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评定（精选八篇）
健康评定 篇1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疾病谱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原因由传染性疾病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转变,显然单纯依靠死亡信息的人群健康综合评价已不能适应卫生系统决策和管理的需要,人群非死亡性健康状况的综合测量是形成完整的人群健康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1]。健康的评价以健康的定义为基础,健康的概念早已不是单纯的生理上的没有疾病,而逐步向多纬度演变。在早期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下,人们更习惯以临床生理指标来判断人的健康状况,而事实上人本身是一个整体,生理、心理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强的交互作用,健康状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单纯的生理指标并不能全面的体现健康水平,且由于主观因素的差异人们对健康的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194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作出了新的定义,即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个体的健康应该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总和[2]。因此,在更关注生命质量的今天,传统的健康评价方式已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新型的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应运而生,健康评价的方式也应有所扩展。
有研究显示[3],经治医生对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判定与患者自我认定比较,显示健康三个纬度分化明显,结果提示医生的判定标准是生理健康,忽视了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个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应该纳入对健康评定的考虑之中,同时人群的健康状况对卫生政策的制定和评价也具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自测健康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新型医学模式的引导下,自测健康很好地平衡了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因素,利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得到的定量化的健康信息,可以帮助人们做出多角度、更全面的健康评价。
2 自测健康的相关概念
自测健康是个体对其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和期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Suchman等人在1958年提出,他们认为自测健康是一个敏感的、可信的健康测定方法[4,5]。目前,自测健康已成为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健康测量方法之一。
自测健康有很多的同义说法,比如“自感健康”、“自评健康”、“自报健康”、“主观健康”等等,通过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发现,李坚在1995年比较早的研究了“自感健康”的相关概念、其重要性及影响因素,并指出自感健康的大量研究都是在西方一些国家进行的,对中国人进行的研究报道很少[6,7]。有鉴于各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很难将国外已有的评价技术直接应用于我国,想要研究我国人群的自测健康状况,就需要建立适合我国的自测健康评价方法。许军在1998年提出自测健康的定量化是发展的主要趋势,因此,基于WHO的健康定义,顺应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及健康测量从一维到多维、群体到个体、负向到正向的转变,吸收人文科学的最新成果,采用Delphi法和现场调查,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筛选自测健康评价指标,许军等人于1998年建立了可应用于我国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elf-rated 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SRH-MSV1.0,SRHMS)。该量表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面评定14岁以上的人群的健康状况,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和反应度,能够反映不同人群,不同年龄,不同家庭人均收入,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和不同住地评价者间自测健康的差异,量表还能够敏感地反映个体在不同时间内自测健康的变化[8,9,10]。此后很多人应用此量表对我国多类人群的自测健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比如一般健康人群、临床病人、老年人、各类职业人群、大学生、护理人员、孕产妇等,在多类人群的普遍适用性也证实了该量表能够全面、具体的体现人群的健康水平。
3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
SRHMS V1.0由48个条目组成,包括10个维度,3个子量表,涉及到个体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方面,由其中1至17条目组成自测生理健康评定子量表(包括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日常生活功能、身体活动功能3个维度),18至32条目组成自测心理健康评定子量表(包括正向情绪、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认知功能3个维度),33至44条目组成自测社会健康评定子量表(包括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社会资源与社会接触、社会支持3个维度),总体自测健康含有4个维度。SRHMSV1.0采用模拟线性评分法,每个条目下面给出一条10cm长的线,由本人在自己认为适当的位置划上标记,从而进行定量化测量。48个条目中正向评分的条目有38条,反向评分的条目有10条。正向评分条目的重新评分与原始分相同,得分越高,,表明自测健康越好;反向评分的条目需要对每个条目的原始分进行重新评分,反向评分条目的重新评分等于10减去原始分。每个条目的理论最高值是10,最小值为0。自测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3个评定子量表分和自测健康评定量表修订版总分的理论最高值分别为170、150、120和440;理论最小值均为0[10,11,12,13,14,15,16,17,18,19]。
4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的应用
4.1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与临床疗效评价
自测健康状况是预测患病和死亡敏感的、独立的指标,很多研究都指出自测健康状况与死亡率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是死亡率的一个“预报计”。Mossey等人甚至提出,采用自测健康监测老年人群死亡危险度的可靠性要比客观健康状况提供的信息要高[20]。这也是自测健康的显著优势:就是对非死亡性健康状况的综合测量。很多研究将自测健康量表应用于临床病人的健康监测,来评价临床疗效。
4.1.1 检验某种疾病的临床疗效
通过某种疾病患者与正常人群以及患者治疗一周后、四周后自测健康状况的比较来检验某种疾病的临床疗效。如李永生等人对50例皮肤病患者和50名正常人群的自测健康研究对比结果显示皮肤病患者与正常人群的自测健康存在显著性差异,经过1周治疗,自测健康变化不明显;经过4周治疗后,自测健康变化显著,结论认为皮肤病的临床治疗效果是好的[21]。贾随旺等人应用自测健康量表评估50例肛门良性疾病住院患者的临床疗效,研究认为肛门良性疾病住院患者的自测健康与正常人群存在显著性差异,经手术治疗及健康宣教,术后1周,肛门良性疾病住院患者除生理健康外在心理和社会健康方面变化显著,术后4周,其整体健康状况改善显著,SRHMS为肛门良性疾病患者的健康测量与监测提供了一个有效手段[22]。类似的研究还有许军等人应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对康复科患者、朱道珺等人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所做的健康评价研究[23,24]。
4.1.2 对比某种疾病不同治疗方式的的疗效
通过对接受两种不同治疗方式的某疾病患者近期(一般2~3个月)和远期(一般1~2年)自测健康状况的比较,来评估两种治疗方式的短期疗效和长期影响。如杜亚如等人通过对70例乳腺癌患者术后自测健康状况的评价,来对比乳腺癌改良根治术(MRM)与腔镜辅助下MRM(E-MRM)的临床疗效,认为E-MRM较传统MRM在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恢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治疗I、II期乳腺癌一种合理有效的术式[25]。陈莉婷等人关于子宫腺肌病行子宫全切术与子宫动脉栓塞术后患者自测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认为子宫动脉栓塞术较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在子宫腺肌病患者术后健康恢复方面有明显优势,是治疗子宫腺肌病的有效术式[26]。类似的研究还有徐娟等人应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对120例跖疣患者三种治疗方式的疗效进行的比较研究[27]。
4.1.3 指导某种疾病的治疗方向
随着人们健康需求的不断提升,疾病的治疗不再是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更应该注重整体的诊治,应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的测量结果,分析病人在疾病状况得到改善的同时,其他健康维度的改变。许军等人对100例精神病康复期患者与300例一般人群的自测健康比较的研究结果显示,两类人群生理健康和社会健康方面存在差异,提示精神病康复期患者有关心理症状、情绪、认知功能及心理健康子量表等项目的评分与一般人群间并未发现显著性差异,因此在精神病康复期患者的临床医疗过程中除对症治疗更应关注患者的生理和社会健康的改善[28]。
临床医生可以应用SRHMS对各种疾病的患者进行健康测量,其相较于单纯的检验指标和定性测量更能全面的体现患者的健康状况,得到的定量化健康信息可以充实病案的内容,作为健康评价的补充工具来评价临床疗效和指导治疗方向。同时,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对医务人员从事院前的心理疏导、院中的治疗护理计划、出院的健康宣教和心理指导等工作都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能够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强调社会、家庭的参与,更好的诊治疾病,优化医患关系。
4.2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与健康教育
成功的健康教育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是疾病预防的有效方式。全科、家庭医疗实践证明,咨询和健康教育是最有效的临床预防服务方法[29]。自测健康是一个了解人群健康状况的相对简便的方式,通过对不同人群自测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为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使健康教育的开展更有针对性。
王生锋等人所做的关于中小城市老年人健康促进与自测健康的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自测健康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5)[30]。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老年人的健康教育,从而提高老年人群的健康水平将是一种经济有效的应对方式。陆飞等人对247名咸宁市城区社区老年人所做的自测健康调查分析研究显示老年人的自测健康处于中等水平,提示需要对丧偶老年人的健康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关注和干预,对女性老年人心理健康给予更多的健康教育和调适[31]。SRHMS可以为健康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许军等人对深圳市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自测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深圳市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总分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生自测健康量表总分最高,文盲或少识字及小学文化程度较低。说明深圳市人群的健康状况与受教育程度存在关联,存在随受教育水平增加而增高的趋势[32]。说明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在健康危险因素暴露水平、健康知识的获得和健康意识方面存在差异,健康教育应该更侧重于低学历水平人群,其健康意识相对薄弱,知识的获得途径相对闭塞,对其开展健康教育将能够有效的改善人群整体的健康水平,进而提高健康的公平性。
4.3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与政策制定
自测健康量表在各种人群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自测健康状况反映了个人的主观感受,当某一类人群自测健康评分较低时就提示该类人群的健康状况应引起关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考虑对已出现的特定人群的健康水平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和控制。
聂雪琼等人对我国6省市5类城市职业人群自测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中探讨了不同职业人群的自测健康状况,结果显示5类职业中,公务员量表总分最高,教师总分最低;6个地区中,北京地区调查对象量表总分最高,宁夏地区调查总分最低[33]。提示教师人群的健康状况值得引起社会的关注,人群的自测健康状况整体上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成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提示相关政策的制定应考虑教师人群的职业压力问题,运用政策对教师人群健康状况的改善给予正面的引导。段俊杰等人对219名广州市流动人口进行自测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在生理健康子量表得分高于一般人群,而在心理和社会健康子量表得分均低于一般人群,并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34]。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对于很多流动人口较多的大城市而言,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是政策制定的重要方面,通过自测健康评定量表了解流动人口生理、心理、社会健康的特点,将便于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好地采取干预和调节措施。
4.4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与卫生服务需求
自测健康状况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人群的卫生服务需要。当人群的自测健康水平较低时,其就会产生卫生服务需要,而当其经济水平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转变成卫生服务需求,所以综合考虑卫生服务需要和人群的经济水平条件,就可以预测人群的卫生服务需求,从而合理的配置卫生服务资源。
很多研究者[35,36,37]应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对不同收入人群的自测健康状况进行了研究,但由于样本量的选择以及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存在结果不一致的现象,但结果都显示低收入人群自测健康在某一维度或是三个维度都存在健康状况最差的现象。提示应根据人群的收入水平,科学合理的分配卫生资源,多关注低收入人群的卫生服务需求。
4.5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与其他量表的联合应用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能够全面的反映人群的健康状况,很多研究者将其与其他量表有机结合进行了许多相关性的量化研究,为特定人群健康状况改善的具体维度提供指导性意见。
刘海燕等人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和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所做的关于医学生睡眠质量与自测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无睡眠质量问题医学生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及总体自测健康状况方面均好于有睡眠质量问题者,且除日常生活功能外其余各维度前者得分均高于后者,提示睡眠质量问题对健康状况有着重要影响[38];牛俊芝所做的关于应对方式对慢性病患者自测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应用应对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SQ)与自测健康量表结合,研究结果提示慢性病患者自测健康状况较差,应对方式影响自测健康,医务工作者应帮助慢性病患者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疾病[39]。类似的研究还有李遵清等人所做的关于海洛因依赖者自测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40]。
5 自测健康评价量表可应用前景
心理健康评估报告成绩评定标准 篇2
优秀（90分以上）：能真实地反映自己的心理情况，叙述或描写全面、深刻，对自身优势有自我肯定，对自身不足能自我反思，对今后个人的目标能够有清晰的认识，掌握了一定的心理调节技巧。
良好（75—89分）：能较为真实地反映自己的心理情况，叙述或描写比较全面、深刻，对自身优势有自我肯定，对自身不足能自我反思，对今后个人的目标能够有较为清晰，掌握了一定的心理调节技巧。
合格（60—74分）：基本能真实地反映自己的心理情况，叙述或描写不够全面，对自身优势肯定不够，对自身不足认识不够清晰，还没有掌握一定的心理调节技巧。
健康评定 篇3
关键词：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评价
2002年教育部颁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2003年开始在全国所有普通高校中施行。我校的体育与健康教育也经历了从注重“三基”教育到体质教育再到目前的健康教育的过程。但是我校的体育与健康课程离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如体育与健康教学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效果、评价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什么样的课程考核模式更能拓展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迎合当代大学生的心理需求？针对这些问题本课题设计并论证了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评价体系和学生成绩评定模式，以期为我校的体育与健康课程评价和考核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湖州师范学院大学一年级和大学二年级的552名大学生作为实验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对比法、测试法、德尔菲法和数理统计法。
二、体育与健康课程学生成绩评定体系的设计
在“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下，学习评价体系中指标的确立主要采用德尔菲法进行，把理论模型中的指标体系设计成问卷咨询表，请35位学校体育方面的专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进行判断和选择，经一致性检验，P﹤0.01，则认为专家意见的评估或预测的可信度好。然后根据专家意见，删除一些不能较好地反映评价对象的指标，保留专家认可的指标。后来又根据我校教务处的有关规定（所有课程的平时成绩占40%，考试成绩占60%）和教务处专家的认可，最后编制了一套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成绩评定体系主要包括5大项评价指标和15小项具体评价内容，其中学习评价、心理评价和社会评价主要以过程性评价为主，健身理论和运动能力指标中的爆发力能力和心肺耐力能力以诊断性和终结性评价为主，运动能力指标中的技战术能力和竞赛能力主要以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为主，实验过程中还包括对学生的进步度评价、达成度评价和个体内差异评价等；评价主体主要是教师和学生。这样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便能体现出评价内容的多元性、评价方法的综合性和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当然这种评价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师可以根据体育运动项目本身的特点灵活运用指标体系。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大学生基础指标测试
为了提高教学实验的精度和效果，减小其他因素的干扰，运用重新构建的普通高校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评价体系，对实验组与对照组每一个学生进行实验前评价，计算出綜合评价得分（包括身体形态指标和一般运动能力指标），并对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基础水平进行了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实验组大学生的最高分数是81分，最低分数是49分，平均分是67.14分，方差为6.8434；对照组大学生的最高分数是80分，最低分数是50分，平均分是66.99分，方差为6.7347。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大学生的基础指标成绩进行T值检验，结果P>0.05，由此可以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基础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可视为同一水平。
（二）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大学生综合测试情况
实验开始后，整个教学评价过程，严格按照新制定的体育与健康教学评价体系和学生成绩评定模式进行教学效果评价，并运用综合评价的方法计算出每一个学生体育课程综合得分。结果发现，实验组大学生的最高分数是96分，最低分数是77分，平均分是84.14分，方差为4.9834；对照组大学生的最高分数是88分，最低分数是60分，平均分是73.87分，方差为5.9947。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大学生的综合成绩进行T值检验，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教学效果有显著性差异（P<0.01）。另外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综合评价成绩进行了正态分布检验，实验组D值为0.2825，偏度为0.4152（P<0.05），峰度为-0.9019（P<0.5）；对照组D值为0.2815，偏度为-0.2617（P>0.05），峰度为-0.3858（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教学评价成绩均成正分布态。由此，说明了新构建的评价体系对提高大学生的体育成绩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
重新构建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学生学习评定体系经过半年的教学实验，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的青睐。这种教学评价体系，集教育性、健康性、公平性、快乐性、现实性于一体，强化了终身体育意识的教育，体现了大学体育教育的作用和价值；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能反映人体体质状况；生理机能变化；掌握运动技能程度；身心培养；体育参与意识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符合“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目标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郭英，许砚田.普通高校体育课学习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1）：110-113．
[2]《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修改工作小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手册[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42.
[3]郑旗，李吉慧.现代体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177.
作者简介：张威（1989-）男，湖州师范学院学生；
韩秋红（1979-）女，内蒙古赤峰人，湖州师范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体育理论与实践。
健康评定 篇4
关键词：自测健康,量表,交通警察,信度,效度
自测健康是相对他评健康而言的一种健康测量方法,是指个体对其自身健康状况的期望和主观评价[1]。 目前,自测健康已成为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健康测量方法之一,并在社会医学、流行病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许军等[2]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筛选自测健康评价指标,建立了适合于我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elf-rated 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Version 1.0,SRHMS V1.0)。 作为特殊职业群体 , 交通警察的工作环境复杂度、任务繁重度和职业紧张度均高于一般职业人群,其身心健康受到各种慢病、职业病的严重威胁,亟需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本研究应用SRHMS V1.0对广东省交通警察健康状况进行调查,考核该量表应用于交通警察的可行性、信度、效度和反应度,为进一步研究广东省交通警察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奠定理论基础。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根据多变量统计学的经验做法,考核量表信度、 效度的样本量应为量表条目数的5~20倍[3]。 为考评SRHMS V1.0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选取条目数10倍以上的样本量进行流行病学现场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广东省深圳市、中山市和佛山市随机选取500名交通警察进行量表测评。
1.2调查工具
本研究以SRHMS V1.0为核心,以与健康有关的生存质量测量量表SF-36为效标,结合交通警察的一般情况、生活方式和工作状况设计交通警察健康状况调查问卷。 其中,SRHMS V1.0是许军等[2]编制的自测健康定量化测量量表,由生理自测健康(physical saferated health,PSH)、 心理自测健康 (mental safe-rated health,MSH)和社会自测健康(social safe-rated health, SSH)3个子量表组成 ,分为9个维度 :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P1)、日常生活功能(P2)、身体活动功能(P3)、 正向情绪(M1)、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M2)、认知功能 (M3)、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 (S1)、社会资源与社会接触(S2)、社会支持(S3),共有48个条目(依次标记为SR1~ SR48)。 量表结构和具体计分方法详见参考文献[4]。
1.3研究方法
1可行性分析:通过回收率、完成率和完成时间等指标进行反映。 2信度检验:本研究采用的信度指标有分半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即Cronbach's α 系数。 3效度检验:本研究主要采用效标效度和结构效度。 以SF-36和SRHMS V1.0的4个健康总体自测条目(即SR18、SR34、SR47、SR48,分别为生理 、心理 、社会和总体健康的综合自测条目,不参与各子量表及总量表分的计算)为“效标”,计算它们与SRHMS V1.0总分及各子量表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来评价效标效度; 通过条目分、维度分、子量表分之间的相关性和探索性因子分析两种方法对结构效度进行考评。 4反应度:本研究通过“天花板/地板效应”计算调查对象总量表和3个子量表的最高分和最低分所占比例来检验量表反应度。
1.4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调查员统一进行系统培训。 测试前由调查员向被调查者讲解量表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由被调查者根据自身真实情况独立完成问卷填写,如有特殊情况,可由调查员将问卷内容读给被调查者听,再由被调查者做出自我评定,任何情况下调查员不得给予诱导性提示。 问卷由各地区负责成员统一回收并进行逻辑性筛选,对完成率低于80%者、完成质量不高者 (如整张问卷答案相同 ) 或完全复制的两份问卷予以剔除。
1.5统计学方法
数据通过Epidata 3.02进行录入, 并经过双录入核对等核查无误后, 将数据导入SPSS 20.0统计软件中进行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 Pearson相关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等 ,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可行性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74份,回收率是94.8%, 其中, 有效问卷457份, 有效率为96.4%,所有条目均被完成的问卷有380份,完成率为80.17%。 量表的完成时间在10 min以内。
2.2信度分析
2.2.1分半信度
除了4个未参与计分的条目(第18、34、47、48条为健康总体自测条目,不参与子量表和总量表分的计算),将剩下44个条目分为2个半量表,分别包括22个条目, 分析结果显示,2个半量表的Spearman-Brown相关系数为0.804,Guttman分半信度系数为0.802。
2.2.2内部一致性信度
数据分析 结果显示 ,SRHMS V1.0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42,PSH、MSH和SSH 3个子量表的Ch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0.866、0.896、0.917。
2.3效度分析
2.3.1效标效度
结果显示 ,SRHMS V1.0总分与SF-36总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783(P < 0.01)。 PSH与SR18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648(P < 0.01);MSH与SR34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623 (P < 0.01);SSH与SR47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692 (P < 0.01);SRHMS V1.0总分与SR48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702(P < 0.01)。
2.3.2结构效度
2.3.2.1各条目分 、 维度分 、 子量表分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各条目分与其所属维度分相关系数均较大,为0.473~0.926,而与其他维度得分之间相关系数较小。 各维度分与其所在子量表得分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588~0.937,而与其他子量表得分间相关性均较差,见表1。
注:SRHMS V1.0: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PSH: 生理自测健康子量表; MSH:心 ;SSH:社 ;P1:身 与器官功能;P2:日常生活功能;P3:身体活动功能;M1:正向情绪;M2: 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M3:认知功能;S1: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S2:社;S3:社会支持
2.3.2.2因子分析适当性分析结果显示,KMO统计量为0.932,Bertlett球型检验结果P < 0.001, 提示本数据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前提。 经主成分分析,以特征根大于1为提取标准,共提取9个公因子,累积贡献率达73.820%,见表2。 经最大方差旋转,仅列出大于0.5的因子系数 ,分析可知 :第1、9因子为认知功能 、 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社会资源与社会接触,贡献率为37.185%;第2因子为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贡献率为11.124%;第3因子为身体活动功能,贡献率为8.006% ; 第4因子为日 常生活功 能 , 贡献率为4.429%;第5因子为正向情绪 ,贡献率为3.972% ; 第6因子为社会支持 ,贡献率为3.472%;第7、8因子为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贡献率为5.632%,见表3。
2.4反应度分析
在心理学测验中,由于测验题目过于简单,使得大部分个体得分普遍较高的现象, 称为天花板效应; 由于测验题目难度过高,使得大部分个体得分普遍较低的现象,称为地板效应。 天花板效应(地板效应)通常以在某次评定中取得该量表的可能最高分 (最低分)的例数占总例数的百分比进行反映[5]。 本研究中, SRHMS V1.0总量表及PSH、MSH和SSH 3个子量表的最高分都是100分, 最低分分别为20.15、27.35、 3.33、0.00分。 最高分与最低分人数所占比例均很小。 见表4。
3讨论
近年来,媒体相继报道国内大部分城市交通警察的平均寿命都只在40~50岁之间,远低于我国公民的平均寿命72岁, 交通警察的健康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交通警察长期暴露在高温、高寒、尾气、噪声等恶劣交通污染环境中,身心健康受到多种不良因素的综合作用, 极易引发慢病、职业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6,7]。 SRHMS V1.0是许军等[2基于WHO提出的“健康”定义[8], 采用严格的专家咨询、条目分析和筛选等方法研制的适用于我国一般人群的自测健康定量化测量量表[9]。 本研究将该量表作为测量特殊人群(即交通警察)健康状况的工具,有必要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等进行检验。
量表可行性分析主要关注量表的接受度及量表的完成质量问题[10]。 本研究中SRHMS V1.0的回收率和完成率均较高,完成量表所用时间较短,说明该量表在交警中的接受度较高,可行性较好。
信度又称为可靠性或精确度,反映相同条件下重复测量结果的近似程度,包括重测信度、分半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等,其中,分半信度多在不能进行重测时采用, 通常要求Spearman-Brown相关系数>0.7[11]。 本研究中SRHMS V1.0的Spearman-Brown相关系数为0.804,提示该量表分半信度较好。 Cronbach's α 系数是最常用的信度考评指标, 一般认为Cronbach's α 系数达到0.85以上, 表明量表可同时适用于个人和团体之间的检验;在0.70~0.85之间,表明量表只可用于团队比较; 而在0.7以下则说明此量表信度较差, 不适用于个人或团体的测量[12]。 本研究显示,SRHMS V1.0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42,3个子量表 的Ch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0.866、0.896、0.917,均在理想范围内,说明SRHMS V1.0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既能用于个人的自测健康测量,也适用于团体测量。 综上,SRHMS V1.0应用于评价交通警察的健康状况具有较好的信度。
注:SR1~SR46=SRHMS V1.0 的第 1~46 个条目 ;“-” 表示因子系数小 0.5
注:PSH:生理自测健康子量表;MSH:心理自测健康子量表;SSH:社
效度又称为“准确度”,用于反映测量结果与“真值”的接近程度[11]。 本研究通过SRHMS V1.0总分与SF-36总分以及4个健康自测条目分别与总量表分 、 PSH分 、MSH分和SSH分之间的积矩相关系数反映量表的效标效度,研究显示,上述5个相关系数分别为0.783、0.648、0.623、0.692、0.702(P < 0.01),说明效标效度较好。 本研究主要采用条目得分的相关性和因子分析考评SRHMS V1.0的结构效度。 各条目分与其所属维度分相关系数均较大,为0.473~0.926,而与其他维度得分之间相关系数较小。 各维度分与其所在子量表得分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588~ 0.937, 而与其他子量表得分间相关性均较差 , 说明SRHMS V1.0的维度和子量表条目划分基本合理。 因子分析中因子负荷反映了条目与所属因子的关系[13], SRHMS V1.0大部分因子负荷均在0.5以上 , 提示各因子间独立性较好。 此外,因子分析得到的9个因子与SRHMS V1.0的理论构想基本一致,除了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落在第1和第9因子,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落在第7和第8因子外,其余各个维度的条目都落在同一因子上,因此,可认为SRHMS V1.0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
反应度又称为区分效度, 指被调查者若有所变化,调查结果对此变化做出反应的程度,又可把它归为效度的一个方面[11]。 量表的天花板/地板效应认为, 在一定程度上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所占比例越小,量表的反应灵敏度越强[14]。 若15%以上受试者的调查结果最终落在最高或最低分值范围内,则认为量表存在天花板效应或地板效应[15]。 本次研究发现,SRHMS V1.0总量表和3个子量表的最高分及最低分所占比例均很小,说明量表反应度较好。
健康评定 篇5
一、评选的范围、对象
哈尔滨市南岗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专兼职教师。
二、评选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良好的从事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熟悉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政策和精神。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良好的师德修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2、在我区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一年以上的专职教师，及两年以上兼职教
师，中学年龄在45周岁以下，小学年龄在40周岁以下。非教学一线领导和其他人员不能参加评选，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的教师优先评定。
3、学历条件。城市教师在小学、幼儿园任教的应具备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在初、高中任教的应具备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农村学校教师在小学任教的应具备中师及中师以上学历，在初中任教的应具备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在高中任教的应具备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
4、教学成绩突出，能够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与
任务、内容与要求、途径与方法，在本区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高知名度。
5、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题研究，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能发挥骨干模范
作用，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并有效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近五年内，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教育课题实验，至少有两篇有关心育的论文或科研成果获奖。6、7、8、参加过省、市、区级以上的心理专业培训。近五年内曾获得过校级以上（含校级）行政奖励或荣誉称号的教师。具有较强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并获得哈尔滨市计算机中级证书。用
普通话教学并达到二级甲等普通话标准要求。
健康评定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2008年1-3月,样本人群来自全国9个城市的11所大学(大一、大二)、14所市区中学(5所初中、5所高中、4所完中)和16所农村中学(7所初中、7所高中、2所完中),获得有效问卷22 325份。其中初中学生7 151名(32.0%),高中学生7 086名(31.7%),大学生8 088名(36.2%)。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按地区和城乡分层,整群抽取9个城市学校中的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大一、大二班级所有学生为调查对象,并使纳入的样本满足城乡、性别比例一致的要求。
1.2.2 调查内容
包括一般情况、个人和父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MSQA)以及健康危害行为、自伤行为、生活满意度、应激性生活事件等。调查问卷不填写姓名,在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的指导下于上课时间完成,并当场收回问卷。
1.2.3 青少年亚健康症状和亚健康状态的评定
运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MSQA),评定亚健康相关症状。该问卷由71个项目组成,分为躯体亚健康和心理亚健康2个领域,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3]。每个项目设6个评定等级,分别赋1～6分,每个等级的意义分别是:1为没有或持续不到1周,2为持续1周以上,3为持续2周以上,4为持续1个月以上,5为持续2个月以上,6为持续3个月以上;项目的设置均为反向,得分越高表示亚健康症状持续时间越长。筛查的标准为项目持续时间达1个月以上,判定为亚健康症状,并以全国青少年学生亚健康症状项目数第90百分位数(P90),作为判定亚健康状态的参考依据。
1.2.4 统计分析
使用EpiData 3.02 建立数据库,逻辑纠错无误后,应用SPSS 13.0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全国9个城市的青少年学生共22 325名,其中城市学生11 749(52.6%)名,农村10 576(47.4%)名,城乡比例为1.11∶1。男生10 890(48.8%)名,女生11 435(51.2%)名,男女比例为1∶1.05,平均年龄为(16.39±2.85)岁。初一学生3 571(16.0%)名,初二学生3 580(16.0%)名,高一学生3 672(16.4%)名,高二学生3 414(15.3%)名,大一学生3 983(17.8%)名,大二学生4 105(18.4%)名。见表1。
2.2 青少年亚健康症状检出率
2.2.1 不同性别青少年学生亚健康症状检出率
男、女生躯体、心理及身心亚健康症状检出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2.2.2 不同年级青少年学生亚健康症状检出率
各年级学生躯体、心理及身心亚健康症状检出率表现为高中较高,初中、大学较低,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2.2.3 城乡青少年学生亚健康症状检出率
城市学生心理亚健康症状的检出率高于农村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乡学生躯体及身心亚健康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
2.3 亚健康症状数的P85,P90
和P95的分布情况 表5给出了MSQA各领域、各维度及总体的症状项目数P85,P90 和P95的分布情况,可为判断青少年身心亚健康状况提供依据。其中总体学生躯体亚健康、心理亚健康、身心亚健康状态的症状数P90分别为3,8,11,可作为躯体亚健康状态、心理亚健康状态、身心亚健康状态的划界标准。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表6给出了MSQA各领域、各维度及总体的症状项目数在不同学习阶段的青少年学生P85,P90 和P95的分布情况。由表6可知,MSQA在躯体、心理领域及总体症状数在P90的分布上表现为高中(高一、高二)高于初中(初一、初二),初中(初一、初二)高于大学(大一、大二),这可为不同年级间的比较提供参考。
3 讨论
3.1 在青少年中识别亚健康的学校卫生学意义 有学者认为,亚健康是指人们在身心情感方面的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健康低质量状态及其体验[5]。但这个概念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赵瑞芹等[6]认为,亚健康状态指无临床症状或症状感觉轻微,但已有潜在的病理信息,而且这种状态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的,既可向健康状态转化,也可向疾病状态转化。陈国元等[7]把亚健康分成3个阶段:(1)轻度身心失调,以疲乏无力、失眠、情绪不稳等为主要表现;(2)“潜临床”状态,表现为活力、反应能力及适应能力减退等;(3)“前临床”状态,指已经患病但症状不明显,医生尚未明确诊断,未开始治疗状态。刘保延等[8]对亚健康的定义为,排除现患疾病的前提下,机体出现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适状态或适应能力显著减退而无明确的疾病诊断。沈红艺等[9]认为,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10,11]以及中医研究中的未病之病和欲病都可以纳入亚健康的范畴。有研究指出,慢性疲劳综合征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十分接近[12],以疲劳为主要表现的慢性疲劳综合征被认为是导致健康损害的一个重要原因[13,14]。其次,阈下精神障碍(如阈下抑郁、阈下焦虑)及阈下躯体化症状等[15,16]也是亚健康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的差异,评价方法也各不相同,除了自行设计问卷外,也有学者利用外国常用的健康自评问卷[17,18]进行亚健康状况的评定。此时,前者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受到质疑;而后者不但受到社会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而且针对性也相对较差。自评(自测)健康是健康评价的方法之一,它在社会科学和健康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是社区人群疾病及死亡独立的预测指标[19,20]。在现阶段,基于自评健康的方法,制定一份有效、敏感的亚健康自评问卷应是亚健康研究的当务之急。
识别青少年亚健康在学校卫生实践上也有指导意义:(1)符合预防医学二级预防所倡导的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的思想,及时给予亚健康者的健康指导、进一步检查等,促进良性转归,减少病痛;(2)拓展学校卫生服务领域,将亚健康纳入学校卫生服务范畴,改变既往学校卫生工作者局限于疾病不能治疗,其他服务十分有限的局面;(3)调理好亚健康, 减少不良预后,减少家庭和社会对医疗的投入,促进和谐校园的建设。
3.2 建立青少年亚健康状态统计学界定标准是开展亚健康流行病学研究的第一步 虽然对亚健康的认识还不够统一,但我国许多学者都对亚健康进行了尝试性研究。汤建军等[21]利用Delphi方法分析了1 409名高中生的亚健康状况,男、女生亚健康状况的检出率分别为59.93%和56.12%,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王玉荣等[22]研究发现,高中生中存在亚健康躯体症状的占73.8%,存在心理症状的占89.2%,男生和女生在头痛、烦躁和易惊等症状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高于男生。范存欣等[23]利用自行设计的亚健康问卷在大学生中进行了试用,男生亚健康检出率为58.55%,女生为64.63%,女生检出率显著高于男生。这些研究都是以1项症状作为亚健康的筛查标准,同时对症状的持续时间也没有要求,这可能会明显地高估亚健康的检出率。亚健康状态是一种长期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失调的过程,与一过性的身体不适、情绪低落不同,症状的严重程度或发生频率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感受。为此,笔者以自评“严重”或“经常发生”的症状来设置问卷项目,症状的持续时间为1个月来界定亚健康中症状,比传统健康评价问卷项目只有症状的中性描述相比,是一个本质的突破。
在对亚健康的认识还处在探索历史阶段的历史背景下,本研究提出以亚健康症状数的P90为青少年亚健康状态的划界标准,既符合统计学的要求,也考虑到我国卫生资源(包括学校卫生服务资源)有限的国情。以此为亚健康状态的判定标准,可以:(1)统一目前繁冗混杂的各类筛查方法及判定标准不统一的局面;(2)便于识别亚健康状态高危人群,及时发现“病例”;(3)用于比较研究,提高不同地区、人群等之间的可比性;(4)可用于干预效果的评价研究。因此,从流行病学角度制定青少年亚健康判定标准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
本研究提出了总的青少年学生(包括大学生)亚健康状态评价划界值,便于统一和简便使用;同时,也分别提出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人群亚健康状态划界值。鼓励研究者使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并对划界值做出实证研究,获得更多的效度资料。
本次调查没有把初三、高三及大学高年级学生纳入,主要是考虑到该群体承受着特殊的学习压力或就业压力,很可能会给整体的判定标准带来影响,现在看来是个缺陷,课题组还在补充这方面的资料。
摘要：目的描述全国青少年身心亚健康症状的分布特征,制定全国常模。方法在全国9个省市的9个城市选取城乡初中、高中以及大学共22 325名学生,运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进行评定,计算青少年学生在身心亚健康及其躯体、心理亚健康2个领域,以及躯体活力不足、生理功能减退、抵抗力下降、情绪问题、品行问题、社会适应困难6个维度的亚健康症状数的P85,P90和P95。结果男、女生躯体、心理及总体亚健康症状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躯体、心理及身心亚健康症状检出率表现为高中较高,初中、大学较低,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乡学生躯体亚健康和身心亚健康症状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青少年学生躯体亚健康状态、心理亚健康状态、身心亚健康状态及其6个维度的P90的症状数高中最高,初中次之,大学最低。结论可以用P90作为不同年级青少年学生躯体、心理、身心亚健康状态以及不同维度亚健康状态的划界值,作为我国青少年学生亚健康状态的流行病学判定标准。
健康评定 篇7
按照《标准》的规定:初中、高中、大学各年级必测3个项目, 选测3个项目, 合计需要测试6个项目。其中身高、体重、肺活量为必测项目;男生从台阶试验、1 000 m跑中选测1项, 女生从台阶试验、800 m跑中选测1项;男、女生从50 m跑、立定跳远中选测1项;男生从坐位体前屈、握力中选测1项, 女生从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和握力中选测1项。通过3 a来的测试实践, 笔者发现选测项目的不同会引起测试结果的差异, 部分差异结果甚至对学生的整个体质健康评定产生影响。因此, 加强对《标准》选测项目相关度的研究, 及时为实践工作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泸州医学院2004级临床医学专业在校大学生共212名, 男、女生各106名。
1.2 方法
根据研究需要, 使用北京中体同方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型学生体质测试器材及数据管理软件, 对被测学生进行测试及评分。测试安排:第1天男女生测试台阶试验和除1 000 m, 800 m跑以外的所有项目, 先进行台阶试验, 后测其他项目;间隔2 d后测1 000 m, 800 m跑。
1.3 数据分析
将所得数据和信息归类整理, 运用SPSS 12.0软件包在计算机上对有关数据进行u检验和F检验, 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男、女生不同耐力项目测试得分比较
由表1可见, 男生台阶试验和1 000 m跑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台阶试验得分明显高于1 000 m跑得分;女生台阶试验和800 m跑得分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且女生台阶试验得分低于800 m跑得分。
2.2 男、女生爆发力、速度的测试得分比较
表2显示, 男生50 m跑或立定跳远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即选测任意一项指标进行测试差异不大。女生选测50 m跑或立定跳远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立定跳远的得分高于50 m跑得分。
2.3 男、女生力量、柔韧项目的测试得分比较
表3显示, 男生握力指数和坐位体前屈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男生握力指数得分高于坐位体前屈得分;女生握力指数、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测试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所设选测项目较为合理。
3 讨论
《标准》中部分同组选测项目的得分评价不具有一致性。如耐力选测项目中, 男、女大学生选测台阶试验与中长跑 (1 000 m, 800 m) 项目的得分评价均出现较大差异。说明台阶试验和中长跑项目对耐力素质的影响有一定差距, 应引起关注。
研究发现, 《标准》中大学男生选测爆发力或速度的设置较为合理, 即选用50 m跑或立定跳远进行测试评价, 差异不大;而女生选测立定跳远与50 m跑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选测立定跳远得分高于选测50 m跑的得分, 可能与评价的标准有关。
研究表明, 《标准》中选测项目间的可替代性较差, 如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握力为同一选测组。坐位体前屈指数反映膝、髋关节肌肉的柔韧性, 仰卧起坐主要评价腰腹肌的肌力, 握力用来衡量前臂和手部肌肉的力量, 将这3项不相关联、不具可比性的项目放在一组选测, 其项目设置是否科学有待进一步论证。
健康评定 篇8
1 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界定、测量方法及应用
1.1 界定
心理环境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心理学家勒温提出, 意指人脑中对人一切活动发生影响的环境事实, 即对人的心理事件发生实际影响的环境。学校心理社会环境也称为学校社会心理环境, 是心理环境的一部分, 具有心理环境的基本特征和属性[2]。
世界卫生组织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定义:“学校心理-社会环境 (psycho-social environment, PSE) , 是指在校园文化及学校组织结构的影响下, 能够对学生未来健康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校内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3]。”这一定义强调了学校心理-社会环境具有3个特点, 即多维性、主观性和文化特异性。同时也指出, 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是学校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其列为健康促进学校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HPS) 的6项内容之一[4], 指出健康的心理社会环境要满足以下条件[5]: 轻松、友好、推动学习;提倡合作而不是竞争;促进合作式、开放式交流;重视提供创造性机会;通过制定反对体罚、提倡在操场、教室和教职员工及学生中进行非暴力式交流的程序和规章制度来禁止体罚、欺凌弱小、骚扰和伤害; 通过机会均等和民主程序, 保护男女生的权利。
此外,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提出的“爱生学校”行动框架以及由WHO、UNICE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教育国际、教育发展中心、儿童发展合作组织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联合发起的“集中有效资源关注学校卫生 (FRESH) ”的行动框架, 均将学校心理社会环境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行动框架, 从不同角度指出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内涵。“爱生学校”行动框架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考察学校心理社会环境: (1) 对所有儿童入学的全纳性; (2) 健康、安全及保护; (3) 尊重性别差异, 并将其作为评定“爱生学校”的重要维度[6]。而FRESH框架在其核心内容中强调指出, 积极乐观的心理社会环境是保证儿童健康所必需的, 从学校伤害和暴力等问题以及提供健康教育及学校为基础的卫生政策等方面评价学校心理社会环境[7]。
除一些国际组织积极提倡关注学校心理社会环境外, 目前国内外众多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然而,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界定尚无定论, 众说纷纭。Murray等[8]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关注甚至前移到幼儿园时期, 认为师生关系在学龄前儿童及低年级小学生中直接反映其学校心理成长环境。还有很多学者都在呼吁积极关注“校园氛围”, 保证学生在校的心理健康, 校园氛围直接反映了学校的心理社会环境状况[9,10,11,12]。因此, 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基本上倾向于将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界定为校园氛围。而国内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理解则更为丰富。有些学者认为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是指在学校特定的区域, 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学习、生活、游戏、交往的全部空间[13]。也有人指出, 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是指通过学校系统外部社会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学校成员个体心理特性的整合, 在学校工作中形成的客观存在于学校系统内部的一种潜在的、影响学校成员思想言行的精神力量和心理空间[14]。通过国内许多学者对学校环境构成的界定来看, 实际上将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等同于学校心理环境或称“软”环境、精神环境[14,15,16,17,18]。但也有人认为, 学校精神环境不仅仅是指心理环境, 此外还应该包括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人际环境[19]。另外, 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学校物质 (自然) 环境的美化对于心理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 不应该被排斥在学校心理环境之外[20,21,22], 而有的研究索性将学校物质环境也纳入到学校心理环境之中[22]。还有研究认为学校心理社会环境就是指校园关系[23]。
综上所述, 本研究认定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指是否创造师生间、同学间相互关怀、信任和友好的环境, 是否形成和谐健康的校园氛围, 使每个学生的个人优势或特长都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
1.2 测量方法及应用
测量复杂概念的量表一般包含多个维度, 每一维度又包含多个方面, 每个方面有若干个问题, 即条目[24]。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定义决定了其测量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指标来解决, 如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7个国际机构联合发起的“集中有效资源, 关注学校卫生” (focus resources on effective school health, FRESH) 倡议指出, 积极向上的心理-社会环境是能够预防各种形式的校园伤害的, 而校园伤害则包括多个方面[25]。因此, 目前多采用含有多个维度的量表作为测量工具, 条目是组成学校心理-社会环境评定量表的最小单位。根据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定义, 研究者选择不同问题, 每个问题列出一定数量的可选项或评分项, 由受试者选择等级评分或定量评分, 然后汇总各类评分[26,27], 得出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总评分。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评定量表主要针对与学校相关的人员, 属于特异性量表, 如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状况问卷”就是主要针对除学生以外的、与学校有一定联系的人员, 如学校管理人员、教师、支持人员、家长等[5]。
虽然以学校心理-社会环境为题的评定研究尚较少, 但随着国内外研究者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关注, 各类与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相关的或其内容存在交叉的测定量表越来越完善, 如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28,29,30,31]、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32,33]、中学社会环境评价量表[12]等。为适合于不同情况的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测定量表的制定提供了基础和参考, 使学校心理-社会环境逐渐成为测量校内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的理想指标。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综合数百篇文献及20多个国家的学校原始资料开发出一套“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状况问卷”[5], 由于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植根于具体的地域文化, 这一测量工具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因此, 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应用受到了很大限制。
2 中小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特点及其测量研究的必要性
2.1 中小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特点
从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健康的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所具备的特点[5]来看, 健康的学校心理-社会环境大部分依托于良好的校内人际环境。因此, 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校内人际质量上。
近年来, 国外许多评估和研究发现, 在中小学校, 良好的校内人际关系对学生的健康及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例如, 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促进学生健康行为的形成[34], 同时也有助于特殊学生的教育公平[35]。除此之外, 还可显著减少学生应激情绪及过激行为的发生[36], 并且避免或降低学生抑郁情绪的出现[37]。与此同时, 国内研究者也越来越意识到校内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有研究表明, 伙伴关系及教师支持是降低抑郁发生的保护因素[38], 学生人际关系、学校的社会风气等与学生行为发育明显相关[39]。
校内人际之所以广受关注,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 由于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要角色, 因此校内人际关系贯穿于任何求学阶段, 甚至在幼儿园阶段, 师生关系就已经开始对儿童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8];其次, 我国校内人际关系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余小鸣等[40]对四川农村中小学的研究提示, 学校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体罚与歧视等现象, 这些构成了中小学生主要的心理烦恼与“不安全感”。熊光练等[41]对城市初中生自杀倾向的调查发现, 被欺负的天数及类型、有无亲密朋友是其影响因素。而自杀行为这类自我指向性暴力的发生与被他人欺负的频度呈同步增加的趋势[42]。
总体上, 中小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特点首先大部分体现在校内人际质量状况上, 与学生身心健康及发展紧密相连;其次, 当前中小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状况仍亟待改善。
2.2 我国中小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测量研究的必要性
正如前文所述, 学校心理-社会环境主要是指校内人际关系, 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定义以及对健康的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认识, 校内人际环境并不等同于学校心理-社会环境。因此, 并不能用有关师生关系的测量工具来评价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状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5年的调查显示, 有66.9%的中学生担忧升学考试太激烈, 有76.2%的中学生因为考试而“心情不好”[43]。可见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是多维的, 除师生关系外, 学习压力也是一个影响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状况的重要因素。此外, 校园文化[44]、师生行为影响[45]、公平[46]等因素会通过影响学生心理状况, 而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产生影响。学校心理-社会环境问题涉及师生个体、环境、文化多方面的内容, 而这些问题彼此间又可能存在一定的协同作用, 很难衡量哪些方面是造成学校心理-社会环境出现问题的因素。
除了校内人际关系、学习压力、校园文化、师生行为影响和支持服务能够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造成影响外, 还有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健康行为、自尊、内外控制感等社会心理问题, 均是学生在校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10]。此外, 随着社会上公民意识的影响, 学生在校的公平和民主也可能是学校心理-社会环境影响因素中不可或缺的。
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评估和预测常常使人们感到束手无策,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有效测量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工具。没有有效的衡量标准, 就不能准确判断这些综合因素对学生健康及发展所造成的影响。目前, 有很多针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某一具体领域的研究, 如校内人际关系, 但是用任何一个指标评价学校整体的心理-社会环境都是片面的, 而借用学校心理-社会环境多维理念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尽管一些国际组织积极倡导改善学校心理-社会环境, 并提出有关评定工具, 但总体与中国实际情况存在差距, 缺乏实用性、可操作性。鉴于学校心理社会环境与学生的健康与发展密切相关, 因此有必要发展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评价工具, 从而更有效地认识我国学校现有的心理-社会环境, 及时发现问题, 及早解决, 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发展。
3 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国外许多研究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学校心理-社会环境。自Trickett等[47]开始关注学校心理-社会环境并开发“班级环境量表” (classroom environment scale, CES) 后, 针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评定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其后美国学者Barker[48]在其论著中指出, 学生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各个要素, 会对其日后成长、发展甚至个性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此将学生所处社会环境也称为“行为背景”。由于学生主要处于学校这一社会环境中, 因此学生社会环境主要是学校社会环境。这一理论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在泰国宗迪恩召开第一次“人人享有教育”的国际会议 (1990) 后, 更加推动了学校心理-社会环境评定工具的相关研究, 如“本班详情调查”[49]、“学校氛围量表”[50]等。新世纪伊始, 在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于“2000年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上提出“集中有效资源, 关注学校卫生”框架[40]后, 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评定工具的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具有很乐观的前景。
虽然如此, 但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某些方面, 很少从全局角度考察, 缺乏全面而权威的评定量表。直到2003年, 世界卫生组织在综合全世界650多篇文献和20多个国家的学校原始资料的基础上, 设计了“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状况问卷”才填补了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测定量表的空白[4]。但不足的是, 目前尚未见对该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报道。PSE调查表是一种主观评定量表, 它与其他涉及学校问题的量表最大区别是针对非学生群体展开调查的。该量表的优点就是, 在通过PSE量表对学校全面评估的基础上, 配有针对每一质量区进行定性研究的“PSE调查工作表”, 更有利于检查学校在某一质量区工作开展的情况, 并及时提出改进措施。此外, PSE量表评分过程简便易行, 不需要复杂的统计方法。缺点在于, 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缺乏可操作性, 引入时需较大的文化调试;此外, 该量表由于不对学生进行调查, 在分析评价结果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性。
直到现在, 学校心理-社会环境测定量表的相关研究也仍在进行, 如Brand工作小组在2003年开发出“学校氛围-学生问卷” (inventory of school climate for students, ISC-S) [51]后, 通过不懈的努力又于2008年成功编制出“学校氛围-教师问卷” (inventory of school climate for students, ISC-S) , 对学生心理-社会环境测定量表的研制具有重大贡献, 也避免了世界卫生组织PSE量表由于不对学生进行调查而使评估结果产生偏性的情况, 具有很乐观的应用前景, 但应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时, 也同样存在文化调试的问题, 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4 讨论与建议
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国较系统的学校心理-社会环境评定研究仍较少。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很大关系。由于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测定量表都出自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国家, 因此,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量表在内, 很大程度上不适用于我国的具体情况。虽然国内关于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研究数量不菲, 但是大都停留在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进行界定这一层面上, 且缺乏深度。而对学校心理-社会环境的评定研究则鲜有报道, 这就使学校心理-社会环境评定研究, 在我国的推广受到极大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