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中的人物形象及爱情悲剧

关键词： 婚姻自主 伤逝 摘要 爱情

《伤逝》中的人物形象及爱情悲剧（通用8篇）

篇1：《伤逝》中的人物形象及爱情悲剧

《伤逝》中的人物形象及爱情悲剧

摘要:<<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的几方面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其次是涓生和子君本身的弱点。就子君来说过于依附于涓生是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视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是子君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依附、目标、束缚、悲剧

鲁迅先生的作品《伤逝》描写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有不同的原因。仅从女性视角分析来他们爱情的悲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女性依附于男性，是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以及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篇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小说以手记的形式，以倒叙的方式由男主人公涓生以沉痛悔恨的语气回顾了他和女主人公子君从相识、相爱、同居到分手以及最后子君死亡的整个过程。文章虽说是从男性的角度写起，但从涓生整个的回忆叙述当中，不难看出作为女性的子君在他们爱情悲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他们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再看看祥林嫂，她有反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但是，同样，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的“守节”，虽然她第二次结婚得到了幸福，但她还是怕人家说起，为啥？因为她不“守节”了啊！祥林嫂因为没有守节而受苦，在祝福的声中默默地死去。与其说祥林嫂死于无爱的人间，倒不如说她是死于封建的礼教下，死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受苦于守节，她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地养活她的宝儿。就是退一步来说，假如单四嫂子没有守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可以照顾自己两母子的男人，也许，她的宝儿就不要死掉，就不会那么盲目地相信何小仙的那“长长的指甲”。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

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

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2

其次是涓生和子君本身的弱点。就子君来说过于依附于涓生是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视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是子君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

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

《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我也突然想到了她的死”，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

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4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与“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子君的转变，从原来那个勇敢和坚强的子君变得如此的软弱。一切都是因为她自身性格弱点和传统的思想在她的心中打下 的深深的烙印。在她的眼中除了喂她的小油鸡和阿随之外，就是忙碌自己的家务，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再记得。随后渐渐陷入了小市民的争斗中，为了那小油鸡而和邻居吵开了，为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这样的生活和传统的那些小市民有什么差别？人是会变的，如果停下自己的脚步，不再前进的话，那就变得消沉了很多，记得路遥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才可以活得更充实”，那的确不错，一个人要想活得充实，就要不断的完善自己，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有用的地方——不要像子君那样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无谓的小市民争斗中，那样只会磨灭自己的意志。

但是，子君毕竟是那个沉滞的社会中的一个觉醒者，她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点令所有的人都很受鼓舞。虽然涓生和子君他们的性格都被传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们到底是当时极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成员。

最后，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5，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总之，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他们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涓生和子君本身的弱点是他们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无论如何，他们最终还是冲不破封建礼教的樊笼，还是被旧的樊笼葬送了原本美好的爱情，窒息了宝贵的人生。

参考文献：

1、鲁迅作品选

2、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篇2：《伤逝》中的人物形象及爱情悲剧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四班 范淑媛 20090510434

摘要：《伤逝》是鲁迅作品中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小说中男女主人翁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让读者无不深感惆怅，慨叹不已。对于他们的爱情悲剧的成因，更是众说纷纭。而在我看来这场悲剧是双方性格弱点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涓生的自私自利的性格弱点是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因素。

关键字：伤逝 爱情悲剧 性格弱点

《伤逝》是鲁迅作品中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小说中男女主人翁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让读者无不深感惆怅，慨叹不已。这是一出追求婚姻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却处处碰壁，最终不得不回到起点的悲剧；是一出两个受五四新思想影响而觉醒的年轻知识分子，冲出黑暗冲出封建家庭束缚，得到片刻幸福，而最终又被封建势力束缚的悲剧；“这是一支具有深刻的社会悲剧与性格悲剧意义的歌！”这场爱情悲剧，不仅让我们惆怅、伤感、甚至流泪，同时也激发着更多的人去探究导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我个人浅薄的认为归根掘底这场悲剧是由子君和涓生各自的性格弱点所造成的，当然也有一点封建势力的摧残的因素。最终子君在“无爱的人间死灭”，“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则回到再不会有子君的寂静而空虚的会馆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而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他自己的悔恨和悲哀，为他自己，也为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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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俗物中日渐浅薄的子君

首先来看子君她一开始给认得印象是漂亮、文静、贤淑，而且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响，她总是微笑着听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俗，谈男女平等，谈伊索生，谈泰戈尔，谈 ① 张盛如，康锦屏主编，《鲁迅名篇分类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

雪莱„„”她的思想里有反封建的意识，在与涓生交往半年以后，为反抗胞叔和父亲，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时候她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追求婚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发展到后来我们不难发现她的世界只是一个男人而已。她追求的只是爱，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冲出了封建家庭之后，她只是蜷缩在‘幸福安宁’的小家庭中做起甜蜜的新梦了。”她开始变得没有追求，在俗物中日渐浅薄，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整天忙于做饭，养小油鸡，喂狗阿随。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至于连读书，散步的时间也都没有了。尽管他们的生活日渐拮据，但是她却因为受不住房东太太的奚落而把残饭给小油鸡们。有时还为小油鸡们与邻居暗斗。可见在她的身上仍然残存着封建思想。对于爱情，她似乎只是活在过去，活在回忆里，一遍遍的逼着涓生和她一起温习往事，她似乎想要靠这温习来找寻他们相爱的证据，但是她自己却不知道，爱情就是一把散沙，握得越紧流得越快。在繁琐的家务中，在一遍遍的重温旧课中，她的爱情已经流失。倘使子君是一个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新女性，她可以继续进步，继续读书学习，甚至在涓生忙于写作时可以给他一些帮助，而不至于让丈夫觉得自己是一种负担。如果她能坚强一点，也不至于就在无爱的人间死灭。然而子君的悲剧更多的却是由于涓生的自私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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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私自利，没有担当的涓生

涓生呢，他最大的性格缺点就是自私，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逃避自己的责任，泰勒曾说：“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是我们的生活更缺乏意义，更少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涓生就是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因此，他从没有站在子君的位置上替子君想想，最终把子君推向没有墓碑的坟墓。他打着悔恨的招牌所做的阐述，只能让他自私更加暴露。他追求子君也许只是为了填补心里的某些空白，“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近一年多了。”由此可见他的爱情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逃出寂静和空虚。在追求子君的时候，他期待着子君的到来，希望她来聆听自己的心声，④子君总是微笑着听他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俗，谈男女平等，谈伊索生，谈泰 ②③ 白烨 秦弓：：选编，《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伤逝〉》，人民文学出版社。

魏洪丘主编，《鲁迅小说导读》，第20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④ [加]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戈尔，谈雪莱„„也许这些都本不是子君所喜欢的，否则子君为什么只是微笑呢。自私的他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子君，而且还想当然的认为子君都懂。当子君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无视旁人的蔑视，毅然和他同居后，他却记不清自己那时候是怎样的将自己的爱表示给子君的，在他的心里就只有他自己。然而子君却什么都记得，光凭这一点谁爱得更真就清晰明了。短暂的满足感退去之后，他开始挑剔子君，“我也渐渐清醒的读遍了她的身体，他的灵魂，不过三个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了解子君，他连自己的自私自利都未曾自觉。

至此他们爱情的罗曼蒂克的玫瑰已经完全凋零，子君给他带来的片刻的充实也已经满足不了他。他开始觉得烦腻了，他觉得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然而他并不了解整天忙于家务，养小油鸡，喂阿随的子君也有他的无奈，没有时间读书，没有时间散步那些并不全是子君的错。他只是自私的认为子君变了。他也为子君一遍遍的温习旧课感到厌烦，但是他没想想子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守着眼前的他，她无法找到他爱的证据。辞退书的到来让他感到怯弱，在他自感怯弱的同时他还要把子君也拉入怯懦的行列，以便为自己的怯弱找借口。原来期待子君的到来，为他打破死一般的沉寂和空虚，而今他写不出好稿子，却又把责任推给子君，“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自私自利的他总是趋利避害，总是为自己找借口，生活的窘迫逼迫着他们，为躲避家里的严寒涓生自己跑到图书馆去烤火炉，他何曾想过寒冷同样在摧残着比自己更柔弱的子君。

自私自利，毫无担当的他开始寻找出路，同时也开始转嫁责任。“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为了他自己所谓的生活，他愿意放弃子君，他想他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因为骄傲不与世交往，只要远走高飞，路还是很宽。他无非是想重新结实那些原先为冲破封建势力而疏远的人，这样看来不仅是子君，在他自己身上也还有封建残余思想。他想摆脱子君，但是苦于无法开口，自私的他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于与子君分手，他想“她应该决然离去”，多么残忍，多么可耻的想法，他不但想摆脱子君，而且还不想背自私的罪名。对于生活的压力下涓生做出自私的选择，“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将 ⑤⑥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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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白烨 秦弓：：选编，《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伤逝〉》，人民文学出版社。白烨 秦弓：：选编，《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伤逝〉》，人民文学出版社。⑦白烨 秦弓：：选编，《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伤逝〉》，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个细节无限放大，作为涓生和子君悲剧的主要原因，以印证《娜拉走后怎样》对经济权的强调。其实鲁迅自己在小说中放大的倒并非经济的窘迫，而是涓生应对待（这个字因为误加）经济窘迫的能力和态度。”这个没有担当的男人，自己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子君。他鼓足勇气对她说：“我不爱你了”。就这样为了寻求自身的解脱，他残忍的让子君负着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所谓的人生的路。最终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以“不爱你了”作为分开的理由，先不说这符不符合道德规范。追求婚姻自由，似乎是因爱而走在一起，不爱了，大家好聚好散。“爱”是无法抗拒的力量，“不爱”也是无法抑制的悲剧。涓生深知这一点，当然他也知道子君和他走到一起的勇敢和无畏都是应为爱，只要自己说“不爱了”子君自然会离去。其实这同样是这个自私的人找的借口，从他的忏悔来看，其实他一直也都还爱着子君，只是自私自利的性格使他忘记了该如何去爱。他只是为自己摆脱生活的困境找一个相对合理的借口。而对于子君的死他不是没有预料到，相反他知道一旦自己说出“不爱你了”这几个字，子君“所有的只是他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寒过冰霜的冷眼。”，只是自私的本质使他不会取为别人多考虑一下。而狠心的将她推向死亡的深渊。他的自私也是自己永远处在无边的悔恨和悲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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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爱需要用心构建，爱情本身容不得半点杂质，子君和涓生的爱情中有太多的不得已，然而他们性格的弱点却是导致这场爱情悲剧的最主要的因素。尤其是涓生的自私，让他们这条爱情的路上显得过于拥挤，拥挤得容不下子君单纯的爱。

参考文献：

[1] 张盛如，康锦屏主编，《鲁迅名篇分类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

[2] 白烨 秦弓：：选编，《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伤逝〉》，人民文学出版社。⑧ 郜元宝：《鲁迅精读》，第66——6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3] 魏洪丘主编，《鲁迅小说导读》，第20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

[加]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篇3：《伤逝》中的人物形象及爱情悲剧

文学作品是由感性、模糊的词、句、段组成的, 文本自身的不精确性为读者的阐释和接受提供了较大的空白和空间, 再加上读者自身年龄、身份、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审美情趣、文化视野、鉴赏能力诸方面的差异, 决定经由对“第一文本”的阐释和接受而创造的“第二文本”是千差万别的。此外, 即便是同一读者在不同的时空下对同一篇作品的阐释也是有差异的。但不论“第二文本”如何的“变异”, 它都必须以“第一文本”为阐释和接受依据, 读者不能凭空想象、肆意捏造。否则阐释也就变成了无意义的信口开河。

笔者将借鉴文学接受理论, 从婚姻爱情角度对《伤逝》、《麦琪的礼物》两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文本分析, 进而对两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以期为人们理解两篇作品的文化价值提供新的切入点。

一.女主人公 (子君/德拉) 的人物形象比较

1. 东方女子的贤惠与西方女子的浪漫

“子君”是我国文学大家鲁迅先生于1925年创作的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位成长于中国“五四”时期的有理想、有抱负、渴望知识和进步的年轻女子。她不顾家庭的反对、阻拦, 勇敢地同男主人公“涓生”相爱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家庭专制, 谈打破旧习惯, 谈易卜生, 谈泰戈尔, 谈雪莱……”。面对家庭的反对, 她曾无畏地向世俗喊出“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以相爱为基础, 共同的理想、价值观、人生追求让两个年轻人结合在一起。

子君不辞辛苦地承担起所有的家务劳动, 她快乐着、幸福着, 即使汗流浃背。在子君身上不仅洋溢着年轻女子的勇敢, 还充分地展现着东方女子典型的勤劳、质朴、贤惠的一面。

“德拉”是美国作家欧·亨利创作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中的女主人公。西方人在圣诞节前夕有送礼物的习惯。所以, 尽管家庭收入微薄, 纵使这个月只剩下“一块八角七分”钱, “德拉”还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为丈夫购买圣诞节的礼物, 这恰恰体现了西方人特有的浪漫。

2. 情感交流的缺失与婚姻中游刃有余的情感互动。

“我们在会馆里时, 还偶有议论的和意思的误会, 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 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 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傍晚回来, 常见她包藏着不快乐的颜色, 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曾经追求知识、文化, 乐于交流的子君在经营日常生活的琐事中, 不但不再同爱人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泰戈尔……”, 甚至连基本的交流都越发减少, 尤其当她面对生活的不快时, 不主动地倾吐和表达, 甚至需要爱人旁敲侧击地去打听。在这段婚姻中“子君”和爱人的情感交流是缺失的。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既包括语言层面的、肢体层面的、也包括感情互动层面的。而这些在“德拉”的身上都有有着充分的体现。“杰姆, 亲爱的。别那样盯着我看, 我把头发剪掉了, 因为我不送你一件礼物, 我过不了圣诞节……”, “她抬起迷蒙的泪眼, 含笑对杰姆说:‘我的头发长得多快啊, 杰姆!’接着德拉像一只挨了烫的小猫似地跳了起来, 喊道:‘奥!奥!’”这种敞开心扉的倾吐让读者感受到了女主人公“德拉”活泼、外向、情感表达直接的可爱。此外, 每次丈夫下班回家的时候, “德拉”总要热烈地拥抱他, 并在生活如此拮据的情况下, 不惜剪掉自己珍爱的长发换钱给丈夫购买圣诞节的礼物。凡此种种又让读者体会到了女主人公感情充沛与外溢的智慧魅力。所以, 无论是语言上、肢体上, 亦或是情感互动上, 德拉都做到了在婚姻生活中充分的表达和交流。她和她的丈夫用聪明、勇气送给彼此真挚的感情, 而这种感情恰巧是捉襟见肘生活中使其情感不断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恰恰体现了主人公的智慧, 这也许就是人们把他们视作真真切切生活中“麦琪”的缘由吧。

3. 丧失自我的无助与注重装扮的可爱。

作品中有这样几句话读起来颇耐人寻味, “子君竟胖了起来, 脸色也红活了”, “她终日汗流满面, 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的粗糙起来”, “管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 何况读书与散步”。一个人的“自我”无非包括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 当外在和内在都不再是曾经的“她”时, 这也就是一个人 (子君) 丧失掉了自我的时候。而“德拉”把长发剪掉之后, 拿起烫发的钳子, 在自己的头上烫上了发卷的举动以及“像康奈岛游戏场里卖唱姑娘”的自我评价则表现了其注重外在修饰, 想把最美的一面展现于生活的可爱。

二.男主人公 (涓生/杰姆) 人物形象比较

《伤逝》男主人公“涓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 在西方进步思想浸濡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的知识分子, 他勇敢地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但当面临经济的窘境和家庭责任时, 他无疑又是懦弱的。在家庭经济困难袭来的时候, 他选择逃避、抱怨, 甚至迁怒。他没有带动、指引她的爱人, 与其携手共度。“……其实, 我一个人, 是容易生活的……”“……我觉得新的希望只是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 ——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 然而立刻自责, 忏悔了……。”这样的内心独白使男主人公的自私、懦弱昭然若揭。此外,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他缺乏一种将浪漫有机地融入现实、琐碎的婚姻生活中的能力, 缺少一种使“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能力。例如, 作品中有这样的叙述“可惜是我没有一间静屋, 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 善于体贴了, 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 弥漫着油烟, 使人不能安心做事……”, “加以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生活是由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组成的, 任何人都无从逃避, 而生活的幸福也正来自这种简单与琐碎。乐观地对待, 认真地协调、积极的付出才是有着主观能动性的人承担责任的体现, 显然, “涓生”没有意识到, 更没有做到。

《麦琪的礼物》是双线并行的, 重点写的是妻子给丈夫买礼物的过程。作品中对丈夫“杰姆”的用墨较少, 从“文静而有价值”, “他很瘦削, 非常严肃”的外貌描写到“一根旧皮条来代替表链”, “一向准时回家”, “他只有二十二岁, 就担负起家庭的担子!他需要一件新大衣, 手套也没有”的生活状态的介绍, 再到“我是卖了金表换了钱给你买的发梳……”的惊喜举动的展现, 读者不难感受到作品字里行间流淌着“杰姆”对于家庭责任的担当, 对于自己妻子的疼爱以及对于婚姻生活的浪漫付出。

同样是生活拮据的两对年轻人, 他们的生活状态却是迥异的, 一对厌倦、分离甚至有生命的离世;一对生活得幸福洋溢、快乐无比。从中体现了中西方婚姻爱情观念的区别, 更从一个侧面透视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 两篇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对于当代阅读者婚姻爱情的启示———婚姻爱情需要物质基础;夫妻双方需要情感交流、同甘共苦;女性应该追求在婚姻生活中同男性平等的关系, 而不是丧失自我般的依赖;在婚姻中夫妻双方, 尤其是男性要有维护爱情, 并使其不断更新、生长的能力。

本文抛开社会历史背景, 对《伤逝》与《麦琪的礼物》中男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作了婚姻爱情层面的比较分析。正所谓“一千个读者, 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通过文本细读, 以比较的方式, 对“第一文本”进行分析, 旨在拓宽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视角, 开阔读者分析人物形象的思路, 将文学和当代生活有机的勾连, 让人文知识自然地流淌, 让艺术之美不再高高在上。

参考文献

[1]袁德渠.理性的关怀——从《伤逝》看鲁迅女性主义思想[J].科教导刊 (中旬刊) .2010, (6) :124-126.

[2]沈巧琼.爱情在隔膜中消逝——重读《伤逝》[J].东岳论丛.2010, (1) :101-103.

[3]杜成君《.伤逝》中子君悲剧的主观性因素探寻[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11) :113-114.

[4]滕颖.从子君看“五四”新女性的悲剧命运[J].理论界.2010, (8) :147-149.

篇4：《伤逝》中的爱情悲剧意义

【关键词】个性解放 破裂 个人悲剧 社会悲剧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爱情悲剧小说，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

《伤逝》中的爱情悲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男女主人公当初真挚而又热烈的爱情在主客观因素的夹击下，走向破灭，以失败告终；

二、子君由于爱情的失败而直接导致的死亡。这种爱情悲剧由于掺杂了诸多的社会原因，所以这种爱情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可以说，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下，对具有那样典型性情的涓生和子君，爱情的悲剧结局注定是他们爱情的唯一结局。这样的结局，是客观与主观原因相互杂糅的必然结果。

社会环境对他们自由恋爱的排斥使涓生失业，他们不得不承受起环境和金钱的双重压迫。面对这种外来的打击，涓生是乐观而又坚强的，甚至反而还有一种终于脱出了牢笼的轻松，并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和希翼。涓生不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看作生活的目的或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因而亦就并不太在意或是并不太惧怕这一切的失去。而子君则不然，由于她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视为生活的目的和归宿，视为生命的支柱，因而面对外来的打击，在自由恋爱的追求中曾经大无畏的她胆怯了，虽然她也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全新的。”可那声音“却只是浮浮的”。由于其特定爱情观的作用，涓生在面对生活的变故时不仅不能焕发出原来就难有的自信与刚强，而且更显出了其本来就有的虚伪和自私，他以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似乎子君已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只要离开子君，便可以摆脱窘境，有所作为。他清醒而不乏勇气地认识到：“向着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孤身奋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即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面对生活的困境他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同时冷酷地认为子君“应该决然舍去”，尽管他已经考虑到，子君可能会因此而死去。在涓生看来，这时的子君已然是自己的包袱，他不愿再对子君负责，只想尽快地抛弃她，于是怀念起自己在会馆时的独身生活，并勾起了一连串的抱怨，抱怨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抱怨子君及阿随、油鸡使自己不能安心做事，抱怨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打断自己的构思，其实，这不过是他为自己欲抛弃子君而寻找的借口，充分暴露了他的卑怯与自私。面对生活的压迫，曾持一种浪漫爱情观的涓生在理想破灭后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生活，明白了“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浅显而现实的道理。而曾持一种具在的、渗透着传统妇女心态的爱情观的子君，面对生活的变故及由之而来的其爱情理想物质基础的失去，则胆怯而不知所措，甚至于求助于温习往事和索求温存的自欺。随着生活压迫的加深，她终于“失掉了往常麻木似的镇静……时时露出忧疑的神色来”，这种忧疑，正流露了在理想破灭后子君面对生活的恐惧和茫然。如果说，爱情观的不同使他们的思想情感存在差异和隔膜，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长久地相爱，分离成为一种必然的话，那么，社会的压迫和金钱的困扰则加剧了这种差异和隔膜，并导致他们思想情感的分歧乃至冲突，最终使他们的分离成为事实。在知道彼此已不相爱亦难再相爱的情况下，涓生希望能冷酷而自私地撇下子君在生活的道路上奋身孤往；而失去了作为人生和目的归宿的爱和家庭的子君，则不得不向旧势力屈服，回到旧家庭中，并且随着作为其生命支柱的爱的失去，她的生命亦随之很快地结束了。他们轰轰烈烈充满生机的开始，最终却为凄凄切切的悲剧结局，他们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因为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作为外因诱发了他们悲剧的爱情，而他们不同的爱情观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情感、心态及行为方式，则作为内因决定性地造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因此，他们的悲剧更是他们自身的悲剧。

从以上分析《伤逝》的爱情悲剧的原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个性的解放与自我人格的独立是爱情平衡不可缺少的支柱，而它们的获得需要整个社会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同步发展，否则，爱情与婚姻的美满只能落空；同时，爱情双方只有不断地提升个人的人格魅力，才能维持爱情的热情与新鲜。

篇5：论《伤逝》中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

谢越

（西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08级4班

***）

摘要：

《伤逝》是鲁迅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唯一的一片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它讲述了“五四”时期两个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涓生和子君因相爱而结合，最终却以悲剧而结束，让读者在叹息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美好爱情最终走向了悲剧？ 在认真的阅读和思考后文章给我展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伤逝》 子君 涓生 爱情 悲剧

正文：

小说的主要内容大致是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相爱的过程中，尽管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阻挠，但他们无所畏惧，毫不退缩，子君的态度尤其坚决。面对父亲和叔父的反对，她坚定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靠这种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态度，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而结合，实现了婚姻自主的理想。

但两人婚后的“安宁和幸福”并未维持多久，他们的爱情悲剧恰恰发生在恋爱成功，婚姻自主之后不久。首先来临的打击是涓生被解聘。失去职业后，他们的生计成了问题。虽然他们尝试用其他办法“来开一条新路”，但都没有走通。这使他们的爱情生活蒙上了阴影。加上结婚后，子君以为追求的目标达到了，便日渐沉浸在小家庭琐碎的生活中，不再去上进了，变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甘愿做靠丈夫养活的附属品。实际上，子君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停止了追求。软弱而自私的涓生在感受到婚后生活的平庸和生活的压迫时，只想着“救出自己”，并自欺欺人地把抛弃子君作为自己“向着新的生活跨出去”的第一步，结果是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并未真的跨入新的生活，整日在悔恨与悲哀中消磨着生命。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美好爱情的毁灭？通过对当时时代背景以及人物性格的分析，我得到了以下几点。

一、经济来源断绝

在爱情走向悲剧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巨大经济压力。当涓生和子君同居的消息传到涓生供职的机关，局长为了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很快就把涓生解聘了。丢掉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对涓生和子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生存，涓生偶尔往报社投点稿，或者艰难地翻译点 东西，可是挣的那点钱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把子君养的几只瘦得皮包骨头的鸡都煮着吃了。

在这种情况下，涓生和子君之间的矛盾便显现了出来。子君对涓生的不满化为了冰冷的脸色，涓生对子君的不满化为了厌弃，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忍受生活压迫的痛苦，主要是因为子君，而子君却如此浅薄，连这一点都想不到，只知道拽着他的衣角。涓生冷静回顾过去，反思这大半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第一要义，首先是生活。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没有一定的经济保障，牛奶和面包是不会有的。涓生还发现了与社会相隔离的孤独，发现了孤独者不是强者，但是他又不能战胜这种孤独。为着“救自己”，涓生最终对子君说出了“我不再爱你”的话，最终导致子君在痛苦和寂寞地死去。可见，经济上的压力也是导致他们爱情毁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所说的：“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没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小舟最终在汪洋大海中搁浅，以致沉没。

二、封建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

子君和涓生，从相识、相爱到同居，从始至终都承受着来自封建势力的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等新思想，可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大部分国人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习惯势力依然强大，青年男女的婚姻一般还都是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子君和涓生的来往一开始就遭到父辈的激烈反对，叔父甚至不再认她为侄女；会馆里的“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擦着半瓶雪花膏的小东西”，以及涓生供职之处的局长，等等，全都敌视他们建立的这个新式小家庭。另外，来自于周围人的反对和鄙视也时时刻刻伴随着他们。当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会时时遇上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这些眼光常常令涓生不寒而栗。几个反对的朋友也都陆续和涓生绝了交。结合，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离亲叛众。来自社会的这些不理解、讥笑、轻蔑和反对，使他们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结合之后，他们成了真正的二人世界。子君，整天就是做饭，一日三餐，不再读书、散步，成了与世隔绝的全职家庭主妇。涓生，两点一线，由家到局，由局到家，到家之后，相对无言，只好呆坐着。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人的合作„„„„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人，离开了社会，没有了任何社会关系的涓生，只好孤独地坐着。这样孤立的两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立，“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结果可想而知。

三、爱情基础的薄弱和思想性格的弱点

如果没有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涓生和子君的爱情之舟是不是就会平稳前行呢？细读文本，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作品显示，涓生和子君在失业的威胁尚未到来之前，爱情已经“凝固”。这是因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基础本身就不牢固。比如，两人的文化修养和社会阅历差距比较大。涓生大学毕业，在政府机关工作，文化修养比较高，见多识广，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子君虽然也有点新思想，可和涓生比起来，差距还是很大的。两人当初 恋爱的时候，涓生对子君大谈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伊孛生等话题，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可以看出，子君在涓生面前，只有听的份，并不具备平等对话的条件，实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学生罢了，在子君望涓生的眼神里，充满了被启蒙者对启蒙者的崇拜和仰慕。接下去涓生指着一张雪莱的半身像给子君看，“子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显然是不好意思了。子君实在只不过是一个封建思想依然浓厚又憧憬 美好爱情的少女罢了。至于恋爱半年后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 这样坚决而透彻的语言，实在是涓生启蒙的功劳。在爱情面前，女人往往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是的，在爱情的鼓舞下，子君变得比涓生“透彻、坚强”多了。这种因爱情而膨胀的坚强与无畏，让同样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涓生敬佩不已，以至于看见了不远的将来中国女性呈现出辉煌的曙光。涓生向子君热烈地求爱了。热烈的爱情蒙蔽了他们对彼此的清晰的观照，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子君作为一个个性解放主义者，依然保有深厚的封建思想观念，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束缚。

这样，结婚以后，子君也就又回到了中国旧式女子所走的“女子治内，服侍丈夫”的老路。整天沉湎于家务琐事之中，养了四肢小油鸡，一只花白狗。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更不要说看书了，完全一个家庭主妇，生活圈子也仅局限于二人世界的小家，对社会所知更少。可以想象，他俩在一起能有多少共同语言。小说这样

描写：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俩人还经常耳鬓厮磨，可仅仅三个星期之后，神秘的新鲜感过去了，涓生对子君也有了更清醒、真实的了解，揭去了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真的隔膜的面纱。这时，二人的共同语言渐渐少了，除了相对回味过去，不再有其他新的话题。涓生就有了一种危机感，他对子君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还劝子君读一点书。可子君却依然固我，完全沉浸在做家庭主妇的忙碌里，丝毫没有觉察到二人之间渐裂的感情距离。

就在情感出现裂痕的时候，涓生被解聘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了。接到解聘书的那一刻子君变了脸色，露出了怯弱。这让虽有心理准备但同样底气不足的涓生不禁有所失望。随着生计的艰难，涓生和子君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来大，涓生清楚地认识到子君“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这空虚却并无自觉”，对平庸的子君越来越不满，越来越认为子君是他重新飞翔的累赘，后悔自己大半年来为了这盲目的爱而把 别的人生要义忽略了。爱，已经成为过去，虽然子君又开始了重温过去的课题，想温暖彼此之间的冷漠，但这只能招来涓生的暗笑，加速离开她的步伐。涓生更加坚定了离开子君的决心：要想开辟新的道路，只有分手；丢掉了累赘，自己才能振翅飞翔。涓生终于向子君说出了“我不爱你”的话。子君变色，默然，最终又被父亲领回了家中，在严威和冷眼中死去了，剩下涓生沉浸在悔恨和悲哀之中。子君的遭遇，恰好印证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 中的预言：“娜拉或者也只有两条路：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

回顾两个人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在爱情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作为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争取获得个人幸福，他们彼此鼓励着，依偎着，勇敢地向封建势力展开了挑战，家庭的束缚、社会的非议被他们置于脑后。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爱情。但是随着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涓生在孤独支撑中，自私、卑怯的心理膨胀了起来。“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活还宽广得很。”子君成为了他的累赘，尽管他也想到离开子君，会导致她死去，但还是在分手时自欺欺人地说出：“„„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于你倒好得多„„”可以看出，在生存危机面前，涓生为着求生，是多么自私、卑怯。从这些分析来看，他们的悲剧也是自身的悲剧。

《伤逝》深刻的艺术描写告诉人们，个性解放在当时只是知识分子觉醒的起点，但是如果不超越个性解放思想的水平，并且把视野扩大到社会解放上去，他们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仍然是渺茫的；如果社会经济制度不改变，即使争取到个人幸福也是很容易失去的。当然，争取到自由婚姻个人幸福之后，还要向更高的理想境界奋斗，否则，爱情幸福依然会失去。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有力地说明了这些。

参考文献：

篇6：试分析《伤逝》中的婚恋悲剧

摘要：“五四”退潮后，作家们对“五四”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审视与反思，鲁迅的《伤逝》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涓生与子君的婚恋悲剧反映了“五四”个性解放自身的困境，表达了鲁迅对盛行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时代思潮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关键词：启蒙式恋爱婚姻生活幻灭的悲剧

《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正值“五四”退潮时期。激情狂热退却后，作家们开始了对“五四”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时代思潮冷静客观的审视与反思。“五四个性解放集中反映了现代个性意识的时代本质，表现了现代个性的自我觉醒的过程和唤醒民众的使命感„„个性解放从要求恋爱自由发端。”[1]而当这种极度理想化的恋爱自由、个性解放遭遇现实的壁垒，就会暴露它的虚妄与启蒙者自身的缺陷。《伤逝》即通过涓生和子君的悲剧表现了这一反思。

一、先天不足的启蒙式恋爱

“五四作品中恋爱的主人公，如涓生和子君，他们大多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未婚男女青年。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反封建思想和相互理解和信赖的基础上的。这种真挚的爱是出自觉醒了的个性对正常的自然的人生权利的追求，有着鲜明的反封建主义。”[2]毋庸置疑，涓生与子君的感情出于共同的反封建立场，但他们的恋情缺乏一种相互理解的信赖，而且恰恰是这种理解的缺乏造成了这段恋

情的先天不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

首先，“身份”的不平等。这里的“身份”并非指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是涓生与子君相遇相恋时角色的不平等。显然，作为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涓生自然地担当起了高高在上的启蒙导师的角色，子君则是有待启蒙与唤醒的他者。这种潜在的师生关系，使他们相恋时无法冷静、深入地了解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角色剥落后那个鲜活真实的自我与彼此。在婚姻的日常琐屑中，慢慢显现的真实的自我在彼此眼中成了不堪忍受的陌生人。其次是，恋爱心理的不纯粹。涓生选择子君不能排除自我空虚的因素，“在这一年前，这寂静和空虚时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3]。失去子君导致了现在的空虚，一年前又何尝不是因为空虚而期待着子君的到来。子君接受了自己的启蒙，走向了觉醒的反抗，这证实了启蒙者的“启蒙力量”。子君的觉醒实现了涓生启蒙思想的对象化，使他心理上产生了男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这是涓生的恋爱触发点。而子君则对涓生的启蒙心存感激与崇拜。在反封建的激情感召下产生的情感共鸣，使她抛却必要的理性思虑，毅然地爱上了这位启蒙导师。生活在个性解放的狂热时期，子君抛却必要的理性也是自然之事，而迷失理性的后果却不容乐观。细读我们发现，二人的沟通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存在着一个“第三者”——“启蒙”。“谈家庭的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这样的宏大话语取代了恋人的私人性谈话内容，必然阻碍两人的真正了解。同居之前他们或忽视或意识不到，但“不过三

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阂了”[4]。对于涓生如此，对于失语状态下的子君亦如此。与其说他们是互相了解的恋人，不如说他们是启蒙战壕里的亲密“战友”。

涓生和子君在这样的启蒙基础上恋爱，其感情基础非常薄弱。爱情的先天不足给这段婚姻生活埋下了隐患。

二、难以维系的婚姻生活

“娜拉”离家出走这个问题走向了他们的婚姻，他们婚后不久就面临着如何才能长久幸福“走下去”的问题。启蒙式的恋爱面对婚后生活的日常琐屑暴露出了它的脆弱与虚妄。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对于涓生和子君而言，婚姻简直是精神的地狱。他们的结合没有得到亲人朋友的祝福，反而遭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对与嘲讽，这里有子君威严的父亲和胞叔，有因嫉妒或胆怯相劝的朋友，有托词拒绝的房主人，有耻笑的房东太太，这些声音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尽管开始“她（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的缓缓前行。坦然入无人之境”，因为这时反对的力量尚未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后，涓生无辜被解雇，家庭失去经济来源，“转眼去瞥他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谓的子君这么显著的变化。”比精神压力更大的是，涓生的失业使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着。”如果连生活都无法维持，何谈爱情，尤其是对涓生和

子君这对感情基础薄弱的恋人来说。如果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他们还有希望慢慢了解对方以巩固感情，但是一旦失去生活保障，现实的生存压力迫近，之前隐藏的个性冲突与矛盾必然会暴露。“仅仅是启蒙的方式是不够的，要建立在充分的物质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解决起码的生活问题无论是对觉醒的启蒙者还是麻木的民众都是必要的，然而这又是思想启蒙办不到的。”[5]经济基础对涓生和子君这对失去社会支持的夫妻来说尤为重要，一旦失去就意味着他们婚姻的破裂。这就注定了子君的命运“因此只得走，可走了以后却有免不了要堕落或者回来。”[6] 笔者认为，这段婚姻终结的最重要原因是彼此的隔膜使他们不能在生存困境中相濡以沫。显然涓生要承担婚姻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伤逝》中，那个叙述者尽管虽然满心悔恨，却没有在道德上，感情上公平对待他抛弃的子君。”[7]结婚的新鲜感消失后，他告诫子君“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言外之意是告诫她不要被世俗的事情拖累，专注于养鸡养狗，涓生根本没有考虑子君此时的心理境况。西蒙娜·德·波伏瓦指出：“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故意对某一领域视而不见，所以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性的生活经验。”[8]按照女性主义的思想理解，正是这种男性中心意识使他难以接受子君的女性世界。他虽然主张男女平等，生活中却不能忘怀自己启蒙导师的身份，没能平等的对待与深入的了解子君，子君的生命体验成了这个骨子里的男权中心论者的盲点。《伤逝》是涓生对子君的忏悔，但却总不忘为自

己辩护，恰是这辩护指认了他在这场悲剧中应负的责任。家庭陷入经济困难时，他对同样身处窘境的子君没有安慰，反而是精神的虐待与言语的暴力。“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这种指责与他“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着”的唱调何其相悖。“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那么子君忍受着生活的压迫苦痛是因为谁呢？既然是夫妻，更准确说是战友，就不应该说出这无情的话。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对于自己信仰的结果要付完全的责任”[9]涓生的一句“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就弃子君于不顾，尤其是当他已然预想到这会导致子君死亡时，就更加暴露了他的卑劣与自私。启蒙者应该反思：在反对男权中心的封建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的时候，自己是否仍受其影响，甚至无意中充当了他的帮凶。几千年传统思想造就的文化心理上的糟粕是难以彻底根除的。

三、反思悲剧的根源

有论者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过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根源，“长久以来由于男性霸权的存在，剥夺了女性的自主权和话语权，使得两性之间产生隔阂而难达到精神上的沟通交流。双方只能寂寞的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中。”[10]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子君在争取到的自由恋爱结成的婚姻生活中仍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权利与足够的解放。她只是生活在涓生建构的新话语霸权下，一个从父权制家庭走到夫权制家庭的女性也谈不上解放。但笔者认为以男性霸权解释这场悲剧是不够的。

五四时期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有19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有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启蒙者据之以宣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专制，呼唤人的觉醒。然而“五四那一代人对于西方思潮的把握虽然尖锐，却又是浮光掠影，未经真正消化的，是热情匆忙的运用多于冷静理性的思考于理解的，过分情绪化构成五四人的觉醒的基本弱点”[11]。这种对西方文化缺乏理性审视、过度情绪化的肤浅理解最终导致了启蒙者自身的缺陷，酿成了悲剧。的确，“无论是觉醒者的悲剧，还是不觉醒者的悲剧，都和无比坚固的封建专制制度直接有关。”[12]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涓生与子君的悲剧中暴露的启蒙者自身的弱点与缺陷。他们对启蒙的真正意蕴与践行中可能遭受的困境缺乏理性的审视，充满理想化色彩的理解，当遭遇到现实的壁垒就不可避免的走向溃败。加之，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与不能彻底摆脱的封建传统思想，涓生与子君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对这场悲剧的反思也正指向了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反思。注释：

[1][2][5][12]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第58页，第50页，第56页。

[3][4]鲁迅：《鲁迅经典作品集——伤逝》，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244页。

[6]鲁迅：《鲁迅经典作品集——娜拉走后怎样》，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7][美]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8][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第二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9]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二卷，第三号。[10]曾琪：《关于中子君形象的探索》，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篇7：论《伤逝》的爱情悲剧

一、爱得辛酸。

涓生与子君的初恋是在“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破窗败壁, 房内是一张挨窗的方桌和一张靠壁的板床, 可谓简陋之至;在这简单陈旧得让人落泪的地方, 一位勇敢追求恋爱自由的年青女性走来了, 她那“苍白的圆脸”和“苍白的瘦的臂膊”意在告诉人们:她本该是一位白净美丽的姑娘, 但她的生活条件并不能满足她正常的生理需求, “苍白”和“瘦”都是营养不良的表现。子君的肖像几乎成了上个世纪初普通人生存状态的缩影, 吃不好, 甚至吃不饱。她穿的也很简单, 布的有条纹的衫子, 玄色的裙。她不顾叔子的反对, 蔑视“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等世俗偏见, 与涓生相爱。但缺乏物质保障的爱注定又是短暂的, 这正如子君答应涓生的求爱后表现出来的脸色, 一种由青白变成的绯红, 这是一种“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 幸福仅存在于一瞬间, 这样的爱自然就包含着无限的辛酸!

二、活得艰难。

涓生与子君可以无畏地面对讥笑、猥亵和轻蔑, 但他们很难跳出贫困的魔掌。

首先是住。俗语云:日求三餐, 夜求一宿。无安身之所, 幸福便荡然无存, 涓生与子君属于“无房族”, 在那个时代, 没有首付按揭购房 (即使有他们也买不起) , 没有公共廉住房, 也没有公共廉租房, 因而用涓生的话说:“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看了二十多处, 终于租到一个暂且敷衍的处所。然而这种只能蜗居的小屋已用掉涓生筹款的大半, 子君也几近倾其所有, 足见其艰辛。

其次是忙。同居后的子君日夜操心, 终日汗流满面, 短发都粘在脑额上, 一双手变得粗糙起来, 神色凄然;劳动不是她自觉的一种需求, 而是成了折磨她的身心但又必须进行的魔咒;涓生丢掉公职之后他们的忙更是拼命的挣扎。一份停职通知让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 涓生拼命找活干, 拼命地来干活, 子君为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奔忙, 吃了筹钱, 筹来吃饭, 这样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的婚姻能延续下去吗?

三、离得凄凉。

涓生失去局里的抄写工作, 一个无畏的子君开始变得较为怯弱, 她的脸上的红润永不再现!在黯淡的灯光下, 涓生看到的子君常常是凄然的神色, 伴随在子君身边的吃饭状况的变化就时刻警示着她不幸的逐渐临近, 刚同居时他们尚且能求得温饱, 可是一旦涓生没了工作, 家中便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此时他们到了想做牢笼之禽鸟而不得的处境。就业门路狭窄, 社会经济萧条, 更不要说到哪去领失业救济金。于是吃上顿愁下顿, 涓生常常吃的是冷菜冷饭, 有时竟都还不够, 于是杀掉其实都已很瘦的油鸡。没有了起码的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 他们恋爱时表现出来的追求独立自由的新时代精神便荡然无存, 一切都似断线的风筝, 消失在无尽的远方, 可怜的、狠心的涓生从谈《诺拉》、《海的女人》引入分离的正题, 最终道出了绝情之言———

我老实说罢:“因为, 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

四、死得无言。

死亡是人们在生存的抗争中作出的最后一个选择, 这一抉择对人类心灵的震撼之深, 是其他任何一个选择都无法比拟的, 子君死得无声, 但此时无声胜有声, 她的死有对社会的控诉, 有对人们冷淡麻木的批判, 但更重要的, 是让人们懂得一个天经地义但又常被忽视的道理:作为高等动物的人, 吃饭、穿衣、住宿是生活第一要著, 人必生活着, 爱才有所附丽, 盲目的爱只能以悲剧收场!

人类社会至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尚未脱贫, 他们难以生活着, 他们的爱就无所附丽, 这世上便会继续上演千千万万个各各不同但又似乎相同的婚姻悲剧。社会便出现不安和动荡, 因此, 千方百计改善民生, 把民生放在第一位, 这决不能只是讲在会场上, 写在纸片上, 而必须是真正落实在实际生活中。普天下百姓生活确实好了, 社会才能真正稳定, 国家才能真正发展。

最后笔者改用雨果在《悲惨世界》序中写的一句话结束全文:

篇8：《伤逝》中的人物形象及爱情悲剧

关键词：子君,刘巧珍,男性视域,爱情困境

一、绪论

子君和刘巧珍分别是《伤逝》和《人生》中塑造的两个形象鲜明、具有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两者生活的年代并不相同, 个性也千差万别, 子君是“五四”时期具有初步觉醒意识的城市新女性代表, 而刘巧珍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初期对未来理想生活朦胧向往的农村姑娘, 但其共同点是在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代背景下, 上演着同样的爱情悲剧———被所爱的人抛弃。使人禁不住要问: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生命的必然?子君和刘巧珍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和乡村两个领域内女性追求独立爱情的代表, 分析两个人在男性视域下的爱情困境, 可以看出男性视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有历史延续性的, 也是不分地域的。受男性视域的影响, 许多作品中女主人公追求爱情境遇, 都经历了追寻—挣扎—失望的过程, 她们向往的男女平等独立自由的爱情和婚姻根本得不到认同, 她们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备受失落与挫折, 不是妥协就是放弃。子君和刘巧珍这两个可爱而又可悲的跨时代的“姐妹”, 她们都曾以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呐喊过、追求过, 可最终在巨大的、无所不在的男性视域下, 难以走出爱情困境。

二、作家:不能超越男权主义的樊篱

以男性为主要表现对象, 这在中外小说史上都是习以为常之事。自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 男性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 都是理所当然的中心人物, 女人只能是“第二性”。在男权话语的控制下, 女性的社会经验、价值观念处于被遮蔽和漠视的地位。

贾平凹曾说:“男人们的观念里, 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 这观念女人常常不说, 女人却是这么做的。”或许作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以男权为中心来进行创作, 只不过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不可能完全摆脱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的影响。鲁迅的《伤逝》和路遥的《人生》都是如此, 子君和刘巧珍是作者的艺术想象创造。在想象的过程中固然也反映现实中女性的状况, 但这种反映一经作家心灵的折射, 就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迹, 隐含着作者的男性话语, 而且可能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有这种倾向。很多作品表明作家自身情感经历会潜移默化地主导小说爱情关系处理, 影响作家小说爱情叙事。小说中的两个男性主人公身上融入了作家自身的生活、情感、观念等因素, 有时他们的视野与思想往往与作家有着某些方面的相近与切合之处。

鲁迅有过两次婚姻的经历, 一次是奉母命娶极传统的女性朱安为妻, 婚后仅四天就返回日本了, 夫人朱安一直在痛苦的期待中耗费着自己的青春。鲁迅为了母亲, 竟然牺牲了朱安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幸福, 这在人性上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何等的残忍。另一次是与新女性许广平的相爱, 当许广平提出和鲁迅公开同居计划后, 却被他“分头苦干两年, 挣足可维持半年生活的积聚”为由拒绝了。事实上, 鲁迅的两次婚姻最终都是唯自己的意识为上。对于朱安的冷酷, 对于许广平的推诿, 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鲁迅观念中的男性意识。

路遥是一位深受农村传统文化熏陶的男性作家, 个人的爱情经历艰难而曲折, 情感体验复杂形成了他以男权为意识的爱情观。“城市漂亮女性+乡村有志青年”的爱情故事模式设置原因在于路遥内心深处以获得城市女性的爱情为自己生命有价值的证明, 从而克服自己因自身乡村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 获得生存自信。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下, 路遥小说乡村中的男性都被城市优秀女性环绕。温顺的刘巧珍出场后, 作家又安排了高加林被城市女性黄亚萍所爱, 这样的爱情叙事设置的背后是路遥对自身爱情和婚姻悲剧升华的需要, 以此来证明自己富有功利性爱情观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作为一个对于女性悲惨命运寄予无限同情的作家, 鲁迅是不欣赏涓生的行为;但作为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作家, 鲁迅又完全理解并原谅涓生的选择。涓生的价值选择是以自我的存在为前提的, 与子君的结合, 对子君的抛弃, 都出于他对自我的坚持。鲁迅通过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表明了自己的妇女解放观:个性解放并不是妇女解放的终极目标, 经济独立在妇女解放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一段的爱并不会自然地天长地久, 直到白头偕老。鲁迅让男性涓生嗫嚅而明确地告诉子君:“人必须生活着, 爱才有所附丽!”结果真话送了子君的性命。既同情子君, 又理解涓生;既同情子君, 又难以指责涓生的背弃行为。鲁迅选择以涓生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情感悲剧, 可以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男性作家看待女性、对待情感的角度。

路遥作品中才子佳人模式是受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影响, 显示了女性对男性物质与精神的依附。《人生》是典型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 高加林作为农村知识分子, 眼界开阔, 富有才华, 勇于幻想;巧珍又是如此的美貌, 具有路遥笔下的女主人公通常具有两种截然不同却又一脉相承的品格:品格美好纯洁、充满理想。巧珍盲目的大胆主动、投怀送抱正迎合了高加林急于摆脱精神苦闷的需要, 爱情就这样开始了。当才子佳人又一次以始乱终弃的悲剧性结局划上句号时, 作家竟然让巧珍怨而不怒, 哀而不伤, 而且表现出对负心男子的宽容和理解, 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又一次显现了封建男权意识对女性的规范和苛求。作家对高加林的困惑和痛苦进行了展示, 但叙写中的同情还是显而易见的, 可见在路遥看来, 男人为了事业牺牲爱情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举。

三、男主人公:对女性的规范和苛求

这两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涓生、高加林作为知识分子, 都不满现实生活, 感受到环境的不自由, 有改革社会现实的愿望, 有美好的理想, 但是这种愿望和理想跟现实有严重的冲突, 在对生活出路感到迷茫时, 是甜蜜的爱情给他们丰富而敏感的灵魂极大的安慰, 然而在传统男权思想下意识支配下, 他们爱自己心中抽象的价值更甚于那些可爱勇敢的女性, 对女主人公提出既要有贤妻良母的规范, 又要脱离生活做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

在爱情未确定之前, 涓生和子君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 “破屋子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 谈家庭专制, 谈打破旧习俗惯, 谈男女平等, 谈易卜生, 谈泰戈尔, 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着点头, 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涓生有意无意地认为自己要比子君高明一些, 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刘巧珍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意之前, 高加林却对刘巧珍没什么感觉。马栓去相亲回来路遇高加林, 马栓说起巧珍, 这是刘巧珍第一次出现于高加林的知觉范围内。高加林对巧珍与他人相亲之事无动于衷。水潭边, 鼓足勇气的巧珍送甜瓜给高加林, 高加林也爱理不理。这种设置的不平衡, 说明高加林是在一种混沌茫然的心境下承受了突然降临的爱情。高加林对巧珍的爱多方面是因刘巧珍美丽多情的吸引, 对巧珍善良、大胆的义举的感激而萌发的, 并非意趣上的志同道合而产生的, 这个时候他与巧珍的爱情其实只是妥协的平衡, 已为这场爱情悲剧埋下了一颗不幸的种子。

子君把婚前对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追求融为对丈夫、对家庭的爱, 操持家务, 照顾涓生, 并以琐碎的辛劳表达对涓生的爱意。然而涓生却像个被惯坏的孩子, 对她的照顾和爱意已心生厌倦, 渐渐流露出对子君的不满, 其实涓生就是这样脱离现实而一味追求浪漫的, 他期望子君从繁忙的家务中解脱出来, 他们能够依然如在热恋中一般读书、谈天、散步。他所爱的是一个超然的飘忽的女子的幻影, 那似乎不是一个在具体时空里的一个具体的女人的真实面貌。高加林从来就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 一直渴望着离开这贫瘠落后的地方, 有“联合国也想去”的狂想, 然而当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的精神上极度苦闷的时候, 他没有考虑清楚文化的差异, 茫然接受了巧珍向他表达的爱意, 进城后春风得意的高加林开始了一轮新的梦之旅, 他对爱人的标准要求上升到了进行精神对话的女性。

在热恋时, 涓生似乎很尊重子君的个性与人格, 其实他的表现却又希望子君时时刻刻以他为中心, 同居后爱的激情慢慢归于平淡, 在冷酷的现实逼迫下, 他把坠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 认为是子君拖累了自己。他以“真实”和“虚空”的灵魂肉搏掩盖男性的虚伪和卑怯, 最终自私的本性让他把子君推开, 好让自己不会有“一同毁灭”的担忧。在那个年代, 一个男性都被逼得无路可走, 有什么奇迹让子君绝处逢生呢?子君的“新路”只是涓生的为自己开脱罢了。

高加林面对漂亮的“现代派”姑娘黄亚萍的突然求爱, 感觉自己被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不但是作出爱情对象的决定, 而且是作出关系到自己一生命运的抉择。为了谋取个人今后更大的发展, 高加林权衡了利害得失, 经历了心灵的激烈搏斗, 还是决定和那个即将转业到大城市的县武装部部长的女儿一起远走高飞, 这里高加林又把来自亲人和舆论的责难及其良心的发现全部否定了, 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 人生的含义终于被错误地曲解了。

四、女主人公:丧失和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和机会

“女性的情感、生命的实现终究有赖于语言的实现, 没有语言的呈示, 没有话语的权力, 女性本体的种种欲望只能处于黑暗的遮蔽状态”。两部故事中女主人公在爱情遭遇危机时, 剩下的只是在话语上的无奈和悲凉。两篇小说的共同之处是都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 情节安排上都是男女热恋逐渐平静后, 天使在男主人公的视阈中发生了变化, 从而引起男主人公的不满与厌倦。

子君的内在依附性人格造成了她在爱情面前的不利地位。子君以为争得了同居的权利, 就获得了一切, 于是安于平庸的生活, 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丧失自我的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操持生活的家庭主妇, 以涓生为生活的全部中心, 失去了涓生的爱, 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 独自负荷若虚空的爱的重担, 走完人生的长途。刘巧珍一直战战兢兢地守护着这份爱情。她的恐惧不仅仅是由于她知道高加林始终想挣脱农村, 更主要来自于依附性人格。依附人格导致了她对自我的轻视, 使她在行为上温良恭顺, 以高加林的意志为意志。在高加林面前, 巧珍唯一的自信就是“她知道她有别的姑娘很难比的长处:俊”, 这唯一的自信又无情地暴露了依附性人格, 让女主人公已经不自觉地沦为男权文化的实践者。

子君在男性意识地压迫之下造成了严重的失语, 子君也可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出来的新女性, 她的勇敢, 她的冲动, 足可说明她绝不是沉默寡言的平庸之辈, 受男权意识控制, 但她表达自己的权利被涓生或软或硬地剥夺了, 她大多时候只能选择沉默。在《人生》整个爱情故事中, 巧珍就像一只招之即来, 挥之则去的小鸟, 她的情感、意志已完全被男人控制了, 也存在失语现象。而没有共同语言的爱情, 预示着无论结合, 还是分手, 都难免是悲剧。

五、结语

在男性视阈中“爱和事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虽然男主人公都希望爱和事业融合, 都希望婚后的生活依然充满着诗意充满着浪漫, 在男主人公看来家庭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都可以被忽略, 他们不理解女人天性容易沉浸于世俗琐碎中, 而加以宽容地看待, 在男性视阈中, 女性这些合情合理的作为却被视为不合理的了。子君和刘巧珍的悲剧让许多女性感同身受, 直至当代, 许多中国女性仍在负载着传统的重负, 在用心建造自己温馨和美的小家庭时逐渐地、无知觉地失去了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本文希望通过对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揭示, 启示现实生活中的人, 特别是女性正确对待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 在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夹缝中, 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困境中努力探索自己的生存之道, 从平庸、盲目的依附中解脱出来, 从而使自己在完美健全的人性发挥中得到平衡和安宁。

参考文献

[1]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三联书店, 1996.

[2]杨剑龙.男性视域中的女性关照——读鲁迅的《伤逝》、叶圣陶的《倪焕之》[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5) :3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