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悲剧观（精选十篇）
鲁迅的悲剧观 篇1
鲁迅生存在国家动乱, 战争和反抗相交替的时代。他从小便深知事态冷暖、饱受其中的炎凉, 时常流露出对上层社会堕落的鄙视和对下层社会不幸的怜悯。在短暂的幸福童年之后, 他便开始了奔波漂泊, 少年时代, 家道衰落, 父亲患病不起。“我有四年多, 曾经常常, —几乎是每天, 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 年纪可是忘却了……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 在侮蔑里接了钱, 再到一样高的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 我以为在这途路中, 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此后, 他四处求学, 1902 年到日本留学, 学习医学。过早的居无定所的生活让鲁迅学会了坚强独立, 同时也不免有悲凉之感。戊戌维新的失败,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都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因而产生了失望激愤的情绪, 这对他形成独特的悲剧意识有一定影响。每一个杰出的作家都是他所处时代的儿子, 《呐喊》、《彷徨》就是中国社会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时代过渡的产物。它深入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主要矛盾和特征。这期间, 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动乱达到了空前程度, 下层民众生活极端贫苦, 无以为生, 而思想却极其愚昧落后, 自私保守。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在觉醒后找不到生活的出路, 强大的黑暗势力使他们软弱妥协, 彷徨迷茫。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幅幅悲剧画面, 鲁迅从现实生活中选材, 深刻挖掘, 运用奇艺的手法形成了伟大的杰作《呐喊》、《彷徨》。
二、悲悯情怀与西方影响
鲁迅做小说的目的很明确,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2]鲁迅始终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诉说着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不幸悲剧, 以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对社会给予极大的关注。“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他悲痛人生的命运, 将其不幸撕裂给人看, 并把这悲剧的命运矛头直指不公的社会秩序, 鲁迅的小说读起来是悲痛的, 读者感受的是他内心的激愤和悲悯。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一间铁屋子, 而里面尽是熟睡的民众, 他们被封建思想侵蚀, 麻木落后, 不感到死亡的悲哀, 充当维护封建思想秩序的工具。社会的进步要依靠少数思想清醒、顽强坚韧的战士, 在鲁迅看来, 他要担负起启蒙民众的重任, 虽然暗黑势力过于强大, 但他始终站在黑暗的最前面, 实现着“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一生, 让处在黑暗中的人民看到未来的光明和希望。所以在《呐喊》这部短篇小说集中, 虽然鲁迅描写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残酷, 人们的愚昧无知, 但同时也有着对未来的希望与黑暗中的一丝亮色, 目的是去慰藉在寂寞孤独中挣扎的战士, 使他们更有勇气前进, 不惮于前驱。
在南京读书的时候, 鲁迅接触到了宣传变法维新的《实务报》并阅读了大量的被翻译的外域的科学和文艺书籍, 受了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严复的《天演论》对他触动很大, 从此他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 相信事物的新旧交替、社会的向前发展, 想要改造这黑暗、腐败、不公的社会, 揭示人间的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悲剧, 达到警醒和疗救的目的。在留学日本期间, 鲁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 并写出了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译作性小说《斯巴达之魂》。在仙台学医期间因“幻灯片事件”放弃医学事业, 从事文学写作。“从那一回以后,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在他作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中, 他极力赞扬在欧洲发展历史中所具有的反封建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希望中国也能出现意识清醒的勇士使中国人民醒悟。在谈到怎样做起小说来, 鲁迅强调“所依靠的全是以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域作品和一些医学上的学问。尼采的个性主义也对他有启示, 鲁迅曾回忆早期进化论对他的影响, 他认为进化论对他是有指导意义的, 毕竟为他指出了一条道路, 让他明白适者生存, 优胜劣汰, 相信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可以启发落后愚昧的民众, 从而推动整个民族的进步。在受到自身推动和外在力量的影响后, 鲁迅形成了独特的悲剧意识。
摘要：鲁迅对悲剧有独特的看法, 虽然他没有系统地阐述过, 但他在他的一篇杂文中谈及过, 他认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 他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 描写几乎无事的悲剧, 关注人的精神和灵魂。鲁迅悲剧观的形成, 既有时代的大环境的影响, 又有自身因素的促成。
关键词：悲剧意识,时代环境,悲悯情怀
参考文献
[1]闵开德、吴同瑞.鲁迅文艺思想概述[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97-105.
[2]唐善林等.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多元性[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 (6) 10-14.
[3]冯光廉.鲁迅小说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103-110.
[4]钱理群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70-87.
鲁迅小说的悲剧艺术 篇2
鲁迅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他的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他取得这样辉煌的创作成就，除了他透视社会、解剖人生的政治热情和思想深度外，还与他自觉地在小说中运用悲剧艺术有关。鲁迅的小说正是实现了悲剧艺术的原则，从而获得了极高的审美价值和经久不衰的审美效果。下面本人拟就鲁迅小说悲剧艺术的产生原因、表现特征以及深远意义诸方面谈点自己的粗略见解。
一、鲁迅小说悲剧艺术的产生原因
第一 社会根源
文学是社会的反映，鲁迅的小说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病态面貌，充分地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表现了它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甚至和封建主义相勾结，阻挠革命的发展，因而这个革命最终失败了。而以“五四”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指导，但由于领导者年轻幼稚以及没有同广大农民结合，所以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鲁迅小说反映的现实，是那个悲剧时代的真实写照。
第二 思想根源
1925年以前的鲁迅，还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用来解剖人生和社会的最主要的武器是进化论和个性解放。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引申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观点，因而进化论使他坚信未来。个性解放鲁迅也不是把它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民族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途径。由于鲁迅对社会黑暗消极面看得多一些，对光明积极面看得少一些，所以他的思想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悲剧精神。当然，鲁迅思想的悲剧精神绝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包含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闪耀着理想主义的思想光辉。
第三 作者的悲剧观
鲁迅认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对传统大团圆主义文学的有力批判。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也就是真善美暂时被假丑恶所压倒，光明、正义和进步的力量暂时遭受挫折，遭受毁灭，其中必将包含着血与火的搏斗。(二)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表现出来在时间上它不是偶然的，在空间上它不是一个点。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三)“给人看”说明这 “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已经成为审美对象反映形态的艺术，使人奋发产生审美愉悦心情。
二、鲁迅小说悲剧艺术的特色
(一)选材严，开拓深
“五四”前后文坛上的作家大多描写男女恋爱风花雪月，而鲁迅把他所见所闻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景况再现于笔下。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如《药》、《阿Q正传》、《**》等，是以辛亥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借以表现主题。《孔乙已》、《祝福》、《伤逝》、《离婚》等，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些人物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可以说《呐喊》和《彷徨》这两个小说集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二)以典型化手法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所说的拼凑，并非随意生拼硬凑，而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中的赵七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
(三)小说结构形式多样化
1、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 2、两条线索结构。《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药》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反革命者残害。3、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阿Q正传》从总体看是纵向结构，但其局部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4、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三、鲁迅小说中悲剧艺术的意义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主人公往往都是才华超众、本领高强的人物，他们和厄运进行顽强抗争，但是最后不可避免地都遭到失败和覆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描写的是资产阶级带来的种种悲剧，主人公大多虚伪贪婪。作家们或者从人性出发去揭示性格悲剧，或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去揭示社会悲剧。与上述两种悲剧不同的是，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既不是叱咤风云的特异人物，也不是精明自私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微乎其微的普通庸众，他们大都是不觉悟和愚昧麻木的。比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它既是阿Q的性格特征的体现，又是统治阶级思想的曲折反映，同时又是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再如孔乙己的不肯脱下长衫，祥林嫂再嫁时的反抗，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历史的民族的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鲁迅通过小说悲剧艺术来“疗救”精神病毒者的灵魂，即改造国民性，这正是鲁迅伟大和深刻的地方。
鲁迅小说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解析 篇3
关键词：鲁迅小说 阿Q 孔乙己 祥林嫂 悲剧命运
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中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这三个人物形象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个人心中，也正是这三个文学形象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这三个文学形象基本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底层社会的生活状态，阿Q代表了广大的农民阶层，孔乙己代表了知识分子，祥林嫂代表了旧中国广大的农村妇女。这三个小人物自始至终都在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但他们的尊严却自始至终被践踏，他们的悲剧让我们感受到普通民众在旧中国生存的艰难与困苦，看到国民的劣根性，感悟到卑微人物的艰难与无奈，体会到人性的冷漠与凉薄。
鲁迅笔下的小人物，无论是阿Q、孔乙己，还是祥林嫂大都逃不开沉重而悲惨的人生。他们作为社会中的普通一员，非常渴望社会给予他们生存的尊严，但他们生存的那个等级森严、弱肉强食的旧社会，不能给予弱者一丁点尊严，只把他们当作这个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草芥。他们的悲剧是旧中国的悲剧，旧中国容不得这些小人物的艰难生存，剥夺了他们生活的尊严，生存的权力。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连姓名、籍贯都很渺茫。他没有住处，没有家，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身份卑微的流浪汉，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虽然我们承认无论多卑微的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力和尊严，但那时的社会——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现实对阿Q来说，是残酷的，未庄中属于他的只有暂时栖息地和暂时的零工。他也想谋求正常幸福的生活，想赢得女人的尊重和关心，获得属于一个普通男人的尊严，结果却被暴打一顿。看到未庄的有钱人害怕革命，有钱有权人对他也分外尊敬了，以至于叫他“老Q”，于是乎他感觉到自己顶天立地了，便也想革命，结果又被轰了出去，不准革命。辛亥革命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不彻底性，没有让当时的农村发生变化，也没有让阿Q走出生活的困境，反而将其送上刑场。
孔乙己是一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虽然比阿Q身份高些，有姓氏，但却没有名字，被姑且称为孔乙己，屡试不中，最终连个秀才也没考中。但他固守知识分子迂腐的清高，恪守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原则，好吃懒做，不能低下头、俯下身来谋求生存的技能，只能靠帮富人家抄书来换口饭吃，解决口腹之需。然而抄书所得甚少，偶尔也会做令人不齿的偷窃。可怜迂腐的他在咸亨酒店扮演一个被嘲弄、被侮辱的角色，没有人看得起他，在生活的困顿中，在众人的笑声中，他凄惨地被举人家打断腿后就不知所踪了。
祥林嫂是一个善良、勤劳、朴实的农村劳动妇女，总是低眉顺眼，逆来顺受。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后来，她的婆婆把她抢回家，又把她强嫁给山里人。当她已经被人们忘记，在山里平静的生活中刚尝到一点生活的乐趣，几乎拥有了一个正常女人所拥有的一切时，不幸又降临到这个不幸的人身上：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的儿子阿毛也被狼叼走，房子也被大伯收走。坚强的祥林嫂变得“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在周围人的冷眼中，精神渐渐崩溃。当她用一年的工钱捐了“赎罪”的门槛，满心欢喜地认为自己是个干净的人了，可以坦然地去摆福礼的时候，得到的仍然是大声的呵止，这使她精神彻底崩溃，终于死去了。就这样，在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大网中，祥林嫂上演了自己的人生悲剧。
这些小人物的悲剧不单单是时代的悲剧，旧中国的悲剧，也是这些小人物自身的悲剧，是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将自己的尊严丧失殆尽，使他们最终走向了悲剧。鲁迅先生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阿Q，不但痛心的他物质生活的困顿，更痛心的是他精神上的无奈，自身地位卑微，却妄自尊大。阿Q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在精神上却一次又一次地“胜利”。既然不能比美，那就和人家比丑；既然现在穷困潦倒，就幻想“祖上和未来子孙阔绰得多”；既然打不过强者，就欺侮弱者。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饱尝辛酸，就在幻想中自欺自慰、自傲自足。鲁迅正是从阿Q实际失败受辱和虚妄的胜利自尊这两个方面来刻画他的悲剧性格，描写他的悲哀与不幸。
而祥林嫂，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她对生活要求很低，只要拥有生存和劳动的权力，拥有一个普通女人的生命尊严即可，但这一点小小的要求鲁镇也无法满足她。第一次来到鲁镇时，新寡的她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做为女人的尊严。她老老实实做工，本本分分做人，在鲁四老爷家，那么劳累的活计非但没有让她消瘦，反倒白胖了，精神舒展了，脸上有了笑容，因为暂时坐稳了奴隶而满足和自喜，算是拥有了一个奴隶的尊严。但这些并不能换来大家对她的尊重，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女人的尊严来自于男性，来自于贞节尊严，所以当她第二次来到鲁镇时，再次丧夫和丧子的她连奴隶也做不得了。她在思想上还恪守着封建礼教的信条，誓死维护自己的贞节尊严。在她心中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她那么虔诚地相信柳妈所说，顺从地拿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去捐门槛赎罪。愚昧迷信使她最终在别人的祝福中、自己的恐惧中离世。
在孔乙己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旧知识分子的陋病：迂腐清高、虚荣自尊、好吃懒做。身处社会制度变革时期，他还固守科举制度那一套，认为知识分子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而是妄图通过一些迂腐的言行得到人们的敬重，结果却适得其反，换来的是大家的讥讽和嘲笑。他的衣着是那件标志身份的又破又脏的长衫，明明已经落魄，却死要面子活受罪，用长衫来显示他的与众不同，正是他的迂腐清高，使他被短衣帮排斥。他的好吃懒做、虚荣自尊使其在抄书不能维持口腹之需时，便去做一些令人不齿之事，而他却要为自己辩解，使得所有人瞧不起他，最后在大家的鄙薄声和掌柜的十九文钱的惦记中走远了。
这三个小人物性格里都有着普通百姓的质朴、善良，对于生活的要求也不高，只求有尊严地生存，但由于自身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使他们不能冲破自己思想的局限和束缚，最终是自己将自己的尊严一点点脱掉，自己为自己掘墓。
从他们的悲剧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旧时代对个体生命的不尊重，也看到了弱势群体在旧社会生存的艰难和无奈，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周围的人也即中国国民的人性的冷漠与凉薄。未庄、鲁镇、咸亨酒店都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对于这三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里的人们没有用他们的热情和大度去尊重他们，关爱他们，而是尽显了人性中的自私和冷漠，极尽可能地去嘲笑他们，去否定他们。未庄的人对于阿Q，只是在于叫他舂米便舂米，叫他割麦便割麦，尽可能地为大家所用，对他的哀痛喜乐没有人去留意，没有人关心。对于他的缺陷——癞头疮，大家会抓住一切机会去取笑他。对于他的恋爱，在吴妈看来是奇耻大辱，在赵家看来是挑衅赵家的权威，竟敢调戏赵家的佣人，只落得一顿暴打和当掉所有的财物。总之，他是闲人嘲弄的对象，是有钱人剥削的穷人。就连他的游街示威，同属一个阶层的吴妈也好像没有看到他，只盯着车子看，全没有吃惊的感觉。他的被枪毙，也只给大家带来了一段时间的谈资和遗憾，因为他没有唱戏文。孔乙己这个知识分子在所有人对他的否定中，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咸亨酒店的掌柜只记得孔乙己喝酒赊欠的钱，冷漠得心中只有金钱。短衣帮们更是没有把孔乙己放在眼里，他们看不起孔乙己，对他只是鄙夷和嗤笑。长衫人物更是不认可孔乙己，无视他的价值，让他做抄书一类的工作，给他的薪水又少，当他有偷窃行为之时，用棍棒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直至打到用手来走路。没有一个人能从内心来理解、尊重、体恤他那一点可怜的知识分子的尊严。连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对孔乙己的感觉也从好玩、好奇到了哄笑、无趣、散开，让孔乙己尊严片刻的释放也没有了机会。所有的人都排斥、否定他，没有一个人能设身处地地替孔乙己着想，而是在嘲笑别人中获得自己内心的自慰。 而可怜的祥林嫂在鲁镇的遭遇就更凄惨了，第一次到鲁镇时路四老爷看祥林嫂有利用价值，一个人可以抵几个人，虽然说着“可恶，但是……”，还是允许祥林嫂做奴隶的。第二次来到鲁镇，她的抗婚和阿毛的故事成了鲁镇一段时间内的新闻和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津津有味地问着，开始还唏嘘地感叹着、悲悯着，他们并不是真心悲悯，而是在用祥林嫂的不幸来换取自己的幸福感。所以当祥林嫂一再诉说不幸的时候，大家便厌烦了，不再允许她继续下去。柳妈更是从祥林嫂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自豪，于是积极为弱者想办法，让她拿出所有积蓄去捐门槛来赎罪。最后四婶那冷酷断然的“你放着吧”，将祥林嫂彻底击垮。从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她们对祥林嫂的安慰，只看到孤零零的祥林嫂一日不如一日，最后在鲁镇人们的祝福中离开了悲凉的人间。
在阿Q、孔乙己、祥林嫂周围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冷漠和自私，没有对自己的同类，对个体生命以应有的尊重，而是用充分咀嚼别人的不幸和痛苦来获取自己的幸福感。强者对弱者的态度是不屑一顾，把弱者的不幸看成是咎由自取，理所应当；弱者对弱者也没有现出同类相怜应有的同情，而是用自私和冷漠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鲁迅用了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平常话，展现了三个小人物极力维护自己生命尊严，最终却毫无尊严地死去的悲剧一生。同时刻画出了他们周围的人的自私冷漠，刻画出了小人物身上的人性弱点，再现了那个吃人的旧时代，也表现出了这种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的人性的悲哀。鲁迅凭着对人生的敏锐感悟和对语言的高度驾驭能力，使我们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沉思造成这些小人物悲剧的原因，除了时代原因，今天的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国民的劣根性，反思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人性的弱点、自私和冷漠。在感慨分析他们不幸命运的时候，我们将能看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看到我们自己，感觉到他们与我们同在。
论鲁迅小说的悲剧性 篇4
鲁迅先生的小说的悲剧性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彷徨、苦闷与求索, 或者是时代的牺牲品, 如吕纬甫、孔乙己;二是农民的悲剧。他们在社会地位低下, 受尽社会的压迫, 精神上麻木不仁, 是一种精神病态。他们受尽欺压, 却又去欺压比他们更弱小的人, 如阿Q。三是妇女的悲剧。由于在当时妇女的地位比较特殊, 因此本文将妇女作为单独的一类。她们无力反抗, 为生活所迫, 她们的人生是一部悲剧, 如子君、祥林嫂;四是平民的悲剧。他们内心空虚, 精神麻木, 冷酷无情, 欺压戏弄旁人, 如《示众》中的众人、《阿Q正传》中的城里人。这些国民的精神病态的反映、国民性的悲剧, 深刻地体现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而这种悲剧性, 在鲁迅的《呐喊》以及《彷徨》中最为明显。
第一类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孔乙己读过书, 自认为自己是君子、“清白”、高人一等、“站着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可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 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生计都成了问题, 还满口之乎者也, 酸气十足。他偷东西被打, 却还放不下读书人的臭架子;无力改变自己的地位, 只能靠卖弄学问, 可是却还没有人看得起他。他是科举制度和封建等级观念的牺牲品。当他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时, 冷漠的社会就视他为废人。冷漠使他们不会同情孔乙己这样的知识分子, 反而施以蹊跷和冷落。孔乙己的死, 是整个社会的悲剧。虽然孔乙己会使我们“怒其不争”, 但同样会“哀其不幸”, 引起我们的怜悯, 同样是为了“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
第二类是农民的悲剧。阿Q总是被别人欺负而又欺负比他弱小的人;打不过别人就说是“儿子打老子”;实在没办法, 就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 因此而转悲为喜;或者“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 借以宽慰自己。他进了一回城。便瞧不起未庄, 而又因为城里把未庄称为“长凳”的凳子叫做“条凳”而又轻视城里人。最具意味的是土谷祠梦:阿Q所追求的并不是革命, 而是简单的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报复而已。这也就揭示出了革命的悲哀,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以及辛亥革命的教训。最后阿Q至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被枪毙, 至死也没有明白自己的悲哀。我们看阿Q, 多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他的遭遇, 同样会得到我们的怜悯与同情;然而阿Q身上的一些劣根性不也正是我们民族在某一时期曾经存在过的劣根性么?鲁迅选生所写的阿Q的悲剧, 其义也正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
第三类是妇女的悲剧。《祝福》中, 祥林嫂被婆家卖了, 被迫改嫁, 然而丈夫死了, 儿子也不幸被狼吃了。他到处向人们倾诉自己的痛苦, 而人们呢?“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 便特意赶来”, “一齐留下”早已准备好的“停留在眼角上的眼泪”, 鉴赏着她的痛苦, “叹息一番, 满足的去了”。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同情, 当他们鉴赏够了她的不幸, 就“厌烦和唾弃”她的不幸, 施以“又冷又尖”的“笑”。不仅如此, 在他们看来, 祥林嫂的改嫁是不赦之罪, 即使捐了门槛但还是不干净的人物, 唾弃她。祥林嫂无奈的自杀, 不仅是出于自己的不幸, 更是出于众人的冷漠。这悲剧不仅是祥林嫂的悲剧, 更是众多残忍看客麻木的社会悲剧。同样, 《伤逝》中, 涓生与子君的爱情虽然可以暂时冲破那种封建的道德观, 但是, 一个社会尚未改变, 他们又怎能在社会中立足呢?生活的压力迫使子君失去了那种婚前的活力而变成了家庭妇女;收入的减少造成了他们生活的困难和涓生的心理变化。他们的遭遇, 足以引起我们的怜悯。可以说, 子君的死, 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 也是涓生的悲剧。这个悲剧的结局恰恰是整个社会造成的。这就使他们的个人悲剧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悲剧。像子君一样的广大女性, 正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 出路只有两条, 然而这两条路对于他自己的梦想与幸福都是毁灭性的。鲁迅先生在《伤逝》当中所写的那种悲剧, 不正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写照吗?不正是为了揭示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坟·娜拉走后怎样》) , 为了“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吗?这些悲剧足以引起我们的怜悯, 其意“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
第四类是小市民的悲剧。《示众》写的是一个没有情节的“看”与“被看”, 借以说明国民们无聊到鉴赏别人, 可是他们看的是什么, 为什么看, 他们自己都不明白。透过小说看到的是国民的冷漠。他们的冷漠, 也正如《祝福》中的“老女人”, 她们无聊、冷漠到鉴赏别人的痛苦, 并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些老女人是不幸的, 他们能做的就是去鉴赏比自己更加不幸的祥林嫂的痛苦。这也是一种悲剧。悲哀的是人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冷漠, 这是怎样的悲啊!《狂人日记》是通过狂人的口说出了整个病态的社会的实质以及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狂人是发狂的, 然而, 在那个病态社会下, 发狂的狂人却格外的清醒。他能洞悉社会的实质以及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整个社会是冷漠的, 是吃人的。就此一点, 就足以引起我们内心悲剧性的感触。废除这些糟粕的封建礼教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这种“救救孩子”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就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悲剧冲突。然而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 狂人后来“早愈, 赴某地候补矣。”这个人是清醒的, 但是面对一个病态的社会, 他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自己毁灭, 要么随波逐流。狂人的病愈, 不正是这种被压抑下的随波逐流吗?狂人“未必无意之中, 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严重错位, 才更能引起我们的悲剧感, 是将一种人生的价值的毁灭, 而这种悲剧性, 也是鲁迅先生“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方式。
知识分子、农民、妇女、小市民, 这些人构成了冷漠的国民性的批判。他们与社会的矛盾、与他人的矛盾以及与自我的矛盾, 在鲁迅笔下刻画的悲剧中, 都上升为与整个时代社会的矛盾。
鲁迅先生小说的悲剧性不是偶然塑造的, 而是鲁迅先生刻意去塑造了一批悲剧人物的悲剧遭遇。这些人物, 不是英雄式的悲剧, 而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在普普通通的生活中发生的普普通通的事。正是这普普通通的生活中的普普通通的人的普普通通的事, 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大的落后的国民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深刻地刻画了当时国民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他笔下的人物都能引起我们的同情与怜悯。他们想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要求打破自己的不幸, “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他们的结局都是悲惨的, 或者自杀被杀, 或者遭遇不幸, 整个悲剧都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先生小说的悲剧性的人物, 代表了鲁迅先生自己对国民性的冷静思考, 其意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小说大多都是以这种悲剧性方式来阐释病态社会, 思考社会人生, 揭示国民的劣根性, 借以警醒国人的。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 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呐喊自序》) “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 使他不惮于前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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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勇, 邹红.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浅析鲁迅女性主义悲剧管窥 篇5
【摘 要】鲁迅毕生关注着女性的命运，思考和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他将妇女解放作为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内容，以妇女解放为反封建的突破日，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最深刻的批判。本文通过分析鲁迅作品中妇女的生存困境，展示他对女性悲剧的态度，探讨他创作中对女性摆脱悲剧命运出路的思索。
【关键词】鲁迅 女性主义悲剧 生存困境 女性解放
鲁迅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具体反映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对于悲剧女性的态度，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成为反封建斗争中争取女性解放咀嚼不尽的话题。
一、鲁迅创作中对女性生存困境的艺术再现
在鲁迅笔下的文学世界里，女性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无爱的人间”。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压迫，正常的人性被扭曲变形，失去自我；在男权社会的重压下，她们除了被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所禁锢，受尽迫害，还要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最后悲惨地了却一生。这无爱的人间，成了女性逃不出的死亡之谷。
(一)道德习俗的奴役
《祝福》中祥林嫂是由整个鲁镇无所不在的道德习俗窒息而死的。所有鲁镇的人都是道德习俗的奴隶，并以共同遵循的道德习俗准则来衡量处于鲁镇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更为悲哀的是，祥林嫂自己也被鲁镇这样的道德习俗所主宰了。她丝毫不敢怀疑这种道德习俗的荒谬性，而是试图用自己的言行，唤起人们原谅她为了生存才迫不得已违背道德习俗的过失。
这是一个怎样的荒谬社会：社会在剥夺祥林嫂守寡的权力同时，却将祥林嫂不守寡的所有“罪责”都推到她身上，不允许她有任何“救赎”的机会，一步步的将她逼向死亡的境地。在这场共同的道德谋杀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凶手，都自认为是正义的道德法官。当一个社会与民族对亲手炮制的悲剧视为理所当然或视而不见时，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些受奴役的女性自然也就终老于这种窠臼之中了，或麻木不仁，或痛不欲生。
（二）权威的蒙蔽
爱姑的生存环境要比祥林嫂优越得多。爱姑的父亲庄木三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在对待离婚问题上，爱姑开始是拒绝离婚的，而支撑她这种观点的力量来源于她的生存处境优势。但七大人凭着自己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权威性慑服了爱姑，让她陷入丧失主见的境地，放弃了一直坚持的拒不离婚的主张。
鲁迅对爱姑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女性要想获得独立，必须打破对束缚自己的陈腐权威的迷信，将决定自己命运的辨别权、判断权、选择权勇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女性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能指望权威替自己说公道话。
（三）爱情的束缚
《伤逝》中的子君作为知识女性，对把握自己的命运有着远比祥林嫂、爱姑更自觉的意识和追求，她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观，大胆地反抗社会道德习俗和亲权的干涉，发出那个时代女性反抗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的坚强与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追求爱情、反抗社会习俗的过程中，但她在获得了爱情、与涓生同居后，也陷入了具体的生存困境中，原本由自己主掌的命运不再属于自己。
子君的悲剧命运与她对待爱情的态度密切相关。作者在此处向我们表明“时代已给女性指出了冲破父权制家庭的道路，可是，却没有让她们成熟到如何在新的两性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因而她们在摆脱了一种形式的束缚后，又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羁绊。
二、鲁迅对女性悲剧的态度
鲁迅笔下的女性没有哪一个是幸运的，她们的悲剧结局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仅仅为表现而表现。这种“万艳同悲”的现象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而被塑造的。鲁迅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深切关注妇女问题，苦苦地探寻着女性解放的道路。
(一)呼唤思想解放，实现人格独立
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文化把女性牢牢地固定在“贤妻良母”的位置上，使其循规蹈矩，“忘我生活”，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完全丧失了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和“独立”。几千年因袭的传统思想，使女性心甘情愿地固守在封建礼教、封建习俗所划定的角色上，她们事事依附、盲从，甚至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而不惜摧残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鲁迅从拯救迷途中的苦难女性出发，将批判的笔锋指向封建礼教，揭露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残害，希望能唤醒沉疴中的女性超度重负下的灵魂。
（二）倡导经济独立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的呼声不断高涨，《伤逝》中的子君，就是受个性解放思想的感召而觉醒的都市知识女性，她那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人”的呼唤，使人禁不住“狂喜”。好像看到了中国女性“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然而，子君毕竟是中国传统女性，她虽有现代的追求，却又未能卸下沉重的传统思想包袱。婚姻自主后，子君心满意足了，她没有像其他新女性一样出去工作，掌握经济自主权，而是陶醉于自己的小家庭之中。
子君她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模式几乎无任何不同。鲁迅塑造子君这一形象的真实目的是他要告诉人们，个性解放并不等同于婚恋自由。妇女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必须掌握经济自主权。
（三）批判男性中心主义
首先，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均无属于自己的“姓”和“名”，杨二嫂、华大妈等名字是由丈夫的姓氏、排行加上具有年龄倾向的数目字而构成的，鲁迅笔下的寡妇也是如此。名字的缺失则意味着封建时代中国的妇女，从生到死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其次是男性意识对女性的伤害。《伤势》中，子君是不顾礼教的束缚、家庭的阻止与涓生走在一起的，可是当外来的打击——失业到来时，涓生发现“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于是他将自己的原因推给子君“现在忍受着这生活的压迫的苦痛，大半到是为她……”于是乎慨叹“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并以“无爱”为由将子君逼走，而在子君离开之后，又忏悔“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整个过程，涓生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来对待子君的，这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
三、女性摆脱悲剧困境的出路——女性解放
鲁迅在文学创作中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作为反封建的突破口，使反封建斗争达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他对女性生存困境艺术的再现从实质上揭示了悲剧的根源，即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女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获得女性解放。
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鲁迅一方面认识到传统的道德观念是束缚妇女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沉重枷锁，并加以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鲁迅也清醒地看到，在几千年的因袭重负下，女性认同了“吃人”的合理性，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而这种弱点又恰恰妨碍了女性自身对解放的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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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鸣树.鲁迅小说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3]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
鲁迅的悲剧观 篇6
关键字：鲁迅早期文学；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小人物；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2-0022-01
鲁迅先生早期的作品和俄羅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着相似的背景。同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诞生于在沙俄统治末期，而鲁迅先生早期作品也处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不同时间段，也有着同样的社会大背景——社会黑暗、统治腐朽、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诞生在这个时间断的文学，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比较这两种文学，他们都有通过对生活在那个社会的小人物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描写，表达作家们的忧患意识，表达他们的人文关怀。接下来，以下便从两种文学对小人物的描写来谈谈鲁迅早期作品与俄罗斯文学中的悲剧色彩。鲁迅先生的作品有很多，《药》中也有典型的小人物代表。
《药》这篇文章中的小人物代表就是以华老栓、华小栓、华大妈为代表的底层普通劳动人民。他们是深受封建统治迫害，却不知反抗，一位的妥协，妄想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下通过妥协求得一片安生之地。这样的愿景是好的，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这样愚昧、麻木的妥协，换来的不是安生之地，而是绝望的深渊。全文结尾，华小栓没有因为吃了“人血馒头”治好痨病，最后年纪轻轻就早逝了。华老栓和华大妈，听信康大叔的“建议”，希望用“人血馒头”让儿子的病“包好”，然而现实的结果是华老栓和华大妈白发人送黑发人，小栓终于还是死在了“痨病“上。与其说他是死在痨病上，还不如说小栓是死在了封建思想的迫害下。如果当时，他们不迷信，不听信康大叔的胡言乱语，用科学的医术去治疗，那么就不会有他的悲剧了。除了《药》中的华老栓一家以外，还有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等众多小人物，而且，这些小人物无一不是以悲剧结尾的。
在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有很多专注描写小人物的作家，契诃夫、屠格列夫、果戈里、列夫·托尔斯泰等等。他们笔下的小人物无一不是以悲剧结尾。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因循守旧、畏首畏尾，他把自己装在套子中，在危害别人的同时，也毁坏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最后在惊恐和担忧中死去。果戈理叙述了小人物巴施马奇金担任抄写员期间，攒钱缝制了一件御寒的外套，不料外套刚刚着身就遭抢劫，含恨身亡，冤魂复仇的故事。从文本叙述巴施马奇金的生活经历看，小人物的悲剧结局昭示的是对恶人当道、好人受气的不公正社会现实的抨击和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屠格涅夫的小人物以人道主义情怀为主线，他笔下的小人物大多以农奴为原型，通过农奴与地主深刻矛盾的生动展示，表现了地主的惨无人道和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有力地揭示了农奴制的罪恶以及同情小人物的人道主义思想，例如，连一只形影不离、相依为命的小狗都无法饲养，最后不得不强忍巨大悲痛亲手淹死的盖拉辛。
浅析鲁迅《死火》中的悲剧美感 篇7
一、地狱般冰冷的气息
在梦中, 我“在冰山间奔驰”, 周围如是:
“这是高大的冰山, 上接冰天, 天上冻云弥漫, 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 枝叶都如松杉。一切冰冷, 一切青白。”
即便是“坠在冰谷中”, 仍然“上下四旁无不冰冷, 青白”。
这个冰冷的世界, 让人联想到西方文学里的地狱, 但丁在《神曲:地狱》中描写的地狱形似漏斗, 下端直达地心, 地狱第三部分是一个分成四层的深井, 其底部是一个冰湖。 (2) 这般冰冷的世界, 与《死火》里面的冰谷地狱有着相同的凛冽感。但不同的是, 《神曲》里面的地狱阴森、恐怖、黑暗, 让人毛骨悚然, 而鲁迅所营造的地狱不是幽森黑暗的, 而是“青白”的、惨淡的, 却又逃脱不了那种来自地狱的冰冷气息。
英国作家艾略特在评论《神曲》时说道:“作品 (《神曲》) 提醒我们注意地狱不是一个地方, 而是一种状态;…… (地狱) 只存在于感觉形象之中, 人们可以想象它, 经历它。” (3) 显然, 鲁迅在《死火》里营造的地狱式氛围, 是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透过自己的想象, 呈现在读者面前。然而这般冷酷的环境, 究竟要多大的失望才能营造出来?鲁迅认为, 最苦恼的事情, 乃是人世间的无声无息的寂寞, 也就是没有反应的反应。 (4) 可想而知, 当时的社会的冷淡已使鲁迅全然心淡。那时的愚民, 体格健壮, 但感情冷冻, 个人情感完全泯灭,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都缺乏一种出自内心的关怀, 就好像人声鼎沸背后却没有灵魂。这样的社会怎能不像地狱?地狱便是来自现实的反映, 来自作者内心的灰暗。
熊熊的火焰到了冰谷的“地狱”也变成死火, 这般地狱的冰冷气息, 奠定了文章的基调, 这注定是一场悲剧。
二、“我”与死火的必然结局
不同于莎士比亚在其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中所说的那样:“活下去还是不活, 这是个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 (5) 也不同于“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6) 的留有余地, 死火是完全的、绝对的、毫无余地地毁灭:“那我就不如烧完!”
在“我”与死火的对话中, “我”愿意带死火走出冰谷, 使它“永不冰结, 永得燃烧”, 但死火在“永得燃烧”中又产生了一丝怯懦:“唉唉!那么, 我将烧完。”“我”只能“惋惜”, 便将它留下, 可死火又不愿意“冻灭”在冰谷中。当“我”重申“我要出这冰谷”, 死火情愿“烧完”。不管是“冻灭”还是“烧完”, 死火仿佛都存在着一丝犹豫, 两条都是走向毁灭的道路, 注定死火的未来是一场悲剧, 只不过死火可以选择的是坐以待毙的死亡和炽热轰烈的陨灭。
“他忽而跃起, 如红彗星, 并我都出冰谷口外。有大石车突然驰来, 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 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
死火选择了“烧完”, 在与“我”跃出冰谷口的那一刻, 却突然有大石车驰来, “我”最终还是死在车轮底下。“我”的死亡仿佛是突如其来的, 却是必然的。在看到“那车坠入冰谷”后, 我得意地笑了, “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这里明显可以看见鲁迅对现实的不妥协, 誓死要抗争到底的决心, 正如鲁迅写道:“人生现实实在苦痛, 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 即使自己遇不到, 也可以留给后来的。” (7)
死火与“我”的死亡, 是必然的结局。死火最终选择燃烧殆尽, 而我在预见我的死亡后也心甘情愿地跃出冰谷, 这是一种英雄式的悲剧, 有着一种昂首赴死的悲壮色彩, 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 那就是:“真的猛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8)
鲁迅带着一种毁灭的意识, 执著地描写, 或者说是“逼迫”死火作出“烧完”的死亡, 也“残忍”地令我碾死在车轮底下, 这种不顾一切的毁灭, 就是鲁迅自己给悲剧所下的定义:“悲剧将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9)
《死火》是一出悲剧, 这出悲剧折射出一种属于“死火”的悲剧美。所谓的悲剧美, 是悲剧给人一种特殊的审美感情, 即在审美愉悦中产生一种痛苦之感, 并是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 或者可以说是悲剧的崇高感。在《死火》里, 生命的火焰空留色彩, 在青白中更只是一具具空壳, 在冰冷中等待死亡, 但生命的苏醒燃烧却换来另一种更壮烈的死亡, 正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垂死挣扎, 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 (摘自钱理群教授在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的演讲稿) 同样是死亡, 但后者显然更能凸显出英雄的那般不顾一切, 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让读者感受到牺牲的崇高。当美被摧毁时, 更显示出美的光辉, 即“死火”与“我”的死亡, 是这出悲剧的美感所在。
《死火》所表达的, 不是鲁迅先生对现实的鞭笞, 更多的是对自己和新青年内心的剖析。“五四”过后, 鲁迅先生作为一名先驱, 更是一名启蒙者, 在沙漠中独自彷徨、思考, 这种孤独、寂寞衍生出无数的思绪, 以及内心产生的种种矛盾, 在《死火》中表露无遗。其实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但他的悲观又透出一点小乐观, 就像在《死火》中, 先生描写了一场悲剧的诞生, 却在悲剧中表露的情感不完全是悲伤, 而是带有一种慷慨就义、直面人生的大气凛然之感, 用最壮烈的死亡结束一场悲剧, 那死亡时毁灭的瞬间是《死火》最美的场面。
摘要：《死火》是鲁迅先生在“五四”之后所写的文章, 充满了对现实的沉思, 也可以说是他在思考过程中对于现实的某些挣扎的真实写照。鲁迅先生带着一贯的毁灭意识描写了一场壮美的悲剧。文章从《死火》展现出来的悲剧色彩出发, 探讨其毁灭、死亡所折射出的悲剧美感。
关键词：鲁迅,《死火》,悲剧,悲剧美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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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旧式婚姻的悲剧及启示 篇8
一、鲁迅与朱安婚姻状况
1906年, 鲁迅还在日本学习, 在母亲的三番五次催促下, 匆匆赶回家, 等待他的是一场婚礼[3]72。母亲与鲁迅的感情非常好, 在儿子的婚姻上, 做了她不应该做的强迫。在1906年7月26日, 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 被装一条假辫子, 头戴礼帽, 身着礼袍, 迎接新娘朱安, 本应该是一场热热闹闹, 高高兴兴的喜事, 但是对于鲁迅来说, 无疑是踏入了婚姻的坟墓。结婚四天后, 鲁迅以“不能荒废学业”作为理由, 与二弟就一起去日本学习, 一走就是3年。他把朱安当做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 我自当好好供养,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4]89。此后, 两人就分别深陷婚姻的坟墓, 一个在这头, 一个在那头, 两人都尝尽无尽的苦涩。一直到1944年, 专人整理鲁迅的遗物时, 拜访朱安, 这时的朱安已经形如枯槁, 白发苍苍, 生活贫困。禁不住对着来人说: “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 要保存, 我也是鲁迅遗物, 你们也得保存我呀!”这是朱安唯一也是最后一次呐喊, 曾几何时, 是鲁迅的 “礼物”, 如今却变成了鲁迅的“遗物”。
二、鲁迅旧式婚姻悲剧原因
1. 鲁迅旧式婚姻悲剧的主观原因。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不幸的, 鲁迅是不愿意的, 内心也是痛苦的, 然而他并没有反对这场婚姻, 没有违抗母命。他对朱安只有两点要求, 就是要求朱安放脚, 二是要她进学堂学习。鲁迅的前期思想比较复杂, 并且也是变化发展的。在后期成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革命家。但是这并不能够等于青少年时期的鲁迅, 当时他还是对旧式婚姻有一定的妥协性。高尔基曾经说过“, 没有纯粹黑色的, 也没有纯粹白色的”[5]79。
(1) 鲁迅孝顺母亲, 遵从母亲安排。导致其旧式婚姻悲剧性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鲁迅恪守孝道, 遵从母亲的安排。在后期作品中, 也看出他反对愚忠以及愚孝, 但是传统的孝道思想对鲁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鲁迅从小就和母亲的关系非常好, 对母亲也是比较孝顺的, 随着家庭环境的变化, 同情母亲的遭遇以及不幸, 更加孝顺母亲。对于母亲看重的女孩朱安, 认为朱安是一个孝顺以及懂事的女孩, 鲁迅只好顺从母亲的意愿, 并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正如后来黄源先生说过“:鲁迅对待朱安, 与其说是妻子, 还不如说是客人, 尽管是母亲的儿媳, 但却像客人一样尊重她, 绝不损害她。”也如后期他母亲说“, 两人在家也不打架、也不吵嘴, 就是没有感情, 各干各的, 不像是夫妻”。这也导致了两人长达二十年孤寂凄凉的生活, 鲁迅心中的压抑以及孤独情感在其作品中得到体现。他借着《伤逝》中的涓生道出自己的心声“:如果我能够, 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以及悲哀”。鲁迅在婚后写下了一系列的婚姻悲剧以及女性痛苦的著作, 像《祝福》、《伤逝》、《离婚》、《寡妇主义》、《明天》等。
(2) 鲁迅对待婚姻妥协。鲁迅对于旧式婚姻的问题上还是妥协的, 这也是造成他悲剧婚姻的重要原因。在遇到许广平之前, 鲁迅是一直不敢冲破封建婚姻罗网的, 他说下了“愿意为朱安牺牲一世”, 因此, 对于许广平想爱又不敢爱, 怕世俗眼光的流言。他与许广平是在女子师范大学通过相互斗争、相互礼教从而建立起来的真正爱情, 称得上是志同道合。然而, 鲁迅对当时的形势存在着一些顾虑。 第一, 害怕社会上的流言蜚语。第二, 怕耽误许广平的青春。第三, 不敢放弃朱安。考虑到这些因素, 于是鲁迅写信给许广平, 要求给他一条光”。然而, 许广平回信说“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为旧社会所牺牲, 即为了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我们何苦为了旧社会一个人而牺牲多数人呢……”如果不是因为许广平给他的建议, 恐怕他还是不敢冲破封建婚姻罗网的。然而,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在1926年9月鲁迅离开北京而是去南方任教, 虽然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反动军阀的压迫, 其中也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为了躲避在北平的母亲以及朱安, 还有社会的舆论。尽管鲁迅没有明说来厦门的目的, 只是说“我来厦门, 虽是为了暂避军阀, 正人君子们的迫害, 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 使有些准备”。许广平对于鲁迅的思想开导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使鲁迅能够真正地解放思想, 不怕流言蜚语以及谎言, 勇敢地对许广平说出“我可以爱”, 也正因为如此, 最后与许广平结为连理。但是这些事情并不影响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以及革命家, 在人格还是雄伟的, 在精神上还是坚韧的。
(3) 同情妇女, 恪守旧道德。鲁迅深深地了解到当时中国妇女的痛苦命运, 对她们的不幸遭遇是非常同情的。在作品《随感录四十》 中写道“:女性本来是没有罪的, 现在只不过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 也只好陪着她做一世的牺牲?”通过鲁迅的这几句话, 能够解读出, 对朱安是有一定的同情的, 认为她自身并没有罪过, 只不过是旧社会的牺牲品而已。第二就是从人类的道德以及良心上来说, 作为男人不应该嫖妓。只能够陪着这无情的婚姻进行自我牺牲。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鲁迅对待婚姻的态度, 因此, 鲁迅就准备“做一世的牺牲”, 对朱安履行“供养的义务”。最后, 当鲁迅乔迁新居时, 原本打算将朱安留守原住或者是回到绍兴娘家, 但是朱安执意不肯, 秉着“生是周家人, 死是周家鬼”的观念, 鲁迅也对此并没有做出反对。这些能够证明其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恪守旧道德的思想。在当时鲁迅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还没有认识到与朱安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从当时情况来看, 他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2. 鲁迅旧式婚姻悲剧的客观原因。中国社会主要以家族为基础, 长期的封建家长制度, 包办婚姻已经习以为常, 父母将子女看成是财产的一部分, 在婚姻世界里, 很少理解子女。鲁迅与朱安不幸婚姻是历史必然, 是封建社会制度以及封建婚姻制度所造成的, 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生活在那个时代, 是无法逃脱这种命运的, 除了鲁迅, 还有郭沫若以及郁达夫, 都有过包办婚姻的经历。
(1) 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封建婚姻制度。作为鲁迅母亲, 当然也不会逃脱旧社会思想的怪圈里, 两人不幸的婚姻其母亲有着很大的责任。鲁迅母亲鲁瑞作为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普通的妇女以及母亲, 思想是难以突破这种局限的。当时的周家是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 祖父是做官的, 在绍兴算是大户人家, 到鲁迅父亲的手里才败落下来。鲁迅的母亲在家听说鲁迅在日本已经和一个日本女子结成夫妻, 这在当时来看, 是绝不允许的, 尤其是鲁迅的母亲不愿意接纳一个外国女人作为自己的儿媳妇,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怕有损周家的名声以及周家的礼面。因为在1899年, 鲁迅就与未曾见面的朱安定下婚约, 在当时, 朱家算是一个有脸面的家庭, 并且朱家的家境比周家还要富裕, 如果允许鲁迅在外胡作非为的话, 就有损周家的家风以及家规, 更是封建婚姻制度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 鲁瑞有着比较强的封建传统观念, 正在此时又丧夫, 鲁迅作为家中的长子, 有责任承担其支撑门庭的义务, 因此, 鲁瑞就希望他早点完婚, 从而支撑其周家门庭。鲁瑞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行为上是错的, 选择理论上“门当户对”的朱家, 朱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还是占有一定地位, 到后期才败落的[6]136。
(2) 周、朱两家的经济关系。在1893年期间, 鲁迅家中遭到变故, 根据各种材料介绍, 已经到破产的地步了, 一个破产的家庭断绝了经济来源, 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 难以维持以后的生活。这些资料或许就成为某些研究者从经济关系这个角度来探索两人旧式婚姻的悲剧性[7]96。鲁迅自己说过“:听人说, 在我很小的时候, 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但是我到十三岁, 遭遇一场变故, 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寄住在亲戚家里。”少年的鲁迅虽然屡屡出没在当铺以及药店之间, 肩负起长子的责任, 但是难以维持家中的支出, 因此, 对朱家求助, 也可能是一些因素。当然这也就是鲁迅母亲为什么这么催促鲁迅结婚的一个重要原因。
鲁迅与朱安的旧式婚姻应该得以结束的, 同时对鲁迅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在后期受到许广平的思想教育, 两人并肩奋战, 感情与日俱增, 最后在信赖, 尊重以及体贴的前提下得以结婚。这种事情如果放在现在, 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 夫妻间没有感情, 本应该分离。 倡导自由恋爱, 自由结婚。过去的包办婚姻不仅对两人有着严重的损害, 同时对整个家庭也是有着较大影响的[8]99。
摘要：鲁迅与朱安的旧式婚姻无疑是历史悲剧, 过去对于鲁迅朱安的婚姻问题一直是避而不谈。本文针对鲁迅旧式婚姻悲剧的主客观原因作出探讨。若有不当之处, 望加以斧正。
关键词：鲁迅,朱安,旧式婚姻,悲剧原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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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悲剧观 篇9
一、两人塑造的悲剧英雄形象的异同
两人塑造的悲剧英雄都是平民英雄。他们都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底层的不可阻遏的伟大的生命力, 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和脊梁。但是, 他们最终都是不可避免的以悲剧收场, 预示了旧中国社会对光明和希望的禁锢和镇压。
鲁迅塑造的悲剧英雄形象是被淡忘和背叛的英雄。鲁迅笔下的后羿、墨子、女娲等人物形象都是被人们淡忘和背叛的英雄。如后羿有为民除害的丰功伟绩, 可是人们早已淡忘, 在那个被误射了母鸡的老婆子心中根本就不曾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而且, 他的弟子、妻子, 都选择了背叛他。墨子力挽狂澜凯旋, 迎接他的不是欢呼和鲜花, 而是人们的漠视, 在《非攻》里鲁迅这样写道“比来时更晦气 :一进宋国界, 就被搜检了两回 ;走近都城, 又遇到募捐救国队, 募去了破包袱 ;到得南关外, 又遭着大雨, 到城门下想避避雨, 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 淋得一身湿, 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女娲等也莫不遭到漠视和淡忘。
金庸塑造的悲剧英雄形象总是无可奈何地被毁灭, 却被纪念的英雄。在金庸笔下, 郭靖、萧峰、陈近南等都是这样的英雄。例如郭靖无论怎样努力, 最终还是在襄阳举家殉难。然而, 人们没有遗忘这位大英雄, 近100年后的元末, 人依然记得这位大英雄, 记得他为驱除鞑虏所做的贡献。金庸笔下的其他悲剧英雄也是如此。他们无力打破悲剧的命运, 但他们都打动了他们身边和身后的人们。
两人塑造的悲剧英雄手法的相同之处在于两个人不但在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英雄的形象, 而且都选择使用正反对比的手法塑造英雄形象。正反对比的方法总是能够突出的表现作者想要表现的东西。鲁迅和金庸总是用可恶可憎的行为和卑污的灵魂来反衬出英雄的伟大和不平凡。例如为了钱而出卖夏瑜的夏三爷, 甘为走狗的红眼睛阿义等卑污的灵魂和夏瑜的伟大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甘为汉奸、认贼作父的杨康和郭靖同样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具有强烈的表现力。
两人塑造的悲剧英雄手法的不同之处在于鲁迅总是用沉重的现实主义方法来塑造的, 而金庸总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塑造英雄。鲁迅笔下的人物是他杂取现实中的种种人所合成的, 但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和出处。正如他自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的那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 往往嘴在浙江, 脸在北京, 衣服在山西, 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说, 我的那一篇是骂谁, 某一篇又是骂谁, 那是完全胡说的。”而金庸则是在中国武侠小说的虚幻的世界里创造符合人们愿望的英雄形象, 这些英雄是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和出处的。
二、两人塑造的孤独者形象有很大不同
1、两人塑造的孤独者形象的种类不同。
鲁迅塑造的孤独者形象是先行的苦闷者和战士, 而金庸塑造的孤独者形象是拥有崇高人格和理想的侠义形象。
鲁迅作品中的孤独者多是对社会有较深洞察的民主主义先行者。他们往往思想进步, 站在时代的前列, 却也因此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和支持, 孤独的前行或者徘徊。孤独的先行者形象在鲁迅笔下反复出现。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到《过客》中的过客等一系列形象都是鲁迅所说的“铁屋”中率先醒来的呐喊者, 他们的遭遇都是独醒者的悲剧。找不到战友的孤独的奋战是痛苦的, 而找不到前进的路更痛苦。正如鲁迅在《题〈彷徨〉》一诗中写的那样“寂寞新文苑, 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鲁迅笔下的这些先行者们几乎都是孤独地徘徊者的形象。
金庸塑造的孤独者都是拥有崇高人格和理想的侠义形象。萧峰、郭靖、张无忌等都是这种崇高的孤独者。他们远远超过了平常人的崇高人格和伟大情怀不为时人所理解, 只能成为孤独者。萧峰反对宋辽两国百姓的民族仇杀, 用生命阻止两国的战争, 但无论宋人还是契丹人都不能接受和理解他。直到死亡他仍然是孤独的, 没有人理解他那超越了民族偏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而郭靖、张无忌的孤独也到了连妻子都不能理解的程度。这是崇高的孤独, 崇高灵魂的孤独。
2、两人塑造的孤独者形象现实意义的不同
鲁迅塑造的孤独者形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能够直接鼓舞那些奋战中的革命者, 唤醒徘徊中的孤独者, 为了中国国民的启蒙和解放,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战。就如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所说的那样“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而金庸塑造的孤独者形象则能在冷漠的社会中温暖人们受伤的心灵, 为他们提供精神家园。他们的现实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鲁迅和金庸作品中都塑造的悲剧英雄和孤独者的形象, 都能震撼人心, 反映作者的创作意图。他们有血有肉, 形象丰满, 是文学画廊中不可替代的那一个。所以, 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金庸作品集》,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4年版
鲁迅的悲剧观 篇10
尽管阿瑟·密勒的戏剧《推销员之死》 (以下简称《推》) 自登场以来即获很大成功, 评论家们对于《推》能否算作悲剧体裁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推》的剧情简单, 主人公也在剧末以自杀而告终, 但一些评论家仍将它排除在悲剧范围之外。《推》已违反了亚氏悲剧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的悲剧因素:根据亚里士多德, 悲剧中的主人公应当是出生高贵, 家财万贯的达人, 比如说底比斯的国王俄狄浦斯。然而, 《推》严重违反了这条亚氏理论重要原则, 主人公威利毫无高贵性可言, 也不属于上流社会。他只是一名同观众一样的普通大众而已。他既不高贵也无英雄气概。根据亚氏理论, 由于威利属于大众的一分子, 他的自杀也不会引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然而密勒在《悲剧与普通人》中明确指出:“我相信, 在悲剧的最高意义上, 普通人和国王一样, 都是适于作为悲剧描写的对象的。”这部戏剧在许多方面都符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规定的悲剧理论, 可以说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悲剧。
2 从《诗学》来分析《推销员之死》
首先, 《诗学》规定: (情节的长度) “另一方面是由戏剧的性质而决定的。) [限度]就长度而论, 情节只要有条不絮, 则越长越美;一般地说, 长度的限制只要能容许时间相继出现, 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能有逆境转入顺境, 或由顺境转入逆境, 就算适当了。”[2] (P36) 也就是说, 悲剧的长短是由它的内容所决定的。如果剧本情节紧凑, 内容已能表达出情节的转换, 那么它就应当是一部好的剧本, 因此戏剧时间的长短不应严格限制在12或24小时之内。《推销员之死》剧情紧凑, 只有两幕和一个尾声“安魂曲”。两幕故事也是发生在一天两晚之间。然而, 密勒通过灵活运用分隔和回闪等写作手法, 向观众们展现了威利的一生和比夫兄弟的成长史。在第一夜, 整个家庭都在为第二天准备着令人激动的计划, 然而到了第二日, 不幸的事情便一桩接着一桩向他们袭来, 最终故事以悲剧告终。整部戏剧结构紧凑, 前后呼应, 很能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关于悲剧时间和长度的见解。
除此之外, 《推》也符合亚氏悲剧理论中的“情节统一”原则。在《诗学》第八章中, 亚里士多德说:“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 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 里面的时间要有紧密的组织, 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 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 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 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2] (P37) 这种整一性在《推》中很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推》清楚地展现出一个家庭从希望跌入绝望的过程。除了时断时续的回忆, 整个故事发展平缓。这个家庭先是制定了一些计划以摆脱他们目前困难的境况, 然而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父亲和儿子分别被人拒绝。希望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对比使得父亲感到无法再承受下去, 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即使作为看似不协调的回忆片段也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背景并起到了解释的作用。每一个部分对于整个剧本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它使得整个戏剧简洁有力, 很符合亚氏悲剧的情节理论。
《推》中的事件发生的很自然。在《诗学》第九章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 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即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2] (P39) 亚里士多德强烈指责“机械上的神” (deus ex machina) , 认为“或然律或必然律”对于悲剧来说是必须的。《推》剧的结尾发生的很自然。威利的自杀是由他的性格和美国社会所决定的。威利总是过度自信, 然而他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他没有指责比夫不应该从学校的更衣室中偷球。他为他的儿子们树立了一个坏的典型:本大爷只不过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商人罢了。威利还认为一个人是否为别人所喜欢对于一个推销员是很重要的。从他在帕克大旅馆见到戴夫·辛格曼之后, 他相信敬重和尊严对于一个好的推销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成为一个推销员可以为一个人赢得名声。但是美国社会证明了他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他无法在年老时只是通过“拿起电话跟买主通话, 连屋子都不出”[3] (P203) 地赚钱。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当他变得年老无用时却发现自己被霍华德辞退了。在他的葬礼上, 没有推销员或买主参加他的葬礼。当然也不会出现象“好几个月之后, 大伙儿在火车上说起他来还掉眼泪。”[3] (P205) 威利的幻觉和美国社会的现实表明威利的梦想必然以悲剧结束。他的自杀不是偶然的, 而是无法避免的。亚里士多德在第九章的结尾处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 不但要完整, 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 那就最能[更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 即偶然发生的事件, 更为惊人, ……这样的情节比较好。”[2] (P40) 或然律或必然律对悲剧来说是必须的。
3 普通大众的悲剧观
许多评论家不认为《推》是一部悲剧, 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主人公不是一位高贵卓越的人, 因此无法激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这种看法不完全正确。密勒有意地选择了一位普通人来作为他悲剧中的主角, 这是因为威利更接近观众的生活和经历。他也要面对现代人都要面对的各种压力:赚钱, 家庭, 工作等等;他的缺点也是普通大众所同有的:孤独, 缺少交流, 这些都是普通观众日常生活中都会碰到的问题。在《推》中, 尽管没有家庭内部的谋杀, 家庭气氛始终还是很紧张的。在第一章中, 比夫和他的父亲就工作问题发生口角。在第二章中, 冲突更加升级, 从弗兰克餐厅父子间的争吵到回家后父母与儿子之间的争吵, 这时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互相争吵起来。尽管威利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的生活和命运与观众更为贴近。当他因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而选择自杀时, 观众们也会感到震惊和害怕, 因为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也是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他们会把威利的失败与自身联系起来。如果说贵族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所关心的话, 那么到了现代, 普通大众则更接近悲剧。《推》的巨大成功证明密勒选择普通人作为他的主人公也是可以激起观众的同情心以至恐惧和怜悯。
尽管《推》并不符合亚氏所规定的高尚人格, 它还是与亚氏悲剧中的许多理论相贴近, 比如说时间长度, 情节统一, 或然律或必然律等等。作为主人公的普通大众更加接近观众更能激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推》作为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悲剧, 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摘要：《推销员之死》打破了古希腊悲剧对主人公的规定, 选择普通人物作为戏剧中的主人公;这虽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给悲剧所下的定义, 但是它在时间长度、完整情节、或然律或必然律等方面是符合亚氏悲剧理论的。这表明《推销员之死》突破传统的悲剧概念, 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悲剧。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亚里士多德,悲剧,普通人
参考文献
[1]Allan Lewis:The Contemporary Theatre, Crown publishers[M].Inc., New York, 1971.
[2]亚里士多德.诗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3]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M].英若诚, 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4]张秉真, 等.西方文艺理论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