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局势论文

关键词： 国际局势 系统化 电力企业 电力

当前国际局势论文（精选6篇）

篇1：当前国际局势论文

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

2010年是新世纪头十年国际局势大震荡、大调整、大变革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具有国际秩序加速变革过程中鲜明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势头不减，但总体上仍属于美国一超之下的三元（美国、欧盟、新兴大国）基本格局。国际体系的深度变革以及全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治理机制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在上述基本格局和主要矛盾的推动下，当前国际局势呈现特有的复杂、多变、胶着的态势，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矛盾凸显，反映了国际体系大变革时代的众多格局性和趋势性重要变化。

一、影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三大变量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新一轮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和增长模式将成为影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局势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世界经济大体从2009年第三季度起结束衰退，并于2010年基本确立了全面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其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已经恢复或者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且其进口增速超过了出口，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复苏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相对而言，主要发达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影响，家庭“去债务化”进程尚未完成，与以往的经济复苏相比，复苏的强度仍然较弱。世界经济“双速”复苏成为2010年全球经济最显著特征。②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复苏正从迅速反弹的阶段转向速度放缓的阶段，尽管世界经济在2011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引领世界复苏的势头没有变化，但与发达国家增长率的差异会缩小。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已经面临经济过热的压力，需要尽快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美国实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延长减税政策将促进短期内的经济增幅加快；欧洲债务危机与紧缩财政政策会降低欧元区经济增速；日本经济也将因外需下降而减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幅将降至4.2%，其中发达国家总体由2010年2.7%的增幅降至2.2%；而发展中国家也由2010年7.1%的增幅将至2011年的6.4%。③其他一些国内外权威机构也都相应调低了对2011年经济增幅的预测，尽管具体数据不尽相同。④

世界经济保持“双速”和“温和”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预示着国际经济格局的三个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第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继续呈现新兴市场经济体力量不断攀升的态势，从而助推了国际力量格局朝着多极化、均衡化的势头发展。根据美国经济局的统计数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年均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目前达到世界总产出30%以上，其中“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占比就接近15%。⑤同时应该看到，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力量对比变化仍处于“量变”阶段，发达国家仍处于整体发展水平的高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

第二，世界经济结构处于深刻的调整阶段，创新和产业转型仍处于孕育期。经历了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后，经济复苏的产业基础尚未真正建立，由新产业周期本身带动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投资尚未大规模启动，消费也尚未重新进入扩张期。总体上世界经济复苏的实体基础在短期内仍处于休养生息过程，且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第六个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的下降期，将经历10-15年左右的低速增长阶段，全球仍在为2025年前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奠定物质基础。各国因此纷纷加紧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例如，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加快了平衡消费、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美国似乎也在告别依靠过度信贷促进消费和依靠消费促进增长的模式。同样，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共性之一就是寻求新的产业增长点，力争在新一轮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中占得先机，保持领导地位。

第三，世界经济短中期内面临三大风险并与世界经济长周期相互交织，增加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盟财政政策的收缩，将加剧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欧洲一旦出现更大规模的信心危机，势必对全球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蝶振”效应。二是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大量产能利用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其在继续实行财政刺激计划与担心公共债务难以为继之间进退两难。特别是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与继续刺激经济计划的矛盾突出，已成为中期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⑥三是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可能引发大量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改变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推高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的汇率，并加剧这些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对经济增长和减贫造成严重负面后果。⑦总之，随着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和不平衡的持续，在经济政策方面，不仅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分歧加大，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分歧也在拉大，各国在平衡国内发展议程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困难增加。特别是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各种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及行动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了实质性损害，从而进一步拖累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⑧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何去何从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其次，大国关系加速调整，起伏前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全球治理发展和地区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各主要力量加速各自对外战略调整，力争形成有利的战略环境。美国“奥巴马主义”的对外战略进入了战略重点转移和战略实施阶段，力争维护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和影响力。美国在中东和南亚以反恐为核心的战略处于收缩期；在欧洲以稳固北约、重启对俄关系为中心的战略处于巩固期；美国恢复和加强其亚太影响的战略调整尤其引人注目，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中心的亚太战略正处于成型期。⑨日本政治在2010年孕育着新的动荡。民主党执政后推行的“亲美入亚”路线受到美国打压，菅直人团队对鸠山时期的外交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日本的外交格局再次出现“亲美疏中”的失衡状态。俄罗斯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打造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联盟”，试图与欧洲国家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创新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与亚太和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技术伙伴关系”。总体上俄罗斯已经走出2008年俄格冲突后被西方孤立的战略困境，突出务实外交。⑩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在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也日益强化对外关系中的本国利益和本国立场，在对外关系中重视多元化，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复杂影响。11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积极投入全球化进程，日益呈现出新兴大国从地区走向国际、实行多元化外交的新格局。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金砖国家”、12“基础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合作机制成为当前全球多边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大国关系合作与竞争的两重性同步上升的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包括金融危机、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大国合作应对各种复杂的全球挑战已经成为各大国领导人在各种双边、多边场合不断宣示的中心思想。但另一方面，合作协调议题大多停留在口惠层面，实质性层面进展有限。与此同时，大国间围绕地区影响力、货币利益、贸易优势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夺日益明显，并有扩散到政治安全领域的趋势，相互视为威胁的可能性上升。两重性反映了大国关系中固有的规律，这不但出现在中美之间，在其他大国之间也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反映了在国际体系行将发生改变之际，大国维护重大/核心利益的决心明显强化，争夺利益、巩固和强化自身地位的态势在上升，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团结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增加了大国相互之间的合作、互谅、让步和维护共同利益的难度。

大国关系的调整对于国际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构建产生了复杂影响。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机制改革虽已进入谈判阶段，但主要大国的利益差距和立场分歧将使得谈判异常艰巨。以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机制改革在金融危机的催生下加快了步伐。但随着传统大国走出危机后让步的意愿明显衰退，新兴大国在危机期间获得突破性机遇后进入了更加艰难的常态博弈期。国际社会也从金融和经济议题上的“讨论活跃期”进入了“协商疲劳期”。围绕全球治理的风险、成本的分担、利益的分享、发展空间的分配等问题，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非常激烈。13以G20峰会为例，在以应对危机为主题的伦敦峰会和匹茨堡峰会取得巨大成功后，随着危机的高危期过去，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上成员的利益分化、分歧增加的矛盾开始显现，也预示G20开始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向协调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的管理机制艰苦转型。14在北强南弱和美国主导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形下，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将经历一个缓慢、曲折甚至反复的过程。第三，中国因素/中国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国际格局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之一。改革开放头三十年，中国大体解决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问题。随着中国发展速度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超出外界和中国自身的预期，中国与主要大国和周边地区之间重新定位和相互调试的矛盾又凸现出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围绕身份定位、利益结构、行为准则、责、权、利关系等都提前进入新一轮调整的敏感期和摩擦期。譬如当前亚太秩序正经历的二战后第三次重建就主要围绕着中国而展开，中国的战略和政策将成为影响该地区秩序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中国外交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新挑战

2010年也是中国新世纪20年机遇期头十年的最后一年和新十年的承上启下的年份。中国头十年成功地抓住和利用了国际环境的有利态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总体环境仍然对中国有利。15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着空前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的局面，两者互动、转化的频率和可能性增强，从而对我们的战略规划、环境塑造以及机遇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中国外交正从以往以利用机遇为主向主动创造机遇为主转移，需要从“乘势”向“做势”转变。

首先，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叠加、内外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是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的叠加，中国不但面临两岸统一、领土和海洋争夺等传统主权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增甚至向中国聚焦的压力。二是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叠加，在面临国际压力的同时，国内矛盾多发而敏感，涉及各个领域，政治体制面临改革攻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转型，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军事上面临如何保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问题，文化上面临着如何确立核心价值观，等等。上述国内矛盾又与世界经济可能步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全球范围内民粹思潮涌动、民族主义上升重叠。三是我周边环境的热点问题和我与大国战略关系矛盾的叠加，特别是美国从对我放软身段求合作向强化战略防范方向发展，战略重点东移；我周边重点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以及新一轮力量组合，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地区热点问题趋于活跃和某些邻国动荡对我周边和谐构成重大挑战。我周边环境在赢得十年机遇期后可能面临未来十年的挑战期。因此，如何预防、削弱各种内外挑战的叠加、积聚乃至倍增的负面效应，防止局部性的挑战破坏整体的外部环境，将是我未来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

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相互定位和相互调适的矛盾再度凸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从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学习为主的阶段向改革、重塑、创制国际机制的混合阶段转变，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后者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被放大为所谓“全球问题中国化”的舆论效应，也易凸显中国“被大国化/被强国化”后国际国内对中国责任期待大幅上升与中国实际能力及意愿之间的反差。此外，它还容易加剧中国与全球和地区战略力量之间磨合调整的时间压力：原先可以更加从容调试的利益关系、相互认知被提前或被压缩，容易使关系调试因缺乏精细操作或误判而出现矛盾的累积、动荡。最后，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难度也大大加大。但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在构建新一轮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互动关系中的目标、手段，包括中国构建国际体系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将是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关键。

第三，进入新十年后，中国对外战略实施过程中将遇到的主要矛盾仍是整个国际体系重组和转型的新要求与中国主动的对外战略规划能力、国际制度的建设能力、国际议题的设计能力、矛盾、危机的处理机制和政策疏导能力以及外部良好舆论环境的塑造能力之间的差距。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身份多重、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协调机制相对滞后的压力会持续上升。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意识，提高能力仍然任重道远。目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意识仍然落后于我快速增长的国际影响的现实需要。一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我增强制定全球战略的意识。二是中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示强”倾向，危机意识有所欠缺。三是中国外交仍处于被动应对居多，主动塑造不足。因此，加强培育大国乃至强国的战略意识和国民气度，多方位确立我大国外交战略的紧迫性在不断上升。

三、如何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的几点思考

首先，要把提升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过程中的国际话语权能力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在国内要加强全球化、多极化背景下中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定位、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问题的外交理论探讨，推动形成新时期我外交战略目标、理念传播、手段运用、机制建设等方面新的国内共识。在国际层面上则要在维护中国“发展中国家”基本定位的前提下，主动把握“国际责任”的国际话语权。在承担“国际责任”中统筹考虑中国的外交原则、利益边界、国际地位、能力范畴以及对具体领域问题的影响力，平衡把握“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在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应积极回应国际关切，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地营造有利于我的国际环境。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地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权。在不涉中国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不能置身事外，应积极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加大力度培育国内民间力量参与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机制建设，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把解决国际冲突的能力作为培育强化大国意识的重要环节。

其次，多方位确立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当前的重点是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管理好中日关系，积极发展中欧关系以及我与其他新兴和地区大国的关系。一是要从以往较单一的经济外交为主转向多元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外交的同步努力，营造好中国与主要大国总体稳定、平衡及合作的关系。二是要通过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中扩大中国与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交汇面，有效管控相互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同时大力增进中国与主要大国和有影响的地区力量在国际秩序共建方面的共享理念，推动与其他大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选择优先领域，制订行动计划，逐步推动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三是在周边地区安全架构重构过程中，加紧与美国探讨在亚太发展“包容性的安全框架”，努力破解今年以来“中美和亚太邻国”三边互动中与中国不利的地缘战略态势。总之，在实施我大国外交中应不断突出“议题”的引领、关注合作中“权益”的互利、重视对各国政策的实际“效应”。

第三，升级地区战略，在新一轮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在经贸领域，中国应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规模尚小、影响有限之际，通过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推动中韩自贸区的谈判，通过中韩自贸区推动中日自贸区直至中日韩自贸区的实现，继续加快10+3合作的机制建设，同时积极探索10+3与TPP之间以及与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互动的阶段性目标和行动方案。在安全领域，要坚持“以非传统促传统”的路径，加强和地区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来促进和相关国家的国防和防卫合作，从而提高相互之间的战略互信水平。中国要努力把树立“互联互通”是“共赢互利”的共识作为加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加强与各国官方和民间的协调，使其成为地区共同的事业。在解决海洋、陆地等争端的时候，中国要探索新的思路，有机结合中国长远利益和国际海洋权益的一般发展态势，把构建中国的海洋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相统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晓）

篇2：当前国际局势论文

2011级国贸夏君

摘要：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热点问题都与民族宗教有关，民族和宗教有区别但又有密不可分关系。我国民族宗教政策已经过了60多年的发展，明显具有中国化特色。通过学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加深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的认识，同时得到一些启示。

关键词：民族中国化 民族宗教政策 政策认识启示

民族宗教问题是当前我国乃至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极其重要敏感的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热点问题都与民族宗教有关，在很多问题上，宗教往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国内情况来看，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与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民族、宗教无小事”。

民族和宗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反映”。但二者又有密切联系，分不开的。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对意识形态的宗教有决定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宗教又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宗教社会学开创者杜尔凯姆早就指出：一种宗教就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它把与神圣事物相关的信念与实践统一起来了。宗教社会学家英格尔强调：宗教可以定义为一种信念与实践的体系，是某个群体用来与人类生活中的那些终极问题相拼搏的。大于致来说，世界上有2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尚未发现哪个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宗教现象的。宗教因素是弥漫于并影响着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别是在那么多数人口信教的民族、国家，其宗教氛围十分浓厚。宗教因素的社会影响或文化功能尤为不可忽视，如“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

在世界上人们比较关注的巴以冲突久经不息的主要症结在于领土问题，特别是耶路撒冷归属问题。但更为复杂的是，这是一场在宗教背景下发生并持续的领土之战，绝大数巴勒斯坦是穆斯林，以色列几乎全是犹太教徒，而耶路撒冷双方心中都不可丧失的圣地。如亨廷顿所言：冲突一旦聚焦于宗教问题，就往往造成一方之所得必为另一方之所失；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要么由犹太人控制，要么由穆斯林控制。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其中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就是根据宗教来命名的，可见宗教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是民族、宗教工作的一部分，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进程所制约。其间既有工作的辉煌，也经历

过困难和曲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党的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最重要的标志和最成功的创新。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生长于中国的土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蓬勃的生机。

我们党以马克思宗教观为指导，围绕权利和义务、思想观念与社会实体、宗教与国家等，创造性的制定了一系列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功，得到广泛认可和好评。下面就基于我国的民族宗教基本政策谈谈我对中华民族宗教政策的认识：

1、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政策，是我国宗教政策的核心内容和基础；是一项长期政策，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一些活动，比如磕长头，可以从甘肃磕到拉萨。汽车司机在路上因做礼拜时间到了，在公路上，路旁停下来念一些经文或面向麦加做礼拜，都不是问题。外国对中国批评较多的是传教自由，主要涉及一些具体情况，如在大学课堂里，在共产党的党校里，在公众的文化场所，这些地点不允许传教。但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场所如教堂、清真寺则是传教自由的。西方一些人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持有怀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自己宣传和开放力度不够，他们没有见到真实情况；二是我们自己确实在工作中没有很好理解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总体来说好的和积极方面是主要的。

2、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经过实践探索，形成了依法管理宗教的中国模式。在管理原则上，确定宗教事务必须纳入依法管理，不能放任自流；在管理范围上，只管宗教方面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和活动，不是什么都管；在管理对象上，管理宗教事务而不是宗教，避免了“管理宗教”这个敏感话题；在管理的程度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越深越广，管理程度越高；在管理方式上，以政府依法管理为主，宗教界内部管理和自我管理为辅；在管理的机构设置上，设立宗教事务部门，作为行政执法主体，相关事务又由有关部门管理，既有主体，又有协调、配合部门。以上模式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列宁时代、苏东模式，也有别于一些国家把宗教事务作为社会事务统一管理的模式，具有中国特色。这种中国模式有利于宗教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政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3、抵御渗透。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首先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地位，其次关系到独立自主自办。当代西方势力千方百计的利用宗教人权问题破坏我们国家的主权，干涉我们国家的内部事务，唆使我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宗教反华势力，以宗教人权为借口，企图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发展局面，干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致使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相交织，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前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如新疆境内连续多年来发生的恐怖活动，西藏和新疆的宗教问题与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联系密切。但同时从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我国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友好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

4、加强宗教团体和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加大培养力度，努力形成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保证宗教组织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加强宗教团体建设，使之成为政府管理的助手、自我管理的有效途径。宗教文化的研究的渐渐发展相当重要，从其特征而言，正好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互为表里。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宗教学研究，使宗教由宗教鸦片论往宗教文化论转变，其中宗教教职人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代各大宗教，已经能够适时的进入社会，以其独特的意义系统、服务方式和组织行事，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社会公益服务，发挥出它们应有的社会功能。宗教团体在公益慈善事业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多数宗教团体已经转变为“宗教公益服务”，已经明确了如何发展“宗教福利和宗教社会工作”的方向，宗教资源成为社会资本。

5、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宗教世界观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不信仰宗教是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要防止宗教对共产党员的腐蚀，不允许有“二元信仰”。因为要正确理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信仰宗教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基层党员，既要在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划清界限，又要在生活中适当尊重和顺应民族的风俗习惯。即使已经摆脱宗教信仰，但是如果拒绝参加任何含有某些宗教色彩和传统的婚丧仪式和群众性节日活动，则会脱离群众，把自己孤立起来，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6、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宗教工作事关大局，必须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以牢牢掌握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权，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权，爱国宗教界人士对宗教事务的主导权。在其间有一个衡量标准：党的宗教政策是否得到落实，宗教事务管理是否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相关的矛盾纠纷是否得到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是否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衡量各级党委和政府宗教工作的标准。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和完善由党委统战部负责的宗教工作协调机制。政府宗教工作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和执法主体，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各有关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在职责范围内支持宗教工作的开展，形成互相配合，团结合作的良好局面。

通过上面对中华民族宗教政策的介绍和我自己对其的一点认识，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几点启示：

一、对待宗教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就是正确对待群众问题，做宗教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在利益关系调整变化的转型期，宗教往往成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利益诉求的主要号召工具。我们制定和执行宗教政策，需要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的关系，适当照顾信教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

二、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完善政策

制定和完善宗教政策要立足于更好的团结广大信教群众，而不能机械的照搬经典理论，更不能超越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曾对进藏部队强调：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考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宗教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不能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同时也要适应社会发展变化。

三、以法治保持和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

处理好宗教关系，必然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必须纳入法治范围。一方面要把宗教政策通过法律、法规形式固定下来，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需要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以法律为行为准则，在法律的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四、按照宗教自身的规律开展工作

宗教在长期发展演变中，形成了一些固有的规律，往往不易改变。当外力强行介入时，反而会强化规律，而不是随外力改变。做宗教工作时要认识和把握宗教自身的规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五、以统一战线的方法处理宗教方面的矛盾

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各种不和谐因素增多，我们一定要客观。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宗教方面矛盾冲突的性质，对于人们内部矛盾，要始终坚持广泛团结、增进共识的原则，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来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六、宗教工作要以争取人心为首要任务

我们开展宗教工作，就是要最广泛地争取人心、凝聚人心，使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特别是面对敌对势力与我争夺信教群众、争夺人心、争夺阵地的严峻形势，我们要千方百计的做好稳人心、暖人心、得人心的工作，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起来，夯实抵御渗透，反对分裂的群众基础。

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需要破解的难题之一。但我们的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宗教观为理论，发挥自己的创新精神，突破了这一重大课题，开辟了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政策的新境界，谱写了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解决宗教问题的光辉篇章。

参考文献：

1、牟钟鉴：《回首新中国成立60年的风雨历程—宗教问题的理论开拓与经验总结》[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2、刘立军 马虎成 苟天宏：《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成功探索与实践》[C]，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9年版

3、龚学增：《新中国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经验》[C]，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

篇3：当前国际局势论文

当前世界形势异常艰难复杂,经济政治危机重重,地区冲突热点冲突层出不穷,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举步维艰,IS伊斯兰国发展势头不减,沙特和伊朗关系断交恶化地区稳定态势,难民潮引发欧洲动荡,朝鲜核试验震动世界,台湾大选尘埃落定,主张台独路线的民进党上台执政等。世界局势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其中两种趋势和走势最应引起高度关注,因为它将不仅影响2016 年,其影响可能会延续多年,甚至影响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

一是中国大陆股市大跌,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市场剧烈震动。直接表现是欧洲股市遭遇了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最为糟糕的新年开局; 国际油价狂泻至每桶32 美元以下,创12 年新低。可以预见的震动将会是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这些新兴工业国家,因为巴西20% 的出口商品进入中国,17% 的进口商品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出口市场的份额,中国占据最高,达到33% ,是第二名( 日本,占15% ) 的两倍以上; 新加坡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是中国,占新加坡货运总量的近15% ,据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下降1 个百分点会造成新加坡下降1. 4 个百分点。 因此, “中国这个 ‘红色巨龙’ 的咳嗽,引发了世界经济将爆发‘中国流感’ 的忧虑。”

二是出现反全球化浪潮。全球化反对者处处获得政治高升: 美国大选中,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在共和党候选人中领先,他先是希望驱逐拉美人,后又打算驱逐穆斯林,闭关锁国和孤立主义被认为是使美国变强的良药; 英国今年将决定是否退出欧盟,回归 “光荣孤立”状态; 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最让人忧虑的是,欧洲出现本质相同的民族化运动,抵御难民潮的斗争将开放边界的反对者推上台,结果欧洲各国开始实行 “损邻政策”,即通过自己的行为使邻居沦为乞丐。具体而言: 单个欧洲国家让自己变得没有吸引力并封闭边界,使避难者既没有动因也没有机会离开邻国,因而不得不逗留在那里,产生问题和承担费用的是邻国。 “损邻政策”本质上是回归孤立和封闭状态,它与全球化渐行渐远,它无法达成共识,它只会带来冲突,它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2 世界局势的未来走向

对于当前世界局势和未来走势,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一是世界正 “步入大衰退的第二阶段”,其依据是始于2008 年的系统性危机正在复活; 二是世界经济仍会增长,其依据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只有出现了 “资源局限性抵消创新( 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经济学压倒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学) ”的时候,世界经济才会停止增长。但是,不论是 “步入大衰退”,还是 “毁掉世界经济很难”,当前世界经济剧烈改变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改变会抑制全球增长活力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抑制会加速分配斗争是不争的事实。

未来也许将会证明,2016 年是时代转折、周期转换的分水岭。因为,过去几十年的 “旧”全球化已然失去力量,经济活力的核心问题是需要新的发动机,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的火车头和推动力。美国、欧洲、中国,以及新兴工业国家,谁是火车头? 数字化、人工智能化、太空空间技术,推动力在哪里? 分析和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提高认识、掌握主动。

3 中国要坚定自己的道路

世界越是到了时代转折的重大关口,越是面临众说纷纭的复杂局面,中国越要坚定自己道路,把握发展重点。

一是坚定经济 “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2014 年5 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提出的。他说: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随后在国内外各种场合论述新常态的背景、内涵、特征、机遇、挑战等。所谓经济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有关数据显示,中国GDP增速从2012 年起开始回落,2012 年、2013 年、2014 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 7% 、7. 7% 、7. 4% 。2015 年11 月22 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会( 2015—2016) 发布会上表示,2015 年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 9% ,基本完成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告别过去30 多年平均10% 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新一代领导集体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指导下,中国不再沉迷于高速经济增长,而是更关注经济是否可以顺利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宏观经济的再平衡; 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重视GDP的素质和其他社会目标,不再执着于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

二是坚定发展 “新理念”。从邓小平同志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的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到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确立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我国的发展理念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在新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认真地开始了重组和再平衡,在全球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中国同时经历几个关键的过渡期,包括: 从外部需求增长到内部需求的过渡、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过渡、从投资和储蓄到消费的过渡、从劳动力密集到技术密集行业的过渡。因此,中国经济的低增长,是经济结构快速改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将日益依赖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相应地 “福利成分”会增加,带来更多更高素质的GDP。新的GDP将包括更多服务业活动,如新兴的文化和教育、娱乐、通信、家庭和个人服务、时尚、环保和绿色服务等产业。

三是坚定改革 “市场化”。中国自从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一直在努力争取市场经济地位。2016 年1 月13 日,欧盟首次就是否于今年12 月承认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敏感政治话题展开辩论。如果中国获得这一渴望已久的地位,将使欧洲对低价的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变得更加困难,确定价格是否公平的标准将被改变。市场经济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如何判定倾销( 即以不公正的低价销售) 的方式。由25 个欧洲制造业联合会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预计,欧盟如果取消对华贸易防御,将失去350 万个工作岗位。与欧盟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同,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受政府影响很大,因此不应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不管欧盟作出怎样的决定,它要么走向北京的对立面,要么走向欧洲制造商和华盛顿的对立面。但是,不管美国和欧盟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当今世界,中国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参与者,中国都会按照既定方针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2013年3 月1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记者问时指出: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并且指出 “改革是勇敢者的事业,特别是进入深水区的改革,阻力重重,困难如山,敢于触动利益,需要有壮士断腕、英雄刮骨的巨大勇气。” 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政府勇于直面问题,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坚强决心和强烈责任感。

四是坚定政治 “民主制”。民主并不是一种明白无误的单一现象。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民主理论或民主模式,其中的每一项理论或模式都给出了自己的人民统治形态。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的普世的民主形式和制度体制。中国与外国在历史与现实、风俗与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学习借鉴他国制度经验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决不能邯郸学步。当前西方代议制民主陷入重重困境,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把美式民主推下神坛、打回原形,一些转型国家盲目移植西方多党制、自由选举制,结果导致 “民主之殇”: 有的改旗易帜,步入歧途; 有的水土不服,陷入党争之乱; 有的引起内战,国家四分五裂。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显示出独特优势。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不同,中国的协商民主、参与民主承续了中国传统的 “善治”理念,具有良好的基因和成长动能。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从而实现民主与民生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制度活力的重要源泉。

不畏浮云遮望眼。对于全球市场波动所引发的世界忧虑,可以有很多论证和评说,而对于中国来说,既不要对他人说三道四,也不要对自己苛责过多,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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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爽.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DB/OL].(2014-11-09).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09/c_11131759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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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N].新京报,2013-03-23.

[6]安德鲁·海伍德.政治的常识[M].1版.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7]《西式民主怎么了》编写组.西式民主怎么了[M].1版.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篇4：当前国际局势论文

【关键词】国际格局 外部环境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2010年是新世纪头十年国际局势大震荡、大调整、大变革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具有国际秩序加速变革过程中鲜明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势头不减，但总体上仍属于美国一超之下的三元（美国、欧盟、新兴大国）基本格局。国际体系的深度变革以及全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治理机制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在上述基本格局和主要矛盾的推动下，当前国际局势呈现特有的复杂、多变、胶着的态势，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矛盾凸显，反映了国际体系大变革时代的众多格局性和趋势性重要变化。

一、影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三大变量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新一轮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和增长模式将成为影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局势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世界经济大体从2009年第三季度起结束衰退，并于2010年基本确立了全面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其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已经恢复或者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且其进口增速超过了出口，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复苏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相对而言，主要发达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影响，家庭“去债务化”进程尚未完成，与以往的经济复苏相比，复苏的强度仍然较弱。世界经济“双速”复苏成为2010年全球经济最显著特征。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复苏正从迅速反弹的阶段转向速度放缓的阶段，尽管世界经济在2011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引领世界复苏的势头没有变化，但与发达国家增长率的差异会缩小。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已经面临经济过热的压力，需要尽快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美国实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延长减税政策将促进短期内的经济增幅加快；欧洲债务危机与紧缩财政政策会降低欧元区经济增速；日本经济也将因外需下降而减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幅将降至4.2%，其中发达国家总体由2010年2.7%的增幅降至2.2%；而发展中国家也由2010年7.1%的增幅将至2011年的6.4%。 其他一些国内外权威机构也都相应调低了对2011年经济增幅的预测，尽管具体数据不尽相同。

世界经济保持“双速”和“温和”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预示着国际经济格局的三个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第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继续呈现新兴市场经济体力量不断攀升的态势，从而助推了国际力量格局朝着多极化、均衡化的势头发展。根据美国经济局的统计数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年均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目前达到世界总产出30%以上，其中“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占比就接近15%。 同时应该看到，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力量对比变化仍处于“量变”阶段，发达国家仍处于整体发展水平的高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

第二，世界经济结构处于深刻的调整阶段，创新和产业转型仍处于孕育期。经历了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后，经济复苏的产业基础尚未真正建立，由新产业周期本身带动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投资尚未大规模启动，消费也尚未重新进入扩张期。总体上世界经济复苏的实体基础在短期内仍处于休养生息过程，且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第六个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的下降期，将经历10-15年左右的低速增长阶段，全球仍在为2025年前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奠定物质基础。各国因此纷纷加紧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例如，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加快了平衡消费、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美国似乎也在告别依靠过度信贷促进消费和依靠消费促进增长的模式。同样，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共性之一就是寻求新的产业增长点，力争在新一轮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中占得先机，保持领导地位。

第三，世界经济短中期内面临三大风险并与世界经济长周期相互交织，增加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盟财政政策的收缩，将加剧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欧洲一旦出现更大规模的信心危机，势必对全球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蝶振”效应。二是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大量产能利用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其在继续实行财政刺激计划与担心公共债务难以为继之间进退两难。特别是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与继续刺激经济计划的矛盾突出，已成为中期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三是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可能引发大量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改变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推高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的汇率，并加剧这些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对经济增长和减贫造成严重负面后果。 总之，随着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和不平衡的持续，在经济政策方面，不仅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分歧加大，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分歧也在拉大，各国在平衡国内发展议程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困难增加。特别是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各种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及行动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了实质性损害，从而进一步拖累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 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何去何从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其次，大国关系加速调整，起伏前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全球治理发展和地区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各主要力量加速各自对外战略调整，力争形成有利的战略环境。美国“奥巴马主义”的对外战略进入了战略重点转移和战略实施阶段，力争维护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和影响力。美国在中东和南亚以反恐为核心的战略处于收缩期；在欧洲以稳固北约、重启对俄关系为中心的战略处于巩固期；美国恢复和加强其亚太影响的战略调整尤其引人注目，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中心的亚太战略正处于成型期。 日本政治在2010年孕育着新的动荡。民主党执政后推行的“亲美入亚”路线受到美国打压，菅直人团队对鸠山时期的外交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日本的外交格局再次出现“亲美疏中”的失衡状态。俄罗斯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打造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联盟”，试图与欧洲国家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创新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与亚太和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技术伙伴关系”。总体上俄罗斯已经走出2008年俄格冲突后被西方孤立的战略困境，突出务实外交。 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在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也日益强化对外关系中的本国利益和本国立场，在对外关系中重视多元化，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复杂影响。 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积极投入全球化进程，日益呈现出新兴大国从地区走向国际、实行多元化外交的新格局。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金砖国家”、 “基础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合作机制成为当前全球多边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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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合作与竞争的两重性同步上升的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包括金融危机、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大国合作应对各种复杂的全球挑战已经成为各大国领导人在各种双边、多边场合不断宣示的中心思想。但另一方面，合作协调议题大多停留在口惠层面，实质性层面进展有限。与此同时，大国间围绕地区影响力、货币利益、贸易优势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夺日益明显，并有扩散到政治安全领域的趋势，相互视为威胁的可能性上升。两重性反映了大国关系中固有的规律，这不但出现在中美之间，在其他大国之间也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反映了在国际体系行将发生改变之际，大国维护重大/核心利益的决心明显强化，争夺利益、巩固和强化自身地位的态势在上升，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团结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增加了大国相互之间的合作、互谅、让步和维护共同利益的难度。

大国关系的调整对于国际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构建产生了复杂影响。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机制改革虽已进入谈判阶段，但主要大国的利益差距和立场分歧将使得谈判异常艰巨。以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机制改革在金融危机的催生下加快了步伐。但随着传统大国走出危机后让步的意愿明显衰退，新兴大国在危机期间获得突破性机遇后进入了更加艰难的常态博弈期。国际社会也从金融和经济议题上的“讨论活跃期”进入了“协商疲劳期”。围绕全球治理的风险、成本的分担、利益的分享、发展空间的分配等问题，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非常激烈。 以G20峰会为例，在以应对危机为主题的伦敦峰会和匹茨堡峰会取得巨大成功后，随着危机的高危期过去，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上成员的利益分化、分歧增加的矛盾开始显现，也预示G20开始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向协调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的管理机制艰苦转型。 在北强南弱和美国主导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形下，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将经历一个缓慢、曲折甚至反复的过程。

第三，中国因素/中国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国际格局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之一。改革开放头三十年，中国大体解决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问题。随着中国发展速度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超出外界和中国自身的预期，中国与主要大国和周边地区之间重新定位和相互调试的矛盾又凸现出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围绕身份定位、利益结构、行为准则、责、权、利关系等都提前进入新一轮调整的敏感期和摩擦期。譬如当前亚太秩序正经历的二战后第三次重建就主要围绕着中国而展开，中国的战略和政策将成为影响该地区秩序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中国外交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新挑战

2010年也是中国新世纪20年机遇期头十年的最后一年和新十年的承上启下的年份。中国头十年成功地抓住和利用了国际环境的有利态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总体环境仍然对中国有利。 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着空前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的局面，两者互动、转化的频率和可能性增强，从而对我们的战略规划、环境塑造以及机遇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中国外交正从以往以利用机遇为主向主动创造机遇为主转移，需要从“乘势”向“做势”转变。

首先，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叠加、内外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是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的叠加，中国不但面临两岸统一、领土和海洋争夺等传统主权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增甚至向中国聚焦的压力。二是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叠加，在面临国际压力的同时，国内矛盾多发而敏感，涉及各个领域，政治体制面临改革攻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转型，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军事上面临如何保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问题，文化上面临着如何确立核心价值观，等等。上述国内矛盾又与世界经济可能步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全球范围内民粹思潮涌动、民族主义上升重叠。三是我周边环境的热点问题和我与大国战略关系矛盾的叠加，特别是美国从对我放软身段求合作向强化战略防范方向发展，战略重点东移；我周边重点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以及新一轮力量组合，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地区热点问题趋于活跃和某些邻国动荡对我周边和谐构成重大挑战。我周边环境在赢得十年机遇期后可能面临未来十年的挑战期。因此，如何预防、削弱各种内外挑战的叠加、积聚乃至倍增的负面效应，防止局部性的挑战破坏整体的外部环境，将是我未来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

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相互定位和相互调适的矛盾再度凸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从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学习为主的阶段向改革、重塑、创制国际机制的混合阶段转变，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后者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被放大为所谓“全球问题中国化”的舆论效应，也易凸显中国“被大国化/被强国化”后国际国内对中国责任期待大幅上升与中国实际能力及意愿之间的反差。此外，它还容易加剧中国与全球和地区战略力量之间磨合调整的时间压力：原先可以更加从容调试的利益关系、相互认知被提前或被压缩，容易使关系调试因缺乏精细操作或误判而出现矛盾的累积、动荡。最后，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难度也大大加大。但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在构建新一轮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互动关系中的目标、手段，包括中国构建国际体系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将是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关键。

第三，进入新十年后，中国对外战略实施过程中将遇到的主要矛盾仍是整个国际体系重组和转型的新要求与中国主动的对外战略规划能力、国际制度的建设能力、国际议题的设计能力、矛盾、危机的处理机制和政策疏导能力以及外部良好舆论环境的塑造能力之间的差距。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身份多重、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协调机制相对滞后的压力会持续上升。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意识，提高能力仍然任重道远。目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意识仍然落后于我快速增长的国际影响的现实需要。一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我增强制定全球战略的意识。二是中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示强”倾向，危机意识有所欠缺。三是中国外交仍处于被动应对居多，主动塑造不足。因此，加强培育大国乃至强国的战略意识和国民气度，多方位确立我大国外交战略的紧迫性在不断上升。

三、如何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的几点思考

首先，要把提升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过程中的国际话语权能力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在国内要加强全球化、多极化背景下中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定位、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问题的外交理论探讨，推动形成新时期我外交战略目标、理念传播、手段运用、机制建设等方面新的国内共识。在国际层面上则要在维护中国“发展中国家”基本定位的前提下，主动把握“国际责任”的国际话语权。在承担“国际责任”中统筹考虑中国的外交原则、利益边界、国际地位、能力范畴以及对具体领域问题的影响力，平衡把握“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在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应积极回应国际关切，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地营造有利于我的国际环境。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地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权。在不涉中国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不能置身事外，应积极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加大力度培育国内民间力量参与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机制建设，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把解决国际冲突的能力作为培育强化大国意识的重要环节。

其次，多方位确立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当前的重点是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管理好中日关系，积极发展中欧关系以及我与其他新兴和地区大国的关系。一是要从以往较单一的经济外交为主转向多元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外交的同步努力，营造好中国与主要大国总体稳定、平衡及合作的关系。二是要通过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中扩大中国与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交汇面，有效管控相互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同时大力增进中国与主要大国和有影响的地区力量在国际秩序共建方面的共享理念，推动与其他大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选择优先领域，制订行动计划，逐步推动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三是在周边地区安全架构重构过程中，加紧与美国探讨在亚太发展“包容性的安全框架”，努力破解今年以来“中美和亚太邻国”三边互动中与中国不利的地缘战略态势。总之，在实施我大国外交中应不断突出“议题”的引领、关注合作中“权益”的互利、重视对各国政策的实际“效应”。

第三，升级地区战略，在新一轮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在经贸领域，中国应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规模尚小、影响有限之际，通过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推动中韩自贸区的谈判，通过中韩自贸区推动中日自贸区直至中日韩自贸区的实现，继续加快10+3合作的机制建设，同时积极探索10+3与TPP之间以及与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互动的阶段性目标和行动方案。在安全领域，要坚持“以非传统促传统”的路径，加强和地区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来促进和相关国家的国防和防卫合作，从而提高相互之间的战略互信水平。中国要努力把树立“互联互通”是“共赢互利”的共识作为加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加强与各国官方和民间的协调，使其成为地区共同的事业。在解决海洋、陆地等争端的时候，中国要探索新的思路，有机结合中国长远利益和国际海洋权益的一般发展态势，把构建中国的海洋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相统一。

篇5：论钓鱼岛之当前局势

关键词：钓鱼岛 中国 日本 经济 政治 军事 历史 外交

摘要：中日钓鱼岛之争由来已久，紧密的经济合作，悠久的政治文化历史渊源，把这两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然而，由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挑起的购岛闹剧却将这两个国家推到风口浪尖上，钓鱼岛自古乃中国固有领土，中国人民对此有深刻感情，面对日本政府的无端挑衅，我们是将使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还是以武力方法回应呢？

钓鱼岛之争起源于二战后日本战败，钓鱼岛暂由美国方面托管，随着冷战的爆发，为了遏制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有意扶植日本并且片面将钓鱼岛交由日本实际控制，此乃是钓鱼岛事态的起因，为如今的中日矛盾埋下渊源。钓鱼岛拥有独特的地理资源。钓鱼岛等岛屿的海底是新三纪的沉积盆地，是生成和蕴藏大量石油的一块宝地。1969年5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的“埃默里报告”认为，“台湾东北20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北部钓鱼诸岛附近为大油田所在地。”估计蕴藏量为一兆美元。我国科学家估计，钓鱼岛等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约在737至1574亿桶之间。在石油资源日益贫乏的今天，这些石油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由此，成为日本狗急跳墙急于购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建交是由于中美建交所间接导致的，因此中日由于之前战争所互相导致的矛盾并未具体化解下来。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实际占领的前提下，加速了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日本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活动，在岛上建立了若干设施，其中有２５平方米的房屋，供水用水槽，石碑标记等，还修了直升机机场。更有甚者，日本还对我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考察船进行武力威胁和驱赶。之于长期以来持友好态度、对日本宽容大量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怨报德。中国经由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毛泽东时的百废待兴到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以及到江泽民时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国正向世界证明：中国的伟大复兴并非一纸空谈，是以量化实化而进行的，在西方各国面临经济危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之时，中国GDP仍可“保八”，足以见中国改革开放之成效。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外交的快速发展，从最初的艰难返联合国之路到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东盟10+1模式，中国正在积极的外交以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但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外交太过柔软，一味的喊口号和抗议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只会给自己徒增苦恼，有张有弛，有作有为，该强硬的时候绝不退缩，中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依靠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联合打造！中国如果要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必须确保国家威望不受损害。从内部来说，如果我们继续采取软弱的态度，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将会日益高涨；从外部来说，必然使别的国家对中国所应该拥有的权利造成轻视。撒切尔夫人不顾国际国内的强大压力，发动了英阿马岛战争，虽然损失很大，但她所为之自豪的是确保了英国大国威望的延续。对于美国来说，它权衡再三，最后完全倒向了英国。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对撒切尔夫人所做的那一番坚决的谈话，恐怕香港回归的谈判要棘手得多。以前我们提倡温和的务实的外交政策，但有时似乎有点不分国家、不分时候的过于温和了。随着我们经济基础的稳定发展，我们需要更加硬朗的倾听以及说话，这样，才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篇6：当前国际局势论文

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局势与对策分析

一、周边安全概况

（一）国家安全概念

中国现在有无危机？（不安全）现在存在哪些国家安全问题?什么是国家安全？

国内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卫生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治安）„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 周边安全？？

国际（全球）安全 ？？

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状态，也就是国家既 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

外部威胁和侵害包括：（1）其他国家的威胁；（2）非国家的其他外部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威胁，如某些国际组织或地区组织对某国的威胁和侵害；（3）国内力量在外部所形成的威胁和侵害，如国内反叛组织在国外从事的威胁和侵害本国的活动。

只有在同时没有内外两方面的危害的条件下，国家才安全。

（二）中国周边安全概况请问：

中国的国土面积？陆地面积？中国海洋面积？中国的陆地边境线？中国的海岸线？

答：963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此外，我国还拥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即海洋面积（我国领海和内水面积约37万至38万平方公里，加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面积，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

我国陆地边境线东起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口，西迤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北部湾泮，总长度约2．2万公里。

中国海岸线总长度3.2万千米，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千米，岛屿海岸线1.4万千米。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点有哪些？

1、中国是陆海兼备的东亚大国，而且多陆海强邻，这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最显著的特点。中国陆上邻国14个：吉尔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俄罗斯，蒙古，哈萨克，缅甸，老挝，越南，朝鲜；海上地缘邻国8个：日本，朝鲜，朝鲜，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尼，越南。

2、中国及周边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社会经济发展最不平衡、文化宗教多样化的地区。文明多样：伊斯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等，东正教文明，儒教武士道，伊斯兰教佛教等

世界上10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中，有7个在这个地区。在中国的周边，既有世界上老牌军事强国俄罗斯，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等，也有在世界上最贫穷国家榜上有名的老挝缅甸等。如此大的经济发展差距，给地区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美国与亚洲和欧洲远隔重洋，与美国毗邻的两个国家比美国弱得多，而且是它的盟邦。中国则是位于亚洲的中心，周围有一批强大的对手和潜在的敌人。”

3、中国周边地缘环境由于历史上对边界概念的模糊而显得更加复杂

“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统治东亚以前，东亚尚无明确的‘领土主权’概念。中华大帝国虽名为至高无上，但对其专属领土管辖范围，尤其是其周围边 界，概念缺却甚为模糊。”

4、“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威胁论”情形下，中国周边安全呈现出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态势.中国安全压力骤增。

“北和南争；西缓东急”南海争端、中印边境对峙、中日东海纠纷，朝鲜核危机„

二、南海争端

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中国是历史上最早发现并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和最早管辖南沙群岛的国家。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南沙群岛

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可以上溯到汉朝。

三国东吴将领康泰所著《扶南传》不仅提到了南沙群岛，而且对其形态有详细描述

唐宋年间，许多历史地理著作将西沙和南沙群岛相继命名为“九乳螺洲”、“石塘”“长沙”、“千里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

宋元明清四代，以“石塘”、“长沙”为名记述南海诸岛的书籍多达上百种。元代，对南海诸岛地理位置的记载更为详细。此时，南沙群岛已归我国管辖。

明代《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标有石塘、长沙和石塘。从图中标绘的位置看，后一个石塘是今南沙群岛。

清代《更路簿》记载了中国海南岛渔民所习用的南沙群岛各个岛、礁、滩、洲的地名具体方位，其中南沙计73个地名。中国政府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

南海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毋庸置疑。然而，21世纪的南海还能安详地荡起那么美丽的浪花吗？

南海居太平洋与印度洋咽喉地带，是沟通亚、非、欧海运交通的要冲。南海地处中国的海防前哨，控制该处海域和岛屿，可确保华南地区的安全和航道畅通，提高中国在东南亚乃至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

然而如今，这片蓝色国土正在被别国蚕食。南海之争的新特点：

争夺手段：由军事占领向政治斗争转变 争夺重点：由主权争夺向资源争夺转变 争夺模式：由双边较量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美国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第一，改变原来的“中立”立场，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偏袒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维持南海被多国占领的状态。

第二，借“9·11”之机重返东南亚，为介入南海冲突作军事准备。

第三，发展美、日、澳军事同盟关系，实行南北“双锚”战略，以便干预南海冲突。

第四，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加强合作，向中国施加压力。作为向海外扩大军事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日本势力也迅速向南海推进。

美构筑包围中国的“V”字型包围圈：中亚，印度，南海，韩国台湾，日本，菲律宾，越南

我国对南海争端的对策：

1、搁置主权，共同开发

2、加强经济、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增强经济依存度

3、宣示主权，决不退让

4、强大海空军，以实力为后盾。

三、中日东海纠纷

（一）中日关系症结：

1、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历史问题）

2、钓鱼岛问题

3、东海油气田之争

4、日美安全合作问题、5、战争赔偿问题、6、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7、政治经济问题（输石油管道、光华寮等）

实质——中日大国地位之争

东海资源之争：2004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乘专机对中国的“天外天”、“平湖”、“春晓”三大天然气田进行视察后，指责中国企图独占东海海底资源

日本政界中的右翼势力加入这一合唱，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维护本国海洋权益” 2005年7月日授予帝国石油东海油气试采权 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９２海里处，距日本琉球群岛约７３海里，但相隔一条深深的海槽。钓鱼岛列岛系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６．３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４．３平方公里，海拔约３６２米。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

钓鱼诸岛处在我国东海大陆架上，台湾省东北约120海里处。距日本冲绳约200海里。距我国福建、浙江沿海约170余海里。

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距今约１２５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在日本１８７１年开始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有过约５００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 冲之鸟礁：

日本政府计划投资700多万美元，用来在日本以南1000多公里处的冲之鸟礁养殖珊瑚，企图以此来宣布主权，为其开发附近丰富的海洋资源提供方便。对此，中国政府早在2007年就表示，日本在冲之鸟礁开展珊瑚养殖活动的做法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规则，也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利益。

日本政府计划投资700多万美元，用来在日本以南1000多公里处的冲之鸟礁养殖珊瑚，企图以此来宣布主权，为其开发附近丰富的海洋资源提供方便。对此，中国政府早在2007年就表示，日本在冲之鸟礁开展珊瑚养殖活动的做法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规则，也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利益。

四、中印边界争端

有争议地区总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东段约9万平方公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万平方公里

东段实控线大致和“麦克马洪线”差不多，印在这段印方实控区设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并向该地区迁入了700多万人

中段的问题少，双方已交换了实控区地图，边境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 中印领土争端 “三条线” 一是传统习惯线：

二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三是实际控制线

1．东线争端及麦克马洪线。中印边境东段争端，是传统习惯线与麦克马洪线之争。传统习惯线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以此线作为边界，约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属于中国；而麦克马洪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将藏南土地划归印度。

传统习惯线。中印两国历来行政管辖所及的中印边界上的一条习惯线。双方实际控制线。为减少冲突，周总理于1959年11月7日向印度建议，双方沿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段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以后我国即把这一天双方实际控制的线称作“实际控制线”，从1959至1962年，重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一些地区，西段在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侧建立了43个据点。印度主张以1962年9月8日双方实际控制范围为实际控制线。

“麦克马洪线”

1914年3月，英国侵略者策划由中、英、藏三方在印度西姆拉会谈。中国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诱惑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胁迫夏扎在画有一条红线作为所谓印藏东段边界线的地图上签字，即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2．西线争端及约翰逊线的由来。

西线边境争端主要是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归属之争。阿克赛钦是一块被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及阿里高原环绕的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从新疆到达西藏的重要通道，一直属于中国，直到五十年代印度人抗议中国通过阿克赛钦修建新藏公路以前，中国政府并不知道印度对这里有领土要求。印度的依据是所谓约翰逊线。19世纪60年代，英国测绘军官约翰逊曾到新疆作探险旅行，此人把阿克赛钦视为无主地，因此将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进英印的属地，将中印分界线画在了昆仑山一侧。对于这条约翰逊线，英国政府并未知会清朝政府，历代中国政府包括新中国并不知道此事，更谈不上承认了。

近年来加强互动

1999年：印外长辛格访华，双方确认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关系步入改善和发展进程

2000年5月：印总统纳拉亚南访华

2002年1月：朱镕基总理访印，签署了在旅游、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水利、人才交流、科技和植物检疫合作等6个方面的文件

2003年6月：印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印方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签署 《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协定》。10月2日恢复乃堆拉山口作为中印贸易口岸。

2006年12月胡访印

第十三次中印边界会晤，2009年8月，中印成若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 思考题

1、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点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