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行为

跨国公司行为（精选十篇）

跨国公司行为篇1

20世纪70年代后, 群众性的绿色生态保护运动在西方大规模展开, 各种绿色生态公民组织不断涌现。绿色运动一产生, 很快发展为拥有最广大群众基础的民间运动。民间绿色运动的发展得到了的政界回应, 生态保护上升为政府行为。在生态运动的推动下, 各国政府直接介入环境管理, 纷纷成立环境管理机构。绿色思潮通过影响消费者与政府的价值评判改变其行为方式, 进而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行为。

1.1 绿色思潮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绿色思潮以价值观念的形式消费者的影响甚至改变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价值与道德评判标准的改变使消费者对绿色产品产生了新需求。消费者如果能优先购买或主动购买带有公平贸易标签产品, 那么他不仅被认为是绿色消费者, 更被认为是关注生产、使用和处置产品或服务过程的人性方面有道德的消费者。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是对跨国公司环保经营行为的间接激励, 而更大的激励在于, 消费者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环保产品。当消费者愿意付出的价格足以抵消环保成本, 甚至创造更大利润时, 跨国公司就会毫不犹豫地实施环境保护的经营行为。

在另一方面,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把保护环境的责任看成是自己份内之事的这类消费者的需求层次比较高, 他们追求的是归属感、社会认同和自我实现。因此, 受到绿色思潮影响的消费者也会为了争取归属感和社会认同, 而自觉抵制非环保产品。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一旦触及环境安全, 必然首先受到消费者的抵制, 甚至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品牌形象。消费者的监督无形中增加了跨国公司污染环境的成本, 形成了间接的制约效应。

1.2 绿色思潮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随着绿色思潮的广泛传播, 民间运动影响到了政府行为。政府在受到绿色思潮的影响后, 各种政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支持实施环境保护经营战略的跨国公司。政府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对环境保护的支持, 进一步降低了跨国公司环境保护行为的成本, 对跨国公司的环境保护经营行为产生间接激励。

另一方面, 政府直接介入环境管理, 并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当政府着手制定更加苛刻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时, 绿色思潮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 就已演变为正式制度, 对跨国公司经营形成更强有力的硬性约束。而这种制约在特定条件下是致命的, 可能直接导致公司破产。虽然绿色思潮通过政府对跨国公司行为的约束是间接的, 但是约束的强度和力度更大。

2 绿色思潮与跨国经营行为

2.1 发展水平差异导致绿色思潮路径差异

制度的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指创新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 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后者指由政府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制度创新。绿色思潮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路径也遵循制度变迁的方式。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较高, 民众会追求归属感、社会认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而欠发达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较低, 现有的收入水平仅够民众满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求。而环境保护的需求属于高层次的需求, 因此绿色思潮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形成路径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较高, 受到民间环保运动的影响, 多为民众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较低, 民间对环保要求不高, 但是受到国际环保压力的影响, 多为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

2.2 绿色思潮路径差异导致内外环境差异

相对于强制性变迁而言, 诱致性变迁在形成绿色思潮这一意识形态时不仅能得到政府政策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得到企业员工、消费者自发支持, 而强制性变迁主要由政府推动, 环境保护的效率低下。尽管在全球化的今天,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会受到绿色思潮的影响, 但绿色思潮形成路径不同的决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外环境的差异。

首先,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内部素质存在差异。发达国家企业的目标函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包含环境保护;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包含环境保护。发达国家企业的员工环保意识强烈, 而环境保护战略的决策和运行成本低, 而破坏环境的决策、运行成本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环保战略决策和运行成本高, 而破坏环境的决策、运行成本低。

其次,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外部环境存在差异。发达国家消费者愿意高价购买环保产品, 自觉抵制非环保产品;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愿意购买低价商品而不介意产品是否环保。发达国家政府对环保企业给予政策支持, 对非环保企业严厉处罚;发展中国家政府容易被企业“俘获”, 对破坏环境企业的处罚力度不足。

3 绿色思潮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受绿色思潮的影响尚浅, 相对于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兴起了绿色思潮, 中国是在21世纪之后才逐渐出现循环经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的声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 但人均收入水平较低, 人均GDP直至2008年才突破3000美元。较低的收入水平尚不足以刺激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 绿色思潮的形成缺乏经济基础。第二, 中国市场经济水平不高。诺斯认为意识形态的变迁是与其经济体制相关的, 自上而下的变迁方式与一个市场经济不够发达且国家力量相对强大的集权型决策体制相适应, 而自下而上的变迁方式是以奠基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的。因此, 在中国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的条件下, 绿色思潮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推广, 环保效率低下。

3.1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污染防治

中国受绿色思潮影响不深, 这影响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行为,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有发生。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在母国可以做到了“零污染”, 然而, 进军中国后却成了“污染大户”。除了跨国公司本身的道德风险外, 跨国公司在华污染问题主要源于消费者没有自发的形成绿色思潮这一意识形态, 消费者在环境保护中存在“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 中国法制不健全, 不能制约跨国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要解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污染问题, 中国的消费者和政府需要做的是对在华跨国公司形成有效的激励与制约。具体而言, 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是形成有效激励与制约的前提。只有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消费者的环保需求, 进而让消费者自发参与环境保护。另一方面, 政府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是有效激励与制约的基础。健全的法律制度成为跨国公司污染行为的强硬制约, 才能强制性的克服污染问题。

3.2 中国跨国公司产品受发达国家抵制的预防

中国跨国公司在母国经营时, 受绿色思潮的影响不深, 缺少消费者与政府的激励以及制约, 跨国公司内部也缺乏环保激励与制约。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着环境保护的搭便车行为以及破坏环境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是, 发达的东道国对环境保护的激励与制约力度远大于中国, 中国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经营可能不能适应其环保标准。因此, 中国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必须实施环保经营, 甚至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不仅仅是公司自身道德责任的问题, 而是受到外界强硬制约而必须做出的回应。

面对中国跨国公司受到国外以环保借口的抵制时, 中国企业应以此为契机, 接受绿色思潮这一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制约, 在以更环保的方式推出产品的同时, 也能从环保产品中得到更大的利润。而要从根本上预防中国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受到抵制的危险, 关键还是在于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进而提升中国自身的环保程度, 只有中国的环保标准与国际接轨后, 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的环保经营行为才能趋于一致。

参考文献

[1]Terry L.Anderson, Donald R.Leal, 2001, 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Block, Walter, 1990, 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A Reconciliatio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The Fraser Institute.

[3]Smith, Robert J“.Private Solutions to Conservation Problems, ”in Tyler Cowen, ed., The Theory of Market Failure:A Critical Examination, Fairfax, Virginia: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pp.341～360.

公司员工职务侵占的行为几种行为篇2

万某任番禺区下宸贸易公司业务员，在公司任职期间认为公司应计提业务奖金（提成）7800元，但公司迟迟不计，于是万某在公司未发其7000元工资的情况下离职，离职时其将已收的货款3万元不交回公司，在公司经理电话沟通后仍不上交，并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仲裁庭开完庭后，在劳动仲裁庭门口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原因是万某涉嫌职务侵占罪。

案例1：司机在送货过程中，将货款收为己有，携款离开构成职务侵占罪

广州市路仰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刘勤于2008年9月受雇于该公司担任司机。2009年5月18日中午，被告人刘勤接受其公司安排从该公司的仓库（位于本市荔湾区石围塘岭海街华大物流22号）提取了一批货物（品名：伊利原味优酸乳），驾驶号牌为粤agv127货车与搬运工严学文一起将货物送到广州市石围塘塞坝路11号的“广州市荔湾区伟友日用品店”，并当场收取了该批货物的货款人民币33486.48元。当日下午，被告人刘勤驾车回到其公司仓库所在地将车辆停放好后携款离开，之后将其手机关机、下落不明。2009年9月27日，公安人员在佛山市顺德区将被告人刘勤抓获。

结果：被告人刘勤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货款33486.48元）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案例2：仓库管理员未实际获得公司财产仍被判职务侵占罪

2011年9月2日，被告人周某某、刘某、刘某、曹某某经事先商量，利用被告人周某某担任上海永宁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宁公司）仓库管理员的职务便利，在收取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押车员被告人刘某、驾驶员被告人刘某运送的货物时，由过磅人员被告人曹某某虚增磅单重量，从本应卸到永宁公司的5,290千克乙酸正丁酯中截留了价值人民币11,730元的乙酸正丁酯1,020千克于货车上，被告人周某某在百川公司的产品发运单上签收了5,290千克。后被告人刘某、刘某将货车停放在永宁公司内等待收取货款时，上述截留事实被永宁公司发现。案发后，赃物被扣押并已发还被害单位。

另查明，永宁公司发现上述截留事实后，被告人周某某向公司总经理李军交代了上述事实，被告人刘某、刘某明知李军已经报警，仍在永宁公司等候处理，后被告人周某某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被告人曹某某。四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本案事实。四人均被判处6个月以下拘役。

案例3：公司主管将销售货款39244元非法占为己有，判处一年半。

被告人曹某某在2005年5月至8月担任某集团有限公司驻某办事处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其收取的该公司销往某实业有限公司的5笔饮水机、净水机货款共计人民币39244元非法占为己有。

2011年8月17日，被告人曹某某至江苏省海门市公安局货隆派出所投案，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并向被害单位某集团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40000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曹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证人沈某某、任某某、何某某的证言、控告状、应收帐目清单、存款回单、转帐凭条、收货帐目明细、送货单、银行交易明细、欠款还款协议、抵押担保协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变更登记事项证明书、聘用合同、工资发放清单、退赔证明、情况说明、抓获经过、到案情况说明及被告人曹某某的身份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曹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曹某某有自首情节，且已向被害单位退赔违法所得的款项，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曹某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依法可以适用缓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曹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案例4：业务员将已收货款挥阔，向公司出具欠条，被定挪用资金罪

被告人胡某某在担任杭州康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某公司）驻安徽业务员期间，受康某公司委托先后于2010年5月28日、同年7月12日和同年8月12日，三次向挂靠在安徽某某福医药有限公司和合肥某丽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陈某某分别销售人血白蛋白200瓶、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50支及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20瓶、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50支。陈某某收货后，以银行汇款及给付现金的方式将上述货款41800元、10450元及4750元，共计57000元支付给被告人胡某某。被告人胡某某收款后未上交康某公司，而用于个人进行百家乐赌博。

2010年7月26日和2011年2月25日，被告人胡某某利用担任康某公司业务员的职务便利，先后两次以安徽华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购买药品的名义要求康某公司分别将500瓶人血白蛋白和300瓶人血白蛋白发给被告人胡某某，康某公司发货并开具两张购货单位为华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被告人胡某某提货后，将上述人血白蛋白销售给安徽舒城博某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等其他客户，并未将对方付给康某公司的货款96500元和52800元上交康某公司，而用于个人进行百家乐赌博。

2010年8月10日，被告人胡某某向康某公司出具欠条，承认欠康某公司货款149750元。2011年3月，被告人胡某某离开康某公司。同年3月31日，被告人胡某某通过短信联系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要求康某公司给其逐步还款的机会。2011年5月24日，被告人胡某某通过银行汇款向康某公司还款20000元。2011年5月26日，被告人胡某某在安徽省合肥市经济开发区九州网吧被公安机关抓获。

案发后，被告人胡某某亲属代其向康某公司退还人民币186300元，并取得了康某公司的谅解。

被告人胡某某亦有供述及辨认笔录在案，所供相关情节与上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相符。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以挪用资金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上诉人胡某某上诉称，其对原判的定罪无异议，但其与杭州康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之间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借贷而非挪用，因为，（1）该份欠条形式上符合借条的要求，实质上符合客观情况；（2）该份证据一直由被害公司保管；（3）其与被害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关系很好，存在借贷的条件基础。其于2011年5月24日向被害公司部分还款的事实亦证明其有还款的意思。综上，其与被害公司之间确有借贷关系，原判认定事实有错误，请求本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5：员工账户代收货款拒不上交，被判职务侵占罪

向某友原是深圳市宝安区深圳市尊某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尊某成公司）的员工。2011年6月14日，被告人向某友代表尊某成公司与深圳倬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倬某公司）联系了一笔业务，由倬某公司向尊某成公司订购价值61000元的电源适配器4000个。倬某公司先交了现金5000元给尊某成公司。2011年6月20日，被告人向某友通过电话联系倬某公司付清剩余的56000元货款，并将其本人的中国农业银行账号（***1某某某）发给倬某公司。2011年6月21日，倬某公司将余下的货款56000元存入向某友的账户。被告人向某友收到该笔货款后，将其占为己有，并离开了尊某成公司。

法院认为，被告人向某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向某友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态度较好，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向某友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案例6：主管被拖欠10万元工资，将工厂15万元设备主机搬走，被判盗窃罪

职务侵占罪的六种常见案例

企业职工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六种常见案例：

一、股东侵占自己出资企业的财产。

股东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务便利侵占的企业财物，虽然有部分是自己出资形成的财产，但根据《公司法》规定，在出资后股东的出资已经属于企业所有，而不再是股东的个人财产。需要注意的是，股东构成职务侵占罪有一个前提，即股东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就是说，如果股东通过秘密窃取等非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侵占，不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

二、将交付管理、经手、使用的财物据为己有。

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自己管理、经手、使用的本企业财物直接据为已有。这种犯罪方式行为人一般基于一定的合法事由在一定的时间内对本单位的财物具有事实上的控制权、支配权，主要发生在销售主管、经理、厂长身上。

三、本企业人员互相勾结，监守自盗。

发货员、缴库员、搬运工、修理工等一些具有管理、保管、经手本企业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监守自盗。但因一些企业设有保安员，出入均要登记，这些人作案时为将财物顺利运出企业，有时便与保安员互相勾结。

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本企业财物。

犯罪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非法占有本企业的财物。例如收发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供货单位职员互相勾结，虚记收到货物，使单位的货款虚增；购销人员伪造涂改单据、出差人员虚报差旅费等。

五、员工因为薪酬纠纷等原因而擅自截扣公司款项。

员工这么做极有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员工往往会觉得很委屈：是公司先拖欠我的工资、是老板先不兑现我应得的奖金我才这么做的啊！但即使如此，只要员工出于占为己有的目的利用职务之便擅自截扣公司款项，就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法定要件。至于员工与公司的纠纷，只能通过合法的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诉讼途径去解决。

六、非本企业的人员也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在民营企业中，职务侵占犯罪往往是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因此，非本企业的人员与本企业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本企业财产的，是职务侵占罪的共犯。即非本企业的人员只能作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共犯形式出现，不能单独实施职务侵占犯罪。

职务侵占罪的典型案例

1、以公司名义借款后携款潜逃构成职务侵占罪。

甲公司职员张某在工作中负责保管公章，并有权使用公章与他人签订合同。2003年1月，张某私自以公司名义，使用公章向乙公司借款二十万元后，携款逃走。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利用职务的便利，以甲公司的名义向乙公司借款，而后携款潜逃，乙公司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没有过错，其认为张某是在履行职务，自己是借款给甲公司，而非借款给张某个人，其合同安全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有权要求甲公司赔偿损失。因此，张某的行为侵占的客体是甲公司的财物所有权，客观上利用了其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的便利，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甲公司由于对其职员管理的疏忽，应承担向乙公司还款的法律后果，而甲公司则只能事后再向张某索赔。

2、私自用公司材料牟利构成职务侵占罪。

被告人张某某在担任上海德英真空照明设备有限公司修理工期间，利用维修公司售后产品和保管公司仓库钥匙的职务便利，从公司位于本市邯郸路524弄15号地下室仓库内，私自提出真空泵及真空泵零配件，先后用于向吉尔生化(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为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申巨高温线缆有限公司、华胜电脑雕刻公司、同济大学、上海科利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宁瑞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成都智诚科灵仪表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奥博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高丰医疗电器有限公司、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白鹭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彩迩文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现代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销售及维修，并通过现金或转帐的方式收取销售、维修款共计人民币4万余元。被告人张某某以销售、维修不开票或以上海瑞研真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的名义开票，将上述款项占为己有。

被告人张某某身为公司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3、货款收回不上交私自挥霍被判刑刘某原系安阳市某有限责任公司的业务员。从2004年1月至2005年11月，采用以客户的名义书写假收条的手段冲账，将收回的73399.17元的货款装入自己的钱包，把该笔款项据为己有。

跨国公司验厂行为分析篇3

一､跨国公司验厂的由来

1. 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目前,几乎所有跨国公司都已经意识到它们对全球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一些公司制订自己的公司政策,将公认的劳工标准作为采购合同条款,要求全球合作伙伴(特别是那些为它们生产产品的工厂)遵守国际劳工标准和当地劳动法规,很多大型公司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或者委托专业公司监督工厂的执行情况,如果发现有严重违反的情况,它们会要求立即纠正,严重的可能会立即取消订单｡

2. 企业自身利益的推动｡跨国公司推行验厂至少可以为其带来如下好处:(1) 保护本公司品牌形象,避免公司声誉受损;(2) 改善供应商守法表现,避免负面的法律诉讼;(3) 顺应消费者的要求,避免消费者抵

制;(4) 关注股东意见,避免股价下跌;(5) 避免贸易制裁;(6) 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供应链管理｡

二､企业的行为守则与客户验厂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为自己努力创造利润的同时,还要兼顾一系列的其他责任,包括员工的身心健康､企业内外的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等等｡这些社会责任就要求企业对生产过程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就验厂来说,企业要有基于社会责任基础上的行为守则(COC)｡

COC是公司内部制定的或自愿采用其他专业组织已经制定的政策或标准,它承诺公司及公司对所有商业伙伴包括供应商､制造商和分包商的劳工问题负有责任,要求所有商业伙伴遵守基本的劳工标准和当地劳动法规,为工人提供公平而体面的工作条件｡守则涉及童工､强迫劳工､职业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惩戒措施､歧视､工作时间和工资报酬等,也有一些公司加入环境保护､慈善活动和社区关系等内容｡COC是企业内部制定的,有时缺乏通用性｡这意味着企业完全遵照某个COC而通过一家公司的验厂,并不表示可以顺利通过其他公司的检查,因为各大进出口公司､跨国公司或者各个国家对于社会责任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这就给生产厂商带来很大的难度,会让他们总是疲于应对各种不同的验厂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等非政府组织联合各大跨国公司,一起制定了不少社会责任守则和认证标准,其中较有影响的有SA8000､FLA､ETI､ICTI､WRAP､OHSAS1800等一系列标准｡由于SA8000可以应用到很多行业,也被许多国家所认可,所以影响面最为广泛｡

三､跨国公司验厂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1. 负面影响｡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我国众多企业的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如果按照客户验厂要求,加大对职工和环境保护的投入,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如果严格执行社会责任标准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的限制,就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当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优势将会丧失,使企业陷入困境｡另外,高额的验厂费用也使企业难以承受｡一般第一次验厂不收费,如果不合格,限期整改｡第二次验厂收500～1000美金不等,如果第二次验厂又没有通过,再给一次机会,这次仍要收费｡第三次通不过就取消定单｡各企业对验厂都十分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许多企业成立了人权验厂部､验厂事务部,专门负责验厂的工作｡用于专门负责验厂人员和改善条件的花费给企业造成的负担确实很重｡

验厂可能使企业的技术秘密丧失｡有些跨国公司通过多家认证机构执行检查,在考核和监督过程中,由于多家机构检查和频繁的检查次数,可能会使企业的一些专利技术丧失,从而失去竞争力,使生产厂商的利益受到损害｡

2. 正面影响｡验厂要求企业按照国家的劳动法规办事,会增加企业成本,但是更会给企业带来大量收益｡①确保与客户/供货商长期合作关系,确保接单出货的顺利进行｡通过客户验厂合格后,可以增强客户的信任,便于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赢得更多的订单｡②尊重员工生命,提升企业形象,客户验厂的很多方面是关于劳资关系和员工工作安全方面内容,客户不间断的验厂,可以促进企业不断关注工作环境中的安全因素,例如加强防火检查,加强设备操作检查,这些可以间接的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保证员工生命安全｡

3. 增强企业凝聚力,实现劳资双方双赢的局面｡验厂过程中,企业要满足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特别是劳动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要求,要企业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这促进了劳资关系的和谐,减少了劳动摩擦,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

4. 不断改善企业的内部管理｡验厂注重全方位,外商验厂时,首先会直接深入到生产厂去,对工厂生产流程､管理､环境各方面进行全面考核监督,确定合作伙伴｡验厂查出的不合格项要求企业制定出纠正和预防措施,限期整改,给企业形成无形压力,要求其不断改善管理,降低成本｡

四､如何对待验厂

1. 目前国内对待验厂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跨国公司的验厂制度,从一开始实施,就遭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供应商准备好几套工厂纪录,这一套给这个机构,那一套给那个机构,还有专门对付SA8000｡更有甚者,一些劣迹斑斑的企业,为了确保成功通过审计,贿赂审计员,与调查公司合谋编造谎言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深受其害的工人也在老板的唆使､利诱和恐吓下,在接受审计讯问时,向审计员提供虚假情况｡中国的工厂管理者利用造假文件,来掩盖包括工时超常,工资过低以及健康和安全工作未达标准的情况绝非个别现象,非常普遍｡

2. 正确的对待验厂｡首先对待客户验厂要有正确的心态,验厂虽然对企业来说会增加成本,但更重要的是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其次要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要做好准备,企业要了解客户验厂的主要内容和侧重点,并按照此要求执行｡目前劳工尤受关注,外商验厂主要检查合约工厂是否遵守劳动法规,是否遵守安全法规｡另外根据统计,全球超过200家跨国公司已经制定并推行包括公司社会责任的验厂守则,要求其供应商和合约工厂遵守劳工标准,安排公司职员或委托独立审核机构对其合约工厂定期进行现场评估｡企业要尽早申请目前国际劳工方面的标准认证｡如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FLA公平劳工协会守则､WRAP环球服装生产社会责任守则､ICTI国际玩具商协会守则､ETI道德贸易行动守则､NGO社会责任守则､跨国公司内部社会责任守则､国际劳工标准/人权守则等｡第三,在验厂时,应向国外客户提供所有的必要材料和证据｡跨国公司验厂非常细致,要配备专业英语人才,在验厂过程中派专人负责,全程参与｡最后不要气馁,勇于改正｡在第一次验厂失败时,决不能气馁,应该积极听取意见,尽快向专业咨询公司咨询,采取纠正措施,进行整体性的改善｡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及对策研究篇4

一、跨国公司实施政治行为的动机

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还是政治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它们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决策 (赵平, 2011) 。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机构, 跨国公司的行为具有多维范畴的含义。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 跨国公司是一个在约束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 其政治行为带有功利性目的。通过政治行为追求利润是跨国公司的本能和根本性动机,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必定是为这一终极目标服务的。但在不同的战略目标和外部环境下, 跨国公司实施政治行为的动机非常复杂, 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利益。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跨国公司政治参与的目的, 才能正确地理解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 并作出合适的对策。因此, 正确理解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目的十分重要。具体而言, 跨国公司实施政治行为的主要动机包括以下方面。

(一) 规避政治风险, 确保对外直接投资安全是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先决动机

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中, 面临比国内更加复杂的环境, 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和对外国投资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的投资安全和收益。在一些投资目的地 (如政局不稳定以及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的东道国) , 投资的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 跨国公司在追逐高额回报的同时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寻求东道国政治势力的安全保护。而且, 当前国际范围内尚未缔结统一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投资协定, 制度供给的不足导致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求安全保障。跨国公司通过参与政治活动, 支持对跨国公司态度友好的政治派别、寻求保护其利益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与东道国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 能够准确预测东道国政局和政策的发展趋势, 在东道国实施没收、征用、国有化或政治制裁等影响投资安全的政策之前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从而实现规避政治风险、确保投资安全的目标。

(二) 获取竞争优势, 保障对外投资经济收益是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根本动机

作为理性“经济人”, 跨国公司政治行为背后的物质利益动机十分明显。跨国公司归根到底是一个经济组织, 在确保安全的状况下, 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动机将围绕自身的经济利益展开。东道国政府通常利用政策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与诱导, 深刻地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和盈利能力, 导致跨国公司反过来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政治进程, 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和手段达到战略目的。跨国公司全球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它们在母国所取得的主导地位, 而且取决于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地位的提高 (黄河, 2008) 。东道国的政治结构、政策环境和财富分配的权力在无形中影响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 从而导致跨国公司投资后广泛参与政治活动试图改变东道国的政治环境, 以利于攫取更高、更稳定的利润 (焦军普, 2005) 。Baron (1995) 曾经将企业的政治行为能力归结为非市场竞争能力, 并指出企业非市场活动中的竞争力与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同样重要, 在受政府控制程度较大的转型经济环境中尤其如此, 因为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非市场体系 (如政府控制和社会网络等) 获取资源。

(三) 提高政治地位, 获得社会尊重是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附属动机

根据马斯洛 (2007) 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 人类需求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作为人格化的组织机构, 跨国公司在满足较低层次需求的基础上, 会逐步要求得到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当跨国公司获取了稳定的技术优势和合理的经济利益之后, 就会产生更高程度利益表达的倾向, 而政治行为正是快速实现更高层次需求的手段。在现实中, 跨国公司通过当地化战略深入地融入到东道国的社会经济体系中, 无论是跨国公司在当地聘请的管理层、普通员工, 还是作为一个人格化整体的跨国公司, 都希望得到社会尊重和社会声望。通过参与政治活动, 跨国公司及其员工可以快速提高政治地位, 实现改善社会形象、提高个人价值等非经济目标。

总之, 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根本动机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但由于跨国公司本身目标的多元性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动机也极其复杂。跨国公司政治行为既可能是为了防范政治风险、实现对外投资收益, 也可能是为了实现非经济目标;既可能是维持整体利益的需要, 也可能是因为代理人的个人利益诉求;既可能是跨国公司的主动行为, 也可能是应对东道国政治结构的被动反应;既可能是维护正当权利的要求, 也可能是达到非法目标的手段。在考察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动机时, 应该区别对待。

二、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方式

跨国公司掌握强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 能够支撑其以多种形式参与东道国的政治活动。据日本学者蒲岛郁夫 (1989) 的研究, 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包括:投票、选举活动、地区活动、个别接触和暴力。作为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格化经济机构,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是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带来价值, 我们主要从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其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来概括其政治行为的方式。在现实中, 跨国公司经常是多种政治行为方式并用, 而且根据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及其自身所掌握的资源优势选择最有利的政治行为方式。

(一) 游说母国政府对东道国的态度

跨国公司全球竞争优势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母国政府有时视跨国公司为确立世界经济控制地位的手段和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政府为提高本国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服务理所当然 (朱鸿伟, 2006) 。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遭受不公正待遇、民族主义敌对情绪、市场准入障碍等政治经济风险时, 跨国公司通常会游说母国政府改善与东道国的经贸关系、或者施加政治压力促使东道国调整产业政策和管制制度、甚至直接干预东道国政治迫使其让步, 从而建立有利于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市场环境。例如, 美国许多跨国公司在国外有大量的业务, 它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企业, 希望政府作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对外政策 (熊志勇, 1998) 。跨国公司游说母国政府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 (如采用书信、电话电报、递交研究报告乃至直接造访游说议员和官员) , 保持与母国政府紧密的政治联系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跨国公司娴熟而广泛地游说母国政府为其拓展全球市场保驾护航。

(二) 与东道国政府进行政治谈判

为了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许多东道国政府实施了非常宽松的引资政策和优惠条件,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不惜代价竞相吸引跨国公司。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依赖增强了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 跨国公司经常游说东道国政府相关部门修改外资政策,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民族国家一道对民族和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发号施令 (1) 。在政治谈判中, 跨国公司利用其在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中的优势形成有利于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 并要求东道国政府向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靠拢, 否则便以撤资或诉讼相威胁。

(三) 支持或扶持东道国的政治势力

在绝大多数东道国, 其国内政治势力会因政见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或利益集团, 为跨国公司通过支持对其友好的政治势力而获益提供了机会。在实行代议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 外国跨国公司对当地政治竞选的捐款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序和规定进行, 但跨国公司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支持东道国特定的政治力量;在民主政治制度尚不够完善的发展中东道国, 外国跨国公司对当地政治势力的支持受到的限制更少, 特定情况下跨国公司能够凭借强大的实力在东道国扶持对其有利的政治势力上台执政, 甚至推动和参与颠覆第三世界的民选政府。而且, 跨国公司还能利用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特殊关系直接渗透到政府组织体系中并占据公共部门的重要地位, 成为公共部门的决策者或直接参与者 (范春辉, 2006) 。

(四) 制造舆论压力, 影响东道国的政策

在现代社会中, 新闻舆论的力量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通过各种大众方式 (如电视、电台、网络、报刊、标语、演讲、张贴、研究报告) 营造舆论压力, 促使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态度更加友善、政策更加优惠。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 跨国公司通过舆论影响东道国的公共政策, 母国政府有时也通过舆论施压促使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作出让步。例如, 在华投资的外国跨国公司尽管获利丰厚, 但却不停地抱怨中国的市场环境 (2) 。2011年, 中国美国商会 (Am ChamChina) 和中国欧盟商会 (EUCC) 均发布了“专业性”的研究报告, 抱怨中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全球商界和政界造成了极大的舆论攻势, 导致中国政府出面澄清事实和重申对外商投资的积极态度。

(五) 以贿赂、收买等非法手段腐蚀东道国政府官员, 获得不正当收益

尽管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制订了严格的企业反腐法律法规, 但由于跨国监管中的漏洞, 跨国公司采取各种形式向东道国政府官员行贿, 一些变相的行贿方式 (如免费旅游、购物、出行、聘请官员亲属担任虚职领取高额工资等) 更加难以监管。在发达的东道国, 法制比较严明完善, 跨国公司采取非法政治行为相对比较谨慎, 但也绝非罕见。在发展中东道国, 越轨的政治行为常常被跨国公司当成获取有利外部条件的重要手段,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采取暴力、行贿等非法方式介入政治, 为违反商业道德操守的行为寻求保护。2004年爆发的朗讯公司在华行贿案、2008年12月被揭露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全球行贿”事件、2009年的“胡士泰商业间谍案”, 跨国公司非法的政治行为层出不穷, 对东道国的市场秩序和政治文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是其对东道国政府管制和政府作用扩张的理性反应, 由于跨国公司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及其政治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跨国公司政治行为对东道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终极目标是获取竞争优势确保最大限度地盈利, 其通过政治行为谋取相对于当地企业的竞争优势, 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微观企业经营环境和政治体制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重点关注跨国公司政治行为对东道国政治领域的影响, 将从国际交往、国内政治形势、公共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 影响东道国与相关国家的国际关系

跨国公司是国际关系中重要行为主体, 国家政府之间、公司之间、政府与公司之间的三维外交”构成了当代国家之间交往的特征 (Strange, 1992)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致力于谋求一个有利于其生产经营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当东道国与相关国家 (尤其是母国) 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符合其利益诉求, 跨国公司将通过各种方法支持和推动;当东道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变化损害其利益诉求, 跨国公司就利用各种手段游说和阻碍。游说母国政府维持或改变对东道国的态度是跨国公司全球经营中常用的策略之一, 而支持本国跨国公司对外扩张大多数时候也符合母国政府的利益, 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利益契合成为母国政府向东道国政府示好、游说或施压的原因和动力,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而且, 跨国公司是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者、践行者和引领者, 可以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国际资源影响政府间国际机构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通过国际规则而影响东道国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与他国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态度以及由此采取的政治行为完全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利益需求, 其造成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为了维持有利的国际关系环境、减少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组成的工商利益集团或其它形式的联合商会积极谋求在母国和东道国制定对外政治经济政策中发挥作用。例如, 在中美关系发展中, 美国在华投资跨国公司通过加强交流和反馈信息而发挥稳定性作用 (张岸元., 2001;王勇) , 1998。然而, 对跨国公司的正面作用不能做过高的评价, 跨国公司为了经济利益而改善东道国与他国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冼国明、张岸元, 2004) ,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消极影响。正如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 (2003) 所说的那样, “跨国公司子公司时而帮助东道国, 时而在东道国帮倒忙。”

(二) 影响东道国的公共政策

东道国政策全面制约着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和盈利能力, 从而激发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府管理的反应, 跨国公司力图通过自身的政治行为促使东道国的政策向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政治行为并非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好”政府, 而是希望得到有利的政策作为回报。无论东道国的行业准入规则、税收优惠制度、审批手续规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体系, 还是政策制定过程本身都受到跨国公司的影响。

新政治经济学为跨国公司影响东道国的政策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既然跨国公司的经营业绩受东道国政策影响, 跨国公司就可以通过“寻租”这种非生产性经济活动控制或影响资源的分配者, 以不正当的政治经济交换过程获得某种稀缺资源, 从中谋求额外利益或好处。由于东道国的立法者和管制机构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俘获”立法者和政府官员而获得有利的政策环境, 东道国的公共政策很有可能偏向于组织良好的跨国公司利益集团 (3) 。在现实中, 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对东道国公共政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需要仔细甄别, 因为利益集团的垄断性、保守性和低效性等弊端将妨碍社会经济进步和导致国家竞争力衰退 (曼瑟尔·奥尔森, 2007) , 但利益集团的竞争也能像企业间竞争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那样增进政府的工作效率 (Becker, 1983;康芒斯, 1962) 。

(三) 影响东道国国内的政局稳定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针对东道国的政治体制, 都会对东道国的政治状况产生重要影响。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1982) 指出, 跨国公司通过支持或反对政府或该国的特殊个人和集团, 可能对东道国政治制度施加影响, 公开或隐蔽的干涉东道国内政。许多跨国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收买政治家、资助反政府政治势力、鼓吹侵略战略等手段, 直接影响东道国的政局。例如, 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1972-1973年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过程中曾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美伊战争和刚果内战中也可见到哈利伯顿公司 (Halliburton) 、贝克特尔集团 (Bechtel) 等美国跨国公司的身影 (焦军普, 2005) 。在现代社会中, 尽管跨国公司也会出现直接参与推翻和颠覆第三世界民选政府活动的极端情况, 但更多的是通过在政府内部扶持代理人, 凭借经济实力改变公共政策的执行导向、影响公众舆论等手段强化对政治过程的控制 (黄河, 2008) 。但也不可否认, 在特定的情况下,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对东道国的政治状况也存在改善的作用。跨国公司在维护既得利益“政治佣金”加剧腐败程度的同时,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东道国改善投资环境、清除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推动决策透明化和民主化 (范春辉, 2006) 。

(四) 影响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念

“冷战”之后, 发达国家大力向第三世界推广所谓“优越的”政治民主制度, 无论是跨国公司刻意地执行母国的政治意图, 还是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 都从意识和行为等方面影响到东道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尽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能会有回避、背离“民主输出”的做法, 但其与母国政府实现政商联合共同影响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符合双方的利益。跨国公司通过捆绑供应商和上下游企业影响东道国的生产者、在营销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东道国的消费者, 从而全面地影响东道国的政治生态。首先, 跨国公司的行为方式常常被东道国企业当成一种先进的经验进行借鉴,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带来的经济收益将激发东道国当地企业在政治舞台上充当更加活跃的角色, 从而提高东道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而且, 跨国公司非法的政治行为谋取的优势极大地打击了当地企业, 将通过影响当地企业的经营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发挥负面的示范作用。其次, 跨国公司蓄意协助母国在全球推进“软征服” (Soft-conquer) , 使自己的政治文化成为强势文化, 从而直接影响东道国的意识形态和民主价值观 (李盛竹, 2010) 。例如, 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内强有力的制约下, 经常要承担“民主输出”的义务 (刘建华, 2007) 。

四、东道国政府的应对思路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具有复杂的动机、实施政治行为的方式灵活多变, 对东道国的国际关系、国内政局、政策形成、微观主体和政治生态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东道国不能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谨慎应对。东道国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过程中, 应该全面评估跨国公司的影响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狭隘的经济利益, 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管理。

第一, 正确理解和评估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战略动机、方式和影响, 是东道国政府应对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前提。西方跨国公司对政治行为的理解远比发展中东道国政府想象的更加深刻, 政治行为已完全融入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体系。跨国公司政治行为动机复杂、形式多样、影响全面, 不但改变了国家权力运作的背景, 而且直接参与政治过程。东道国政府只有全面、深入理解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动机, 才能正确地预见跨国公司可能采取的政治行为和客观地评价其影响, 从而采取正确的措施。

在西方发达国家, 私人市场和自由竞争的作用深入民心。但在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离不开政策规划和政府推动, 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干预在所难免。因此, 倡导自由权利的跨国公司受到不同政府的司法管制和公共政策的影响, 必将导致跨国公司通过政治行为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政府控制经济和干预私人企业运行的能力。东道国政府应该深刻认识到, 跨国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限制与反限制都是双方的理性反应, 政府应该根据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动机和利益诉求引导跨国公司积极发挥正面影响、遏制负面影响, 通过扩大民主的范围而强化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 构建交流渠道和平台、引导跨国公司合法适度参与政治, 是东道国政府应对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必然选择。盖伊·彼得斯 (1989) 曾经指出, 如果没有广大公民的积极参与, 政府很难使其行为合法化。对于东道国来说, 既然跨国公司这个人格化的特殊公民的政治行为不可回避, 与其让其在体系外活动, 还不如提供更多合法的政治行为渠道和方式将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纳入到监管中。跨国公司政治行为被纳入到东道国的监管范围, 既能在最大程度上抑制其负面影响, 又能为本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服务。

因此, 东道国政府应该在健全国内民主政治体制的同时建立专门的政企交流平台, 加强与跨国公司的沟通, 保持双向信息通畅。在制定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时, 东道国政府应该事先征求跨国公司以及国内其他重要利益集团的意见, 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加投资政策的透明度。但需要注意的是, 跨国公司政治参与的程度应该与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跨国公司过度的政治行为会造成政策扭曲、妨碍政府的正常管理秩序, 甚至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

第三, 加快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 是东道国政府合理应对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保障。东道国管理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管理并没有出现真空, 对许多东道国而言,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管理的动力和愿望, 而在于是否具备有效管制的能力和手段。根据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动机、方式及影响, 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需要东道国从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提高管理能力。

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既能为跨国公司利益集团提供合法的政治参与渠道, 又有利于避免政府相关人员被“俘虏”, 从而提高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和透明度。因此, 东道国政府必须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制建设促进廉政建设、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有效性, 确保跨国公司具有合法的渠道和规范的程序行使政治功能, 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东道国管理水平的提高不但需要制度保障, 而且需要政府部门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来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对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管理, 归根到底要靠人来执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管理雇佣的都是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员工, 东道国政府只有在人才吸引、培养、留任等方面加大投入, 才能与跨国公司在人力资源争夺和智商较量中不落下风。

摘要：政治行为是跨国公司广为运用的非市场战略之一, 跨国公司的政治角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地实施政治行为, 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动机复杂、方式多样、影响广泛, 管理跨国公司政治行为是东道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东道国政府应该充分理解、客观评估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 通过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提高监管能力。

公司员工行为守则篇5

第一条为规范员工行为，提高员工素质，打造公司优秀的企业文化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塑造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制定本守则；

第二条小额贷款公司的全体员工应遵循本守则的要求，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职业素养，做到爱岗敬业、纪律严明、服务规范、业务精良、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第三条本守则对小额贷款公司全体工作人员具有普遍约束力，是规范员工行为的依据，是评价员工言行的准则。并做为对员工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评定的标准之一，纳入考核，与员工工资评级、职务晋升挂钩；第二章职业修养

第四条公司员工应该体现良好的职业道德水准，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有责任感和荣誉感，时时维护公司利益、信誉和形象；

第五条公司员工应该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坚守工作岗位，工作态度认真，有较强的职业意识和奉献精神，能够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集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才华和热情；

第六条有压力感、紧迫感和危机感，时刻保持进取心，不断学习业务知识，提高业务技能，增强自己的综合能力，特别是新员工，更要虚心好学，尽快提高工作技能，在工作上精益求精；

第七条工作作风上应该扎实严谨，求真求实，有强烈的团队意识和协作观念，能够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能够在工作中保持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和饱满的工作热情；

第八条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对工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公司发展和业务经营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建设性的意见；

第九条对公司或上级领导交办的工作，要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不推诿，不延误，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遇到难度大或脏、苦、累的工作，要迎难而上，想办法解决；

第十条公司员工应恪守诚信，文明热情，尊重客户，进退有度。回答客户的咨询或问题，要态度诚恳，耐心细致；为客户办理业务，要准确快捷，条理清楚；遇到客户的批评，要冷静谦虚，认真反思，顾全大局；对客户的无理要求，要语意明确，果断回应，但不准使用侮辱性语言，注意保持职业形象；对公司不能或没有条件做的业务，不允许任何人轻易许愿或承诺；

第十一条推荐或评估客户资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按程序办理。处理业务的过程要客观公正，不允许营私舞弊，上下欺瞒。

第十二条公司员工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有理想、有追求，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和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能够在工作中主动分析问题，积极研究对策，勇于面对挑战，锐意开拓创新；

第三章职业纪律

第十三条公司员工要熟悉和掌握法律法规、金融政策以及公司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制度的要求开展工作。遇到自己拿不准的问题或超越权限的事项，要及时向主管领导咨询或汇报请示，不允许自作主张、自行其是，导致公司工作的口径不一致，使工作陷入被动；

第十四条严格遵守公司的考勤制度和劳动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旷工。缺勤要履行请假程序。其中员工请假1天以内可向部门经理请假，1天以上要同时向总经理请假；部门经理向总经理请假；

第十五条工作期间不允许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包括用计算机玩游戏、吃零食、看与工作无关的书籍、大声喧哗、下棋打麻将等严重影响工作秩序的事情；办公用计算机不允许登录非法网站，以免对业务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第十六条中午不允许饮酒，如有特殊情况，应同主管领导打招呼；

第十七条要坚守工作岗位，不串岗，不脱岗。离岗或离职要办理交接手续，将尚未处理完毕的工作交待清楚；

第十八条要爱护公司的各项财产，养成节约的习惯。各种设备、设施和办公用品，要精心维护，不得浪费，不得私用；

第十九条要严守信贷、财务等各项工作纪律，坚决做到不越权行事，不违反决策程序，不违章办理业务，不以贷谋私，不营私舞弊；

第二十条严禁弄虚作假处理业务，包括虚假放贷、发放冒名贷款顶名贷款、虚列支出、截留收入、编造虚假会计、结算和统计报表。处理业务，要合理利用金融政策和财会规则；第二十一条要严守公司商业秘密，对工作中获得的客户个人信息也要严格保密，不得随意传播或在公开场合披露。对于重要文件或资料，员工要在每日工作完毕离开办公桌时进行整理，放入办公抽屉或保险柜内上锁保管，不得随意复印。对于不该说的秘密绝对不说，对于不该问的秘密绝对不问；

第二十二条员工应服从公司的工作安排，没有正当理由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岗，并不折不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第二十三条员工应公私分明，秉公办事，不允许自营与公司职务上有关的业务，不准在其它公司或企业兼职；

第二十四条

任何情况下都严禁向客户索取好处或提出其它额外的无理要求，在工作过程中不得接受客户的吃请。如果对方主动提供现金、贵重金属等物品，必须婉言谢绝。无法婉拒而接受的，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汇报并找机会原物奉还；

第二十五条要公平竞争，维护公司形象。不在客户面前故意贬低竞争对手，不违背“客户自愿、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客户；第四章职业形象

第二十六条公司员工言谈举止应端庄文雅，一举一动，符合职业要求，体现公司的精神风貌。

一、言谈要文明得体，落落大方。在处理业务与客户交谈时，要语意明确，语句清晰，语气谦和，称谓得体。所有员工在处理正常业务和正常处理业务时，必须坚持使用文明用语，不说伤害客户感情的话，不使用过激的语言，时刻维护公司形象，保证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特殊情况下也要尽量保持风度，坚决不允许使用侮辱性的语言；

二、接待客户要主动热情，面带微笑，给客户以阳光、稳重、亲和的形象，交谈中应自然的正视客户，表现出专注，不左顾右盼。

三、办公过程中坐姿要端庄文雅，站姿挺拔自信、行姿要稳重端正，表现出成熟、自信、精干的职业特点；

四、打电话时要吐字清晰，使用文明用语。如果被急事打断，要向对方说明并表示歉意。遇到找其它同事的电话，要礼貌处理，不允许生硬的挂断电话；

第二十七条公司员工的仪容仪表应整洁得体，展示个人的风采，共同创造和维护公司良好的办公形象。要求着装简洁明快（如果有条件，要求统一着装），佩带统一标牌，大方得体，衣扣整齐，不允许穿奇装异服；头发要整洁干净，不允许留怪异发型；女性员工宜化淡妆，俭朴大方；办公时间不允许带墨镜；

第二十八条其它礼仪规范详见《公司礼仪与行为管理规范》第五章办公环境

第二十九条公司员工要维护和保持良好的办公环境，提高工作效率。要求办公室及桌面要保持清洁，整齐有序，不摆放与办公无关的物品和资料；各类文件及资料应摆放整齐，方便取阅；不将非办公用品长期存放在办公室内，不将有异味物品带进办公室；要尊重和爱护同事或清洁人员的劳动成果，不随地乱扔杂物，烟头等；

第三十条工作场合应节制吸烟。特别是在档案室等不宜吸烟的场所，或者办理业务的过程中，严禁吸烟；

第三十一条保持安静的工作环境，不制造噪音影响他人工作。要求尽量不在办公室接待与工作无关的客人，更不能高谈阔论，大声喧哗；在办公时应关闭计算机或计算器的音量，接打电话时要保持合适的音量，尽可能避免打扰他人；不在办公室做产生噪音的任何活动；第三十二条员工可以按照公司统一环境设计的风格，在自己的办公区域摆放一些花草或小饰品，营造轻松自然的个人环境。但不宜过多，不能破坏公司统一的形象设计风格；第六章工作氛围

第三十三条公司员工要树立团队观念，讲求集体协作，积极沟通，平等交流，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一起创造和维护和谐的工作环境；

第三十四条部门之间、岗位之间、领导和员工之间，应积极沟通，保证各项工作安排周密、细致、合理、互相衔接、事半功倍。对公司董事会或上级部门的工作安排，要积极落实并限时回复，遇有特殊情况的也要尽快做出解释。跨部门或跨岗位之间的工作事宜，应服从牵头部门或牵头人员的协调和指挥。

第三十五条同事之间应坦诚信任、理解支持，在交流沟通中增加信任。不搬弄是非，不挑拨离间。对同事不允许有言语上的侵犯或威胁，不开令当事人尴尬或歪曲事实的玩笑，不对同事冷淡、轻视、傲慢、蛮横或有其它不尊重的言行，不在公开场合议论他人的私事和缺点。下级应给予上级应有的尊重，如认真对待上级提出的工作要求和布置的任务，认真听取上级意见和建议，对外场合称呼职务等。上级应平易近人，关心和爱护下属，了解下属的愿望和需求，对下属的工作、学习、素质修养给予热心的指导，为下属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第三十六条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参与和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共同为人才的成长和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同事之间要争优创先，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第七章附则

上市公司融资行为选择研究篇6

[关键词] 融资行为股权结构资本结构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我国复杂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融资时的顺序是，先股权融资，然后债权融资，最后才是内部融资。而西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企业优先偏好内部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即所谓的优序融资理论。

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为什么会与西方国家的融资结构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表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对其成因进行剖析，并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理性化回归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现状分析

据统计，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自1991年首次从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以来，到2001年底，通过这一方式共融资2521.31亿元，其中配股融资达2068.17亿元，增发融资达453.14亿元，一级市场筹资总额达到6206.78億元。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直接融资较之银行的间接融资近年来已呈显著的增加态势。另外，从上市公司的负债比例看，除了在1992年较高(达到65.02%)以外，以后各年基本上稳定在50%左右，应该说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但1997年后略有提高。从负债结构来看，历年来上市公司的短期流动负债比例都很高，流动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平均达到40%左右，显示了高流动负债比例的特征。这说明在上市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中，债务融资的比例总体上趋于下降，也即证券市场上股权融资的比例在不断上升。

总体而言，在中国上市公司总体融资结构中，内源融资比重普遍较低，外源融资比重较高。其中，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所占比重平均超过了50%。中国上市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表现出典型的“轻债务融资，重股权融资”的特征，融资顺序的一般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融资方式选择体现着较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

二、上市公司融资行为选择的原因分析

1.融资成本角度分析

成本因素是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在融资时应首先考虑的问题。在企业资金使用效率既定的情况下，筹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所能获得的利润，因此，考察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成本的高低，对于解释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是有必要的。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债权融资的直接成本是利息成本、债券发行成本，潜在成本还包括破产成本、偿债硬约束的厌恶成本等。我国上市公司如果采取发行企业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融资成本主要包括债券发行成本和债券利息成本。债券发行成本约为发债数量的1%，目前三年期、五年期企业债券的利率最高限为3.78%和4.032%。由此测算，发债的融资成本约为4%～4.2%。但由于我国企业发债存在较强的政策约束，目前企业的债权融资多以银行借款为主，其融资成本可以按照现行利率水平(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5.31%，三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5.49%，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为5.76%)进行估算。

股权融资的直接成本包括股息支付成本、股票发行成本，隐性成本还包括市场负面效应以及由于股权融资造成控制权减弱后的控制权损失等。公司股息支付成本就是投资者的股利收益率。1996年至200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股利收益率约为1.42%；目前大盘股发行费用大约为募集资金的0.6%～1%，小盘股大约为1.2%，配股的承销费用为1.5%，故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成本大约在2%～3%左右。

因此，仅就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直接成本而言，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大大低于债权融资成本，这成为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潜在成本，特别是股权融资所带来的市场负面效应和控制权收益的损失，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和风险会随着不断采用的股权融资行为而日益增大。如果新的股权融资不能带来超额的收益以抵偿这些风险和成本，上市公司就会放弃股权融资而权衡选择其他的融资方式。因此，融资活动是否能带来这样的超额收益以及收益的多寡就成为决定上市公司融资选择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2.股权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国有股比例较高、“一股独大”的现象。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和融资价格进行再融资。又因为证监会配股和增发新股的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1997年以前任何上市公司都可以配股，造成上市公司的“圈钱热”，1997年以后虽然多次修改配股和增发制度来抑制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但由于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度也不完善，有的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债务重组来达到配股或增发标准；有的上市公司则利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处理的可选择性进行盈余管理；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造假”来达到配股或增发的目的。在这些问题上，由于中小股东都处于劣势地位，无论是在股东大会表决权方面，还是对大股东的监管方面，对大股东的“圈钱”行为几乎无能为力。同时我们也看到，大股东不仅可以通过高价配股或增发获得净资产增值收益，还可以通过控制股利发放率、配股或增发价格等手段将股权融资的成本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这也是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的原因之一。

从我国目前国有股管理情况来看，存在多头管理、委托监管不力、股权代表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也即“所有者缺位”。由于国有股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公司“代理链”过长，造成产权模糊，企业经营者会利用这种产权不清晰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内部人控制。这种事实上强大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又导致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衡，造成公司治理效率低下、代理成本增加，失去控制的内部人完全能够控制公司，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价值取向选择融资方式和安排融资结构，使上市公司可以大量、低成本的套取股东的钱，却不必高效的使用这些钱，不受股东和市场的约束，这必然导致股权融资的强烈偏好。

三、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理性化回归

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特别看重股权融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我国当前特殊的股权结构下，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还有就是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股东对上市公司经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使得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过低,上市公司经理层过分追求资本的控制权,而非专注于企业投资的回报。其实股权融资从来不是公司融资的最优方式,要改变当前上市公司过分偏好股权再融资行为的现状,使其回归到应有的理性状态,需要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进一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优化股权结构

要逐步统一股票市场，解决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增加流通股的比例，减少政府对国家股进入市场流通的限制和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同时还应强化股权约束机制,加强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作用,控制“内部人控制”现象,建立有意愿又有能力选择和监督管理者的大股东治理结构。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资本市场不是很有效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应形成少数大股东的股权结构,通过少数大股东的联盟治理来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监督和约束管理者。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适宜的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治理效率的好坏。

2.逐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大，很容易通过控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左右企业的融资、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而持股比例较小的小股东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要使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理性化，必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国有股、法人股全流通问题，以及国有股减持，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一股独大”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应加强和培养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监督意识和能力,增加中、小股东对经理人员进行监控的激励,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3.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管，建立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约束机制

虽然从长远看，股票市场不应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但它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是现代企业制度运转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世界范围来看，一般国家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企业股票融资在直接融资中都占较大比重，我国也不能例外。但一定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股票市场，规范股权融资行为，加强对股票发行、股利发放、资金使用的法律监管制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切实发挥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和监督的功能，而不是成为上市公司“圈钱”的场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抑制企业争相上市和过度偏好股权融资的现象。

总的来看，除了以上建议与措施之外，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鼓励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都有利于改善当前上市公司主要依靠股权方式进行再融资的局面。市场化的程度越高，对再融资行为的约束也就越理性。同时，随着融资方式的多元化，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信号作用也会显现。因此，我们认为，发展多元化的再融资方式，是我国资本市场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也是使再融资趋于理性化的必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吴晓求主笔: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王明虎著:上市公司财务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3]陆正飞: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会计研究,2004,(4)

经济周期新特点与跨国公司行为研究篇7

世界经济的演化使得世界经济周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性，具有许多新特征，这是当今人类科技、国际协调、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果。特别是知识经济使得经济周期(世界的、区域的和国家的经济周期)获得许多新特征，主要包括：世界经济存在周期协动性和同步性，经济周期变短，经济周期波幅减小，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周期的形成等。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活动者，其经营策略受这些周期新特征的影响。

一、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和协动性与跨国公司行为

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是指多个经济体由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接近，出现经济周期波动出现时间上的同步性、波动幅度相近和波动频度近似特性。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经济周期共振和协动现象，一般体现在经济联系较紧密的经济体之间，特别是贸易伙伴国之间尤为如此。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主要源于不同经济体间经济具有相似性和近似性，它们对外部或内部经济因素的波动产生同步反应。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核心内涵应该是指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其根本原因是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短期资本流动、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其含义是不同经济体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经济波动元会引起相关经济体出现经济波动的联动或互动现象。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和协动性的共同点是在某经济体接受内部或外部经济冲击的情况下多个经济体在短时间内同时或相继出现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或协同性影响着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和资源配置。

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和同步性是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国家之间的周期具有同步性和协动性导致跨国公司在周期协同和趋同水平很高的国家中设立的价值链结点(生产、销售、运输机构等)可能同时面临经济衰退、市场疲软的风险。这些国家可能是：经济同质度高的国家，如美日欧经济体;地缘关系很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或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经济合作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结盟国家，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东盟等经济联盟的各缔约国。当某一国经济出现危机或进入衰退期，其他国家将通过贸易、投资和财政货币政策很快被感染而坠入衰退。对于某一跨国企业来讲，他们在这些不同国家投资的企业会同时面临当地企业同样境况：开工不足、市场萎缩、库存剧增和边际成本急剧提高。跨国公司分支所在的东道国同时处于相似的经济周期阶段使得它不能利用地区差异来弥补当前劣势，这样将大大提高跨国公司投资的机会成本;同时还会使该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如果某跨国企业的几个东道国同时坠入经济衰退期，并都颁布了不利于跨国企业的政策，这将对该企业产生致命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为了应对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和协动性，跨国公司运用的策略有：

第一，“分散鸡蛋原则”。跨国公司的“经济人”本性使得其必然是风险厌恶者和理性经济主体。跨国公司为了避免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将生产机构安排在不同国家，以避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为了避开几个东道国同时出现经济起伏带来的危害，跨国公司一般会更为分散的投资，不仅在发达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投资不仅在地域更为广泛，而且在不同经济水平、不同国家性质和经济类型的国家投资，设立海外生产机构。

第二，加强内部化。当某跨国公司遇到上述境况时，他们会在企业内部(各子公司之间或者与母公司之间)进行内部交易，这样既可以消除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又可以采用策略性转移定价减少东道国经济波动对公司利益的影响。除此之外，内部化贸易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用，即当几个东道国的经济同时陷于不利境地，这样可能使得跨国公司在这些东道国不易扩张，且没有扩张的必要，但是又不可能把部分资源闲耗在这些国家，这时内部贸易将这些暂时闲置的资源转移到其它子公司，这些子公司的东道国必须是经济发展处于周期复苏和繁荣阶段的国家，并在该国进行扩张。当该国的经济陷于不景气，跨国公司会采用同样的方法将此处的资源转移到经济已转入景气的其它东道国去。在这种情况下，内部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有力工具。因此，跨国公司将其生产价值链分布在不同国家既可以分散风险，又可以在各国东道国获得比较优势和资源优势。

第三，倾向于投资短期化，偏好跨国并购与合作投资。跨国公司为了避免多个投资东道国同时陷入经济衰退和萧条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诸如成本提高、销售下降、股权资金成本增加和资源的浪费等)，他们将不会在这些国家进行长期投资。为了迅速地、灵活地转移其资本，其投资倾向于短期化。另外，为了降低和分散投资风险，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跨国并购，而非绿地投资。具体做法如下：一是认购东道国企业的股份，特别是大型企业和国有优良企业的股份。其优点是在衰退期可以和东道方共同承担所产生的损失，同时可以享有东道方提供的国民待遇，包括政府补贴、减免税务、政府购买等。此外，跨国公司还能够避开东道国政府可能对其不利的政策影响。二是合作研发与合资生产，同样可以获得上述好处。三是技术与管理入股，对于技术水平级差较大的国家，跨国公司尤其如此。其好处在于：投入资金较少，风险小，且入股技术已经过时，并不危及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优势。

第四，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多元化。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强调分散风险，并充分利用各地优势。在极端情况下，跨国公司将全球增值链的每一项活动安排在几个经济同质较高的国家。在经济周期明显具有同步性的情况下，这种安排可能会使公司陷入很大危机：当一个联结点所在的一个或几个东道国同时陷入经济危机时，可能造成跨国公司价值链大面积的断裂。这就要求跨国公司把其中大部分活动分布在不同国家，并且要求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必须是多链而非单链。

第五，产品标准化。产品标准化就是使产品具有一致性的特征。产品标准化有助于节约跨国公司研发成本，压缩生产链，减少固定投入。在当今世界经济周期具有协同性的状况下，当每一个或几个分公司的东道国陷于危机时，这些公司的资源(包括原料、半成品)能被转移到其它子公司并能直接被使用。同时，处于市场不景气的子公司会将其成品(或半成品)通过内部贸易或出口转移到其他市场销售。相反，如果跨国企业产品的地方性或客户个性化很浓，那么企业将会承受很大的转换成本和资金浪费。当然，标准化主要是企业产品的主体部分实行标准化，不可能完全标准化。标准化产品和部件在公司内部和市场间转移很容易被接受，当然产品标准化是以牺牲一定市场为代价的，但是它可以避免资源大量废弃和严重浪费。相比之下，产品标准化仍然可以为跨国公司节约大量资源，减少损失，降低投资风险。

二、经济周期变短与跨国公司行为

当今国际政治局势总体上是缓和，世界总体发展道路是和平与发展，随着科技发展和国际之间的合作及国际经济区域化、一体化、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世界经济周期趋于变短。

经济周期变短是诸多因素引起的，技术创新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为了更清楚说明经济周期缩短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有必要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影响作简要分析。按照熊彼德对经济周期的解释，新技术的出现和仿效很快使新技术得以推广，产生连锁创新并形成“新技术集群”，一次重大技术变革尤其如此。这些新技术推动着经济快速扩张，当技术老化且无新技术产生时，经济将慢慢进入衰退。实际上，当技术老化时，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益，必然展开技术创新的竞争，从而出现新技术和新技术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波动的周期性是必然的。科技变化不仅作用于生产本身，而且还大大改善了管理水平和优化了产业结构，导致宏观经济快速增长，这就是将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的原因。世界科技升级换代的周期愈来愈短，就IT技术而言，摩尔发现每18个月就完全更新一次。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周期波长变短与新技术更新频率提速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如前文所述，经济周期波长变短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跨国企业的技术更新加速，技术快速更新同样加速了企业产品更新———即缩短了产品生命周期。当今全球便捷的信息沟通与物流手段进一步缩短了企业产品周期。这种情况下，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新技术的研发与运用上。能够在技术上占到先机的企业就能够夺取更广阔的市场，而技术落后者会最终被挤出市场或行业之外，所以跨国公司每年投入巨资用于新技术研究和技术保密，这是因为技术优势是生产效率和丰厚利润的源泉。据经合组织公布的数字，2006年美国研发投入3300亿美元，日本研发投入1300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占很高比例。

就跨国公司R&D投资强度而言，以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著名跨国公司为例(表1)，美国所选六个跨国公司的投资强度在1980年至1985年间平均提高了24.3%，在1980年至1992年共提高了40.3%;日本跨国公司R&D投资强度变化的相应数字是71.2%和42.5%;欧洲跨国公司的相应数字是3%和26.6%。这些数字显示世界主要跨国公司R&D投资倾向呈愈来愈强，体现了跨国公司R&D投资加速化趋势。

经济周期缩短使得跨国公司寻求技术优势成为了主要的竞争手段。为了使技术开发能及时有效地与生产和市场结合，跨国公司研发具有另外一些新的特征：研发组织虚拟化、管理柔性化、机构小型化。研发组织虚拟化是指各类研发机构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互补原则结成的、针对某一特定项目而组成的动态联盟。这种动态联盟的成员是由互联网和先进通讯手段相联结，保证准确、及时的信息交流。研发组织虚拟化显著特点是能够较快的完成大型科研项目，缩短研发周期。研发管理柔性化与以往研发管理刚性形成鲜明对比，柔性化管理适应了跨国公司科研与生产活动及市场销售活动边界模糊化的趋势，强化了技术开发与生产的结合，缩短了技术研发到应用周期，大大减少了时间成本和研发投资风险。

资料来源：转引自杜德斌：《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区位模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注：a为1983年数据;b为1991年数据;c为1990年数据

近年来跨国企业出现研发机构小型化的趋势，大量的科研活动是分散进行的。调查发现，在美国120个大型公司中，有63%企业除了有中心研究机构外，还有许多小型研究组;10%完全没有中心研究机构，所有的科研是分散进行的，而仅27%的企业只有中心研究机构;进行分散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缩短研发周期，减少新产品上市的时间。除此之外，经济周期缩短的另一个结果是跨国公司产品标准化程度增高，特别是半成品，这是为了应对频繁经济周期更替，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内部贸易转移生产和重新配置企业资源，减少企业所在国经济波动所带来的损失。

三、经济周期波幅减小与跨国公司行为

如今经济周期已不再是表现为大起大落，峰谷分明。而增长的持续性成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特征。由于经济周期波幅减小，跨国公司实际上面临的经济环境所带来的风险相对减少。在其他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如下变化：

第一、跨国公司在特定国家的投资会逐渐增加，一般不会出现大幅资金撤出的情况。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动情况，跨国公司在经济周期波幅小的国家一般会设立长期生产基地、研发基地和销售机构。从现实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幅度在上世纪90年代表现出明显的减弱趋势，与之相伴的是跨国公司对这些国家的投资稳定，而且聚集了大量跨国企业的生产工厂、研发中心和销售总部。

第二、既然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下降，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周期性也日趋弱化，连续性增强。

四、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周期的形成与跨国公司行为

世界经济区域化和经济特征区域化与世界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狭义的经济区域化是指二战以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缔约而成的经济联盟的趋势。根据WTO网站2005年1月公布的114个自由贸易区(FTA)(不包括东欧10国加入FTA后自动失效的FTA和重复报告的FTA)，由三个以上国家组成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等)有25个。目前正在谈判、协商、意向中的FTA，除引人注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及太平洋五国(美国、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南亚-东南亚自由贸易区(印度、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智利-新西兰-新加坡三国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外，还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在内。

较为宽泛的经济区域化指那些：在地缘上很接近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似的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和地区结成经济联盟的趋势。地缘上相近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活跃和经济联系一般比较紧密，即使是地缘上很近但相互封闭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较为活跃的民间贸易和资金流动。由于地缘关系，他们一般具有相似的文化和消费习惯。相邻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劳务合作和经济合作在近20多年来正以前所未有速度发展着。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将当今世界各经济体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按经济结构大体分为：成熟市场型国家、成长市场型国家和非市场型国家。也可以从从其他角度划分，如知识经济型、对外贸易型、生产型、工业型、农业型等。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是指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经济政策等方面具有很高联系的国家，当然也包括相互缔约的国家集团，经济区域化进一步促进区内各国的同质性和联系程度。经济区域的存在使得区内各国经济的活动强度和波动起伏出现同步现象，从而导致区域性经济波动周期。比如欧盟17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经济周期出现明显的协同性和同步性。

上述现象的存在强迫跨国公司必须对区内经济周期作出应对安排。正如前文所述，跨国必须利用经济景气的优势而尽可能躲避经济衰退的劣势那样，区内跨国企业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必须进行区外直接投资以便形成区内外优劣势互补和风险相互转移良好局面。如果企业只是偏好于企业跨国投资，势必会在区内经济衰退期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和宝贵的发展机遇。

第二，为了减少由于经济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跨国公司企业的价值链的分布进行跨区域安排，如建立区外生产基地、开拓国际市场和设立区外研发机构。

第三，如公司增值链上的一些环节实行部分外包，特别是技术要求过时、增值能力差的部分发包给区外企业，跨国公司只保留核心技术和高增殖部分，这样可以降低区内市场疲软时所造成的固定资产的巨大浪费。

第四、企业内部化贸易转移定价基本上是跨国企业躲避经济波动的必用手段，跨国公司避让区域性经济周期危害也常采用此手段。

参考文献

[1]Michael P.Niemira, Philip A.Kleik著, 邱东等译:《金融与经济周期预测》,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

[2]杜德斌:《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区位模式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跨国公司的国际转移定价行为分析篇8

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主要形式

转移定价对跨国公司的业务经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前跨国公司的国际转移定价方式主要是高进低出和低进高出两种, 具体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 货物购销业务活动中的转移定价。

货物购销业务中的转移定价是关联企业之间在购销商品、机器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业务活动中采取“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的手段, 将利润在关联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转移。外商往往利用中方合作者对国际市场的不了解, 抢先控制合作、合资经营企业供、销两个环节, 将原材料从国外高价进口, 将生产成品低价销往国际市场, 外国投资者直接掌握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购销权, 使利润大量地向境外转移, 造成我国境内外商企业账面大量亏损或微利。

(二) 劳务的转移定价。

劳务活动中的转移定价是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供劳务活动, 如提供设计、维修、广告劳务等, 通过采取高作价或低作价的方式收取劳务费用, 从而使关联企业之间的利润, 根据需要进行转移。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 我国外资企业向境外关联企业无偿或低价提供劳务, 劳务成本由外资企业负担;另一方面, 境外公司向我国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外资企业提供劳务时蓄意提高劳务费, 使外商投资企业以支付劳务费的形式向关联企业转移利润。

(三) 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

专利、商标和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相对于一般商品劳务而言, 更容易实行转移定价。关联企业之间在进行无形资产转让时, 可以通过多收或少收特许权使用费的方法转移利润。关联企业在转让非专利技术时, 既难以评估确定其商业价值, 又难以找到可比的市场价格, 因此, 可以利用对其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的高低, 来调节和转移利润。同样, 关联企业之间进行商标权转让, 其特许权使用费的确定, 也是一个很难掌握的问题, 关联企业可以利用其大作文章, 以追求其税收负担的最小化。此外, 还有融通资金和利息的转移定价即借贷利率, 跨国公司通过制定关联企业间不同的借贷利率, 可以实现转移利润的目的。有些境外关联企业向我国外资企业提供的信贷资金, 不按照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利率, 而采用高利率, 加大外资企业的利息支出, 实现利润向境外关联企业的转移等等方式。

二、国际转移定价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对我国来说, 外企的转移定价无疑会损害国家的利益, 对我国经济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一) 直接侵犯合资或合作企业中方利益。

在中外合资企业中, 中方合资者根据股权比例分享利润, 在中外合作企业中, 中方的利润由合同规定, 中方占有一定利润分配比率。然而, 一旦外方使用转移定价, 中国的外企容易形成账面上的亏损, 而利润转移到税负低的国家、地区或转移到税负高的国家、地区以独占利润。如此一来, 跨国公司是一举两得:增加利润, 减少汇率风险。

(二) 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 每年因跨国企业避税行为而损失的税收收入约为300亿元。我国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25%, 这一税率虽然低于美国最高39%的所得税率、日本39.5%的所得税率, 但与中国香港的所得税率16.5%相比却仍然偏高, 而且香港是对来自海外的收益免税, 因此也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避税港”。许多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的手段, 将在华子公司的利润转移出去, 逃避我国较高的所得税, 其结果是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应税所得大大减少, 使我国税收收入大量流失, 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税收利益。

(三) 造成不公平竞争。

在国际市场上, 一些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 获得了某些不正当的竞争交易优势。例如一些企业, 通过技术垄断, 造成不公平竞争, 由于知识产品的特殊性, 外部市场难以正确定价, 外部交易也容易使知识产品泄密而失去原有的价值, 跨国公司通过内部交易, 保证其“不公平性”, 形成相关技术的垄断, 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还有一些企业, 通过价格优势, 造成不公平竞争, 一些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子公司, 通过低转移定价来达到倾销的目的, 这必然会对我国的市场造成冲击, 在国内市场造成不公平。

三、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防范对策

(一) 应加入控制外方合营者滥用转移定价的控制条款或机制。

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要在相应的合同的章程范本中加入控制外方合营者滥用转移定价的条款, 在相应的法律规定或审批程序中要求合资合作企业成立时对转移定价转移利润作出相关规定。此外, 可以吸取国外发达国家经验, 完善预约定价机制 (APA) , 其原则是企业通过与税务机关进行协商讨论, 预先确定税务机构和企业双方同意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先约定, 这可以使政府部门的漏征税风险与审查成本减轻, 跨国公司也可以减低被稽查后双重征税的成本, 它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的有效方式。今后,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预约定价机制, 加大预约定价的推广力度, 使其真正发挥作用。

(二) 加强政府监管, 重视国际间合作。

目前, 外资企业通过在我国使用转移定价, 调整企业利润推迟纳税年度, 达到少交税甚至避税目的。因此, 政府应健全税收制度, 加强税收征管, 完善征管手段, 重视税务专项审计和调查等措施, 加大对外资企业的检查监督力度;另外, 我国应利用国与国之间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有关情报交换的条款, 进行信息收集和情报交换。采取双边多边合作, 相互协助对方对有关跨国公司的情况进行调查审计和综合审查, 为反跨国公司的价格转移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有效防范和打击跨国公司的价格转移行为。

(三)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从1991年起, 我国开始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体现对转移定价的监督和规范。1991年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明确提出了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的问题, 制定了相应条款。但是, 为了追求高额利润, 跨国公司通过转移价格, 把东道国的对外贸易纳入其内部的贸易中, 已成为变相的垄断贸易。所以, 还应在《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中, 明确对转移价格的具体管理。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国家税务总局更是加大了反避税的宣传力度。目前, 我国对国内的转移定价开始加大调查力度, 并已经处罚了国内的一些非法避税大集团公司。针对外企利用资本弱化、在避税地建立公司进行避税的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正在进行研究, 今后也将出台相应的法规进行反避税。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贸易活动的发展, 跨国经营活动日益频繁, 跨国公司通过国际转移定价的方式将企业利润转出东道国, 从而产生了极大的财富转移效应, 严重损害了东道国的经济利益。本文首先阐述当前跨国公司的国际转移定价主要形式;其次分析国际转移定价的行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诸多不良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来控制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行为。

关键词：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国际避税

参考文献

[1].李金玲, 李东涵.跨国公司转移定价机理分析及风险规避[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8, 8

[2].陈渊.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剖析[J].企业研究, 2002, 6

公司财务短视行为探究篇9

企业作为财务行为主体,其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存在一定的不可控性,企业财务管理者作为完全理想人,在进行财务管理过程中,做出的跨期财务决策通常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种“有限理性”管理观念会直接导致企业财务管理出现短视行为。财务管理者在制定企业财务管理方案时,通常会根据企业近期的生产状态、营销状态、财务状态进行分析,此时制作的财务管理方案很科学、较为合理,因为各项管理数据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时效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经济的变化,企业财务管理方案会慢慢不适用于变化的外部经营环境。受感情、外部环境、竞争市场等影响,企业财务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很难对自己的财务管理行为做出理性的判断,采取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问题。在财务决策和管理制度改革权衡过程中,企业财务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表现出的非理性工作状态,制定出的非理性管理方案,是财务管理出现短视行为、认知偏差的主要诱因。有时企业财务管理者和工作人员也会因为厌恶损失、惧怕损失心理产生财务短视行为,造成这种心理障碍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将从企业财务短视行为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解决对策等几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二、企业财务短视行为的表现形式

(一)财务管理发展战略短视行为

企业要想实现长期的良性发展,必须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发展战略中包括生产战略、经营战略、财务管理战略等。资本运作是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企业财务发展战略是企业实行资本运作的主要依据,企业财务管理者通常会盲目性的追求短期利益,而忽略企业长期运营目标。这种盲目的管理行为不仅使企业缺少了坚实的资本运作平台,还降低了企业融资效益成本。财务管理发展战略短视行为(见表1),主要表现在:(1)扩大融资范围,盲目的扩大企业融资投向会严重降低企业融资结构的稳定性,在没有制定企业扩大资本运营计划时,就扩大企业融资目标,增加企业合作项目,这种决策短视行为会将企业带入一个危险的融资环境,虽然企业可以在短期内,扩大融资成本,但是这种没有财务预算的融资行为,会使公司的财务运转逐渐偏离正常轨道;(2)为谋求短期利益,放弃品牌制造,经济效益虽然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但是企业声誉价值也不可估量,企业财务管理者将全部工作重心集中在产品营销方面,忽视品牌质量和企业信用提升,这种短视行为将会成为公司土崩瓦解的潜在威胁;(3)不重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企业重要的知识储备,美国和日本对人力资本的培养非常重视,我国则不同,大部分公司仍没有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只关注于对人才的使用,而忽视对人才的培养,人才得不到更好的发展,不仅会造成企业文化的缺失,甚至还会导致企业人才的流失;(4)忽视财务关系的维护,外交和内务管理是企业维持日常运营状态的两大构成体系,所以企业应正确处理好企业各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企业财务关系,努力实现企业各财务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企业经常会忽视企业内部财务关系的培养。

(二)财务经营战术短视行为

企业财务经营战术一般以扩大融资成本为主要目的,企业的资本构架是影响企业资本价值的主要因素。在制定财务经营战术时,由于企业领导和财务管理人的非理性想法经常会出现战术短视现象,主要表现在:(1)股权融资偏好,企业资本构架和企业日常管理体制有直接联系,资本构架变化不仅可以引起财务管理制度发生变化,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的经营价值,我国政府对企业的股权融资很支持,企业为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企业影响力,经常会出现盲目融资、恶意融资现象,这种违背正常发展规律的财务经营战术,会使公司陷入经营困境;(2)不重视研发投资,企业的核心技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主要动力,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成本,其研发时间很长,见效慢,企业通常不会在研发技术上进行投入,反而热衷于产品市场推广,这种市场营销虽然可以短期获得经营效益,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发展问题;(3)造成投资者短视,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很大,投机性过强,企业股票市价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短期股价波动对企业资本运营情况的影响很小,如果股价波动过大对企业资本运营情况的影响很大,在财务经营管理中,如果只关注短期盈利经营,则会严重影响企业的资本运营的长期发展;(4)忽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企业发展需要坚实的资金基础,积累的净利润可以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可以起到以丰补歉、平抑利润分配数额波动、稳定投资报酬率的作用。

三、企业财务短视行为成因分析

(一)内部因素

(1)企业内部管理和发展战略不相符。财务管理者在不了解人力资源成本、融资成本、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做出的财务决策通常会缺乏企业发展的主观意识,如同生态环境和人类之间的生存关系一样,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合理、科学的财务决策观念,短视行为会让企业失去长期利益。

(2)业绩考核制度不合理。企业领导和财务管理人员的管理目标是一致的,在计算机网络信息共享化的时代,财务管理数据和日常管理数据不对称,财务管理和决策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经营者在衡量市场内外部环境之后,往往会做出管理抵御行为,这种抵御行为意在保护经营者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利益,业绩考核制度是稳定企业经营者和财务管理者工作状态的主要依据,在短期内对管理者带给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管理贡献做出准确评估,并对其阶段性的决策管理观念进行科学测评。不完善的考核制度,会让企业失去对管理层管理决策的宏观调控能力,使企业的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3)激励机制不完善。现下大部分企业实行的激励机制多以财务管理为依据,财务管理指标是衡量企业管理质量和水平的主要依据。本文对企业常用的几种股权激励实行效果(如表2)进行数据分析可知,股权激励机制作为一种反馈式的激励机制,其应用效果对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有很大的影响,管理者和员工的福利报酬直接和其工作绩效挂钩。如果企业激励机制存在缺陷,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就会为了眼前的利益,开展具有盲目性的建设活动,这种短视行为会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

(二)外部因素

(1)资本市场不成熟。企业在进入经济转型期时会因为财务经营体制不完善,造成企业融资成本短缺,市场竞争力下降,企业对市场外部竞争环境还未完全适应的情况下,企业领导和财务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和观念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追逐眼前利益会增加企业的生产压力和市场竞争矛盾,这种矛盾和压力会给企业带来“变性”的财务管理制度,驱使企业财务出现短视行为。

(2)信用体系建立不完善。企业经营者不仅可以掌握企业的发展决策和管理制度,还会直接影响企业发展的前景和经营观念,职业经理人是一种新型的雇佣职业,在国外企业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存在很多发展问题,人才的缺乏、制度的不完善、发展的滞后性都严重限制了职业经理人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专职人才无法在岗位上发挥其专业才能,使其制定的决策和企业管理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约束作用,管理观念和知识的缺失不仅会降低外部市场环境对企业经营的制约作用,还会使经营者的财务管理行为不能在一个健全的监督环境下实施。

(3)法律法规、政策不健全。法律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很大,是使企业财务行为更具正规性、规范性的重要依据,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会严重影响相关政策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实施效果,使法律法规无法对企业财务行为产生约束性作用,政府部门对企业股权融资的掌控能力降低。企业在一个没有约束的市场环境下进行肆意的扩容、筹资,这种放宽的政策不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政府对经济市场的掌握。

四、企业财务短视行为制约对策

本文通过上文对企业财务短视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可知,企业如果出现财务短视行为,那么企业的日常管理效率和财务管理水平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要想提高企业发展、财务管理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必须制约企业财务短视行为的发生,降低其发生概率,从根本上制约企业财务短视行为决策的发展。

(一)强化财务管理主体观念

要想杜绝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出现财务短视行为,必须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主体观念的建立,在制定财务管理计划时,企业经营者和财务管理人员应在详细了解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生产情况、资本运营情况、融资成本等财务管理要素,让企业在正确理解企业发展观念、财务管理观念的基础上,及时找出财务短视行为的问题源,制定合理的财务管理方案,实施科学的财务管理决策,以内部决策为主、外部投资为辅的财务管理观念,从根本上杜绝财务短视行为的发生,以谋求企业长远、稳定的发展。

(二)建立完善的考核与激励机制

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是企业在日常治理和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前景非常广阔,相较于传统管理机制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其改革效果不显著,对企业财务融资、管理绩效的影响很小。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是经营者考虑员工工作业绩、财务管理质量的主要依据。如果公司的财务管理出现两级分权现象,则其财务短视行为不仅会侵害企业的生产利益,还会影响其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切实利益。经营者在建立考核制度时,财务绩效和激励机制是考核制度的主要内容,其制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如员工满意度、顾客满意度、服务绩效、生产绩效等方面,一个完善、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可以将企业财务行为和发展战略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企业如果选择长期使用激励政策,就应实时改变激励方针、财务指标,在财务管理中引进激励机制的相关内容,严格按照相关绩效评估准则去评定员工的工作绩效奖金和福利,使员工能够得到应用的报酬和福利。

(三)建设职业经理人市场

大部分企业高层财务管理人员都是任命制的,这种聘用关系会大大降低企业和管理者的经营关系,使财务管理者在做财务管理和决策时,出现非理性短视行为。所以在企业财务人才选拔中,应尽量避免传统的任命制,从职业经济人市场中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同时国家应积极开展职业经理人市场建设活动,丰富企业管理人才资源,让企业管理避免管理约束和外部环境约束,加强企业长期效益经济。

(四)稳定资本主义市场

我国企业要想实现稳定的运营构架,必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市场中运营,同时还应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国家为稳定经济社会体制,通常会设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制约企业的财务行为,使企业的财务管理受到法律的限制,有效的避免企业出现财务越轨行为。企业在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下运营,其融资的权限会增加,企业则不会出现盲目扩容资本现象。稳定的资本市场是企业实现发展战略、构建科学财务管理体系的前提,其市场咨询和变化信息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非常大。

摘要：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将企业视为经济运作主体,企业的财务管理者则被假定为完全理性人,财务管理预算报表、预算方案是建立在主体和完全理性人处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管理行为。企业在制定阶段性的财务管理方案时常常会出现超理性决策,这种决策的影响因素很多,其决策实施效果可以直接导致企业财务管理出现短视行为。基于此,本文针对公司出现财务短视行为的形成原因,深入探讨其解决措施。

关键词：公司财务,短视行为,财务管理

参考文献

[1]车敬超:《跨期选择理论、短视行为和财务报告舞弊倾向:理论分析与实验检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薛思珊:《基于经理人管理防御的企业“投资短视”问题研究》,西安理工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3]陆成良:《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职务舞弊行为倾向实验研究》,东北财经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跨国公司行为篇10

在日常交易中向下游企业提供商业信用, 即允许购买方延迟支付货款是供应商常用的一种竞争手段, 在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 (下文统称“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是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1年全美企业资产总额的17.8% (Rajan and Zingales, 1995) , 制造业企业总资产的21%为应收账款 (Main and Smith, 1992) ;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应收账款占企业总资产的比率超过了25% (Kohler, Britton and Yates, 2000) 。中国企业间的商业信用融资额大约维持在GDP的20%-25%左右 (Gao and Schaffer, 2000) ,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2006年底我国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14.89%, 占总资产的7.61%, 且呈逐年增长势头 (张铁铸和周红, 2009) 。正是由于应收账款在总资产中的重要地位, 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 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 对公司财务困境的研究已成为财务领域的热点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 大量的财务困境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财务困境的成因分析、财务困境预警模型的构建及财务困境成本的计量等方面, 深入探讨陷入困境后企业各种行为变化 (包括投融资行为、重组行为和管理行为等) 的经验文献却相对匮乏。企业在发生财务困境后, 随着内部隐藏问题的暴露, 会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措施或改变以往行为以消除隐患。Gilson (1989) 研究了财务困境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更迭, 发现在给定的任何一年, 52%的样本企业在债务重组期间经历了高管人员变动;Deangelo (1990) 对纽约证券交易所1980-1985年间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进行了考察, 发现80家样本公司几乎都减少了股利。管理者在面临财务困境时, 会减少或回收投资来获取不足的现金 (Opler and Timan, 1994) , 而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 往往又会偏离正常的投资行为, 将危机转嫁给企业的债权人 (谷祺和刘淑莲, 1999) 。重组是企业常用的又一种企图摆脱困境的方法, 但内部人控制所导致的企业经理和国家之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我国困境企业债务重组不成功 (冼国明和刘晓鹏, 2003) , 企业为摆脱困境进行的重组行为最终并不能改变困境状况 (申嫦娥, 2005) 。

财务困境中的企业通常会减少应收账款投资来弥补现金需求 (Mian and Smith, 1992) , 但通过应收账款向顾客提供融资来购买市场份额对困境中的企业也是有诱惑力的 (Petersen and Rajan, 1997) 。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支持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应收账款的管理对困境企业非常重要, 财务困境会迫使企业改变应收账款政策。Molina and Preve (2009) 开创性地对财务困境企业的应收账款行为进行了专题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财务困境对应收账款有负作用, 即财务困境中的企业被迫减少了在应收账款上的投资。国内专门针对财务困境企业应收账款行为的研究尚属空白, 有关财务困境企业应收账款行为变化的表述散见在有关财务困境预测的文献中, 且结论受研究者所搜集的样本性质的影响。吴世农和卢贤义 (2001) 指出:财务困境公司和非财务困境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的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这与李腊生和张岩 (2009) 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财务困境发生前1至3年, 回收应收款未成为管理层获取现金流的主要手段 (邢精平, 2004) , 但在财务困境发生后两年内, 困境企业的应收账款明显减少 (赵国忠, 2009) 。

由于跨国间的研究难以控制各国间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可能产生偏差, 因此, 着眼于中国,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Molina and Preve (2009) 的研究结论对我国财务困境中的上市公司是否适用?国内学者有关困境企业应收账款变化的结论孰是孰非?另外, Molina and Preve在其研究中, 没有考虑企业所有制性质 (国有或私营) 和公司规模的差异, 也没能根据企业所处的不同地域作出分类考察, 本文希望能对此做进一步补充与拓展。

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交代了本文的实证研究思路、数据样本和研究变量;第三部分通过单变量描述性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 定量分析我国财务困境企业的应收账款行为;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设计和变量定义

Molina and Preve (2009) 为研究财务困境对企业应收账款行为的影响, 设立了如下方程:

其中, TR/Sales是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反映企业向客户提供的商业信用程度。FD是虚拟变量, 如果企业在某一特定年份被判定为财务困境, 值取1, 否则取0。X是控制矩阵, 具体包括企业从供应商处获得的商业信用水平 (用应付账款周转天数表示) 、企业的负债规模 (用资产负债率表示) 、前一年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存货多少 (用存货周转天数表示) 四个变量。

在借鉴Molina and Preve (2009) 研究思路的基础上, 为消除年度销售收入异常波动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我们用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替代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用存货占总资产比例替代存货周转天数。考虑到企业规模及最终控制人是国有或非国有对企业行为的不同影响, 我们增加了公司规模变量size和所有制性质变量state。谈儒勇 (2004) 研究发现, 地区差异对企业经营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 本文控制了企业的地区差异, 根据企业注册所在地设置虚拟变量area。由于行业经营的特殊性, 不同行业商业信用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也具有不同特点, 因此, 本文控制了企业的行业差异, 根据企业所处不同行业设置虚拟变量industry。此外, 不同年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所推行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应收账款政策吕长江和韩慧博 (2004) 提出的“连续两年流动比率小于1, 且这两年中至少有1年的营业利润小于零”构建我们第一个财务困境判断标准, 用虚拟变量FDCR表示。此外, 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 (ST) 是一个客观发生的事件, 有很高的可度量性 (陈晓, 2000) , 基本体现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内涵, 因此, 我们沿用我国大多数学者进行财务困境实证研究时的做法Mian and Smith (1992) 及 Molina and Preve (2009) 的研究结论一致。财务困境对应收账款有负作用,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现金短缺和财务困境一般是相伴而生的, 要想走出财务困境, 企业管理者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控制日常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 尽可能增大净现金流。而从短期来看, 通过多种举措加强对应收账款的回收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进一步考察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区域对陷入财务困境后企业应收账款行为的影响, 我们将全部样本按区域分成七组, 采用模型5分别进行个体效应回归。为节省篇幅而没有列示出的回归结果显示, 在两种困境判断标准下, 华东、华南和东北三个区域的上市公司在陷入财务困境后均显著减少了应收账款, 西北地区的企业在困境中应收账款不减反增, 而华北、华中和西南地区的上市公司, 财务困境与应收账款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由于我们的样本覆盖了较长的时间跨度, 为进一步验证宏观经济形势与财务困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按照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情况将研究期间划分为更短的三个阶段, 分别是:通货膨胀从高位急剧下降的1996-1999年、几乎不存在通货膨胀的1999-2002年以及通胀相对平缓的2002-2008年⑤。对三个较短的分期, 分别采用模型5进行个体固定效应回归, 结果表明, 在通货膨胀从高位急剧下降的1996-1999年, 在FDCR判断标准下, 财务困境与应收账款在10%的水平上正相关, 而在FDST判断标准下, 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从1999-2008年, 在两种判断标准下, 样本中财务困境企业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减少了应收账款。也就是说, 当企业处于通货膨胀急剧下滑阶段时, 财务困境并不是影响应收账款政策的重要因素。

从表4我们还可发现, 应付账款占销货成本的百分比和杠杆效应对应收账款有正向影响, 这一结果表明, 高负债的企业倾向于增加其应收账款。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高负债的企业可从外界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以资助其在应收账款上的投资;二是高负债企业为了能从日常经营中获得足够的现金用以偿还到期债务而努力通过赊销扩大其分销渠道。

存货的多少对应收账款产生负向影响。这不符合我们的直觉:高存货的企业有较强的通过应收账款扩大销售的激励。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存货的不断增加, 企业的现金有可能出现短缺, 从而迫使企业一方面采取措施积极回收应收账款, 另一方面尽可能采用现金销售方式, 努力减少资金在应收账款上的再次沉淀。

此外, 企业的国有性质对应收账款比例的影响, 在横截面数据模型下显著为正, 表明国有企业比其他类型企业的应收账款比例高。公司规模与应收账款的变动方向相反, 这意味着:规模越大的企业, 其应收账款越少。在5个回归模型中, 滞后1年的销售收入增长量与应收账款的回归结果有正有负, 且关系均不显著, 表明市场力量对一个快速增长企业的应收账款没有产生显著的潜在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以我国1996-2008年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本文采用不同的财务困境判断标准, 研究了困境企业的应收账款行为。实证结果发现, 在控制了行业因素、地区因素和时间因素后, 财务困境与应收账款显著负相关, 即困境中的企业被迫减少了在应收账款上的投资。另外, 进一步细分的研究发现, 高通胀时期, 财务困境不是影响企业应收账款行为的重要因素;七大地理区域中, 华东、华南和东北三地的上市公司在陷入财务困境后均显著减少了应收账款, 西北地区的企业在困境中应收账款不减反增, 而对于华北、华中和西南的上市公司而言, 财务困境与应收账款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由于缺乏关于行业集中度的权威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 我们难以准确衡量并判断各行业的市场结构状况, 也就未能根据行业竞争程度将样本分组, 并在分组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模型, 具体验证市场力量是否会影响财务困境企业的应收账款政策, 这是本文的不足, 也是资料完备时需进一步跟踪研究的内容。此外, 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后所采取的减少应收账款的行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摘要：本文以应收账款行为为观察视角,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1996-2008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财务困境对应收账款具有显著负效应, 即困境中的企业被迫减少了在应收账款上的投资;在通货膨胀较高时, 财务困境对应收账款的影响不显著;华东、华南和东北地区的企业在困境时显著减少了应收账款, 西北地区困境企业的应收账款不减反增, 而华北、华中和西南地区的上市公司, 财务困境与应收账款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