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引力与国家形象

关键词： 形象 国家 注重 文化

文化引力与国家形象（精选九篇）

文化引力与国家形象 篇1

关键词：海外,文化,传播,国家,形象,构建

一、引言

国家形象是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一国的综合评价, 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地理、人文等综合方面的感官。本文研究的是外部公众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大大推进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更展示和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复兴, 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目前的软实力与一些西方国家还存在着差距, 相对于硬实力的显著提高, 软实力亟待加强。而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支柱, 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更为特殊和重要。通过海外文化传播方式, 建构我国国家形象, 是当前形势下我国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 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1]新时期加强海外文化交流和传播, 提升国家形象的有效措施如下:

二、利用多媒体技术, 开展多渠道的对外文化传播形式

信息时代背景下, 国际的交流和联络方式实现了无时空障碍。网络的建立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活的模式, 缩短了人们的时间、空间距离, 将整个世界链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形成了全球性的信息流动空间站。新媒体技术能够集影像、声音、图片为一体, 形成一种整合了各种资源优势的新的信息传播技术, 它不仅能够实现传播内容的丰富性、传播手段的灵活性, 而且能够以丰富的图文资料, 为异域文化群体带来真实、立体的中国文化, 拓展了对外文化传播的渠道。新媒体具有超强的加载能力, 是对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有效融合。新媒体的互动性、双向性和即时性等优势, 使其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而, 在海外文化传播过程中, 要重视和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 实现中国文化的形象化传播, 为我国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积极融入世界, 增强对外文化传播的效应

我国一直以来就十分注重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在各种可能的渠道、资源媒体技术基础上, 开设了《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等多个对外文化交流、宣传工具, 使得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然而, 这些专门性的海外文化宣传平台由于带有较强的政治意味, 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因而, 在以后的海外文化宣传过程中, 要有意识地扭转这种政治意味较强的宣传, 而要在的宣传技巧、宣传形式、宣传内容方面, 进行根本性的革新, 从而实现由政治色彩浓厚、粗放型的宣传模式, 转为开放性的、科学性的、服务性的海外文化宣传模式, 强化宣传效果。

另外, 在海外文化的宣传过程中, 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 求同存异, 共同发展。由于海外文化宣传,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民族种族展示中国的文化, 存在着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惯性障碍。因而, 要充分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具体而言, 在对于某个地区或者国家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要深入了解当地民众的心理特点、惯性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 使用当地公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 实现文化的宣传, 达到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当地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亲近感。

四、综合利用各种资源, 建立健全对外文化传播体系

没有规模, 就没有力量, 这是适合于每一个竞争主体的生存发展之道。我国要想提升国家形象, 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从而获得更多的接纳和肯定, 就必须综合应用各种资源, 建立健全对外文化传播体系。

目前, 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基本上是各个部门和机构各自为站,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综合的对外文化传播整体, 各个部门和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协同, 导致我国整体的对外文化传播力度不强。因而, 要想提高我国文化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 推动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在现代化条件下所发展起来的好的文化形式, 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进入世界主流文化中。在秉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要综合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的文化成果, 有效整合、充分利用国内各种有利资源, 形成合力, 共同致力于我国的海外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提升工作。具体而言,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起:

一是要发挥多元化的传播载体作用。文化的传播载体有多种多样, 在进行海外文化的传播过程中, 要在利用现有的传播渠道的基础上, 结合传统媒体技术和现代新媒体传播技术, 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传播工作。[2,3]加深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加强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友好交流合作;积极促进政府间的友好互访;积极承办国际赛事, 提升国际影响力;重视媒体在宣传方针政策和引导舆论导向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二是发挥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主体作用。培育文化市场主体, 重点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品牌文化企业;重点扶持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扶持新兴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增强文化产业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文化援助机构, 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文化历史底蕴深厚, 因而, 海外文化传播工作必然要发挥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主体作用, 以达到更好地传播效果。

五、结语

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国要积极融入世界体系中, 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悠久历史文化和现代化的建设成果, 增加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以平等、友好、亲切的形象, 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从而消除西方某些国家对于我国的误解和偏见, 获得世界友人的接纳。利用积极拓展对外交流渠道, 采用多媒体技术, 开展现代化的国家形象营销推广, 向全世界介绍中国, 从而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吴友富.对外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J].国际观察, 2009 (01) .

[2]温朝霞.跨文化传播视阈中的国家形象塑造[J].探索, 2009 (03) .

国家形象的文化魅力 篇2

国家形象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对外延伸与和谐展示.这种展示属于跨国家、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跨政治文化的高层次对外展示.必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进行,必须体现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特殊社会规范和社会实践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全球化.国家实力越强大、国际地位就越高,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作用也就越重要.

★ 作家余秋雨散文的文化价值取向

★ 毕业论文-《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的文化意蕴

★ 散文作家

★ 申论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 范文

★ 高三文化与社会政治教案

★ 作家林徽因经典语录

★ 现代作家散文

★ 作家童年故事

★ 作家雨果名言

战略文化、国家行为与国际形象 篇3

[关键词]中国；国际形象；战略文化；国家行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070-04

国际形象就是在国际社会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国家自身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族、政府行为以及发展模式等相关构成性或表现性要素的相对稳定的认识和评价，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世界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以硬实力增长为基本内容的物质性成长和以软实力增长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性成长的统一。国际形象就是一个国家实现社会性成长的重要考量指标之一。国际形象不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和“信任效度”，它更主要是体现了一国自身对国际社会自我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行动诉求。

国际形象是主客体作用的统一体。主体的不同、客体的变化以及主客体的历史发展都会导致对国际形象认知的重新定位。本文以一种“战略文化一国家行为——国际形象”的逻辑假设，从中国自我认知角度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形象的塑造过程、机制以及预期结果作分析，以求阐明中国战略文化的调整、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国际形象塑造的内在逻辑。

在国际关系领域，战略文化指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系统，这套系统的基本内容被国家决策人所认同，并据此建立起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选择取向。它是建立在稳定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偏好模式的综合表现，其载体是战略决策人或国家领导人，其变化源于领导人的信念和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外化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或战略决策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反映出来。

根据一个国家与国际主导秩序和力量之间的关系，战略文化可以分为冲突型战略文化和合作型战略文化。如果根据一个民族国家发生发展的自然逻辑，战略文化可以分为生存型战略文化和发展型战略文化。我们的分析框架将其定义为三种认识：时代主题的认识、国家安全的认识和解决问题手段的认识。时代主题的认识主要指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国家安全的认识主要指对自我生存压力的认识。将每一种认识分为两种对立的观念：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战争与革命”抑或“和平与发展”；对自我生存压力的认识指生存压力较大和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是生存压力不大且需要提升发展空间；对解决问题手段的认识涉及偏向于主要运用阶级斗争和战争等对抗性方式解决争端还是偏向于利用政治谈判和其他非对抗性方式解决问题。如果认为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自我生存压力较大和存在安全隐患以及偏向于运用阶级斗争、军事和战争等对抗性方式解决问题，那么行为体的战略文化就属于生存型战略文化。反之，则属于发展型战略文化。在行为层面上，战略文化则影响到一定时期内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战略的实施和外交行为，而国家行为塑造国际形象。

本文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战略文化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战略文化是一种带有冲突性质的生存型战略文化，而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一种带有合作性质的发展型战略文化。

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战争与革命”。毛泽东于1940年指出：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1969年4月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以及1970年著名的5.20声明中都提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1973年8月，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说：“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76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说：“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显然，一直到70年代中后期，中国认为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时代的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

在这一时期，中国认为自身安全受到来自先是美国、后是苏联的严重威胁，生存的压力比较大，自我生长的战略空间有限。朝鲜战争爆发、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都使中国认为“美苏两家是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这段时间中国的国家安全存在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压力。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政治生存的压力稍有减轻，但军事压力仍然很大。中国认为面临苏联入侵的危险，面对苏联的包围式军事行动，中国甚至准备打一场全面抵抗的自卫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和维护政治生存安全。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更倾向于运用阶级斗争、军事和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这是为了保卫祖国安全采取的被动应急或主动积极的方式，达到以斗争求生存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宣布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人”三大政策，与帝国主义作最彻底的斗争与决裂；为了巩固和加强战略安全，不惜与美国直接较量，军事援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严与苏联展开大论战，1956年4月到1964年7月期间在《人民日报》等一共发表了17篇文章来反击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短兵相戈；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既反帝，又反修”；尤其是针对1964年8月初美国制造的“北部湾事件”，中央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于是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三五计划”中指出“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指导思想写入报告。全国进入了以对付苏联入侵为主要目标的临战状态，战备规模更加扩大。

这段时间中国的国家行为所塑造的国际形象主要表现为是一个维护祖国的生存与主权和领土完整、独立自主处理国家事务的国际形象，也就是打出来的东方大国形象。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战略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发展型战略文化。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开辟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认识的新阶段。70年代末，邓小平指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争取实现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希望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1992年南巡讲话时讲到“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表述说明中国的世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70年代以来，中国加入联合国、相继完成了同西方主要大国的建交。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方面的压力逐步减轻，开始将经济安全提升到比较突出的战略位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强调“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就是经济建设”。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对经济建设和保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这段时间，中国主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进行体制转轨和经济建设，解决这样的问题集中于从自身人手，对内加强改革、对外实行开放。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以及随后全方位开放的对外战略的确立，为加快国家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进一步明确中国融入现存世界秩序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中国于1993年11月14日召开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2001年加入WTO的实践，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进行的循序渐进的改革实践表明，中国正在逐步树立和建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国形象。

在国际交往方面，中国逐步淡化革命性特征和意识形态色彩，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邓小平曾经讲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我们要“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国际地位、维护了民族尊严，还实质性地改善了同苏联、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祖国统一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解决领土纠纷的构想，为以后顺利解决香港回归和边境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还提出要“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30年来，在邓小平等三代的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历了第二次深刻的变革，从政治独立到经济发展，从自力更生到改革开放，从以民族国家重建、争取国际承认主权完整和政治独立为主要内容的一次国际社会化，到以顺应全球化浪潮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为主要内容的二次国际社会化的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国家行为不仅塑造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和平大国形象、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国形象、安定团结的发展中大国形象，而且为今后中国塑造更加良好的国际形象奠定了基础。

三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发展型战略文化不断丰富、深化和发展。仍然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政策基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目标的制定、时代主题和国家安全的认识方面也更加趋于客观和科学，发展领域逐步拓宽，合作意识在逐步加强。

党的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和十七大报告都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即便就是在发生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和“九·一一”事件之后，中国仍然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这段时间，中国不仅深化了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认识，而且将实现和平发展的方式——合作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政治安全感一度下降，经济安全压力增大，非传统安全威胁出现，为此，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特别注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和共同发展来维护和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

近年来，面对美国的现代化、立体化、信息化作战系统和部署TMD、NMD所引发的世界军事技术的新一轮革命浪潮，中国军费开支仍然保持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预防性、低水平增长，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联合国五个常务理事国之中最低的。即便就是在“中国威胁论”不时泛滥之时，中国仍然保持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先后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连续几年的《国防白皮书》和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都深刻阐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决心以及政策方略。在涉及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中，中国政府仍坚守“一个中国”的底线，没有以武力的方式强力促进祖国统一，而是把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联系在一起，从法理的角度颁布《反分裂国家法》来约束其行为，给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思考和发展的广大空间。

其次是合作发展。从十四大以来，中国就旗帜鲜明地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争端等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磋商并参与外交斡旋争取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目前，中国已积极参与到联合国维和、发展、人权、军控与防扩散、反恐等各个领域的活动中去，与各类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积极倡导和加入了APEC、10+1、10+3、SCO、ARF、亚洲合作对话机制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建设作用。

再次是共同发展。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提出了与各类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建议、主张，其核心就是：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互利合作、求同存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勇于承担自己利益受损的风险，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在毫无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对有关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使亚洲各国度过了金融难关。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首次将反对霸权主义排除在外，足以体现中国合作发展和共同发展的诚意。2005年9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又提出了5项具体举措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此后，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促进发展，实现共赢的政策宣誓。在最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危机中，中国积极应对，与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合作、共度难关。这些都表明了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略。

总之，近年来中国的国家行为昭示了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建设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致力于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地区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政治决心，也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一直致力于塑造乐于增信释疑、加强合作共赢、发挥包容并蓄、维护联合国尊严、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和平大国、发展大国、文明大国的国际形象。

结语

战略文化决定国家行为，国家行为塑造国际形象。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般性结论：合作型战略文化越向更高层次发展，国家行为越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国际形象也就越具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程度不断加深和拓宽，中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就会有更多的重叠部分，那么，战略文化会得到优化，国家行为会得到认可和国际形象也会得到提升。

武术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篇4

21世纪的中国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华夏民族的悄然盛起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传统强势的西方国家,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向东方这片曾经有过辉煌盛世的国度。一些西方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本能维护, 开始指责中国在意识形态、环境保护、人权问题、政治秩序等方面的不足, 恶意宣扬着中国的强盛将会对于现存的国际安全与政治秩序等构成威胁、产生负面影响。严峻的现实, 已经提醒我们:“中国必须明白, 我们的形象并非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 还应取决于别人对中国的看法。”甚至说, 对“中国形象”的误判, “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 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 如何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对当今的中国发展有重大影响, 也由此引起政府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对于一个中国体育人来说, 我们也应该从文化的领域出发思索当下, 在身体文化这个“场”中自觉承担起用民族体育文化塑造中国形象的神圣使命, 积极参与到当代中国全面构建国家形象的宏伟任务之中。

1 国家形象塑造凸显国家的软实力与文化传播的又一个核心

所谓“国家形象”, 是近年从国际政治学、传播学领域引入文化学的一个新名词, 一般认为是指在一个文化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 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 (如历史文化、现实政治、经济实力、国家地位、伦理价值导向等等) 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 主要通过媒介和舆论传播来表达, 是国家整体实力 (尤其是“软实力”) 的一种重要体现。简单地讲, 就是他国大多数国民心中对本国的那些简单理解。毫无疑问, 如果形象表现适当, 它不仅对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亲和力, 对内则具有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国家形象的塑造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提升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它不仅仅是中国的软实力, 同样也是世界的软实力, 它作为一国软实力的体现与重要组成部分, 越来越聚焦人们关注的目光而成为文化传播的又一个核心。在以和平为主旋律的今天, 历史上那种通过经济力量角逐、军事力量对抗与领土扩张的国与国的竞争, 已经不再成为主流, 取而代之的则是通过软实力来争取思想的归化与认同。目前,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对外传播的战略, 并在形式、途径、广泛度等方面进行着努力, 以期竞相重塑新的国家形象。如通过举办各国政府和公众均感兴趣的全球性媒介事件 (如奥运会, 联合国会议, 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等) 来寻求国际目光的注视以提高该国的国际影响力。

2 中国形象建构的价值取向与对传统文明的祈望

可以说, 当今世界各种软力量大行其道,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文化差异性和寻找文化认同感的巨大挑战。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中国更应在全球软力量博弈的平台上, 稳住阵脚, 把握好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基于此, 2l世纪初,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 他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 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形成了中国“和平、开放、合作、和谐”的新形象。“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中国在新世纪国家形象的总体特征。

对于中国形象的定位, 需要阐明的是, 由于中国的崛起正在进行之中, 中国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尚未完成, 是处在不断地实践、试验、修正的过程中。因此, 作为对国家形象具体的描述性语言, 它又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局势的变化的需要而作出调整、与时俱进的。然而, 无论国家形象的定位如何调整与修正, 我们认为, 它都应该符合这样几个起码的标准。首先, 国家形象的塑造要表现出我们民族文化的特定的历史情感、历史使命和时代追求;其次, 中国自身的发展是我们国家形象的基础;再次, 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国形象还应该是一个具有思想和道德力量、有担当、负责任的形象。

近年来, 中国、中国人、中国元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符号、中国风等等, 越来越频繁和突出地出现在全球媒介信息之中, 共同建构了“中国形象”, 为人们提供了对于中国历史、现状、自然、人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综合印象”, 这种印象中既有对中国国家和民众行为的“反映”, 也有感性和理性的“判断”, 既有对中国的“认识”, 更有对中国的“评价”。应该说, 我们在塑造国家形象上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遗憾的是, 在某些西方人的眼中, 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与基督教文化相冲突的文化, 甚至认为从秦朝到清朝的中国历史说明了中国文化具有某种扩张性, 还有人甚至断言:中国如果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发展、强大下去, 它一定会倾向于支配东亚地区从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稳定。

我们应该承认, 在过去的30年里, 中国的科技、经济、军事等的发展虽然举世瞩目, 但国家形象却没有跟上诸多变迁的步伐。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碰到的误解和猜疑也越来越多, 这种不平衡会恶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任度, 而这种信任恰恰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降低改革成本至关重要。西方很多学者也都认为, “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与西方的利益矛盾, 还有更深层次、更为棘手的价值观矛盾。”

3 武术文化化解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误读

如何调和这种深层次的价值观矛盾, 这正是我们所有文化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国的中庸、无为、道义等好的传统, 以合理的方式、以西方人听得懂的方式讲述给他们听、展示给他们看, 以获得他们的认可。

“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崛起, 我们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 但要让世界相信这一点, 既要靠我们政策的宣示, 更要看我们的行动。“对外交流不能只靠文字形式, 还要靠各种各样的活动, 以及人员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 体育交流在这个方面可以起到其他方面起不到的作用。体育使大家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规则。通过体育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 这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3.1 中华武术是一个展示中国形象的标识

中华武术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 它是一个能很好的标识中国、诠释中国“和合形象”的文化元素。因为武术身上携带着丰富的符号价值。它所谓符号价值, 就是武术作为一种符号它身上所能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的哲学观念、思维思维、审美情感、文化心理等等。以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国武术是我们的国粹, 是中华民族身体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来说, 它依赖于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技术模型来说, 它又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正如任何一个细胞都包含有该生物的全部遗传信息一样, 武术同样也包含有中国文化的全部文化基因, 并跟中国文化的整体具有某种同源同构的全息映照的关系。“中国人在武术上的种种思考, 同样可见之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美学等等领域。”所以, 通过对武术这个文化符号背后思想的发掘与传播, 可以使西方人了解中国人到底是如何考虑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亦即了解到底什么是中国人。因为, 一个民族国家的体育形象, 或者说身体形象本质上乃是由人们的气质、行为、心态等文化形象构筑而成的。

从中华武术长期形成的基本准则中, 我们可以发现武术“追求功夫”“不唯打斗”, 越来越淡化其直接的使用功能, 而更偏重对人的品格心性的引导和铸造作用。本质上虽作为一种保身护命的杀人术, 但当它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之后, 中国人却把它理想化为一种“知天性”、“寻天道”、“健吾身”、“养品性”的善行, 从而形成了武术追求止戈为武、以武正心、以武正人等深刻的基本特征。这与中国文化一切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的哲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武术正是由于习染了中国文化的性格, 才成就了武术“不征服”的文化特质。

3.2 中华武术是一个观察中国的视阈

世界需要中国的民族体育, 中国民族体育也需要将自己丰富传承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世界人民共同分享。因为, 我们的民族体育也是外国人观察中国、体验中国的一个重要视域。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上, 中华武术中有着许多契合中国传统的珍贵价值、理念可以融合到世界大文明的进程之中。例如:中国武术技术中蕴涵的“尚和贵中”的文化品质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形象贴切且很具有说服力的诠释。

就中国武术的技术特征而言, 它“阴柔”而又不乏“阳刚”。它常常“寓攻于守”, 多以防御为主, 但又常能将防守跟进攻, 撤退跟前进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达到在“逆来顺受”消极被动形式当中, 去实现制人取胜的积极主动内容。中国武术讲究“后发先至”, 突出“舍己从人”、借力打力、“贵化不贵抗”的技术特点, 并且力图避免正面抗衡拼消耗。武术这种“以柔克刚”的基本精神在内家拳中体现的更为淋漓尽致, 尤其是太极拳“不丢不顶, 避实击虚, 四两拨千斤”的技击思维与技击效果, 真实地体现武术文化真谛。

中国功夫以“技”为体, 以“和”为旨, 突出崇虚、尚柔、贵化、善走、用反、守弱, 反对好勇、斗狠、持力、顶抗、夸强、争胜, 更是充分地表现出了“反者道之用”和“无为而无不为”的中国哲学观念。它追求单个技术的精通和无漏, 但更注重整体的“和谐”, 它有实力的展示, 但更看重实力者的品德。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 它首先是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 其次才是改变环境以发展自己;在处事上, 它讲究因应自然、自强用弱、顺而不屈、和而不同, 不搞“自作主张”的主观主义, 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立身上, 它强调返求诸己, 培植内劲、追求功力, 立足于“依自不以他”的自力更生, 依托强大的后续力量, 突出自身主体和个性。由此, 在性格上, 柔而不软、刚而不脆、。所有这些都相当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人含蓄、内敛、节制、坚韧的经典特质, 而且这些特制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武术这个中国符号所蕴涵的文化意蕴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文化“中庸”、“中和”的价值观念。人们寓武以道、寓武以德, 求自强、求自醒而令外人不相欺, 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敛、不张扬、喜好和平的民族。它不喜穷兵黩武的扩张和侵略。在处理与异族、邻国的关系时, 施之以先的是“修文德以来之”、“和抚四夷”的怀柔策略。在处理与异族、邻国的冲突时, 也采取以守为主的绥靖政策, 或先礼后兵, 以攻心为上。只要对方不侵扰, 即可不动刀兵, 故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多为被迫抗击侵略的。

由此, 华夏民族对待异族的方式往往是“利用自己的文化相对优越的势能同化对方”, 这是由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特性决定的, 同样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疑惑, 一种源于战争慑血的搏杀, 一种几近残酷的格斗技术, 在中国大地上竟然演绎成如此富有哲理和艺术运动的原因所在。事实上, 中华武术中所蕴藏的理念, 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依然可以焕发出迷人的文化魅力。

3.3 中华武术是一个打造中国形象的利器

中华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它不必游离于社会问题之外。仅仅把它归入到娱乐和健身休闲的体育层面或许是对中华武术平面、肤浅的理解。事实上, 中华武术是一个技术的体系, 同样也是一个文化的体系, 它无比丰富、博大精深。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场合中, 它的作用在常态生活中也许是无法体味得到的。它同样可以成为塑造国家形象、凝聚民族力量的利器。“中国武术作为民族传统, 它具有哺育、塑造一个民族成长的文化力量”

中华武术在特定时期曾承担着改变“东亚病夫”中国形象的功用, 承担着建塑中国人身躯品性的重任。对于它的重视以及背后文化意义的传承应该成为我们一个文化大国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十分必要的文化敏感。如果简简单单地将它当作一种体育、一种增强健康的运动, 一种休闲的娱乐表演, 那将是对我们先民的不忠与不孝。我们必须要以一种文化的眼光去呵护它、传承它, 将其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国家形象标志的高度去发展它。中华武术有资格、有能力去承担塑造“文化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因为, 它本身是文化的, 而且是具有深厚民族底蕴的文化。

我们应让西方人通过武术这个中国符号尽可能的看到一个想象之外的真实中国。这个中国, 不仅有红灯笼、旗袍、四合院、僻远的乡村, 更要通过文化武术让西方人看到《论语》、《孟子》中以人为本、和平和谐的理念;《老子》、《周易》中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智慧;大唐长安“胡服”盛行、佛教鼎盛的开放;千年修筑长城、尊崇“止戈为武”的和平……中国武术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 它所告诉人们的不单单是肢体的语言, 更是中国人所秉承的“不征服”文化的代表, 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近乎全面的凝结, 是道德伦理型中国文化的载体。因为它倡导“和谐”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 提倡遵循“阴阳互变、强弱相对”的“辩证”思想;因为它尊崇“以德为先”“舍己从人”的传统美德等等, 中国文化的种种核心要素, 在文化武术的身体运动规律中都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

4 结语

在当代中国追求“和合发展”的今天, 中华武术所具有的这些特征, 有着建塑当代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普遍作用和广泛意义。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今天西方人依然误解我们的时候, 文化武术可以敦促西方人不要忘记, 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武技传统的国家;而且可以告诉他们, 就是这类在他们看来最为暴力的东西, 在我们中国同样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对道德与人格修练的工具。这是因为, 我们的民族原本就是一个浸透和合文化的、崇尚侠武精神, 强调以武会友、以和为贵、讲求担当道义, 愿广交天下朋友的民族。

现如今, 中国武技历史上那种神秘与“虚幻”神功已然不能实见, 中华武术的技击功用也渐渐淡化, 而且越来越艺术化、体育化, 然而它终是人类文化中最为宝贵的成就之一。而且世界人类如真要陶养其和平之气, 消除暴戾之气, 也终将有一日会欣喜地发现东方, 领略东方武术内涵的无上价值。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国人而言则必先珍其所有, 用心为之。

摘要：文章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 对中国国家形象、中华武术文化的价值观及其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功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索和研究。研究认为:中华武术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 是一个能够诠释中国“和平崛起”、展示中国形象的标识;是一个西方人体验中国与观察中国的视阈, 也是一个打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利器与品牌。文章最后指出:中华武术在对外文化交流上理应承担起塑造“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我们不仅要让西方人看到神奇的武术技术, 更要让西方人通过武术这个中国符号尽可能看到一个想象之外的真实中国。

关键词：武术,中国符号,国家形象,文化担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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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阮纪正.太极拳文化内涵[J].岭南文史, 2002 (2) :14-17.

文化引力与国家形象 篇5

首先, 作为媒介的形象本身对观众而言具有情感吸引力。电视广告中对于形象的选择实质上是对形象媒介的视觉强制性的应用。当对人类有特殊吸引力的形象出现于广告中时, 已经开始强制发挥其吸引人类情感的作用。

1) 儿童和小动物的形象能够引发人的关爱的情感。这些人们在现实中所熟悉的形象对于人类而言具有天生的吸引力, 在人的心里引起强烈情感感受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禀性造成的, 据权威研究显示 (1970年, 康德拉·洛伦茨) “人类对于某些将许多物种的幼年与其成年区别开来的特定面部特征 (如高前额, 大眼睛, 小鼻子等) , 由于遗传的作用似乎注定要表现出关心爱护”。因此, 电视广告中的儿童或者小动物形象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往往能够引起人们关爱的情感。婴儿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具有本能的刺激。米其林轮胎的广告中完全依赖婴儿形象自身的吸引力来强制引发观众的情感。

广告中婴儿形象是在轮胎制成的热气球这一物品形象中出现的, 二者的运动围绕地球这一环境形象进行 (图1) , 虽然并非真实的地球外观的再现, 但已具备关于地球基本的特征足以引起观众将其与现实中的地球概念相联系。并且, 地球这一形象的风格与远处转来的色彩鲜艳的热气球风格一致, 符合儿童这一形象的活动氛围。当热气球转近, 观众会清楚地看到憨态可掬的婴儿形象 (图2) 以及婴儿形象与产品形象的关联, 轮胎悬在婴儿形象的腰间起到载动运动的作用, 如果按照人们的常识经验进行分析, 轮胎出现的位置与日常生活中救生圈的位置是类似的, 轮胎对婴儿而言具有暗含的安全保障。

接下来的画面 (图3) 中, 形象媒介的视觉强制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也更为细致地表现了婴儿形象与产品形象的亲近程度, 婴儿的手直接触摸该产品, 使用婴儿形象强制观众看到该品牌轮胎的缩写“MICHELIN”, 利用观众对儿童的美好情感加深对产品品牌的印象。当婴儿形象绕行“地球”一周之后 (图4) , 该产品的性能诉求也呼之欲出:米其林轮胎坚久耐用, 即使围绕地球走上几圈也没问题。广告巧妙地将婴儿形象与产品形象结合起来, 强制性地利用观众对于儿童形象的好感, 引起观众的喜爱之情。当然, 婴儿和小动物形象的强制出现并非万能的, 在电视广告中任何形象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与产品定位相关的前提下。大致说来, 商业广告中, 食品、饮料、药品、汽车性能、金融服务等领域比较适合使用婴儿和小动物形象作为诉说媒介。

2) 性别人物形象很容易引发人的本能的情感。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言, 电视广告中的人物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性别特征也是极具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人类有这样一种倾向, 总是把注意力倾注在与自己的性别相关的形象上。在一项针对性别关注程度的调查中显示, 女人的画面被女人注意比被男人注意的比率多出33%, 而那些男人的画面被男人注意比被女人注意的比率多50%。显然, 这是人类对于自身性别关注的体现。当电视广告中使用性别特征明显的人物形象时, 往往会引起同性别观众的关注, 这就如同现实生活中, 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变为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教训, 能够引发观众的认同感。在下面一则关于丝袜的电视广告中, 便强制使用了性别形象带来的认同感。

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 面容姣好、身材修长, 通过衣着装扮和所处的工作环境可以判断出其空乘人员的身份。该人物形象在夜间飞行中为乘客关顶灯时, 不小心勾破了丝袜 (图5) 。与女性形象同时出现的乘客形象均为男性, 假定的形象关系显然是为了突出性别差异而有意将该形象放置于异性的目光之中。被勾破了丝袜的女性形象返回工作舱时, 被同事看到 (图6) 。这些都是通过形象的肢体语言可以直接被观众理解的信息。

同事递来新的丝袜 (图7) , 这是产品形象在该广告中的强制性出现, 尚未开启的包装介绍了该产品形象的品牌信息。经同事之手递给被勾破丝袜的女性形象, 又能传递出女同事是该品牌的忠实使用者这一信息。一名原来即将入睡的男性乘客被吸引睁开眼睛 (图8) , 并且该乘客形象的目光明显的指向方向是位于飞机前方的工作舱。

醒来的男性乘客的数量越来越多 (图9) , 引起他们注意的是正在换丝袜的女性形象。由于乘客舱和工作舱的光线差别, 女性形象的动作能够隔着挂帘被外面的乘客清楚地看到。当女性形象从工作舱走出时, 引得男性乘客纷纷侧目而视 (图10) 。低视角的拍摄画面, 同时展示出穿着丝袜的女性腿部和目光专注的男性形象, 更突出了产品的诉求:该品牌的丝袜使得女性形象具有了对于异性的极大吸引力。很显然, 在这则针对女性消费者的电视广告中运用了性别形象的吸引力更容易引起电视机前女性观众的认同、模仿的情感。

其次, 电视广告中形象媒介在电视画面中的呈现方式也是引发观众情感的重要手段, 这更是充分应用了形象媒介的视觉强制性。电视广告中形象的出现, 是由摄影机拍摄出来的几乎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人的真实视觉经历, 具有空间感、方位感、视角和视点等要素。在拍摄广告形象时, 摄影机通常模拟的是观众正在观看的眼睛, 因而摄影机有意拍摄出的电视广告形象强制出现于屏幕上的时候, 能够直接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

1) 摄影机可以通过机位的空间感模拟人的视距, 近距离拍摄、中距离拍摄、远距离拍摄如同人在观看形象时的视距, 视距的远近直接关系到人与电视形象的亲近程度。视距近, 电视屏幕上的形象占据空间越大, 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越短, 越亲近, 越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同理, 推镜头的拍摄方法得到的画面也会直接拉近形象与观众的距离, 显然, 由于拍摄距离的不同而造成了形象出现于屏幕上的大小各异, 能够强制影响观众的亲近感。

2) 摄影机拍摄方位的不同能够引起观众对画面中形象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关注程度。正面拍摄得到的画面, 能够将形象的正面信息一览无余, 起到加强观众与画面中形象的交流的作用;背面拍摄获得的画面, 往往是面容表情等信息的缺失, 对于这些不完全信息的强制性关注, 需要观众投注更多的联想, 从而引起观众的好奇感。另外, 仰角拍摄得到的形象, 强制性地包含了对于该形象的仰视、尊重的态度;俯角拍摄的形象, 通常会强制引起俯视、关爱态度。

3) 广告拍摄时, 除了客观地表现形象的镜头, 也可以转换视角, 将形象的主体镜头引入拍摄。主观视角的运用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 能够迅速将观众强行带入形象所描述的情景之中, 加深了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主观视角应用于拍摄中, 能够加强动作场景的趣味性和视觉冲击力;在对话式的广告中, 运用主观视角, 能够将观众强制性引入对话双方的交流中, 加速观众的情感反应, 主观视角的引入会增加观众的认同感。

4) 在电视广告的拍摄, 视点也是模拟形象与观众进行人际交流的重要手段。可见, 目光的直视是引起观众情感的重要手段。代表观众视点的摄像机直接详细地拍摄下形象的面部表情 (包括直视的目光) , 这些信息强制性地出现于观众面前时, 就如同形象在与观众直接交流一样引发情感。

电视广告中的形象是与人的情感反应相联系的视觉信号, 通过应用各种视觉手段, 特别是对于形象媒介的视觉强制性的充分应用, 电视广告中的形象呈现方式模仿了人对世界的观看体验方式, 并以此引发观众的情感, 从而影响观众对广告中产品的态度。

摘要：形象媒介是电视广告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是由于形象媒介与人的心理之间存在着相伴而生的情感关联。为达到广告的传播效果, 借助形象媒介引发观众的情感关注是必要手段。本文从形象本身的吸引力和想象媒介在电视广告中的呈现两个方面分析情感媒介引发观众情感。

关键词：形象媒介,情感,吸引力,视觉呈现

参考文献

[1]《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第42页[美]保罗·梅萨里著.王波译.新华出版社, 2004, 1.

文化引力与国家形象 篇6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每个国家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在对外宣介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国民的国家形象认知和国际上的国家镜像总是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于大部分处于高语境文化下的东方国家而言:一方面,相对西方国家,东方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不高;另一方面,东方国家在对外传播内容制作过程中从东方的高语境文化出发,忽略了与低语境文化之间的冲突。

国内电视综艺节目虽然在繁盛、受追捧的同时遭到跟风、模仿,但把它作为一种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途径未尝不可。上海东方传媒集团综艺部总监田明就曾经评价真人秀类综艺节目——“大众用真实的生活语言、真实的生活情态进入节目当中,真人秀具有极其巨大的生命力。”综艺节目作为电视节目的形式之一,本身就具备着文化传承和娱乐休闲的功能。其真实的特性、轻松的现场氛围加上可爱简洁的字幕、背景音乐等后期特效,结合互联网这片传播沃土,不仅扩大了综艺节目的受众群,更方便受众理解接受节目内容。

2 研究方法

本文假设“综艺节目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起积极作用”,将综艺节目及其相关选项作为子选项列入调查问卷中,并选取国内人气较高的韩国综艺节目《running man》为焦点小组研究样本,结合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验证假设是否成立。

之所以选择《running man》作为焦点访谈小组的讨论样本,主要是因为它是拥有较多中国观众的国外(而且是高语境国家)综艺节目。《running man》在2013年6月至12月期间,是唯一一个登上基于中国观众群体的调查——“iVideoTracker-月视频媒体视频播放覆盖人数综艺TOP10”统计榜的韩国综艺节目,共计五次,。

2.1 抽样调查法

本文主要围绕“西政大学生心目中的韩国形象及其来源”进行调查,目的是为了对大学生心目中的韩国形象做一个普遍性了解;同时,通过该问卷问题的设定,了解大学生获得韩国镜像的来源、综艺节目在镜像总来源中所占的比例,进一步论证分析综艺节目是否适合成为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一个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西南政法大学生”这一群体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以下三点:

①综艺节目的主要受众为年轻人。中国综艺节目的代表《快乐大本营》的受众主要为18-30岁的年轻一族,其中又以女性群体居多;韩国综艺节目代表《running man》的中国受众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和职业女性,且其在大学生中最受关注,超过职业女性。

②中国人收看韩国综艺节目的渠道多为网络(在韩者除外)。根据分析机构ComScore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5-34岁年龄段的互联网用户占到中国总用户数的59%。

③方便取样。本次调研受时间、地点限制,只选取西南政法大学的本科生为调查对象。但介于大学生群体来自于全国各地,所以地区文化差异对韩国形象调查的影响较弱可以忽略不计。

在针对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的问卷调查中,共有165份调查问卷,其中网上问卷75份,纸质问卷90份。有效问卷150份,废卷15份(均为纸质问卷)。在问卷的分发过程中,在兼顾各院别及年级之外,进行随机发放,以确保调查的合理性。

2.2 焦点小组访谈

为使本文在假设的验证过程包含个体与总体,笔者在制作韩国形象调查问卷之余,召集西南政法大学的6位《running man》资深观众组成焦点访谈小组进行个案节目——《running man》传播效果的专题讨论。

焦点访谈小组属于非概论抽样,虽受主观性影响较强,但此次访谈目的主要是了解组员在观看《running man》的过程中建立、增强或削弱的韩国国家形象特征。经过意见整合,整理出其中比较典型的几个形象特征作为访谈结果。

3 研究发现与分析

3.1 基于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

3.1.1 韩国综艺节目的影响

在进行的关于《西南政法大学生心目中韩国形象及其来源》问卷调查中,关于“韩国第一联想”的关键字选择中,“韩流”选择者共有83位,单独的“韩国综艺节目”选择者为5位,其他各项所占百分比见图1。

韩剧与K-pop明星引领的韩流占据第一位可以说是意料之内,虽然关键字“韩国综艺节目”的比例较低,但如果放大到较大的人口基数或者比较观看综艺节目受众占电视、网络、手机等总体受众的比例,将会发现此数值仍然是很有价值的。而且韩国的综艺节目包含了明星和平民两大群体,正在热播的韩剧、当红歌手也会出现在综艺节目中,这都将成为综艺节目提高影响力的筹码。例如,2013-2014年播出的《继承者》及《来自星星的你》,都以《running man》的特辑形式制作播出,韩国乐队代表C.N.Blue及歌手组合BigBang、SHINee等均多次参加韩国各类综艺节目。

在韩国印象来源(见图2),比较客观真实反应韩国国家形象的形式(见图3),对韩国形象的形成帮助最大的文化内容(见图4)三个问题的选项中,“韩国综艺节目”占了很大比例。

从这三幅图的数据显示中,直观的看到综艺节目对韩国国家形象的作用,无论是“韩国印象来源”还是对“韩国形象形成帮助最大的文化内容”,韩国综艺节目排名均为2位,甚至可以说韩国综艺节目是继韩剧后最能对韩国形象产生影响的文化内容来源。从图4可以看出大家认为韩国综艺节目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高于韩国的电视剧,客观性与真实性也是公众愿意认可、赞同其所接受到国家形象的理由之一。

3.1.2 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对韩国综艺节目的态度

问卷的第9～11题内容设计,主要是关于被调对象对韩综艺的态度。其中第9题直接给出了评价指标(见图5),第10题是关于“观看过的韩国综艺节目”的了解调查,第11题则是扩大到对综艺节目的接受态度。

对以上两图的分析解读,150份有效问卷中有23个被调查者表示不喜欢韩国综艺节目,结合第11题的结果,表示完全排斥综艺节目的人有11人,占比7.3%,其余92.7%的受调者都愿意接受综艺节目这种电视形式。这说明综艺节目的市场空间很大。

在大家看过的韩综艺中,《running man》占比最高,占看过韩综艺总人数的48.8%。除了41名被调查者表示没看过韩国综艺外,仅有15.3%的观众表示不喜欢韩国综艺,其余观众均对韩国综艺节目予其较高评价(图5)。其中,有26名同学赞同韩国综艺节目“相较其他媒介可以比较真实的反应出韩国的社会与文化”这个观点,约占看过韩综艺同学的30.2%。由此可见,综艺节目深受年轻人喜爱,也能使部分受众解读到接受相关国家的形象信息。

3.2 基于焦点访谈小组访谈结果的分析

根据焦点访谈小组讨论结果,对《running man》所展示出来的韩国文化进行归纳整理。内容包括:韩国料理注重食材,关注健康、养生、美味;韩国是一个适合旅游、居住,拥有美丽蓝天和大海的国家;韩国注重传承其传统文化,如韩国传统服装、传统乐器等;韩文化既传统又时尚,具有独创性;韩民族热爱竞技体育,尤其是棒球与足球;韩民族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韩国人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并通过节目大胆展现;韩国经济发展水平高,国民对科技的接受程度高。

上述内容大部分是与该节目的特辑篇相关,最典型的是1、5项,美食特辑和棒球、足球特辑几乎一年一次。其中,韩国料理、小吃或明或暗地几乎贯穿了每一期的《running man》。同时,小组成员在谈到画面背景时表示,尤其对于韩国自然风景(如山海及田间等景色)即便明知与自己身边的景色相差无几,但还会受主持人话语和节目画面、字幕的影响,产生些许向往。

对于主持人提问的——怎样看待主持群中“背叛者联盟”的表现?组员均表示那只是一种人物设定,不仅不会认为他们不守信,反而会觉得主持人是为了搞笑而自我牺牲,是敬业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综艺节目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起积极作用”的假设成立。利用现有的国内外综艺节目资源,充分研究创新综艺节目的文化内容设置,结合跨文化传播的技术,我国完全可以尝试将综艺节目作为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一个载体。

4 综艺节目构建国家形象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从内容层面上讲,综艺节目的内容更易于受众理解接受。是否能通过综艺节目本身积累大量受众并长期持续地对外展现良好国家形象,是决定综艺节目能否成为构建国家形象路径的关键。约翰·奈斯比特指出:“娱乐通过语言和形象,超越了表层的交流界限,跨入了价值观的领域。电视节目通过传播它的信仰和实践的最根本的精神实质直接揭示社会文化和精髓。”综艺节目以消遣为本质属性,因而在制作内容和形式上,它可以很好地消化高语境文化,转隐为明,便于受众理解。

其次,从需求与满足上讲,综艺热浪来袭表现之一即综艺节目受众群扩大。近年来,综艺节目尤其是真人秀类的收视率攀升,频频成为热点话题。综艺节目季播的播放形式及其不断上升的市场份额,也能够为国家形象的潜移默化搭建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平台。而引进国外精品综艺节目版权的行为,一方面满足受众的要求,斩获高收视;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节目制作水平,创新国内综艺节目形式。

最后,从跨文化传播的技术空间上讲,信息时代的全球化网络,以及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巨大信息流和影响力,为观众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行为提供了全球性场所和技术支持。国家既可以通过文化外交等途径对外推广国内综艺节目,也可以通过“节目上网”等方式积累海内外受众;同时,华语电影的成功及国产电视剧的海外推行,均对综艺节目走出国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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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引力与国家形象 篇7

1、透过武术文化传播中华理念

我国的崛起理念是以和平为主的, 但近些年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我们需要让世界人民理解中国的深层次文化内涵, 我们的文化理念是中庸、无为的, 是讲求道义的。而武术很好的承载着这种理念, 他还能通过体育里共同的规则和体制起到其他方面起不到的交流作用。

1.1、中华武术基本准则

在中华武术逐步发展的过程中, 追求纯粹的功夫, 不尚武力, 越来越弱化了它的使用功能, 更偏重对人的情操、品德的锻造。虽然武术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护命杀人的技术, 但随着中华文化的引入和融合, 武术不再单单是一种技术, 更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知天命、问天道、修本心的理念, 这使武术形成了以武正心, 以武见性的哲学思维。武之一字又是由一止一戈二字组合而成, 讲究的是停止战事, 而非挑起战事, 从根本上体现了武术不挑事的理念。

1.2、从武术技术特征看中华文化

从中国武术的技术特征上讲, 它讲究以柔克刚, 而非一味刚强, 它常以防守为主, 但能很好地将防守和攻击有机的结合起来, 适时地退步以调整进攻的态势, 通过此种方式可以在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时找寻到取胜的主动进攻点。中华武术博大精深,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太极拳讲究借力打力, 四两拨千斤, 后发先至, 尽量避免正面的对抗, 以更好的保存实力。在内家拳里这种精神更是其核心理念。中国功夫还以和为核心, 强调守弱、贵化、尚柔, 反对争强、斗狠、顶抗, 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争之争的哲学理念。在武术的练习上注重单个技巧的熟练和到位, 但更追求整体的和谐统一, 武术是一种实力的展示, 但更是品德的修炼。在思考问题时, 武术讲究先改变自己以适应周遭环境, 其次才是改变环境提升自己;在处理事情时, 武术讲究顺应自然, 和而不同, 顺而不屈, 绝不固执己见, 坚持礼节;在立身时, 武术讲求自力更生, 返求己身, 突出自身和主体。所以, 中华民族对待异族的方式往往是同化, 而非战争征服, 这和我国的文化内涵是分不开的。

2、建立积极的传播理念

2.1、坚持展现中国特色

要想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 改变以往世界人民对中国的错误看法, 就必须将中国的文化、语言、医学等特色结合起来以形成中国特色, 向世界人民展示不同一般的国家形象, 让世界人民真正的体会到何为中国文化, 有何深刻内涵。而在这些文化里, 武术以其修身养性的文化内涵充分阐释了中华民族顽强奋斗、 坚持不懈的刻苦精神。 要想真正的解释武术就必须彰显其在五千年的发展史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对民族精神的深远影响。在08 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上中国凭借独具特色的活字印刷术、 击缶而歌等节目很好地改变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认知, 可见, 在建设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 让世界人民真正的从武术文化中寻找到中华民族的内涵和精神文化。

2.2、坚持突出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是人们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基础, 决定着人们思考的朝向。而思维模式具有能动性、历史性、时代性和相对的稳定性等特点, 他控制着人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在这个趋向和平的时代, 大战的可能性已基本为零, 世界的大背景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各个国家虽然都拥有不同的背景, 但是每个民族的发展都已到达了稳定状态, 如何在这种僵局下摆脱掉曾经的思维模式, 创新性思考成了我们建设国家形象过程中急需面对的问题。 古代人习惯于以谦让的思维行事, 而近代根据发展的需要则演变成了求真、革新的思维方式, 这些思维都是在中国特色的思维体系下形成的。武术要想实现长久传播就必须保持住这种思维模式, 构建拥有我国特色的国家形象。最重要的是, 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是中国有别于外国的核心所在, 是保证中华民族能够长久发展的持续生命力, 是保证中华儿女能够顽强拼搏的能量源泉。所以, 能够明确的突出中国特色是在建设国家形象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中国的思维体系中, 一直强调天、地、人的统一, 而武术自古以来就将天人合一作为其基本理念, 既注重人和自然的联系, 又强调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这种理念和中国特色的思维体系有着灵魂上的统一, 所以, 突出武术文化特色就是在突出中国特色思维, 这能够很好地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区别开来。

3、实现武术文化传播的价值意义

3.1、武术文化传播能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实现长足发展的综合国力的全面体现。虽然近几年我国的综合竞争力相对而言有了一定提高, 但这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刺激促进了我国竞争力的提升, 相对美国、英国这些老牌的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 我国在许多方面仍旧存在不足, 尤其是在文化传播方面, 竞争力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而武术作为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 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 在我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武术不同于文字、艺术等文化类型, 它是一种身体的文化, 能够反映文化的意义, 具有明显的民族内涵和长远的发展价值, 能够担当起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任务。武术文化在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而且经过几千年的总结、提升, 一辈辈人的传承、发扬, 已经完美的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到了武术当中。武术讲究从身、心、息三个方面对人体进行调养, 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的同时还能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精神境界, 这使得武术具有极高的传播价值。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武术的优势使世界人民认识中国, 理解中国的文化, 从而喜欢上中国, 为我国的国家形象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

3.2、武术文化传播能增强民族凝聚力

凝聚力原本指的是同一物质内基本粒子间的内聚力, 如今指的是个体、集体间的凝聚能力。这种凝聚力对国家政治体制和执政水平、运行能力、民主法治等都有着积极作用。而政治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对推动我国的经济进步、政治稳定、社会和谐都有着重大意义。从党的十六大开始, 我国就把建设政治文明作为了当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在十八大里, 党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重要地位, 努力建设文明和谐的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的长久发展。从政治文明建设方面来看, 武术文化的传播不仅加快社会文明建设, 快速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还能丰富我国的社会文化和大众文化生活, 从而促进社会政治文明。

3.3、武术文化传播能提升文化创新力

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在2011 年已经进入了世界前列, 然而现今的产业竞争力结构并没有得到明显优化, 未来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必然会面临经济增长瓶颈的问题。相对于美国这些文化竞争力强的国家, 我们在走出去, 引进来方面存在巨大的不足, 尤其是美国利用功夫熊猫和花木兰等中国耳熟能详的故事成功的占领了中国市场, 使人深思。要真正的实现中国文化产业繁荣就必须连接好消费者与文化产业之间的通道。武术经过我国几千年的提炼、总结有着中国独有的文化内涵, 借助着这种独特的文化优势我国可以改革产业形态, 创新文化特色, 形成新的文化传播态势, 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优势。随着我国对武术文化的宣传和发扬, 与之相关的武术服务和武术产品也得到了相应发展, 这极大地推动了武术的理念向实物价值转化。 这一变革明显的减弱了消费者与产业文化间的屏障, 对缩小我国武术文化和国外先进的文化创意有着巨大作用。

3.4、武术文化传播能提高国家软实力

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 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而软实力主要由体制机制、价值观和文化等要素构成, 在这其中除汉语文化、中医文化、餐饮文化外, 武术文化也作为一大文化领域, 共同的支撑着我国的国家形象, 不断提升着我国在世界上软实力的竞争力。武术不仅具有体育属性, 更加具有文化属性, 其体育属性能够使武术向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迈进, 而文化属性可以使武术的内涵得到充分展示, 显现出东方人独特的思维体系和思考方式。 武术文化作为我国向外宣传的平台, 可以更加直接的通过身体接触来进行体会, 这更加深了外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更重要的是武术文化的传播能够促进文化的融合, 使中西方文化朝着稳定长久的方向发展。

3.5、武术文化传播能提高民族生命力

民族是社会不断进步而产生的聚集体, 是人类实现长久发展的基础, 大家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共同的信仰为统一体形成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逐步演变为国家, 并以国家形象的形式向外传播自身的集体意识。然而, 如今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革使民族的内聚力逐渐减弱而且这种影响日趋明显, 要想保持一个民族的长久发展和持久活力, 国家就必须保证好能维持民族凝聚力的软实力, 将民族传统文化长久的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如果说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体现, 那么民族凝聚力就是一个国家身体素质的集中反映。可以这样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武术研发史。他有机的与民族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相结合, 承载着整个民族的生命力。武术文化传播不仅仅是传统体育的传播, 更是民族生命力的延续。面对当今全球化的浪潮, 我们必须要将武术文化发扬出去, 并充分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

4、结束语

在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 我国不仅要保持经济的发展, 更应当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上来, 唯有如此我国才能维持根本, 才能建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形象, 实现国家的长久发展。 而武术经过祖辈人一点点的革新完善已经完全能承载起中华文化, 它融百家之所长, 和中华文明史相符相成。它止戈的思维理念更是深深的影响着我国的处事方式, 在构建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展示武术的文化内涵, 使世界人民真正的了解中国。

摘要：随着中国功夫电影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 武术在世界上的地位也逐步提高, 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仅能够提高我国的核心竞争力, 还能够建构我国的国家形象, 武术文化传播因此成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提升国家形象的良好途径。武术不仅有别于其他的文化传播形式还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对外国友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有着极好的促进作用。本文就旨在分析武术本身的特色, 并分析在以后传播过程中的注意点, 以更好的发挥武术文化在国家形象建设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武术文化,国家形象,战略对策

参考文献

[1]郭玉成, 范铜钢.武术文化传播构建国家形象的战略对策[J].中国体育科技, 2013, 49 (5) .

[2]方国清, 骆红斌.中国符号:武术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建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2, 24 (1) .

[3]郭玉成, 范铜钢.国家形象构建视域下的武术文化传播策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7 (4) .

文化引力与国家形象 篇8

1 文献综述

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贸易迅速扩张, 国际经济和贸易学的发展也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是相关的研究却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总量与利用经济理论预测的贸易量存在很大的差距, 而且往往是实际总量极大地小于预测贸易量。这一议题迅速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 相关的探讨和研究也得以不断发展。Tinbergen (1962) 和Pöyhönen (1963) 最早使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 经济总量与两国之间的距离对两国之间的贸易情况有重要的影响, 具体说来, 两国双边贸易规模正比于他们的经济总量, 而反比于两国之间的距离。这个研究结论引入了较易忽视的影响因素, 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贸易实际值与理论预测的偏差, 随后众多研究也证实了Tinbergen和Pöyhönen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 全球范围内物流系统的运行效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极大地提高, 可以理解, 随之而来的便是国际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由此, 从某种程度上说, 地理距离对贸易的影响是越来越小的, 并且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运输条件的不断完善, 地理距离重要性下降的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 学者们开始探索可能影响国际双边贸易流量的其他因素, 结果发现制度和文化因素也是对国际双边贸易流量产生影响的重要解释变量, 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可忽视。Paul D.Ellis (2007) 指出“距离”不应该被局限于地理距离的概念, 更应该涵盖精神距离和文化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 相较于地理距离影响的相对单一, 文化距离这一因素是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对企业产生影响,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是否具有国际化的前景[1]。Bedassa Tadesse和Roger White (2008) 认为文化距离对贸易是存在抑制作用的。而他们在2010年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 较大的文化距离会对一国的出口产生降低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产品受文化距离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并且差异明显。Gabriel J.F.和Farid T. (2010) 发现文化相近性在双边贸易量的决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提出了文化相近性发生作用的两种主要方式: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亲和力参数。Min Zhou (2011) 通过研究认为相似或者相近的文化背景有利于两国之间进行贸易, 与之相反的是, 文化差异会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产生阻碍作用[5]。总体而言, 上述研究达成了两点共识:首先, 文化距离对国家双边贸易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贸易总量和文化距离在总体上呈现负相关, 即两国之间较小的文化距离有利于双方之间贸易的发展, 反之, 较大的文化距离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

国内部分学者同样对这一议题给予了关注, 用不同方法研究了文化要素对贸易的影响。任静 (2004) 在她的研究中提出, 随着世界贸易的兴起、发展与成熟, 文化差异的存在确实影响着国际间的贸易活动, 而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构成要素的各个层面, 而又以意识形态层面最为突出, 其内涵覆盖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6]。陈昊、陈小明 (2011) 的研究更是建立了文化距离与出口交易额的数字联系, 他们通过研究发现, 文化距离每提高1%, 出口贸易额就降低约0.185%, 由此可见交易成本依然是文化距离对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7]。田晖、蒋辰春 (2012) 的研究显示, 文化距离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作为整体变量, 两国间的文化距离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影响是负面的;然而, 作为组合变量, 包括权利距离在内的几个维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确是正面的;此外, 国家文化距离的不同维度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8]。曹麦、苗莉青 (2013) 的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的文化服务出口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并且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即文化距离越大, 越利于中国的文化服务出口;制度距离对中国文化服务出口的影响是正向的, 但是影响相对有限, 并不显著。

以上研究皆表明文化要素对中国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 但主要还是侧重于对货物贸易的影响。最近的研究也只是局限于探究文化要素对服务贸易中的文化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鲜有研究整体服务贸易范畴, 而且相关研究对文化要素的提炼多见停留在文化距离指标, 而本文从服务贸易角度出发, 扩充了文化的涵盖要素, 将语言与文化源向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文化要素范畴进行深入探究。本文立足于OECD Database中2000~2012年中国24个主要服务贸易进出口伙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数据和文化距离数据样本, 使用修正的引力模型, 对文化要素于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2 基础模型与变量说明

2.1 基础模型

Tinbergen和Pöyhönen的贸易引力模型基本表达式为:

其中, i和j分别表示产生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 Xij表示两国的双边贸易额;Yi和Yj分别表示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 并由此衡量i国的出口能力和j国的进口能力;Dij为i国和j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通常用两国首都或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来表示。a、b、c、d为常数。为便于实证检验, 笔者将原模型转化为线性的对数形式, 并添加了随机误差项, 于是得到:

2.2 主要解释变量说明

文化维度开创者Geert·Hofstede在《文化的结局》中定义:所谓“文化”, 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在这样的定义之下, 可以说, 文化距离即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共有的这种心理程序的差异。本文中所提及的国家文化距离即为Hofstede国家文化五维度的维度得分水平差异。具体文化五维度为:权力距离 (PD) 、不确定性规避 (UA) 、集体/个人主义 (IC) 、男性/女性度 (MF) 以及长短期导向 (LTO) 。总文化距离是在上述提到的文化维度指标的基础上利用毕达哥拉斯定理合成的国家间的欧几里得空间, 具体公式为:

其中Culdij为两国之间总文化距离, Vi、Vj分别表示两国同一维度的不同维度得分。

语言作为最为基础、直接的沟通工具, 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沟通方式,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沟通的有效性。共同语言节约了信息交流的各项成本, 有利于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对于需要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服务贸易而言, 语言的便利性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 文化源向代表了一个文化起源地发展而来的国家和地区共同的文化信仰和相近的文化习俗和认同感, 在接受外来事物时, 当地人相对乐于接受同源文化, 对同源文化国的服务接受度更高。本文中的文化源向以五大古文明发源地 (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河流域文明、华夏文明) 为划分依据。基于以上考虑, 将文化距离、文化维度得分、语言与文化源向共同纳入文化要素作为本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3 数据样本及模型设定

具体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j分别代表双边服务贸易数据的报告方 (中国) 和伙伴方, C为常数项, a、b代表各个解释变量的对应系数, ε为随机残差项, ln为自然对数符号。因变量SERV是服务贸易双边进出口总额, 反映两国 (地区) 间的国际服务贸易流量。解释变量包含三个部分, 即市场规模、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模型一主要考察总文化距离及共同语言和文化源向对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 模型二则将文化距离以五维度得分进行单项考察。

G D Pi与GDPj代表了中国与服务贸易伙伴方的市场规模, GEOD代表双边地理距离, 市场规模与地理距离是引力模型的基础解释变量。由过去的研究可知, 市场规模越大, 贸易覆盖的范围越广, 由此贸易来往的可能性越大;而贸易成本随着地理距离的拉大而增加, 使得贸易来往可能性便小, 故系数a1、a2 (b1、b2) 预期符号为正, a3、b3预期符号为负。

模型一中文化要素由CULD、LANG、CULS三个方面组成。CULD为双边总文化距离, 文化差异越大异地市场对中国服务贸易的接受度越小, a4符号预期为负。共同的语言有利于促进贸易交流, a5符号预期为正。共同的文化源向会带来文化认同感, 有利于服务贸易的进行, 故a6符号预期为正。

模型二中主要考察构成文化距离的五维度得分差异对服务贸易流量的单项影响, 五维度系数预期符号与模型一中CULD相同, 皆为负向。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以中国2000~2012年间与24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服务贸易数据为研究对象, 引入解释变量, 利用Stata12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回归, 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显示两模型拟合优度都高于0.5, 模型一拟合优度达0.6281, 说明研究数据能相对较好地拟合模型。模型一结果显示, 各解释变量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同, 符合理论推导。双边的市场规模对于推动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理距离系数符号为负, 但统计上并不显著。文化距离作为整体变量系数符号为负, 但统计不显著。语言与文化源向系数符号为正, 比较显著, 表明共同语言和同源文化有利于推动国际服务贸易。模型二主要研究了文化距离的五维度组合变量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结果显示不确定性规避差异 (DUA) 、个人主义差异 (DIC) 对国际服务贸易有显著的负影响。

对比田晖、蒋辰春 (2012) [8]对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贸易 (货物贸易) 实证分析结果,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在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解释度上有较大出入。田晖、蒋辰春的引力模型实证结果显示, 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 (整体和组合) 对货物贸易皆有显著影响, 但其结果符号与本研究结果相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服务贸易相较于货物贸易在文化要素影响力方面有其客观特殊性。

关于地理距离影响, 服务贸易中的通信、音像等环节已经不再受地理距离的约束, 一些高价值的服务产品也因其较高的附加价值而可以忽略交通费用, 如教育、旅游。

关于文化距离的影响, 总文化距离对服务贸易影响不显著, 对其单项的考察显示不确定性规避差异 (DUA) 、集体/个人主义差异 (DIC) 对国际服务贸易有显著的负影响。

不确定性规避指成员在某种文化氛围之下, 在面对不确定的或未知的情况时感到不适甚至威胁的程度, 即衡量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不确定性的承受度, 数值越低则表示承受度越高, 反之, 数值越高表示对于不确定性的承受程度越低。两国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差异越大, 则表示两个国家对于不确定性的承受度差异越大。中国大陆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为30, 数值相对较低, 表明中国对不确定性因素的承受度较高, 由此推论, 与中国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值大许多的国家会害怕承担新事物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排斥外来事物, 从而不利于中国对该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

个体主义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的社会:人们只照顾自己及核心家庭。相反, 集体主义指的是这样的社会:人们生于此, 长于此, 被紧密地联结于这个群体中, 而这个群体则为人们提供保护以换取人们的绝对忠诚。个体主义得分值越高, 该国家和地区更倾向于表现出个人主义特征。中国大陆的个体主义指数得分为20, 属于较低数值, 表明中国更倾向于集体主义。与中国在个体主义指数上差别较大的国家, 更偏向于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消费模式表现出对他人的依赖, 个人主义社会的消费模式会更加倾向于自理自助, 这样性质的国家会更加倾向于自给自足即内部供给, 而这就不利于中国对其的定向输出。

综上所述, 总体文化要素 (文化距离、语言、文化源向) 对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影响基本符合预期期望, 其中语言和文化源向的正向影响较显著, 文化距离整体要素影响不显著, 但是单变量分析时, 不确定性规避差异 (DUA) 、个人主义差异 (DIC) 仍旧对对服务贸易输出具有重要影响。

5 结论

(1) 国际文化要素对于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无疑是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心理因素对于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 但由于无法量化而常被忽略, 导致相关研究的不精确。在国际贸易手段更为多样化, 程度更为深刻, 竞争更为激烈的今天, 这些重要却不易掌控的因素的存在以及待发掘, 无疑对国际市场竞争的参与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把握这些因素的作用规律及路径, 才能更高效地推动贸易的发展。而就中国自身而言, 进出口企业必须重视国家间的文化差异, 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最终消费者的心理诉求, 取得目标客户的认同感, 降低其负面期望, 从而推动企业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的提高。

(2) 相较于货物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有其客观特殊性。GATS中定义的国际服务贸易包括跨境支付、当地贸易、市场准入和对外直接投资、人员移动。跨境交付中的被分离型服务 (如金融贸易和保险贸易) 都可以通过国际间不断发展的通讯手段跨国界进行, 缺席要素 (比如管理要素) 于母国不动即可通过信息通讯技术提供服务。虽然目前的发展程度有限,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这样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水平也会越来越高。而当地贸易和市场准入、FDI, 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在东道国同一时点产生, 也不存在运费的说法。只有自然人过境移动会产生相应的费用, 比如交通费、手续费。而就货物贸易而言, 因运输成本的不可忽视而需关注地理距离, 然而前文也有提及, 随着运输、物流等的发展, 地理距离的影响就总体而言已经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弱化。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正经历着由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服务向知识密集型服务转化的过程, 所以双边的地理距离差异影响也会越来越小。

(3) 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共识有利于推动国家间服务贸易。实证证明共同语言和文化源向对中国服务贸易有显著影响, 一方面, 由于同源文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服务贸易的接受度较高, 中国应加大对此类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投入, 相较于不同源文化市场, 将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 服务贸易进出口企业应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投入, 使相应工作人员能熟练掌握贸易伙伴国的语言及了解伙伴国的文化风俗, 有利于打破对方心理壁垒, 获得认可, 推动服务贸易顺利进行。

(4) 关注贸易伙伴国的不确定性规避得分及个体主义得分, 有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贸易计划, 适应国际市场要求。实证证明不确定性规避差异和个体主义差异不利于国际服务贸易的推动, 在制定市场进入计划时, 服务贸易进出口企业应关注贸易伙伴国的不确定性规避得分及个体主义得分,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贸易规模和市场应对策略。

摘要：本文立足于Hofstede的文化五维度理论, 并进一步引入以语言与文化源向为文化要素的相关代表性指标, 着眼于文化要素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方式及路径, 以20002012年中国24个主要服务贸易进出口伙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数据和文化距离数据样本为研究对象, 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 对文化要素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 文化距离作为整体变量对服务贸易影响不显著, 然而文化维度中不确定性规避与集体主义倾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显著负影响, 语言与文化源向在10%水平上有较显著的正影响。

关键词：文化要素,文化距离,服务贸易,引力模型

参考文献

[1]Paul D.Ellis.Paths to Foreign Markets:Does Distance to Market Affect firm Internationalisation[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7 (16) .

[2]Roger White, Bedassa Tadesse.Cultural Distanceand the US Immigrant-tradelink[J].The World Economy, 2008, 31 (8) .

[3]Miaojie Yu.Trade, Democracy, and the Gravity Equ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0.

[4]Bedassa Tadesse, Roger White.Cultural Distanceas a Determinant of Bilateral Tradeflows:do Immigrants Counter the Effe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10, 17 (2) .

[5]Min Zhou.Intensification of Geo-cultural Homophily in Global Trade:Evidence from the Gravity Model[J].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1 (40) .

[6]任净.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 2004, 18 (2) .

[7]陈小明.文化距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经验分析[D].北京师范大学, 2011.

[8]田晖, 蒋辰春.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 2012.

文化引力与国家形象 篇9

一、改革高中升学考试方案, 吸收优秀生源

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职业教育吸引力下降的问题, 有些学生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当吸引力下降时, 政府的作为、政策的出台会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会自动调节人们选择职业教育的行为。韩国[1]为了抑制对职业高中生源下滑的局面, 教育部门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在招生计划上, 果断减少普通高中的招生数量, 扩大职业高中招生数量。二是在招生顺序上, 优先安排职业高中招生, 普通高中在职业高中录取后才能招生。1974年, 韩国为了推行高中平衡化政策, 公布了设立学校群、“抽签”入学、改换考试次序、引导学生报考职业高中的相关考试改革方案。该方案规定先进行职业高中的升学考试, 然后再安排普通高中的升学考试, 如果考生被职业高中录取, 就不允许再参加普通高中的升学考试;假如考生没有被职业高中录取, 则还可以参加普通高中的升学考试。除著名高中外, 学生一般被指定就近升学。在韩国, 职业高中录取标准高于普通高中, 进入职业高中与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都需要进行同样的考试, 除此之外, 进入职业高中还需要参加复试。三是职业高中学生升大学可以享受许多优惠待遇。如韩国规定3%的职高毕业生可申请免试上大学, 高职院校在录取时会优先录取职高毕业生。同时, 参加高考时, 还可把职高毕业生的专业学习成绩折算成一定的分数加进高考成绩, 如果普高和职高学生的成绩相等, 会优先录取职高生。

二、降低教育费用吸引学生

在任何国家, 个人的教育投入也都影响他们接受何种教育的重要因素, 发达国家为了增加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力图在提高在校生待遇和降低减免费用上吸引学生。

(一) 注重提高职业学校学生的福利待遇

德国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接受职业教育, 提高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 学生在校期间会给学生提供较多的企业实习的机会, 而且是带薪实习。国家明确规定, 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期间参加企业生产实习时, 企业应给予一定的报酬, 此举能吸引许多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

欧盟一些国家[2]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较好的福利待遇, 通常包括免交教科书费、免交交通费、免交学校伙食费、免交住宿费、替学生缴纳意外伤害事故保险等。当然, 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 例如, 奥地利为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和免费住宿, 甚至学生的意外伤害事故保险费学校也会为他们缴纳, 还给每个学生提供88欧元的交通补贴。瑞典既让学生免交教科书的费用, 也免交其他教学辅助材料的费用。瑞典法律还规定, 如果学校与家庭的距离超过6千米, 政府则应负责支付学生的交通费用, 既可以发给学生公共交通月票也可以报销指定路线的交通费用。捷克的职业学校会提供免费午餐和交通补贴。即使是在中等职业教育收费的国家, 如葡萄牙也对教科书、教学材料、学校伙食、交通费用等给予补贴。

(二) 减少或免除学费

在欧盟25个成员国中, 有22个国家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 不收取任何学杂费[3]。大部分欧盟国家尽管高中阶段的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 但此阶段的教育几乎都是免费的, 当然中等职业教育也不例外。芬兰、立陶宛、爱尔兰等国家还把职业教育免费扩展到高职阶段。基于中等职业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 葡萄牙、荷兰、意大利3个国家职业教育是收费的, 当然收费情况各有不同, 大多是收取少量不同名目的费用。荷兰依据《学校和课程收费法》规定, 高中阶段教育实行收费, 即凡是16岁以上的义务教育阶段之后不管是在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就学的学生都需要缴纳学费, 而每年的学费标准要根据生活费用指数进行调整, 根据经济状况也可以分多次缴纳。

为了保证中低收入家庭能使子女完成职业教育, 鼓励学生就读职业学校, 韩国实行了优惠的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 20世纪80年代, 韩国政府改革了奖学金制度, 扩大了职业高中生获得奖学金的比率, 职业学校学生还可获得较高的助学金。还对有困难的职校学生实行免费政策。奖、助学金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一是政府, 政府规定30%左右的职业教育学生可以全免学费;二是各个学校校设立有来自校友捐赠的奖学金;三是企业和社会资助的经费。比如, 善邻职高每年都有60%的学生享受全免学费的待遇。另外, 在学费收取上, 韩国规定职业高中要低于普通高中。

三、升学与就业方面的优惠待遇

在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诸多因素中, 关键因素是学生的生涯发展预期, 即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之后是否有好的职业前景, 在经济收入、个人成就和社会声望方面是否能符合个体期望。因此, 许多发达国家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并不仅局限于学生学费的减免和补助发放, 还注重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

(一) 增加升学的机会

升学制度是决定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一个关键制度。目前, 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较低, 与职业教育的升学制度有关。一方面, 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功能定位与中等职业学校不同, 导致体系衔接方面存在障碍;另一方面,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口升入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比例偏低, 许多中职教育毕业生极其缺乏升学空间, 致使不少家长不愿让学生初中毕业后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失去升学机会。

欧盟各国从学习者角度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吸引力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4], 芬兰的职业教育体系学制没有任何限制, 任何层次的学生都有权利有机会在任何时候选择接受继续教育, 综合学校的学生既能够选择升入普通高中也允许升入职业高中, 而职业高中的学生可以报考多科技术学院也可以报考大学, 而且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的学生可以互相转学, 这使芬兰教育体制不存在任何内部衔接障碍。丹麦采取的一个重要政策是学分转换, 可在所有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成人职业培训与短期高等教育间进行学分转换。芬兰为确保那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等教育, 增加了既持有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也具有职业资格的中等教育毕业生的数量。意大利为体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地位平等, 高等教育已经向职业资格持有者开放。

当前, 德国职业教育建立了灵活开放、层次分明、针对性强的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种类和形式, 年轻人在普通中学毕业接受职业教育通过结业考试成为技术工人后, 还可以继续报考成为技师, 工作一段时间, 通过考试还可以进一步成为技术员、工程师或者企业及部门的领导人, 当然如果有升学的意愿也可以进入大学深造, 取得大学文凭。可见, 他们向上发展的各条大路都是开放的, 在这一过程中, 没有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种类的区隔, 也没有年龄限制, 而且只要他们每前进一步, 相应的工资待遇都有提高。这些措施使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趋于开放, 为学生学习职业与技能类课程拓展了更多灵活的途径, 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学生有选择接受不同教育的权利, 赋予他们更多更好的转学和升学机会, 此类举措最重要的目的是移除职业教育学生文凭提升的障碍, 以便保证中等职业教育具有与普通高中教育一样具有向上发展的可能性, 这是从根本上提升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吸引力的举措。

(二) 健全的就业服务体系

1.完善的就业法规体系。

确保就业是增加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中之重。以德国为例, 他们不断出台和完善能够确保学生顺利就业的法规与政策, 颁布青年就业扶助体系相关法律[5], 还有为了改善对青年人的劳动保护并提供相应的就业咨询指导而颁布的一系列法规。另外, 德国为促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就业, 还出台了许多相应的具体的制度, 如实习制度、职业认证资格制度, 这些常常被当做是德国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关键环节。实施严格的实习制度有利于青年劳动技能的形成, 也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合格的人才。在德国, 接受实习训练的青年约占65%-70%, 之所以接受技能训练的比率较高, 是与德国严格的权威的职业认证资格体系分不开的。德国的职业认证管理非常细致、严格, 认证程序也很规范、严密, 因此全行业都充分认可职业资格, 对于年轻人来说, 取得职业认证资格就意味着拥有就业的资格和机会。

在德国, 就业实习制度能够顺利实施, 与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密不可分, 比如, 企业和员工代表都参与实习项目的管理, 协作商定培训内容和管理模式。能够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给青年人提供较多的实习机会, 关键在于引入了互惠机制, 使各方利益尤其是企业利益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在实习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实施过程中, 政府、社区与青年组织也充分发挥评估与监督作用。可见, 德国是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去倾力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

这些法规具有强制性、行为约束性、体系性、导向性, 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使青年就业项目的实施以及就业前的培训成为一种专门性、强制性的社会义务, 也成为历届政府执政期间必须考虑的要务, 所以对保障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2.积极开展生涯或职业指导。

在技术领域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 职业指导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帮助受教育者提高职业选择的能力, 提高就业成功率, 而且可以拓宽青年的职业发展前景。欧盟国家在这方面开展了许多工作[6]。欧盟洲委员会在1997年11月召开的卢森堡就业首脑会议上, 通过了一套针对成员国的就业指导方案, 要求所有成员国要努力为每个失业青年, 在失业后6个月内提供培训和再培训, 也要提供工作机会或其他有关提高就业能力等帮助。2005年, 比利时、英国、丹麦、捷克、波兰、法国、塞浦路斯、立陶宛、马耳他、挪威、德国等国家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 提出三种有代表性的职业指导和咨询类型:向高层次教育过渡的指导、毕业时的指导及成人指导。他们都强调改善生涯指导和咨询体系对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具有积极作用。2006年, 法国建立了国家生涯指导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由教育、培训、就业团体和地区服务机构等多方代表联合建立。其主要工作是为公民升学、接受培训、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有帮助的信息。

(三) 提高就业时技术人员的社会待遇

各国对技术工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保障, 是民众接受职业教育的根本动力。在国外, 一个通行的规律是:一个高级技工的工资要高于一名高级工程师。

1973年, 韩国出台的《国家技术资格法》体现出对技术的尊重与偏爱, 其中明确规定:对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获得技术资格者给予丰厚的经济和社会待遇, 特别强调他们在就业、国外学习、获得奖金、服兵役等方面具有优先权。同时, 韩国政府规定, 最高级别的技术工人与获得博士学位的最高层次的工程师可以享受同等待遇, 因为他们具有同等价值。

在德国, 技术工人历来是被当做人才予以重视、加以培养的。正是由于德国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在德国不仅许多适龄青年愿意接受职业教育, 而且不少的完全中学毕业生也宁愿放弃高等学校的入学机会, 而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 成为一名未来的技术工人。德国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 1976年大约95%的受职教者毕业后立即就业, 而未受职教者的失业率达32%。在美国, 三大汽车公司的装配工年薪15万美元, 而技术熟练的管子工, 收入更高;大学教授年薪约为8万-10万美元。技能工人的这样的经济地位, 充分体现了对技能工人工作的尊重, 这在根本上解决了职业教育吸引力低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郭健.国际职业教育中值得借鉴的特色教育[J].职教论坛, 2004, (19) :56.

[2]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J].职业技术教育, 2010, (15) :41-42.

[3]中国新闻网.欧洲中职生享受福利补贴, 部分国家中职教育免费[J].职业教育研究, 2007, (11) :11.

[4]李玉静.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与融通——国际的视野[J].职业技术教育, 2010, (12) :46-50.

[5]林燕.德国青年就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6,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