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悲剧形象

关键词： 女作家 女性 悲剧 男权

女性悲剧形象（精选十篇）

女性悲剧形象 篇1

关键词：女性,性格,坚毅

一、引言

《一个女人的悲剧》是著名作家艾芜中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通过对居住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普通一家所遭受的不幸遭遇的描写, 侧面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黑暗面, 以及广大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尤其是小说的主人公周四嫂的不幸结局, 是引发读者深省的。周四嫂身上的各种矛盾性格的凸显, 也是造成其不幸结局的原因之一。该部作品虽在文坛上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大到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 小到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 进而使得对周四嫂的人物形象分析显得有意义。

二、战乱、贫穷——旧中国的时局缩影

1、从天堂到地狱

周四嫂本来拥有一个虽不富裕但却祥和的六口之家, 突如其来的横祸改变了这一切。丈夫被抓为壮丁, 导致这个原本安详、静谧的家庭生活从此被打破, 往日的宁静将不复存在。这就意味着周四嫂的肩膀上将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她将要像一个男人一样去为家庭的生计而奔波, 与此同时, 还要竭尽自己那微薄的力气去解救自己的丈夫, 她甚至巴不得自己能够像孙悟空那样拥有分身的本领, 让她改变这一切。作者艾芜对于旧中国的社会背景描绘的可谓是入木三分, 仅仅通过一个家庭所遭受到的战乱的不幸, 来反映广大中国人民对混乱、动荡时局的不满与厌恶。男子被征兵入伍, 女子就要肩负起男子的职责, 这也使得艾芜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受到不幸的打击时要充分体现出女人柔弱的一面, 使得任务的行为和动作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同时在经历了不幸的片刻打击之后, 要拥有男人般坚毅、吃苦耐劳的精神, 勇于承担一切。因此, 艾芜笔下的女性形象要将男人和女人的性格融为一体, 使二者兼有之。

2、祸起萧墙

周四嫂的丈夫被抓壮丁, 从而拉开了故事的序幕, 随着故事的进程与发展, 周四嫂为营救丈夫而做出了种种努力, 可结果是婆婆死了, 小儿子也死了, 卖高粱筹钱赎丈夫时被黑心的粮食商所骗, 结果好容易凑够钱后又被狱卒占为己有, 丈夫因逃跑被击毙。仅剩下了周四嫂和她的两个女儿, 她们选择了死亡。时代的黑暗、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 使得周四嫂彻底崩溃, 走向了死亡的道路, 我们不得不说时代的变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三、从承担不幸到彻底绝望

1、共同的不幸

周四嫂的不幸遭遇着实让人感慨万千, 悲剧性的结局更是发人深省, 同样是对于战乱给女性所带来的不幸, 但同时代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却是不同的, 孙犁笔下的“白洋淀”系列作品使得女性充满了战斗形象, 敢于与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 尤其是敢于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使得女性“男人化”;艾芜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情况下是由软弱到刚强, 之后再到绝望这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 往往人物心理的起伏变化较大, 女性人物结局悲剧性色彩较为浓重, 给读者带来的心理沉重感较大。但是不可否认一点, 艾芜笔下的人物形象以周四嫂为例, 是符合女性特征的, 易于让人接受;相比之下, 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情况下是被赋予了保家卫国的战斗形象, 但在适当的情况下, 作者孙犁还是会展现女人的柔情的一面, 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给读者带来精神之振奋, 感受之愉悦。

2、不同的结局

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百折不挠的, 是历经战火考验的;而艾芜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既刚强又软弱, 在奋力的抗争之后发现这一切抗争是徒劳的, 甚至是毫无意义的, 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全盘否定自己的努力后, 最终将一切的不幸归结到自己或命运的身上, 人物的苦难结局大多数是以自尽而宣告结束, 悲剧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只不过是因为人物的死亡而暂时告一段落, 有许多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大抵如此, 例如:许地山笔下的女性形象多是自怨自艾的人物形象, 甚至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不幸不做任何的反抗和斗争, 只是一味地忍让。但是其局限性在于夸大了女性人物的软弱、妥协的形象。艾芜和孙犁的创作风格不同使得赋予人物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进而造成了不同性格的人物所拥有的不同结局。

四、性格决定命运

1、人物的性格变化

女人的性格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温柔的, 具有女性的柔情的一面, 但作家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 却要使得女性的性格善于变化, 不要拘于形式, 一成不变, 同时也要注意女性性格变化的合理性。例如:贾平凹的短篇小说《黑氏》当中, 原本性格温柔, 慑于丈夫及公公权威的女主人公, 在经历了婚变之后, 性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成了一个敢于与丈夫与公公相抗衡的、具有觉醒意识的女性形象。但贾平凹使黑氏仍不失其女性善良、柔情的一面, 例如:黑氏得知前夫的死讯之后, 不顾亲友的劝阻, 主动自掏腰包为前夫发丧。艾芜笔下的周四嫂与黑氏也大致相同, 性格也历经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将小说的故事进程发生变化, 使读者为周四嫂的人生境遇所感叹唏嘘, 引发读者的思考。

2、性格决定人物形象的成败

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时, 会为人物的形象制定其人物性格, 使人物性格与人物形象相符合。艾芜笔下周四嫂的人物性格注定了她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由乡村的家庭劳动妇女到一个为生活所迫而敢于四处奔波, 却仍不失保守性和软弱性的女性形象, 其结局也是合乎情理之中的。

五、结论

总之, 任何作家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过程中, 都不会忽略人物的性格因素, 通常情况下, 其女性的性格在文学作品中、在作家的笔下是复杂多变的, 艾芜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女性悲剧形象 篇2

13汉语言1班 姜童

摘要：《白鹿原》作为一部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的作品，描绘了从清朝到新中国建立的这一段时间里众多重大历史事件。而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白鹿原这片深处中国腹地、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甚至作为“封建堡垒”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女性的悲剧，这些悲剧不仅与女性自身的性格有关，更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关。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结合性文化与贞操观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来分析《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解读这些悲剧的成因。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主义；悲剧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通过其深厚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涵为我们展开了一副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画卷。中国从来以自身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著称于世。然而，这是助力也是羁绊。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灿烂的文明，还有悠久的男权社会传统和在男权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个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它不仅为男性谋取社会权利与地位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更为女性带去了深重的苦难。

我国性文化的演变与这种文化的影响

性与权利从来相伴相随，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一种权利的象征可以很好地揭示男权在我国社会中的一步步发展与巩固。我国的性文化大体经历了从原始生殖崇拜到先秦较开放的性风俗再到魏晋汉唐时期风雅的性文化直至最后宋明理学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疯狂时代的过程。男性在理学发展和兴盛的时期掌握了社会几乎一切特权，并且并未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丧失这些特权，相反男性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增强，直至清朝灭亡、新思想的传入。恩格斯曾经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女性的权利随着性自由的一步步缺失而逐步衰微，这种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随着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统治手段的进一步加强而愈演愈烈，女性也在这种统治下逐步趋于弱势地位。

这种男性的统治不仅体现在法律、道德约束上，也浸润到文化里，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甚至部分女性也成为男性统治的“帮凶”，女性不仅仅受到来自男性的统治，甚至受到了来自同为女性的长辈的压迫，这种压迫在以宗法制为组织基础的传统乡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乡村中的名门望族更成为这种压迫的重灾区。《白鹿原》中这中压迫的施压者有很多，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在白鹿原中，她可以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正面形象。既有中国传统妻子的温柔贤惠，又有中**亲的无私慈爱。她为整个白家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可谓中国传统女性的杰出代表。可这种“杰出”不仅仅代表着她的精明强干、吃苦耐劳，更体现着女性从肉体到精神被压榨与被剥削的深沉的悲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财产继承制度的必要条件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被奉为圭臬，当做真理，甚至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也并未远去。在这种道德规范的影响下，当白嘉轩的妻子一任接一任的死去，白赵氏安慰白嘉轩说：“甭摆出那个阴阳丧气的架势！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悲剧地位，被客体化、物化的习俗在她的话语里得到了充分的昭示。当一种统治从制度上升到文化，使得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不自知甚至习以为常时，这种统治可以说是及其成功的，但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的“仁义”对于女性的行为规约的巨大影响在白赵氏简单的两行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女性处在如同草芥的位置上，可以被随意丢弃，可以被随意践踏。

贞操观与自由

余秋雨认为，一部作品气魄的大小，既不是看它所表现的时间和人物的重要与否，也不是看它切入的角度是否关及历史的枢纽点，而是看作者下笔前后是否有足够的历史悟性。这里所谓的历史悟性并不等同于历史知识，而是指作者对于历史的代入感，对于历史的整体把控。能否在小说中通过简单的细节勾勒出整个历史的宏伟轮廓。陈忠实的历史悟性让《白鹿原》这部作品凝实厚重，广袤壮阔。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略窥一二。“贞操”这个恶名昭著而由来已久的概念的产生与宋明理学并无关系而比那久远的多，它的产生与私有制密切相关。当私有家庭产生后，血亲继承成为当时财产继承的主要手段。由于在单婚制的初期，在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偶婚的性交习俗的影响之下，女子婚前可以与多个男子发生关系，所以当时的社会风俗是男子往往“杀首子”以选定亲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后来，由于禁止女子婚前性行为比“杀首子”这种风俗可操作性强得多，“贞操”的概念便逐渐成形，其影响直到今天依旧存在。田小娥的悲剧始于“贞操”，而她最终也因为“贞操”的丧失而命丧于老丈人之手。从她嫁入郭举人家中作为小妾的一刻开始，她的悲惨命运似乎就已经被注定了。作为小妾，她不但要忍受着孤独与寂寞，还要忍受着来自郭举人“泡枣”陋习的肉体的折磨与精神的侮辱。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反抗了，她用将“泡枣”浸在尿桶里的方式来反击；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与黑娃的结合是一个本该在最美好的年纪享受灵与肉的欢愉却惨遭囚禁的女子的反抗。然而，绵延千年的男权统治无法容忍一个少女的反叛，她个人的微薄之力与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相比实在太过卑微，所以，自从她孤身一人走向社会的对立面的那一刻起，她悲剧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哪怕是她的反抗，也是借助于男权的反抗，仿佛是历史残酷的嘲讽。于是，她依附于黑娃，她被黑娃抛弃，独自一个人面对全村的指责与嘲弄。她与鹿子霖进行交易，用自己的肉体获得他的庇护，可也最终惨遭利用。她并不是一个妖女，却被全村人“妖化”。卫道士们“女人是祸水”的理论在她死后也不放过她，当男权发展到一个极致，他们骄傲地以为自己是一切的主宰，而实情则与之相去甚远。所以，当事实的发展超出了男性的掌握，他们就只能将罪责推到它者身上来粉饰自己至高权力王冠上的那一道裂痕，而女性，则成为推卸罪责的绝佳对象。最终，当那座六棱塔高高耸立在田小娥与黑娃曾经的家上时，那座塔已经不单单是一座塔，它成为一道人性的伤痕，也成为一座女权的墓碑，永远的耸立在古老的白鹿原上，为田小娥追求自由的足迹永远的标上了一个句点。依附于男权的反抗，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结语

《白鹿原》整部作品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迹象十分明显甚至贯穿在整片文章之中，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作者自觉自发的一种行为。在一位有历史悟性的作者笔下，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痕迹。在这里，这种痕迹体现为中国漫长的男权统治遗留下的文化烙印，这种烙印并不随着近代以来男权统治的社会基础瓦解而随即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运动并不完全同步。近代以来，虽然女性权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女权运动仍旧刚刚起步，对男女同权的争取即使在外国也没有完全实现，而在国内，甚至连起步都只是刚刚开始，绝大多数人仍旧处在蒙昧之中。对于女性权利的重视并不仅仅关乎人性，更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公民受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女性地位也在逐步改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合理地摒弃我国文化中男权统治遗留下来的对女性的奴役与压迫的部分才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解读萧红笔下女性形象的生命悲剧 篇3

关键词：萧红;女性形象;生命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099-02

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在1933年至1941年短短的几年文学生涯中，创作了近百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萧红因其童年经历和生活体验，对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对农村妇女。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村妇女特别关注，为萧红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她在小说中刻画了许多生动的女性形象。但纵观萧红的作品，其中的女性形象与美好的词汇没有一点关联，女性只是封建思想男权社会压迫毒害的对象。事实上，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之外的大多数女性也都是生活的傀儡，是没有话语权的沉默者。萧红用其女性的敏感细腻及对自己所见所闻的冷静思考，以力透纸背的文字为女性发声，批判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对女性的毒害。在女性意识日渐觉醒的今天，男权社会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尤其在农村地区，男权意识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对萧红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从两个方面略析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生命悲剧及悲剧的根源。

一、挣扎于黑暗苦难之中的女性形象

一生孤独寂寞的萧红，童年是在一个血缘亲情消失殆尽毫无家庭温情的封建地主家庭中度过，从小受等级制度和父权的压制。而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离开家庭，然而仍未能摆脱男权的压制，几次婚恋的失败使她饱尝追求美好爱情与温暖家园失败之后的辛酸与无奈，终其一生，也未能追寻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与解放。她曾这样总结她的一生：“我一生最大的悲哀与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拙的。”[1]与庐隐关注女性自由、丁玲关注女性命运、张爱玲关注两性关系不同，萧红更关注的是女性整个生命本身的苦难与悲剧。萧红用冷峻的笔触所刻画的女性形象，按照生命阶段可分为三类。

（一）孤独压抑的女童形象

孩提时代是人生当中最天真烂漫的一个时期，但在萧红笔下，女童的世界却是孤独压抑的，如《呼兰河传》中童真童趣无处安放孤独寂寞的“我”、还未成年就早早成为人妻，最后被折磨而死的童养媳小团圆媳妇以及《生死场》中甚至还未能感知世界就被自己的父亲活活扼杀在襁褓中的小金枝。

小团圆媳妇，十二岁，还是一个天真活泼未成年的小女孩，但也因为自己的天真却被认为“太大方”“太不知羞”而不像“团圆媳妇”，还没进门几天就被婆婆好心调教，被打了一个多月，受到吊大梁、抽鞭子、浇冷水、烙脚心、烫热水等各种严酷的毒打，在各种残忍的折磨后却又被认为是妖怪，终于“还没有到二月，那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2]135作品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婆婆虐待童养媳使其致死的令人痛心的故事，童养媳是中国旧社会包办婚姻的产物，也最能反映女性在封建家庭中的奴隶地位与非人的待遇。萧红用平淡凄凉的语气陈述了小团圆媳妇在这个家庭里猪狗不如的事实，表达了对小团圆媳妇的深切同情，强烈的批判了旧社会童养媳制度对女性的非人折磨与毒害。

萧红《呼兰河传》中刻画的“我”，小团圆媳妇以及《生死场》中被父亲一怒之下摔死的婴儿小金枝，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农村封建家庭里的女童的处境，从来到世间的那一刻起，封建等级制度与父权至上的传统观念就压制着她们自由健康的成长。

（二）寂寞凄凉的女青年形象

萧红短暂的一生有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追寻爱情，但她在文学作品中对爱情的描写却是寥寥几笔，在她笔下，爱情对于女孩子来说似乎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爱情意味着幻灭。

就是在《小城三月》中，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了翠姨对堂哥的眷恋及对爱情的渴望，最后因无力抗拒包办婚姻而伤心死去。翠姨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窈窕沉静，温柔漂亮，虽然与思想先进的学生的接触之后也开始萌发对自由的向往，但因从小生长在一个封建家庭，顺从的观念致使她没有勇气说不。翠姨是一个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包办婚姻在女子应遵循“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延续至今。

而《生死场》中的金枝似乎追寻到了爱情，也最终和自己想嫁的人结合。在金枝，这似乎是爱情使然，但对于成业来说，也不过是毫无感情而言的本能反应罢了，他丝毫不关心金枝的肚子是否多了个“怪物”，他完全不关心，“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3]76于是甜蜜就是那么短暂，婚后那个男人就成了独裁者，压制着她，压制着一切，甚至在愤怒中摔死了无辜的小金枝。

翠姨和金枝的经历都是凄凉的，这也是中国农村女青年的真实写照，对于她们来说，爱情是奢侈品，要么跨越不了父母包办婚姻的阻碍，要么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遍体鳞伤。

（三）凄苦悲凉的妇女形象

在《生死场》中，萧红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村妇女形象，如王婆、麻面婆、月英、五姑姑的姐姐等，她描写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她们的日常苦难，是生活在贫穷农村的劳动妇女在夹缝中挣扎，在苦难中湮灭的真实反映。

麻面婆在小说的开篇就入场了，她满脸“印就的麻痕”“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3]57，揉的脏污的像丑角的眼，抱着柴草又像一只母熊，说起话来却总是发猪声。与女性的美好扯不上一点关系的麻面婆，就这样像动物般麻木愚鈍地忙着生忙着死。在萧红看来，像麻面婆这种缺少灵魂的女性，就如同花鸟虫类般卑微，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王婆是一个有魄力的女性，也是萧红笔下少有的仍具有抗争意识的一个农村妇女。王婆的经历同样也是曲折的，嫁了三任丈夫，没有屈服于第一任丈夫的虐待，也不安于丈夫早逝的寡妇命运，一直在勇敢的反抗，一反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但苦难并没有因为抗争而少多少，小女儿因自己疏忽而掉在铁犁上丧命，无奈走上土匪道路的儿子也被处死，王婆也因此绝望，伤心地选择了服毒自杀，虽然在埋葬时又醒了过来，但她完全变了样，像只受伤的野兽已不复原来的不屈，只是颓败地活着。

生育在《生死场》中也被描写的触目惊心，生育本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萧红却把妇女生育那天称作母亲受“刑罚的日子”，与母猪母狗的生产同等看待。五姑姑的姐姐快要生了，婆婆却迷信孩子生在草上“压财”让赤身裸体的姐姐就那么趴在地上，女人意外难产，处在死亡的边缘，“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一刻。”[3]97挣扎了一夜，一直怕着的那个男人还对她拳打脚踢。这是一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大着肚子待产的妇女赤身独自在地上垂死挣扎，这和母猪母狗的生产又有什么区别？这不就是女人作为男人附属品所遭受的苦难吗？萧红有意地把动物的生产与女人的生产放在一起描写，有意虚化动物与女人的界限，反映了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女性与动物般毫无生命意义的忙着生忙着死的真实现状。

在萧红笔下，这些女性形象只有“麻面婆”“王婆”“王阿嫂”“五姑姑的姐姐”这些区分你我他的代号，而没有正规名字，和阿猫阿狗一样，没有身份地位，在萧红看来，生存在夹缝之中的女性和动物一样，缺少作为人而应有的尊严，在男权社会的压制下，女人的生命价值遭到严重践踏。

从萧红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女性如何从童真童趣到麻木愚钝，女性生命如何在苦难中逐渐凋零，女性生命如何生的坚强、死的挣扎。

二、造成女性生命悲剧的根源

萧红在文学作品中刻画了许多处在悲剧之中的女性形象。从萧红平淡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萧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鲁迅先生冷峻的傲骨。她不仅仅塑造了这些女性形象，还冷静地思考了男权社会的思想传统给广大女性所造成的悲剧，也从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分析女性生命的悲剧与苦难。

（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母系社会结束之后，男性一直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男性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社会中的一切。

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对女性的个性自由发展，有着难以抵抗的压制作用。《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的毒打也许并无恶意，也只是婆婆对媳妇的一种深切期望，希望小团圆媳妇能够贤良淑德，能够符合男权社会对媳妇的审美要求。男权社会要求女性遵循“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推崇女性应符合贤良淑德，含蓄温顺的审美标准等，这些传统的思想观念深深地压制着女性，阻碍她们个性的解放与自由。

男权社会下，女性被当作男性的附属品，而不是独立自由的生命个体，苦难也自此而来。在萧红笔下，触目惊心的生育就是女人作为男人附属品而遭受的苦难。《生死场》中的月英，瘫痪的她更被丈夫当作累赘，只能像动物一样凄苦的死去。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是女性生命悲剧的最根本原因。

（二）女性自身的国民劣根性

萧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鲁迅先生冷峻的傲骨，她也试图通过改造国民劣根性来改变女性的生命悲剧。从萧红刻画的女性形象来看，女性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也是女性生命悲剧的原因。

1.女性身上并存的专制性与奴性。鲁迅先生深刻指出了中国人民根性中并存的专制性与奴性，对于羊显凶兽相，对于凶兽显羊相，这是中国长期专制主义制度渗透的结果，已经渗透到了国民的骨腔和灵魂。在女性身上也尤为凸显，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因长期生活在丈夫及她自己婆婆的压制之下，身上存在着奴性;而面对自己的儿媳妇时，作为婆婆又把自己所受到的压制施加在小团圆媳妇身上。中国长久存在的婆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女性身上这种深入灵魂的专制性和奴性的影响。

2.女性身上的卑怯与懦弱。由于中国长期的专制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对国民的长久压制与熏陶，懦弱与卑怯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骨子中的一大弱点。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女性，这一弱点更为突出，对女性的影响也更大。《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女性意识已经觉醒，有追求自由的渴望，然而祖母虽说过如果翠姨不愿意嫁也是可以不嫁的，但她的勇敢与反抗早已在长年累月的封建教育里消磨殆尽了，最终只有在绝望中死去。女性身上的懦弱与卑怯，是女性备受压制的结果，同时也是女性摆脱压制追求自由解放最大的障碍。

3.麻木愚昧的看客。鲁迅的小说从广阔社会层面揭示庸众与看客的普遍存在，萧红在小说中也揭示了女性中愚众与看客的存在，她们封建迷信愚昧冷漠，这是专制制度以及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对女性的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生死场》中用恶俗语言议论金枝的妇女，以及《呼兰河传》中以为小团圆媳妇是妖怪的街坊邻居，都是典型的代表。这也是女性在追求个性自由解放道路上的一大阻碍。

作为一名新时代女性，在追求女性自由平等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要注重自身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发展。历史发展到今天，女性意识在现代社会逐渐觉醒。但在现实生活中，男权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仍然还要面对许多问题。萧红在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整个生命本身悲剧的关注与思考，对女性自身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对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聂绀弩.在西安[M].北京：新华日报出版社，1946.

[2]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张爱玲笔下的悲剧女性形象 篇4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 父系文化渗透于一切意识领域, 在这种文化的支配下, 妇女在社会中总是处于从属和不平等地位。不论从那一个方面说, 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备受迫害。历代的统治者, 利用各种手段强化“男尊女卑”的观念, 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 则好象沉重的锁链一般, 不时的缠绕在广大的妇女身上, 使她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只能是作为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 发泄情欲的对象而存在的。更加可悲的是伴随着世世代代的这种封建意识的浸染, 许多妇女已完全丧失了做人的追求, 心甘情愿, 本本分分的安于屈辱和卑贱的地位, 甚至成为女奴, 被虐杀都认为是命运如此。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乡下开麻油店老板的女儿, 由于哥嫂的贪财, 把她嫁给了官宦世家姜家害骨痨病的二儿子, 在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中, 她得不到常人所能得到的爱与性。在长期封建制度的残害下渐渐的她的内心开始扭曲异化。所以她面对这个表面和实质都不会给她一个自由的世界———封建的专制家庭, 七巧的不满, 愤怒也只能在这里发泄, 只有等她坐上“老太太”的椅子上, 有了对人对钱的支配权时, 她才能改变自己在姜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地位。慢慢的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 形成了七巧对金钱的渴望, 使她对金钱的占有欲越来越重, 以至牺牲了她的青春, 她的爱情, 乃至后来被金钱枷锁压的扭曲了的人性。她压抑自己的情欲, 然而压抑并不能使情欲完全熄灭, 她用反常的方式来为情欲寻找出路, 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她终于拥有了黄金, 却丧失了人性, 她莫名其妙的想发泄, 想报复, 她自己得不到的爱情与幸福, 也不容别人得到。于是女儿和儿媳妇成了她扭曲人性下的牺牲品。“在封建婚姻, 金钱枷锁下, 伦理观念下, 逐步造成她的心理变态, 干涉破坏儿女的婚事, 即使自己得不到的, 也不让别人得到, 包括自己的亲人的这种病态心理。” (1) 可以说, 七巧是一步步的走入黑暗的光圈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她的性压抑导致的性变态。在封建婚姻制度的无情迫害下, 使她人生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人性方面显露出过分的“不彻底”的本相, 她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们是那样萎缩、卑微、庸俗、自私、病态。她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几千年已经已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 她们已习惯成为男人的附庸, 并且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庸, 他们是那么卑弱和苍凉, 但她们又有着微乎其微的挣扎与反抗, 《琉璃瓦》中的川嫦, 她卑弱几近虚无的程度。对于病魔, 她没有奋斗, 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临死时向世界遗憾地投射她最后一眼。虽然是最无力的抗争, 却也显示出她内心有那么一点点的矛盾冲突, 毕竟她还有些许不舍之意, 这便更衬托出她离开那个世界的悲凉。《第二炉香》中的葛薇龙为了她不合实际的爱情, 她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 但她时刻进行着内心的斗争, 一方面想离开那个令她堕落的环境, 另一方面却在那个环境里越陷越深, 这无疑更加剧她身上的悲剧色彩。

张爱玲五十年代发表两部长篇小说《小艾》和《十八春》中的女主人公小艾和曼桢已虽有了进步意识和斗争的表现, 但她们身上仍存在着斗争的不彻底性, 这就决定了她们在较好的结局中仍显示出悲剧的底色。小艾试着走出了那个给她诸多迫害的封建泥沼, 嫁给了一名印刷工人, 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她在同封建社会的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 但她斗争的过程中显然是不果断的, 总会出现暂时的妥协, 这使得她走出去时已是危机四伏了, 以致于她在以后明朗的生活中总是多病多灾, 她的命运无法摆脱悲惨的底子。曼桢的命运更是让人觉得苍凉无比。身陷姐姐、姐夫、母亲共同设计的陷井里, 曼桢显然没有屈服, 千方百计地想逃出去, 可是在她有了孩子后, 便妥协了, 嫁给了把她推向火坑的姐夫。虽然后来曼桢与姐夫离婚, 并迎来新时代的变革。但曼桢与世钧的爱情却像成为一段陈旧的夹在书中的枯花败叶。美好的东西永远存在记忆里, 现存的皆是由命运安排的无奈。曼桢的性格中有明显的斗争意识, 但斗争的不彻底性改变不了她的命运, 从而决定了她悲剧性的爱情结局。

张爱玲在诠释她笔下人物的性格悲剧时, 更注重其残缺、卑弱和不彻底的因素, 在张爱玲看来, 不彻底性是这些人物性格悲剧的根源。

参考文献

女性悲剧命运开题报告 篇5

萧红所著的 《生死场》中叙述了中国北方旧社会时期女性生活的悲惨状态，无论爱情、亲情都被践踏与无视，甚至生命都被世界所冷漠，透视着人们思想的落后与愚昧，值得现代女性对自己的命运的追求进行深度思考，完全罢免男权主义所带来的伤害，追求女性自身权利，保障自身的生存价值，这样对社会、对女性能够更加享有自己的权利与文明社会进一步加强都有重要意义。

2论文主要内容框架

一、萧红与《生死场》作品简介

二、《生死场》中体现女性悲剧的几个方面

(一)、女性生命的卑微

(二)、女性被掠夺的爱情境遇

(三)、女性缺失自我的人性悲剧

(四)、女性旧时期中社会层次的低微

三、封建社会中女性存在价值与尊严

四、由《生死场》而展现出的现实意义

(一)、女性要摆脱精神束缚

(二)、女性要建立高度生育意识

(三)、女性要保证生活能够独立

3完成的主要步骤、进度与时间安排 月 日准备阶段，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提纲。

月 日研究阶段，整理已有文献资料。

月 日完成初稿阶段，完成正文部分，形成初稿。

月 日文稿修改阶段，根据指导教师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 月 日论文完成阶段，论文定稿，装订成册。

4采用的研究方法有：

1文献综述法:通过网上、学校图书室以及学校阅览室搜集一定的文献资料，对文章书写提供了依据。

2理论研究法：通过平时所学知识的整理以及所查文献资料的总结分析出萧红《生死场》文章的女性悲观内容。

5查阅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名称

[1]董玉芝.从女性视角解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J],名作欣赏，(04).

[2]李翠香.萧红《生死场》女性悲剧意蕴探析[J],大众文艺,(04).

[3]闫B.浅析话剧《生死场》及田沁鑫笔下的女性悲剧[J],青春岁月,(12).

[4]刘丽丽.浅析《生死场》与《大地》中农村女性悲剧命运[D],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07).

[5]曹彩丰，杨红旗.时代典型环境与生存伦理情境――论萧红《生死场》的乡土空间[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06).

[6]宋剑华.灵魂的“失乐园”：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观意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0).

[7]钟颖慧.“失语”的幽灵――由《生死场》看萧红的女性主义微光[D],文教资料,2013(10).

[8]张智明，陈珊.女性悲剧的自我体验与情感人体――兼论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观意识[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06).

[9]黄腊喜.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观意识[D],华中师范大学,202(11).

[10]张海燕.庐隐与萧红女性悲观意识的比较[D],山西大学,2011(06).

[11]杜琦慧.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意识[J],文学界(理论版),(10).

[12]陈霞.时代夹缝中的性别抗争――从女性视角解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生存困境[J],青春岁月,2011(06).

[13]刘春艳.浅谈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观意识[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09).

[14]陶娥.论《生死场》的悲观意识[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09).

女性悲剧形象 篇6

关键词：森鸥外；舞姬

一、森鸥外与女性运动

1884年（明治17），森鸥外受命调查德国陆军的卫生制度，作为陆军省派遣留学生被派出国，开始了其长达四年的留德生活，可以说这几年的留学经历给森鸥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在医学造诣得到提升的同时，西方的人文精神和科学文化也使其眼界和胸襟为之一开。据记载，鸥外在德国期间，曾经参加过德国最早的女性团体“德国妇人会”，该团体旨在提高德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拓宽女性就职领域，提倡女性独立。他“出席了‘德国妇人会’的总集会，可以说由此打开了对女性问题投入关注的双眼。1885年9月的‘德国妇人会’集会的出席者仅有数十人，而鸥外就是少数的男性听讲者之一。而且在男性被允许在场的两天内，鸥外一直参与其中，这也展现了他对女性问题深切的关心。”（金子幸代 2）

在鸥外回国以后，他对于女性解放事业的关注也没有停止。明治维新后，虽然日本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女性在日本社会里所充当的角色依然没有改观。甚至到明治31年，《明治民法》的颁布进一步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家族制度，强化了男女的上下关系和妇德论。“根据1899年颁布的‘高校女子令’，女子的特性教育被固定化，家务，裁缝，手工艺授课内容增加，而女子修身教育则突出以儒教式的温良、贞淑为美德。”（李卓 437）儒教体系的“良妻贤母”的思想在日本社会更加强化。在日本社会不断进步开明的同时，女性却依然处在家族体制的强压下，在社会上基本处于“无声”的状态。直至明治44年，随着以《娜拉》为首的欧洲戏剧等的译介和上演，日本女性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女性觉醒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流行话题。而在文艺领域，一批有思想的独立女性也开始发出了心中的呐喊，积极为女性事业而奋斗。1911年（明治44），日本妇女运动先驱者平塚雷鸟创办了日本新闻史上第一部女性杂志《青鞜》，以此为阵营，主张妇女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并且向着争取妇女解放的方向发展。而森鸥外也给予了本国女性运动莫大的支持，据记载，鸥外曾经发文高度赞扬了平塚雷鸟：“我想，能和晶子相提并论的就是平塚明子（雷鸟）了。虽然在诗歌领域没有作品，但我看了她以平塚雷鸟的名字发表在《青鞜》杂志上的评论，即使是男性作家里也没有人能像她那样以如此明快的笔调谈论哲学上的问题的”（金子幸代 2）。众所周知，与谢野晶子因在代表作《乱发》中大胆讴歌女性的官能美和对爱情的向往而被赞为不羁世俗的女歌人。在当时那个压制女性个性的社会环境里，森鸥外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当时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们的应援之歌。不仅如此，“鸥外还曾劝说自己的妻子阿志和妹妹小金井喜美子成为杂志《青鞜》的赞助者”（金子幸代 2）。

从森鸥外的这些支持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活动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活在世人目光中的他是一位思想开明、尊重女性地位提倡女性自力更生的人。然而，在其作品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女性影像。一般我们认为，作家的作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作家的思想和内心诉求。这与现实中森鸥外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待深究。

二、森鸥外笔下的女性形象

（一）《舞姬》的女主人公爱丽丝

1889年（明治23）森鸥外在《国名之友》上发表了其涉足文坛的处女座《舞姬》。引起了高度评价和广泛关注，被视为划时代的名作。以其自身留学经历写成的这部浪漫主义爱情悲剧充满了魅力，直到如今，仍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舞姬》这篇小说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和研究。“岸田美子认为《舞姬》是事实与虚构的交融，是森鸥外的忏悔录。平野谦认为这是倚靠现实，在艺术和实际生活之间选择了自私自利与因循守旧的青年鸥外不为人知的眼泪。三好行雄则认为《舞姬》可以看成是森鸥外对森氏家族表示的恭顺”（李星 4）。总的来说就是，至今对《舞姬》的研究大多是从太田丰太郎的角度进行解读的，对于在整篇小说中占了重要位置的女主人公爱丽丝的形象解读却少之又少。如果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入手进行分析对于探讨森鸥外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爱丽丝具有非常美丽的相貌。文中对其外貌描写是这样的：

“……约莫十六七岁，头巾下面露出金黄色的头发，衣着也还整洁……她那泪光点点的长睫毛，覆盖着一双清澈如水，含愁似问的碧眼。”（高慧勤 7）

这是丰太郎与爱丽丝初遇时对爱丽丝的印象，这时的爱丽丝正在为无钱安葬父亲，又被对自己不怀好意的剧院老板逼迫而愁苦不已。丰太郎对美丽柔弱又“十分媚人”的爱丽丝一见钟情，在听闻了她的遭遇后，毫不犹豫地摘下自己的怀表帮助爱丽丝救急。事后爱丽丝来到丰太郎的住所表达谢意。此后两人交往逐渐频繁，开始了他们的爱情故事。从这样的情节看，爱丽丝是一位孝顺且懂得感恩的人，也是幸运的。试想，如果没有得到丰太郎的帮助，一贫如洗的她，为了安葬自己的父亲，为了生计，很有可能会照着母亲的意思委身于剧院老板。姑且不论爱丽丝与丰太郎的悲剧结局，在一开始，如果爱丽丝没有丰太郎这个依靠的话，那么她根本享受不到爱情的乐趣，只能选择做一名小妾的悲惨命运。

女性悲剧形象 篇7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悲剧女性,“倒三角”路线,女性解放

著名的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包法利夫人》, 塑造了一个追求爱情与自由的爱玛·包法利的形象。笔者认为在小说中夏尔之母和艾洛伊丝分别也代表着两种不同于包法利夫人的形象。这三类女性, 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由与理想, 用不同的方式反抗社会, 但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她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世界的悲剧。在世界各国的诸多作品中都存在着她们三类女性形象的影子, 这已成为典型化的悲剧女性形象。

一.三类典型化悲剧女性形象分析

(一) 爱玛·包法利:激进型女性

爱玛是富农的女儿, 却有着高雅的贵族小姐气息, “样子好像一个巴黎女人。”[1]。爱玛有着一副美丽的外表, 且多才多艺, 会干农活而且很会料理家务。她天资聪明, 能写丝毫不露讨账的痕迹的措词委婉的信。但她却嫁给了一个才貌平庸的乡村医生夏尔包法利 (法文为Bovary, 平庸无能之义) 。包法利没有主见, 畏畏缩缩, 既无雄心, 又无才干, 举止毫无风度, 谈吐枯燥乏味[2]。为了寻找自己的爱情与幸福, 她先后成为了两位男人的情妇, 最后由于自己身负重债, 选择了自杀。

爱玛的人生角色由一个农家少女到乡镇医生的妻子, 再到子爵的舞伴, 最后成了莱昂眼中的情人及罗道尔夫的情妇。这一系列形象的转变, 既展示了她一生中浪漫主义梦想的破灭过程, 又有力证明了她所追求的是激情式的爱情, 体现了女性的个性特征和本能需求, 更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要求实现“双性同体”的表现[3]。我们认为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当时的社会环境, 注定女性从属于男性, 而男性追求的是肉欲与风流。女性要获得永久的爱情, 需要拥有独立的人格, 而不是一味地依赖男性;二是爱玛爱幻想, 对爱情的占有欲太强;三是爱玛自我身份的错位。

1. 多重悲剧

在包法利第一次在农庄遇见爱玛时, 文中描述为“一位穿着有三道花边的蓝色丝绒长袍的年轻女子”。笔者认为从爱玛的服饰, 就预示着她的不安于现世和注定的悲剧结局。“有三道花边的”、“蓝色”预示着爱玛拥有品位、活泼、渴望自由, 而“丝绸长袍”象征着生活在七月王朝沉闷的环境之下, 她深受束缚。

爱玛渴望一种高贵的、享受的生活方式, 爱情更是如此。她曾经以为夏尔是她的幸福, 能给她想要的浪漫。但在婚后, 爱玛对自己的婚姻不满, 以至于在与罗道夫和莱昂交往时, 疯狂的索取刺激与性爱。她要的疯狂的爱恋最终在人面兽心、视爱情为玩物的罗道夫和软弱无能、安于现状的莱昂的无情抛弃下, 对于爱情绝望了。爱情对于爱玛的打击最大, 爱情的失败是促使她选择毁灭的主要原因。

《包法利夫人》诸多细节均体现了爱玛具有事业追求。“十五岁的爱玛读司各特, 爱上了古代的风物……她内心崇拜的是殉难的玛丽女王;狂热地敬仰的是出名的或不幸的妇女。”爱玛梦想着能够获得事业上的地位, 从而获得爱情,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 女性想拥有辉煌的事业, 只能是幻想。于是爱玛将自己事业的理想寄托于爱情, 希望爱情能让她享受到事业上的成功的快乐。渴望摆脱平庸的地位, 渴望获得社会地位, 赢得众人羡慕的眼光的爱玛, 总是没有完整独立的人格, 总是将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寄托于嫁给一个有钱、地位显赫的男性, 注定只能以悲剧收场。

此外, 爱玛的母亲很早就离开她, 没有给她应得的母爱。父亲尽管很喜爱女儿, 却丝毫不知道女儿内心的真实想法。当爱玛选择自杀之前, 想过父亲, 但是马上否决了向父亲求救的想法。在关键时刻, 与自己相依为命多年的父亲却没有能力帮助自己。自己拥有了女儿之后, 爱玛不是高兴而是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女儿长得很丑。《包法利夫人》从未正面描述爱玛对于女儿的照顾与疼爱。或许爱玛认识到在自己所处的时代, 女性注定只能被主宰, 当女儿降临时, 她更多地替女儿感到悲哀。亲情上的的无依无靠对于爱玛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悲剧。

爱玛也没有知心朋友, 友情上的空白也让爱玛更加孤苦。她一直孤独地进行内心斗争。由于她渴望高雅的生活, 身边的佣人和夫人无法与她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由于自己平庸的生活地位, 她无法交到知己。连一个值得倾诉的朋友都没有, 爱玛只能越来越沉溺于自己幻想的世界, 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爱玛一辈子只是一位有婚外情的包法利夫人而已, 死后为众人所唾弃的对象。她生前是多么渴望能够拥有高贵的地位、参加无数个舞会, 为众人所倾心。但是自己太过于渺小, 没有认识到要学会独立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2. 典型激进型女性

爱玛追求爱情、追求理想却又总是受外界的压迫, 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以悲剧收场的女性形象一直存在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 《寒夜》中的曾树生, 《死水微澜》里的蔡大嫂……虽作品时代不同, 但是她们都是属于为现状所困扰, 渴望幸福却总是得不到幸福。她们代表了一类激进型女性。本有着自己的追求, 不管是爱情, 还是事业, 但是始终逃不出旧社会的魔爪。渴望自由却没有自由, 努力追求却事与愿违。这类女性既有魄力也有野心, 最终由于自身的软弱、社会黑势力的强大, 渐渐选择了毁灭, 要么死亡, 要么成为社会的奴隶[2]。

同时, 激进型女性年轻美貌、才华横溢。既有自己的目标却也始终不能达到目标, 他们不顾别人的看法, 只顾自己的追求。然而他们始终还是没有完全独立, 仍然依赖男性。因此激进型女性既具有独立性, 也具有依赖性。

爱玛渴望着自己拥有一切, 她有独立的思想, 但是她认为自己的地位提升、幸福的获得的方法是是要嫁个有权势的伯爵。但她内心却一直萌生着她只有依靠男人才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注定了她只能失败。

(二) 夏尔之母:寄托型女性

夏尔之母在《包法利夫人》中是一个次要角色, 她出现的次数并不多。笔者认为夏尔之母和爱玛一样, 年轻时有过自己的理想。她不同于一般的平庸的婆婆, 她有远见, 有追求。

她本来脾气非常好, 感情外露, 爱情专一, 后来上了年纪, 就像走了气会变酸的酒一样。也变得难相处了, 说话唠叨, 神经紧张。她吃了很多苦呵!起初看见他追骚逐臭, 碰到村里的浪荡女人都不放过, 夜里醉得人事不省, 浑身酒气, 不知从多少下流地方给送回家来, 她从未抱怨。后来, 她的自尊心受了伤, 只好不言语, 忍气吞声, 逆来顺受, 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她还得忙这忙那到处奔波。她得去见诉讼代理人, 去见法庭庭长, 记住什么时候期票到期, 办理延期付款;在家里, 她又得缝缝补补, 洗洗烫烫, 监督工人, 开发工钱, 而她的丈夫却什么都不管, 从早到晚都昏沉沉、懒洋洋, 似乎在跟人赌气似的, 对她说些忘恩负义的话在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 缩在火炉旁边吸烟, 向炉灰里吐痰。

从文本中可以得知夏尔之母曾经是对爱情充满希望, 渴望幸福的女性。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她拥有品性极差的丈夫;她不得不独自撑起整个家;她不得不收起自己的矜持与自尊。她一辈子生活在庸俗的小圈子, 不可能有什么高贵的爱情。这无疑是她的爱情悲剧。同时她是一个有理想的、有追求的女性。由于自己一直生活在平庸的生活环境中, 志愿从未实现加之的不幸婚姻最终让她放弃理想。她明白拥有社会地位只能靠金钱, 开始成为金钱的奴隶, 辛辛苦苦操持家务。她有了儿子之后, 就又看到了希望。她将自己理想实现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她总把儿子带在身边, 她梦想着高官厚禄, 仿佛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漂亮, 聪明, 有所成就了。她要他的儿子免于自己的困苦。然而夏尔之母疼爱夏尔始终把他作为她实现理想的工具。

当看到爱玛时, 她内心的怒火难以平息。笔者认为她不喜欢爱玛, 在一定程度上是她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看到爱玛那一股不顾一切的冲劲儿, 她害怕更嫉妒。每次看到爱玛, 她内心总之有着不安与不满, 这正是她事业悲剧的另一大体现。

1. 慈母与恶婆

任何事物总是辩证与矛盾的。夏尔之母在《包法利夫人》中总是被赋予恶婆的形象。本人认为夏尔之母具有一定的“母恋情结”。婆媳之争难以平息。夏尔之母眼里容不下爱玛, 但是不是一味反感她。文本中曾提到过爱玛抑制自己情感, 认真地料理家务。夏尔之母一改以往厌恶爱玛的态度, 和她和平相处。笔者认为这个小平静时期, 夏尔之母不是嫉妒儿媳, 恰恰说明她对于夏尔深切的爱。她看到自己的儿媳成熟懂事, 非常的开心与欣慰。这些说明夏尔之母不是绝对的“慈母”或是“恶婆”, 只是她爱自己的儿子, 存在着些许的“母恋情结”。

2.“倒三角”路线

“寄托型”女性最大的特征就是将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别人身上。夏尔之母悲剧的一生内在原因在于她没有真正地坚持与明白理想的真正实现需要靠自己, 她还是没有勇气反抗。她寄托于自己的儿子, 注定不可能真正地成功。然而美丽又有才气的儿媳爱玛的出现, 不仅让她回忆起自己曾经痛苦, 还抢走了儿子对她的爱。她内心极其不平衡。

这种类型的悲剧性女性, 走了一种“倒三角”或“沙漏型”路线。自己的幸福与理想只能慢慢流失, 只剩下空虚与悲哀。

(三) 艾洛伊丝:堕落型女性

杜比克家的寡妇艾洛伊丝作为夏尔的第一任妻子, 充当着反面角色。四十五岁, 尽管长得丑, 一年收入有一千二百法郎。为此, 夏尔之母不得不费尽心机, 把对手都挤掉, 夏尔的如意算盘是, 以为一结婚, 人可以自作主张, 钱可以随意花费, 条件就会变得好起来。哪里晓得当家作主的却是他老婆。他在人面前应该这样说, 不能那样说, 每逢斋戒日要吃素, 要依着她的意思穿衣服, 根据她的吩咐催促病人还帐……我们认为艾洛伊丝对于爱情的渴望远远超过了爱玛。深有自卑心理的她, 在当时金钱是万能卡的社会下, 重新找回了自信, 并极其渴望爱情的滋润。

至始至终夏尔从未爱过寡妇艾洛伊丝, 他只是习惯性地服从父母的安排。在与艾洛伊丝短暂的婚姻生活中, 夏尔没有真正地体味到幸福。而艾洛伊丝很爱夏尔, 自己操持家里的一切, 为他计划一切。夏尔不会生活, 他让夏尔的生活有规律又有条理。但是她的占有欲太强, 她认为是在做为他好的事情, 却越是遭到夏尔的反感。艾洛伊丝一心一意地追求爱情, 但是建立在金钱与物质上的爱情却不能长久。

由于自己不会才艺、不够美貌、不是城里人, 她内心却有怨恨。在她吐血死了之后, 夏尔躺在床上独自伤心, 他自己思忖道:“毕竟她曾爱过我。”但是在死后得到的只是同情与一丝丝伤感, 这无疑是一大悲剧。

艾洛伊丝扑在丈夫怀里,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死皮赖脸求他不要让公婆欺负她。夏尔想为她说两句话。父母生气, 就回去了。但是打击已中要害。过了一个星期, 她在院子里晾衣服, 吐了一口鲜血;第二天, 夏尔正转身去拉上窗帘, 她忽然说:“啊!我的天!”她叹口气, 晕了过去。她死了!多么奇怪!

这简短的一段话是对寡妇死亡的描写。笔者认为这段描写寓意深刻。就因为和公婆吵架, 艾洛伊丝就在一个星期后死去。可见艾洛伊丝拥有极强的自尊心, 不愿忍受屈辱。“她死了, 多么奇怪!”这句看似客观却又主观的结束语蕴含着的是描述艾洛伊丝最恰当的方式, 她势力又不失为一个有个性的强势女性。笔者认为艾洛伊丝有自己的追求, 只是她太想得到自己的爱情而选择了迎合社会的价值观, 追求自己的爱情。那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

艾洛伊丝是追求独立、自爱而又自甘堕落的女性。原本纯真的天性, 在主观和客观的打压下, 变成了社会的苦役。艾洛伊丝想获取爱情, 却没有男人想要的外貌与才华。她只是一个社会的牺牲者, 她成为了金钱的奴隶, 从来没有反抗社会。她迎合社会的需要。她是三个女人中最痴情的, 爱情是她的全部。在与夏尔之母的矛盾中, 她因内心的忧郁而猝死。她的人生极其简单, 她就想好好地收获一份感情与幸福。她的幸福在当时金钱社会下被压抑, 她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都以金钱为中心, 她合理规划日常生活, 执掌家里的财政大权, 她只有掌握了金钱, 才能稳住爱情。她的“三观”深深地刻上了“金钱”二字。

这类女性认识金钱的罪恶, 却又不愿意改变这种现状, 而是不断去自己获得金钱, 享受金钱带来的荣誉与享受, 自甘堕落。

二.时代特征与女性解放

(一) 被压抑的欲望

“激进型”、“寄托型”、“堕落型”三种悲剧女性形象, 都是幸福被压抑的悲剧。她们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她们渴望爱情、事业上取得成就, 然而她们总是为社会所困扰。要么激进地寻求自己的幸福, 不顾外人看法, 最终自我毁灭;要么将自己的幸福寄托于别人身上;要么沦落于社会的深渊。李健吾先生评价爱玛与《包法利夫人》时说:“她的悲剧和全书的魅力就在于她的反抗意识和对生命的无休止的追求。”[4]不管是爱玛, 夏尔之母还是艾洛伊丝, 她们始终处于弱势, 欲望被压抑着。

(二) 身体商品化

《包法利夫人》中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是渴望男人的爱情, 她们明白社会所需要的不是真正的温情而是赤裸裸的名利关系。爱玛在与罗道夫交往的时候, 欠了累累债款。她在最后为了还债再次找上罗道夫时, 罗道夫却无情地拒绝了她, 爱玛输了三千法郎。当爱玛再向放高利贷的借钱时, 她由于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身体, 断然拒绝将自己身体献出去来偿还债务。笔者认为爱玛在那时彻底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附属品, 她不可能成为别人的中心, 她就像一个商品, 用久了就被甩开。

(三) 生与死的选择

爱玛最后选择用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看透了这可恶的人世, 她意识到这个社会就是如此的冷酷无情, 她不愿意再承受这样的痛苦, 以死来解脱。安娜选择卧轨自杀, 也是意识到自己的反抗是无力的。像曾树生仍然留在人世间, 她似乎还抱有一丝希望, 她希望可以看见光明的一天。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天然标尺[5]。《斯摩伦的日记》、《和解》 (马色尔·卜勒浮斯特著) 、《马丹波娃利》 (福楼拜著) 、《人心》 (莫泊桑著) 、《单身姑娘》 (威克妥·马格利特) 等中描写女性的法国著作都体现了法国少年妇女要求丰富生活的欲望极重[2]。这种强烈的的对于物质和地位的渴望, 使女性的精神世界变得扭曲, 渴望得到而又一直得不到, 在绝望中走投无路。要么苟延残喘地活着, 沦为时代的奴隶;要么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别人身上, 已迷失自我;要么选择自我毁灭。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刻画了“激进型”、“寄托型”、“堕落型”三类典型悲剧女性形象, 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不管最终的结局或是选择的道路, 她们的悲剧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 她们渴望自由与选择权, 却始终处于被动。他们被压抑, 或者毁灭, 或者屈服, 或者抗争。虽然有女性的独立自尊意识, 但她们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做一位独立的女性需要的是独立的人格。要在人格上独立就要依靠自己, 不是爱情、金钱或是自己的儿子。

参考文献

[1][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李健吾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以下引文未标明处均引自该书) .

[2]李嘉懿.生与死的选择——论《包法利夫人》与《死水微澜》两位女性的不同结局[J].法国研究, 2010 (2) .

[3]尚玉峰.《包法利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8 (5) .

[4]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曹七巧与三仙姑的女性悲剧形象浅析 篇8

一

《小二黑结婚》描写的是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但作品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形象不是小说题目中的小二黑, 也不是伶俐乖巧的小芹, 而是专爱装神弄鬼、争艳卖俏三仙姑, 三仙姑才是做小说中真正的“女主角”。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用了不少笔墨, 作者通过对这位落后的封建家长和扭曲的妇女形象的批评, 来揭示农村小生产者精神上的落后, 表明移风易俗、实行民主改革的迫切性。

与三仙姑相比,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可怜多了, 七巧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 健壮、开朗、要强, 对爱情做过许多彩色的梦。但贪婪的兄嫂却把她当作了摇钱树卖给了高门大户的姜家。然而新姑爷是一个成天躺着、害骨痨的废物, 生命萎缩, 仿佛一堆“腻滞的死去的”、“没有半点人气”、“没有生命”的肉体。婆家用重金把七巧“索性聘了来做了正头奶奶, 好教她死心塌地的服侍二爷”。七巧的爱情美梦就被这桩肮脏的买卖交易扼杀了。伴随着废物似的姑爷, 她将度过漫长的没有生命激情的死囚似的生活。

不管是三仙姑还是曹七巧, 两位少女的爱情权利与人生的幸福就这样被旧婚姻残酷地剥夺了, 他们走上人生的第一步就是以被损害及被侮辱开始的, 这是两个人物共有的。但两位作家对他们的人物感情和处理却各不相同。张爱玲正面描写曹七巧的爱情悲剧。极写这种婚姻的残酷性、非人道性, 这就为七巧的爱情悲剧最终发展为人生悲剧提供了生活依据, 使读者在厌恶七巧种种变态时, 不乏同情之心。而赵树理则对三仙姑的爱情不幸轻描淡写, 一笔带过, 只是为了交代“三仙姑”的绰号顺手写来, 重点却放在了三仙姑如何装神弄鬼, 如何风流打扮上, 这就使得旧式婚姻的不合理性在喜剧性的氛围中完全被消解了。

二

在旧婚姻的体制下, 部分得不到爱情的妇女, 都不甘心青春之火的泯灭, 生命之花的枯萎, 于是就以变态的畸形的方式来抗争不公正的命运, 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大胆的反抗。曹七巧和三仙姑都敢于大胆的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先看曹七巧, 她曾经是一个漂亮泼辣的青春少女, 后来嫁给了个患有骨痨病的男人, 守着无情无欲的丈夫, 情感世界一片空白, 就像姜公馆里一个“鲜艳而凄怆”的标本。她不甘心命运的摆布, 想挣脱桎梏, 过属于人的有情有欲的健康生活。在森严的公馆里, 七巧置礼教于不顾, 冲破叔嫂之防, 大胆而热烈的追求小叔子, 或大胆挑逗, “她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 只搭着他的椅子的一角, 她将手贴在他腿上……”, 或哀婉恳求:“我就不懂, 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难不成我跟了个废人, 就过上了残废的气, 沾都沾不得?”在那个封闭的环境中, 她也不可能有更高的追求, 作者没有美化她的爱情, 也没有鄙视她的等而下的欲得追求。她只是同情地写出了不人道的婚姻给人物造成的心理创伤甚至生理苦痛, 写出了人物为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得企盼及为之所忍受的屈辱与不平。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我们也可以把七巧对小叔子的追求看成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的畸形反抗。

再看三仙姑, 一个聪明机巧的女人, 用迷信“神圣”的外衣, 包裹了自己的情欲, 在男子们的打情骂俏中, 使失落的情感得到补偿, 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 做了合理且有效的喜剧性反抗。这既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嘲笑, 又是对封建迷信的挪揄, 作为一个我有血有肉的女人, 三仙姑顽强的表现了自己。但遗憾的是, 作者对三仙姑少了些理解, 多了些嘲讽, 事实上, 三仙姑作为一个弱女子, 既无选择婚姻的自由, 也无要求离婚的权利, 作为旧婚姻的牺牲者, 只能从不道德的男女关系中得到她所渴望的情欲的部分满足。这也就引出了如今的婚姻观念: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七巧的爱情虽然没有得到回报, 但对小叔子的幻想仍就是她荒芜的情感世界中的一块绿洲。当她知道小叔子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真真正正的爱情时, 她似乎又读懂了社会的本质:一切为了钱, 钱就是一切。从此, 她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 终于成了一个幽灵, 永远的禁锢在了精神的地狱里。

三

《金锁记》与《小二黑结婚》都描写了在封建婚姻、伦理观念和金钱枷锁压迫之下因爱情而扭曲心理, 进而做出变态行为的女性人物形象。

曹七巧:首先是“恋子”, 例如:“她眯着眼望着他, 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 只有他, 她不怕他想她的钱, 横竖钱都是她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 他这个还抵不了半个……现在, 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 他娶了亲!”长白打着烟炮, 也前仰后合起来。七巧斟了杯浓茶给他, 两人吃着蜜饯糖果, 讨论着东邻西舍的隐私……其次是“嫉女”:在曹七巧内心深处, 是一个自私而隐蔽的世界, 充满了令人羞耻的内容, 不可告人, 她追寻着压抑的宣泄或者力比多的转移, 为着本我而提供了足够强大的动机。当看到长安与童世舫的自由美满爱情之后, 心灵的天平便失衡了:“不害臊!你肚子里有搁不住的东西怎么着?火烧眉毛, 等不及的要过门……”正是因为女儿在爱情上的春风得意, 而自己身上情欲的不满足, 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 使曹七巧产生了这样的“自卑情结”。

与曹七巧十分相似的是, 三仙姑也千方百计的破坏干涉女儿的婚事。小二黑长得漂亮, “每年正月扮故事, 不论去到哪一村, 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他和小芹自由恋爱可急坏了三仙姑, 因为在三仙姑看来, 小二黑这孩子“好像鲜果, 可惜多一个小芹, 就没了自己的份儿, 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 可是因为自己身名不好, 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 唱什么“前世因缘由天定, 不顺天意活不成”, 以此来压小芹。她视女儿为情敌, 全不顾母女之情, 毫不负责的想把女儿推出门去。三仙姑的悲剧与七巧一样是双重性的:自己被吃, 有吃别人, 这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罪恶。三仙姑本是一个好逸恶劳、作风不正的妇女, 不仅忌妒女儿小芹的幸福婚姻, 而且还贪财出卖女儿。

四、结论

从上述比较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曹七巧与三仙姑虽有相似的婚姻命运及性格行为, 但由于作者的不同创作风格, 这两个人物形象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别, 也就诞生了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女性悲剧人物形象。张爱玲以冷静的笔调, 把曹七巧摆在旧中国文化关系“被食、自食与食人”的关系中来写, 揭露了封建文化吃人的本质。赵树理写三仙姑, 客观上也承认了她的婚姻不幸, 但没有揭示这种不幸给人物造成的心理伤害, 突出夸张的是三仙姑的喜剧性格, 从而也就没有把三仙姑放在“被吃、吃人”的旧文化圈去考察。因此小二黑、小芹最终战胜了一切束缚, 跳出封建婚姻怪圈, 成就了新生民主思想下的爱情。

摘要：三仙姑和曹七巧都属于悲剧性的女性形象。但是由于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创作意图的差异, 使这两个女性形象产生了不同的审美效果:三仙姑的悲剧带有浓郁的喜剧色彩, 从而也就淡化了悲剧的美学意义和审美上的效果;相反, 曹七巧的悲剧命运, 确实具有很强的悲剧审美效果。前者受现存道德观念的围困和束缚, 而后者才是悲剧艺术的本质所在。

关键词：三仙姑,曹七巧,悲剧形象

参考文献

[1]赵树理.小二黑结婚[M].北京: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1.

[2]周扬.论赵树理创作[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46.

女性悲剧形象 篇9

一、闪耀传统道德光辉的女性

在《四世同堂》中,一提到韵梅,首先让人想到她是瑞宣的妻子,再则是祁老人的长孙媳妇。她纯朴贤惠,温柔善良 ;她懂规矩,守礼节 ;她反对自由,厌恶轻薄,是一个传统道德伦理下的一个女性范本。韵梅没有受过现代新文化的熏陶,她只是个传统的旧式女人,她有着传统美德中作为儿媳的孝道、作为大嫂的忍让、作为妻子的贤惠、作为母亲的慈爱。她爱自己的丈夫,关心瑞宣,替瑞宣分担忧愁和烦恼, 忠实谨慎但在关键时刻又表现出坚强冷静和沉着。作为“新时代的旧派女人”,韵梅没有享受到恋爱的自由,没有获得心心相印的爱情。她从瑞宣那里得到的不是爱情的偎依而是丈夫对妻子所尽的责任,但这些并不能阻碍韵梅对整个家庭的爱、奉献和宽容。对韵梅来讲,她委屈或者说牺牲了自己, 成全了家人和家庭。她几乎失去了主体性,只是按男权社会的要求去行动,去迎合男性。她全身透露着妻性母性,没有解放自己的人性。她是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

二、甘愿沦为金钱和情欲的奴仆

《金锁记》以沦陷时期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出身小市民阶层的女子曹七巧可悲可怖的人生命运。小说成功塑造了曹七巧这一典型人物。

曹七巧出身卑微,原是开麻油店的小老板的女儿,粗朴寻常但也活泼年轻。不幸的是,父母早亡,哥嫂贪财把她嫁给了姜家作了姜家二少爷的姨奶奶。虽然后来成了正室,但丈夫却是个骨痨残废,七巧过着“活寡妇”的日子。出身不好、 生性粗拙,这使得她在姜家备受冷眼,连丫环们都背地里嘲笑她。在不可遏抑的金钱欲和无法满足的情欲的操控下,七巧从纯朴健康的女孩子一步一步沦为心理畸形的恶毒妇人。 七巧自己戴上了黄金的枷锁,丧失了爱的能力,失去了对爱所有的期盼,又用黄金枷角劈杀了她周围的亲人。七巧的一切遭遇看来似乎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她却是十足畸形而变态的。

三、自愿走入婚姻“围城”的不完全新女性

钱钟书的《围城》似一颗彗星照亮当时的文坛 , 其闪烁的光华令人赞叹不已。其中孙柔嘉受过高等教育,接受新思想,但骨子里却还是传统的,是四十年代中不完全新女性的典型。

孙柔嘉是女性知识分子中最普遍最典型也是当时社会中最寻常可见的人物。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不丑, 也不美,不聪明,却也不笨,毕竟她成了最后与方鸿渐结婚的人,似乎是最后的胜利者。她表面单纯天真,实则富有心机 ;看似柔顺乖巧,却有自己的主见。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背后是猜疑、嫉妒、敏感,以及由此而生的“无理取闹”。 孙柔嘉满足于自己一手打造的婚姻,无关乎有没有爱情,只是为了寻求婚姻的庇护,然而,方鸿渐却没能给她意料中的期盼,也没有什么上进心,最终以两人互相失望而分手为结局。两人的分道扬镳宣告着柔嘉以婚姻为自己的归宿却注定失败的命运。

四、走向毁灭道路的扭曲者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通过一个叫金素痕的女人在家族婚姻中的惶惑绝望,歇斯底里地挣扎着前行,最后无路可走的悲剧,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追求解放追求自我但同时又在追求解放中消解了自我,毁灭一切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的悲剧女性形象。

金素痕对男权社会是有反抗的。她要读书,要学法律, 敢穿“袒臂的黄底红线的绸旗袍”,她需要“煊赫的家庭地位,财产,和对亲族的支配权”。这一切是与父权社会要求女人所充当的社会角色背道而驰的。然而,在这个背离传统的过程中,她有时通过顺从权势来使自己适应男权社会的奴役。她对悲剧婚姻也是反抗的。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女性人格的扭曲和女权意识的萎缩。男权社会对她的惩罚,是最后夫死子亡。就这样金素痕离传统的路越来越远,并且已不仅仅是对传统男权文化的背离,从她身上,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来自人性深处的那一丝疯狂的邪恶,是人性本身对自我,亲人和世界的毁灭。

鲁迅说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通过对老舍的《四世同堂》、张爱玲的《金锁记》、钱钟书的《围城》、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悲剧女性形象分析,仿佛更能让我们体会到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大家族中女性的笑与泪,苦与痛,不幸与无奈,让我们对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的悲剧女性有一个更深刻地了解。

参考文献

[1]周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家族小说中的“废墟”意象[学士学位论文][D].长春,吉林大学2011,7-12.

[2]叶松青.论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文学[J].三明学院学报,2005,(3):287.

女性悲剧形象 篇10

一.乡土女子的最初梦想—富贵梦

《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生活于乡村一隅, 微贱的出身, 低微的社会地位与下等的生存条件, 使她无机会接受圣贤经传的熏陶, 反倒是封闭固执的巴蜀文化影响了她的性格生成, 使她的身上积淀了“山高皇帝远”的民间叛逆精神和地处偏远而不遵礼法的巴蜀文化因子。同时, 她生活在相对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中, 这便培养了她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的个性意识。她的大胆宣言就是“你管得我的”, 这在当时确实是不同凡响。韩二奶奶通过口述记忆中的成都促成了邓幺姑最初的梦想, 使邓幺姑引以为戒中从小便种下了一个愿望, 那就是长大了去成都过城里人的富贵日子。

邓幺姑的富贵梦, 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 随着年岁的增长, 模样的越发俊俏, 她觉得自己的梦离现实越来越近。作品中说, 邓幺姑有着“奇异”的“美”。她的美不是那种世俗的艳丽或妖冶, 而是生于俗世却又脱俗的“俏丽”, 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品性。但是, 她毕竟是个纯朴简单的山村丫头, 涉世不深, 她并不了解外界的复杂和门第等级观念是如何深入人心, 她的梦一直没有机缘成真。最终韩二奶奶的死彻底无情地粉碎了她的富贵梦。富贵梦的指引人, 改变生命的那根稻草从此消失了, 邓幺姑痛苦万状, 悲愤莫名。“欲望总是把它们的满足当作欲求的最后目标来哄骗我们……从愿望到满足又到新的愿望是一个不停的过程。”[2]随着这一记梦的破碎, 邓幺姑对现实的生活追求放低了标准, 但是她仍然有强烈的愿望走出穷乡僻壤, 离开闭塞落后的家乡,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二.追梦人的执着与期翼—掌柜娘

在现实的无奈和挫折面前, 梦想自然而然的便会一步步缩小, 缩小到离现实越来越近。成都之梦的破灭让邓幺姑接受了生命中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蔡兴顺的出现又燃起了邓幺姑的新的生活希望, 成了天回镇蔡家杂货铺的掌柜娘。她的宣言最终显示了无力, 还是谁都管得了她。她还是依照现成的定例嫁给了与她个性形成巨大反差的太过老实的蔡傻子, 天回镇的人习惯于称她为“蔡大嫂”。

这个“新到极点”的人物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 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她的“奇异而脱俗的美”上。当她初嫁天回镇时, 人们称她“赛通镇”, 并说她嫁给蔡傻子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妓女刘三金说她随便放在哪里, 都要算是天回镇的盖面菜。青羊宫赶庙会的游人, “一般看女人的男子, 都涎着眼睛, 把蔡大嫂盯着;许多女的也如此, 似乎比男子还看得深刻些。就连长得漂亮的郝大小姐也很注意她, 走过了还扭转头来, 再看她一眼。”在男权话语中, 女人的美貌一直被视为祸水, 她的美貌被哪个男人所消费, 她就会祸及哪个男人。这里的内在逻辑是, 男人不必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不必为自己的荒唐负责任。要为男人的荒唐负责任的是男人在荒唐中所消费的对象物。如果不是抱着男权偏见, 认定女性必须泯灭自我主体性、被动地等待男人的挑选、温顺地遵从男人的意志, 那么, 就可以从叙事的缝隙间发现, 这些被男作家贴上道德红字布条的女人, 她们谋夫的丑行其实不过是她们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敢大胆, 她们欺夫的恶德中其实也透着女性做不稳女奴时垂死挣扎的辛酸。

三.封建伦理下的压抑与挣扎

“不安本分的怪婆娘”

在这个封建意识如此浓厚的国度, “存天理, 灭人欲”、“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的古训严重制约着人性。然而, 在19世纪末年, 在“死水”中毕竟泛起了“微澜”, 岩浆在地下奔涌, 普通的灵魂开始有了不安的躁动。

蔡大嫂虽然生长于封建礼法与理学相当顽固的年代, 但是, “不安本分”的性格集中体现在她与罗歪嘴的情爱纠葛当中。她与蔡傻子过了几年毫无生趣的生活, “掌柜娘”的身份也不能泯灭她灵魂深处的不安分因子。蔡傻子是个怯懦的忠厚人, 不问现实, 更无主见, 就连婆娘的见识都没有, 问他话, “十句里头, 包管你十句他都不懂”。他的身上积淀了浓厚的封建意识, 这和蔡大嫂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 也许是近于爱。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 总得带点崇拜性。”[3]蔡大嫂背弃他而义无返顾地去拥抱罗歪嘴, 就因为罗歪嘴的身上充溢着原始的野性与强力, 这正是蔡傻子所缺乏、蔡大嫂为之心动的地方。

每个人物都是他特定时代的产物, 蔡大嫂的“不安本分”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罗歪嘴, 名字不好听, 其实是个很苏气的人:大方漂亮, 穿着齐整, 修饰入时。这样的一个人是与蔡大嫂般配的。我们因此也就看到了“微澜”。她与罗歪嘴那相当“酽”的情爱, 却是经过了妓女刘三金的点拨与牵扯。作为对禁欲主义的强烈反拨, 作品没有把刘三金简单地定位于“下贱”。刘三金“尝味”过许多男人的情爱, 也有自我选择男人的自由。这倒令蔡大嫂心向往之。蔡大嫂对她的“情爱理论”如“换口味”之类也多能认同。这是蔡大嫂能冲决道德羁绊的关键之点。有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 必然会附带生成倔强、执着与叛逆的特性, 也必然将人物的命运导向崎岖不平的旅途。蔡大嫂的命运沉浮便与她的不安本分紧密地纠结在一起。

四.死水亦有微澜, 幺姑亦有真爱!

李劼人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躁动的脉搏, 以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捕捉了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蔡大嫂在理法面前的叛逆无畏, 不是堕落与放荡的自白, 也不是腐朽的享乐主义思想意识的一次泛滥。这是从无边的暗夜走向黎明时的狂欢, 是搅动这汪死水泛起微澜的一缕清风。

罗歪嘴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才与蔡大嫂走到了一起。他是蔡傻子表兄弟, 他曾经答应姑父做蔡傻子的庇护人, 又怎能让“像亲兄弟一样”的蔡傻子“戴绿帽子”呢?经刘三金的撮合, 他最终还是抛弃了曾有的承诺。作品安排刘三金作为“中间人”是颇为精到的叙事策略, 一方面它切合当时的现实状况, 达到了历史真实;另一方面符合人物的各自身份以及人物的性格逻辑的发展, 从而达到了艺术真实。从人性上说, 男人与女人本都是人。但是由于身体条件和社会历史原因, 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对男性存在着依附性, 不仅因为社会地位的弱势, 也由于她们自身对男性的渴望。张爱玲就曾幽怨地说:“女人在世上, 一辈子想的, 念的, 怨的永远是男人。”在蔡大嫂的身上, 一切传统的礼法与规范被一扫而光。她对罗歪嘴的爱“好似着了魔”, 毫无顾忌, 就连罗歪嘴还要遮遮掩掩, 而她一定要在人跟前格外表示出来, 甚至在她的丈夫面前都毫不掩饰。她声言“这样狂荡欢喜下子, 死了也值得”。她的心是透明的, 不会作假的虚伪, 对于一切束缚人的陈规陋习, 她都敢于冲决。蔡大嫂蔑视一切虚伪的表演而一任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而这也正是由她“不安本分”的个性特征所决定的。

事实上, 在小说中蔡大嫂、罗歪嘴都不是自觉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士。罗歪嘴也并没有去打教堂, 而是在蔡大嫂的床上“害病”睡了一天。蔡大嫂呢?也确实不懂为啥子打洋人。所以, 蔡罗二人的结合, 思想因素是次要的。更多的是在情欲和性格上的相互吸引, 他们的爱应该称得上是真爱, 但爱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其实, 在他们两人的交往中, 蔡大嫂和罗歪嘴双方都存在一定的“情伪”, 而罗歪嘴“伪”的程度要深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后, 与蔡大嫂的交往中, 他尽管表面上是狂热的, 内心却一直是冷静的、理性的。蔡大嫂要和他私逃时, 他拒绝了。这个情节和《包法利夫人》中爱玛提出要和罗道弗私奔颇为相似。他们两个都拒绝了情妇的请求。最后官兵抓捕, 蔡大嫂又提出要跟他一起出逃时, 他说:“那怎行, 你放手。”并且即使在最狂热的时候, 罗歪嘴“都能深省我是迷了窍了!我是迷了这女人的窍了!”罗歪嘴并没有和蔡大嫂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打算, 有的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连蔡大嫂自己也深知“死了倒好, 不成人样, 他们还能象目前这样热我吗?不见的罢?”男权制度下的整个文化对待貌美的女人都是那种既要消费又要鄙夷的态度, 男人常于好德与好色之间徘徊, 我们对此反省得不够。我们的文化传统, 常常把男人的过错归咎于女人, 这样男人就轻而易举地从自己应负的责任中金蝉脱鞘, 无辜的女人就成为替罪羊。蔡大嫂知道, 罗歪嘴就是系于她的美貌和不安分的个性而爱上了她, 又最终离开了她。

“事实是天理的地位依然稳如泰山, 人欲虽然被转位了, 但其本身并没有获得自立的基盘, 无宁说是由于为天理所包容, 人欲才获得存在的保证。”[4]这便是传统思想的限度:人欲离不开天理, 去人欲是为了维护天理的神圣, 扬人欲也是为了争取一个更为合理的“理”;离开了天理, 便不能有效地调节欲望, 社会也不可能保持恰当的礼治秩序。因此, 天理与人欲的缝隙间, 我们读出了“恶”女被囚禁于封建道德牢笼中的命运真相。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 (第6册) [M].“专集之二”.中华书局出版.1939:42.

[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1997:233.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 (第一卷) [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