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两国的药学教育论文

关键词： 考探 药学 金融学 教育

[摘要]北京中法大学主要由留法勤工俭学者们发起，他们将法国的大学区制引入国内，力图改变中国传统的教育行政制度。大学区制最终未能在全国站稳脚跟，却对北京中法大学的办学方式影响颇深，使得北京中法大学的学制兼具中法两国的学制特色。北京中法大学的学制特点，对我们今天大学学制的改革和发展不无借鉴意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法两国的药学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法两国的药学教育论文 篇1：

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

摘 要：金融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金融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制度基础。清朝末年以至民国后期的新式学制沿革为金融学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平台，金融学在课程设置、学生数量等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和海外留学对近代金融学教育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形成了现代金融概念的框架，引入了现代金融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成为民国金融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

关键词：近代;金融学;教育

Research on the Finance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ZHANG Yag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100871, China）

Key words：Modern China, finance, education

一种思想的发端，主要是由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物质基础所决定，并且往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然而一种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则需要更多的外在条件来支持，比如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这些领域的支持活动，通常称之为“思想启蒙”。民国时期，社会工商诸界对于新式金融理念和人才的需要越来越旺盛，同时国内教育体制受到西方影响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各方力量促成先进的西方金融思想在全国迅速普及，进而又推动国人创办新式金融的浪潮。金融学教育、金融思想的传播以及金融业的繁荣，共同演绎了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启蒙运动”。

此次“金融思想启蒙”自清末开始，贯穿民国始终。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可能远未结束。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现代金融的过程中，仍然走着一条不断借鉴西方金融思想的道路，无论普通百姓还是金融从业人员都比较缺乏现代金融意识，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任重而道远。以史为鉴，探寻百年前金融思想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历程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思想扩散（包括演进和传播）需要必要的制度基础，教育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本文拟从金融学教育的内外部制度环境着手，研讨证实民国时期金融学教育得到充分发展，开设金融专业的大学和金融专科学校由无到有，由少到多，与来自教会学校和留学教育的外界影响相互作用，极大地推动了西方金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成为中国金融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基础性因素。

一、 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内部制度沿革

（一）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

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拟定“壬寅学制”，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颁布规定的完整学制，共分五类：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养学堂章程。根据这一学制[1]551，大学分为七科：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医术科。其中的商务科分为六目：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这是中国大学分科分系制度的开始。其中的簿记学，已经涉及银行帐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还规定：大学堂预备科分政艺两科，习政科者卒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商务分科，政科的第12门课程为理财学。大学堂的仕学馆第一学年到第三学年都要学习《理财学》。每年的《理财学》内容不同，第一年为通论，第二年为国税、公产、理财学史，第三年则是银行、保险、统计学。《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对政科和仕学馆也作了与大学堂政科的同样规定。商务科专门教育和《理财学》课程教育的规定，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法规上已经初步确立了金融学教育的地位。

1904年初，清政府又颁布经张之洞等人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将大学分为八科，即在原“壬寅学制”七科之外增设“经学科”。同时，将各科之下的“目”改为“门”，相当于现在的“系”。“癸卯学制”首次突出了金融学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

首先，在学科分级上，商科大学分三门：1.银行及保险学门；2.贸易及贩运学门；3.关税学门。这意味着金融学几乎获得了一级学科的地位，成为商科教育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而在“壬寅学制”中，商科六目仅有“簿记学”涉及金融学知识，金融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

其次，在课程设置方面，金融学课程更加普及。除商科大学外，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必须学习全国人民财用学（日本名为理财学或经济学）、国家财政学、各国理财史、各国理财学术史、全国土地民物统计学5门经济学课程，占政治学主课15门中的三分之一。[1]585政法科大学法律门也要学习两门经济学课程：全国人民财用学和国家财政学。农科大学农学门同样要学习两门经济学课程：理财学和国家财政学。甚至连中学堂都设有理财一科，《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第十科为法制及理财，内容为：“当就法制及理财所关之事宜，教以国民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据现在之法律制度讲明其大概，及国家财政、民间财用之要略。”[1]511

无论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都是在清末政权摇摇欲坠的环境下匆忙从近代欧美学制移植而来的应时之举。由于最根本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教育体制的革新更多只是起到了形式上的启蒙作用，而无法发挥实效。

到清政府灭亡时止，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大学仅有四所，而且分科大学直到1910年才正式招生。据统计[2]33，辛亥革命之前全国（不含归国留学生）仅有法科毕业生25名，工科毕业生54名，理科毕业生9名，无商科毕业生。在这种条件下，高等金融学教育是无从谈起的。但是，近代学制的改变，毕竟为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新的环境，各所学校开始了商科和理财学教育，经济学著作增多起来。到民国成立之前，“有关西方经济学的书出了不下70种，其中原理性书有48种，财政金融书18种，经济学说史4种。”[3]666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由各学校组织或教员编译的。

（二）民国金融学教育的曲折发展

民国成立伊始，教育部进行了一系列的学制改革。1912年9月，颁布新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之后又相继公布了《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和《大学规程令》。[4]114该学制对“大学”的概念作了严格限定，能称大学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甲，文理两科并设；乙，文科兼法商两科；丙，理科兼医农工任意一科。与此同时，规定特设具有高等教育性质，可同大学平行而程度略低的专门学校，分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十种。这样，“大学”与“专门学校”相区别开来，由此正式形成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之分①①民国时期的金融职业教育亦相当发达，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讨论金融学的高等教育，金融职业教育另撰文研讨。。

“壬子学制”中，商科仍然是高等教育的重点学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交通学六门。从学科设置看，商科专业比清末多了三门，保险学从银行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门，这不仅意味着保险学本身的发展，也反映了民国初年保险业的兴盛以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壬子学制”中的法科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将“经济学”归入法科而非商科，表明当时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现象。商科偏重实践，经济学偏重理论，在学术空间上并没有形成合理的研究链条。当然，在具体课程设置上，经济门也会教授银行、保险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民国的高等金融教育主要是由大学中的商科和经济科提供的。

民国初期，新学制为金融学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同时由于民族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社会急需各类经济、金融专才。教育界应时而动，加快了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建设进程。1917年秋，南京高等师范设立商业专修科；1917年10月，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研究所成立，马寅初任主任，每月由教育部拨款500元，主要职责为审定经济学译名；1921年夏，马寅初与东南大学（原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创办当时国内第一所商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前身）。

在这一时期，国内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除上述公立学校之外，教会学校和私立院校也纷纷开设商科或经济科。1917年，当时仍属私立的复旦大学设立商科，由蔡竞平主持，后来由著名金融学者李权时任学长，商科在校生人数经常处于全校之冠；与之齐名的私立南开大学，于1926年延聘留美经济学家何廉担任该校商学院院长，并创办了著名的经济研究所。此外，朝阳大学创办于1912年，设法律、经济两科；1920年成立的中法大学设有经济系；1923年，大同大学先后开设文、理、商、工四个学院。

在教育规模上，1918年，教育部曾公布全国经济学专门教育的情况：北京大学4个班94人，北京私立中国大学1个班19人，武昌私立中华大学1个班28人，北京、奉天、吉林等地的法政专门学校也设有经济科。[4]176以上数据不包括商科情况，仅从经济学的发展规模来看，已经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私立学校的开设，最初资金来源是由金融界提供的。例如， 在大夏大学（成立于1926年）开办的前几年，校董会增聘了上海金融界的一批大亨如虞洽卿、钱新之、张公权、徐新六等人为理事。每当学校经费有困难时，总能向银行借到款。向一家银行贷款时，常有另一家经理互作偿还保人。比如，向交通银行借的，由中国银行担保；向中国银行借的，则由交通银行担保。通过这种方式，学界与金融界建立了十分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大学获得了发展所需的必要资金，还可为商科毕业生的实习和就业提供合作平台；另一方面，金融界通过赞助教育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并获得优秀的人才资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调整期。针对民国前期滥设大学、质量下降等问题，教育部于1929年7月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大学。”[5]171决定对当时的高等教育进行整顿，以提高质量为目的，使其内容充实、程度提高，不再作数量上的扩充。

与此同时，教育当局更加注重实用科学，开始着手大力调整院系结构。重点是裁撤合并文法学科，由于在不少大学中金融学和经济学分属商科和法科，这次调整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教育部先后训令北平大学“商学院应与法学院合并，改称法商学院”。[5]212东北大学“史地、政经及中文、边政两系，各隔年招生一次”[5]200。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全国大学中商科的招生人数保持了谨慎的增长。在招生规模上，商科始终位于法、文、工、理、教各科之下，发展有所限制。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指出：“这一二年来，有一个可注意的现象，就是大学农、工、理三科的毕业生，出路较好，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的毕业生，则特别感到就业的困难。因此这几年来，青年升学的趋向也有所改变，投考理、工、农三科的人比较考文、法的人来得多。”[6]374

1928年—1937年高等学校（含专科）各科在校生百分比例表①①据《十七年度至二十六年度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数与科别表》换算。

抗战初期，受战争及政府教育方针的影响，商科教育的规模十分有限，研究生数量缩减为零，在校人数远远低于文、法、理、工诸科。随着战局趋于稳定，国内、国际金融活动逐渐恢复，对商科人才需求也不断增多。商科教育经历了较明显的由低落到繁荣的复苏过程。从1941年开始，商科学生总数仅次于法科和工科，并恢复了研究生教育。至抗战后期，商科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规模中位居前列的学科。1936年至1945年，全国大学中商学系的数目分别为：44、45、38、40、61、65、66、61、63、65，十分符合上述总体趋势[7]780（详见上表）。

至民国中后期，各大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善，社会各界对金融的重要性也愈加了解和关注，金融教育界和学术界空前繁盛，金融学隐有成为“显学”之势。正如朱通九所言：“国内深谋远虑之学者，遂埋头研究求造成法币金融专家至多。其中常常受社会所敬仰者，计有前辈马寅初、刘大钧、孙拯、顾季高、黄元彬、杨端六诸氏，而青年作者中常为学者所推许者，计有谷春帆、寿勉成、杨荫溥、姚庆三、侯叔彤、程绍德、赵兰坪、林维英、吴承禧、余捷琼、吴大业、王廉诸氏，上述各学者，非时有长篇著作在杂志与报章披露，即当有专著出版问世。故就经济学文献中之数量而论，以货币金融之著作最多，而专行研究此项问题之人数亦最众，换言之，研究货币金融之造就较深，而其进展之程度亦较速。”[8]123这样宏大的学术局面，与民国时期堪称发达的金融学教育是分不开的。

二、教会学校与海外留学对金融学教育的外部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历程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近代以来，西方金融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被引入到国内，带来了先进的金融体制、组织方式以及经营理念，并且伴随着新式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不断地传播开来。其中，教会学校和海外留学是新式金融思想的主要扩散途径。

（一）教会学校

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对近代金融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历来有“贵义贱利”的价值指向，尤其在教育领域内，谈论个人财富被视为“雕虫之技”甚或“奇技淫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罔论展开金融知识的教育。当17世纪初叶现代金融制度的雏形在西方出现时，中国仍然行进在传统经济的道路上，对银行、股票、交易所等新式金融概念毫无知晓。因此，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发端，必然脱离不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最早打开了西方金融思想进入中国的大门。

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登州文会馆，最早将阿拉伯数字引入中国，并开设“富国策”课程，成为中国新式金融学教育的先驱。进入20世纪之后，教会大学得到了迅猛发展。据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统计，至1919年，完全具备本科设置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已经达到13所。[9]6在这些教会大学里，多数都开设有金融相关课程，并且最早引入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为民国的金融学教育提供了原始的摹本。

1918年，戴乐仁（J.B.Tayler）等创建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开始高层次的金融学教育。后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实践活动，如1928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在清河镇开设了一个农村试验站，设经济、卫生、服务、研究四股，先后开展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小本借贷等活动，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最迟在1938年上半年，迈克尔•林德赛（Michael Lindsay）已经在燕京大学开始较为系统地讲授凯恩斯的货币理论。[10]2

创建于1905年的圣约翰大学，完全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条例组建，并大力推广英语教学。20世纪初叶以后，英语的商业价值日益提升，加之该校地处金融中心上海，因此圣约翰大学培养了大量的金融人才。据1926年统计：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的分布情况为：在中国政府做官的有43人；在商界任职的有158人，其中经理24人，买办107人，银行界27人；在教育界任职的有72人。在商界的任职最多，占到58%以上[11]402，创办上海煤业银行和中国企业银行的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即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此外，1922年，天主教耶稣会创建的天津津沽大学开设工商学院，1933年改称天津工商学院，其后的之江大学、沪江大学等教会大学也纷纷开设商学院或设置商科。

教会大学对于金融思想的传播，最初只是西方人士出于自身利益来华活动而产生的副产品，其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宗教和科学培养“自己的人们”，最终统治中国。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内“非基督教运动”的蓬勃兴起，教会学校对于爱国青年的吸引力日渐降低。更多的知识青年选择出国留学去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他们学成归国后投身学界或实业界，极大地推动了民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二）留学教育

1847年，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作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曾将美国1857年《国家银行法》译为汉文，使人们得以初窥美国的现代银行制度。1860年，容闳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面见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即为“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12]66这与中国近代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资政新篇》（1859年）中提到“兴银行”、“发行银纸”、“兴保人物之例”（即建立保险公司）等诸多新式金融思想十分契合，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金融发展理念。也正是在容闳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正式掀开了海外留学的序幕。

1869年11月23日，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此后，留学欧美的学生日多。其中就有翻译《国富论》的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严复。

甲午战败之后，举国震惊。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为国人学习的榜样，清政府也将向日本广派留学生作为培养“新政”人才的快捷方式，鼓励赴日留学。在20世纪最初20年里，中国留日学生的总数超过了6万人。[13]3

在学习经济学和商科的留日学生中，涌现出了盛俊、戴霭庐、贾士毅、赵兰坪、孙拯、杨汝梅等知名金融学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专于研究和教学，为传播西方金融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兰坪为例，民国期间先后出版《资本节制论》、《中国当前之通货外汇与物价》、《现代币制论》、《外汇统制问题》、《通货外汇与物价》（上，下册）、《经济学提要》、《经济学大纲》、《经济学》、《货币学》、《近代欧洲经济学说》、《货币与银行》、《货币学原理》、《各国通货政策与货币战争》等数十种经济、金融著作，是民国时期西方金融思想的重要传播者。其中《经济学》一书在1933年至1947年间再版25次，成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基础教科书。

值得注目的是，民国许多著名银行家都有留日的经历。在当时全国重要银行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中国、交通、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10名代表人物中，留学日本者多达7人——张家璈、钱新之、徐寄庼、李铭、周作民、吴鼎昌、谈丹崖。其中，倡办大陆银行的谈丹崖，1908年学成回国便应张謇之聘，任南京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并按照日本大仓商业学校重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方法，创办银行实践室，培养出一批银行会计人才，华资银行能够全部采用新式会计，和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对近代中国金融思想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策源地是美国。20世纪初，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逐渐增多。1907年，北洋大学堂派出第二班官费留美学生，13名同学未待毕业即送往美国深造，其中就有后来的一代经济学大师马寅初。1908年，官费“清华留美生”大批赴美，与各种途径的自费生一起，数目庞大。其中学习经济学和商业管理者居多。唐庆增发现：“近年来吾国青年学子，赴美习经济科者日众，良以此科范围至广，应用处最多，又为吾国近日需要学识之一。”[14]215潘序伦也回忆道：“那时（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赴美留学生绝大多数是选学‘货币银行学’一科，因为那时银行业一时勃兴，大大小小的银行遍设于全国各大城市。而在旧中国学生存在着毕业即失业的危机，留学生选学‘银行货币’一科，不仅就业机会多，还可以谋取较高薪俸。”[15]20

留美的商科学生在质量和层次上明显高于留日学生。留日学生中大学毕业有经济学学士学位者很少，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一个都没有。而同期留美学生中，有80%以上是从大学和研究院毕业的。[16]680马寅初、李权时等人更是获得哥伦比亚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拥有极高的理论素养。他们归国之后，很快成为国内金融学界的领袖人物，深刻地影响了民国金融思想的内容和走向。

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者回国执教，教师自身素质大为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思想的启蒙。如：南开大学“1930年全校教师41人，留学美国的31人，占76%；其中博士14人，硕士14人”[17]119；中央大学“1930年时153位讲师以上的专任教师中有130人曾留学国外，并且绝大多数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医学院和商学院的教师全是留学出身。”[18]112

这样的师资情况，即使在今天的大学中也毫不逊色。由于欧美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其金融业无论从发展规模还是创新程度都处于世界各国前列，金融理论自然最为发达。在欧美取得学位归国的青年学者，能够将最前沿的金融思想和教育方法带回国内传播，并结合中国实践展开研究。这使得民国时期的金融学教育和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从而处于较高的层次。

三、对近代金融学教育的评论和思考

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历史意义复杂而深远。从外在形式上看，金融学教育是金融学科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为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实践活动准备了基本的理论工具和制度保障；从内容本质上看，它是近代金融思想的一次连续启蒙运动，为中国由传统金融向新式金融的转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完善为传播和发展现代金融思想创造了良好的平台胡寄窗先生曾指出：“我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本世纪开始后，由于从国外，主要从日本引进一些现代货币学知识，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述才逐渐有的放矢。”[19]452这段话反映出中国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知识断裂。

中国的传统金融与始于西方的现代金融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功能上，传统金融以经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为主，依存于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而现代金融功能更加强大，除基本的存放款业务之外，更主要的是发挥为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调剂余缺的作用，与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形式上，传统金融以“钱庄”、“帐局”、“票号”等为组织形式，而现代金融则以“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等名目出现。

上述种种不同之处，对近代国人的冲击是十分强烈的。无论是那些经营票号、钱庄已逾百年的商人家族，还是早已习惯于和典当行、高利贷打交道的普通百姓，要接受全新的现代金融，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思想的启蒙。金融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从改变人的观念开始，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以科学的方法引导人们学习和认识先进的金融制度、金融理念，逐渐摆脱传统金融思想的束缚。在此意义上，金融学教育可视为中国近代金融思想发展的根基所在。

（二）金融学科的繁盛与金融学者的学术贡献交相辉映，构成近代金融思想的基本图景论及近代金融思想的传播，不能不涉及大学中商科和经济系的培养制度，论及近代金融思想的发展，则不能不提到那些心系民生而学养至深的大师们。抗战之前的民国时期被称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生活安定，教授学者能够精心育人、专心治学，使得当时大学教育朝气蓬勃，学术贡献硕果累累。

民国中后期，国内各所著名大学的金融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将西方金融思想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国内，不仅培养了大批从事金融研究和实践的人才，也通过各种渠道将现代金融理念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以马寅初、杨荫溥、姚庆三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金融学者，针对时局悉意研讨，著述颇丰，在介绍西方先进银行、货币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大量极具现实意义的金融政策和主张，成为当下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西方金融思想的传入对金融思想启蒙的意义尤为重大王汎森在评论晚清留日风潮时认为：“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以连续体，不是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固然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不过它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他透过各种学门的基本书籍或是上自大学、下自中小学教科书，奠下了新的‘文化基层结构’”。[20]163事实上，清末民初从整个西方世界引入的金融思想，也奠定了中国金融的“基层结构”。

首先，现代金融的概念框架初步形成。以留日生为例：庞大的留日学生群体为中国经济学界带来了大量的日本造经济学术语，“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名称本身就来自日本。何廉在主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就“大量采用给日本干事看的中文读物上、大家实际使用的、由日本人翻造的术语”。[21]63这些术语包括资本、投资、金融、证券等沿用至今的专业名词。从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开始，中国人逐渐接触到西方金融的整体框架，为教学研究和实践应用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工具。

其次，引进了大量金融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近代以前，中国并不乏对金融理论的关注，比如货币问题。但由于人们大都以传统的货币概念和思维方式来分析现实的货币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既无实际效果也无理论意义。直到西方货币理论传入中国之后情况方有所改观。在20世纪20、30年代有关“货币本位制”的争论中，金陵大学的路易士（A.B.Lewis）和张履鸾曾引入费雪的补偿货币（Compensated Dollar）理论作为支持；何廉等留美学者将数学、统计等方法广泛应用到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中；留法学者姚庆三更是对中国货币实证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然，民国时期金融学的教育与研究还有很多弊端。最大的问题是忙于“搬运”西方金融理论和实践制度而鲜于创新。当时出版的各种“银行学”、“货币学”著作，基本都是糅合国外数本相关著作而成的“二手货”，很少能够发现作者自己的理论创见。一方面，这是由民国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和国内金融学界的总体研究水平有关。据胡寄窗先生考证，抗战时期一位名叫Lin Lin的中国留美学生曾在权威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批判费雪的货币数量公式，成为民国学术界轰动一时的创举。[19]457与今天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日益获得的卓越声誉相比，显然反映了时代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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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1] 何廉.何廉回忆录[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萧敏娜

作者：张亚光

中法两国的药学教育论文 篇2：

简析民国时期北京中法大学的学制特点

[摘要]北京中法大学主要由留法勤工俭学者们发起，他们将法国的大学区制引入国内，力图改变中国传统的教育行政制度。大学区制最终未能在全国站稳脚跟，却对北京中法大学的办学方式影响颇深，使得北京中法大学的学制兼具中法两国的学制特色。北京中法大学的学制特点，对我们今天大学学制的改革和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北京中法大学，大学区制，特点

大学学制是国家对学校的组织、课程、学习年限的规定，也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它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北京中法大学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由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发起、组织和创办的。其制度既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大学制度，也不同于法国的大学制，同时又兼备了中法两国特色的教育管理方式。北京中法大学的学制特点，对我们今天大学学制的改革和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一、北京中法大学的创办与终结

20世纪20年代初，以李石曾等人为代表的留法学员，以退还庚款的活动为契机，倡导开办中法合作教育。他们从在法国从事勤工俭学做起，将影响逐步扩大，要求建立中法大学，推动中法间的教育交流。这不仅得到国内爱国人士的支持，也得到了法国人的认可。1920年10月，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中法大学，蔡元培任校长。而中法大学本是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海外中法大学三部统称。经过发展每部又由若干分部组成，北京中法大学分为研究部、大学部、中学部、小学部、海外部、特设部。各分部之下又有若干分支、分支之下又有细支，北京中法大学大学部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药学专修科。理学院之下又分为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各部、各分支的名称、建制几经变更，已难以详说。中法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大学为当时中国培训了一批高级人才，并为中法教育交流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中法大学由中国共产党接收，改名为国立北京中法大学。1950年因经费问题，国立北京中法大学解体，其学生及教职员工分别转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中法大学自1920年至1950年，在其存在的30年时间里，对国家，对社会作了不少贡献，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教育卫事业、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获得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高级职称的占中法大学学生人数的70％以上，其中出国深造的470余人中，不少成了在国际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学者、专家。为后来中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二、大学区制的试行

中法大学的创办之一李石曾认为：“学制之完善，法国大学学制所以优于其他各国者，以其具有两大特长：一日整齐划一；二日升学、转学，又极方便是也。”北京中法大学立意采用法国的教育方式，且在教育行政制度上，采用了法国式的大学区制。大学区制是法国拿破仑时期创立的地方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它不但强调教育行政独立、专家办理教育的特色，还将大、中、小学之间三种不同层次的教育联为一体，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统一配置。北京中法大学的创办，正是大学区制最早在中国的试行。该校领导还大力倡导在全国实施大学区制。1927年6月，国民政府对全国教育制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改，由蔡元培主持实施全国范围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

在大学区制下地方以大学区主管地方教育，中央设立大学院主管全国教育，从而取代过去以中央政府设教育部、各省设教育厅的教育行政制度。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并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隶属国民政府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后又通过了《大学区组织条例》，规定全国各地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大学设校长1人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等，其最高审议机构是评议会。

大学区制的施行遭到中学教育机构的反对，一些地方大学也群起反对。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认为大学区制对中等教育不重视，易受政潮牵涉、经费分配不公、行政效率减低、影响学风等弊端而强烈反对。1928年9月，北洋大学发起护校运动，抵制大学区制；1928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示威游行至北京大学校长办，捣毁了办事处，砸毁“北平大学办事处”和“北平大学委员会”两块牌匾。此后，北京学潮此起彼伏，1929年7月1日，国民政府不得不决议由教育部定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地方上又恢复了教育厅制度。

三、中法大学学制特点

大学院、大学区制在全国的施行以失败告终了，而中法大学作为中法教育交流的核心高等教育机构对此制度有着特殊的蕴含。蔡元培既是曾经的大学院院长，又是中法大学第一任校长，使得中法大学保留了相当的大学区制下办学特点。

1、勤工俭学的办学方针

中法大学的办学方针，实际上是创办人李石曾先生教育观的体现。他主张：俭学与工学相结合一(即勤工俭学)；学理与实用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兼全并重(即实干苦干、力求实效)；以天然优美的环境与工作，代替学校之假期与游艺(即学校宜设于郊外风景区)。可见，学校教育主张脑力、体力相结合，理论知识和生产实用相结合，勤工与俭学相结合。这理念是国人在西方学习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并力图在国内发起开展的教育理念，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新鲜尝试，不仅在当时的北京中法大学影响颇深，对今天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是有亦可循的。

2、高等教育的多层次化设置

北京中法大学分为研究部、大学部、专科部，具有不同深度不同层面的研究和教育。研究部主要有镭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主要与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合作建成，是中法大学专业性较强的层次最高的研究部门，主要为学生毕业后提供研究深造。法国大科学家居理夫人的第一个中国学生郑大章，回国后便是在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工作。大学部是较为主体的大学教育部门，按不同学科分不同的学院，主要包括服尔德学院(文学院)、孑L德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居礼学院(理学院)、陆谟克学院(医学院)。随着后期发展，大学部的文科有：中国文学、法国文学、经济学三系；社会科学有：哲学、社会科学两系；理科有：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四系；医科不分。在修学年限上，文、理、社会科学三院定为四年，医学院定为六年。各学院毕业生，凡毕业成绩满75分者，品性端正、身体健康者，各学院每届派送5名毕业生到中法大学海外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发给船票及制装费，学习期间，免收学费、膳费、住宿费，并由到法国之日起，每人每月给以津贴。从1921年到1946年，

共培养留学生473名。此外，还有专修部包括上海药学专科和北京商业专科学校。这些设置丰富了北京中法大学的多层次教育，使大学的教育体系相对完备。

3、大学区内含大学、中学、小学及幼稚园为一体

与中国其他大学不同，北京中法大学采取法国大学区制的方式，不仅设有大学部，还有中学部、小学部及幼稚园，形成高等教育与中、初等教育并立的局面。此时，中国其他的大学虽然也有中小学部，但只是学校的附属机构，相对独立。而北京中法大学的中学是大学主体的一部分，在管理上北京中法大学所辖的中小学完全纳入大学的管理之下，由中小学的主任及学院院长共同商定中学教务的改进和课程的规划。不仅如此，在教学活动中，高等教育与中初等教育也联系紧密，一些大学教师有时也担负中小学的课程，师资的调配相对灵活。北京中法大学的中小学部包括高级中学、孔德学校、西山中学、温泉中学、温泉女子中学、昆明中法附中、温泉小学和碧云寺小学等。“各大、中、小学校并立，远及数十里，实亦大学区之制”。从而形成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整套教育体系。

4、大学校长总揽大学区全部事宜

学校设校长一人，并成立了中法协会代表团北平事务处和学务处，以辅助校长管理总务及学务事宜。大学区内的中小学部仅设主任一人，在校长的领导下规划全校的发展，中小学的管理职员由大学校长聘任主任推荐的方式产生，大学校长掌握了全区大学、中学、小学的人事大权。校务会议是大学区最高的权力机构，由大学校长、中小学部各校主任、事务处各主任、各学院学长和各学院聘请教授一人组成，每月召开一次常务会议，商讨和决议学校各项大小事谊。可见，北京中法大学的校长掌握了整个大学区内大学、中学、小学的整体管理权。校长所支持的教育模式及教育理念也将从初等教育开始贯穿。

5、教育与实践产业相结合

北京中法大学从1920年建校起，3～4年内陆续建起疗养院、农林试验场及各种工场。北京西山一带，地处山区，分山南、山北两区，山南区为香山碧云寺一带，山北区为温泉、环谷园、金山一带，中法大学在此共有山林数十项。疗养院有西山疗养院和温泉疗养院，与第一、第二、第三农林试验场一同位于京西一带。这些产业的筹建，也推动中法大学将一些学院及中小学迁建于此，目的是要将教育与环境相结合。正如李石曾所说：“中法大学于郊外所设立西山、温泉各小学校，亦一面为便于观察及试验生物科学，一面即应用优美环境于教育。”而中法大学所设工厂包括铁工厂、化工厂及煤气厂等，都设立在北京东皇城根中法大学附近。大学与各产业相辅相成，形成北京中法大学校舍群，包括理科楼房一座，计三层共177间(包括教室及办公室)，理科实验室57间，理科研究室18间；文科教室53间，礼堂28间，图书馆楼房一座，计阅览室、办公室、书库共82间。煤汽厂6间，化学工厂23间，铁工厂47间。其他156间，体育场10亩。据1931年统计，北京中法大学的房地产(包括中小学部及农场、疗养院等)按原购入价格计，值洋130万元。这样，北京中法大学的特设部包括了中法大学上海图书学校、中法大学测绘.所、中西疗养院、西山天然疗养院、温泉天然疗养院、香山第一农林试验场、温泉第二农林试验场、第三农林试验场、中法大学附属铁工厂、中法大学附属化工厂、中法大学附属煤气厂和中法大学出版事务所等众多机构。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知识，有利于科学实验的开展，还有利于北京中法大学部分物质财富的获取，以支持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总的来说，中法大学在教育学制上依据中国学制，同时采纳了法国学制之长。北京中法大学学制的特点，如多层次教育的设置，倡导教育与实践产业结合等，对新中国大学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我们今天大学学制的改革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栗培良，中法大学简介[M].中法大学史料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2]李石曾，教育谈[N].北京晨报，1933—12—1.

[3]王光闾，中法大学简史(昆明中法大学概况)[J].云南文史丛刊1988(4).

[4]北京中法大学要览[Z].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26—001—00010.1928：16.

[5]李石曾，组织陆谟克学院之经过与希望[J].中法半月刊，1925(2).

[6]北京理工大学校史丛书中法大学史料[Z].北京理工大学出版，1995.

[7]私立中法大学民国廿年校董会呈请立案报告及北平教育局批复[A].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26—D01—00005.1931：5.

[责任编辑：柳文全]

作者：陈雁

中法两国的药学教育论文 篇3：

2015启示和触动

2015年，教育改革的力度巨大，国家出台了几个重要的文件，

其中许多内容都与大学生息息相关，对同学规划以后的学习应有启示；

2015年，有关高校和大学生的新闻，细思之下，也令人有不少触动。

在此梳理一下，当作对刚过去一年的盘点吧。

政策的启示

1.大学章程

从2013年开始，国家要求所有高校必须制订章程，必须在2015年完成。这被称为“大学制宪”工作。从2015年年中开始，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以及地方211高校和其他大学，都陆续发布了自己的章程。

章程最主要的作用，是协调大学、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对大学章程寄以厚望。大学章程对大学、政府、社会来说，都是新事物，它的实施完善需要过程。

我们同学也要学习着适应章程，别一听这个就认为它是一个高高在上“管”学生的规定，恰恰相反，大学的章程里对学生参与学校管理都留下了位置。来看代表性的《北京大学章程》规定：北大设监察委员会，对校长负责，独立行使监察职权。学生也将有机会参与监察委员会，行使检查学校人员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调查处理学校人员违反校纪行为、维护学校人员相关权益的职权。此外，在北大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都会有学生代表。

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是学校的“宪法”——章程规定的，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我们最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我被选中参与学校管理，我能否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当没有权利时我们呼吁权利，当有了权利时，我们是否能称职工作？在委员会中我们如何不成为“打酱油”的“摆设”？

2.两个一流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激发国人巨大精神动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也将在大学注入巨大能量，2015年11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有人说，“211工程”“985工程”是大学提升实力的“集结号”，“两个一流”就是大学冲刺国际前沿的“冲锋号”。

“两个一流方案”中明确提出大学的重点任务有5项：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推进成果转化。通俗地说，就是要有大科学家，好学生，要出大成果，成果要转化为效益，要有好的文化氛围。

而对培养什么样的好学生，方案是这样写的：着力培养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的优秀人才。

可以理解为“又红又专”，但这个“专”，不能简单理解为精通某一具体技术，出来工作马上能出活。新时代对学生的“专”的要求更广义，它还是“创新”“复合”。

非常巧合，我们在清华校长和北大校长分别发表的演讲中看到，他们对未来本校发展的思路与此“创新”和“复合”分别契合。清华邱勇校长重点论述了大学如何进行创新，北大林建华校长提出北大未来将按学科大类培养学生，大致对应理、工、人文、社科、医学等大类，这显然是一种“复合”。

想想，我们如何按“好学生”来规划自己的学业？

3.创新创业教育

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年轻人天然是创新创业的先锋。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点燃高校的创新创业活动之火。

“意见”提出“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从教学方法、强化创新创业实践、学籍管理、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创业指导服务、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等方面入手，达到“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明显增强，投身创业实践的学生显著增加”的目标。半年多来看，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确实已经成燎原之势。

意见在“强化创新创业实践”提出，要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科技创新、创意设计、创业计划等专题竞赛，支持高校学生成立创新创业协会、创业俱乐部等社团，举办创新创业讲座论坛等。这方面社会、大学和大学生都很有热情。10月，全国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吉林大学举行。有人统计，2015年，中国办了30万场创业沙龙，1000多个城市出现了3200个创业空间。这里面，有多少是在高校中的，肯定不会少。

当然，真正创业的大学生从比例上看还是很小的，有人说1%，有人说1%也不到。这是正常的，当下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很低，高校创业教育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校地、校企多级联动机制也需进一步完善。因此在创业之前，大学生更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清晰的认识和精心的准备。但创新是所有人都可以尝试的，所以我们是“创新创业”的合体。

4.向应用型转变

中国有2000多所大学，好学校要奔向世界一流，大部分的普通地方高校面临转型发展，一时间有“600所地方院校改办职教”的热闹，2015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规范了发展路径。

学校的转型本质和核心是培养什么样学生的转变，“意见”中对此明确的表述是：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

如何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意见”也提出了很多，概括起来，就是从外到内，从“课堂”到师资等的转变，大致有：立足学校所在地方、行业、企业、社区办学；实训实习的课时占专业教学总课时的比例达到30%以上，加强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等。

中德两国总理2015年共同视察合肥学院，它多年来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办学理念，可说是体现“意见”的一个典型。

这些年频见大学生“回炉”读高职的报道，想凭一技之长方便找个实在工作的需求是广泛存在的。走研究学术的道路和学习实用型技术，理想状态下，不应该是鸿沟般隔绝的。一个学生，可能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愿望，理想的教育环境，应该提供给学生这种转换和提升的途径，比如高职转学大学。而大学生想学职业技能，也不一定要回头读高职，我们的专业硕士如何蓬勃发展起来，也是要好好琢磨的。

新闻的触动

1.诺奖的东风

随着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点燃了全球对中医学的探究热情。“系统改革中医药教学的时机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年初对外公布本科教学改革方案。该校在中医实验班5年制本科人才培养经验基础上，将在中医学、中药学等专业全面推行“院校+师承”模式，从本科新生入学就为学生配备导师。

2.考研再起

在经历连续两年报名人数的下跌后，2016年度研究生报名人数出现明显反弹，部分省市甚至呈现大幅度增长态势。2013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176万，2014年下降至172万人，到2015年再减少至164.9万人。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微博公布的2016年考研报名人数约为177万。

历来都是就业形势转好，考研人数就减少，就业形势不乐观，考研人就增多，所以我们来看这样一条新闻，就知道考研人为什么多了。

2015年互联网行业风云变幻，国内外互联网企招聘喊停、裁员等事件络绎不绝。9月初，传出阿里巴巴集团大规模缩减2016年校园招聘规模的消息。阿里随后确认了减少校招规模。但表示已经发出的offer和意向书全部予以认可。

3.合作办学

2015年12月，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在汕头启动建院仪式。它由汕头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合作举办，李嘉诚捐出巨款（约10亿）资助办校。

中外合作办学其实已经在国内蓬勃发展，正式被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机构和项目差不多有1000多个，绝大部分都是国内大学开展的项目，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仅有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上海纽约大学等几所，在人们印象中，这样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院校引进国外合作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原汁原味些。

中外合作办学绝大多数还是以本科教育，不过也有少数招收研究生，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中国民航大学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南京理工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等，具体名单可在教育部“中外办学机构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上查询。

4.我们与师长、同学和自然

9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老师在网上发公开信，称其一位学生在微信朋友圈中对学界前辈无端嘲讽，有鉴于此，他宣布与其断绝师生关系。对此，该学生发文反击，称自己的名誉受损，但后来又发文道歉。媒体一时纷纷报道，但老师和学生不愿再被置于聚光灯下，故事打住。

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遭投毒后医治无效死亡，上海警方认定其室友林森浩有重大作案嫌疑。一审、二审判为死刑，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被告人林森浩因日常琐事对被害人黄洋不满，2013年3月31日下午以取物为借口，从他人处借得钥匙后，进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1号楼204影像医学实验室，取出其于2011年参与医学动物实验后存放于此处的、内装有剩余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原液的试剂瓶和注射器。当日，林森浩将二甲基亚硝胺原液投入饮水机内。4月1日9时许，黄洋饮用后出现呕吐等症状，即到医院就诊，4月16日经抢救无效死亡。12月11日，林森浩被依法执行死刑。

河南在校大学生闫啸天和朋友王亚军，在小闫在家门外发现一鸟窝，于是将鸟窝里的12只鸟掏出来后售卖，后又掏了4只。等再次去掏鸟时，引来警察。据悉，他掏的鸟是燕隼，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终，因犯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和10年。

这三条新闻今年都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一条条看是一种感觉，如果我们把他们合起来看，能看得更多些。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提醒我们的同学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与师长的关系，与同学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同学的关系，以前说的比较多，处理宿舍关系、班级关系、评奖评优如何不起争执，等等。

师生关系，一直处在水面下，有点波澜，当事人一般都注意不让别人知道。这次人大老师做出如此激烈反应，也体现了受到的同学触动之大，觉得以前大家默认的师生相处之道的底线被挑战了。当然师生相处中，不能说都是学生不对，其实学生还是处于弱势之中，也有如何保护自己的问题。去年厦大博导被处理，提醒同学（尤其是女生），伤害往往来自身边熟悉的人。

与自然的关系，以前几乎没有进入过我们的视线，但其实是以后应该注意的，尤其是如果去了国外留学。曾经有留学欧美国家的同学，上的学校是一个小镇，一到假期，商店几乎都关门了。他没有经验，没有提前储备食物，饿得实在难受，去捉了一只野鸭子回来吃，结果，被遣送回国了。

责任编辑：方丹敏

作者：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