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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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精选8篇）

篇1：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摘要】近代中国风云变幻、政局动荡、社会变迁剧烈。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统治阶层决定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各国的先进文化和知识。留学生归国之后，在祖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思想、科学技术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也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而留学生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

【关键词】留学生新闻事业中国近代

中国近代史指的是由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期。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屡遭外敌侵略和殖民者的剥削，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经历了军阀混战、日寇肆虐、国共对战等风云变幻的时期。

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统治阶层决定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各国的先进文化和知识。1872年，清王朝派遣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就读，拉开了近代中国青少年赴国外学习的帷幕。自此之后，一批批有志青年远赴海外，寻求真理、试图找出救国良方。中国早期新闻事业的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这些留学生们浓墨重彩的华章。

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变迁

从清王朝晚期开始，近代史上的中国青少年奔赴海外就学的大潮虽然时起时落但是并未间断，留学国家主要有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中国留学教育一直在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变幻中发展变化着。

1、清朝末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清末留学教育中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两次，分别是1872年官派幼童留美以及1877-1894年间清廷派遣学生留学英、法、德三国。此时期的留美教育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留美幼童接受系统正规的美式教育，学习天文、生物、数学、化学、机械等基础性很强的科目；留欧学生主要学习驾驶、制造、炼钢等工业军事方面知识，所有学习的科目都与新政府创办新式海军的目的息息相关①。

2、民国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统治终结。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依旧备受重视，留美教育依旧火爆，留日教育也有着广阔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留美学生与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内容出现了一定差异，留美学生重视“实业救国”，选择的专业多在科技领域；留日学生重视对先进思想文化制度的探索，选择的专业主要集中在法政、师范、军事三方面，其中又以法政专业为最②。

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留欧学生。一战之后德国与中国签订了新的平等双边协定，同时国内马克贬值物价低廉，吸引不少青年赴德留学。德国留学教育特点体现为学科专业集中，偏重实科与军事教育③。

五四运动之后，一大批学生在“工读主义”思潮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尽管这一留学运动持续时间短，学生所学知识普通，但是它在客观上导致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触并开始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陈毅、赵世炎、邓小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④。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到中国大地上。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以及响应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号召，国共合作时期政府派遣大量学生留学苏联，部分在法国难以为继的青年也转而留学该国，这些学生所学课程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⑤。

中国近代留学生归国后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在国家的政治领域、军事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思想领域、科学技术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部分留学生甚至直接影响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

二、知名的留学归国新闻人以及他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近代中国政局动荡、社会急剧变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我国新闻事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曲折前行。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有留学背景的优秀新闻人，他们以笔为刀，不断与强权作斗争，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变革主要发生在报刊领域。国内最初出现的近代报刊是由在华外人创办的，他们客观上将西方的新闻观念、报刊内容版式、印刷技术等引入中国，为国人办报提供了借鉴。国人办报兴起后，知名新闻人中有不少具有国外留学的教育背景。

留美学生归国后多在军事、工业、教育、科技等领域发展，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投入了国内的新闻事业。黄宪昭是第一位就读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中国学生，归国后任《广州时报》主笔，热衷于新闻教育，曾在香港建立当地首所新闻学校，1929年之后北上燕京大学执教新闻学课程。徐宝璜曾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新闻学，归国后成为中国著名的新闻学者、新闻教育家。胡适曾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他在担任《新青年》编辑时多次撰文抨击封建主义，倡导文学改良运动和白话文使用，是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

和留美学生相比，留日学生的革命性更高，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学生们在日本留学时就热衷于创办报刊，试图寻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案，回国后更是以报刊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报馆甚至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地点及武器制造场所。因此早期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有很多留日学生的身影。黄远生曾在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投身新闻事业后赢得了“报界之奇才”的美誉，极其擅长通讯写作并提出了新闻记者应该具有的“四能”标准。邵力子、林白水、刘少少、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都曾留学日本。

这些新闻人的新闻活动对于中国早期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从新闻思想演变、报人地位变迁、新闻学研究及新闻教育发展进程等方面对此进行论述。

1、推动中国新闻思想的进步

外人在华办报使得西方新闻思想传入中国，这是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直接渊源。通过外人报刊，出版自由观念、天赋人权学说等新闻思想传入中国。

从洪仁轩、王韬、郑观应等早期国人提出“牖新知，开风气，通民隐，达民情”的新闻思想开始，历经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近代中国的新闻思想始终以“爱国救国”为主线，在国内国际形势变幻和社会发展进步中不断修正并丰富着自身内容⑥。

留学新闻人在国内已有新闻思想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报纸对革命思想的宣传作用，促进新闻思想系统化，提倡重视新闻职业道德，并发表论述新闻思想的相关著述，并立足实际对报刊功能进行探索。当然，留学生并不总代表正确的一方，部分留苏新闻人在延安办报时就犯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这正是因为他们的新闻思想过于片面和武断。

2、促进报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近代报刊刚刚出现时并不被社会主流所接纳，在报界工作是文人们走投无路后的无奈选择。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中国临近生死关头，报刊逐渐成为知识分子宣传救国思想、探讨强国路径的阵地，广大留学归国的学生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功能，用报刊积极宣传革命理念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号召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报人渐渐从受人鄙视的末流文人演变成心系天下、救国图强的革命者，报人的作用从报道真假难辨的异闻演变成以笔为刀的爱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3、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在学术研究及教育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留学新闻人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它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也标志着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⑦。研究会所聘请的两名讲师之一就是有留美经历的徐宝璜先生，他将这一时期的讲义集合编写成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曾经留学日本的任白涛于1920年出版作品《应用新闻学》，在杭州创立中国新闻学社，1937年写就《综合新闻学》一书，是中国早期著名新闻学家。

中国新闻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新闻教育领域自然也少不了发光发热的留学人士。徐宝璜在1923年出任北京平民大学的报学系系主任；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留学生汪英宾于1925年出任上海南方大学的报学系系主任；曾经留学日本的陈望道于1929年出任上海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系主任。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留学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新闻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内新闻教育已经开始重视学生道德的培养和学理性研究，重视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办学方式灵活多样⑧。

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不止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近代中国出现了国人自办的通讯社及广播电台，二者需要物理、化学、机械等领域的技术支持，在发展方面同样离不开留学归国人士的知识力量。

结语

近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在坎坷中曲折前行，政坛的黑暗、时局的动荡、战乱的威胁、新闻审查制度的严苛都给当时的新闻人施加了重重压力。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新闻人依然不畏危险，在艰难环境中坚定从事新闻活动，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近代留学新闻人作为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为祖国的新闻事业积极奉献自己的精力与热血，他们专心于新闻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竭力提高新闻事业的社会影响和新闻人的社会地位，在思想和实业方面都深深影响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朱智斌、容乐，《清末早期留美与留欧教育比较及其当代启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3）：345-348

②李宁，《同途殊归――近代留美留日学生政治态度迥异原因分析》[J].《新西部》，2007（24）：175

③张亚群、肖娟群，《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留德教育述论》[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5）：1-5

④孙石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特点》[J].《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4）

⑤魏善玲，《民国前期出国留学生的结构分析（1912-1927）》[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1）：141-150

⑥陈博晓，《中国近代新闻伦理思想探析》[D].吉林大学，2007

⑦刘丽娟、白生良，《民国早期新闻学教育形成探析》[J].《东南传播》，2011（7）：109-111

⑧徐培汀，《中国早期的新闻教育》[J].《新闻大学》，1981（1）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篇2：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杨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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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篇3：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一、奥林匹克亚洲之火

菲律宾国家是由当地土著居民和外来的亚洲居民相互结合的一个国家, 因为西班牙的舰炮沿着海岸线, 占领并殖民菲律宾。在1898年, 美国为了保障其后方国古巴不被西班牙政府操控, 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 而当从古巴打败西班牙军队的时候, 顺带着把其他被西班牙殖民的列岛国也一并占领了。但是在占领菲律宾后, 因为是在计划外的占领, 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从名义上采取了买断债权的方式, 付给了西班牙政府两千万美金的方式接管菲律宾, 从此在菲律宾国家实施西方化的国家管理[1]21。

美国为了能够加强对菲律宾国家的统治能力, 经常举办体育活动, 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当时在菲律宾举行的体育活动被称作“嘉年华会”, 而随着亚洲国家不断地接受西方国家的体育文化的影响, “运动会”这个词汇也被亚洲各国所熟知。在体育活动逐步的发展过程中, 在奥林匹克的影响下, 范围越来越广, 而且经常邀请中国、日本和周围其他国家的人员来观摩参与, 极大地推动了奥林匹克精神在亚洲的影响力。

二、远东奥林匹克体育协会

1912年, 美国人布朗代表奥林匹克组织来到中国, 并找到当时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 提出希望中国参与在菲律宾举行的体育运动会“嘉年华会”。而当时民国政府并没有体育性质的团体, 只好找到当时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建的学校, 因为教会创建的学校一直都有西方体育课程, 所以在学生中选派了若干人参与了这一次嘉年华会的体育活动。同时日本也有体育运动员参与了此次比赛, 还有来自新加坡等邻国的人士观摩了此次活动, 而正是这次几个亚洲国家参与了活动, 才为以后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带来了契机。同年作为奥林匹克在亚洲的负责人布朗先生出访中国、日本, 提出建立亚洲第一个体育组织, 当时的中华民国体育同盟会代表民国政府, 同意参与这一组织。日本体育协会也参与了进来。终于亚洲第一个具有正式意义的奥林匹克组织“远东奥林匹克体育协会”成立。虽然当时只有三个成员国, 但是其中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为我国终于融入奥林匹克的大家庭带来了重要的契机。

当时的远东奥林匹克协会中心思想就是, 国际奥林匹克精神在亚洲地区发扬光大, 而且要举办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盛会, 为期两年一次。在远东奥林匹克体育协会成立的时候, 美国人布朗先生就把这个好消息, 用电报的形式传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总负责人顾拜旦先生那里, 顾拜旦给布朗先生反馈的电报中, 这样说:“远东奥林匹克体育协会的成功创建, 标志着奥林匹克圣火在亚洲地区终于点燃, 国际奥委会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随后在布朗先生的积极努力下, 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三、第一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1913年2月1日, 第一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召开, 其中三个主要体育成员国, 中国、菲律宾、日本, 参与了此次比赛。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完全按照奥委会的要求, 总共设立了八个体育项目。其中有大球项目足球比赛、排球比赛、篮球比赛, 在小球项目上有网球比赛和棒球比赛。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田径比赛游泳比赛, 而且还有自行车比赛。而作为中国的体育代表队参赛的体育同盟会, 总参赛人数40人。这些人也是当时国内仅有具有比赛经验的体育人才, 而且都是那种学校性质的比赛经验。因为运动员都是来自国内的教会学校, 根本没有任何国际比赛的经验, 而且没有专业系统的训练, 其实这还是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表示对洋人的尊敬才不得已派出的代表团。在这次运动会上田径项目中, 取得了120码跨栏比赛的第一名。

因为当时设有排球项目, 而这一项目只有菲律宾国家出赛, 中国和日本都对排球不熟悉, 但是菲律宾国家队不能和自己比, 就派出代表分别和中国、日本两个队长商议此事, 而日本认为没有在排球项目上进行训练过, 为了不丢人不参加这样的比赛。当时的中国方面也希望不参加比赛, 后来经过集体商议, 认为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参加比赛, 这样即使输了也不丢人, 不给国家丢脸。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代表队先对排球比赛进行了初步的了解后, 把田径比赛的运动员们挑选出几人投入到排球比赛当中。参赛当中的选手有后来被称作“南武三杰”。比赛时没有任何悬念的, 中国运动员上场后, 因为毫无排球技术可言, 手头脚都用上了, 赛场内外时不时笑声四起。但是菲律宾的排球技术, 被当时非常有心的南武三杰记在了心理。当运动会结束他们回到南武中学后, 向全校的老师同学, 把排球的技术传播开来, 为中国排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南武三杰的名字应该被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记住:陈彦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跳远冠军, 亚洲跳远比赛纪录第一人;许民辉220码第二名;丘继祥一英里接力赛第二名, 这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次奥林匹克竞技冠亚军, 也是亚洲地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次冠亚军。这三个人都为中国近代的体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许民辉后来更是到美国留学专门研究体育, 是我国近代体育史上唯一的一位体育硕士。最后中国代表队以第二名的成绩完成比赛。此次比赛总用时八天, 但对于中国体育事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推动[1]86。

四、远东运动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影响

经过第一次运动会的影响, 国内对于体育的热情空前高涨, 中华民国政府也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 在全国各地学校开展体育教学实验, 极大地推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

民国四年, 万众瞩目的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上海拉开帷幕, 这次的运动盛况不仅有原来的中国代表队、菲律宾代表队、日本代表队, 还有马来西亚、泰国都派出了人员参加这一体育赛事。这次体育运动会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而且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也派出了总统代表杨小川致开幕词。全国各界首要人物齐聚上海。参加这一盛会。作为民国政府第一位体育部长郝更生先生评价这次运动会的意义是:“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举办标示着中国人民对于体育的热情已经非常的高涨, 奥林匹克的圣火终于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点燃。”更多的爱国人士对于这次运动会表示出非常大的热情, 认为这是带动全国人民积极向上的机会, 也是让强身健体作为国民重要精神意义之所在。

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仍然是八个体育项目。而这次作为东道主的中国体育代表队总共派出体育健儿200多人, 而且自从在第一届运动会上回来之后, 国内涌现出了大批的体育人才, 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华人同胞在得知这一体育盛会在中国举办后, 立即不远万里返回祖国, 而且随他们回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回来, 他们还自发地组建了中国首支棒球队参加此次运动会。这一次菲律宾国家代表队共派出将近100人的运动员参与这次在中国举办的运动会, 参加了所有的体育项目。

中华民国三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而矛头指向的就是德国, 但是当时的青岛是德国的殖民地, 所以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向德国提出交涉, 希望德国交还青岛领土, 德国拒绝。中国宣布保持中立。日本向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 企图拥有青岛。条件是拥护袁世凯自立为皇帝, 但是袁世凯一口回绝称我当不当皇帝是我中国内部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们外国人来干预, 随着二十一条规定的民间传播, 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在中华民国四年, 中国举办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日本国起初并不准备参加, 但是最终还是派出8人参加。

此次比赛中国代表队赢得了大球项目:足球比赛的第一名, 还有上一届完全不懂的排球第一名。在游泳项目上也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而且田径场上几乎被中国队包揽第一名。这些成绩都让当时的中国人无比的自豪, 终于中国也可以站在亚洲各国的前面。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所以体育精神带来的不仅是竞技的争夺, 更多的是民族的自豪感。在召开此次运动会之前, 因为来自全国的体育健儿都需要训练和食宿, 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自己捐出2000块大洋, 而且为美国回来的华人捐出500大洋, 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解囊资助。正是由于这些不懂体育的人却为体育事业的推动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体育精神对于中国的体育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意义。

摘要：民国四年, 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上海拉开帷幕, 这次的运动盛况不仅有原来的中国代表队、菲律宾代表队、日本代表队, 还有马来西亚、泰国也派人参加。这次体育运动会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

关键词：远东运动会,奥林匹克,中国体育

参考文献

[1]王其慧.中外体育史[M].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篇4：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留美学生；新闻业界；新闻教育；新闻政策；影响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214-01

前言：从1872年开始，我国先后出现两次留美热潮。第一次主要以“洋务运动”为依托，以李鸿章为首的中国清政府，想要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方式，培养更多优质人才，因此，从1872年到1875年这三年间，先后送出120名儿童赴美留学，但“洋务运动”却无果而终。第二次主要以“退庚还款”为依托，美国将本应退换的款项用于支持我国学生赴美留学，因此，清政府又向派遣的280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

一、新闻业界

留美学生的归国，对我国新闻业界的思想、业务以及经营理念都产生了影响。首先，改变了传统的新闻思想。他们借鉴了西方新闻思想，主张将新闻事实与主观意见分开，促进了我国新闻体系中的职能细分，将新闻真正便成了一种以事件报道为主的体裁。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张新闻记者一定要保持客观性，将自身放在新闻事件以外，这些主张都很大程度上使新闻记者的地位得到提升。其次，促进了新闻业务的专业化。很多留美学生在归国之后，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广泛的采访实践，如赵敏恒便将自己独特的采访极强运用到了实际案件中，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其报道个性鲜明、崇尚写实，使当时的新闻业务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1]。最后，打破了陈旧的经营理念。马星野在《中央日报》任职期间，将报纸从原本的政党化逐渐向企业化方向转变，停用了政府经费，将中央日报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将其从亏损的局面上挽救了回来。

二、新闻教育

在新闻教育当面，留美学生主要在学术著作、学科建设以及机构建立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大量的专著与系统化的著作是构建一个完善学科的指标，很多留美学生便通过撰写大量的学术著作，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徐宝璜，其在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著述铺平了道路。其次，在徐宝璜的《新闻学》中，还对新闻学的定义与性质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一些对新闻学进行研究的相关方法，这些都是新闻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最后，以蔡元培和徐宝璜为主的新闻学研究会在1918年正式成立；马星野在1934年参与创建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黄宪昭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创办了《新中国》等研究基地，这些学术研究组织的成立，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2]。

三、新闻政策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国民党政府也对新闻报道加大的审查力度，从内容到用词，都需要遵守严格的审查方法，如果发现“违法”现象，都会进行严厉惩处。留美学生虽然也努力想要对新闻检查制度进行改进，但最终取得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首先，提倡将检查尺度放宽，当时国民政府采取的严格审查制度对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的很大阻碍，董显光先生当时作为外电检查局长，也尝试采取“宽尺度”的检查方式，但却受到多方干预，没有得到彻底实施[3]。其次，提出废除严苛审查，很多留美新闻人都尝试通过演讲、撰文等方式，让政府废除严苛审查，但收效甚微。最后，“三民主义”的融入，这一理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新闻自由和政治管制的关系，打开了新闻领域的又一扇大门。

结论：

综上所述，近代留美学生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理性、专业、勤奋、刻苦、一心报国，他们的思想中不仅具有中国传统的刚正，还融入了西方文化的创新，这些优势都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房正.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工程事业的起步——以工程师的培养为中心[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02：53—58+126.

[2]何洪禄.中国留美学生与音乐期刊、音乐社团——20世纪上半叶的“新音乐”文化建设[J].音乐传播，2014，02：41—52.

篇5：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摘要：福岛核泄露这一重大突发事件，也引起了参加全国两会代表们的高度关注。有代表对对日本核电站目前的形势表示担忧，也有代表说这一事件给中国核电发展带来了警示，国家需要重新审视我国核电发展带来的各种影响。

关键字：日本核泄漏，自然灾害，核能立法，防护措施等。

正文：

3月11号当地时间14点46分，日本宫城县发生世纪大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并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造成核泄漏。据最新消息，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在13日上午11时，向政府作出紧急通报，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地震发生以来，日本的核电站第一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福岛核泄漏，已证实影响到日本多个地区的饮用水，东京等13个地区的自来水厂，均检测到了放射性物质，引发日本国内民众抢购净水机和瓶装水。据韩国环境研究所实验数据，反渗透净水机可以有效过滤核放射物质，达到饮水安全。截至29日，日本福岛核放射性物质已扩散至全球，亚洲多国政府和美国都报告了来自日本受损核电站的少量辐射。

日本多地自来水被检出放射性物质，核泄漏事件波及全球

天灾人祸很难以预料，这种罕见的、巨大的自然灾害，对任何一种能源项目，比如石油、煤气、风电等等，都是巨大的挑战。不过，此次因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露事件给发展核电的世界各国带来四方面的启示：

第一从规划开始，就严格考虑核电站的布局、选址问题，选址一定要正确，并进行严格的环境评估，同时考虑地质灾害等相关灾害因素；

第二，建设当中要按照标准来规范、经营，管理上要更加严格。近日，首届原子能法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在论坛上，以学者身份带领研究小组为立法起草提供学术支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威表示，目前，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已完成了原子能法的立法研究课题。

原子能法起草研究小组还在多方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完善原子能法草案，最终将于年底前向社会和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第三，应对突发事件，要快速反应，需要建立联动应急机制；电站内要必须拥有稳定可靠的“多路”供电系统。据报道，泄漏的最主要原因是海啸超出了设想的水平，海啸引起的滔天洪水将柴油发电机房淹没，造成应急供电系统不能工作。并且福岛一期核电站原本设计寿命已经到期，但出于成本考量而继续运作，尽管在今年2月份的评估报告中，东京电力认为这种超期服役不存在风险，但由于其安全设计存在缺陷，最终导致了目前事态的恶化。

第四，核能经营风险，核能的投资成本非常高，周期长，管理人员需要有更高的管理水平。管理者更应当加强事故处理和应对训练，特别是针对极端情况发生时的模拟演练更需提上议事日程，以避免一旦发生紧急事故而束手无策。我国在建和在运核电技术的安全等级高于福岛核电站技术。福岛核电站属于沸水堆，其工作原理是直接用反应堆产生的蒸汽去推动汽轮机发电，蒸汽中可能包含大量放射性物质，由于少了一个环路，其安全性较主流的二代堆技术（即压水堆）低了一个级别，并且如果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排放蒸汽，则放射性物质也随之排出，此次事故便是属于这种情况;我国核电站的堆型主要是压水堆，在压水堆中，插入了一个热交换器，冷却水采用两回路系统，用于发电的二回路蒸汽中不会含有放射性物质，如遇紧急情况需要排放二回路系统的蒸汽，也不会有放射性物质外泄;日本受影响核电站采用的是二代核电技术，最大问题就在于遇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我国正在沿海建设并将向内陆推广的第三代AP1000核电技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就是在反应堆上方顶着多个千吨级水箱，一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要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等自然力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巧妙地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从而恢复核电站的安全状态。

中国方面已经启动沿海城市的核安全监测装置，正在监测日本的核电泄露对中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监测的结果一切正常，尚未对中国造成影响。同时中国现在运行的核电装置有13台。核安全监管部门在场内设置了监测装置，环境保护部门在场外设定了监测装置，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监测结果都表明，13台核电机组排放指标均远低于国际国内的排放标准，运行是安全的，运行状况是良好的。

目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发布《核辐射污染预测信息》53期、《日本核电站事故发展动态》40期，每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向相关单位发布核辐射污染预测信息，核事故污染扩散分析预测的应急视频会商进入常态化。同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正在开发可提供未来7天放射性污染物浓度分布和沉降分布的区域大气污染物输送数值预报系统，为放射性污染物漂移扩散模型提供高质量的初始场。

参考文献：《法制日报》——《日本核泄漏警示：中国还缺一部核安全法》

篇6：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作者： 程曼丽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和其后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的作用与影响，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论著中有这样的评价：“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关系不大，„„”（注1）“总的说来，葡人报刊数量虽多，但影响不大，和当时中国形势的发展更联系。”（注2）应当肯定，上述评价基于对《蜜蜂华报》一般特征的考察与分析，因而是有道理的。

首先，《蜜蜂华报》为葡文报纸，读者对象是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的租居范围仅限于澳门半岛南部的一个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即使它流传到内地，依它迥异的面目，中国官民恐怕也只能是“相见不相识。”其次《蜜蜂华报》是在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由澳门的立宪派人士创办的。它是一份政治报纸，主要服务于立宪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它更多关注的是葡萄牙国内革命进程、王室动态等方面的消息和本地民主运动发展的态势，而对中国的事务则比较少留意。再次，《蜜蜂华报》仅出版67期，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且“发行量不大，影响面不广”，与“担任在华外文报刊主角”（注3）的英文报刊相比，似乎无足轻重，以至研究者在对中国的外报进行数量统计时，常常将它忽略不计，例如“原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版的只有中文报刊3种，外文报刊除葡文外只有英文报刊8种”。（注4）但是，在肯定上述评价的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些评价的某些方面还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中国报业一隅，而是将它生发开去，拓展开去，我们的结论或许会有所不同。

窃以为，无论就信息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蜜蜂华报》的作用与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蜜蜂华报》是首次向国外传播中国信息的报纸

蜜蜂华报》虽然鲜为人知，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它却是当时中国土地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份向国外发行的报纸。

《蜜蜂华报》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

“„„《蜜蜂华报》仍然不仅在澳门，而且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注5）

“由于《果阿公报》的编辑散布反对澳门人民的消息，我们必须分析他们的言论，并向世界说明他们的笔被玷污了”（注6）

“本来我们不想为此花费笔墨，但考虑到我们这份报纸将向全世界发行，并且我们的后人也会看到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最快的反应„„”（注7）

众所周知，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门户之一，从16世纪中期“开埠”到香港崛起的近300年间，一直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港口，并且一度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海路贸易。

通过对《蜜蜂华报》的船讯的分析我们发现，19世纪初期，澳门通过以它为中心的若干条海上通道（澳门—欧洲大陆，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它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信息联系。有关中国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渐次传播到欧洲、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蜜蜂华报》以新闻形式出现的中国消息虽然不多，但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却不少，其中包括中国商人与葡商做生意的消息，中国商品在澳门售卖的信息，中国政府就有关事宜向澳门行政官员质询的情况以及两广总督差官员亲临处理澳门与果阿矛盾的全过程等等；加以“新闻”栏目中刊登的北京发生火灾的消息，嘉庆帝去世的消息，广东院试的消息以及暹罗、琉球等“属国”前来拜谒的消息等等，使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轮廓依稀可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澳葡人对中国一向恭顺有加，因而该报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对大清帝国的尊崇与敬畏之情，除了对清帝命外国使臣跪拜一事略有微辞外，报纸对中国概无贬损之意。

这些消息以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报纸为载体，通过正规的传播渠道——远洋航运传播出去，为世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比之口头传闻与小道消息）。

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份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它的内容总体上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对域外读者而言，它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报纸，报道的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它的名称——《蜜蜂华报》（又译《中国的蜜蜂》就昭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世界报业体系中，《蜜蜂华报》是独有的，无法为其他报纸取代。

依当时报界的风气（欧美各报普遍不设记者，消息多靠彼此转载），《蜜蜂华报》是所载内容的一部分很可能为其他报纸转译（印度的《加尔各答》报就转载过它的文章），这就使有关中国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以文字为媒介传播中国信息之举并非始于《蜜蜂华报》。早在11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向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的物产及风土民情；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利马窦以及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也以不同方式向外界传播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其印为专书而销行欧美者不少。”（注8）但是，以定期出版物——报纸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信息者，当首推《蜜蜂华报》。与书籍传播相比，它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出版周期短。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本书从写作到付梓到问世，少则需要几年，多则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而报纸将这个周期缩短到以“日”或者“周”来计算。虽然一条消息从澳门传抵欧洲当时需要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完全谈不上时效性，但是与书籍的出版过程相比，速度还是快多了。此外，报纸不但能够报道即发性新闻，还能以其定期发行的特点，使这种报道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了解的需要。

凭借上述优势，《蜜蜂华报》不仅时常可以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而且可以在全世界“飞翔”。

二、《蜜蜂华报》的创办证明当时的中国已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物质技术条件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蜜蜂华报》的出版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后一个条件已完全具备。

在对我国自宋明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报刊出版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有关专家指出：明末清初，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曾一度出现过近代报纸产生的契机（注9）；专家进而指出：清代中叶以后，一些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单页小报”的出版，尽管它既非定期出版物，也不具备完整的报纸形态，却可视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的先声。（注10），也就是说，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印刷、出版与发行方面的条件）。诚如专家所言，早在近代报纸诞生之前，出版这种报刊所必需的印刷、出版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尤其在一些沿海城市）即已具备。否则，中国的大门被撞开之后，短时期内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但是，推论毕竟只是道出了一种可能性，它还需要事实来印证。那么，是谁首先印证了这一点呢？正是远在澳门出版的这份《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为周报，定期出版，印刷精良，有着固定的读者群与发行系统，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外观与欧美大陆的近代报刊极为相似。尽管它采用的是“西法印刷术”——铅字印刷，在新闻采写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它毕竟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份中国的报纸。而对“西法印刷术”的采用，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的条件。

或许有人会说，《蜜蜂华报》固然可以使上述推论得到证实，但它毕竟是在澳门，而不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此言极是，不过，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统治之中，不存在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蜜蜂华报》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出版，正是因为当时澳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澳门虽然是中国领土，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但葡萄牙人在接受管辖的同时，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早在16世纪，他们就仿照本土的城市自治制度，建立了自治政权，组成了议事机构，独自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宜。而广东地方官员对澳门葡人历来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只要其言行不足以危害大清帝国的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维系以顺其情”。这就使澳门能够长期处在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正是近代报刊出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之，《蜜蜂华报》的出版说明了两点：第一，19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出版近代报刊的物质技术条件，如果同时具备政治条件的话，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刊的出现至少要提前半个世纪；第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近代报刊的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只有在澳门那样的地方才具备。

三、《蜜蜂华报》突破了封建限禁，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划时代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序幕由外国人首先揭开，此事乍看颇觉蹊跷，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19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会自动退位的”（注11）。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都会积极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它的形成与巩固，为消灭敌对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进行斗争。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嘉道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禁恰恰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在经济上，清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也是对它的限制），不许自由开矿，不许炼铁铸器，不许商船远航等；同时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当时的封建王朝虽说不上是“固若金汤”其控制却也铁桶般严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任凭其自然发展的话，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恐怕要推迟几十年。而澳门及其《蜜蜂华报》正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上楔进的一颗钉子。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经过初次的较量，葡萄牙人明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澳门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便转而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政策，对中国纳贡称臣，甘愿做“中国皇帝的顺民”。（注12）此举深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到了清代，它已被视为“内附之夷”）。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蜜蜂华报》的创办。

尽管葡萄牙人是利用欺瞒和贿赂的手段在中国取得居留权的，尽管百十年来他们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蜜蜂华报》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因为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如同其欧洲部分一样，他们在澳门施行的一切——包括经济制度、政治管理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份内容和形态完全资产阶级化的报纸，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由此可见，葡萄牙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身份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这场革命性变革的。

澳门这颗“钉子”虽然小，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已非铁桶般严密了；它同时预示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预示着社会更替的日渐临近，预示这晚清帝国这座封建大厦的行将坍塌。

四、《蜜蜂华报》对洋人办报的“示范作用”

从宏观上看，澳门这个“国中之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新闻出版活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日渐强盛的英国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明显的示范效应。

如前所述，由于葡萄牙与中国特殊的关系和背景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区别对待“外夷”的政策，在澳葡萄牙人能够享受到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包括贸易上的便利与优惠，行政、司法方面的特权等）。这不但使未能沐的“恩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于怀，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以至日后他们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割地一块（其面积、地貌特征等均与澳门相似），以全面享受葡萄牙人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享有的各种权利（当然，作为武力征服者，他们的要求只会更多）。英国人割占香港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攫取“与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力”。（注13）

对于澳门，英国人窥伺良久。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英国的10艘兵船侵犯安南，被安南人击退，他们转而来到广东洋面，企图夺取澳门，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得落荒而逃。两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并一度占领了除大炮台以外的整个澳门。“消息传到紫禁城，嘉庆帝斥责道：“天朝宝土，夷人久怀觊觎之心，今若让其占据一岛，久则外夷纷起效法，此风断不可长。”嘉庆下谕，令两广总督调集大军围困澳门，断绝饮食及贸易交通。英夷不战自溃。”（注14）

夺取澳门不成，英国人遂将目光转向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港。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来。”（注15）至此，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贸易港口和立足点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从英国人始而窥伺澳门，终而割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中国诉诸武力及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的。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1807年9月4日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自美抵澳。刚到这里，就遭到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敌视。该地政府限他迅速离境，无奈中，他只好暂时离开那里（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重返澳门）。按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马礼逊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印刷、出版活动转入地下。“马礼逊和米怜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是不可能的。”（注16）在米怜的建议下，他们最终将这个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马六甲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它虽然“离中国很近”（注17），从广州出发到达那里却也需要35天的航程。时空的距离必然会给报纸发行带来若干的不便。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方面的情况，有资料记载说，该报阴历月初出版，免费赠阅。愿意读的人可于初一至初四向米怜处领取，外地华人需要，函索即寄。同时也“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以传布于南洋群岛、暹罗、安南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中国更境内亦时有输入。”（注18）可见，这份报纸传入中国的数量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之后该会在南洋地区又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和《天下新闻》），情况也大抵相同。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境内出版了几份中、外文报刊，如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地臣的《广州记录报》等，但它们皆为“非法出版物”，且大都“随办随停，变动不居”。（注19）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出版报刊所需要的稳定的环境。如前所述，这样的环境当时只有在实行自治的澳门才具备。对洋人办报而言，《蜜蜂华报》起着一种示范作用。因此，英殖民主义者企图随心所欲地创办报刊、对中国民众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摆脱清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只有靠武力“创造”。鸦片战争后洋人报刊的大量涌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篇7：浅析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摘要：晚清时期，一批中国幼童带着祖国对他们的厚望来到美国，学习先进的知识、技能。虽然这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计划以夭折而告终，这批留美幼童也不为多数人所知，但他们用自己的进步思想和卓越能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外交发展史上扮演着开路领航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留美幼童 中国近代 科技发展 教育 外交 历史影响

引言：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及中国近代首位留学生容闳的推动下，1872至1875年间，每年清政府派遣约3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4年共120名左右。由于美国排华浪潮和国内反对势力不断施加压力，此次官派留学计划被迫中断。而这些留美幼童回国后虽遭国人排斥，但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各行各业中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中国的科技专家，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技建设，为我国的采矿、通信和交通做出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晚清的官员，在政体转变、近代化的教育和民主自由思想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阐述留美幼童对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教育现代化和外交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论证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是中国近代化起步的推动者。

一、留美幼童对中国早期科技发展的贡献

（一）对中国近代地质采矿业的推动

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此时已从“自强”转变到“求富”，目的在于以民用工业带动军事工业。而清政府之前对地质矿业不够重视，因此，中国的大部分矿产资源都被外国人所掌控。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地质矿产的重要性，在美国选读矿产专业的留美幼童正可以在这一行业大展身手。在1881年召回幼童后，经统计共有15名幼童从事矿冶工作，约占回国幼童的16%。

在这15名幼童中又以吴仰曾、邝炳光和邝荣光最为著名。作为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他们不仅参与了许多重要矿区的勘探开采，还将实践中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基础。吴曾仰是第一批留美幼童，虽未能在美国完成学业，但于1886年受命到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继续学业，成为留美幼童中得以完成学业的幸运儿。吴曾仰在1890年回国后被派任为热河银矿总工程师，之后均委以重任，曾受盛宣怀之命勘察湖北大冶县龙角山银矿。谈及工作时，吴曾仰曾提出，“试办之始化炼银法，以先用土法较为便宜。„„如矿务渐见兴旺，仍以用西法化炼较为便捷。至放炮黄药无论西法土法必不可少。俾得人力少而工程速”，从中可以看出他运用理论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中国近代不可多得的矿冶工程师。

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地质矿冶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他们的实践考察科学著作及，为之后中国地质矿冶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二）对中国电报通信发展的贡献

直到幼童被召回前，中国大陆还没有长途电报线。在李鸿章的要求下，1880年朝廷终于批准了修建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南北洋路线”的请求。由于国内相关领域人才奇缺，第一批回国的21学生均被送到电报学堂学传电报，后又有第二、三批回过国的学生加入。到1889年时，全国除陕西、甘肃和湖南三省，各省都有了通往京城的电报线。这成果的背后，离不开留美幼童的巨大贡献和辛勤工作，李鸿章在1886年上呈朝廷的奏章中对他们也大加赞赏。

“留美幼童”当之无愧，其中就有中国电报通信业的开山鼻祖和创业专家：曾任中国电政总局局长的周万鹏；曾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清朝邮传部左侍郎的朱宝奎；曾任清朝邮传部电政负责人的袁长坤；曾任汉口电报局局长的方梁伯；曾任湖北省电报局局长的陶廷庚；曾在清朝统辖蒙古时期任恰克图电报局局长和满洲里电报局局长，负责修建了京城到蒙古电报线，毕生在遥远的遥远的边疆服务的程大业；曾任江西省电报局局长的吴焕荣及曾任上海电政分局总办的唐元湛。他们为当时电报网的建设工作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他们早已成为近代中国电报通信业的中坚力量。一方面，留美幼童带领中国电报业向近代化靠拢，学习西方先进的电报技术;另一方面，留美幼童为今后电报通信业的发展做了良好铺垫，结束了中国依赖外国的历史。

（三）对近代中国铁路交通发展的推动

留美幼童回国后，在领军人物詹天佑的带领下，中国的铁路工程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回国的留美幼童中约有29人从事了铁路建设事业，将近三分之一。而其中詹天佑的功绩最大，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学院，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从1905年9月到1909年8月，仅用四年时间就修建成功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不仅承受着来自国内外各界的舆论压力，还面临着严峻的施工条件和不利地形等影响。建设铁路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需要新式的开山机、抽水机和通风机，可想而知，当时的自然及社会条件是多么的恶劣。在中国殖民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年代，中国人能自行修建铁路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对中国的铁路工程学有深远的影响。而且随着国内铁路事业的兴建，1912年时，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一起成立了“中华工程学会”。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他在晚年编写出版了《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等工程技术书籍，以及 《华英工程词汇》，这成为中国最早的土木工程辞典。留美幼童不止是詹天佑一人投身于铁路工程事业，他们都为我国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化教育发展的贡献

中国的大门日渐洞开，仿佛风气全开，大陆学生纷纷到国外留学。1902年时，中国留日学生仅六百余人，而到1907年，中国在日留学生已达一万七千多人。各地政府也派遣留学生到欧美等地学习，包括“北洋官费生”“杭州官费生“等。

1907年12月，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努力下，美国老罗斯福总统要求授权“退还”庚款，但有一部分美元用于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制定了“庚款留学计划”后，1909年京师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留美计划有了最初雏形。第一批“庚款生”赴美时由唐国安护送，他们到达美国旧金山时，走的路线和40年前“留美幼童”完全一样。可以说，留美幼童在推动国内留**上起了重大作用，从传播西学思潮、带动身边官员子弟留学等方面都有着他们的贡献。

第一批“庚款生”当中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留美幼童邝国光的儿子邝熙堃；第二批“庚款生”中有胡适，赵元任（著名语言学家），竺可桢（著名气象学家）。在1909年到1918年，有499名学生留学美国，“庚款留学计划”的推行不仅带动留学美国的潮流，而且使国内各种官费留美和私费留美的活动迅速增加。“庚款留学计划”只是留美幼童所做事迹中的一部分，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留美幼童推动近代中国外交事业

中国在被西方列强侵略程度不断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得已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但中国长期缺乏与国外的联系，国内熟练掌握英语和政治事务的人才稀少。因此，1881年留美幼童回国后，因其自身优势，他们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

首选。据统计，约有30人从事了外交工作，其中曾担任过外交总长的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和蔡廷干四人最为人熟知。这些外交人员反对列强分裂势力，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收回中国铁路主权；利用多种外交手段，维护国外华人利益；拒绝列强无理要求，力争合理议结教案；索回部分庚子赔款，推动科教事业发展等，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唐绍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04年，英军胁迫西藏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清政府为收回西藏的主权，粉碎列强对我国领土的觊觎之心，任命留美幼童唐绍仪为西藏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就西藏问题谈判。但这次谈判最终陷入了僵局，只好于1906年4月在重庆重开谈判。在谈判中唐绍仪在不放弃主权利益的同时，又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让英国政府让步。1906年4月27日，中英两国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尽管条约中许诺英国政府许多特权，但达到了英国政府肯定中国在西藏主权这一目的。唐绍仪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出色的完成了外交使命，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利益。通过这次谈判，展现了我国近代外交官非凡的外交才能和政治意识。

纵观留美幼童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若干历史重大转折点上，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教育进步及外交事业的起步中，都闪现了留美幼童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影响，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

参考文献：

[1] 茆诗珍《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外交事业的贡献》（论文）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3卷第2期第134页

[2] 茆诗珍 徐飞《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影响》（论文）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2期

[3] 钱钢 胡劲草 《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匪出版社2004版180~183页，234~239页

篇8：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一、杨廷宝求学过程

杨廷宝出生时, 中国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他的祖父是南阳地主, 家境好。杨廷宝虽然在幼年就接受教育, 却推崇康梁, 志在富国强民。他很有抱负, 拥护维新, 创办新学。他父亲参加过反清帝制的革命, 他入洋学堂, 及其后去美国留学, 都与其父亲的开明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再次, 杨廷宝母亲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后人, 其遗传下来的字画对他具有美术启蒙的作用。

中国书画的特点非常独特。宗白华说“:它既不是以世界为有限的圆满的现实而崇拜模仿, 也不是向无尽的世界作无尽的追求, 烦闷苦恼, 彷徨不安, 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 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 体合为一。”[2]杨廷宝从小学习中国书画, 使他对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有一定的了解。

“一个人的理想、志向, 往往与环境的熏陶是分不开。”[3]25杨廷宝少年时期兴趣十分广泛, 尤其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 受美国建筑师墨菲的影响, 放弃了继续学习美术, 他深刻感受到在这个建筑工作里, 既有应用美术也有应用科学, 加之是机械与绘画两方面的结合体, 于是杨廷宝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由此可见社会对人的影响不仅仅通过社会大环境, 有时也通过具体的个体而产生指引作用。

二、建筑设计上执业精勤, 是中国建筑设计事业开拓者之一

20世纪20年代, 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逐步成长了第一代中国建筑师, 他们出色地设计了一批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 开创了我国近代建筑设计事业和建筑活动, 从而打破了外国人对这一领域的垄断, 改变了我国建筑匠人与知识分子截然分离的社会状态, 在建筑实践过程中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建筑设计方法和建筑科学技术, 他们是中国当代建筑师的开路人。

1.建筑设计初露锋芒。1927年杨廷宝从美国归来, 应光颂声、朱彬的邀请, 去天津基泰工程公司工作, 开始了建筑设计事业。30年代初, 北平地区一些重要古建筑维修工程委托基泰工程司主持, 如北平天坛、祈年殿、国子监等, 杨廷宝和建筑工匠们实地修缮了北平这些著名古建筑, 1929年, 成立中国营造学社, 他参加了该社的工作, 为此他对中国古典建筑做法深为熟谙, 特别对明清式建筑悉心研究, 从中吸取营养。他对民间传统建筑也十分注意, 同时他还密切地注视着国外现代建筑的发展。1936年杨廷宝至南京基泰工作, 设计了南京中央体育场、中央医院、金陵大学图书馆 (现南京大学老图书馆) 等就已作出了合理功能布局, 协调的建筑体型, 统一的比例和尺度, 并具有我国的建筑风格。此外, 还有商业和居住建设, 如大华大戏院立面改造, 大新公司立面设计和李士伟医生的住宅。从这些建筑设计中, 可以看到他的设计不是追求虚假装饰以哗众取宠, 也不是抄搬现代建筑形式而求时髦。

2.对我国建筑设计的调整。“披荆斩棘, 开拓路径, 才知前进之艰难。长期从事建筑创作于复杂境遇之中, 才能领悟成功的困苦。”[4]42这几句话是杨廷宝建筑人生的写照。40时年代末50年代初期, 由于国家刚解放, 百废待兴, 然而解放前的经营方式和营造偷工减料, 缺乏规范化管理, 建设活动一度进入混乱局面并造成一系列的损失。之后的几年中国家主要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农业混合经济, 大部分建设工作都是社会工作、国家化以及有效的政府行为进行的, 此时的杨廷宝担任起中国建筑学会的副理事长和理事长。在大跃进时期杨廷宝参加指导了北京火车站的设计, 南京工商学院建筑设计等, 但由于经济条件不足未能实现。从1979年开始, 我国政府工作重心已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此时杨廷宝组建了南京工商学院建筑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开展了建筑设计和规划设计指导工作, 一直做到他去世。

三、我国建筑教育领域的一代宗师

1939年春, 杨廷宝到重庆工作, 遇到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急需老师, 这时的杨廷宝二话不说, 担任起建筑系的老师。在这我们可以看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杨廷宝, 面对培养建筑专业人才的使命, 毫不犹疑, 视为己任。

1.建筑设计教学。“当时杨廷宝先生的设计事务所基泰公司在重庆市中心, 而我们的学校却在离城很远的沙坪坝, 他家在西郊的歌乐山, 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如是星期一上课, 歌乐山到沙坪坝不通汽车, 他就走路到学校, 风雨无阻, 从不缺课。”[5]32杨廷宝非常重视建筑教育的发展, 无论多辛苦他都坚持走下去。杨廷宝除了任教外, 1944年, 国民党政府委员会主任钱昌照推荐杨廷宝参加该机构组织的工业建筑考察团, 远去美国、英国参观各种类型的新建筑以及英国皇家建筑学会的新会址大楼等, 并访问了路易·康[6]23。此次出国, 让杨廷宝了解了许多国外建筑方面的新技术和新材料。也为他在建筑设计教学和研究的路上多了一份内容。杨廷宝在设计教学上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 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在建筑教学设计上十分细致, 建筑配景可以做到和谐贴切, 使建筑更显得优美, 且重视建筑技术问题, 对入门学生耐心教导, 比如室内外高差, 窗户高度与清洁的问题。此外在小事上教导学生细心, 培养良好的审美素养, 还要求学生削铅笔要工整, 认为这是建筑师的一个学习内容, 可以培养建筑师的美感和细心, 耐心的工作作风。杨廷宝的博学和认真的教学风格让毕业生受益匪浅。

2.建筑设计研究。50年代中期, 杨廷宝担任由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与南京工商学院合办的公共建筑研究室的主任。其中包括民用建筑与城市规划教研组, 工业建筑教研组, 建筑历史教研组, 建筑技术教研组, 美术教研组。教研组的组建为我国近代建筑设计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文革”期间, 在杨先生的坚持下, 关于“综合医院建筑设计”的研究课题得到成功。调研工作一开始, 杨廷宝就提出“采取先近后远, 逐步充实的办法”, 并强调“医院是面广量大的建筑, 从乡村到城市都有, 要执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在研究过程中困难重重, 但杨廷宝亲自从城市到农村深入调查医院, 对医院内部设备问题, 自来水的供应等进行一一了解, 执着地探讨真理。“杨廷宝每天到研究室进行悉心指导, 共同切磋, 和谐而严谨的研究氛围激励着每一个人。”尽管他不是中国建筑院校的开创者, 但他是在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起步和成长过程中, 以其特有的建筑教育思想,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结合国情, 从事建筑创作。杨廷宝由于他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和教学实践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在同行中德高而望重, 他曾率领17次中国建筑学会的代表团出席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代表大会, 在这些国际交流活动中, 为维护国家尊严与荣誉, 发展各国之间的友谊开展学术交流, 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解放后杨廷宝的职务越来越多, 1957—1965年任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 1959年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 1979年兼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所长, 同年任江苏省副省长, 1982年, 在南京工学院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建筑设计及理论”专业博士点, 并担任博士生导师。杨廷宝参加国际建协的组建和领导, 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首列。他积极向国外介绍我国建设和建筑教育情况, 他注意到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对建筑设计产生的重要作用。他在1955年第二学期建筑学报告上撰写《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四届大会情况报道》, 对荷兰参观了解到的居住区规划方法——邻里单位, 根据中国国情, 引用到我国居民住房建设。

杨廷宝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师, 他和近代其他建筑设计师一起, 打破了外国建筑师占据中国建筑设计市场的局面, 为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建筑设计事业,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 国内各大中国建筑事务所的崛起, 使建筑设计行业为封建保守的中国社会所接受, 具有专业知识的“建筑师”逐步脱离与“匠人”等价观的社会阶级认可, 上升为独立的专业领域人员, 为我国接受西方进步的文化观念提供了精神和物质支持, 他们建筑师的建筑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其次, 杨廷宝作为近代中国开放之后接受西方教育的一员, 始终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中起到桥梁的作用, 使中国建筑事业立足于我国国情, 借鉴国外经验和技术, 得到不断发展。

杨廷宝为国家的建设和教育事业工作直到病倒的前一个月, 这种“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精神, 值得后辈学习。为了纪念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 学习他严谨踏实、注重实践的治学精神, 学习他严格认真、言教身教、为人师表的负责精神, 东南大学在1990年开会纪念他诞辰90周年。

参考文献

[1]杨永生, 明连生.建筑四杰[M].中国建筑工商业出版社, 1988.

[2]宗白华.艺境[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3]齐康.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3.

[4]戴念慈, 等.记建筑学家杨廷宝[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5]齐康.杨廷宝谈建筑:学生时代[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