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医事件的网络舆情论文

关键词： 群体性 单调 事件 网络

【关键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科技学院2018年科研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地方政府网络舆论引导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XKY028。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打医事件的网络舆情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打医事件的网络舆情论文 篇1：

事实推断偏向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应对

摘 要：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中，归纳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以及可得性启发的影响得到了分析。归纳的单调效应被认为在指向性趋同信息出现时，将增加或坚定事件中的趋同者，并导致参与者的规模急速增加；证真偏向被认为在结构性相似观念的共同作用下，将急剧减少参与者的批判与质疑行为，从而导致参与者的一致性轻信行为和观点的迅速趋同；可得性启发被认为在媒体的长期负面报道或网络平台反复推送负面信息的作用下，将导致事件的参与者将或然性的小概率负面事实认定为必然的负面事实；这三项事实推断偏向的上述效应被认为最终将助推甚至直接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或改变其演化路径。因此，发布可信赖的异质性信息、改革评论信息的排序规则以及提供信息阅读的外在辅助工具等对策有助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平息。

文献标志码： A

关键词： 事实推断偏向；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与干预策略；归纳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可得性启发

一、引言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公民通过利用网络这一新型的传播工具基于利益表达和诉求的一种集体行动〔1〕。目前，研究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其形成机制展开了大量研究。在其形成机制方面，研究者较为系统的探讨了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中的社会背景因素〔2〕、管理因素〔1，3〕、新闻传播因素〔4〕、技术因素〔5〕以及心理因素〔6～7〕。其中心理因素的探讨因其可以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科学层面的干预方案而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因素探讨中已有研究者指出其存在诸多疏失，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有别于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层面探讨不足〔6〕。本文想指出的是，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机制中，参与者的推断特征是有别于现实群体性事件其他心理因素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首先，在網络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尽管由网络连接而产生联系，但是毕竟不如现实群体性事件中那样存在多种的、现实的互动方式，他们仅存在单维的数字联系。在这种单维的联系中，推断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即便认为推断是一切决策和行为的基础亦未尝不可。其次，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诸多事件之所以维持大规模的人群聚集状态，是因为在事件的演化过程中，参与者依据事件的原始信息做出一个一个新的推断，从而将简单的原始信息丰富，使它蕴含多层意义，包含多种发展方向，并最终为事件的演化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甚至在一定情境下，推断也同时提供事件维持热度的能量或演化的动力。例如，在雷洋事件中，事件参与者从各个方面做出了推断。这种推断既是参与者各种行为的基础，也维持了事件的热度，以及导致了事件最终的演化结果〔8〕。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从参与者推断特征的角度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者甚少，仅有张郁运用认知偏差（易得性启发、代表性启发、归因偏差）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推断因素做了简单的分析〔9〕，其他一些研究则仅仅提到认知偏差，而没有做任何推断因素层面的分析〔10～11〕，这与前文所述的重要性是极其不符的。为抛砖引玉，本文试图对这一因素予以分析，并将关注点聚焦于推断因素中的一个特殊因素——事实推断因素——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与演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所谓事实推断是指就某一事实是否发生，是为真抑或为假而发生的推断。人们事实推断的特征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十分重要，因为所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都涉及事实推断的问题。首先，在自媒体时代，网络空间中的诸多信息都未经过严肃的审查，也非出自专业的新闻人士之手，其传播的信息本身便存在一个真假判断问题或可信度判断的问题。其次，任何信息文本都存在被演绎与推断的（即所谓脑补）空间与可能，都未严密到对任何可能做具体描述的程度。因此即使经过严肃审查的信息或出自专业的新闻人士之手的信息，信息本身也并非严密到无可演绎的程度。此时参与者对网络信息未予以描述或规定的部分或空间做何种事实推断也非常重要。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认知心理学特别是思维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人们的事实推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便是人们在完成事实推断时会发生诸多偏差（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偏向包括：归纳推理中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可得性启发等等），表现出非逻辑性的一面〔12〕。这与人们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行为的非理性特征是否存在关联十分值得关注。

二、基于事实推断偏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

（一）归纳的单调效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可能影响分析

归纳的单调效应是指人们在通过归纳得出结论、形成观点的过程中，当支持某一结论的证据越多、越一致时，人们接受该结论的信心便相应越强的效应。例如：在Nisbett等人的研究中，他们首先让参与研究者想象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有一种Barrato人。然后分别问参与研究者在已经发现3个Barrato人都是胖的情况下，得出“所有Barrato人都是胖的”这一个结论的信心，和在已经发现了20个Barrato人都是胖的情况下，得出“所有Barrato人都是胖的”这一个结论的信心的差别。结果发现，参与研究者在只发现了3个Barrato人都是胖的情况下，其推论信心明显不如已经发现20个Barrato人都是胖的情况，呈现出典型的归纳的单调效应〔13〕。

归纳的单调效应可以预测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指向性趋同的评论将推高事件的爆发程度。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存在与Nisbett等的研究类似的情形，即在相关事件的评论中出现的观点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是结论指向性趋同。此时这些评论就犹如Nisbett等研究中的一个个Barrato人，这些评论的共同指向便犹如Nisbett等研究中的“肥胖”特征。因而其产生的心理效应也将类似：网络舆情事件的参与者对得出评论所指向的结论信心大增，从而最终导致接受评论所共同指向的结论，并参与点赞或发表与之类似的评论。显然，这种个体层面的信心增加反映在网络联结下的群体上时便是网络中持相同观点者急剧增加。当这一舆情事件具备了公共参与性质时，它便将演化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过程可以用图1表示：

具体以邓玉娇案为例。在郭浩（2013）对邓玉娇案的定量研究中，分别分析了事件潜伏到爆发前的过渡期、发展期、全面爆发期和消亡期四个阶段中事实类、声援类、评论类、质疑类、评论延伸类、传言类、愤慨类以及其他类八个类别帖子的百分比〔14〕。通过对郭浩（2013）数据的再分析发现，取帖子中百分比最高的两类帖子的百分比为事件参与者指向性趋同的指标①，其变化趋势分别是：潜伏到过渡期39.5%（声援类21.6%+评论类17.9%），发展期43.4%（评论类28.1%+质疑类15.3%），全面爆发期50.9%（评论类28.7%+质疑类22.2%），消亡期44.1%（评论类29.3%+质疑类14.8%）。从事件趋同性指标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事件趋同性指标最高的点，也恰好是事件全面爆发期；同时随着趋同性指标逐渐上升，事件逐渐爆发，当趋同指标下降时，便到了事件的消亡期。根据归纳的单调效应成功地预测指向性趋同对事件发展起到的助推作用。

归纳的单调效应还可以对大量的、性质雷同的新闻报道推高与之相似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现象予以解释。媒体的本性除了求新求异以获取新闻价值外，另一个本性则是跟风蹭热度。某一博人眼球的新闻产生后，往往产生大量的、性质雷同的事件报道。例如在红黄蓝虐童新闻报道后，出现了秦皇岛金贝贝幼儿园虐童报道、南京栖霞一幼儿园老师殴打男童的报道、携程亲子幼儿园虐童报道等等〔15〕。从归纳的单调效应来看，这种大量的、雷同性的报道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化有助推作用。首先，根据归纳的单调效应产生的条件，媒体大量的雷同的报道将产生单调效应，即网民根据初始的报道所接受到的观念或形成的印象随着类似报道在短时间内的增加而会变得逐渐增强。其次，单调效应的产生同样会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某一个领域更容易发生。因为它在较短的时间内塑造了大量观念相似的网民，从而为某一类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准备了参与者和认知上的契合点。因此，归纳的单调效应除了可以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即刻影响因素如何起作用外，还可以解释一些宏观的背景因素、基础性因素如何起作用。

对于指向性趋同的评论推高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现象，以往研究往往运用从众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进行解释。显然这些解释忽视归纳的单调效应的作用，存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可能；此外，也可能导致一些偏差，将可能是单纯由归纳的单调效应所产生的助推效应似是而非地解释成了从众效应或群体极化效应。已有研究者提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人群在一些情形下并没有现实事件中那么强烈的人际压力，事件的参与者是以个体的形式相对孤立存在的，再加上网络本身的匿名属性更是增加了这一倾向，因此有时从众效应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限，甚至不存在。因而，在这些情境下的指向性趋同现象用从众效应解释并不合适。群体极化的道理类似，缺乏强烈的现场气氛感染与相互影响，指向性趋同的现象在一些情境下是否是群体极化的结果同样非常值得怀疑。

对于大量的、性质雷同的新闻报道推高与之相似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现象的解释，以往研究者也从污名化、标签化以及刻板印象的角度予以解释。但是，污名化、标签化和刻板印象效应的解释均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它们的解释的对象主要是人或者由人构成的一些单位，如最近被网民认为变坏的老人和前文所述的幼儿园等等。但是一些新闻报道重复的对象是事件模式或非人的客体。此时运用上述概念进行解释则不如本文提出的归纳的单调效应的视角合理。例如，医患关系重复的是医生与病人的冲突状态，说病人或者医生污名化、标签化或刻板印象均有偏差，那么认为这一类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存在污名化、标签化效应和刻板印象则是不合适和逻辑不通畅的，但是认为存在归纳的单调效应的影响则依然是合理的。

（二）证真偏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可能影响分析

证真偏向是指人们在推断的过程中，倾向于收集与自己已有观念一致的证据，以支持其为真，而不注意收集与自己已有观念相反的、否定性的证据，以推翻它的推断偏向。华生很早就做过一个实验，他在心中依照后面的数比前面的数大的规则写下“2，4，6，8”四个数，然后要求实验参与者猜测他写下的这四个数所遵循的规则。猜的方式是猜测者也写下四个数，然后询问是否符合华生原先写下“2，4，6，8”四个数时的规则。结果发现参与者写下的规则大多与自己的猜测方向一致，很少有参与者写下与自己猜测方向不一致的数字，出现了明显的证真偏向。后续的研究说明证真偏向广泛地存在于医生的医疗诊断、科研人员的论文审稿、民众在食品领域的社会推断等领域〔12〕。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者也需要与医生诊断、科研人员审稿一樣，对诸多观点、观念的可靠性以及它受到证据支持或否定的情况做出判断，因此其中必然也存在证真偏向及其影响。基于这一点，再结合网民结构性相似的观念可以对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现象进行解释。

所谓结构性相似的观念是指在群体水平上存在的系统性一致的观念。我国用几十年完成了他国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而使得这个时代一直处于急剧的发展和迅速的变迁之中。这种急剧发展与迅速变迁为网民乃至所有中国人所共同经历，塑造了网民乃至所有中国人结构性相似的观念。除此之外，接受了类似的媒体影响、有着类似的心理特征或兴趣爱好等的人群也会在亚群体水平上存在结构性相似的观念。因此，结构性相似的观念普遍存在。

首先，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与证真偏向的结合可以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轻信现象。在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事件一开始的报道实际上存在多种可能，甚至报道中本身已经存在诸多令人质疑的表述与逻辑漏洞。然而实际情况是，参与者并未对事件的表述提出质疑、批判和讨论，而是轻而易举的相信了事件的表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口诛笔伐。比较典型的是目前被称之为逆转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事件，例如大妈碰瓷玩具车〔16〕、暴打女司机事件〔17〕等。以大妈碰瓷玩具车事件为例，事件的初始信息所提供的唯一证据是一个大妈坐地不起，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开着玩具车以及小女孩母亲与大妈在对话，对话的内容从视频中无从知晓。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个视频证据，它对大妈究竟是碰瓷还是真被撞而言完全是中性的，既无法支持被撞，也无法支持碰瓷。与此同时，大妈碰瓷玩具车的信息也过于违背常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然而证据的无效性以及事件的有违常理性都未阻止参与者将初始信息信以为真。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为何会如此轻信事件的初始描述？可以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初始信息的描述与人们前期形成的老人变坏的观念一致，人们发生了证真偏向，因此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事件的初始描述。进一步的，当这种事件的初始描述与观念的一致性发生在群体水平时，也即事件的初始描述与群体的结构性相似观念一致时，证真偏向便在群体水平上发生，整个群体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事件的初始描述。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再遇上事件具有公共参与性质时，便形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

其次，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与证真偏向的结合可以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结果突然而迅速地出现这一现象〔18〕。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其中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事件爆发后，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结果以突然而迅速的方式出现。依据常理，事件爆发后要达到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结果，应该经过网上讨论和辩论的过程，这期间可能有观点的分歧与整合的现象，甚至这种现象在辩论与讨论过程中以类似的形式反复发生，从而在较长的时间以后达到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状态。然而网络群体性事件却发现这一过程并不明显，甚至不存在。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与证真偏向的结合可以解释其中的过程：第一，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作为一种静态的存在，网络舆情事件的描述或期间的评论要与之匹配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不可预期。第二，这种偶然性一旦发生，在证真偏向的作用下，由于相关信息与参与者所持的观念一致，相关的批判、否定性证据的收集几乎都不发生，因此匹配后接受这一信息的速度将非常迅速。

除了与结构性相似观念结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做出解释外，证真偏向对加推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化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所谓加推型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特定方有目的、有组织的推动下所产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种网络群体性事件由于出于专业组织之手，往往以一个较具迷惑性、多数参与者都认同的初始信息为锚，然后在后续加推的评论中进一步引导出希望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在这过程中，这种加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认为存在证真偏向的作用。起锚作用的信息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拥有结构性相似观念的群体，然后以此观念为基础，以“切香肠”的方式逐步提供似是而非的单向证真的相似观念，在证真偏向的作用下都将逐步被接受，直到出现希望操纵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为止。上述过程总体可以用图2表示：

对于上述现象中的轻信问题，以往一般从社会情绪宣泄的角度予以解释。社会情绪宣泄与证真偏向都指向非理性的问题，但是二者最终的指向不同：一者指向认知本身的缺陷问题；一者指向非认知问题。证真偏向的分析视角对以往研究予以了重要的补充，也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大规模人群突然出现观念趋同的问题，也有研究者从从众与群体极化的角度解释。然而，从众本身是以一定规模人群的聚集为基础的，因此它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聚集到一定程度后，为何聚集规模由较小发展为巨大的问题，却很难解释事件爆发的阶段其初始规模是如何从无到有聚集起来的问题。群体极化的概念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观念趋同的问题，但是群体极化是以群体成员间在一定时间内的互动、讨论和辩论为基础的，是一个由非极化状态渐进地演化为最终极化状态的过程，它并非一个迅速而突然的过程，因此群体极化很难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观念趋同的结果往往以一种突然而迅速的方式出现”这种现象。

（三）可得性启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可能影响分析

所谓可得性启发是指人们对某一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不是依据其客观发生的概率，而是依据其在头脑中提取的容易程度来进行的推断偏向。以空难人数和汽车车祸死亡的人数估计为例，实际上客观统计的结果是汽车车祸死亡的人数远高于因空难而死亡的人数，但是因空难往往一次性死亡的人数巨大，且媒体非常关注此类事件，因此人们头脑中存储的空难事件比车祸事件提取起来要容易得多，在做相關判断时，易做出空难人数多于车祸人数的判断〔12〕。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对事实进行推断时，参与者实际上均没有相关证据去检验某一论断成立的可能性，而只是依据某一事件已有的有限信息结合真实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做出判断。因此，其实质上是一种或然性的概率判断，这便有了可得性启发发挥影响的土壤。

具体而言，从可得性启发偏向的影响出发，如下现象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1）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过程中，事件的发展方向和规模受到了媒体一直以来对与之相关的一些事实报道多寡的影响；（2）人们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往往只关注某部分信息而不是全部信息。例如，山东疫苗事件在网络中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恐慌，构成了典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并且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还表现出参与者并不会注意区分所了解到的信息是否来自该次疫苗事件、是否与该次疫苗事件相关以及一些信息是否存在明显的诱导偏向和传播目的等特征〔19〕。民众这种反应固然可以从社会对疫苗问题关注度高的角度予以解释，但是也可以从人们依赖可得性启发进行判断的角度予以解释。首先，经历了安徽泗县假疫苗事件、江苏造假疫苗事件、大连金港问题疫苗案、广西来宾假狂犬疫苗事件、山西疫苗事件等涉及疫苗的舆论风波后〔20〕，可以认为人们头脑中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问题疫苗事件的信息，但是由于无问题疫苗不会成为新闻被报道，在人们的头脑中不会累积此类信息。在这种情形下，尽管无问题疫苗仍占绝大多数，接种到问题疫苗的可能性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但是从头脑中的可提取性而言，也即可得性而言，问题疫苗信息的可得性要远远高于无问题疫苗信息的可得性。因此当山东疫苗事件爆发后，由于存在偏差的启发式思维相比严谨的分析式思维更容易被人们采取，所以人们依据可得性启发判定事件非常严重，比较容易发生在自己身上，毕竟事关健康，高度关注、高度恐慌也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其次，由于启发式思维本身是一种不完善的思维，不会对事件本身的信息做十分完备的了解才完成。在该思维引导下，人们不会关注到山东疫苗事件中的一些特殊性，例如，疫苗由正规厂家生产，最大的风险只是疫苗失效；一些自媒体推送的信息是以往类似事件中的旧信息（比如《疫苗之殇》的文章是2013年的），且是经过断章取义式截取的信息〔19〕。

另外，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不仅仅与媒体长期对某一类事件的报道相关，也与近期媒体对某一类事件较为密集的报道相关，这一现象在前文是运用归纳的单调效应来解释的，实际上它也可以从可得性启发的角度来解释。在Web 3.0时代，信息是以多终端同步的方式主动且多次推送的，这不仅使得一些信息无需主动获取便能得到加工，而且使得一些信息要从大脑中提取出来只需达到可再认水平，而不需要达到可回忆水平便能实现。在这种情形下，信息在大脑中的可得性也可以因短时间内密集的信息推送而改变，并不一定需要长期的大量报道才会发生改变。因此当一定时期内某一类相似的事件被密集报道时，人们依据可得性启发也将认为这类事件很严重，从而高度关注它，并激发出较强的负面情绪。但是这种依赖信息推送而建立在再认水平的可得性改变很可能因信息推送的撤离而消失。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何当媒体的关注消退以后，人们的关注也随之消退。

综合上述阐述，可得性启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与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以概括为图3所示的机制：

三、基于事实推断偏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策略分析

推断偏向本身的矫正也是有一定困难性的，从而使得促进推断偏向改变的手段亦不是太多。但是对受到事实推断偏向影响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而言，目前有关推断偏向的促进研究依然能为事件的干预提供不少借鉴。

首先，在归纳的单调效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助推干预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单调效应较容易受到证据异质性的影响〔13〕。例如，针对“所有的鸟善飞”这一结论，随着支持这一结论的同质性证据不断累积，不断地发现“麻雀善飞”、“乌鸦善飞”以及“老鹰善飞”等鸟善飞的证据，将出现归纳的单调效应，人们的归纳信心会随着证据的累积不断地增强。突然出现“鸵鸟不善飞”这样一个异质性证据，则人们的归纳信心将迅速降低。因此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单调效应所产生的助推作用可以如以往研究者所提出的：设置网络信息发布员；及时提供异质性的证据。不过基于归纳的单调效应所产生的助推作用而提出的策略与以前基于其它分析视角所强调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提供证据的信息员必须是网络参与者可信赖的一方，否则相关的证据也会因信息源的问题而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干预的效果；第二，异质性的证据要及时发布，如果发布过于迟缓，其证据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其次，在证真偏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助推的干预方面，以往有关证真偏向的研究表明，主动提供否定性证据以及利用记忆效应、内容效应、匹配偏向现象可以一定程度上矫正证真偏向。例如，对于结构性相似观念与证真偏向所产生的轻信和大规模参加者观点突然而迅速地趋同现象，可以通过要求建设网站的主体单位切实履行信息传播的主体责任，进行技术革新，做到当参与人群达到规定的规模时，必须采用最受欢迎的观点与最不受欢迎的观点交替呈现的方式呈现评论，而不是采用从最受欢迎的观点到最不受欢迎的观点排序的原则。这在技术上并非一个难题。

最后，在可得性启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助推干预方面，以往研究表明，对于运用可得性启发所产生的偏差可以通过提供客观的、外在的表征工具予以辅助矫正。例如提供事件子集与总集间关系的韦恩图、嵌套关系图或树状图等可视化的表征工具或文字表述的工具，这种辅助工具有助于改善可得性启发这一类的概率判断的偏差。具体运用到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干预与应对中，以前文所述的与疫苗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为例，可以由权威方提供类似这样的外在文字辅助表征：如果用纸上的一个1cm2的点代表目前被新闻媒体质疑的所有疫苗数量，并用相同大的点代表与之相同疫苗的数量，那么代表中国所有疫苗的数量所需的点数形成的面积将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的面积。通过这种外在的、权威且形象的辅助表征，帮助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克服对可得性启发表征的依赖，以达到令其做出正确判断的目的。

四、研究展望

本文从事实推断偏向的视角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当中的一些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加强了对以往研究者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中所忽视的推断因素的研究，特别是事实推断偏向因素的研究。但是作为一种初步的尝试，本研究存在很多不足，只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未来可在如下方面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1）目前思维心理学有关事实推断偏向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21〕，除本文涉及的归纳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以及可得性启发之外，还包括诸如再认启发〔22〕、代表性启发〔21〕、锚定效应〔21〕、匹配偏向〔23〕等众多推断偏向。再认启发、代表性启发等推断偏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化是否产生作用以及产生何种作用是未来研究的方向。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过程中，加推者以标题党的形式将一个新的事件冠上一个与之前爆发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相似的标题进行加推，并能屡屡成功。这背后是否是因为参与者采用了再认启发，根据标题这一再认线索，将新的事件再认为是与以往事件性质相同的事件，从而不仔细阅读新事件的内容和分析新旧事件间的区别，直接依据再认所激活的记忆便做出事实判断的结果？又如，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过程中，事件往往已经被证明为谣言，但谣言依然需要较长的事件才能平息，这是否与锚定效应相关？

（2）本研究在探讨事实推断偏向时，以抽离的方式单独分析了归纳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以及可得性啟发的影响。然而这些推断偏向因素之间可能会以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方式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影响。例如，可得性启发作为一种受媒体影响很大的概率推断偏向，可以为证真偏向发挥作用所需的结构性相似观念的产生发挥助推作用。又如，归纳的单调效应可以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中即时、在线的证真偏向的产生提供结构性相似观念。再如，证真偏向可以加速归纳的单调效应所要求的趋同性意见的形成，从而加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本文对上述问题未展开详细分析，今后研究中应进一步探讨。除此之外，事实推断偏向因素还有可能与其它心理效应共同作用，以一种相互交互、调节的方式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化产生作用。那么事实推断偏向因素与其它效应如何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所起的效应强大到何种程度等问题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地方。

（3）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可以互补。质性研究可以避免实证研究碎片化水平的缺陷，而实证研究可以避免质性研究缺乏实证证据支撑的缺陷。本研究作为一种质性研究，对事实推断偏向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可能产生的作用做了宏观的整体分析，未来以实证的方式探讨每一种事实推断偏向究竟在实际情况中是否产生了作用、产生了多大作用便是实证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取百分比最高的两个帖子的百分数作为趋同性的指标，理由在于，若帖子内容趋同，必然集中在少数类别中，而不是平均分布，故合成指标的类别数占少数几个类别是合理的。本文此处分析中只占总类别数1/4；此外，之所以不取最高百分比的类比为指标，是为了防止类别划分的人为性影响。

参考文献：

〔1〕杨立华，程 诚，刘宏福.政府回应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多案例的比较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10-124.

〔2〕李其原，胡 伟.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与应对策略研究——基于社会燃烧理论〔J〕.领导科学，2017，（14）：30-32.

〔3〕郝其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管理〔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2-66.

〔4〕张 晴.自媒体语境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形态解读——以“女实习生网曝遭记者性侵”微博传播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6，（16）：318-319.

〔5〕邓春林，何 振，杨 柳.基于SIS模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传播及防控研究〔J〕.情报杂志，2016，（5）：79-84，90.

〔6〕李小平.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心理因素的探讨维度与疏失〔J〕.前沿，2015，（8）：117-119.

〔7〕郝其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对策——基于社会心理的分析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104-112.

〔8〕互动百科.雷洋事件〔EB/OL〕.（2016-12-29）〔2017-12-11〕.http：//www.baike.Com/wiki/%E9%9B%B7%E6%B4%8B%E4%BA%8B%E4%BB%B6.

〔9〕张 郁.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认知偏差与应对〔J〕.科技创业月刊，2013，（12）：190-192.

〔10〕黄 钦.网络抗争：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J〕.情报杂志，2017，（1）：113-119.

〔11〕张诗晨，廖秀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反思与完善——基于30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J〕.电子政务，2017，（4）：95-105.

〔12〕Bonathan Baron.思维与决策：Thinking and deciding（Fourth Edition）〔M〕.李 纾，梁竹苑，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91-174.

〔13〕李富洪，李 红，陈安涛，等.归纳推理的多样性效应及其机制探索〔J〕.心理科学进展，2006，（3）：360-367.

〔14〕郭 浩.网络群體性事件的演化机理及政府应对〔D〕.西安：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3：29-33.

〔15〕深窗网.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持续发酵 盘点2017年幼儿园虐童事件〔EB/OL〕.（2017-11-09）〔2017-12-11〕.http：//city.shenchuang.com/city/20171109/654571.shtml.

〔16〕孙倩倩.网络环境下反转新闻中的刻板印象——以“老人碰瓷玩具车”事件为例〔J〕.今传媒，2017，（7）：29-30.

〔17〕翟梦雯，张 军.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反转研究——基于框架生成和群体极化的理论视角〔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2-68.

〔18〕徐泽虹.中国网络群体事件的生成要素及特征探讨〔J〕.法制博览，2017，（25）：293.

〔19〕曹晚红，卢海燕.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媒体舆情的形成与引导——以“山东疫苗事件”的微信传播为例〔J〕.东南传播，2016，（6）：56-58.

〔20〕河南一百度.疫苗事件回顾：盘点中国曾发生的问题疫苗事件〔EB/OL〕.（2016-03-23）（2017-12-11）.http：//www.henan100.com/news/2016/585729.shtml.

〔21〕帕尔马里尼.不可避免的错觉〔M〕.欧阳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7-101.

〔22〕周 亮.对再认启发式非补偿性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2012：2-10.

〔23〕M·W·艾森克，M·T·基恩.认知心理学〔M〕.高定国，何凌南，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11-713.

（责任编辑：陈艳艳）

作者：李小平

打医事件的网络舆情论文 篇2：

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及应对措施

【关键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重庆公交坠江事件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科技学院2018年科研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地方政府网络舆论引导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XKY028。

根据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界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国网民规模不断攀升——截止到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9.6%，[2]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民意的重要场所。社会转型时期，突发事件频发，不断刺激人们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自己对于某些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这些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则形成了该事件的网络舆情。[3]

面对突然发生的危机事件和骤然形成的网络舆情，事件主体应对不当的状况时有发生，由此导致危机扩大的案例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为例，梳理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并总结其应对措施，期盼为其他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
一、“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回顾

2018年10月28日上午10点，重庆市万州区长江二桥桥面，一公交车和一小轿车发生碰撞，公交车坠入江底。事发后，在微博上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酿成了重大舆情。

一些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妄自推断公交车坠江原因，在报道中使用“女司机”、“逆行”等字眼。媒体的报道，点燃了网友愤怒的情绪，第一波舆情爆发，女司机遭到无情谩骂。

当天下午5点多，万州公安分局官方微博通报调查结果，事故系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向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断护栏，坠入江中。这时候，第二波舆情爆发，网友和媒体纷纷呼吁“请为女司机正名”。

10月29日下午，荔枝网报道称“成都商报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坠江事故公交车驾驶员冉某事故当天凌晨5点在K歌APP唱了一首《再回首》，冉某K歌账号中多张私人照片被曝光。”搜狐网等媒体对此进行了转发报道。接着，有网友爆料称“公交车司机凌晨K歌导致开车时睡着，引发事故”。第三波舆情爆发，已故公交司机成为众矢之的。

11月2日，重庆公安机关公布公交车坠江真实原因，是车内某乘客因坐过一站，要求司机在非停靠点停车，遭到司机拒绝，这位乘客开始怒骂司机，甚至动手打人。司机情绪失控，急打了一把方向，才发生了后面的悲剧。此时，第四波舆情爆发，网友开始指责这位乘客，网络上出现“你错过1站，14个人错过一生”的话题。
二、“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一）舆情传播者：身份多元且具有盲目性

1、身份多元

网络舆情传播者，即在事件传播过程中，相关网络舆情信息的发出者。传播者既可以以个人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是以集体或专门机构的形式出现。[4]“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网络舆情传播者身份多元，涵盖了个人和专门机构，包括自媒体大V、普通网友;主流媒体机构（比如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环球网等）、政府机构（比如重庆市万州公安分局）。这些机构或个人都利用网络平台关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进展，并随时发布自己的意见，共同推动了该事件的网络舆情走向。

2、具有盲目性

以上大部分传播者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舆情传播中还表现出了盲目性的特征。10月28日上午11点19分，距事故发生才1个小时，事故真正原因还未被调查出来，北京青年报在报道中，以“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疑因一女司机驾驶私家车导致”为题做了事故归因。除此之外，新京报、环球网都在报道标题中用了“女司机逆行”、“女司机被控制”等字眼。主流媒体对事故的轻率定性，一些自媒体大V以及普通网民的盲从，使得事件的矛头指向了女司机。当天下午5点多，重庆市万州公安分局官方微博（@平安万州）发布警情通报，公布初步调查结果——系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向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向路沿，撞断护栏，掉入江中。前期报道的媒体以及指责女司机的自媒体大V和普通网友这才清醒过来，开始向女司机道歉。

（二）舆情内容：具有阶段性和反转性

1、阶段性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扩散期可分为诱因期、关注期、爆发期和消退期四个阶段。[5]诱因期即事件发生后，舆情传播主体在网上发布该信息的过程。关注期是网友对该事件的关注，网友的点赞、转发、评论行为会促成该事件的进一步传播。随着事件的发展，更多细节暴露在公众面前，网友的关注达到高峰，形成舆论的爆发期。当事件得到各方的回应后，网络舆情会逐渐走向消退期。“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网络舆情也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四个阶段。

诱发期：公交车坠江事件发生后，媒体在网络平台上采用“女司机逆行”“女司机穿高跟鞋”等字眼对该事件做归因报道，诱发了网友对轿车女司机的愤怒情绪。这一阶段是本次事故网络舆情的诱发期，“女司机逆行”是本阶段的主要议题。

关注期：随着公安部门初步调查结果的公布，网友发现女司机并不是此次事故的罪魁祸首，事故造成者另有其人，而这时候，事故的真实原因还没有被调查出来，网友只能密切关注事件的动态，等待调查结果。在等待的过程中，随着网络上出现了“公交驾驶员凌晨5点K歌，疲劳驾驶”的信息，网友迅速将这条信息与事故原因相聯系，并在网上声讨已故的公交司机。这个阶段是本次事故网络舆情的关注期，“为女司机正名”、“公交司机疲劳驾驶”为该阶段的主要议题。

爆发期：随着公安部门调查的深入，公交车坠江的真实原因被公布——系女乘客因坐过一站要求在非站点下车，而与公交司机发生争执，导致公交司机情绪失控，猛打一把方向，公交车坠江。此时，网络舆情全面爆发，网友开始转而声讨女乘客。这一阶段为本次事故网络舆情的爆发期，“你错过一站，14个人错过一生”是本阶段的主要议题。

消退期：当事故的真相被公布之后，公交安全问题开始引发全民思考，媒体以及网络大V又开始就公交安全问题进行探讨，事件的网络舆情进入消退期，“公共交通安全”成为该阶段的主要议题。

2、反转性

网络舆情的反转，是人们在网络上表达对某一新闻事件、现象、问题等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评价，随着讨论的深入或新信息的出现而迅速发生反向的变化，形成另一种与此前不同的强大舆情，进而影响网络、媒体和社会。[6]反转是一个逼近或澄清真相的动态过程。[7]网络舆情的反转一定发生在某种特定的时机和条件下。具体来说，“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网络舆情主要发生了两次反转：

第一次反转：对轿车女司机态度的反转。10月28日下午，在警方尚未公布通告的情况下，部分自媒体误传公交车坠江是由于女司机逆行越过白色实线撞上公交车所致。随后，部分媒体在没有考证消息真伪的情况下进行了报道，甚至制作了女司机驾驶轿车撞向公交车的动图和视频动画。一时间女司机成为众矢之的，遭到网友的谩骂。当天下午5时16分，重庆市万州公安分局官方微博（@平安万州）发布警情通报称公交失事系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向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断护栏，坠入江中所致。这才使舆论对女司机的指责得到平息，并且发生反转，舆情开始偏向女司机，网友和媒体纷纷呼吁“请为女司机正名”。

第二次反转：对公交车司机态度的反转。随着对女司机的指责得到平息，公交车司机成为人们猜测的对象。与此同时，“公交司机凌晨5点K歌唱《再回首》，4个半小时后出事”类似的报道相继涌出，进一步促使网络舆论倒向对司机疲劳驾驶的谴责。[8]然而，11月2日重庆市万州公安分局公布了公交坠江前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公交坠江的真实原因被曝光——系车内某女性乘客因坐过一站，要求司机在非停靠点停车，遭到司机拒绝，这位女乘客开始怒骂司机，甚至动手打人。司机情绪失控，急打了一把方向，才发生了后面的悲剧。随后，舆情发生了第二次反转，之前指责公交司机疲劳驾驶的网民开始指责女乘客。

（三）舆情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微博平台为主且具有“自净”功能

1、多元化

鷹眼速读网的调查数据显示，“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在网络上的信息总量中，微博占94.5%，新闻客户端占2.27%，微信公众号占1.46%，新闻网站占0.96%，其他类型占0.81%。由此可知，“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渠道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舆情信息在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新闻网站、博客、论坛等平台上得到了传播。微博成为官方机构和各主流媒体的发声平台，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新闻客户端等成为舆情信息的转发平台。 如“天天快报”“今日头条”等新闻客户端报道和转发了大量事故现场搜救情况和官方回应。[9]

2、微博成为主要信息发布平台

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及时、公开、交互等优势，是舆论形成和发展的优质场域。随着我国进入突发事件频发的阶段，微博已经成为了突发事件的舆论中心。[10]公交车坠江的事发当天，#重庆大巴车坠江#、#坠江事故女司机#成了微博热搜榜前两名的话题，分别拥有112万、91万搜索量。10月28日至11月7日，“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微博信息量占比94.5%，相关话题#重庆公交车坠江原因#、#重庆一公交车坠江#、#重庆公交坠江#等总阅读量超过了31亿。[11]网友不仅通过微博搜索相关信息参与事件，还通过表达观点影响事件进展，才出现了该事件中的两次舆情反转。除了普通网友的参与，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也选择在微博上公布信息。

3、微博具有“自净”功能

陈力丹教授认为，微博具有“自净化”功能。所谓的“自净化”功能，是指当自媒体中出现不实信息和其他危害他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信息时，自媒体可以通过用户生产内容的互相补充、纠错、印证和延伸的结构性关系，自发地接近事实真相，用户的集体智慧将有效地维持自媒体的健康运转。强调“弱关系”的微博自净能力要大于强调“强关系”的微信。“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微博也体现了其“自我净化”功能。比如事故发生后，网友和主流媒体将公交坠江原因归结为轿车女司机穿高跟鞋驾车所致，女司机成为众矢之的，当@平安万州发布初步调查结果后，主流媒体、自媒体大V和普通网友开始主动转发这一官方通告，将女司机从舆论风暴中解救出来。后期的“公交司机疲劳驾驶论”，也是在微博的“自我净化”功能下得到辟谣的。
三、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应对措施

（一）政府部门应提高舆情应对主动性

突发事件中，政府部门要正确应对，将“危”转化为“机”，把握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在危机爆发阶段，政府部门应利用信息监测、搜集与分析系统，做好舆情分析工作，掌握舆情动态，有针对性地制定舆情应对方案，引导舆论方向。[12]“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重庆市万州公安分局及时调查道路监控视频，寻找事故真实原因。一取得进展，就利用官方微博向公众通报调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击破谣言。

（二）媒体应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公众表达赋权，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增强，在网络上对社会事务进行信息分析、讨论和评价。在这种背景下，社会要整合各方面意见，需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及时正视听，防止公众情绪化传播。[13]所以，主流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应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不妄自推断事故发生原因。主流媒体还应该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做好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传播理性观点。

（三）网络意见领袖应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拉扎斯菲尔德在两级传播理论中提出，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传播给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由大众传播到意见领袖，再到一般受众。[14]由于网络已经成为公民表达民意的工具，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们对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的转发和观点的表达，都会影响其追随者对该事件信息的掌握度和态度倾向。因此，网络意见领袖应主动学习并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媒介素养，培养辨别信息真假的能力和理性表达观点的能力，做突发事件中理性的舆论引导者。

（四）公众应提高媒介素养

作为个体的公众，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一方面要学会区分媒介上的真假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不盲目追随热点，不消费热点。另一方面要学会理性使用媒介，在突发事件中，不随意发表没有根据的观点，避免情绪化表达。
结语

“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从事发到调查结果公布，经历了7天时间。在这7天内，该事件的网络舆情经历了从爆发、反转到消退几个阶段。总体而言，其网络舆情表现出了“传播主体身份多元且具有盲目性”、“传播内容具有阶段性和反转性”、“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微博平台为主且具有‘自净’功能”的传播特征。在该事件网络舆情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很多不实信息，但是重庆市万州公安分局积极调查真相，并利用微博平台第一时间发声;各主流媒体第一时间跟进报道，网络大V和普通网友及时转发，共同促使了本次事故的网络舆情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由此可见，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中，政府部门要及时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主流媒体应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网络意见领袖要在社会意见表达中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理性的舆论引导者，作为个体的公众，应该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学会辨别媒介信息的真假，学会在媒介上理性发表观点。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

[3]曾润喜，徐晓林.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与作用[J].情报杂志，2010（12）.

[4]曹旭，张桥，黄炳强.医患关系的社会舆情对医学生的影响——基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分析[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9）.

[5]尉永清，杨玉珍，朱振方，任敏.自媒體环境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急策略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

[6]黎勇.舆情反转：一种反向的群体极化[J].青年记者，2019（03）.

[7]黎勇.透过发生机制看新闻“反转”[J].中国记者，2016（06）.

[8]TRS小察本察.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舆情报告[J].TRS小察，2018-11.

[9][11]重庆公交坠江事故.蚁坊软件舆情报告，2018-11.

[10]黄远，沈乾，刘怡君.微博舆论场：突发事件舆情演化分析的新视角[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5（10）.

[12]刘华欣.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以“河北省遵化市职教中心欠薪”事件为例[J].青年记者，2013（07）.

[13]王松林.“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J].传媒，2018（03）.

[14]李波.网络舆情中微博意见领袖的培养和引导[J].新闻大学，2015（01）.

（作者：湖南科技学院传媒学院助教）

责编：姚少宝

作者：许丽君

打医事件的网络舆情论文 篇3：

“哲学语文”

编者按

语文教学积弱已久，有人胼手胝足，忙于灌输知识、拼抢分数，也有人心骛八极，戴着镣铐设法突围。去年开始，有新锐教师和语文专家将哲学思辨引进了小学语文课堂，如浙江新生代教师郭初阳、江苏省特级教师李庆明等。今年3月下旬，在杭州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也以“儿童与哲学”为主题，有教师还将自己的理念在课堂上进行感性演绎，场面热烈。这些探索无疑很有价值，但问题也不少——或胶柱鼓瑟，或流于艰深晦涩，或将公民课与哲学教育混为一谈。

哲学和理性思辨进小学课堂，于孩子既是需要，也是可能。马修斯在《童年哲学》里也说：“成人要把哲学做好需要培养出这种天真，而对儿童来说这种天真是再自然不过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小孩子领悟哲学的能力比大人强，只是孩子们所拥有的清新、率真的天性，能够更自然、快捷地直抵哲学的本质和意义。”日常教学经验也告诉我们，孩子们提出的问题中有许多都反映了哲学的内外禀赋，他们的言谈，也经常触及哲学奥秘的问题……

近年来，杭州市的一些青年名师大胆地开展了在“哲学语文”的教学尝试。今年4月中旬的拱宸桥小学，杭州师范大学任为新老师受邀开设了一堂关于理性、关于哲学的实验课，师生讨论热烈，大家轻松愉快但又不失深刻地共享了一场既是教育也是哲学的思想大餐。现请任为新老师整理奉上，与读者共享。

一、课堂实录（另附）

师：同学们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姓任，来自杭师大，你们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毕业于杭师大，我教过他们，所以我是你们老师的老师，大家要叫我……

生：师爷！

师：好，师爷！但今天上课，大家叫我任老师就行。本来我到你们学校挺高兴的，校舍那么漂亮，有那么多的熟人，但后来碰到了一件事情，让我心里有了疙瘩。

生：什么事情？

师：我碰到以前一个学生，就是你们学校的老师。我跟他打招呼：“×老师你好！”但他居然不睬我。

生：啊？ 他没看到你吧？

师：看到的，他也认出我来了，但他就是不睬我——我后来想起来，有一次我考试没让他及格，这老师到现在还记恨呢。

生：不会吧？是当初他没考好，还是你批错了？

师：现在也说不清了。问题是，我等一下如果再在校园里碰到他，要不要和他打招呼了呢？

生：要打的。

师：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他都不理睬我，第四次、第五次我还要跟他打招呼吗？

（这时孩子们开始争论，大部分说不要打了，再打就太没面子了）

师：不打招呼好理解——我犯贱哪。但我也听到了，仍有同学说要打的，就是五遍、六遍也仍然打，我想听听这部分同学的理由。

生：见到师长要主动打招呼，表明我们是讲文明、有礼貌的孩子。

生：这是《学生守则》里的话，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打招呼。

师：呜哇，这位同学太厉害了，见到熟人，要主动打招呼，表明我们讲文明、有礼貌，这和对方睬不睬我有没有关系？

生：没关系。我和他打招呼，他不理睬我，是他不对。我如果再也不理睬他了，我就和他一样，也成了没礼貌的人。

生：如果我打招呼他不理我，我再不理他，我们两个人就再也不说话了，成了仇人了。但如果我四遍五遍地一直打，他肯定会不好意思起来，最后也就理睬我，结果我们又成好朋友了。

师：呜哇，拱小的小孩子太厉害了。（教师板书：“知道这是对的，我就坚持做”。）现在我们知道了，尽管做起来有点难，但要记住，是哪一种方式好？

生：仍然坚持打招呼的好！

师：好，我们再来看一段文字（教师打出投影，孩子们默读）

“被困的小鱼，有成百上千条，浅水洼里的水正在被沙粒吸收，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都会干死……前面有一个小男孩，不停地在每个水洼前弯下腰去，捡起里面的小鱼，用力地把它们扔回大海。看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对小男孩说：‘水洼里有成百上千条小鱼，你是捡不完的。’

‘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捡？谁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男孩一边回答，一边捡起一条鱼扔进大海，不停地叨念：‘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师：这篇课文，我们以前学过，叫《浅水洼里的小鱼》。现在谁来说说，是大人说得有道理，还是这孩子很傻？如果是你，你捡不捡？

（课堂有争论，经教师引导，最后归纳）

师：这里的大人不对，他做事情老想着有没有人表扬、有没有奖金，反正救不了几条干脆不救……这些都是功利的、庸俗的想法，是不对的。里面的孩子做得对。看到有生命受威胁，就尽力相助，这和救得了几条、有没有人在乎不相干。（教师回到板书）这就叫“知道这是对的，我就坚持做”……同学们好不好理解？

生：好理解。

师：好，这是正的一面，现在我们来看反的一面。你们说，打人对不对？

生：不对。

师：说得很好，记牢你自己说的话。如果是别人不好，他还打了你，你打回来吗？

（课堂又起争论，有说不打回来的，有说要打回来的）

生：我爸爸说的， 别人打了你，要打回来，你要打得比他更凶，打得他下回不敢惹你。

师：好，我们先不说该不该打回来，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

（教师播放丹麦电影《更好的世界》（In a Better World）片段，情节为一个叫安东的家长带孩子去公园玩，因为争秋千孩子间发生争执，他前去劝架，对方家长不分青红皂白扇他耳光，但他没有还手。回来之后同去的大孩子气愤难平，觉得爸爸吃了亏，找来打人者的住址告诉爸爸，巴望他找人报复。父亲觉得没法息事宁人了，因为孩子心里的结没有解开，他就带着孩子前往打人者的住所说明原委，希望对方有点歉意，以便让孩子知道暴力的错误，理性是和解的最好方法。不料对方不解苦心，三言两语后又动粗打人。此刻父亲仍然不还手，而是冷冷看着他说，“你真是个傻子，你也就这么点能耐，你伤害不了我……谢谢你接见我。”然后镇定地带孩子们离开。情节很震撼，看完之后教室里一片肃静）

师：同学们，我问大家，这两个爸爸，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强大？是力气大的、打人的那个，还是不还手的那个？

生：不还手的那个！

师：可是打人的长得魁梧，力气大，打起人来很厉害，你怎么不说他强大呀？

生：打人的人很粗鲁、很愚蠢，他不懂道理。

生：被打的很镇定，他是为了对方好，为了大家好，能忍住不还手的，所以他才厉害，是真正的强大。

师：大家说得很好。

（教师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一个“恿”字），我们都知道这是“怂恿”的“恿”字，但谁知道单独的“恿”字是什么意思？

生：不知道。

师：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勇敢”的“勇”字啊，是古代“勇”字的异体字，《康熙字典》上有。大家看，下面的“力”原来是“心”，真正的勇敢不凭力气，而是凭内心的强大，多好的一个字。里面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人，他说的话我们特别要记住，“如果他打你，你打回来，你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他打你，你报复，他找帮手、你找朋友，结果就爆发混战，我们的世界会成什么样子？”（教师还可以补充一点，那位不还手的父亲的内心为什么会那么强大呢？原来啊，他是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派到非洲战乱地区行医的医生，这次是回家探亲，在非洲，他见到了太多的流血冲突，知道都是因为人的不理性引起的，所以他坚决反对以暴制暴的方式）

生：老师，那别人打我，我就让他白打吗？

师：你可以告诉家长、老师，可以报警、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你不可用“打回来”的方法。大家刚才说了，打人是错的，我们就拒绝做呀。

（教师板书）好，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是讲了一个字（“恿”）、两句话（“知道这是对的，我坚持做；知道这是错的，我拒绝做”）和三个故事（“不理睬”“浅水洼里的小鱼”“更好的世界”），有没有不懂的？

生：没有！

师：好，拱小的小朋友就是厉害，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讲的可是哲学问题。

（教师打出投影，康德的头像和康德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摘录——）：“不受外界条件影响的纯粹理性（pure reason），支配意志和行动，此乃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当人出于理性选择准则而非外部因素、因果关系、自身处境而行事，才可称完全自律、具超越性、理性的人……我因遵循法则而崇高，该法则乃自主决定、自愿服从，我对其负有责任。”

师：这就是哲学家康德，他的书是全世界公认最难懂的，但实际上他的这番理论说的就是我们早上讲课的内容，你们说难吗？

生：不难。

师：康德的书，老师现在不要求你们去看——你们可以看看一些哲学家的故事书，但我们要知道，哲学讲的是最高的道理、最对的道理，它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对我们的人生有指导意义，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以后我们长大了，就一定要读一点哲学的书， 不然我们就成不了理性的人，我们就只会和动物一样地活着……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老师布置两个作业，一是把我刚才放的电影片段拷回去，放给爸爸妈妈看，你要做小老师，告诉他们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内心强大。第二个作业是结合今天课堂上讲的，写一篇小作文，片段也行，题目是“遇到倒地的老人，我扶不扶？”你要想仔细了再写，现在有人倒地上，你去扶了，是会有被赖的风险的哟。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二、 讨论

王崧舟：任老师的这堂课里，我看到了一种精神，有点类似于古代读书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先说两则社会新闻。一是娱乐圈甄子丹和赵文卓骂战，舒淇出来说了两句公道话，有网民就把她早年的艳照翻出来挖苦，结果舒淇一怒之下删除了全部微博。二是3月23日哈尔滨医大一院有患者因纠纷将一名医生捅死，并造成3人受伤的后果。这已经够悲剧的，但更可怕的是，某门户网站对此进行了调查，选项为“愤怒”“悲痛”“无动于衷”“高兴”。结果在参与的6161人中，选择“高兴”的居然高达4018人……

太令人吃惊了，我们现在怎么了？人心粗鄙、道德沦落，我们的社会成了火药桶，一丁点儿的情绪可以被轻易扭曲、无限放大，暴力语言漫天飞舞。我想起了狄更斯《双城记》里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温家宝总理最近就王立军事件答记者问时提到这个问题，他老人家忧心忡忡，说“文革”的重演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温总理担心的，也就是我上述的忧虑。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就是“罔顾原则、理性缺失”，没有精神的高度。不是几个人，而是大量的人，那是可怕的事情。所以任老师这样的课，就是我们当前基础教育中很需要的，如果做老师的都不关注这个问题，不在这方面有所担当，那我们真是前途堪忧了。

这堂课，不是语文课，不是科学课，不是社会思品课，而是一堂讲理性的课。人之为人，有别于动物，最核心的就是理性啊。这本来应该是我们所有学科，甚至是所有教育的根本和原点，但我们一直疏忽了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的泥潭。所以今天社会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教育部门，甚至是我们的中小学教师，都难逃其咎。

任为新：王老师说得很对，现在社会的不正常，根源在于“罔顾原则、理性缺失”，教育部门、老师们有责任，但这也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无疑非常优秀，有许多精粹值得发扬光大，但其中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非理性成分也很多，因为儒家思想一直统摄我们的民族精神，其缺陷带来的伤害也是巨大的。比如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告发了，孔子说这不应该，因为违反孝道，这就可归为公共理性缺失（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关于这些黑格尔有过论述，说孔子只是个世俗智慧者，缺乏思辨的哲学，他的道德教训是善良的，但也是世故的、圆滑的。在黑格尔看来，《论语》价值不大，里面鲜有自由的内心情感，是非主观的自由。（《论语》）“毫无出色之点……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参见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中国哲学》）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黑格尔说的不无道理。

蒋军晶（青年名师，杭州天长小学副校长）：任老师引用的黑格尔批判孔子的话我也看到过，我们心目中的祖师爷被西方人批评，感觉很刺耳，但仔细想来不无道理。重伦理、重人情，遇事讲究变通、讲究灵活处理，这些用好了都是优点，用之失当就会养成罔顾原则的习惯，带来很大的社会负面效果。我们现在是“有选择性”地对待传统文化，不是说“好的”我就继承，“不好的”我就扬弃，而是说“对我有利的”我就继承，“对我不利的”我就扬弃，是一种非常功利的做法。

说起在小学教育中推广哲学和理性精神，有人觉得及时和必要，有人以为这是好高骛远。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也涉及了任老师这堂课存在的理论基础。换一个说法就是，哲学到底是什么水平上的思考？儿童可以讨论哲学吗？其实哲学和年龄无关，凡有思考，就会牵涉到哲学。我们学校最近承办了“亲近母语”研讨会，主题就是“儿童与哲学”。我上了一个公开课：《孔子的伦理哲学》，特级教师周益民上了《庄子童话》，新锐教师郭初阳上了《和苏格拉底对话》，反响都不错，在场的老师和孩子们都能够理解。当然，你不能用哲学家讲哲学的方式来讲给孩子听，文学里的哲学和哲学里的哲学、生活里的哲学是不同的……

王崧舟：我们文化传统的主流核心价值是儒家思想，后来的宋明理学、阳明心学也一脉相承，如果放到哲学层面，相当程度上属于实用主义哲学。统领的文化如此，我们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追求的也就是实用，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缺乏应有的高度，越到现在，看起来是时代进步了，但实际上，我们的民族精神是越来越被矮化。古代还讲究平衡、内敛、和谐，现代讲究个性、讲究张扬，拜物主义、金钱至上也就赤裸裸地走上社会前台来了。虚拟网络也好，现实社会也好，你去看，我们现在有自律吗？有“人在做、天在看”的那种敬畏吗？没有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甚至是哪个国家像我们现在这样，沾有社会情绪化的网络表达成了一头怪兽，可以对社会舆情、法律甚至国家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说到底，网络是机器，是技术，背后还是人在用，如果人是不理性的，那么先进技术只会让人类更加的异化，发达的网络技术让情绪更容易催化、发酵、无限地放大，造成的危害也更巨大。可以说现代技术是双刃剑，用好了于社会弊病能够披荆斩棘，但为盲目情绪控制，也能够让一个民族遍体鳞伤。

朱红（青年名师，求是教育集团竞舟路校区校长）：我和王老师有同感， 这个课是“四不像”——语文课？思品课？综合实践活动？哲学课？都是，又都不是。我们现在许多语文课，缺点就是太像语文课了。我没有哲学专业背景，对“哲学课”进小学我也没有清晰的概念，我感觉这节课更像是一篇“思维的散文”，形散神不散，其中有很多貌似随意、零星、独立的片段，但它们背后都有缜密的逻辑关系，有执教者精心的布置和设计。有许多问题都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它们是认知的、人生的“两难抉择问题”，同学们退课的时候说的“纠结”，指的就是这些，这对孩子们的思辨能力、对他们的精神成长有好处。

听任老师的课，好比“冷眼看世界”。无论是以前的“拔苗助长”，还是今天的“哲学语文”，都有这个特点。他说自己是“语文圈外玩票的”，但许多时候圈外人更能够看出问题，我们天天浸淫其中，熟视无睹，精神都麻痹了。课上播了一个出奇冷峻、理性的外科医生视频，他面对的是人的躯体，而任老师解剖的是孩子的、教师的思想。比如分析《开国大典》第一段的排位，我们从来不会去那么解读，但经他一点，确实是这么回事。表面上说这是人民的国家，但实际上作者满脑子都是“官本位”思想。这也触及了我们文化中那根敏感神经，表达了执教者的独特思考：人民重要还是主席重要？学生重要还是局长重要？本真的教育就是让学生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有理性思辨能力、有独立人格，但我们寻常的语文课里有这种意识吗？突然想起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为自己撰写的碑文：“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美国总统”头衔却被省去了。

听课时有老师嘀咕：“今天的课，有多大用处呢？”“学生回到现实生活中还不是老方一帖。”当今语文教学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太追求“有用”了，“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与其说这是本课的缺点，我倒以为这恰恰是优点。这样的一节课，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但如果是十节、一百节，在平常课堂中我们都关注思辨的、哲学的问题呢？我想那一定会有效果。孩子们日后在生活中遇到类似场景，他会想起老师今天讲的，这就是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理性的种子。

曹爱伟（杭州长寿桥小学副校长）：对任老师的课，我有点不同的想法。这课别出心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是事实，但我觉得是不是太沉重了。刚才孩子们下课走出教室时，还在讨论课上的问题，说这些问题“太纠结”了，让人头皮都想破。的确，很多生活中的问题，哪怕成人，“知行合一”都很困难，却要求孩子去践行“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认为错的就不去做”。这样的哲学问题，应该是我们成人多作思考，用我们的行动去熏陶、感染孩子，而不是在课堂上说教，让孩子在“正确认知”和“现实矛盾”中挣扎。改变世界从成人开始，建议任老师在家长学校或者市民学校上这堂课。

任为新：曹校长心地善良，怕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她的话很厚道，但“改变世界从成人开始”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成人更有改造社会和建立新秩序的责任是对的，但真正要改变社会，必须从孩子开始。美国有个电影叫《街头日记》，里面的老师说：“当我们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法庭上才想着保护孩子，我们就输掉了战争。”教育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这一点在社会改造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为美国教育哲学家乔治·康兹）中有论述，现在新课标中要求的，课程应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师生可利用思维技能和知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这里面就有社会改造主义哲学的影子和渊源。

庞光辉（杭州名师，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这是我第二次听任老师这位大学教授给小学生上语文课，今天这节课，给我一种美学和哲学渗透的感觉。当今的语文课太缺乏这样的尝试，语文离不开美学，离不开哲学，通过语言文字思辨，在思辨中成长，这才是真的学语文。在我看来，不仅六年级可以上哲学课，低段语文教学也可渗透一些思辨性的元素。这课堂有示范效应，让人眼前一亮，促使人去思考——尽管没有答案。也因为没有答案，可以引导多元思考，课堂上有孩子说：“怎么总是没有答案啊？”是啊！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就在你心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思考和判断，这也是这节课的可贵之处，他在这里留下了印象，在今后的人生路上，碰到类似场景，他会想起今天的课，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你教的课，能够对孩子几年、十几年后的人生都发生影响，这才是真正的有效教学。

许珂（杭州青年名师，北秀小学副校长）：关注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关注孩子们的道德想象力和精神成长，这是现代语文的重要特征。我去美国考察过，美国的教科书中，专门有一个单元叫“勇敢”，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包括如何面对同伴非理性的鼓动等等，从观点到方法一目了然。但在任老师的课堂中，只是给出问题，不予解答，这有好的方面，也可能有隐患。比如最后留给孩子的问题，让大家回去做作文，题目是《倒地的奶奶扶不扶》。按照纯理性精神自然是扶，明知可能要被诬陷，仍然扶；这次被冤枉了，赔了许多钱，下次碰到了仍然扶……这想法当然很好，但现实性是不是有问题？理性教育的同时又有应用性的后续跟进是不是更好？比如说一边救人一边找证人、打电话报警、找器材拍照录像等等。当然，这只是个例子，我们不拘泥。我想说的是，对于教育来说，理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尤其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教育基于理想还是基于现实？单选一或选二我都不同意，我觉得应该是两厢结合，既有仰望星空的胸襟又有直面现实的手段，这样对孩子可能更有益。另外我还有疑问，现在的孩子压力够大了，还要求“哲学层面”的素养，课程的时间从哪里来？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太为难孩子了？

叶根娟（杭州名师，富阳永兴小学副校长）：许珂老师的说法我不敢苟同，哲学素养的培育，不是外挂在学生学习之外的装备，而是学生教育本身就应该包含的，它是孩子精神成长中所需要的养料，是关乎心灵和审美的一种养护。养护的是根基，根基实了才有开花结果的可能。孩子如花，错过季节是不能开放的，灵性、悟性、理性，这些微妙的东西错过最佳接受期，就很难进入被世俗尘封的心灵世界。那些繁复而无效的附着于表面的浮尘，那些成天背在身上束缚心灵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负担。

王崧舟：以前我们有个观念，说起哲学、理性什么的，针对的都是青年、成人，但这堂课还告诉我们，只要内容适度、方法得当，哲学课在小学完全可以开展，可以并行不悖。我们常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现在计算机是抓得差不多了，我们就要转向哲学、理性、自由、勇气、人文情怀。

理性的启蒙，普及起来阻碍会很大。首先是当下的社会还没有合适的土壤。苏格拉底式的、古希腊基于理性的以及现代普世价值等等，和我们深层的精神结构有落差，因此这些东西很难在此落地生根，水土不服不可避免。其次，信奉纯粹理性和绝对真理的人，在生活中很可能会碰壁，就像刚才课堂中演绎的，我跟你打招呼，你不理睬，但我下次仍然招呼；你仍然不理睬，我坚持招呼、招呼、招呼……这样的人如果在我们身边，必定被看做傻子，至于他的行为是基于“碰到人要友好，要主动打招呼，我是坚守这一信念，和践行之后外部如何反应没关系”这一点，很少会有人看到。

蒋军晶：有人说，在小学课堂里讲哲学，太冒险了吧？但我们要知道，循规蹈矩的地方是不能产生思想的，好的课堂就是一种冒险。科技再发达，国家再富裕，如果公民没有变得更理性，那么我们只有物质的增量，没有精神的升华，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和作为一个落后民族的华丽转身，为这个大目标，所有的冒险都是值得的。

叶根娟：任老师的课引起了那么多的争论，正说明这个课的价值。好课差课现在都不缺，现在缺的是能够深入学生心灵的课、能够引起争议的课。据我所知，以前深圳也有“公民课”“公民教育”等等实验课，但那些和哲学理性无涉，更多的是讲授道德规则的泛泛之谈，没法印入孩子们的心里去。今天课堂上和孩子们讨论的问题，如“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但我竭力维护你说话的权利”“内心强大的才是真正的勇敢”“知道这是对的坚持做，知道这是错的，拒绝做，任何人、任何外部因素都不能影响我”……以较高的思想境界，在学生心里引起一定的认知冲突，同时也让学生在头脑里形成自己的判断。其间有挣扎、有困惑、有思索、有感佩、有顿悟……这样的冲击力是别的课堂所不具备的。另外我觉得今天课堂中运用影视资源这一方法非常好，非常有效。现在的孩子最反感讲大道理，但任老师表述的方式全是感性的：打比方、举例子……具体、生动、活泼。任老师讲的哲学是真正的大道理，但是孩子们都能够接受，并由衷地喜欢。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值得我们一线老师学习。

王崧舟：课堂里放了一个电影片段，《更好的世界》我也看过，任老师给我拷的，里面的主人公面对暴力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觉得震撼，反观我们现在的家长，孩子被打了，能够说“打人是错的，他打了你，你要寻找另外途径解决。你打回来，你就和他一样错”，这样的家长有多少？“他打你，你要打得更凶，打得他下次不敢惹你”，这样的家长又有多少？《更好的世界》获得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编剧）奖，学校师生可以看，我们的家长也应该看看，所以任老师最后布置的作业也很好。

任为新：老师们刚才的讨论非常有价值，哲学进小学课堂，我以为注意以下几点非常重要，一是避免以哲学的方式来讲哲学。蒋军晶刚才提到，哲学有不同种类，窃以为甚是。小学语文课堂要的，不是哲学家的哲学，而是文学里的、孩子生活里的哲学，因为这样的哲学比哲学书里的哲学更好懂，也更有趣。文学家用自己的智慧和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哲学的理解，这样写成的故事充满哲学味道，就很适合孩子们读。但如果我们也像哲学家那样满嘴专业术语，在语言上就让孩子感到艰涩为难，你就等于将孩子拒于哲学的大门之外。二是教了多少哲学知识和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遇到问题只是“想办法”，只能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是功利性的、实用主义的。普世性、永恒性方面的精神成长，一定要用哲学的方式。三是讲哲学、讲理性，一定要和孩子们熟悉的教材、影视结合，和他们的生活结合。哲学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们的教材里、影视里、我们的生活中处处皆哲学，它是和每一个人的生命整合在一起的，是生活的“导航仪”，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背后或多或少都支撑着哲学。它也不是纯粹的知识，真的哲学融于日常的生活，无处不在，我们只是不自觉而已。

今天大家对我的课的讨论，批评入木三分，表扬无足轻重，非常感谢。我上的这个课，最多只能算是抛砖引玉，目的只想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真的，一个人的高度就是他思想的高度，理性也是分析一个民族精神成色的最好标杆。对这堂课而言，这可以叫“哲学语文”（还找不到合适的称谓，姑且这么生硬地叫），对生活中的人而言，这叫理性精神，看起来不足挂齿、有悖于世，但相信理性的人、理性的社会是大势所趋——所以你看，电影《更好的世界》中的人物尽管是理想化的典型，现在大部分人做不到，但它收获了奥斯卡奖，说明我们大家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真的，从我们老师做起，从每一堂课做起，坚持自己的信念，拒绝庸俗和媚俗，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我们的国家将来一定不得了。

（任为新整理 ）

作者：任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