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史

中国近代音乐史（精选6篇）

篇1：中国近代音乐史

1、我国清代戏曲的四大声腔有哪些？

答：昆腔、高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

2、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代表性曲艺音乐品种有哪些？各举一例

答：北方的鼓词（山东大鼓，京韵大鼓），南方的弹词（苏州弹词）

3、什么叫“学堂乐歌”？

答：自1904年左右开始，在新式学堂开设的“乐歌课”上教习的歌曲（1903年，张之洞首先将音乐课作为课程在新学堂中施行）。这些歌曲的曲调太多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歌曲（包括一些艺术歌曲），由一些留学欧日回国的学人填上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涵的新词而成。代表曲目有《何日醒》（夏颂莱编词）《中国男儿》《十八省地理历史歌》《黄河》《扬子江》等。

4、创作和教习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答：沈心工（重点了解）曾志泯，李叔同（重点了解），高寿田，冯亚雄等

5、学堂乐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的意义？

答：1学堂乐歌是欧洲音乐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新民族主义文化在音乐领域的萌芽，2学堂乐歌为中国“新音乐”的诞生和发展开启了源头；3为后来我国的军歌，工农革命歌曲和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开了先河；4为欧洲音乐文化的知识和技能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5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家。

6、歌曲《满江红》（岳飞词）的来历？

答：1925年，“五卅运动”中杨萌浏将元代诗人萨都喇作词的《金陵怀古》一曲，填上岳飞的《满江红》词而成，这首歌曲从1920年代下半叶以来，在我国传唱甚广。

7、从20世纪以来的“新民歌”看民歌的传承演变规律。

答：民歌在传承中，其曲调的变化比较缓慢，但歌词总是在满足现实需要的动机作用下随时处于变化之中，如《五更调》《孟姜女》《苏武牧羊》等，以及30-40年代的“红区民歌”和“解放区民歌”等都体现这一规律。

8、我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

答：上海国力音乐专科学校，成立于1927年，这所学校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音乐的开始。

9、“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主流价值判断是什么？

答：（P53-P54）欧洲音乐中心“以西为师”和“西化”；中国音乐“落后”和“不科学”。

10、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学建设的主要贡献?

答：王光祈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在音乐学领域中努力进行探索的理论家。主要著作有《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通过这些论著，他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欧洲音乐文化和理论，并促使人们重视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此外，他还在世界第一个提出了欧亚上存在的三个主要音乐体系的理论。

11、萧友梅对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历史贡献。

答：（P58）萧友梅是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创办者和首任校长。他在专业音乐教育的学科建设，教材，教法，音乐创作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本土的专业音乐人才，中国的专业音乐作曲也自他而始，改变了中国历史上音乐的“集体创作”和“依曲填词”的创作传统。

12、赵元任的“中国化”音乐发展观与实践。

答：（P62—P69）要点：第一个注意到中国语言与中国音乐之间的特殊关系，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中国音乐发展道路，对于其“中国化”音乐发展观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如《教我如何不想她》，中国化的和声探索等）。此外，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大型合唱曲《海韵》的曲作者。

13、刘天华对中华民族乐器发展的贡献。

答：（P75—P80）要点：1在五四及以后西化之风甚嚣张上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改进国乐”的主张，明确提出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应该“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神，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2批评了音乐的贵族化倾向，提倡音乐为民众服务；3通过二胡音乐的创作，表演，研究和教学，身体力行并卓有成效地实践了自己“改进国乐”的主张。4此外，他还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中最早和有意识地对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搜索和整理的先驱人物之一。

14、1920年代工农革命歌曲与“学堂乐歌”在音乐风格方面的主要区别？

答：前者大量采用了中国民歌中的城市小调进行重新填词而成，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特征，如澎湃用海陆来民歌填词的《田崽骂田公》、《五一劳动节》等；/后者的曲调来源则主要是欧洲和日本的歌曲，故而以西洋和东洋音乐为主。

15、瞿秋白对工农革命歌曲传播和创作的贡献。

答：（P84—P86）要点：《国际歌》传入中国的最早介绍者和译词者（1923年6《新青年季刊》）；工农革命歌曲中最早的创作歌曲之一《赤潮曲》的作者（1923年6《新青年季刊》）。16、1920-30年代红色根据地革命歌曲的主要音乐风格特征。

答：（P88—P93）与工农革命歌曲相似，主要由民歌（城市小调）曲调填词而成，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音乐风格（传统民族化音乐风格），如《红区干部好作风》就是用江西兴国山歌《打支山歌过横排》曲同填词而成。

17、我国第一部清唱剧体裁歌曲的曲目，创作年代，创作者背景和作者。

答：（P106—P108）《长恨歌》1932年—34年，上海“一"二八事变”，黄自。

18、聂尔对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贡献。

答：（P124—P134）要点：左翼音乐运动的旗手，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音乐家，电影和戏剧音乐的早期重要创作者之一；《国歌》（《义勇军进行曲》，1932）的曲作者。

19、冼星海对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贡献。（重点）

答：（P153—P170）要点：抗日救亡音乐的旗手；中华民族新音乐（中国传统+西方风格的音乐）的成功实践者；中国现代合唱套曲的最伟大创作者之一（《黄河大合唱》1939年，中国合唱套曲创作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20、什么叫“秧歌剧”？

答：1940年代初，在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新秧歌剧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歌舞小戏，其特点是：以故事化的歌舞表演为主，人物，情节，化装，表演上都比较简单，一般在露天的广场演出，其音乐多采用陕北民歌曲调和地方戏曲，曲艺音乐填词改编，其内容大多与抗战，生产和反帝反封建相关。其代表性剧目有《兄弟开荒》、《夫妻识字》、《周子山》等。

21、什么叫“新歌剧”？（定义重点）

答：以1945年歌剧《白毛女》的上演为起始标志的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民间音乐风格特征的歌剧体裁，新歌剧产生于西方歌剧与边区秧歌剧相融合的实践基础之上，其音调广泛地采用了中国民歌（如河北民歌《小白菜》）和戏曲曲艺音乐教材，并吸纳了欧洲歌剧中戏剧化的音乐表现手段（如咏叹调，宣叙调的不同功能应用，人物的主导性音乐主题及其发展，和声、复调、合唱、伴唱、重唱和管弦乐队的应用等）。新歌剧的代表性歌剧作有《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小二黑结婚》、《柯山红日》《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等。

篇2：中国近代音乐史

这个时期音乐发展的特点：

①传统音乐随社会变化而有相应调整，以求自身保存，主导地位下降。

②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新文化的出现，产生了新音乐，不断发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③社会政治变化，对音乐影响深刻，有过各种政权下不同政治色彩的音乐文化同时共存，呈现了复杂、多元的特点。

清末以来随西方音乐传入逐步建立的不同此前传统音乐的近代新音乐，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①以学堂乐歌为中心的启蒙阶段，由1898年康梁上书开办新式学堂，至1919年“五四”前。新音乐文化获得坚实基础，出现一批普通音乐的教育家。

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二十年代末。发展迅速，新型音乐教育机构建立，为专业音乐发展奠定基础，出现一批专业音乐家。

③三十年代，国立音专的专业音乐创作和演出，全国性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贯穿这个时期。大多是声乐作品，器乐较少。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出现《黄河大合唱》具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④四十年代，中国处于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三种政权并存局面，音乐文化发展呈现不同色彩。仍以声乐作品为主，器乐创作明显提高。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歌剧创作里程碑式作品。

传统音乐的发展戏曲

京剧等较大剧种已经定型。一些优秀京剧艺术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原来艺术形式大胆改革，扩大了京剧的表现力。

梅兰芳，创编进步时装新戏和革新的古装新戏《洛神》、《天女散花》；对传统剧目《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进行新的加工创造；编演爱国戏《抗金兵》。对旦角艺术进行改革，创立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为一体的“花衫”，雍容华贵、凝重流畅的唱腔，形成独特风格的“梅派”。另外，伴奏加进二胡、月琴，一些新戏中采用新的配乐手法。三十年代赴美、苏，赢得国际声誉。

周信芳，创编进步时装新戏、新编历史剧，编演《四进士》等。发扬“海派”改革创新精神，强调唱腔与语言的结合，形成质朴刚健、铿锵顿挫、富于激情的“麒派”

程砚秋，编演《荒山泪》、《窦娥冤》等，艺术上勇于革新创造，广泛学习其它剧种和西方音乐，创造委婉幽咽而又刚劲的“程派”。

还出现了富连成班（1904年，叶春善筹组，在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1930年成立于北京）、昆曲传习所（1920年，穆藕初创办，在苏州）

锡剧、沪剧、扬剧、淮剧、楚剧、黄梅戏以及评剧、越剧等地方小戏迅速发展提高。评剧由河北“对口莲花落”于东北“蹦蹦”合流而成。农民剧作家成兆才创作了近百个剧目，《杨三姐告状》轰动一时。著名女演员花莲舫、李金顺、白玉霜做了很多改革创造，白将评剧带到上海，扩大了影响，一跃成为全国性大剧种。

越剧，二十世纪初由浙江嵊sheng县多种民间音乐发展而成，初为男演员组成的“的—班”，进入上海后，吸收其它艺术表演经验，改革原有形式，改称“绍兴文戏”，后女班盛行，又称“女子文戏”。女班“四季春班”影响最大，有袁雪芬、傅全香等。袁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改编演出《祥林嫂》，反响强烈。

说唱

以老曲种不断成熟、新曲种不断产生为发展特征。京韵大鼓清末民初已有刘、张、白三个流派，三十年代白凤鸣创立苍凉悲壮的“少白派”，骆玉笙创立抒情宽厚的“骆派”。

山东大鼓进入城市后，吸收吸取、小曲唱腔，有了新的面貌。三十年代为“四大玉”昌盛时期，谢大玉在京津沪演唱多年，录制不少唱片，扩大了山东大鼓的影响。

河南坠子民国初年传入北京，继而传到津沪等地，遍及全国。形成乔清秀的“乔派”、董桂枝的“董派”。

苏州评弹清末进入上海，随着广播、唱片的传播普及，进入了鼎盛时期。形成多种流派风格纷呈的繁荣局面。夏荷生的“夏调”、祁连芳的“祁调”、蒋月泉的“蒋调”、杨振雄的“杨调”、朱雪琴的“琴调”、徐丽仙的“丽调”等。

四川清音原来流行于农村乡镇，三十年代进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李月秋在创腔、演唱方面有很大影响。

器乐

主要体现在民间社团、地方乐种、艺人的创作和演奏等方面，另外，合奏比独奏发展更快。

当时出名的民间社团有天韵社（1911年）、大同乐会（1920年上海郑觐文发起）、今虞琴社（1934年）等。他们经常研习、演奏，也整理改编传统乐曲，做出突出贡献。大同乐会柳尧章以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其中出现了吴畹卿、沈肇洲、汪煜庭（以上均为琵琶）、周少梅（二胡）、杨宗稷（古琴）等著名演奏家

发展较大的地方乐种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福建弦管、汉乐、北方吹歌等，通过各自乐社活动进行发展，进入城市后通过各种媒介扩大影响，积极传授技术培养人才，编印曲谱，改革乐器，保存发展了传统乐种。

江南丝竹民国初年，在江苏、浙江的中小城市盛行，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发展格局。用琵琶、二胡、扬琴、三弦、笛、笙、箫以及鼓、板、木鱼、铃等，曲目有八大名曲《欢乐歌》、《行街》、《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慢六板》、《云庆》、《四合如意》。

广东音乐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清末民初广东的戏曲乐队、街头艺人、农村“八音会”等常常演奏戏曲过场音乐和民间小曲。早期琵琶主奏，辅以筝、箫、三弦、椰胡；之后出现“五架头”硬弓组合，二弦、提琴（似板胡的中音乐器）、三弦、月琴、横箫；吕文成将二胡改为钢弦，定弦提高四度，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扩大把位，获独特音响效果，1926年首次使用高胡，获极大成功，广东音乐风格、特点有了很大变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出现“三件头”软弓组合，高胡主奏，秦琴、扬琴。吕文成创作改编近二百首乐曲《平湖秋月》、《步步高》等。名家还有严老烈《旱天雷》、《连环扣》，丘鹤俦《娱乐升平》、《狮子滚球》，何柳堂《饿马摇铃》、《赛龙夺锦》，以及何大傻、尹自重、易剑泉等。

为民族器乐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一些民间艺人华彦钧（阿炳），江苏无锡人，精通二胡、琵琶，留给后人三首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堪称精品。杨元亨，河北人，擅管子、唢呐，有《小二番》、《放驴》等。

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由清末康梁“变法维新”上书开办新式学堂开始，他们鼓吹乐歌在思想启蒙方面的作用，强调乐歌课的重要性，庚子事变后，清廷1904年颁布学堂章程中认可开设乐歌课，当时称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或为学堂唱歌而编创的歌曲为学堂乐歌。直至1923年改称“音乐课”，逐渐不用“乐歌”一词。

内容大多反映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也有对少儿进行一般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在当时具先进意义。

基本是填词歌曲，曲调大多来自日本欧美流行歌曲，用民间曲调不多，创作曲调的更少。不仅在思想启蒙方面给当时青少年深刻影响，还给中国音乐带来一种新的集体歌唱形式，为后来群众歌咏运动打下基础；使西方音乐形式包括乐理、记谱、唱歌、乐器等得到初步传播，促使中国音乐界思考如何建立新的中国音乐文化；还造就一批创建发展学校音乐教育、传播现代音乐文化的音乐家。

沈心工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音乐教育，编写大量学堂乐歌。《体操-兵操》（男儿第一志气高）、《革命军》、《竹马》，自己作曲的《黄河》。针对儿童心理特点，词意浅而不俗，词曲结合好，容易上口。

李叔同天津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绘画、音乐，编辑出版我国最早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回国后从事教育，1918年出家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一生在美术、音乐、书法、篆刻、戏剧、诗词等方面颇有建树，影响很大。编写乐歌大多是咏物写景的抒情作品，《送别》《西湖》《忆儿时》等，自己作曲的《春游》，文辞优美，富有意境韵味，词曲结合流畅自然。

曾志愍min上海人，致力开展普及音乐的活动，创办上海贫儿院音乐部；编写学堂乐歌，《练兵》、《扬子江》等；编写出版音乐著述《乐理大意》、《歌唱及教授法》、《乐典教科书》、《音乐全书》、《和声略意》等。

专业音乐教育新型音乐社团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19年成立，会长蔡元培，导师肖友梅等，出版期刊《音乐杂志》。1922年改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

中华美育会，1919年，吴梦非、丰子恺等发起，在上海成立。成员大多为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曾出版会刊《美育》。

国乐改进社，1927年，刘天华等发起，在北京成立。出版不定期刊物《音乐杂志》，对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创作有一定贡献。

早期音乐教育机构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年）、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6年）。

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1927年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倡导支持，肖友梅牵头组建，蔡任院长，肖任教务主任，标志中国专业音乐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奉命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肖友梅。

这些学校都接受蔡元培“美育”主张，通过艺术培养高尚情操自由个性，达到改善人生改善社会之功效。以传授西洋音乐为主，参照欧美教育体制，也设国乐课程。

专业音乐创作

萧友梅，广东中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回国立志创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组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音乐院，罗致高水平教师黄自、青主、应尚能、周淑安等，采纳西洋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又结合国内实际，设立本科、师范等以及作曲、键盘、器乐、声乐、国乐等专业，编写教材，被誉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宗师”。他创作许多各种体裁的作品，歌曲《问》、《五四纪念爱国歌》，合唱《春江花月夜》，大提琴《秋思》等。管弦乐《新霓裳羽衣舞》是根据白居易诗意揣度唐代大曲模式风格创作的大型器乐曲，在曲调、和声上力图突出民族风格。1920年《卿云歌》，是辛亥后政府颁布的第一首国歌。

赵元任，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音乐家。1915年创作钢琴曲《和平进行曲》，是目前所见发表最早的中国钢琴曲。还创作了很多歌曲《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及合唱《海韵》。多选用“五四”时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等新诗，有强烈反封建的民主爱国精神，作为语言学家他很注意声调、音韵的特点，吸收民间音乐语言，优美流畅，口语化，具鲜明独特民族风格。刘天华，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1927年成立我国第一个以民乐改革为宗旨的“国乐改进社”。他创作了十首二胡独奏曲、三首琵琶独奏曲以及练习曲、合奏曲等。他的二胡音乐，不仅保持二胡特色，而且在演奏技术、创作思维上借鉴西洋乐器和西方音乐手法，提高了二胡的表现力，带来新的风格和时代气息。他的创作都是个人内心感受的抒发，编写练习曲参考了钢琴、小提琴的教学经验，改变过去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培养许多名家，形成我国第一个独具风格的二胡学派。还对二胡进行了改进，记谱法、定弦法提出自己观点。推广二胡音乐，多次在音乐会上演奏，录制唱片。在他多方努力下，二胡以高超演奏技巧、丰富艺术表现力成为现代民族乐器重要的独奏乐器。

黎锦晖，湖南湘潭人，创办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修学校（后改名明月歌舞剧社），是红极一时的歌舞团体。热心儿童歌舞创作，写了十二部儿童歌舞剧、二十四部儿童歌舞表演，《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广泛流传。抓住儿童心理特点和兴趣选择题材构思情节，剧情发展适合儿童理解力，歌词通俗易懂，接近口语化，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吸收一些民间传统曲调，探索新的戏剧化音乐形式。

王光祈，青年时代曾组织“中国少年学会”等著名社团，留学德国，改学音乐是为了达到音乐救国目的。他是最早运用比较音乐学方法进行音乐理论研究的，主要著作《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欧洲音乐进化论》等。

黄自，江苏川沙人，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作品管弦乐《怀旧》，是我国音乐家创作较早的交响乐，是美国交响乐队演出的第一部中国作品。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和教授，培养出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以及丁善德、谭小麟等一批音乐家。他创作许多高水平的音乐作品，艺术歌曲《点绛唇》、《南乡子》、《花非花》、《玫瑰三愿》、《思乡》，爱国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根据白居易诗创作的大型声乐套曲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他的创作，作曲手法娴熟、构思严谨、意境刻画清新典雅、鲜明的中国古典文化精神是主要特征，在探索和声、复调手法民族化方面有独到见解。在和声学、音乐史等方面有相当数量的理论著述。他的努力，对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青主（廖尚果），广东惠州人，留学德国，回国投身北伐革命，1927年以“著名共党”被通缉而“亡命乐坛”。1930年出版我国近代最早音乐美学著作《乐话》、《音乐通论》。就音乐的本质、特殊性、功能、民族性做了系统论述，提出音乐是“上界的语言”。他还写了很多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古典诗词谱曲，《大江东去》《卜算子》。

丰子恺，浙江崇德人，音乐、文学、绘画方面有广泛影响，编译的音乐书籍有《音乐入门》、《音乐十八讲》、《音乐的听法》、《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等。

贺绿汀（钢琴曲《牧童短笛》，将优美民歌旋律以对位处理，流露一种中国式的田园诗情和意境，是近代中国钢琴音乐杰作。后来他的创作主要在电影音乐，如《秋水伊人》、《四季歌》等民族风格浓郁的抒情歌曲，还创作《嘉陵江上》、《游击队歌》、《垦春泥》等抗战歌曲。）刘雪庵（创作著名的抗战歌曲《长城谣》、《流亡三部曲》，抒情歌曲《红豆词》、《飘零的落花》，民族风格浓郁、旋律优美，广为流传。另外也为一些商业影片作曲，写了《何日君再来》、《早行乐》，当时产生不好影响。）、陈田鹤（《采桑曲》、《江城子》）、江定仙（《静境》、《岁月悠悠》）。

后人称贺、刘、陈、江为黄自的“四大弟子”。革命音乐的发展工农兵革命歌曲

随着北伐胜利挺进，工农革命蓬勃开展，产生了革命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国民革命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歌》、《五一劳动节》、《农会歌》等。1927年南昌起义后，共产党建立根据地，用歌曲发动群众、宣传革命，当时流传《当兵就要当红军》、《十送郎当红军歌》、《共产儿童团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革命音乐团体

高尔基戏剧学校，1933年成立，是我国最早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文艺干部的艺术学校，校长李伯钊，在艰苦条件下，为工农红军、民主政府培养了很多文艺干部，配合斗争进行创作和演出。

蓝衫团，1933年成立，少共中央局发起，共青团员组成的文艺团体，负责人李伯钊，推动根据地的群众文化活动。

八一剧团，以此为基础在瑞金建立了工农剧社及各地分社。战斗剧社，在贺龙领导的红军中成立。左翼音乐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4年由聂耳、田汉、任光、安娥、吕骥等成立上海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介绍宣传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参加当时进步电影、戏剧如《渔光曲》、《桃李劫》、《风云儿女》、《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有关活动包括作曲，向市民教唱革命歌曲、传授音乐知识、组织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

1936年为有利于组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解散了左翼文化组织，左翼音乐工作者纷纷加入救亡音乐行列。

抗日救亡音乐

1931年“九一八”后，当时音乐院校有抗日歌曲创作，如黄自《抗敌歌》、《旗正飘飘》，左翼音乐运动也有优秀抗战歌曲创作，如聂耳《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

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上声势浩大“一二九”运动，抗日热潮日益高涨，出现以上海为中心的救亡音乐团体，刘良模的“民众歌咏会”，聂耳、吕冀的“业余合唱团”。京津沪等学生组织的歌咏团，走向中小城镇、农村、前线。推出一大批抗战歌曲，孙慎《救亡进行曲》、冼星海《救国军歌》、孟波《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吕骥《保卫马德里》、张寒晖《松花江上》、任光《打回老家去》、阎述诗《五月的鲜花》等。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推向高潮，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演剧队、歌咏团，走向前线和内地。1938年武汉处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专管抗战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冼星海、张曙负责音乐工作，武汉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歌咏大会。这个时期抗战歌曲有麦新《大刀进行曲》、贺绿汀《游击队歌》、刘雪庵《长城谣》、张曙《丈夫去当兵》、冼星海《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

与此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歌咏运动也在深入开展。另外，在海外也广泛开展。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广泛的群众爱国音乐活动，发挥了巨大的鼓舞动员作用，促进了革命歌曲的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的发展普及。

聂耳，云南玉溪人，1931年考入上海的明月歌舞团，1933年参加左翼音乐运动，是主要骨干。从1933年开始音乐创作到1935年逝世，创作了三十七首歌曲，大多为电影、戏剧的插曲。

他创作的群众歌曲，反映工人阶级生活斗争的较多，《开路先锋》、《大路歌》、《码头工人歌》，是我国第一个准确刻画工人阶级形象的作曲家；爱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表现中国人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革命精神。他的抒情歌曲《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飞花歌》、《梅娘曲》等，反映人民的苦难和不平，尤其是备受压迫剥削的劳动妇女。他的歌曲在表现内容与艺术形式上都体现了时代精神和革命趋向，有鲜明民族风格、强烈时代气息，成为大众心声。他实践了音乐如何为劳苦大众服务，如何塑造被压迫阶级音乐形象，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借鉴西洋音乐技术。他被誉为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奠基人。

冼星海，广东番禺人，早年入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音乐院，留学法国，1935年回国后即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主要骨干，1938年去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40年派往苏联，病逝莫斯科，被誉为“人民音乐家”。

代表作《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背景，歌颂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九个乐章，用朗诵、乐队加以贯串，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音乐发展有严密的内在统一性。吸收民间劳动号子、对唱形式，又借鉴西方多声部合唱技术，具中国传统音乐风韵、新时代特征、史诗性和交响性，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对后来大型合唱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音乐新音乐社，1939年由李凌、赵枫为代表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组织成立，出版月刊《新音乐》。中华交响乐团，1945年5月在重庆成立，中国自己组织的具一定水平一定规模的管弦乐团。

台湾交响乐团，1945年12月蔡继琨筹划建立台湾第一个大型交响乐团，并出版了台湾第一个音乐刊物《乐学》。

四十年代国统区音乐，以声乐为主，讽刺歌曲是颇具特色的形式，揭露社会的黑暗，对民主自由的新社会的向往。如舒模《你这个坏东西》、费克《茶馆小调》、宋扬《古怪歌》、孙慎《民主是哪样》、罗忠熔《山那边呦好地方》等。抒情歌曲有宋扬《苦命的苗家》、《读书郎》、汪秋逸《淡淡江南月》、谭小麟《鼓浪矶》、林声--《满江红》等。此外，黄源洛的歌剧《秋子》、丁善德的钢琴作品、陆修棠的二胡曲《怀乡行》、刘北茂的《小花鼓》较有影响。

重庆国立音乐院“山歌社”，对一些民歌进行创造性加工，深受欢迎，陈田鹤《在那遥远的地方》、江定仙《康定情歌》、谢功成《绣荷包》

马思聪，广东海丰人，少年留学法国，三十年代回国，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和有影响的作曲家。小提琴曲有《摇篮曲》、《内蒙组曲》（其中的第二乐章-思乡曲是他的成名作）、《第一回旋曲》、《西藏音诗》、《牧歌》，民族风格浓郁，常用自由变奏。他还写了交响乐《山林之歌》，以及大合唱《民主》、《春天》、《祖国》。

谭小麟，广东人，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留学美国，回国后在母校任作曲系主任，他的音乐淡泊清秀隽永，室内乐《小提琴与中提琴的二重奏》、《弦乐三重奏》、《浪漫曲》，无伴奏合唱《正气歌》，民乐合奏《湖上春光》，还有艺术歌曲《别离》等。

江文也，台湾人，少年时到日本读书，成为日本较有名气的作曲家、歌唱家，多次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是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作曲家，1938年回到北京。创作了管弦乐《台湾舞曲》、《孔庙大成乐章》，钢琴曲《北京素描》、《十六首断章》、《北京万华集》以及根据民歌、古曲、古诗词创作的声乐作品。

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音乐

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成立于延安，院长吴玉章，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系，短期培训和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文艺干部包括安波、李凌、马可、卢肃、张鲁、梁寒光、刘炽等

成立了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边区音乐工作者协会、抗日军政大学合唱团、延安合唱团等艺术团体。

在艰苦条件下，出版了《边区音乐》、《歌曲》、《民族音乐》等音乐刊物。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研究，冼星海《民歌研究》、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安波《秦腔音乐》等。出现一批经过专业音乐工作者整理加工并演唱推广的新内容的新民歌，如《东方红》、《绣金匾》、《生产忙》、《拥军花鼓》等。

音乐创作 大合唱作品有冼星海《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郑律成《八路军大合唱》、吕骥《凤凰涅盘》、安波《七月里在边区》、沈亚威《淮海战役组歌》；

歌曲创作有马可《咱们工人有力量》、《南泥湾》、《我们是民主青年》，郑律成《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延水谣》，李劫夫《坚决打他不留情》、《歌唱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歌》，吕骥《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曹火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李伟《行军小唱》，徐曙《晋察冀小姑娘》；

器乐创作有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可的管弦乐《陕北组曲》、贺绿汀的《森吉德玛》。秧歌运动

秧歌是北方农村流行的民间歌舞形式，新春时在广场上表演，分大场、小场。秧歌剧是小场秧歌，两三个角色，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小戏，音乐大多采用当地民歌、戏曲、歌舞的音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工作者掀起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向民间学习的热潮，次年春节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以及边区都组织秧歌队走上街头，举行规模浩大的演出活动。在传统秧歌基础上，加进新时代思想内容，吸收陕北民歌、戏曲的眉户、道情、民间歌舞以及话剧、舞蹈，成为新秧歌。随解放战争节节推进和不断胜利，推向全国。

影响较大的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歌剧《白毛女》

由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作曲。

①通过音乐细致刻画剧中人物形象，使之性格化、戏剧化；

②广泛吸收民间音乐，作为主要人物的主题音乐基础，喜儿用河北民歌《小白菜》，杨百劳用山西民歌《捡麦根》；为体现喜儿在戏剧情节不断变化的性格需要，用戏曲音乐创作手法使人物性格得到多层次展示，“北风吹”在《小白菜》基础上变化，表现她的天真活泼，“哭爹”吸收哭调散板拖腔，表现她极度悲痛，“我要活”吸收秦腔悲调和散板的节奏特点，吸收河北梆子音乐特点，表现她由悲到愤再到恨的情感变化。

③吸收西方歌剧创作经验，如独唱、伴唱、重唱、合唱的穿插运用，音乐、歌唱、说白、表演有机结合。

篇3：中国近代音乐史

程懋筠, 1900 年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他天资聪颖, 自幼谙熟国学, 尤其热衷京剧、古典文学。1918 年, 他随其兄留学于日本, 在东京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和声乐, 由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被评选为“特生”。程懋筠于1926 年学成回国之后, 相继在江西省立师范学校、南昌一中、二中等学校任音乐老师, 并于1928 年在浙江省立湘湖师范学校、江西国立中正大学、上海国立幼师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任音乐教授[1]21。

1928 年, 国民党中央向全国公开征选“党歌”, 并将孙中山的“黄埔训词”为歌词, 程懋筠先生的应征作品被选为党歌, 他的作品铿锵有力、有着庄严的曲调,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1930 年国民党决定以“党歌”代“国歌”, 1937 年正式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程先生从此声名鹊起。

1933 年, 程懋筠先生和萧而化、缪天瑞等著名音乐家创建了《音乐教育》月刊, 该刊栏目众多, 内容广泛, 如创作、评论、随笔、通讯、乐闻、报告、乐曲诠释、中外音乐史等。1949 年5 月, 上海解放, 程懋筠带病与市民群众一起上街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在目睹新中国成立后, 程懋筠情不自禁地把满腔爱国热情化作流动的音符, 谱写了一曲《新中国颂》发表在《上海音乐》创刊号上, 此曲既表达了程先生对新生活的向往又表达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赞扬和热爱之情。程先生后又致力于新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并加入“九三学社”。

1951 年, 程懋筠先生受邀前往甘肃, 途径西安突染重病, 后返南京疗养, 1957 年7 月31 日, 这位伟大的爱国音乐家在南昌逝世, 结束了他的音乐人生, 年仅五十八岁[2]46。

二、程懋筠对中国近代音乐历史起到贡献的背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程懋筠先生在中国乐坛上叱咤风云, 他创作了类型多样、体裁多重的歌曲近百首, 特别是关于抗日爱国的歌曲, 还多次带团到处巡演, 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对我国的社会音乐教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 他还发表了很多抗日救亡作品, 报道了全国各地的救亡活动, 在我国抗战时期乃至音乐史上具有伟大的功绩。其中最早创作的也让他“一曲成名”的就是台湾当局一直沿用的“中华民国“”国歌”———《中华民国国歌》。这首歌, 在我国20 世纪30—40 年代的社会生活中, 曾经产生过极其广泛的影响, 起过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然而“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 我国音乐教育界、音乐史学界, 总是避而不提、不谈, 更说不上研究程懋筠, 似乎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位具有多方面音乐才能、在多个音乐领域作出不同程度贡献的爱国音乐家”。1988 年, 《交响》 (西安音乐学院报) 上刊登的一篇《程懋筠生平简介及其创作研究》引起了音乐学界的关注。2007年, 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组织举办了纪念程懋筠的学术活动, 自此, 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开始关注程懋筠先生的相关事迹, 各种报道相继“横空出世”, 令世人了解到这位五十年前在中国乐坛上举足轻重的爱国音乐家。

三、程懋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历史贡献

1.在音乐创作方面的突出价值。程懋筠在日本接受了八年专业的音乐教育, 主修声乐, 兼修作曲, 所以他不仅具备高超的演唱技巧, 而且在作曲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1928 年, 易大安根据孙中山1924 年6 月16 日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开学时的训词内容编写成歌词, 程懋筠的谱曲因“曲调庄严和平、雄壮有力, 有激发民族意识之功效”而在一百五十余件作品中拔得头筹, 1929 年1 月10 日由国民党中常委第190 次会议核定为“党歌”;1943 年被国民政府正式确立为《中华民国国歌》。在努力实现两岸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 打击“台独”分子的今天, 这首歌在祖国宝岛的回响, 仍有着它独特的意义。

程懋筠先生在抗战时期, 又积极投身于音乐创作中, 用音乐激励群众、鼓舞群众, 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抗击斗争中, 他先后创作了几十首抗日救亡歌曲, 成为程先生音乐创作中的精华, 其中《精神总动员歌》、《出征歌》等数十首抗战歌曲, 旋律激昂、歌词朗朗上口, 既表达了作者的爱国热情与抗战的决心, 又激励了前线士兵以及全体国民抗战的信心。由于作品多是有感而发, 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现程懋筠先生当时的心灵自白。这些作品既有艺术价值又有社会价值, 是他创作的经典部分, 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25。

另外, 程懋筠先生谱写了许多校歌, 如《中央大学校歌》、《中正大学校歌》、《正气中学校歌》、《英士大学校歌》、《国立幼师校歌》等;还谱写了广为流传的抒情歌曲, 如《怀旧》、《归来曲》、《春宵别》、《归航》等。

2.创设“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3 年3 月, 在南昌程懋筠先生创办了“音教会”, 并担任主任委员。对爱国思想的涵盖和对民族精神的振奋, 是音教会的宗旨。在当时, 它是我国唯一的一家省级音乐教育机构, 同时也是南昌市音乐戏剧中心。作为一家综合性的文化机构, 兼具了多种文化职能, 如管理、艺术监督、演出实践、指导学术和对专业进行研究等等[4]。《本会的任务和工作》一文中, 程懋筠写道:对该省的音乐教育进行推行, 是音教会的主要工作, 具体目标是创新、革故和除害, 会经常性地对旧剧进行审查, 禁演或删除淫秽迷信的音乐, 同时对民众歌曲进行改良, 并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进行辅导, 对管弦乐进行组织, 同时供给教材, 公开进行演出, 使民众的音乐素养大幅提升。音教会成立后, 程懋筠广纳音乐、戏剧贤才, 开展丰富多彩的戏剧和音乐艺术活动。

(1) 创建管弦乐队。1934 年10 月, 音教会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纯中国人”的管弦乐队, 程懋筠先生担任该乐队的团长兼指挥。在程懋筠先生的领导下, 该乐队定期举办音乐会, 据相关数据统计, 乐队组建后的两年便已在南昌市举办了上百次的音乐会, 对提高群众的音乐欣赏水平和增强乐曲常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 组建合唱团。同样, 程懋筠先生也担任合唱团的团长兼指挥, 他亲自指导排练演出中外经典作品。1938 年他领导组建了“南昌抗日歌咏协会”, 创作了多首抗战歌曲, 鼓励国民齐唱抗日歌, 团结一致, 共同抗日, 还编印了《音教抗战曲集》, 发往各地宣传抗日, 大大提高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坚定了民众的抗战信念。

(3) 创办话剧团。1934 年, 音教会还创办了话剧团。程懋筠先生既是团长也是演员。1938 年, 创办“抗敌歌咏话剧团”, 程懋筠先生兼任团长并任指挥, 他带领话剧团团员在艰苦的环境中演出, 号召民众团结一致, 共同对抗外敌, 推广并强化了民族精神,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3.创办《音乐教育》月刊。1933 年4 月, 在程懋筠先生的领导下, 《音乐教育》月刊成功创办。该刊由音教会出版发行, 主编由缪天瑞、萧而化、程懋筠担任。对音乐知识进行普及, 对译文论著进行刊登, 对歌曲创作进行介绍, 以提高音乐欣赏程度, 是其办刊的宗旨。所采取的方式是自下而上, 面向中小学音乐教师, 是其创刊的特点, 旨在对音乐教学的实际问题给予解决。和其他著名音乐刊物相比, 在各种近代音乐期刊中, 《音乐教育》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有最多的发行册数, 同时连续出版时间最长, 对我国近代教育影响力最大。

该刊获得如此成功, 主要取决于其撰稿队伍的质量高。据不完全的数据统计, 我国近、现代的音乐精英几乎都曾为《音乐教育》撰写过文章, 如著名音乐家萧友梅、王光祈、青主、刘雪庵、陈歌辛等等, 甚至连钱学森也为该刊撰写过文章。该刊有着广泛的内容和众多的栏目, 涉及中外音乐史、民间歌曲、所选登的作品、声乐技术等等, 在该刊上, 还有众多的专辑出版, 如《乐曲音乐创作专号》、《中国音乐问题专号》以及《小学音乐教学专号》等等。抗战爆发后, 该刊发表了很多关于抗战的作品, 还多次报道各地的救亡歌咏活动[5]36。1937 年, 《音乐教育》停刊, 共出刊五卷, 57 期, 成为我国近现代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报刊, 为后世音乐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作为著名的音乐家, 程懋筠先生对中国近代音乐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因为历史上特殊的原因, 海峡两岸的音乐界在几十年都对他讳莫如深。而音乐家创造了音乐的历史, 所以像程懋筠先生这样, 为音乐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人, 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历史需要给出公正和客观的评价。本文主要是从文献资料及音乐的视角, 对程懋筠先生多彩的人生展开讨论。

摘要：本文通过还原程懋筠先生生平的音乐创作活动和有代表性的事迹, 揭示了程懋筠先生对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等方面的贡献, 为大家展现一个立体真实的程懋筠。

关键词：程懋筠,近代音乐,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罗艺峰.程懋筠生平简介及其创作研究[J].交响, 1988 (3) .

[2]萧有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程懋筠生平简历.音乐教育家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程懋筠的音乐人生[A].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3]刘再生.民族精神境界之升华——萧友梅与程懋筠的战时音乐教育思想兼及音乐创作与历史地位之比较.萧有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程懋筠生平简历.音乐教育家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程懋筠的音乐人生[A].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4]熊志成, 熊小明.程懋筠与“江西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萧有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程懋筠生平简历[A].音乐教育家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程懋筠的音乐人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篇4：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初探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初探

中国音乐史是中国音乐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多个民族的人民共同的努力，不断的积累，才创造出了现在这样优秀的音乐文化。目前，根据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过程，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专家越来越多，而其研究过程也经历了从课程到学科再到最后形成专门的研究对象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之音乐史观的转型

中国的文明传承了两千多年而未曾中断，文化发展丰富多彩，这使得音乐史的发展历程也较为曲折，在封建社会，每个朝代都有独具特色的音乐文化的诞生，这些音乐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渐演变为中国音乐史，但是在封建社会，这些音乐的发展历史还相对简单，尽管朝代不断更迭，但是从整体上看，大部分音乐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直到近代，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西方的音乐进入到中国，人民独立意识的觉醒，音乐的发展变得多元，音乐家在研究音乐史学时，音乐史观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文化民族主义史观影响下的音乐史观转型

中国音乐史的发展历程十分曲折，在过去虽然很早就有音乐诞生，但是所谓的音乐史学却很少被人注意到，人们也没有注意到音乐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天朝上国的美梦一夕之间被彻底的粉碎，人民开始从蒙昧中觉醒，一些优秀的进步青年，受到各种先进思想的影响，并将这些思想运用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也未能幸免。在当时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文化的发展历程较为曲折缓慢，音乐更是如此。一部分有思想的音乐家，往往会选择将自己的爱国之情和一腔热血融入到音乐之中，萌发出较强的爱国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音乐中主要表现为四种音乐观，即争取战争胜利的观念、反封建的观念、表达感情的观念、模仿的观念。中国音乐史观在当时带有浓郁的文化民族历史观念。

2.进化论史观影响下的音乐史观转型

近代社会，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朝上国，逐渐沦为其他国家宰割的对象，不少中国人的思想开始产生了变化，一些西方观念被引进到我国，并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魏源引进的进化论观点，受到了较多人的追捧，在音乐领域，这种观点也有较多的渗透。比如说，当时一些著名的音乐著作都有受其影响。其中，著名的近代音乐家王光祈甚至直接就将进化论当作了他所著音乐书籍的名字。在那个时代，这种先进的思潮，受到了较多人的追捧，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进化论音乐史观。

3.辩证唯物史观影响下的音乐史观转型

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观。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是曲折的，五四运动之后，一大批爱国人士为了祖国的未来发展四处奔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被引进中国，在文化界引起震荡，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不可避免的也受到了当时的种种思想的影响。这些影响对我国音乐史观的转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之音乐史著书写范式转型

音乐史学的研究初具规模之后，一些与音乐史学研究相关的书籍开始在市面上流行，这些专业的书籍使更多人清楚的认识到了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变化历程，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体现了众多的音乐家对于音乐的不懈追求和深刻的认识。所谓的音乐史学认识指的就是，在编写相关的音乐史专著时，音乐家所表达的一些观点、具体的音乐研究方法、对于音乐的发展看法等，这些认识在音乐史學的研究过程中，被认为是对音乐史学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认识。音乐的发展历程十分缓慢，就笔者前文所述，声音产生即有音乐，但在那个时候人类的各种意识还处于蒙昧的状态，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中国的音乐可以说是从封建政治制度正式确立之后才开始产生的。近代音乐史，由于时间的关系，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宽广，有传统音乐史的内容，西方音乐发展的音乐历史，以及近代音乐历史发展的内容。这样多的音乐历史如果没有体例，只是胡乱的将其编写在一起，不但会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产生误解，摸不着头绪，也会使音乐史学研究的专家，在学习的时候学习的知识变得混乱。因此音乐史著的内容可以说与音乐编写的体例是密不可分的，体例形式的多样化间接的促使近代音乐史学专著书写范式的转型。

1.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的转型，剔除了一些陈旧的编写体例

在过去音乐史学的专著，主要是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为主，这两种音乐史学专著的编写体例，在叙事时虽然较为详尽完整，但是也都有其缺点。编年体在叙事时，不能集中的反映同一个时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叙事较为分散，不利于读者了解重要的音乐历史事件。而纪事本末体虽然克服了编年体的缺点，但是它以事为题，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随着近代中国音乐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音乐史学发生了较大的转型，新的音乐史著体例出现，这些传统的编写体例逐渐退出了历史发展的舞台。

2.中国近代音乐史学转型产生主流的、显性的音乐史著体例

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对于我国的各行各业影响都十分的深远，其中西方的一些进步思想对于文化的影响尤其大，音乐隶属于文化的分支，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编写与音乐史学相关的音乐专著时，采用了以西元纪年的形式，编排音乐史的内容。这种编写方式，以时间为节点，是通史体例的一种，便于读者理解和阅读，较原来的编写方式而言，更加清晰明确，使人在学习和阅读时遇到的障碍较少，显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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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之音乐史研究方法的转型

音乐史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最主要的就在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如果没有先进的研究方法，即使是拥有着再深厚的音乐文化，如果研究方法不当，研究的方向有偏差，那么，这些悠久的音乐文化，就始终不能被外界所熟知。就我们一般所知道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即还原历史事实、分析与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通过已有的一些历史经验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历史研究方法，在今天依然被人们广泛的使用。但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由于受当时的国情影响，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了较大的改造和创新，而这些经过改造了的史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了音乐史学研究的领域之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的转型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近代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才能使研究不中断，中国音乐史的发展历程悠久，不同时代的音乐显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如果在研究的时候固步自封，只采用一种方法，要想使引用史学的研究发展到较高的高度是不可能的。要想发展必须求变求新。而在近代，西方思潮引进到了中国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不少音乐史学研究专家，在当时感觉到了中国音乐研究的落后，积极的学习西方先进的、优秀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当时主要有归纳与演绎研究法、历史演进研究法等，这些研究方法，促进了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进步和转型。如著名的音乐家王光祈，在当时主要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进行音乐史学研究时，也将这种思想引入到了他所著的音乐专著《音乐史》一书中。

2.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转型，诞生了大量的音乐史专著

在过去，中国音乐史虽然有较多的研究方法，但是在当时人们对于音乐史学的研究较为笼统，人们对其进行研究时大多是将律学、理论和史料混合在一起来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全面，却难以出成果。近代之后，一些优秀的音乐家前往国外学习了较多的国外先进的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他们将其用在中国的音乐史学研究之上，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史学专著。如本世纪初，叶伯和撰写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史、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4）以及杨荫浏所著的《中国音乐史纲》等，这些专著的诞生，为后人研究中国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一笔不可用金钱估量的财富。

四、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促进新音乐的发展

音乐史学的发展或是转型，如果没有好的音乐做支撑，那么音乐史学的发展转型也毫无意义。近代的中国，处在一个动荡的时期，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发展中求新求变，人们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得到当前的解放，每个人都渴求接受新的知识和思想。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研究迅猛发展，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如冼星海、聂耳、王光祈等，这些音乐家为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由于当時的中国正处在战争年代，一些音乐歌曲也多以反映抗战救亡为主题，歌曲磅礴大气，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都与抗日救亡有关。这些音乐与传统音乐相比有很大的区别，显示出了当时中国音乐史学转型的特点。

总之，综上可知，中国音乐史学在近代经历了较大的转型，它的转型发展与当时中国的国家发展有着较大的关系，这种转型发展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变化，它使得音乐史学专著的书写范式更加的规范，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在为国家的生死存亡奔走之际，用音乐来抒发内心的情感，促使大量的优秀音乐诞生，而且音乐史学的转型也使得人们在研究其发展规律的时候不断的推陈出新，丰富了研究方法。近代中国音乐史学的转型，所留下的极具价值的史学专著，给今天的音乐发展留下了一笔无法估算的财富，让今天的音乐家，在研究中国音乐史学的时候，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走得更高，看得更远，促进了现代音乐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赵宋光.中国古代音乐史分期问题讨论缘起[J].音乐研究，2009，（04）.

[2]赵维平.从亚洲音乐的历史流动看中国音乐的历史分期[J].音乐研究，2009，（04）.

[3]李方元.音乐史分期与历史建构[J].音乐研究，2009，（04）.

[4]李自浩.浅析陈澧《声律通考》要旨[J].中国音乐学，2007，（04）.

篇5：中国近代音乐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

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

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

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

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

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

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

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