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多元化(精选八篇)
收入多元化 篇1
一、个人收入纳入人事档案管理的必要性
首先,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无可非议, 创造价值、获得收入成为人生历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 人们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并指出, 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 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毛泽东对此进一步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 并且团结起来, 为自己利益而奋斗。人事档案是记述个人社会实践活动, 反映其德才表现、工作业绩、个人成长的原始记录。显然, 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实现价值创造是自身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 这些内容理所应当在人事档案中得到真实显现。
其次, 学校教职工的工作表现与其收入状况在一定意义上应该是等价的。一方面, 学校教职员工人事档案记载的工龄、学历、职称等常态信息, 以及“德、能、勤、绩、廉”方面的动态信息, 为其收入水平、工资晋升发挥着重要的证据和参考作用, 即工作表现决定个人收入。这一点, 在目前学校推行的绩效工资制表现得相当明显。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正常情况下其收入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合法收入。同时, 学校是高学历、高层次人群聚集的地方, 其教职工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整体水平高,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理应为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
筅江南大学人事处林丽丽
的贡献。换言之, 个人收入状况不是教职工人生轨迹的唯一指标, 但应该看作其工作绩效、社会贡献的一个量化符号。
再次, 个人收入证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例如, 学校教职工购买商品房办理银行按揭贷款, 需要单位出具个人收入状况的书面证明。规范的个人收入证明资料包括学历、职务、职称,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时间、身体状况、近一年内的平均税后月收入等。显然, 具有权威性的个人收入证明开证主体是单位的人事部门, 而不是单位的财务、后勤、办公室以及其他内设部门, 因此, 资料全面的人事档案将成为此项工作有效完成的基础。目前, 个人收入证明在生活中的用途日益广泛, 已经成为各类贷款的信用凭证、事故索赔误工费时的有力证明、财产合法化的有效证据。在正常的申请专项社会救助、个人出国旅游、子女出国留学时, 相关机构也需要向个人索要家庭经济收入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 教师个人与家庭的工作、生活中的许多经济关系逐渐由法律关系来调整。在近几年的人事档案管理过程中已经发现, 人民法院、公证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单位来学校查阅教职员工人事档案的频率越来越高, 其中大部分涉及经济纠纷、个人遗产等内容, 这些都和个人的收入状况密切联系。显然, 依照人事档案出具的收入证明和教职工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最后, 掌握个人收入信息是组织管理正规化建设、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标志。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指出, 建立领导干部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是为保持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规定的第三条列举了申报人必须申报的各项收入, 包括: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企业单位的负责人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等。规定第五条明确指出: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 并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目前, 普通学校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占教师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重点学校在二分之一左右, 他们的物质待遇和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享受的几乎差不多。况且, 许多发达国家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 并非限于官员, 也包括所有公民。这不光只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需要, 也是廉洁反腐败的需要, 更是个人的社会信用的需要。也就是说, 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学校人事档案管理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个人收入状况在归档中所遇到的问题
首先, 人们对人事档案工作的误解。误解之一, 人事档案工作在学校管理中只是一项辅助性工作, 在目前聘任制盛行的时期, 人事档案已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一些人片面地认为人事档案工作只是“收收管管, 装装订订, 翻翻找找, 查查看看”, 没有实际内容, 没有技术难度, 谁都可以做, 一般能应付就行了。误解之二, 人事档案只是讲政治, 是每个时代个人功过是非的记录, 是历史的产物, 外在的、主观的内容比较多, 对现实的参考、证明作用不是太明显。误解之三, 在考评个人“德、能、勤、绩、廉”五个标准中, “德”是核心, “能”是本领, “勤”是态度, “绩”是成果, “廉”是操守。其中“绩” (个人的工作实绩) 一般由工作指标、工作效率、工作效益、工作方法四个方面构成。由此得出结论, 个人的经济成果不能作为人事档案的一项内容。
其次, 知识分子对待个人实际收入相关概念的误解。误解之一, “钱”作为个人实际收入的货币表现, 只可纳之, 不可晒之。在许多社交场合, 一旦谈到金钱报酬, 一些学校教职工还是难以用妥贴大度的方式去面对。误解之二, “富”作为个人实际收入的长期积累, 和人格地位成反比。纵观历史, 崇尚知识, 视财物如草芥, 视金钱如粪土, 这种对金钱的态度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人们心中的人格地位。因此, 富人在知识分子的字典中不是褒义词, 也很少算作中性词, “为富不仁”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由此可以看到, 许多学校教师愿意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辛勤劳动换得丰厚的收入, 但不愿意将自己纳入高收入的群体、富人的行列。
再次, 学校人事档案管理中软硬件的缺失。一是人力的缺失。由于人们对人事档案工作的误解, 以及领导对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不重视, 以致在人员安排、专业学习、业务提升等方面学校管理相对滞后。例如, 有的学校人事档案管理人员只有一人, 还是兼职, 对于数千份的教职工档案材料, 能够收收、发发、查查已经不容易了, 若再将教职工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学校的档案管理中, 显然力不从心。二是信息网络的缺失。个人收入涉及的面比较广, 它除了个人工资之外, 还包括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 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诊疗等劳务所得, 及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等等。它涉及校内、校外多个单位, 仅校内, 它就和各院系及财务、教务等职能部门有关系。但到目前为止, 人事档案机构和相关单位及部门沟通教职工个人收入的信息网络还没有真正建立, 因此, 信息采集就比较困难。三是制度缺失。个人收入不仅属于教职工的个人隐私, 而且成为个人信用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它的采集、储存、提供必须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作保证。目前不管是政府层面, 还是学校等事业单位, 都缺乏个人收入状况归入人事档案的相关规定, 这就为此项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
最后, 社会舆论让学校教师职工谈“收入”色变。近十年, 国家对教育的投资逐年增加, 学校教职工的工资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奇怪的是, 只要一谈到个人收入, 许多学校教职工心理落差就比较大, 甚至有一种逆反情绪。原因之一, 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将“学校教师”与俗称“大款”、“大腕”的企业主、明星等十一类人群被共同界定为高收入个人, 引起社会一片哗然。一方面校外民众时有抱怨:学校扩招后师资水平整体下降, 这么多低水平的人拿这么高的收入, 太不合理;另一方面学校教师纷纷喊冤:认为税务部门的界定“挂一漏万”, 没有将真正高收入的群体纳入视野;同时认为高收入教师只占学校教师的一定比例, 许多教师 (尤其青年教师) 收入状况偏低, 社会舆论“以偏概全”。原因之二, 2009年全国中小学义务教育的教师实行了绩效工资, 此次收入水平上升幅度如此之大, 这让社会民众真真感到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 同时也让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幼儿教师、高中教师、尤其是高等学校教师心理很不平衡。这就出现一个怪现象: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准的教师群体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以同样职级的工资待遇相比较, 高等学校教师略低于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 一些不享受地方津贴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学校, 教师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地方省属高校, 甚至低于高职高专院校。如此收入之差带来的心理落差, 同样成为高等学校教职工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学校人事档案的不利因素。
三、学校人事档案增加收入信息的措施建议
首先, 统一思想, 做好宣传引导工作。若将教职员工的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学校人事档案管理, 至少在观念上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主要领导认为有必要, 二是档案管理工作者感到可行, 三是大多数教职工能够接受。因此, 转变传统观念, 消除思想障碍, 端正对个人收入、人事档案管理的认识, 成为推动此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在当前, 应重点做好两项工作:第一, 要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任何人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来支配的, 没有正确的思想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到科学的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列宁也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因此, 要认真研究国内外有关个人收入计算、统计、申报、证明的新态势, 密切关注学校人事管理面临的新局面;要理论联系实际, 开拓思路, 积极探索, 使学校人事档案管理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 促使档案的利用价值率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达到最大化。第二, 要将已有的理论成果、典型经验进行收集、整理, 分门别类, 有选择性地主动向有关领导汇报, 向有关部门介绍, 向广大教职工宣传。要让大家真正明白: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学校人事档案管理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它不仅有利于学校对个人业绩的全面了解, 而且有利于个人融入社会生活更加便利、快捷, 更加有公信力。
其次, 实施规范管理, 完善人事档案制度建设。学校内部人事档案相关的规章制度是法律、法规的延伸和具体化, 它的确立保证“两个一致”, 显示“三个功能”。两个一致:一是必须和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相一致;二是必须和广大教职工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即规章制度中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教代会审议、批准。三个功能:一是保障学校工作有序进行, 最大限度地减少问题与纠纷, 显示和谐功能;二是保障人事档案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操作, 保证工作质量, 降低管理成本, 显示绩效功能;三是防止管理的随意性和片面性, 如制度规定学校相关部门及个人有按照要求提供个人收入信息的义务, 同时也规定教职工有要求学校保护个人隐私、提供个人收入证明的权利, 显示公平功能。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08年2月18日温家宝总理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2010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文件, 为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学校人事档案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国内部分企事业单位对个人收入实施档案式管理的成功尝试, 也为此项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参考范例。
再次, 加强人员培训, 构建信息网络体系。一方面, 人事档案是个人参与社会方方面面活动的记载是个人自然情况的真实反映, 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凭证, 它涉及的面比较广, 政策性强, 意义重大。而人事档案管理就是对人事档案进行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和提供利用的活动, 工作环节比较多, 技术含量比较高, 对管理者的素质要求相对较高。尤其是学校人事档案中又要不断增加个人收入等信息, 这对档案管理者的思想觉悟、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 在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中, 由于信息沟通的渠道不畅通, 以致档案材料的转递不及时, 再加上个人收入申报的滞后性, 使相关档案内容和数据库信息存在一定的延时性, 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和更新。同时, 数据库的信息大多由人工输入, 尽管输入后还要进行多方面、多角度校对, 但难免还会存在信息输入错误的情况。要利用学校的高科技资源, 加快构建人事档案信息网络体系, 扩大教职工信息采集的覆盖面, 强化信息使用的权限管理和制度管理, 使档案管理更多地体现自动化、实时化和网络化, 大大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最后, 注意工作方法, 由易到难, 不断推进。目前, 教职工个人收入纳入学校人事档案管理, 不管是人的思想认识, 还是具体的可操作性, 都存在着许多难以逾越障碍。因此, 此项工作最好是迂回推进, 分步进行。第一步是弹性推进。主要内容及要求是:深入理论研究, 借鉴成功经验, 鼓励部门试点, 加大典型宣传, 不作硬性要求。具体工作表现是:学校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只保存财务部门提供的教职工年度代扣的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组织部门提供的副处级以上干部个人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清单、教职工自愿提供的年度个人收入清单。第二步是全面推进。主要内容及要求是:做好宣传引导, 统一教职工思想, 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信息网络体系, 提高管理者素质, 做好长效管理。具体工作表现是:按照国家规定, 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 严格界定教职工的个人收入;通过信息化平台准确采集相关信息;保存、使用好教职工的个人收入信息, 让社会满意、管理者满意、教职工个人满意。
参考文献
[1]延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学习《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红旗, 1973 (4) .
[2]季明.关注学校教师收入:为何讳言高收入[EB/OL].http://news.sohu.com/20050920/n227011687.shtml.
[3]姜玉莲.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收入多元化 篇2
一、多元化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做法2005年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加快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发展大局,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业持续增效、农民继续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具体工作中,我市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以市场为导向,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生产性收入。1、稳定和提高粮食和烟叶生产能力。粮食和烟叶是##两个大宗农产品,2004年的产量分别为126.29万吨和5.26万吨;产值分别为18.64亿元和5.27亿元,在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05年##市粮食生产围绕稳定播种面积、增加单产和总产、提高粮食品质的总体要求,认真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健全粮食安全预警应急机制和粮食安全体系。继续开展粮钱丰收竞赛活动。加大粮食“种子工程”建设力度,推广优质高产抗病粮食品种(组合)及配套栽培技术,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50万亩左右,产量达129万吨。烟叶生产继续贯彻“控制总量、提高质量、优化布局、优化结构”的烟叶工作重点,切实提高烟叶整体生产水平,2005年全市计划种烟45.29万亩,收购烟叶105万担。2、突出抓好茶叶、畜牧、笋竹三大特色产业。我市充分发挥茶叶面积大、质量好的优势,继续抓好十大优质生态茶叶生产基地建设,2005年全市要新增茶园面积3万亩,达到20万亩的规模,力争茶叶产量增长10%,优质茶产量占总量的20%左右。改变目前加工粗、价格低、效益差的状况,引进业主,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茶叶品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增加农民收入。确立以畜牧业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攻方向,提高畜牧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增加农民收入。2005年畜牧业重点发展15个万头猪场、20个5千头猪场的规模养殖和一批生猪养殖专业户;建设出栏达百万只的肉鸡基地和25万套种鸡场10个。加快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种源繁育、牧草种植和肉牛加工企业的发展,全市计划出栏肉牛5.7万头,种植牧草8万亩。力争2005年全市肉蛋奶总产量增长8%。笋竹业是农民增收短、平、快项目,着重抓住低产竹林改造与建设高产示范园区相结合,2005年全市计划改造低产竹林28万亩,建设3-5个现代竹业科技示范园,实现竹业总产值32.2亿元。3、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增强带动能力。2005年##市重点扶持一批符合区域布局、能发挥产业优势、具有一定规模和发展前景的龙头企业,努力培育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群。积极推行“公司+中介组织+农户”新模式,发展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及中介组织,不断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市级龙头企业作用,带动优质肉牛、粮食、笋竹、建莲、烤烟、水果、茶叶等一批高效优质农业生产基地建设,扩大种养规模,实现农业增产增效。2004年全市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总产值29.85亿元,带动农户数36.02万户,农户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得到的收入达13.42亿元。
(二)以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与第一产业相比,农民在二、三产业上增收的潜力更大,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就能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和经营收入。1、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打工”机会。##市充分挖掘本地农业内部就业潜力,拓展当地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通过发展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小型加工经营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全面清理进城就业不合理收费和限制性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和农业人口转移的良好环境。增强城市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让农民在二、三产业就业中得到较高收入。全市现有乡村企业72896个,其中工业企业19200个,规模以上工业274个,分别比上年增加787个、605个和14个。目前全市乡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人员达34.1万人,比2000年增加11.22万人。2、为农民创造自己“当老板”的机会。创业是富民之基。##市各地努力走出一条让民众通过诚实劳动、艰苦创业得到更多实惠的创业发展之路。清流县为了鼓励外出人员回乡创业,在各种税费、资金信贷、建房居住等方面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让外出务工者带资金、技术和项目回乡创业。如该县温郊乡桐坑村村民温冬生,外出务工几年后,回乡承包木制品厂,搞木材深加工,把本地山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解决了20多名劳动力就业。沙县通过在小城镇开辟工业小区、商业、服务业一条街等形式,为回乡农民提供创业条件,激发广大外出农民回乡投资的热情,一些农民带着资金回乡投资创业。如该县夏茂镇西街村罗光文等3位农民外出经营小吃致富后,回乡投资100多万元,创办了夏茂农家冬酒厂,吸纳劳动力近200人。3、开辟多种形式的服务领域。##市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证、推荐上岗“一条龙”服务试点工作,做好劳务派遣与跟踪服务工作,举办全市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专场招聘会,促进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2005年全市力争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3万人。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岗前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2005年全市计划培训农村劳动力3.5万人,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三)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增加农民政策性收入。1、“多予”政策。一是增加农业生产投入。2004年全市共完成农业综合开发耕地治理项目投入4540万元,改造中低产田5.2万亩,平均粮食亩产为364公斤,比上年增加9公斤。二是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做好乡村供水、险病水库除险加固、水
毁修复、山地水利和堤防建设,搞好渠系配套改造和节水灌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04年全市水利建设共完成投入2.58亿元,完成险病水库除险加固57座,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6.3万亩,新增灌溉面积0.5万亩,修复水毁工程1250处,完成渠道防渗203.4公里,发展节水灌溉3.8万亩。三是增加农村社会事业投入。加大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力度,确保农村中小学正常运转,全市危房改造项目第一期完成新建校舍132个,面积16.47万平方米;改造危房面积11.2万平方米,投入危房改造资金9300.64万元。加大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改善农民就医条件。对困难乡镇、村特别是少数民族乡镇、村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支持。2、“少取”政策。一是少收农民的税。农村税费改革前,2002年全市农民人均负担为125.13元,改革后2003年全市农民人均负担为44.77元(含一事一议和筹资投劳估算数),农民减负达1.6亿元,人均减负80.36元,平均减负率64.26%。二是少征农民的地。继续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引导和管理,逐步在乡镇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开展土地流转服务;认真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加强土地用途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非农建设占用基本农田审核认定制度,坚决制止建设占用基本农田行为。3、“放活”政策。一是放活农村金融。##市积极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加快落实林权证质押以及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实行多种抵押担保形式的有关规定。鼓励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二是放活农民就业。消除不利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障碍,继续清理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和各项乱收费;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岗前培训。
“十七大”鼓励百姓收入多元化 篇3
党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15日在北京开幕。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盛会,将为我国未来5年各方面的发展描绘蓝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作了重要报告。报告众多内容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
GDP人均翻两番
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水平翻两番。这是翻两番目标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出现。此次目标的提出更强调了人均理念。
从GDP总量翻两番变为GDP人均翻两番,这考虑了人口增长的因素,是一个更高标准的小康。
而且增加了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要求,是一个实现难度更大的小康。这将会为今后5年百姓生活带来更为显著、更为全面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856美元。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GDP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
专家预计2007年至2020年,我国的GDP年均复合增长率仅约为5%。但从中国近年的发展看,实际的发展速度都要高于计划目标,因此,翻两番的目标也很可能提前实现。
缩小贫富差距
在GDP增长的同时,要防止国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这也是社会大众关注的问题。
报告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党代会报告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日程,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
报告还提出,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专家表示,这些年中国消费需求增长不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低收入者比例太大,消费能力不足。在收入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增加多元化收入
人们还注意到,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这样的表述内涵丰富、新意十足。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报告的这个新说法,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不光来自工资,国家还将创造条件增加百姓的多元化收入,从而使大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者。
资本市场是涉及投资金融领域最直接、最广泛的场所,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增加创造财富的机会。因此,可以预期政府将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使广大投资者公平、公正共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在发展资本市场方面,报告提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近两年快速发展,直接融资比重至今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例仍然只占10%,报告在肯定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基础上,对市场发展与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也提出了要求。
从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乃至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等要求分析,十七大之后的资本市场与相关行业的发展值得期待。
专家指出,市场力量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报告提出 “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收入多元化 篇4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银行业面临着异常复杂的环境, 竞争异常激烈。银行为维持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不断的开发非利息业务, 提高非利息业务收入, 并不断的研发新的金融产品, 但是, 这些业务会使银行面临极大的风险, 从而造成经济损失。针对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银行风险关联性的研究, 主要有以下三种结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收入结构多元化会使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 为银行的运行带来更多不安全的因素。持此观点的学者, 主要针对三种因素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即:非利息收入、非利息业务、银行资产规模。De.Young和Roland (2001) 针对1988年-1995年间美国472家商业银行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终得出:非利息收入的波动性很大, 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 不利于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国内学者王蓄和周好文, 通过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深入研究, 最终得出的结论与上述一致。Stiroh (2004) 、Stiroh和Rumble (2006) 以及黄隽等, 经过一系列研究, 最终得出:银行开发的非利息业务越多, 那么其收益波动就会更大, 从而使银行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而且, Lepetle (2008) 通过对欧洲银行进行研究, 最终得出:非利息业务品种越多, 银行就更容易面临破产, 尤其是对于资产规模小的银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收入结构多元化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持此类观点的学者的根据是:收入结构多元化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Templeton和Severiens (1992) , Saunder和Walter (1994) 、Gallo (1996) 针对美国银行业进行研究, 最终得出: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具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能够促使两项业务的有效结合, 分别是:银行业务、非银行业务。从而降低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国内学者汪乱 (2009) 经过深入研究, 最终得出:在非利息业务中, 手续费和佣金能够增加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
第三中观点认为:收入结构多元化对银行风险之间并无直接关联。Kwast (1989) 针对美国银行业进行研究, 最终得出:证券业务品种的增加, 对于风险的降低或提高均无明显作用。Acharya (2002) 针对意大利银行进行研究, 最终得出:银行资产多元化对于降低风险和提高绩效并无明显作用。
总之, 针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银行风险之间关联性的研究, 尚未形成统一定论。然而, 改变单一利息收入结构, 开发非利息业务, 收入结构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差异, 经营者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 开发出的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业务。本文通过研究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银行风险的关系, 希望能为银行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帮助。
二、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分析
1.收入结构截面分析。以2013年为例, 商业银行的收入渠道基本上还是来自利息收入, 单一的利息收入结构仍然没有改变。通过分析所有上市银行可知, 在银行营业收入总额中, 利息收入比重77%, 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 利息收入比重76%, 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 利息收入比重78%, 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 利息收入比重87%。而从非利息收入的比重来看, 大型商业银行最高, 比重为24%, 城市商业银行最低, 比重为13%。在非利息收入中, 比重最高的是两种业务, 即:手续费、佣金。在所有上市商业银行中, 这两项收入在非利息收入占比85%, 在大型商业银行中, 占比82%, 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 占比90%, 在城市商业银行中, 占比92%。
2.收入结构时间维度分析。就规模而言, 在商业银行的收入中, 利息收入占据极大的比重, 其平均值约82%, 而非利息收入仅占20%。若根据阶段进行划分, 金融危机可以作为分割点, 在2007年以前, 利息收入比重呈现逐渐增长的态势, 非利息收入比重呈现逐渐降低的态势, 然而,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净利息收入比重呈逐渐下降的态势, 非利息收入比重呈现逐渐增长的态势。2005年-2015年间, 在我国商业银行收入中, 非利息收入和利息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分别为24.1%和21.7%。总之, 到目前为止, 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来源仍然是利息收入, 传统单一利息收入结构仍然没有改变, 虽然非利息收入增长的速度很快, 但是, 在营业收入总额中仍然比重不高, 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比如:在瑞士和德国银行中, 非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据极大的比重, 并高于利息收入比重, 非利息收入已经成为银行收入的主要渠道;在美国商业银行中, 非利息收入比重高于40%;在日本商业银行中, 非利息收入比重不高, 其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利息收入。在世界大型商业银行中, 非利息收入比重的均值高于45%。然而, 因为我国商业银行受到经营体制的影响, 即: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对于收入结构多元化经营仍然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 再加上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存在差异, 所以, 国内非利息业务发展不能够直接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经验, 而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 最终确立最适合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收入结构。
3.收入结构多元化程度分析。衡量收入结构多元化程度, 往往采用的指标为HHI指数 (Herfindahl-style) 。其定义公式为:
式子中, DIV的含义是:收入多元化集中度, 取值范围为0.0-0.5。值越大, 则收入多元化程度越大。若在商业银行营业总额中, 利息收入比重100%, 或非利息收入比重100%, 那么DIV值为0, 代表着收入完全集中;若二者的比重各为50%, 那么DIV值为0.5, 意味着完全多元化。对于各个商业银行来说, 都具有一个平均的DIV值。纵观国内商业银行, 收入多元化程度普遍较低, 不仅如此, 在截面和时间维度上, DIV值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从收入多元化程度的变化曲线来看, 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结构, 在2007年, 收入多元化程度处于谷底。在2003年-2007年间, DIV值从0.34持续下降至0.18, 之后便呈上升趋势, 直至达到2013年的0.32。收入多元化程度在各个银行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 其DIV值最大, 平均值0.31, 收入多元化程度最高;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 其DIV值处于中游, 平均值为0.27, 多元化程度中等水平;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 其DIV值最小, 平均0.19值, 多元化程度最低。在大型商业银行中, 交通银行的DIV值最大, 平均值0.363, 多元化程度最高;然后是中国银行, DIV值为0.36;工商银行的DIV值最小, 平均值0.25。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 DIV值最高的是招商银行, 平均值为0.359;然后是华夏银行, DIV值为0.326;DIV值最小的是兴业银行, 平均值0.176。在城市商业银行中, DIV值普遍较小, 收入多元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宁波银行DIV值0.195;南京银行DIV值0.186。
三、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银行风险的关联
在我国商业银行之中, 就收入结构多元化程度而言, 处于较高水平的只有大型商业银行, 而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 收入结构多元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即:银行规模、发展因素。针对大型商业银行的研究表明, 其收入结构多元化程度虽然处于较高水平, 然而, 其营业收入总额中, 利息收入仍然占据极高的比重。总体来看, 在我国商业银行中, 非利息收入呈逐渐增长的趋势, 非利息收入的比重正在增加, 这要归功于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多元化, 由此引发的银行风险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高度关注, 经相关调查表明, 存在两种最高的风险, 即:信用风险、信贷风险。由于商业银行采用业务多元化经营模式, 其收入结构也趋于多元化, 商业银行也会面临更加复杂的经营环境, 因此, 对于各种性质的商业银行来说, 包括: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银行等, 都应该充分重视对风险的预测和评估, 并不断的总结风险产生的原因, 提高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就目前商业银行发展现状而言, 其净利润基本上仍然来自于五大银行, 然而, 就当前各商业银行发展情况来看, 多元化经营逐渐开始取得良好的效果, 其发展前景是可观的, 由于各个商业银行存在一定的差异, 包括:银行资产规模、收入结构、盈利能力等, 因此, 各个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也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 对于各个商业银行来说, 在风险的防范方面, 不可以盲目的照搬其他银行的经验, 而应该立足于自身银行的特点, 结合银行远大的战略目标, 开发出创新型业务, 以最合理的收入结构来实现商业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商业银行绩效与风险情况分析
1.商业银行绩效分析。在2003年-2013年间, 我国商业银行收入呈持续增长的趋势, 其净利润自2003年的718亿元持续上升, 到了2013年, 已经达到11683亿元。伴随着利润的持续上升, 商业银行也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2008年, 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时期, 商业银行也面临着更大经营风险, 其中最主要是信贷风险。而且, 由于资本市场不确定性, 出现大幅度频繁波动, 这些都造成风险的增加。在所有商业银行中, 利润基本上来自于五大银行, 对于不同类型的银行来说, 面对的经营风险存在差异, 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各有不同, 因此, 抵御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自然也不同, 这便造成各个银行经营绩效的差异性。而且, 影响银行经营绩效的因素还包括两个重要因素, 即:业务模式、收入结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 决定经营绩效的因素主要是资本充足率, 以五大银行为例, 其经营风险相对于城市银行来说, 明显更低一些, 因为其资本充足率能够满足其发展的需要。而且,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相关意见, 将会调整两项重要指标, 即:贷款拨倍率、拨备覆盖率。这种结果会导致商业银行在抵御风险方面, 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 随着偿债能力的提升, 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便会随之下降, 这对商业银行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2.商业银行风险分析。从两种风险角度来看, 即:信用风险、清偿力风险, 各商业银行承担着程度相同的风险, 然而, 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 不良贷款率低, 而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 不良贷款率相对来说最高。通过对商业银行进行深入分析, 包括:资产规模、资产增长率、贷款占比等, 可以发现, 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主要因素便是不良风险。而且, 影响经营绩效的因素还包括经营模式, 比如: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 通常采用两种经营模式, 即:银行控股集团、金融控股集团。但是, 对于规模不大的城市银行来说, 则完全不同, 银行结合自身经济实力和战略目标, 通常选择的经营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督。在此经营模式下,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持续的上升, 在运营过程中, 或许会面临经营风险, 然而, 整体而言, 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银行风险并无直接的关联。就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状况来看, 虽然其收入结构多元化, 然而, 利息收入仍然是银行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 非利息收入虽然比重不大, 但增长速度快。而且, 就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而言, 多元化经营仍处于初级阶段,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拥有很大的差距, 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 商业银行应该充分重视经营模式的完善, 优化多元化收入结构, 在降低经营风险的同时, 开发和创新新的业务, 提高非利息收入的比重, 从而提高经营绩效, 最终实现商业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结论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 收入结构多元化非但不能降低经营风险, 还会使非利息收入面临更大的风险。由于收入多元化具有两个特点, 即:开放性、多样性, 这会对商业银行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包括:资产规模、人力资源、客户等, 在这种情形下, 银行面临的经营风险也会相应的增加。不仅如此, 我国若要实现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不断完善, 应该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经验, 还要深入分析全球金融的发展趋势, 从而及时的调整自身战略目标以及经营决策。更应该充分重视风险的防范, 使得收入多元化结构带来的风险大大降低。而且, 对于银行收入结构以及经营模式的转型, 应该稳步推进, 在追求稳步发展的同时, 不断的开发和创新业务, 研发出低风险、高收益的产品, 从而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周开国, 李琳.中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 2011 (05) .
收入多元化 篇5
近年来,我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快速向前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利率市场化加剧了市场竞争,使得存贷款利差逐步收窄,商业银行依赖传统业务、通过简单规模扩张来获取收益的发展方式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变革,商业银行纷纷调整业务结构,大力拓展非利息收入,逐步由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的经营方式向存贷业务、中间业务并举的经营方式转变。
随着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收入结构多元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开始备受关注。早期观点认为,收入多元化不仅可以拓展利润来源,而且能够分散经营风险(Lepetit,2008;Chiorazzo,2008)。后期观点则强调,银行传统业务与非利息收入业务并举,对收益的正向影响有限,反而因收益波动性增大而提高了 风险(Stiron&Rumble,2006;Ramona&Thomas,2009)。显然,学术界在收入多元化和银行风险的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目前,我国银行业正处于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明确收入多元化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不仅对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战略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监管层对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采取严格或者宽松的监管措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内,所有权特征被认为是影响银行绩效的关键因素 (孙浦阳,2010),因此,本文拟将所有权纳入讨论范围,试图研究不同所有权性质的商业银行在拓展中间业务、调整收入结构的过程中是否能够显著降低经营风险,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术界在收入多元化与银行风险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传统观点认为,收入多元化不仅可以提高银行收益,而且能够帮助银行降低盈余的波动。Rose(1989)的研究发现,银行传统业务和金融服务业务之间的现金流存在较小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银行向金融服务业务拓展会带来一定的分散化收益。Templeton和Severiens(1992)考察了1979年至1986年间美国54家银行控股公司的市场数据,发现收入多元化降低了股东回报的波动性。Hassan(1993)用期权定价模型研究了美国大型银行及银行控股公司1984至1988年间的数据,发现商业银行从事表外业务会由于收入多元化而降低银行风险。Saunders和Walter(2004)则通过模拟实验发现,银行向新业务扩展有利于获得风险分散化收益,并且相比与证券业务拓展保险业务更有助于控制银行的整体风险。Rosie等(2003)以欧盟银行体系1994至1998年间的市场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能够起到稳定银行业收益的作用。Smith等(2003)同样以欧洲银行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非利息收入与净利息收入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对于欧洲银行业而言,提高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具有分散风险、稳定收益的作用。Chiorazzo等(2008)实证研究了意大利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与经风险调整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高度正相关,即非利息收入有助于改善银行绩效。Anita等(2012)等考察了2001至2009年间的印度银行业,发现印度国有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显著低于外资银行和私有制银行,并且非利息收入的提高能够降低国有银行的盈余波动。
随着学术界对商业银行收入结构、非利息收入研究的深入,收入结构多元化能够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风险的观点开始遭到质疑。De Young和Roland(2001)考察了1988至1995年间472家大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流动性和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关系,发现增长的收费性收入提高了银行收入的波动性,无证据显示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增长会带来风险分散化收益。Acharya等(2002)实证检验了意大利银行业资产组合分散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贷款组合分散化并不能显著提高银行绩效或降低风险。Stiroh(2004)以美国银行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非利息收入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发现过度依赖交易收入或引致更高的财务风险和更低的风险调整收益。De Young和Rice(2004)认为,虽然非利息收入增加了银行的收入来源,但是也导致了更高的收益波动性,从而使银行承担更高的经营风险。Baele等(2007)考察了欧洲银行业的收入结构,发现非利息收入比重与以托宾Q值测度的预期收益呈现正相关,但同时风险贝塔值也越大,表明过度依赖非利息收入会增加银行风险。Stiroh和Rumble(2006)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对非利息收入依赖程度的提高将对银行的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Ramona和Thomas(2009) 考察了德国银行业的情况,发现对于全能银行而言,收费性收入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以总资产收益率和风险调整股权收益率测度的银行绩效,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收费性收入则提高了银行风险。
在国内,魏成龙和刘建莉(2007)引入Entropy指标衡量多元化程度,实证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绩效,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未能分散经营风险。朱建武和李华晶(2007)利用超越对数函数实证分析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行为的经济效应,发现外部金融制度和自身经营机制是制约中小银行多元化经营的根本原因。张羽和李黎(2010)利用中国银行业1986至2008年间的数据,从整体层面和银行层面考察了我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增长与银行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非利息收入增长对我国银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分散化效应,但是过度依赖非利息收入存在着恶化风险与收益之间权衡关系的可能性。周开国和李琳(2011)基于资产组合理论,考察了我国银行业收入结构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收入多元化与银行风险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联。张雪兰(2011)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银行收入多元化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刘孟飞等(2012)引入赫芬达尔指数衡量银行业务结构多元化程度,实证检验了我国银行业收入结构、绩效和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收入多元化有效降低了银行风险,但其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任哲和邵荣平(2012)的实证检验了我国银行业2005年至2010年间78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非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增加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而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却未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广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2012)运用资产组合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非利息收入对银行收益波动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增加非利息收入可以直接抵消净利息收入增长率的波动性,从而在整体上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
从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国外的相关研究都是以欧美发达国家混业经营的制度为背景,其观点和结论并不直接适用于中国银行业;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则主要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其观点和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项研究的贡献在于,将银行体系中作用日益凸显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纳入收入结构与风险的研究之中,力求得到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研究结论。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2004年至2012年间我国44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包括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8家城市商业银行和12家外资银行,共计360个观测值。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Bank Scope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2004-2007)》和各银行2012年年报。
(二)变量选择
1、银行风险
通常,文献中采用基于资本市场的数据分析或基于财务数据的分析来对银行风险进行。尽管基于资本市场的数据分析更具有前瞻性(Stiron,2004),但鉴于44家商业银行数据参差不齐,难以获取完整的市场数据,故本文采用基于财务数据的银行风险测度方法。对于银行风险(RISK)程度的度量,本文参照Lepetit(2008)、Levine(2009)、Houston(2010)、Huizinga(2010)等,用Z值(Z-SCORE)衡量银行风险(RISK),该指标衡量了商业银行银行的偿付能力和破产风险。在风险表述方面,Z-SCORE数值越小,风险越大。其计算方式如下:
2、收入多元化
商业银行收入由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两大部分组成,收入多元化是指利差收入与非利息收入的相对比重,考虑到本文重点研究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同时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故参照Miyamoto(2012)、张雪兰(2011)、周开国和李琳(2011)等,选取非利息收入(NII)占总营业收入(OI)的比重作为衡量收入多元化(DIV)的指标。其计算方式如下:
3、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银行风险、非利息收入、收入多元化的相关文献,选取股东权益比率、资本充足率、银行规模和总资产增长率作为影响银行经营风险的控制变量(Stiron,2004;Chiorazzo,2008;Anita,2012)。具体包括:1资产规模(Ln Asset),以资产总额衡量银行规模,并对其取自然对数。一般认为,银行风险与银行的资产规模正相关:其一,银行规模越大,受到政府“大而不倒”的隐性保护越多,道德风险会刺激银行从事高风险的业务;其二,银行越大,其涉足资本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的程度越高,故风险越大;2股东权益比率(EA),即股东权益除以总资产,表明银行资本与资产之间的关系。股东权益比率过低,表明银行过度负债、净值过低,容易削弱银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股东权益比率过高,则表明银行未能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扩大经营规模;3资本充足率(CAR),即银行资本对其风险资产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表明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后,银行能够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通常认为,资本充足率越高,则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4贷款比率(LA),等于贷款除以总资产,用于衡量银行的贷款水平相对与资产而言是否过高。一般认为,贷款比率越高,则银行风险越大,财务状况越值得关注。
(三)实证模型
本文利用可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模型如下:
该模型中,RISK为银行风险变量,DIV为收入多元化指标,Ln Asset为银行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值,EA为股东权益比率,CAR为资本充足率,LA为贷款比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变量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计量软件EVIEWS6.0,首先根据面板变量的变化趋势图选择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形式,然后分别采用ADF、PP等方法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对模型中的RISK(银行风险)、DIV(收入多元化)、Ln Asset(资产规模)、EA (股东权益比率)、LA(贷款与资产总额之比)、CAR(资本充足率)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RISK(银行风险)、EA(股东权益比率)、LA(贷款与资产总额之比)、CAR(资本充足率)为I(0),即平稳变量,而DIV(收入多元化)、Ln Asset(资产规模)为I(1),即一阶单整变量。对于面板模型,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在面板分析之前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具体的检验过程可以分为两步:1首先建立变量DIV(收入多元化)、Ln Asset(资产规模)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2然后对截面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若这些截面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尽管变量DIV(收入多元化)、Ln Asset(资产规模)不平稳,但是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此说明可以直接对研究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分析。
(三)实证估计结果及说明
本文以我国的44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序列相关对估计结果造成的不良影响,故采用EVIEWS6.0软件中可以得到固定效应模型的稳健型标准误并同时纠正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的序列相关面板回归的稳健标准误估计。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注:(1)N 是样本观测数量,括号内为标准误。 (2)***、** 和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2所示,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收入多元化与银行风险存在负向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收入多元化与银行风险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表明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提高有效降低了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另外,对于外资银行,收入多元化与银行风险正向相关,表明收入结构趋向多元化将使外资银行承受更高的风险。这一估计结果可以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结构差异的角度加以分析说明(表3):相比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较小,经营活动受地域限制,客户资源单一、有限,上述特征共同决定城市商业银行难于通过金融产品交叉销售方式提高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另外,区域经营、贷款投放集中的特点促使城市商业银行将导致大量的闲置资金投向同业存款业务,导致投资收益上升。其结果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主要来源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非利息收入的比重高达67.84%。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则主要来源于投资收益,占比高达69.24%。
资产组合理论认为,如果两种资产增长率之间的协方差为负值,那么两种资产的组合可以通过降低营业收入的波动从而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根据任哲和邵荣平(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商业银行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中的投资收益呈现强烈的负向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9089。因此,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中投资收益越多,投资收益与利息收入所能形成的风险分散化效应则越强。由于城市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结构中投资收益占据较高比重,以非利息收入占比为衡量指标的收入多元化对银行风险的分散效应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必定更加显著。另外,在大力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的监管导向下,商业银行将部分利息收入以咨询顾问费、理财服务费、贷款承诺费等形式“腾挪”为非利息收入,造成非利息收入的虚增。非利息收入虚增仅能够在形式上提高银行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水平,并不能为银行分散经营风险提供实质性帮助,这一现象直接导致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的提升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散经营风险缺乏有效性。
控制变量中,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股东权益比率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风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资本充足率、股东权益比率越高,银行风险则越小。该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资本监管与杠杆率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另外,资产规模与银行风险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该结果也符合理论预期:银行规模越大,受到的隐性保护越多,道德风险会刺激银行从事高风险的业务。这种现象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尤为常见。计量结果还表明,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贷款比率(LA)的提高会显著增加银行风险,而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经营风险会随着贷款比率(LA)的提升而显著减小。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相对而言,传统存贷业务的经营风险更小,其风险管理手段也更加成熟;而非利息收入业务,例如资产证券化业务、衍生品交易业务、证券买卖业务,往往蕴含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并且难以评估、管控。因此,以存贷业务为主的传统经营模式虽然会减少银行的利润来源,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银行的经营更加稳健。但是,由于国有银行普遍存在经营绩效较差、风险管理水平不高的问题,贷款资产比率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使国有银行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
五、结论与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多元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方向、程度与商业银行的所有权性质息息相关。收入多元化并不能显著降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于城市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总收入比重的上升能够为其带来显著的风险分散化收益;同时,收入结构趋向多元化将使外资银行承受更高的经营风险。不同所有制银行非利息收入结构的差异是导致上述研究结论的关键。另外,股东权益比率、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风险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充分说明了资本监管和杠杆率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计量结果还表明,贷款比率与银行风险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说明以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的经营方式虽然会削减银行的利润来源,但可以使银行的经营更加稳健。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国有银行普遍存在贷前审查不严、贷款投放集中、贷后管理不力的问题,贷款比率提高不可避免地使国有银行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非利息收入与利差收入的高度正向相关不仅使商业银行无法实现风险分散化收益,更凸显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创新滞后的现实。因此,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应该加大非利息收入业务创新力度,重视市场调研,深入挖掘客户需求,提高创新管理效率,在风险可控、收益可得的前提下,推出满足顾客需求的中间业务产品,逐步降低非利息收入业务对存贷款业务转化的依赖性,以实现通过收入多元化降低风险的目标。对于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小型商业银行而言,应该立足于区域优势,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充分借助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加大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的归集力度,提升在地方政府优质项目的融资份额。另外,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型商业银行必须高度重视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体制建设,完善产品研发组织,根据优质客户需求及时开发、组合、改进产品。
其次,商业银行应该建立有效的内部管控机制,完善组织架构和职能分配,规范中间业务的操作流程。加强内控部门和业务部门以及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及时共享部门资源,避免由于沟通不畅导致操作失误而增加业务风险。另外,商业银行应该建立风险计量模型,根据中间业务的类型、特点和历史数据量化风险水平,提升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性、预测性。
收入多元化 篇6
19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哈市南岗区王岗镇西南部的卫星村。据卫星村村委会主任侯英立介绍,该村现有人口1750人,耕地面积3800亩,过去一直以种玉米为生,每年一亩地玉米可纯收入400元左右。为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2005年初,卫星村村委会组织村民集中栽种温室蘑菇。刚开始,村民根本不敢尝试,村委会就动员党员和种植大户先行示范。半年过后,栽种温室蘑菇的村民就有了可观的收入。很多村民看到栽种蘑菇真能发家,也开始跟着栽种。
2006年,卫星村村委会与一家企业联手,采取村企联合、企业运作的方式,倒包反租农民土地,建高标准、节能大棚温室50栋。同时增加种植品种,菌类产品由原来的3种,发展到了现在的香菇、平菇、姬松茸、鸡腿菇、木耳等10多种。
现在,卫星村不断扩大种植食用菌的规模,成立了有机食用菌基地和食用菌专业生产合作社,并建造高标准节能温室80栋,参与栽种的50多户村民腰包也渐渐鼓了。
收入多元化 篇7
关键词: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统计法,MATLAB,SPSS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开放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再加上国家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不断加强, 其盈利能力受到挑战。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息差的经营模式收入逐渐减少, 而国外的银行已经开始大力开拓中间业务等非利息收入。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利息收入所占的平均比重已由2010年的80%下降到2015年的70%, 而国外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利息收入所占平均比重已经达到了40%。由此可见, 加快经营模式和和收入结构的改变, 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方向之一。
一、数据来源及模型假设
本文选取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 对其2010到2015年年报进行整理分析, 获得所需数据。为了便于解决和研究问题, 提出以下几条假设:⑴假设16家上市银行的年报真实可信;⑵假设上市银行在编制年报时使用会计记账方式等一致;⑶假设设置的变量取值都有实际意义且数据记录准确规范。
二、根据收入结构对商业银行的分类
(一) 研究思路
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将多个指标浓缩为少量几个指标, 消除各个指标间的多重共线性, 然后根据主成分得分对其用二阶聚类法进行聚类分析, 最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终聚类结果。
(二) 数据处理
1. 主成分分析。
将我们整理的2015年16家上市银行收入结构的各项指标用SPSS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 在方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情况下, 得出F1、F2、F3、F4主成分得分函数:
将各指标值分别代入4个得分函数中, 就可以得出每个商业银行的主成分得分, 得分结果如表1所示。
2. 聚类分析。
根据表1, 对其用二阶聚类法进行聚类分析, 先分别聚成四类、五类和六类。
下图为三种聚类的“模型概要”和“聚类质量”图。
“聚类质量”通过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聚类质量的“差”、“良”、“好”和“较佳”三个等级。蓝色条带表聚类质量达到的等级。由上图可以观察到, 三种聚类结果的聚类质量良好, 说明聚类成三种方式都是合理的。
下表是将16家商业银行分别聚成四类、五类和六类的情况。
由表2可以看出, 不论将这16家银行分为四类、五类还是六类, 我们都可以发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被分为一类, 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被分为一类, 浦发银行和民生银行被分为一类。最终我们结合实际, 将四类的结果作为本文的最终聚类结果。
(三) 结果分析
第一类银行的利息收入平均为72.58%, 低于其余13家银行2.3%。并且其他营业收入平均占总收入的4.93%, 远远高于其余13家商业银行4.03%。这说明国有的三大商业银行比其他商业银行具有较优的收入结构, 这也为工商、建设和中国银行成为全球顶尖银行提供了依据。
第二类商业银行是利息收入占比降低最快或营业额相对庞大的商业银行, 这四家银行的收入结构虽然没有第一类好, 但在优化收入结构的能力上存在比较大的潜力, 相信其收入结构在以后几年会快速得到改善。
第三类商业银行是唯一在汇兑收益中亏损的一类商业银行, 这类商业银行都是股份制银行, 资产规模较小, 但是最富创新力的银行。但就目前来说, 其收入结构是16家商业银行中最差的一类银行, 应该得到管理层的重视。
第四类商业银行处于四类银行收入结构的中间水平。其中, 招商银行零售业务备受认可, 平安银行依靠其母公司平安集团快速扩张, 意图成为全能型模式银行。此类银行的利息占比收入是四类银行中最低的一类银行, 甚至低于第一类国有控股银行2.5%。但资产规模较低, 其他业务收入占比仅为0.15%, 远远低于第一类商业银行其他营业收入平均占总收入的4.93%。
三、收入结构与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之间的联系
(一) 研究思路
本文假设收入结构与资产规模和营养结构之间是确定的函数关系, 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收入结构与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之间的函数表达式, 通过对各参数的分析, 可分别得到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之间对收入结构的影响。
(二) 数据处理
1. 回归分析。
用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作为自变量, 用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汇兑收益、其他业务收入作为因变量。由于6个自变量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假定收入结构可分为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 因此先对这6个变量分别赋予权重0.5、0.1、0.1、0.1、0.1、0.1, 然后再进行回归分析。此数据是截面数据, 有可能存在异方差, 所以直接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回归权数设置为残差平方和。用EV IEW S进行W LS回归。
(1) 资产规模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如下: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 2=0.9999, 这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度很高;F=1094270,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通过查F分布表可知, 此回归程显著。
(2) 业收入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如下: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2=0.9999, 这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度很高;F=957327,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通过查F分布表可知, 此回归程显著。
(三) 结果分析
由资产规模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 6个自变量的系数都为正, 说明6个变量与银行的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又发现利息收入的系数最小, 说明利息对银行资产规模的边际弹性低, 无法通过增加利息收入而增加资产规模。
由营业收入回归中可以看出, 6个自变量的系数都为正, 说明6个变量与银行的资产规模亦呈正相关。和资产规模回归方程一样, 利息收入的系数最小。因此建议商业银行应该增大非利息收入, 这样可以优化自己的收入结构, 更快的提高营业收入。
四、收入结构的预测
(一) 研究思路
在前文分类的基础上, 为了代表所有的上市银行和计算的方便性, 我们挑选4类中一家银行的收入结构进行灰色预测。因为影响收入结构最主要的因素是利息占总收入的比重, 我们选取这一项作为预测对象。
(二) 数据处理
灰色预测
商业银行利息占总收入的比重近年来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因此我们选取G M (1, 1) 灰色预测模型。
1. 工商银行。
利用MATLAB软件求出模型参数a、b, 即发展灰度和内生灰度的估计值:a=0.0132, b=0.7897。由此可求得一次累加原始数列拟合序列表达式:y=59.9381-59.1405E-0.0132t, 以此计算而得的数列再进行累减还原即可得灰色预测后的拟合序列, 最后进行模型误差的检验。
由表3可以看出, 2016~2020年拟合数据与原始数据的残差均小于0.02, 相对误差均小于2%, 说明此模型可以用来预测工商银行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利用上述建立的模型, 用MATLAB直接预测2016~2020年工商银行利息占总收入的比重数据, 如下表4所示:
2. 交通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
采用与工商银行相同的建模方式, 对交通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的利息占总收入的比重进行灰色G M (1, 1) 预测, 预测误差直接用图2展示。
由图2可以直观的观察到, 2016~2020年拟合数据与原始数据的残差均小于0.02, 相对误差均小于2%, 说明此模型对交通银行、浦发银行和平安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可以进行预测。
由此, 我们用MATLAB求出其余三家商业银行利息占总收入的比重数据, 如表5所示:
(三) 结果分析
由表4和表5可以观察到, 平安银行的利息收入在2020年占比最低为52%, 远高于工商银行的68.75%, 说明第四类银行, 即最富有创新的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前景乐观。而第一类银行即目前具有相对最优收入结构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其利息收入所占比重虽然在逐年降低, 但其速度远远小于第四类股份制商业银行。
五、总结
本文首先聚类分析了国内16家上市银行收入结构的现状, 我们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现阶段凭借其强大的资产规模, 构建了比其它商业银行更优的收入结构, 以此成为全球顶尖银行。而第四类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但其收入结构现状仍不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然后回归分析了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与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之间的关系, 得到利息收入对银行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的边际弹性低, 因此商业银行欲通过增加利息收入从而增加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已是不明智的选择。最后对4类银行中典型的4家银行的利息收入所占比重进行灰色预测, 发现5年后富有创新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比已经低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因此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该加强创新, 重新定位经营业务结构, 向股份制商业银行学习, 与国际金融大环境接轨, 效仿国际先进理念, 把中间业务作为商业银行新效益增长点。股份制商业应该保持其创新能力, 继续开展收入结构改革, 扩大资产规模。国家应该逐步放松对金融的管制, 让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逐渐形成混业经营模式, 成为多功能、综合性的“金融百货公司”, 以此达到优化收入结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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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多元化 篇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持续发展,一系列财经政策逐步实施到位,居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日益增长的家庭财富累积使普通家庭利用各种渠道进行理财,实现家庭财产的增收。而全面核查申请社会救助对象的家庭经济收入是准确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事实依据,因此多元理财环境下,全面核查清楚申请社会救助对象的理财收入关系到社会救助制度的公平公正实施。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财模式。
1.1 银行储蓄存款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储蓄存款是普通居民家庭最为普遍的投资行为,也是人们最常使用的一种投资方式。储蓄存款安全、可靠性高、手续方便,收益稳定,是老百姓选择最多的一种理财方式。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类型的银行理财产品越来越多,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银行竞争激烈,纷纷推出了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相对于储蓄存款而言,收益更高,但是风险也相应增加。
1.2 金融证券投资
当下,金融证券投资已不再是高大上的金融大鳄们的专利,2014年牛市把很多人吸引到了金融证券投资领域,很多人将家庭中的闲余资金投入到股市中(见表1)。根据2016年1月29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数量已于2016年1月21日突破1亿户,截至1月28日,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达16608亿元。
证监会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每14人中就有一人在炒股。当前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降,银行存款所获得收益极为有限,因此不少人转而投向较高风险的股票市场。
1.3 保险投资
为了防范家庭生活意外、未来的风险等原因,中国城乡居民把保险作为一把财务保护伞。保险险种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保险公司还推出了不少收益类险种,比如返还性系列保险、养老金保险系列等。收益类险种不仅能把家庭风险交给保险公司,保险缴纳到一定年限以后能获得相应的收益。
1.4 购买网络理财产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网络理财也逐渐渗透到生活中来。人们利用社交工具进行聊天的同时,微信、支付宝、百度等网络公司看中了这巨大的用户群,推出了理财通、余额宝、百度钱包等理财工具,吸引老百姓将资金投入其中获取收益,有些理财产品年化率甚至达到了10%,这为人们投资创收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另外,互联网还出现了不少理财网站,推出了很多的理财业务,根据风险的大小收益高低不一。
2 隐蔽性理财收入核对面临的问题
2.1 缺乏配套的法律文件和政策依据
家庭理财信息的查询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商业银行法》中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银行、证券等机构仅对公安、检查、发源等机构办案人员提供相关信息。但是民政部门不属于执法机关,没有法律所授予的查询权,缺乏法律的保障和支持。2015年,民政部与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开展社会救助家庭存款等金融资产信息查询工作的通知》(民发【2015】61号)文件就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民政部门开展申请和已获得社会救助家庭存款等金融资产信息查询工作有关事项进行了规定,为开展银行存款查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但是涉及的范围只包括各类银行,其他证券机构、保险公司并没有纳入到核查范围中来,国家的相关法律并没有作出相关的修改。目前申请社会救助家庭银行存款的查询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2.2 理财收入信息核查难度大
经济多元化发展致使人们理财方式的选择多样化,从实体银行到网络平台,理财无处不在。理财方式的多样化,导致涉及的企业主体多样化,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网络公司等,而这些企业涉及的范围广,尤其是支付宝、微信、百度等网络理财模式属于起步阶段,购买没有门槛,收入与银行理财产品差不多,有些甚至高于银行理财产品,但是相应的监管措施、制度尚不完善,部分网络理财甚至没有实现购买人身份实名制,这种形势下,核查申请救助家庭的家庭理财收入更加困难,依靠传统的收入调查方式是无法获取到这些理财收入信息的。另外,这些企业不属于政府部门,不受政府部门直接管辖,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要求这些企业配合民政部门提供信息核查帮助,因此想要将这么多企业的信息全部纳入到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难度相当大。
2.3 理财资金和收入认定缺乏标准
一户申请社会救助的家庭到底拥有多少固定资金存款就不符合救助条件?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现在国家机构没有明确的对银行存款、证券资金等收入认定标准,这造成在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收入认定无据可依。不同的救助申请对理财性收入的认定标准难以实现统一,什么才是收入超标的标准,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关的认定标准,就无法实现精准核对。例如一户申请大病帮扶的家庭,家中的户主张三身患癌症,已花费30余万元钱进行治疗,老婆为了照顾他辞去了工作,有一个儿子还在上高中,经过核查,他名下有30万元的存款,一部分是变卖家产所得,一部分是向亲戚朋友借的,那么张三是否应该获得救助?根据现有的居民家庭经济收入认定办法,无法对张三的家庭存款收入情况做出准确认定。因此根据复杂的收入情况制定详细全面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收入认定办法是当务之急,是开展核对工作的重要前提。
2.4 核对人员和保障资金缺乏
随着国家专项救助制度的逐渐完善,救助保障群体的逐年扩大,需要进行家庭经济财产收入认定的申请救助对象越来越多,包括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边缘户、医疗救助、大病帮扶、残疾人生活保障、保障性助房等社会救助对象。
一是核对人员缺乏。目前政府办事机构人员配置呈现“倒三角”结构,越到基层,事务越多,人手越少。特别是银行、证券等机构数量庞大,需要一家家进行信息比对查询,由于涉及到银行隐私信息的特殊性,初期如果使用手动的方式进行查询,输入查询数量相当庞大,仅仅依靠几名核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是难以完成的,而且核对人员还有上门入户调查等工作任务,在工作量大大增加的情况下,核对工作人员是极度缺乏的。
二是工作经费拮据。银行、证券等理财收入查询需要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协助,工作量大,可能需要考虑支付一部分经费用于负责查询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而且采用群众反映、多部门核查的工作方式以后,工作量增加,基层的工作经费较以前紧张,但是财政的拨款并没有太大的增长。
3 实现精准核对的解决对策
3.1 修改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
实行理财收入的核对系统信息查询必须具有法律支持和依据,这不仅为查询提供合法化的保证,也为查询理财收入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否则,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开展理财收入信息查询是违法的、无效的。因此必须健全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修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里有关信息保密的规定,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查询办法,允许民政部门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按照相关程序要求对申请社会救助家庭对象进行银行存款、证券余额等信息的查询,使理财资金及收入的查询能够有法可依。同时,民政部门应与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形成联席会议制度,通过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密切合作,研究相关的方案,保证相关的查询符合法律法规,不越矩,合法合理操作。
3.2 扩展核对系统核查内容
目前的核对系统还未能将所有有关居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信息内容纳入,这就造成了信息核查的局限性。由于各地资源的局限性,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将所有理财信息渠道纳入核对系统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由国家层面需要联合各相关部门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将各类理财资金及收入纳入到核对系统中,建立从上至下的理财收入核对系统模块。鉴于理财信息的保密性尤其重要。
一是国家建立一个大型数据库(国家层面的核对系统),将主要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互联网企业相关信息纳入数据库中;
二是统一标准,信息共享。各地按照民政部制定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标准》执行统一的业务标准、数据标准、管理标准、技术标准,保证各类理财数据的有效汇总和利用,确保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和信息安全;
三是因地制宜开发地方核对系统。各地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建立地方数据库中心。与国家数据库相对接,充分使用国家数据库资源,按照本地老百姓理财的实际情况,在保证高效安全的前提下,利用专线网络补充相关金融机构数据。
3.3 规范核查程序
因为涉及申请社会救助对象的个人财产收入隐私,所以银行存款、金融证券、基金、保险、网络理财产品等信息查询必须制定严格、规范的核查程序。
一是各级民政部门认定社会救助对象需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家庭理财收入查询时,必须经过社会救助家庭所有成员授权并在授权书上进行签字确认,指定专人进行相关事项的查询,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出存款、证券等信息查询需求时,必须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履行相关手续。
二是要坚持安全保密原则。开展存款、证券、理财产品、金融资产信息查询要坚持专人查询,手续完备,程序严密,严格按照信息保密有关规定进行,并要求核对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建立信息查询工作责任制,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责任,做到谁查询谁负责,切实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三是坚持重点抽查与不定期复查相结合。对群众举报或在家庭经济状况审核中发现有关线索、需要进一步核实相关信息的社会救助申请家庭,要重点查询其存款等金融资产信息;对已获得社会救助的家庭,要按照动态管理的要求,不定期对其存款等金融资产信息进行查询。
3.4 加强制度建设
制度是实施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依据,只有相关的收入核定制度作为保障,才能为精准核对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银行存款、证券、基金等理财投资获得的收入是居民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政府部门、银监局及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救助理财资金及收入信息查询工作的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系,建立健全相关部门间的联席会议制度、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交流沟通机制,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信息查询工作,同时结合当地工作实际,落实工作责任,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存款等金融资产信息查询的具体办法,规范信息查询顺序、时限和结果使用,并保证所提供数据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完整性。
二是制定《居民家庭经济状况金融资产认定实施细则》。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选取几个地区率先开展金融资产认定工作,结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根据不同的救助申请类别、不同的家庭实际情况等制定符合社会救助实际的认定实施细则,然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加强财政资金的投入,特别是加大上级财政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资金转移支付力度,将基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人员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加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队伍和工作机构建设,同时合理配置基层工作人员,切实做到有机构理事、有人干事、有经费办事,解决工作人员紧缺的问题,加强基层核对人员的业务培训,切实加强基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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