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合作（精选九篇）
均衡合作 篇1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带动了高职教育的发展, 高职教育所承载的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使命越来越清晰, 企业成为高职教育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地位逐渐显现, 而且这一地位随着校企合作的升温而更加深入, 企业作为理论上的间接利益相关者, 变成了实际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然而, 在校企合作教育的实践层面上, 是学校热企业冷, 形成了明显的企业失语和企业缺位问题(陈海燕,2007)。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既有政策层面的因素,譬如政策导向作用不强,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霍丽娟,2010);亦有操作层面的因素, 譬如缺乏校企合作的交流平台 , 缺乏第三 方的协调 ( 余祖光 , 2009)。 既有企业层面的因素 ,譬如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 也有院校方面的因素, 如院校培养的人才达不到企业的用人要求, 服务企业的基础能力不足(洪贞银,2010)。另外还有学生方面的原因, 如学生实习期间离职现象普遍、学生自由散漫等。从研究内容来看, 基本是经验总结, 从研究视角来看,大多从院校视角来探讨,鲜有从企业视角进行研究并提出系统的理论模型。
校企合作本质上就是两个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两者合作的基本逻辑就是市场主体之间交易的逻辑。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发现和满足市场中存在的需求,基本逻辑就是引导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其一切行为均服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在校企合作中企业行为要受成本与收益影响,因此,从企业成本与收益均衡的角度进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校企合作的新视角,启发加强校企合作的新思路。
二、“订单式”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学校与企业利用各自教育资源、教育环境的优势,在资源、技术、师资培养、岗位培训、学生就业、科研活动等方面深度合作,把以课堂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教育环境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能力为主的生产现场环境有机结合起来, 培养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适合企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性人才为目的,最终实现学校与企业双赢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张建春,2013)。
“订单式 ”校企合作是指高职院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密切合作,用人单位首先提出人才培养的目标、期限和数量等要求, 学院则根据协议要求选拔学生、培养学生,在订单教育完成后,企业则进行严格的验收,最终根据订单要求安排就业。
三、“订单式”校企合作企业成本与利益分析
(一)“订单式”校企合作企业成本分析。“订单式”校企合作的主要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三个部分。
1.直接成本。 合作期间 ,企业为了顺利开展“订单式”校企合作,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 就必须在合作期间为学生 提供相应的 岗位进行学 习,学习过程中各种原材料的损耗、废次品的增加等,都形成了“订单式”校企合作的直接成本。除了以上损耗外, 还有培训过程中支付给学生的实习工资以及正式 雇用学生后所 支付的工 资,都形成了合作的直接成本。
2.机会成本。 合作期间,企业需要安排经验丰富的职工指导学生学习,有经验的企业员工从事培训或者学生利用机器导致的生产效率的降低,以及企业参与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建设、派遣师资到校上课的投入成本,均构成“订单式”校企合作的机会成本。
3.风险成本。
(1) 合作培养学生流失造成的风险成本。 “订单式”校企合作通过教育与培训形成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只有在特定的企业与特定的物质资本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如果该企业不能和学生形成稳定的雇佣关系, 培养出的人才没有进入原先预定的岗位, 或者被同行轻易地“挖墙脚”,企业自身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失。 只有在合作培养的学生能留在企业长期工作的条件下合作企业才能充分享受到自己的投资收益。 但是要让全部学生留在企业工作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冷士良,2010)。 2008年1月l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相关法律条例第四章第三十七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订单式”校企合作培养学生流失是企业参与合作承受的风险成本之一。
(2) 合作培养有效性的不确定造成的风险成本。 如果“订单式”校企合作培养的学生素质不高, 不能学有所用,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合作企业将蒙受损失。 而校企合作培养的有效性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 如学生的学习态度、 本身的学习能力以及合作院校的能力和资源等。
(3)合作院校合作行为的不确定造成的风险成本。 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的前提下, 组织或者个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 所谓机会主义行为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掌握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偷 懒 、 欺诈等手 段获取利 益 (Williamson,1965)。合作过程中,合作院校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 以至于无法满足企业的用人要求,或者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
(二)“订单式”校企合作企业收益分析。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筛选和聘用合适的高技能人才, 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洪贞银,2010)。 因此,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主要表现为通过筛选和聘用到适合的高技能人才提高企业未来的生产效率。
(三)“订单式”校企合作企业成本与收益均衡分析。企业是营利性组织, 以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目标。 就 “订单式”校企合作而言,企业的投资期限和收益期限存在明显的时差, 因此进行校企合作成本与收益均衡分析时要先界定时点。 本文在分析时以校企合作起始点为分析基准点。 企业投资期限是整个合作培养期(t[0,n]),企业收益期则是企业正式雇用合作培养的学生后直到学生离职、 被解雇或者退休(t [n,N])这段时间(如图1所示 )。
1.无风险情况下的成本与收益均衡分析。 假设“订单式”校企合作期间企业每年支付的直接成本为Ct, 合作期间每年产生的机会成本为Lt, 支付给学生的实习工资以及正式雇用学生后所支付的工资为Wt, 则企业合作总成本TC为:
企业的总收益包括合作期间学生实习的边际产出和学生被正式雇用后就职期间的边际产出。 假设学生的边际产出为WPt,则企业总收益TR为 :
如果总收益大于总成本, 企业就会乐意参与校企合作培养学生, 若总成本大于总收益, 企业则不会选择合作培养。 因此“订单式”校企合作企业成本收益均衡条件就可以表示为:
将上式进行整理,形成:
把整个期间分为合作培养期和正式雇佣期来进行考察的话,我们发现, 左边为合作培养期的净成本, 右边为正式雇佣期的净收益。 设正式雇佣期的净收益为S, 则
根据Becker的理论,在职培训技能可分通用技能和特殊技能(Becker, 1962)。 简单来说 ,通用技能是在许多其他企业都同样适用的。 若校企合作期间企业仅仅提供通用技能培训,合作企业没有获得任何因为校企合作所形成的特殊价值, 合作企业则得不到任何收益,即S=0。
假设校企合作过程中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大于0,要使上式成立,则必须满足WPt大于Wt, 也就是说学生的实习工资必须低于他们当前的边际产出,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学生顶岗实习工资低于农民工工资的经济学原因。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校企合作,“订单式” 校企合作的特点就是根据企业需求培养学生, 因此在培养过程中除培养通用技能以外, 还一定会包含特殊技能培养。 所谓特殊技能是指仅能提高合作企业生产效率的技能, 即特殊技能用于其他企业时对生产率没有影响。 理论上来说,合作培养期,培养通用技能有 关的成本 应该由学 生承担,培养特殊技能有关的成本由合作企业承担。由于享有通用技能和特殊技能的培训,学生在正式雇佣期由于技能的提高而增加的边际产出也就由企业和学生共同分享。但前期我们设定的C和L均为企业承担部分,即我们分析时未考虑学生承担的成本部分。因此均衡化条件仍为(3)式。 整理得:
从(6)式可以看到,为达到均衡条件,企业可能采取的方式可能有以下几种:一是减少合作培养期发生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全程参与 合作培养 过程的意 愿不如仅提供实习岗位强烈的原因,毕竟参与教学资 源建设和 指导培训 以及派遣师资 来校上课 投入的成 本是显而易见的;二是延长学生顶岗实习时间,因为在顶岗实习期间 ,企业支付 给学生的工资低于市场工资,企业能得到较多的生产剩余。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可 控范围内 提高合作 培养期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以期望学生能创造更多的边际支出,获取更多的生产剩余。
2.有风险情况下的成本与收益均衡分析。 前文提到,“订单式”校企合作中企业面临学生流失、 学生培养的不确定和合作院校行为的不确定等造成的风险成本, 这些风险是企业通过校企合作解决企业人力资源问题所特有的风险。 既然企业参与“订单式”校企合作时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对企业的成本收益均衡分析时就必须对均衡条件进行修正。 风险修正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把企业参与合作培养有关的风险加入到企业要求的报酬率中,形成风险调整贴现率。 二是按照风险调整净现金流量。
(1)风险报酬率法。 设rF为无风险报酬率,b为风险报酬系数(b>0),v表示校企合作项目的标准离差率(v≥0),则校企合作项目按风险调整的贴现率为r=rF+bv。 校企合作企业均衡条件仍为:
(2)约当系数法。 由于风险的存在使得企业未来收益变得不确定,因此需要按照风险情况对各年的现金流量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将未来各期的预期收益按约当系数折算为确定性收益。
设学生毕业后的流失率为 φ,合作培养的有效率为坠, 合作院校机会主义行 为发生的 概率为 ∈(0≤φ,,∈≤ 1)。 假设业均衡条件修正为:
从(7)中有关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可知:收益一定的前提下,企业投入成本越大,企业内在报酬率就越低。
摘要：“订单式”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密切合作。通过“订单式”校企合作,高校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就业率,而企业也可以获得真正满足需要的人才。校企合作双方有收益就会有成本,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成本与利益均衡,是双方有效合作的基础。本文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订单式”校企合作中企业的成本与利益均衡条件。
均衡合作 篇2
1非合作均衡博弈论概述
在博弈论中存在着很多博弈模型，其中最能够解释清楚非合作均衡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该模型的基本内容为，警察在犯罪现场中抓住了两个合伙犯罪嫌疑人，但是却没有掌握两人犯罪的证据。为了破案，警察将两个人隔离，分别审问。在对两人进行审问中可能会出现三种结果：①两人同时坦白，每人入狱三年；②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坦白者释放，抵赖者入狱五年；③两人同时抵赖，以妨碍公务为由入狱一年。对于这两个人而言，最好的结局就是二人同时抵赖，两人只被判一年。但审问被隔离，二人无法串供，只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法，那就是坦白交代。在这样的基础上，抵赖方式就不会出现，也就说判刑三年好过判刑五年。这种两人同时选择坦白的策略而获得比较好的结果的现象，就是博弈论中的非合作均衡。
2博弈论状态类型介绍
非合作均衡主要包含了三种比较常见的博弈状态，为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三种状态，以游戏场景为例进行分析。①非合作均衡战略博弈状态。在游戏中，如果除了本人之外的所有人都选择A组行动策略，那么本人选择任何行动策略，所能够获得的结果都不如选择A组好。也就是说，在改种状态中，需要充分考虑，对方可能做出的最优方案；②不完全信息战略博弈。本人不了解游戏方的行动策略时，需要根据其所收到的信息对游戏方进行判断，选择最优化的行动方案；③战略混合非合作均衡。在非合作均衡模式分析下，以概率计算，选择对游戏方本身最优化的.策略。
3非合作均衡博弈论的应用
将以上三种不同的非合作均衡博弈状态转移到建筑工程管理中，此时建筑工程管理就相当于一场游戏，建筑施工环境为战略信息状态，在不同建筑施工环境中所制定出来的策略就是行动策略。
3.1在招投标环节中的应用
建筑材料提供商之间经常会上演价格大战，根据非合作均衡博弈理论，供应商最终的结果是无利可获，或者单一的供应商形成商业垄断。主要有：①竞争模式下的降低价格将会导致供应商无法获利；②供应商在不采取价格竞争的前提下，作出对方认为最优化的行动策略，有可能会形成商业垄断。在建筑工程招投标环节中，招投标的形式有两种，公开化和邀请招标。应用不完全信息下的非合作均衡博弈论，投标人得知一定的招投标信息，但是信息不完全，投标方能够判断对方可能出现的最优化的行动策略，但是依然难以确定自身价格。联系到建筑材料价格大战，在采取正常策略的基础上，将自身的战略应用到对手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反之，当招投标环节信息比较明确，就可以采取垄断以获得高收益。
3.2项目经理的高、低价博弈
建筑工程项目经理在与建筑公司领导在进行博弈的环节中，其博弈策略有高价和低价两种。由于项目经理与建筑公司之间竞争比较弱，出于个人利益，项目经理一般会选择对个人有利的高价格策略。由于建筑企业对项目经理所出具的价格高低并不了解，也不存在着讨价还价的情况，那么使得低价的窘境不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项目经理通常会采取高价格，这就相当于囚徒困境中的抵赖行为。项目经理虽然获得高价格，但是其业务水平以及管理积极性降低。严重的情况下，将会导致企业失去经济市场地位。项目经理与建筑公司之间的价格策略不同，二者所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明显不同。当项目经理采取高价策略时，其利益为10，建筑公司利益为2；将项目经济采取低价策略时，其利益为3，而建筑公司的利益为5。在缺乏竞争，而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项目经理选择高价策略的概率较大。
3.3在建筑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以食品安全为例，当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并没有对食品安全进行严格管理，食品生产企业不会主动的去增加食品卫生设备。因为企业追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从经济利益出发，不顾卫生安全的做法，能够达到非合作均衡，而当政府部门开始严厉打击食品安全时，企业需要采取相应的卫生安全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也能够获利，但是获利比较少。将该种理论应用到建筑施工管理中，建筑企业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不会进行安全文明施工。该种非合作均衡被政府部门调解，以强制的手段进行施工整改，那么施工企业在非合作均衡下被控制，利润下降。同时在分包方和材料供应商的管理环节中形成非合作均衡，二者为了追求相应的利益，纷纷采取低价。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非合作均衡主要包含了三种比较常见的博弈状态，非合作均衡战略博弈状态、不完全信息战略博弈以及战略混合非合作均衡。将以上三种不同的非合作均衡博弈状态转移到建筑工程管理中，此时建筑工程管理就相当于一场游戏，建筑施工环境为战略信息状态，在不同建筑施工环境中所制定出来的策略就是行动策略。文章分别分析非合作均衡博弈论在招投标环节中的应用、项目经理的高、低价博弈以及在建筑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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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晏永刚.巨项目组织联盟合作协调机制研究[D].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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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合作 篇3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教育改革；优质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G5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5）32-0008-03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层面，这必将对区域教育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石家庄市长安区教育局结合当前形势，立足区域实际，不断调整教育发展思路，提出了“立足省会，对接京津”的教育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京津冀区位优势和省会主城区地域优势，明确提出“教育事业上水平，队伍建设创一流，素质教育求创新，学校建设树品牌，建设省会教育强区”的基本思路，全面实施“长安区振兴教育事业三年行动计划”，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学段探索深度合作，逐步建立了“对内”和“对外”各“五种办学模式”。
一、对外推行引入式借力发展模式
“对外”，即推行引入式借力发展，充分发挥京津冀的区位优势和省会主城区的地域优势，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办学理念，探索与京津知名高校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全方位、深度合作，形成了：以盛世长安小学为代表的集团管理模式；以北师大石家庄附属学校为代表的附属办学模式；以谈固小学为代表的协作共进模式；以12中为代表的特色兴校模式；以铁职专、学前教育学校为代表的校企合作模式。
（一）集团管理模式
盛世长安小学于2009年建校初就与百年老校北京实验二小签订了合作协议，成为河北省唯一一所北京实验二小的集团校。学校性质为区属国办小学，人、财、物的管理和产权归长安区，教育教学业务管理采取集团校模式。学校管理层面，盛世长安小学引入北京实验二小的先进思想，确立了“以爱育爱”办学理念。盛世长安小学每年参加集团校计划会、总结会，开展“和谐团队”评比，组织集团校赛课活动，北京实验二小李烈校长定期到校指导，定期对集团校进行内部督导。同时，在课题研究领域，以北京实验二小为主，集团校全程参与、成果共享。在教师培养层面，开展“影子学习”，盛世长安小学每周派送一定数量的教师到北京实验二小进行跟班学习，全年轮训一遍；设立“云平台”，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北京实验二小名师讲课即时共享；组织“送课”，北京实验二小学科教师亲自到盛世长安小学上课，由校长、副校长和学科骨干现场指导、评课。在学生活动层面，盛世长安小学学生可以参加北京实验二小的大型文体活动、特色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盛世长安小学建校以来，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普遍认可，学校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正朝着“管理一流、硬件一流、师资一流、质量一流”的办学目标迈进。当前，按照这一模式，长安区正在积极谋划北京实验二小第二分校“翰唐小学”的筹建。
（二）附属办学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石家庄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在我市设立的唯一附属学校，其性质为区属国办九年一贯制学校，人、财、物的管理和产权归长安区，管理模式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学校筹建过程中，区委、区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区教育局全程参与学校规划和校园文化设计，实现了校舍建筑的高标准、校园文化的高品位，区财政筹措专项经费为学校配备省、市一流的现代化教育设施设备。学校建成后，在完成硬件建设的基础上，十分关注教师配备问题，先后面向全国选调市级以上的名师和骨干教师；通过北师大面向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招聘优秀硕士、本科毕业生。在引进高素质人才的同时，我们更加注重教师队伍专业化提升，借助北京师范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建立了由北师大提供课程、培训教师的再培养机制，努力打造一流的教师队伍。学校开班以来，坚持“特色化竞争、内涵式建设、优质化发展”的办学思路，传承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名校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初步形成了以“木铎文化”为核心的校园文化特色。建校以来，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在长安区学校横向对比，取得骄人的成绩。
（三）协作共进模式
谈固小学是长安区的一所百年老校，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校在新的时期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2013年与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正式签约，成为北外附校的协作学校。学校在管理提升、专家引领、名校名师指导、科研带动、资源共享、教师交流、学生互动、资金支持等方面，充分利用北外附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及先进管理模式，实现了“开放、多元、现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之路。学校实施“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的办学理念，以“一核心（提升教育质量）三支点（联姻名校、高效课堂、多彩体艺）四特色（发展体育、艺术、外语、信息技术特色），为广大学生铺就个性化成才之路。学校教师先后到北外附校跟岗研修，学生到北外附校游学一周，长安区校长到北外附校“林卫民校长工作室”跟岗研修，校长和广大师生开阔了视野，提升了素质。2014年9月，学校迁入新校区，建有游泳馆、报告厅、体育馆、食堂、餐厅，各项功能室齐全，办学特色突出，成为石家庄市东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校。
（四）特色兴校模式
长安区普通高中积极探索特色化办学道路，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是“河北省艺术教育示范校”，培养出了周冬雨、林依轮、方琼等优秀毕业生。为进一步突出艺术教育办学特色，不断拓宽办学领域，2013年学校与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合作，建立了“中国书画等级考试培训基地”，同时成为河北省第一家“中国书画等级考试授权考点”，这有力地推动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快速发展。
（五）校企合作模式
长安区职业教育积极打造骨干专业，依托有利的区位优势，加强与京津知名企业和高校的沟通合作，探索出一条人才培养和输送的成熟机制。石家庄市铁路中等专业学校充分利用与北京铁路局的友好关系，依托其铁路职工培训中心，建立了学生“入学学习—培训实习—返校提升”的良性人才培养机制，铁路客货运输服务专业现在已成为学校的骨干专业，毕业生覆盖北京地铁，铁路北京客运段的普通列车、城际列车、高铁、动车，就业率达到95%以上。同时，学校还不断拓展优势专业，与北京四海搏业集团合作，建立了高尔夫专业；与天津长城汽车合作，建立了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专业，发展势头良好。石家庄市学前教育中等专业学校突出学前教育专业优势，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天津师范大学石家庄函授站”，由天津师范大学派出专业师资进行授课指导，为石家庄市学生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教育。同时，提升培训层次，拓展到专科、本科学历，每年毕业生都是炙手可热。
二、对内推行集团化合作办学
“对内”，即采用教育集团化合作办学，充分发挥区域内优质学校的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实施优质带动，促进共同发展，提高义务教育新建学校、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和质量，创建了以11所学校为龙头的横向联合模式；以12中学、范西路小学和广安大街小学为代表的纵向联合模式（长安区艺术教育集团）；以4所学校分别牵头、成员学校共同发展的特色群模式（足球、书法教育、武术、软垒特色群）；以三年为周期的联合体模式；以7所国办园为辐射引领的学前教育协作组模式。
（一）横向联合模式
集团内部采用教育资源统筹整合的模式，把优质学校作为龙头学校，对应帮扶的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和新建学校作为成员学校。在龙头学校与成员学校均为独立法人和人、财、物分置的条件下，集团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由龙头学校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教师、干部互相流动，实现一体化办学，带动成员学校快速发展。我们创立了以11所学校为龙头，32所学校参与的横向联合教育集团。各教育集团学校之间通过教育教学交流、培训、共同教研、听评课研讨等活动，传播新课改理念，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优秀教师和班主任之间积极沟通班级管理经验、交流反思，转变观念，实现共同成长。
（二）纵向联合模式
区域性特色教育资源采用集中整合的模式，建立特色教育集团总校，利用辖区资源，以总校为龙头，制定并实施共同的办学特色，实现资源共享和一体化办学，形成从小学到中学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带动新校、特色校共同发展。我们创立了以12中学、范西路小学和广安大街小学为代表的纵向联合教育集团（长安区艺术教育集团），依托区位优势，借助区域内省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京剧团、广播电台、艺术职业学院、梆子剧院、交响乐团等单位的有力支撑，优化整合“小学—初中—高中”纵向艺术教育资源。2015年上半年，长安区艺术教育集团与河北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河北师大艺术硕士研究生实践基地，通过特色发展，努力打造长安区艺术教育品牌。
（三）特色群模式
区域内特色学校文化采用共同发展的模式，建立以一所特色突出的学校牵头、多所学校为成员的特色发展群，依托优质资源在特色管理、特色课程、特色资源、特色教育研究等方面形成合作互动互助的发展团队，探索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区域内特色教育跨越发展。我们创立了四个特色群，分别是以谈固小学牵头，10所成员学校共同发展的足球特色群；以13中牵头，石纺路小学等6所学校共同发展的书法教育特色群；以50中牵头的武术特色群和以谈南路小学牵头的软垒特色群。
（四）联合体模式
以成员校轮值为龙头，在联合体模式的基础上，促进基础教育各个办学层面广泛的结对互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良性扩展。在多年来开展“联合体”办学模式改革的基础上，重新调整组建了以三年为周期的7个联合体，共涵盖学校21所。
（五）学前教育协作组模式
以七所国办幼儿园为龙头，每个协作组包括国办幼儿园、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集体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四类，涵盖全区各级各类幼儿园。实现优势互补，组团式发展。
均衡合作 篇4
水环境是农村大地的脉管系统,关系到饮用水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民生问题,更是建设美丽乡村和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问题。由于水环境纯公共物品的特性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利益相关者、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 管理体制建设滞后和传统基层社会转型等因素,导致目前农村水环境治理效果日渐式微[1]。农村水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比其他环境问题更为复杂,探求其治理系统中利益需求和治理手段,是目前全球广泛实践和认可的管理路径[2]。近年来,随着不同利益主体迅速介入农村公共物品,其供给过程的利益关系越来复杂。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 各主体在责任划分、资源利用和主体定位等目标各异, 基于此展开了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因此, 正视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基于博弈视角来分析其行为策略而探讨多元治理十分必要。
随着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水环境污染已成为政府迫切解决的难题和社会热点问题,而博弈论一直被用于分析与研究解决环境治理中的冲突。国内外大多数研究从环境属性、利益主体和博弈均衡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3,4,5],但在研究领域基本集中在环境治理系统概念,较少细化到农村水环境; 研究主体侧重环境治理,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的博弈很少基于农村参与主体实际数量来分析各行动者的关系与非合作博弈,也较少考虑村委这一层面; 研究方法侧重静态博弈,动态和静态两者结合分析较少。因此,本文以博弈理论为支撑,结合信息经济学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应用研究,对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村委、企业和村民进行明确的主体关系与行为分析,基于公众参与视角构建政府—企业之间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均衡和政府—企业—公众之间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均衡,并结合非合作博弈均衡结果从网络治理角度探求农村水环境治理良策, 以期为提高农村水环境治理成效提供参考依据。
2 利益主体的关系及行为分析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 图1) ,涉及到地方政府、村委、企业、村民等多元治理主体[4]。水环境很强的外部性客观上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引领水环境治理行动策略,协调各主体( 区域) 利益,促进水环境保护策略行动主体的多元参与; 村委会是沟通者,协调乡村民主和治理之间的目标差异,权衡乡镇政府、企业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且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乡镇企业往往存在经济与环境、短期与长期等多重目标矛盾,在不同时期两者之间相互抑制或相互促进,即扮演当地社会财富和经济效益的创造者,也演绎着环境污染和环境[5]恶化的推手; 村民是农村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直接受益者,是水环境治理过程中重要的社会力量,更是农村环境整体善治和农村服务决策双向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
2. 1 地方政府的行为分析
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与公共物品提供者, 势必是农村水环境管理的主体,须从政府绩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考虑水生态环境问题。目前我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的主导者是县乡( 镇) 政府,不但在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矛盾,而且在不同时空( 长期与短期、上下游与左右岸) 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和决策矛盾。首先,政府是水环境资金的投入者,也是资源的分配者。我国农村水环境治理资金主要分配者是地方政府,由于相关政府对村级或企业情况了解不全面,信息不对称使政府决策有失“公正”。 个别政府会追求自身利益,寻租现象导致专项资金未能实现“一碗水端平”,导致环保资金投入和分配低效。其次,地方政府是农村水环境执行的主导者。农村水环境治理往往涉及上下游政府,由于地区发展的出发点、目标和工作重点等不同,导致非合作治理局面,委托链条过长引起流域水环境冲突致使地方政府并未履行其执行环保责任; 抑或受“政府中心论”价值理念的影响,地方政府在治理中表现出“错位”现象, 行政权不肯下放和“一刀切”理念导致水环境治理效率再次低下。第三,地方政府监督角色的“缺位”。目前农村水体污染基本靠村民自发进行监管,乡镇基本没有专门保护队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GDP政绩观”为排污企业提供保护伞,侧重区域经济发展,较少考虑水环境管制[6]。大部分农村地区村委会并未有效架构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沟通桥梁,导致地方政府对水环境治理的沟通失效与监管缺位。
2. 2 企业的行为分析
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更是许多贫困山区的“造血工程”和“救命稻草”。企业一方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动了当地就业并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和农村因其低技术粗放式经营方式给农村水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环境风险,致使该地区陷入“PPE陷阱”。首先,按 “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企业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承担者。由于现实中农村水环境质量下降对企业短期内造成的影响较小,该影响与其破坏水环境的收益相比往往可以忽略不计,且水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并不由某一企业承担,因此很难见到乡镇企业为污染付费; 再加上农村企业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家庭小作坊或畜禽养殖散户等,布局分散、数量众多、污染种类多样,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很大难度。其次,按“利益最大化”假设,企业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逃避者。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排污成本较低情况下更愿意采取隐瞒污染情况、经济补偿村民或寻租相关政府等方式尽量避免上级检查,也不会增加成本引入先进设备或技术从事水环境保护,抑或“迫不得已”安装污水处理设施,为节省运营成本往往与环保打“游击战”,利用夜晚、雨天偷排减排; 此外,上下游( 左右岸) 企业之间也存在各自利益目标,上游企业排污行为势必对下游的生产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水环境的产权不明晰使上下游企业陷入“囚徒困境”[7],两者都缺乏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动机。
2. 3 村民的行为分析
村民是农村水环境的直接维护者、破坏者与受益者,是一个矛盾体。现实生活中,由于生计问题、知识壁垒、企业力量与自治能力等原因导致农村水环境治理中村民参与不足,农村水体污染事故依旧频发; 同样,村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策略。首先,村民是农村水环境参与者。村民生活方式与农村水环境治理密切相关,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和人畜尿粪严重威胁水环境安全。可见,村民可通过良好与正确的生活方式引导水环境可持续发展,也可通过“选票”与“监督”等方式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由于文化程度较低、信息不对称、乡土人情、生计问题等因素影响,大部分农村地区村民表现出“沉默的大多数”,参与意愿不足,对水环境污染进行妥协。其次,村民是农村水环境受益者。良好的水环境是村民饮用水、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的保障,是村民身体健康与村容整洁的关键,更是村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特别是对下游村民而言,健康与安全的饮用水至为关键。由于村民个体都是“理性经济人”和具有环境纯公共物品特点,以致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大家都存在“搭便车”逻辑,不愿自身作为主体积极参与。
2. 4 村委会的行为分析
村委会是乡镇政府、企业与村民三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在农村水环境中是环保项目的执行者与反馈者,也是排污企业整治的监督者。多重角色定位了村委会不同的权力与义务[8],需权衡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民主与治理问题。第一,基于集体理性行为。在水环境整治过程中,村委会是一个“理性”的非营利组织,提供农村公共物品集体供给,追求的是实现本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污染治理效果的最大化,因此村委会往往会向上级政府争取更多资金,以期使本村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村委会在实施整治过程中,会充分考虑村民利益,进一步赢得下次“选票”。 第二,基于个体理性行为。事实上,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下,乡镇企业或村办工厂大部分是由村委干部或其亲戚朋友开办,村委员会刻意隐瞒其排污行为; 抑或部分村干部考虑本村短期经济发展或以权谋私,从而不配合或消极对待水环境治理,使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无缝隙供给机制”出现断痕。
3 博弈模型构建
由以上分析可知,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受地方政府、企业、村委会和村民四个主体共同作用。由于村委会是由村民选出来的,代表村民的利益需求,因此本文将村委会视为村民同一类型主体。受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不同农村地区或不同阶段村民参与意识各异,实际参与主体数量呈现动态变化。基于此,开展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1村民不参与情况下,只有地方政府与企业博弈; 2村民参与情况下,由地方政府、企业和村民三者博弈。
3. 1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地方政府与企业
现实生活中,企业往往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政府监管只是部分检查,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需加大监管或可信的承诺。此外,政府与企业一般不是同时行动的,农村水环境治理中一般是政府首先出台相关治理政策,企业依据政府政策选择自我策略,即现实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因此政府与企业就环境问题往往会形成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9]: 1假设参与主体为企业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的初始状态是政府出台治理政策,企业顺势而为。企业策略集合为{ 治理, 不治理} ,政府策略集合为{ 监管,不监管} 。2设概率p和q分别表示每次执行情况( 均为0—1的数值) 。其中,p表示企业结合政府治理力度、激励措施、成本收益等而定的行动概率,q表示政府根据监管成本、政府公信力或其他灰色收入等做出的行动概率。3政府和企业的收益为( Q,W) ,每次依据概率p和q而发生变化 ( 图2) 。
若p = 1、q = 0 ,则虚线框的部分的“子博弈”会提前结束,表示企业会按政府制定政策进行治理; 若p = 0、 q = 1,则政府将面临监管与不监管的选择,对有能力的政府此时更愿意“重罚、加大监管”,即p1< q1,这种威胁导致企业会按照政策要求进行治理,结果是p2> q2。 但对没有能力的政府,如政府罚款力度不够、监管不强或政策不积极将影响企业决策,即p1> q1,因此企业选择不治理,导致结果是p2< q2。由此递推,博弈将会如此进行下去。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政府干预情况下若没有发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即监管力度不够与持续、惩罚措施不强与不公正、补偿政策不合理与不落实等问题会阻碍农村水环境治理,政府失灵会使其动态博弈无限次地进行下去。此处只分析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而水环境治理过程中还涉及上下游企业和政府问题,其中利益关系和博弈均衡极为复杂,此处不做论述。实际上,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企业与乡镇政府属于同一利益主体,更大的责任是发展当地经济、促进村民就业、提高农村整体经济水平、实现农民增收, 两者共同追求经济利益目标而达成共谋关系。总之, 在没有村民参与情况下,政府治理能力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尤其重要,而目前的环保中行政体制障碍严重制约着地方政府的能力: “多龙管水”现象十分严重, 环保资金投入不足,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 特别是省对县、县对乡的财政转移支付) ,政府考核指标有待完善等,从而导致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治理动力不足。虽然政府治理是一种行之有效且不可替代的治理途径,但其治理成本相当昂贵。随着农村社会进步和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势必对农村环境要求越来越高,会对政府能力提出更严格要求; 若政府能力有限抑或环境标准提高,此时村民环保意识也会普遍觉醒,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企业与村民三方博弈。
3. 2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地方政府、企业与村民
为分析公众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相互作用模式[10],需构建地方政府、企业与村民三方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表1) 。由于前文已探讨政府主动制定政策的情形,故此处分析从企业是否积极治理、村民是否举报和地方政府是否查处污染三方面展开。博弈的基本假设为: 1假设参与主体为地方政府、企业与村民。 企业先行,村民依据企业排污行为选择是否举报,而政府依据村民举报行为选择是否就此展开调查。2企业决策集U = { u1,u2} 。式中,u1表示企业超标排污行为, u2表示企业遵纪守法。企业排污程度为式中,为最大容忍度,否则相关部门会关闭企业或村民采取过激行为; α( p) 为企业的排放污染程度为p时, 节省污染处理费的收益; U( p) 表示企业在不同排污程度下选择超标排污概率。3村民决策集Z = { z1,z2} 。式中,z1表示村民进行举报; z2表示村民处于某种原因对排污企业不举报。村民有权向政府举报企业排污情况,但处理权取决于政府,即政府对村民举报选择监管或不监管。村民结合企业排污情况举报概率Z( p) ,而对应成本为C; 企业因超标排污行为使村民造成损失为 β( p) 。4地方政府决策集M = { m1,m2} 。式中,m1表示地方政府接受村民举报并进行调查,采取相关措施 ( 罚款、教育或积极的政策等) ; m2为地方政府出自自身能力问题对举报污染严重程度等选择不监管,地方政府接受举报并调查的概率为M( p) 。为了简化分析,不计算监管成本,一并用概率表示。F( p) 为政府在调查实际情况下对企业的罚款。
由以上分析可求出企业U和村民Z的期望效用依次为: 企业期望效用: E( U) = - F( p) U( p) Z( p) M( p) + α( p) U( p) { 1 - Z ( p) } M ( p) + α ( p) U ( p) { 1 - M ( p) } = α( p) U( p) - α( p) U( p) Z( p) M( p) - F( p) U ( p) Z( p) M( p) ; 村民期望效用: E( Z) = CZ ( p) U( p) M ( p) + CZ ( p) { 1 - U( p) } M( p) + β( p) U( p) { 1 - Z ( p) } M( p) + { C + β( p) } Z( p) U( p) { 1 - M( p) } + β ( p) U( p) { 1 - Z( p) } { 1 - M( p) } + CZ ( p) { 1 - U( p) } { 1 - M( p) } = β( p) U( p) + CZ( p) - β( p) Z( p) U( p) M ( p) 。
企业作为“经济人”,希望利润最大化,从而导致在排污程度为p情况下E( U) 达到最优。此外,企业作为监控者,村民与政府不允许其排污程度无限扩大,甚至达到,并通过一定的手段要求企业遵纪守法,即排污程度p = 0、E( U) ≤E( p = 0) = 0。这两种情况是激励相容的约束条件,不失一般性[11]。设E( U) = 0,得到:解得或。与此相类似,村民欲使期望损失最小,即在E( Z) = 0,并对Z( p) 进行一阶求导,最终求解得:。博弈的混合纳什均衡结果 为:
由以上结果分析可知,在不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 企业和村民选择的策略是不尽相同的。三方博弈结果分析为: 1村民对企业举报策略依赖于企业排污收益、政府查处污染概率和罚款的力度。村民以概率作为是否举报的临界点,若政府的惩罚力度或查处污染概率较大,则村民参与概率降低。一是在重罚之下企业排污风险会升高( 有可能面临重额罚款或停产停业的危险) ,因此企业会自觉选择遵纪守法,从而客观上降低村民的举报概率; 二是村民认为政府会参与管理,即政府查处概率较大时,“囚徒困境”模式会使村民降低自身的参与决策,最终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会出现政府治理动力不足的尴尬局面。若企业事先了解村民举报概率,如果村民举报概率小于Z'( p) ,则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选择超标排污; 若村民举报的概率大于Z'( p) ,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遵纪守法,积极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2企业是否选择超标排污,取决于村民维权的交易成本和政府查处污染的概率。企业以概率作为是否排污的临界点,若村民参与成本越高或政府查处污染概率越小,企业选择超标的概率就越大。实际上,在农村地区乡镇企业会充分考虑村民的损失范围、交易成本和政府的环境政策,通过安排周边村民就业、过年过节发放礼品或关注留守老人小孩等手段达到“负外部性内部化”,从而避免村民的集体对抗行为。对村民而言,如果企业排污的概率小于U'( p) ,其最优策略是选择不举报; 若企业排污概率大于U'( p) ,最佳策略是举报。3地方政府查处污染的概率与企业排污所获得额外利润成正比,与惩罚力 度成反。政府以概 率作为是否进行调查的临界点,若企业排污所带来的非法利润较大,即污染负荷过大且对区域可持续发展造成恶劣影响,则政府接受调查的概率就越大,前提是政府要对自身所管辖的区域环境情况十分了解; 若政府惩罚力度或其他约束机制越强烈,则企业偷排的意图就会明显减少,从而降低政府查处污染的概率,减少监管运行费用。因此,对无能力的政府可充分利用这一点,对外宣称政府对水环境污染行为的态度是“零容忍”,从思想源头上打击企业偷排漏排的企图。
从以上模型看出,政府需要查处污染的概率与村民举报概率成反比,这恰恰表明地方政府与村民存在依赖关系。若政府调查概率大,此时村民会认为企业排污可能性较小,因此对其监管Z( p) 就会变小。反之,村民举报概率小( 参与意识不足) ,那么政府不得不单独承担治理水环境职责,从而增大了政府行政成本抑或造成水环境治理低效。因此,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不能“全能主义”,需减弱环境治理决策目标行政化,明确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农业、环保和水利等部门的职责, 通过市场化运行机制弥补“政府—村民”之间的博弈格局; 在基层管理中需有效调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关系, 减少政府“大包大揽”治理策略,将执行权下放村委会, 监督权赋予村民,充分利用村民自治组织或村民乡约激励村民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协调合作保护农村水环境。
总体而言,企业是否选择超标排污或村民是否维权与政府查处污染概率和罚款力度密切相关。若政府对村民举报采取置之不理态度( M = m2) ,此时纳什均衡为{ α( p) ,- β( p) } ,即纯均衡策略为( 排污,不举报) , 此时排污企业可随意排污,而村民对企业污染行为采取漠视态度,出现“沉默”的大多数; 政府接受村民的举报并展开调查( M = m1) ,且减少村民交易成本,加大企业排污罚款力度,必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意识、有效抑制企业排污行为。水环境具有明显的纯公共物品特性,政府在查处污染过程中不但需结合“谁污染谁治理”的生态补偿机制,而且需有效融合“谁治理谁受益”的生态受益机制,实现水环境生态系统中“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机统一。
4 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4. 1 结论与讨论
在对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分析的基础上, 博弈均衡结果进一步探寻了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各主体的行为条件约束: 1在未有公众参与情况下,农村水环境治理效果取决于政府能力。在政府单独治理模式下, 政府强制性机制与正反向激励措施对企业参与治理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专项资金的投入、利益格局的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等对地方政府带来严峻考验,而政府有限的能力并不能满足水环境治理需求,长期扮演“守夜人”角色,说明治理主体的单一性会导致运作效率低。因此,无论从政府自身承受能力还是治理实际情况都需要参与主体多元化。2在公众参与情况下,企业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取决村民参与成本与政府监管力度,公众维护自身权益取决于企业的损害程度和政府的处罚力度,同时政府需要查处污染的概率与公众维权的概率成反比,公众参与可有效提高企业的治理成效,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总体而言,地方政府、 企业与公众三方在博弈中如何恰到好处协调三者的利益关系,把握不同阶段中博弈均衡和提高多元参与效率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难题。3多元参与是农村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村水环境问题是技术与经济问题,更是村民观念行为和社会发展问题。水环境治理涉及各异的利益关系与行为,其复杂性与长期性不能简单依靠“政府主导”或“企业责任”,更需村民的“自我管理”和市场的“有效配置”,搭建多元参与平台、引导市场资金进入和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形成“政府—市场— 村民”的有机系统。
由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十分复杂且是动态的,本文只是静态笼统地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博弈过程,没有具体分析各主体之间、上下游流域之间、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局部利益点,值得以后进一步研究。
4. 2 政策建议
建立“三方”协作的农村水环境管理机构: 农村水环境的外部性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单独解决,必须依靠政府的引导作用,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能有效克服“政府失灵”。本文基于网络治理理念,建议建立“三方”协作的农村水环境管理机构。其中,地方政府是农村水环境的专业管理机构,主要由县级环保部门主导和乡镇政府执行,其主要职能是统筹农村与乡镇水环境规划、监督农村水环境情况、加大农村水环境基础设施投入等, 并对村委会环境管理机构和村民环保组织进行考核与评估; 村委会是农村水环境的主要管理机构,其职能是组织本村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争取上级部门环境管理专项基金和接受上级水环境管理机构的监督; 村民环保组织是政府和村委的补充,主要协调政府、村委、企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均衡与调解等方式促进共同维护农村水环境,并积极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12]。
充分考虑各主体的利益需求: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与综合的系统工程,利益是其中最重要的焦点,多元利益主体为满足自身利益需求而寻找均衡点,因此需充分考虑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合理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是农村水环境网络治理的重点。企业、政府与村民之间需有效沟通,通过多重对话了解各自利益需求; 政府作为监管者不能秉承“一刀切”理念,需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与市场化运作机制调动企业与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为农村水环境治理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与社会氛围; 企业作为生产者,需合理预算水环境与发展之间的投入与收益,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运行成本,不能过分追求营业利润,应考虑经济与环境、企业和社会的 “共赢”局面; 村民作为受益者,需理性思考长期与短期、生计与污染、健康与发展等问题,并通过自身生活生产方式保护农村水环境。
增强政府、企业和公众环保意识: 虽然随着文明程度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生计与环境”仍然是主要矛盾,环保意识依旧薄弱[13]。公众是水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拓宽参与渠道,建立有效激励机制,鼓励村民加强农村事务管理,使广大农民自觉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形成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良好自治的理念; 增强对地方政府的环保意识教育,明晰水环境管理责任和考核机制,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百姓富生态美”才是真正的“脱贫致富”,正确科学的发展才是真正的政绩观; 加强对企业投资者和管理者的环保意识引导,严格“谁污染谁付费”制度,让其意识到环保责任和社会道德。总之,通过增强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保意识,让各方利益主体将环保意识转变为一种实际行动,渗透到日常生活生产中。
摘要：农村水环境治理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利益冲突复杂,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和行动是提高治理成效的关键。探讨了政府、企业、村民和村委在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责任要求与行为关系,应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企业之间的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均衡和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均衡。研究表明,企业积极治理水环境与公众参与、政府能力密切相关;政府切实查处污染的概率与公众维权的概率成反比,公众参与可有效提高企业的治理成效,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
均衡合作 篇5
一、借助高校资源改革中小学办学模式,合理配置优质教育资源
虽然南开教育整体的区位优势比较明显,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优质教育资源的科学布局不尽合理,地区间的差距较大,特别是南开区西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相对薄弱,不能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我们的中小学在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发展方式等方面也呈现出思维固化、体制机制固化、囿于传统的特点,不能适应当前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需要。高等师范院校有着丰厚的教育理论基础,教育观念前沿、信息资源广泛、人才优势明显。充分有效地借助天津师范大学的资源优势,以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为指导,积极探索、创新并实践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并以此为导向,无疑会帮助学校焕发新的活力,推动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入。为了解决西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薄弱的问题,我们以天津市第六十六中学和南江小学为依托,与天津师范大学共建天津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中由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担任校长,全权管理学校各方面工作,并主导规划学校未来发展,带领学校领导班子和全校教职工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内涵发展和外延扩张,积极构建科学的运行机制,着力在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学校文化建设、课程模式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打造和提升,增强了学校发展的内驱力,为这所基础相对薄弱的学校谋求了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小采取“协同沉浸式”合作模式,附属小学由南开教育局和天津师范大学协同共建,南开教育局负责附小领导班子、教师队伍、办学经费、设施设备等方面的建设,学校的日常管理、教育教学活动由南开教育局委派的校长负责。天津师范大学派一个固定的专家团队,主要参与学校发展规划、特色建设、课程开发、教研组织、教学改革、教师发展、质量监测、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专家团队进入半年以来,传承发展原南江小学的办学特色,形成“合力教育”的发展理念,从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探索。通过借力天津师范大学的资源优势,我们力争用三至五年的时间,使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成为南开西部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实现南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提高教育质量的新的增长点,从根本上改善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布局不均的现状。
二、借助高校资源搭建区校合作研究平台,助推课程体系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
课程体系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的主要任务,也是教育领域的重中之重。随着以改革高考制度为龙头的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给基础教育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特别是近年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和国家教育部先后出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都涉及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这个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综合素质提高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
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之下,以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南开外国语中学以及中营小学等为代表的一些学校纷纷借势与天津师范大学开展了深入合作,依托天津师范大学的专家团队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整合学校教育教学优势学科,发挥学校办学特色,请专家团队采取“蹲点”指导的方式进驻学校。专家们以学科组为着力点,通过参与集备、联合教研、听评课等形式和教师们进行了面对面、点对点的教学研究,从“示范引领”和“整体优化”等路径提升学校的课程质量和水平。各校借助天津师范大学的优质资源,不断提升教师专业成长,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符合本校校情、教情、学情的特色品牌,同时也为拓宽师生视野搭建多元化的交流展示平台,进一步推进南开区中小学的内涵发展和品牌建设,助力南开区课程改革的进程和基础教育质量的攀升。
三、借助高校资源创新师资培养模式,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发展水平
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教师培训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高等师范院校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科学完善的培训模式,是培养优质师资的摇篮。如何借助高校资源优势,创新师资培训培养模式,是我们一直研究、思索并不断实践的重要课题。我们紧紧围绕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在与天津师范大学的合作中及时取得了师大专家团队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按照“统筹规划、改革创新、按需施训、注重实效”的原则,逐步形成了“抓住两头,带动中间”的师资培训基本思路,创新了“一二三四五+n”的培养模式。
“一”是指树立“跨界发展,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理念”;“二”是指打造兼(专)职培训者队伍和骨干教师队伍;“三”是指构建全员、全程、全面的“三全”体系;“四”是指探索培训、科研、教研、信息技术部门“四位一体”的培训模式;“五”是指实现“专家引领与协作研修相结合、协作研修与自主研修相结合、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问题解决与行动研究相结合、案例研讨与成果分享相结合”的“五个结合”混合式培训目标;“n”是指拓展出n个南开教师培训课程,目前已和师大专家团队合作开发了包括新课程理念、教师修养、教师专业发展、课堂教学、教学基本功、班主任专业发展、信息技术等八个类别的培训课程,为南开教育师资培训工作的长足发展做足了的储备。
四、借助高校资源改革教育评价机制,推进区域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不断改革和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实现“管办评分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教育发展中如何评价教育质量,始终是一道难解的课题。长期以来,教育管理部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往往是自管自评,看不到发展中的问题,造成了自以为是、缺少发展动力的局面。教育评价是一个科学系统的体系,只有在这个体系框架下去思考和实践,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真正回归教育评价的本源,才能落实好“管、办、评”分离的具体要求。因此,我区教育督导部门在师大专家的指导下,借助师大的资源优势,初步制定了南开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办学绩效考核的评价指标,并积极探索第三方介入评价的途径和方式,为建立综合评价体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目前,为配合推进校长职级制改革,我们正在积极探索校长职级制与教育综合评价、学校年度绩效考核的有机融合。
均衡合作 篇6
一、“差异性”校际合作制度设计的意义
(一)弥补“差距性”校际合作制度的局限
“差异性”合作强调合作学校的互补、平等。综观我国学校之间的合作,多属于“强”带“弱”模式,即所谓的“差距性”合作。它主要通过优质学校将其办学理念、管理模式、优秀教师等资源注入薄弱学校,以促进薄弱学校发展,提高其办学水平,缩小学校差距,实现教育公平。这样的合作,多数是基于政府部门的推动,带有一定的阶段性任务,学校之间缺乏自由性。而且这种模式,让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不利于薄弱学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建立;由于薄弱学校的拖动,也不利于优质学校的进一步提高。所以,“差异性”校际合作,对克服“差距性”校际合作的局限性有一定的弥补作用。
(二)激励学校发展办学特色,提高办学水平
“差异性”合作的基础是学校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看成是各学校的特色。实施“差异性”校际合作的前提,就是要鼓励学校发展各自的特色。而这正好迎合了国家建设特色学校的教育政策,有利于提高学校自身的办学水平。
(三)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减少教育成本
学校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差异性”校际合作,基于合作者之间的互补性,能很好地利用各种教育资源,让其达到利用最大化,进而减少教育成本。
(四)缩小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差异性”校际合作通过把学校资源变成区域公共资源,各学校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利用,从而弥补学校资源的不足,有利于缩小学校差距,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教育公平。
二、“差异性”校际合作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
在以往的促进均衡发展的对策中,主要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转移,即“好”学校帮扶“差”学校。这一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好”学校的合作积极性不高、“好”学校提供的帮扶与“差”学校实际需要不对称等。而“差异性”校际合作强调“共享”,即学校资源的公共性,而这种“共享”主要是基于合作学校的差异性,通过这种差异实现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互补。
1.学校人力资源共享:教师由学校人变成区域人
学校人力资源主要是指教师资源。实现教师资源共享,要让教师由学校人变成区域人,让教师能够合理地流动,从而促进教师资源成为一种公共的资源。为此,应建立起一定区域统筹的教师管理和调配机制,将教师的管理和使用权从学校上移到区域教育行政部门,这样做有利于统筹区域内校长、教师的整体资源,为教师流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教师流动趋于流畅、合理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实现师资的共享。
2.学校物力资源共享:开放学校教育物力资源
学校物力资源主要是指办学的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教室、运动场所等。就义务教育阶段而言,开放学校教育物力资源最主要表现为图书和体育场地。合作学校通过图书馆的网络化管理,学生凭统一的借书证可以跨校借阅。体育场地的修建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体育场地有优势的学校开放场地,供区域内体育场地相对匮乏的学校学生使用,从而实现资源共享。
3.学校文化资源共享:交流管理经验
教学管理资源是一个包括管理队伍、管理信息、管理理念等在内的庞大资源系统,可以通过合理配置而实现共享。比如学校发展理念、学校规章制度、考核评价方案等,各学校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促进学校的发展。教学领域的资源共享主要是教学方法的观摩和交流,通过跨校听课、跨校分享的方式交流教学经验,有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
三、“差异性”校际合作制度设计的动力机制
(一)加强学校办学特色
学校特色是实现“差异性”校际合作的前提。学校特色的形成,是一个不断优化选择的自我完善过程。在这过程中应注重以下几点:
1. 校长的特殊作用
校长在学校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个性因素,如教育观点、教育思路、教育风格,是办学特色形成的关键因素。在办学特色形成过程中,校长应承担起领导者角色,组织学校师生员工分析学校实际,策划符合学校实际的办学目标,这些目标可以囊括至学校组织文化建设、校本课程开发、课堂教学创新、校本管理、校本教研等方面。
2. 注重联系校内外各种因素
学校特色发展是一个由外部庇护层、中间组织层与内部特质层有机结合而成的三重结构。[1]外部庇护层主要反映的是学校教育与外部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包括教育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以及学校与政府、市场和社区的关系;中间组织层主要是同类学校之间的关系和学校在同类学校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内部特质层主要是指学校与自身的关系,即在办学过程中的内在品质。所以,学校在创建办学特色的过程中,要注重联系校内外各种因素,让其为形成学校特色服务。
(二)成立组织协调机制
有效的管理是实现合作的根本保证,成立组织协调机制尤为重要。组织协调机制可以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正式的协调机制包括合作各方组成董事会或管委会等机构,定期举行会议;非正式的协调机制,如具体合作活动过程中各学校校长进行的日常事务管理。在成立组织协调机制的过程中应注意:
1. 制定有效的合作制度和规则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合作双方都希望在合作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合作义务的承担,从而影响合作的顺利进行。所以,合作制度和规则有利于引导和约束合作方的行为,确保合作方利益合理分配。
2. 明确各校教育资源产权
各校教育资源产权主要是指教育资源的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由于“差异性”合作的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突出资源的公共性,因此组织协调机制应致力于明确各校教育资源产权,从而提高学校提供资源的积极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建立激励机制主要是为了调动学校开展合作的积极性,在激励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改善政府管理模式
政府是义务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维护教育公平是政府的主要责任。
在以往的“差距性”合作中,强调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的资源转移,政府多是校际合作的直接干预者和安排者,这样的模式致使学校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足。而“差异性”合作模式,主要强调学校之间资源和利益的共享,因此,政府应改善当前的教育管理模式,实现由干预者和安排者向引导者和服务者转变,为“差异性”合作提供制度基础。
2. 多种激励方式并用
首先,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鼓励学校开展合作的过程中,要制定一定的评价标准,对达到评价标准的学校要给予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奖励。其次,要注重人性化管理,对在合作中成绩优异的学校进行荣誉认定,发挥榜样的作用。
(四)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各学校之间存在物理的空间距离,存在学校发展目标、工作安排等的差异,网络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学校合作的开展,有利于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资源,可以使学校资源成为真正的公共资源,进而实现共享。其中构建网络平台和提高教职员工网络技术水平是重中之重。
1. 构建网络平台
学校网络平台的建设,就是将学校的一切可以用网络呈现的资源都网络化,对各合作学校开放,让各校教职员工能比较轻松地利用所需资源。所以,参与合作的学校应建立共有的区域学校网络,并对合作学校的教师、学生、家长等开放,派专门的网络技术人员,负责网络管理维护、资源上传、软件更新等。
2. 提高教职员工网络技术水平
大力开展信息化教育,提高教师、学生、学校管理者的信息化水平,可以通过合作学校一起开展培训。
四、“差异性”校际合作制度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差异性”校际合作制度的政策目标是推动区域内的公共教育资源的“共有和共享”,真正实现“共享型教育公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然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在看到其优势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不足,以防患于未然。“差异性”校际合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资源合作方式的定位问题
资源合作组合方式可以分为四种,即增补型、过剩型、补缺型和浪费型。其中增补型、过剩型和补缺型属相对来说是具有正面影响的组合,而浪费型组合方式,是具有负面影响的组合。因此,在开展合作之前,学校应该认真评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评估不准或不足,就难以制订一个清晰的合作规划,导致合作与交流不能充分配合学校的发展目标。
2.共享资源的管理问题
合作学校间就共享资源的管理应制定一系列规范及操作细则,但要注意这些规定的具体化和可行性问题。如有关“教师变成学区人”的协议,现实中有的教师在原校的课程安排已经相当紧,难以到别的学校讲课或经验交流,致使这一协议在事实上落空。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合作共同体注意解决合作事项的可行性问题,否则会使得合作缺乏安全感和可行性,影响合作的效果及各因素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3.合作共同体的效果评价体系问题
同合作过程中的资源共享和管理一样,合作的效果评价制度的建立也十分重要。在彰显我们对校际合作的热情的同时,我们不能忘了合作共同体效果评价体系的建立。比如成员学校究竟得到了什么、是否达成了预定的目标、是如何评判的等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建立评价机制。
参考文献
教育均衡重在人力资源均衡 篇7
教育均衡是教育发展的一种理想追求,是相对的均衡。 绝对的教育均衡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不存在的。 由于人具有创造性,所以教育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当教育资源配置实现了相对均衡后, 不久就会又变成不均衡,这种再次的不均衡则多表现为“ 软件”的不均衡,即人力资源相对的不均衡。 人力资源的均衡与不均衡是循环往复式的, 始终是动态的, 它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当再次出现不均衡状态时,需再次进行均衡配置。 因此,教育要想实现基本均衡必须在“ 软件”资源配置上下大、下足功夫,它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与难点。 笔者认为,软件资源配置必须优先于硬件资源配置,或同时进行配置。 在软件资源配置中应着力或优先进行人力资源均衡配置。
第一,对校长及领导层进行均衡配置。 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应优先考虑校长及领导层均衡配置。 多年的管理实践已充分证明,一所学校的发展前途与管理水平,首先取决于校长的管理思想或理念,其次是教师的综合素质,再次是教育设备设施。 素质再好的教师如若遇到不会经营管理的校长,也会很快失去工作热情与激情,还谈何教育质量提升及教育均衡发展呢? 为此,笔者认为,唯有实现校长及领导层优先均衡配置,才能有效保证学校各项管理工作科学、 有序地进行,进而实现教育均衡发展。 唯有学校各项工作科学、有序地进行,教师的工作热情或激情才会高涨。 教师有了工作热情与激情,教育质量自然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客观地讲,目前的校长队伍尤其是县域学校校长队伍整体素质并不高,他们在管理工作中能够真正坚持民主管理的寥寥无几,依靠的多是强权或专制管理。 在这样的校长领导下,就是顶级的大师也会失去工作热情与激情,进而导致学生无法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或均衡的教育资源。 要解决好领导资源均衡配置这一问题, 必须创新校长选拔机制。 校长等领导必须实行公开选拔,并施行试聘、科学考评、续聘等用人程序。
第二,合理、科学测评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与水平,均衡配置各学科教师。 首先要建立科学的教师测评机制或方法, 要将骨干教师、 名师纳入普通教师中一起进行测评。 当前,部分骨干教师或名师,甚至很大一部分骨干教师或名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与水平尚不及普通教师。 教师的基本素质测评可从师德、教育教学及科研能力与水平等多方面进行,应聘请异地专家进行测试题命题和评审,这样才能保证测评结果趋于公正、科学,然后按测评结果排名,进行相对均衡的配置。 但由于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与水平会随时间的变 化而变化 ,故此, 教师资源配置必须不断调整。 笔者觉得,以三至五年为调整周期最为合适。
另外, 各科教师也应合理、科学、均衡配置。 为实现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为区域内的各所学校配齐配足各科教师。 当前,有些地区或县区为通过国家或省教育均衡验收或评估,多是“ 硬性”配置教师,甚至有些县区将原本还存在的学校人为地从档案资料中“ 灭”掉,将该校教师硬性配置给另一所不达标但接近达标的学校,以达软件资料过关之目的。 这种虚假、“ 硬着陆”的教育均衡意义何在?
第三,须解决好师资培训资源均衡分配问题。 这里主要指教师培训的机会,以及分配给各所学校参训教师的数量等。 同级别或同等条件的教师获得的参训机会以及分配到各所学校的参训教师数应相等或接近。 当前,教师培训存在骨干教师、名师或领导培训机会多、层次高,普通教师培训机会少、层次低的情况。 这种不均衡的培训安排极有可能造成教师在业务知识水平等方面的不均等,进而有可能导致学生接受到的教育资源不均等。 要实现教育均衡,就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 一要保证各所同类学校享有同等层次培训的机会均等, 同一所学校的教师参加同层次培训的机会也应均等。 唯有真正做到这些,才能让教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比高低;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师培训的均衡。 同时,这也是保证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与关键问题。
第四, 同一区域内的学校之间、 班级之间须建立统一班额制。 最好以国家或省标为准,这样才能保证学校之间、 班级之间获得的教育资源均等,才能在同一尺度上评价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与水平,为下一轮教师调整提供强有力的现实参考依据。
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是“观念均衡” 篇8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是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应是当务之急, 众望所归。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 这项工作的落实是较好的, 各地区都制定了均衡发展“最低保障线”, 对低于标准的学校都纳入了限期整改计划, 保证辖区内薄弱学校逐年减少, 逐步使当地所有学校都达到基本要求, 逐步建立了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和教学指导体系, 并达到了教学基本要求。
在均衡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下, 现在的学校, 尤其是农村中小学从硬件管理上看, 确实是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座座漂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 一块块塑胶操场美观大方, 多媒体教室、图书阅览室、实验室、音乐美术室……一应俱全, 从外观上看, 确实缩小了城乡差距, 似乎是达到了城乡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但是, 果真如此吗?我觉得并不尽然。我们认为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硬件, 更重要的在于“软件”, 在于软件的“软着陆”, 也就是说在于执教者本身, 在于执教者思想观念是否改变上。试想, 学校的硬件均衡了, 人们的观念不均衡, 这边先进, 那边落后, 怎么会从根本上达到素质教育均衡发展呢?
教师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要素,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决定教育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当前农村中小学师资缺乏, 教师老龄化严重, 教学思想观念落后,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爷爷奶奶教小学, 叔叔阿姨教初中, 姐姐哥哥教高中”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老龄化, 给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首先是严重影响了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实施, 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均衡。
课程改革日新月异, 突飞猛进, 这就需要教师与时俱进, 用清醒的头脑、昂扬的斗志, 跟上改革的步伐, 适应新时代要求。而这一切, 似乎青年教师更容易接受。老教师的老龄化, 会造成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的不合理, 也带来了教师思想和心理的老化。年龄偏大的教师大多保守、倦怠, 往往固守从前, 依恋过去, 不想超越现状, 很难接受新生事物, 有种“船到码头车到站”“一切随他去, 管你东西南北风”的念想, 他们缺乏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 教育理念落后, 教学思想僵化, 不愿意参加继续教育, 不想参加集体教研活动, 眼高手低, 得过且过, 沿用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 一根教鞭、一支粉笔墨守教室打天下, 自认为那样最传统, 最实效。他们的普通话说不标准, 电子白板闲置不用 (也不想学) , 电子计算机早已配备, 但也难以操作, 就更谈不上制作课件了。这类老师有时候还固执己见, 振振有词, 动辄就提及他们小的时候面对的是黑屋子土台子, 什么先进设备也没有, 照样学知识, 照样有科学家、作家涌现出来, 那花架子是给人看的, 不是让人做的。如此观念, 令人大跌眼镜。
过去农村教师总是抱怨教学条件差, 设施落后, 现在, 凭借教育均衡发展的东风, 政府和人民勒紧腰带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 建起了高标准的校舍, 配置了各项指标都达要求的功能科室, 让我们老师充分利用这些先进的教学设备, 资源共享, 更好地服务于教学。这是功在千秋的大事。但是事实又如何?据笔者了解, 很多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对于先进设备的利用率是不高的, 甚至有零现象出现,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先进的教学设备只是让灰尘去抚摸, 让蛀虫去腐蚀, 学生们只有隔岸观花, “望室兴叹”。如此这般, 均衡发展的意义何在?如果设而不用, 何如不设?观念的滞后, 意识的淡薄, 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实在是令人痛惜, 实在是对均衡发展的亵渎。
人的意识决定形态, 人的理念决定成败, 要想真正落实好教育均衡发展问题, 首先要解决好人们的意识形态问题, 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均衡发展。否则, 只能是流于形式, 只能是摆空架子, 装样子, 达不到实质性的均衡发展。
首先, 领导干部要带头“均衡观念”。不能用老眼光看问题, 不能用老办法解决问题, 不能认为教学设施均衡了, 就万事大吉了, 还要解决“人的均衡”问题, 作为主宰一切的人不能均衡, 其他硬件设施再均衡, 也无济于事, 只能是纸上谈兵。无论是政府干部还是教育干部, 都应该明晰城乡教育不均衡的主要症结在于教师, 在于城乡教师年龄结构的差异, 知识水平的差异, 授课水准的差异, 观念意识的差异。要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要制定优惠政策, 不断鼓励、吸引青年教师去乡村中小学任教, 充实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要不断派优秀青年教师去乡村学校传经送宝, 送教下乡, 给农村老教师注入新鲜血液。照镜子, 正衣冠, 是必须的, 不照镜子, 不知道自己的面目, 两相比较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要大力实施“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 开展以新课程、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为重点的教师全员培训和继续教育, 更新现有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文化知识、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要充分发挥县区教师进修学校的作用, 使进修学校走向农村, 加大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的校长、教师的互相交流, 提高教师素质。
均衡内部和跨均衡的银行风险 篇9
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形成仅仅是银行所有风险敞口的冰山一角。因此, 危机使得整个行业从都到尾彻底垮台, 特别是对银行融资市场长期冻结。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如此坚不可摧, 有着低违约率和低融资成本的金融系统会这么容易受到冲击呢?可能是由于均衡与跨均衡的条件下风险可以往相反的方向移动, 所以当系统在容易受到冲击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表现出低的违约率的。
这个机制基于单个银行风险承担与零售市场上无担保的银行融资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共同作用。这个市场就像遭受银行流动性不足的情况而且那些资不抵债银行的还想为了复活而做出赌博性的需求那样正遭受着逆向选择的困扰。尽管融资者们不了解某个银行的安全性但是他们知道碰到一个健康银行的几率。这在银行中间产生了类似囚徒困境的现象。他们共同将风险控制得很好, 因为通过减少不健康银行在市场中的份额, 他们可以减少逆向选择溢价 (为他们的资金付出的利息) 。然而, 每个单独的银行都不知道如何将影响溢价的风险内在化, 所以遭受到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互相加给对方的外部性是这个模型当中最主要的道德风险。
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互相加深。当银行有更大的激励措施去承担风险, 逆向选择在融资市场的溢价会增加。而且银行融资成本越高, 鼓励承担的风险就越大。这就会出现一个银行特许价值的现象:当债券价值越高, 银行的资产就越少, 而且他们更加倾向于去行使冒险的策略, 如果成功的话可以清偿许多债务, 但是一旦失败的话则会带来许多外部性。上述这些情况在文献中已经很好的阐述了。Freixas、Parigi和Rochet (2004) 与Heider、Hoerova和Holthausen建立了银行风险影响无担保融资市场风险的模型。Keeley提出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现在也已经成为了银行理论界的共识。
二、扩展与对比
我们研究两个额外的维度的扩展。首先, 我们提供给债权人一个不完美的个人银行的信息。这些债权人的信息完全程度是不一致的, 我们表明, 银行担心他们的真实质量将被发现, 让他们提高事前监督以减少融资市场崩溃的可能性。银行的投资组合有很大的相关性, 而且这种相关性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接着, 我们再引入小额储户发现对批发融资的依赖的减少降低了融资市场的脆弱性。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引起了系统性风险的迅速扩大而宏观审慎的目的就在于控制它。微观审慎监管在目标方面不同于宏观审慎监管, 即像维护总体一样维护个别系统和机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权衡这两者之间的程度。一个宏观审慎的小团体目的旨在分析这个平衡。Acharya表示微观审慎规则诱导银行积累风险, 因为这个规则没有缓解银行把自己的分险通过他们的有限责任转移到系统中这一现象。同样Ibragimov、Jaffee和Walden还有Zhou也表示资本的必要条件可以导致银行个体变得单一化, 提高常见的风险从而提高系统风险。这样, 最常见的微观审慎工具就与宏观审慎的视角背道而驰。然而, Wagner的研究结果表示个体银行的多样化程度会使系统风险升高, 这与我们深入了解后的结论一致。Perotti、Ratnovski和Vlahu通过提高尾部风险认为资本的需求会适得其反。在这些测试中金融风险与银行风险是显著相关的。
对比上面提到的几篇观点, 从银行资产的系统分险方面来看, 本文强调从宏微观审慎的角度去分析银行的资金市场。另外一篇Eichberger和Summer写的文章也是这样, 是从银行间相互蔓延的视角来阐述的。在他们的模型中, 多米诺效应意味着一个银行的危机会对另外的系统造成影响。Eichberger和Summer表示提高资本金要求有时候可以加深银行间的串联风险。Ratnovski表示流动性监管可以使银行去追求不透明性。如果流动性监管没有透明的规则做补充, 靠监管就不能减少系统风险。对比这些文章, 我们的原理是当银行的资金市场遭受到逆向选择时他们的战略决策的相互影响。
三、假设
我们假设大量的完全相同的风险中性的银行, 其资产最初由一个项目组成。如果成功的话其年收益率大于1。成功与否取决于资金量与企业家的行为。首先, 这个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才会有价值。可以认为它是由项目承包商出资的固定发展, 只要承包商得到最小数额的初始资金他就可以使其有利可图。如果银行提供的资金小于这一数额那么最好的企业家会投资这笔资金于无风险资产以取得无风险利润。其次, 银行面对着承包商没有投资任何项目而是携款潜逃的风险。这就是企业家逃避。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银行必须实行监管。我们假设企业家真正运行这个项目的可能性与观测到的作用成正比。
简单的我们把健全项目的银行当作“健全银行”, 把项目不健全的银行当作“不健全银行”。资产变现的稳定性是银行的内部知识:只有银行的信贷员可以观察到项目的企业家是否逃避。我们的模型是通过融资需求和外部人员的失能来辨别银行项目是否健康, 而这是逆向选择的基础。不健康的银行有对资金的渴望, 尽管他们的初始项目缺乏价值, 因为他们的投资可能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他们可以“赌博复活”因为即使失败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但是如果胜利的话就可以赢得一切。
1. 赌博
2. 资金
赌博的时间设置: (1) 银行设立监测点, (2) 项目的健康意识, (3) 银行决定赌博, (4) 银行提供资金, (5) 对项目与赌博的支出。
银行带着价值的内部资金 (也就是内部股权) 进入到赌博中。我们假设这些内部资产已经提前投入到银行的项目中, 这样的话如果银行受到消极的偿付能力的冲击, 那它就变得不健康, 就会失去股权价值。
假定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 供给弹性无穷大, 参与者是风险中性的。投资者不观察银行的资产结构, 他们知道模型的参数也可以用计算得出他们面对的银行是否健康。他们向银行索要一个公平的风险溢价。没有损失的共性, 我们设无风险利率为0, 市场借银行的利率就是银行违约风险的完全反应。银行投资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不知情这个假设反映了债权人对金融危机爆发时银行风险敞口的无知, 也是随后的融资市场冻结的一个主要原因。
3. 银行最大化
这表示如果赌博成功的话回报是巨大的。当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证明不健康的银行总是会选择赌博。在没有破产的情况下, 如果投资家他们面对的全是只会赌博的银行, 就是说不会提供任何资金了, 资金市场也就会冻结。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最优做法就是仅仅是对企业家的监控不让他们带着已经给予的资金潜逃。
4. 倒闭门槛
当在无论利息多高投资者都不会贷款给银行的时候资金市场就会出现崩溃。但是这个利率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崩溃是否发生。我们通过以下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步假设在崩溃没有发生, 导出利率。
第二步在给定利率的条件下解决没有崩溃的条件和均衡状态。
第三步验证不崩溃的条件的确存在。
5. 小额储户
全球金融危机中银行融资结构在系统风险中的角色已经占据了施政报告辩论的中心地位。的确, 巴塞尔协议Ⅲ包括面向沮丧的银行在短期批发债务中的信用的特殊方法。
小额零星存款不太可能会造成银行资金市场的冻结。这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者为了减少银行对大额存款的依赖的影响是一样的。小额零星存款对于银行内在化的贡献多于拥有一个健康的项目。资本市场的外部性--事实上一个银行的努力的增加会减少所有银行的资金花费--小额零星存款则不会带来这个影响。
四、总结
银行的投资组合和它们的供资战略会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本质上, 我们辨别对于这个运转是否在均衡当中的情况是不同的。尽管平衡的多重性已经成为了银行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 能体现均衡变化的参数是很少的。我们的模型还让我们可以区分均衡是否稳定。
我们的结论跟宏观审慎监管的讨论在概念上跟在具体政策上都相关。在概念上, 跟监管意识相关, 监管意识跟监管透明度。我们的模型表明当金融系统看起来特别稳定时监管者应该有超高的意识。这个也暗示了早期警告系统有效性设计的难度, 因为在危机的开始阶段的数据看起来会有迷惑性。银行监管者面对的是一个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权衡分析。银行违约风险的减少可能引起银行更加靠近系统冻结的边缘。
我们发现:第1, 银行债权人信息的完全可以减轻系统冻结的危机。第2, 银行资产组合关联性的减少不能有效的使银行的资金市场稳定。还有, 第3, 在银行融资中增加小额零星存款的分享可以减少批发市场系统统脆弱性。
根据具体的宏观审慎政策这篇文章提供了银行的资金模式和银行风险溢价的相关性的限制, 它对于限制银行相关性收益提供了警示。这个暗示宏观审慎监管者设定了一个系统风险税, 他们可能不应该仅仅关注以物质刺激鼓励银行去降低银行常见的风险的等级。
所以违约分险的降低并不代表着市场的健康, 很可能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而已。
参考文献
[1]Acharya, Viral V和Tanju Yorulmazer.“太多导致的失败--银行关闭政策时间不一致的分析, ”金融中介日报第16卷, 2007.
[2]Acharya, Viral V.“一个关于系统风险和谨慎的银行监管设计的理论”金融稳定日报第5卷,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