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结构（精选十篇）
实质结构 篇1
计算机的应用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高速度、大容量、大吞吐率。下面简要分析下几种档次的计算机的特点和发展历程。
巨型机又称超级计算机, 它是所有计算机类型中价格最贵、功能最强的一类计算机, 其运算速度快、存储容量大, 配有多种外部和外围设备及丰富的、高功能的软件系统。号称国家级资源, 多用在国家高科技领域和国防尖端技术中。近期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首批设备调试工作结束, 已开始重点客户的试用。它是国内第一台也是唯一一台千万亿次计算机。我国也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能够研制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现代巨型计算机, 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实现技术上看, 并行处理是巨型机技术的基础。为提高系统性能, 现代巨型机在系统结构、硬件、软件、工艺和电路等方面采取各种支持并行处理的技术。数据类型为便于高速并行处理, 中央处理器的数据类型除传统的各类标量外, 都增加了向量或数组类型。向量或数组运算的实质, 是相继或同时执行一批同样的运算, 而标量运算只处理一个或一对操作数, 故向量运算速度一般比标量运算速度快得多。硬件结构现代巨型机硬件大多采用流水线、多功能部件、阵列结构或多处理机等各种技术。流水线是把整个部件分成若干段, 使众多数据能重叠地在各段操作, 特别适于向量运算, 性能-价格比高, 应用普遍。多功能部件可以同时进行不同的运算, 每个部件内部又常采用流水线技术, 既适合向量运算又适合标量运算。巨型机主机由高速运算部件和大容量快速主存贮器构成。由于巨型机加工数据的吞吐量很大, 只有主存是不够的, 一般有半导体快速扩充存贮器和海量 (磁盘) 存贮子系统来支持。对大规模数据处理系统的用户, 常需大型联机磁带子系统或光盘子系统作为大量信息数据进/出的媒介。
大型机运算速度一般在100万次/秒~几千万次/秒, 字长32位~64位, 主存容量在几百兆字节以上。它有比较完善的指令系统, 丰富的外部设备和功能齐全的软件系统。近年来大型机采用了多处理、并行处理等技术, 其内存一般为1GB以上, 运行速度可大300~750MIPC (每秒执行3亿至7.5亿条指令) 。大型主机和巨型机即超级计算机的主要区别:a.大型主机使用专用指令系统和操作系统, 超级计算机使用通用处理器及UNIX或类UNIX操作系统 (如linux) 。b.大型主机长于非数值计算 (数据处理) , 超级计算机长于数值计算 (科学计算) 。c.大型主机主要用于商业领域, 如银行和电信, 而超级计算机用于尖端科学领域, 特别是国防领域。d.大型主机大量使用冗余等技术确保其安全性及稳定性, 所以内部结构通常有两套。而超级计算机使用大量处理器, 通常由多个机柜组成。e.为了确保兼容性, 大型主机的部分技术较为保守。大型机体系结构的最大好处是无与伦比的I/O处理能力。虽然大型机处理器并不总是拥有领先优势, 但是它们的I/O体系结构使它们能处理好几个PC服务器放一起才能处理的数据。大型机的另一些特点包括它们的大尺寸和使用液体冷却处理器阵列。在使用大量中心化处理的组织中, 它们仍有重要的地位。
小型机是指运行原理类似于PC (个人电脑) 和服务器, 但性能及用途又与它们截然不同的一种高性能计算机, 它是20世纪70年代由DCE (数字设备公司) 公司首先开发的一种高性能计算产品。小型机具有区别PC及其服务器的特有体系结构, 还有各制造厂自己的专利技术, 有的还采用小型机专用处理器, 比如美国Sun、日本Fujitsu (富士通) 等公司的小型机是基于SPARC处理器架构, 而美国HP公司的则是基于PA-RISC架构;Compaq公司是Alpha架构, 小型机使用的操作系统一般是基于Unix的, 像Sun、Fujitsu是用Sun Solaris, HP是用HP-Unix, IBM是AIX。所以小型机是封闭专用的计算机系统。使用小型机的用户一般是看中Uni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专用服务器的高速运算能力。由于小型计算机的到来, 新型大型机的销售已经明显放慢。在电子商务系统中, 如果数据库服务器或电子商务服务器需要高性能、高I/O处理能力, 可以采用大型机。小型机不仅仅是低价格、小规模的大型计算机, 典型的小型机运行UNIX或者象MPE、VEM等专用的操作系统。它们比大型机价低, 却几乎有同样的处理能力。例如:HP的9000系列小型机几乎可与IBM的传统大型计算机相竞争。在高端小型机一般使用的技术有:基于RISC的多处理器体系结构, 兆数量级字节高速缓存, 凡千兆字节RAM, 使用I/O处理器的专门I/O通道上的数百GB的磁盘存储器, 以及专设管理处理器。
微型机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关键在于、微型机是一种高度自动化的、能进行快速运算和逻辑判断、具有大容量记忆能力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电子装置。通过三条总线 (BUS) 一控制、地址、双向数据总线, 将远控 (CPU) 、主存贮器 (RAM、ROM) 、接口连接起来。中央处理机 (简称远控或CPU) 包括运算器和控制器。运算器负责对数字信息加工, 实现算术运算、逻辑运算及信息传送。控制器是全机的指挥中心, 负责对控制信息进行分析后, 发出各种操作控制信号, 保证各部分协调的工作。主存贮器 (又称内存贮器) 的功能是存贮数字信息 (程序和数据) , 是一种证忆装置。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 微型机都采用半导体存贮器。组成微型机的设备, 能看得到摸的着的实体, 通称为微型机的硬件。
各个档次的计算机发展趋势是不同的。大、巨型机趋势是研究新的系统结构, 组成技术, 并推广, 向通用结构发展。一种新的系统结构的诞生, 往往以硬件为标志, 它的发展和成熟, 是以配套的系统软件和应用为标志的, 一旦这种系统结构不能满足应用的需要, 这种系统结构就不会作为主流的系统结构存在了, 新的系统结构将代替它。而中、小、微型机趋势是保持价格基本不变, 提高性能;保持性能基本不变, 降低价格。
从以上的分析和40多年来计算机系统结构的进展, 我们可以发现, 计算机系统结构的组成就不只表现在巨、大型机上, 而且在中、小、微型计算机中也越来越多的被采用, 应用的领域也从高科技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同时还包括技术和性能上的“下移”。即可以理解为一个时期内的巨型机到下一时期可能成为一般的计算机;一个时期内的巨型机技术到下一时期可能成为一般的计算机技术。
参考文献
[1]李硕.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综述.
三大改造的实质 篇2
三大改造的实质是什么
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农民已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已处在消灭的过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已基本结束。通过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三大改造的实质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质与途径 篇3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信息；知识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7)01-0031-05
The essence and path for structural change of dual economy
WANG Jing-an1， LAI Jing-sheng2
(1. School of Business，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3， China；
2.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W.A. Lewis pointed out that dual economy is the basic economic na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angle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ll of economic system，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s are the device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s production， collection， delivery and use， the key to 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ce of the capabilities and efficiencies of the production， collection， delivery an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different areas. Thus， how dual economy develops and changes completely depends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capabilitie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these areas.
Key words：dual economy； structure change； information； knowledge
一.二元经济理论：进展、批评与视角转换
阿瑟·刘易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现象是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其中，现代“资本主义部门”是指那些资本家以谋取利润为目标，使用可再生资本和雇佣劳工的经济，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是指不使用可再生资本、不雇佣劳工、不谋取利润的经济，即本地原有的传统部门或“自雇部门”，以传统的农业部门为代表。这种二元结构差异表现在生产技术、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区域经济等多方面。对于存在二元经济的国家，发展的核心在于重心逐渐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部门，这可通过两部门间劳动力的流动并逐渐促进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来衡量。 尽管这一理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指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必要性，但其生存收入、劳动力无限供给等理论假设及资本累积、增加投资、重工轻农的工业化政策等却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对此，G.拉尼斯、费景汉等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形成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成为了发展经济学中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等二元经济问题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尽管如此，上述理论并没有指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地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现实中反而出现了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或双重二元结构、“民工荒”、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二元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地修改理论假设和模型、更换药方，这包括从刘易斯的古典主义思路转向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D.W.乔根森(1967)、M.P.托达罗(1969、1970)等在假设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前提下从农业发展及城乡就业角度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分析，卡尔多、拉克西特等对凯恩斯主义的引入，以及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超边际分析方法等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被引入二元经济分析中。 其中，杨小凯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工角度做出的解释表明，随着交易条件的充分改进，分工水平增加，二元结构将会消失。高帆等进一步明确了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分工演进决定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程度。为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着力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全社会的分工水平。
上述关于二元经济的讨论一方面相对独立地面对其特定的问题和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其理论基础与一般理论的发展又有着一致性。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刘易斯留下的更多地是一个古典的结构主义的问题：二元经济现象是如何产生和消除的，对问题的分析却越来越远离刘易斯范式，成为各种经济理论的试验场。显然，刘易斯并不知道交易费用的存在，更不会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然而，二元经济理论一旦取得了与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一致性，那么针对一般理论的批评就同样适用于该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一样，已有的对二元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增加投资、技术进步、加强教育、制度变革等都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但也都存在理论和现实反例，更难以解释类似甚至相同条件下经济二元性程度的差异。威廉·伊斯特利或许是正确的：实现高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需要许多特定政策和诸多条件的共同作用。总之，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总结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发展原则和理论解释，然而经济学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某个线索，从而使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发展原则联系在一起或组织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以逃脱在经济增长本原解释上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
王京安，赖景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质与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审视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这种审视不仅是对理论本身，更需要哲学层面的反思。各种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及概念界定等无不透露出其哲学态度。在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影响经济学的哲学观总体上是物质本体论、牛顿主义的决定论和机械原子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等，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新古典范式形成中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 因此，对二元经济现象的研究，无论是古典思路、新古典理论还是激进学派，无论是强调物质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技术进步或是制度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将目光集中在了经济系统中物与物的关系上。至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强调对人进行激励的制度理论，似乎看到了人的重要性，但这无非是将人与物对应了起来，本质上讲是对人的物化，仍是从物的角度看待经济系统的运行和经济增长。这可以说是经济学的通病。尽管A.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还在强调经济学“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但经济学却从来没有建立以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在以利己主义和理性选择为核心的人性假设形成之后，经济学中“千人一面”，将人类比于物的基础已经形成，“人学”的声音就更难见容于主流经济学了。而迷恋模型和理论体系的精美与严谨进一步地使经济学失去了在广泛的历史背景和多学科对话状态下反省的能力。对此，罗伯特·福格尔指出，过多地纠缠于20世纪前1/3时间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概念和分析技巧，不断地以更复杂、更一般的数理模型来重新表述，使经济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已超出了其应该的范围。
同时，对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问题也有不同的概括。拉尼斯强调，组织二元性的特点是“商业化”与“非商业化”而非“农业”与“非农业”以及不均衡体制刚性工资概念；柯利、墨菲、谢勒夫与维西尼等考虑了规模报酬递增问题；杨小凯将其转化为分工程度问题。而离开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等概念则很难对二元经济问题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分析。因此，对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问题要做深入分析不仅要进一步地发掘问题的实质，还有必要重新选择研究视角，以便将这些看起来各不相同的因素组织到同一个理论框架之内。
二.经济系统的运行与经济增长：基于信息与知识视角的理解
在经济学中，经济系统如何运行是其核心问题，然而经济学似乎从来没有明确解释过这一问题：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更多的是一种隐喻；新古典经济学对此只进行了形式化而非深化和具体化。到目前为止，惟一给我们希望的是F.A.哈耶克。哈耶克认为，在劳动分工背后更为基础和重要的是“知识分工”，经济学理论的任务在于解释一种整体性的经济活动秩序是如何实现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行为主体如何获得和利用有关知识。因为如何以及是否有效率地使用“知识”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及其绩效。
从信息论的角度讲，信息是人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换内容的名称。“信息”与“物质”、“能量”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任何组织所以能够维持自身的内在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因此，经济系统、组织和个人就是信息生产、获取、传递、加工处理和使用的开放系统。在K.波普尔“三个世界”划分——物理对象的世界称为“世界1”，主观经验(如思维过程)的世界称为“世界2”，自主陈述的世界为“世界3”——的基础上，M.H.布瓦索进一步明确了数据、信息与知识间的关系：数据本身可被认为是能量现象，将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信息是从数据中抽象出来的，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物或采取行动；知识则是对我们作为认识和行动主体的内在意向状态进行的描述，是关于世界或其中某些部分的认识，是或多或少可牢固掌握和支配的，可使我们随时在信念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且这些意向状态受到信息抽象的修正。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生产是数据的转化，交换是数据扩散和积累的先决条件，而信息流动受物质规律制约，并总在寻找节约信息成本的方式，组织、制度的出现则是由社会制度中信息的流动决定的。因此，有效地利用信息是组织制度(包括市场)的效率根源。
上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经济系统运行及经济增长的信息与知识的视角。而且，与基于物的视角的传统理论相比，该视角在哲学上更站得住脚。从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的角度来看，对经济系统的理解首先是从能够感知客观世界的个人开始的。人们通过一定的认知模式、结构来获取、识别和理解信息，而认知结构则主要是通过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获得的。而且，认知有其文化特殊性，我们已接受的概念框架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文化、继承的社会模式和成规。在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个人可以从周围世界中学到极不相同的处理信息的法则。因此，文化、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和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而且制度本身在信息指导中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并非仅依靠个人理性来引导他在一个他无力充分理解的复杂环境中行动，还需要通过各种技术、市场、制度、组织等方式来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处理已有的知识和获取新的知识，延伸我们的理性。
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所掌握的往往只是他所在的那些环节的技术知识。在这部分技术知识中，部分是肌肉动作和各种人体感官的运用，存在于潜意识中，是不可交流的，只能通过训练才能掌握。这就是个人知识或内隐知识。另一部分技术知识是可交流的，但其中部分不适于大规模地交流，这构成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那部分适于大规模交流的外明知识则成为了通用性(共同)知识。而且，在劳动分工的环境中，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一定的技术知识，还必须知道如何与其他人交流信息以协调生产经营活动，即必须拥有一定的制度知识。制度知识不仅必须是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知识，同时还必须是所有参与分工的人的共同知识。只有这样，个体间的交流才成为可能。当然，由于制度的层次性和交流成本的存在，在制度知识中，同样有部分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知识，部分则只是某个组织的共同知识，并仍有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或称为潜规则)。
技术通过经验的不断地正规化、知识化和物质化，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操作规则和机械设备，规定和缩小了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的选择方向和范围，从而减少了生产过程中与技术有关的信息/知识量。而市场、组织、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都具有制度含义，不仅都表达了一定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还规定了信息和知识获取、加工处理和使用的程序。只是其中所隐含的信息和知识的性质、分布及其范围是不同的，适宜于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和使用。最明显的就是，市场适宜处理分散、不连续的信息和知识，而组织则适宜于依靠层级制处理连续的信息和知识。因此，严格地讲，各种正规化的技术、技术物质化而形成的资本品、制度等都属于不同类型的信息和知识的“包裹”或“模块”，都是节约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式。
从历史上看，信息和知识的增长、更新与分工深化、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劳动分工条件下，信息和知识的增长、更新主要是以劳动分工为条件，并通过劳动分工实现。很显然，不存在劳动分工，也就不存在交易行为，我们就只需要有关物品本身的信息和知识，而不需要有关交易的信息和知识。而且，尽管知识具有自我成长的能力，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增长却是极其缓慢的。而在劳动分工条件下，分工导致了劳动者的“熟能生巧”，从而引发了技术创新和机器的发明。因为分工使劳动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较少的操作上，缩小了个人处理的信息领域，使劳动者对所使用或生产的物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提高了其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并最终导致更为节省的生产方法的产生。而这往往是以技术创新、新机器等方式加以体现，这又意味着新知识和新信息的产生。与此同时，原有的部分知识被新知识替代了，或者部分知识，尤其是部分作为特殊技能的内隐知识被物化在机械设备中了。此外，部分知识被证伪，也导致了其新陈代谢。
不仅如此，分工的深化意味着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即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插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业化部门等中间环节，从而增加了产业层次、加长了生产的链条。与之相对应的是，不仅是与有关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的信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加剧了知识和信息的分散化，进而加剧了人们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程度，而且劳动分工的深化使交易的数量、整体规模大幅度提高，交易信息也因而大幅度增加。
三.信息和知识视角下的二元经济
在刘易斯、拉尼斯、杨小凯等的总结中，二元经济的本质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对立到劳动分工水平的差异，是一个逐步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如果接受哈耶克“在劳动分工背后是更为基础和重要的知识分工”的观点，二元经济现象的本质就可理解为知识分工水平的差异，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不同部门、区域在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与利用能力或水平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就是二元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信息和知识获取、利用方式的多样性，这些差异在物质世界中表现为技术水平、投资、区域、制度等不同类型的二元结构差异。
以个人为起点，一个区域或部门对信息和知识有效使用的能力由三个层次组成：
1.个人层次。个人是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和利用的最基本单元，其能力主要取决于：(1)个人的信息模式(心智模式)，是个人如何组织信息的基本结构和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人对哪种类型的信息和知识更敏感、更善于处理和使用；(2)学习，是逻辑地将信息组织到自己已经有的知识体系中，并对已有体系进行修正，从本质上讲是能力的获取和提高；(3)教育，外界为个人心智能力提高提供的基本环境，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如家庭的道德熏陶、社区文化的影响等)。
2.组织层次。组织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规则来实现放大和延伸个人能力。这取决于：(1)组织的层级机构及其与技术、组织的信息分布与发布特征等之间的匹配关系；(2)组织领导的个人信息模式、能力大小及其与组织的匹配关系。
3.环境层次。这里的环境是指个人和组织决策影响之外的因素，如技术环境、市场环境、资源环境、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如信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等。环境是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支撑，主要表现为个人和组织从环境中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难易程度。如果环境蕴涵的能力是强大的，就会为个人和组织先期处理某些信息和知识，提供稳定、易处理的信息流和知识流，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节约个人和组织的能力。D.C.诺斯曾指出，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实质上是在向更有效率、更大规模地分享、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向转变。
上述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一个区域或部门有效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其中，组织和环境中的信息和知识能够顺利地进行传递，从而使个人能够借助组织和环境来提升其能力。这种能够在其内部顺利地传递、获取和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范围，本文将其看作一个信息和知识利用的“单元”。这种范围或“单元”并非仅指空间范围，而更多地是因为其具有紧密的信息联系。这些“单元”与“单元”之间在信息和知识利用能力和效率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其相互间的信息和知识沟通上存在某种阻碍，从而形成了被称为二元结构的差异。这是对二元结构形成的静态解释。
如果将野中郁次郎的组织内知识转换与创新理论放大到一个区域背景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一个“单元”的知识利用过程。野中将奥地利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概念运用到企业中，强调知识生产就是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间交互作用的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组织内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通过“社会化—外在化—联合化—内在化”过程，使组织内的“显性知识”转换为个人的和组织的“隐性知识”，而只有“隐性知识”内化于个人和组织之后，知识才能被利用并形成各种能力。同时，在这种知识的转换循环中，新的知识又被创造出来，从而进一步提升个人和组织的能力。知识的转化、传递和创造就是这样一个动态、递进的过程，当组织的隐性知识完成一次知识螺旋运动并转化为新的隐性知识时，新一轮的知识螺旋又开始了。如果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知识与信息交换考虑进来，那么整个经济系统就是一个通过知识的螺旋式交互作用来实现新知识创造的开放系统。从社会经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新知识的创造过程就是一个知识分工深化的过程。而知识分工水平的改变也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当然，这种改变并不必然地向消除二元结构的方向发展。
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途径
本文不准备提供一个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完整而具体的药方，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个基本原则：持续地提高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效率及能力。从这个原则出发，增加资本积累和投资、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加强基础建设、提高教育水平等都是提高上述能力的可能方式之一。然而，这些方式只是可能的途径，它们是否有效，从静态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其能否转化为新的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而这些转换途径能否持续地发挥效力，关键就在于它是否导致了知识创新的螺旋式地循环上升了。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走向富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美)费景汉，G 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黄泰岩.“民工荒”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J].经济学动态，2005，(6)：15-17.
[5]王检贵.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概括[J].经济学家，2002，(2)：45-50.
[6]高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J].经济研究，2005，(9)：91-101.
[7]辛念军，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J].教学与研究，2005(10)：76-82.
[8][澳]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9](美)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10]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1)：56-71.
[11](英)A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2](美)R W 福格尔.经济学要与时俱进[M]//吴敬琏.比较(5).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93-108.
[13](英)F A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3.
[14](英)K 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5](英)M 布瓦索.信息空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6]傅组芸.信息论——基础理论与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
[17](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18]王京安.企业规模决定论：基于信息和知识的解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19]王京安.区域信息能力及其经济增长含义[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版)，2006(3)：84-88.
[20](美)D C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J].改革，1995(3)：52-56.
[21](日)野中郁次郎，等.组织知识创新的理论：了解知识创新的能动过程[M]//(德)M 迪尔克斯，等.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构建实质法治 篇4
一、证据: 法律渊源
在法律争论中, 每一种论点都可能获得法律渊源中一种或者几种的支持。互相冲突的论点都可能会找到某种法律渊源的支持, 从而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让的局面。 (1) 成文法各国通常都确立某种优先规则, 在优先规则中制定法大多是处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不管是当事人还是法官, 在考虑一个案件应当适用的法律时总是首先想到制定法文本, 然后去查找相关的法律条文。这种思维方式是法律实践经验的总结, 也是法律教育的结果。它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 通过法律条文得出法律规范也存在巨大的争议和阻碍。在制定法条文字面含义有分歧而不能提供可信的法律规范时, 人们可能不得不借助法典上下文、立法背景材料、教科书等其他论据来说明制定法含义。于是, 在各国实践中, 产生了类似“黄金规则”等修正方案。综上, 虽然制定法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法律渊源, 提供了大部分法律问题的答案, 但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大大超出了制定法所能够提供的答案范围。法律渊源的多样性与开放性, 意味着当事人可以运用更多的论据进行法律论辩, 也意味着法官有可能也有义务考虑各种有效的论据。
二、方法: 价值衡量
价值衡量方法的引进, 摒弃了法条主义的幻想, 也放弃了多种法律渊源论证的思路。它把法学思考的目光引导到法条背后的社会关怀上, 从纷繁的法律渊源外直接把握真切的现实。虽然价值衡量不能保证得出确定的结论, 但它清楚地公开思考路径, 坦诚地承认双方有哪些一致、在何处分歧。虽然法官公开自己的推理不能完全消除争议、甚至有时还会加剧争议, 但对于理性的当事人和公众来说, 它比法官摆出权威主义的姿态作出背离人情的判决, 要更容易接受, 要好得多。 (2) 价值衡量具有情境性和主观性, 不存在脱离情境的价值, 也不存在客观的价值。价值衡量拒绝抽象、先验的标准, 拒绝刻板、僵硬的公式。它是具体情境中的衡量,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不是抱守“公正”、“法治”一类的“大词”。它同时也是关照普遍价值, 而不是纯粹个别化的考虑。
三、策略: 司法尊让
在形式法治的眼里, 司法不能干涉合理性问题。而司法对行政的尊让, 不但是司法和行政两大部门权力关系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也是法院在行政审判中谋取合法性的一种策略性手段。就前者而言, 它可能处于法院对行政机关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尊重, 出于法院对行政机关所追求的政策目标的理解, 出于法院对行政活动长期形成的秩序和惯例的宽容。就后者而言, 它体现了法院对于行政活动利弊得失不确定性的认知, 体现了法院对于案件背后各方存在或者潜在的争议的警醒, 体现了法院对司法审查合法性危机的认知。当法院把没有把握的问题留给行政机关来回答, “自己不出头”时, 也就避免了把自己置于合法性争议的风口浪尖上。虽然法院当时不出头, 但可以由行政当局自己改正, 由立法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澄清或者确定规则, 也可以留待未来时机成熟时再行动。
四、合法性基础: 法律共识
转型时期中国法律实践纷繁复杂的现象, 对我们理解法律以及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困境,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法律的形式主义理解。而在这种理解的背后, 是法律家集团试图垄断对法律的解释权。把法治缩减为“法律家之治”。但是, 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来自公众意见的竞争以及政治领导意见的制约。法律共同体的共识为法律选择提供了正当性的解释, 并限定着法律选择。法律不再是人民选举代表并通过代表制定、由行政和司法机关来实施而人民无缘参与的规则。人民除了作为抽象的主权者, 通过正式立法表达权威的意见, 他们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 也在司法过程中表达意见。共识理论不否认在一些场合下法律共同体之内无法达成共识, 更不要求法官在每一个案件中猜度或计算共识。但它强调, 法官应当注意和回应法律共同体的议论, 在司法判决中寻求共识的力量并避免与共识过分地偏离。共识理论不意味着法官可以放弃其独立判断和理性推理这一司法的基本要求, 它只是为法官的选择提供新思路。法官可以秉持自己的法律信念、不惜对抗主流意见, 但他事先应当清楚他愿意为司法判决合法性所付出的代价。
注释
11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10:227.
解读商誉实质 篇5
作者：蒋基路 熊剑
摘要：本文利用劳动价值学说分析了商誉的形成原因及实质，指出商誉应该区分为“外围商誉”和“核心商誉”，而商誉实质上没有外购，只有自创。
人类历史上最大宗合并案――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时核算的商誉价值高达1300亿美元，而巨型并购案宣布后不久，在美国股市甚嚣尘上15个月的互联网泡沫宣告破灭。美国交互广告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在线广告的销售收入头9个月比去年同期减少了8.4％，第三季度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1％，这也是在线广告市场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目前的市值还不到1350亿美元，与两年前的2900亿美元相比，损失超过了1550亿美元。这桩企业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案的结果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变成企业史上代价最高的一项失误。
当初显赫的商誉资产到哪里去了？并购为什么只确认被购企业单方面的商誉？商誉究竟能不能在并购时随同被购企业转移入新的集团公司？被购企业的商誉是否存在延续性？自创商誉到底要不要确认？商誉的构成因素错综复杂，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传统的商誉处理方法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传统上认为商誉虽然不能单独辨认，却能在并购时随被购企业确认，然而分析众多并购案例，不难看出，即便买下整个企业，商誉也是买不来的，因为并购和重组将不可避免地改变被购企业的资源配置和经营理念，甚至弃置被购企业苦心经营多年的品牌，这必然导致被购企业原有的超额盈利能力受到影响。事实上，被购企业的原有核心商誉是与原企业的人力资源尤其是管理层以及原企业的整体管理效率密切相关的，它在并购当日就随着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或者所有者的易人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发生了变化。
有一点必须明确，商誉不是因为并购才产生的，它一直都存在而且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简单地摊销就完事。外购商誉其实是在并购时点上才体现出来的被购企业单方面的自创商誉，事实上，当并购事项终结以后，它不见得能够在并购日后的激烈竞争中得以延续，也不一定走向消亡，它将改头换面继续存在且继续变动。现行商誉理论最大的矛盾就在于此，由于未确认自创商誉，外购商誉的处理陷入两难的境地，摊销也不是，不摊销也不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时点上来确认一项随时变动的资源，被动地确认了这一资源在这一特殊时刻的价值之后，无论在会计上怎么进行后续处理，都无法再客观反映商誉的`真实价值。然而，如果设立一个完善的评估体系对企业的商誉进行评估，无论企业合并与否，都将评估的结果量化，并作为一项资产计入报表，以后各年再根据逐年评估的结果调整该项目，那么现行商誉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笔者以为，以人为本，一个企业的商誉归根结底是由人的因素决定的，实际上属于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范畴。至于并购时发生的溢价（即目前所谓商誉）或折价（目前所谓负商誉）应当作为当期损益计入费用或收益，一笔勾销。
一、商誉性质理论研究的发展。
70年代，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E S.Hendriksen）在其所著的《会计理论》一书中，从会计的角度对商誉的性质作了以下三种解释，称作商誉的“三元理论”：（一）对企业好感的价值；（二）超额收益价值；（三）总计价账户论。
“好感价值论”认为商誉产生的原因是顾客对企业的好感，它可能来自有利的地理位置、独占的特权以及良好的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超额收益论”认为商誉是预期未来收益的现值超过正
简单的实质 篇6
多年来，被称呼为“简单”从来不是正面的意思，被称为“思维简单”或“笨蛋”则完全是负面意思。它的意思是说你傻，容易被骗或低能。难怪人们害怕变成简单。耶鲁大学人类关系学院的心理学家约翰·柯拉德描述了七种常见的害怕：害怕失败，害怕性，害怕自卫．害怕信任他人，害怕思考，害怕开口。害怕独处。
看来．不想简单(或不寻求简单解决方案)是源自“害怕思考”。由于害怕思考，我们自己就不考虑问题，而是依赖他人之见。为此，全球管理咨询业务到2000年有望增长到3140亿美元。
简单具有庞大的力量。复杂问题一经极度简化，人们不用考虑很多就能轻松做出决定。然而，心理学家卡罗尔·穆格从另一个观点谈论这个问题。她谈到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遗漏妄想”。人们有种感觉，觉得必须涵盖所有的选择，因为随时都会受到攻击。你不能遗漏任何东西，否则它可能对你的事业造成致命伤。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有一个创意。而那个创意失败了，你就得不到保障。此外，由于人们如此渴望成功，于是强化了第一种害怕——“害怕失败”。
通常，我们接受的教育和大多数管理培训教会我们应付每个变数，找出每种选项并且分析每个角度。这就导致了极端复杂。聪明绝顶的人做出的提案和建议书也最复杂。不幸的是，当你开始寻找所有不同方案时，就踏上了通往混乱之路。结果，创意彼此冲突，员工各奔东西。要做到简单，就必须缩小选择范围，并回归到一条单一道路上。
穆格博士对时髦词的观点颇为有趣。她认为。管理上的时髦词就像我们爱上的电影明星。在精美书套和激情演说者的陪伴下，时髦词出场了．它有我们都喜爱的东西：感召力。我是否理解这个小明星无关紧要。因为我已经爱上它了。此外，人们害怕质疑大人物或向他们认为的大创意提出挑战，那是“害怕开口”。
要克服这些天生的恐惧，最佳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这好比芭蕾演员在做脚尖旋转时避免眩晕的方法。诀窍是每次头转回来时盯住观众中的一个物体。当然，你必须找出要集中注意力的正确问题。如果你是富豪，要全力关注的问题就是当竞争品牌试图抢占富豪的概念时。该如何保持富豪在“安全”概念上的领导地位。
但有时问题并非显而易见。最近几年，全球卓越的营销者宝洁公司(P&G)就是这种例子。这个世界需要 31种海飞丝洗发水吗?或52种佳洁士吗?宝洁总裁达克·贾格尔在《商业周刊》上说：“多年来我们给消费者制造了这么多困难，这让人震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然而实施起来是个复杂过程。宝洁公司把产品配方标准化，减少复杂交易和优惠券。宝洁废除了 27种促销形式，其中包括附赠和向某些顾客赠送金鱼之类的古怪策略(很多金鱼在冬天的运输中被冻死)。宝洁公司也废除了边缘品牌．减少了产品线，并且控制推出新产品。出售的产品少了，那么销售额会下降吗?错。单单在头发护理业务，宝洁公司通过削减一半品种就增加了5％的市场份额。在过去的五年里，宝洁运用简单原则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生意。这就是简单的力量。
第二章常识让事情变得简单
常识是消除害怕简单心理的真正方法，是社会公认的显而易见的真理的东西。可惜人们去工作时常把常识抛于脑后。如果你在字典中查“常识”的定义，你会发现，常识是天生的优秀判断力，它与情绪差异和智力敏锐度无关。常识也并非建立在特殊技能知识之上。换句话说，你看到事情的真实面貌。你仅依据逻辑行事，并在决策时摒除感情和个人兴趣。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
设想一下，如果你随机问10个人，如果凯迪拉克看上去像雪弗兰，它会卖得如何，大概他们都会说：“不太好。”这些人在做出判断时就只用了常识。他们没有数据或调研支持他们的结论，也没有技能知识或智力敏锐度。对他们来说，凯迪拉克是宽敞、昂贵的汽车，而雪弗兰是小型、便宜的汽车。他们看到事情的真实面貌。然而在通用汽车公司，那些负责人不是以真实面貌看待世界。他们忽略了常识，推出了凯迪拉克西马龙后，又推出了凯蒂，这又是一款看上去像雪弗兰的凯迪拉克。像西马龙一样，凯蒂卖得不好，因为它不合常理。
经济学家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告诉没有经验的人直觉认为对的东西是错的，宣称人是“效用最大化者”。在经济学家的话中，我们成了“自身利益的计算者”。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我们都有足够的信息，我们将做出理性的决定。任何人如果在营销领域工作了一段时间，都会发现人们有时候非常不理性。四轮驱动汽车是设计用来在公路之外开的，它现在非常流行。有人驶离过公路吗?不到10％。人们需要这些汽车吗?其实不需要。他们为何买这种汽车?因为其他人都在买。这就是“理性”吗?这个世界无法套人数学方程式。世界毫无理性之极，这才是现实。
现在说说智力敏锐厦。当公司被描述世界发展方向的精妙调研和论证哄骗时，常常会犯错(其实没人知道世界发展方向，但是很多人假装知道)。他们精心杜撰的观点之中通常掺杂一些伪装成事实的错误假设。比如，很多年前，有人让施乐公司相信未来办公室中的每个产品——电话、电脑和复印机——会成为一个集成系统(糟糕的预测)。在这个领域生存，就必须提供所有产品。因此，施乐公司必须收购、制造电脑和其他非复印机设备，以便为这个持续快速发展的自动化世界提供产品。施乐被告知它可以这么做，因为人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成熟的高科技公司(这是个错误假设。实际上，人们认为施乐就是一家复印机公司)。在投入几十亿美元的20年后，施乐意识到未来办公室还是没有出现。而任何不能复印的施乐机器都陷入了困境。这是个技术知识和智力敏锐度掩盖了优秀判断的惨痛教训。
最后，谈谈关于商学院教育的一些想法。看样子，商学院教育也掩盖了常识。当学生完成第一学年的学习后，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表明MBA身份的词语和句子。他们对术语非常熟悉，比如“风险／回报比率”、“折算现金流量分析”，“推动数字”和“预期价值”等等。没多久，所有这些不常用的语言就掩盖了论证思维和没多久，所有这些不常用的语言就掩盖了论证思维和常识。罗斯·佩罗在参观哈佛商学院后指出：“你们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你们所说的环境扫描，我把它叫作朝窗外看。”
要做到运用简单、常识性的词语思考，你必须开始遵循以下指导方针： 1．抛开个人主义。好的判断基于事实。你越是以个人主义看事情，离事实就越远。2．避免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都希望事情按某种方式进行。但是事情如何发展往往不受我们的控制。优秀的常识往往和事物的发展方向相一致。3．要善于倾听。从定义上看，常识建立在他人的想法之上，它是很多人共有的想法。不听群众意见的人就不能获得重要的常识。 4．不要只顾自己。有时事情看起来和真实面貌刚好相反。因为有人打小算盘，所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优秀常识基于很多人的经验，而不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第三章复杂语言蒙蔽
商业人士正忙着发明他们自己的语言。《财富》杂志曾报道，麻萨诸塞州莱克星顿的一个专门向小企业主传授写作技巧的公司挑出了在财富500强公司中流行的管理者谈话用语，称之为“地狱备忘录”：高层领导坐在直升机上看景象(老板们盯着下周后的工作了)。附加价值是级数加速利润曲线的楔石(提供更多消费者想要的产品，增加销售额和利润)。我们必须实现主动管理(让我们都做计划吧)。我们利用了跨功能专家的合作{不同部门的人互相交流)。不要挤压员工的津贴项目(不要拿着员工的薪资鬼混)。你的工作，就目前来说，被认定为“保留”(你还没被解雇)。
商业人士谈事情为何神神秘秘，我们判断，商业人士觉得使用这些华而不实的词，会让他们显得机智、高深和重要。但其实这让他们无法被人理解。
杰克·韦尔奇是通用电器非常成功的总裁，他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说得很好：“缺乏安全感的经理制造复杂。紧张兮兮的经理使用厚厚的令人费解的计划书和热闹的幻灯片，里面填满了他出生以来知道的所有东西。真正的领导者不需要混乱。人们必须具备自信，变得清楚、简洁，以确保他们的组织中的每个人——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理解业务要达到的目标。但是这不容易。你无法相信让人们变得简单有多难，他们非常害怕变得简单。他们担心如果自己变得简单，人们会认为他们思维简单。实际上刚好相反。思路清晰和坚强的人的是最简单的。”
那么，经理该怎么做来排除复杂?鲁道夫·弗莱什博士向写作中的华而不实和阴郁发动了正义挑战。他第一个指出，商业中像讲话那样写作的人会写得更好。你可以通过遵循清晰写作的10个原则战胜模糊：用短句；挑简单的词，不用复杂的词；选熟悉的词；去除不必要的词；在谓语中用动词；像说话那样写作；用读者能理解的术语；切合读者的经验(定位的实质)；充分利用多样性；为表达而写，不要哗众取宠。在写作和谈话中，你必须鼓励简单直接的语言，摒弃商业上的专业术语。
你必须鼓励简单，还因为这促使更好的聆听。《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曾报道说，大多数人说话的速度是每分钟120～150个词，然而人的大脑海分钟能轻松处理 500个词，这样人就有足够时间产生心理焦躁。即便说话人尽量不复杂和误导，要让人听下去而不是假装在听也要付出很大努力。如若会议和报告会不够简单或没有切中要点，就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多年前，我和一位同事参加了一个两小时长的会议。会上，一家设计公司提出了一个标志设计项目建议，需耗资几百万美元。和往常一样，报告人用了像“形态”和“范例”之类的词，并笼统提到了“色彩偏好”。这次会议充斥着晦涩和复杂概念。我告诉我那位同事，我听不懂他们说了什么，并要他给我复述概要。他突然笑了，看上去非常轻松，随后承认他也完全听不懂。只是害怕承认，因为这会让他显得很笨。结果，那家公司浪费了上百万的钱换掉了一个非常好的标志，因为会上没人有勇气要求报告人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建议。
这则故事的教训在于，应该让一个复杂的词或概念受到质疑，否则，你就会犯一些代价昂贵的错误。告诉报告人把他们的复杂术语翻译成简单的语言，不要害怕说，“我不明白。”你绝不能容忍智力上的傲慢态度。别怀疑你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往往最准。别怕被人认为傻，在有些方面，听起来最幼稚的问题可以变咸最深奥的问题。
彼得·杜拉克这样评论简单语言：过去40年里最为退化的趋势之一是，如果你容易被人理解，你就是庸俗的。在我年轻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任何学科的领袖——让众人了解，是理所当然的事。爱因斯坦花了多年时间和三位不同的合作者工作，以便让他的理论相对容易地被外人理解。甚至凯恩斯也非常努力地让他的经济学可以被人理解。
企业文化的实质 篇7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 企业文化实质属于制度范畴。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诺斯 (1981) 定义了狭义制度:“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 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 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后来, 他更明确地表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更规范地说, 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994年他强调制度包括“正规约束” (规章和法律等) 和“非正规约束” (习惯、行为准则、伦理规范等) , 以及这些约束的“实施特性”。可见, 诺斯把企业文化当作一种“非正规约束”制度。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 “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制度结构”等概念需要讨论, 他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创造性地纳入制度范畴。他更明确地把企业文化纳入制度分析维度中。根据学者的研究, 我们可认为企业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
一般来说, 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并创造出的行为规则;而非正式制度则指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等, 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行为规范。所以, 在企业中, 企业制度就是正式制度, 企业文化对应非正式制度。企业制度可以理解为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人为制定的各种成文的显性规范, 而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无形地激励和约束组织成员行为的意识形态的总和。
二、企业文化的本质
企业文化属于制度范畴, 它们共存于企业中。目前企业文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的建设和功能, 但从企业文化本质的角度研究较少。
通过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定义, 我们可以把企业中文化与制度本质理解为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 其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周其仁 (1996) 认为, 企业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一项合约。但现实中, 企业内部不仅仅存在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单一合约, 而是存在着人力资本内部之间以及其与物力资本之间的多项合约的集合。高级人力资本与一般人力资本间的合约、股东与经营层间的合约、人力资本集合与物力资本间的合约等单式或复合式契约间的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 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能使这些合约集合的交易成本最低, 所以不同的契约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 企业才能正常运转。
企业文化通过使员工价值观高度统一而节约企业内部各种合约的交易成本, 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充分用企业文化这一制度安排节约交易成本, 如在多民族的美国, 企业一般用一般制度来治理, 企业文化的制度安排成分较少。因为来自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员工价值观差异悬殊, 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本很高, 同时美国专业培训市场发达, 大量企业专用性培训被市场培训取代, 使得企业内专用性人力资本较少, 人员流动自由, 用企业制度相应成本较低;但东方传统文化是一种抽象文化, 天然地造成语言的模糊性, 而且文化融合的程度远不如美国, 专用性的市场培训机构较少, 所以企业制度安排会滋生大量机会主义行为, 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实际上, 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的安排在企业中并不是对立的极端, 而是从企业制度到企业文化的连续过程, 企业依次分为制度型、制度文化型、文化制度型和文化型, 文化的比重越来越多, 而企业制度的成分越来越少。
三、企业文化与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
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看作权变统一体, 企业选择哪种制度多些, 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的程度、交易的次数、员工价值观差异程度等因素。
首先, 资产专用性程度。由于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主要针对人的治理, 所以这里只讨论专用性人力资本, 而忽略物质资本专用性、场地专用性和特定资产专用性等。人力资本专用性与企业沉没成本有关, 指个人或企业对人力资本特定的投资, 这种投资只用在特定企业, 离开企业后人力资本便荡然无存。个人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目的是为了更多回报, 但由于企业可能会利用专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不情愿“跳槽”的特点要挟他们, 赋予较少的回报;企业对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追求的是市场价值最大化, 但企业投资效率部分取决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配合, 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最后只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个人, 企业只能观察他们的产出来判断投资效果。企业担心专用性人力资本投入之后个人采用机会主义行为占得最后剩余, 而最后产出也需要个人努力完成, 所以最后就是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分配比例问题;另一方面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一般是脑力劳动者 (如高级工程师、高层经营者) , 他们工作难于定下规章制度来监督, 要提高他们绩效, 必须使用激励的方式。这些专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的需求层次较高, 一般追求交际需要和尊重的需要, 甚至追求自我实现, 而且他们需求差异比一般员工要大 (一般员工追求生理和安全需要较多) , 所以企业要开展需求调查, 针对他们不同需要进行激励。
其次, 不确定性程度。企业面对的外部环境是其战略的初始依据, 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宏观环境, 现有的竞争者、潜在竞争者、供应商的势力、消费者的势力和替代品等产业环境, 这些外部环境会影响企业内部运营活动。
除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以及随之产生对企业能力要求之外, 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企业内部员工。由于员工脱离不开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假设, 对企业来说, 员工既是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 也是活跃的最大不安定因素。使用企业制度来规范变化的外部环境和企业各项资源、规范员工的思想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是高昂的。所以, 关键是要培育一种自动运行、自我规范的制度安排, 让它来应对这些不确定性, 这种机制就是优良的企业文化。
再次, 交易次数。不同专用性程度资产的交易次数不同。企业普通人员从事易于监督的工作, 与他们之间的合同条款比较具体, 易于用企业制度进行规范, 所以各合约方与其签订的合同次数较少, 普通员工流动率也较大;但是, 高层脑力劳动者处理非程序化决策, 他们的工作难以监督, 各合约方欲与其维持这种不完全合同, 以及使合同的交易成本较低, 不得不进行多次交易, 不断沟通, 合同也要不断地修正。企业文化可以维持并不断修正这种合约, 让员工强烈地感觉到企业文化, 而且深度习惯于这种企业文化, 成为约束其“跳槽”的手段, 从而, 这些脑力劳动者也愿意主动配合进行合约的修正。
最后, 价值观念。除了以上经典的交易成本影响因素外, 企业内员工价值观念的一致性也会影响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本。所以, 未来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 更多考虑的是员工价值观念的融合、转变的成本, 企业需要根据这些成本平衡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比例。
四、结语
自从20世纪九十年代, 企业文化被企业重视, 企业不能盲目被企业文化浪潮所支配。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是连续制度安排的两种极端, 它们共存于企业中, 企业根据其内部各种合约的交易成本来抉择。影响此两种制度安排的因素有:人力资本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次数和员工价值观念的统一性等。同时, 企业在建立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时, 要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其一, 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相互影响, 企业制度要反映出企业文化的特质性, 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不能相悖;其二, 企业文化与企业创始人的价值观念息息相关, 因而企业创始人在创建企业时, 应有良好的价值观念, 否则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North, D.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W.W.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Lon-don.
[2]North, D.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W.W.Norton & Company, Inc., NewYork·Lon-don.
[3]North, D. (1994)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
「甘え」文化实质探究 篇8
1. 在日本的现状
土居健郎在『甘えの構造』一著中认为「甘え」不仅是理解日本人精神构造, 同时也是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换句话说, 「甘え」文化可谓已经渗透到日本人、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成为理解日本人、日本社会不可跳开的文化符号。
作为地域性特征, 「甘え」文化在日本民族、日本社会的表现相对突出、发达, 可谓无处不在, 有泛滥之势。二战失败后, 情况尤其突出。这一点对于以理性见长、崇尚独立自主的欧洲人不易理解, 对于同处东亚的中国人也成为一道难题。日本与世界、尤其与东亚各国之间的种种交流障碍、摩擦, 其本源便在于日本文化价值认知、取向的独特性、差异性, 无法被理解、接纳。本论文通过探讨日语中「甘え」的大量语词表达含义, 分析其关联关系, 提取「甘え」的文化实质, 以便对日本人、日本社会的这一文化现象有更深入的理解。
2. 共通特征
虽然「甘え」文化在日本表现突出, 相关语词发达细腻, 可谓无处不在, 有泛滥之嫌。但我们依然不能断言「甘え」文化属于日本独有。以人类为代表, 「甘え」的心理行为是所有哺乳动物在降生、离开母体之后, 继续寻求呵护及营养来源的惯性延续。一般而言, 幼体生命离开母体的时间越短、自身越弱小, 此依赖心便越强, 「甘え」的心理情感及基于此上的各种行为便越凸显。随着年岁递增、心智成熟、独立技能的提高, 此倾向随之减弱。此变化过程正如语言中的色彩一样, 具有连续渐变性、模糊性。不同民族对其认知及语词命名存在较大差异——即共性之上存在地域民族及个体间差异。
二、「甘え」及其相关语词表达
1.「甘え」在日语中的基本概念
「甘え」概念来自动词甘える, 该动词在表示‘获利行为·心理’时意思如下:‘亲近、献媚、讨好别人;同时毫不客气地接受别人的亲切、友善’。 (『広辞苑』第五版) ;‘在或许对方同意、原谅的期许下, 采取过度的行为’。 (『新明解国語辞典』第四版) 。
「甘え」是构成这一‘获利’文化现象的中心概念。其含意广泛, 关联语词丰富发达, 成为日本人语言生活、价值认知、待人接物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甘んずる是甘える的近义词, 表示‘虽不十分满意、满足, 权且也能接受的状态’。甘やかす相当于‘娇惯、放纵’。口语词あまったれる, 表示‘极度讨好、依赖别人’。动词之外, 还有以AはBに甘い句型使用的形容词甘い, 其近义词甘ちょろい等。此处的甘い表示A对B要求‘不严, 放任娇惯’。名词方面, 除中心概念「甘え」外, 还有甘える行为强烈、过分期待得到别人好意的甘えん坊以及あまったれ这样的称谓 (相当于汉语的‘娇气包’之类) 。
2.「甘え」相关语词的表达
土居健郎在『甘えの構造』中, 接着介绍的一组扩展词有:すねる、ひがむ、ひねくれる、うらむ、ふてくされる、やけくそになる。这组词和「甘え」心理活动关系密切, 共同特征是:因无法实现「甘え」而产生的负面扭曲心理。后两者ふてくされる、やけくそになる也可以说是因‘执拗’‘怄气’等产生的结果。
下一组词是:たのむ、とりいる、こだわる、気がね、わだかまり、てれる。咋一看似乎和「甘え」文化没有直接关系, 实则不然。「たのむ」无非是希望对方允许自己的「甘え」行为;とりいる是通过巧妙取悦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换言之, 给对方「甘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甘え」。不过, 对于こだわる之人, 想要‘委托’或‘讨好’可不是件容易之事。当然, 这类人本身也有超常的希望「甘え」的心理, 只是因为担心遭对方拒绝而无法率直表露。気がね、わだかまり与此有类似心理。てれる之人与こだわる相同, 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甘え」。不过原因有所不同, てれる对在别人面前‘撒娇、卖萌’感到难为情。
三、结语
通过对以甘える为核心的相关动词、甘い形容词以及名词等基本词汇及众多关联词的综合分析, 我们发现「甘え」是实现日本人圆滑顺畅交流所不可或缺的手段。笔者认为「甘え」文化的实质在于‘利用别人的善意通过某种方式行为为己获利’, 日语「甘え」文化的特色在于其涵盖面广, 包括以下三组语词:
(1) 正面积极词:特征是:主体通过‘示弱、卖萌、撒娇、婉求、嗔怪’等行为讨好获利。
(2) 模糊中性词:通过‘执拗、怄气、闹别扭、使性子、死乞白赖’等行为获利。
(3) 消极负面词:通过‘记恨、憎恶、使坏、玩弄、盛气凌人、生吞活咽’等极端态度行为获利或补偿「甘え」的缺失。
像这样, 把一个从‘可怜·可爱’, 经过‘中间模糊’地带发展到‘可恶·可憎’的多层级文化心理·行为全部装进了「甘え」这个酒瓶。这种无节制的包容、暧昧造就日语「甘え」文化的神秘特色, 让其他语言为之惊诧、无奈。
参考文献
[1]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12:第七章日本人の「甘え」.
[2]土居健郎.「甘え」の構造.弘文堂株式会社·港北出版印刷, 平成16年2月.
[3]森田良好·村木新次郎·相澤正夫編集.ケーススタディ日本語の語彙. (株) おうふう1989年1月.
文化融合引领实质整合 篇9
企业整合, 文化先行
河北钢铁集团的联合重组, 是省委省政府顺应钢铁产业发展趋势, 为实现河北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将这一重大战略决策转化为集团广大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 必须先统一思想认识。面对各子公司历史沿革、地域特点、经营方式不尽相同的状况, 用什么统一思想认识呢?答案就是企业文化。
作为一个企业集团, 必须建立共性的东西, 要有一面旗帜, 有自己统一的目标、精神、核心价值观。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职工中广泛征集集团的核心理念, 经过专家论证, 集团班子决策, 形成了“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企业目标, “科学发展、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 “报效国家、奉献社会、成就员工、回馈股东”的企业使命, “同心同力、共创共享”的企业核心价值观。这些理念融合了各子公司之长, 铸就了集团的精神支柱, 成为了集团统一思想的法宝和利器。
对于职工信仰什么、遵从什么, 为什么说组建集团是正确的决策等问题, 我们都从集团文化中找到了答案。这样一来, 判断是非就有了标准, 谁在整合中“拉斜套、打横炮”, 谁就不符合“共创共享”;谁想让“小河水满, 大河水干”, 谁就不符合“同心同力”。大家用集团的新理念来指导、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整合就容易推进了。
企业文化必须融入管理层和制度层
企业文化建设, 只有落地才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落地落到哪儿?答案是落到管理层和制度层。落到管理层就是要思想到位, 落到制度层就是要保障有力。
集团整合, 是实质性整合, 是人财物产供销的集中统一。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仅以销售整合为例, 由于各子公司销售模式、渠道、区域不同, 又各有优势, 统一起来不容易。但是, 从一开始我们就坚信销售整合的效应是巨大的。比如, 我们几家子公司的不同产品都为一个客户配货, 客户就不用分别采购了, 客户得到便利, 也降低了成本, 这就是“为客户创造财富”。当然, 也有个别干部想不通, 认为销售统一后, 产品不好卖了, 影响利润了, 抵触情绪挺大。我们以“坚定不移、理顺完善、减少纠缠、顾全大局”的整合工作理念, 快速理顺了情绪, 进一步坚定了整合的信心, 这就是“同心同力、共创共享”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落实。
实践证明, 企业文化融入整合的管理层和制度层, 效果是明显的。比如, 2009年, 整合建材, 降低了采购费用13亿元, 节约财务费用3.6亿元;整合矿产资源, 实际掌控量达到44亿吨以上。
在企业文化引领下, 集团的发展规划、资产管理、资本运作、投资管理、资金管理、人力资源、营销管理实现了“七统一”;进出口、矿山资源、产品销售、原材料采购、技术研发等同类业务实现了实质统一;唐钢股份、邯郸钢铁、承德钒钛三家上市公司成功整合为一, 还先后组建了矿业公司、销售总公司、采购总公司、国贸公司、钢铁研究院等单位, 集团整合工作进一步深化。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企业文化融入到管理层和制度层, 是企业文化落地的有效途径。
继承优秀文化因子, 构建集团“文化生态”园
在集团文化建设之初, 我们就提出了“在继承中融合, 在创新中统一”的原则, 使几大子公司的优秀文化因子得以继承与发扬。如唐钢的“标杆文化”, 邯钢的“成本文化”, 舞钢的产品“优特”文化, 宣钢的“马万水精神”等, 都是集团文化的瑰宝。
原来管理粗放的矿业公司, 引入了邯钢经验后, 不但成本降下来了, 还实现了精细化管理的跃升。他们的检修车间实施了5S管理, 连过去扔掉的废油都要进行回收再利用, 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邯钢、承钢、宣钢等子公司引入标杆管理后, 开展了对标行动, 瞄准“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你追我赶, 形成了百舸争流、万马争先的局面。2009年, 集团共有23项指标进入行业前三名, 其中12项指标位居行业第一。2009年到2010年6月, 集团可比成本降低额达116亿元。
唐钢以“钢铁般的意志打造精品唐钢”, 以世界一流的现场管理水平、高于国家二级标准的环境空气质量, 开创了城市钢厂绿色发展的新篇章。邯钢、承钢、舞钢等学习唐钢的“绿色钢铁”理念, 以改善现场环境为突破口, 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探索出一条城市钢厂实现绿色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优秀文化的因子极大地增强了集团的活力, 丰富了集团企业文化的内容, 构成了集团的“文化生态”园。
企业文化融合要有适当的活动载体和手段
优秀的企业文化的融合不可能自然而成,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运用多种适当的载体和手段是推进企业文化融合的办法之一。我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了些工作。
一是举办大规模的干部培训。利用省委党校这个平台, 用3年的时间, 对千名中层干部进行轮训。内容包括管理技术前沿知识、思想政治理论等, 很重要的一点是集中介绍集团企业文化和各子公司的历史变迁。培训活动有效促进了文化融合, 这是集团文化进入管理层的手段之一。
二是构建集团整合的大宣传格局。宣传媒体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整合宣传资源, 拓展宣传渠道, 扩大宣传受众, 营造主流文化氛围, 是集团整合的重要一环。构建“母子”报系, 一张集团报, 九张子公司报;指挥协调六家子公司电视台;整合统一六家网络媒体。凡是集团举办重大活动、发布重要信息, 集团都要统筹所属的宣传力量, 统一声音, 统一步调, 确保形成集团的主旋律。
三是开展“学习理念, 融入行动”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践行集团理念, 撰写6000余份心得体会。组织企业文化知识轮训班、演讲会、知识答题竞赛等活动40余场次。为倡导正确的思想和行为, 组织职工撰写文章300余篇、警句格言2000余条, 创作漫画130余幅。
略谈“淡化形式,注重实质” 篇10
两位先生撰文中举例多涉及初中数学, 其实小学数学教学中也一样, 笔者就在日常教学研讨中多次遇到过同伴们关于概念语言表达严密性、知识的逻辑性的争论。由于新课程强调“问题情境生活化”“关注学习过程”等理念, 教材编写与教师的课堂教学中也特别强调生活情境的创设, 教学过程强调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以至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地过度强调形式化, 而背离了数学学习的实质。下文笔者就近年来在同伴中多次引发争论的几个误区谈谈个人观点。
一、过于注重概念叙述的“精确性”
案例:人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三角形的特性》中对三角形的定义描述为“由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 (每相邻两条线段的端点相连) 叫做三角形”。有不少老师认为, 学生要准确描述三角形的定义, 就必须讲清三个要素: (1) 三条线段, 不是直线或射线, 更不是曲线; (2) 每相邻的两条线段端点相连 (也有说“首尾相连”) , 而不是一条线段的一个端点在另一条线段上; (3) 围成, 即是一个封闭图形。这三者缺一不可。于是, 有的老师为了使学生能完全理解三角形的定义, 煞费苦心地设计定义引出的每一个步骤, 比如用PPT先出示三条孤立的线段, 然后将它们连接起来, 且一步步演变成“首尾相连”, 从而引出完整的三角形定义, 再出示几个图形让学生判断一下, 哪些是三角形。
根据笔者的调查, 在四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上, 语言表达的严密性还不强, 认为“围成”的图形一定是封闭的, 不封闭的图形便是“没有围成”的。其实大家都知道, 即便是一、二年级的学生, 虽不能描述三角形的定义, 但一看到图形, 也是很容易辨别出哪几个是三角形的。老师这么做无疑是对学生已有认知的不放心, 为追求概念的严谨而教学, 反而增加了学生学习的负担。
类似的, 如方程的定义, 老师们过于强调“带有未知数的等式叫方程”的句式, 经常有老师提出“像x=6算不算方程”这样的问题, 纠结于概念的描述, 忽视了让学生扎实理解方程的本质及应用。
囿于小学生认知心理的特点, 小学里的很多数学概念都属于描述性的, 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算是定义。既然如此, 我们何必要在所谓的概念的描述语句上做文章, 设置一些陷阱让学生反而觉得云里雾里。不如多花一些时间, 追求数学学习的实质, 让学生学会思考, 学会更好地解决问题。
二、片面理解数学情境的“生活化”
案例:六年级上册有一道题:“某超市规定3个空汽水瓶子可以换1瓶汽水, 妈妈买了10瓶汽水, 想一想, 妈妈最多一共可以喝到多少瓶汽水?”
有学生在解答过程中, 提到最后剩下2个空瓶时, 学生1提出向店里先借1个空瓶, 换一瓶汽水, 喝完后再把空瓶还给商店;学生2提出, 商店为了追求盈利最大化, 一般是不肯借空瓶子给你的。于是老师启发学生讨论, 有学生提出可以向旁边的顾客借, 也有学生质疑:身边正好没有这样的顾客呢……学生们讨论得不亦乐乎, 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其实本题中, “3个空汽水瓶子可以换1瓶汽水”的实质含义是“3个空瓶可以换一瓶汽水 (不含瓶子) ”, 体现的是等价代换的思想, 老师过于追求情境的生活化, 反而掩盖了数学思想的本质, 扰乱了学生的思维。类似的案例还有“公园门票有团体票优惠时, 哪种购票方法比较好”之类的情境, 经常会遇到学生纠结于生活实际的情境, 而忽视了数学思想的本质。
三、过分追求教学目标的“过程化”
案例:二年级上册《用2-6的乘法口诀求商》一课的教学中, 教师出示问题:12个桃子, 每只小猴分3个, 可以分给几只小猴?
师:谁会列式?
生:12÷3=4。
师: (板书12÷3) 12÷3你们会算吗?
生: (整齐响亮地) 会!
师:那好, 请大家用三角形摆一摆。
学生摆, 教师巡视, 请一名学生往黑板上摆。黑板前的孩子摆成的三角形是4堆, 每堆有3个。
师:他摆得对吗?分成了几堆?
生:对!分成了4堆。
老师在算式后面接着板书得数“4”。
师:刚才我们用摆学具的方法算出了得数。请小朋友开动脑筋想一想, “12÷3”还可以怎样想?
教室里一片沉寂。 (教师的意图是:还可以想乘法口诀呀!因为三四十二, 所以12÷3=4。)
讲解完用乘法口诀求商以后, 老师又进一步追问:
师:“12÷3”还可以怎样想?
几个孩子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想法, 之后教室里又是一片沉寂。终于有一个学生回答:还可以一只猴子一只猴子地分, 分给一只猴子就减一个3……
师: (喜不自禁) 这个小朋友真不错!……
生 (迟疑地) 老师, 我还有一种方法:3+3+3+3=12。一只猴子分到3只, 2只猴子分到6个……
师:你真聪明!也奖你一颗五角星!
师:请小朋友看黑板, 现在有这么多种方法来算12÷3, 你最喜欢哪种方法?
生:我喜欢减法, 因为它最特殊。
师:不觉得它很麻烦吗?
生:不麻烦!
师:谁再来说说, 你最喜欢哪种方法?
生:我最喜欢加法。
师:为什么?
生:因为我喜欢做加法, 不喜欢做乘法。
师: (无奈地指着用乘法口诀求商的方法) 有没有喜欢用这种方法的?
只有少部分学生响应。
师:其实, 用乘法口诀求商是最简便的方法。以后我们做除法时, 就用这种方法来做。
在整个环节中, 老师片面强调了新课标提倡的“算法多样化和最优化”的理念, 机械追求“动手操作, 关注学习过程与方法”, 却无视于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 当学生回答“已经会算12÷3”的前提下, 不是追问学生是怎样思考的, 而是命令学生“用三角形摆一摆”。事实上, 设计“摆三角形”的目的本就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除法的实际意义, 找出合理的计算方法。在学生没有想到“其他方法”的时候, 老师又努力地“套出”算法的多样化, 最后却又生硬地让学生接受“用除法计算”这一最优化的计算方法。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学生被老师牵着鼻子走, 根本没有主动参与, 学得很累, 其教学的效果也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