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危机分析（精选八篇）
外国经济危机分析 篇1
1 外国直接投资与江西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国内学者计算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采用索洛(Solow)于1956年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即两要素生产函数:
其中K为资本,L为劳动力,Y表示产出,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了进一步考虑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考虑长期使要素生产率增加的外部因素。因此(1)式纳入时间因素,则:
(2)式中,e为自然对数的底;t表示时间;其他与(1)式定义相同。实际上,引入时间因素后,即将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因素全归于时间系数γ,因此,eγ称为全要素生产率,γ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从(2)式可以看出,在索洛模型中,只有一个资本项,即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被看作是同质的要素纳入资本变量K中来计算资本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与江西的现实经济状况不符。因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于投资的总资本不仅来源于国内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国外的直接投资。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不是单纯使得我们的投资资本增加了,更为重要的是还给我们带来了投资国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创新等,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吸收、利用,进而更大幅度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江西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视为同质资本一起纳入资本变量,而应把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个单独变量。为简化分析起见,假定国内资本是同质资本,即只能以资本形态在国内范围流动配置。外国直接投资以资本形态和技术形态在国际范围流动配置,它不同于国内资本并且是不同质的资本。因此将一国的总资本水平定义为本国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加权平均,数学形式具体表示为:
其中,K、Kd、Kf分别表示一国总资本水平、国内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K表示国内资本在总资本构成中的权重。把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变量纳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后,模型如下:
取对数形式并添加随机变量后得到:
数据来源:1984-2008年江西统计年鉴
运用江西经济自1984-2008年的数据,其中Y用国内生产总值来代表,t取从1到24的整数,K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外国直接投资Kf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代替,并且为了统一单位,用8.25的汇率进行转换,使其单位为亿元。由于江西外出打工的人数众多,因此不适合选取全省劳动力总数作为L,所以笔者选取江西省就业人数作为为江西经济增长作贡献的劳动力L。经Eviews估算得出如下估计模型:
进一步计算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得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竟然达到了51.80%,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20.30%,这充分说明如果把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国内资本的同质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会低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印证了国内资本与外国直接投资二者不是同质资本的假定是正确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中国资本的一部分,必然具有资本的属性,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称之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同时,通过比较还发现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不同,它具有外部性,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所包括的各个因素,这种效应可以称之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
2 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效应的分析和检验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江西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对江西经济的增长作用机制如何呢?以下就利用计量方法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探究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找出外国直接投资在江西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2.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即若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应该有助于预测Y,即Y关于Y的过去值的回归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第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其原因是如果X有助于预测Y,Y也有助于预测X,则很可能存在一个或几个其他的变量,它们既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要检验上述两个条件是否成立,则需据此建立原假设:X不是引起Y的原因,若检验这个假设是否成立,首先对以下两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若检验系数β1、β2、…、βm同时显著地不为0,则拒绝“X不是引起Y的原因”的原假设。检验统计量F为:
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的原因”的原假设,交换UR方程、R方程中的X与Y,做同样的回归估计,检验Y的滞后项是否显著不为0,如果如此,拒绝“Y不是引起X的原因”的原假设。
2.2 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的检验
利用1984-2008年江西的统计数据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两个变量进行因果关系的检验。使用Eviews3.1,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见表三):
表三的结果表明,FDI和固定资产投资互为因果关系。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在江西经济增长中有资本效应,另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引起FDI的原因,这是因为江西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用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条件好了,当然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了。
2.3 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的检验
技术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生产技术和方法,也包括管理技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方面(Graham and Krugman,1995)。因此,这里主要用人力资本和R&D资本来衡量技术进步。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和R&D资本的生产。人力资本以劳动者为载体,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构成了技术进步的软技术部分;R&D资本则以生产中的实物资本为载体,体现了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品的技术水平,它构成了技术进步的硬技术部分。因此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也应该通过人力资本和R&D资本两个渠道实现。
为了进一步检验FDI是否对江西经济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我们选取人力资本和R&D做因果关系模型进行检验。其中人力资本选取江西省的教育投入衡量,因为一个地方的教育直接决定了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而R&D则选用江西省的科技投入为指标,因为对于江西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来说,企业和私人的研发投入很少,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来投资的。下面用江西省1984-2008年的数据,做因果检验,结果见表四: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是引起研发资本变化的原因,但研发资本不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FDI是引起人力资本变化的原因,同时人力资本也是引起FDI变化的原因。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可以促进研发资本的投资,而且还是引起人力资本变化的原因,并且人力资本还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这也与马衍军、柳成洋、马艳萍的《人力资本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研究》一文的结论:外国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相一致。
2.4 外国直接投资的制度效应
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方面。外国直接投资的制度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外国直接投资会促使政府许多宏观经济制度的转变,这是因为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必将改变落后的各种制度,是经济更加市场化;第二,外国直接投资可以促使企业制度及相关制度的改进。外资企业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国内企业为了与之竞争,必然也会学习和改进自己的企业制度等。
为了检验外国直接投资对江西经济增长的制度效应,我们用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来作为市场化的指标,用其变化来衡量制度的改变。并对二者做因果关系检验验证他们之间的关系(见表五):
表五说明制度的改变是FDI增加的重要因素,但是FDI的制度效应并不明显。这说明江西的制度改进主要是由于身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的改善,外资带来的企业管理制度的改进还未体现出来,有待于我们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吸收这些优秀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
3 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知道,外国直接投资对江西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明显的,资本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都很显著;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对研发资本的作用并不显著,而且其制度效应也不显著,但制度改善却是外国直接投资变化重要原因。所以,在利用外资时要注意加强引导,以使外资在江西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更多的贡献。为了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及其在江西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采取以下针对性政策:
3.1 继续强化经济市场化对江西经济增长首要决定因素的重要作用
对处于欠发达地区的江西来说,制度因素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的原因,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是推进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也是加大直接投资对江西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基本条件。因为市场化的改革能够促进FDI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而且国内外企业之间竞争越激烈,越有助于FDI发挥其作用。特别是会促使企业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
3.2 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利用的引导
江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工业比较落后,一定要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引导,让其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增强我国的科技水平,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些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农业,为江西建设现代化农业添砖加瓦。
3.3 投资环境的改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
总的来说,江西区域的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但在吸引外商投资流入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大措施进行改善,增强吸引力。
3.4 大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江西区域经济增长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人力资本是引起FDI增加的原因,FDI也促进了江西人力资本的改善,或是说FDI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留在江西工作。但是由于江西是一个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有限,不能很好地吸收外资所带来的先进的管理经验等,这就直接导致了FDI的制度效应不显著。为此,江西应该采取能够获得巨大回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优惠政策,重视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源培训,创造一个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和创业环境,加快形成一个良好的有利于人力资本流动的市场环境,重视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大力提高知识资本水平,为江西区域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
目前外国直接投资虽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但是外资的过多利用也有许多弊端,因此,在利用外资时,要避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分依赖,同时还要注意行业垄断问题和环境资源问题。
参考文献
[1]吴玉鸣.外商直接投资与广西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0).
[2]江锦凡.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J].世界经济,2004,(1).
[3]易行健,易君健.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1).
[4]孙杰.外国直接投资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J].中国改革,1996,(11).
[5]杨中侠.引进外资反思七大问题[J].中国经贸导刊,2004,(9).
外国经济危机分析 篇2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班级：经济学（国贸）、学号：512300514309、姓名：邓驭懿
摘要：
俄罗斯是世界经济大国。苏联时期它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苏联解体后其经济一度严重衰退。2000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迅速恢复发展。2006年俄罗斯的经济全面超过解体前的1990年。2007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35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十位。入世后的俄罗斯在普金的经济理念下实现了飞速发展，未来俄罗斯的经济既充满了机遇，又充满了挑战。
关键词：
苏解体初经济、俄罗斯入世、普金经济理念、未来发展
正文：
一、苏联解体初的俄罗斯经济
二、俄罗斯入世
三、普金经济理念
四、未来发展
五、中国经济现代化当今应思考的问题
六、结语
一、苏联解体初的俄罗斯经济
通常，经济增长是引起综合国力变化的最明显因素，苏联解体后俄综合国力下降最直接的体现和最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全面滑坡。1991年底，苏联解体，独立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但当时的俄罗斯可谓穷家难当，共有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计划经济转至市场经济。面对着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最关键时期，也是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时期。时任总统叶利钦采取了“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但是，激进式的“休克疗法”并不适合俄罗斯的基本国情。自1992年起，俄罗斯一直存在着财政赤字，苏联欠下的债也全部由俄罗斯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叶利钦政府全面贯彻“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是想通过开放价格和国企大规模私有化来换得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但是，1992年年初实行的激进式“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方针完全失败了。实施的结果变成只有休克，没有治疗：休克疗法更加剧了企业的艰难处境，导致全面支付危机。俄罗斯既没有摆脱经济危机，更没有振兴国家，反而使得国家陷入越来越困窘的境地。同时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一批经济寡头开始形成。而1998年的金融危机更加速了俄罗斯全面经济危机的爆发，进而变成了全面的社会危机。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变得十分脆弱。所以说叶利钦时代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了沉重的代价，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这种代价换来的是，彻底抛弃了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这为普京在位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俄罗斯入世
俄罗斯漫长的18年“入世”之路终于在12月16日画上句号：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意俄罗斯加入，俄罗斯将在30天后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这是2011岁末国际经济领域的重大事件。让俄罗斯加入WTO无疑是一个双赢之举。倘若长期让一个有份量的大国扮演世贸组织局外人，那么WTO名称中的“世界”二字就始终感觉不够十足成色。通过接纳俄罗斯入世，WTO得以覆盖全世界97%的贸易。应该看到，加入世贸组织符合当今时代潮流，有利于俄罗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为有效解决俄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对于俄罗斯的长远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对于俄罗斯来说，入世更是对其长期发展有利。目前俄罗斯对外贸易高度依赖于原材料出口，若想超越单纯原材料出口国地位，走上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就需要更可预期的外部市场，就离不开WTO这个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更不用说可以通过入世推进内部改革、建设公平透明竞争环境、进而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等好处了。在入世谈判期间和入世之后，中国经历了近乎脱胎换骨的改造，虽然不无痛苦，但换来了一个国际竞争力实现飞跃的国民经济。相信俄罗斯若能切实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也能取得同样的进步。
三、普金经济理念
什么是普京治理经济理念的核心思想?我们这样加以概括：强政府的经济治理+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普京强调指出，俄罗斯“竞争力的实现在于俄罗斯的民族思想。”也就是说，普京所推行的强权治理经济的理念，来自于俄罗斯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即俄罗斯的民族思想和特性。从俄罗斯的历史演进看，俄罗斯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集权统治方式。普京执政后，俄罗斯政府逐渐实施“强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治理机制，将工作的重心转向更加务实的国家经济发展，推行以经济发展带动制度变迁和社会改革。这一思路，从根本上扭转了叶利钦时代为改革而转轨、重转轨而轻发展的战略和思路。普京总统表示在第二任期内将坚持既定的改革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他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不会发生任何改变”；那种“彻底改变经济政策、全面修正外交政策、偏离历经磨难的俄罗斯所选择的历史道路的做法，只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有的学者这样解释，普京的“国家资本主义”终结了叶利钦的“寡头资本主义”，这是普京与叶利钦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最大不同，“国家资本主义”是普京的未来发展战略选择和道路选择。普京治理经济的理念和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在经济政策上不仅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加大改革力度，而且还表现在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治理混乱的经济秩序方面。
众所周知，普京政府一方面确立以能源特别是石油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点的政策，其中石油天然气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项；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石油这样的垄断性和赢利率极高的大型公司的经营行为，也进行了严格的税务审计。俄罗斯的这一经济政策获得了成效。
四、未来发展
2012年3月16日，一份名为《2020战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新的社会政策》的报告对俄罗斯民众发布。该报告被视为2008年在考虑到度过全球经济危机的经验基础上所制定的《俄罗斯2020年前发展战略》报告的一次调整。各方预测，该报告将成为任期至 2018年的俄罗斯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就职后即将开始执行的新政府工作纲领。
对于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无疑他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是举足轻重的。普京执掌国家大权正直俄罗斯社会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历史关头。在吸取叶利钦外交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普京调整了俄对外战略。与前任相比,普京的对外战略更积极、灵活、务实。在对外战略指导思想调整下,俄罗斯对美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普京明确承认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认为俄美关系的不对称是事实,但不是悲剧。从立足国内发展,振兴经济、确保国家安全,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需求出发,寻求与美国合作成为普京对美政策的主流。普京时期俄罗斯的欧洲战略可以称之为“回归战略”,即回归到欧洲的安全体系、经济体系、制度体系及价值体系。在经济领域,利用俄欧经济关系使俄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积极参加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构筑“欧洲统一的经济空间”,利用欧洲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推动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建设
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呈现更加积极、全面的发展势头，成为世界上国与国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关系现阶段的特点主要是：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不断提高；务实合作不断扩大，质量与规模同步提升；人文合作和民间交流蓬勃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和战略协作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更加巩固，世代友好的和平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日益密切，有力维护了两国根本利益，促进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俄两国元首在2012年互致新年贺电中共同宣布启动的中俄“旅游年”，是两国继“国家年”、“语言年”之后的又一项国家级大型主题年活动，是两国领导人从中俄世代友好和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必将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文交流乃至全方位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情感，为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世代友好大业奠定坚实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五、中国经济现代化当今应思考的问题
1、应正视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与俄罗斯类似的问题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并对世界大国有关这一问题加以研究。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粗放型的。拿能源消耗来讲，我国单位GDP能耗目前是世界水平的2.2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另据报道，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成本很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们付出了过多的资源能源成本，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来说，我们用了占世界总量50%左右的煤、水泥、钢铁和10%左右的石油、天然气，支撑了8%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创造了占世界GDP总量7%左右这样一个经济成就。二是我们的环境被严重污染了，这个事实有目共睹。三是劳动力价格被过分压低了，消费严重不足，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严重偏低。”［8］可见，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紧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样才可以提高经济素质，提升经济竞争力，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拉动经济增长不能片面地通过加速出口增长来实现，而必须走以扩大内需为主的道路。在中国扩大内需的潜力很大：中国居民消费率1952年为69%，1978年降为45%，2008年进一步降至35.3%；而2008年美国居民消费为70.1%，印度为54.7%，目前世界上居民消费率大体平均在50%上下，只有中国低到35%的水平。这次危机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性。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改变，要保证中国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把改变发展模式作为“十二五”改革的主线。而不论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当然，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结构调整，最终都离不开深化改革，必须有体制机制做保证。正如李克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关键在理顺体制机制，难点是调整利益格局，解决办法从根本上要靠改革创新。”
2、一个重要问题是正确认识与解决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目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有三：腐败、垄断与贫富差距拉大。对于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是因为搞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另一种看法认为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笔者赞成后一种看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垄断部门走向市场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舆论监督实现社会化。当前，中国出现的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
3、解决改革或转型的正确方向
所谓正确方向，不应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笔者认为，正确的方向应该是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共同文明的方向。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等，这些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特别要指出的是，前不久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第二，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把“人民的尊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反映了党与政府“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笔者以为，如果实现了“尊严”的以上三个方面内容，就是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4、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执政党面临以下极其复杂的局面：体制改革要深化；社会经济发展要现代化；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与重大的变动；各阶层、地区与部门间的利益分配急需调整；在过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日渐突出，必须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得以解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尤为重要。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特别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活跃理论的探讨，推动理论的创新。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切实做到邓小平提出的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9］。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民主与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只有民主化进程有了大的发展，才能为理论创新创造需要的政治环境，党才能不断地吸收先进的思想、理论，从而提高执政能力。只有这样，经济现代化才有思想、理论支撑。
第二，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根据目前的情况，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对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与答案。这对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该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思想来完善与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不革新理论，党的思想必然失去先进性，也就不可能准确地认识当今世界。三是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原本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公正、人权、自由、权力制衡等）。否则，这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失去先进性。四是通过改革实现理论创新。改革要求新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理论创新的种种障碍，小平同志讲，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也可以说，改革是促进理论发展，使党始终具有先进思想的一招。
5、继续增加创新领域的投入
在这方面，我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用于研发的支出1996年占GDP的0.6%，到2007年已达到1.5%，为1020亿美元。美国2007年用于研发的支出占GDP的2.7%，绝对额为3720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支出的1/3。中国在这方面的支出仅次于美、日。不过，美国近50年来GDP的增长50%靠科技创新，主力是企业。
六、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经济表现不俗,成为近年来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经济体之一。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轨阵痛之后,在有利的世界能源原材料市场行情的支持下,俄罗斯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这种疑虑困扰着俄罗斯的官员、民众、学者以及国际学术界。领导俄罗斯人民取得9年持续经济增长成就的普京政府认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一轮领导下，假以时日，俄罗斯一定能够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
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要实现经济转型，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现代化，都必须加速科技进步与提高企业生产技术的创新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靠本国积极发展教育事业与增加对科技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而中俄两国科技合作有着很大的潜力。这几年，中俄科技合作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讲，只能说仍处于起步阶段。从国际范围来讲，目前两国的科技合作水平与面临的经济全球化、经济技术一体化的机遇不相适应，在加速改变两国经济发展方式与推进经济现代化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来讲，科技合作远起不到振兴经贸的作用，远未成为发展贸易关系的突破口，更没有成为两国经贸关系稳定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外国经济史》
《俄罗斯经济转轨路径与效应》
外国经济危机分析 篇3
外国直接投资 (FDI) 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探索阶段的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2007年6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和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中西部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同时也是成都在新时期面临的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旨在此新的历史发展大背景下, 通过分析FDI对中国与成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未来发展潜力，提出对中国以及成都地区引进F D I有用的意见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并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国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FDI对东道国产业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跨国直接投资通过提供就业、资本流入以及对本土企业产生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已达成广泛共识 (Acs et al., 2006;Blomstrom&Kokko, 1998)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Blomstrom&Kokko, 1998;Haddad&Harrison, 1993;Nevin&Siotis, 1996) 。但同时外国直接投资也会对东道国产生消积影响。外国分司可能会通过生产差异性产品与能够带来价格下降的技术创新而侵占当地企业的一部份市场份额即产生“挤出效应” (Aitken and Harrison, 1999) 。另外最近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消极溢出效应的存在 (Haddad and Harrison, 1991;Singh, 1992;Aitken and Harrison, 1999) 。尽管如此，大多数国外经济学家还是认为FDI的利大于弊。
国内关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有形成一定的学术系统，各学者观点冲突，争鸣性较强。在定性分析方面，江小涓(2002)通过论证外资对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贡献，得出外资的进入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罗长远(2005)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提出FDI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它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而在于它对中国生产效率的提升;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作用渠道是，带动了中国国内的自身投资，但是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国有部门的投资来实现的。周春应、王波(2006)应用实证分析证明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FDI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资本积累，促进了国内资本的形成，并对我国对外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指出FDI对我国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并对我国就业产生了负效应。杜江(2002)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发现FDI对资本形成和积累具有积极的作用, 推动了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 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研究方法及“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的引入
从现有文献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外商对华投资的总体情况出发，分析其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少有人研究FDI对中国单个地区的贡献度以及未来吸纳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潜力。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并创造性地构建“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与成都地区的影响及其未来的发展潜力。
“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是基于分析一国或一个地区吸纳外国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潜力的需要而提出的，其基本假设是GDP对F D I的短期弹性会逐渐趋于长期弹性;测算方法是：(长期弹性-短期弹性)/长期弹性。从实际情况分析可得出：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是随着FDI进入而逐步显现出来的。
所以，在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初期，FDI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较小，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较大。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进，FDI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即短期弹性逐渐增大，FDI投资潜力指数相应会随之减小。当短期弹性等于该国家或地区的长期弹性时，FDI的投资潜力指数在数值上则表现为为0，此时增加FDI投资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很小，政府此时应该特别注重FDI的提升及其对本国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
四、实证分析
1、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主要变量说明：GDP是以人民币计的当年国内生产总值，FDI是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为消除异方差，该模型采用上述变量的对数进行具体模型的建立。由Eviws软件得出FDI与GDP两变量都是非平稳的，所以本文采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改进与补充。基于Granger定理建立如下模型：
(1)首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表1是使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2lnGDP与△2 lnFDI在1%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因此lnGDP与lnFDI都是2阶单整的。(见表1)各变量单位根检验
适合的检验模型：
注：(C, T, K)分析表示有无截距项、有无时间趋势以及滞后几阶。其中N表示无截距项或无趋势项，Y表示有截距项或无趋势项，数字0表示无滞后变量，1表示滞后一阶。本模型采用数据都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得到。
(2)表1表示变量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于是根据Engle-Granger两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两变量存在较强的一阶相关性，考虑加入适当的滞后项，得:
自相关性消除，因此可初步认为是lnGDP与lnFDI的长期稳定关系。对残差项作A D F检验，检验模型为：
ADF=-3.9926，而5%的临界值为-1.9614, 1%的临界值为-2.7057，由于ADF小于1%的临界值，所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et～I (0) ，因此lnGDP与ln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将et作为非均衡误差项进入误差修正模型，利用Eviews软件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系数为负，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lnGDP关于lnFDI的弹性可分为长期弹性与短期弹性。由2.1式可知lnGDP关于lnFDI的长期弹性： (0.0849-0.0871) / (1+0.3234-1.3307) =0.3014，由3.1式可知lnGDP关于lnFDI的短期弹性：0.115。
(4)检验与预测
由2.1式给出的长期均衡点的偏差: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知2006年实际GDP (GDP2006) 为210665亿元, 相对误差为 (210665-206081.4) /210665=2.s176%
(5)由上述结果可得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0.3014-0.115) /0.3014=61.8%。
2、成都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对成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1)由于成都地区数据不完全，只有1998-2005年数据，且采用简单回归模型得出的结果相当不错，所以先对成都地区lnGDP与lnFDI的关系作简单回归模型：
初步认为是lnGDP与lnFDI的长期稳定关系
(2)为求出其短期弹性，建立一个差分模型，由于存在一阶相关，加入适当的滞后变量后，得出：
于是也可由以上两式得出成都地区lnGDP关于lnFDI的长期弹性：0.594;lnGDP关于lnFDI的短期弹性：0.0786
(3)由上述结果可得出成都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0.594-0.0786)/0.594=86.77%
五、结论
FDI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能很好地解释跨区域经济运行的显著差异，这也为中国整体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策依据 (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结合中国整体经济与成都市区域经济实际发展状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FDI与GDP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无论是在中国整体经济与成都区域经济中，FDI与GDP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长对FDI的增长有显著依赖性。
2、由lnGDP关于lnFDI的长期弹性与短期弹性来看，中国整体经济增长与成都地区区域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的依赖性都是显著的。说明目前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整体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仍旧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3、从长期来看，FDI对成都地区经济比对中国整体经济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同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对FDI的长期弹性的比较得出，成都地区lnGDP关于lnFDI的长期弹性大于中国整体经济的l n G D P关于lnFDI的长期弹性。这一结果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987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了国家大部分投资，这部分投资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对而言西部地区资金较为短缺，对资金引入的需求较大(花俊，顾朝林，庄林德，2001)，所以外国直接投资对成都地区经济的促时作用就会大于国内平均水平，表现在该模型中就是其长期弹性大于中国整体经济的lnGDP关于lnFDI的长期弹性。
4、从“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分析来看，成都地区该指数为86.77%>61.8%，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在成都地区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所以成都市政府应该创造更加开放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填补成都经济快速发展对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的需求，一方面尽可能引进更多拥有高新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的技术转让型外国直接投资，充分重视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利益，尤其是长远经济利益，要加大制度“供给”，加强与外国直接投资交易成本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变政府观念和提高运行效率(杜江，蒋瑛，董天伟，2004)，尤其是要注重提高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成都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摘要：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 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和差分模型, 并创造性地构建“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 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与成都地区的影响及其未来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FDI,经济增长,FDI发展潜力指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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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危机分析 篇4
外国直接投资 (FDI) 是现代的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 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 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自改革开放 (1978年) 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经济的同期平均水平。80年代初期, 我国实际利用FDI金额仅为9.2亿美元;进入90年代, 我国的外资利用规模明显扩大, 并且在2002年我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上FDI流入量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 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从1983年的5962.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9470.1亿元, 增长了近90倍。可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是成比的。
二、模型的选取与实证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用于投资的总资本不仅来源于国内,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外国直接投资。把外国直接投资纳入生产函数, 本文选取1993—2012年的数据作为样本, 取对数后模型如下:
其中Y代表剔除物价影响后的GDP, γ为综合技术进步等要素的因子, 将其作为一个常数引入模型。其余α、β、χ分别代表国内资本 (DK, 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外国直接投资来衡量) , 外商直接投资 (FDI, 采用每年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平均汇价计算) 以及劳动力变量 (L, 采用全国历年就业人数衡量) 。μt为随机扰动项。
1. 协整方程。
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 根据ADF检验, 取对数后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可以认为Y和FDI之间具有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通过模型的建立, 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为:
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 FDI变动1%, 将会促进GDP增长0.39%。去掉不显著的变量, 得到关于Y与FDI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式中, 系数显著, 表明上一期的均衡误差修正项在决定变量的当前增长中起重要作用, 各解释变量差分项前的系数表示模型的短期动态性质。从整个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来看AIC=-3.78, SC=-3.49, 证明回归得到的模型拟合度较好。GDP和FDI的系数是显著的, 说明从长期来看, GDP和FDI是相互影响的, 也互为因果关系, 但二者影响程度却不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外资大量的流入国内, 并且FDI的流入也会带来新的技术。从模型中看出, FDI误差修正项的系数达到了0.46, 而GDP方程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却为0.19, 可以看出FDI方程误差修正项的系数明显大于GDP方程相应误差项的系数。说明GDP的增长对FDI的影响远大于FDI对GDP增长的影响。差分滞后值反映的是短期影响关系, 包含的GDP差分滞后值的系数大于FDI本身的差分滞后值的系数, 说明, 从短期来看FDI并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因为FDI在中国的投资需要一个过程, 由于滞后效应的存在, 投资效果不能在短时期内得到体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大大吸引了外商投资。接下来, 我们可以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证明FDI与GDP的关系。
2. Granger因果检验。
由于FDI与GDP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关系。一方面, FDI的引入可能会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可能会刺激大量的FDI流入。FDI和GDP经过对数变换后, 都为平稳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 我们可以得出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
可以看出上表中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接受零假设的概率从这数字越小, 说明自变量预测因变量的能力越强。在检验“LNY不是LNFDI变化的原因”这一原假设时, P值为0.0358小于0.05, 即拒绝原假设, 因此在Granger意义上GDP增长是FDI的增长的原因。上表中可以看出, 说明从短期看, LNFDI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
3. 模型的回归分析。
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 我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根据设定好的模型, 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为:R2约为99.88%, 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很好。D.W值为1.53, 说明模型各变量不存在序列相关。将估计结果代入模型, 得:
上式表明, 国内资本存量, 外商直接投资和劳动力的投入量分别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促进的作用。说明经济增长1%时。国内资本将会增加约0.5%, 带了约0.18%的外商直接投资, 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就业水平的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经济在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 国际资本也大规模地流入中国。从上述分析中, 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拉动了国际资本的流入, 而非相反。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有效的利用外资。第一, 推动产业结构小断升级,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引资的基本指导思想, 鼓励外资投向第一和第三产业;第二, 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 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力度并且完善引资相关的政策:第三, 改变各级政府及企业的传统引资观念, 树立正确的引资意识, 改变传统引资观念。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 国际资本的流动更加频繁和自由, 且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FDI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本文运用Eviews软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对FDI是否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以及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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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5
(一) FP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相对FDI而言, 人们很少把注意力投向FPI。大多数人认为FDI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而FPI则未必。近年来, 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几次金融危机更加深了这种认识, 但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和机构仍然对FPI的流入持肯定态度。Bckacrt&Harvey (1998) 认为外国证券投资中的股票证券对新兴市场的宏观经济表现具有积极直接的影响, 并且外国证券投资的流入可以降低一国的资本成本。Narag (2000) 认为一国对FPI的开放可以使该国与国外投资者一起分担风险并能够降低资本成本, 而一国能够利用FPI的惟一途径就是要明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外国投资者目的在于追求可行的最佳投资机会。Henry (2000) 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引入FPI实行证券市场自由化后, 降低了资本成本, 从而提高了新兴市场总体证券价格, 导致私人投资的增长。Dasgupta&Ratha (2000) 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对FPI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
(二) FDI与FPI之间的关系
目前, 对外国资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FDI和FPI之间的关系。根据UNCTAD (1999) 以及Evans (2002) 所述, FDI和FPI的互补关系源于它们之间在融资方面的密切关系。Dunning&Dilyard (1999) 认为FDI流入的增加将增强对一国某一部门或者一国整个经济的信心, 从而导致更多FPI的流入。Frankel&Rose (1996) 则认为FDI可以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资金流 (如FPI) 。因此, 国际收支平衡表账户中FDI所表现出的盈余并不能保证更多的投资, 通常跨国公司可以在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进行更有效的资本配置使得资本比较方便地以另外一种形式进入或远离一国, 这种方式比在跨国公司外部进行要容易得多, 从而暗含着FDI和FPI之间存在着某种层次的“互替”关系。
二、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回归分析
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由于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因素使得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带来了更高的要素生产率, 从而相同的要素投入能得到更大的产出。为了研究外国证券投资 (FPI)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节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 参照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建立分析使用的计量模型。
1. 计量模型构建。考察总量生产函数, 假定生产函数是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即:
其中, Yt、Kt、Ht分别代表第t年的产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量;At代表全要素生产力, α∈[0, 1]。将物质资本区分为国内资本Kd和国外资本, 国外资本又细分为外国直接投资 (FDI) 、外国证券投资 (FPI) 和外国其他投资, 并把它们分别作为一个单独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由于本文着重考察FP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FDI与FPI的相互联系, 所以在生产函数里只加入FDI及FPI。因此, 当把一国总物质资本表示为国内资本Kd和国外资本的加权平均, 公式为:
其中, Kt、Kdt、FDIt、FPIt分别代表一国总资本、国内资本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证券投资, 系数β、γ、1-β-γ分别为国内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证券投资在总资本里的权重, 从而把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证券投资作为投入变量纳入到生产函数里面。
本文采用教育存量法来计算人力资本。由下式来定义:
其中, Edut表示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 λ表示人均人力资本 (h=H/L) 相对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系数。
将后面两个公式带入第一个总量生产函数, 将其取对数进行线性化得到:lnYt=lnAt+αβlnKdt+αγlnFDIt+α (1-β-γ) lnFPIt+ (1-α) lnLt+ (1-α) λEdut
根据上式, 并且结合对生产函数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确定最终回归方程:
其中, t为年度, αi (i=0……5) 为回归系数, εt为随机误差项。
2. 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一:只考虑资本;模型二:考虑资本和劳动;模型三:在模型二基础上考虑FDI和FPI;模型四: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纳入模型。本文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从上述回归结果得到, 四个模型的拟合优度高, 可解释程度强, 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F检验。在第三个模型中, 得到FPI的系数为-0.0450276, 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是负面的。FDI的回归系数为0.0962336, 在1%的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 和国内资本一起促进经济增长。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增加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表明FPI的回归系数为负, 在5%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外国证券投资的进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是负面的。FDI的回归系数为0.0961996, 在5%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通过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大的是FDI, 其次是劳动力, 然后是国内投资, 这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模式为劳动力密集型相吻合。FPI的回归系数为-0.04左右, 显示出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比较轻微的但是显著的负影响。在模型四中,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变量替代指标不能很好地代替劳动者受教育程度, 不能很好地代替人力资本。
(二) 外国证券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FPI及FDI的流入对中国国内资产投资的影响以及与国内资本之间的关系, 利用上述模型二和模型三建立简单的回归模型来加以考察。
其中, Kt代表一国总资本, 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替。βi (i=0, 1, 2, 3) 和αi (i=0, 1, 2) 分别表示方程回归系数, εt和μt分别表示误差项。
对上面的模型进行回归, 时间序列区间为1985—2010年:回归结果表明, 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好, 模型的可解释度强, 均通过1%水平下的F检验。国内资本Kd和FDI的流入带动了国内资产投资的增加, 而FPI的流入对国内资产投资的增加并无促进作用, 其回归系数为-0.0051021, 在9%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外国证券投资的流入对中国固定资产有着轻微的负面影响。而从FDI、FPI和Kd的回归结果来看, FPI和FDI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均有着显著的影响, FPI的回归系数为0.3891038, 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外国证券投资的流入有助于国内资本形成, 但其影响没有外国直接投资显著。
三、结论与建议
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吸引FDI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但是确切地说, 中国是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之一, 却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9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6.8%, 已经连续四个月下跌。世界上许多国家利用外资的规模都超过中国。事实上, FPI是有分辨力的, 要理性认识FPI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投机资本和“热钱”划等号, 把它视为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为了适应世界范围内资本证券化潮流, 中国有必要通过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金融体制的完善, 利用金融创新手段, 提高资本市场对国外资本的吸纳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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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危机分析 篇6
关键词：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国
一、非市场经济的概念与本质
在对一般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 反倾销发起国的调查机关往往以三种方法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 (1) 在正常贸易过程中, 该产品在出口方的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 (2) 如国内无销售或国内市场的特殊情况或销售量较低, 该产品向第三国的出口价格; (3) 结构价格, 即该产品在国内的生产成本加合理金额的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及利润。
但是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往往会引用与出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第三国的成本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 而不使用该出口国的相应原始数据。其理论依据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源由政府控制, 企业多属于政府或受政府干预, 其产品的价格是扭曲的, 不能反映真实价值, 当这些产品流入市场经济国家, 即构成对后者相关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只要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采用与该国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 (替代国) 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该国产品的正常价值, 那么, 在反倾销案中, 十有八九会使该国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 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 从而给该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
二、我国在外国反倾销过程中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
1、国际竞争中的民族保护主义, 设置贸易壁垒, 保护本国的市场
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快速增长的优势主要来自于低廉的产品价格, 对进口国的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进口国必然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 但在中国加入WTO后, 外国利用关税壁垒来限制中国产品的空间越来越小, 这样, 被W T O允许采取的作为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安全的合法手段的反倾销, 尤其是其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说辞, 就成了一些国家指控中国企业搞倾销的最好借口。
2、意识形态上的惯性思维
从历次的反倾销案例来看,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往往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他们惯性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是计划经济体制, 国内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 而是由国家制定的, 因此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的价值不能作为正常价值来对待。
3、我国自身原因
我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确实有长期实行计划经济, 到目前为止, 客观上我国还没有完全达到市场经济要求, 我国国内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营模式中国家控制力对市场运作模式的影响还确实存在, 一些企业特别是国企, 还在从政府获得特殊的利益或者优惠政策。另外, 由于与国外的交流还不够, 一些国家既不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什么程度, 也不理解中国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4、中国入世时的协定
《中国入世议定书》规定衡量中国是否具备市场经济地位的尺度是W T O进口成员国的国内法, 而不是中国标准, 也不是国际标准。这一规定实际上也意味着解决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基本方式是双边谈判。这就给欧盟等具有经济优势的国家或者地区提供了优势。根据中国入世承诺, 中国面临15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 因此WTO成员方当局有权否认中国出口企业经济制度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作的。中国的企业和出口产品在面临进口方成员国的反倾销诉讼时处于一种极为不公平和不利的地位。
三、我国如何应对非市场经济问题
1、中国要继续经济体制改革, 赢得更多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认同, 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诉的出口产品或者同一产品的行业的生产、供应和销售各个方面均具有市场经济条件。如果这种证明能够获得进口方反倾销主管当局的承认, 中国的生产者和出口商就可能直接被承认为具有市场经济地位, 减少我国企业的损失。同时要应尽快建立、健全或调整充实出口企业相关行业协会, 充分发挥各个行业协会参与协调和协助企业与反倾销指控国的磋商、谈判乃至诉讼活动, 全面组织、培训相关知识, 尽快完善和加强涉及到出口产品的行业协会的反倾销功能。
3、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我国已经是W T O的成员国, 应充分利用如《反倾销协定》等相关规定, 将反倾销争端提请争端解决机构进行裁决。
4、加强与欧盟的交流与沟通, 促使其早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我国要抓住入世契机, 加强与欧盟的经贸往来, 加强与欧盟的交流沟通, 使他们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促使欧盟早日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保护我国企业的利益, 促进我国企业的正常发展。
5、加快法制建设, 完善法制环境
加快建立完善的反倾销法, 为反倾销及应诉反倾销提供法律支持, 加强反倾销的执法工作, 努力培育企业应诉的动力和潜能, 认真学习和研究相关的国际贸易法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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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危机分析 篇7
笔者发现, 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之所以会受大众欢迎, 是因为这些编译文章契合了接受主体在特定的文化交汇点上独特要求。一方面, 它们满足了新时期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 另一方面, 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又反转过来促成了编译主体的外国文学编译活动的继续和深化。
那么, 在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之时, 为什么这些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的编译文章反而契合了读者的审美需求, 并形成了一股颇有势头的文学现象, 以至于我们对此用“外国文学编译”这样的专门术语来概括它呢?为什么那些更为准确把握原文的翻译作品并没有为读者所认同, 甚至很难在报刊上发表呢?邓笛的编译文中有哪些独特的精神特质满足了这样一种审美需求呢?
一、西方文学的东方化
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的特点是, 在保持西方文学的基本韵味的同时, 也契合当代历史条件下的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需求。在翻译过程中, 拘泥于西方文本, 用直译的方式直接登陆中国文化语境, 肯定无法找到其契合点;如果拘泥于中国接受主体的审美需求, 完全改变西方文学的本来面貌, 则肯定无法实现接受主体新的审美心理的培育, 只有既遵循了西方文学的文本世界, 又把其纳入到中国文化语境, 才能找寻到其契合点,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 外国文学编译符合了这一现实的客观需求。最大限度地保持编译者既有的中国文化立场, 用中国文化立场来理解和整合西方文学, 就实现了西方文学的东方化过程。依据原文文本使编译者只能在原文的基点上展开自己的东方化过程, 他无法更改其文学叙事所规范的既定事实, 这就保证了外国文学编译保留了西方文学的基本特质, 使外国文学编译确保自我独立的文学品格, 又不至于成为背离西方文学的信马由缰式的杜撰, 这也是外国文学编译给接受主体以新的审美冲击力的重要前提条件, 是接受主体对西方文学爱不释手的重要缘由[1]。外国文学编译尽管是用中国话语建构起来的独立文本世界, 但这一独立文本世界是不同于中国原创文学的一个“新天地”;另外, 外国文学编译显然并不是直接照搬西方文本, 而是经过自我文化心理结构的整合, 也就是说, 外国文学编译已经在编译者的翻译过程中, 融入了自己的理解, 纳入了自我所认同的中国文化。尽管从翻译的角度来看, 这些编译文章可能误漏百出, 但它们的中介作用是无法否认的, 因为它们为那些不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打开了一片审美的“新天地”。编译者之所以没有直接进行翻译, 而是以编译的方式对原文进行再加工, 就是因为经过编译之后的译文更易被接受主体所接纳。外国文学编译后的文本带着乡土气息, 符合本土的欣赏习惯, 去除了洋化的别扭因素, 根据中国人的审美需求毫不犹豫地在形式与内容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进行取舍。它们是嫁接杂交后的新物种, 掺杂了新鲜血液, 有着基因变异后的强大生命力, 不时会散发出东方艺术的魅力。这些译文所具有的结合了当代文化的“非西非中”和“亦西亦中”的文化品格, 使它们在当代这个特定历史坐标上获得了独立的中介价值。
外国文学编译打开的这个“新天地”既是一个不同于中国原创文学的“新天地”, 又是一个没有与中国文化绝缘的“新天地”。在这个“新天地”里, 邓笛及其他编译者们还整合进了许多属于自我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 这整合后的文本世界, 在西化程度较深的接受主体那里, 则会感到它和西方文学的本体世界相去甚远, 甚至能够觉察出这些编译文章中存在的无意误译和有意增删等问题。这自然而然就会遭到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的否定。但是, 有趣的是, 邓笛本人就是英语专业人士, 有着丰厚的英文功底, 按理说, 这种背景会使其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裂变, 其翻译也就应该会出现程度不同的西化倾向, 但是邓笛的编译文在接受主体那里并没有产生既有文化心理结构的落差, 显然, 邓笛明白:当接受主体完全离开自己已有的理解所达到的限度时, 其接受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 邓笛在翻译方式上面临着抉择:一方面, 坚持编译会使认同西方文化的接受主体对编译者这种非驴非马式的翻译无法容忍, 认为他甚至不是在进行翻译, 而是自我言说。另一方面, 坚持传统观念的翻译会使得那些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类似“白板”的接受主体对其循规蹈矩的翻译感到无法接受, 使其无法在接受主体既有文化心理结构中寻找到位置, 从而出现隔膜。显然, 邓笛把他的译文读者定位于不了解西方文化的接受主体, 而不是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
二、民间文学的时尚化
阅读邓笛编译的文章, 我们会发现, 他在编译中使用了大量的时尚语言, 比如“买单 (埋单) ”、“拍拖”、“写真”, 又如带有新的意思的“恐龙、青蛙、大虾、菜鸟、粉丝、发烧友”等, 使其翻译和时代的审美趣味保持最大限度的协调, 这是其翻译为社会所接纳的又一重要前提。事实上, 也正是这些与原文看似存在差距的表达, 才使外国文学编译获得了当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比如, 邓笛编译的文章“野猫的裁决” (1) ,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只鹧鸪, 在一处山林的草丛里安了一个窝。有一天, 它离开窝,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觅食。它不在的时候, 一只兔子发现了这个窝, 就住了进去。可是, 过了几天, 鹧鸪回来了, 与兔子就谁该拥有这个窝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在它们争执不下的时候, 一只体型硕大的野猫走了过来。野猫伪装公正, 骗取鹧鸪和兔子的信任, 最后吃掉了它们。
笔者找来原文与邓笛的译文对照研究了一下, 发现原文是19世纪美国一位作者写的一则民间故事, 文字浅显, 如果用符合纯正理论的规范去翻译, 则并不太难, 但结果恐怕只能是一个难以引人注意的普通的民间故事。然而, 邓笛的这篇译文被《读者》在内的众多报刊转载, 这是因为邓笛在翻译时使用了时尚词语, 比如把nest译成“无主之窝”, 把habitation译成“实际居住”, 让人不禁想到了媒体在报道中日钓鱼岛之争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表现时所用到的一些词语。这样的处理赋予了这则老故事新的生命力。
邓笛的编译有意识地贴近时代, 接近时尚, 这种意识有助于催生新的形式, 形成新的理念, 推动思维的进化。邓笛还让自己的编译语言与网络接轨, 努力进入网民的语境, 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地会拓宽思路, 贴近现实, 增强创造性。另外, 邓笛丢掉自己英语专业人士的身份, 使自己贴近他的读者群, 而不是贴近原作者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他的编译文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外在形式上都能够契合他的读者群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需要。实际上, 由于社会文化、语言、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原因, 翻译原本就绝非只是一种对应的符码转换, 而是要在保持深层结构的语义基本对等及功能相似的前提下, 重组原语信息的表层形式[2]。其中在重组的过程中, 甚至一些基本信念被替换、被颠覆, 文学发生了“范式的变化”。西方语言区别于汉语的言文不一, 它是言文一致的拉丁语系, 这就使文学语言和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和谐一致的。但是, 在汉语言中, 汉语由于是一种象形文字, 其文字本身具有表达意义的作用, 这就使书面语言得以离开口语而存活。而编译则使西方文学的话语被整合为地道的当代汉语书面语, 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传统阅读心理习惯的迎合, 从而完成了登陆中国读者文化心理的艰难过程。这就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西方文学, 并且觉得西方文学和我们的文学与文法有着同一的价值取向, 继而使人们消除了对于西方文学的排斥性文化心理, 具有了一种可以“平等”对话的基础。当然这里的“平等”是不可能真正的平等对话, 但对话本身却表明了对话主体容许对话对象的存在。
三、主流文学的感悟化
邓笛在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本位, 使他最大限度地契合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的实际状况, 成为他们走出自我的一个重要中介。
邓笛编译与传统外国文学翻译最大的差别是, 文学翻译要求译者要进入西方文化的现实语境中忘掉自我, 而邓笛的编译却要求自己能够从其独特的文化立场出发, 由个体文化情怀引发社会文化情怀, 进而促成外国文学编译的独特魅力。
当今的中国, 经济飞速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不合理现象, 如贫富悬殊、贪污腐败、部分职工下岗、社会治安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有忧国忧民, 视国家兴亡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高贵品德, 而邓笛这样的外国文学编译者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编译而不是传统的翻译就成了他们应对当下社会问题的一种策略性抉择, 同时也契合了探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当下国人的潜在心理需要。
笔者在将邓笛发表的文学编译文章与原文对照阅读时发现, 许多译文都较之原文平添出一些感悟, 比如:“就好比, 人中奇才, 因为不循常规, 所以被视为异类;因为与众不同, 所以被说三道四;因为有了非议, 所以被排斥在外” (2) 、“一个人只要有决心并且持之以恒去做某件事情, 即使这件事情看上去难以完成, 也一定能有所收获” (3)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心无定力, 人如浮萍, 随波逐流, 终将无成” (4) 。这些锦上添花的语言让“文学编译”后的文本有了心灵鸡汤的味道, 帮助接受主体直面人生, 解惑与思考。诗的比兴、借物抒情、主旨的突出与延伸、咏叹的多视角、一滴水折射世界是邓笛编译时常用的手法。
由此可以看出, 邓笛在解读西方文学时, 从为国人排忧解难的实际出发, 希冀对中国的现实有所推进。但是, 这些无疑是违背原文的增译, 可是恰恰就是这些增译, 既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规范需求, 又契合了接受主体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 并成为他的编译文得以受到大众欢迎的又一重要缘由。
传统的文学翻译当然仍然是当今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主流, 邓笛式的非主流的文学编译恰恰为它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互为参照。特别是文学编译对于文学翻译主体意义的强调和文学翻译独立品格的坚持, 始终会作为一种潜能伴随文学翻译发展的进程, 或隐或显地发挥着影响。
四、贵族文学的平民化
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作品在国内广受欢迎的现象昭示着当下中国社会和全球文化审美的复杂性。当代社会是多元文化的时代,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世界历史正进入一个没有英雄, 起码是没有君主的“散文”而非“史诗”的年代[3]。这种现象只有放在当代审美文化的语境中考察, 我们才能廓清假象, 真正认识其原因。
所谓当代审美文化, 按照姚文放的解释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4]。这种文化系统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实证主义、折中主义等, 这些思潮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从本体论走向功能论, 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从本位主义走向消费主义, 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崇实、尚用、拜物的心态。
首先, 商品经济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把文化变成了商品, 而商品化了的当代审美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娱乐性、感官性。恰恰是在这点上, 当代审美文化完全颠覆了传统审美文化的超越性品格。人类审美发展到今天可分为前审美时代、审美时代和后审美时代。在前审美时代, 人类审美处于未分化状态, 审美与日常劳动、宗教、祭祀、巫术及人类的生存活动融为一体, 这一时期的审美更多地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到了审美时代, 直接以康德“审美无利害”理论作为唯一标准, 把审美活动从其他日常活动中分离出去, 美学研究单纯以经典的、高雅的艺术作品作参照系, 并以超功利的眼光看待艺术。这一时期的审美特点还表现为分化和分层;艺术从劳动中分化出来;文化分为各类层次、各种等级, 譬如西方文艺复兴第一次把人分为“有教养”和“无教养”、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评, 等等。而到了后审美时代, 对于审美时代的分层文化、等级文化和审美现象进行了拒绝和批判。更多提倡的是大众文化、泛文化, 自康德以来以“审美超功利”和“审美距离说”作为支点构筑起来的经典美学在当代审美文化面前也因此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贴近现实的世俗生活, 呈现出多元化、娱乐化和感官化的趋向, 表现出崇实、尚用、拜物的特征。邓笛的编译文之所以广受欢迎, 原因就在于原作在编译者的改造下更多地具备了这些特点。
其次, 当代哲学思潮体现出重实在的现实价值而轻终极价值的理论品格。它带来的深刻变革就是普遍的游戏心态的生成, 当代审美文化完全蜕变为享乐、休闲、游戏的手段和工具, 并不承担任何精神升华的义务。与急功近利和游戏心态相对应, 一部分坚持追求终极意义的人们在当代生活中产生了丧失精神家园的漂泊感, 而这种漂泊的无家和无根的感受则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演化为人们对感官、娱乐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诚如利奥塔德形容的那样, 折中主义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特征;人们听强节拍的通俗音乐, 看西部影片, 午餐吃麦克唐纳的食物, 晚餐吃当地菜肴, 在东京洒上巴黎香水, 在香港穿“过时”服装———这种眼花缭乱的流行时尚结束了任何统一的标准。个体的即时盛兴成为唯一可信的内容。这个时候, 邓笛式的编译因其松弛、灵活、自由、零散、轻松, 而符合了当代审美文化所喜爱的品质。邓笛的编译既可以体现当代审美文化放任洒脱的游戏精神, 又可以体现当代审美文化胸无大志的零敲碎打。无论人们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5]。
第三, 当代社会心理是养育当代审美文化的母体、土壤。而审美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 已脱胎于社会心理。商品经济时代事实上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如今我们已经处在文化转型的特定时期。由于新的时代“轴心”正在形成之中, 旧的价值体系则已被消解, 于是现在的人类正处于一种中间的空无状态。这种中间状态孕育出了这个时代的特殊社会心理:普遍的虚无感、失落感, 浮躁的心态, 以及由虚无感衍生的焦虑症、自恋癖等。“虚无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只不过这种社会心理有时候显得极为隐蔽不易察觉罢了。总的来说, 虚无的最为本质的表现就在于恒定的价值立场的缺席, 它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对于时尚的追逐和盲从、从众心态以及对娱乐性和感官性生活的无原则认同”[6]。从邓笛编译文的本体特征来看, 它们的简短性非常契合当下急功近利的“兑现”心态。在这个焦虑喧嚣的时代, 自恋和急于表白的心态使译者渴望把个人的情感欲望搬到笔下, 无疑编译比起翻译更能表达他们的处世方式和生活情调, 求得自我存在的肯定。潘知常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犬儒精神”在作怪。“所谓犬儒主义, 是指以高姿态来掩饰自己的虚无的自恋狂。在价值虚无的社会, 以抗拒虚无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一无所有, 发展到自己也认为自己真是在抗拒虚无, 以至达到一种自恋狂的境地”[7]。
如果说传统翻译的反商品性、反技术性使得翻译文学贵族化、经典化, 那么商品性、技术性的介入固然一方面使包括文学编译在内的当代审美庸俗化, 另一方面使审美通俗化、平民化。邓笛式的编译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注释, 即商品形式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形式和方法进入文化领域, 使得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特性的文化形态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 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其文化作用。[8]
五、结语
笔者认为, 对待邓笛式的外国文学编译现象, 我们要心态放松, 更多地持包容甚至是宽容的态度。其实, 这种高台教化的叛逆, 不只限于翻译界。超女现象、于丹和易中天的成就等, 都是走出象牙塔, 亲近民众, 改俯视为平视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学编译”当成是一种个性, 就像李宇春的亲民、非主流文学的挑战、湖南卫视之于中央台、“百家讲坛”的通俗等, 这些都已经为大众所接受。
参考文献
[1]邓笛.翻译界外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8 (4) :78-80.
[2]谢天振.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J].渤海大学学报, 2008 (2) :34.
[3]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39.
[4]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3-4.
[5]邓笛.编译文学:也应该得到承认的文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 (6) :91-94.
[6]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的社会心理背景[J].社会科学辑刊, 1997 (4) :124.
[7]潘知常.反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5:147.
上海市外国医师执业现状分析 篇8
1 资料来源及方法
以发放调查问卷、走访医疗机构等方式,对171位来沪行医的外国医师的执业情况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69份,回收有效问卷248份。
2 调查结果
2.1 基本信息
171位外国医师中男性134位,女性37位,男女比例为1 ∶0.27,平均年龄44.98岁,最大为69岁,30岁以下4人;31～45岁100人;46～60岁55人;60岁以上12人。118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171位外国医师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医师,根据《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香港、澳门、台湾的医师或医疗团体按照参照本办法执行”。)美国、日本和韩国医师分别占人数的前3位,共占总数的54.4%。执业范围涵盖18个诊疗项目,口腔科、内科、外科分别前3位。其他还包括:康复医学科、急诊科各4人,医学影像科、眼科各3人,中医科、运动医学科各2人,皮肤科、预防保健科、临床心理专业、耳鼻咽喉科、病理科各1人。其中有7人同时在内、外科执业,1人同时在内、儿科执业(表1)。
2.2 执业经历
75位外国医师执业时间超过16 a,占总数的43.9%;执业时间最长的为43 a。执业时间在5 a以内的有14位,占总数的8.2%;有100位在上海工作了1 a以上。
2.3 汉语水平
根据外国医师所开展的自评,仅有43位汉语达到熟悉程度,有57位外国医师对汉语并不熟悉。同时,有76.02%的外国医师使用一种工作语种,另有7位工作中使用3种语种(表2)。英语是外国医师的主要工作语种,有80.70%的外国医师使用英语执业。其次分别为汉语、日语、韩语,分别占总数的19.88%、13.45%和7.60%。另有7位外国医师使用其他语言作为工作语种。
2.4 执业方式及对象
以定期服务的方式开展医疗执业活动的外国医师有130人,另有32位外国医师采取不定期坐诊,9位采用预约的方式开展医疗执业活动,分别占总数的76%、18.7%、5.3%。129位外国医师表示其主要为外籍人士提供医疗服务(表3)。171位外国医师中,有32位具有2个以上执业地点。
2.5 法律法规知晓程度
根据外国医师开展的自评,其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的了解程度较好,对《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了解程度教差(表4)。
3 讨论
3.1 外国医师在沪的执业人数及其素质
目前,在上海市执业的外国医师中青年占绝大多数,硕士以上学历占到54.4%;80%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整体素质较高。另据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对外国医师来沪短期行医审批数据显示,2005年经批准来沪行医的外国医师为232人次,2007年为383人次,在沪执业人数明显增加。相当一部分外国医师因为良好的医疗执业环境以及希望进行医学交流而来上海市执业。良好的执业环境、较高的执业待遇、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是外国医师选择来上海工作的主要原因。
3.2 外国医师对我国现有的医疗执业环境的适应情况
外国医师对于涉及我国医疗执业活动的法律法规适用性较差。由于外国医师开展涉外医疗服务的特性,外国医师在开展的医疗执业活动过程中普遍存在使用外文书写医学文书及以及病历不符合《病历书写规范》规定等情况。同时,由于未能较好地做好法律法规的培训及宣传工作,外国医师对有关法律的知晓程度较差,也直接造成外国医师在执业过程中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
3.3 外国医师的准入标准
目前,我国仅有1993年卫生部施行的《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作为外国医师的执业许可、执业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该行政法规已不能适应现有的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许可及执业监管工作。由于目前对外国医师的执业技能、法律法规及汉语水平掌握程度都未做出明确规定,致使目前外国医师执业许可准入门槛较低,外国医师在执业中存在多地点执业、多诊疗科目执业的现象,形成了外国医师执业具有“超国民”待遇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医发(2001)169号文件的要求,医师除特珠情况,“只能选择一个类别及其中一个相应的专业作为执业范围进行注册,从事执业活动”。),给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及监管工作带来难度,同时给医疗质量的安全带来隐患。
4 对策
4.1 现有法律法规的完善
继续细化、完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对外国医师的执业管理,从立法角度保证涉外医疗服务市场的医疗质量安全,维护广大患者的权益。从法律角度切实提高外国医师的执业准入门槛,进一步明确外国医师多地点执业、多诊疗科目执业的合法性,规范其执业行为。
积极开展外国医师的法律法规培训,印制法律法规的翻译材料为开展相关培训工作提供服务,对聘有外国医师的医疗机构亦应要求建章立制,加强医疗机构内部对外国医师的执业管理。同时建议立法者能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对尚未适应我国医疗执业环境而申请(或继续执业)的外国医师提供一个缓冲期,对其进行专项技能、汉语水平等内容的培训与测试,最终提高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的准入门槛及水准,使其与我国的医疗执业环境相适应。
4.2 外国医师执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及完善
首先应建立外国医师执业信息库,通过对许可数据的录入及时更新全市外国医师执业信息,实现外国医师执业的即时动态监测。对受过行政处罚或奖励的外国医师应在个人档案内予以记录,并在其继续申请执业时计入考虑。其次,卫生行政部门应定期组织开展外国医师行医技能、中文水平、法律法规的测试,对不符合要求的外国医师要求其暂时离岗进行培训,保证外国医师的执业素质和水准。第3,制定外国医师医德医风的考核制度,对外国医师的执业水准进行综合评定,全面保障涉外医疗服务市场的医疗质量。
4.3 提高涉外医疗服务市场执业环境和医疗服务质量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服务于相对人”等先进的行政工作理念,根据外国医师实际的执业情况为其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卫生行政部门可通过促进建立外国医师交流协会的方式,扩大在华外国医师之间以及外国医师与我国医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在保障医疗安全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外国医师在国内的适用性范围,使其逐步脱离服务对象单一的现状,最终能够作为整体医疗服务市场的有效补充部分,为更多数的患者提供服务。
据调查,目前,在上海市执业的外国医师仍以为外籍人士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为主,诊治的多为常见病、多发病,医疗技术含量较低。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外籍人士的就诊实际情况,有意识地培养一批能够为外籍人士服务的中国医师,减少外籍人士对外国医师的依赖性,综合提高我国医疗卫生的整体执业形象。同时,卫生行政部门应制定有关标准,通过筛选,有选择性地积极引导确实具有高水平、优技能的外国医师来我国开展医学交流活动,促进外国医师整体的执业水准进一步提高,通过加强国际间医学交流而带动我国整体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摘要：目的初步掌握外国医师在上海市执业现状,为进一步做好全市外国医师执业监管工作提供依据。方法搜集、分析上海市外国医师执业数据和日常监管工作中外国医师对中国法津、法规的知晓程度。结果现有171位来自17个国家或地区的外国医师在中国执业;有80.70%的外国医师使用英语执业;服务对象多为外籍人士(70.18%),其次是中国人(24.56%)和台湾人(5.26%);他们对中国的《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比较了解,而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较差。结论外国医师在上海市执业人数不断增加,整体执业情况良好,但仍应完善外国医师来华行医的有关法律法规并根据现状进一步明确细化准入及执业的有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