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关键词： 哲学 生态 传统 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共8篇）

篇1：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儒家倡导“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1.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

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的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宇宙观，还是一种生态观。它提出人的生命与万物是统一的，要求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秩序圆融无碍。“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大河言哉！”（《论语 阳货篇》）这实际上在告诫人们，要尊重和关心这个生命共同体，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无与伦比，人类不能忘乎所以，应该对自然有敬畏之心；与此同时，人类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要有限度地向自然索取，要热爱和保护我们的家园。

2.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首先，人在自然系统中具有主体地位，是与天时地利相并列的一个要素。其次，人类不要盲目地征服和改造自然，而要“制天命而用之”。第三，对待人和物要有宽广的胸怀。

3.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

“尊重生命，仁民爱物”，儒家把尊重一切生命价值、爱护一切自然万物作为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人类与自然万物有相同的价值尊严。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万物与人都是天地自然化育的结果，这是天地生生之理的体现，也是天地伟大“仁”德的集中体现。“由人及物，关爱有序”，将仁爱的规范延伸到爱物的领域，把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君子的道德职责的地位，主张宇宙万物与人类和谐发展。

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协调，对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与对自然物的行为规范的统一，是儒家遵循的基本原则。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既能为人类转变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的思想，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能为当前我国建设现代的生态文明提供思想资源。

篇2：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从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角度解析

冀宝光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研究生部，沈阳 110004)

摘要：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得以运行的主要支撑，其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某种思想的论证加以支撑。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代产生之日起，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装，儒家思想中的“重农”、“选贤举能”、“大一统论”、“纲常教义”等思想不仅为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便利条件，而且“民本思想”、“人治思想”等在官僚政治的实际运行中为防止官僚政治自身恶性毒素的扩散起到了某种矫正作用，虽然官僚政治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失去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但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由官僚政治引发的“官”与“民”的对立、“官本位观念”、“权力崇拜”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一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生态建设中的流毒，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今天讨论儒家思想对政治生态影响的主要意义所在。关键词：儒家思想；官僚政治；政治生态；官僚主义作风

习近平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结合我国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来看，摆在“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面前的拦路虎就是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一般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是我国官吏作风建设中的首要问题，官僚主义解决好了，那“四风”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四风”问题解决好了，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就不远了。

一、官僚政治的含义及其在中国的产生

政治学家拉斯基把官僚政治定义为：“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1]而中国学者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里我们重点论及狭义的官僚政治，他认为：“应该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待官僚政治，一方面，技术性的官僚政治指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2]另一方面，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指真正把官僚政治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看待，这种社会体制只允许存在于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

官僚政治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某种封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中国的官僚政治之所以自秦代就产生了，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一为其产生的经济条件，商鞅变法破坏了世禄、世官、世业秩序，凡有军功和努力耕作者皆可获得私有土地，使得秦朝的经济生产方式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由此产生了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地主经济；二为政治条件，既然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要找到专制政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谭嗣同语：“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史学界已经公认专制政体始于秦代，其后历朝的政治形态皆无重大变化。而儒家思想为官僚政治在中国的产生、运行、发展和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其对作为传统政治主要表征的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影响，一直贯穿于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

（一）儒家思想为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营造了有利环境

第一，“重农主义”强化了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又是地主经济下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重农主义”政策的实行则为小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为以成例办事、缺少机动的官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政策上的鼓励不仅在实际中强化了作为官僚政治产生土壤的小农经济，而且在人们的意识中无形地为接受官僚政治扫除了其他障碍。

第二，“选贤举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官僚政治的产生扫除了贵族政治的阴影。官僚政治产生以前，统治阶层的官吏一般是由贵族阶层担任的，而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则是选自下层有文化的优秀人才。自孔子之后，“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在民间”在下层民众之间培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这势必会导致国家选任用人才观念的转变，《论语·先进》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3]大致意思是说：“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用杨伯峻《论语》译文）表明孔子反对以出身、门第和血统来选用人才，而应以贤能、真实才干为标准。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儒家的“选贤举能”思想打破了选拔人才中的等级限制，把选拔的范围由贵族阶层扩大到了庶民阶层。这些为官僚政治中的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官僚下的为官制度就是要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所用，为维护这个官僚体系而用。

（二）儒家思想为维护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进行了思想论证

第一，“大一统”思想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提供了思想资源。《书经·大禹谟》中说：“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应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统、国一统，统于中央、统于一人，孔子认为天命最高主权不可分割，主张“尊王”，主张恢复西周那种“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形式上的大一统，而反对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的乱臣贼子。这种理论正是专制的官僚政治所需要的，用来维护其中央集权的独占局势。《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政治理想是要求实现由一位公认的皇帝在中央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大国，他的皇权的合法性不容许受到另一个敌对政权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并在实践中维护它，中国的历代政府都认为必须求助于宗教的和文化的权威力量。”[4]而“大一统观念”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观念”被视为一种拥有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理想统治观念，尽管它在政治上不太现实，但是“大一统观念”对稳定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有着巨大的作用。

第二，“纲常教义”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奠定了现实基础。儒家纲常教义主要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它们维系了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原则，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扫清了思想障碍。任何一个专制君主都不会希望他的臣下效仿他夺天下时的名义来窃国，为解决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因版图而产生的治化矛盾，自汉武帝起，开始推行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三纲，表面上看，只有君为臣纲具有政治之间的关系，而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只关乎家族。但正如《大学》所讲：“物格而后知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它们之间存在一定政治上的逻辑关系，通过三纲，国家可以把治理民众的重任通过家族、家庭分给为人父、为人夫、为人族长和家长的去分别承担。这样国家就可以把自己的统治权威施加到每一个人身上，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官僚政治下为防止臣民窃国的问题就可自行解决。

（三）儒家思想对官僚政治偏失的矫正作用

第一，“民本思想”对官僚政治中官吏心态偏差的矫正。所谓“民本思想”指的是以百姓为根本的统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统治阶级明确地将“以民为本”作为统治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一方面保证了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上的特权，并使君主在实行统治时可以公开宣称自己代表民众的利益以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又为广大官吏和民众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利益和权利上的思想保障。只有这样，统治阶级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儒家学说包含着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思想，这为规范君权和维护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使官僚政治在一定的轨道里合理运行。

第二，“人治思想”对官僚政治中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儒家思想中的“德治”、“礼治”“仁政”等思想归根结底是“人治”，即以人来实行治理。“人治思想”首先对官僚政治下的官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在执行政策时想到的是“德”“礼”“仁”，不至于超出儒家的伦理框架。在论及“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方面，儒家的“人治思想”虽然把“人治”作为统治的核心方式，但同时用“法治”以配合和制约“人治”。梁启超说：“英雄圣贤固大有造于国家，然其所以能大有造于国家，非仅持英雄圣贤之力，更赖有法以盾其后也。”[6]他认为，儒家在侧重“人治”的同时，也讲刑罚，而刑罚即“法治”，以“法治”作为“人治”的后盾。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一方面受到自己心中那个“仁”、“德”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同时期所颁布的“法”的制约，从而使官僚政治的运行更合乎制度、更合乎民意。

三、儒家思想与官僚政治对我国政治生态的启示 官僚政治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与儒家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国家稳定、政局稳健、社会和人心安定离不开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的保障作用，良好的政治生态需要依靠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一）打造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第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儒家思想就适应了官僚政治的运行及发展，与其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官僚体制。中国要保持国家的持续稳定、政局的持续稳健和人心的持续安定，就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不断的汲取外来先进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传统与现代文化对抗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营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与国情相符的社会主义文化环境。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指导思想，今后还要不断摸索、与时俱进，不断地与国情、世情、党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

第二，驱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位流毒。俞可平说：“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吏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文明是背道而驰的。”[7]为解决官本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广大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破除对权力的崇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社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弊端之一就是官本位观念，而官本位造成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形成社会范围内的“唯官是求”，仅从每年的公务员“国考热”现象，就可看出官本位观念带给人们的痛处。所以，解决官本位问题，要从源头治理、从思想着手，驱除人们的官本位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在我国政治体制内存在着“唯官是从”的现象，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单位中，所有事务要围绕着领导走，领导的事再小也是大，其他事再大也是小。要杜绝这类事情，就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国家法制法规，用“法治”代替“人治”，使官吏按照程序办事，从而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二）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

刘云山强调：“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人人是环境,个个是生态。”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官”与“民”的关系，其次，要解决好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解决不好，良好的政治生态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达到“山清水秀”。

第一，调节“官”与“民”矛盾，营造和谐社会。官僚政治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直接造成了“官”与“民”的对立。等级分明是中国专制政体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官吏间的权力等级之分、民与民之间的财富等级之分、官与民之间的等级尊卑之分成为阻碍官民和谐的重要因素。李治安说：“在以官为本位的等级制度下,它颠倒了“官”与“民”的正常关系，使官僚由社会上的公仆，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老爷和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庶民百姓，却被长期置于受管制、受压迫的地位。”[8]所以，一方面，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树立各级官吏，特别是基层官吏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当中，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思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切切实实为百姓谋利益。目前，我国存在“办事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行政体制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要积极推动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打造出官民和谐的社会主义大环境。

第二，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坚决杜绝官僚主义作风。习近平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9]而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基层，“官僚主义”问题解决好了，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可迎刃而解。反对官僚主义，首先，在思想上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观念。其次，要建立健全关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制度规章，用制度来严格防范官僚主义作风。最后，要加强对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监督，从党内监督到政府自身监督，再到社会监督，形成一套合理有序的监督体系。

四、结论

儒家思想能在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中成为主流思想，与它独有的兼容、整合国家意识的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需要一种思想来整合，新形势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民群众的信仰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人民，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从而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篇3：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 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 生态文明建设其实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 就是不给后人留下遗憾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态资产。

自此生态文明已由一种理论观点上升为国家制度, 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我国在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关键时期, 处理好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尤为重要, 关系到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 但是,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论, 一种制度, 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 众多学者在不断探寻中, 其中不乏中国学者, 也在孜孜不倦探寻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历程, 试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答案, 其现实性和紧迫性就不言而喻。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解读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中国学者在探寻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时, 理所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 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的环境伦理思想为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思想依据。 众多学者试图通过阐述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内容, 以说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现代社会政策提供了行动准则,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论观点:

1.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主题 ———尊重生命, 兼爱万物。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 尊重生命, 兼爱万物的伦理原则, 在尊重自然的一般前提下, 尤其强调爱护生物, 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 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善恶准绳。 《周易》 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儒家以“仁”作为其伦理思想的核心, 道家主张生命的平等, 佛教主张“不杀生”。

2.寡欲节用, 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珍惜自然资源的伦理准则。 孔子提倡:“节约而爱人。 ” (《论语·学而》) 意思是:节约费用, 爱护人民。 荀子主张:“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贫。 ”道家提倡“少私寡欲”。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名与生孰亲? 生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 甚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 知耻不殆, 可以长久”。

3.天人合一, 以和为贵。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 人既贵为万物之灵, 就要遵循自然规律, 同时在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运化过程中附有特殊的使命。 儒家学者在《中庸》一书中指出:“惟天下之至诚,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老子说:“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邪? 故能成其私。 ”

二、传统文化的中生态伦理思想探究对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

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需求急剧增加, 致使人类不断地大规模地向大自然索取, 导致当前社会出现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危机, 如何克服这种危机, 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尊重自然, 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秉持的首要态度, 要求人们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 尊重自然界的一切创造、一切存在和一切生命。 顺应自然, 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要求人们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 按客观规律办事。 “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 只会带来灾难”。 保护自然, 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承担的重要责任, 要求人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向自然界索取生存发展之需的同时保护自然界的生态系统。 这些措施是对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 是国策, 也是一项影响是深远的伟大实践活动。 所以, 对现代生态文明伦理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没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 就没有科学的实践活动。 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如此。

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内在而为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宝库中, 探寻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 对理解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是有益的。 从十八大提出的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看, 就其实质, 提倡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点, 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重生命, 兼爱万物;寡欲节用, 珍惜自然资源;天人合一, 以和为贵思想是相通的, 或者是近似相同的, 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了许多生态伦理思想, 对构建现代生态文明理论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三、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

党的十八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 生态文明观念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 是我党发展理念的理论升华。 生态文明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研究生态文明已成为热门话题, 大多数学者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有些学者提出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影响究竟有大? 甚至有的学者直接提出: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生态平衡问题, 有些思想能沾点边, 有些观点就是以中国人自吹自擂的心理可以牵强附会。 但这些观点的出现, 并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的影响, 也不是要否定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 问题出在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上。 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解决多个问题:

1.从传统文化的产生的基础看, 中国传统文化, 说到底, 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 是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 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 古代社会创造的传统文化, 尽管辉煌灿烂, 但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 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弱点和不足一样, 其中就包含生态伦思想, 古代的人们产生对自然的关注, 是在在生产力相对低下时, 是人类曾崇拜自然、畏惧自然的表现, 其目的是期盼风调雨顺, 取得农业的好的收成, 过上富足的好日子的朴素的、善良的愿景, 因此这一因素在今天探究传统文化时, 看来是被忽视, 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起码在认识的程度上没有今人认识得那么清楚。

2.从传统文化的产生的时代看, 中国传统文化属于旧的时代的文化, 受时代的影响, 精华与糟粕并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语言文字水平丰富和发展, 人们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 所以,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 要秉承与时俱进, 不仅要注意从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方面变化, 更要注意人们所关注焦点是不断变化的, 文化在不断兼蓄并收, 相互影响。 无视这些的变化, 就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出现偏差, 如“天人合一”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主要有四种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顺从自然;“不以人助天”, “无以人灭天”; 以荀子为一派主张改造自然;“大天思之, 孰与物畜而制之”。 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主流观点是 《周易大传 》的 “辅助天地”的学说, 提出要做到天不违人, 人亦不违, 即天、人相互协调。 有学者把它称之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最高境界, 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 而不是生态伦理思想。 但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 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它的理论价值在于, 这种思想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环境关系上, 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篇4：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自然生命观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曾论及人与天地、自然之关系。笔者将儒家从生命的角度对自然和万物以及人的认识，称之为“自然生命观”，以区别于大约同时代产生、流传的老庄道家“生命哲学”观。孔子在《论语》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基本意思是说，四季有规律地运行和更替，万物化生，是自然（“天”）的基本功能和规律。这里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自然。孔子认为是自然之天生养了有生命的万物和人类，其中一个“生”字暗含只有有生命的自然之天，才可以生育有生命的万物和人类的意思，明确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可以看出，孔子的天之“生”与人的“生”及其意义是密切相关的，“天”和“人”的关系就像是母和子的关系。到了孟子时代，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思想盛行起来。“天”被理解为最高的存在——宇宙及其主导者，“地”则是指大地上的万物及自然生存的环境，“人”就是我们本身。这种划分较之于孔子的春秋时代在时间、空间上的立体层次更加分明，其逻辑顺序一般理解为“天”主宰“地”和“人”，“地”则影响“人”。由此，以父母来象征天地的角色及其作用。荀子在天人关系上更进一步，提出：“高者不旱，下者不水， 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这其中不仅包含一定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的能动性思想，也提倡了要遵循寒暑时节、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的思想，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君王将相才能称之为贤能。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早期儒家从孔孟到荀子都秉持着遵循自然规律下的生命观念，这是儒家继续构建天人关系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思想的基础。

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天与人的理性和谐观

天与人的理性和谐观建立在儒家“仁”的思想基础上。“仁”不仅弘扬人的价值而且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要热爱生命并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和自然。孔子以“仁”为本，孟子则继承发挥孔子的仁爱思想，以“义”的范畴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与万物、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对生态伦理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全面论述。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规律性认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然后掌握规律、顺应自然“制天命而用之”，达到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时依然与自然“合一”的规律状态。也正是从农业生产出发，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相分思想虽有不同，但在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上却是一致的，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未分化的理想和追求，而后者则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和理性和谐观念。荀子的思想被西汉大儒董仲舒吸收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为其“天人相副”的天地人一体伦理观的理论基础——“天地人一体说”。董仲舒说：“何为本？ 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他把天、地、人看作是合为一体的有机整体，是密切相连的，三者分工不同，又彼此作用，共同成为“万物之本”。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早期的生态系统论认识。

生态文明思想的归宿——“生生不息”的发展观

儒家的思想将人与万物、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进行探讨和规范，在理论上的拓展就是解决如何去做的实践问题。

首先，要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根据《汉书》记载，汉代贡禹已经认识到采矿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环境生态问题。“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并会导致严重的水旱灾害。因此，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必须同时予以保护。《礼记》中有：“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本身是一首祭祀祈祷的咒语歌，但却反映出古人对水土保持的重视和消除自然灾害的愿望。类似这种环境保护的思想在较早的时候就有了。《史记》曾载孔子之言曰：“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并提出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主张。在禽兽生育的季节保护幼兽，反对竭泽而渔以及“覆巢毁卵”等破坏行为，都包含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文明的，是那个时代的“生态文明”思想。《管子》在《轻重甲》篇中曾告诫统治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守土之责不仅仅限于疆土的安全守护，还有保护自然资源的职责。

其次，注意对自然界动物资源的永续利用，含有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孟子提出“取物以时”的生态伦理主张。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资源不仅有利用的权利，而且有保护的义务，按照这一生态规律办事“不失其时”“勿夺其时”，完全可以解决温饱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管子·地员》将土壤按质地、颜色、肥力、光照、酸碱度、含水量等要素分成十八类，并详细介绍了各类土壤和植物、林木之间的分布与生长关系。儒家文化的代表性经典、中国古代农业重要著作《齐民要术》中提出了中国古代系统的劝民农桑、应时而作、丰衣足食、天下之理的重农思想。人和其他自然万物一样，只是大的生态系统中的组成元素而已。

最后，尊重自然规律与生态平衡的思想。一方面，人类可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管子》中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的要求，这种思想不仅要求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均有”，还要求不可以专有独霸、不顾后果地开发利用。当代有权享用，子孙后代也享有这种权利。另一方面，人类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树之以桑”“养之以畜”，不应该将人类自己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在开发和“剥削”自然的基础之上，人类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只有这样，才不会将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人类和自然才能共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状态。

篇5：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篇6：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要：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年末，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形成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体系中国文化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问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现代社会已不是昔日可比，科技水平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社会生产力也在不断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物质条件在不断的扩充与完善，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物质的丰富，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在我们为物质生活能更好而努力奋斗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遗失了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我们的公德心、为人处世的和谐、礼让、真诚、互助等等，这些本是我们最应该坚持与发扬的。这是我们的文化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但是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这些似乎已经是上世纪的遗迹，已经鲜为人知。

近年来，西方的许多社会病，如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也在东亚滋生和蔓延。许多有识之士提出重建精神价值。韩国的新民运动，新加坡的礼貌运动，敬老运动，推广华语运动和台湾的读经教育等相继出现。这些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儒家伦理重新找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而道德确实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重要的精神力量。而社会主义国家要能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不仅要依法治国，而且要以德治国，正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识了“为政以德”这一治国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把它运用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上。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

一直以来，在如何调节社会关系，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各层关系之间的问题上，在如何培养人们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等问题上，东亚与北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后者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质的奖励惩罚，而在有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就强调了儒家伦理的作用。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布吉尼认为，儒家伦理与美国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的巧妙结合，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这种经济形式叫做“儒学资本主义”。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说：“《论语》加算盘，是企业成功的法宝。”确实，在日本，职工一进入企业就要接受忠于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到企业像家庭，感戴“家长”，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企业如此，日本经济怎能不繁荣？

此外，将儒学研究与现代文明困境结合起来讨论，也是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新主题，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十分重视儒家人文精神，并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问题。他认为，从人的尊严来看，西方的人权理论仅仅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然而“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关伦理学的课题，确有很丰富的资源。”他说：“儒家人文主义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繁荣的灵感之根源。”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面临严重的危机，解救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重提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夏威夷大学的安哲乐也在《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一文中指出：“求助于正确理解的儒家资源，可以为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新型的美国民主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由此可见，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也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促进社会的进步。

二十一世纪将是智慧的世纪。无论是人工智慧的科技产品，还是人脑智慧的开发，都将极为兴盛。但是对人类来讲，是福是祸还难以断言，因为人性若不能向善，即使

拥有尖端科技和人脑智慧，也只会将犯罪升级。

儒家不是宗教，但在中国影响比宗教还深，中国人常将儒、释、道并称为三教。儒教至少从西汉起就统治了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其影响之广大深远是世所少有的。儒家思想虽常被称为孔孟之道，但它自有其创立、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历史，并不就等同于孔孟的当时思想。历代统治者为了利用儒教巩固其统治，对其中于己有利的部分加以肯定、强调乃至动用政权力量强迫人民信奉，对不利部分则加以摒弃和压制。而且历史是发展的，孔孟某些教义即使在以后被证明是不正确或有害的，在当时却合乎人民认识水平或具有进步意义。正如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虽不符实际，却不能否认他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如果说儒家思想对后世的科技发展起有负面影响的话，责任也不能由孔孟两人承担，而应由统治者负责，这是需要说明的。

当然，几千年来，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满于圣贤之道、祖宗之法，在政治、哲学、科技各领域进行过多方面的斗争，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航海家、工业和农业专家，取得可喜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他们才是民族精英和历史的创造者。可惜在黑暗统治下，在满天阴云笼罩下，他们的人数不多、影响有限，如同在死水池塘中扔下几块石子，激起一些涟漪而已。在他们身后，这些影响也就消失，不能积累起来，形成推动大变革的潮流与力量。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需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儒家的思想是一个宝库，能在社会建设中取其精华地加以利用，对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发挥它应有的价值，这才是我们研究儒学的意义所在。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中最值得珍惜的传统。它并非仅存在于吾人心灵之外的典籍，更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观念和价值。这珍贵的传统从未与时代脱节，且处处预示了每个时代的时代性。因此，我们应当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开创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获得张举，进而成为现代文化中的活力，永续它的光辉传统。

参考文献

[1]王乐钟:论儒家学说与现代企业文化[J].管理科学文摘，2005年第3期

[2]王慧明.儒家文化与中国当代管理［M］.北京：言实出版社.[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4]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篇7：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摘要

中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观念，先民们对自然的看法以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态度为主。提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且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产生了系统的生态观念，在此基础上，先民主张实行生态保护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生态科学观及实践是其重要的表现。此外，生态观念在文化中还有一个显著的体现。深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将有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和促进中国的生态文化建设。

关键词：传统文化 生态保护 生态文明 研究

引言：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人对自然真象的整体领悟，是人在生存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形态，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各流派，如儒、法、墨、道，尽管各有其独立的体系和不同的政治主张，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生态观方面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性和所指与能指的一致性[2]。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解决当今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利于生态保护思想的研究

正文：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不得不使人类对生存问题的思考变得严峻起来了,使人类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在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同。道家以超越一切的道为出发点,从自然的天道、天地循环所造成的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平等地对待万物,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则从人道契入天人关系,以人道体天道,将天道人伦化,以仁义思想为核心,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属性赋予自然界,提出了仁民爱物的道德观。而中国佛教的诸流派,则根据缘起论的宇宙观,众生及万物皆有佛性的平等观,提出了尊重生命及其环境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理论提供[3]了丰富的精神资源。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成果的综合;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形态[4]。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存在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整体都弥散着浓郁的生态文化气息，从政治制度、社会伦理、生产劳作、文学艺术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贯彻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和合精神及与自然相亲、相融、相谐的态度[5]。

（一）“时中”生态伦理自然观的精神内核

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可以发现重“时”“尚”“中”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基本秉承重“时”“尚”“中”并不意味着“时”与“中”的分离二者相互渗透、彼此含蕴、互为诠释即“时”不离“中”,“中”不离“时”，“时中”是也。《易》言“时

[6]中之义甚大”。“时中”是儒家的真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真精神。“时中”是儒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生态智慧它集中体现了儒家生态伦理自然观的精神内核。

所谓“时”其最初含义指自然规律即自然节律的变化。《说文》有云：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凡四时成岁，春夏秋冬。”（《逸周书·周月解》）“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尚书·尧典》）故有“天时”、“时制”之说 时是神圣而不可违背又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孔子言“道千乘之国”要“使民以时”若“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儒家不仅重“时”而且尚“中”，有学者认为中实际上是从时派生出来的“时”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并且是基本的它代表孔子的自然观[7]。“时中”在儒家文化中多以“中庸”“中道”“中行”“中和”“中正”等词表达，它不仅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方法与态度，更是一种伦理精神和生态智慧。从生态观上来看，儒家“时中”伦理极其重视自然生态的内在和谐性，甚至把它看作是世界本原性的内在规律来认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民胞物与”等所展现出的儒家自然观立足于儒家哲学的整体论和系统论,把人类看着自然界的一部分由此肯定人类与天地万物的有机联系,其理想生态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 它充分估价了人在自然万物中的能“参”地位，将人的作用引向辅天补天之路形成天人一体的生态伦理思想。总之，儒家自然观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自然观，其精神内核就是“时中”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更为准确说儒家传统文化的自然观是一种“时中”的生态伦理自然观[8]。

（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生态观

道家生态思想最主要体现在它对自然山水的重构与再生上，自然景色只有在被道家赋予了它们以精神的灵性之后，才能超越它原有的纯粹自然的属性，才拥有了它超自然的价值[9]。“道法自然”，是先秦道家及汉唐以来的道教共同宗奉的中心理念和最高法则，是整个道家、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就是宇宙万物之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物得以生谓之道。”(老子· 第2章)同时“道”是 一切价值的最终根源，其中包括生态价值。在老子看来，“道”产生万物的过程，是一个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进行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既然人产生于这一过程，人的一切行为当然应以这一过程为范本，将“自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的根本含义。“道法自然”反映在人的行为方式上，则是“无为”。“无为”是指人类按照天地万物 的自然本性所采取的适应行为[10]。而“道法自然”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类社会的整体观和地球命运的责任感才会同人类本身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对现在和未来有着深远的意义[11]。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伦理文化，在“天人合一”的发展形态中“德性与人相合”始终是“天人合一”的主流形态。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概念的是北宋张载，他在《正蒙·乾称》中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12]。“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世界的有机生成而不是机械组合性，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界与人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追求天地整体的和谐[13]。“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广义上的“天”指大自然、无限的空间。狭义仅指与“地”相对的“天”。还有一种说法是“天”的概念有大、中、小之分。大概念的“天”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无所不包的大千世界，它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本身，包括无限宏观、无限微观。中概念的“天”是指自然界。小概念的“天”是相对地而言的“[1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处理“人”与“天”、“人文”与“自然”以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的理念。张载的“天人学说”要求人合天道，顺天道而为，人与天地精神统一，其理想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张载认为人与万物是相互依存的，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博爱思想，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反映了古代国人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感，放射出了理想主义的光芒。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始终，其蕴涵的生态政治意味给当今人诸多启示，如实事求是、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重品行、作表率”等思想作风，这些是中共党建永不言败的话题，也是先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15]。

（三）“万物一体”生态伦理思想概述

佛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主张“万物一体”，即人与自然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佛家认为，生命主体和生存环境作为同一整体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一切现象都处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果联系中，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自然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法界通融”。佛家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心与世界的关系，即“一心二门”。“一心”即宇宙之心，天地之本，是世间的物质和精神等一切现象的本质，也是众生本来具有佛性的依据，这一表述带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前者是说心具有无量的本有的功德，能产生人世和出世的善因果，它显示出心本性的一面;后者是说人世和出世的一切现象是真如本体的相和用，它显示心表象的一面，这与儒家“天人合一”的观点是相通的。

佛家的慈悲在强调保护自身生命的同时，更强调对其他生命体的关怀，甚至放弃自己的利益，保护其他生命体的权利。它从非人类中心和万物平等的立场出发，主张善待万物。佛家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在佛法上，“与乐”叫做慈，“拔苦，”叫做悲。佛教教导人们要对所有生命大慈大悲，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家倡导的“慈悲”心怀以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要求人们要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以平等心对待众生。“诸恶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在佛教中首恶是杀生，这里的杀生不仅意味着对人的生命的伤害，而且也包含对所有生物的伤害，不杀和不伤害的戒律规定着人与动植物的关系。珍惜生命是佛家的第一要求，为此，佛家要求佛徒素食、放生。佛家把世界万事万物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人与自然万物相辅相成、和谐相处，世界万事万物处于不断循环中。人对自然既要合理利用，又要积极保护，这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更有重大现实意义[16]。

（四）《周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周易》将天地乾坤看作是人的父母，人与天地是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高度一致的。天地存，则人存；天地灭，则人灭。“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正是顺从了天意，在大地上产生了。自然是人类产生的根源所在，我们不可能脱离了自然而存在。“天地之大德日生”．没有万物的自然也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妄为，自然的存在也需要万物的支持。《周易》试图用这种人与自然统一的观念，告诉人们自然的重要意义。《周易·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讲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的理想状况．也就是天地人同源同构同律的生态复合系统。自然界有其变化发展的规律．人只能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改造利用自然，使之为自己服务。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目的随意得去破坏自然．否则就会遭受到自然的报复．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周易》的天人和谐的思想还表现在它提出了“养”的范畴。这一范畴包含了宝贵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且还把“养”和“用”联系起来。认为功用的正确和永续的发挥离不开对承载功用的实体的“养”。《周易》中这种关于“养”与“用”的相互依存的思想更是难能可贵的，把这一思想加以引申．就是要处理好资源的“养”和“用”的关系，在资源的增殖的基础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7]。

二、研究意义

通过上述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追溯，不难发现，生态伦理主流思想不仅没有背离早期的生态伦理思想萌芽所勾勒的基本走向，相反，是在早期生态伦理思想萌芽基础上的进一步宣扬、遵从、解释、发展和深化。因此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萌芽奠定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走向，它起到了源流的作用[18]。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当然，这种生态智慧作为古典形态的理论，其当代运用还需要结合现实进行必要的改造。我们既要防止片面复古，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中生态观念与生态意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人们潜意识当中的积极意义，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9]。

农业是古人的主要事业，人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食、衣、住的问题。中国的古代农业(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生的经济基础，弗且连续发展几千年而未曾中断过，这在世界农业史上未曾有过，正如李约瑟说：“从公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年至1450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比欧洲总要进步得多”[20]。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教导人们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顺应大自然，爱护大自然，不破坏大自然。爱护农业生态环境，也就是爱护人类自己。农业生态环境～旦严重破坏，人类就要走向灾难。人类要从每日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反思一下，重温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益。人类要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天人合一精神、中庸之道精神、厚德载物精神等精神里醒悟，保护我们的家园，纯洁我们的食粮。人类需要碧水蓝天，人类不要污水黑烟；人类需要绿色地球，人类可以少要白色混凝土：人类需要五彩大自然，人类需要金色阳光；人类需要生机世界，人类不要寂静春天[21]。儒家人文主义运动的宗旨，在于以德化之天为依据，重建社会人伦纲常，从而摈弃对天的盲目崇拜。儒家以天德为法，修人德以效天德，因此产生了对于理想人生的道德预设——天人合一境界的不懈追求。在儒家思想中，伦理之天是人类社会道德之原，它是至善完美、自为自适的道德实体，是人的现实行为的法度和示范，也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权威督导。天，从而被赋予了完整的道德含义[22]。西方哲学思想对待自然、环境的思想是客体化了的、机械化了的、僵化了的、非人性化了的，使自然和环境失去了生机。与西方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一种主客交融的、有机的、灵活的和人性的方式来认识和对待自然和环境，所追求的目标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23]。如果人类能够理智地把握自己的行为，人与自然关系将会是更高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人类将以更高的认识水平和更全面的思维方式对过去进行反思，克服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不良倾向，树立有节制地利用资源的观念，为后代人留下生存与发展机会的观念，从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立一个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良性循环体系。将努力使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相分”良性互补，弃各自之短，取二者之长，利用更加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发达的科学技术，更好地利用和保护自然，实现“天人合一”与“天入相分”的真正统一，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从而步入人类文明的新阶段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协调系统各要素之间、社会与环境之间(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系统整体的发展和谐、有序、高效，达到持续发展[24]。生态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将促使人们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并引发人们更多的理性思考。运用生态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天入合一”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指导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非常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发展建设模式。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给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理论支持[25]。从文化生态学研究者对文化的定义来看，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机制，因此个体对特定文化的承接就是要学会通过特定适应机制去适应外部环境。通过特定适应机制去适应外部环境本身就要求个体能依据特定的方式思考和做事，所以文化的承接意味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养成。因此，传统文化在学校中的传承必然要求学校具有与传统文化相兼容的环境，这样才能使学生个体真正把传统文化当作自己适应环境的机制，才能真正表现出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学校中所传承的传统文化就是僵死的文化，是只能让学生去认识的文化，而不是让学生去融入的文化。创设与传统文化相兼容的现代学校，其实就是要根据传统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改造现代学校中的生态环境，从而使现代学校具有能与传统文化相依存的生态土壤，最终使生活于其中的学生能真正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适应机制或思维和行为方式来接纳。所以，要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学校的高效传承，这里需要对现代学校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改造的原则是实现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现代工业技术确实能更让人掌控自然，但这种掌控有一个界限：不能以限制学生自由精神生活为代价，要为学生留足能自由思想和行为的空间。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让人感受“天人合一”的学校自然环境。现代学校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一种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口余清臣

儒家的生态思想，某种意义上正是围绕着伦理德性这一核心展延其生态智慧和构筑其价值体系的，其主张“天人合一 ”从天人的整体观出发，将天道与人道相贯通，解释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一致性，肯定自然与人的统一，提出，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的圆融无碍，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教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强调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与自然生态道德的相互兼顾和自相协调。与此同时，儒家以积极的入世态度用人道来养颐天道，把万物的自然成长与天地生命的过程与仁义礼智联系在一起，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6]物者，谓之禽兽草木；爱者，谓之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可以看出，这里由亲亲扩及人类，由人类延及禽兽，由禽兽展延至草木等等，是在充分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和规律的基础上，阐扬人类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万物，使道德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的圆融中，将社会、家庭的伦理原则扩展到了自然界，体现出儒家所要维护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协调，以及对人类社会行为规范和自然物行为规范的内在统一，表达出儒家对生命伦理和仁爱精神的推崇，反映了其以人为本宽容和谐的价值取向[27]。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遥远的古代，但是却包含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合理因素和永恒的价值。作为人类完整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东方文化对于现代人类生态危机的克服具有可能高于，至少是不亚于西方文化的意义。现 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者大都寄希望于钻研和发掘东方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祈望从[28]中获得重大的启迪。21世纪中国生态伦理理论和规范体系的建构，在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生态伦理文明成果的同时，发掘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文化资源，将有助于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怀林，彭 熙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研究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人文社科系 重庆理工大学 [2] 刘晓楠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哲学意蕴及启示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

[3] 王立平,王正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5期

[4] 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牛文浩《创新》2013年01期

[5] 原丽红，朝克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资源现代转化的可能性思考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6] 董根洪 儒家真精神“时中”孔子研究 [7] 金景芳 论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历史研究

[8] 李超 论儒家的生态伦理自然观时中生态智慧与同心圆生态模型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9] 钟晓龙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研究

[10] 王 正，王立平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的现代阐释 长春师范学院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研部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11] 光善万,徐宜国 “道法自然”与道家生态观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 安徽合肥 [12] 原丽红，朝克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资源现代转化的可能性思考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3] 郑高花 天人合一”的理论建构生态伦理思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14] 王修智．十道 山东人民出版社

[15] 张卫国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政治智慧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佛家思想对生态文明的启示透析

[17] 李丹《周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18] 杨萍，连永，王立云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萌芽的源流作用 黑龙江科技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9] 张文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生态观与建设生态文明 哈尔滨学院 [20] 李约瑟 四海之内 上海三联书店

[21] 潘佑找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对农业环境保护的影响 [22] 衣养万物-《道德经》与生态文化

[23] 雷毅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4] 徐惠平可持续发展中经济利益博弈研究复旦大学学报，2000 [25] 钟晓龙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研究

篇8：儒家文化中的生态德育思想探微

一、“天人合一”

在中国古代的生态德育思想中,我们首推“天人合一”思想。所谓天人合一,其实就将自然界与人类看成一个整体,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人“天人合一”思想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一种对宇宙及自身认识的结晶,一种生态智慧和整体的世界观。“天人合一”思想不同程度反映在先秦各派学说(包括道家学说)中,但儒家独特表述和发展这一思想,把人的道德性赋予自然,提出尽心、知性、知天、人与天地齐的进取观点,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贯通天人的人生哲学。

天即天与地两个方面,或阴(坤)阳(乾)两极。我们可以解释为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儒家认为,天地乾坤是—个生生不息的创造生命和万物的过程。以自然现象和过程来说明人类社会,人类居于天地之间,兼备天地的顺承性与创造性,因而要求人类继承和发展天地之道,即遵循自然规律,与天地融合。

“天人合一”的关键点是“合”。既然人由天而来,故人的行为准则要与天的行为准则相融合。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准则要和自然界的规则、自然规律相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包含相接、相继、相通、相容、相合的意思。这种直觉的、朴素的、整体性世界观,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极大。中国人的思维总力求寻找事物相互间的一致。如本体论的“体用合一”,知识论的“知行合一”,伦理学上的“心性合一”,文化交流上的“中西合璧”,文学艺术上的“情景交融”等命题,都是明证。“天人合一”观念对中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为实现“天人合一”,《中庸》提出“自诚明”与“自明诚”。“自诚明,谓之性”,即发挥天命所赋予的道德本性,提倡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一条内在的“尊德性”的修养道路。“自明诚,谓之教”,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修道”方法,一条外在的“道问学”的方法。这两种修养中核心是“诚”,诚既是天道,又是人道。只有达到“诚”,才能成己成物,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立的崇高境界。实际上就是要让人类自身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真正的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爱护自然。将对自然的爱,内化为人类自身德行的一部分。

二、仁爱万物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围绕“人”展开的,并用“仁”界定人,主张“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学而》又提出“泛爱众”,这就是说孔子所表述“仁”的对象,是众人,不单指某一群体,表现了儒家学说以仁本思想为核心的“人学”。

当然,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是以人的血缘亲疏以及社会等级贵贱为核心,逐步由内向外扩展至万物,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孟子对“仁者爱人”这一基本原则作了阐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亲亲、仁民、爱物的三个顺序的有等差的仁爱。首先是父母、兄弟、夫妻及家族的爱,然后是朋友、邻人及天下人,然后是人之外的万物生命。这与道家的“物无贵贱”,以及当下生态伦理的万物平等似乎有所差异。但是这是最符合人本身思维的一种朴实思想,只有首先爱自己父母兄弟,才能爱他人,只有做到了对“人”的仁义,才能做到对“天”,即自然的仁义。

儒家的朴素的生态伦理,是一种推己及人,由己及物的道德观。推己及人,即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的做法是“忠恕”或“恕”。自己不想做的,不要强加于别人,这就把人看作人,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由己及物,指人固有的一种爱护和怜恤生命的恻隐之心,当动物遭受伤害的哀鸣或杀戮的惨状,会引发人对动物乃至世间一切生命的同情。儒家这种以鸟兽昆虫为同类的同情心理,给民间保护动物以深刻的影响。如“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反映了人们保护动物的心声,也是人类向善的原始本能心理的体现。汉代经学家董仲舒又把爱护鸟兽动物当作“仁”的内容。这说明,仅仅爱人,还不足以称之为仁,只有将爱人扩展到人之外的自然界,及自然界中的所有其它存在物,如爱鸟兽昆虫等生物,才算是仁。所以儒家的仁学,不只包含人际伦理,且包含生态伦理。宋代大儒张载的“民胞物与”,理学家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观念,终于把“仁”的对象扩大至天地万物及整个自然界,在伦理上实现了人道和天道在理论上的彻底贯通。

三、生生之德

生态伦理的主题是围绕“生”展开的,这与儒家所阐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谓不谋而合。“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就是说天下最高的道德,是尊重和珍惜自然界一切生命形式。这就将爱护、珍惜自然界提升到了一种人类道德的高度。

儒家谓之天地的“生”指由阴阳开合的内在运动,不断创生,化育万物而成为一个有机和谐的生命整体。实际上就是自然界各种生命形式新陈代谢、此消彼涨、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既然万物生生不息、相互关联,那么“生”或生命不能仅仅关注人类自身,更应该推及人类之外的所有生命形式。基于此,张载提出,人与天地万物同源于阴阳交合,万物都是由乾父坤母聚合所生的子女,在把所有的人看成同胞的同时,人以外的自然万物生命亦是人类的朋友与伙伴。这种表述,既说明自然界生态的整体性,又阐明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一体性、关联性———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必须珍惜万物的“生”,这会使人类能更好地“生”,一种与万物生命并存共生的生态。

但是人类生存的需求,又要利用和改造自然物,这会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对生命的损害。但是儒家并非完全排斥利用和改造自然物,包括其它形式的生命。儒家的思想是有节制的利用,而非滥用。为此,儒家倡导“时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节用”(爱护自然资源)、“惜物”(珍惜自然物)等措施,其目的是维护万物“生”的平衡———维护生态系统和物种种群的稳态、平衡,勿使万物因被人类利用索取而失去平衡。

四、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或“中和”观念,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数千年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中国人的性格塑造都有巨大影响。中庸思想的产生,由来久远,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一直传至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明显特征之一。

中庸之道首先是一种人类的行为准则,不但适用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与人与自然界之间。因为人类改造自然界越来越居于主动地位,就越发要强调人与自然界的“中庸”。孔子认为,任何一种行为,如处理不当,都有流于偏颇的可能。因此必须用“中庸”来调节,使之贯彻于道德行动之中。中庸之道是一种思想方法。中庸之道既反对“太过”,又反对“不及”,反对固执一端而失之于偏激或片面,强调中道、中和,即和谐。以往我们对“中庸”的理解有时出现偏差,认为是没立场、墙头草等,实际上这都是对“中庸”的误解。中庸之道强调的“和”显然不是和稀泥或不讲原则的调和折中。中庸之道反对的是,无视时空条件的固执,以及只看到单方利益的偏激,而要“叩其两端”来对待和把握事物,从“和”的意愿出发,找到双方的共同点,保留各自不同看法,求同存异。中庸之道从本质上就是求同存异。双方或多方有不同看法与诉求是极正常的,关键要找到共同点,共同点的认同即是“和”目的的实现。

中庸之道是一种人生境界。即“中和”的境界。当然,这里的“中和”体现自然与人的和谐。天与地要在各自恰当位置运行,万物自然自在长成,社会与自然和谐为一。任何破坏这种自然平衡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甚至会带来灾难。

参考文献

[1]胡筝.生态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黄国波.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在高校德育中的价值[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