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念文化

关键词： 观念 培养 中职 社会

社会观念文化（精选九篇）

社会观念文化 篇1

“社会性别”一说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 采用英语语言学范畴中的词汇“gender”, 表示性别的社会构成, 标示受后天习得的性别规范和行为, 以区别于具有自然生物属性的“生理性别” (sex) 。后者所指的自然的性别差异, 已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本质主义的性别刻板模式, 其不良后果“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性别分工, 它的宿命性质使得性别身份具有某种神秘的 (尤其对女性而言) 悲剧色彩, 像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永世不得翻身的自然基础……”

这种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中西方的文化观念里均有根源, 并随着各自的文化经典著作和思想的传播, 深深地浸染于人们的传统思维里。被基督教社会奉为经典的《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石, 其中的《旧约·创世纪》里说, 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夏娃, 是上帝为亚当找到一个适合的帮手, 用男人亚当的肋骨造成的, 她不仅是为男人而造的, 并且应当依附于男人;后来因偷吃了禁果, 并且诱惑亚当一起犯下原罪。因此, 女人成为人类堕落的根源, 从而由上帝安排, 承受生育之苦的处罚和通过繁衍后代得到救赎。

在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里, 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古代女性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亡从子。而从古至今, 传统观念里的重男轻女思想也是根深蒂固。这些腐朽的传统思想沿袭至今, 多多少少还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性别观念。

现代女权主义思想对性别歧视在文化观念中进行了追根溯源, 对性别作出了社会因素考究, 其理论来源和结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 是被 (社会) 造成的。它明确指出, 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在角色、态度、价值、关系等方面受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观念所影响, 这种观念往往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 遭到歧视, 并影响妇女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性别的提出, 让人们重新认识性别, 即对性别有一个社会意义方面的新观念, 从而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 并优化其秩序。

二、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作用

在当下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和秩序的优化进程中, 妇女问题与环保、人权、贫困、能源等问题是同处在一个层面上。社会性别的提出, 有助于丰富推进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方法。社会性别视角的目标是推进性别平等, 在当前妇女处于弱势情况下, 它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另一方面, 它也反思男性在社会活动中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 社会性别视角不仅从政策上和行动上推进性别平等, 促使妇女参与决策, 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民主化、多元化的现代意识。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两性的关系, 关注的是妇女和社会的关系”, 超越了孤立的女性问题。利用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具体问题, 其角度就会更广泛, 其批判力量更具针对性。而在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中充分运用这个视角, 不仅能引导青年男女学生培养健康的性别观念, 全面发展他们的个体生命, 而且, 还能加强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树立以平等待人、尊重差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社会问题的积极而向善的人生观。

三、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

首先, 从学生们自小就接触的经典童话故事来看, 其中受褒扬的女性多为美貌善良、谦虚温顺、乐于牺牲自我的形象。如灰姑娘是因为被打扮得美丽耀眼而受到王子的追寻, 白雪公主和睡美人默默地等待王子的拯救, 美人鱼为了爱王子而不惜失掉自己的声音和生命, 等等。这样的传统阅读文本让男生女生们形成一种看法, 女性要等着男性来唤醒, 而男性可以主宰世界并拯救女性。在学生们的性别基本感觉里, 男孩是力量型的, 是救助者;女孩是柔弱的被救助对象。在教科书等阅读材料方面, 有研究发现, 我国现阶段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含有不少性别偏见的因素, 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省略、忽视、刻板化和歪曲等方面, 很少涉及女性的人生、理想、事业等公共领域的宏大主题。学生长期在具有性别偏见的教材影响下, 又缺乏教师平等的性别观念引导, 很容易在意识观念里忽视女作家和有丰富内涵的女性人物形象, 而把自己置身于趋于单一性别的一片“男色”的天空下, 对于自身和他人特别是异性的价值评判和存在状态就很难形成两性双向参照的考虑角度。

其次, 教师的性别刻板观念也是制约学生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副作用之一。在幼儿园里的角色扮演游戏中, 老师通常会给男孩子扮演警察、医生等强有力和救助的主体, 而多让女孩子扮演被伤害者或护士等被救助的或起辅助作用的人物, 却很少让他们互换角色。史静寰评论说, “成人是在无意识当中扼杀了孩子这种反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尝试的愿望, 硬把它纳入到传统性别规范中去。”这种误导一直延续到大学。有一部分大学教师仍持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 如认为女生比男生更适合学语言, 因此鼓励女孩把英语、汉语等当作职业目标来学, 以便将来做老师、秘书或译员等;而鼓励男生把语言当作工具来学, 为将来做管理者、医生或律师等打基础。体现在教学上, 教师会无意识地对女生的语言学习要求比男生更高更严, 从而间接地造成性别因素对学科教育的影响。这样, 学生从小到大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内化了的单性传统性别观念。

四、社会性别观念的培养与形成途径

(一) 学习和理解社会性别理论。

要求教师在讲授这一来自西方的性别理论时, 一方面要指出其指导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疆域里的共性和差异, 使学生能排除对舶来理论的陌生感, 同时对该理论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比如说, 该理论的普范性观点在于:“揭示了一个根源性的东西, 无论中国也好, 世界也好, 我们看到的男和女都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差异不是指生理上的, 而是一种社会上的。”另一方面, 要结合学生的现实情况和本土化需要来向学生引进这一先进的理念。应注意选择学生熟悉的案例, 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来讲, 好让学生对理论减少了隔膜感, 而与现实更为贴近。

(二) 改变教师刻板的性别观。

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的教师很容易表现出不尊重性别差异的不公正性别态度, 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性别教育进行培训。如在师范院校和其他教学法培训课程中安排有关社会性别教育的内容, 提高教师社会性别知识和能力, 锻炼其洞察教学中性别偏见问题的敏感性, 从而使教师有能力对教科书中带有性别偏见的内容重新阐释, 赋予新的意义, 或者对教材在性别观念方面滞后于时代发展等欠缺作出弥补, 引领先进的性别观, 确保学生受到健康良好的性别观念的影响。另外, 还应鼓励教师选用消除性别偏见或编写体现两性平等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教材。

(三) 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解读文本。

在教学中引进性别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 无疑是让学生获得一个以全新的性别观念重读文学经典和文化现象的科学分析视角。一方面, 应该引导学生重新解析被埋没、被压抑、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另一方面, 还从社会性别角度揭示男权思想对两性心智发展的负面影响、反思男权中心意识主导下的文本评价尺度, 从而还原一个消除性别偏见、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文学历史天地。

(四) 以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

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思维能力, 而不光是被动地接纳概念知识的传授。可以用具体的案例、调查所得的数据、影音材料, 或者让学生亲自到课堂外面去观察并记录生活中的现象等方式, 让其接触和目睹真实的现实。

(五) 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

既然社会性别理论矛头直指社会性别本质论对人性的强制性规约, 那么受性别本质论僵化的文化角色就包括男性和女性。因此, 要引导学生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 共同关爱男性和女性的精神健康, 不仅解构和反思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下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而且要分析男性在社会性别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而遭遇的巨大压力, 从而指导男性和女性, 从种种荒谬的、陈腐的、褊狭的旧性别观的误区中解放出来, 达到两性共同发展自我和创造世界的和谐合作境界。

参考文献

[1]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2]苏莉.论学校教育视域里的性别文化建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4

网络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念探析 篇2

网络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念探析

文章从网络社会的特征出发,探究网络对当前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通过对人的生存意识、地位观念、信息观念、道德观念和交往观念的分析,发现网络社会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具有二重效应.

社会观念文化 篇3

一、社会伦理中的乡间田野想象

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缓慢,甚至直到现代中国大部分地方还保留了较为纯粹的乡村社会结构,吴越地带也不例外。 乡村社会结构模态使吴越民间普遍注重乡族情谊,讲究忠孝节义、知恩图报等传统伦理。郁达夫生长于江南农村,乡村的伦理文化给他留下根深蒂固的印象,吴越文化的伦理观念成为他观察社会的出发点。郁达夫青年时期游历现代都市,体验了乡村与都市的双重文化变奏。然而在以都市为背景的小说中,都市伦理却被他用作乡村伦理的反面,以乡村伦理的淳朴反衬都市的丑陋。郁达夫无意于像沈从文一样热衷于两种文化的对比,他这么做无非想表明吴越乡民对乡村伦理毫无理由的固守姿态。

《微雪的早晨》描写了乡土风习浸染下的社会伦理。史家屯村庄读书人很少,村里人非常尊敬朱君的勤俭尚学。先生鼓励他继续求学,陈家老头儿也慷慨资助。乡民以朴素同一的价值取向、情感模式守护民间文化理想,营造出全乡亲如一家的伦理世界。乡野之民的淳朴伦理观念与乡情弥漫的乡村民间文化形态激荡互生,土生土长的人们沐浴田野之风, 自动生成内心的道德情感体系以规约伦理价值取向。显然郁达夫颇为欣赏乡村社会不计私利、重情重义的民间文化生态,正是这种乡间情感纽带让他觉得温情脉脉。与乡土社会超越群体结构的同一道德规范相比,异质人口杂居的都市社会“规范结构的异质性和分离性,造成没有一个单一的监督和控制行为的道德秩序”[1],伦理联系缺失使人们隔膜疏远甚至对立。《在寒风里》主人公便经受了此遭遇。“我”从乡村来到上海,脱离乡土社会之后“我”感到孤立无援,在都市的大环境中遭人冷落猜忌,被诬为宵小之徒。都市社会不讲情义, 按权力等级安排成员在身份社会中的阶位,上层阶级操纵权柄肆意重构社会秩序,社会暴力之下伦理秩序与合理结构解体,导致伦理价值失范。从乡间出来的读书人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社会中势必处于底层,以往靠人情获得的无条件支持便不复存在。

自然,小村庄里也有上下尊卑的阶层之分,处于社会底层的往往是下人奴仆。与都市社会不同,乡村社会等级森严的主仆关系被披上忠孝节义的外衣,恶主刁奴的现象被义仆孝奴的形象所取代,生动折射出民间的伦理价值观念。《在寒风里》描绘了乡土中国的旧式大家庭,刻画了乡土社会的伦理面貌,其中义仆这一特殊的伦理主体凝聚了乡民情怀,展现了乡土民间的道德风貌。族里房长使坏,长生便为“我”抱不平并去信相告,对主人尽忠。为“我”父亲的死,长生在空屋守孝两月;为“我”祖母送葬,长生哭送了好几里路,长生所作所为堪称孝仆的典范。长生与小主人胜似兄弟的伦理情谊超越了阶级局限,是乡村社会伦理的曲折反映。他缩衣节食赠钱予“我”,待“我”如亲生兄弟,贵义贱利,高风亮节。乡里多称扬他对东家尽心竭力的好处,长生所为呼应百姓心声,成为乡村民间精神的履践者。

忠仆义奴的知恩图报源于乡间世俗的报恩文化,而报恩行为的思想圭臬在于是非善恶与忠孝节义等伦理规范中,报恩是民间社会伦理实现的重要途径。于父母长辈,报恩即行孝尽善;于相交同道,报恩即酬恩知遇;于偶然滴水之恩,报恩是行善积德的众生福泽。吴越民间关于报恩的故事多有传诵,西湖民间传说白娘子为报恩永镇雷峰塔的红尘往事使报恩有了超越三界的先例。郁达夫游诸暨刘龙坪时,便记下了晋时刘龙子钓于五泄化龙飞去,而于每年清明归来为母扫墓的传说。可见吴越民间的报恩文化已内化于作者意识之中。

乡村社会阶级观、道德观在古朴淳厚的乡情乡风中美化,显现出合乎人情恩义的伦理内涵,乡土社会知恩图报的伦理氛围熏陶渲染着乡民,积淀于乡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影响甚至延续到了都市之中。即使在沪上,《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与乡下来的陈二妹也彼此安慰亲如兄妹,沉潜于心的伦理道德涌现,都市中俨然出现了一个小乡间社会。

至于杭州这样一个古朴的都城,其社会形态不是作为现代化的都市而言,郁达夫侧重表现其乡村形态,使其在作品中成为与都市对立的大的乡村。为了突显乡野性,故事往往安排在荒山野岭,立足乡土民间立场,伦理视野聚焦在奇闻异事多发的场所。《十三夜》中化外之地上演了一出酬恩知遇的旧戏。明天启间,西湖名妓杨云友以诗书画三绝名噪于西泠,因深受画家董其昌的知遇之恩,死后其情不泯,穿越时空与现代青年画家陈君结下梦幻缥缈的二度姻缘。荒岭古寺旁一场托于报恩的热恋自由大胆任情任性,暗合了蛮荒之域的原始气息。

在郁达夫看来罪孽滋生的土壤并非发育于荒山,都市才是孕育邪恶的温床,都市社会的魔爪伸入荒野,城郊惨剧背后潜藏的是都市社会的罪恶。都市社会人们彼此之间缺乏联系,“社会解组的程度愈高,越轨行为就愈多”[2],伦理道德溃败成为必然。葛岭下智果寺旁的人性惨剧与上海霞飞路小洋房的人伦闹剧如出一辙。《秋河》中政治家庭秩序上的逾矩越轨构成伦理失控的现实图景。文弱女学生被督军强取豪夺满怀冤屈一心复仇,妇德与贞节等伦理禁忌在都市社会的残酷法则中瓦解,邪恶势力破坏了正常的伦理生态,公理缺失是乱伦的罪魁,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折射出都市社会人性异化伦理失常的现实惨象。

邪恶势力等外来威胁渐渐侵犯破坏乡间田野的伦理生态,伦理主体对伦理道德的遵循在邪恶势力的发酵中不期然酿成惨剧。郁达夫在《皋亭山》中记载吴越杭城皋亭山的传说,“金人来侵,村民避难入山,向晚大家回村去宿,独倪夫人怕被奸污,留居山上,夜间为毒蛇咬死,人悯其贞,故立庙祀之。”国土入侵乡土遭戮,乡野伦理并未沉沦消散,倪夫人固守忠贞节烈伦理始终不忘“忠于夫家忠于所在村社乡镇乃至国家”,因为“家、乡、国从儒家社会伦理的角度看是不可分割的”[3],一朝身死摆脱了触犯禁忌的伦理焦虑,也为乡村伦理注入了现实的忧伤。即使面对破坏势力的威胁,吴越乡民始终固守孕育于乡野的淳朴伦理观念,伦理主体的执念可见一斑。

郁达夫在恩仇交错的伦理文化中透视人情变故,表达对恩义忠贞等伦理规范的坚持。“海派文化的基质是吴越文化”[4],郁达夫笔下从乡间来到上海的民众在内心深处顽固地保留着吴越民间的乡土情结。都市社会的罪恶横行无忌,郁达夫则固执地在化外之地偷偷上演一出调和恩仇的戏剧。托于报恩的执恋与现实伦理的失序在冲突中不断交融,最终使恩情与死亡获得了相互成全的结局。

二、家庭伦理中的两性关系表征

不同于中原的千耦其耘,吴越境内江河湖泊纵横交错, 土地被大大小小水系所切割,吴越先民只能在有限的单元土壤上劳作,于是形成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的文化特征。在吴越伦理观念中,家庭成为伦理主体的活动中心。郁达夫小说中,家庭伦理在两性纠葛中的消解与建构,贤妻形象的在场与缺席对家庭伦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慈母形象的登场与异化又使母子关系 / 夫妻关系产生错综变化,揭示出家庭始终是作者关注的焦点。

张扬大胆的两性恋爱带来家庭伦理的悬置与伦理意义的清除,家庭伦理规范在遭遇背弃与毁坏时显示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南迁》中伊人与女子同病相怜而彼此爱慕,自由恋爱的幸福未领略,肺炎的加重使他自顾不暇,自由恋爱的两性伦理无果而终。疾病使伦理主体遭受被毁灭的威胁, “隐喻了作为伦理主体的不完整性,也隐喻了这种关系的 ‘病态’”[5],这种自由伦理的病态源于夫妻伦理体系的违背, 脱离家庭伦理模式的情感发展因家庭伦理结构的残缺而胎死腹中。《微雪的早晨》中朱君对已婚妻子不满,享受不到夫妇的天伦之乐,他爱慕另一女子惠英,放弃家庭婚姻掉在恋爱里,而他所谓的爱情因惠英嫁给军阀受到莫大的嘲弄。惠英步入了家庭生活,他却精神错乱发狂致死。朱君漠视伦理秩序做出破坏家庭伦理的行为,他企图以自由恋爱的幌子放弃原有家庭,他的死亡是对家庭伦理关系夭折的补偿与陪葬。杭州民谣“若要夫妻同到老,双照井中照一照”反映了吴越人民对家庭生活和谐稳定的期望以及对有损夫妻感情破坏家庭伦理行为的否定与摒弃。

不遵夫妇之道的两性纠葛源于人们对伦理囚禁的反抗。 吴越本土文化中抑情非性的伦理内涵往往“停留于主流文化、书面文化”[6],而在现实生活方式上,吴越民间又以家庭为表现中心,歌颂家庭生活的婚姻幸福。吴越民间故事《雷峰塔》、《陆游与唐婉》均以家庭为核心场所,描述爱情与婚姻并存的情感世界,阐述两性和谐的婚姻理想。郁达夫在《茑萝行》中叙述包办婚姻的情感体验,通过伦理的压抑与释放,探寻现实家庭婚姻与理想爱情之间矛盾解决的切入点。只不过现实过于残酷,郁达夫最终的结论是浪漫爱情只能向妥协于现实婚姻,在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家庭生活去体味彼此慰藉的温情。在《茑萝行》中,主人公屈服于牢不可破的乡间风习, 勉强应承父母之命,感性生命被伦理囚禁,于是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对待绵羊般憔悴柔顺的妻子,可妻子优美的灵心又使他不得不爱,旧式婚约的伦理压抑随情感释放而消失。然而,家庭伦理的和谐遭到了社会压迫的吞噬。他在外碰壁十分惦念妻子,预备送妻子的礼物苦熬后仍进了当铺。他因外界攻击与失业焦虑在家发泄,妻子受尽虐待后被折磨得住了院。主人公将夫妻矛盾归结于社会与双方长辈,包办婚姻的伦理束缚使他忽视了家庭幸福,夫妻情谊的重拾又让他承担起无力养活家人的伦理自觉,显现了他为温情伦理关系所作的努力。在伦理的囚禁与释放中,主人公努力寻找爱情与婚姻的平衡点,虽然他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但作者建构和谐家庭伦理的企图已昭然若揭。

此外家庭生活中贤妻形象的诞生暗含了内在的伦理诉求,既有家庭内部伦理建设的役使,也有外部社会的文化驱动。吴越民间故事《白蛇传》中蛇妖为报恩顺从民间的家庭婚姻伦理,之后施草药为民治病与盗仙草救夫,以贤妻形象为人称诵;吴越古迹沈园壁间所题《钗头凤》悼念了贤妻唐婉的爱情悲剧,郁达夫小说塑造了合乎家庭伦理的贤妻形象。《茑萝行》中灵心优美的妻子使主人公度过心地最纯洁的日子, 品尝了从未感受过的纯洁的爱情,情感与灵魂净化,在苦难的日子里获得人性的升华。反之,妻子形象的缺席破坏了家庭伦理结构的完整性,夫妻之间的伦理联系消失,伦理主体处于无序状态,导致伦理价值的失范。《银灰色的死》中Y君因妻子死亡的伦理创伤漠视生存价值,堕入淫乐邪游的颓废深渊,吞咽下失去家庭伦理净化提纯的恶果。《青烟》中于君的妻子尚在人世却分隔多年,夫妻相见不相识,于君预知与妻子永无相聚之日,家庭分崩离析难以重组的伦理缺陷使他无所眷恋投水而死。《微雪的早晨》中朱君的妻子因童养媳身份未获丈夫认可,妻子的隐性缺席导致家庭伦理的悬置,情感亏空终结了伦理主体的感性生命,朱君精神错乱发狂而死。

夫妻伦理结构的缺憾使家庭生态满目疮痍,慈母形象的登场则在一定程度填补了家庭伦理的空缺。吴越民间有许多慈母形象,吴越古迹岳王庙中所书“精忠报国”正是家国情怀的岳母为爱子刻下的教导。《纸币的跳跃》中描绘了母子至深的亲情,以母子关系丰富了家庭伦理的情感内涵。文朴闲居在家,母亲用无限的爱惜之情抚平他伤痛的哀感。文朴重病缠身,母亲取出贴身小袄袋的钱让他治病,以母性治愈儿子的身心病痛。《碧浪湖的秋夜》中厉鹗凶悍暴戾的妻子奔回娘家,慈爱的母亲与他一同守着清贫生活,母慈子孝的家庭氛围弥补了夫妻失和的伦理缺憾。厉鹗来到湖州后,友人为他撮合了静默端庄的贤惠妻子,厉鹗得以享受琴瑟和鸣的夫妻生活,慈母的伦理责任最终让位于贤惠的妻子。

贤妻良母担当互补替代的伦理责任,维持家庭伦理机器永久运作,母子关系与夫妻关系因温情伦理的建构产生联系,却又牵扯出新的纠葛。吴越民间故事《陆游与唐婉》中母子孝道与夫妻恩义的对立使主人公深受为血缘舍姻缘的伦理创伤,吴越民间奉祀的丁姑更是因不堪夫家婆婆笞捶而死。[7]《茑萝行》中母亲不满“我”与妻子暗地通信,因“我”一回家就躲到妻子房中而大加咒骂,为子与为夫之道产生冲突。 儿子漂泊在外难以尽孝,妻子在家替其受罪被母亲虐待,慈母形象开始异化。《在寒风里》中大家庭衰败没落四分五裂, “我”长年迁徙流寓居无定所,虽与老家断绝关系,却思及老母患病出于孝道回乡,不料母亲一味毒上骂与驱赶,责难 “我”未尽孝道,母子关系决裂使“我”连妻子都不再去探望便懊恼离家。母子矛盾祸及了夫妻情分,“我”在不能尽孝的痛苦中斩断了夫妻情谊,受到双重的伦理创伤。然而小说结尾处“我”仍带上祖宗神堂,甘愿去守护颓败的家庭伦理。同样, 老仆长生也执着守护根深蒂固的伦理联系。长生目睹了一个大家庭六十年来的悲欢大事,背负着自家的家庭伦理同时也身处主人家的伦理纠葛中,受到了强大的家族伦理的同化。 爱妻夏姑死后他染上疯症,而“我”父亲的死又触动了他对爱妻的悲悼之情,之后他还替“我”祖母送葬。四位哥哥精明计算争夺家产,长生却无私地把节省下来的钱赠送给“我”,替 “我”背祖宗神堂到上海,与辗转流离的“我”有了藕断丝连的伦理交集。母子关系与夫妻关系纠葛缠绕,引起家庭伦理结构往复回环的崩塌与建构,矛盾纠葛的不断出现与平复,在伦理主体执着守护中,引来家庭伦理的重生。

三、生存伦理中的政治表达

上古时期华夏部落首领禹忧惧吴越地区文明程度将超越中原,于是借机除掉了吴越氏族头领,良渚文化产生断层; 春秋战国时文种辅佐越王卧薪尝胆复仇成功,之后却被越王构陷所杀,与之相反功成之后洞穿时世远离权力中心隐迹江湖的范蠡得以颐养天年,成为民间歆羡的榜样。历史上吴越地区发生的这些政治事件成为民间百姓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了吴越民间社会普遍对政治的陌生,导致吴越之地“政治伦理因素的制约力不如北方”[8]。民间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的薄弱影响了吴越地区的意识形态,民众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与抗拒。在他们看来对待政治应像对鬼神一样心存畏惧,然而政治一旦袪魅民众却又利用 / 戏弄它。吴越社会对政治的矛盾心态与民间对待龙王的态度非常相似:平时对其敬而远之, 然而一旦生活需要又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种态度充分表现了吴越民间的生存哲学———相比于虚幻政治理想的信仰,人们更注重现实世俗生活。郁达夫对此深有感受。

《出奔》描写社会变动频发,军队过境谣传背景之下,江浙富户只顾避一时的风雨,不思国事纷纷外迁。吴越百姓这种只考虑个体安危而漠视国家命运的行为正是民间社会生存哲学的写照。不可思议的是在动乱的年代本欲逃离是非之地的地主千金婉珍遇见了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因为对方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论,打动了她革命的念头。然而与其说是对革命的向往倒不如说是对爱情的憧憬让婉珍参加了北伐。因此在两人分别时,个人的情事早就压倒了政治的激情,她幻想的只是晓风残月的杨柳岸旁与情人的浪漫约会。风月花柳的哀景与革命的火热图景格格不入,妄想成为革命者的婉珍不曾挣脱内心本性,无意识的文化自觉使她在自我陶醉中与所谓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革命无法拯救婉珍对世俗红尘的耽恋,反而让她自以为是地曲解革命加深对政治的背叛与背离。

政治伦理体系的内在缺陷似乎使吴越百姓本能地对政治消极倦怠,然而吴越民间的活力因素又令吴越人民在远离政治时立足自身处境另寻积极的生存之法。中华民族生活在浩瀚的大自然中,以诗性智慧应对自然,吴越地区在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时,便有了稻作农业,“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9],形成了与自然极度和谐的生产思维方式,以审美诗性融入自然。《东梓关》便以水墨画似的笔法描写徐竹园居处安然平和的自然环境,正是这种天然之境使徐竹园在济世救民的大梦破灭后虽绝意仕进仍能积极生存,整日采药试药, 远离政治生存环境开拓自然生存空间。《烟影》中富春江的山水足以让人看不起富贵神仙,秋水、秋山、苇丛、村落构筑了宁静安详的美好家园,几处午饭的炊烟在晴空里缭绕,流水人家的自然生存环境养育了千家万户。吴越百姓以积极的态度寻求自然生存方式,最终与和谐安宁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自然生存空间的维持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备受挑战。大规模的战争给民间百姓带来了水深火热的生存体验,朝野之争牵连甚广,政治权力变动引发的战争祸及民众的生存处境,破坏了亲和自然的民间生存方式。《微雪的早晨》中兵士驻扎到了天宁寺这一清净之地,军阀官僚侵占尽了百姓的儿女田庐,民众苦不堪言,祥和的乐土竟是生命苦难的渊薮。《烟影》中年年不息的内战养成了一群恶毒成性的东西,奸淫掳掠,放火杀人,害得民不聊生,文朴因烽火连天担忧为乱兵所杀戮,“北不能顾妻室,南不能归故里”。政治权力的抢夺殃及了安稳的民间生活,战争的痕迹烙印在民众的心灵深处,民众饱受水深火热的生存苦难,文朴同样无力顾及日常的家庭,家园只是个体怀恋的存在。《出奔》中国民革命军的到来掀起轩然大波,南城西城外的两条水埠,驻满了杂七杂八装载军队的兵船,军阀蹂躏下的浙东农民惶惶不安。国民革命军自诩正义的革命并未送来任何幸福,却使百姓徒增精神重负甚至危及了个体生存。

不义之战令兵与民生死难料,兵不像兵,匪不像匪,民也不能安心为民。国家的腐败、朝廷的颓靡引发民众对政权的极度不满,战争造成的生存悲剧最终引发民间反抗。然而,百姓对黑暗政治的反抗有时只会加重苦难,不得其法的抗争未必能够成全他们的出走与逃离。《秋河》中军阀恶行的直接受害者终于不堪强迫戏弄而决意复仇,但所有的反抗都是徒劳,沉溺于生不如死的处境中,逃离暴虐政治的渴望终究只是留存于想象中的幻境。《烟影》中文朴命运多舛,他即使死, 也不愿为禽兽不如的军人所杀,宁愿于月白风清的夜晚死在波光粼粼的海上。被迫求死的极端抉择是对战争无情的控诉,也是与自然生死与共的宣誓。顽强抗争的生命活力在自然的恩赐下显露了朴拙天然的姿态,弱小的百姓在与自然的交往与对话中寻得了远离苦难的精神出路。依托自然的反抗不再充满绝望,百姓坚持了民间生存之道,亲近自然以逃离政治。

政治环境战争环境与自然环境一同渗入了民众的生存空间,人们在生存困境的悲剧体验中进行政治权力的民间反思,将霸道之战纳入吴越民间政治伦理视野,深恶战争对自然生存方式的破坏,吴越文化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也是受政权变动、战乱迭起的祸毒产生的后续效应。疏远权力中心而企求自然庇护,这样遗世独立的民间为弱小百姓遮挡了暴风雨,更以宽容博大的胸襟接纳了权力争斗中的落败之徒。郁达夫在《皋亭山》中记载金人追小康王至皋亭山,半山娘娘一把泥沙便撒瞎了金人的眼睛,使小康王躲过一劫。小康王身处权力的漩涡性命堪忧,逃往民间方能避祸存身,半山娘娘即象征了民间的强大力量。《西游日录》中则记载了吴越天目山流传的昭明太子的传说,梁昭明太子受宫监鲍邈之谮,惭愤不见帝,心血枯而双目俱瞽,后取天目池水洗之,双目复明。昭明太子遭政治倾轧祸及自身,民间之水治愈了他的双目,涤净了他的忧思。权力斗争的痛楚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民间水土是疗愈身心病疾的良药,昭明太子终于在民间重获自在之身。《瓢儿和尚》中提到骆宾王起兵失败后逃于佛门为僧的典故,小说主人公同样因革命不如意避隐为僧,感叹“当旅长真没有做和尚这样的自在”,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令他看穿了战争本质,一心抽身而退。瓢儿和尚远离政治不问世事, 时常背两个木瓢到山下挑水,吃着自己用葛粉做的干粮,重温平和亲近的自然生存之道。徘徊于战场与民间的切身体验使主人公反思战争的祸患与个体生命的艰难存活,在民间山水的感召下及早避过随时爆发的惘惘威胁,主动将生命平安送往自然身旁。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篇4

习俗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图腾与符号，承载着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精神。社会习俗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形态的发展而变化，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社会习俗的变迁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是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和进步密切相关的。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还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

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剧变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紧关闭了几百年的大门，利用战争和迫签不平等条约等手段，相继在中国开辟了80多个商埠。在主要商埠里，西方列强划设各自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政治制度——帝国主义殖民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商店、银行、船坞以及市政工程，使之成为他们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与此同时，也把西方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近代文明移植过来，形成与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和古代文明的鲜明对比。随着炮舰侵略和接踵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近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漫长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方的风俗思想在中国社会蔓延，“西风东渐”已成不可阻遏之势。

传统陋俗对社会进步的羁绊

近代陋俗文化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着文化糟粕功能的，体现于生活惯例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习俗文化，主要体现在婚姻文化、家庭文化、妇女文化等方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遏制着社会的发展。面对落后受侮的基本国情，近代知识分子开展了“救亡图存”、“西风东渐”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寻求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但传统的遗风陋俗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羁绊作用在变革中越来越明显，知识分子决心通过批判传统陋俗文化来达到救国目的，即“开民智”和“习俗救国”，至此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习俗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及文化习俗的变迁等方面，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不缠足运动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4]谭嗣同更是提出男女平等的观点，以反对妇女缠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令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所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辛亥革命，“革”掉了妇女脚上的一块裹脚布，埋葬了七、八百年摧残妇女最严重的陋俗之一，使广大妇女在通向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革”辫发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是与开化世界趋向的短发大潮相背驰的，因而又是“落后”和“不开化”的标志。辫子曾是清王朝权威的象征，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即在全国厉行蓄发，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剃发留辫。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者为号召反满救国，遂将辫子作为向清朝发起进攻的先声，号召剪辫，以恢复汉人仪容。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各地剪辫运动掀起热潮，对于那些早已视清朝如仇敌的汉人来说，剪辫无疑迎合了他们的心愿。《民国野史》中记载：“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之后，辫子陆续被剪掉。当时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众多的“剃头店”的现象。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辛亥革命“革”掉了男人头上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一条辫子，改变了人们头脑里对于发辫所赋予的政治意义，也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礼仪习俗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习俗的传统悠久。其中一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有一部分反映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迷信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支配，阻滞了我国社会的前进。到了近代，见面、称呼、节日和婚丧等礼俗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脱帽、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

上古席地而坐，行跪拜礼出于自然，后世桌椅既兴，此礼已不再适用。但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的需要，便被长期保存下来。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到了近代，宫廷官厅礼节多用区分尊卑贵贱的跪拜礼，不能稍有差错。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见面礼俗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礼。由此可见跪拜礼仪的繁琐与不平等。维新人士将跪拜称为“奴隶仪式”、“虚伪习俗”，呼吁废除跪拜礼。对跪拜礼的冲击最大的是西方礼节。早在1793年，英使马格尔尼来华朝见乾隆皇帝，清朝官员要他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格尔尼坚持要行西礼。1873年，同治皇帝接见日、俄、英、法等国使臣，在外国使臣采用的礼仪问题上开始妥协。直到1901年，清政府才同意以西礼接见各国使臣清朝垮台前夕，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少人已采用西洋的鞠躬礼和握手礼，使跪拜礼发生了动摇。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

阳历的改用和新式纪念日的实行

中国历代都用阴历，并以帝王纪年。这种历法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落后性。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法史上开创了新的纪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通电全国，“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改行阳历，可免去阴历中平年闰年相差一月带来的某些不便，且与国际上通行历法

相一致，有利于国际交往。但由于阴历有24节序，与农事紧密相关，仍不能完全废除，故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1月又规定阴阳历并存，这种历法沿用至今。

阳历的改用和纪念节、星期日制的实行，影响了人们传统的节日观，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之后逐渐演化成新式城市民俗，成为社会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借助社会热点培养历史观念 篇5

中职历史教学要服务于学生对口上学和社会就业,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社会观念, 要在教学中, 借助社会热点的教育性, 提高中职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 增强历史的学以致用能力。下面笔者就如何借助社会热点,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观念谈谈自己的做法。

一、结合国家大事, 理清纵横缘由, 培养文明史观

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的五个文明的建设, 这反映出文明史观的新的理念。文明史观是从“文明”的角度来分析、评价整个人类历史, 通过不同文明类型的演进过程探讨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史观内涵丰富, 承载着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 能引导学生能正确科学地树立唯物史观, 客观、全面地分析历史事件和社会热点, 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在中职历史教学中, 若能针对性地联系历史事件、社会热点, 进行专项训练, 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纵横交错来分析事件发生的主观、客观等各种缘由, 有利于培养学生树立文明史观, 并运用文明史观解决社会问题, 提高分析国家大事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能使学生科学、全面地分析社会需求, 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从而服务于自己的就业, 服务于自己在工作方面的发展。

【案例1】

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单元内容时, 我摘录了2012年十八大报告原文“我国经济发展在十二五期间保持稳定增长、保证发展的质量”。趁势让学生分析在全球经济萧条甚至衰退的大趋势下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保质保量的原因。

学生经过短暂的思考后, 纷纷举手回答。

“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国采取了有力的经济促进措施, 降低了税收等, 保证了经济质量”……

各种回答接踵而来, 先不说学生回答的质量如何, 只谈学生的答案那是东拉西扯、毫无头绪。

我引导:“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是什么?”

学生答:“五位一体, 具体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这其实就给我们分析发展取得成就提供了思考的思路。”

一语点醒梦中人, 学生恍然大悟。我及时制止学生乱而无序的“个人英雄”做法, 组织学生分小组, 进行讨论并把总结的原因进行梳理, 然后选派代表进行精彩展示。

在展示中, 学生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空间维度五个方面对我国“十二五”期间的政策、措施进行具体分析, 在小组交流探讨中明析出国家追求经济发展质量, 实现“又好又快”的强大决心和信心, 解析出国家经济稳定增长、保质保量的各方面原因, 体会到我国的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而不是虚假的发展速度以及增长带来的物价狂涨。

更有学生另辟蹊径,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时间维度分析国家在经济发展改革方面的具体政策的与时俱进,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从全民国有到多种经济共同发展, 深刻地分析出经济制度由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到适应并促进社会发展需要的沉重变迁, 更探析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探索、实践、完善, 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在小组合作的集体智慧中以及综合全面的分析讨论中, 学生不仅仅是明白了经济发展的原因, 更是培养了文明史观, 完善了学生观察社会分析问题的思维密度和宽度, 增长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为今后其适应社会发展奠定了思维基础。

二、引用国际热点, 分析原因后果, 培养全球史观

全球史观认为这个世界的发展是一个整体, 国家与国家之间表面看上去独立性极强, 但本质上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个国家的事件的发生、社会的变革, 会产生“蝴蝶效应”, 会牵一“国”而动全“球”。就像这几年美国的次贷经济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远离美洲大陆身居太平洋东岸的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全球史观是分析现今国际形势、实际发展趋势必备的科学观念之一, 是新型人才必备的素质。

社会发展的需要, 考试命题的指向, 优秀人才的塑造都呼唤在中职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全球史观, 所以, 我们历史老师要发挥国际事件在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引用及时发生或近段发生的国际事件、热点, 引导学生分析其产生的各种原因和影响, 包括涉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因素和后果, 给事件的发生形成更为广泛、更为全面的国际因素和世界影响, 逐渐培养出全球意识和认识观念。

【案例2】

在学习《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时, 为了扭转学生昏昏欲睡的状态,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调动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我在教学中引入目前的国际热点:中日关于钓鱼岛归属、朝鲜与美国的纠葛问题引发争辩:关于钓鱼岛主权的归属争端, 你认为结果会如何?你认为朝美两国各不相让, 矛盾会不会激化?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国际热点激发了学生学习讨论的兴致, 学生纷纷从颓废无力中变得生龙活虎, 面对社会热点述说自己的见解:

“钓鱼岛是我国的领土, 日本这样做, 真可恶。打, 只有打才能让小日本长长记性。”

“肯定会发生战争, 你看我国人民的呼声, 我国政府一定会响应民意, 趁此消灭可恨的小日本。”

“美国不敢打仗, 我国是朝鲜坚实的盟友, 美国一出兵, 我国肯定出兵, 就像当年的抗美援朝一样。”

开放式的课堂给学生展示自己的个性思维提供宽广的平台, 但学生的思考仅仅是自家之言, 更夹杂了个人情感因素的存在, 势必影响到客观分析判断的科学性。我并没有反驳学生的观点, 没有直言学生的看法是幼稚不成熟的, 而是微笑地引导学生:

“假如, 事态发展如你所说, 你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性过程和结果?”

学生逐渐从狂热中冷却, 不断地假设, 屡次的可能, 事态的发展变化从两国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展到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 学生的脸上的轻率褪去了, 随之而来的是严肃和沉重, “蝴蝶效应”使学生真正认识到现在战争的难以发生性, 了解到作为一国领导决策的艰难性, 认识到轻率决策的不负责任。此时此景, 我感觉学生成熟了, 长大了。

就这样, 学生从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牵制中认识到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格局, 从假设、争辩、推演中认识到对待国际事件的处理的慎重性, 从我国针对钓鱼岛的白皮书出世和面对南海的“主权归我,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不同外交策略, 统筹规划的大局观、全球观在不知不觉中培养而成。

三、紧贴生态热点, 辨析实践行为, 培养生态史观

随着地球温室效应、地质灾害频频发生, 雾霾天气的肆虐, 各种传染病的威胁, 生态环保成为近几年的热点话题, 也成为新时期人才的基本素养。十八大报告更是把科学发展观定为指导思想, 把“生态文明”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 提出“美丽中国, 永续发展”的美好憧憬。

生态史观是从人与自然、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方面作为出发点来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 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协调发展是作为研究的宗旨和目的, 重在培养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养成生态文明行为。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更是我国目前五位一体构建格局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 是每一位公民都应具备的素质和观念, 更是面临就业的中职学生的必需。所以在历史教学中, 要借助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社会现实, 以生态的眼光和能否促进社会永续发展的判断标准, 客观辨析行为的生态性和破坏性, 给出中肯的判断结论, 培养科学的生态观念和环保行为。

【案例3】

在学习《蒸汽力量及走向整体世界》时, 我紧贴社会生活实际, 采用热点:我国大部分城市空气PM2.5远远超标的环境问题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理论: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美丽中国。

教学设计:让学生观看飞驰的列车以及车过后“余烟缭绕”的蔓延世界的动画, 分小组让学生讨论探究蒸汽革命对世界乃至人民带来的巨大进步和雾霾天气、空气PM2.5远远超标的历史缘由, 体会科学发展观定为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明晰现实与“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差距, 探究新的科技革命必须奉行环保、低碳的必要性和具体做法。

学生就问题在小组内进行激烈的辩论、演讲。在与他人观点的辩论中, 学生在加深蒸汽革命对人类乃至世界的划时代的影响之外, 也明白了科技革命的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 体会到国家关注民生、注重可持续发展的良苦用心, 真正理解了把科学发展观定为指导思想的紧迫性、时代性和永续性。

在百家争鸣的辩论中, 学生深刻地理解到片面注重发展对环境的严重破坏性, 了解到科技革命几百年来创造了发展, 同时也造成危害人类生存的生态问题, 历史以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利用科技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 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是人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需, 这样, 环境保护的信念在学生心目中升起, 低碳的践行行为在生活中凝聚。在辩论中, 学生逐渐掌握了用生态史观分析社会问题的新思维, 更用生态史观指导自身的环保行为, 促使自己践行绿色低碳行动, 提升自己的生态素质。

除了培养上述三种史观外, 我们还可以紧扣政治事件, 剖析社会变革, 培养现代史观;紧贴生活热点, 解析国家政策, 培养社会史观。总之, 我们要在中职历史课堂中, 要融史观于一炉, 构建多元史观教学课堂, 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的多元性, 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摘要：在素质教育和新课改凸显综合能力培养的趋势中, 要为社会培养优秀新型人才, 中职历史教学必须紧扣国内外大事, 善借社会热点, 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引发学生主动探究, 培养学生科学、正确的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生态史观, 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 增强其历史乃至综合专业的学以致用能力。

关键词：社会热点,新历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生态史观

参考文献

[1]潘子君.一“源”多“流”解读历史——多元史观下的高考历史备考策略[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2 (24) .

社会变迁与农村婚姻观念研究 篇6

对于一个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来说, 自然会高度关注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 关注农村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 人们的思想观念支配者人们的行为, 只有理清楚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现象、问题, 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诚然,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我国农村社会变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在循序渐进的平缓过程中时而会发生骤变, 农村婚姻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社会实践中首当其冲的被改变。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国家对农村人口外出限制的口径放大, 使得大批农村人口流出农村, 进入城市。近年来, 随着打工潮 (民工潮) 的兴起, 更多的农家子弟通过受教育进入城市, 他们不仅开阔了眼界, 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 同时与异性交往的机会也增多了, 并且潜移默化的受城市现代化观念的影响, 逐渐认同并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 从而使农村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了改变。

一、社会变迁理论概述

(一) 社会变迁的含义

社会变迁, 既可以用来指社会形态或文化模式发生的任何变化, 也可以用来指整体性的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因此, 社会变迁就有着广义和侠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生活现象的变化与发展, 包括社会形态的量变与质变, 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功能的改变, 社会过程的推移以及社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改革, 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狭义的社会变迁则特指社会结构的变迁。本文将在广义的社会变迁的理论范围内进行相关的问题探析。

(二)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视角

对社会变迁的理解不同, 缘于不同的社会研究视角。社会学研究者们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 形成了多种研究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来, 更多的学者投身到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行列, 其中本土学者居多。总体来看, 研究者们形成的研究视角可简单归类为社会关系视角、社会流动视角、社会结构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

二、传统农村婚姻观念的特点和社会变迁对农村婚姻观念的冲击

婚姻缔结, 俗称订婚, 指择偶后, 宣告双方婚约开始的活动。这是中国农村约定俗成的传统。传统观念人们认为, 婚姻必须要由父母做主才行, 对于缔结婚姻, “父母之命不可违, 媒约之言不可无”, 而且把“媒灼之说”当成必要环节, 视为一种必然规律, 有所谓“天上无云不下雨, 地下无媒不成婚”之说。在人们看来, 不经父母做主同意认可的婚姻, 不经做媒自主的婚姻都是不道德的。因此, 儿女的婚事应由父母包办代替, 我们称之为包办婚姻。这种传统的婚姻观念有几个主要特征:保守性、规矩性、不平等性、临近性。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城镇化速度加快, 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法理社会开始代替伦理社会。中国社会的这种快速转型,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 农民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变化的特点基本可以概括为:开放性, 多样性, 落差性, 距离性。

三、农村婚姻观念变化的原因

(一) 爱情的地位开始上升

对于农村社会来讲, 婚姻缔结, 而爱情的比例是比较低, 但是随着社会变迁, 农村男女青年的自主性增强, 爱情比例在上升, 开始成为影响缔结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婚姻观发生扭曲

婚姻观扭曲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陋习偶观还有一定的市场根;二是婚姻道德观念混乱, 对家庭极不负责;三是部分家庭中仍存在男女不平等、重男轻女的思想。

(三) 农村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 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单凭土地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于是农村的男女青年大量涌入城市打工挣钱, 在城市居住的过程中, 农村人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被城里人同化。另一方面:我国普及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 农村小孩也可以和城市小孩享受一样的教育资源, 上不起学的现象已不复存在。这些农村人通过教育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 同时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他们再回到农村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其它中老年人的价值观念, 最终实现价值观念的变化。

四、农村婚姻观念变化产生的问题

(一) 婚姻道德义务不断淡化

婚姻不仅是男女两性的结合, 更多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但随着社会变迁, 这种互相扶养的义务有所削弱, 人们的功利性在增强, 而道德感在削弱。

(二) 农村婚姻成本增加

近些年听到好多农村青年高呼结婚一系列费用太高, 结不起婚。农村的结婚费用过高, 一定程度上造成家庭的沉重负担。同注重个人感情的现代婚姻形式相比, 传统村落社会中的婚姻是具有实际、理性和慎重的特点。这种婚姻更接近商品交换。即在正式缔结婚姻关系前, 总是像买东西一样掂量双方条件的各个细节。结婚费用一般包括彩礼聘金, 请客费用, 建立新家的费用。彩礼聘金被认为妇女的“身价费”,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这种“身价费”不断飞涨, 成了农村许多家庭沉重的负担。近年来, 不少地区已超过万远水平, 甚至数万元的情况也不少见。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婚姻历来被当作整个家庭而非当事人的事, 因此结婚费用是家庭承担, 而且父母也认为对子女应尽的义务。结婚费用的飞涨速度远远超过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 与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承受能力严重脱节, 造成家庭及家族的经济紧张或贫困, 导致了贫苦的家庭的婚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 而少数比较富有的家庭男子则在农村理性实际的婚姻观的一向较容易找到配偶, 结成美满的家庭。但一部分男青年结成自己的家庭则缺乏经济基础, 受到各方面的限制。

(三) 农村家庭稳定性降低

农村家庭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了极大地关注。婚外情成为婚姻家庭的主要问题。这是社会生活多样化及婚姻道德观念不正常化而产生的结果, 由于经济及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化, 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冲击, 一些不良的婚姻道德观和家庭伦理道德观侵入到人们的生活, 如:性自由、性解放、包二奶、养小蜜、交情人、一夜情等等。男女任何一方一旦在婚姻家庭中出现这些行为, 婚姻生活就不再平静, 家庭维持就有危机。

(四) 农村妇女的自主性增强

农村妇女自主性提高与整个社会妇女地位的提升是紧密相关的, 但是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那就是农村女孩的眼光越来越高, 而且流向城市的越来越多, 致使农村剩男越来越多, 大大增加了农村结婚成本, 女性在看似地位的提升, 其实又被当成了特殊商品, 这个问题也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和解决。

五、加强农村文化假设, 引导农村婚姻观念向良性方向发展

家和万事兴, 家定国安宁。婚姻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和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因此整个社会都要关注和谐家庭的建设, 为稳定家庭、建立和谐家庭倾心、倾情、倾力。就现有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而言,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加强农村婚姻法律知识宣传, 使农村婚姻法律化

社会的进步与法律体制的完善是密不可分的, 农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需要法律规范, 所以应加强农村普法工作, 尤其是婚姻法的普及和宣传工作, 使农村婚姻越来越规范, 农村婚姻家庭问题, 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解决和处理。

(二) 加强农村道德文化建设, 使农村婚姻道德化

农村婚姻道德建设, 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不断提高农民群众道德文化素质, 让农民树立正确的婚姻道德观念。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而婚姻和谐是家庭和谐的基础, 所以要不断做好婚姻家庭工作。通过不断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 以道德建设为基础, 促进农村婚姻道德化, 以积极正确的舆论为导向, 倡导良好道德, 努力实现社会风气良性循环。

(三) 引导农村价值观积极发展, 使农村婚姻文明化

建立相应的社会服务机构, 为群众提供帮助。充分发挥各基层组织特别是社区的作用, 通过设“信箱、服务卡”, 密切警民、官民关系, 营造“秩序好、群众满意、纠纷少、社区稳定”和谐环境;增设调解中心、发挥亲友团协助能力, 及时发现和处理矛盾纠纷, 使家庭问题在第一时间就地就近得到解决, 避免和制止家庭矛盾升级。加强正面文化宣传工作, 坚持依法依德相结合的原则。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极大地冲击着农村传统社会结构, 农村传统婚姻观念也受到挑战并开始出现变动。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转型与微观婚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 分析中国农村传统婚姻观念的特点以及其在社会变迁的冲击下所呈现的新特点。

关键词：社会变迁,农村婚姻观念,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1]钟涨宝.农村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杨善华.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更新执法观念 构建和谐社会 篇7

由于历史原因和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的存在, 目前的执法者的执法观念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有的执法观念存在一定的偏差, 在现在社会呼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呼声下, 浮现了形形式式的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其中的执法者之一, 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法治理念中存在许多问题与偏差, 在执法观念上也存在其具有自身特点的重打击犯罪, 轻保护人权、重实体, 轻程序、重就案办案, 轻实际效果、执法观念受西化思想影响产生混乱等问题。

随着以法治国进程的推进, 法律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和公正执法的期望日益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系列先进的理论, 指导着我们树立先进的执法观念, 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是新时代下执法观念的要求。

一、执法为民, 还权于民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 这不仅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 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源头。司法机关的权力归根到底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 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执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做好执法工作, 必须相信人民, 依靠人民, 尊重人民, 真心实意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我们广大干警应当牢固树立“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宗旨, 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执法为民, 服务社会, 必须认真分清和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努力做到及时化解矛盾、消除纠纷、息讼宁人, 努力减少和消除社会对抗, 促进社会稳定。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 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一个案件;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坚决克服执法中的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作为检察机关, 我们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更新执法观念:1.求真务实。要防止和杜绝各种形式的乱作为、不作为现象。2.甘当公仆, 在工作中树立和强化服务意识, 妥善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检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责的根本目的是为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监督行为只是手段, 而服务才是最终目的。对此, 绝不能本末倒置。当然, 也不能因倡导服务, 就放松监督或不敢监督, 对于越是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利益、普遍利益的领域和事项, 越是要严格监督、强化监督。3.文明执法, 服务热情, 多为群众提供便利, 不给群众增加麻烦。文明执法, 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法律的权威性和执法的严肃性并不意味着执法者必须态度生硬、举止粗暴。文明执法, 还必须注意执法者的检容风纪。执法者举止文明, 待人平和, 仪容整洁, 群众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信任感, 每一位检察干警都应加强自身修养, 既重视八小时以内的举止文明, 也重视八小时以外的生活自律, 真正树立起检察队伍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4.清正廉洁, 确保权为民所用, 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执法为民理念是确保检察干警清正廉洁的思想基础。只有坚定地树立执法为民理念, 并在工作、生活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防微杜渐, 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 经受住金钱、权力、人情和各种利益的考验和诱惑, 确保清正廉洁。

二、严格执法,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依法办事, 严格执法, 前提必须是树立宪法权威, 遵循宪法原则, 一切执法行为都不得与宪法相违背。法律的适用和对法律的解释都不得擅自超越宪法。

严格执法的前提是依照基本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开展执法活动。一是要通过理论学习, 加深对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把握。例如, 认定罪与非罪不得与罪行法定原则相违背;量刑不得违背罪行相适应原则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侦查、诉讼活动中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辩护权等。二是遵循法定程序和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 严格区分执法、司法活动与行政活动的界限, 保证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努力避免行政化倾向。三是要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 旗帜鲜明地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维护法治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内容之一。要坚决反对执法、司法过程中基于地方或部门利益的需要, 破坏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要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必须增强法律监督意识。要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不仅要加强法律监督, 还要有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被监督对象要自觉接受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 法律监督机关也要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维护司法公正, 同时坚持自觉接受其他司法执法机关的制约, 接受人大、人民群众和其他方面的监督。

三、公正执法, 不偏不依

公正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期待和对法制社会的信心之所在, 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和目标追求。树立公正执法理念, 至少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坚持秉公执法。

秉公执法是公平正义理念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执法不公, 执法的天平就会发生倾斜, 不可能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做到秉公执法, 一要出于公心, 维护公益。检察干警在执法活动中必须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至高利益, 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 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维护法律尊严。二要摒除邪恶, 弘扬正气。要有蓬勃向上的朝气、刚直不阿的锐气和惩恶扬善的正气, 依法惩治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 伸张正义。三要克服己欲, 排除私利。不为人情所困, 不为金钱所惑, 不为美色所虏, 不为权势所屈, 杜绝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四要态度公允, 不偏不倚。

2.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贯彻这一重要原则, 需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要严把证据关。牢固树立证据意识, 客观全面地收集、审查证据。需要强调的是, 在办理刑事案件中, 要坚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 坚持实事求是, 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二要严把法律关。法律是政法机关行使职权的依据, 也是作出判断的准则。检察干警要努力提高法律水平, 严格把好法律适用关, 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

3. 要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则。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程序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 更是防止、限制司法权被滥用, 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并提供救济途径的重要机制, 重视程序的价值, 维护程序正义是法制进步、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为维护程序公正的严肃性, 必须加强对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的监督、纠正、责任追究力度。其中包括对程序违法规定相应的程序性后果, 如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发挥制度对规范执法的作用, 必须着力建立长效机制。大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规范行为标准, 严密办案流程, 落实工作责任, 健全监督机制, 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执法工作制度体系。

4. 要兼顾公正与效率的辨证统一。

公正和效率是执法活动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公正离不开效率, 因为迟到的公正就可能丧失公正的应有含义;而离开公正的效率是盲目的效率, 这种效率产生的后果是对社会的有害无益。正确处理公正和效率的关系, 一是要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办案时限。要进一步深化对超期羁押危害性的认识, 并着力于健全完善纠防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建设。同时, 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 能够及时审结的要尽早审结, 防止一切不必要的拖延。二是要从制度上着眼, 繁简分流, 分类处理。在坚持把严重刑事犯罪作为打击重点的同时, 对轻微刑事案件, 在确保搞准的前提下, 要强调执法高效, 节约司法资源, 要探索快速处理轻微案件的工作机制, 简化办案程序, 提高办案效率。三是要正确处理办案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质量是数量的载体, 质量是数量的灵魂。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质量为本的思想, 把办案质量作为中心。要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 努力做到多办案办好案, 实现政法工作又快又好的发展。

四、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协调

要发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重作用, 做到既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又要立足于稳定社会, 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正确处理和合理兼顾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 树立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摈弃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要坚持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政策, 突出打击重点, 把打击的锋芒对准严重刑事犯罪, 该严则严, 该宽则宽。坚持正确处理打击和预防、治标和治本的报辩证关系, 防止因强调治本而不敢打击, 也不能只顾打击而忽视抓源头治理, 自觉地寓打击于预防之中, 寓保护于打击之中。

五、树立人权保障的理念

从总体上看, 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加强人权保障的基本法律体系, 并且从组织形式上也建立了相应的人权保障机制。但是, 重义务、轻权利观念对人权保障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修订后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政法工作涉及到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等基本人权的限制与剥夺, 更应当牢固树立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

加强刑事诉讼中对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 一是要严禁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以及体罚虐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 加强对司法工作中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的查处和责任追究, 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二是要从根本上消除部分执法、司法人员头脑中固存的“有罪推定”观念, 防止随意抓人、伤害无辜。三是要完善健全律师辩护、代理制度, 充分发挥律师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维护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 坚决纠正违法限制或剥夺律师履行职责的权利的做法。四是要确立和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坚决把以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排除在指控犯罪和定案的证据之外。五是要在执法中切实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尊重当事人及其家属的人格尊严, 体现人文关怀, 文明执法, 防止扰民害民行为。

民初东北社会女性婚姻观念探微 篇8

一、民初东北社会已有女性践行文明结婚

民国初年, 南京临时政府积极倡导革除社会恶习, 对当时良好的社会风尚起到了引导作用。东北地区虽然地域相对偏远, 但在民初也不同程度受到了文明的洗礼, 婚姻问题亦受到影响。1912年9月22日, 辽宁省民政厅召开议事会议, 共包括32个提案, 其中涉及女性、婚姻问题的就有5个提案。如“19、推销婚书案。20、婚书拟提归县政法专办以便督促案。21、禁止早婚案。22、限制早婚案。23、劝导禁蓄发办禁止缠足案”[1]522。在32个提案中, 有两个提案涉及早婚, 可以看出早婚危害已经凸显, 并成为民初东北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 禁止早婚案是由彰武县县长田庆澜提出, 限制早婚案是由安东县县长王济溥提出, 两人都认识到了早婚的危害, 认为早婚不但容易引起离婚, 更认为早婚有碍风化和种族的发展以及民族的繁昌。田庆澜认为, “以发育尚未完全之男童娶壮年之女子者仍所在多, 有致奸非离婚之案屡见迭出, ……妨碍民族繁昌且亦有关风化”[1]548。王济溥认为, “为提议事查早婚之害足以弱种族”[1]549。这些提案对引导政府制定文明结婚政策, 保障女性权利起到了一定作用。

民初, 已有一些受过教育的东北女性积极践行文明结婚, 她们的婚礼仪式逐渐简约化, 文明化。据1913年1月15日的《盛京时报》报道, 辽宁铁岭陈列馆有华商张某, 人极开通热心, 娶女师范毕业生高玉珍为妻, 其二人即举行了文明结婚仪式。“高玉珍……遂于昨日与张某举行文明结婚礼式, 删除一切俗套, 男女来宾甚多, 并摄影以为纪念云。”[2]还有案例如1913年5月18日, 辽宁安东审判庭厅长与女子师范学校教员韩女士在奉天大南关军械厂胡同举行文明结婚仪式, 其中举行文明结婚的男子毕业于日本的早稻政法大学, 而女子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女子师范院校, 前去观看文明结婚仪式的也都是受过教育之人[3]。

中国传统的婚姻仪礼程序主要有六步骤组成, 俗称六礼, 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民初时, “问名”俗称合八字在法律上已经不是非存在不可的程序, “订婚婚贴应否填写年庚八字, 法律并无明文不得认为法定之要件”[4]100。这反映出民初婚姻自由度较之以往有所增强。虽然, 民初东北社会已有女性接受了文明结婚观念, 但这些女性多是受过教育的, 而从当时东北社会的生存现状来看, 受过教育的女性是较少的, 所以从总体上, 当时能够接受文明结婚的女性是较少的。

二、民初东北社会已有女性产生自主离婚的意愿

民初的东北社会已有很多离婚案件。1914年11月, 《盛京时报》报道了吉林省的离婚案件, “年来吉垣离婚案件不可胜数”[5]。在民初东北社会的离婚案件中, 不乏有女性主动提出和丈夫离婚, 如1914年1月11日, 《盛京时报》报道了辽宁奉天一则离婚案件, 奉天大东关牛奶圈胡同住户曹双成因无正业坐吃山空, 遂逼其妻韩氏做皮肉生意以资辅助, 该氏不允。曹某因之终日殴打, 韩氏受苦不堪于1914年1月10日赴地方审判庭呈请离异[6]。在经济濒临破产的东北家庭中, 女性的正常生存需要往往会受到威胁, 当生存问题成为第一需要时, 夫妻关系也会转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也有女性因和其他男性相好而提出和丈夫离婚。据1914年12月29日的《盛京时报》报道, 辽宁奉天城南十王坟村住户吴庆财以农为业, 其妻子于氏已生有两子, 不料该氏却和其他男性相好, 并提出和吴庆财离婚的想法, 吴庆财始终不允许。该氏遂撇下两子来法庭请求离异。民初的法律规定, “夫妇离异之规定除夫妇不和谐而两厢情愿者准其离异外, 其他以虐待等事为理由者非合于法定条件不可”[4]103。根据上述规定, 这两名女子的离婚请求都不符合大理院判例规定的夫妇两厢情愿离异才准予离异的条件, 所以从法律上看, 她们的离婚请求都是很难被批准的。

民初东北社会的女性有因不堪丈夫殴打而提出离婚的, 如辽宁奉天大西关有住户刘某于1914年阴历九月迎娶南关某姓之女为妻, 该妇入门后, 发现刘某家道贫困, 衣食不给, 遂与刘某冲突, 刘某将该妇毒打不堪, 该妇遂将刘某告上法庭。法厅对刘某进行了处罚, “刘某判罚苦力一月”[7]。随后, 该妇又呈请法厅准予两人离婚, 但却不知法厅如何判决, “昨间该妇又呈请要求离婚, 但未知如何判断耳”[7]。此案件中, 该妇在遭到毒打后, 将其夫告上法厅, 法厅也对其夫进行了处罚, 但随后该妇又呈请法厅判决他们离婚, 而民初法律对于夫妻因殴打行为而要求离婚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 那就是要看夫妻双方的殴打程度, “如有妄冒已成婚者离异, 又妻妾殴夫, 夫殴妻非折伤者勿论, 必至折伤以上, 夫妇如愿离异者离异”[4]103。从大理院判例中可以看出, 夫妻之间因为殴打行为必至折伤以上才准予离婚的, 此项法律条款势必纵容那些经常打骂妻子的男性, 给予他们一定法律的保障, 所以, 可以想象家暴在民初东北社会的司空见惯。

民初东北社会已有女性产生自主离婚的意愿, 表明女性已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但这类女性毕竟只是凤毛麟角。而民初的法律除对夫妻离婚条件有一定的限制外, 对离婚后女性的私产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如民初的大理院判例这样规定, “为人妻者亦得有私产, 其行使私产之权利夫在时不无限制, 夫亡后有完全行使之权。嫁孀对于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已因改嫁而失其效力。现行律裁夫亡改嫁者, 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列前夫之家为主”[4]103。从大理院判例内容可以看出, 妻子在丈夫死亡后, 如果改嫁, 其丈夫连同自己当年的嫁妆都属于前夫家所有, 自己是无权带走的。

三、民初东北社会已有女性逃婚、离家出走

民初东北社会有不少女性逃婚、离家出走, 她们逃婚和离家出走的原因多和婚姻有关。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女性来说, 由于缺乏教育管理, 很多女性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与人私奔现象比较普遍。据1912年3月21日的《盛京时报》报道, 辽宁奉天民妇李崔氏女儿只有14岁, 因与其义兄李某结不解缘, 后来竟瞒着父母和其义兄李某私奔, 其母李崔氏因找不到女儿就控告李某奸拐幼女罪。对此, 《盛京时报》也认为此女子私奔是由于其家教不严的原因, “本邑李崔氏有女年十四因素少母教, 遂与其义兄李某结不解缘于昨日竟双双飞去……要亦知家教不严咎由自取耳”[8]。而未婚女性私定终身后, 当时的法律会如何判决呢?当时有案例证明法律是站在父母一方的, 判决未婚女性的私定终身是无效的。如1912年5月, 辽宁昌图辽河西有刘姓女年约20岁, 前月某日, 该女乘隙奔赴盖某家拜堂成亲。当经女之父兄闻知, 因畏盖某凶横未敢分辩, 遂即赴府署呈控, 昨经程守提讯, 以该女自寻丈夫殊署非是, 判令其父兄带回另行择配下堂[9]。此案例中, 该女已与盖某拜堂成亲, 但是他们的婚姻最后还是被判决无效, 这说明法律对女性的实际支持不力。《盛京时报》对此女和盖某也用“淫荡”、“淫女”、“私奔”、“无赖”、“奸夫”这样的词汇形容, 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女性私定终身的事件还是普遍不谅的, 女性追求自由结婚的可能性在民初的东北社会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民初的东北社会也有已婚少妇抛弃家庭, 和其他男人离家出走的案例。1913年4月, 辽宁奉天小东关老虎庙后胡同住户崇某之妻黄氏年已29, 与李某相好后, 欲结永远夫妻, 于20号晚间私自潜逃, 崇某闻知报该管警署, 查找已无踪影矣[10]。民初东北社会少妇离家出走的案例较多, 仅1912年至1914年三年时间, 《盛京时报》报道少妇离家出走的案例就有20多起[11]。因为当时生活条件的限制, 加之她们的行为很难得到法律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所以离家出走后的女性生存问题一般很难得到保障, 诱骗她们离家出走的男性在嫌弃她们之后, 往往会抛弃她们, 甚至将她们卖给他人, 而唯有她们自己将背负着沉重的代价。

论图书馆观念的社会影响因素 篇9

一、社会的经济状况

恩格斯昭示人们“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 便构成为基础, 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 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人们对文献信息的需求意识驱动了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 人们在图书馆得到知识, 受到教育, 成为具有高素质的劳动者, 并且得到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有价值的情报信息, 提高了生产经营的效益, 也促进了图书馆观念的提炼与提升。经济实力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也是图书馆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就是在当今世界, 经济发达、科学进步的国家, 其图书馆事业也同样发达, 图书馆观念显然要比一些经济条件差的要先进。

1850年, 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在英国立法, 这部法律的诞生正是当时以知识平等共享与公益性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体现。而在我国, 20世纪初期才有梁启超、蔡元培等有识之士呼吁开放图书馆藏书, 希望通过开放藏书来教育人民、传播改良主义思想以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 到现在虽然图书馆法立法的呼声很高, 但立法的进程太慢, 至今我国还没有一部图书馆法产生。我国图书馆观念的发展与西方图书馆观念发展相比, 明显滞后和迟缓。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没有真正经历西方国家那样的工业社会;另一方面, 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图书馆观念的发展。

二、社会的文化水平

在古代, 知识曾是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的“专利”, 公众的识字率低, 致使文献需求受限, 图书馆被少数皇室成员、贵族阶层、僧侣阶层把持。那时候, 图书馆对社会大众是封闭的, 它不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场所。而只是作为王侯贵族和僧侣等人的附属物和点缀品。普通民众无法接触图书馆, 更无从谈及对图书馆的感受和形成图书馆观念。

近世社会文化的普及与发展促使人口素质提高, 人口素质的提高是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而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图书馆作为社会成员实现终身教育的场所, 摆脱了被少数人垄断使用的局面, 在提高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人口素质的提高是相互促进的, 只要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 对图书馆的认识和利用就会提高, 随之产生并增强图书馆意识, 进而形成图书馆理念, 社会公众利用图书馆的意识和能力就会大大提高, 人们就会自觉地利用图书馆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由于图书馆理念具有能动性, 反过来会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三、国家政府的态度

图书馆产生伊始, 就与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最初的图书馆, 从考古发现来看, 几乎都是皇室图书馆。在当时, 只有统治者、贵族阶层才能占有文化,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政府代表着国家, 他们制定了免费强制教育和普及图书馆等法律政策, 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馆事业特别是公共图书馆迅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无产阶级政权代表着国家, 通过对图书馆布局、规划、经费、人员等的计划管理, 使得图书馆在国家的扶持和保护下, 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由于各国在地理上的相互封闭和图书馆的私人所有, 不同的图书馆之间很少交流。工业革命之后, 国际图书馆界在政府的支持下, 交流开始频繁进行, 不仅有馆际互借、文献交换和赠予, 还有各种会议、讲座等, 在图书馆理论与方法上相互交流与切磋。国际图书馆界的组织也不断出现, 如“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是图书馆界最重要的国际组织。IFLA每年由会员国轮流主办年会, 讨论图书馆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这些活动有利于图书馆资源为全人类共享, 有利于形成各种各样的图书馆观念, 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收藏和保存信息资源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 而信息资源是由人类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之上的。人类记录方式由手工抄写到机械印刷再到激光印刷、电子传递、网络传递, 记录载体由最初的龟甲、纸莎草等自然载体到经过加工的纸张, 再发展到缩微胶片、磁盘、光盘等光电产品, 直至出现了在网络上传输信息的虚拟载体。在这个过程中, 人类记录方式越来越快捷、文献载体也日益由笨重向轻灵的方向发展。每经历一个发展阶段, 文献的数量都会随之猛增。这对于图书馆的收藏观念由单一文献类型到多种文献类型、服务观念由封闭走向开放, 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的意识。图书馆思维模式与观念的改变体现在:图书馆意识中消极、被动的观念遭到彻底否定, 而主动改善自身、主动与用户甚至社会互动的观念得以增强。进入到信息化时代, 图书馆员的角色定位问题融入整个社会的动态变化中。拥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图书馆员, 知道有些什么信息资源、到那里去找、什么时候以及从那里去获取。由于信息交流渠道的不断扩大, 图书馆员的责任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信息传递给需要它的用户。这里的“适当”就强调了馆员的主动性, 主动地选择信息、选择时机, 主动地发送给用户, 通过图书馆馆员的帮助, 来节约用户的时间和精力。

参考文献

[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 》, 人民出版社, 1963: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