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引导（精选十篇）
社会舆论引导 篇1
人事人才工作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一些问题也必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比如, 近来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公务员工资等问题, 一度成为网络与平面媒体的聚焦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矛盾和问题。由于所处的位置、视角和利益获得情况各不相同, 各社会阶层的民众在利益诉求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愿望和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民间热议聚焦人事问题时, 我们相关部门对此很少正确引导和回应。近日, 上海的一份研究建议:建立人事社会舆论引导监控机制。
相关研究建议, 可在相关业务部门指定舆情联络员, 及时通报舆情信息, 并建立一支由业务部门工作人员和人事人才领域专家学者以及高层次人才相结合的舆情分析员和网评员队伍。责任落实到处室, 落实到人头。同时, 联系一批政治责任感较强, 有一定理论水平, 熟悉人事人才工作的专家学者, 必要时请他们撰写有分量的文章在网上发布。各业务部门对于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重要人事舆情, 应当及时收集、分析, 并提出应对建议和措施。
创新社会管理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篇2
http:// 2011-05-10 11:16:00 来源：《学习时报》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互联网发展二类地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全区网民数1226万人，普及率达到25.2%；域名总数 61856个，占全国域名总数比例为0.7%；独立网站数量33737个，占全国网站数的比例为 0.8%，在西部省市中处于领先地位。鉴于广西在我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情况，课题组于2011年4月24日前往广西，开始为期5天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调研发现，广西作为后发展地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有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来探求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的对策是本次调研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所在。为此，建议如下。
创新网络舆论引导的治理结构
首先，政府一方面要扶持主流舆论网站的建设，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贯彻“突出重点、办出特色、形成合力”的原则，以建立一批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网站，使之在网络舆论中充当“领头羊”的角色，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坚决克服多家齐头并管的局面，多头管理只会造成部门间互相推诿、职责不明确、责任不落实的尴尬和被动局面。
其次，网络媒体是网络舆论管理中的关键环节，党和政府对网络舆论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性意见都要通过网络媒体才能起作用，他们的态度和责任感与网络舆论的引导有直接的关系。
最后，特别是我国未实行网络实名制，政府对人的管理要实现“从虚拟到现实”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引导网民自发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操守，特别要发挥中国互联网协会的管理作用，要继续加强组织、协调工作，进一步完善行业自律规范，为会员需要服务，为行业发展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为我国的互联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拓宽网络舆论引导的实现路径
首先，加强网络立法工作。事实证明，网络立法是控制网络舆论负功能的有效保障。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大约 97%的受调查者相信“相关法律不健全，可能诱发网络暴力”，超过 90%的受访者认为“加强立法，使网络监督有法可依”。立法应以预防为主，并充分考虑到网络技术的发展水平，使法律具有可行性。政府应积极主动地运用现代法治社会的通则来规范网络，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正面舆论引导功能。鉴于此，在规范网络舆论立法方面，调查组建议应该构建包括一般性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三者相结合的网络立法体系。网络立法关键环节是明确信息管制和责任主体。调查组认为，应该及时出台法案对网络信息做出管制规定，特别是对涉及政治、宗教、民族和两性的内容，必须严格审查。在责任主体确定方面，调查组认为：坚持网络实名制立法，实现谁发帖，谁负责，谁让发帖，让谁负责。各主要网站在网民留言之前，必须对留言者的身份证号、姓名等信息进行记录和验证，否则将对网站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对恶意发帖者予以法律制裁。如果由于网站未能有效进行实名制登录而造成法律纠纷，网站将代替无法被追查到的被告接受惩处。
其次，整合现有网站资源。我国的网站数目较多，但部分网站应用效率低下，协调性不足，远未发挥整体优势。基于此，调查组建议由政府牵头，联合新闻出版、信息产业等单位，整顿和规范现有网站，对陈旧过时的网站予以裁汰或合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放在进一步打造国家和地方重点网站上，发挥现有重点网站的影响优势。通过调查发现，“如果多方在网络发布信息各有冲突”，将近70%受访网民仍然认同官方网站的权威性。例如，2006年1月，广西区将党委宣传部主管的“桂龙新闻网”和广西日报社主办的“新桂网”进行整合，成立新的“广西新闻网”。通过战略调整、资源重组、理顺机制、明确定位、规范运作，使广西新闻网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高，跻身全国地方重点新闻网站排名前十名。
第三，提升技术系统支持。技术是网络管理的基础和保障，通过各类网络研判分析软件，将无序复杂的网络信息变为有序鲜明的网络舆情。基于此，应该及时提升技术系统支持，运用智能型软件进行敏感词组的自动过滤；对论坛发帖的延时审查及发布；对国外敏感网站浏览限制；部分重要论坛实行实名认证制度等。同时，调研组认为，人是技术应用的主体，应分期分批地对各级网络宣传管理人员，主要新闻网站、商业网站、政府网站以及国企网站负责人进行网络技能培训，提升从业人员技术素质。
第四，主动设置网络议题。网络媒体的报道强度、报道方式方法及新闻编排的主次顺序直接影响到民众的关注度，对某个问题或事件的突出报道和聚焦，通常能使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设置网络议题，还需要研究网民的心理特征，做到因势利导。媒体可以通过在线交流或者做调查的方式，了解网民的兴趣，制定引导措施。
最后，积极提倡媒体自律。当前，我国并未实施上网实名制，这使得网络行为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此外，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网民上网习惯，网络舆论在监管上有诸多难题和不便。过严的监管会限制网络舆论的表达，而过松的限制又会导致言论的无序和混乱，为保证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成熟而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网络信息的第一把关人，媒体在自身在公众视线中“受关注”程度同时，必须加强自律，使网络信息的发布与时代主题相适应，与主流文化相契合，与人民要求相一致。2004年6月，《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的正式公布和签约，表明我国的互联网经营者在行业自律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明确网络舆论引导的评价标准
一方面，网络舆论引导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当前，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社会结构从同质向异质发展，深层次矛盾凸显，不稳定因素增多。长期以来，全国通过“两报一刊”以达到“舆论一致”的政治表达已经改变。每一个网络政治舆论传播的参与者，诸如政府、媒介组织，不同的组织之间，都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基于此，调研组认为，网络舆论引导首要目的就是协调各阶层的利益诉求，进而维护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引导要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中国存在浓厚的“强政府、弱社会、小公民”的传统政治氛围，在此背景下，网络舆论的民主参与功能成为其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最大亮点。网络舆论强调了公民个体的存在，强调公民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言论自由的权利，强调了公民对政府的行政行为批评的权利。通过网络舆论，党和政府可以及时了解网民的利益诉求，促进了普通民众对政府官员和政府决策的监督。
健全网络事件的处理机制
首先，健全网络舆情常态预警机制。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苗头要及时反馈，做好预警防范。一方面，建立信息报送工作制。广西网络研究中心设立了舆情信息监看与报送小组，每天至少安排3名工作人员重点负责当天网上舆情信息收集和报送工作。除周六日，每天编印《网络舆情动态》报送自治区主要领导和本部领导，还不定期编报《网络要情快报》和《网上舆情专报》，基本上做到突发性、敏感性舆情快事快报，专事专报。另一方面，建立技术检测与人工监管相结合的舆情信息采集模式。2008年，广西网络研究中心建立广西互联网信息监测系统，对所采集的信息通过语义分析进行初步筛选和分类，工作人员再对筛选后的重点监测信息进行研判分析和提出处置建议。调研组认为，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区网络评论员协同管理平台，集中采集网评员在监看网站中发现的敏感舆情。
其次，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机制。在调研问卷中，问及“如果网络舆论演变成公共管理危机，您认为政府最应采取的措施”，近85%受访者中认为“第一时间澄清事实”。同时，调研组认为，与网络舆论相比，人民群众更看重事态的发展状况。基于此，要想从根本上平息负面舆论，最主要的是政府或事件当事人要勇于承担事件的相关责任，有效缓解危机事态。2010年发生的“日记门”事件中，虽然网络舆情已经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是广西区纪委能够抽调力量迅速查清韩峰受贿事实，给予其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中，“日记门”事件应对能力排在第二名。
最后，健全舆情危机事后处理机制。一要对网络热点舆论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进行总结、梳理，编写典型案例，反思工作得失，形成书面报告和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二要对舆情中发现的问题，不护短、不回避、不推诿，深入剖析原因，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从根源上减少舆情危机的发生。三要对网络舆情引导控制不力、发生重大网络舆情事故、造成工作被动、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单位和个人严肃处理。
尊重网络舆论引导的基本规律
首先，遵守“弱效果理论”规律。该规律认为，宣传可以强化公众原来的偏好，但是并没有、而且可能也不能够改变它们。鉴于此，进一步改进硬性管理方法，同时更多地通过柔性手段来管理媒体，研究运用新闻语言，遵循媒体规律，潜移默化地影响媒体，实现宣传目标。特别是由党和政府主管的主流媒体，要尊重传媒规律，改革话语符号系统，调整言说方式，提高新闻业务水平，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分析性新闻，才能提升主流媒体的竞争力，承担起主流媒体本应肩负的引导舆论、教育民众、服务人民的重任。
其次，遵守“第一时间效应”规律。正面的声音如果跟不上，负面信息就会乘虚而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党和政府主管的网络媒体要利用网络传播快捷性特点，及时与相关部门主动沟通，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做到关键时候不“失语”。同时，针对网民最为关心、质疑最多的问题，请专家学者解答，或请相关部门直接与网民对话交流。总之，网络媒体通过准确、客观、全面的报道，满足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消除可能产生负面舆论热点的信息盲点。
再次，重视“沉默的螺旋”理论。比如有些网民经常会盲目附和多数人的观点，而不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即便有少数网民表达出了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观点，也可能会受到其他网民的群起反对，于是“沉默的螺旋”中强势的声音逐渐成为主流意见，最终导致“群体极化”（群体中形成极端观点的一种现象），使网络舆论发展走向极端。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调研组认为：可以通过培养“意见领袖”和建设“网络评论员”队伍以达到网络舆论引导的最佳效果。网络媒体中的“意见领袖”和“网络评论员”以自己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言论和个性化的写作风格而成为网络中的强势话语者，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尤其是当受众面对大量的无法分辨真伪的网络信息和一些偏颇的极端言论时，就更加需要“意见领袖”来分析解惑，强化主流舆论，争取中性舆论，孤立不良言论，从而避免网民盲目跟从他人意见。
最后，强化“网络把关人”作用。网络信息的爆炸性增长极易导致信息失控，大量虚假性、非理性信息充斥网络，不仅误导网络舆论导向，而且对社会及其文化的正常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因而，“网络把关人”在信息选择、引导舆论方面至关重要。但网络把关人应当讲究把关的方式：变“把关”为“指路”，变网上“堵截”为“疏导”，实现“堵、疏、督”三结合。网络编辑应该借助于所要表达意见本身的说服力，以及说服的技巧来把握和引导舆论的走向。同时，要运用理性力量和情感因素来进行舆论引导，通过所报道的事实和评论来引导网民思考，以条分缕析的解剖、睿智豁达的阐述，帮助网民走出暂时存在的“视觉盲区”和“认识误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使之产生认同与共鸣。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促进社会和谐 篇3
一、网络舆论的特点
1. 舆论主体的广泛性、匿名性、主动性。据统计,我国网民已达到2.53亿人,域名注册量达1218.8万个,网站150余万家,论坛60余万个,网民数量和域名注册量已跃居世界第一,网民规模还保持不断高速发展的趋势。在网络时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网络舆论的主体,参与网络讨论,发布观点,交流意见。作为主体的网民,不仅可以自由获取各种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即时发布信息。这导致信息的发布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专利,信息的发布者和获取者的区分日益模糊。网络是以自由、平等、开放为基本原则的,在这个基础上,网民的真实身份得以隐藏,网络舆论的主体具有一定的匿名性。网民参与网络舆论的时候,只需设置一个不会泄露任何身份信息的昵称即可。由于这种特点,网络舆论的主体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揭露社会上鲜为人知的事实,或对某些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不敢说,或者不能说的话,在网络中可以畅所欲言。这些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网络生活中,成为网络舆论的主体。
2. 舆论客体的丰富性、客观性、复杂性。网络舆论的客体是指网络中的各种信息。与传统媒体相比,由于网络舆论主体的广泛性、匿名性、主动性,网络舆论的客体要丰富得多,信息的甄别要更加困难。以电视、广播、报纸为主的传统媒体,信息的承载量是很有限的,而且更新较慢。相对于此,网络不仅拥有强大的存储功能,而且主体会不断地发布并更新信息,信息在网络中的呈现不受版面和时间的限制,基于互联网技术,受众可以在任何时间获取所需信息。由于主体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以致网络信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比传统媒体信息更加丰富、具体。网络的匿名性,促使网民自然地表达出自己真实的观点,对一些热点事件表达真实的情感,因此网络舆论大多会比较真实地反映出社会中的问题,反映出不同类型的群体对社会事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近些年来,许多事件,尤其是与政府部门有关的事件,一经网络披露就会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关注,迅速得到合理解决。虽然网络舆论中的信息大多是客观、真实的,但也有少数不法分子或者激进人士利用网络传播错误信息,混淆大众视听,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或者获得其他利益。因此,从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排除这些错误的信息,选取有利信息要比传统媒体更加复杂,甄别难度更大。
3. 舆论沟通方式的平等性、自由性、迅速性。在网络生活中,没有上下级之分,也没有长辈和晚辈之别,不同层次的主体拥有平等的话语权,无论是政治精英、商业巨富,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可以针对任何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同主体之间也可以平等地展开对话,畅所欲言。这种平等性使得网民能够自由地参与到网络舆论中,没有任何资格限制。此外,每一个热点事件的出现,网络舆论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体现出了网络舆论沟通方式的迅速性。一方面,网络舆论的形成非常迅速,一个热点事件的出现再辅之以一个偏激的言论,立刻会引起一起舆论的热潮,网民之间互相传播,网下“奔走相告”,单个网民的意见立刻会汇聚起来形成公共意识,一个网络舆论由此而生;另一方面,当某个热点事件已经得到解决或者没有引起较大的关注,关于热点问题的舆论和网民之间的沟通就会很快从人们的视野消失,被下一个热点事件所覆盖。
二、领导干部对网络舆论的认识误区
1. 网络技术掌握不足,主动上网意识淡薄。在一次调查中,某直辖市有近46%的市管干部不上网或几乎不上网,有近25%的处级干部一周上网时间少于1小时,有19个区县党委没有开展过网络知识、舆论引导、危机公共等相关内容的学习活动。网络技术掌握不足、主动上网的意识缺乏,是当前领导干部引导网络舆论的首要障碍。
2. 应对网络舆论的观念和措施陈旧。一些领导干部观念陈旧,仍然在用应对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措施管理网络。认为媒体只会而且只应该宣传有利于自己、有利于政府的报道,对于出现的不利因素便采取堵、闭、封甚至打压的手段。由于网络信息存在着“逆反放大”效应,对网络信息愈是打压、封堵,这些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得愈是迅速,传播范围会更加廣泛,这导致不少地方和部门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以及危机事件的处理不力。在当前互联网时代,对于突发事件和敏感事件应该在第一时间上网发布信息,不能拘泥于传统媒体,更不能滞后于传统媒体。做到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优势互补,加强领导干部对舆论的引导能力,使社会舆论更加和谐有序。
3. 对网络舆论缺乏认同感,甚至持抵触态度。鉴于近些年来网络舆论披露出不少贪污腐败案件,而且披露前毫无征兆,不少领导干部对网络缺乏认同感,甚至持抵触态度,敬而远之。例如前不久的“局长日记”事件,事发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当事人在领导和下属心目中有着很好的口碑。这种情况导致一些领导干部担心自己的决策方案遭到网民的质疑和否定,使得自己丧失“领导权威”,还有一些领导干部认为网络弊大于利,觉得网络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以网民不代表全体公民为由,对网络上出现的言论进行打击报复。
三、领导干部成为网络舆论的引导者应具备的素质
1. 掌握一定的网络技能,认知网络舆论运行规律。互联网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它带来了信息革命,时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通过网络,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社会的满意程度和和谐程度。领导干部不仅要主动上网,而且要不断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技能,不仅要从媒介的角度来认知网络,还要超越媒介,即超越仅仅将网络看成是“第四媒体”这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认知网络舆论的运行规律,认知网络舆论不仅是对现实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的重组和再造,也在不断地实现“社会化”。
2.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应对网络舆论,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和新闻宣传纪律。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要努力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融入到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中去。以此为基础,端正价值取向,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应对网络舆论要“学习有益的、采纳有用的、澄清有误的、抵制有害的”,不断扩大主流网络媒体的吸引力、辐射力和感召力。
3. 积极主动接受网络监督,加强“执网能力”建设。领导干部作为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道德品质,甚至私人生活都会成为社会的焦点,受到广大网民的关注,成为网络舆论的中心、网络监督的焦点。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主动上网,关注网络,而且要积极主动地接受网络的监督,让在网络监督下工作成为一种习惯。领导干部不仅要在日常工作中树立威信,在网络中也要有一个良好的形象,有一定的权威,把加强“执网能力”作为加强“执政能力”的一部分,以此促进领导干部在网络舆论中的重要领导作用,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
4. 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管理体系,促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针对网络舆论的诸多特性以及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对网络舆论的认识误区,要实现对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需抓紧建立完善网络舆论管理体系。各级政府可以借鉴对传统媒体的管理手段和制度,结合网络舆论的特点以及运行规律,加以创新、改善,建立适合网络舆论的管理体系。在推进各级政府舆论管理体系建立的同时,要互相借鉴,促使各级体系不断融合,集成创新。要把管理网络舆论列入各级政府信访办的工作日程,意识到网民在网络上的观点和意见实质上就是一种信访,各级政府要安排专职人员收集网上有关信息与材料,汇编成《网上舆情》,提供给各级领导干部参阅,作为领导决策和改进工作的一个重要民意渠道和信息来源。要相信广大网民,坚信不法分子只是少量的,其势力是薄弱的。同时要加强对网民素质的提升,保证网民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责任感,只有切实做到以上几点,不断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管理体系,才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新闻舆论如何引导社会关注问题 篇4
一、新闻舆论在引导社会关注问题中的作用
(一) 能够正确地引导舆论
社会关注的问题能够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广泛的传播, 而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导致信息变异,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社会关注问题进行煽动, 很多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出现跟风的现象, 极易导致社会关注问题变成公共突发事件。新闻媒体具有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如果在第一时间对社会关注问题进行解读、澄清, 特别是跟踪报道, 就能够为社会提供真实的信息, 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二) 能够更好地凝聚人心
从现实情况来看, 很多社会关注问题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被忽视, 只有到了大规模爆发的时候才会引起重视, 这就很容易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甚至会因此而出现公共突发事件。新闻舆论特别是主流媒体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 通过对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及时、全面、系统、深入的报道, 既能够达到安抚人心的作用,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凝聚社会公众的共识和力量, 特别是还能够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去解决和处理社会关注的问题。
(三) 能够有效地维护稳定
新闻舆论如果能够高度重视社会关注的问题, 并积极引导, 就能够将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更为重要的是, 新闻舆论在引导社会关注问题方面, 能够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使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社会关注问题引起重视, 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和处理社会关注问题, 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二、新闻舆论引导社会关注问题的有效措施
(一) 建立社会关注问题信息发布机制
社会关注问题往往会隐含着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 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新闻媒体在对社会关注问题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 必须按照客观真实的原则,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关注问题信息发布机制, 加强对社会关注问题的搜集、整理、分析和报道, 区分不同的社会关注问题。要进行有效的信息发布, 比如对于容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有可能转化为公共突发事件的社会关注问题, 要进行跟踪报道, 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 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二) 形成社会关注问题新闻舆论合力
社会关注的问题, 往往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而公共突发事件同样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果处理得当, 会进一步凝聚人力、凝聚力量、凝聚共识, 这就需要各类媒体建立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协调机制。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社会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 都应当协调配合, 对于社会关注问题舆论引导应当做好分工, 并且要在统一口径方面取得成效, 确保步调一致地进行舆论引导, 通过同一个声音消除社会公众的疑虑, 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舆论引导发挥引导、协调、稳定的重要作用。
(三) 创新社会关注问题新闻舆论模式
社会关注的问题往往都具有一定的聚合作用, 特别是随着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第四代媒体和以手机为载体的第五代媒体的快速发展, 给新闻舆论引导提出了挑战。新闻媒体在对社会关注问题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 必须在创新新闻舆论引导模式上狠下功夫, 通过发布消息、有效评论、深度报道、跟踪报道等多层次舆论引导模式, 提升新闻舆论引导的实效性, 比如对于“7.23动车事故”的新闻舆论引导, 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权威发布, 而且还对事故进行了跟踪报道, 解决了群众对直通车的疑虑, 能够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 避免出现更大的问题, 这种报道模式应该成为新闻舆论引导社会关注问题的重要创新性模式。
社会化媒体对舆论的引导之我见 篇5
社会化媒体是一个近来出现的概念，大致上指的是“能互动的”媒体，或者说，如果缺乏用户的有效参与，平台基本上就是毫无内容的媒体。社会化媒体改变以往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方式为多对多的“对话”。在社会化媒体领域，有两个关键词：UGC（用户创造内容）和CGM（消费者产生的媒体）。
社会化媒体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这能够以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包括文本，图像，音乐和视频。流行的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介质包括了博客，留言板（论坛）音频播客，维基，视频播客和社交网络等。它跟大众媒体（Mass media，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在人群间分享信息和讨论问题，通过不断的交互和提炼能够有效地对某个主题达成共识，而且其影响速度，广度和深度是任何其他媒体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几乎不用任何费用。
社会化媒体比较合适在互联网环境下存在。因为互联网拥有一个真正民主的结构和低廉的成本；任何人只需要接入网络并花费一点点时间就可以参与到一个会话里面。现在通过电脑网络的沟通接近于免费，再结合由网络效应驱动的参与模式，这些将使得社会化媒体平台成为史以来最强大的媒体形式。
社会化媒体是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它具有以下的特征： 参与：社会化媒体可以激发感兴趣的人主动地贡献和反馈，它模糊了媒体和受众之间的界限。
公开：大部分的社会化媒体都可以免费参与其中，它们鼓励人们评论，反馈和分享信息。参与和利用社会化媒体中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的障碍-----受保护的内容除外。
交流：传统的媒体采取的是“广播”的形式，内容由媒体向用户传播，单向流动。而社会化媒体的优势在于，内容在媒体和用户之间双向传播，这就形成了一种交流。
对话：传统媒体以“广播”的形式，将内容单向传递给受众。而社会化媒体则多被认为具有双向对话的特质。
社区化：在社会化媒体中，人们可以很快的形成一个社区，并以摄影，政治话题或者电视等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为话题，进行充分的交流。
连通性：大部分的社会化媒体都具有强大的连通性，通过链接，将多种媒体融合到一起。目前，社会化媒体有六种基本的形式。最常见的社会化媒体是博客（和微博客），维基，播客，论坛，社交网络内容社区。
博客：可能是社会化媒体最广为人知的一种形式。博客是在线的刊物，最近发布的将显示在最前面。
维基：维基站点就像一个公共数据库，人们可以在上面添加内容，或对现有的内容进行修订和增补。最著名的维基站点是维基百科------一本在线的百科全书，仅英文资料就超过一百五十万篇文章。
播客：可能通过Apple iTunes等软件来订阅的视频和音频内容。
论坛：用来进行在线讨论的平台，通常围绕着特定的话题。论坛是最早出现的社会化媒体，同时也是最强大，最流行的在线社区平台。
社会网络：人们可以在这类站点上建立个人的主页，在朋友之间分享内容并进行交流。最著名的社会网络是有Facebook，MySpace，Twitter等。
内容社区：组织和共享某个特定主题内容的社区，最流行的社区一般集中于照片（Flickr），书签（delicious）和视频（YouTube）等相关内容。
“网络的社会化不会朝生暮死，也不会昙花一现。网络的社会化将逐渐地影响到每个人，每家公司，深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下面从微博这一社会化媒体形式对舆论的引导发表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2008年以后，微博在我国开始加速发展，大量微博网站出现，如新浪微博、嘀咕微博等从形态上看，微博集成了Web2.0时代网络交流工具的许多特征，包括博客的记事，聊天室的及时滚动，论坛的跟帖排列等。现在，国内的多数微博还可以进行多种手段的信息发布和同步。微博长生后，创新了原有的网络传播方式，微波如何在网络上传播公众的话题和意见，就成为微薄的舆论影响方式。
微博最重要的特点，是网民参与的门槛低，且每个人的言论权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既表现在140个字符的长度上——不因为你官阶高、名气响而有所不同，也表现在你想说什么，想看什么，完全悉听尊便，机会均等，权利也均等，个人意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你”就是信息来源及传播的主导者。微博内容传播基于“关注”和“被关注”（粉丝）的方式进行，一旦信息发布，其所有的粉丝都能即时收到，其他用户一键转发别人的微博，也能即刻让自己所有的粉丝分享。如此多级放大传播，对每个博友也是平等的。而它所具有的@好友、转播话题、即时评论、个性调侃等功能，将信息消费与社交互动有机结合。
第二个特点是微博舆情比传统媒体更难驾驭。微博属于新一代社交网络媒体，微博上的传播、沟通、交流，往往以“圈子”与“非圈子”两种形式并存,特定话题多在“圈子”里讨论，而公共话题多在更大范围的“非圈子”中讨论。无论“圈子”内或“圈子”外，所面对的公共信息和个人信息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比较率性、所受的约束很少。技术功能的先进，使得我们一方面能获得更接近社会真实的信息，了解更接近事件本质的真相；另一方面，虚假信息也时时存在，甚至活跃。笔者认为，微博总体上是可信任信息占了多数，但在相关法律缺失、用户道德水准不一的当下，也存在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真假掺杂，理性与非理性言论深度纠结的状况。
第三个特点是微博有特殊的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系大致可描摹如下：一般而言，意见领袖们（包括知名专家教授、知名传媒人士等）以及企业界、文艺界等知名人士引领着微博社会的围观行为和舆论基调；占用户绝大多数的博友以及草根组织，也偶有“惊人”信息或观点出现，却大多只是获得了展示与交流；微博上的舆论方向，多元性、发散性是常态，但基于当下社会对权力阶层的不信任，大凡针对政府不作为、政策不透明等所发布的微博，经常会显现出鲜明的甚至极端的倾向性。
基于上述三点，微博看似信息容量很小,却因更新频次快，传达指向强，沟通更便利，在当下社会所发挥的正向能量是巨大而不可或缺的，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小视，因此也需要加以制约。所谓正向能量，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在微博上得以很大程度地实现，信息传播功能得到回归和深化，公民力量得到显著提升。
自2009年8月新浪微博开通以来，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宜黄事件”。凤凰周刊的调查记者邓飞利用微博发出的抚州某县委书记率领一干人马围堵两个上访女子信息，在短时间内被迅速传播，不停有博友提供新料，包括该县委书记的身份背景、过往经历、在抚州的豪宅等等。之后，记者又在微博上连续发表有关钟家母女被烧后等待救治的消息。快捷、开放的微博对“宜黄事件”的揭露越来越多，成为以往单靠一家媒体几个记者很难完成的深度调查。这也说明，有了微博之后，传统媒体的深度调查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当下许多公共事件调查，一方面仍旧依靠特派记者出击，深入现场调查事件细节；另一方面，也充分依靠微博上的群策群力，网上网下互动，由此进一步强化了深度调查的能量，更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又如，2011年春节前后的“微博打拐”、“微博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活动，也同样报网互动，共同完成。其中微博不仅有效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也引起了公安部的重视，并帮助公安部门破解了一些棘手案件。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没有微博的积极传播，许多事件我们不会得到那么多真相，许多事情也得不到社会广泛支持。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舆情热度靠前的50起重大舆情案例中，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了22%。在2011年，这样的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前不久，甬温线动车追尾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给予了积极报道，但在某种意义上，一系列真相追问，是被微博“逼”出来的。事故发生后，救援过程中诸多荒唐、野蛮之举通过微博文字、视频、图片等得以迅速传播。微博力量不微，信息顺利流传，刺激了中国民众对公权力与公共事务的监督热情，有助于中国加速走向公民社会，促进了民主建设。
其次，微博在提供公开交流平台、丰富人们生活、促进人与人交流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这方面的事例更加繁多，每个微博用户都是受益者。
当然，微博也如双刃剑，在推动公民社会成长、提供大量真相的同时，也让负向能量钻了空子。在互联网时代，以往容易被忽视的“小人物”、非主流人群，很容易被发动、被组织，尤其民粹主义观点和论调，常常能在微博上掀起“多数人暴力”。许多人，包括诸多知名学者专家、传媒人士，均尝过了“千夫所指”的滋味。至于虚假信息，更是屡见不鲜，同样在“郭美美与商红会”事件上，正向的能量——对慈善组织许多不透明不公正做法的揭示，与负向能量——与事件无关的图片、同名同姓者等都被牵连等，两股力量并存。更典型的莫过于日本发生强烈地震海啸期间，内地“谣盐”事件造成社会很大混乱。此外，还有所谓“方志敏”事件、“金庸去世”事件等等，有的属于博友无意中信谣传谣，有的则是经过某些人精心策划，利用微博技术特点试图混淆是非，牵着民间舆论之鼻朝着诡异的方向走。
菲思特：引导舆论 篇6
在2016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上，一条消息引起了国内舆论一片哗然。2016年1月7日，美国联邦法警在CES上查抄了常州市菲思特国际贸易有限企业（以下简称“菲思特”）的展位，并以涉嫌侵犯外观设计专利为由没收了该企业展出的独轮平衡车样品和宣传资料等物品。
本次提出诉讼的是一家名叫“Future Motion”的美国独轮平衡车企业，该企业在网上搜集到菲斯特参加CES的广告及产品信息，并以自己的外形设计专利发起侵权诉讼，展会方随即下达临时限制令。最终，菲思特的展位被清空，导致其无物可展，严重影响了本次展览的参展效果。
侵权诉讼实为“炒作”
按照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侵权问题要开庭审理，双方需进行现场辩论。事件发生后，菲思特虽然没有对临时限制令提出反对，但随后积极应诉，并向法院提交了大量申明、证据，以反对原告Future Motion提出的临时禁令动议。最终，此案件以原告Future Motion于2016年2月4日撤诉告终，但这个故事却没有结束。
原来，Future Motion是一家位于硅谷名不见经传的初创企业。硅谷每天有上百家初创企业成立，同时也几乎有相同数量的初创企业倒闭。这家本来不值得一提的企业，却以此案为契机，在电视台、报纸和网络等媒体上大肆报道。后来，该企业受到多家投资企业关注，成功融资数百万美元。Future Motion拿到融资后，感觉企业知名度已经打响，不需要花费高昂的律师费继续诉讼下去。于是，达到目的的Future Motion立即提出撤诉。
菲思特见状十分气愤，Future Motion以两家企业的专利之争作为焦点进行炒作，最终达到成功融资的目的，却使菲思特声名扫地，在国内外背负起沉重的舆论包袱。因此，菲思特决定在Future Motion撤诉后提出上诉，要求其赔偿自己的律师费用、损失及商誉损害。目前，法官尚未对此动议做出裁决。
在美国，中国企业常常会像菲思特这样被当地企业突然一记“闷棍”打翻在地。很多企业因为怕麻烦，加之在美国应诉花销不菲，便选择放弃应诉，最终的结局多是因缺席而被下达排除令。因此，一旦出现类似情况，有能力的企业应该积极应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失去美国市场。
从菲思特的案例中，我们也发现，虽然菲思特应诉及时，但此时舆论的负面影响已经产生。所以，如果企业并没有侵权问题，可以在应诉的同时注意抓住时机在美国市场进行宣传推广。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律师朱韶斌在谈及菲思特一案时表示，其应该在Future Motion撤诉后及时举办新闻发布会，并在中国和美国的电视台、报纸和网络等媒体上进行宣传报道。这样做既可以挽回Future Motion对自己造成的名誉损失，又能在美国市场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推广。
据朱韶斌律师介绍，2014年，一家中国企业曾遇到和菲思特相似的境遇。不同的是，该企业在胜诉之后立刻登陆美国各大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最终，这家在中国鲜为人知的企业，与华为、腾讯和小米等知名企业一起被美国评为2014年“中国十大创新性企业”。
当我们再回头看菲思特一案时，不由为其感到惋惜。虽然在案件中，菲思特并未败诉，但其在国内外受到的舆论伤害却无法挽回，而其却未在媒体上进行“绝地反击”，未免成为本案的一点瑕疵。
全方位避免经济损失
朱韶斌律师建议中国企业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当企业在美国面对侵权诉讼时，应该从预防到应诉，再到善后，建立健全的应对系统，全方位避免经济损失。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企业应该事先做好规避设计和知识产权储备。知识产权储备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自行申请或收购小企业的方式进行。对出国参展的企业而言，一定要事先搜索其他参展企业的信息，了解它们的专利、商标等信息，并进行“自由运作”的尽职调查。如果有需要，企业可以咨询专业律师，把参展风险降到最低。此外，企业还可以请相关行业的专利律师出具不侵权的意见，一旦发生侵权诉讼，该意见将对企业起到很大帮助，即如果企业被判侵权，在有律师意见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被认为是非故意侵权。而“自由运作”则是指实施人可在不侵犯他人专利权的前提下对该技术自由地进行使用和开发，并将通过该技术生产的产品投入市场。
在生产环节，企业可以与原材料或零部件供应商签订合同，使其保证自己所提供的产品不涉及侵权问题。而在案件进行过程中，企业可以选择提出对方专利无效。另外，许可和交叉许可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当然，如果企业选择申请许可，需要付给专利所有人一定的费用。有条件的企业则可以选择交叉许可，以避免经济损失。最后，企业应该进行有效的和解与谈判，如进行市场交换等手段均可视为有效的和解方式。
当然，以上应对手段的前提都是出现起诉后企业需要积极应诉，这样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新媒体时代如何有效引导社会舆论 篇7
关键词：新媒体,受众,舆论
近年来, 以Web2.0、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传媒产业的亮点, 也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新媒体提供的平台自由表达和交换意见。2008年底, 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 首次把关注时事, 面对社会种种冲突和问题仗义执言, 并经常能改变公共政策方向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按照陈力丹的观点,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 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那么, 在当下生成舆论的过程中公众具有哪些特征?政府和传媒该如何应对公众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为了有效引导舆论, 本文将对以“新意见阶层”为主体的网络受众进行分析。
舆论生成过程中的受众特征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有学者在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研究时指出:“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化, 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 正在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 正在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 正在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 正在从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化。” (1) 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 受众的身份也必然带着社会转型的烙印。这里说的受众身份主要指广义上的文化身份。从受众身份的角度来看, 受众具有以下特征:
是否尊重公民个体的权利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中国社科院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 网络反映的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而在这些公共问题中, 尤以公民权利保护和公共权力监督问题为重中之重。笔者对中国社科院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给出的2009年度网络热点事件排行榜进行统计发现, 在共计20起事件中, 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和公共权力监督的事件就有13起, 包括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事件”、强制安装“绿坝”软件起争议、杭州飙车案、河南农民工“开胸验肺”、贾君鹏红遍网络、昆明“小学生卖淫”案、河南灵宝市跨省抓捕王帅案、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99%访民“精神病”说、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湖北石首市骚乱。
受众之所以看重公民的个体权利, 主要原因在于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社会整体的非组织化使公民被设定为一个具有自主权利的独立个体, 公民需要个体权利被尊重以获得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目标中, “以民为本”这一核心内容大大拉近了政治与普通老百姓的心理距离。30年的经济建设为推进民主政治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后盾, “与之相伴的受众自我构建的、自觉的政治层面则日渐显现” (2) 。而在受众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自觉要求中, 首要的就是尊重公民个体权利。事实上, 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所有制界限的突破、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 公民对“单位”的依赖性大大降低, 正在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这样的转化使得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安全感的获得也从单位转向社会, 因此在舆论形成过程中, 受众对涉及公众个体权利的事件最为关注。
受众表达信念、态度、意见、情绪的方式多元化、自主化。表达方式多元化体现在受众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可以选择多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新闻跟帖、普通网民的个人博客、微博客、BBS和虚拟的社群等。表达方式自主化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受众针对关注的舆论焦点毫不掩饰地表达各自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以新浪博客为例, 针对在成都醉酒驾车造成4死1伤惨祸的孙伟铭案件, 截至2009年9月16日, 与“孙伟铭死刑”相关的博文有300603篇, 网民热议酒后驾车肇事应否抵命, 是该以交通肇事罪论处, 还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其二, 惯于使用讽刺手法, 如2009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网络跟帖使用超过100万次的网络流行语“躲猫猫”、“欺实马”、“替党说话, 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都是众多网络受众引用和强调舆论事件中某些人的言论形成的。其三, 受众以行动表达自己的心声。在“杭州飙车案”中, 在警方宣布肇事车速仅“70码”的当晚, 不少网友来到车祸发生地点文二西路, 点起蜡烛、献上菊花, 表示对遇害者的哀悼和公正办案的诉求;在“邓玉娇案”中, 全国各地网友纷纷来到巴东“旅游”, 还有的请求为邓玉娇立“烈女碑”。
受众表达方式的多元化、自主化, 一方面是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为受众搭建了便利的技术平台;另一方面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公民的生存状态由群体生存过渡到个体生存, 个体生存状态使得公民有较强的、自觉的主体意识。而主体意识增强必然使受众自觉参与到众多社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中来。
虚拟社群成为受众之间迅速传递舆论话题的一种新方式。从腾讯QQ网友结成QQ群, 到“百度贴吧”基于地名、机构、职业和兴趣爱好等关键词聚集利益相关人群, 还有博客圈、豆瓣网讨论群组、BBS网友的“版聚”等, 这种在网络上结成的虚拟社群在弱化组织程式的同时却强化了一种新的群体存在方式———“自主建构型”。
社会转型中整个社会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 相对于同质单一性社会而言, 受众身份建构的自由度也更大, 体现为受众身份的多重性和不稳定性, 受众之间的联系转化为“自主建构型”, 这种转化以不同于集体层面的形式存在, 群体在构成方式上具有随机性、动态性和不稳定性。 (3) 正是基于此, 虚拟社群才会成为受众之间联系的新选择。如腾讯QQ网民结成的QQ群, 除了有依托于同学、同事和同乡等现实社会关系的QQ群, 还有以兴趣、爱好进行群分的, 如影视音乐、动漫、游戏、车行天下、旅游、体育联盟、追星族、星座缘分等类别的QQ群。由于受众个体会因自己的不同需要参与到多个虚拟社群当中, 因此在舆论形成过程中虚拟社群的成员往往能够把舆论话题从一个群迅速复制到另一个群, 使受众将注意力很快地聚焦于某一事件, 引发受众情绪的起伏。
有效引导舆论的受众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新意见阶层”摆脱了以往被动接受信息、教育和引导的处境, 以积极利用新媒体要求知道事件真相和敢于利用言论、行动要求事件得到公正解决的新姿态成为舆论生成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根据受众在舆论生成过程中的特征, 有效引导舆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关注受众个体的利益诉求, 保证日常舆情收集有的放矢。“舆情收集, 也就是进行舆情调查, 分日常舆情和突发事件两类分别进行。” (4) 舆情收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如果某事件或社会问题已经成为舆论焦点, 政府和媒体才考虑如何引导, 就会由主动变为被动, 增大舆论引导的难度。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今天, 什么样的意见、态度会成为“潜舆论”、“准舆论”, 继而会演变为“显舆论”?舆情收集应该瞄向哪里?从前文的分析来看, 关注受众个体的利益诉求应是日常舆情收集的重点之一, 特别是因公共权力使用不当致使公民权利被践踏引发的意见、态度和情绪的反映。这样的受众个体利益诉求看起来只涉及个别人的权益, 实际上关系到每个公民的权利。在前文提到的14起事件中, 除了“强制安装‘绿坝’软件起争议”事件直接涉及公民权利问题, 其他13起事件看似只是发生在个别公民身上, 但细细追究下来发现无一不是涉及公民权利问题, 而公民权利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又往往和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息息相关。
在日常舆情收集的具体实施上, 首先可以利用网络舆情智能监测平台, 实现网络海量信息自动获取、自动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 以便全面掌握舆情动态。在此基础上, 对网络舆情智能监测平台提供的信息进行人工分析, 关注和受众个体利益诉求相关的信息, 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民众对该信息涉及问题的关注度, 确定其能否成为“显舆论”的可能性, 为之后的舆论引导做好准备。
巧妙运用“议题设置”, 加强受众对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认可度。丁柏铨认为, 受众对媒体舆论引导的认可度涉及受众对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各项指标的评价, 其中的一项指标就是“所设置的议题和议程”。从前文的分析来看, 网络受众由于表达方式的多元化、自主化, 一般情况下网上舆论散落于新闻跟帖、个人博客、微博客、BBS、虚拟社群, 受众关注的问题也不容易集中。而“大众传媒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位置, 可直接形成新闻舆论以影响社会舆论”。因此, 媒体巧妙地设置议题吸引受众的关注, 有利于加强受众对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认可度, 继而引领舆论的正向发展。
巧妙进行议题设置的关键在于寻找议题与受众诉求的叠合度。前文提到, 受众当下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益, 因此议题设置应当在这方面多下工夫。《温州日报》嫁接新媒体元素, 于2007年9月推出党报新闻评论专栏“六好博客”, 在议题设置上很有特色。专栏每周两期, 均在要闻版固定位置刊发及在温州新闻网的“六好博客”栏目同步发表。2009年温州市两会期间, “六好博客”直接通过温州新闻网的网络博客, 面向温州网民征集选题, 收到了很多网民留下来的言论反馈。从这些言论中, 《温州日报》很好地了解到受众的关注点所在, 这些关注点也成为党报两会评论的主要议题。比如, 有网友对两会市民座谈会上的政府部门缺席现象感到不满, 在博客留言板中表达了这种情绪。“六好博客”带着问题去采访, 并刊发了话锋犀利的《我们的意见讲给谁听?》博文。 (5) 这种利用新媒体平台与受众互动寻找既符合舆论引导的需要, 又符合受众权益的“议题”是值得借鉴的。
政府主动发布信息, 有效疏导受众情绪。由于网络聚焦受众注意力迅捷, 因此在焦点事件发生过程中, 往往会因为媒体缺位造成“信息传播偏颇和有效信息遮蔽”, 进而导致公众情绪失控, 因此与受众进行良好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
政府要联姻主流媒体, 第一时间真实、准确地发布信息。主流媒体发布信息具有权威性, 在受众心目中的可信度高。政府作为处理焦点事件或社会问题的主体, 在处理过程中必然要了解事件的起因, 统筹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处理状况, 它了解的信息最多、最全、最真实, 这是街谈巷议、网上流传的小道消息无法比拟的。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把了解到的信息秉承真实、准确的原则及时通过主流媒体发布出去。如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提到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2个小时, 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 当天连开3场, 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 6月6日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 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第五场发布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 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这样的信息发布使得民众的过激情绪得到淡化和疏导, 事件得以平稳解决。 (本文为2009年陕西省社会
参考文献
[1]刘祖云:《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53页。
[2][3]张春林:《当代中国传媒的受众策略——以受众身份为圆心进行探究》,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45页, 第150页。
[4]雷跃捷、唐远清:《论如何建立健全舆论引导工作格局和工作机制》, 《现代传播》, 2007 (4) 。
社会舆论引导 篇8
所谓的“政治沟通”有多种理论解释, 一种是指代“政治秩序”, 比如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形式, 强调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结合:人民民主与广泛的政治参与, 党在总揽全局基础上的政治集中与协调各方利益;另一种解释是指舆论中的政治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不同政治主体之间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开展政治信息的交流、传递和分享的过程。“政治沟通”从理论的成熟向实践的转化依然步履蹒跚, 这里边不仅有敏感议题不敢触碰的忧惧, 也有意识不到位的缺憾。
随着网络的普及, 社会公共事件频繁进入公众视野, 舆论场中众声喧哗, 舆论场外硝烟弥漫。网络、手机、ipad等信息终端的不断出现以及“微博”的横空出世, 已然让舆论实现了向“生活新闻化”的重大转向, 每个人都成了新闻制造者、传播者……这一切似乎也昭示着舆论领域正进入一个始料未及的高潮阶段。要应该认识到, 当下的舆论场不仅是一个舆论的信息场、意见场, 还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关系场、思维场, 更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意识工作的信仰场、信任场和信心场。由此可见, “政治沟通”在当前舆论治理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战略意义。
社会重大事件的舆论场是一面镜子。时下, 社会重大事件无疑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 对重大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也是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2012年大事频发:“党的十八大盛会”、“北京暴雨”、“伦敦奥运会”、“钓鱼岛问题”……国家荣誉、社会矛盾、利益诉求、话语分裂、社会偏见、网民围观, 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 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 无不在舆论场中一一毕现。在社会重大事件舆论引导的惯性工作格局中, 正是由于我们对“政治沟通”环节的忽略, 网络“质疑”声浪平息后的诸多症结难以消弭, 比如党的执政形象的贬损, 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等等。
新形势和新环境下, 网络媒介不仅已然成为公众参政议政、行使其政治权利的新平台, 也成为党和政府公开政务信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网络触角的不断延伸为我们加强舆论治理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可能, 更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的传播拓展了无限空间, 这一切都要靠扎实的“政治沟通”来实现。那么, 如何善用新媒体渠道进行政治沟通, 如何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显然需要结合当下社会背景、舆论环境来选择。
不能否认, 我们在大事件舆论引导工作中存在很多缺失, 单从“政治沟通”的角度讲, 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拘于“就事论事”解释性, 而缺乏政治沟通的主动策划意识, 比如忽视事件中的民意诉求, 盲目躲避媒体, 以及“线上线下两层皮”现象;二是注重舆论主阵地而忽视其他媒介触角的延伸, 比如政务微博中普遍存在的“僵尸微博”、“帮闲微博”、“刷屏微博”、“应景微博”;三是要借助舆论事件辐射面, 全面开展政治沟通工作, 加强科学管理, 弥合交流鸿沟, 了解社情民意、传播价值理念;四是僵化的“官方话语模式”, 不仅无法取信于民, 还造成了政治沟通的反向效果, 造成了现实中主流与民间两个“话语舆论场”的割裂。改文风、转作风, 从摈弃假大空的官话套话, 转向短、实、新的文风, 迫在当前。
加强都市报社会新闻的舆论引导 篇9
一、社会新闻的几个发展阶段
社会新闻在建国后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 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日报盛行, 党报一统天下, 仅有的几份晚报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日报的新闻都以时政新闻为主, 社会新闻被长期压抑。1958年“反右”斗争之后, 报纸完全成了政治斗争的传声筒, 社会新闻更是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晚报盛行, 《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晚报相继复刊。到1992年5月, 全国晚报已发展到48家, [1]由于晚报与日报的分工不同, 写作手法也不像日报那么严肃。这一时期社会新闻开始在报纸上有所反映, 但它仍只是晚报新闻的一个补充。
第三阶段:1995年1月1日, 我国第一份以“市民生活报”为定位的都市报《华西都市报》的创办开启了我国都市报的时代, 该报在筹办之初就把社会新闻作为重头戏来谋划, 并由此完成了社会新闻从报纸“配角”到“主角”的过渡。
二、社会新闻存在的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都市报红火以来, 社会新闻的地位随之提高, 但是与地位提高同步媒体对社会新闻的报道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一、黄色新闻泛滥。随着社会新闻的增多, 它的报道范围不断扩大, 尤其是当社会新闻与文化娱乐新闻、体育新闻、突发事件、负面新闻相交叉时, 易产生黄色新闻。这些充斥着色情暴力、凶杀绑架、卖淫嫖娼的社会新闻被报纸当作卖点, 甚至有些报纸在头版就以刺激性强的大标题烘托气氛, 来吸引眼球。而媒体投资者和内容制作者“他们把社会新闻当成扩大发行量的砝码, 把吸引读者、寻找卖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社会新闻身上, 为了吸引读者甚至不惜让社会新闻这个女儿去卖笑为娼”。[2]
二、负面新闻增多。在大多新闻从业人员中往往把负面新闻看作是社会新闻的代名词, 无意中缩小了社会新闻的范围。都市类报纸对负面社会新闻的过多报道, 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个充满动荡、欺骗的社会环境的假象, 使读者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不安, 这些不加分析和选择的负面社会新闻弱化了社会新闻的导向作用。这样长期的固定程式化的报道使读者仅满足于感官的刺激, 并不进行深入思考, 新闻也就无从实现舆论导向正确的目的。
三、同质化现象严重。纵观今天的报纸, 同一则新闻, 标题换个字眼, 照片换个角度, 就堂而皇之地凑满了版。更有甚者, 一个城市的日报、晨报和晚报的社会新闻从内容到形式基本大同小异, 许多读者都反映看一家的报纸就不用看其他报纸了。这样报纸的多样性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三、社会新闻要重视舆论导向及解决方法
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以社会新闻为主的都市报也要坚持政治家办报, 弘扬时代的主旋律, 也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这些既是都市报打造主流媒体的要求, 也是社会新闻发展的自身要求, 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变报道视角。所谓“好奇之心, 人皆有之”, 但是报纸对大众的这种猎奇心理的迎合无疑是对报纸功能的一种扭曲。报纸不能为了追求“卖点”, 就过分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 颠倒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位置, 这样不仅降低了报纸的品位, 更给读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都市报要改变对社会新闻的报道视角, 避免对社会新闻中的暴力信息和色情部分进行大肆渲染。
二、加强服务功能。针对社会新闻负面报道大量出现的情况报纸应该转变报道思维, 变对读者毫无利益的负面新闻为提供服务性信息来满足读者需要。其实一些都市报的社会新闻最初在为百姓“排忧解难”方面也体现了一定的服务功能, 但是后来的发展使许多都市报的社会新闻偏离了它应有的方向, 走向了庸俗猎奇, 从而远离了服务功能。现在都市报社会新闻应该做细、做透, 成为实用的社会新闻, 为读者提供实用的信息。
三、强化深度报道和批评报道。社会新闻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新闻的表面报道和场面描写, 要加强社会新闻的深度报道, 尤其是对正面新闻的深度报道。《燕赵都市报》曾经针对邢台的一起拐卖儿童案进行追踪报道, 几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此系列报道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也提升了报纸的信誉。可见做好社会新闻也是提高报纸参与市场竞争的利器之一。
批评报道同深度报道一样, 也是提升社会新闻质量的渠道之一,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就指出:“要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 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3]而且,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务公开的全面推行以及电子政府的逐步完善, 舆论监督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批评报道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形式, 也必然会有大的发展。
现在一些都市报已经不满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 打造主流媒体正成为许多都市报的奋斗目标。当初作为吸引读者, 开拓报纸销路, 为报纸做出巨大贡献的社会新闻现在成为阻碍报纸发展的巨大障碍, 所以社会新闻改革势在必行, 提高社会新闻的舆论引导作用无疑是一个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三卷)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
[2]刘庆传.晚报、都市报社会新闻弊病探因.新闻知识, 2000〈9〉
社会转型期行为舆论的发生与引导 篇10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 我国工业城镇化的步伐日益加快, 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 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不断分化, 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与此同时, 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矛盾日趋激烈, 社会冲突频繁发生, 并且逐渐呈现出群体化倾向。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的《变革社会中的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以下理论模型, 可用来解释当下转型中国的问题。图1中的横轴表示社会变迁的速率, 纵轴表示制度变化的速率, 中间斜率为45度的直线表示社会变迁的速率与制度变化的速率相等, 是指所有的社会变迁都被适当制度化了, 因而不会产生社会运动。45度线上方的曲线说明制度变化快, 社会变迁慢, 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社会;45度线下方的曲线说明社会变迁快而制度跟不上。亨廷顿认为, 处在这种境况下的社会最容易产生社会运动和革命。 (1)
用上述模型解释中国当前社会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可以看出, 中国当下日益严峻的风险形势与社会变迁的制度化进程不匹配有关。这种不匹配主要是指一种功能性的不匹配, 主要表现为制度性的缺失。
在社会变迁和改革的过程中, 强势阶层为了维护或扩张其既得利益, 直接或间接地借助公权力干预利益分配, 使社会怨恨迅速积蓄。由于正式的利益表达渠道在制度化方面存在种种缺陷, 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正式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迫使弱势群体对利益表达渠道表示怀疑甚至否定, 转而寻求其他表达方式, 比如借助媒体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抗议、集体上访、非正式地组织对抗等艰难而危险的方式。“弱势阶层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因梗阻而淤塞失灵, 这就是今天中国频发突发性事件的社会情境。” (2)
二、突发事件对行为舆论产生的影响
(一) 行为舆论的概念以及发生原因
喻国明在1993年按照有关舆论的定义, 即舆论是规模公众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 将舆论分为三种基本的存在形态: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潜舆论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没有公开表达的信念, 二是知觉到而又不易确切捕捉到的公众情绪。显舆论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相当数量的公众, 以各种公开的形式表达的对舆论客体的态度, 它或是由外界刺激直接引起, 或者是由情绪型潜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转化而来。行为舆论是指主要以行为的方式表达的舆论, 这种情形中通常还会夹杂着语言和文字的意见表达, 严格说是一种综合型的舆论。
陈力丹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行为舆论是社会集合行为中的一类, 它与其他社会行为的主要区别, 在于行为舆论的目的是为了观念的传播或情绪的发泄。 (3) 因此我们可以借用社会学家斯梅尔塞 (Smelsser, N) 提出的“集合行为加值理论”来解释行为舆论发生的原因。
如图2所示, 发生行为舆论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 (1) 社会结构的诱发。同传统社会相比, 现代社会更容易出现时髦行为的舆论。 (2) 社会内部出现的结构性怨恨和紧张感。在社会出现较大结构性变革的时期, 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张力。结构性怨恨是由社会结构变迁引发的怨念、剥夺感或压迫感, 是各种价值、规范间相克而引发冲突造成对立的行为舆论。 (3) 概化信念的产生, 某些一般化了的信念得到发展和普及。 (4) 诱导性事件出现, 契机要素的引发。 (5) 对行为参与者的有效动员, 其中舆论领袖的作用甚为重要。 (6) 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 结构性怨恨和紧张感尤为容易产生。某些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变动和相伴随的利益损害、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的非法利益僭取, 以及制度缺失或制度失效而引发的系列问题, 如环境恶化、社会失信等, 这些都是引发社会原生怨恨的根源。与此同时, 权力机关及其执行部门或其成员在处理和消减原生怨恨中所表现出的失当、不力或无能, 使得公众和受害者对怨恨处理的前景持暗淡预期, 最终导致权力机关失去公信力和合法性, 由此产生出次级怨恨来。结构性怨恨的累积使得一旦出现诱导性事件, 大规模的行为舆论的爆发便成为可能, 并且舆论程度强, 影响范围广。
但值得注意的是, 斯梅塞尔所讲的社会集合行为, 大多有一定的组织性, 而且属于凸显性的社会行为, 有的可能代表了公众意见而属于行为舆论, 有的可能并不代表舆论, 是按组织系统安排的, 但表现形式上基本相同。 (1)
(二) 突发性事件的“诱导”、“放大”作用激化舆论事件
突发性事件会打破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 分散的注意力迅速聚集于一个焦点, 诱致人们的强烈关注, 引致舆论场域的产生。与此同时, 突发事件由于事发突然、不确定性大以及可能存在较高风险度, 使得其对个人的风险感知产生很大冲击, 影响个人对风险的客观认识, 产生放大效应, 造成群体态度和情绪的扭曲。
此时, 原先的个体因有突发事件这一公共目标的聚集、吸引而聚合成为群体。聚集成群的人们在公共事件制造出来的集体情境中, 感情和思想容易转向同一个方向, 自觉性消失, 情绪、思想容易相互传染, 从而形成庞勒所说的“集体心理”。庞勒认为在集体心理聚集下的人们都是“乌合之众”, 他们会形成一种暂时的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产生极大的聚合、吸附效应, 容易进入一种非理性状态, 出现群体思维。
由此可见, 群体性突发事件容易成为“诱导性事件”, 作为契机要素引发行为的舆论事件。当前中国由于社会转型又正处于突发事件的高发期, 多种诱发因素连环作用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 社会风险度空前加大。如果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 那么这些事件可能转化为“放大型”事件, 以至于无法控制 (失控) 或者系统的崩溃。 (2) 这种舆论的放大效应, 会造成突发性事件与舆论事件的叠加反应, 在社会舆论燃点很低的环境下, 有可能引爆成巨大的舆论事件。
三、行为舆论的引导
行为舆论的表达意见强度通常比其他形态的舆论更强。如果这种舆论属于正面, 则可能比观念性舆论更能直接促进对社会的良性整合;如果属于敌意暴露行为、恐慌疯狂行为, 对于社会的稳定也会产生比其他舆论形态更直接的影响。因此, 对于行为舆论要加以积极的引导。
(一) 建立健全相关社会制度
行为舆论的发生与社会变迁、社会结构、不同群体利益分配等各种复杂的要素相关, 要抑制负面行为舆论的发生, 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改善滋生其出现的土壤。社会的迅速变迁与制度化滞后之间矛盾需要解决, 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制度设计急需调整。
具体来说, 弱势群体正式的利益表达渠道需要进一步畅通。弱势群体的声音被听到、要求被了解, 才有可能促成对话的形成及问题的解决。在完善信访制度、疏通群众表情达意渠道的同时辅以开通热线、开辟专栏等方式, 能够预防某些恶性行为舆论的产生, 而对意见领袖的访谈、专家访谈等舆论引导的方法也能引导行为舆论的走向, 将行为舆论引向积极的一面。目前, 公众反映渠道中最重要的媒体就是网络, 网络成为公众自由发表意见的场所, 也是大众媒体新闻线索和素材的来源之一, 更是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
(二) 设置议程, 扶植正面行为以抑制负面行为
由于公众的信念、利益等各方面的差异, 一般存在多种行为舆论, 这就给媒体扶植正面行为以抑制负面行为从而引向积极的行为舆论提供了可能性。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选择性地报道行为舆论, 放大正面的行为舆论, 缩小负面的行为舆论。
引导行为舆论, 总体上应当以正面示范为主。媒介需要专注那些有助于社会文明的社会运动, 鼓励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群体倡议以及伴随的社会活动。这方面造成的“从众”局面可以抑制负面行为舆论的产生。在扶正抑负的过程中, 尤其要利用专家、学者等意见领袖的权威性的优势, 从各种角度深入分析舆论客体, 同时提出解决的方案, 这样可以引导行为舆论的健康发展。
摘要：当今我国社会进入社会转型期, 社会转型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深度变革, 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社会的迅速变迁与制度化完善滞后之间的矛盾使得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频发。此类事件与舆论风险存在一定相关性, 容易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并容易引发人们的认知偏差, 产生放大效应, 造成群体态度和情绪的扭曲, 从而产生意见表达强度最强的舆论形式——行为舆论。了解社会转型期行为舆论的发生原因及机制, 认识其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将有益于对行为舆论的正面引导, 完善社会制度建设。
关键词：社会转型,集体行为,行为舆论,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
注释
11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 《社会学研究》, 2005年第1期。
22 曾鹏, 戴利朝、罗观翠:《在集体抗议的背后, 论中国转型期冲突性集体行动的社会情境》, 《当代中国研究》, 2006年第2期。
33 陈力丹:《舆论学, 舆论导向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90页。
41 陈力丹:《舆论学, 舆论导向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