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财务理论研究述评（精选九篇）
行为财务理论研究述评 篇1
一、期望理论
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是标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它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 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时, 决策主体可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加权估价, 从而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但行为财务理论已经证明, 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时, 经常无意识的表现出一些与理性假设不一致的行为。另外, 证券市场上存在大量不符合有效市场的异常现象, 即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 这主要是由证券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和套利的有限性造成的。Kahneman和Tversky (以下简称KT) 于1979年发表论文《期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 给出了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的模型, 不同于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 KT称之为期望理论 (Porspect Theory) 。
通过实验调查, KT把违反传统预期效用理论的部分归纳为三种效应: (1) 确定效应。指相对于不确定的支出而言, 人们对于结果确定的支出会过度重视。 (2) 框架效应。KT (1984) 提出了“不变公理”。按照“不变公理”, 如果人们是理性的, 那么, 他们对于同一决策问题的优先选择次序不会因为“框架”的不同而不同, 即不会因为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同。如果人们对同一决策问题的优先选择次序因为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同, 那么人们的决策就体现出“框架效应”。 (3) 反射效应。指当存在负的支出即损失时, 人们对于收益和损失具有相反的偏好, 称为反射效应。即人们对于收益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 而对于损失则具有风险偏好的倾向。这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悖, 可知相对于最终财富的预期效用, 人们更加重视相对于某个参照点的财富变动。
二、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行为财务学认为, 部分投资者因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的驱使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 而且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全部抵消非理性投资者的资产需求。基于此, 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 (1994) 提出了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Behavi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BAPM) , 对CAPM进行了调整。BAPM指出金融市场上除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进行资产组合的信息交易者 (Information Traders) 外, 还有一部分投资者是噪音交易者 (Noise Traders) , 他们并不按传统的CAPM行事, 他们信息不充分, 会犯各种认知偏差错误。金融市场上资产的价格由这两类投资者共同决定:当前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 市场是有效的;当后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 市场是无效的。BAPM还指出, 传统的资本预算中的贴现率是以CAPM为基础计算出来的, 这个贴现率是以市场有效和管理者理性为前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按行为财务的观点, 应以BAPM为基础来重新计算贴现率。
三、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 (2000) 借鉴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有益部分建立了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 BPT) 。BPT认为, 现实中的投资者做不到MPT中的要求:投资者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组合, 最优的组合配置处在均值方差有效边界上。BPT从心理账户的角度对投资者的决策进行了有效的解释:现实中的投资者实际构建的资产组合是基于对不同资产的风险程度的认识以及投资目的所形成的一种金字塔式的资产组合, 位于金字塔各层的资产都与特定的目标和风险态度相联系, 而各层之间的相关性被忽略了。因此, 投资者将通过综合考虑期望财富、对投资安全性与增值潜力的欲望、期望水平以及达到期望值的概率五个因素来选择符合个人意愿的最优组合。与MPT相比, BPT与实际投资行为更为接近。
四、羊群效应模型
羊群效应模型 (Herd behavioral model) 解释了投资者在市场中的群体行为及其后果, 并把投资者的群体行为归因为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以及“群体压力”等情绪的影响, 依此羊群效应模型分为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在序列型模型中, 投资者通过典型的贝叶斯过程从市场噪音和其他个体的决策中依次获取信息, 投资者一次只做一个决策, 即决策的序列性。在非序列模型中, 假设两个投资者之间的仿效倾向是固定相同的, 倾向较弱时, 市场总体表现为收益服从高斯分布, 倾向较强时则表现为市场崩溃, 这与传统的零点对称、单一型态的分布不一致。
五、过度自信
Kahneman和Tversky (1979) 等心理学家通过实证观察发现, 人们在形成自己的判断时, 经常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 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 他们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为过度自信。过度自信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夸大结果发生或不发生的可能性, 二是缩小可能发生地结果的范围。过度自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心理学基础。当个人面对不确定性时, 无法作出适当的权衡, 行为认知出现偏差在所难免;另外, 由于人类注意、记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人们不可能对所有呈现在眼前的信息进行加工。他们在认知过程中通常关注与熟悉事物具有相似特征或关联的信息。另外, 人们在预测中容易过分重视显著的信息, 比如近期的新闻, 而轻视长期趋势等不那么突出的资料。Odean Terrance (1998) 研究了过度自信在证券投资中的影响, 表现为投资者趋向于过度频繁交易。该文的研究结论认为, 频繁交易会降低投资者的回报。投资者并不是证券市场中唯一受过度自信影响的人群, 证券分析师、策划师和机构投资者也同样无法避免。
六、心理账户
行为公司财务认为, 行为人在进行决策的时候, 并不是权衡了全局的各种情况进行考量, 而是在心里无意识地把一项决策分成几个部分来看。也就是说, 分成了几个心理账户, 对于每个心理账户行为者会有不同的决策。Shefrin和Statman (1994) 认为普通投资者会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风险低的安全投资, 另一部分是风险较高但可能使自己更富有的投资。这是由于人们都有既想避免损失又想变得富有的心态。因此, 人们会把两个心理账户分开来, 一个用来规避贫穷, 一个用来一朝致富。而且,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行为者往往每次只考虑一个心理账户, 把目前要决策的问题和其他的决策分离看待。也就是说, 投资人可能将投资组合放在若干个心理账户中, 不太在意它们之间的共同变异数, 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行为者在有些情况下的非理性行为。
摘要：行为财务关于公司决策中存在的行为偏差的理论比较分散, 仍旧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基本上以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期望理论为核心, 主要包括期望理论、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组合理论、羊群效应模型、过度自信、心理账户等。
关键词：行为财务,理论基础,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1]Kahneman D,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 1979, 47 (2) :263-291.
[2]Kahneman D, Tversky.Choice, values, and frames[J].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4, 39:341-350.
[3]Odean Terrance.Volume, volatility, price, and profit when all traders are above average[J].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8, (6) .
[4]Shefrin H M, Statman.Behavi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theory[J].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1994, 29:323-349.
利他主义行为发展的理论研究述评 篇2
利他主义行为是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阐述了利他主义行为的本质, 从理论上对利他主义行为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目前对利他主义行为产生与发展的理论解释有以下五方面: 移情、道德判断准则、自我归因、社会道德敏感性、个性品质.最后探讨了利他主义行为研究的`意义及今后研究的方向.本文认为, 利他主义行为研究在坚持理论探讨的同时, 应面向社会实际, 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增加社会中的利他主义行为.
作 者：王雁飞 朱瑜 作者单位：王雁飞(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朱瑜(暨南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32)
行为税收学研究述评 篇3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行为税收学 纳税遵从
一、引言
纳税不遵从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一个社会性问题，严重的的偷/逃税行为不仅侵蚀了国家宏观经济/政治政策得以执行的财力基础，而且还可能引发诸如贫富差距扩大、公民对政府信任感丧失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
近年来，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西方学者开始借助试验经济学方法研究影响纳税人纳税遵从的因素，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本文旨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以期为我国税收征管实践及税收学领域的研究提供有意的借鉴和启示。
二、国外纳税遵从理论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自1972年Allinghan 和Sandmo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期望效用理论与犯罪经济学模型提出纳税遵从的A—S模型后，国外大量学者对影响纳税人遵从度的决策因素进行了研究，综合现有文献，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税制设计、个体属性、社会环境及政府部门行为等几个方面。
2.1税制设计对纳税遵从的影响
税制结构是影响纳税遵从行为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研究者最早关注的领域。其中，大量文献对稽查概率、惩罚力度和税率的高低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Roth et al.1989；Fischer et al.1992，Chang—Gyun Park&Jin Kwon Hyun.2003），这些研究基本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即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与稽查率和惩罚力度正相关，与税率负相。但是，一些学者对现有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Carnes和Englebrecht（1995）认为多数研究人员研究过程中设定的稽查率和处罚力度远大于税收征管实践中的真实稽查率和惩罚力度，从而降低了这些研究结论的可信度；Dubin等人（1990）认为真实的税收征管实践中，税务机关的稽查率是内生性的，而现有研究均假定每个纳税人面临的稽核率是固定不变的。此外，部分研究者对税制结构及税制复杂性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Richardson.2006；Jackon & Milliron.1986），其中，Richardson基于45个国家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税制的复杂性是影响纳税人遵从度的最主要因素。
2.2 个体属性对纳税遵从的影响
纳税人本身作为纳税决策的行为主体，其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状况等属性因素都会对纳税人的纳税决策产生影响。部分学者对个体属性因素影响纳税遵从的机理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认为影响个人纳税决策的并不是来自于个体特质本身，而是来自于与这些个体特质紧密相关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等，例如，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倾向于更严肃的对待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纳税人接受教育程度越高，一方面其对税收性质的了解会更加深入，另一方面懂得更多逃税的知识和方法（Chan et al，2000；Fischer et al，1992）。
2.3 社会环境因素对纳税遵从的影响
社会环境因素对纳税人纳税遵从决策的影响是西方学者研究的最新热点。这些研究表明，社会环境因素，如社会规范，纳税人感知的政府廉洁度、政府的可信赖度、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对整个税收征管的质量、纳税人的遵从行为起着重要作用（Alm&Torgler，2006；Torgler，2005；Angela.Y.Lee & Punam .Anand .Kelle，2007）。
2.4 公共物品与纳税遵从
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被認为是公民为获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支付的对价，纳税人以他们所支付的税款来交换他们所应得到的公共服务，他们不仅要考虑交换的结果，同时也可能会考虑这种交换是否等价（Cowell， 1992； Falkinger，1995）。
三、国内行为税收学研究现状
与西方国家相比，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尚出于起步阶段，现有文献多为对国外研究理论与结论的归纳。我们所能获取为数不多的有关纳税遵从实证分析的文献，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看也多为对国外已有研究结论在中国这一特殊文化背景下适用性的再验证。例如，童疆明（2009）、刘振彪（2010）分别对稽查率、罚款率、公共物品供给、人们的公平感等因素对纳税人纳税遵从决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杨得前（2007）以公众价值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个人属性对税收道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王韬和许评（2007）及刘华等人（2011）分别对我国个人纳税遵从决策中的框架效应进行了验证；刘华等（2008）利用对武汉市民随机进行的问卷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资料对我国社会纳税风尚与个人纳税遵从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纳税风尚对个人纳税遵从具有显著影响。
四、西方行为税收学对我国税收征管实践及学科研究的启示作用
从税收征管实践的角度看，西方行为税收学研究表明纳税人感知的公平性、纳税人所感知的周围环境对纳税不遵从的包容度等非经济因素对纳税人纳税遵从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税收征管部门应在完善依法治税的同时，改善服务态度，培养良好的纳税风尚。
从学科研究角度，目前我国行为税收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应注重从心理学角度对纳税遵从行为的解释，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国外已有研究结论的再验证。
参考文献：
[1]李林木和赵永辉.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对高收入者纳税遵从决策的影响———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J].财政研究.2011年第10期：32—36.
[2]刘华，邱伊莎和涂敏杰.社会纳税风尚与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30卷第12期：181—184.
[3]苏月中.税法意识对纳税遵从行为的影响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年第27卷第8期：239—242.
反生产行为研究述评 篇4
近年, 反生产行为 (Counter 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CWB) 已经成为现代组织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一些数据显示, 从2003年到2007年, 每年员工违反组织制度、政策或法规的增长率达到了10%, 有33%-75%的员工实施过偷窃、欺骗、消极怠工等行为。因此, 反生产行为日益成为学者和管理者共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得到了众多理论视角的研究。自反生产行为提出以来, 有关其概念内涵和结构维度, 便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显然, 梳理和提炼反生产行为的概念内涵、结构维度以及其影响因素,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反生产行为的概念
Robinson和Bennett (1995) 提出反生产行为 (当时被称为越轨行为) 的定义:违反组织的规范, 并且威胁到组织或其成员利益的主观行为。[1]这一概念从组织规范的角度判定行为是否越轨, 但从其反映的本质来看, 它并没有很好的体现越轨行为的本质属性, 因为有一些行为从难从表面上判定其是否违反组织规范。例如, 工作时表面上装作很忙的样子, 实际上做的全是无用功, 这一行为符合组织规范, 但它体现了了反生产行为的特点。Fox和Spector (2001) 在总结过去研究的基础上, 得出了反生产行为的概念, 他们认为反生产行为是伤害组织或组织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其中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顾客和员工等。[2]Sackett和De Vore (2001) 指出反生产行为是员工任何有意违背其所在组织合法利益的行为, 并提出了三条判断标准: (1) 无论行为造成恶果与否, 只要其是有意的; (2) 能预见该行为给组织或组织成员带来的伤害, 但不一定招致恶劣后果; (3) 该行为对组织带来的潜在伤害大于潜在利益。[3]王琛、陈维政 (2009) 认为反生产行为是组织内员工故意损害组织利益的行为, 即利用故意伤害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手段使组织的工作效率降低。[4]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两个不同的概念, 即反生产行为和反生产, 二者是不相等的, 前者关注的是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潜在危害性, 即可能造成的危害;而后者则关注行为的有形后果, 即实际造成的危害。
综上所述, 有关反生产行为概念界定仍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研究者并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概念, 但是从现有的研究中可得出, 研究者对反生产行为已经达成了一些关键的共识: (1) 反生产行为时员工自发的; (2) 反生产行为是故意的, 这是辨别反生产行为的最重要的依据; (3) 反生产行为的对象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组织中的成员。
三、反生产行为的维度
反生产行为的维度划分主要分为单维度研究和多维度研究。
Hollinger和Clark (1983) 将反生产行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偏差行为, 包括滥用公司资源, 如偷盗、侵占他人财物、滥用特权和破坏设备等;另一类是生产偏差行为, 即违反工作规范的行为, 包括早退、缺勤以及不利于生产的行为, 如酗酒怠工等。[5]但是这种分类有他先天的不足, 它将视角集中在了反生产行为对组织的危害上, 还忽视了反生产行为对组织成员的危害。
20世纪90年代后期, 反生产行为研究进入多维度研究阶段, 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应属Robinson和Bennet (1995) 提出来的分类体系。他们从行为性质和行为对象两个角度出发, 提出了两个潜在维度, 即危害程度和组织人际指向。根据这两个维度继而将组织中的反生产行为划为四类, 包括财产型越轨、生产型越轨、政治型越轨和人身攻击型越轨。财产型越轨是对组织危害较严重的反生产行为, 它包括偷窃、蓄意破坏、接受回扣、谎报工时等行为;生产型越轨是对组织危害较轻的反生产行为, 包括早退、过多休息、有意放慢工作、浪费资源等;政治型越轨是对组织成员危害较轻的反生产行为, 包括散布谣言、暗中算计、恶性竞争等;人身攻击型越轨是对组织成员危害较严重的反生产行为, 包括身体攻击、辱骂、性骚扰、胁迫等。[6]
国内学者对反生产行为的维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杨杰和陈小锋 (2011) 采用多维量表分析法针对中国员工的研究发现, 在中国的情景环境下, 中国员工典型的反生产行为有45种之多, 并且可以划分为生产过失行为、违法行为、合作破坏行为和损公肥私行为四类。其中, 生产过失行为包括不着工装、利用上班时间处理私人事务、谎报病假、迟到、早退、有意拖延工时等;违法行为包括故意损毁组织或组织其他成员的财物、偷窃组织财产、故意向他人泄露组织机密、收受回扣、挪用公款等7种;合作破坏行为包括推诿责任、在组织中拉帮结派、对上级阳奉阴违等15种;损公肥私行为包括奢侈浪费、谎报发票、公车私用、公款消费等10种。研究结果发现, 在中国情境下, 这四种分类能较好的反映中国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其中最经常发生的是生产过失行为。[7]
四、反生产行为的前因变量
反生产行为的前因变量大致可以划分为个体差异因素和情景因素。
(一) 个体差异因素
1. 人口特征因素。
不同的人口特征 (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 表现出的反生产行为也不同。Hollinger和Clark (1988) 指出新进工作者;年龄较小的员工容易发生反生产行为。[8]Lau (2003) 发现男性更容易服用药物、女性更容易迟到早退。[9]
2. 归因风格。
归因风格分为三种:悲观主义归因风格、消极归因风格、敌意归因风格。Martinko和Gardner (1982) 指出, 悲观主义归因风格的人更容易表现出、旷工酗酒等反生产行为。[10]Seligman (1990) 年提出, 消极归因风格的人容易将失败归因于自身因素, 因此会做出指向自己的反生产行为。Douglas和Martinko (2001) 指出敌意归因风格的人将失败归因于他人, 因此会做出针对他人的反生产行为。[11]
(二) 情景因素
1. 组织公平感。
组织不公平容易诱发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Spector和Fox (1999) 发现, 当员工发现组织不公平时, 往往会采取调整自己的行为来改变这种不公平感, 而这种行为往往是反生产行为。[12]
2. 组织氛围。
Trevino和Youngblood (1990) 发现, 组织氛围是影响员工决策的重要因素, 她们指出员工的决策与组织氛围境密切相关, 在功利性和私利性氛围较重的企业, 往往更容易引发反生产行为。[13]
五、研究展望
2000年以后, 国外涌现了大量关于反生产行为的研究, 让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反生产行为, 但是在国内, 反生产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 2008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对反生产行为的系统研究, 无论是对反生产行为的概念、维度认识还是对反生产行为的前因变量及潜在影响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 还有很多课挖掘的地方。
(一) 量表的开发
当前国内外对反生产行为的测量大多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 由于我国关于反生产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 因此成熟的量表很少, 照搬国外成熟的量表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如国外的量表是基于本国情境下设计的, 其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映本国反生产行为的现状, 但其结果在中国的情境下并不一定适用。因此, 开发适合我国的反生产行为的量表很有必要。开发量表时, 在充分借鉴外国成熟量表的基础上, 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实际情况, 加入中国情境因素。
(二) 前因变量的发掘
现阶段对反生产行为的前因变量研究已经很多了, 但研究的变量大多数是单独出现的, 如研究某一情景因素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或者是某一个体差异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对情景因素和个体差异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的还不多。如薪酬体系的不合理可能会造成反生产行为, 但组织氛围可能就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前因变量的交互机制是反生产行为的一个研究方向;另一个研究方向是绩效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绩效可能会防止员工偷懒, 但又可能使员工做出消极怠工、工作造假等行为, 那绩效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到底是如何的, 很值得研究。
(三) 预防反生产行为的研究
反生产行为对组织的绩效以及组织成员的绩效都有很大的危害作用, 因此, 研究反生产行为的目的就在于理清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 从而有效做到预防反生产行为。但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反生产行为影响因素与机制上, 缺乏对反生产行为预防干预的研究。从实践角度出发, 如何有效的减少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提高他们的绩效水平, 是管理者更愿意去关心的问题, 这不仅利于组织的长远发展, 也有利于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因此, 要让理论落地, 让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未来研究致力于实践应用上, 如研究组织薪酬体系、组织结构、提高员工福利待遇水平、满足员工职业生涯发展需求、改善监管措施等方面的因素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进而提高员工绩效水平。
(四) 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变量
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研究述评 篇5
一、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研究中政治关联的衡量问题
政治关联本质上是一种政企关系, 截至目前政治关联的概念尚未得到统一界定, 国内外学者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行了各自的概念界定。政治关联的衡量往往很困难, 提出一般意义的政治关联替代变量更加困难。
笔者通过筛选收集得到2001~2012年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学者已发表的或工作论文形式的研究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文献共18篇, 其中国内文献14篇, 国外文献4篇。从搜集到的文献统计结果看, 政治关联亦称为政治联系或政治关系, 文献中政治关联的衡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 聘请曾任政府或军队的官员出任公司高管而形成的政治关联; (2) 曾任政府或军队的官员下海创办公司而形成的政治关联; (3) 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人大、政协委员或者曾经在政府、司法部门和军队中任职而形成的政治关联; (4)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政府或政府的管理和投资机构而形成的政治关联; (5) 公司大股东、高管 (董事长、总经理) 或董事会成员与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存在“紧密关系”。其中, 第二、三种衡量方式使用得最为普遍, 并且衡量方法主要是采用虚拟变量法, 与其他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关联问题一样, 研究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的部分文献尝试性地使用了赋值法。
由于我国政治关联形成的影响因素和途径的多样化, 学者在政治关联衡量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多数研究文献提到, 政治关联衡量的标准因诸如公司高管过去的政府背景是否对现在就职的企业仍产生影响无法确定、一些隐蔽的资料无法查证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够准确。笔者认为应结合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企业实践进行有益的尝试, 虚拟变量法与赋值法综合衡量政治关联是一种发展趋势。
二、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研究进展
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下, 政治关联会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风险程度, 进而影响审计师的应对行为。经整理, 本文将18篇文献按其研究内容分为四个方面: (1) 政治关联与审计需求; (2) 政治关联与审计师选择; (3) 政治关联与审计师定价; (4) 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购买。
1. 政治关联与审计需求。
现有研究较多的是涉及政治关联对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等方面的影响, 但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审计需求的研究还较少。Chaney等 (2008) 和雷光勇 (2009) 的研究均表明政治关联会影响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潘克勤 (2010) 基于IPO前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 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比一般高层的政治关联会更倾向于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并在聘请大所后, 其财务报告操控性应计下降明显。但是, 该研究并没有进一步区分两种政治关联不同审计需求对公司治理的具体影响。郑军等 (2011) 同样以IPO前是民营公司为样本, 研究和检验制度环境对不同特质的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影响, 发现企业家具有政治身份的民营公司更倾向于聘请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在市场化进程较快、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 这种动机表现得更为显著。但是, 文章在检验政治资源与独立审计及其社会评价的相关性时, 并没有触及经济增长、政府规模等因素对政治资源的影响作用。
与上述研究结果不同的是, 黄新建等 (2011) 以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发现政治关联的确影响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 对于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公司, 它们会更倾向于选择低水平的会计师事务所, 而选择低水平的外部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也相应较低。
目前的文献都是针对民营企业进行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引入了外部制度差异的因素, 加入外部市场评价变量来考察对独立审计的需求, 但在检验政治关联与独立审计及其社会评价的相关性时, 基本上都没有触及经济增长、政府规模等因素对政治关联对审计需求产生的影响。
2. 政治关联与审计师选择。
刘启亮等 (2010) 研究发现客户的政治关联是私人关系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则越有可能形成密切的私人关系, 而政治关联与私人关系合谋的实现需要借助于本土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于是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则越有可能选择本土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雷光勇等 (2009)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 在法制不健全和政府干预多的地区, 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会倾向于选择低水平的审计师;无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则倾向于选择高水平的审计师, 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市场传递公司良好治理结构的信号。但其研究没有区分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 可能对研究结论的推广产生一定的影响。
杜兴强等 (2010) 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 将政治关联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两种, 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且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公司显著倾向于选择“非十大”所进行审计。杜兴强等 (2011) 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 认为有政治关联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地倾向于选择本地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具有“地缘偏好”性。但相关研究结果是否适合于所有上市公司, 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检验。目前, 针对国有企业做这方面研究的非常少, 这也是有待挖掘的领域。
黄新建等 (2011) 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分析得出市场环境差的地区, 民营企业更有动力去寻求建立政治关联, 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则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李敏才、罗党论 (2011) 也发现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不愿意选择大所, 更偏好选择本地小所。
与以上学者研究结论不同的是, 潘克勤 (2010) 发现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提升了企业的审计需求, 为传递一个良好的信号及降低内部代理成本, 更偏好选择大所。梁莱歆等 (2011) 发现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的民营上市公司并且政治身份级别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
为什么结论会有如此大差异?其一, 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机制, 民营企业因为需要掩饰其寻租行为而主动降低审计需求;另一种观点则基于信号传递理论, 认为民营企业家具有政治身份的这种稀缺性声誉资本需要在资本市场上传递一个良好的信号, 提升了审计需求, 因而更倾向于选择大所。其二, 民营上市公司既可通过实际控制人获得政治身份取得政治关联, 也可通过聘用具备政治背景的高管取得政治关联, 两个途径下形成的民营上市公司, 其实际控制人利益与上市公司利益联系紧密程度存在差异, 公司代理冲突也不相同, 所以会对审计师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
3. 政治关联与审计定价。
在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过程中, 企业寻租行为普遍存在。不同政治关联企业的寻租能力不同, 从而获得政府的支持保护程度也不同。这些特定制度背景会使审计师面临执业风险, 进而就可能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
Gul (2006) 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 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审计费用相对爆发前显著提高, 而在政府实施资本管制后, 政治关联公司的审计费用又显著下降, 与此同时, 那些不具有政治关联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在这三个期间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 他的文章还存在一些不足, 如存在政治关联的度量标准可能存在偏差, 没有考虑高额审计费用中审计师抽取佣金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审计费用模型设定不一定符合马来西亚的实际, 没有从需求方考虑审计收费问题的局限性。
Wahab等 (2009) 也以马来西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从审计服务的需求方与供给方研究审计收费问题。文章以审计收费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 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由于被审计师认为具有更高审计风险而相对于非政治关联公司来说, 其审计费用更高;当政治关联公司有机构投资者时, 其审计费用相对于非政治关联公司来说也更高。但该文的政治关联企业界定基本引用Johnson and Mitton (2003) 文章中的研究, 有一定局限性;另外缺乏对股东与个人关系的彻底调查, 使得结论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国内研究方面, 陈小林和潘克勤 (2007) 研究发现法律执行力度越强的地区, 审计定价越高;行政监管和法律制度改善后, 审计定价显著上升;政治关联越弱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 而且“四大”对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但作者尚未能控制审计资源投入差异对审计定价可能产生的影响。潘克勤 (2010) 发现实际控制人具备政治身份的政治关联公司倾向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并支付了相对较高的审计费用, 且上述现象均随着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级别的提高而更为显著。
4. 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购买。
审计意见作为审计工作的最终产品, 其是审计师与使用者的直接沟通“桥梁”。而审计意见购买不仅直接损害了审计质量和审计独立性, 而且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利益。
Lloyd Yang等 (2001) 以1997年我国开始实施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方案为特定研究背景, 将财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数量和比例作为审计独立性的替代指标, 得出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在1997年之后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比例上都显著地增加, 说明会计师事务所脱钩之前的政府关联关系有助于提高审计独立性。廖义刚和王艳艳 (2008) 的研究发现, 在面对政治关联带来的政治风险时, 审计师会通过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来保护自身的声誉, 政治关联在中国并未削弱审计师的独立性。
与上述结论不同的是, Wahab等 (2010) 以马来西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将非审计服务作为审计师独立性的代理变量, 研究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了审计收费与非审计收费之间关联关系及审计收费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概率的关联关系, 最后得出政治关联损害了审计师的独立性。
吴联生 (2005) 建立动态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审计意见购买的行为特征, 以及如何采取有效的监管策略。与吴联生的研究所蕴含的前提条件不同, 郑军等 (2011) 认为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的情况下, 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大所购买审计意见, 利用政治关系购买审计意见不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 企业关注的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标准审计意见, 而不是高质量的审计鉴定服务, 因此不会为此支付多余的审计费用。杜颖洁和杜兴强 (2011) 基于上海社保基金案, 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涉案概率显著提高, 且在上海社保基金案曝光的2006年, 涉案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概率也显著提高了;上海社保基金案之前与之后相比, 涉案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概率显著较低, 这说明公司通过政治关联实现了审计意见购买。
从对文献的梳理得出, 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研究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购买:一是从强化独立审计的投资者利益保护功能角度, 如何从制度层面上遏制审计意见购买来保障审计师发表审计意见的独立性。二是面对大股东控制带来的掏空, 政治关系引发的政治风险和信息风险, 审计师的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其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三是研究特殊的事件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展望
1. 政治关联衡量方面。
国内外文献对政治关联的衡量基本上采用的是“硬性”指标, 无法从实质上并全面地衡量政治关联, 从而对进一步的研究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认为, 政治关联的衡量和研究需要本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1) 政治关联是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 正因为如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实地调研的方式, 除了高管本人, 还要考虑到高管的近亲关系所具有的政治关联, 来确认政治关联的存在。 (2) 政治关联的使用。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自然无法使用, 但是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不一定都使用这种关联, 需通过调查使得那些具有政治关联并且使用了这种政治关联关系的公司成为研究的样本。
2. 政治关联与审计关系研究方法方面。
目前国内政治关联与审计关系的研究采用的基本上是“静态”的档案式研究方法, 没有实现研究方法的突破。在研究政治关联与审计关系时, 事件研究法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当公司的政治关联从无到有或者从有到无, 或者政治关联的联系对象发生改变时, 事件研究法下的结论或许更有说服力。
3. 政治关联与审计关系作用机理的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是政治关联对审计定价、审计需求、审计师选择和审计意见购买等方面的研究, 得出的结论多是政治关联影响了审计功能的正常发挥。而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多是对现象的描述, 没有进行深入的机理分析。公司的政治关联具体是如何影响审计定价、审计需求和审计师选择以及怎么进行审计意见购买, 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为监管部门提供解决思路, 出台更完善的政策法规来约束政治关联对审计的不利影响。
4. 政治关联与审计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
现有文献关注的主要是审计定价、审计需求、审计师选择和审计意见购买这四个方面, 然而审计研究的关注不应限于这几个方面。审计具有多种功能和效用, 如对盈余管理能起到抑制作用、可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在后期的研究中, 可以重点关注政治关联对审计效用发挥的影响, 可以得出更为有意义的结论。
摘要：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的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得出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与审计需求、审计师选择、审计定价、审计意见购买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政治关联,审计需求,审计师选择,审计定价,审计意见购买
参考文献
[1].吴联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特征与监管策略.经济研究, 2005;7
[2].陈小林, 潘克勤.法律环境、政治关系与审计定价——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 2007;13
国内城市居民游憩行为研究述评 篇6
关键词：城市居民,游憩行为,述评
一、游憩与游憩行为
对于游憩概念学界尚未有统一认定, 比如周常春认为人们在闲暇时间内为恢复体力和精力而进行的所有活动都可称为游憩。游憩是指在闲暇时间所进行的包括室内和室外、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各种活动。人们在居住地附近所从事的不超过24小时的日常休闲、娱乐活动可称为游憩现象。俞晟认为“游憩是在离开居所一定范围内进行的, 能够带给行为实施者生理和心理上的愉悦, 有助于恢复其体力和精力的合法行为。”
游憩行为是游憩者借助游憩资源进行的满足游憩需求的各项活动。日常游憩是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及快速城市化时期, 城市居民游憩需求不断增强, 游憩需求的满足程度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高低。对城市居民的游憩行为进行研究可以了解城市居民游憩需求的满足情况、了解居民游憩空间使用行为、使用后评价等行为特征, 这是基于居民游憩行为进行相关游憩空间与场所合理规划与配置的前提。这方面研究也成为城市游憩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对国内研究的总结有助于认清目前研究现状, 为之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国内相关研究
1. 游憩行为的整体性分析
国内有关城市居民游憩行为的研究主要内容为对城市居民游憩行为的整体性分析。如吴必虎 (1994) 对上海城市游憩者空间流动行为特征与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张安等 (1999) 对南京城市游憩者时空分布模式与活动频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黄燕玲、黄震方 (2007) 以南京为例对城市居民休闲度假旅游需求进行了分析;吴必虎等 (2007) 以杭州为例研究了本地居民环城游憩行为特征。
2. 老年人游憩行为研究
近年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特殊群体的游憩行为研究, 包括对老年人、女性、外来流动人口的休闲游憩行为的研究。老年人口游憩行为方面:孙樱等 (2001) 较早地研究了北京老年人口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任朝旺等 (2010) 以河北保定滨河公园为例, 对老年人群的游憩行为特征及对滨河公园休闲游憩特征的重视度与满意度进行了分析。以上研究对于主动迎接老龄化社会对中国城市游憩空间的需求及为老年人提供合适的游憩场所具有重要意义。
3. 女性游憩行为研究
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 国内分析与研究也开始涉及女性游憩行为。如郑春霞、陶伟 (2007) 以广州六所高校调查为基础, 对高校女教职工的日常休闲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李建伟等 (2011) 以西安市丰庆公园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地踏勘和问卷调查, 分析性别差异影响城市公园游憩行为时空分异特征的具体表现, 探究影响时空分异特征的作用机理。许晓霞、柴彦威 (2012) 以北京为例, 通过研究多元logit模型分析, 认为女性休闲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务照料活动、居住区位等并分析了工作日与休息日的差异。总体上, 关于女性游憩休闲行为的研究成果近期逐渐增加, 为城市游憩空间规划中更好地体现女性的特殊性及其需求提供了参考。
4. 外来流动人口游憩行为研究
外来流动人口目前已成为中国大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 也需要基本的生活服务。其中日常游憩在其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 相关部门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游憩需求重视不够, 外来流动人口集聚社区相关游憩场所非常缺乏。近年相关研究学者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游憩休闲行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阎友兵等 (2006) 、刘建平等 (2007) 分析了休闲游憩生活对农民工的重要意义、农民工休闲游憩生活的现状, 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但大部分成果是论述休闲游憩活动对农民工生活的重要性、休闲游憩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的一般性论述。对于外来流动人口游憩行为的深入调查分析成果相对较少。
三、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城市游憩行为的研究目前已开始涉及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不同人口学特征、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不同社区居民对城市公共游憩空间的使用行为和感知行为分异。如Erkip (1997) 研究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家庭状况、不同年龄的社会群体对公园游憩场所的需求和使用行为的差异;Zhang (1998) 研究了芝加哥唐人街华人社区的休闲喜好和开放空间需求特征;Giles-Corti, et al (2002) 研究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对游憩锻炼的参与水平、参与类型及其对游憩环境可达性感知的差异;Sasidharan, et al (2005) 分析了美国亚特兰大和费城西班牙、中国、日本、韩国等六个种族群体在公园使用和参与活动上的差异性及其与文化适应的关系;Yilmaz, et al (2007) 研究了城市公园使用者特征的影响因素 (如性别、收入、婚姻状况、教育水平等) , Meer (2008) 研究了不同社区老年人游憩活动的类型及数量方面的差异。总体上,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群体在城市公共游憩空间的使用行为上表现出显著的分异性。
四、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财务监控研究述评 篇7
一、财务监控机制研究
国外企业财务监控机制与其经济理论有一定的关系, 如美国的许多学者主张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对经营者的财务监控问题。J.Fred Weston等人 (1990) 强调了经营者市场的监控作用, 认为报酬契约和经营者市场的监控可能会缓解代理问题, 当管理者市场无法解决代理问题时, 公司或市场监控将会发挥作用。Anup A-grawal等人 (1998) 研究了经营者面临接管的威胁, 认为经营者市场将影响公司内部契约和监控的有效性。Peter C.Kostant (1999) 认为, 增加更多利益相关者和监事会的监督, 能够提高董事会的效率和公平。Hartzell and Starks (2003) 认为机构投资者在经理补偿方面起到监控的作用, 其研究了1992~1997年间的1914家公司, 发现在股权集中与公司经理补偿对绩效报酬的敏感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Hartzell (2005) 借助于一个程式化的模型, 研究了机构监控对经理补偿的影响。该模型预测, 当机构的隐性监控成本较大时, 经理对绩效报酬的敏感度及其补偿水平就会变低;当企业特定的监控成本较高时, 这些影响就会减少, 实证结果表明了独立的投资顾问和投资管理者在监控公司管理上处于有利地位。
阎达伍、宋建波 (2000) 认为企业中客观存在两个主体, 即企业所有者和受托经营者, 双元控制主体构架下现代企业的财务监控必须以“协调”作为目标, 设计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控制思路和方法, 并建立多层次的监控体系。张双才 (2001) 将财务监控中的主体视野拓宽, 不仅仅局限在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将委托代理冲突涉及到不同证券持有者之间。唐清泉 (2002) 研究了信息与激励监控问题, 指出监控是有效的, 也是必须的, 提出了一种考虑监控的激励机制的理论模型。王砚书、郭立田 (2004) 认为监控不是简单的监督, 也非一般的控制, 而是在监督基础之上的控制。程新生 (2002) 通过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 指出公司治理监控模式分为单层监控模式和双重监控模式, 在单层监控模式中,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由董事会对经营者进行监控, 双重监控模式是由董事会对经营者进行监控以及监事会对执行董事、经营者进行监控。傅元略 (2003) 就企业信息化环境下的财务监控做了探讨, 提出了二层级治理模式。吴文俊 (2004) 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应走共同治理并着重强调债权人利益的模式, 同时提出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监控密不可分。林钟高 (2005) 等指出了财务监控权配置主要有四大主体分享体系, 分别是市场分享体系、政府分享体系、出资人分享体系和内部人分享体系, 并指出了中国财务监控模式的合理选择是监事会与审计委员会并行的模式。周立宁 (2006) 探讨了公司监事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就监事会主导的公司内部财务监控机制在制度设计假设、监控主体即监事会人员构成、监控关系即监事会的权责安排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二、财务监控信息系统研究
Robert M.Bushman等人 (1995) 研究了公开报告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与监控过程中的作用, 分析了会计信息系统在管理补偿计划这一特殊控制机制中的作用, 并指出了财会信息影响监控机制与其他影响因素的异同。William T.Dickens等人 (1989) 研究了企业实施监控系统的必要性和监控系统的模式, 以及该模式失效的几种可能。Stanly Baiman、Madhav V.Rajan (1994) 研究了无条件监控系统的使用。Anil Arya等人 (1997) 研究了信息系统设计与激励监控之间的关系, 指出信息系统的选择影响监控水平, 得出结论最优的信息系统应集整体信息、事后信息、监控信息与自报告信息于一体, 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有助于实现对管理者的监控。由于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 Bodnar、Hopwood (2001) 等学者从信息技术的视角开始探索现代企业财务监控问题, 一种新的财务控制观—实时财务监控观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备受关注, 并推动着财务监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向纵深发展。
傅元略 (2003) 的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方面进展很快, 但对国外先进的公司治理实务和财务监控技术的引进相对滞后。提出加深对财务监控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积极将网络技术与先进的财务监控思想结合起来, 建立适时财务监控体系。王鑫 (2005) 以代理理论为基础, 以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为出发点, 以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进行了经营者财务监控系统的设计。李宏伟 (2007) 提出了ERP环境下会计信息系统成本差异实时分析监控模型。
三、财务监控研究结论及未来研究方向
财务监督与控制理论研究的深化, 为解释现实经营者财务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现有的研究在深入探讨监控因素相互作用机理及各监控主体对整个经营者财务监控系统影响方面还不够。一是综合性研究及监控手段研究的不足。国内学者围绕监控系统的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 论述某一主体在监控系统中如何发挥其作用以及如何完善其功能, 但很少有全面、系统地研究各利益主体在整个监控系统中动态的相互作用。综合性研究明显不足, 如政府审计、社会审计、证监会与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内部审计的协同问题, 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二是缺乏模型研究。由于财务监控是多主体协同作用下实施的, 建立模型及量化分析难度很大, 故财务监控模型研究不够深入。笔者相信, 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深层次矛盾凸现时, 财务监控问题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可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从研究范围来看, 可将财务监督与财务控制结合起来辩证研究。财务控制代表着所有者的利益及企业的整体利益, 财务监督则代表着社会公正。通常内部控制强于外部控制, 外部监督强于内部监督, 控制中的监督与监督中的控制不能分离。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 涉及财务监控客体的一般表述问题。其次, 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财务监控模式, 涉及到财务监控客体的具体表达与实施问题。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遵循动机——行为——结果理论, 以激励约束契约作为财务监控实施的基本保障, 对内部财务监控主体的激励约束契约分别从报酬契约、股权契约、债务契约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对外部财务监控主体的激励约束契约从强制性监控市场与竞争性监控市场角度分析, 然后依托一定的平台 (包括组织平台、制度平台与网络系统平台) 实施财务监控。该逻辑结构重在强调财务监控机制保障是财务监控活动有效开展的关键, 当然监控方法如会计、审计、预算、预警、绩效评价、制度控制、激励约束控制、授权控制等融合其中, 建立在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基础上的预算、预警、绩效评价不再是孤立的系统, 而是按事前、事中、事后构成一个循环系统, 在承担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实现整合, 并进行实时监控。可进行董事会、经理、监事会、CFO、BFO、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及财务人员之间的多阶段动态财务监控权优化配置博弈研究, 恰当地选取监控变量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阎达五、宋建波:《双元控制主体构架下现代企业会计控制的新思考》, 《会计研究》2000年第3期。
[2]程新生:《对企业会计组织监控的若干模式解析》, 《会计研究》2002年第6期。
[3]傅元略:《企业信息化下的财务监控》,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林钟高、王铠等:《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5]Anthony, R.N., and J.Dearden: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9th ed.Mc GrawHill Publication, 1998.
行为财务理论研究述评 篇8
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对企业投资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研究以后, 国内外学者在放松的MM定理假设的条件下提出了各种关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 试图解释各种因素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随着这些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从会计信息质量这一视角来研究企业投资行为问题逐渐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会计信息质量可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如何选择替代变量来准确计量;会计信息质量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的机理分析;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未来研究方向的探讨。上述问题是研究二者之间关系所必需的三个步骤, 本文对前两个部分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 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二、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测度方法的研究
(一) 会计信息质量测度方法研究综述。
在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证研究当中进行定量评价一直是学术界的难题。目前, 国内外学者一般是从以下四个方向对会计质量定量评价:
1、以信息披露质量代替会计信息质量。
因为上市公司主要是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向外部披露会计信息, 因此学者就以信息披露质量作为替代变量来研究会计信息质量。Wright (1996) 曾以AIMR指数代替会计信息质量来研究公司治理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
2、以会计盈余质量替代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
Rajgopar等 (2006) 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和股票回报率的关系时, 采用了计量应计项目和现金流量之间关系的DD模型中的残差项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Verdi (2006) 、Biddle (2008) 则是采用改进DD模型中的残差项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
3、以会计确认的稳健性替代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
Basu (1997) 提出, 会计盈余对经济损失的反映要快于经济利润, 这种现象是由于会计稳健性而引起的, 因而把这种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损失和经济收益的非对称及时性作为会计稳健性的测量方式。
Bushman (2005) 利用上述反映会计稳健性的模型来替代会计信息的质量, 研究投资决策和会计信息的相关关系。
(二) 对过度投资测度方法的研究。
过度投资是由Jensen (1986) 首次引入了的, 他定义为:“企业现金中满足以资本成本进行折现后NPV>0的所有项目所需资金之后的那部分剩余现金流量”。后来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补充, 代表性的有Richardson (2006) 将过度投资定义为超出企业资本保值和净现值为正值的新投资后的投资支出。立足于本文的研究视角, 本文倾向于Richardson对过度投资的界定。学术界对过度投资计量模型的采用也并未达成共识, 目前应用较普遍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1、FHP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判别模型。
FHP (1988) 认为, 托宾q值和现金流量都影响投资, 通过推导得出模型用来计算理想投资规模, 此模型也可以用于计算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 获得融资约束程度的替代变量。
2、Vogt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乘项判别模型。
FHP模型很难判断投资现金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产生于自由现金流理论的投资过度, 还是源于融资约束理论的投资不足。Vogt (1994) 根据现金流水平和企业成长性交叉项的系数符号来区分两种效应。当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投资过度行为存在时, 交叉项系数为负;当融资约束导致投资不足时, 交叉项系数为正。
3、Ri char ds on残差度量模型。
上述两个模型共同的问题是不能对每一公司一年度的非效率投资进行量化。而Richardson (2006) 的残差度量模型解决了上述问题。模型通过投资模型的残差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进行量化, 其将净投资分解为预期投资和非预期投资两部分, 后者为实际投资与预期投资之间的差额, 正残差表示过度投资, 而负残差为投资不足。由Richardson开创的这一模型在辛清泉等 (2007) 、魏明海等 (2007) 、李青原等 (2010) 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三、会计信息质量影响过度投资机理分析的研究
(一) 通过股权融资成本间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间接研究的方法指的是通过研究会计信息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 间接证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Diamond等指出增加公开披露信息的数量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 增加股票流动性, 降低融资成本。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 信息量越大, 就越能减少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 使非知情的潜在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公司, 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曾颖、陆正飞 (2006) 以深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以披露总体质量、盈余激进度和盈余平滑度作为信息披露水平指数, 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样本公司边际股权融资成本较低。
(二) 直接研究会计信息质量在缓解企业投资代理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
Bushman、Smith (2001) 认为, 会计信息的使用在以下三个方面影响了企业投资和经济业绩:会计信息有助于决策者识别好的或坏的投资机会;会计信息的形成和披露能够约束经理人的行为;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的披露能够有效减少逆向选择和流动风险, 缓解企业投资的融资约束。
Biddle等 (2008) 以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 发现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减少公司资本投资不足和过度,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通过改善契约和监督, 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从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李青原 (2009) 以我国的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发现在引入审计质量变量后,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通过改善契约和监督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从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之后又研究发现, 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显著负相关, 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
袁建国等 (2009) 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 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存在显著负相关, 在自由现金流量较多的上市公司中, 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呈现出更强的负相关。
(三) 研究会计信息质量的某项具体特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Botosan (1997) 以1990年年报中制造企业自愿披露数量建立了一个自愿披露指数, 以此替代会计信息质量, 研究发现高度透明的会计信息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 有助于优化企业的投资行为。
王宇峰等 (2008)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会计稳健性越好的企业, 在投资机会下降时会更及时地削减投资, 使其投资效率更高。朱松等 (2010) 通过研究发现稳健会计政策会降低企业的资本投资规模, 但对于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投资不足。
四、研究现状简评及展望
迄今为止, 国外关于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研究内容正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
其一, 由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难以刻画, 如何选取最合适的变量替代会计信息变量将是未来学术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现有文献多强调会计信息质量的某个或某几个特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而忽视了把会计信息质量看作一个整体研究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首先整合会计信息质量的学者是Biddle和Hilary (2006) 以盈余激进性、损失避免性、收益平滑性和及时性组成一个度量会计信息质量的综合指数。李青原 (2010) 以应计质量、会计稳健性和盈余平滑度为基础, 运用百分位数赋值方法构建了一个度量会计信息质量的综合性指数, 不仅有效地规避了新会计制度的实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还大大增加了数据分析样本进行了多种计量分析, 增强了验证的稳健性。这种整合性的评价方法无疑增加了评价的科学性和稳健性, 且必将引领会计信息质量综合评价方法研究的新潮流。
其二, 通过梳理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研究对投资效率的文献, 笔者总结这一研究未来发展的两个方向大体为:一是横向扩展研究, 即通过增加限制变量的方式扩展会计信息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 如李青原 (2009) 增加审计监督因素、增加最终控制人的因素, 袁建国等 (2009) 增加自有现金流因素等来研究会计信息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这样横向的不断丰富会计信息质量在一定限定因素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二是纵向深化研究, 即分别深入地讨论会计信息质量对非效率投资的两个方面: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分析。由于对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的研究也处于引进和探索阶段, 以前多从公司治理、负债治理、股利政策等方面来探讨对其影响和治理作用, 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来深入讨论对上市公司的这种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是比较新的研究视角, 既能丰富投资理论, 还能纵向地丰富会计信息质量对投资效率的理论研究。
摘要：本文系统回顾了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特别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度量、会计信息质量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理分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最后对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过度投资,展望
参考文献
[1]李青原.会计信息质量、审计监督与公司投资效率[J].审计研究, 2009.
[2]袁建国, 蒋瑜峰, 蔡艳芳.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J].管理学报, 2009.
行为财务理论研究述评 篇9
一、关于教师提问的界定
不同研究者对于提问有着自己不同的阐释。传统的流行观点仅仅就问题本身 (question) 而言, 而且大多数都是从教师角度出发去定义提问。因此, 提问的定义主要是指教师提问 (teacher questioning/question) 。社会互动论者古迪 (Goody, E.) 把两个人置于直接、及时的互动言语行为称之为“提问”。[3]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 (Freire, P.) 基于其代表作《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所提出的“解放教育思想”主张“对话式教学”——教学应该是对话式的, 对话是一种创造活动, 而对话的关键则是提问。[4]语言教学研究者林奇 (Lynch) 对提问的释义是:旨在引发信息或反应, 或检测知识的一个命令或者是疑惑表达。[5]该定义既有对教师提问的功能描述, 也有关于教师问题的语言表述形式。语言教学论专家乌尔 (Ur) 从教师的角度定义提问, 认为提问是教师从学生那儿引发口头回应的言语行为。[6]显然, 乌尔的定义是一种意向性的规定。
古迪和弗莱雷对教师提问的界定是从社会人际互动的角度出发, 很符合现代教育的交往理念。结合林奇和乌尔的定义, 我们可以说, 通过教师的课堂提问, 学生不仅仅会回答问题, 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会对答案提出疑问。教师的课堂提问要为学生的发现问题、质疑提供样例, 从而促进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和提问能力的形成。语言教师课堂提问, 从其教学引导功能角度而言, 应该做到“一石激起千层浪, 师问引发生生问”。因此, 语言教师提问的功能性界定, 更能促进外语课堂提问活动的实质性开展。
二、关于教师问题的分类
关于提问的分类研究实际上就是对“问什么?”或者“问题”本身的研究。欧美学者在“问题”分类方面所做的研究最为丰富。迄今为止, 出现了许多问题分类体系。下面从问题分类学的不同角度进行介绍。
(一) 根据教师问题的句法形式划分
从广义上讲, 凡是一切有询问形式或询问功能的语句都可以构成提问。从语言学的角度看, 问题总是以疑问 (是不是……?是什么?) 或陈述 (说出……) 的形式交流内容, 形成观点和看法。按照问题的语言表述形式, 可以把问题划分为: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和反意疑问句。语言教学专家多弗 (Doff, A.) 在此基础上归纳为三类:是/否问题、选择问题和特殊问题。[7]这三种问题所引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一般疑问句形式的提问, 学生的回答从内容上很简单、长度上很短小,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其答案是现成的, 可能就在书本上。选择疑问句提供了多种答案供学生进行挑选, 学生只需进行选择即可。特殊疑问句形式的提问, 是指那些刨根问底的提问, 通常, 这类提问要求学生作出思考之后才能作答。在实际的语言课堂中, 教师提问从语言形式上表现出随意性, 缺乏对不同语法形式的问句的功能性考虑, 因而提问流于形式, 没有发挥其诱发学生言语输出和认知参与的目的。因此, 语言教师的课堂提问从问题的语言表述形式上应该尽可能做到多样化, 同时也要考虑提问的目的可以是多元的:引发多数学生快速参与, 形成热烈的问答氛围;在规定时间抢答或作答;诱发学生作出一定长度的语言输出等等。
(二) 根据教师问题的认知水平划分
在普通教育领域, 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关于教师问题的认知类型研究。美国的桑德斯 (Sanders) 基于布鲁姆 (Bloom)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教育目标分类体系中的认知目标六层次把教师提出的问题也划分为相应的六个认知水平, 从而形成教师问题的认知层级体系:辨认/回忆问题、理解问题、运用问题、分析问题、综合问题和评价问题。[8]前三种问题的提出, 其目的在于教授事实和规则, 分析问题则要求更为复杂的认知过程, 而综合和评价问题对认知和创新的要求更高。嘎拉芙和阿斯卡纳 (Gallagher&Aschner) 对课堂语境中的教师提问则提出了五分说:认知—记忆问题、聚敛性问题、发散性问题、评价问题和程序性问题。[9]该分类体系中较为独特之处在于列出了聚敛性问题、发散性问题和程序性问题。敛聚性问题通常是内容明确、条件充分的, 并且要求直接、明了和准确回答的问题, 而且这类问题一般只有一个答案, 教师对学生回答的评价判断以对与错为标准;发散性问题不追求问题答案的唯一性, 答案是开放的, 得到答案对于学生的认知要求较高, 需要学生整理、整合大量的已学知识, 想象和设计自己的解答方案。程序性问题用于课堂程序、进程、管理的问题。这种类型的问题通常是在教师核实课堂教学任务的完成, 如讲解是否清晰、学生是否做好学习准备等情形下出现。程序性问题的提出显然着眼于课堂教学, 对于课堂提问研究的细化具有重大意义。教学专家葛拉松 (Glatthorn, A.A.) 认为, 每个教师都要了解和能够使用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说来对自己的课堂提问进行分析, 这有助于学生的思维水平的提高和发展。[10]比如, 美国纽约市教育会曾于1982年6~7月举办了为期三周的教师“如何提问题”的暑期讨论会。该讨论会要求参加会议的教师检查他们对学生提出每一个问题的时候, 期待什么样的答案, 要求他们对不同的问题按照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进行分类, 以便了解学生在每种问题情境下的认知水平。这个讨论会旨在促使教师学会如何提出有多种答案而不是只有一种答案的问题, 以便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1]20世纪80年代之后, 一些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划分的方法。比如, 瑞得菲尔德和罗素 (Redfield&Rousseau) 区分了高级认知问题和低级认知问题:前者包括了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体系中的后四项 (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 , 后者涉及该分类体系中的前两项 (记忆和理解) 。[12]因此, 高级认知问题是指那些需要学生动脑筋去利用已有知识去合理地创造或支持一个答案。低级认知问题只是要求学生去机械回忆或辨认事实性知识。奥恩斯坦 (Orstein) 则有高/低认知水平问题、聚敛性/发散性问题、评价问题之分类。[13]
语言课堂教师问题的分类研究深受普通教育领域相关研究的浸润并紧随其后。20世纪60至90年代都见证了语言教学专家在此方面开展的研究。比如, 巴恩斯 (Barnes, D.) 基于其对语言课堂的观摩, 划分出封闭式问题和开放式问题, [14]前者相当于聚敛性问题, 后者类似于发散性问题。郎和萨托 (Long, M.&Sato, C.) 辨识了展示性问题和参阅性问题[14]:展示性问题是指那些要求得到提问者已经知道问题答案的问题, 因而这类问题只是检测应答者的记忆。与此相反, 参阅性问题需要应答者提供新信息, 或者说提问者是想通过提问获取信息, 这类问题通常需要有思想的回答, 涉及参照、评价、欣赏等复杂的认知卷入, 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交际性问题。库瓦乌卡瑞 (Koivukari, A) 从认知处理深度的角度提出识记性问题 (对内容的复述型问题) 和理解性问题 (内容产出型问题和新内容生成型问题) 。[14]理查兹和洛克哈特 (Richards&Lockhart) 则认为, 语言课堂教师问题除了聚敛性问题和发散性问题之外, 还应有关于语言课堂教学流程与管理方面的“程序性问题”。[15]
基于教师问题类型的研究, 大量的研究证实:语言课堂上最为常用的提问类型是低认知、敛聚性、封闭性问题的设置和回答, 而高认知、发散性、开放性问题的比例却是很低。此外, 语言课堂展示性问题很多, 但参照性问题则较少。研究者们认为, 这两大类型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都不可少, 教学中没有敛聚性和封闭性提问难以使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和培养准确记忆的习惯;没有展示性问题难以训练学生对语言形式的掌握, 但教学中缺失发散性、开放性提问则难以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人才。缺乏参照性问题则无助于学生学会使用目标语言进行真实的社会言语互动和交流。语言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能力, 而高级语言水平与认知处理水平是紧密相关的。因此, 问题的认知层次的螺旋式和圆周式考虑是语言课堂教师提问设计时不可忽略的重要纬度。此外, 一些研究中将教学过程管理功能的程序性问题与教学内容卷入功能的其他问题不加区分则无助于教师提问水平的提高。
(三) 关于教师问题的多维角度划分
问题本身的设计有必要从多种角度去探索, 才能有助于形成有教学意义价值的问题。正是基于问题设计纬度单一所带来的局限性, 一些研究者应用多维标准对教师提问进行了新的划分。比如, 哈坎森和林波格 (Hakansson&Lindberg) 从语言形式、认知水平和交际功能三个角度对教师问题进行划分, [14]而另一位学者汤普森 (Thompson) 虽然也从多维角度划分问题, 但其体系是基于问题形式、内容和目的三个方面。其体系中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根据内容划分的三种问题:寻求外部事实的问题、寻求个人事实的问题和寻求观点的问题。[16]从语言教学的视角而言, 多维度的问题涉及能够有效地将语言、认知、交际有机地结合起来, 能够将学习课堂与外部世界、个体与社会联系在一起, 更有利于语言学习者对目标语言的习得和运用。
从以上这些丰富的问题分类研究中可以发现, 不同学者的侧重各有差异。但是, 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 其目的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 而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如何提出有效的问题, 从而促进学习者的认知、语言、社会交际的同步发展。从教与学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语言教师的课堂问题可以被看作是教师在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教学方法或技术, 其目的是从外部对学生的学习注意、认知方向加以调控。正如语言教学专家范·里尔 (van Lier) 所说, 教师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对语篇的控制和提供学习者与语言可接触的方式。[17]
三、关于教师提问的技术与策略
合适的教师提问的确需要一定的技术与策略。此方面的研究旨在探索如何有效地提问?因此, 有关提问技术/策略的研究构成了有效提问研究的重要内容。综合相关研究, 介绍如下:
(一) 问题的语言表述
问题的语言表述是指问题的措辞方面。提问的一个关键要素涉及问题的表述是否清晰、精确、明白。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提问, 只会导致学生对问题的不得要领从而产生教师提问的真实言语意图的不可传递。正是考虑到所提问题的清楚性, 许多研究者, 像前面提及的奥恩斯坦、乌尔以及简森和凯利 (Jensen, R.A&T.J.Kiley.) 等学者都建议:教师应提出专一的问题, 避免无休止的提问。[18]表述明晰的问题有助于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回答问题的可能性。因此, 问题的语言组织影响学生的答问质量及其是否能够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学生间的讨论。好的问题在语言上应该是措辞简明、清晰、自然。
(二) 提问的等待时间
提问的等待时间 (waiting time) , 也被称作“思维时间” (thinking time) , 是指教师提出问题之后和学生回答问题之间的时间。也有的学者认为, 教师提出问题和教师点名之间的时间也是一种等候时间。这方面的成果来源于实证研究。罗厄 (Rowe) 的研究最为著名, 她发现:教师在提问的时候, 平均每分钟要提二至三个问题, 而留给学生思考回答问题的时间却仅有一二秒钟。学生还未想好, 教师就重复、重组问题或者另外点名。[19]研究表明:通过培训教师, 让他们适当地延长等候时间 (大约三至五秒钟) , 可以促使学生回答问题的答案长度和复杂度增加 (即, 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解并从事相应的高水平和有深度的思维活动) ;也可以激发更多的学生参与答题。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等候时间与问题类型、回答问题的学生对象差异有着极大的相关性。等候技术在提问活动的使用具有灵活性和变通性。
(三) 问题的指向
问题的指向 (direction/targeting) 是指教师的问题由谁来作答。问题呈现与问题指向的排序—哪个行为在前, 哪个行为是提问策略层面上的提问框架构建 (framing questions, 简称framing) , 是教师提问是否面向全体的一个重要考察因素。研究与实践都表明, 许多教师在课堂上经常是先选学生后出问题。这对于学生的学习极为不利。其后果常常是没有被教师点名的学生就会认为该问题于自己无关, 注意力可能就不集中。为此, 研究者都主张教师要“先提问, 后点名”。语言教学领域在问题指向领域提出了教师“行为区” (action zone) 这一构念。[15,20]教师“行为区”意味着许多教师在课堂上总是倾向于把问题分配给那些在他/她视野或距离教师较近区域的学生。也有研究报道, 有的教师在提问的定向方面在男女学生上存在差异。现代教育观强调公平教育、全纳教育、全民教育和学生中心的理念, 因而教师课堂提问要面向全体学生, 给每一个学生尝试和实践的机会。课堂提问要提出那些能够鼓励全体或绝大多数学生参与的问题, 所提的问题要能使大多数的学习者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因此, 从问题设计到问题指向都应首先从学生因素着眼, 顾及所有学生的不同层次和需要, 才能保证问题指向的全面性和公平性原则。
(四) 提问的反馈
课堂提问是课堂教学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狭义的理解认为, 提问就是教师提出问题这一单一行为。广义的理解主张, 提问是课堂言语事件 (speech events) 。按照提问的广义观, 课堂提问包括: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评估回答, 即很多学者所归纳的课堂话语结构。反馈/评估 (feedback/evaluation) 对于学生的作为课堂参与表现的回答举动具有重要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正面反馈能增强学生课堂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反面反馈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情感、产生厌学情绪。当然, 在实际课堂上还存在零反馈现象。对于提问的反馈, 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有针对性。这种针对性关涉学生的年龄、性别、性格、学习水平等心理因素。没有针对性的反馈是无效的。此外, 反馈的形式既可以是言语的, 也可以是非言语的。评估要做到贴切、中肯, 不夸大, 也不缩小。
(五) 问题的构成及排序
前面关于问题类型的探讨已经提到, 课堂提问并非只局限于低认知水平或事实性回忆类问题。问题的类型的研究表明, 问题的种类很多。倘若教学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成为记忆的机器的话, 那么课堂提问就应该超越许多调查所反映的那种单调、乏味、无助于学生认知发展的提问构成模式, 提出各种水平的问题:既有检测基本知识的问题, 也有锻炼较高思维水平的问题。因此, 问题的排序 (se quencing) 在系列问题的设计过程和课堂实施的时候都应予以考虑。古德和布罗菲 (Good&Brophy) 指出, 问题排序反映了“问题的内在关联性”。[21]因此, 问题的提出要按照逻辑的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所提问题要有关键/核心问题, 也要有根据学生的回答而产生的随机性问题。所有的问题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能力水平。外语/二语习得研究表明, 学习者的认知水平和语言水平之间存在差异。外语二语学习者的认知水平是建立在其母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学习一门外语/二语就是学习新的一种思维方式、获得另一种世界观。因此, 语言课堂的问题设计与问题呈现序列要考虑学生的一般认知基础和目标语认知水平。
四、结语
总之, 国外有关课堂提问的研究自斯特瑞文斯 (Strevens) 1912年关于教师课堂提问的研究迄今已有90余年的历史了。课堂提问具有多元功能:激励学生参与;发动学生回顾旧知;启发学生运用已知去学新知;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诊断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估计学生对某一学习任务的难度情况;确定教和学所要达到的水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控制学生的不良行为;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作出贡献。语言课堂的研究与普通课堂的研究既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关于语言课堂提问的研究是基于普通课堂的提问研究, 而且二语/外语课堂提问研究起步较晚。语言教师提问较其他学科教师提问既有共性亦有特性。外语/二语课堂不同于其他课堂之处在于:外语/二语是教学的目标与媒介。因此, 外语/二语课堂提问的研究, 既要借鉴普通课堂提问研究的已有成果, 又要考虑外语/二语课堂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体现在:语言教学要促使学生习得目标语言的运用能力, 满足语言输入与输出这样的一个显性的学科教学的价值诉求。“教师不但可以通过提问使学生参与交流, 还可以通过提问使学生调整自己的语言, 使其更具有可理解性”。[15]如果我们承认交流是教学的本质的话, 那么课堂上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往的方式之一就是问答活动。提问成为构成语言课堂言语交互的必要组成。此外, 考查外语/二语课堂提问现象, 必须要注意到, 并非课堂提问的数量越多越好, 关键在于要提出“更少的问题、更好的问题、有深度和广度的问题”。即, 善于提问的教师决不仅仅是上课时提问频率高而是善于将学生置于问题情境、产生基于问题的会话、将学生带入由低到高的思维参与。这正如德卡莫 (De Garme) 所言“提问得好就是教得好” (To question well is to teach well.) 。[9]因此, 外语/二语课堂提问的研究, 需要综合考虑语言、认知、社会/情感因素。研究的理论框架可以涉及语言习得的输入/输出、语言与思维、语言与社会交往、语言与个体情感等方面。这样, 关于课堂提问的研究, 就必须超越提问行为本身, 而要侧重从学习者的角度去考察提问作为一种工具、支架是否起到了促进学习者基于认知水平发展的外语/二语习得。研究表明, 语言教师经提问教学法培训之后确实出现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课堂教学行为以及学生学习行为的改变。因此, 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角度而言, 语言教师提问研究可以为语言教师在课堂提问实践层面提供理论指导、促进语言教师以自我为资源的职业技能与专业素质的提升。
摘要：教师提问是学科教学课堂的高频教学行为现象。语言 (外语/二语) 教师的课堂提问对于语言学习者的目标语习得产生影响。国外语言教师提问的相关研究涉及提问的界定、问题的分类、提问的技术/策略等方面。从语言学科教学的角度, 语言教师课堂提问的研究框架应该考虑语言课堂的特殊性, 提问研究要超越提问行为本身并要侧重考察提问作为一种工具或支架是否起到了促进学习者目标语的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