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合之众》看中国的社会理性

关键词： 总体经济 人均收入 分组 中国

从《乌合之众》看中国的社会理性（精选7篇）

篇1：从《乌合之众》看中国的社会理性

从《乌合之众》看中国的社会理性

【摘要】近年来中国整个社会表现出了很多不理性的事件，反应中国在社会层面上的不理性状态，这种状态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按照《乌合之众》中的观点，这种不理性和群体本身的性质有着很大的联系，而群体本身的特性基本受民族特性的控制。中国社会的绝对平均思想是引起中国社会如今不理性的最重要原因。

【关键字】社会理性群体民族

这个学期的毛概课，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我的课堂展示做的裸官专题，使我对于中国的官员制度现状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我在课后阅读了《凯歌行进的时期》和《大**的年代》，加深了对于建国阶段中国历史的认识；最后在诸多同学的推荐下，为了寻找中国各种群体性时间的深层次原因，我翻阅了勒庞的《乌合之众》。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开始学着理性地思考中国的社会将何去何从。

我的管理学老师曾经说过，中国社会现在需要社会理性。日本核电站泄漏之后，中国大地，抢盐成风；中国和法国发生政治纠纷时民众纷纷抵制家乐福，**一过，一切照常；而更严重的是各种仇富心理，国人见到富人就认为其必然发家自不义之财。这种理性的缺乏不仅仅发生在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即使是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也可以看到这种不理性的心理。前段时间发生的南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被杀事件，在第一时间的报道中，相比于两名同学不幸被杀，国内很多媒体把更多的焦点放在了这两名同学所驾驶的宝马车，造成人们极容易地误解这两名同学是富家子弟或者官宦子弟，网上的骂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发出了死不足惜的言论。虽然后来一些媒体i作出了一些解释，但是其对中国社会的不理性反映的淋漓尽致。即使这两名同学真的开的是最新系列的宝马车，难道他们就理应遭此横祸；即使这两名同学真的是富二代，难道他们就应该被枪杀？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只能为之感到惋惜。

其实不仅仅是媒体，即使是有一些相当官方正式的场合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不理性的事件，跃进文革暂且不说，2012年的两会，很多提案就得到了“雷人”之名。比如有代表提案让盗贼去沙漠治沙，发行千元面值人民币刺激消费，用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ii。难道发行千元面值的人民币就可以刺激消费，那为什么我们不印制一万元面值的人民币？显然这些提案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而这种十分不理性提案，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提案人个人一时的糊涂。这些代表都是从全国各地选举获得的，理应代表中国社会对于中国思考最为充分的群体，但是每次两会，总会出现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雷提案”。追根究底还是中国整个社会层面缺乏足够的理性支撑，这样，当这些代表在提案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把平时生活中的一些不理性因素反应在提案之中。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最为世界上仅存的文明古国，已有泱泱5000年历史，为何依然会如此不理性？一直以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很多的答案，比如贫富差距使很多人的理想和现实严重脱节，比如中国社会有很多潜规则，发生任何事件大家就联想其中是否有潜规则在作用。但是在看完了《乌合之众》这本书之后，我有了新的想法，或许，问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

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群体。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藏动机的结果。iii这就是这本书最基本的理念。在我们个体的单独活动中，我们会因为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比较理性地处理和分析问题。但是，当许多人凑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的时候，这些约束不存在了，群体就以一种原始人似的方式存在着，冲动、急躁、缺乏理性。还好，即使是原始人，也拥有自己的习惯，所以，一个群体的最终会做些什么，只有一个因素可以影响，那就是民族。除此之外，法律、道德、契约，一切都不复存在。

当我们站在影响群体的唯一因素只有民族这个前提之下，再去看中国社会不理性现状，或许就可以看到一丝端倪。中国社会的不理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往往纠结着公平与平均的思想。简而言之，大多数中国人不管过程如何，希望获得比别人更好的结果，至少自己的结果不能比别人差。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公司中，如果甲看到乙的薪水比自己高一些，即使乙比甲要做的辛苦得多，甲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感到不公平。中国自古以来认为天下一统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从不饱暖”的朴实的类似共产主义的构想曾吸引了无数农民为之奋不顾身。但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不会去管过程如何，它只关心最终的结果怎样。就像我们的科研不会认为证明一条

路走不通是一个成果一样。因此，当大家知道有两位同学被枪杀在宝马车里面里之后，第一个反应不是惋惜和震惊，而是对于两名学生就能开得起宝马车的愤慨。很多人表示出这种愤慨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事实上真的是不公么？那些富起来的人，有很多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智慧和勤劳打拼出来的，那些整日坐在电脑前面的宅男宅女们有什么资格谴责这些富人。

但是群体不会管这些。勒庞认为，群体只有本能的功能，他们只能接受最形象而直观的印象，不可能进行任何理性思考。因此，无论那些富人们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还是偷盗抢骗得来的，对于群体来说都是一样的，富他们是富人是唯一的特征，而我比他们穷，这就是不公平。于是，在中国历来的平均主义思想和群体非理性的交织之下，仇富产生了。但这还只是开始，当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群体是只能接受最直观的印象的，还是以上面留学生被枪杀时间为例，人们只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于是，他们看到了宝马车。当只有一两个个体的时候，或许这并没有什么，这个个体会立刻转向理性的思考整个枪杀案件，但是群体不行，群体没有任何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们的思维在看到宝马车三个字之后就已经截止了，于是，各种愤慨声音呼啸而出，即使开始的时候有那么少数人能够保持理性，但是在群体的包围之下，他们立刻就是投向群体的怀抱。其实，上面两个环节是融合在一起的，仇富心理的形成是群体表现的间接因素，因为他们长时间的存在社会之中，以至于我们对他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人会从群体的角度去思考它，留学生被枪杀是直接因素，群体的非理性表现出来之后就体现在中国整个社会的不理性。

上面是用勒庞的理论分析留学生被杀的这个事件，中国的其它的非理性群体事件都可以用类似的理论来进行解释。比如文革，在群体的鼓动之下，整个社会已经无视规则的存在，人们只能用自己的本能看到最表面的东西，这个时候，讲道理无疑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再比如日本核电站时中国的抢盐事件，现在，即使是一个普通市民看起来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是在群体的大环境之下，中国人这么容易就被忽悠了。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有多差，丧失理性是所有人类组成的群体的共性，只是中国人因为对于绝对公平的向往和对自己落后于人的恐惧，这种群体性的非理性更容易发生而已。

可是，我们怎么走出因为群体的劣根造成的非理性的泥潭呢？很多人会说，教育。可是，教育应该是不可行的，优秀的教育只能在很有限度的范围之内改变这种非理性的状态。记得曾经看到CC98一个一日十大热帖批判浙大的大类招生制度，他的论据就是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一些人并没有因为这一年的大类招生获得更好的发展，获得了下面很多回帖人的支持。浙大的同学最起码应该在智商和理性思考上是过得了关的，可是这位同学的论据充分么，难道仅仅从几个人的发展角度就可以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么，难道不应该有更加理性而长远地分析么？退一步而论，那些发展地很好的同学又怎么解释？那些在其它没有大类招生的学校发展地不好的人又怎么解释？教育在改变人的智商和专业知识方面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在一般性问题上，当面对群体的时候，教育显得十分地吃力。

其实，对于群体非理性的治疗，只要群体依然存在，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比较好的方法，仅有的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利用群体的非理性来攻击群体的非理性，让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在比最幼稚更幼稚的逻辑错误面前恍然醒悟，把自己从群体的非理性中解脱出来。进来在网上比较流行的钓鱼贴或许就是这个目的。但是，群体的智商是非常之低的，想把每个个体的理性唤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只有经历过几百年的民族进化之后，这种情况才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观。

勒庞的观点我并不全部赞成，但是用群体的性质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却是一个新的角度，虽然从这个角度看来，中国的非理性是无可救药的。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不断完善社会的制度与公平，一方面让每个人心中的不公平的愤懑渐少一点，一方面让每一个人在讨论社会一般性问题的时候，多一些独立，那么群体的非理性一定会好很多。

i两中国留学生在洛杉矶被枪杀死于宝马车内，http://news.qq.com/a/20120412/000133.htm ii全国两会：盘点2012两会的雷人提案，iii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7页

篇2：从《乌合之众》看中国的社会理性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一个知名企业如果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是不可能聚集社会上优秀人才与其共同奋斗的。

企业文化看得见吗？

凡企业都有文化，有文化必表露无遗。或先进，或落后；或活跃，或僵滞；或新意盎然，或陈词滥调。犹如一切事物都有其特有的规律，文化也不例外。要办好企业，必须研究文化，而认识文化的定则，正是为了提升企业的品位，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将企业比作人，那么所谓“表露无遗”，说的是一个人的内涵，他的角膜、骨髓、血液、内分泌、神经之类的状况，以及他的气质、追求、习惯、情操、意志、能力等，必定会在这个人的谈吐、处事、活动、反应中如实地体现出来，无法做作，无法掩饰。这种内在的物质和精神的外化，就表现为文化。企业也如此。一个企业的文化层次，照样可以从它的外部表现看得清清楚楚。企业文化如何由表及里？

一般说，人们对一个企业内在的文化涵养，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确定的：首先是它的目标定位。那个企业究竟是在从事一番事业，还是只为了捞钱？是在不断提高服务素质中合理地持续赚钱，还是一锤子买卖？在整体上，企业家只有为了事业，才能脚踏实地、眼光远大、摒弃幻想、崇尚诚信，从而也才可能把企业真正办好。反之也是很明显的。

其次是它的跟进措施。定什么制度？用什么人？产权清晰吗？管理科学吗？提倡学习吗？信息畅通吗？变革及时吗？与时俱进吗？

再次是它的员工状况。看叶知树，树干和树根的生命力完全可以从树叶的状况看得一清二楚。员工的工作效率怎么样？精神振作吗？抢着做事吗？多快好省吗？乐于服务吗？居安思危吗？说到做到吗？在差错面前敢于承担责任、检讨自己吗？互相配合和谐吗？勇于创新吗？勤于学习吗？能不断自我超越吗？习惯于只按指示做事吗？热衷于拉关系、吃回扣吗？等等。

企业文化有哪三个定则？

“内决定外，由外可知内”，这就是企业文化的第一定则。

这里自然产生一个问题：难道不可以对企业适当打扮包装一下？当然可以。一定的打扮包装会促使内在因素的活化，但打扮包装是需要基础的。很自信的成功企业，它的广告只有标识和非常凝练的语言，决不会成天高喊什么“天下第一”。而有的企业，内部斗争激烈，谈不上有什么活力，但在其宣传画册上却是大量喻意团结拼搏之类的文字和图片。有的企业虚弱得连发工资都困难，却仍在鼓吹如何富有。有的企业专门雇人写文章，经常用很美的词句去掩盖其内部的难堪和糟糕。所有这些常见的事实，说明打扮包装有很大的市场。当然企业的难堪要做两种区别：究竟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所造成的、但终究能克服的暂时困难，还是由于内在的脆弱所带来的难以解决的本质缺陷？究竟是为了暂时遮人耳目，还是为了自欺欺人？如果是后者，只能说那个企业是在下决心为世人制造笑料。办企业的人若不在内部条理上下功夫，而企图通过涂脂抹粉使自己变得神采奕奕，即使能换来一时的廉价喝彩，早晚也要露马脚的。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那些贴在门上、写在墙上、印在纸上、说在嘴上的豪言壮语都是真的。“企业文化不是贴上去的，也是贴不上去的”，这是第二定则。

人皆尽知，企业文化往往表现为企业员工的素质。但员工的状况，整体上取决于第一把手。什么人喜欢什么人，完全不符合第一把手要求的员工在企业中一般是呆不下去的。实际上，所谓企业文化，指的就是这企业的第一把手按其目标所推崇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架构、规章制度、用人标准、办事路径、环境设计等要素。第一把手的志趣爱好、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处世原则，对这个企业文化特色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企业中能对企业生活、企业行为、企业形象、企业目标起导向作用的，归根到底，是企业的第一把手。第一把手想得明白或不阻挠的事，往往能得以贯彻；反之，只要第一把手有所抵触，别人再努力也白搭。很多研究企业文化的人，总是从研究第一把手的为人开始，是很有道理的。这样，问题就可以主要归结为第一把手本身的修炼。

而所谓修炼，首先是指在企业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同行严峻的竞争中，对形势、对环境、对员工和对自我的正确认识与总结。第一把手的进步主要依靠自己的学习，在交换中学、在比较中学、反复地学，以求做到知理、知人、知时、知法、知运。要相信，只要耻于落后，不甘心失败，他们总会接受新事物并因此提高文化素质的。因为他们毕竟希望自己的企业向前进。当然，如果他们固步自封、不思进步、刚愎自用、玩世不恭，企业的衰落乃至消亡也就很难避免。企业界大量沉浮之事，最终都可归结为第一把手的文化定位。所以，“企业的文化总是深深打着第一把手的个性烙印”，是为企业文化的第三定则。

企业之间的角逐，当然表现为经济实力之争。但从长远看，是什么力量造成企业的兴衰并促使彼此经济实力发生转化？回答只有一个：文化。在中国做事，无疑要懂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之所在。问题是我们正走向世界范围的角逐，一个中国文化，够吗？有人甚至抱着糟粕当经典，什么“照顾哲学”、“面子政策”、“打点”开路、瞒骗之道„„很是可悲。应该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还需要津津乐道企业文化，实在是因为人类先进文化在我们的一些企业中，依然相当稀缺。我们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很多企业都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从不规范的环境中去捞取好处，以“钱化”去取代文化。据媒体报道：九成上市公司老板都不诚实。不少企业家的内心，甚至说不清楚什么叫规范。而在西方企业界，“企业文化”这个词几乎鲜为人知。他们那里当然也常有不规范行为，仍有一个文化定位问题，但普遍意义上的先进文化，在全社会也包括企业界已经渗透得很深很深了。由此，不妨说，今天我们研究“企业文化”正是为了明日淡化乃至消失“企业文化”的提法。因为，它是不言而喻的事。

由海尔文化看企业文化国际化。海尔集团作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企业集团，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对统一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使集团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尔文化。海尔自创业初期，就高扬企业文化的大旗，不断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最大限度地给每一位员工提供一个创新的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海尔精神，通过树立员工的敬业报国价值观，并将之体现到企业制度中，反映到员工的工作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应付事变的方式等企业作风中。海尔的经营理念是企业现代化、市场全球化和经营规模化，反映了时代要求和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海尔精神。

海尔文化的成功为我国企业文化走向国际化树立了典范，加入WTO后的中国企业将如何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缔造自己的企业文化，使自己的企业文化和我们的国家一起加入 W TO呢？第一，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绝不能动摇。第二，因地制宜地促进企业文化多元发展。第三，企业家的自我升级。第四，提升“以人为

本”的企业文化竞争力。第五，企业品牌竞争力的文化创新。

从富士康跳楼门事件看企业文化深层变革的必要。在当今知名企业中，员工死亡事件非富士康公司独有，只不过富士康集中了“13连跳”，并曝光于世。对于近年来知名企业经常出现类似问题，不可不唤醒人们对企业文化的思考，因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在其文化思维引导下的行为，文化思维出现问题，便给企业发展带来诸多的困惑。

中国工业化经济崛起的速度是世间罕见的，文化的转型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然而经济与文化的共进并非可以用齿轮来组合，机械的动力代替不了人的动力，强调快速工业化，企业中的人便失去了平衡，企业发展的环境便会在繁荣的金字塔里，从内部坍塌，成为繁荣的悲剧。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不是孤立的，必然与其企业文化出了问题有关。富士康的事件不仅是其自身的问题，也包含着社会性问题，许多企业也面对着与富士康同样的危机，因此企业家们务必要头脑清醒起来，认同文化上的危机存在，并且尽早地将文化危机排解，并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文化，在企业文化变革中寻求灵魂的净化，寻求企业更加纯真的凝聚力。

对于员工来说，要学会在现实与梦想发生巨大差距时调整心理状态，摆正态度，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以踏踏实实的工作来实现心中所愿，不断努力，不断超越，碰到挫折和失败绝不以轻生的方式表达不满和失意。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意志坚强、百折不饶的人才可能成为胜者，逃避的行为只能显示个人的胆怯和懦弱。

对于企业来说，文化管理和制度管理是同等重要的，良好的企业文化不是口号和美丽的辞藻，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员工是企业的财富，关爱员工就是关心企业本身，追逐利润固然重要，但没有忠诚于企业的员工作为支撑，企业的发展也将在竞争中化为泡影。企业文化的落地与否，关系到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强弱。

对于政府来说，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为指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主体的调控职能不是一句空话。企业的和谐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因而也是政府应当关注的重要方面，对企业是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员工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等的监督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因此，对于一个走国际化道路的企业来讲，要想使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国际上找到市场，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包括技术、人才、品牌知名度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困难，而要让异国他乡的顾客也认可你的品牌，首先你就必须让他们先认可你的企业和品牌文化，所以把以企业和品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企业文化推向国际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篇3：从《白蛇传》看中国的蛇文化

在早期的白蛇故事雏形中, 白蛇还具有很强的妖性, 她对人类存在巨大的威胁性, 在宋代李昉的《太平广记》中就有人与白蛇同居后暴毙而亡的故事。此后, 在《清平山堂话本》中出现的《西湖三塔记》也提及了白蛇捉人、害人的故事情节。这些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图腾文化、精怪文化、异类变形和人蛇结合的古老的民俗信仰。这种图腾信仰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的华夏民族文化部份, 我们的始祖——伏羲氏与女娲氏, 在《路史·后记》引《宝椟记》中所记:“天帝的女儿, 在华胥之渊游玩, 感蛇而孕, 经过十二年生下了伏羲。”此后又生下女娲, 这两位人类的祖先都是以人头蛇身的形象出现的, 而伏羲女娲结合繁衍出人类, 这等于默认了华夏民族是蛇的后代。此后, 在氏族社会中, 有不少部落与蛇关系密切, 当时的人类可能由于生产力低下, 无法捕捉到神出鬼没的蛇类, 也无法抵抗它们出其不意的攻击, 于是认为蛇具有主宰生命的力量, 加之蛇旺盛的繁殖能力, 让原始社会中的人类望尘莫及, 因此有不少部落将蛇奉为图腾来崇拜, 这对此后龙图腾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家都知道, 作为中华民族独特象征的蟠龙是集合了多种动物的原型, 再经想象加工而成的, 龙身的主体即是蛇, 而龙毕竟是不存在的事物, 所以民间也多将蛇来取代龙, 蛇也被称之为地龙。这些都说明, 蛇在中华千年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通过《白蛇传》故事的发展, 我们不难发现, 随着历史的发展蛇的形象化也在不断地演变。由于自然界的蛇色彩斑斓、柔若无骨, 体态优美、扭动起来更显妩媚, 又生活在改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 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这些都像极了女子的形象, 于是蛇常常依附在女子身上, 体现其不同时期的内涵。在原始社会中, 虽然伏羲、女娲共同以蛇的形象出现, 但女娲炼五彩石补天, 擒妖伏魔, 平息洪水等各种功绩的传说更加深入人心。最主要的是, 女娲用黄土造人的过程中, 伏羲并没有参与。从这些传说中可以看初出, 原始部落中, 保卫家园, 繁衍后代这两项最主要的责任都是由女性来完成。这不难想象在当时的母系社会中, 女性的地位是崇高的, 因此, 用蛇作为图腾也是对女性地位、权力的象征。此后,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人类由零散的部落逐渐壮大起来, 慢慢开始出现城市、国家, 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医学也在不断进步, 人对蛇的攻击不再是束手无策, 但是, 所谓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人对蛇的恐惧感已经深入灵魂, 再加上蛇的神秘形象, 而此时人类的潜意识里已经形成了万物有灵论。终于, 华夏文化逐渐将其孕育成为害人的精怪, 穿梭在众多恐怖、怪异的传说故事中, 令人谈之色变。而此时的男性才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劳动力, 女性在社会上基本是没有地位可言的, 这些吃人的精怪形象也逐渐由可怕的变异的蛇形象转化为妖娆妩媚的女子来世间迷惑男子, 故事的情节也不再是蛇怪吃肉吐骨的原始血腥场面, 而是由修炼千百年的蛇精化作美女魅惑青年男子, 吸尽精气, 取其性命, 男子最后的死相都很恐怖, 有的是瞬间化为白骨, 有的是脑浆迸出, 有的是死后仅余一摊血水。如碰巧遇上云游的得道高僧或法力高强的道士, 收了蛇精, 那青年男子便有幸捡回条命来, 事后必对救命恩人千恩万谢一番, 从此不再贪图美色。故事中一味将蛇塑造成邪恶、荒淫、残忍的形象, 希望通过前后强烈地对比, 劝解青年男子不要色迷心窍以致丧失性命, 同时宣扬下佛法、道教可以救人出苦海。但效果却适得其反, 一场场的浪漫邂逅却反成为引人入胜的地方, 越是修炼时间久的蛇妖幻化出的女子越具有魅惑力, 追随她的男子总是前仆后继, 为得到蛇精的青睐献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 此后的蛇精故事中不仅仅只是描写情欲部份, 还逐渐增加了爱情, 蛇精的形象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 她的妖性越来越弱, 人性越来越多。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就塑造了一个痴情美丽的蛇妖形象, 只要与她相爱的青年男子真心对她, 她不仅不害人, 还对男子很好。如果没有和尚、道士去收她, 也不会大发妖性, 残害生灵, 这样的蛇精形象逐渐变得可爱起来, 故事也更加动人。而这些元素都在之后的《白蛇传》中都得以体现。此外, 中国人一直有着尚圆的思想, 美丽浪漫的爱情也应该有个圆满动人的结局, 所以邪恶的女蛇妖也渐渐转变为白素贞这样有情有义的善良女子, 到了清代方程培的传奇《雷峰塔》就将白素贞的妖气褪尽, 她善于治家, 运用自己的法力协助许仙开药铺救济众生, 她给了许仙不带丝毫杂质的爱, 即便是懦弱的许仙受法海的影响放弃了他们的爱情, 她还是勇敢地为爱而战, 她是可爱而可敬的。一直陪伴其左右的青蛇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道行不及白素贞, 有时候还会显现出妖性, 但她率真可爱也全无害人之心。然而原先带表正义、法制来捉妖的和尚、道士形象, 则集中体现在法海身上, 反倒成为代表冷血无情的法则的一方, 多管闲事又吃力不讨好。这些都在向我们昭示, 蛇已经从阴暗奸邪的形象转化为正面善良的形象, 同时也是蛇所代表的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

我们从《白蛇传》中还可以发现一些民俗文化的痕迹, 故事的矛盾激化是由于许仙听从法海的指示, 过端午节的时候, 在白素贞的酒中放了雄黄, 致使白蛇原形毕露, 终于使得一直犹豫的许仙相信了法海, 一意出家, 逼得白蛇水漫金山寺, 将故事推向高潮。端午之时, 正是蛇类开始活动频繁的时候喝雄黄酒就是为了避蛇虫鼠蚁, 作者在此巧妙地结合节日中的民俗习惯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同时也验证了蛇对现实中的人类影响的广泛性。其实,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习俗中还有许多是与蛇有关的。农历二月初二是“龙抬头”的日子, 这天百姓会剪纸龙、纸蛇贴在门、窗上。“二月二”是地气转暖, 蛇从冬眠中醒来的日子, 民间取吉利用龙将蛇代了。清明节时, 山西的百姓会做“蛇娃馍”, 馍上捏出盘绕的蛇, 祭墓之后, 孩子们绕着祖坟走一圈, 面对太阳, 把蛇头咬掉, 据说是为了“灭毒头, 免灾祸”。端午节除了喝雄黄酒之外, 还流行贴宝葫芦镇五毒的剪纸, 这五毒中就有蛇, 有些地方小孩子要穿绣着五毒的肚兜或者拿个小老虎, 都是为了去五毒。在民间, 除了图腾信仰, 精怪传说, 节日习俗, 还产生了许多关于蛇的成语、俗语。如:打草惊蛇、大泽龙蛇, 还有强龙不压地头蛇, 蛇盘兔, 辈辈富等。此外, 蛇是十二生肖中的一员, 它是第六个生肖, 也是最中间的一个, 其对应的时间是巳时, 也就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民间都认为这是个吉时, 也认为属蛇的人沉着冷静, 明晓事理, 天生智慧。由此也可以看出蛇在中过文化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篇4：从《乌合之众》看中国的社会理性

摘要：近几年来，毒奶粉、苏丹红、病死猪肉等新闻频频地出现在我国的各大新闻头条上，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这种类似问题的不断出现增加了我国社会所出现的风险性。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也正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映证了我国当前风险社会的存在。本文试图从贝克的风险社会的视角来解读当前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关键词：风险社会；中国；食品安全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体户都想要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有利位置，来分一杯羹。然而，许多黑心商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置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使用一些政府命令禁止的非法原料来加工商品，或者是生产出的食品卫生严重不达标，这都从根本上威胁了我国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因而，国家和政府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整治力度应不断加强。

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克认为，当代社会所特有的风险性质使之与传统的工业社会区别开来传统工业社会中虽然也存在风险，但这种风险是由社会本身的属性所造成的，与人类无关，并且这种风险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可以通过计算来统计出来的。而当代社会的风险则是由于人的破坏和腐败而人为造成的一种风险，这种人为造成的风险是一种不确定的风险，因而无法通过计算而提前预知与得出结论。所以，贝克对风险社会的界定告诉了人们当今社会的繁荣与发达也是建立在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的风险之上的。

三、风险社会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上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各企业之间为了争夺市场的份额，他们之间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有些企业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绝对的优势，就趁机投机取巧，利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降低成本，以此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无疑对我国公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风险。这是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比如最近市场上经常出现的一种毒木耳，制造商为了增加木耳的重量，就在木耳里面添加了一种叫做硫酸镁的化学原料，人体如果长期服用这种硫酸镁，会导致镁中毒，从而引发呕吐、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还有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事件，饭店用地沟油炒菜的事件，咸鸭蛋中出现苏丹红的事件，火腿肠中添加瘦肉精的事件等等，都对我国社会的安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些都还只是我国当前众多食品安全问题中的冰山一角，更有甚者，他们制造出的食品可能会出现直接致人死亡的风险。

四、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政府部门监管不力

政府是市场竞争的主要决策者和监管者，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再出现也体现了政府在这一方面管理的漏洞。我国当前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和作用机制还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以及有关部门工作的失职使得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另外，各级政府风险预警机制的缺失，也使得政策在上下级传达的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刻意隐瞒等现象，这就更加增加了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二）市场竞争利益最大化的驱使

企业投入市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盈利。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逐渐崛起并开始进入市场竞争。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其根源是各种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加快商品销售，以追求市场竞争利益的最大化。只要市场竞争有一天存在，那么食品安全问题就一天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除此之外，同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使有些商家为了在同行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而使用一些不道德的手段来增加利润。这些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间接性地提升了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风险性。

（三）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低下

消费者自身风险意识的低下以及维权意识的薄弱也给了一些不良商家可乘之机，使得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制造违法食品。许多消费者明明知道有些食品是对身体有危害的，但是为了省钱，他们还是会去购买；还有一些消费者即使是不小心买到了有安全问题的食品，但是为了少生事端，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另一方面，消费者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得一些消费者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也不知道该向何种部门去申诉告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了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低下。

五、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路径分析

（一）完善相关法律，提升风险预警能力

政府相关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不完善，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因而，政府应在这方面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提升风险预警的能力，早发现早解决，学会在风险社会如何规避风险。除此之外，还要在全社会建立起一种诚信体系和机制，利用舆论的压力来减少违规商家制造有问题的食品的可能性，避免更多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建立健全市场风险反应机制，使市场竞争透明化

市场是各企业进行贸易竞争的主要阵地。政府要着实发挥好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大对市场秩序的整顿力度，建立健全市场风险的反应机制，对于违反市场竞争规则的不法商家及时采取整治行动，制定整改措施，消除各种不良的竞争手段，使市场竞争更加透明化和公平化，营造一种和谐正义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各种企业能够在这种规范化的市场领域中更加规范的经营和生产。

（三）消费者提高自身防范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不重视，一味地纵容不法商家的违法犯罪活动，无疑给政府和社会各级部门的整治活动增加了难度。因而，政府在整治食品安全问题的过程中，要教会消费者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只有消费者自己能够充分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政府的各项惩治工作才能在消费者的有效配合下顺利展开。

六、小结

可以说，风险社会的出现和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一种历史趋势。人们唯有正面的去对待和迎接它，寻找有利的方法来规避风险，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一味地逃避和退缩只会使风险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风险是无法消除的，只有建立更加完善的预警机制，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反应，才能把风险问题降到最低，有效地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2）.

[2]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

[4]杨冬雪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06.

[5]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生存问题、社会结构与生态启蒙[A].梁展.全球化话语[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篇5：从高考事件看中国的教育制度

2011高考已然落幕，那些曾经高考的记忆片段总是在每年的6月被忆起，那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青春岁月。大型灾难片《高考》得拍出，再次将中国的教育制度推上舆论的巅峰。而与此相关的，近日因高考迟到，老师不让进考场，引发该生跳楼自杀的悲剧，更让当代社会深思，中国的教育制度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回顾事件过程：

6月7日，高考第一天，上午语文科目开考前几分钟，湖南省隆回县一中高三学生从宿舍楼坠落，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有网友传该生因迟到被拒进考场轻生。当地官方以接警记录为据否定了此说法，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外宣办称警方考前接警

昨日，有网友披露，湖南省隆回县一高三考生因迟到15分钟，被监考老师阻止进入考场，在宿舍6楼跳楼自杀。

当晚，邵阳市政府外宣办相关负责人通报称，隆回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警时间为6月7日上午8时57分，“语文科目9点开考，离开考还差3分钟”。

2011年湖南高考《考生须知》规定，每科考前35分钟，考生凭证进入考室，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室。上述负责人表示，“根本不存在迟到一说。”

死者曾被抓住后挣扎跳楼

据记者了解，死者叫吕品，邵阳县人，18岁，隆回一中高三学生。该校学生介绍，吕品为寄宿生，所住公寓离教学楼有一定距离，平时6点20分起床，有提前进考场的习惯。临考前老师发现吕品未进考场，去宿舍寻找，吕跳楼。

一位自称是现场目击者的网友描述，坠楼时，吕品被包括政教处主任在内的3个男老师抓住，“他自己不想求生，拼命挣扎，用脚蹬护栏，并说“你们放开我，拉我没有用的，我不想活了”。”随后，吕品从隆回一中学生公寓4栋6楼坠下。有目击者称，他在空中翻了三个跟斗。

邵阳官方通报称从该校学生宿舍楼坠落，未涉及上述细节，也未回应目击网友说法，亦未披露学生身份及具体坠楼位置。通报称，接警后，隆回县公安、卫生、教育等部门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并将该生送往邵阳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死亡。

男生据称因心理问题请假

隆回一中学生介绍，坠楼男生曾因心理问题请假近一个月，考试前夜父母特地赶来做工作，要求他参加高考。另据了解，吕品还有一个姐姐，在湖南师范读书，吕父在邵阳县电力部门工作。

坠楼男生家属7日中午赶到学校，截至发稿记者未联系到死者家属。一名自称吕品父亲、微博名为“悲痛欲绝的吕清华”的网友，8日凌晨发布微博称，吕品莫名死在宿舍楼旁，“我怀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向社会各界求助，讨回一个公道”。

邵阳市政府外宣办通报，事件发生后，隆回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安排事件处置和善后工作。

个人观点:

看到这则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高考迟到十五分钟就不能考试了？这让我感到很诧异。由于我初中、高中时期是在澳门读的，所以对内地的高考并不是很了解。我以前也有听过很多的人说内地学生高考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感受不了那些学生的辛苦。以下是我在上网浏览以及询问同学之后，得出的本人对高考时间规定以及这则新闻的看法：

先说下这则新闻，如果真的像这则新闻所说的，那位死者是因为迟到十五分

钟就不能考试。那我为那位死者感到悲哀。十年多的寒窗苦读，只因为迟到不能参加考试的原因就选择轻生，没有考虑父母抚养的辛苦，没有考虑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所承担的角色和责任，坎坷挫折是避免不了的，何况人生的选择不止只有高考这一条路，或者如果他内心够强大，可以选择重新再来一次高考，结果就不至于如此了。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应试教育制度下，只重视文化知识的培养，却忽略了太多做人的基本道理，以及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才会导致种种悲剧的发生。

同时，我认为这个高考的规定是很不人性化的。据我了解，很多的高考学生都因为这个原因而无缘考试。仅仅因为迟到原因而阻止考生就考，是不是太欠缺所谓的人情味呢？难道就让那些寒窗苦读十多年的学生就这样与大学檫肩而过？可能会让他们遗憾终生？据我了解，大陆高考生通常都要通宵看书，生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心理素质较差的甚至会导致身体健康的下降。这种生活也让他们严重的睡眠不足和长期的精神紧绷。这样的一个学生，很有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反错。比如：由于心急，在考试路上发现证件忘记带、由于睡眠不足不小心睡过头？高考的规定无疑是没有为学生考虑的。我看到网上有人说：“他们迟到，是因为他们不重视这个考试。”我想说，如果他们不重视考试，那那些被拒绝入场考试的考生怎么会失声痛哭呢？甚至会轻生？我不敢说澳门的教育比内地的好，但是在考试迟到的时间规定方面，我认为澳门是比较人性化的、为学生着想的。澳门考试迟到的规定都是半个小时以后不能入场考试，虽然只是多了十五分钟，但这无疑是给了考生更多的机会。

接下来是我对中国影视教育下高考制度的看法：

在此，我想拿港澳地区的高考与内地的高考进行对比。（虽然澳门的教育体制并不完善，但是我认为仍然有其可取之处。）

一、高考志愿的选择

据了解，在内地，部分地区考生是在高考结束后，根据自己的估分填写志愿。还有一部分地区是出分数根据分数线报考，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有优势。但这样的方法就在于人们一直认可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由于这样的志愿填报方式，各省在高考录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相当规模的高分低就或高分落榜者。

港澳地区的的志愿填报方式则是没有限制的，每所大学都会自己出卷子，自己定录取的分数，而且每所大学的考试时间都是错开，每个考生都可以考取几所、甚至所有的大学。

就此对比可以看出，在高考制度上，港澳的考生较大陆的考生会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二、保送资格的难度

内地，保送生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再经所在中学推荐、招生学校审核、同意。才可以直接免考。(1)省级优秀学生。(2)高中阶段在全国中学生学科奥赛省赛区中获得一等奖以及获得全国决赛一、二、三 等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3)高中阶段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竞赛一、二等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4)高中阶段在国际竞赛中获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港澳地区，保送的分数要求相对的比较宽松，每个大学都有规定最低的保送线，学生依照高三的成绩决定自己要保送的大学。而学生在保送之后，如果觉得不理想，也可以再去考取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由此对比可以看出，港澳学生较大陆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保送的机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部分同学的考试压力。

三、高考生的压力

内地，当学生上了高三之后，那他们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学习、学习、还是学习，为的就是考上大学。成千上万的考生不分日夜的学习，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考生十年寒窗、家长含辛茹苦，为的就是能在高考过关斩将、金榜题名。这种情况下，考生的压力能不大吗？虽说有压力才有动力，但是压力过大就会照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结果。在这里不得不说，其实很多压力都是来自家庭的。大部分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人中龙凤，希望他们能考上大学，出人头地，为自己争光。这种来自家庭的期望，无疑是给了考生更多无形的压力。

港澳地区，在学校方面，上半个学期，是高三学生努力学习的时段，因为上半学期的成绩决定了保送的资格，而在确定自己有保送的资格之后，后半学期就是尽量的了解大学生活以及准备毕业考试以及各个大学的录取考试。在家庭方面，别人的我不了解，但是我自己以及我问了一些朋友、同学，他们在家庭方面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家长不会帮我们决定是否一定要读大学，而是让我们自己选择。按照我父母的话：“路是要自己选的，就算选错也不要埋怨别人。”在压力方面，我个人认为上半学期的压力是相对比较小的，而后半学期就是看自己的选择，这个时期通常压力会比较大的。

社会人才现状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则有关高考的新闻：香港大学在内地招收内地生，在面试后拒绝了11个高考状元的入学申请！这个消息让我太震惊了，每年的高考状元，是学生一族的骄傲，是名校争抢的对象。但是，他们都被一所按国际标准办学的大学拒绝了。如果连最优秀的“状元”都会拒绝录取，那我们不得不深思，高考这个选取人才的方法真的没问题吗？

至于香港大学为何拒绝“高考状元”，网上没有说，但是另外一些资料可以发现问题所在：一份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招收的14名全国高考状元的跟踪调查曾爆出惊人结果：入学一年后，这些状元们成绩平平，且大多表现出心理脆弱，唯学至上，缺乏创造性，缺乏责任感，不敢面对困难和挫折，漠视集体生活和社会活动等缺点！特别是一个中学国际奥林匹克冠军，居然是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

理的“演算机器”。这不能不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否忽略了学生的基本常识以及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

当一个按国际标准办学的大学，拒绝了他们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象，更多的国际企业，也会拒绝其他毕业生。这正好是目前社会的现实：除了国营企业外，现在恐怕没有一家企业会仅仅根据你的文凭来决定是否给你工作，即使是名校！现在的社会上，名校的毕业生每年也有上千人被用人单位拒绝。

结束语

篇6：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

经济学上讲的垄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生产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导致的“自然垄断”，二是由少数厂商的合谋行为导致的“行为垄断”，三是由政府限制竞争的法令和政策导致的“法定垄断”。(一)自然垄断。

传统经济学理论定义的自然垄断是指如下情况：由于生产技术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从而，最小有效规模要求只有一个企业生产。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对自然垄断作了重新定义(张帆，1995)。新的定义建立在弱可加性而不是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在单一产品的情形，弱可加性意味着由单一企业生产给定产量的总成本小于由多个企业生产时的总成本；在多产品情形，弱可加性意味着由单个企业生产给定数量的多种产品的总成本小于由多个企业生产该产品组合时的总成本。根据baumol等人的定义，一个行业被称为是自然垄断的，如果在有意义的产出区间，成本函数是弱可加的(baumol,panzar and willig l982)。可以证明，在单一产品的情形，平均成本下降意味着弱可加性，但弱可加性不一定意味着平均成本下降；在多产品情形，自然垄断不一定要求非平均成本下降不可。当一个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时，政府可能需要对该行业实施进入管制，以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无效率。另一方面，当只有一个垄断产生者时，垄断者就会索取垄断价格，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为了防止这种扭曲，政府就要对垄断企业实施价格管制。

不过，成本弱可加性并不是政府限制进入的充分理由。当政府与垄断企业关于生产成本或需求的信息不对称时，政府可能无法定出有效率的价格。缺乏竞争的压力会导致垄断者的x-非效率行为。政府必须在规模报酬(要求一个企业生产)与通过竞争获取信息并激励企业降低成本(要求多个企业)之间作出权衡取舍。只有当让单个企业生产得到的规模效率超过x-非效率时，独家垄断才应该出现。

另外，根据baumol等人的“可竞争性理论”，如果所有企业都可得到相同的技术，并且没有沉淀成本(但允许有固定成本)，那么，即使市场上只有一个垄断企业，潜在进入的威胁也会使垄断者有像竞争性企业一样的行为，因为，如果垄断者用垄断价格赚取超额利润，就会遭受进入者的袭击。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而不是现实进入)的作用，它迫使经济学家重新考虑对自然垄断企业的传统规制理论。(二)行为垄断。

一个经济社会中称得上是自然垄断的行业是很少的，更多的情形是有数个具有相当市场力量的寡头企业生产该行业的大部分产品。寡头市场的潜在危险是寡头企业通过形成卡特尔组织或默契合谋联合操作市场，提高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扭曲资源配置。尽管一次性博弈中，企业间的卡特尔协议和默契合谋是难以维持的，但在无限期重复博弈中，卡特尔协议和默契合谋是可以维持的。寡头市场的另一种可能是，少数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通过“价格战”消灭竞争对手，最终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寡头企业也可能通过设置进入障碍阻止潜在进入者的进入。

寡头企业的这些反竞争行为是损害效率的。为了维持竞争秩序，政府需要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限制寡头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反托拉斯法，如美国的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主要是针对寡头企业的反竞争行为而制定的。

寡头企业反竞争行为的可能性与市场的集中度有关。市场的集中度越高，卡特尔协议和默契合谋越容易维持。因此，反垄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限制单个企业的规模来降低市场集中度。不过，限制企业规模也可能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政府要在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之间作出取舍。(三)法定垄断。

法定垄断是由政府的法律和政策造成的垄断。法定垄断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增强效率的，另一类是损害效率的。

增强效率的法定垄断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政府将经营权特许给某个企业，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由于规模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巨额沉淀成本或固定成本的存在，对进入的限制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导致的浪费。另一类增强效率的法定垄断是政府为外部经济的内在化而授予企业和个人特定的垄断权，如为保护和调动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而设置的专利权。

损害效率的法定垄断与上述增强效率的法定垄断不同，它是由政府本身的寻租行为导致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出于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政府常常创造一些人为的垄断。比如说，产业革命早期，英国政府通过授予特许权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

要在增强效率的法定垄断与损害效率的法定垄断之间作出区分常常是困难的。许多损害效率的垄断恰恰是在增强效率的借口下做出的。比如说，许多情况下，政府是以自然垄断为由而对本不属于自然垄断行业施加进入限制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的主要任务是反寡头企业的反竞争性行为。但对中国这个处于转轨中的国家来说，最为严重的反竞争行为似乎不是来自企业本身，而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或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合谋。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垄断，几乎所有的行业，从行业进入，到产量、价格的制定，都是由政府垄断的。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家还在讨论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应该允许企业间的竞争。1979年之后，政府相继放松了管制，大部分行业出现了竞争局面。但是，一方面，政府在对一些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自然垄断或法定垄断)的企业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加以管制，而是听任政企不分的垄断者自行其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常常以行业管理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名，通过法令、政策、行政手段从事各种各样的反竞争活动。中国政府部门的反竞争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对本不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实行进入限制；(2)对不同企业之间实行歧视性对待，特别是对私有企业和非直属企业实行歧视；(3)由政府部门出面帮助企业进行卡特尔式定价；(4)对公共资源实行垄断；(5)用行政手段实行地区间的封锁。

虽然中国立法机关已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这部法律远不是一部《反垄断法》。它针对的是企业，并没有将政府本身的垄断行为纳入反垄断的范围。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也只是最近才开始讨论反垄断的问题。下面，笔者将以电信业为例，说明本文的主题：中国当前反垄断的首要任务是反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

二、中国电信业开放的背景

技术上讲，电信业包括电信网及运营、网上服务、通讯设备(如电话机、传真机等)三部分，其中电信网包括本地网、国内长途网和国际长途网，网上服务包括基本服务(市话、长话)和增值服务vans(由于国外企业的进入，通信设备供给的竞争已相当激烈，故本文不予讨论)。在1994年之前，中国公用电信业的基本体制特征是：电信网的运营与基本网上服务合二为一，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邮电部既是公用电信业的经营者，又是公用电信业的政府管理机构。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许多企业进入到一些增值服务(主要是无线电寻呼)，但一则增值服务的比例很小，二则进入增值服务需要邮电部的严格审批，没有任何与邮电部抗衡的力量。简单地说，邮电部是中国公用电信业的法定垄断者。此外，邮电部也是邮政业的法定垄断者(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计划体制下，除邮电部垄断经营的公用网之外，中国还有30多个专用网，如军队通信网，铁路专用网，电力专用网等)。

1980年之前，尽管邮电部是法定垄断者，但由于国家对电话资费有严格的价格管制，电信业基本上是一个不盈利甚至亏损的行业。从1980年开始，为了实现“以话养话”，加快电信业的发展，国家开始松动了价格管制，主要措施包括：(1)1980年国家特别批准市话企业收取电话初装费，从而使之成为电话资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1986年国务院批准准许各省市区政府在长话、电报和邮政等业务中收取附加费，作为通信建设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1982年，国家对邮电部门在财政上实行了“倒一九分成”的优惠政策，即邮电部门利润或所得税只上缴10％，非贸易外汇收入亦仅上缴10％。同时，国家允许地方参与电信业投资(张宇燕，1996)。

价格管制的放松和财政优惠政策的实施大大促进了电信业的发展。但在放松价格管制的同时，由于没有引入竞争，也导致了邮电部门的垄断定价行为。最显著的是电话初装费的节节上涨。比如说，在北京，住宅电话的初装费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200元，上升到1996年的5000元。移动电话的价格最高达到2．8万元。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国电话初装费、长途电话费(特别是国际长途电话费)等都大大高于存在着竞争的其他国家，如美国。在资费节节上涨的同时，电信服务的质量并没有明显改善。比如说，1994年之前，电话安装时间在半年以上。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至连114查询台都很难接通。此外邮电部门还普遍存在着强行销售和价外勒索等不合理行为。

对电信业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电信业的独家垄断，使得中国的电信业成为一个高盈利行业，由此吸引了众多的潜在进入者跃跃欲试。

篇7：从《乌合之众》看中国的社会理性

[摘要]制度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起着关键作用的。内在制度既发挥着制度的一般作用，是外在制度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也有着不同于外在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路径。诚信是内在制度的重要部分，诚信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与新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内在制度的问题。由于内在制度形成时间较短，外在制度不完善和惩罚制度的缺失等原因，导致我国目前诚信缺失严重。要从社会改革、注重文化传统等方面，改善诚信状况。

[关键词]内在制度；演化；诚信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5-2674(2009)07-0049-04

从国企改革，股票市场，商业银行改革，到教育改革和足球市场，诚信问题几乎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无处不在的制约因素。本文把诚信作为社会内在制度的一部分，通过考察内在制度的作用及演化，更好地理解诚信问题，并提出解决诚信缺失的对策。

一、内在制度的作用与演化

制度对一个国家或文明的重要性是人们一致公认的。休谟在《人性论》中就曾经指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1]。制度的功能首先在于有效协调和信任[2]。作为由人制定的规则，制度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2]，它的关键功能是增进秩序，而秩序鼓励着信赖和信任，并减少着合作的成本[2]。其次，制度能够保护个人自主领域，使其免受外部的不恰当干预，而这种自主对一个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是不可或缺的。第三，制度能够防止和化解冲突，至少能够以较低的代价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冲突。第四，制度能够抑制权势和保障人们选择的自由[2]。最后，知识的不足是人类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知识的不足可以靠恰当的制度安排来缓解[2]。

内在制度作为制度的一种，它必然发挥着以上制度的基本功能。而与外在制度相比，内在制度又有着自己的特点：1.包含着大量经过精炼和检验的先人智慧；2.通常有能力根据实践和被认可的情况进一步地演化，也就是具有适应变化的先天优势；3.能被灵活地用于可少量变化的环境[2]；4.如果信任依赖于明晰的、相互的契约，而这种契约又必须依赖协商与监督，那么与之相比，建立可信赖的内化规则也是节省成本的[2]。

对于内在制度的重要性，古往今来的哲人学者早已有所认识，虽然他们使用的概念可能不同，论述的角度有所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了内在制度在构建社会交往、协调自我中心的个人和实现社会整合上的重要作用。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是“礼”，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的内涵是非常接近内在制度的。孔子强调了“礼”在创造和谐而可预见的人类行为，并使许多人能靠有限的资源在有限的区域内共同生活方面的重要性。西方的不成文制度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部专著中突出了习惯的重要性。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这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都十分强调内在制度的重要性，指出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必须以演化的内在制度为基础，它们是有意识制定的、立法通过的规则，以及由政治过程决定制度整个架构的基础。

内在制度要实现其作用，也就是说制度的有效运行，是需要条件的。内在制度要发挥作用，其前提是要有相应的惩罚。“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2]。没有惩罚，就不会有人遵守制度。对违反制度的惩罚，外在制度依靠的是强制性的法制手段，而内在制度依靠的则是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非正式惩罚。违反内在制度虽然不会自动引发强制性的惩罚，但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会非正式地监督遵守规则的情况。违规者会落下不好的名声或发现自己被社会排斥，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遭到谴责或放逐。

内在制度的产生方式和演化过程有别于外在制度。有利于内在制度运转的条件不会是人为设计成功的，而只能象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在自然演化过程中自然生成[3]。

内在制度的演化“是一种分散化的试错过程”，“这一调整过程要由许多人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来引导。在肯定人类知识中必然存在局限的前提下，这种调整过程可被称之为是理性的”[2]。内在制度的演化途径是“创新和变异、接受和抵制(选择)、使接受者达到一些临界多数从而使它们被接受为具有规范力量的共同体准则。”“对内在制度的认可通常是非正式的，因为它们不会被硬性地强制执行(软制度)。最终，内在制度为进一步的尝试和演化性变革提供了空间。有些人在一定的环境中会违反一种既有的惯例和习俗。他们接受了受惩处的风险。因为他们觉得，破坏规则仍然是有利的。如果后来证明他们错了，他们将重新服从规则；如果他们做对了，其他人迟早也会看到这种好处，并模仿这种新行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争相仿效这一行为，就会在共同体内形成一个临界多数，从而……逐渐地……新的内在制度演化出来。[2]”

当然，这一过程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活动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的竞争就有利于内在制度的形成与遵守，商业道德作为市场经济社会重要的内在制度，其形成与遵守与市场的成熟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博弈论已经给出了经济学上的证明。重复博弈的结果会导致人们遵守并内化商业行为中的诚信等道德品质(重复博弈)[4]。与此相反，尽管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与管理是必要的，但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则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并导致内在制度的扭曲与不遵守。

二、作为内在制度的诚信

根据以上对内在制度的简要阐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诚信问题。从制度的高度，充分认识诚信问题的重要性和作用

休谟在《人性论》中给出的决定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发展的三项制度之一是“信守诺言”，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诚信。诚信作为某种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是影响人们行为并为社会或共同体所遵守的内在制度，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必然有着重大的作用。

就目前中国而言，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稳定的秩序，需要相互信任的制度框架的保证。诚信作为制度框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的部分，是一个社会，也是当代中国取得进步的前提与保证。诚信的缺失会导致人们之间信赖与信任的缺失，因而会极大地提高合作的成本，而合作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前提。诚信缺失，则合作的基础动摇，导致社会交易成本剧增，许多交易无法进行，改革要引进的许多措施、制度等也就无法建立。

外在制度的缺少以及伴随的后果，是人们易于观察到的，但内在制度往往是隐性的，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然而，内在制度的作用往往更具基础性，而在某些条件下，表现得异常明显与重要，严重制约着外在制度的创新。当前中国的诚信问题就是如此。改革就是创新，而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的重要原因，也是诚信缺失造成的。诚信缺失对制度创新的制约作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及社会发展的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巨大的不同，对制度创新的制约作用呈现正相关关系，有时会对制度创新的能否成功起着主要作用。当诚信缺失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会在某些领域上升成为制度创新的首要制约因素。

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诚信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内在制度的建立需要时间。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社会对诚信的重视与追求是古而有之的，诚信也是维系中国文明延续的传统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滕文公》讲：“人伦有五，‘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5]。“信”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观念之一。然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几十年的革命，特别是十年文革，已经打破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为主的内在制度，而人为输入的新的道德观念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内在制度；改革开放虽然也已30多年，但就形成内在制度而言，时间还是短暂，何况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冲击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内在制度在西方是经过几百年才建立起来的。中国处于破而未立的阶段，内在制度的缺乏不可避免。

二是外在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执行保障的不完善。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相互制约在这里表现得极为充分，其中政府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过多，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以政府名义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寻租行为，扭曲了内在制度自发演化的进程。市场的作用本来会导致人们遵守诚信的行为规则，但政府的干预改变了博弈的条件，使人们的不诚信行为获利，因而导致了不诚信行为的盛行。

三是惩罚的缺失。如前所述，没有惩罚措施的制度是无法实行的制度，惩罚是制度的前提与保证。诚信可以理解为对制度的遵守，中国相当普遍的诚信缺失，意味着人们对诚信这一内在制度的违反是普遍性的，而原因则是不诚信的行为没有得到惩罚。新加坡人遵守制度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违反者的重罚实现的，这种惩罚首先是体现在外在制度上，但人们对外在制度的遵守会培养人们遵守制度的习惯，并养成遵守内在制度的习惯。

诚信是内在制度，违反诚信的惩罚首先为非正式性，对诚信这种内在制度的惩罚往往表现为社会责难，人们不再与你交易等，既依靠人们的相互评价，交往，也依靠内疚等自我谴责。但在中国由于普遍不讲诚信，因而其他成员的非正式惩罚极为弱小，很多情况下则根本缺少这种惩罚。在北欧一些发达国家，商业活动中如果不诚信，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社会风气不好，人们对不诚信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时，则意味着对不诚信的惩罚大大减弱，从而引发诚信缺失的普遍存在。

诚信的激励机制与惩罚可看作是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社会应当设法为诚信行为提供某种激励，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在制度所应提供的。“没有认识到其官员的激励与其目标不相一致的机构，在长期中必然会崩溃[6]。宾默尔认为，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提到的这一点，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从内在制度的形成与演化看诚信问题的解决之道

探讨内在制度的形成方式与演化道路，有助于对诚信缺失问题的解决。诚信作为个人品质的外在表现，应当是个人在与社会其他人的长期博弈中形成的，是个人在现时的制度安排下，自觉不自觉地经过成本一效益分析后的结果。诚信往往被人看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似乎通过思想品德教育，宗教教育等就可以解决。笔者不以为然。一个人诚信与否有家庭的影响，学校的影响，社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应当不会是，至少不仅仅是抽象的道德修养的问题，而是现时制度(规则与惯例)下诚信能否为个人带来最大利益的问题。如果利益大于成本，则人们会在相应的社会环境下养成或表现为诚信。利益小于成本，就不会表现为诚信。这一点为前文提到的博弈论所证明。

对当前社会诚信问题的整体看法，也与这一点有关。人们对好的事物的感受往往容易习惯，而对不好的东西可能更敏感。尽管人们认为现在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较为普遍，诚信缺失，人心不古，但如果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社会内在制度的实际状况，我们会发现，现实状况比我们认为的要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文革中造成的内在制度的废墟之上(就适应经济发展，适应改革开放，适应全球化，适应市场经济而言)，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内在制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对自由的尊重(尽管还不完善)，对自我负责的认可(下岗不再只是找政府)，对信誉的重视(信誉是诚信的一个侧面，对品牌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对信誉的追求，也就是对诚信的追求)。现在问题最多的，往往是改革最滞后的领域，诚信问题也是如此。政治领域的改革最落后，所以问题最严重。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是最不彻底，甚至很多改革是以改革的名义，实际上走的是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因而教育领域的诚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各个领域的排行榜，从最好到最差，与这些领域的市场开放程度惊人地一致。同样是金融市场，浙江、福建等地的私人金融市场异常活跃，也异常成功。尽管这些金融机构存在许多问题，但它们却实实在在地支撑了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它们并没有像国有商业银行那样出现的呆帐、坏账过高，亏损、企业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而最难的贷款企业的诚信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诚信问题作为内在制度的解决，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内在制度既然是演化的结果，其必然有自己的演化路径，这一路径就是某一国家或社会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自然演化不会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其不可缺少的外在条件就是具体的国情。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众多国家的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外在制度是如此，内在制度更是如此。

这说明，解决诚信问题’，包括内在制度的建立，一不能靠传统的道德说教，二不能走计划经济、政府管制的老路，三是没有现成的、可以随手拿来的东西。其可行的方式，只能是以人的理性为出发点，沿着市场经济为代表的自发演化的道路，逐渐而行。当然，任何完全脱离开传统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念，而全部采用外来文化与道德等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系统来重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是很难成功的，百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儒家传统作为一整套信仰和价值系统发挥着“正人心、齐风俗”的作用。尽管这一价值系统在许多方面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的需要，但诚信作为一种内在制度只有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成功。这一过程不会以人的或者说长官意志为出发点而任意地缩短。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艰巨的过程。同时，我们也要象哈耶克一再强调的那样，相信人的自主能力，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制度(包括诚信)的形成创造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如此之快，从逻辑上讲，也必然伴随着制度(既包括外在制度也包括内在制度)的创新，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对诚信问题的解决抱有信心。

宾默尔告诉我们：“主宰我们道德行为的实际准则远没有道德哲学家们从我们的文化神话中所抽象出来的东西那样美妙，但同时却更为复杂。人们所说的实践准则，我们称之为习惯、风俗或传统。这些准则既非绝对，亦非永恒。它们极大地为来自于社会和经济以及生物的进化力量而成型。”[6]正在崛起的中国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以及13亿智慧的人民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中，一定会生长出适应其自身发展的诚信、道德与内在制度。

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4]张雏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日知，中西古典学引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6]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