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过程

关键词： 成书 史记 游历 经历

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过程（共5篇）

篇1：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过程

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

一、司马迁的游历经历

司马迁的游历经历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年轻时的自主游历。二是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一职后，跟随武帝巡游的游历经历。

《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从这一段话看出司马迁二十岁开始游历，足迹遍布江淮、齐鲁，更奉命出征巴、蜀，滇南。直到司马谈去世，他的自主游历生活才结束。

至于司马迁随驾巡游的经历，《太史公自序》中没有特别说明，但《史记孝武本纪》中仍记载有：“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

可见，司马迁任太史令后跟随皇上出巡，祭祀天地众神和名山大川，参加过封禅大典。回来后依次论述自古以来祭祀鬼神的活动，并把这些活动的里外情形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

二、司马迁的游历经历对他著《史记》一书的影响

我认为游历经历对司马迁成《史记》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

1、丰富了修史所必备的地理、民俗、人文知识，史书内容真实可信。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 又，《史记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因为司马迁到过淮阴，并亲自看过韩信母亲的坟冢，所以韩信之志与众异的结论才令人可信。又因为他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的切身经

历，才能将各地不同的故事传说与古籍比较，选择其中雅正者编次评论写为篇首，如此等等，使文章读来理据充实、内容可信。

2、行万里路不仅是知识材料的扩展积淀，更重要的是将书本与实践结合，开拓了人的胸襟和眼界。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中本纪、列传最为重要。司马迁立传的，上有皇亲贵胄下有市井平民，不看功绩不论成败，这种眼光在人人平等的现代真不算什么，不过考虑当时的环境就确实是不容易。

一个人的知识仅限于书本是枯涩无味的，凡是有生活有经历的人必定有过人的见识。无论是遍游天下还是遭受宫刑，后人都只是片面的揣测然后长篇大论一番。天下谁都没有玩过，宫刑更没有经历过，有时候连我都痛恨自己言之凿凿的词语。何必呢？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非要掰成两半，其实司马迁走南经北对写《史记》的关系不就两方面嘛，一个是材料积累，一个眼界见识。生活经历对写作的影响对谁不都是这两方面嘛„„

明代文学家李贽在其《童心说》中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所谓“童心”即是“绝假纯真”。言为心声，唯真才善，唯真才美。

正 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他写《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近年,史学界的同志们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颇有所论列,对“成一家之言”谈论的还比较少。有的学者以创纪传体来称道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创纪传体可以说是“成一家之言”的一端,似尚未能尽其意。“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司马迁的工作,他自认为是继《春秋》以后的有关工作,是以史学成家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家”,本来是一个政治概念、经济概念和社会组织单位的概念。把“家”运用到学术领域里,称学术流派为“家”,是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的。《荀子·非十二子篇》: “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车也。”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

篇2：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过程

一、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存真求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撰写历史。班固在其为司马迁所做的传记中提到：“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尊重历史，秉笔直书是司马迁求实精神的集中体现。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主要从《史记》的来源和内容上体现出来。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广泛涉猎各种古籍、档案资料。元封三年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可以参阅史官所藏图书。《世本》、《经书》、《国语》、《楚汉春秋》、《秦记》、《诸子百家》等都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司马迁曾经亲自到各地采访、考查、收集资料。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2]，探寻古迹，收集传说。后担任郎中一职，奉旨西征巴、蜀以南，到达今云、贵地区，了解了西南夷的情况。他考察了各地遗迹，掌握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为他写作《史记》奠定了政治、思想、史料基础。

档案在《史记》的创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用职务之便，他可以阅览“石室金匾之书”[2]，譬如各种诏令、奏折、记功册等，为他创作《史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先把收集到的档案材料、杂书、野史等进行了广泛、系统的整理，而后开展了认真的取证、选择和调查研究工作。正是因为有大量的档案作参考，才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使得《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成为一部信史。

从《史记》的内容上看，司马迁有着爱憎分明的强烈个性，但他能够坚持秉笔直书，做到不为个人的爱憎所影响。他正视现实，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如实地表述历史的真相。从皇帝、王公贵族到地方长官，司马迁不会抹杀他们积极、光彩的一面，但也毫不掩饰他们的腐朽、贪婪和残暴。

司马迁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在《史记》中他一方面如实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经济状况较好、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耗财巡游及其残忍、重用酷吏等严重过失，也丝毫不掩饰其拜禅祭祖、迷信方术等史实。对汉高祖，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展现了他虚怀若谷、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提到他“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2]，揭露了他狡诈、猜疑功臣、残暴虚伪的丑恶嘴脸。

二、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精神

内容上，司马迁敢于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对封建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酷吏，做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他认识到物质状况对社会活动的决定作用，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他重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同情人民疾苦，歌颂农民起义。

形式上，司马迁在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首创了“纪传体通史”。《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书”述典章；以“表”列帝王世系；以“列传”表人物。据史学家考证，本纪、表、书、世家等体例早已存在, 但其原来的性质、用途却与《史记》不尽相同。司马迁吸取了它们各自原有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新创了列传这种体裁。他精心构思，将这五体融合在一起，创造了崭新的纪传体裁。五体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网罗内外，贯穿古今，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状况。正是因为司马迁的精巧构思以及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史记》才成为后世正史所奉之圭臬。

三、求实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和其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他崇实的精神，不盲信前人，才会发现真实的规律，使历史的真实面貌重现，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正是因为骨子里有一股创新精神，司马迁才会不自缚于陈旧的成规，不拘泥于过去的模式，才能做到秉笔直书，重现历史的原貌。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2]陈涉虽然出身贫微，但因为在秦王朝严密而残酷的统治下首先举起起义的大旗，的确是非常之功。司马迁所看重的是功业，而不注重地位、出身。他将陈涉之事迹列入“世家”，把陈涉与汤武、孔子同比，表明他对陈涉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作用的重视和肯定。著名的史家如班固、贾谊等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与司马迁的处理形成了鲜明对比。班固写《汉书》，将陈涉贬入列传。贾谊所作的《过秦论》，过分强调陈涉乃“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3]。

司马迁求实的精神使他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才会给陈涉之举有个公正的评价，从而充分肯定了第一次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正是因为有创新思想的指导，司马迁才会抛弃一切传统因素，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农民起义问题，才会得出新的结论，从而一改历代史学家对农民起义所持的不正确的态度。

司马迁的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深深植根于其朴素的唯物思想中。“司马迁做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其撰书要旨”[4]。“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客观联系。这深刻体现了其朴素的唯物思想。而司马迁的创新思想，根源于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司马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他所说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深刻体现出来。“通古今之变”，就是讲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掌握历史治乱兴衰的规律。所以司马迁在讨论古今问题时，并没有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而是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从而发现历史是在变化而不是循环。在司马迁看来，事物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因此，他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发生、发展都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2]，都要研究他们的来龙去脉。“成一家之言”，即在叙述历史史实中，阐明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2]。

在《史记》的创作中，创新和求实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并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而这一切深深植根于司马迁朴素的唯物思想和唯物辩证法思想之中。司马迁严谨求实，充分重视和发挥档案的作用，又有独具匠心的伟大创造，使得《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一部具有不朽价值的思想深刻的千古杰作。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摘要：《史记》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巨著, 不仅在于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还因为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和其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史记》的创作中, 司马迁做到了求实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而其求实精神和创新思想又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求实,创新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中华书局, 1962:2707.

[2]张大可.《史记》评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3]贾谊.过秦论[M].转引自贾谊新书.扬子法言[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6.

篇3：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过程

《列宁选集》第1卷858页, 第2卷1005页, 第3卷933页, 第4卷765页, 4卷合计3561页。由于采访报道任务繁重, 要在短期内读完这4大本书, 的确有一定困难。为了解决读书同时间的矛盾, 1973年元旦我拟定了一个总体学习计划:按照每小时平均10页的阅读速度, 将《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需要356个小时。如果每天挤出1小时, 不到一年就可以把《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有了这个总体规划, 零碎时间就像珍珠一样被串了起来。实践的结果是只用了6个月, 就把《列宁选集》通读了一遍。 (《中国记者》, 2008年第5期)

他的经验也给了我启发。于是, 除了20年目睹之杂碎书, 这些年还用此法啃读经典、温习古典, 颇见成效, 《鲁迅全集》《资治通鉴》等就是这样零打碎敲, 用一年时间读完的。拿中华书局的点校本《资治通鉴》来说, 共有20本约1万页, 平均下来, 每天约30页, 由于多为有声有色的人物以及一波三折的故事, 读来有滋有味, 不亚坊间八卦。2013年, 经方家数十年辛勤劳作, 新版《史记》出版发行, 接着《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也在伟人诞辰120周年之际问世。《史记》10本,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6本, 于是决定2014年化整为零的攻坚目标就是这两套大书。结果表明, 同南振中读《列宁选集》的情形相似, 不到半年就基本完成了。

当然, 《史记》的“表”“书”等专精内容匆匆翻过, 重点是感兴趣的史记故事, 如“本纪”“世家”“列传”等。关于《史记》, 鲁迅先生的评语向称不刊之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放在人类文明长河, 也许只有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及其《历史》庶几近之。另外, 司马迁及其《史记》既是不可超越的史家之绝唱, 又是当之无愧的记者之先声。无论司马迁的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深入现场, 调查研究的良史之才, 还是《史记》的“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恶”的实录记载, 都不能不让新闻记者奉之为古往今来第一人。只消读读《太史公自序》, 一位风尘仆仆的记者形象不就跃然纸上了吗:

迁生龙门, 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会稽, 探禹穴, 闚九疑, 浮于沅、湘;北涉汶、泗, 讲业齐、鲁之都, 观孔子之遗风, 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 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南略邛、笮、昆明, 还报命。

这位行者与记者———记述事实之人, 使人不由想起新闻史上的名家名作, 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萨空了的《从香港到新疆》, 想起当代中国那些“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人民记者, 如《告别饥饿》一书的四位新华社记者之一冯东书: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40余年间, 冯东书的足迹踏遍祖国东西南北的山山水水:东到黑龙江省抚远县, 南到海南省三亚市, 西到新疆帕米尔高原脚下的乌恰县, 北到黑龙江省漠河县, 并对全国多数贫困地区进行过调查。

冯东书的名字也俨然成为深入调研的代名词……一位老记者在博客中写道:“当年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坐拖拉机下乡, 我也在太行山上用脚板‘量’路;那收获, 绝对比如今坐小车下去采访大得多, 也丰富得多。”这句话并不是虚言。在被誉为“新西行漫记”的《告别饥饿1978》一书中, 我们可以领略到冯东书“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调研所结出的硕果。

冯东书到农村调研的故事流传很广, 至今还能从新华人的口中听到一些趣闻轶事。如他出差调研到某分社, 分社门卫看他头发凌乱、衣衫褴褛, 不像新华社记者, 倒像是个叫花子或者上访者。[1]

如今, 新闻行当大都意识到讲故事的重要性, 懂得新闻固然得讲政治, 因为新闻的本质是政治, 核心在政治, 即使“新闻自由”也属政治话语与范畴, 但新闻之为新闻, 首先在于故事, 没有故事, 新闻就成为评论或文章, 哪怕是重要的评论, 纵然是精彩的文章, 也算不上新闻, 更够不上好新闻。于是, 讲故事成为新闻记者的共识。那么, 什么是故事, 怎么讲故事, 又怎么讲好中国故事呢?这些问题, 也可在古今记者第一人即司马迁及其《史记》中得到鲜活的答案, 尤其是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答案。有位博士生也是高校青年教师, 一次同我探讨学位论文的选题, 提到中国的新闻叙事与西方专业主义的“嫁接”问题。我说, 与其如此张冠李戴, 还不如探讨中国的新闻报道与《史记》一类文本文体的内在关联呢。《人民日报》的一则《编辑札记》, 也说明了这一点:

古人写文章, 一到描写一个人, 常用至妙至简之笔, 而令其形神风度皆跃然纸上。

印象最深的, 是韩愈写南霁云, 前后只用三句话。第一句是求援之时, 贺兰赏其酒食, 霁云慷慨道:我突围出来的时候, 睢阳城里已经一个多月没开锅了, 我现在独享美食, 实在吃不下去。然后“拔其佩刀, 断一指, 血淋漓, 以示贺兰”。第二句是遭拒之后, 霁云纵马离去, 将出城时, 返身一箭, 射在佛寺浮图上, 立志说:等我破了贼兵, 一定回来灭你贺兰, 这支箭便是见证。最后一句是被俘之际, 面对敌人劝降, 霁云默然不语, 老首长张巡以为他要降敌, 对他说:大丈夫不可为不义屈!霁云听了笑道:我本来是想保存实力, 以图再起, 既然您这么说了, 我哪敢不死!于是与张巡一起就义。

只此三句话, 一个忠肝义胆、胸有丘壑的刚烈男儿、赳赳武将, 便永远立在了文史之中。此后但说南霁云, 永远也绕不开拔刀断指、箭射浮图的那个经典形象。

这种例子很多。司马迁写项羽, 也是寥寥几笔, 便见项羽一生。“项籍少时, 学书不成, 去。学剑, 又不成。”他叔父于是教他兵法, 项籍“大喜, 略知其意, 又不肯竟学”。此后见始皇帝游会稽, 渡浙江, 项籍又说:“彼可取而代也。”学书学剑半途而废, 雄图霸业自然也难有全终。一个性情浮躁、志大才疏的枭雄形象, 便在太史公几句话里, 展露无遗。

古人写人, 运笔精妙, 惜字如金, 却见神见骨, 风姿卓绝, 余味难以穷尽;今人写人, 洋洋洒洒, 长篇高论, 却千章一律, 写到最后仍让人感觉面目模糊。古今之异, 其何大哉。[2]

倘若说世界三大宗教无不关注人与超验世界的问题, 那么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则始终操心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所以, 人世、人生、人伦、人情构成了中国历史连绵不绝的主线, 对现世生活的热望熔铸为千万年中华文明的底色, 如“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如“舌尖上的中国”。无论是先秦诸子深入浅出的寓言哲理, 还是《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引人入胜的历史叙事, 无不散发着浓郁的、温暖的、可亲可近的人间烟火气。司马迁的《史记》也处于这一脉文化源流之中。于是, 读《史记》, 仿佛在读人生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 一觞一咏无不浸透人世情怀, 真切, 自然, 生动, 朴实, 犹如俪生对汉王刘邦进言:“王者以民人为天, 而民人以食为天。” (《俪生陆贾列传》) 遗憾的是, 下面不得不用列举法说明一二, 而对于如此浑然一体的伟大作品, 列举法实属焚琴煮鹤的无奈之举。

凡是故事, 自然离不开人, 核心都在人的活动、行为、言语、心理等。史记故事特别是最有故事性的列传, 都是围绕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展开的。比如, 著名的《刺客列传》, 就写了春秋战国时期几位义薄云天的侠士、壮士、烈士。这些动人心魄的故事经过司马迁的娓娓讲述, 千百年来代代传扬, 家喻户晓, 已经积淀为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原型, 从而激励着一代代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中华儿女。鲁迅先生《故事新编》的眉间尺 (《铸剑》) , 以及郭沫若的《聂萦》《高渐离》《棠棣之花》等剧作人物, 就继续演绎着这些传奇故事, 而《赵氏孤儿》更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为例, 就是那么有血有肉、有声有色:

豫让者, 晋人也, 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 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 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 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 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豫让遁逃山中, 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 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 我必为报雠而死, 以报智伯, 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 入宫涂厕, 中挟匕首, 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 心动, 执问涂厕之刑人, 则豫让, 内持刀兵, 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 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 而其臣欲为报仇, 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醳去之。

士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豫让以一己之生命诠释着这一中华文明的精神, 抒写着《兰亭集序》所谓“人之相与, 俯仰一世”的情怀。后来, 豫让不依不饶, 继续行刺赵襄子, 结果同样失利。当他又被赵襄子捕获时, 赵不解, 说你也曾侍奉范氏和中行氏, 智伯消灭他们后, 你不为他们报仇, 反而委身智伯, 今天智伯已死, 为什么偏偏没完没了地为他复仇呢?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 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 国士遇我, 我故国士报之。”这同《大公报》的张季鸾颇为相似, 当年蒋介石曾以国士相待, 故而他也是国士相报, 遂有世人诟病的“小骂大帮忙”。听了豫让的回答, 赵襄子喟然叹息, 流泪说了一番话, 然后配合豫让共同上演了一幕长歌当哭的悲剧:

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 名既成矣, 而寡人赦子, 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 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 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 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 臣固伏诛, 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 焉以致报雠之意, 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 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 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 赵国志士闻之, 皆为涕泣。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豫让故事同荆轲及其刎颈之交高渐离前赴后继刺秦王的壮举一样,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血气方刚的青春伟力, 体现了“宁可站着死, 绝不跪着生”的高贵精神。今天, 知识分子及其话语俨然一枝独秀, 有人将其同先秦的“士”联系起来。不过, 通观古典时代, 无论是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列传》, 还是礼贤下士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 “士”与其说是一种社会阶层, 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境界, 如士可杀而不可辱, 或曾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这从《管晏列传》的一个故事里, 也可略见一斑。故事说的是, 齐国贤相晏子有一次出门, 他的车夫驾着高车大马, 意气洋洋, 其妻从门缝看到这一幕, 觉得不胜羞愧, 等车夫回家后, 就提出分手。车夫不解, 询问原因, 于是这位无名无姓的女子说了一通话, 既让车夫汗颜, 也足令后人自省:

晏子为齐相, 出, 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 拥大盖, 策驷马, 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 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 身相齐国, 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 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 乃为人仆御, 然子之意自以为足, 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 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司马迁不仅善于讲故事, 而且长于写细节, 往往白描式的几笔, 就把人物神态与特定场景勾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下面再看一例。由于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社会政治制度, 汉代高官也就包括京师的三公九卿和地方的郡守, 其标志即为两千石及其以上的俸禄, 正如过去十三级是高干门槛。汉文帝时有位朝廷元老, 姓万名奋, 由于本人以及四个儿子都是省部级以上高官, 于是皇帝戏称他为“万石君”, 也就是说父子五人的俸禄总计一万石。这位万石君及其儿子都憨厚实诚, 下面这段《史记》花絮还被司马光用于《资治通鉴》, 看后如在目前, 令人忍俊不禁: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 御出, 上问车中几马, 庆以策数马毕, 举手曰:“六马。”

武帝看来是逗他玩儿的, 因为皇家御驾的马匹都有定数, 而且一目了然。没想到, 这位可爱的万太仆居然举着马鞭, 点着御马, 一匹一匹数将过来。这样令人过目不忘的细节, 《史记》中比比皆是。再如《孔子世家》末尾, 写到孔子垂暮时, 就有一段情景交融的细节:

孔子病, 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 曰:“赐, 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 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至于许多常被教科书选录的名篇, 如《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孟尝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 更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与细节, 就像流播人口的霸王别姬、鸡鸣狗盗、负荆请罪等。下面不妨再看几例《李将军列传》的细节:

尝从行, 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 而文帝曰:“惜乎, 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 万户侯岂足道哉!”

广居右北平, 匈奴闻之, 号曰“汉之飞将军”, 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 见草中石, 以为虎而射之, 中石没镞, 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 终不能复入石矣。

广之将兵, 乏绝之处, 见水, 士卒不尽饮, 广不近水, 士卒不尽食, 广不尝食。宽缓不苛, 士以此爱乐为用。

……

众所周知, 司马迁曾因“李陵案”遭受惨毒的腐刑, 从他撰写的《李将军列传》中, 也能体味一种悲凉慷慨的沉郁之情, 宛若李陵《答苏武书》:“凉秋九月, 塞外草衰。夜不能寐, 侧耳远听。胡笳互动, 牧马悲鸣。吟啸成群, 边声四起。晨坐听之, 不觉泪下……”所以, 每读《李将军列传》, 心头都禁不住阵阵泛起后人那些怅惘低徊的深长歌吟, 包括张承志《荒芜英雄路》中的《杭盖怀李陵》:“两唐书中记载了大量黠戛斯 (柯尔克孜) 人自称李陵苗裔的族源传说;日本突厥学家护雅夫认为, 黠戛斯之一部即黑发黑须黑瞳的一部, 乃是李陵及降卒后裔这一传说, 已经成为正史史源, 但尚不是信史。”而诗坛千古流传的名篇佳作, 更是后世之人对李广李陵祖孙两代英雄末路的无尽追怀: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

林暗草惊风, 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 没在石棱中。 (卢纶)

使李将军, 遇高皇帝, 万户侯何足道哉。 (刘克庄)

俯观江汉流, 仰视浮云翔。良友远离别, 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 相去悠且长。嘉会难两遇, 欢乐殊未央。愿君崇令德, 随时爱景光。

嘉会难再遇, 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 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 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 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 与子结绸缪。 (《苏李诗》

……

作为新闻的先声, 司马迁的《史记》既讲故事, 状细节, 又以“太史公曰”成为新闻评论的典范。这些评论文字, 寥寥几笔, 画龙点睛, 顿使全篇故事形神兼备, 顾盼生姿。事实上, “太史公曰”已经成为史记故事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范敬宜在清华大学开设新闻评论课时, 常常以此传道授业, 《李将军列传》结尾的“太史公曰”, 更是他的经典教学案例:

《传》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 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 天下知与不知, 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此言虽小, 可以谕大也。

其实, 这段文字何尝不是范敬宜的写照呢?“其身正, 不令而行”“悛悛如鄙人, 口不能道辞”“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不也像这位“将军一去, 大树飘零”的一代报人吗?再如《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 同样堪称精辟、深刻而贴切:

诗有之:“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 想见其为人。适鲁, 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诸生以时习礼其家, 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 当时则荣, 没则已焉。孔子布衣, 传十馀世, 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可谓至圣矣!

拿破仑临终时, 回顾自己曾经指挥千军万马而如今沦为孤家寡人, 耶稣孑然一身而后世向心归化, 于是不由感叹真正强大的不是利剑而是精神, 这同司马迁的上述评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除直抒胸臆的评论, 司马迁还在看似不经意的叙事中, 借故事中的人物之口传达种种就事论事的评说。如《乐毅列传》记述了乐毅一封《报燕惠王书》, 其中有一句:“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终。”习近平系列讲话中不时提到“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 即由此点化而来。再如, 《商君列传》中商鞅变法的一段陈词, 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发:

孝公既用卫鞅, 鞅欲变法, 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 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 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 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 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综上所言, 除了文化以及文字的血肉关联, 司马迁及其《史记》与现代新闻至少有三点可谓一脉相通:一是实事求是, 调查研究;二是讲故事, 重细节;三是字里行间的高远境界与高贵情怀。最后一点尤有现实意义, 因为眼下一些新闻故事, 絮絮叨叨, 鸡零狗碎, 仿佛沦为稗官野史, 既没有政治意识, 也没有什么精神价值。要之, 《史记》既当得起鲁迅之定评, 也无愧于记者之先声。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 对《离骚》的一段经典评论也完全适用于《史记》:“其文约, 其辞微, 其志洁, 其行廉,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举类迩而见义远。”

在千万年中华文明进程中, 司马迁与《史记》如一座丰碑为人尊崇, 自来著述也如万斛泉涌, 不择地而出。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为《百家讲坛》栏目开讲《史记》, 就是最新一例。在学术界, 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1946) 广为人知, 备受推崇。李长之是“清华四剑客”之一, 与吴组缃、林庚、季羡林相提并论。作为第一部全面评议司马迁与《史记》的专著, 李长之在这部名山之作的自序中, 将其人格与风格归结为一个共同点———“浪漫的自然主义”。所谓自然主义, 乃指极端客观写实;而浪漫主义, 则又极端主观, 注重内心世界, 抒发自我情感。两者看似完全对立, 却相辅相成地有机统一于司马迁及其《史记》, 形成鲁迅先生的定评:史家之绝唱 (如实) , 无韵之离骚 (抒情) 。实际上, 古今中外的一流记者及其作品, 也无一不是主客观的完美融合, 绝对客观与绝对主观都不可能铸就好新闻, 也不可能成就大记者。正如斯诺的《西行漫记》, 一方面如此真切地记录了事实, 达到古今良史与实录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浸透着一位有良知记者的深挚情感, 特别是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革命的深切同情。

西谚有云:“一切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释。”化用此语, 一切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解读, 也不妨视为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注释。这篇古今名篇, 千回百转, 心痛神伤, 正如信里说的“肠一日而九回, 居则忽忽若有所亡, 出则不知其所往”。其中一些有名的文字, 百代以下依然美丽动人:“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 传之其人”“可为智者道, 难为俗人言”……70年前, 毛泽东在延安的演讲《为人民服务》就用了其中的名言:“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 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 就比鸿毛还轻。”当然, 最能无愧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盖棺论定, 还属《报任安书》那段耳熟能详而寄慨良深的文字: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 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上世纪最后一年, 《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倾听·人生》版, 定位于普通人的口述故事, 每周一期, 每期六七千字, 算来约有六七百个故事了。创刊10年后的2010年, 这些新闻故事又以《小人物史记》的书名付梓发行, 按照主编赵晴的说法:

他们中有下岗女工当钟点工式的小人物, 也有汶川大地震后打开生命通道的尖刀军长徐勇的亲身经历。小人物有时候甚至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获得第19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一九八零, 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 讲述的更是大时代中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30年前, 四位新华社中青年记者受命调查西北农村现状, 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 为此他们跨越4省 (自治区) 39县, 走村串户, 历时半年, 行程万里, 对党中央全面推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3]

这里提到的4位新华社记者及其西行漫记, 就是前述冯东书参与撰写的“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告别饥饿》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口述《一九八零, 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的傅上伦, 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翌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宁夏分社, 他对《倾听·人生》记者说起此次西行漫记时特别提到:

新华社领导对这次调查极为重视, 出发之前, 穆青同志亲自找我们谈话……他特别强调, 要说实话, 写实情。他说, 斯诺的《西行漫记》, 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 为什么过了几十年, 至今读来仍然震撼人心?就是因为他们真实地记录了大量的事实。他们当时发的新闻, 今天成了历史。你们这次调查, 今天看是新闻, 明天也就成了历史。你们一定要有时代的责任感, 历史的责任感, 不要有单纯的任务观点。要走一路, 看一路, 听一路, 写一路。[4]

末了说一下《史记》版本。提到版本, 不能不涉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 这是新中国一项利归当下、功在千秋的文化建设项目, 历时半个多世纪, 涉及几代文化人, 借用中华书局编辑部2013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的说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 由中华书局承担组织落实和编辑出版工作, 集中全国学术界、出版界的力量, 完成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和出版。从一九五八年九月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召开, 次年九月点校本《史记》问世, 到一九七八年点校本《宋史》完成出版, 整理工作历时二十年……点校本出版之后, 以其优秀的学术品质和适宜阅读的现代形式, 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各种旧本, 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采用, 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权威性通行本。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从开始出版, 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 上距一九七八年《宋史》出版, 点校工作完成, 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为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和读者使用的需求, 亟需予以全面修订……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

这段概括的文字, 说明了此项工作的缘起、进程、内容、意义等, 也提及第一项成果即点校本《史记》1959年问世。而当年主持《史记》点校工作的, 均为老一辈著名学者如顾颉刚。他们以精湛的学术水平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为这项文化盛事作出卓越贡献。别的不提,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谈到的一件事, 就足以表明这一点:“我在台北文哲所见到林庆彰先生。他是文哲所的所长。他说, 他第一次来大陆, 非常惊讶, 大陆竟然有那么多精心整理的古籍和工具书。”[5]

我的第一套《史记》, 正是与我同庚的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时购得的。好像当年公社的小书店只进了一套, 定价10元。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算来足够维持一个人一个月的小康生活, 故记忆犹深 (之所以不惜血本, 也在于对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印象深刻, 爱不释手) 。这套平生第一部大部头“藏书”, 几十年来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来清华后, 同学知我所好, 又送了一套精装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 包括《史记》, 由于已有平装本, 一直不舍得拆封, 摆在办公室里装点门面。新购的这套升级版《史记》, 原价590元, 网上购买还打折, 差不多相当于京城小聚一次的餐费, 比40年前的价格便宜多了。升级版《史记》第一次印刷时限量发行2万套, 我的这套编号为11441。由此说来, 即使只有2万人在读《史记》, 在忙碌而多元的时代似乎也值得宽慰了。

王伯祥选注:《史记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三联书店, 1984年;赵晴主编:《小人物史记》,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参考文献

[1]万小广.创作者永远是自学者——关于农村记者冯东书[J].新闻业务·新华社建社80周年纪念特刊 (下) , 2011 (43) .

[2]张健.编辑札记[N].人民日报, 2014-05-27, 第24版.

[3]赵晴.小人物史记 (1、2) [M].“序言: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变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4]赵晴.小人物史记 (1)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106.

篇4：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理想人格

司马迁的一生是复杂、苦难而又悲壮的。他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也是充满曲折的。以“李陵之祸”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司马迁一心为朝廷谋划, 以求得皇帝的赏识, 他的人格特质呈现出的主要是一种蓬勃向上、力求奋进为朝廷建功立业的精神, 实现“立德, 立言, 立功”的理想。这是司马迁一生的主旋律。

一.完美理想与精神的支柱

《孔子世家》“赞”中一句“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可见孔子那一以贯之, 坚持主张决不放弃的人格, 正是司马迁的立德之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积极用世的精神愈加坚强。一方面刻苦自励, 充实自己, 等待时机, 以用于世;另一方面另辟蹊径, 整理古籍, 著书立说, 收徒授业, 表现了艰苦创业、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用世的精神, 也构筑了司马迁完美理想与精神的支柱。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 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有能诏明世, 正易传, 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孔子世家》“赞”曰:“孔子布衣, 传十余世, 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可谓至圣矣!”司马迁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 有孔子的影子, 这是他们精神的真正契合处。事实上, 孔子和司马迁都是将功利建立在当世无法实现的, 建立于未来的一种功利上, 这种功利如孔子听到“往者不可鉴, 来者犹可追”时的一种觉悟, 于是选择了在当世的牺牲。

二.入世之道与变革的楷模

《管仲列传》“赞”曰:“将顺其美, 匡救其恶, 故上下能相亲也”, 表现了管仲务本求实, 以民为本, 因势利导, 而这一切恰恰成为了司马迁的入世之道, 立功楷模。变法改革在思想领域探索的基础上, 更为可贵的是有赖于一批实践家勇敢地付诸实施, 艰难地进行改革试验。首先走上改革舞台, 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的要算齐国的管仲。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改革, 发展生产, 富国强兵,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称霸中原的赫赫功业。而“赞”中“岂以为周道衰微, 桓公既贤, 而不勉之至王, 乃称霸哉?”是借孔子的批评进一步展示了自己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匡世济民的宏愿。

三.人生困境与心灵的皈依

在《屈原列传》“赞”中“悲其志”“未尝不垂涕, 想见其为人。”司马迁面对屈原悲剧的一生、对祖国无限忠诚、刚正不阿的正直品德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真实而又相似的人生困境使司马迁相见恨晚再也不能自已。他要寻找自己的心灵皈依。

在极度困厄时, 人的压抑与苦闷无法申诉, 往往就会“述往事, 思来者”, 产生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在《史记》未完成之前, 司马迁深感他无权放弃生命, 在现实生活中, “立德”、“立功”已经无法实现时, 他却隐忍以行, 通过著书“立言”, 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直面人生的苦难, 通过著述摆脱对生命价值的困惑与疑问, 在对历史的思考与描述中获得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终极意义。此时, 司马迁内心盈溢着勘透自然、洞穿生死、直视生命真义的悲怆。有时也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 对天道不公的愤懑, 以及对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悲凉之情。在其理想遭受幻灭时, 及时从自然, 从人的本质出发, 实现人本来的本质, 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正是儒与道的兼顾, 才使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 显示出大智大勇, 大仁大义, 这也许就是具有封建主义特色的东方人文主义。

司马迁在历史沧桑、岁月淘洗中, 重铸了个人的理想人格、民族的灵魂。

读《史记》, 其实就是在读司马迁, 品读其书, 见其为人。读他的人格和情感, 读他的人生智慧:执着、坚毅、睿智、变革、浪漫。

摘要：在文学史上, 有评论家称:司马迁“述往事, 思来者”作《太史公书》, 继周公、孔子之后, 第三次对中华文明进行整合, 提出“法天则地”。在欧洲古希腊的普鲁塔克被尊为“世界传记之王”, 但司马迁的《史记》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格才铸就了如此伟大的作品?本文谈谈个人看法。

篇5：司马迁《史记》中排比运用的艺术

《史记》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一部史学著作, 它出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之手,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历史跨度长达3000 多年, 记载了从上古传说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元狩元年, 而且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在文学性上也有非常高的成就, 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后世对《史记》及司马迁的文学评价是非常高的, 鲁迅先生曾赞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对于《离骚》这部屈原所著的伟大诗集想必许多人都很了解, 其内在的文学价值堪称我国传统文学的经典, 而《史记》在文学性上堪比离骚, 可见其内在的文学价值之深厚。

二、司马迁《史记》中排比运用的艺术

排比作为文学领域一种非常常见的修辞方法, 其不仅拥有增强语势, 强化句式结构的作用, 同时还朗朗上口, 能够让文学作品更具有节奏感。而在《史记》中, 排比的修辞手法是被广泛运用的, 而且数量极其庞大, 排比种类相当之多, 在技巧的应用上也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我们说《史记》中司马迁雄深键雅的文章风格与大量的排比修辞方式的应用是离不开的, 而且对于后世的研究人员来讲, 从排比的修辞方式对《史记》进行分析和研究, 也是从多角度对《史记》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排比句式是除了联珠、对偶之外, 司马迁最喜欢使用的修辞方法之一。据相关统计显示, 在《史记》中司马迁共有127 篇文章使用了排比句, 数量高达1437 组, 这在《史记》这部史学作品中可以说是占据了“大壁江山”的。不过虽然《史记》中司马迁应用了大量的排比, 但是却不是所有的排比都是一种类型的, 甚至于司马迁还将排比应用出了“史氏”风格。这种风格使得司马迁的排比句具有非常明显的艺术性, 而且在内涵上也是卓尔超群的。就排比句式的效果而言, 司马迁的排比句可以说让抒情更加淋漓尽致。我们都知道, 排比句式有助于作者抒发内心情感, 增强情感氛围, 而司马迁的排比句则更胜。譬如说屈原始终都是司马迁所心之向往的理想任务, 所以司马迁对于屈原的诗也是感佩至深的, 因此他将这种深情厚谊都融入到《屈原列传》中用排比句式表达出了他对屈原的深深敬佩之情。“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 邪曲之害公也, 方正之不容也。”除此之外, 在《屈原列传》中还有比较著名的排比句, 无一不展现了司马迁对屈原的情感, 而且通过这种排比句式, 让情感的大潮汹涌澎湃, 不仅充满了气势, 同时还让整篇文章有张有弛, 松紧自如, 不仅很好的塑造了屈原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 同时也深切的表达了司马迁的敬佩之情。

除了深化情感之外,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使用的排比句还让文字更加丰满周详。《货殖列传》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先从科学视角阐述物质生产的经济学论著。“故待农而食之, 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 商而通之。”在这里, 司马迁用丰富的比喻昭示了物产之所以能够如此丰饶是因为农、虞、工、商的产销活动, 并阐述了人类追求财富实际上是一种本能的驱使。所以在排比句中我们能够看到司马迁对于这四种社会工种是持并重态度的, 任何一种都不可或缺, 并藉由此来揭示了物质生产的自由规律, 从文中我们能够藉由排比句感受到司马迁本人对于物产丰饶的一种喜悦, 也藉由排比句发挥了聚众类、广文义的作用。

三、结语

其实在《史记》中司马迁所应用的排比句还有很多很多, 无不体现出司马迁对文字内涵饱满, 情感酣畅的追求, 可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展现出来的奔放、蓬勃的气势基本上都是凭借着大量的排比句式来展现的。所以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 司马迁可以说是集排比句之大成者, 相较于先秦史书来说, 《史记》所应用的排比句无论从数量、种类、技巧还是内涵都无人可及, 即便是后世文学作品中打破史学范围也基本上很少会有作者运用到如此大量的排比句式来作为文章的主要修辞方式,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现象使得司马迁创造了排比修辞艺术的最高成就,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字中激情澎湃, 情感充沛, 却又饱富科学的司马迁。也看到了一部具有极高文学成就的史学著作———《史记》。

参考文献

[1]张姣, 王世凯.试论语言风格规范的对象、本质和内容[J].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5) .

[2]张春泉.《论语》和《孟子》排比问的语用比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