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关键词： 内容摘要 仲裁 民族 文化

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共8篇）

篇1：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做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做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

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这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篇2：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翻译法学著作的尝试，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大家争相把翻译

一、两部著作或者若干篇论文作为自己学术的起点，而且翻译的多是热点，基础性的还是较少。十多年前，我读硕士的时候，就把某国某法导论作为教材，为的是当时恰有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可以参考。参考是参考了，学了几段后，也是发现那个译本不知所云，难得有比原文能更明白的语句。

由此养成了逢译文必要核对原文的习惯，从而干脆舍弃译文，去研读原文。功夫是花多了，甚或是一种浪费和自负，但是心里踏实。法学教师、学生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那是最大的错误。有人开口柏拉图，闭口德沃金，我想他们和我一样也都是念了一些译文，而且当然是中文本。至于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读了是不是就懂了，不得而知。一些西方学术经典，成百、成千年地被学者们所玩味，译本是可以信服的，是可以读的。

问题在于那些属于时尚的、流行的、热门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已经没有许多人可以坐下来仔细推敲，用“信、达、雅”的砝码去衡量译文的水准。译好的有之，我不能一概否定。次品的居多，似是而非，似懂非懂：不算翻译吧，确实是方块汉字；算是翻译吧，遣词造句、语法、逻辑、修辞洋洋稀松，更无需说“法的精神”了。

“法的精神”尚且不明不白，“流行时尚”究竟是什么，已无法考究，以至于法律的移植和本土化，缺乏有生命力的“法律器官”。这让我们想起日本来。日本教育水平不能说不高，但是很多学者的英文不能说不憋足，不仅不会说，而且不会念。不过日本有很发达的学术翻译队伍，掷地有声，学者即使没有很好的英、美、德、法文，他也不缺乏英、美、德、法的信息。因此，日本的大学教育，并一律不把外语作为敲门砖，甚至日本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日语水平这个门槛，也没有多高的要求。过去好多中国学生在中国的高考中失败了，然后就学点日语到日本留学，念大学、念硕士、念博士。其中也不乏念了十来年日本法律的，去学习发达国家法律的真谛和法学的真知。

日本有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成功历程，他们移植了中国的文字，后来用中国的文字迻译西方法律，我们中国人也从中受益非浅，从日本移植了难以数计的法律术语。假如日本的翻译队伍都不足信，拿不起放不下，那么日本立国的学术方面还要靠什么根基？日本大学还能为中国人所向往？中国考不上大学才去留学的，还能被培养成人？这是个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日本一无是处，形象大打折扣，结局很悲惨。不过，这些都是假设而已。

中国的一些法学译著，读的时候需要硬着头皮，硬着头皮读了还是不能懂。反过来，如果有人问这本书怎么样？只是翘起大拇指夸赞“好，好，好”，没有敢说“不”字的，因为大多数人好大喜功，说好听的就高兴，说不好听的就不高兴；大多数人阿谀奉承是拿手好戏，溜须拍马是小菜一碟。法学学者和司法机关是最为接近的，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学习也是最为成功的。法学学者宁肯忍着耐着，也不肯说实话，假意逢迎，敷衍了事，还期待有一天能得到对方照应，因为自己某一天也会给别人留下小辫子。

在官场上，官官相护，管他正义与邪恶，公平与偏私，遵纪守法与胡作非为，情面是很重要了，优先考虑，高抬贵手。在法学的学术上，当然多数情况也是心心相应，只唱颂人之长，莫掐算人之短，照顾情面，以至于是非也不讲究了。结果，铮铮铁骨，铁石心肠是没有用场的。中国文化就是很少讲究个人的价值，很少发挥个人的潜能，很少承载个人的责任。在经济管理领域和管理管理领域推行责任制，个人享有了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才是对于文化的些许改变。除此而外，就都是集体义务，集体负责，其自然的后果就是这些个人彼此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互相利用。在学术领域也不例外。

还有一些，属于点缀自己文章的虚荣，用柏拉图、德沃金装饰一下自己的论著吧，还不知道原文所云；因噎废食吧，于心不忍，于是就凑合着从译文里断章取义，于是这些译文虽然拙劣，却受到很多的青睐。因为受到很多的青睐，译者以为译文水准很高，放弃了改进，实则以讹传讹。如果是很拙劣的译文，不断改进也是可以弥补的，但是我们的好多译本实际上都是“绝本”。译的时候本来怀有某种急功近利的目的，出版了以为荣耀。因为他们占了一个时间上的优先和空间上的优位，被人们所看重，结果急功近利变成了一劳永逸。

为这弥补我们本来匮乏的学术资源，有时候拙劣的翻译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只有片言只语传达了一种思想的真谛，特别是理论性比较强的东西，也应当认为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法条的翻译则应当慎之又慎。中国的法律体系正处于要完善而未实现的剧烈变动当中，翻译了发达法制国家的法条就是为了能借鉴。好不容易看到中文的译本，如果谬误百出，那岂不贻害无穷。

一言以蔽之，翻译需要不断改进，而不是首先放在那里供奉起来，当作崇拜物。

篇3：浅析屈原精神生成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学家认为,社会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发生。王夫之《读通鉴论》:“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社会。”

战国时期生产有较大发展,生产技术很大提高。人口数量增加,货币广泛流通,商业经济繁荣。春秋时期的“礼甭乐坏”、诸侯争霸的局面,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其无事矣。春秋时犹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言及一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顾炎武 :《日知录》卷十三)

宗法、礼仪制度破坏,各自为政。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谿异谷别,水隔山绝,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封地,握其政令,信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矣。(《淮南子﹒要略》)

政权独立,各诸侯国陆续称王。大国均有统一天下的愿意。各国为图自强,竞相改革。且各国改革互相影响,如郡县制度。杨宽《战争史》称 :“春秋时期大国往往由于其所兼并地及边地设县,以便加强防护,集中管理。”春秋末晋国最先设郡,产生郡、县两级设置。此后,各国竞相仿效,用于边防。

七强常相攻战,征战不断,小国不断被蚕食,最后被吞并。

楚本小国,处南。周成王时始于丹阳,称楚子,处于苗、蛮地理位置,其历史地位非常独特。

1、民族精神与一统意识的凸显

楚地处江汉之地,“群峰竟举,荆山独秀。”《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人所面对的荆山需要楚人去艰苦创业与开发,获得自身生存的空间以维持与周王室的缔属关系。楚人之“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反映了楚人面对自然环境的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进取之情。

楚族渐强与周室的渐弱,使得楚人渐渐走向对周室的既臣服又对抗的心理。此后周室对于南方的不断征战,源自于楚人对于周室的不恭与南蛮的抗争。这种民族的精神又反映在“王不加我,我自尊耳”的心态上,由此渐生出楚民族在与周室的斗争中生成的自我独立意识。

2、屈原美政理想的基石——德政、民本

楚族,作为与周室分庭抗争的新兴民族,其自我独立意识,不仅体现在其风俗、官制、语言与周室的不同上。黄瑞云《楚国论》:“华夏蛮夷,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并从未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其深层的原因在于君主对其臣民亲民爱民的德政思想。楚国君王大多以德入人,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 < 屈原列传 >》)

他主张张法度,举贤任能,政治改革,炼气,推进“政治美学”。

民本——以民为本。“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屈原在其《离骚》中也宣扬了他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同归于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

二、对士文化的认同以及儒道法的思想合流

战国时期是我国知识文化高涨的时期,也是“士”阶层特别活跃的时期。王国维考证,“士”本名“史”,在殷周管制中有相当高的地位。“大小官民及职事之民,多由史出”。商代后,各王争夺,士的地位因之下降。“士”作为知识文化的肩负者,士为执事之人,也是掌握宗教、文化的人。“通古今之道,谓之士。”(刘向《说苑·修文》)“士”大意为掌握历史、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人。

战国七强并立,各国积极网罗治理国家、带兵打仗、出谋划策、能言善辩等各种人才,士每每自高身价,傲视统治者。有抱负的君主,表现“礼贤下士”。于是,各种士竞相产生。

其时,诸子百家,不治而议,著书立说。门徒众多,传食于诸侯,以推行自己的主张。

有游说之士,以形势厉害游说君主,纵横离合,以口辩取卿相。

有高韬之士,不慕权势,不事王侯为志尚。也有虽不任职,但有用世之心的。

有侠士之士,“重信诺、轻生死”,能以生命酬答知己。《史记﹒刺客列传》之聂政、荆轲、侯嬴、田光等。

1、积极入世的自我选择——士的认同 :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军事上 :诸侯争霸,大动荡,大战乱。思想文化上 :百家争鸣,自由开放。成约守信,是屈原积极入世的自我选择的最好体现。

2、精神困境的揭示——儒道法的思想合流 :

屈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的政治理想目的主要在针对现实、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上对现实政治的改良,呈现出一种“不从周”的心态。然而其与现实的不可兼容,由此而生成王道在政治上与现实的疏离,缺乏。因此,道家的积极避世,与现实的不合作特质,正好弥补了儒家的“执经于一隅”式的固执与偏执。在笔者看来,道家的“离经式叛乱”表现在屈原身上的,广泛的反映在其作品中的主要体现为两个,一为对浪漫主义的追扬,一为对鬼神文化的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家的“兼爱、非攻”等尚贤的主张突破等级贵贱,表现了比儒家进步的一面。它将“法”提到了“天下之至道”的高度,富有一定的现实性及可行性。前文所述屈原一统思想及美政的政治理想,其德政、民本、任贤以及法治思想,也无不渗透了其以儒为本,道、法为用的政治思想。

因此可以说,屈原的伟大,他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及至最终以死抗争的方式,其实都只是暂时的慰藉,是对政治理想希冀的破灭式宣泄,是对儒道法的消解。

结语:

清代沈德潜说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 ;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 ;如土高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说诗晬语》)

综上,对于屈原精神的成因,笔者试图以其形成的基点——楚文化及战国时期政治、儒道文化的双重影响出发,探讨屈原对于三者的吸收与发展,及其对于社会、道德的肯定,对于生命本体的认同,以及对于社会的政治理性期冀。诸多不实之处,还待还得以进一步的查证与优化。

摘要：对于屈原精神的不同认识,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各异,本文试图从屈原精神生成暗含的文化合流——战国诸子的政治启示和儒道法的弘扬与消解这样一种内生力量来阐释。对于屈原精神的自我意识发掘,理性和个性兼容的气质以及浪漫诡异、忠君爱国的表征,研究视角不仅放到楚文化这样的微观环境,更多地从当时的宏观背景来关照其成因。

篇4：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关键词：“打棒”；运河文化；舞蹈形态

山东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其中一段，全长97.5公里，整个河段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码头，从北自阳谷流入境内，进入聊城的李海务、城关镇与梁水镇、向西北方向流入临清境内，其中梁乡闸就是一个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西北部的梁水镇的一个码头，因漕运的兴起，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为“运河伞棒舞”“拉纤号”等的形成孕育了丰富的温床。然而，“运河伞棒舞”中“打棒”的舞蹈形态又是如何过度的呢？

运河的开通，自然受益的是运河上的船只货运，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漕运，即粮食的运输，其他的运输形式还包括盐、竹子、米、煤炭等商品的运输。在漕船过坝时，有时单靠水流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时就需要纤夫的人力为船的通行助力。

“文化心理结构是人的心理中文化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结合。与自然因素——人的本能的知觉倾向、能力、个性等——直接有关的东西，一旦进入特定社会文化的氛围之中，便立即按照这种社会文化的特殊需要作出改变，而突破日常行为的普遍模式，创造出一个合乎内在规律的同时又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另一个境界——即审美的境界”[1]运河纤夫在日复一日的拉纤生活中，他们的身体对于拉纤工作的感知力，因自身的能力、性格对繁重的体力付出所作出本能的疲劳反应，置身于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他们强烈期望突破并改变日常行为的枯燥模式，此时，一种全新且符合自身身体规律、并未超出有限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新的审美形式——“打棒”舞蹈形态从生活动作中“分娩”出来。

打棒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造成打棒之所以能区别于其他地区民俗舞蹈体态的重要原因，与其当地的地域环境、水神信仰、经济生产方式、运河文化等诸因素是无法肢解分开而论的。

第一，地域环境对“运河伞棒舞”形成产生的影响。“运河伞棒舞”发源地——梁闸村是运河聊城段的重要流经之地，梁乡闸则是位于梁闸村的一个码头，依傍于运河两岸而形成了特有的运河民俗。

聊城位于北纬35°47′-37°02′和东经115°16′-116°

32′之间，山东省的西部，被誉为“江北水城”，地处鲁西平原，为黄河冲积平原，整个市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均在27.5～49m之间。聊城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春季多干旱、夏季高温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干旱，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正是由于这种气候，在水旱灾害发生之时，超出了人的能力，水神的信仰便在当地兴盛起来。

第二，风俗信仰。在漕运与旱灾治理的过程中，水神的信仰在居民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能起到安定人心、文化娱乐的作用，还能促进人的团结一致、共同战胜灾害的愿望。因此，水神的信仰不仅包括因运河兴起的运河水神，还包括面对水旱灾害时的治水神和祈雨神。

运河的繁荣，虽然带动了粮食、盐、茶叶等漕船运输的发展，加之运河的决堤，同时还加重了运河对往来船只的承载能力。明人李流芳《檀园集》云：“济河五十闸，闸水不濡轨。十里置一闸，蓄水如蓄髓。一闸走一日，守闸如守鬼。下水顾其前，上水还顾尾。帆樯委若弃，篙橹静如死。京路三千余，日行十余里。迢迢春明门，何时能到彼”。[2]由于漕船的重量及体积过大，过闸时的困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乎，人们自然将过坝寄予水神之上，只有水神的佑护，漕船方能顺利通过，久而久之，对水神的崇拜依赖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据《清门考源》记载，漕帮 “粮船至三大闸时，先在大王庙内焚香唱戏谢神，人集如山，百官照料，而后过闸。过闸船由下而上，非神功不能做到安渡危境。”[3]在祭拜的过程中，无论漕军，还是运河纤夫，在运河文化的整体背景下，由于众人的情绪受到祭拜的鼓舞与振奋，运河“伞棒舞”在水神信仰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第三，经济生产方式。聊城段随着漕运的兴起，带动着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当时漕运不仅有粮食的运输，此外更是含扩了盐、茶业的繁荣。“卫河水枯期，会通河道高悬于卫河之上，卫河水丰期，浊流常倒灌会通河，泥沙淤塞河道，漕船至板闸口仍有拖坝之险。所谓拖坝，即水少时，船均由坝上拖过，俗谓之拖坝。拖坝之时，用壮夫牵挽，利用坝上滑泥顺势拖过”[3]船只的频繁往来，在通过水闸时，有时只借助河水落差的冲击力是不够的，人工拉船在辅助船只顺利通行时就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运河居民为了适应这种生存，选择了运河纤夫的职业，为打棒的舞蹈体态埋下了深刻的种子。

第四，运河文化。运河纤夫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由于船只与货物的重量，纤夫们不得不以上身前倾增加身体向前的动力，而且还通过膝盖的弯曲以保证身体的协调，以确保整个身体与地面的稳固，使整个船只顺利通行。

此外，在每次筑堤、清淤时，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抬土、下桩、打夯，“硪”就是用来夯土筑堤的工具，劳动号子不仅统一了人力的节奏，加上“嗨呦，嗬哩嗨”的歌词，还将劳累的苦力通过音乐发泄出来，形成了“硪号”，也称为“夯号”。他们在拉纤、打夯时，通过拉纤号、夯号的领与合的统一节奏，齐心协力将目标完成的同时也借助即兴的民歌消除疲劳，减少拉纤时的辛苦与乏味。在拉纤、打夯休息之余，还以运河秧歌的民间舞蹈形式解除乏闷，为日复一日地枯燥工作增添生活的乐趣。

“打棒”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交织、碰撞而形成的，它在长期植根于独特的鲁西文化土壤的发展衍变过程中，在鲁西的地域环境、水神信仰、经济生产方式、运河文化等诸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彰显着风丰富的运河文化气息。

独具特色、生动活泼的“运河伞棒舞”通过艺术的形式作用于当地居民，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成为当地居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有着强身健体、娱乐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占据着团结民族、为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角色。然而，這一伟大民间艺术的诞生，是由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影响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文化。

参考文献：

[1]资华筠，王宁.舞蹈生态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126.

[2]李流芳（明）.檀园集（卷一·闸河舟中戏效长庆体）[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01.

[3]胡梦飞.明清时期聊城地区水神信仰述略[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篇5：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在科技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同时,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应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同时,更要注重弘扬传统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髓,保持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民族独特性.

作 者：曾煜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223 刊 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5 37(1) 分类号：G03 关键词：全球化   同化   异化   交往   融汇  

篇6：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特点及中国经验

论文关键词：劳资关系；劳资矛盾：中国经验

论文摘要：文章阐述了当前中国的劳资关系现状，即总体走向规范与和谐，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指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劳资关系的特点，即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一定程度的对抗性，不平等性，不规范性，日益成熟性等；并总结出了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中国经验，即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政府的有效监管，建立现代企业分配制度、加强企业内部的规范管理，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工会在维权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劳动者要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学会依法维权，加强企业和工会的社会责任建设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腾飞，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也出现了紧张复杂的劳资关系问题。劳资关系已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劳资矛盾日趋复杂，严重损害劳资双方的正当权益，制约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深人研究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现状，分析劳资关系的特点，并总结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国经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当前中国的劳资关系现状(一)企业的劳资关系总体走向规范与和谐

在现阶段，由于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必然，与此相适应，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普遍的劳资关系。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加人了企业雇工的队伍，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然而企业雇工大多来源于农民，相对于企业主所拥有的资本优势，其在劳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企业主的剥削欺诈，从而造成劳资关系的紧张。但总体而言，当前中国企业的劳资关系整体上发展态势良好:劳资关系将顺应经济市场化发展而逐步扩大范围，最终将占据劳动关系的主体地位:随着市场化机制发育、完善，劳资关系将走向完善和成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劳资关系的调整将从无序转变为自觉、有序和规范:劳资合作将成为劳资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发展态势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有利于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

(二)企业劳资关系中仍存在矛盾和冲突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企业劳资关系正在向平等协商型转变。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劳资关系主体不成熟、法律法规不健全与执法不严并存、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工会的职能与独立性有待增强、非公制企业经营管理者观念上的偏差和全民性的道德教育的滞后等原因，造成资方主导劳资关系，工人的合法权益时常受到损害，而政府在劳资关系中持双重性态度的局面，从而使企业劳资关系在整体走向规范与和谐的同时，仍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1.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低且常被拖欠。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劳动时间普遍过长，除少数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实行8小时工作制以外，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工人的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公有制企业。然而企业并未将劳动时间与劳动报酬挂钩，非公有企业大多实行计件工资，制定较多的计件定额使工人无法在s小时内完成，只得超时加班。此外，非公有制企业工人工资待遇差距大，增速慢且常被拖欠。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对外地务工人员都按照本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报酬，看似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其实工人的实际付出要远远大于所得的报酬。在当前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劳动者也无可奈何。即便如此，非公有制企业还要以种种理由拖欠工人工资，产生了诸如农民工讨薪等一系列问题。

2.工作环境差，缺乏劳动安全保护。一般来说，非公有制企业忽视生产卫生和劳动安全问题，其安全生产形势比较严峻。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保护资金投人不足，缺乏防护设施，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造成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工人常年工作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中，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伤害，这种现象在化工业、采掘业、纺织业、加工业中尤为突出。相当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受市场利润的驱动，为了降低成本，即使在生产稳步发展的情况一F，也不愿为改进有害工艺、增加劳动保护设施而投资，直接导致中国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居世界前列。

3.劳动合同内容流于形式、签约率低且歧视性用工现象严重。劳动合同本来是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产物，也是解决劳资矛盾的基本法律依据。然而，目前非公有制企业中，招工不签订合同的现象非常普遍，劳动合同签订率远低于公有制企业。即使签订劳动合同的，在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存在大量违法条款，这与当前劳动力过剩的现状直接相关，侵犯劳动者的人身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民工与建筑施工队签订合同中规定的生死条款:发生死伤事故后，建筑施工队概不负责;非公有制企业中对女职工不实行“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保护等等。可见，这类劳动合同的签订更多的是强调雇主的权利和雇工的义务，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作用，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4.劳动保障覆盖率低，福利待遇差。劳动保障是指我国为满足公民基本生活而提供的安全性保护的公共福利计划、措施和行为的总称，通常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险以及公共医疗卫生保健。当前，非公有制企业员工的劳动保障、社会福利待遇与公有制企业员工有较大差距。一些非公有制企业遵守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观念相对滞后，为职工参保的覆盖率较低，参加社会保险面窄，参保的范围集中于养老保险，而参保生育、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的很少。有些企业为职工只参保不投保，这样一旦出现变故，将给社会和职工带来沉重的负担。

5.工会组织不健全，员工的民主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在我国的非公有制企业中，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管理混乱，维护私营企业工人合法权益的工会组建率仅达到53.3%。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建立工会组织机构，即使有些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的也不多，缺乏协调劳资矛盾的能力。集体合同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还没有得到广泛推行。虽然我国《工会法》中明确规定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但是非公有制企业中不断出现的侵权行为和劳动争议表明，工会组织作用微弱。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决策权完全被资方掌握，劳动者很难真正参与到其中，更谈不上拥有基本的民主权利了。

6.劳资关系主体观念偏差，全民性道德教育滞后。一方面，劳资关系协调主体—政府部门、非公有制企业主及劳动者对劳动法的认识都有偏差。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因担心影响招商引资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履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通过劳动监察发现和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等职能;一些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非公有制企业，为追求最大经济效益，有意违反劳动法规;一些劳动者，尤其是外地打工者，对劳动法认识不到位，担心签订劳动合同后走留不便，也不愿缴纳自己负担的社会保险等。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看，全民道德教育滞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由于工大学学报2010年职业道德教育未能与时俱进、道德引导落后，法律法规不健全、措施不配套，以及一些企业主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扭曲，从而在客观上给违法经营管理以可乘之机。

二、中国文化背景下劳资关系的特点

(一)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

虽然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矛盾仍然存在，但这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冲突和矛盾，是发生在劳资统一基础上的矛盾，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有着本质区别，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劳资关系是可以协调的，劳方和资方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这样写到:“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互相制约:两者互相产生。“资本只有同劳动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劳动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增加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在某种意义上，企业对于资本拥有者和劳动者来说，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由于我国当前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劳资双方在商品生产中能够结成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存在着相互转化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劳资双方必然具有强化这种一致性的要求，为共同利益而合作，从而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一定程度的对抗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劳资双方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本质上仍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关系。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在拥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雇用劳动力，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带有明显的雇用剥削色彩，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程度的对抗和冲突。目前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落后的企业管理并存，劳资双方在目标追求上的差异并存以及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劳资关系内在矛盾的激化。(三)不平等性

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是一种以资方为主导的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过剩，出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性几乎是每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人口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资本短缺，劳动力过剩”比其他国家要突出得多。在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中，劳资双方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资方负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处于企业的最高层，而劳动者大多从事直接物质性生产活动。

(四)不规范性

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表现形式不同，但其现阶段的共同特征是仍不成熟、不规范。一方面，政府在处理劳资问题时，采取特殊性的临时行政措施，而不是法律手段:政府的立场及态度尚未相对稳定，在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之间徘徊:三方机制、集体谈判平等协商等制度尚不完备:工会还不能真正发挥代表劳动者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国际化程度低，现代市场经济气息不够，很多人通过亲戚、家族、同乡等地缘、血缘关系建立起事实上的劳资关系，这往往导致企业内部分裂为不同帮派、集团。

(五)日益成熟性

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是一种发展中的劳资关系，并且日益走向成熟，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发展的层次性、阶段性相当明显:劳资关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如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工作环境、劳动安全保护等;劳资关系中的一些较高层次问题己引起广泛重视并已得到部分解决，如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民主权利等;劳资关系中高层次的并与社会关系联系紧密的问题，已在经济发达、条件具备的地区开始着手解决，如怎样保持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其次，劳资双方对如何处理劳资矛盾、劳动争议、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提高。第三，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制度设计和立法也日臻完善，其必然引导非公有制劳资关系向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

三、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中国经验

(一)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政府的有效监管

政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代表者和劳资关系的仲裁者，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要大力发挥政府的作用。立法机关要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使各种劳资关系有法可依。具体说来:第一，国家立法机构要加快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使劳资关系有法可依。国家立法机关要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形成以《劳动法》为主，以《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法》、《工资法)、《就业促进法》等为辅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劳资关系的种种矛盾都能有法可依，同时通过制定较为明确细致的实施细则，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第二，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于非公有制企业，政府要将其纳人社会保障体系，督促其为员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可以采取符合实际的由工伤到医疗再到养老的保险顺序，来解决目前非公有制参保面窄的情况。第三，政府要加大劳动执法力度和劳动监察队伍的建设。当前中国尚缺乏一支具有较高劳动法律素质和相关科技知识的劳动监察队伍，不能对非公有制企业实施有效监管，因此要加强劳动监察队伍的建设，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提供有力保障。第四，政府要加强对劳资双方的培训，提高其素质。政府既要对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加强教育与培训，使他们能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自觉遵守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要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要让劳动者学会依法维权。

(二)建立现代企业分配制度，加强企业内部规范管理

第一，建立现代企业分配制度，实现劳资双方互利共赢。现代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建立起来的，能够实现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要实现劳资双方利益共享，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鼓励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投资入股参与利润分配;另一方面，允许职工以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参与利润分配。这些措施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企业职工努力提高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参与意识，使劳资双方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第二，要使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规范化。按《劳动法》规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建劳资关系时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作为劳资双方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明确规定了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从法律上明确了双方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第三，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给劳动者提供劳动安全保护。非公有制企业要增加劳动保护资金投人，改进生产工艺，更新设备。劳动者工作在安全舒心的环境中，劳资矛盾自然会减少很多，而且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工会在维权中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律明确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必须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因此，相关部门要指导、督促非公有制企业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对有条件而不愿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要采取强制措施，对暂时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要引导其加人社区工会、行业工会，对于已经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要充分发挥其在维权中的作用。在发生劳资矛盾，劳方合法权益受损时，工会就应该履行维权的职责，通过依法维权、民主维权、科学维权的方式，把维权纳人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引导劳动者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依法规范自身的维权行为，减少和杜绝维权的随意性，提高维权的有效性，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四)建立完善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在中国建立完善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既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劳资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要建立完善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要完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基层机制。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商会和行业协会，同时重视建设企业一级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政府要加以扶持保护，以便更好的发挥作用。第二，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各主体要积极转变观念。从政府的角度看，要严格遵守国际劳工组织144号公约，树立政府与企业和工会之间的平等意识，从宏观的角度去管理劳动力市场，处理劳资纠纷;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经营管理者要以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为首要职责，积极参与有关劳动立法与相关政策的商定，并与政府和工会组织保持经常性的沟通与合作;从工会组织的角度看，工会要努力增强独立性，努力扩充工会经费来源，而不是仅仅依靠企业和政府的行政拨款，同时工会领导应树立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首要目标的意识，来取代工会领导向行政负责的价值取向。第三，完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应大力宣传劳资关系的作用，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日常事务，并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强化国家政策导向，加强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法规的执法监督。

(五)加强企业和工会的社会责任建设

社会责任建设在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加强社会责任建设能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提供重要保障。做好社会责任建设工作，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增强企业社会责任。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树立正确全面的社会责任意识，抓紧建立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设计出一套完整、可操作性强的评价指标，从经济与社会、人与环境等关系中全方位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加强工会社会责任建设。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广大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是构建非公有制企业和谐劳资关系重要保障。工会从经济角度看，它主要在劳动关系领域开展工作，在劳动力市场运行过程中，其基本职责是调节劳动关系;从社会的角度看，工会能很好的满足企业职工基本生活需要;从政治的角度看，工会能在上层建筑领域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社会制度保障。

篇7：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创新

市委宣传部文艺处 李 珍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它正在突破以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把世界的各个角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各国的经济技术联为一体，政治接触更加频繁，文化交融更加紧密。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作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无疑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文化创新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文化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范畴，是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识和观念形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部智慧与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纽带。可以说，文化乃国家之精神。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国际情况来看，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领域，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竞争领域，尤其是文化霸权主义者利用其在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将其创新的网络标准推广为全球标准，通过因特网向世界全方位、全时 空、全天候地倾销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迫使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创新能力方面形成对它的依赖，并借此进一步侵蚀、消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而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从国内情况来看，随着我国现代化全面、深入的进展，人们的现代观念、现代意识逐步确立，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审美观念等在内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系正在形成。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加上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使文化发展也呈现出全新态势，表现为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激烈与频繁。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

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强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这个问题，不仅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且要使全社会都树立这样的意识。”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论断可以验诸世界文明史：凡是具有文化创新能力的国家和民族，就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反之，就要停滞，就会没落。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是一种“人化形式”,是人类在创造性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有关世界和自我的经验与知识,是有关生命意义的价值判 定及其表达。因此文化是发展的，没有哪一种文化是固定不变的。从历史的发展看，有的文化发展了，有的文化消失了，这就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历史学家汤比因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罗列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20多种文明，而今其中很多已经绝迹。在四大文明古国中，除中国外，其他三大文明都消失了，其文化原因在于丧失了文化创新的功能和能力。而当它们作为世界古文明发展的代表的时候，它们具有很强的文化创新能力。中国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发展并延续下来，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其间奥秘如同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所指出的，中国文化有一种吐故纳新的能力。这种文化创新能力，来自中国文化所固有的“自强不息、求变图强、日日维新”的文化精神。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文化自身能否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不断创新，这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安全。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文化创新“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要求我们在保持其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通过全面的创新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建设先进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观察与思考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放在国际环境中来考察，放在人类发展的大势中来考察，反复强调领导干部“眼界要非常宽阔”，“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同样，江泽民同志还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高度提出，我们党尤其是新一代政治家要努力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使他们能够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文化创新，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二、全球化与中国的文化创新

（一）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交流、联系、影响的社会活动进程。文化全球化是由经济全球化过程所决定的、以文化传播技术为媒介的、以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上的大规模交流与互动为内涵的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从文化的角度讲，全球化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各民族本土文化通过广泛的交流、相互的渗透和补充、交相融合，不断地突破民族本土文化各自的地域界限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民族本土文化固有的疆域并在世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上的认同，不断地将各民族本土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同享用的资源。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认为，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日趋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历史和现实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断的预见性和正确性。

文化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以来导致本民族文化突破地域上的局限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共性，构成人类共享的公共的文明财富和资源。而由于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全球流动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的出现，更使得文化产品及文化生产方式跨国界跨民族的传播与交流得到空前的扩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本身就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需求和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利益的问题，因而人类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创造便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一面。显而易见，文化全球化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种必然结果，是人类共同体验、创造的结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客观上有助于 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以至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

事实上，当我们在国内畅饮着可口可乐饮料、品味着麦当劳快餐、欣赏着好莱坞电影、在同一时间内惊诧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崩塌时，当我们在国外穿行在唐人街上、走过洋大夫们所开设的中医针灸与按摩诊所、看到外国人认真地练习太极拳及国外电影中潇洒飘逸的“中国功夫”时，都会体验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悄无声息的文化全球化过程的参与者，因为在信息时代，许多经济产品、经济现象同样也是文化产品、文化现象，如图书出版、影视、音乐作品、传播技术与传播内容，直至餐饮、旅游等。的确，经济全球化本身蕴涵着经济与文化的不可剥离性。只是当人们再度回眸时才发现，原来与经济、政治的全球化相比，人们更为直接、也更强烈地感受到的还是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过程。

（二）文化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场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汇融合，彼此取长补短，一定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中国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华文明成果，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全面展示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的同时，拓展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使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它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胸襟，使我们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来考虑问题，而是积极思考、关注一些具有全球化或全人类的文化现象和课题；它促进了我们同其它不同文化的接触、对话和交流，使我们能够分享世界文化的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成果；它也给我们提 供了更多文化参与的机会和更大文化创造的舞台，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文化全球化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使不同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它又无法消除伴随着文化交往和融合而来的文化冲突与矛盾。相反，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反而使这种冲突与矛盾更加复杂，更加激烈。事实上，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弱两极的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文化全球化本身既是客观历史进程，同时又是西方强势文化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在这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或者说，与其他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在文化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它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等得到扩张，文化主体性得到张扬，是文化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它们作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凭借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优势，主宰了全球的文化生产和信息传播。随着文化产品的推销，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被输出到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其文化明显处于守势和边缘地带，甚至有失去自主性和生存空间的危险。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我们就有武器。”这就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中,必须高度警惕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文化霸权。但要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最根本的还不仅仅在于这种“警惕”,而 在于必须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潮头,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用发展的眼光，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否保持前进方向,不断增强吸引力和感召力,将最终取决于在竞争和选择的环境中的文化创新的能力。

由上可见，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是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渗透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风和日丽，也有可能电闪雷鸣。但不论是友好的交流，还是激烈的冲突，中国文化要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文化要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就必须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事实上，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竞争的加剧，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重要，也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文化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文化的兴衰，全在于创新与否。中国文化的创新，就是这样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被鲜明地凸显了出来，成为我们无法回避也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三、中国文化创新的维度

建设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先进文化，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臶。按照江泽民同志的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讲文化创新，根本目标是建设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需要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用宏观的理论思维和整体的战略目光来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的新问题，推进全方位的文化创新。

（一）推进思想理论创新

思想理论创新是文化创新的核心。发展先进文化，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重大变化和崭新课题，要使先进文化的发展不停顿，首先在理论上不能停顿。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灵魂，其指导地位绝不能动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化实践。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反复证明了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代表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 放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价值功能和凝聚作用。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世纪之初，为解决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时代发展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理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性问题。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思潮既有吸纳又有排斥、既有融合又有斗争、既有渗透又有抵御的复杂形势，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将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二）推进文化观念创新

以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去迎接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无论哪一方面的创新，都是首先源于观念、理念的创新。因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面对经济方式多样化的趋势，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际、新要求，把丰富多彩、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生活实践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同生活保持着血肉联系，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倾听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心声与要求，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确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价值、新观念、新道德、新规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在新的实践中变挑战为机遇，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推进文化内容的创新

第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我们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实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在内容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社会主义文化产品成为鼓舞人、鞭策人、激励人的精神武器，无论是理论研究成果，还是文化艺术作品，都应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以深沉的思想内涵和崭新的表现形式，去适应全球化进程的需要。第二，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和实践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和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 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第三，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为着力点，在全社会逐步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第四，要积极进行教育和科技创新。坚持教育创新，必须把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臵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教育创新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还要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只有积极跟踪高新技术发展，及时运用科技进步最新成果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升级，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才能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夺取和保持优势地位。

（四）推进文化体制创新

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必须加强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积极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文化的发展虽由经济的发展所决定，但它又有滋生发展的规律。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体制的改革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当代中国先进文化要求、遵循精神产品创作生产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生 产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异质文化之间才具有交流、融合、更新发展的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界各民族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大量传入中国。中国要融入世界潮流，首先就要让世界了解开放的中国。全球化给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会。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在内的各种现代传媒手段，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把开放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同时，我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应多创作一些群众喜闻乐见，反映人们生活和传统道德，积极向上的文学艺术形象，大力发展影视产业，打入国际市场。认清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经济化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种潮流和趋势。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西方的一些大型国际传媒和娱乐业公司对中国的文化市场窥伺已久，面对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立足民族文化的创新来改变文化市场中民族文化产品的短缺，遏制音像制品盗版和非法出版物出笼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严禁资本主义文化垃圾的传入。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已越来越高，它必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四、文化创新中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一）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落后的传统，也有优秀的传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天人合一的终级关怀，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想，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和而不同的文化胸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全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也存在着浓厚的官本位、等级观念、保守封闭心态、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思想以及迷信成分，对国民习性产生消极影响。长期以来，在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需要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弊端，也无论对传统文化持怎样的批判态度，我们都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母语，是我们承袭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创新的密码。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和负面因素有着清醒的认识是必要的，但一味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和抨击，无疑是一种文化自戕行为。它不仅将使传统文化自身无法更新，而且也将使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破旧不能立新，只有承旧方可创新。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要以 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根。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发展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内在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对待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经过现代的诠释，给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创新，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二）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也就是说，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的两面性。西方文化有其缺失的一面，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中国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个民族如果能发扬民族文化的积极方面，改变消极方面，该文化则有利于民族的发展；反之，则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则应予以革除。目前，在世界诸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无论是其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凡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是任何民族发展过程中都必然会受到的冲击，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这种冲击和影响。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发展中国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面向世界。所谓立足本国就是说我国的文化建设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民族习惯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进行，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所谓面向世界就是说我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实行开放政策，不能搞文化封闭。近代中 国和世界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一种矛盾运动：一方面它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逐渐形成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我国作为一个文化传统极其深厚、哲学智慧十分丰富的文明古国，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那些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的仁人志士，他们行动的源泉就来自于民族文化传统中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它要迎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把自己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否则就不能自豪、自信、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西方各国或东方日本现代化的翻版，而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勇气、信心、智慧和力量的产物”。

我们在肯定民族文化意义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只能积极应对，主动迎战，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同其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才能更新和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对于我们来说，面对全球化的浪潮，要有现代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敢于正面对各种外来文化加以分析权衡，去取得 当，促使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在融合中实现创新。

（三）文化创新与文化安全的关系

篇8：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关键词：文化整合,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发展

一、从文化的定义、属性看当代文化的多元格局

在众多的关于文化的定义中, 著名的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和马林诺夫斯基两人的定义比较受人推崇。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 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 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看作一种具有满足人类某种生存生活需要的功能的“社会制度”, 是“一群利用物质工具而固定生活于某一环境中的人们所推性的一套有组织的风俗与活动的体系”。我们把这两个定义进行对比后发现, 前者着眼于文化的整合性和精神性, 后者着眼于文化的功能性和制度性。而本尼迪克特对于文化的界定侧重的是文化的民族性,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更为强调文化的超自然性。由此, 人们一般认为, “文化”作为一个专门术语, 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理解。狭义理解着眼于精神方面, 指社会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广义上讲, 文化应当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 即指人类历史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理解了文化的基本定义和基本属性, 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的扩张与文化全球化, 以及随之出现的文化的多元格局。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的形成根源于各国家、各民族文化的种种交汇、交流和交锋。各民族文化为了坚守它们自身的价值观念、巩固它们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维护它们自身的政治制度, 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排斥异文化的渗透与扩张。然而文化共存共荣的客观规律又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文化发展必须尊重差异性、包容多元性、追求和谐性。我们身处于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当今时代, 如何加强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导引、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多元文化整合困境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 因而当代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化转型的这种过渡性特征。从国内看, 国家把建设的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国际上看, 我国正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 并且致力于更高的程度上与世界各国开放地进行文化沟通与交流。然而, 在此过程中却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首先,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文化的矛盾表现在从计划经济条件下文化泛政治化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因经济化功能的转变而导致的文化泛经济化之间的矛盾, 并且二者之间的矛盾越发激化。

其次, 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的矛盾还体现在关注世俗生活的大众文化与追求理想的精英文化间的种种对立。比如, 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得以确立, 人们的商品意识增强、社会生活世俗化、功利化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现实。正如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所说, “各种争执不下的新说使得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 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 这是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后所未有的。”诚然, 在旧的价值体系解体的今天, 人们已然感知到灵魂深处的空虚、无望。因而才普遍性地出现道德迷失的困惑, 并痛苦地挣扎于以往旧的道德规范、生存意义和信仰崩塌与新的观念和理想尚未建立成型的深壑与夹缝之中。

最后,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的矛盾, 也表现在不同文化精神的共时态冲突。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是符合改革开放发展的文化精神的, 在这个时代里, 人的主体意识增强, 自由、平等意识逐渐确立。由此, 传统文化、现代理性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共时现状使得各种人文精神的选择困境重重。

三、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中促进文化整合

经济全球化带来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一体化, 因而使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全球化文化呈现出国际化交融、多元化观念、开放化的文化市场等全新的特征。面对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发展, 我们如何在二者的张力作用下, 实现多元多重文化的整合呢?

一方面, 要处理好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新时期的主导文化提倡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有利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在肯定主导文化的地位、作用的同时, 要积极发展适应群众多元化需要的文化模式, 以主导文化来引导多元文化整合。在此过程中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在倡导多元化文化的同时也要坚持弘扬主旋律, 我们既要抵制传统文化中不适合当今时代的落后模式的复苏, 也要提防因全盘否定和摒弃传统文化所导致的西化倾向。

另一方面, 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我们应重视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要在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创建出新型文化。在创建新型文化的过程中, 应该利用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观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比如用儒家的尊公轻私、重义轻利来制约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过度膨胀的现实状态。

四、全球化背景下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第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用中国化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来诠释马克思主义, 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

第二,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引领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如我们在街道和围墙上经常看到的宣传标语和宣传海报中展示的内容那样, 给予群众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我们应该相信,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积极的文化导向一定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定能于潜移默化中提升民众的道德修养进而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

第三, 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事实表明, 一个民族的文化, 只有在与各种文化的不停交流和碰撞中才能不断的磨砺、充实和丰富、发展自己。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竞争力也只有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才能得到巩固和提升。

第四, 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上文所述,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成民众所自觉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至关重要。西方有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信念, 中国古代对君子有仁、义、礼、智、信“五常”的评判标准。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应当具备我们自身标志性的核心价值观。

五、从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走向繁荣和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 国家间的竞争日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 软实力和硬实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文化实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 对于文化实力的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自古以来, 华夏儿女因世代沿袭华夏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而使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文化强国的地位。而近代以来以至现当代, 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西方霸权主义文化的同化对我国的文化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甚至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曾一度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及现代性缺失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影响巨大。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大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 如何提高我们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中国提高综合实力、建立良好国际形象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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