就圈定在“功利场”中。

2. 教育内容的单一性

科学主义者强调科学教育, 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认为依靠数学、物理、化学等知识就可以完全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部问题。它对我国教育内容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学内容偏难、偏深, 学生负担过重;重智育、轻德育现象依然严重;重理轻文的现象比较明显。布卢姆把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形象地称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高校文科教育遭到削弱和贬低, 与此同时, 科学教育获得快速发展, 并取得了至尊的地位。高等工业学院以及各种专门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自然科学的地位实现了巨大的转变, 形成了教育中的唯科学知识论和唯“智育”论。

3. 师生关系的对立

科学主义者认为学习活动都是由教师按照科学程序和教学内容的逻辑顺序加以组织和调整, 使受教育者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和固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学习, 是一种固定的、僵化的学习进程。教师自然成为教学的中心。在当前我国新型的师生关系建构中, 以序列化、控制性和预测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教育制度依然限定着人才成长的一切可能, 涵盖了人的成长的一切跨度, 并将这一形式约减为唯一的现实———教师掌握着“话语霸权”。马斯洛指出, 现代学校教育奉行经济原则, 优先追求教育效率, “即灌输最大数量的事实给最大可能数量的学生”。为了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 往往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与人、“我”与“你”的关系, 而是二元对立的上与下、源与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是纯粹的“我”与“它”关系。孔子杏坛的师生质疑问难、苏格拉底的问道中途、亚里士多德的学林漫步, 这些教育的本真形式只能成为现代教育的幻想, 大批量的人才成长的“流水线”形式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在其中, 学生对老师的质疑都被视为对其权威的挑战而不是对真理的可能追求, “吾爱吾师, 但吾尤爱真理”的古老格言沦落成历史的遗留物。德罗伊森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因为我喜欢你这样, 所以你必须是这样, 这是一切教育的秘密。”

4. 教育评价观的扭曲

科学主义者崇尚客观、精确、量化, 排斥主观, 把自然界完全还原为数的世界, 把质也还原成量, 使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对教育现象及规律进行量化探究, 仅以结果作为评价教育成效的唯一指标。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 教育的功利性价值超越了教育的教化价值, 教育的经济价值成为衡量标准, 教育因此完成它的定量化过程, 并在其经济价值那里达到极致。对于教师或者对于教育质量的评价指标来说, 可以是“升学率”, 可以是“分数”, 可以是“考试人数”, 也可以是“被录取人数”……总之是一切代表最终结果的东西, 而忽视对教育过程的评价。“量”成了现代教育的尺度。但是, 教育现象具有模糊性, 比如说, 教育目的、教育价值问题、品德问题、教育质量等问题, 很难用一个明确的数量观念来使其精确化、客观化。

二、科学人文主义引领之下的现代教育的重建

科学主义对现代教育造成的异化是严重且显而易见的。早在18世纪, 卢梭就意识到工具理性可能对人性形成新的束缚。他主张教育应该“重返自然”, 尊重人的天性。随着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 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教育思潮在观念上日益走向融合, 使西方国家在注重科学教育的同时也越来越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最早的科学人文主义的呼唤者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的诞生掀起了一场真正的世界教育革命, 它给沉闷的、工具化的教育带来了真正的活力。科学人文主义既信奉科学, 又崇尚人道, 它以科学为基础和手段, 以人文为价值和目的, 促进人和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和谐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人的自身解放, 达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存。20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 片面地崇尚科学或片面地崇尚人文, 都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 人类只能朝着科学人文主义的方向行进。

爱因斯坦曾对学生说:“如果你们想使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 那么, 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 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要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产品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 而不至于成为祸害。”科学人文主义正是贯彻这种观念的思潮, 它给教育带来新的希望。它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科学教育中渗透着人文精神, 在人文教育中渗透着科学精神, 避免了因轻实际而造成的空疏无用, 或因轻人文而造成的道德、价值、人性的失落。它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人的幸福。为了促进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个可行且必行的路径是在科学人文主义的引领下切实完成现代教育的重建。

1. 把“成人”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

柏拉图曾提出, 教育的最高形式是哲学。教育走向哲学形态, 意味着教育的基本目标乃是人的完成, 教育逐步把个体引向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的关注, 在对人生最高知识追求的过程中获得人性的健全。到了近代, 海德格尔提出, “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 教育应更多地给予儿童“快乐、幸福以及对世界的乐观感受”。教育在本质上是为了人的教育, 是完整、深刻地理解和关怀人本身的教育, 是为了守护和发展人性, 使人更幸福, 更快乐的教育。因此, 我们要切切实实把“成人”作为教育的价值追求。教育目标要以科学为基础, 以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为目的, 强调人的科学素质与人文修养的辩证统一, 致力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沟通与融合。通过学习理性知识, 引导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潜能, 达到弘扬个性、提升理性、完善学生人格的目的, 以培养具有完整人格和创造能力的人。

2. 进行课程改革, 增强人文社科知识的重要性

舍勒认为, 科学知识不会给人以光明, 即使科学完成以后, 人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仍然是绝对空虚的, 事实上它将陷于与古代人相似的野蛮状态中, 而得到科学支持的野蛮状态, 是所有能让人想象的野蛮状态中最令人惊骇的。反过来讲, 人文知识的削弱和缺失, 则阻滞人类自身的发展, 给假丑恶留下空间, 甚至导致社会发展畸形化。故此, 扩大人文教育的比重, 增加理工科教育的人文内涵势在必行。课程内容的选择要建立在学生成长需要的自然模式和个性特征的基础上, 改变过去的偏难、偏深的弊端, 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注重包含人性的共同要素和理性的永恒价值的传统文化遗产, 加强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重视培养和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理论性, 并且沟通不同学科, 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特别是高等教育, 要增加人文知识的内容, 重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以恢复教育人文内涵和文科教育的活力。

3. 切实建立平等、对话和交流的师生关系

第斯多惠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 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在教育过程中, 教师应重新认识自己的角色, 视学生为有感情、有灵性的生命, 而不是抽象的人、德智体的相加和用来任意灌输的容器, 成为学生的引导者;要接受、理解和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 平等地与学生交往、对话, 成为学生的伙伴;要调动学生的主体性, 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欣赏、感受和体验, 引导学生自主地进行创造性的学习, 使学生的潜能顺利发展, 从而获得自我教育与自我完善;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该多提供一些人性化的环境和条件, 将平面的、单向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改为多层次的、双向的互动教学方式, 尽可能让学生成为教育活动的“主角”, 给予学生提问、表达、思考、质疑的机会和自由。

4. 建立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教育评价标准

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是人不断地进行价值选择和创造的实践过程, 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因此也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事实与价值的二重性植根于人的生存悖论之中。教育评价的对象是人, 他们并非是只具有理性思维的机器, 其情感价值层面是直接的定量评价所不及的, 必须靠定性的评价。科学主义的评价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教育评价。缘此, 我们在使用客观、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教育现象及规律进行量化探究, 以行为结果评价教育成效的同时, 也要注重质性评价, 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把人作为探究的切入点和逻辑起点。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 不单纯看学生课程成绩的高低、品质行为的好坏, 而是兼顾行为的动机、愿望和结果, 以此对教育现象和过程进行诠释和评价。定量评价的有效层面是有限的, 应该给定性评价让出应有的位置, 二者只有在相互关照、相互启发和印证中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评价, 起到教育评价的应有作用, 进而解决教育问题。

参考文献

[1][美]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 (第2版) 序.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2][美]马斯洛.人性能达到的境界.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

[3][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上卷) .洪汉鼎,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4]转引自林杰.人文主义教育与科学主义教育思潮评析.江苏高教, 2002 (3) .

[5]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 (第3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6][苏]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2.

[7][美]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王红宇, 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论后现代主义消解科学主义的策略 篇2

文章分析了西方学术界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科学主义进行了多视角的消解,他们的消解策略分别是:指出在后现代的语境下,科学主义出现了叙事危机,进而一些学者对科学主义的理性观进行了消解,新实用主义者对科学主义的基础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所有这些消解科学主义的`策略,为我们当前正确认识科学和科学主义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作 者：邢润川 李侠 作者单位：邢润川(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

李侠(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200433)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 篇3

近年，因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科学主义的关系，笔者认真研读了郭著中译本，所获良多，自不待言，在读书过程中亦发现中译本及原本有一些错漏之处。1990年及1998年中文新版出版后，译者与编辑陆续对遗漏处作了一些修订，如初译本中，吴稚晖的出生地被误植为“无锡”，新版依史实，径改作“武进”，而且1990年新版原“合谐”亦大多按惯例改为“和谐”，且将原脚注一律改为尾注。但遗憾的是，新版依然有一些疏漏、误植、印刷错误及前后不一。因未见英文原版，不知是原文如此，还是译者的误译或印刷错误，为不致以讹传讹，影响后学，此处据修订最多的1990年版、2005年7月第5次印刷本，就所见谬误一并订正，并作相应说明。所订正之处，如有不妥，敬请雷颐先生、编者和方家指正。

1、原书第5页(页码据中译本1990年7月新版、2005年7月第5次印刷本；凡有重点符的为谬误之处。下同)第3行：“他(指严复一引者)把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译成中文。”

订正：“《进化与伦理》”应改为：《进化论与伦理学》。

说明：这是为了与第64页同样的书名统一。

2、原书第7页倒数第11行，“21条”；倒数第8行，“14点声明”。

订正：应为：“二十一条”；“十四点声明”。

说明：按惯例应写作汉字，否则让人看不明白。

3、原书第9页倒数第6行，“1907年7月，民国成立之前，老练的革命家吴稚晖和李石曾在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此句与第28页“在《新世纪》1907年6月第一期出刊时”一句显然不统一且有误。

订正：应改为1907年6月。

说明：《新世纪》是1907年6月22日在巴黎创刊的。

4、原书第10页倒数第5行，“少年中国协会”。

订正：应为：少年中国学会。

说明：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于1918年6月30日，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从未有“协会”一说。

5、原书第11页第6行，“这个协会(指中国科学社——引者)的刊物《科学》”。

订正：应改为“这个学社”或“中国科学社”。

说明：科学社成立于1914年夏，1915年10月改称中国科学社。但从未用“协会”的名义。《科学》杂志乃中国科学社社刊。

6、原书第11页第7行，“这个协会(指中国科学社——引者)的刊物《科学》，是以发表一系列有关科学的专业文章为主旨的”。

说明：这个说法疑出自原作者。说《科学》杂志以发表专业文章为主旨显然欠妥当，《科学》杂志一开始就设有“新闻”、“杂俎”等栏目，其宣传和绍介现代科学的诉求甚为明确，故科学启蒙、科学思想及科普性文章占了大多数。这种状况直到1933年8月，中国科学社另创办半月刊《科学画报》后才有所改变。

7、原书第11页第9行，“这些文章后来被汇集成一本论科学的通俗读物《科学总论》”。

订正：应为：《科学通论》。

说明：此书1919年3月由中国科学社初版，1934年再版。

8、原书第11页第10行，《科学通论》的“题目都是有代表性的：‘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科学与教育’、‘科学与道德’……”。

订正：应改为“科学精神论”、“科学方法”、“科学与教育”、“科学与德行”。

说明：既然所说是标题，还是依原书目录所列的原始标题比较好。

9、原书第13页第12行，“1932年南京科学普及会创办的《科学的中国》”。

订正：应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

说明：《科学的中国》是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刊。此会成立于1932年，是“科学化运动”的产物。具体情况参见彭光华《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创建、活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科技史料》第13卷第1期，1992年)。

10、原书第23页注释第(4)，“《五十年代中国之科学》”。

订正：应为：《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

11、原书第30页第5行，“虽稚晖”。

订正：应为：吴稚晖。

12、原书第68页倒数第3行“合谐”。

订正：应为：“和谐”。

13、原书第74页第12行，“省查”。

订正：应为：省察。

14、原书第79页第5行，“数学家任鸿隽”，第81页亦有多处。

订正：均应为化学家。

说明：将任鸿隽当成数学家显系原作者所为。任鸿隽1908年赴日本留学，第二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预科。1912年12月以“稽勋生”名义公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进文理学院习化学与物理学。1920年受聘北京大学任化学系教授，其并无专攻数学的经历。

15、原书第81页第12行，“这位数学家(指任鸿隽——引者)常写白话诗，与胡适交流”。

订正：旧体诗。

说明：任鸿隽是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的，彼时在美国留学生中，意见大多与任相仿，故胡适才会将当时在瓦萨大学的女留学生、后来的任鸿隽夫人陈衡哲称为新文学运动“一个最早的同志”(参见胡适《(小雨点)序》，收入《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页)。而从史料看，任鸿隽在与胡适的诗词唱和时，确喜用旧体诗。

16、原书第81页倒数第12行，“王星巩”

订正：应为：王星拱。

说明：王星拱(1887-1949)，二十世纪上半期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科学哲学家。曾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及校长。

17、原书第81页倒数第9行，“成都大学”。

订正：应为：四川大学。

说明：此处讲任鸿隽，任氏1935年9月至1937年6月任四川大学校长，并非“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大学成立于1926年，1931年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

18、原书第81页倒数第13行，“任鸿隽是中国科学社执行会的轮流主席”。

订正：应为社长。

说明：中国科学社并不设“执行会”，故也无“轮流主席”一职。中国科学社建立之初设第一届董事会，任鸿隽出任董事会董事、中国科学社首任社长，并连任多年。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组织机构改组，设理事会；1944年1月中国科学社董事会改为监事会，但均未见“执行会”。

19、原书第84页第3行，“《我国学术思想之将来》”。第95页注释37、52。

订正：应为：《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

说明：此文系任鸿隽所撰，发表于1916年12月《科学》杂志第2卷第12期，收入《科学通论》。

加、原书第90页第11行“……这种人生观，事事都要求合理和证据”。

说明：据原书注释所示，此句出自任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一文，原文刊《努力周报》53号(1923年5月30日)。但经查原文虽有相同之意思却未见此句。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 篇4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是早产吗?列宁通过对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的考察和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发展: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 只能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突破。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资产阶级统治相对薄弱、无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俄国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 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在全人类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事实证明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社会主义要取得成功, 就要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 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极其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会拱手相让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同时资产阶级统治极其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无产阶级自然相对就要弱小的多。法国是一个很明显例子, 巴黎公社, 无产阶级取得暂时的成功, 但是一经资产阶级反扑, 很快就失败了。同是法国, 在二次世界大战, 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法国国内的主要力量, 为法国取得反法西斯的胜利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法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法国的最大党。但是, 胜利后法国共产党并没有取得法国的国家领导权, 相反由于在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 资产阶级统治者通过一些政治手腕, 轻而易举从法国共产党手中夺取国家领导的主要政权, 同时通过莫须有罪名迫害法国共产党, 最终对法国共产党进行资本主义化的改组, 使之失去原有意义的共产党, 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资产阶级在野政党。历史事实证明了在资产阶级统治极其强大的国家, 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一出现就引起资本主义统治者的恐慌, 原因是马克思无情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昭示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人类发展基本定律。否定马克思主义极力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弊端, 是资本主义势力唯一的选择。在此基础上, 我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有早产论的观点?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之后, 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理论家就开始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一, 资本主义集团仇视社会主义的理论家, 希望从理论上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中, 对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其所谓错误的理论, 借此攻击马克思主义, 攻击社会主义, 希望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存在的不合理性, 最终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其二, 缺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基础教条主义理论家, 对所谓的“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产生困惑, 这些“学者”不是用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理解和认知马克思主义, 而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来学习和默记马克思主义, 他们丢弃马列主义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根本理论;这类所谓的“理论家”自身也许没有扼杀社会主义的企图, 但是往往被资本主义理论家所利用;其三, 原来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巨大变化, 苏联解体, 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 怀疑社会主义理论, 甚至宣传放弃社会主义, 重新退回资本主义, 信念的丧失是意志薄弱的体现, 而意志薄弱者, 由于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 这在革命队伍中也是一种常见现象;在革命低潮时期, 又有反动阶级的诱导, 对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 放弃革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意志薄弱者本身对革命, 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真正的认识与掌握, 如何能够要求他们在特殊时期的事情用真正意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其历史唯物主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呢?

对于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 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结合, 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 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 没有独立, 没有统一……所以, 我们多次重申,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 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神丹妙药, 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背景, 有不同国情, 教条的照搬别国或照书仿效, 自然只能有东施效颦的结局。教条的例子是很多的, 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出现如此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中, 曾经有一位从马克思的故乡来得马克思主义者——李德, 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 在中央红军三人团中, 对红军瞎指挥, 差点断送中国革命, 这种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所以, 我们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反复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制定各项国策。教条主义误事, 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沉痛的。只要用辨证的方法看待问题,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我们知道理论指导实践是正确的, 不过再好的理论, 在不同的外部因素和不同的内部条件情况下,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自然要表现其独特的一面, 怎么可能生搬硬套呢?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是长期的艰苦的, 如何防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结局在中国重演。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重新制定正确的指导原则, 这是我们当前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如何防止出现历史悲剧重演, 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一、在思想战线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如果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 必然会被其他思想所占领。苏联解体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在思想战线的解体所引起, 许多西方媒体也不断凯歌苏联解体是其和平演变的成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社会主义, 要演变社会主义的野心从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开始了, 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 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 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意外, 迟早要出现的, 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首先在信念上产生了危机, 对资本主义思想采取妥协和退让的做法。对狼妥协就是对自己残忍, 如此简单的道理, 可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却认识不到。再看苏联问题, 从赫鲁晓夫开始, 苏联的问题已经开始突显眉端, 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整个斯大林在位时的苏联历史, 实际上就是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不是采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来认识斯大林功过是非, 对于斯大林在位时的苏联历史也不是辨证的客观的来评价, 而是为自己及其集团私利, 无视国家利益, 否定国家存在的基本信念。到戈尔巴乔夫时代, 掀起的改革浪潮, 可惜, 改革是在戈尔巴乔夫的美国顾问的间接指导下进行的一场按照西方所设计的“改革——改向——改制”三部曲进行的改革方案, 结局是苏联这个叱咤风云的超级大国在极短时间内走向毁灭。作为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压力面前妥协退让, 甚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去换取西方援助 (实际上西方援助只是空中楼阁, 根本没有兑现) , 这种行为加速了苏联的崩溃。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国家的主权、国家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思想阵地一定要加强, 思想好比一棵大树周围的泥土, 没有泥土, 大树无论多么壮大, 终将因为缺乏养分缺乏支撑而到下枯死。西方的和平演变犹如龙卷风一样, 对缺乏土壤支撑的大树, 狂风是不会留情的。让中国社会主义到下是反华势力梦寐以求的目标, 不要期盼你的对手会手软。所以我们防止和平演变, 首先要牢牢控制我们的思想阵地,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篱笆结的紧野狗进不来, 这是根本。

二、加强加快全面实现现代化, 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强的物质保证。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改变以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宝的错误思想, 这本身是一种阿Q式的自大和自欺欺人的做法。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大都生活在贫困状态下, 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所以说发展经济, 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是我们党和政府最重要的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是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 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明确, 问题是如何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自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国策以来, 我们取得总量上实现小康的目标, 这说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根本途径,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经济发展大方向确立之后, 具体实施也要有所侧重。

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进步加快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国防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顺利实现的钢铁长城, 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做后盾, 经济建设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总量的比重很大, 最好时期达到约37%, 比现在的美国所占世界经济总量还多。有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 为什么还是被欺辱呢?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 没能拥有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八国联军区区2万余人, 把满清政府打的落花流水, 北窜而去。这些教训是很深刻的, 我们只有发展国防现代化才能保障改革开放的成果, 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众志成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成坚定社会基础。民族兴亡匹夫有责, 这就是民族的凝聚力, 一个民族没有这个凝聚力是不行的。我们现在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一些成绩, 有些人开始沾沾自喜, 一些政府官员开始腐败。由于多年积累的原因, 管理体制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极大伤害一部分正直的人们, 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自然, 由此也必然影响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所以说:腐败不除国无宁日终将亡党亡国。如果说发展是兴国之路, 那么腐败是发展路上的拦路虎, 不降伏这头猛虎, 兴国何从谈起。如何降伏这只老虎, 这是当前反腐败主要内容。反腐败首先在制度上要调整, 以往我们的反腐败经常出现自己反自己 (政府官员本身是腐败的, 而要他反腐败) 的现象, 如此反腐败能反吗?所以要反腐败首先要健全反腐败的制度, 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

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同时加强思想建设加强党的建设, 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 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以“稳住阵脚, 冷静观察, 沉着应付”的指导原则处理外交事件, 为我们经济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有希望。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引导中国走向富强昌盛, 无产阶级誓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任务。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之路虽然坎坷,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一定能取得成功。

摘要：无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还是东南亚金融风波, 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一如既往进行, 并且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世界格局变化, 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甚至有一小部分人开始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产生怀疑,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怀疑, 重提社会主义早产论。但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有力证明所谓的社会主义早产论是荒谬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参考文献

[1]摘自丘吉尔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诞辰纪念日在英国下院的讲话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44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48页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 篇5

怀疑主义、科学怀疑精神与科学信任--论现代专家信任系统的建构基础

专家信任系统是信任的制度保障的重要一环.专家信任系统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应当是一项诚信的事业.专家信任系统具有两个重要的基础:认识的确定性和科学家品质的可靠性.但怀疑主义对认识的确定性的冲击,近年科学界本身出现的.种种科学不规范行为对科学家品质可靠性的置疑,使得公众对这一系统的可信任性产生怀疑.如何消除公众的怀疑心理,建构现代专家信任系统?这需要重新界定怀疑主义、怀疑精神,并构建一条从怀疑走向信任的科学通道.

作 者：吴秋兰 WU Qiu-lan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刊 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ECS EDITION)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B82-057 关键词：专家信任系统   怀疑主义   怀疑精神   科学信任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 篇6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权主义流派。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罗拉快跑》，从表面上看，它的主题是一个异常“陈旧”的爱情主题：罗拉为了救自己的爱人，她不顾一切地奔跑。但是，影片的核心和精神实质又是全新的。影片在错综复杂的一系列随机事件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利用后现代主义的电影手法，体现了女权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后现代女权主义对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的反讽和颠覆，是一部深刻反映女权主义的影片。

一、《罗拉快跑》剧情简介

德国柏林，黑社会喽罗曼尼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友罗拉。曼尼告诉罗拉：自己丢了10万马克，20分钟后，如果不归还10万马克，他将被黑社会老大处死。

为了得到10万马克和营救曼尼，罗拉在20分钟之内拼命地奔跑。同时，曼尼在电话亭中不断地打电话到处借钱。

电影表现了罗拉奔跑—罗拉找钱—营救曼尼的三个过程和三种结果。

第一次奔跑：罗拉没借到钱，罗拉和曼尼抢超市，罗拉被警方击毙。

第二次奔跑：罗拉在银行抢到钱。曼尼被急救车撞死。

第三次奔跑：罗拉在赌场赢钱，曼尼找回丢失的钱。罗拉、曼尼成为富人。

二、罗拉奔跑救曼尼——颠覆传统式的“英雄救美人”

同样是爱情的营救，过去的电影表现营救，通常都是男人营救女人，即所谓的“英雄救美人”。而在《罗拉快跑》中，提克威（《疾走罗拉》导演）这次将传统的“英雄救美”做了一个主宾倒置，“英雄救美人”变成了“美人救‘英雄’”。这是影片的重要一点。它明示我们：时代变化了，社会上传统的男性角色和女人角色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实，《罗拉快跑》表现的岂止是“美人救‘英雄’”，而是女人在拯救世界。同样是20分钟时间，女人（罗拉）是动的，女人在奔跑，在不停地奔跑；男人（曼尼）却是静的，男人在电话亭里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在可怜巴巴地到处借钱。世界进入到今天，男人不能改变一切，男人只能等待厄运的降临。相反，女人却在尽最大的努力不断地、不屈不挠地向命运抗争，女人在努力改变一切。应该说，《罗拉快跑》中，男、女主人公对待命运的行为上的错位和变化反映了今天世界上男女角色位置的巨大变化。这是女权运动进入到后现代女权主义时期的显著标志。

整部影片，我们只看到一个集英雄与美女为一身的罗拉在一直不断地奔跑去拯救一个窝囊而无主见的小伙子曼尼，如果罗拉不跑或者是跑得再慢一些，意味着曼尼就会死，这基本颠覆了电影世界里的男权话语规则。在影片中，罗拉是勇敢的拯救者，而曼尼只能无助地等待救赎；罗拉是行动者——奔跑、借钱、抢银行、开枪……曼尼却是丧失行为能力的——他在地铁里做贼心虚，故而怯懦、无能地丢钱，他站在电话亭里哭啼啼打电话向女友求救，罗拉在电话那头对着举足无措的男友“嘘”地一声安慰，很像妈妈在安慰自己的孩子。非但如此，在等待期间曼尼还接受了另一个看起来完全没有行动能力的女人的救赎——盲人妇女借卡给他打电话并在最后向他指出拣钱的流浪汉正骑着车过来。我们看到一个又盲又老的女人为壮汉指点迷津。曼尼甚至在孤注一掷抢超市时都是那么的犹豫和害怕（还是罗拉抢过警卫的枪并开枪）。罗拉一次次扭转乾坤、倒转时空，而曼尼只会在生死之间像个小女人似地喏喏缠绵：“我死了以后，你还会爱上别人吗？”再看看上一个冥界段落罗拉的反应是怎样的：她得到曼尼“生也相从，死也相依”的海誓山盟还是不甘心，一咬牙从冥界杀回人间。这既是对男性的怀疑不信任，更是在对这种男权系统的讥讽。

三、女权的张扬——尴尬的男性地位

(一) 男人的无能，女人的强势，翻覆了男性的主体地位

1.男人

①曼尼，懦弱无能，没有主见，只会打电话向女友哭诉求救，而且还一直埋怨罗拉的迟到，把责任都推给自己的女友，是一个窝囊废。

②罗拉的父亲，他更是窝囊，在家怕老婆，在公司怕情人。罗拉用枪逼他去取钱的时候，父亲简直象一个受气包。

③流浪汉，他本来像是条汉子，可是，最后当曼尼用枪指向他的时候，他立刻“稀松”，并把千载难逢得到的10万马克双手奉还。

④银行的那个男职员，在时空隧道中，他居然被女人在头上套上了笼头，嘴上戴上了嚼子，身上拴上了皮套，象马一样地被驱赶着。堂堂男子汉大丈夫的形象已经被糟溅到了如此地步。

2.女人

①罗拉的母亲，她白天不上班，在电话里聊大天。到了晚上，罗拉的父亲回家就欺负罗拉的父亲。

②推车的妇人，她不断地偷孩子，并且，屡败屡偷。

③银行女职员，她把男职员当马驱赶。

④没眼睛的女人——电话亭外的盲妇，居然像神一样，为有眼睛的男人（曼尼）指出了流浪汉。最后救了曼尼的命。

⑤罗拉，她不仅是一个“女强人”，还是一个神奇的女孩，她能够使时空倒转，能够在时空隧道中看到别人的过去和未来，能够在属于男性俱乐部的赌场里几乎空手套白狼似的赢得十万马克，成为富人。除此之外，罗拉还是“上帝”，在第三次奔跑中，在急救车上，急救员——那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在大汗淋漓地为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作人工呼吸。可是，病人还是一步步地走向了死亡。可是，就在这时，罗拉的手放到了病人的手上……于是，再次发生了生命的奇迹。

3.男人与女人

①时空隧道：女职员与男职员私通。（定格跳切）。女职员家中，全身赤裸的男职员头上套上笼头，嘴上戴上嚼子，身上拴上皮套，象马一样地被女职员驱赶。

②罗拉父亲跟情人（父亲的下属）吵架，情人说出自己怀孕了，逼罗拉父亲跟她结婚并告诉他孩子不是他的。

在这里所体现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强势，就是这样的神奇，女人就是这样的有力量，她们完全可以以自己为主体，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奇迹，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征服男性，去左右男人，使他们从属于女性。正因为男人的无能和女人的强势，使得男性的主体地位被颠倒、翻覆。

（二）黑色幽默——对男性的嘲讽

影片中，很多细节和对话都赢得我们开心大笑，那种黑色幽默式的情境和话语，使我们在为女性投去惊喜一瞥时又不得不为男性在剧中所充当的小丑角色而忍俊不禁。这种影片给我们所带来的开心的感觉是建立在对男性尊严和男性主体权威的反讽和无声的挑衅基础上，它是女权主义的另类表达大方式。这从几组关系中可以看出：

①对罗拉父亲的反讽：他想跟情人结婚，可情人却怀了别人的孩子；②对银行保安的反讽：罗拉随意拿走保安腰间的枪，这是一处嘲讽，另外是保安对罗拉说：“小女孩儿，这玩意儿你不会用，”而罗拉却像一个老手一样“砰砰”打出几枪；③父亲绝情地赶走罗拉，并说她不是他亲生的，而罗拉并没有再次乞求爸爸，而是直接拿枪抵住父亲脑袋，顺利拿到十万马克。并且，在抢劫中，父亲公司保险柜中的钱却不够，秘书请示后如同正常工作一样从地下室里拿出足额的钱，点完后交给罗拉，这也是一处值得回味的讽刺。④对男友曼尼的反讽：罗拉奔跑，而曼尼只能是做无用功地借钱，在电话亭里哭泣，愤怒，咒骂，怨恨罗拉；曼尼有抢劫超市的心，却没那个胆，需要在罗拉的掩护下得逞。结局的时候，俩人成了富人，可是曼尼还得靠着罗拉从赌场挣来的十万马克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也就是说曼尼还得靠罗拉养活。

从对比可以看出，男性地位在这部影片中处于多么尴尬的地位，他们相对女性来说，是多么懦弱、可怜、可笑，而女性却是强大的，坚定的，甚至是超能的。这是在极力地宣扬和渲染女性主义，削弱男性力量和男性色彩。导演在这里用超能的女性超真实的能力来反讽男性的懦弱、无能，这是对传统男权至上的致命挑衅。

四、枪——女权的建构——对男权的颠覆和消解

电影中，有一个特别的道具——枪。枪历来是被视为男性生殖器的一种隐喻，是体现男性权威的一种标志。在电影中，枪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被女性作为攻击的对象。我们来仔细看看，电影是如何消解枪的男性特质权威的。在电影叙述中，拿过枪的男性有曼尼、超市警卫、银行警卫、警察（包括特警），女性有罗拉。对比发现，从表面看拿枪的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似乎暗喻着男性掌握着话语权，女性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从效果上来加以分析的话，你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几乎所有的男性在掌握着权利象征的枪时，几乎没有一次开过枪，唯一一次男性开枪是在罗拉第一次拯救行动中最后被前来抓捕的警察不小心走火的情况下发生的。而相对来说，当罗拉掌握着枪时就大不相同了：第一次拿枪并开枪，帮助抢劫的曼尼控制了局面；第二次拿枪并开枪，制服不肯帮忙的父亲并拿到钱。当罗拉不用枪了过后，就把它当做一个玩腻了的玩具一样，随便扔在了大街上。相比较而言，当枪在男性手中时，原本是权利象征的枪反而成了摆设，不过是个用其表面来吓唬人的空壳子；而当女性掌握枪时，枪成了帮助女性控制局面的工具，显示出了枪作为权利的象征应该有的力量。

通过对枪在男性与女性手中发挥的不同效用的描述，可以说，电影达到了降低了男性自大的自我存在的意识，从而很好地完成了对男性权利和威严地位的消解，成功地树立对女权主义的建构。

五、尖叫——女性自我权威的树立

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对罗拉的尖叫印响颇深。尖叫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传统的父权文化中，女性的尖叫让人联想到的是女性的虚弱和无力以及恐惧，就像《精神病患者》中女主人公在浴室的一声尖叫就是恐惧和求救式的信号。通常女性都是在面对着无力改变的事件时，在内心极度恐惧的情况下才发出尖叫的。而尖叫就意味着女性的无奈、无力和无助。男性气质往往也是在这个时候介入，顺理成章地成为女性的依靠，成就保护女性的幻想，男性的权威和权力往往就在这个时候构建起来。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这无疑是改造女性形象时必须要攻克的一道顽固的障碍。影片中一共出现了三次罗拉尖叫的场面，每一次都震慑和惊心动魄。罗拉第一次尖叫是在开场背景交代时，尖锐的声音震碎了瓶子，结果是让惊慌失措的男友冷静下来，同时也让自己从混乱的思考中冷静下来。罗拉第二次尖叫是在第一次拯救行动中，当她面对着父亲的不肯合作时，她尖叫，震碎了墙壁上的时钟和玻璃，结果导致一向软弱的父亲突然坚定决心，告诉罗拉自己准备离开这个家的事实。第三次尖叫是在第三次拯救行动中，罗拉为凑钱来赌场，尖叫的声音震碎了在场所有人手中的酒杯，并奇迹般地赢回十万马克。从这三次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本来是作为证明女性弱小而存在的尖叫却变成了女性有力的武器，成为控制男性情绪发展的武器，成为再现女性权利的一种手段，成就了女性自我权威的确立。

综上所述，《罗拉快跑》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再现和阐释。它用后现代主义的电影方法和理论来塑造和体现女性的强大和男性的懦弱，将传统男权社会中原本象征着男权权威最有力的武器消解掉，并把原本被幻想为女性他者地位的最弱点进行重新解释，在理论上深层次地对传统男权进行颠覆和消解，从而建构了一个女性作为自我存在、作为主宰者存在的女权神话。

【1】理查德•弗肯,邵亚峰.疾走罗拉［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 ,(01).

【2】刘茂琪.视听混拼的后现代范式——乱谈《罗拉快跑》［J］.电影评论.2000,（03）.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 篇7

后现代主义主张差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拒绝现代主义强调的统一性、权威性和确定性。在语言上,后现代主义反对文本的形式与意义固定不变的观念,尤其反对二元对立和等级划分,比如理性/感性、男性/女性、形式/意义。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则表现为德里达的“解构”概念。“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解构”一词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哲学家德里达,是一种哲学和文学分析方法。它通过严格审视文本的语言与逻辑,质疑那些基本的概念化的对立。这些概念化的对立是二元的,有等级关系的,而且每一个对立中的一个成员被认为是主要的、根本的,而另一成员则是次要的,派生的。例如,在文明/野蛮,西方/东方,男性/女性,原作/译作,作者/译者的对立中,前者的地位都远高于后者。解构二元对立,就是揭示二元之间对立的紧张关系,证明二元之间没有哪一方优于另一方,或比另一方重要。德里达强调不要以性别对立来理解性别差异,即,强调差异性,而不是对立性(Elam,1994:56)。一般说来,解构二元对立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拆解”(dismantling)和“颠覆”(subversion):拆解那些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概念和假设;颠覆传统或传统的思维模式。

2 后现代视角的女性主义及其翻译

在以父亲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女性是以“第二性”、“他者”身份处于被决定和被领导的边缘地位,并且被剥夺了话语权,而男性则将女性的边缘地位用父权语言长期地固定下来,形成了刻板女性印象。有人说过,“如果语言不能为两性提供同等的应言说和增强自尊的机会,它就只能是一个性别压制另一个性别的工具”(Simon,1996:105)。父权语言通常被认为是女性受到压迫的重要原因,因为通过语言媒介,妇女们被教育并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这对妇女的自信、自尊、创造性与心理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女性要摆脱被动地位,就必须从语言入手,而翻译正是女性主义介入语言的一个重要方式。

女性主义是旨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妇女运动’理论基础(Flotow,2004:99)。女性主义深受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影响。换句话说,解构思想是女性主义的一个理论依据,是女性主义者消除对立的重要手段,也是女性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基础与主题。但女性主义不只是简单盲目的颠覆,还包括女性身份的重建。换句话说,作为后现代主义重要表征的女性主义具有颠覆性和建设性双重特征。而女性主义译者通过适当的翻译策略和实践方式,不仅要解构父权语言与性别对立,颠覆刻板印象,还要彰显女性主体意识,建构了女性主义身份诗学。

3 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与实践方式

3.1 翻译策略

德里达认为,任何事件的意义绝不是最终确定不变的,而是可以翻译的(Davis,2004:4)。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语言也不是绝对不变,而是可以颠覆的;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也并不是封闭固定,而是可以消解的。对于女性主义译者,翻译不仅是不同文化之间文本的转换,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的使女性在语言中可听可见,并实现两性在语言上的平等。LotbiniereHawood说过:“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Lotbiniere-Harwood,1989:9)。为达此目的,女性主义译者一般采取了“包容性翻译”(Inclusive Translation)和“干预性翻译”(Interventionist Translation)的策略。

包容性翻译意在消除语言中的男性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使女性在语言中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包容性翻译多被女性主义译者用于《圣经》的翻译。在《圣经》的语言里,女性因被包含于男性词语里而变成隐形不可见。女性主义译者拒绝使用‘人’(man)或‘人类’(mankind)这样的词涵盖妇女,而使用具有包容性、中性或复数的词语,比如“All persons are equally loved,judged,and accepted by God”(An Inclusive Language Lectionary,preface)中的“All persons”,强调了“人人都会得到上帝的同等的爱、接受与评判”的基督教义,而不是用男性语言将妇女排除在基督教信仰之外。

干预性翻译是指女性译者以女性主义‘真理’的名义‘改正’(correct)要翻译的文本。许多女性译者认为她们有权从女性主义视角质疑原语文本,并且当文本偏离这个视角时,对其进行干预,做出改动(Flotow,2004:24)。女性主义翻译干预文本是出于政治原因,目的是引起读者的注意。通过干预,女性主义翻译消解了父权语言中的女性歧视(misogynist aspects),显示了体现女性主体意识的决策力量(ibid:25)。

3.2 实践方式

在女性主义视野里,包容性翻译实践的主要方式是使用包容性语言(inclusive language),而干预性翻译的实践方式主要有诠释(interpretation)与改写(rewriting)。此外,这一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加拿大著名学者兼翻译理论家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还提出了三种干预文本的实践方式: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

1)使用包容性语言

使用包容性语言的目的是消除父权语言中的成规,让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使用中性词和复数代词以消除男性偏见(ibid:54);另一种是使用双性同体概念(concept of bisexuality)。双性同体概念常常被女性主义者用来解构男女对立,建构女性主义身份。双性指的是对多元的包容性,意味着两性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更不互相排斥;相反,二者还能相互依存,在交流中形成生机活力。双性同体概念有助于消除两性对立,同时又承认二者的差异性。双性同体概念被引入《圣经》批评,用以论证上帝具有双性特征。比如,从词源学角度看,希伯来语的上帝是“Elohim”,其中‘El’指闪族男神,‘Eloah’指闪族女神,-im则表示复数,因而Elohim泛指男神和女神,即上帝是雌雄同体,不仅有男性特质,而且有女性特质。

2)诠释

诠释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德里达认为任何事件的意义绝不是最终确定不变的,文本的意义也不只有一种解释。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操纵的工具(ibid:8)。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圣经》是“一部男性作者的书”,是父权制下的产物,虽然《圣经》里也有女性故事,但这些女性故事并没有真正承载女性的主体意识,而只是为男性意志做见证。因此,女性主义译者必须对这些故事进行新的诠释。比如,夏娃首先偷吃了禁果,这恰恰表明女人比男人更主动地追求智慧,而拥有智慧乃是人类优越于世间万物的本质特征。这样,重新诠释的夏娃就成了以自由意志对抗绝对权威、消解男性中心义的女性先躯。通过女性主义视角的诠释,不仅揭示了《圣经》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也使原本被压抑和遮蔽的女性主体意识得到了展现。

3)改写

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其实是对以前的女性角色进行改写,改写父权制下人们赋予女性的性格品质以及人们对妇女的态度(Flotow,2004:34)。也就是说,女性主义学者对那些有损女性形象和品质的神话与传说进行改写,即“以女性化的方式改写父权语言或男性修辞的规范”(ibid:69)。于是,经过女性主义翻译,潘多拉带给人类的不再是装满邪恶的盒子,而变成了装着滋养人类的粮食的“丰饶之角”(cornucopia)(ibid:46)。经过改写,原来的男性隐喻变成了女性隐喻,潘多拉不再是人类苦难和罪孽的根源,而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天使,原本被贬损的女性也变换为富有积极意义的新形象,并在意义的生产中不仅消解了男性中心主义,还突出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另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在其《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对中国民间故事花木兰的改写。汤亭亭塑造的女勇士不仅像男人一样骁勇善战,也能像女人生儿育女,温柔贤惠,孝敬公婆。这是一个全新的花木兰形象:包容性极强,不仅有女性特质,而且有男性特质。在这个人物身上,很多的对立与冲突消失了,代之以丰富、多元与和谐,因而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颠覆性和重建性。

4)增补

为使女性可听可见,女性主义译者采用了各种方法,增补被认为是翻译中最具积极意义的方法之一。即,通过翻译,译者对原语文本增补、发展和完善,从而延长了品的生命力(Flotow,1991:75)。比如,斯科特(Scott)在翻译Bersianik的作品L’Euguélionne时遇到这样的句子:“Le ou la coupable doitêtre punie.”句中过去分词“puni”后的“e”表明这是一位因堕胎而受到惩罚的妇女。由于英语没有用动词表示性别的习惯,因此斯科特运用“增补”的方法将此句译成“The guilty one must be punished,whether she is a man or a woman.”,既补偿了某种损失,又增加了文本的其他部分。“增补”是为了弥补语言间的差异,因此经过“增补”的译作篇幅往往比原作还要长,而且增补的往往都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与经验。

5)加写前言和脚注

“加写前言和脚注”是女性主义干预的两种形式,也是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常规操作,即,在前言中表明译者的意图,在脚注中突出译者的主动参与。正如女性主久翻译家戈达德(Barabra Godard)所言,女性主义译者寻求在脚注中张扬女性意识,在前言中表明自己有意对文本做女性化处理,并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创建(ibid:76)。简而言之,女性主义译者在前言和脚注中直接地表明翻译的意图和方法,其目的是让译文读者了解译者的翻译过程并借此发挥女性主义翻译的教喻作用。

6)劫持

“劫持”指女性主义译者对并不一定具有女性主义意图的文本的占用(appropriate)。该词源出一位女性主义翻译的评论家对哈沃德(de Lotbinière-Harwood)在翻译Lise Gauvin的《他人的信》(Letters d’une autre)时的过分干涉所做出的评语。在这位评论家看来,过分干涉等同于劫持;译者就是劫持者,劫持的对象是作者的作品,劫持的手段则是占用。哈沃德有意违反传统翻译的常规,对目标文本做了女性化处理,比如将原文中大量的阳性词改为阴性词,以此表现女性主义的话语和思想。这样的翻译方法被系统地运用于整个文本时,原文调式和性质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读者听到的是和原文不一样的女性的声音。这样的翻译其实是一种政治干预,哈沃德在该书译著的前言里也表明她的翻译实践就是一项旨在让语言为妇女说话的政治活动。

4 结束语

结构主义观照下的传统翻译理论不仅将原作与译作视为对立的二元,即原创与派生、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而且还将原作比喻为男性,把翻译比作女性(Venuti,1992:12),强调了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关系,把“女人”和“译者”置于话语的低等位置。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译论则主张多样性,差异性,强调创造性的主体性写作,认为“翻译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写作形式”(Venuti,1992:79)。在后结构主义的视野里,译者能够更为自由地驾驭文本(Flotow,1991:80),而女性主义译者可以运用适当的策略,通过削弱作者/原作的权威性,突出女性主体意识,消解原作与译作的对立。因此,女性主义翻译实际上是对传统翻译的一种逆动。女性主义翻译也因“过分干涉”(excessive interference)而被传统译论斥责为一种“占用”行为,并冠以“劫持”之名。但事实上,女性在父权制下的语言和文化里被劫持了数千年。因此,谁劫持谁,或谁被谁劫持,这只是话语权的问题。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里,女性主义翻译可以视为一种合理的政治行为,即以解构为手段,以包容和干预为策略,通过诠释、改写和劫持等多种实践方式,颠覆概念化的意识,重建女性新形象,最后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20),实现两性在语言上的平等。

摘要：女性主义因具有颠覆性和重建性双重特征而成了后代主义的一个主要表征。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里,女性主义翻译可以视为一种合理的政治行为,即以解构为手段,以包容和干预为策略,通过诠释、改写和劫持等多种实践方式,消除男性偏见并突出女性主体意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翻译中尽量让女人在语言中可听可见,并实现两性在语言上的平等。

关键词：解构,重建,干预,双性同体,劫持

参考文献

[1]Davis,Kathleen.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Elam,Diane.Feminism and Deconstruc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3]Flotow,Luise von.Feminist Translation:Context,Practice,Theories[J].TTR:traduction,terminologie,redaction,1991,4(2):69-84.

[4]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M].Shanghai:Shang 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Lotbinière-Harwood,Suzanne de‘.About the her in other’,Preface to Letters from an Other by Lise Gauvin[M].Toron to:Women’s Press,1989.

[6]Scott H.Preface to Lair[M]//Gagnon M,Lair,translated by H.Scott.Toronto:Coach House,1989.

[7]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dge,1996.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 篇8

20世纪是科学技术的世纪。一方面科学知识本身不断出现革命性的进展;另一方面科学与技术、市场展开了广阔而深入的联结,乃至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同时在文化生态中,科学文化、技术文化及其与市场经济混杂而生的世俗文化,成为了强势文化。宗教、哲学、文学与艺术的力量,相比之下式微了。

这是20世纪所独有的氛围,较之于之前的19世纪有很大不同,需要人们来思考这种情形到底意味着什么?

本文通过解读利奥塔(R.F.Loytard,1924～1998)、福柯(M.Foucault,1925～1984)、罗蒂(R.Rorty,1931～2007)与伽达默尔(Gadamer,1900～2002)对科学、技术的论述,发现他们视野中的科学是远离了以上帝为代表的永恒、唯一、静止的真理世界。科学回归到易变、常新、拥有巨大力量的人的世俗世界。

一科学形象:勇士到智者

利奥塔通过对分形几何、突变数学、量子力学等他称之为后现代科学的研究,伽达默尔通过对生态学、控制论等学科的研究,得出了他们视野中的科学新形象。伽达默尔认为控制论提出的是一种克己原则,生态学提出了友好和谐的原则。[1]95利奥塔认为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讲述的是未知,即告诉人们在某些问题上,比如在社会领域或经济领域中,那些无法预测和控制的随机因素与非线性和正反馈机制一起,导致了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不可确定性。利奥塔还告诉人们,近代科学所追求的决定论不过是非决定论海洋中的一些岛屿。近代科学讲述的什么是可能,而后现代科学讲述的是不可能,它给出了人们有关可能的界限。利奥塔认为科学就像一位“在胡子下暗自微笑”的智者,它告诉人们现实主义的严酷和朴实。[2]86

这智者形象与近代科学所呈现出的形象非常不同。近代科学的形象主要是通过哥白尼的日心说到19世纪末的经典物理学等具有确定性和决定论思维的科学渗透出来的意象形成的。牛顿给出的自然法则、拉普拉斯要讲述的都是这种确定性和决定论。这种性质给人以勇气和光明的力量,就像手举利刃、勇往直前,带领人们前进的勇士,只不过这一形象日渐模糊。

罗蒂在其种族中心主义中所刻画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形象如何呢?他认为:“在种族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关于科学会更多地提到个别的、具体的成就范式,而更少地提到方法。对精确性的谈论将减少,而对创造性的谈论将增多。”[3]92

罗蒂所描画的伟大科学家的形象则是:

不是把事情搞清楚,而是使事情变新。一个科学家将依赖的,是同其专业的其余方面的协同感,而不是把自己描述成为在理性之光指引下冲破幻觉屏障的形象。同样现在被称为“科学家”的人不再把自己看做是属于准牧师等级的一个成员,公众也不会把自己看作是从属于这一等级管辖的。[3]92

在罗蒂这里,科学和科学家作为与超人类世界、与绝对真理相沟通的神化形象彻底去除了,他们只是人群中富有创造力的一部分。种族中心主义的科学观去掉了科学的神性,切断了与形而上学的关联,消除了科学在文化中居于中心的地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一起共同编织着当下时空中的观念之网。

福柯通过《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等著作表达了他视野中的科学形象。不同时期的科学就像不同时期的地层,彼此之间并不是连续的,而是有着明显的断裂。科学知识在福柯视野中出现了层层的裂缝甚至错位。那种强调知识的内在统一性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福柯那里被还原到现场的、发展呈现偶然性的科学现实所替代。

综观来看,在后现代人文学者的视野中,科学变成了严酷而朴实的智者形象,克己、友好与和谐,却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科学家不过是把事情搞清楚,使事情变新的人间的一员。科学体系有断层、错列等沟沟壑壑。这就是后现代人文视野中的科学形象,不完美却脚踏实地,回归人本身。

二科学方法:一种独特的游戏规则

在近代以来一直所追求的达至永恒的客观真理的科学方法问题上,罗蒂直接批判了与客观世界若合符节的客观真理的可能性。在罗蒂看来没有了客观真理,也就不可能有达至客观真理的科学方法。那么充分发展了的能够获得可靠的科学知识的方法是什么呢?

利奥塔独辟蹊径给出的回答是:科学方法仅仅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与叙事文化(神话、文学、历史、宗教等)、政治或法律等游戏规则不同的一种独特的游戏规则。

在此,游戏二字虽然并不具有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认真、随意的态度的意思,但用游戏规则来描述科学方法,那种与永恒真理、客观世界相连的崇高与庄严感顿失,并与上帝和基督教失去了联系。科学作为人与上帝联系的纽带断裂了。这纽带曾经是诸如波义耳、牛顿这种宗教哲学家式的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理由和目的。然而,与真理和客观世界失去了联系的科学知识,其可靠性的保证在利奥塔那里就只来自于对指谓或者说对科学假说的举证证明。

利奥塔的科学游戏规则包括发话者、听话者和指谓,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该游戏规则允许任何人原则上都可以是发话者,但要求发话者必须对他(她)发出的指谓进行证明。听话者(科学共同体成员)有权利根据证据对指谓进行批判。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游戏。

科学研究游戏是在科学家与自然界之间、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进行的。当关注点在科学家身上时,利奥塔认为科学研究游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目的是产生与众不同、与过去不同的新思想。发话者和受话者都有同样发话的权力。陈述被接受的唯一评价标准是陈述和证据的真实性。在研究游戏当中有共识存在,但共识是暂时的状态,研究游戏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共识,不断突破与求新。

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对达至客观真理的科学方法的追求,在利奥塔那里没有了丝毫形而上学气质,仅仅是科学研究的游戏。

三科学知识体系:不连续与突变

对科学知识体系理解的根本性变革观点是由库恩提出的,其影响范围异常深入而广泛。这种变革性观点就是科学革命的观点,这一观点被利奥塔引申并加以发挥。福柯差不多同时提出了与库恩范式概念具有异曲同工作用的认识型(épistéme)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描述科学知识体系变革的关键词。

利奥塔领悟到一劳永逸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学者的陈述永远不可能穷尽自然所说。科学知识体系的变化是没有任何先验目的性的不连续性和突变性。比如他所说的后现代科学知识相对于爱因斯坦的理论来说,又是一次科学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产生的新思想相对于传统知识来说是一种背谬,一种修正或者打击。

在福柯那里,则是在其非主流科学的科学史研究中发现的从16世纪到20世纪以不同的认识型出现的知识体系的更替。

比如福柯说:“如果随便翻开一本1770～1780年的医书,读上二十几页;然后再看二十几页1820～1830年的一本医书。就会发现经过四五十年后医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人们谈及的内容还是说话的方式,以及人们的眼界和看问题的角度都有巨变。”[4]227

那么这种变化的核心指向是什么呢?是认识型的更替。福柯对认识型的研究,使他非常自然地怀疑起科学、知识是循着某条“进步”的路线,服从于“增长”的原则和汇聚各种各样知识的原则,这样一种习惯性认识。他认为它们的变化节奏根本不遵循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和缓而又连续的发展图式。[5]430

科学知识体系的突变与革命特性正是科学研究游戏求真讲证据的特性所至,实际上已经宣布了科学与西方形而上学关联的虚妄性,然而真正从哲学家内部从理论上揭示这虚假关联的是罗蒂与伽达默尔。

四与形而上学决裂:科学仅仅是一种存在方式

罗蒂认为近代哲学存在着无法确证的先验假设。这一先验假设存在于认识论之中,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假设有一个外在于我们人类的、客观的绝对世界。把握真理就是把握了这个客观世界,同时客观世界是客观真理的栖息地,它保证了客观真理的存在,而我们人类要做的就是掌握达至客观真理的方法,然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按照所把握的真理生活,这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美国哲学家罗蒂继承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并吸收了科学史家库恩等人的思想。他不是在认识论思维方式的内部来批判认识论,而是从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出发,即从实用主义传统出发。他认为如果像库恩那样把常规科学理解为解难题,就无须事先假设有一个不变而永恒的客观世界。没有这样的客观世界,也就不会有永恒的客观真理,那么对这样一种客观的科学方法的追求也就成为虚幻飘渺的了。罗蒂从否定前提出发,使得科学与形而上学彻底决裂了。

罗蒂解构了以认识论为中心的现代哲学的信念之网后,就提出了其后现代的哲学信念,即以“种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后哲学文化。他的“后哲学”是指“克服人们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建立与某种非人类的东西相联系的信念”。[3]11当罗蒂取消了与非人类世界的联系之后,发现人所能依靠的只有人自己了,即依靠具体而丰富多彩的以种族为基础的人群,就此形成了他的“种族中心主义”。

种族中心主义表达的是一种具体的带有特殊性的认识,不同的种族由于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等原因其信念之网不同。不同种族之间达成共识完全是种族之间交流的结果。这种共识就是一种新的真理观,它不是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的真理观。科学研究也不再是寻找不变的客观真理,而是不断地重织信念之网。随着信念之网的不断变化,“进步问题也不再是走向一个仿佛事先已为我们准备好的地方,而是使人类有可能做更多有趣的事情,变成更加有趣的人。”[3]84

伽达默尔与罗蒂一样解构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信念之网。他追问比认识更为基础的理解是如何发生的。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此在(此时此地的具体的人)本身的存在方式。理解活动存在于理解主体所生活的特定时空之中。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外在于主体的客观世界,也就没有存在于外在客观世界中的真理和获得真理的方法。

理解不仅存在于科学研究活动中,同样也存在于文学、艺术创作中。尤其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作品中保留了个体的思想,而且是不受存在制约的自由构造,这正是那种使诗意的文本区别于科学的文本的东西”[6]243。

与形而上学决裂的科学,仅仅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存在方式。

五科学与技术、社会:为利润服务的科学

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与经济的关系。默顿已经注意到在17世纪的英格兰,科学知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熊比特提出了影响经济发展的以科学知识为后盾的技术创新理论。利奥塔在20世纪后期的发达国家中,发现科学知识的技术转化和创新成为代替农业和传统工业的最重要的生产力,是“发达”的最重要力量。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知识是现代技术的基础、来源。只有某种科学知识产生了,与之相关的技术才随后有可能出现,即科学知识决定着技术的发展。不过利奥塔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科学与技术关系颠倒过来了”[2]97。

当下时代的技术主要来源于科学,然而它并不是科学的附庸或简单的延伸。技术具有强大而独特的力量和标准。利奥塔把技术所形成的标准叫做性能(performance)标准,即“为了获得性能而增加输出(获得的信息或变化),减少输入(消耗的能量)”[2]93。他认为这是当下社会一个重要而普遍的标准。因为这一标准来自于人发财的欲望,利奥塔一语中的地说到“技术与财富的结合先于技术与科学的结合”[2]94。技术的性能标准是由获取财富的性能标准决定的。

获取财富的性能标准,决定了技术的标准,又由技术把这一标准传达到了科学。在这一传递链条下,科学研究变成了发财致富的辅助性工作。只有当应用科学家在现存的知识库中找不到解决办法,需要从基础研究开始的时候,才涉及科学。投资人进行投资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也是看研究机构的性能和效率,具体说是专利的数量、成果转化的比例以及技术创新的结果。这导致研究机构的制度和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些在企业中占优势的工作组织规范也进入了应用研究实验室:等级制、确定工作、建立班组、评估个人和集体的效率、制定促销方案、寻找客户,等等。”[2]95到2005年9月止,美国150多所研究型大学几乎都进行了技术转移、开办科学技术衍生公司。[7]

科学家的行为规范从默顿提出的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变成了所有者所有、局部的、权威管理、被定向的和作为专家的。[8]行为规范的改变,其核心精神也变了,由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精神,变成了知识由谁所有。资本主义已经能够使推动科学的对知识的无穷探索从属于自己,并且让科学的成就经受技术性标准的检验:即要求成本/利润(投入/产出)的比率无穷最大化的标准。

由此我们看到,当怀着探索神奇的大自然的愿望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们,却发现他们的研究方向严重地受到投资人的影响。不遵从投资人的意愿就没有研究经费,也就没有提出证据的力量,那么个人的思想也只能自我把玩、欣赏。贝尔实验室在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正是如此。贝尔实验室从90年代初开始,在技术创新效率不高的市场压力下,努力改变基础研究者的象牙塔心态,开始与产品开发商进行史无前例的紧密合作。贝尔实验室当时的情况就是“强调应用之后,工作方式有时会颠倒过来,变成从应用回溯科学”[9]。

总的来说,从科学研究的自由性出发,产生的结果却是技术规训科学,科学成为高新技术的助产士。或者说科学新思想的种子的萌发是自由的,然而哪一粒种子能够获得肥沃的土壤(一流的人才、精密仪器设备、丰厚的资金)就要看它的社会应用前景如何。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技术规划了科学的未来走向。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利奥塔使用的一个频率比较高的词汇Techno-Science(技术性科学)在此也就易于理解了。

对财富的追求,不但使科学回归人本身,而且使科学掉进了追求技术、专利、财富、利润的世俗漩涡。

结语反思后现代人文学者的科学观

后现代人文学者破除掉客观世界、客观真理与达至真理的客观方法等具有神性或宏伟叙事意义的现代性科学观。解除这些神性与宏伟叙事之后,保留下来的是对当下现实社会中的科学的理解。

即科学回归自身,不再担负实现完美真理图景的形而上学任务。科学方法仅仅是一种游戏规则,这一规则用胡适的话简单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最大魅力在于前半句即“大胆假设”,这一点赋予科学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任何传统思维都可以尽情打破,只要能够创造、创新,只要能够符合后半句“小心求证”的要求。

然而后现代主义者看到的现实情况却是,科学与技术是实现人们最看重的经济发展的工具手段。而科学又是为技术服务的,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科学探索未知的理想信念,成为技术的附庸,为利润服务。

而且,科学、技术与财富这三个方面的格局力量对比是不同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强大贪婪,使其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其力量的强大程度,利奥塔在“进入新阶段的门票”的信中作了这样一个预言:“‘现代性事业’的衰败并非是颓废,它伴随着技术性科学的类似指数式的发展,现在没有、也不会再有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损失或减少,即便意味着毁灭人类。”[10]123在文化生态的格局中,技术、市场与现代大众媒介合谋共同制造的席卷全球的世俗大众文化,同样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与此相比,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甚至科学都显得薄弱无力。

后现代人文学者消解了自大狂妄的现代性科学观,也意识到了目前技术与市场的强大贪婪与科学的附庸地位。这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个体与集体的人性教化。市场经济释放了人性的贪婪,却没给它装上缰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几位后现代哲学家没给出办法和思路。

作为在思维方式、路径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和印度文化来说,似乎能够提供一种文化的新思路。一些西方哲学家,表现出了对人性与东方的兴趣。如斯蒂芬森和哈贝曼在其《世界十大人性哲学》一书中,用五分之一的篇幅阐述《论语》、《奥义书》对人性的理解[11]。所罗门和希金斯在《最简洁的哲学史》中把中国儒家与道家和印度教与佛教进行了详细探讨[12]。中国学者如唐君毅更是系统的梳理了西方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中国人文精神之后,把重建容纳民主、科学、德性于一体的新中国人文精神为己任[13]。

摘要：20世纪的科学世界远不同于19世纪及以前的古典科学时代。几位后现代人文学者利奥塔、福柯、罗蒂与伽达默尔给出了他们所理解的20世纪的科学,那就是科学回归人本身,不再担负实现完美真理图景的形而上学任务。科学方法仅仅是一种独特的游戏规则;科学知识体系变得不连续与突变;对于哲学来说,科学仅仅是一种存在方式;对于社会来说,科学是获得利润的高效方式。

评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观 篇9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科学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的背景下, 杜威反对人们把科学知识看成是先在的、确定的和永恒不变的“实在”, 科学概念只不过是人们经验操作的结果, 是对关系的反映, 并且杜威把知识看成适应环境的工具。以往人们对概念的权威性和确定性的观念在杜威的解释下发生改变。

杜威本身不是专门的科学研究者, 但他经常与自己的女儿 (物理学家) 讨论物理学的知识。科学是确定的还是非确定的, 知识是先在的还是经验的, 科学的发展对哲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问题也是杜威所思考的问题。杜威在《人的问题》一书中指出, “如果哲学不管科学和重要人生事物的变化情况, 继续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问题而忽略知识的后果这个重要问题, 那末, 哲学能做什么呢?其实, 哲学应有系统地研究科学的结果, 应研究科学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状况, ……应研究若容许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之上, 科学的效果可能是什么。”[3]

一 科学的发展与确定性传统的破灭

在杜威看来, 古代科学的发展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古代科学发展是与人们追求确定性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相联系的, 科学的目的是不断地去追求确定的、圆满的、目的性的和永恒性的知识。而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则打破确定性传统, 转向了对被研究对象材料的关系和条件研究, 科学由古代感受艺术变成了控制艺术, “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形成了一种按照人们所欣赏和所感受的那样去接受事物的艺术。近代实验科学则是一种控制事物的艺术。”[2]杜威具体分析了古代科学发展对确定性追求的具体原因, 他认为对确定性的向往, 是由于对动荡不安的恐惧。“这个世界是一个冒险的地方, 它不安定, 不稳定, 不可思议地不稳定。它的危险是不规则的, 不经常的, 讲不出它们的时间和季节的。这些危险虽然是持续的, 但是零散的, 出乎意外的。”[5]所以, 在面对变化危险的世界时, 古代人对世界做出了双重解释, 一个是我们不能理解、想要规避的世界, 这是使我们不安的低级的变化世界;另一个是我们为逃避危险和寻求安全所给予确定性解释的一般的、不变的高级领域。知识的划分也随之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真正的知识, 即科学, 这与哲学追求“实在”属性是一致的;另一种类型是关于变化的知识, 就是信仰与意见, 它是经验的和特殊的, 是偶然的、概然的而不是确定性的。人们趋向确定性知识, 而摒弃不确定的知识。

杜威指出, 古代的科学知识具有特殊的认知目的性——美感 (美感是指对事物具有的固有的、确定的、圆满的和永恒的特性的认知) 的任务, 科学是一门鉴赏的艺术。杜威认为, 古代的科学知识肩负着对事物的固有的、确定的、圆满的和永恒的特性的认知, 这是人们获得安全的方法。这个任务如何完成呢?古代的科学家就推定人们对对象的直接感知就具有这样的确定性性质, 当然这种特性是也有缺陷, 但它可以通过理性的逻辑方法进行弥补, 通过弥补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科学知识, “他们认为思维可以却用通常直觉所供给的材料, 排除其变幻不测的性质, 最后得到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2]。这种认知方法在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里都能体现出来。这样科学所具有的任务就是艺术的鉴赏。杜威认为, 传统科学所持有的关于世界实在和本质的观点, 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而转向关于关系问题的研究, “现代科学描绘的自然图景的特色很明显是相反的”[7], 科学的任务不是追求永恒的问题, 而是如何对事物的关系进行认知, 进而进行控制。近现代的实验科学把古代科学研究的“对象”转化为“素材”, 两者之间的区别是, “对象”具有终极性质, 是确定和圆满的, 而“素材”是变动的、需要加工的;“对象”是在高级领域中, 是安全的, “素材”是在低级领域中, 是不安的。科学所研究的目标从高级安全领域转变到低级动荡领域, 科学任务也由欣赏转变为对动荡不安的关系进行控制。杜威很高兴地看到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 因为这个理论不再把物种看成是恒久不变的事物, 而是一个演进的过程。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世界是“关系”的世界, 关系性脉络取代了确定性与永恒性。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的测不准定理 (principle of indeterminacy) 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物理学及其自然哲学, 并且间接地推翻了笛卡儿与洛克的知识论。杜威指出:“以存在物为固定不变, 因而是可以真正用严密的数学加以描述和推测的东西的这种形而上学也崩溃了。就哲学理论而言, 认知已经成为了一种在特别指导之下的活动而不是和实践孤立分隔的东西。借心中确切地占有不变实在的办法来寻求确切性已经转变为借主动地控制变化着的事物进程的办法来寻求安全了。”[2]

二 概念的重释与操作方法

杜威指出科学概念不是对事物固有、先在本质的反映, 而是在经验操作下获得的, 对科学概念的判定可以从实验的效果去检验。杜威认为他对观念的经验主义的操作性理解是哲学领域里极其伟大的事情, 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敢大胆地说, 这种成就是思想史上三、四个突出的功绩之一”[2]。

科学知识的最基本单位, 或者说思维的最基本单位就是概念。对于概念如何获得和概念所具有的性质等等不同问题的回答不同, 就会形成不同的科学知识概念。理性主义认为, 概念来源于超验的理性世界, 是不受经验影响的、一劳永逸地完成的。经验主义则认为, 概念来自经验的世界, 是易逝的、反映微弱的和变化的。尽管这两个学派在认识概念的来源上有所不同, 但他们都认为概念是需要反省的, 反省是否有效就要看概念是否与先在的直接知识等同, 只有与不经过任何推理的直接知识比较才能得到证明, 这正是这两个学派把概念和独立的事物关联起来的原因。杜威认为这两个学派在对概念的认识上是形而上学, 杜威从实验操作方法出发, 对概念重新给予经验主义方式的理解。

杜威所说的概念操作是什么呢?杜威认为, 应当以经验方式来界说概念, 概念不是先在预设的, “只能通过观察的操作, 资料和推论的收集, 而这些都要通过观念上的指导, 这些观念的素材本身经过了以下操作的检验, 即观念上的比较和组织”[10]。

杜威以物理学上的概念为例来进行阐述。他指出, 当确定一个长度概念时, 就意味着要经过一些经验操作手段和方法来决定, 这种经验手续包括采用什么事物、依据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条件下来测定等等。长度概念以及其他物理学概念就是在这样的手续操作下确定下来的, 概念就是由操作手续来决定, 概念就意味着一定的行动, 它是在经验行动中获得的, 既不是在感觉上孤立的, 也不是先在理性的体现。“当测量长度的操作手续已经确定了的时候, 长度的概念便也确定了;这就是说, 长度的概念只包括这一套决定长度的操作手续。总之, 所谓概念我们是指一套操作手续而言;概念和相应的一套操作手续是具有同一意义的。”[10]杜威依据对概念的经验操作方法, 使概念具有了经验的身份, 概念成为了操作 (行动) , 它不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感觉, 而是由操作引起的, 是由人的操作意向或概念指导的, 概念也只有在这种操作后才会有意义。“观念就是所实行的行动, 就是去做一些事情, 而不是去接受从外面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感觉。感觉性质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当它们是有意地进行某种行动的后果时它们在理智上才是有意义的。”[10]对概念的这种经验操作方式的理解, 使概念具有了经验的意义和内容, 同时也获得了判断概念的有效性和正确性的工具, 也就是说, 可以凭借操作后的经验后果来判断概念的有效性。经验与效果在经验范围内建立了联系。

杜威认为他对概念的经验操作方式的理解, 打破并推进了传统经验主义对概念的感觉理解方式。他从牛顿对概念的假定出发, 反对概念是从具体的直接知觉的性质而得到推知的方法, 认为“不应该把有时间性的性质和时间秩序混为一谈。性质就是性质, 是直接的、即时的和不可界说的。”[5]也就是说, 杜威认为从直接的感知中是不能获得概念的性质的。但牛顿却认为一切科学概念的来源以及对它们的证明都必须追溯到过去已有的感知上, 但是在科学概念中, 有些概念不论是在现实还是在过去都是在感觉中观察不到的, 例如, 物理体系基础中的最后粒子或原子, 那么如何解决其中的矛盾呢?牛顿并没有宣称他能够从感觉上观察到作为它的体系基础的最后粒子或原子, 但是他却假定“它们的存在是具有感觉上的基础的, 尤其是他坚持说, 他的理论所赋予这些粒子的这一切特性都是从直接的感知中派生出来的而且也是可以在直接的感知中证明的。”[2]物理体系的基础的粒子是具有不可再分的性质。牛顿认为这个性质的得出, 是因为感知具有可以对物体进行拆分的能力, 并且物体特性不会因为感知的拆分而消失。那么, 我们就可以假定具有同类性质的最后粒子的存在。在这个例证中, 我们可以看出牛顿先是通过直接感知发现事物具体的性质, 然后再把这个性质推定到物理世界最后的固定对象上去。这样的假定所依据的就是推定, 没有具体的实验根据。所以这样的假定是有问题的, 把经验的感觉转化到推理演化中去了, 这毫无疑问会导致去寻求固定不变的确定性事物。这样的推定也反映了牛顿对不确定危险的恐惧, 如果有人认为世界可以无限制地拆分下去,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处于动荡之中, 我们就无法获得同一和固定的世界了, 而是处于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了。牛顿的假定最终把自己引向形而上学, 但其关于事物的可感性质的论述为概念的可操作性留下了空间。

三 概念关系性和工具性

概念的获得首先是以直接经验的素材为依据, 其次就是对经验材料本身的思想操作。直接的经验材料是零散的、令人困惑的和变化的, 是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 于是人们寄希望于对材料的操作来满足需要。这样一来, 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如何选择操作呢?杜威的回答是对操作过程中的关系的把握。他指出, 科学实验的操作就是“它们都是揭示关系的”, 而不是先验的规则, “而决定这种操作的并不是什么先验的验证或规则。这些操作本身就是在实际探究过程中通过实验发展出来的。这些操作是从人类的自然动作中创造出来的, 也是在做的进程中验证和改进的。”[2]

杜威通过对大象的长度测量, 来揭示这样的关系操作。给大象测量长度, 采取的是对不同的大象进行比较、通过多次操作而界定的方式。这样的操作, 一方面界定了概念,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两个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科学研究的题材是对关系的分析, 就不再是先天的性质了。相应的实验操作就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对象的处理操作;另一方面就是把相互制约的事情联系起来的操作。明确了操作的对象是事物之间的关系, 那么就不必再去寻求本质的确定性, 而是可以依据对关系的分析寻找控制方法的确定性, “因此, 确定性的寻求就变成了控制方法的寻求了, 而所谓控制的方法就是参照变化的条件所产生的后果来调节这种变化的条件。”[2]

操作的可靠性代替了先在的确定性, 人们可以通过操作获得“安全”。控制方法的实施需要我们具体地采取一些行动, 因为只去关注这样的关系并不代表已经可以控制, 关系的测量仅仅表明我们已经得到了相互变化的关系, 只是一个标记, 就像晴雨表上的数字达到了将要下雨的标志, 这只代表将要下雨但不能阻止下雨本身这样的事情。

对概念的关系性理解, 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概念的另外的功能和性质, 这就是概念的工具性和价值的操作性。在科学研究中, 人们以数量的方法来表述对象, 例如红和绿都可以用数量的方法表述, 同样在商品交换中, 规定某种商品的价值是多少元, 最后达到交换的目的。以数量表达的方式, 人们就可以自由地交换思想, 概念就可以互换, 由此, 概念就具有了工具性的功能。概念的工具性表明, 概念本身就是工具性的, 只有通过不同领域、不同的人才可以互相沟通。工具是我们的手段, 是我们具有预测性的标示, 它起到关联与沟通作用, “对象和事情在工作中并非作为对于需要的满足、实现而呈现出来的, 而是作为达到其他事情的手段和具有预示性的标记而突出的。一个工具是一个特殊的事物, 但是它不只是一个特殊的事物, 因为其中还体现出来一种自然的联系、一种顺序的关联。”[5]

四 科学对道德的影响

科学的社会作用正是杜威所关心的问题, 尤其是科学在道德评价中的作用。“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 (在这里所谓价值一词是指一切被认为在指导行为中具有正确权威的东西) 。”[2]在道德评价领域中, 传统经验主义价值理论认为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不可沟通的鸿沟, 事实是由理性来判断“真”的问题, 即“实然”的问题, 而情感则是判断价值即“应然”的问题, 作为反映理性的科学不能应用到价值领域中。杜威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 使理性延伸到价值领域中, 科学成为沟通事实与价值鸿沟的桥梁。

科学研究中的“理智”方法运用到道德领域中就起到了这样的桥梁作用。“而是将这种方法 (观察的方法、假说的理论、实验的检验) 在对人类和道德问题的研究中继续下去。”[7]首先, 就现代科学本身来说, 不再去追求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目的因”, 科学对象变成寻找条件与结果的关系问题, “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它们发生的条件和后果。而且只有当我们改变这些现有的性质, 把关系显露出来时, 我们才能发现事情发生的条件和后果。我们以后就会知道, 这些关系便构成了科学本身所特有的对象。”[2]科学通过实验等方法, 通过对关系的分析变成了控制事物的工具。其次, 杜威认为道德领域的判断等也是科学事实判断, 所以可以把科学程序引入道德领域中, “客观的物理世界的概念同样独立地存在于人类的情感和思想中。”[21]这样科学作为对关系控制的方法, 它可以对道德价值的目的的形成和选择发挥作用。“评价是经验性的命题, 它是关于作为评价可能性源泉的欲望和兴趣的命题, 在一定程度上命题用科学的自然的归纳为方法形成了关于作为目的方法相关行为的命题。结果一般的命题提供了评价的目标、目的、计划的原则, 这些目标、计划有指导人们的智力性行为。”[22]就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来说, 它为评价理论提供了真正的方法, 使我们对欲望的条件分析成为可能, 并使价值的评价建立在科学方法上。杜威给予科学方法以很高的责任, “只要没有充分的物理条件知识和没有认识到彼此间联系根据的命题, 在它们的评价中, 这种对欲望和目标的选择性结果的预见是不可能的。……心理学与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是一样是首次作为真正的经验科学出现, 然而, 没有这样的科学系统理论性控制的价值评价是不可能的”[22]。科学方法可以为研究社会问题提供理性的支撑, 它可以使人类获得真正的价值需求, “科学是有效评价的最重要的方法”[22]。

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所反映的反形而上学倾向, 对科学概念的操作的理解, 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影响颇深。尤其, 杜威十分强调科学在社会道德领域的作用, 更是其科学观的特色。但我们看到杜威一方面在极力反对确定性、永恒性、圆满性和固定性, 另一方面却在对概念是“关系”的操作认识中, 赋予了科学知识“控制”这样的任务, 其结果就是在其反形而上学确定性过程中, 走向了另一种确定性寻求——控制方法的寻求。在科学的社会运用中, 实际上如何把科学程序引入到道德领域、方法与步骤如何介入等等这些问题, 杜威也并没有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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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George Novack, An Appraisal of John Dewey’s PhilosophyPragmatism versus Marxism[M].New York:PathfinderPress, 1975.99.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 篇10

后现代主义又称为历史主义, 是当代西方建筑思潮向多元论方向发展的一个新流派。它源于60年代中期的美国, 活跃于七八十年代。与此同时, 在西欧与日本也出现了探讨历史传统的倾向。他们认为战后的建筑匮乏、单调、老套、思想僵化、缺乏艺术感染力, 必须在理论上进行革新。

(1) 后现代古典主义建筑。古典建筑规范的整理和发展一直在延续着, 使古典主义思想长期存在于建筑的形式与构图系统之中, 并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缩影。然而, 古典主义却在本世纪的现代派先驱们那里遭到了非议和割裂。在现代派宣扬一种相应于工业时代新要求和新意识时, 技术至上的建筑洪流淹没了古典主义传统, 古典建筑语言被排斥于功能和技术之外, 这样, 古典主义陷入了发展的低谷, 逐渐被广大建筑师遗忘。

古典主义特征:新旧融合性-古典主义根植于古典的历史, 又与各个“当代”交融的结果。不仅含有过去的模式, 也含有被当代人的感觉意识所变形的历史, 以及“当代”生活的合理部分。通俗稳定性-古典主义是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内容, 同时又与西方文化中的民族风俗密切相关。超越时代遗留下来的正是人类智慧和艺术升华。广泛传播性-建筑作为复杂文化的一部分, 依赖于人们对过去的认同而被接受。

随着后现代古典主义的传播, 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也担当了发展传统的角色。古典主义在后现代建筑中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倾向:反语式古典主义、潜在的古典主义、现代传统主义。

(2) 其他建筑流派。1新乡土风格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 几乎与古典主义具有同等广泛的影响。在设计中, 欧洲当代建筑师大多不愿意重复去习惯过去的古典语言, 渴望重建新的语言体系, 所以新乡土风格为之提供了可接受的建筑模式和设计灵感;2重文脉的后现代都市主义建筑。后现代古典主义和后现代都市主义是进入80年代以来具有统治天下的规模和力量的两大流派。后现代都市主义也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规划思想的批判之上的。粗制滥造的现代主义建筑、千篇一律的条状布局以及乌托邦式规划将工业笼罩在一片混乱之中;3实用的装饰主义在60年代随同文丘里的理论与实践被后现代建筑师所以接受, 传统装饰的许多功能与审美的作用在六七十年代一个个的被复兴。

2 晚期现代主义

(1) 晚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晚期现代”一词的出现最初是建筑评论界和建筑理论界为了把一派有创造性的建筑师从后现代派中区分出来尽管这些建筑师都是从现代主义中脱离出来的, 并且与现代派存在着许多分歧但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论观点。

(2) 晚期现代主义的理论、手法。1极端重复。重复本身是一种常用的建筑处理手法, 埃及金字塔的三角形行的重复表达一种原始崇拜, 一种权利的象征。罗马的圆拱和壁柱, 希腊的古典柱廊, 以不断重复的形象来获得各自的特征, 哥特的尖拱和扶壁重复的诱惑力是强调神秘的宗教气氛, 庄重严肃, 使人产生敬畏的艺术形象;2雕塑形式和夸张手法。结构形象雕塑化, 晚期现代主义倾向于更为纯粹雕塑性的结构技术和材料质感的表达手法, 他们经常采用夸张的手法, 以过分的形式, 特意表现宏大的, 压倒一切的曲线来给大家以深刻的印象;3第二代机器美学。高技术倾向, 它来自于新文化和新技术影响。它的范围限制于那些超粗一般的结构方式, 附有大量机械设备、复杂的装置和管道的建筑, 或者那些表达技术美的建筑。它取决于建筑师的逻辑思维, 考虑流程, 运行和结构本身;4晚期现代空间。各向同性空间, 一时的功能要求可能出现也可能消失, 但是不会打乱建筑本身的形制。福斯特设计的赛恩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是典型的极端各向同性空间, 这是晚期现代建筑在追求空间专一美的突出代表。非理性的网格, 网格作为一种空间逻辑符号已成为晚期现代派常用的手段。现代建筑采用正交直角的笛卡尔坐标网格状空间作为理性和逻辑的标志, 在经济和功能方面它比其他形式更有实效;5解构主义建筑。以大胆的质疑向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和理论全面挑战, 非理性的理论根据在于发现以往任何建筑理论建立起来的秩序都有某种脱离时代要求的局限性, 不能满足发展变化的要求。解构主义建筑很多理论思想来源于哲学界, 建筑总是反应一定的哲学思想, 有时不是有意的追究哲学中的明确性。在解构主义中屈米认为按照传统观念创作的建筑作品是封闭的, 单一的, 有限的, 使怀念和消费对象。传统建筑至现代主义建筑都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解构主义的创作要求人们的参与和补充, 屈米提出要对传统创作观念进行拆卸和解构。

3 后现代主义与晚期现代主义比较

对比后现代主义与晚期现代主义可以发现, 前者把注意力放在语义方面, 注重建筑符号间的兼容性和关联性;后者则着眼于各种艺术形式的自我表现, 其美学观是一元论。后现代主义者倾向强调创新中的文脉和文化上的附加物, 对传统历史符号进行选择和变形, 大多数涉及象征的含义, 而且这种象征往往隐含着古老的历史文化, 把装饰、幽默以及建筑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文化进行游戏班的误用。他们对技术和材料不感兴趣, 在探讨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和传统文脉的同时已经完全拒绝那种纯粹的抽象的语言。相反, 晚期现代主义则强调解释技术问题, 表现的也是后工业时代的迹象, 受到国际大同的影响。并不抛弃对前一时期现代建筑特有的工艺效果, 和抽象纯粹的建筑语言, 放弃采用传统的具有表现力的语言形式, 而是在新技术, 新材料方面的创造性独树一帜的语言表达上具有说服力。因此比后现代主义建筑师更接近现代派建筑师。

4 结束语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相对崭新的事物, 到70年代中期虽然理论上有了很大的声势, 但是实践却仍然受制。在反现代主义的过程中, 相对于后现代建筑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 晚期现代建筑继承了现代建筑的实用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思想。针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种种弊端, 晚期现代建筑力图借助高科技, 采用夸张、极度分解、雕塑、光影第二代机器美学的艺术手法, 细心的从形式上创造, 以此来给人即时的刺激、愉悦以及未来的向往。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经济危机引而造成的市场萧条进一步刺激了对建筑理论的探讨, 形形色色的理论层出不穷。文章通过介绍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和流派、与晚期现代主义的发展理论以及手法, 将两种思潮进行对比并加以实例分析。

关键词：建筑,后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

参考文献

[1]郝曙光.论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的影响[D].河北大学, 2014.

[2]史花霞.简析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后现代主义风格[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2, (10) :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