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

关键词： 匮乏 投入 成长 创新

政治关联（精选十篇）

政治关联 篇1

除却增强企业自身竞争力以及创新能力以外,通过政治关联,为公司创新争取相关的政府补贴,可能是这类企业的一个选择。企业的政治关联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据Faccio[2]统计,来自47个国家的20 000多家公司中,541家公司(占世界资本的8%左右)具有政治关联关系。尤其在中国这样制度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新兴经济体中,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提供资源,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3]465。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关联会使得企业沦为关联官员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牺牲企业的利益,甚至成为企业创新的诅咒[4]。那么,政治关联给企业的研发活动带来的究竟是资源还是诅咒,中小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关系是否能够成为获取创新基金的一大优势,以及创新基金是否能够达到效果,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已有文献来看,这一问题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答。从政治关联相关的文献来看,已有研究多从资源基础观和资源依赖理论的角度探讨对企业短期价值的影响,至于其对企业长期价值的潜在影响或对与长期价值相关的经营活动,如研发活动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并且,在有限的对政治关联和研究投入关系进行探索的研究中,缺乏对其中机制的探索和对政治关联不同类型的划分和检验。另一方面,关于公司治理层面因素对研发投入的研究多集中于股权结构以及董事、高管的人口特征,有关其社会资源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何影响涉及较少。基于此,本文致力于探索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创新基金与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中小企业获取资源、促进研发活动提供重要的实践指导,为政治关联和企业研发投入相关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 理论与假设

1.1 政治关联与创新基金

组织对于任务环境的依赖,会为组织带来制约和偶然性事件[5]43。在中国,较为集中的权力和较宽的调控范围,无疑使得政府成为企业任务环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支持能力集中,而需求分散的情况下,为了应对政府给组织带来的不确定性,弱势的组织会试图采取管理层外引的合作战略,积极地建立与政府的联系[5]44,[6]27。根据资源依赖理论,政府是企业相互依赖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企业与政府的连接,可以减少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获得信息、合法性或资源[3]465,包括各种各样的优惠,例如贷款、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甚至有学者认为,关联的公司与政府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获得补贴项目的特权而互惠的[6]27。尽管关于政治关联与政府补贴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积累,已有研究对于创新基金这一特殊的补贴方式关注极少,由于创新基金具有严格的申请、审核和验收过程,企业仅凭政治关联本身可能不能直接获得创新基金。并且,创新基金竞争较为激烈,在中国特殊的宏观环境下,政治关联方式的不同可能会使得企业在补贴获取上的成本和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通常来说,中国企业政治关联的方式主要有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两种[7]159。前者通过政府官员下海经商或聘任退休官员建立,由于企业成员加入组织前就已经建立与政府的社会联系,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维系和利用。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董事、监事或高管会通过以前的关系网络为企业谋取重要的信息和资源。尽管创新基金的申请和审批过程较为严格,拥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仍然能够从关系网络中获得更多的关于申请和审批环节的信息,相较于其他企业可能会更有优势,更可能从对创新基金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例如,在获得创新基金行业政策倾向的相关信息后,关联企业在申请基金时,就能够顺应这一倾向申请项目,从而更容易审批通过,获得基金。

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关系通过董事、监事或高管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建立[7]163。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企业不仅需要在积极地建立政治关联关系上付出成本,还需要继续投入大量资源维系关联关系,在资源获取上相较于政府官员类关联企业可能更为困难。由于创新基金竞争非常激烈,并且申请、审批和验收过程较为严格,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关系对于企业创新基金的获取可能帮助较小。另一方面,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需要不断地获取申请和审批过程相关的信息,在获取创新基金时需要付出的成本较大,企业会权衡创新基金获得的收益和成本,在申请创新基金的动力上可能会小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a和1b:

H1a: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对企业获得创新基金有正向影响。

H1b: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对企业获得创新基金没有影响。

1.2 政治关联与研发投入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企业会积极地建立与政府的联系[3]477,[6]27。然而,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在这些信息和资源的获取上有何差异,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何影响尚未得到较多的关注。从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来看,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凭借关联关系获得的信息可能包括涉及行业调整和发展政策的重要信息,从而能够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使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抢占先机。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贷款和其他的补贴政策,所以,关联企业的现金可能更为充裕。这对于中小企业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往往缺乏用于研发的资金。除此之外,这一方式的政治关联还能对公司的研发活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8,9]。在中国这一法制和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的制度背景下,“guanxi”,尤其是政治关联关系,能够在制度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成为企业的“保护伞”[10,11]。通过保护公司的产权、专利权,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为公司的研发活动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企业在研发活动的后顾之忧。

然而,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虽然也能够获得一定的信息和资源,但不同于前者,企业不仅需要在政治关联的建立和维系上花费大量资源,在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对政治关联关系进行建立和维护的同时,企业必然会减少在能力建设上的投入[12]。除此之外,具有此类关联关系的企业会因为参政议政而受到更多的关注。一方面,企业为维持良好的企业形象,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会投入更多成本[13]。另一方面,外界的关注也会加大企业在短期业绩方面的压力,企业很可能会选择在短期内维持漂亮的财务报表,而非进行提高企业成本、降低短期利润、收益不确定的企业研发活动。基于上述原因,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可能会削弱企业投入研发的能力和动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a和2b。

H2a: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

H2b: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入有负向影响。

1.3 创新基金与企业研发投入

关于政府相关的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不仅能够使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进行研发[14],而且还能够通过替代一部分企业自身的研发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研发活动的风险,使得企业更愿意对研发活动进行投资[15]。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可能更为重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创业阶段的企业能否健康成长,顺利过渡到下一阶段,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资金,处在此阶段的企业往往面临资金不足的瓶颈。这一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自身能够产生的运营资金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面临的困难。资金不足,自然会影响到中小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

创新基金也正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这一困境而设立的。创新基金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优秀的上市资源———在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中,有11家曾得到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资助。在这些企业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各地政府的创新基金和其他创新资助项目也为它们的继续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除了提供资金上的保障外,创新基金在申请时需要提交项目申请,在项目结束时通过验收,这会促使企业尽快完成申请书中的项目,尽早提交创新成果。要达到项目目标,企业就必须要增加在研发活动上投入的资源。在项目申请和完成的过程中,企业可能能够获得一些与相关专家接触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创新思路和机会,这也可能会促使企业不断地将想法付诸实践,增强研发投入。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创新基金的获得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作用。

1.4 创新基金的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由于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支持,对创新基金的获得具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创新基金的获得能够缓解中小企业在研发投入上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严格的评审和验收制度又会促使企业为完成项目目标而增大研发投入。因此,可以初步预测,创新基金是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与研发投入的中介变量。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尽管有利于创新基金的获得,但由于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影响为负向,所以创新基金在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不具有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创新基金是介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与研发投入之间的中介变量。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关注的是中小企业政治关联、创新基金与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创业板由于对成立时间、资本规模等方面的要求相较于主板更低,所以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加之成长性高、创新性强的特点,本文选取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并收集了这些公司2011—2014年的数据。其中,关于政治关联和创新基金的数据均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手工整理获得;公司研发投入相关数据以及其他数据主要来自CCER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库中缺失的数据通过查找年报进行补充。

由于研究需要,本文对不合适的样本进行了剔除:第一,剔除没有研发活动的样本,其中包括部分传播与文化业企业、批发与零售业企业等;第二,国有企业凭借其天然的政治纽带,与一般的创业板上市企业在资源获取、利用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创业板中的国有企业予以剔除;第三,数据收集过程中,由于数据不可获得而存在缺失值的企业也从样本中剔除。经剔除后,本文共有1 303个面板样本。

2.2 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为了检验政治关联、创新基金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4个模型,分别对应假设1—4,即模型1—3分别检验政治关联与创新基金、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与研发投入、创新基金与研发投入的关系,模型4对创新基金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其中,考虑到创新基金在评审发生时参照的是评审之前的数据,模型1中的财务指标需要提前一期。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模型1检验2012年、2013年、2014年的数据,共951个样本。其他3个模型考察2011—2013年的面板样本,即1 303个样本。

本文对相关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由于企业创新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且中小企业的特点以及创新的时滞性使得其创新能力更大程度体现在创新潜力上,而非创新产出能力[16],所以,本文在变量选取时仅仅考虑研发活动的投入问题。本文的自变量政治关联(POLC),是指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层管理人员中的某一成员曾经在政府任职,或者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由于从可得的数据中仅能判断出企业是否通过上述成员具有政治关联,而不能判断出政治关联的强度,因此,本文用虚拟变量予以表示。除此之外,本文借鉴杜兴强等[7]163的分类方式,进一步将政治关联分为代表委员类(POLC1)和政府官员类(POLC2)两种方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创新基金。由于创新基金并不是一次性支付,从已有的数据来源中仅能获得企业在该年度获得的创新基金数额。考虑到部分公司在上市之前可能就已经开始获得创新基金的资助,或者企业的创新基金项目还尚未完成,在未来还可能继续受到创新基金的资助,无法获得完全的、准确的创新基金金额,因此,企业的创新基金设为虚拟变量。尽管如此,在大样本的情况下,模型1仍然能够通过Logistics回归进行有效检验[17]。

另外,根据创新基金的评审标准,企业的财务风险、经营状况、成长情况以及行业发展前景是评审的四大重要因素,所以,本文对此进行了控制。其中,前三者用财务杠杆(FIN1)、总资产净利润率(FIN2)、利润总额增长率(FIN3)来衡量。除此之外,本文还基于CSRC(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对行业进行了分类和控制。

3 实证结果

3.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创业板上市公司总体的企业研发投入水平较高,平均占到营业收入的7.48%左右,但差异较大,最小值不到1%,最大值高达98.39%。至于企业创新基金的分布情况,由于其为虚拟变量,所以创新基金的均值即为获得基金企业的比例。创业板中仅有15%的公司获得了创新基金,这也说明了创新基金的竞争较为激烈。另外,政治关联在创业板公司中较为普遍,将近占到样本总数的一半,并且在关联方式中,政府官员类关联较少,代表委员类较多,少数公司两种关联方式兼有。

3.2 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回归,对上述4个模型进行了检验。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与创新基金的关系如表3所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创新基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对创新基金的影响虽然符号为正,但不显著,假设1a和1b都得到支持。另外,从控制变量的情况来看,创新基金评审可能更为注重的是企业的财务风险情况,其他的财务指标均不显著。从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优度一般,这也说明基金评审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其他的考虑因素,如项目的发展潜力等。除此之外,卡方检验显著拒绝了原假设。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从表4中可以看出,政治关联整体上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在10%的水平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与逯东等[18]的研究一致。然而,不同的关联方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关联方式为政府官员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2a成立。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2b得到支持。从控制变量来看,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由于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负债更多的企业更不倾向于投入研发活动。而在期初现金较为充足的情况下,企业更可能在该年度增加对研发投入的投入水平。总体来看,该模型的解释力度较好,拟合优度均高于20%,并且卡方检验显著拒绝了原假设。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数值为t值

与模型3相对应,表5展示了创新基金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即创新基金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在1%的水平上具有正向作用,即创新基金的获得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假设3得到支持。从控制变量的情况来看,与表4类似,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企业的期初现金余额水平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总体来看,创新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效应的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为21.1%。除此之外,卡方检验显著拒绝了原假设。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由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创新基金和研发投入均有正向作用,且创新基金对研发投入也有正向作用,因此,本文对创新基金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如表6所示,在控制了创新基金之后,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变得不显著,由此可以推知,创新基金在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研发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检验。总体来看,模型4的拟合优度较好,为21.2%,并且卡方检验显著拒绝了原假设。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索了政治关联方式、创新基金与企业研发投入三者间的关系,发现:(1)政治关联从总体来看,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负向影响;(2)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影响不同,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而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负向影响;(3)创新基金在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和研发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而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对创新基金没有影响。上述结论表明,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及其中的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可能会令企业忽视自身长期能力的提升,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从而支持了政治关联“攫取之手”的观点。而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通过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资源,能够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从而支持了政治关联“关系”的观点。

上述结论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些实践启示,即企业在面临资源短缺的困境时,能够通过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建立,获得信息和资源上的优势,促进创新资源的获得,推动企业的研发活动。但是,如果无法建立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企业在积极地通过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获取资源的同时,需要尽量避免这一联系对企业研发活动的阻碍以及潜在的对企业长期发展的负面影响。

从理论来看,本文一方面为从公司治理层面研究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即提供了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的社会资源对企业研发活动影响的线索。另一方面为政治关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不仅进一步说明了在政治关联的研究中区分不同关联方式的重要性,还揭示了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可能会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为探索政治关联对企业长期价值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已有研究已经证实,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而政府官员类具有负向影响[7]172。这可能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关联方式会以不同的成本带来不同的资源,还可能是由于不同关联方式的企业对研发活动以及长期发展的关注不同。本文关于不同政治关联方式对研发投入影响不同的结论,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不同关联方式的企业对短期绩效和长期发展的关注不同。这也说明政治关联对企业影响的机制极其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关联和企业短期绩效的关系进行验证。

思想政治和人文教育的关联性 篇2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相结合的可行性

1.共同的教育目标。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就明确指出，“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对于医学职业特点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即是以培养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为中心，全面提高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医学人文教育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倡导人文关怀，提倡“关心病人比关心疾病本身更重要”。2001年7月，卫生部、教育部印发《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医学研究与服务的对象是人，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必须加强文、理、医渗透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把医德与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综合素质培养”。2010年1月，卫生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加强医德和职业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培养目标共同指向全面提升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能够有效的指导医学人文教育。

2.共同的师资队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是全员育人，主体是全体教职工，医学人文教育方面的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广大教师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大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正所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医学人文教育也不仅仅由相关课程教师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增强实效性，也必须融入医学人文教育内容，贴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客观上也在进行医学人文教育。当前，医学院校在思想政治专业和医学人文专业方面配备的师资数量不足，充分利用现有师资也成为现实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共通性也为师资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和途径

1.建立知识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师资水平是教学质量的关键。不同于综合性院校和文科类院校，医学院校师资力量偏重于医学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相关教师在数量不足的情况下，还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师资培训和科研投入也明显不够，对于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造成一定的影响。医学院校的特殊性让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师资的量和质都面临严峻考验。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的结合，对师资要求较高，但当前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基本属于思想政治、哲学、历史专业等文科专业，对医学相关知识了解不多，缺乏临床实践经验，不利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就要求加强师资培训，拓展教师视野，加强医学素养。特别是培育医学意识，科研活动围绕医学展开，从而提升医学素养、以研促教。同时，加强医学人文教师的思想政治培训，鼓励有医学教育背景的教师参与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相融合。

2.完善课程体系。

课程建设是教学科研活动的关键，对思想政治和医学人文相关课程进行优化，能发挥课程整合效应。由于医学院校总学时很高，同时偏重于医学专业课程，医学人文相关课程呈现单

一、学时少的特点。通过必修课、选修课和系列讲座等多维课程体系建设，可以加强医学人文的教学效果，同时拓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仅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开设的不足。必修课可以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哲学、医患沟通艺术等课程;选修课可以开设:医学社会学、医学史、医学法学等课程，同时邀请医疗卫生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和先进典型以“人文讲坛”的形式开设系列讲座。

3.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第一，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为了提升医学生的全面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深挖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人文教育相结合的素材，拓展教学内容，构建适宜的教学体系，从而摆脱理论性强，与现实和医学生实际较远的局面。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贯穿贴近医学生，在培育医学生政治素养的同时，更要提升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二，优化考核机制。考核机制是引导医学生学习的指挥棒。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方式大多为纯粹依靠记忆知识点的闭卷考试或者以论文为主的考察方式，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也是教师不爱教、学生不爱学的主要原因。我们需要改变传统考核方式，转而导向考察理解和应用能力，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加平时考核比重，除到勤外，发言、演讲、主题讨论会等都算入最终成绩，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课程，真心喜爱思想政治教育。第三，加强社会实践。突出社会实践的育人作用，医学生通过实践可以了解社会，接触病人，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社会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学校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标准要求，合理增加实践教学课时，规定相应学分;创新实践教学形式，严格考核管理，确保实践教学落到实处，实现实践教学效果;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医院临床实践相结合，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与医院合作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开展“三下乡”、“进社区”医疗等医疗实践服务活动，举行“感恩!无语体师”活动、临终关怀服务、与艾滋病人零距离接触等活动。

4.改善外部环境。

民企董事会的政治关联与公司价值 篇3

目前国内外学者及业界对董事会与公司价值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与否、董事会会议次数等治理特征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有关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则鲜有涉猎。相对于市场导向的社会，政治关联在我们这样关系导向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商业模式就是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几乎每一个拥有显赫身份的家族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一股政治力量在其身后若隐若现，或开山劈路或保驾护航。从秦相吕不韦的“奇货可居”，到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再到如今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家族，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依旧是显著的盈利模式之一。

政治关联——东方社会的商业智慧

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制水平较低、市场发育不完善和产权保护较弱的制度条件下，公司为了避免自己的产权受到强权的侵害，或者为了进入壁垒高同时利润也高的管制行业，需要做很多“功课”，这些“功课”中，政治关联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的手段在转轨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公司而言都具有便利资源配置的功能。政治关联还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经济主体可以利用政治关联从政府那里获得影响，给投资者一种可信赖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关联具有一种信号传递的作用。

政商关系——民企非正式的自我保护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家不但在经济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在潜

移默化中受益于这种影响。比如，1998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当选全国政协常委；2004年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4年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取得政治身份，此外有更多的国有企业高管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有研究发现，中国的董事会都具有政治关联的特征，一般来说，在一个9人组成的董事会中(除了政治关联的CEO外)一般会有32.5%的董事具有政治背景，即现任政府官员或者以前有从政经历。

虽然在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上，聪明的东方民族的确存在一套游刃有余、圆润通达的处世智慧，但是人们往往对政商关系进行简单的解读，认为政商关系就是一个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过程。其实政商关系有时候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机制保护公司自身的权益。企业家政治身份发挥了替代法律制度为公司发展提供产权保护的作用，诸如：第一，减少了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权利侵害。比如，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乱摊派;第二，在缺乏充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借助于政府力量来防范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比如防止其他企业的假冒伪劣等。此外，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许多行业都存在着政府行政壁垒和所有制“歧视”，公司的进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制约了公司的发展。公司通过政治关联可以有效突破这种制约。

我们以复兴集团为案例来考察一下政治关联对公司究竟意味着什么，以期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创建于1992年，在公司创始人郭广昌的带领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其核心业务横跨医药、房地产、钢铁、矿业、零售、金融服务及战略投资等六大领域。目前，复星已稳居中国企业前50强，旗下产业业绩稳定增长，在行业内也基本进入国内前十强。

在复星集团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公司董事长郭广昌不但在经济领域呼风唤雨，如担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行业协会领导职务，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九届执委会常委、第八届全国青联委员，具有了相当高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

在公司创始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复星集团在许多政府管制行业进入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复星集团进入钢铁、金融等行业。复星实业于1998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中国较早的民营上市公司。2002年11月成为豫园商城(股票代码：600655)的单一最大股东。2003年5月成立德邦证券，一家具有股票主承销资格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是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全国首批保荐机构，也是全国首批证券发行询价机构。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进军金融领域是何其困难的事情，这是需要做足功课的，而且需要相当的政治资源做支撑。

通过考察复星集团旗下几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我们会毫不意外的发现，这些董事会成员中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很多都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复星集团的发展极大的受益于这些宝贵的政治资源。

徘徊在“原罪”边缘的政治关联

不可否认政治关联在我们这样一个关系导向的国度里何其重要，能给公司带来诸多或明或暗的好处，这在我们复星集团的案例中可略见一斑。可是在取得累累硕果之后，不等你沾沾自喜，心中已经有不安在涌动了——政治关联离“原罪”还远么？“原罪”(Originalsin)一词来自基督教，它是指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中国企业家的发家史，就能明白中国企业家的确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虚假注资、关联交易、权钱交易等等在商业世界开疆拓土中几乎无处不有，正如最近一段时间内闹得沸沸扬扬的“黄光裕事件”。贿赂高官、违规贷款、偷漏税、操纵股价……在扑朔迷离的风波中，这位纵横捭阖中国零售业22年之久，身价高达430亿元的富豪即将“星光黯淡”。人们在错愕之余，不禁会思忖着：下一个会是谁？

从众多类似“黄光裕”的事件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大致相同的故事：为实现市场进入，企业家常常需要去建立政治关联，面对不规范的管制制度，他们以为收买官员就等于收买法律。在企业家的潜意识里，特别是对于比较有钱的企业家来说，他们认为可以用金钱摆平一切。可是法律又怎么会完全形同虚设？很多企业家就栽倒在这种模糊判断里，当官员出事后企业家的原罪也将浮出水面，那个时候将对公司价值有摧毁性打击。此外，政治关联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扭曲更是难以估量。

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制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公司发展的制约，为公司在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提供有效的支持，促进公司的发展。虽然政治关联可以给公司带来诸多好处，但是它对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来说也并非是没有成本的，它会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公平。

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研究述评 篇4

一、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研究中政治关联的衡量问题

政治关联本质上是一种政企关系, 截至目前政治关联的概念尚未得到统一界定, 国内外学者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行了各自的概念界定。政治关联的衡量往往很困难, 提出一般意义的政治关联替代变量更加困难。

笔者通过筛选收集得到2001~2012年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学者已发表的或工作论文形式的研究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文献共18篇, 其中国内文献14篇, 国外文献4篇。从搜集到的文献统计结果看, 政治关联亦称为政治联系或政治关系, 文献中政治关联的衡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 聘请曾任政府或军队的官员出任公司高管而形成的政治关联; (2) 曾任政府或军队的官员下海创办公司而形成的政治关联; (3) 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人大、政协委员或者曾经在政府、司法部门和军队中任职而形成的政治关联; (4)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政府或政府的管理和投资机构而形成的政治关联; (5) 公司大股东、高管 (董事长、总经理) 或董事会成员与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存在“紧密关系”。其中, 第二、三种衡量方式使用得最为普遍, 并且衡量方法主要是采用虚拟变量法, 与其他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关联问题一样, 研究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的部分文献尝试性地使用了赋值法。

由于我国政治关联形成的影响因素和途径的多样化, 学者在政治关联衡量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多数研究文献提到, 政治关联衡量的标准因诸如公司高管过去的政府背景是否对现在就职的企业仍产生影响无法确定、一些隐蔽的资料无法查证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够准确。笔者认为应结合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企业实践进行有益的尝试, 虚拟变量法与赋值法综合衡量政治关联是一种发展趋势。

二、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研究进展

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下, 政治关联会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风险程度, 进而影响审计师的应对行为。经整理, 本文将18篇文献按其研究内容分为四个方面: (1) 政治关联与审计需求; (2) 政治关联与审计师选择; (3) 政治关联与审计师定价; (4) 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购买。

1. 政治关联与审计需求。

现有研究较多的是涉及政治关联对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等方面的影响, 但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审计需求的研究还较少。Chaney等 (2008) 和雷光勇 (2009) 的研究均表明政治关联会影响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潘克勤 (2010) 基于IPO前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 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比一般高层的政治关联会更倾向于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并在聘请大所后, 其财务报告操控性应计下降明显。但是, 该研究并没有进一步区分两种政治关联不同审计需求对公司治理的具体影响。郑军等 (2011) 同样以IPO前是民营公司为样本, 研究和检验制度环境对不同特质的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影响, 发现企业家具有政治身份的民营公司更倾向于聘请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在市场化进程较快、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 这种动机表现得更为显著。但是, 文章在检验政治资源与独立审计及其社会评价的相关性时, 并没有触及经济增长、政府规模等因素对政治资源的影响作用。

与上述研究结果不同的是, 黄新建等 (2011) 以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发现政治关联的确影响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 对于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公司, 它们会更倾向于选择低水平的会计师事务所, 而选择低水平的外部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也相应较低。

目前的文献都是针对民营企业进行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引入了外部制度差异的因素, 加入外部市场评价变量来考察对独立审计的需求, 但在检验政治关联与独立审计及其社会评价的相关性时, 基本上都没有触及经济增长、政府规模等因素对政治关联对审计需求产生的影响。

2. 政治关联与审计师选择。

刘启亮等 (2010) 研究发现客户的政治关联是私人关系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则越有可能形成密切的私人关系, 而政治关联与私人关系合谋的实现需要借助于本土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于是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则越有可能选择本土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雷光勇等 (2009)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 在法制不健全和政府干预多的地区, 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会倾向于选择低水平的审计师;无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则倾向于选择高水平的审计师, 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市场传递公司良好治理结构的信号。但其研究没有区分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 可能对研究结论的推广产生一定的影响。

杜兴强等 (2010) 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 将政治关联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两种, 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且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公司显著倾向于选择“非十大”所进行审计。杜兴强等 (2011) 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 认为有政治关联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地倾向于选择本地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具有“地缘偏好”性。但相关研究结果是否适合于所有上市公司, 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检验。目前, 针对国有企业做这方面研究的非常少, 这也是有待挖掘的领域。

黄新建等 (2011) 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分析得出市场环境差的地区, 民营企业更有动力去寻求建立政治关联, 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则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李敏才、罗党论 (2011) 也发现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不愿意选择大所, 更偏好选择本地小所。

与以上学者研究结论不同的是, 潘克勤 (2010) 发现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提升了企业的审计需求, 为传递一个良好的信号及降低内部代理成本, 更偏好选择大所。梁莱歆等 (2011) 发现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的民营上市公司并且政治身份级别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

为什么结论会有如此大差异?其一, 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机制, 民营企业因为需要掩饰其寻租行为而主动降低审计需求;另一种观点则基于信号传递理论, 认为民营企业家具有政治身份的这种稀缺性声誉资本需要在资本市场上传递一个良好的信号, 提升了审计需求, 因而更倾向于选择大所。其二, 民营上市公司既可通过实际控制人获得政治身份取得政治关联, 也可通过聘用具备政治背景的高管取得政治关联, 两个途径下形成的民营上市公司, 其实际控制人利益与上市公司利益联系紧密程度存在差异, 公司代理冲突也不相同, 所以会对审计师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

3. 政治关联与审计定价。

在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过程中, 企业寻租行为普遍存在。不同政治关联企业的寻租能力不同, 从而获得政府的支持保护程度也不同。这些特定制度背景会使审计师面临执业风险, 进而就可能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

Gul (2006) 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 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审计费用相对爆发前显著提高, 而在政府实施资本管制后, 政治关联公司的审计费用又显著下降, 与此同时, 那些不具有政治关联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在这三个期间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 他的文章还存在一些不足, 如存在政治关联的度量标准可能存在偏差, 没有考虑高额审计费用中审计师抽取佣金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审计费用模型设定不一定符合马来西亚的实际, 没有从需求方考虑审计收费问题的局限性。

Wahab等 (2009) 也以马来西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从审计服务的需求方与供给方研究审计收费问题。文章以审计收费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 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由于被审计师认为具有更高审计风险而相对于非政治关联公司来说, 其审计费用更高;当政治关联公司有机构投资者时, 其审计费用相对于非政治关联公司来说也更高。但该文的政治关联企业界定基本引用Johnson and Mitton (2003) 文章中的研究, 有一定局限性;另外缺乏对股东与个人关系的彻底调查, 使得结论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国内研究方面, 陈小林和潘克勤 (2007) 研究发现法律执行力度越强的地区, 审计定价越高;行政监管和法律制度改善后, 审计定价显著上升;政治关联越弱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 而且“四大”对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但作者尚未能控制审计资源投入差异对审计定价可能产生的影响。潘克勤 (2010) 发现实际控制人具备政治身份的政治关联公司倾向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并支付了相对较高的审计费用, 且上述现象均随着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级别的提高而更为显著。

4. 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购买。

审计意见作为审计工作的最终产品, 其是审计师与使用者的直接沟通“桥梁”。而审计意见购买不仅直接损害了审计质量和审计独立性, 而且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利益。

Lloyd Yang等 (2001) 以1997年我国开始实施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方案为特定研究背景, 将财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数量和比例作为审计独立性的替代指标, 得出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在1997年之后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比例上都显著地增加, 说明会计师事务所脱钩之前的政府关联关系有助于提高审计独立性。廖义刚和王艳艳 (2008) 的研究发现, 在面对政治关联带来的政治风险时, 审计师会通过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来保护自身的声誉, 政治关联在中国并未削弱审计师的独立性。

与上述结论不同的是, Wahab等 (2010) 以马来西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将非审计服务作为审计师独立性的代理变量, 研究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了审计收费与非审计收费之间关联关系及审计收费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概率的关联关系, 最后得出政治关联损害了审计师的独立性。

吴联生 (2005) 建立动态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审计意见购买的行为特征, 以及如何采取有效的监管策略。与吴联生的研究所蕴含的前提条件不同, 郑军等 (2011) 认为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的情况下, 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大所购买审计意见, 利用政治关系购买审计意见不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 企业关注的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标准审计意见, 而不是高质量的审计鉴定服务, 因此不会为此支付多余的审计费用。杜颖洁和杜兴强 (2011) 基于上海社保基金案, 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涉案概率显著提高, 且在上海社保基金案曝光的2006年, 涉案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概率也显著提高了;上海社保基金案之前与之后相比, 涉案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概率显著较低, 这说明公司通过政治关联实现了审计意见购买。

从对文献的梳理得出, 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研究政治关联与审计意见购买:一是从强化独立审计的投资者利益保护功能角度, 如何从制度层面上遏制审计意见购买来保障审计师发表审计意见的独立性。二是面对大股东控制带来的掏空, 政治关系引发的政治风险和信息风险, 审计师的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其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三是研究特殊的事件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展望

1. 政治关联衡量方面。

国内外文献对政治关联的衡量基本上采用的是“硬性”指标, 无法从实质上并全面地衡量政治关联, 从而对进一步的研究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认为, 政治关联的衡量和研究需要本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1) 政治关联是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 正因为如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实地调研的方式, 除了高管本人, 还要考虑到高管的近亲关系所具有的政治关联, 来确认政治关联的存在。 (2) 政治关联的使用。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自然无法使用, 但是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不一定都使用这种关联, 需通过调查使得那些具有政治关联并且使用了这种政治关联关系的公司成为研究的样本。

2. 政治关联与审计关系研究方法方面。

目前国内政治关联与审计关系的研究采用的基本上是“静态”的档案式研究方法, 没有实现研究方法的突破。在研究政治关联与审计关系时, 事件研究法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当公司的政治关联从无到有或者从有到无, 或者政治关联的联系对象发生改变时, 事件研究法下的结论或许更有说服力。

3. 政治关联与审计关系作用机理的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是政治关联对审计定价、审计需求、审计师选择和审计意见购买等方面的研究, 得出的结论多是政治关联影响了审计功能的正常发挥。而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多是对现象的描述, 没有进行深入的机理分析。公司的政治关联具体是如何影响审计定价、审计需求和审计师选择以及怎么进行审计意见购买, 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为监管部门提供解决思路, 出台更完善的政策法规来约束政治关联对审计的不利影响。

4. 政治关联与审计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

现有文献关注的主要是审计定价、审计需求、审计师选择和审计意见购买这四个方面, 然而审计研究的关注不应限于这几个方面。审计具有多种功能和效用, 如对盈余管理能起到抑制作用、可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在后期的研究中, 可以重点关注政治关联对审计效用发挥的影响, 可以得出更为有意义的结论。

摘要：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的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得出政治关联与审计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与审计需求、审计师选择、审计定价、审计意见购买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政治关联,审计需求,审计师选择,审计定价,审计意见购买

参考文献

[1].吴联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特征与监管策略.经济研究, 2005;7

[2].陈小林, 潘克勤.法律环境、政治关系与审计定价——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 2007;13

4.关联交易关联制度 篇5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保企业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企业和非关联合伙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法》)、《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企业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除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企业章程》的规定外，还需遵守本制度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 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第三条 企业关联方包括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第四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为企业的关联法人：(一)企业的投资者创办的企业；

(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企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三)由本制度第五条所列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四)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企业有特殊关 系，可能造成企业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

第五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一)企业的投资者；(二)公司的执行合伙事务人；

(三)本制度第四条第(一)项所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条第(一)、(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五)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企业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企业及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第六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自然人，视同为公司的关联人：

(一)因与企业的关联人签署协议或作出安排，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制度第四条或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制度第四条或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第七条 关联关系主要是指在财务和经营决策中，有能力对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方式或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关联人与企业存在的股权关系、人事关系、管理关系及商业利益关系。

第八条 关联关系应从关联方对企业进行控制或影响的具体方 式、途径及程度等方面进行实质判断。

第三章 关联交易

第八条 关联交易是指企业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购买或销售原材料、燃料、动力；(二)购买或销售产品、商品；(三)提供或提供劳务；(四)委托或受托购买、销售；(五)代理；(六)租赁；

(七)提供财务资助(包括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八)担保；

(九)管理方面的合同；(十)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十一)许可协议；(十二)赠与；(十三)债务重组；(十四)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十五)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认为应当属于关联交易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企业关联交易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二)不损害企业及非关联合伙人合法权益原则；

(三)关联方如享有企业合伙人大会表决权，应当回避表决；(四)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合伙人，在投委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

(五)公司投委会应当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该关联交易是否对企业有利。必要时应当聘请专业评估师或财务顾问；

第十条 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关联人以利益输送方式干预公司的投资，损害企业和非关联合伙人的利益。

第十一条 企业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应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并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合同或协议内容应明确、具体。

第十二条 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合伙人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转移企业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第四章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第十三条

企业与关联方签署涉及关联交易的合同、协议或作出其他安排时，应当采取必要的回避措施：

(一)任何个人只能代表一方签署协议；(二)关联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企业的决定；

(三)投委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合伙人应当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合伙人行使表决权。关联合伙人包括下列合伙人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

1.交易对方； 2.在交易对方任职，或在能直接或间接控制该交易对方的法人单位或者该交易对方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单位任职的；

3.拥有交易对方的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

4.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具体范围以本制度第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为准)；

5.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具体范围以本制度第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为准)；

6.企业认定的因其他原因使其独立的商业判断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士。

(四)合伙人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应当回避表决：

1.交易对方；

2.拥有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 3.被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4.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5.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其他协议而使其表决权受到限制或影响的；

6.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规定认定的可能造成企业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自然人。

第十四条 公司投委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由过半数的非关联合伙人出席即可举行，投委会会议所做决议须经非关联合伙人过半数 通过。出席投委会的非关联合伙人人数不足4人的，企业应当将该交易提交投委会大会审议。

当出现是否为关联合伙人的争议时，由出席投委会会议过半数合伙人通过决议决定该合伙人是否属关联合伙人，并决定其是否回避。

第十五条 投委会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合伙人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关联合伙人明确表示回避的，由出席合伙人大会的其他合伙人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表决，表决结果与合伙人大会通过的其他决议具有同样法律效力。

当出现是否为关联合伙人的争议时，由出席合伙人会议的过半数合伙人通过决议决定该股东是否属关联合伙人，并决定其是否回避，该决议为终局决定。

第十六条

企业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个人提供借款。第十七条

企业为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投委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合伙人大会审议。

第十八条 企业与关联方发生的金额在100万元至500万元之间的关联交易由投委会批准。前款交易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由合伙人大会批准。

第十九条 企业与关联法人发生的金额在500万元以上，且占企业最近一期经审计的经济资产规模5%以上的关联交易，由企业合伙人大会批准。第二十条 不属于投委会或合伙人大会批准范围内的关联交易事项由企业办公会议批准，有利害关系的人士在企业会议上应当回避表决。

第二十一条 投委会对需合伙人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存在损害企业和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明确发表意见。

第二十二条 投委会对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决议时，至少需审核下列文件：

(一)关联交易发生的背景说明；

(二)关联方的主体资格证明(法人营业执照或自然人身份证明)；(三)与关联交易有关的协议、合同或任何其他书面安排；

(四)关联交易对企业和非关联合伙人合法权益的影响说明；(五)中介机构报告(如有)；(六)董事会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三条 合伙人大会对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决议时，除审核第二十六条所列文件外，还需审核下列文件：企业投委会以决议的形式对需合伙人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存在损害企业和非关联合伙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发表的书面审核意见。

第二十四条 合伙人大会、投委会、企业办公会议依据《企业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对企业的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和表决，并遵守有关回避制度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需投委会或合伙人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原则上应 获得投委会或合伙人大会的事前批准。如因特殊原因，关联交易未能获得投委会或合伙人大会事前批准既已开始执行，企业应在获知有关事实之日起六十日内履行批准程序，对该等关联交易予以确认。

第二十六条 关联交易未按《企业章程》和本制度规定的程序获得批准或确认的，不得执行；已经执行但未获批准或确认的关联交易，公司有权终止。

第二十七条 企业不得为本制度第二章规定的任何关联法人或者自然人提供担保。

第五章 关联交易的管理

第六章 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有关关联交易决策记录、决议事项等文件，由投委会秘书负责保管，保管期限为十年。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其它规范性文件及《企业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本制度与有关法律、法规或《企业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以有关法律、法规或《企业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三十条

本制度由企业投委会负责解释。

政治关联 篇6

关键词：水电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关联性

一、水电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水电施工企业的工作重点,然而我国水电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思想政治工作未能得到深入开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单纯的表面工作,应当深入基层,贯彻落实到个人的实际工作中,然而,现目前我国水电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不够深入。一方面一些员工受西方观念影响,其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都发生了动摇;另一方面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较低。②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缺乏相关人才。现目前,我国水电施工企业缺乏思想政治工作人才主要体现在没有及时注入新的力量,高层管理人才相对缺乏,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有待提高。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质量不高。现目前,我国一些水电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仅仅注重形式上的上传下达,并未融入到企业的文化和思想中,具体体现在员工参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不高,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创新和预见性。

二、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特点

思想政治工作是水电施工企业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是开展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保证。水电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有以下特点:①社会性。我国的水电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还承担了社会责任,由于水电施工企业都在社会环境中和国家条件中发展,因此,水电施工企业员工的思想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导致水电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一定的社会性。②开放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国外思想的不断涌入,加上现代信息的不断发展、各种通讯设备的不断普及、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以及现代传媒的多样化,对员工的思想都有着很大影响,使得水电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一定的开放性。③自主性。随着水电施工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职工队伍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年轻员工的文化知识水平相对较高,自我意识较强,也使水电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一定的自主性。④广泛性。水电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广泛地内容,如:对员工进行改革理念教育、素质教育、发展理念教育等多种内容。企业文化是水电施工企业生存和发展必备的战略资源,是企业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以及核心竞争力。

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主要有以下特点:①创新性。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我国企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了巨大挑战,使得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水电施工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持续发展,其企业文化必须具备创新性。②人本性。水电施工企业的价值准则、行为规范、经营治理以及精神道德等相关内容,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建立和完善。水电施工企业的企业文化应当得到广大职工的认可才是有生命的企业文化。然而,企业员工的知识时平以及技术能力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水电施工企业应当注重员工的人本性。③制度化。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水电施工企业都有各项制度和准则来规范员工的行为以及维护员工的各项权利。因此,企业文化也包含制度化。④学习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种新科技、新技术不断与应用于水电施工企业之中,这也要求水电施工企业进行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以便促进我国水电施工企业的稳定发展,因此,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也应当具备学习性。

当前水电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职工特点，如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化，职工个人宿求多样化，较强的现代意识，日益增强的趋利性，日益增强的忧患意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然而，水电施工企业文化具有人本性特点，因此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可以稳定秩序，使企业职工产生归属感和依赖感，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联性

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紧密相连、相互渗透,水电施工企业的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应当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有效结合,促进我国水电施工企业的不断发展。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一致。

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通过对员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教育、法律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员工正确的思想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提高水电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文化则通过强化企业管理、激发员工工作激情,使企业更具凝聚力,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达到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不断推动企业发展,为水电施工企业带来更大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因此,水电施工企业的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

(二)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相同

人是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二者的共同研究对象,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人为本,围绕人来开展日常工作的。水电施工企业文化对以人为本较为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则是对员工主人公地位较为注重,二者的工作对象都是企业的全体工作人员。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对人的尊重、理解、关心和激励的以人为本思想作为出发点,对企业的员工间的人际关系较为注重,不断培养员工的集体意识以及思想道德素质,从而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为水电施工企业带来更大经济效益。

(三)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相似

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相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二者在价值观方面,都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感的高度统一以及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间的利益较为注重。②二者在精神方面都注重企业的凝聚力,都是为了激励员工为企业的发展不断奋斗。③二者在培养员工素质方面,都是以共同的认同的价值观来引导员工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方向一致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二者同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目的都是为经济服务。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水电施工企业的企业文化属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以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作为其指导思想,以便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正是我国水电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方向一致。

(五)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途径相通

我国的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开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是企业环境的组成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员工素质、经营状况以及经济效益都属于企业的内部环境;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是相关社会条件则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如:国家相关政策、社会责任、市场行情等。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都是在以上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中开展的,其中一些环境因素可能促进水电施工企业的发展,也有可能阻碍水电施工企业的发展。因此,水电施工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明确各种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因素,并从各种的实际出发,找准工作重点以及突破口,不断促进水电施工企业的发展,为水电施工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水电施工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二者目标、对象以及工作内容等，都非常的相似或者一致。因此，水电施工企业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应当将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立足于文化强企、文化治企、文化育人，着眼于内强企业素质、外树企业形象，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引领下，对提升企业发展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推进企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有具有积极作用，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促进我国水电施工企业的可持续康健发展。

参考文献：

[1]邱建国.水电施工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探索[J].四川水力发电,2011,52:258-260.

[2]沈佳.论加强水电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和有效途径[J].四川水力发电,2012,02:238-239.

关联理论和政治文献的隐喻翻译 篇7

关键词：隐喻翻译,关联理论,政治报告

Lakoff和Johnson (1980) 认为隐喻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言语中, 是人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 因为它在本质上是认知的。人们一定程度上通过隐喻去理解和认知新事物。Lakoff在北京的一次讲座中指出, 对于一个政党, 不同的隐喻可以影响他们的政策, 具体政策与他们深层的道德隐喻和国家隐喻紧密相关。 (高远, 2007:xxi, 205-228)

政治会议报告是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文献之一, 由编撰小组逐字逐句推敲而成, 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生动的隐喻能帮助民众理解政治理论思想, 更好的渗透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作为国家官方外宣材料也由专业翻译团队翻译成英文, 发布在新华网及中国各官方网站。以《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为语料, 在关联理论框架下分析报告中隐喻的翻译, 探究如何通过采用不同翻译策略, 来达到渗透政治理念的交际目的。

1 理论框架

1.1 关联理论

1981年, Sperber和Wilson在讨论Grice的会话理论时指出, 会话准则可以用一条关联原则来代替:“说话人已经为实现关联最大化尽了最大努力”。 (引自何自然, 2007:29-30) 1986年, 他们联名出版《关联性:交际与认知》, 提出与交际和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 是认知语用学的理论基础, 其目的是识别存在于人类心理的内在机制, 从而解释人类交际的方式。关联论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模式, 代表交际的两个方面。从说话人角度, 交际是一个明白无误的示意过程, 即明白无误的说明表达出自己的意图;从听话人角度, 交际是推理过程, 即从说话人明示手段提供的信息中推断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说话人提供的信息应具有充分的关联, 值得听话人注意。话语理解时, 听话人也只会关注、处理那些具有充分关联的词语, 并趋向在与这些话语最大关联的语境中进行处理, 并构建与这些话语有最佳关联的心里表征。 (何自然, 2006:173-176) 关联理论的核心概念关联性受两个方面制约:推理努力与语境效果。同等条件下, 语境效果越大, 则关联性越强;推理努力越小, 关联性也越强。 (王建国, 2009:4-6)

1.2 翻译两次交际行为论

翻译是一种双重交际活动。一方面, 译者要以读者的身份与原作者进行交际;这一过程的交际能否成功, 取决于译者本身有关目标文化的知识经验是否最大限度的达到原作者的理想读者水平。另一方面, 译者又要充当作者, 与译文读者进行交际;这一过程交际的成功取决于译者对他的译文读者的先有知识经验的预测是否准确, 这一预测直接影响到翻译交际中策略选择。 (王东风, 1997:60) 因此, 在隐喻翻译中, 首先译者作为读者和源语作者进行交际, 充分领会源语作者所要达到的交际意图, 找到源语作者预设的最佳关联, 即达到原作者的理想读者水平。然后译者作为作者再与译文读者进行交际, 根据对读者先有知识经验的预测, 在翻译隐喻时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使译文读者能够达到源语作者预设的最佳关联, 成功实现交际目的。

2 隐喻翻译分析

2.1 定量分析

经过定量和定性统计和分析发现, 报告中所使用的隐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表1)

从表中数据可已看出, 道路隐喻、人或生命体隐喻、旗帜隐喻以及水隐喻使用频率相对较多。其中道路隐喻最为突出, 使用次数高达26次。

政治文献中使用的隐喻带有强烈的导向型, 体现了国家政策的方向和领导思维。通过文献中的隐喻, 人们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已知概念来认识和理解抽象的和陌生的政治制度和观点, 文献进而达到了灌输政治理念的交际目的。从表中列举出的隐喻可以看出, 文献试图借隐喻呈现具有方向性的、强大生命力的和引领性的画面, 这正是文献要想得到人民追随和拥护的交际意图所在。

2.2 定性分析

1) 直译

尽管使用英汉两种语言的人们生活于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 然而由于人类基本活动经验和社会环境本身的相似性, 使得他们在认知世界和理解事物的方式上存在很多共性, 其中有些共性就表现在隐喻的认知构建方面。两种语言的人们在处理隐喻的源域和对象域的映射过程上相同, 即认知对等。因此, 在隐喻理解时, 经过推理努力, 译文读者能够像源语读者一样达到源语读者所预设的最佳关联。在此过程中, 源语读者产生最佳关联所需的推理努力和译文读者所需的推理努力基本相等。此时, 既能保存原文隐喻的生动性, 又能顺利达到交际目的, 直译是最好的翻译策略。

中: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译:We have marched boldly on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在这句中运用了[制度是道路]这样的隐喻, 来表述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走在一条道路上, 行路者是不断前进和进步的, 是怀有既定的目标的, 是通向美好未来的。这样的隐喻让人们通过道路来理解这样的制度, 进而对这样的制度在认知上有了和道路一样的概念对等, 使人们产生向往, 而愿意拥护这样的制度。在译文读者的文化中, “道路”隐喻也有相似的概念。根据译文给出的明示信息, 译文读者调用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汇信息进行推理。由于相似的认知语境, 译文读者能够像源语读者一样达到源语作者所预设的最佳关联, 成功被渗透政治导向, 达到原文作者预想的交际效果。

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译:We have he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旗帜”是代表方向性的和指引性的, 这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作“旗帜”。在这里运用了[制度是方向]的隐喻, 使人们通过熟悉的事物“旗帜”来认知这种政策制度。由于译文读者在认知“旗帜”事物时有相似的机制, 所以在理解“旗帜”隐喻时, 有着相似的认知语境。根据明示信息, 译文读者通过推理努力, 能够达到源语作者所预设的最佳关联。读者寻找最佳关联的过程, 就是实现交际目的过程。通过寻求最佳关联, 译文读者充分理解隐喻所灌输的政治导理念, 顺利达到交际目的。

中: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 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场硬仗。

译:We must have firm confidence in winning the tough battle of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cross the board.

在上面例子中, 通过“打仗”的概念来认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运用了[改革是打仗]的隐喻, 目的在于突出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大, 与“打硬仗”都含有“难度大”的概念。译文读者和源语读者认知“战争”隐喻的机制相同, 因此会有相似的认知语境。根据明示信息, 译文读者能达到源语作者所预设的最佳关联, 并且他们与源语读者所用的推理努力基本相同。在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中, 译文读者体会到执政党面对困难重重的改革充满信心和斗志, 进而被灌输政治理念, 达到了原文预想的交际效果。

2) 意译

“使用译文语言中功用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方式, 以代替原作中因两种语言不通而无法保留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力求做到虽失原作形貌, 但从不同范围的上下文来看, 仍不失原作的内容而且与原作风格相适应, 这种翻译方法就叫做意译。” (乔曾锐, 2000:264) 在隐喻的汉英翻译中, 牺牲的了汉语隐喻的语言结构, 只保留英语所对应的隐喻概念, 甚至译文中隐喻意义已完全消失。由于缺乏相应的百科信息, 译文读者很可能在推理努力后无法达到源语作者所预设的最佳关联, 或者所付出的努力非常大。以免译文读者无法获得源语预设的最佳关联而影响交际效果, 将隐喻的形式替代或将含义引申。

中:国际局势风云变幻, 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 我们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发展步伐。

译:Facing a volatile global environment and fierce competition in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unseen before, we have deepen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此句通过使用[局势是天气], 使人们从熟悉的“变化莫测的天气”来理解“时刻变化的国际局势”这一概念。译文中用形容词“volatile”来对应汉语“风云变幻”, 它的意义是“易变的, 反复无常的”。英译没有保留原有的隐喻形式, 而是直接翻译出了引申意义。在译文读者的文化中, 缺少与“天气”概念相对应的“局势”概念。根据所给的“风云变幻”明示信息, 由于缺少相应的百科信息, 译文读者很难甚至无法通过推理努力达到源语作者预设的最佳关联。因此, 译者根据对译文读者先前知识经验的预测, 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 能够帮助译文读者获得源语作者预设的最佳关联, 成为源语作者预设的“理想读者”, 成功达到交际目的。

中: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译:We should tighten intra-Party, democratic and legal oversight as well as oversight through public opinion to ensure that the people oversee the exercise of power and that power is exercised in a transparent manner.

此例子中为了使读者理解党的权力的施行都是公开和公正的, 运用了[光明是公开]的隐喻, 使人民通过理解“在阳光下这样光明的地方所有事物都是清晰可见的”来认知“党内权力的实施也是公开的”这一概念。然而, 译文读者由于缺少这样的百科信息, 无法将“阳光”和“公开”两个概念关联, 想要达到源语读者预设的最佳关联所需推理努力很大, 甚至达不到预期的最佳关联。为了避免无法达到预设的最佳关联, 阻碍政治理念的充分表达, 使交际效果受到影响, 意译的翻译策略是必须的。

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

译: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long-term coexistence, mutual oversight, treating each other with sincerity and sharing of both good and bad times, we should strengthen unity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public figures without party affiliation.

在上面的例子中使用“肝胆相照”, 是使人民从“肝和胆不可分割”来认识“党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亲密关系”这一概念, 运用了[器官是人]的隐喻。“肝胆相照”很早就出现在史籍中, 而译文读者则缺少相关百科知识, 很可能无法达到源语作者预设的最佳关联, 造成理解障碍。意译的翻译策略虽然失去了隐喻原有的形式, 但是为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 即充分传达和灌输政治理念, 准确表意是首要的。

3 结束语

通过分析发现, 两个民族认知上的异同造成隐喻投射过程上存在共性和异性。当隐喻概念对等时, 直译保留了隐喻的形式, 进而保留了生动的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 又不会阻碍译文读者达到源语读者预设的最佳关联。当隐喻概念不对等时, 为避免译文读者因无法获得源语预设的最佳关联而影响交际效果, 意译牺牲了隐喻形式而首要保证了意义的充分表达, 使译文读者克服百科信息缺失的问题, 能准确理解政治理念。

政治文献有着明确的交际意图, 即向人民传达和灌输政治理念。隐喻是用来表达交际意图的手段, 译者也应遵循源语作者的意图, 尽力实现交际目的。然而,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翻译这一双重交际效果的是译者自身对译文读者先有知识经验预测的准确性。在明示信息不足的情况下, 译者应补充足够的信息帮助译文读者达到最佳关联, 成为源语作者的“理想读者”。

参考文献

[1]Lakoff G, 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高远, 李福印.乔治·莱考夫认知语言学十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3]何自然.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4]何自然.认知语用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王建国.关联理论与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9.

[6]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外国语, 1997 (6) :55-60.

[7]Full Text of Hu Jintao's Report at 18th Party Congress[EB/OL].[2012-11-17].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special/18cpcnc/2012-11/17/c_131981259.htm.

会计信息质量与政治关联关系研究 篇8

目前世界范围内,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政治关联关系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各国政府对企业经营运转均有不同程度的干预和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多时候并不是来源于政府的直接干预,而大多是因为政府用合法形式进行的各项宏观调控或企业主动利用政治资源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但这些政治关联关系带来的各种经济后果无疑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政府政策也在朝着逐步开放与不断规范的方向迈进,目的是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努力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标志性的民营企业,其发展运行与政治关联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常值得关注,在当前市场体系仍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仍然是影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民营企业与政治关联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发掘,能更客观地发现国内民营经济发展与政治关联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Bushman&Piotroski(2006)研究发现政治因素会对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及盈余稳健性产生影响,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会计信息质量往往偏低。Chen et al.(2007)发现,企业政治关联会削弱分析师对该公司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加大了其预测难度。认为政治家往往因为政治目的需要刻意去隐瞒一些公司资源,因此导致国有企业的会计透明度通常偏低。Chaney et al.(2008)研究表明,企业有无政治关联的确会显著影响其会计信息质量,而且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其会计信息质量明显较无政治关联的公司要差。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伴随着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会拥有更高的债务成本,但关联公司则不同,其债务成本很少受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此这些公司的高管在融资经营过程中毫无市场压力,以至于缺乏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激励与动力,从而导致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报告盈余质量显著低于相同条件下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政治关联越强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越低。 Chaney、Faccio & Pars ley(2011)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和前期较差的应计利润质量有显著相关性,但是反过来,较差应计利润质量会促使企业建立政治关联这一结论并未得到有效证实。

(二)国内文献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若是拥有足够的政治关联,那么它就更容易得到国内各级金融机构的贷款并拥有更宽松的贷款期限;吴文峰(2008)也发现政治关联能从融资渠道与融资数额上为民营公司带来优势。总结起来,由于政治关联有力降低了债权人对公司债务契约执行的要求,因此也降低债权人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需求。杜兴强、周泽将(2009) 的研究细分了政治关联种类,将政治关联划分为政府官员类与代表委员类,结果显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稳健性的负面影响不显著,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则能显著提高信息透明度。除此外民营企业高管拥有的银行工作背景也会显著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修宗峰(2010)同样发现,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法律制度的设计、执行都能更高效及时,对不法行为与违规事件的处理也更严厉, 导致不良企业面临很高的会计信息诉讼成本,这种高法律风险迫使管理当局积极提升高质量会计信息,以规避高昂的违规成本。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尽管政府的政治资源确实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资源优势,使得相关联的企业缺乏激励去提升自身的会计信息质量,而更多依赖政治层面的扶植与保护。但由于政府也需要这些有政治关联背景的企业在为市场秩序的建设完善做示范,因此要求相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对这类型企业因会计信息质量而导致的问题处罚力度也更高,又会促使这些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提升自身的会计信息质量。这两种力量往往也是同时存在,影响企业行为,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1:在我国企业有无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与此同时,不同层次的政治关联表明相关企业涉入的政治关联强度不尽相同,它们对企业的行为影响也必然不一样,中央层级的政治关联与地方层级的政治关联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区别,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2:在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特定层级政治关联的关系更显著

再者,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关系,如政府背景、国有银行背景、两会代表等,会给企业带来不同作用的政治关联,它们对企业的影响差别也是值得去探究,因此在前面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假设3:在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特定类型政治关联的关系更显著

在制度环境较好地区,尽管建立政治关系可能也是民营企业获取资源的一种途径,但良好的社会法律体系与规章制度使得政企之间不正当的寻租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政府影响的淡化与投资者保护力度的加强促使市场成为经济运营的真正主体,自由公平与公正的交易中,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高低便很自然成为判断企业优劣、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依据。Paul K,Chaney&Faccio(2011)以腐败程度、抗董事权作为制度变量,检验了制度环境、政治关系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相关性,其结论支持制度差异将直接影响政治关系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效果,这说明腐败程度低、投资者保护好的国家,政治关系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弱,这些地区的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4:在我国制度环境越好的地方,政治关联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越小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变量定义见表(1)所示。本文的研究中,为了检验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将回归方程设定成如下:AQit=β0*Politicalit+β1*LEVit+β2*OPCit+β3*Lnmktcapit+β4*STit+β5*σ(STit)+β6*EPSit+β7*AMit+β8*ROAit+Β9*CFOit+ β10*Controlit+β11*Controlit2+εt…(1)

其中,被解释变量AQit代表各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在这里,参照Ashbaugh,La Fond和Mayhew(2003)中使用的模型来计算REDCA(可操纵的流动应计利润),来作为衡量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指标。Politicalit是描述企业政治关系的解释变量,用来衡量第t年企业有无政治关联,“有”记为1“,无”记为0。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市场发展水平的不同,制度环境的差异对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间关系可能存在一定影响,还加入了市场化指数与它和政治关联的交互项作为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检验假设4,从而得到新的检验方程2:AQit=β0*Politicalit+β1*LEVit+β2*OPCit+β3*Lnmktcapit+β4*STit+β5*σ(STit)+β6*EPSit+β7*AMit+β8*ROAit+Β9*CFOit+β10*Controlit+β11*Controlit2+β12*Index+β13*Politicalit*Index+εt…(2)

其中,Index是反映我国各地区市场机制发展程度与制度环境差异的解释变量,采用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体系(2007)中各个指标的总得分来度量,其中市场化进程指数越大,代表该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治干预程度越低、法制水平越高。交互项Politicalit*Index用来检验不同制度特征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对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间关系是否会造成显著影响。这个方法选择参考了夏立军(2005)、余明桂、潘红波(2008)、李四海(2010)等学者的研究做法。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主要数据是来自2000年至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的各项高管信息与财务信息,剔除了:金融保险类公司;国有企业;董事不详、年报中信息披露不详而无法判断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的样本;财务信息不全以及数据极端异常的样本。数据的获取总共分为两个部分:公司政治关联的信息来源于国泰君安与万达数据库,先利用国泰君安数据库提供的A股上市企业股本性质的信息,通过其中的股本控制人性质这一标准分离出民营性质企业,继而再查询万达数据库中各公司历任高管的信息,将这些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及总经理的简历信息手工择取、汇总,最终共得到6506笔公司高管政治关联关系的统计数据。 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数据则主要利用锐思数据库中上市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信息,按照所引用的REDCA模型各项数据要求,通过SAS软件进行整理分析,求出各企业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规模,用以衡量其会计信息质量高低。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从表(2)中看出,在我国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相对于同等条件下无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拥有更低的可操纵性流动应计利润,意味着它们拥有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点从REDCAit的数额均值及中位数都可以看出。因此从初步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在我国,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其会计信息质量较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更高。这一个现象非常有趣,不同于之前国外学者研究各自国家后得出的研究结果,中国企业在这一方面恰好相反,拥有政治关联与更高会计信息质量联系到一起。而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拥有的政治关联关系层级越高,其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也越高,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表明其会计信息质量似乎与政治关联的层级存在反相关的关系。上述两种现象都值得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与动因检测中进一步去验证与求实。而按照有无政治关联与政治关联层级统计出来的各控制变量情况则如表(3)所显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企业规模(Lnmktcapit) 与营业周期(OPCit)等方面与无政治关系组有显著差异,一般而言,有政治关系样本的企业规模大于无政治关系组,且经营周期显著长于无政治关系组。在股权集中度Control上,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股权集中度更高,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上,大股东的控制能力很强,对公司影响较大,权力较为集中。在资产营运能力STit上,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营运能力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说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运营效率高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衡量企业现金流的运营波动上,利用CFOit来衡量企业的营运风险,结果显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营运风险。在盈利情况方面,ROA与EPS两个指标上,民营企业总的盈利水平在1%以上,每股收益也在10% 以上,但有政治关联组的盈利能力明显高于无政治关联的组。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其负债水平普遍较高,总体水平高达63%,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负债比率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

(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可以发现,有无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olitical与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之间回归的结果是-2.569,呈负相关关系,即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会计信息质量反而显著高出那些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二者回归结果的p值在1%左右,表明显著度非常高,这一现象与国外相关学者研究得出的结果截然相反。在考虑完市场化因素后这一关系更加得到加强,说明在我国企业有无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间的确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这验证了假设1。控制变量中,首先关注公司层面的控制因素,通过REDCA模型的回归计算,对这些控制变量与会计信息系质量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为详实的了解。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随着公司债务比率的升高而增加;股权集中度,即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也往往有着相对更低的会计信息质量,这与杜兴强、周泽将(2007)的研究结果一致;同样,公司经营周期的增长也导致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的增大,其他与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有正相关关系的因素还有资产收益率、资产期限、公司市值、现金流变动标准差、总资产周转率及其变化标准差,它们的增长会对应降低的会计信息质量。 除此之外,公司层面的因素中,只有基本每股收益与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更好的公司业绩能对应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这些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引入能很好地了解其它因素在决定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考虑进市场化指数后这些控制变量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依然保持不变,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还得到进一步提升,说明的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在回归2中,进一步考虑了宏观层面的因素,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制度环境差异。正如前文所示,为了挖掘地区发展差异对公司的影响,考虑了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结果发现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其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越大,会计信息质量也越低,市场化指数的回归参数值为-2.347, 且t值非常显著,这一结果符合Leuz et al.(2003)研究结果所显示。而市场化指数对应的交互项与会计信息质量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t值高达(2.468),这与有无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正的影响方向完全相反,抵消了公司因为政治关联而造成的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程度,减弱了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同时在市场化指数越高的地区,这种抑制作用更明显。说明,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由于法治水平高,政府干预程度低,政治关联较少的去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更多的是依靠公司自身的经营治理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这种结论也证明了假设4 ,即制度环境越好的地方,政治关联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越小。

(1)董事长层面。从回归方程3与4中,能将研究注意力聚焦于拥有公司最高所有权与控制权的董事长身上,把董事长有无政治关联及各个控制变量同会计信息系质量之间的关系厘清展现。从统计回归的结果上,可以发现,在我国董事长有无政治关联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正相关并不显著,t值仅为-0.270,这种不显著关系即便在考虑完市场发展程度这一因素后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说明董事长有无政治关联同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间确实缺乏相关性,假设1在仅考虑董事长层面政治关联时难以成立。控制变量中,同样首先关注公司层面的控制因素,通过REDCA模型的回归计算,从表格中可发现,在仅考虑董事长有无政治关联时,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会随着公司债务比率的升高而显著降低;公司经营周期的增长也导致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的增大,其他与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有正相关关系的因素还有资产期限、公司市值、总资产周转率及其变化标准差。基本每股收益则出现了与前面研究结论相反的结果,它的增长会对应降低的会计信息质量。其他因素如股权集中度、现金流变化标准差、资产收益率与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间则出现了不显著的结果,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不能轻易定下结论。这些变量与信息质量间的关系在添加宏观因素之后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回归方程4中,将衡量制度环境差异的重要指标———市场化指数加入到公式中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在仅考虑董事长政治关联时,地区的市场发展水平与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间反倒出现负相关关系,不过显著性极低,无法有力说明两者间的联系。而市场化指数与政治关联间的交互项与会计信息质量间仍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有无政治关联同信息质量的正相关关系影响方向相反,说明好的制度环境仍能有效抵消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程度,但是交互项在回归结果中显著性欠缺,因此假设4在董事长层面不能得到充分证明。总而言之,认为,在仅仅考虑董事长有无政治关联时,无法确切得出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也无法证明在我国,企业“有无”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需要换个角度、换个方法剖析问题,接下来将从掌管公司日常运营的总经理入手进行研究。

(2)总经理层面。回归方程5、6反映了仅考虑公司总经理有无政治关联时,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它之间的关系,这里因变量同样是利用公式1与2000年至2010年间民营企业数据样本回归计算出来的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所有的回归值均除以108后展现。从回归结果不难发现,总经理有无政治关联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间的关系更符合之前综合考虑董事长、总经理时得出的结论,说明身为公司日常最高级别管理者的总经理较董事长而言,其自身有无政治关联更能影响到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从回归结果上可以发现,总经理有无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olitical与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之间的回归结果是- 2.35,呈负相关关系,即总经理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会计信息质量显著高出那些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二者回归结果的p值也在1%左右,这一结果符合研究得出的结论,虽然在综合考虑市场化指数后该结论的显著性略有降低,但是在15%的置信区间内,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并显著,因此,相对于董事长而言,总经理有无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联系更为紧密,从总经理的层面来说,能够有效证明假设1的成立。而其它公司层面的控制因素当中,各因素与会计信息质量间的关系同之前得出结论基本一致,且显著度都很高。通过REDCA模型的回归计算,可发现:公司债务比率的升高与会计信息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即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也往往有着相对更低的会计信息质量;同样,公司经营周期的增长也导致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的增大,其它与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有正相关关系的因素还有资产收益率、资产期限、公司市值、现金流除总资产的标准差、总资产周转率及其变化标准差,它们的增长会对应降低的会计信息质量。除此之外,公司层面的因素中,仍然只有基本每股收益与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更好的公司绩效能对应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这些控制变量与会计信息水平间的关系在考虑进市场发展程度后依旧保持不变,显著度维持在高水平。如前面两种情况,在回归6中,进一步考虑了宏观层面的控制因素,即市场化指数。结果发现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其可操纵的流动性应计利润变动标准差越大,回归参数值为-0.952,且t值非常显著,达到3.19。而市场化指数与政治关联间的交互项与会计信息质量间仍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有无政治关联同信息质量的正相关关系影响方向相反,说明好的制度环境仍能有效抵消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程度,但是交互项在回归结果中显著性欠缺,因此假设4在总经理层面不能得到充分证明。因此,对比之前的研究结果,认为在公司中,总经理有无政治关联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较董事长更为显著,他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为直接深远,这个结果与Richardson et al.(2003)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

五、结论

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模式研究 篇9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和政治经济的融合, 企业已经步入政治竞争时代。Faccio (2005) 从全球视角研究了政治关联问题, 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很多国家都广泛存在, 特别是产权保护度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更为突出。 (1) 在许多产业, 政治上的成功与经济上的成功同等重要, 因此企业往往将政治战略作为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政治关联已成为企业取得成功的基础。许多企业在制定市场竞争策略去战胜对手的同时, 无不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他们通过影响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 从而获得各种政府资源, 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水平。企业越具有长远发展意识, 越会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这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家不但在经济领域内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在中国转型背景和关系主导型社会结构下,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广泛存在。 (2)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 将近1/3的人希望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政治关联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 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好与政府的关系是某些企业成功的重要前提, 甚至连跨国公司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做生意时“关系为王”。 (3) 民营企业通过不同渠道拥有政府资源, 与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 从而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 并带来政治利益和经济效益 (周黎安、陶婧, 2009;Li et al., 2006) 。因此, 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竞争工具能拓展民营企业的外部生存空间, 为民营企业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然而, 政治关联也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成本, 从而损害企业绩效。Fan et al. (2007) 研究发现, 政治关联造成了政府对企业的侵害, 导致了企业绩效下降。很多案例也表明, 一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存在侵害行为。可见, 政治关联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并不必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 它对民营企业的生存既能够发挥正面的促进作用, 也能够产生负面的影响效应。

政治关联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甚至决定着民营企业经营的成败, 因此, 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构成了民营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目前, 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不是来自于市场, 而是来自于政府, 政府不仅在体制方面给企业带来巨大影响, 而且通过政府行为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运营。在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有着复杂的动机, 随着企业经营活动中政治意识的加强, 政治关联策略的运用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关注。

一、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利益链结构

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国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 日益受到全球的瞩目。然而, 众多的新闻报道表明, 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完善, 政府行政效率比较低, 并且存在一定的腐败行为。根据国际透明组织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腐败感知指数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 中国在145个国家中排名第七十一位。由于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力、过去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歧视等原因, 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政治因素和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影响。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比较弱, 不足以保护私有产权, 也不能强有力地保障合同的执行。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制度性困难, 而这些困难为民营企业增加了巨大的成本, 并最终损害了民营企业价值。因此,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 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营企业采取一定的政治战略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对其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同时, 由于中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和政策性负担, 进一步增强了政府掠夺民营企业资源的强烈动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预算外收支的权力, 使地方政府实际拥有很大的自主收支权。随着政府支出的大规模增加, 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 为了弥补这一缺口, 地方政府只能不断扩大税源以增加预算内收入。但地方政府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预算外收支体系, 增加预算外收支就成为许多地方政府 (特别是收支缺口很大的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 的重要选择。地方政府往往依赖民营企业来增加预算外收入, 向民营企业大量摊派费用, 加剧了对民营企业利益的攫取, 进而降低了地区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 损害了地区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另外, 政府为了实现政策性目标, 如地区发展、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等, 会将各种社会性负担转嫁到民营企业身上, 从而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负担和成本。在某些情况下, 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的扶持是有代价的, 民营企业必须为政府官员提供利益, 他们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Djankov et al. (2008) 强调, 赋予政府权力是为了治理经济生活中的无序和无政府状态, 但是政府及其官员往往滥用权力谋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政府及其官员利益的获得往往是以民营企业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 表现出“掠夺之手”效应。

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 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表现出加强的趋势。Li et al. (2006) 的研究表明, 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收负担越严重、法律体系越弱的地区, 民营企业家越可能建立政治关系。政治关联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资源、利益和机会 (见图1) 。民营企业往往通过建立与政府官员的特殊个人关系来取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和机会。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企业, 政治战略的手段是大量灰色或非法手段, 政治战略的目标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 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关系”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因此, 政治关联可以为民营企业带来“扶持效应”, 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政治关联有助于减少民营企业的成本, 增加盈利机会, 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经济利益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首要和根本动因, 当前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大多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认可, 其真正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转型经济中, 除了传统的企业家能力之外, 政治关联显然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与政府的交往能力。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熟悉政府的运作规则, 了解政府的政策动向, 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 这为民营企业在政府采购、开发权、用地审批、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企业涉足政治被认为可以获得更好的税收优惠、贷款政策和市场准入等利益, 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 (Fisman, 2001;Faccio, 2006) 。通过建立政治关系, 可以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土地、贷款、特许经营权等瓶颈问题, 或者获得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产业基金扶持、临时性大额资金周转等直接经济利益。这些资源和利益正是转轨时期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胡旭阳和史晋川 (2008) 发现,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 从而获得垄断利润。因此, 紧密的政治关联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避免遭受意识形态的歧视, 并取得超常规的业绩表现。

二、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模式

民营企业在发展与政府的关系时通常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模式, 有的民营企业采用严重违法的手段, 最终导致民营企业行为的败露和经营的失败, 而有些民营企业将政治关联手段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沿, 不仅获得了政治庇护和利益, 而且取得了经营的成功 (见图2) 。由于民营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支配的资源禀赋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此不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模式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一) 违法的政治关联模式

在中国法律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 缺乏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 许多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 往往通过违法的手段 (甚至黑色手段) 来建立政治关系。这些民营企业除了发展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之外, 重点培养与关键官员之间的关系, 因此通常会涉及行贿等非法手段, 进行权钱交易。这种政治关联模式虽然能够使民营企业获得暂时的利益, 甚至很大的利益, 但当其所依附的政府官员或他们的利益链出现问题时, 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民营企业将会最终丧失其所获得的利益。

大量的案例证明, 违法的政治关联模式容易导致民营企业经营的失败。尽管如此, 仍然有很多民营企业通过违法的手段来建立政治关系, 主要是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存在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 并且受到民营企业不良生存环境和不良政府生态的极大影响。例如, 厦门“远华”走私案就是一种典型的违法政治关联模式。“远华”案的特点是赖昌星利用合法的企业 (“远华公司”) 经营非法的走私生意, 走私的物品包括汽车、电器、原油以及枪支弹药等, 走私金额高达30亿人民币, 涉案人员159人。他们通过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 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保护关系网, 从中央到省、地、市, 众多官员都与赖昌星有利益交往;从部门来看, 党、政、军、警、海关、银行均囊括于内。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 被牵扯进去的官员职务较高, 人数较多, 包括厦门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厦门海关、厦门国税局、厦门海事局、厦门商检局、福建边防总队、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干部共达346人, 其中厅级以上高官20多人。“远华公司”走私多年, 背后有官方势力的大力支持, 此集团的运作是私人企业、政府、军方及海关相互配合的结果, 政府中的部分人充当了“远华走私案”的“保驾护航”者。

在中国矿产行业, 地方政府官员与民营矿产企业的黑色交易也很猖獗。在官员的庇护下, 民营企业主与商人几乎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矿难最多的国家。漠视矿工生命的煤矿之所以未被查禁, 就是因为严重的“官煤勾结”;不少煤窑老板为了逼迫矿工卖命, 甚至借助黑社会势力撑腰。这种“官煤结合”构成的保护屏障使来自中央政府的清查流于形式, 中国仍然处在矿难高发状态。2007年河北唐山杨树宽黑社会团伙案发, 团伙竟然拥有装甲车、机关枪、催泪弹和其他枪枝30多支、军用车辆3辆, 他们以武力胁迫, 霸占数座矿山, 勒索他人财产多达8亿多元。该团伙之所以能够横行地方, 只因为他们拥有公安系统充当“保护伞”, 并以每月数十万贿赂公安官员。

还有很多案例表明, 民营企业往往运用非法的手段建立政治关系。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的广东省汕头、普宁等地共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 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此案也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及指挥下发生的。一些基层政府负责人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假企业虚报增值税;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假公司, 骗税数千万元。曾经号称“金融帝国”的新疆德隆不仅仅是一群违规的价格操纵者, 而是一张“网络”——一个用制度和文化编织起来的坚强网络, 它拥有的力量要比显示出来的大得多。德隆管理层最大的一部分就是从政府下海的官员, 从而与政府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德隆不是一家一般的企业, 它是一家懂“政治”并且讲“政治”的企业。通过非法手段建立政治关系而致富的民营企业, 其背后必然隐藏着许多不可披露的“黑幕”, 也直接诱发了中国社会普遍的仇富心态。

(二) 合法的政治关联模式

然而, 也有很多民营企业通过合法的手段与政府部门和官员建立一定程度的政治关系, 从而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和经济利益。这些民营企业 (家) 非常熟悉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规则, 具有很高的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 深谙处理政企关系的艺术, 能够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建立与政府及其官员的密切关系。

中国有众多的民营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方面堪称典范, 如复星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集团等, 他们不仅能够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 而且获得了持久的成功。复星集团创建于1992年, 在公司创始人郭广昌的带领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 其核心业务横跨医药、房地产、钢铁、矿业、零售、金融服务及战略投资等六大领域。目前, 复星已稳居中国企业前五十强, 旗下产业业绩稳定增长, 在行业内也基本进入国内前十强。近几年, 复星集团凭借娴熟的资本运作手法, 通过并购整合多个行业的国有企业之后迅速崛起, 其高层管理者无不具备某种形式的政治关联。在复星集团快速成长的过程中, 公司董事长郭广昌不但在经济领域呼风唤雨, 如担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行业协会领导职务, 而且积极参与政治, 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九届执委会常委、第八届全国青联委员, 具有相当高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复星集团的发展极大地受益于这些宝贵的政治资源。在公司创始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 复星集团在许多政府管制行业进入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如复星集团进入了钢铁、金融等行业。除了复兴集团之外, 在民营企业中, 万向集团、新希望集团等著名民营企业也是培育政治关系的成功者。万向集团的创始人鲁冠球具有较高的政治影响力, 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他们与政府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甚至企业家本身就直接参与政治活动, 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形象, 扩展了民营企业的资源和影响力, 推动了民营企业走向成功。

民营企业 (家) 通过合法的方式建立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 企业家可以以个人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 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 并向政府反映和表达他们的想法。第二, 民营企业家可以通过相应的行业协会和企业家协会, 比如民间商会、工商业联合会等, 集体向政府反映他们的诉求。第三, 民营企业家可以在各级人代会、政协会议等正式场合与各级政府官员保持接触, 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关系。可见, 民营企业家通过政治身份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减少了来自于地方政府方面的利益侵害, 并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和各种资源。

因此, 转轨经济条件下, 明智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应该“市场与政府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并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完全政府导向的“周正毅式”和不尊重当地政府, 完全市场导向“孙大午式”的企业高管在当今中国取得企业成功都很困难, 相反郭广昌、鲁冠球等政府—市场双重导向的“红顶商人”模式或许才是当今中国成功民营企业家的典范。

(三) 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

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是民营企业与政府为了共同的利益, 形成稳定的利益集团。在某些行业, 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往往结成利益共同体, 从而形成紧密的政治关系。这种政企关系的基础是政府控制和政府利益, 即政府通过控制产业发展和资源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而民营企业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和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 就会积极地发展与政府及其官员的关系。

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在中国房地产界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中国房地产这个令人眼热心跳的巨大游戏中, 地方政府无疑是头号受益者。在许多地方, 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的财政收益不仅表现在巨大的土地收益上, 也同样表现在房地产的交易过程中。统计表明, 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 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 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在欧美国家, 地价、税费相加大约只占到住房价格的20%左右。而这些滚滚而来的财富大都流进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相关部门的口袋。地方政府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 房地产膨胀得越大, 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 而其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 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另外一个收益是显著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据测算, 房地产的产业拉动系数高达1∶2.86。在房地产最为炽热的上海, 2009年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1 220.92亿元, 增长30%, 占上海GDP的8.2%, 为近年来最高。上海2009年GDP增长率为8.2%, 而房地产增加值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为39.4%。上海房地产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在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和价格的大幅攀升的刺激下, 2009年土地市场异常火爆, 土地出让金大幅攀升。2009年, 上海土地出让达到1043亿元, 同比增加达172%, 占其财政收入的比例为41.06%, 2008年和2007年该比例为16.03%和38.19%。这使得房地产在上海支柱产业中的位置急剧上升, 上海经济正在演变为地地道道的房地产经济。

在中国房地产业中, 如果说地方政府是无本万利者, 那么房地产商则是仅次于地方政府的第二号受益者。虽然房地产商的利润在整个房地产价格中只占到15%~30%, 但由于普遍使用极高的财务杠杆, 房地产商的利润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暴利水平。在2009年胡润百富榜中, 在排位前十的富豪中, 从事房地产业及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富豪 (或家族) 多达八位, 房地产业仍是制造富豪的强大源头。由于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形成利益共同体,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汲汲于囤积居奇、捂盘惜售、违规认购、哄抬房价等, 进一步造成房价畸高。在中国房地产的长期牛市中, 地产商与地方政府一直坐在同一条船上, 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伙伴关系。政府与地产商的合作基础是房地产商对当地财政收入及GDP的贡献, 这一直是房地产商与政府博弈时的一张强有力的“底牌”。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 造成了社会利益与权利的再分配与再调整, 即“利益重组”, 随着资产规模增加开始出现以利益为依归的聚集群。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中国社会也从单一性的同质社会向多样性的异质社会转型。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 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 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 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 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从长远角度讲, 应对社会利益集团, 政府还要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性影响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着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 将利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制化, 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中的自主性, 防止软政权化。

结论

政治行为和政治策略对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又有着更特别的意义。由于过去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歧视等原因, 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及其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影响。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的不同是, 中国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 所以中国企业的行为是面向政府的, 而不是面向市场的 (张维迎, 2001) 。在这些背景下, 本文主要研究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模式, 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模式包括违法模式、合法模式和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 明智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应该避免违法的模式, 而要充分借助合法模式和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来取得企业经营的成功。本文的研究有利于理性地认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问题、成长途径及行为特征, 促进学术界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深入探讨, 而且有助于民营企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 并制定更有效的政治战略, 以促进企业绩效和竞争能力的提升。

摘要：在中国转型背景和关系主导型社会结构下,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广泛存在, 并对民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主要研究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模式, 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模式包括违法模式、合法模式和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 明智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应该避免违法的模式, 而要充分借助合法模式和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来取得企业经营的成功。研究有助于理性地认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问题、成长途径及行为特征, 促进学术探索、民营企业经营和政府政策制定。

政治关联对公司IPO定价的影响 篇10

一、政治关联和中国的证券市场

1986年9月26日, 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代理买卖飞乐音响、延中实业两只股票, 中国证券流通市场从此起步。1990年12月1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上市股票仅有八只, 总股本不足10亿元。20年后, 上市股票的数量猛增, 上市公司资本累计数量飙升, 上交所已有933只股票, 总股本21683亿, 深交所有1131家, 总股本4924.54亿。在这个数字中包括通过首次公开招股完成部分私有化的国企, 数量猛增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政府需要从私有部分募集资金来重组那些已成为严重财政负担的国企。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增长的速度是令人惊叹, 但某些基本特征仍未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 政府通过控制上市过程在证券市场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先简单介绍下中国证券市场的三个显着的体制特点。

(一) IPO发行审核制度

我国股票市场的发行审核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前我国股市处于初创和发展期, IPO实行的是审批制。在审批制期间, 相关国家部委决定新上市公司的总数, 再将公司上市的配额授予各个地方政府, 由地方政府选择公司上市。这个时期恰逢我国全面实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所以中国的公司上市制度与股票市场除了具有基本的融资功能, 还担负了国企改革的战略重任与政治使命。在1994年—1999年间, 地方政府与国家部委推选上市的公司共423家, 有362家是国企或国企控股公司, 非国企仅有51家, 占比不到14%。进入21世纪, 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市场, IPO正式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核准制, 2008年证监会发布《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推出保荐人制度。从制度上来看, 中国证券市场越来越市场化, 但通过对保荐人制度的分析, 不难看出, 政治关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上市过程。最直接的表现有:一、通过对保荐人素质及数量的严格控制潜在地控制了公司上市的配额。截止2010年底, 保代的数量是1618人, 而上市项目进人证监会后, 审核的周期一般是半年。一家企业要占用2个保代的名额, 假设保代全部运转, 利用率达到100%。那么, 1618名保代大概只能满足806家企业的上市融资需求, 而实际利用率据统计为“主板的保荐人利用率在40%左右, 创业板在20%左右”。二, 证券公司的重要人事任免, 须经证监会批准。证监会与证券公司的高管职位很多是可以直接调动, 而不影响行政级别与待遇。

(二) 发行定价制度

我国的发行定价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固定价格证券市场建立以前, 我国公司股票大部分按照面值发行, 定价没有制度可循。

2.相对固定市盈率定价。《证券法》实施以前 (1996-1999年) , 新股发行定价使用的是相对固定市盈率的定价方法。

3.累计投标定价。1999年7月1日生效的《证券法》规定, 股票发行价格由发行人和承销商协商后确定, 同时要求机构投资者也要参与定价, 最后定价要通过证监会的审核。在市场运行中, 还创新出累计投标的新股发行定价方式。2001年证监会发布了《新股发行上网竞价方式指导意见》, 明确了累计投标定价方式。

4.控制市盈率定价。2001年下半年, 依然采用市盈率定价法, 但对发行市盈率做出了不超过20倍的规定。

5.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及其保荐机构, 询价对象确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六类机构进行询价。

(三) 非流通股

由于历史原因, 由国企股份制改造产生的由国有资产折成股份的国有股以及其它上市公司成立股份公司之初由公司的发起人出资认购的法人股, 不参与上市流通。另外, 通过配股送股等产生的股份, 也根据其原始股份是否可流通划分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同股不同权”的股权分置局面。

二、政治关联的方式

(一) 董事会的政治关联

因为国家享有绝对国有或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所以这些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很多就是政府官员。1993年《公司法》中明确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 由国资委行使股东会职权。然而从国资委选择任命国企负责人并对其进行业绩考核、公开招聘国企副总经理、在央企启动培养技能人才成长机制等举措可以看出, 国资委对国企事务的管理已经非常具体, 超越出资者职能。国资委俨然扮演了国企“董事会”的角色, 国资委与国企董事会职能高度重叠。在设有董事会的国企, 其董事长及董事会成员的选择多是以政治背景与社会关系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有些公司董事会成员还兼任经营层的高管职位, 董事会成员既承担了决策机构的角色, 也承担了企业经营的角色。上市公司也多是聘请政府、高校、科研单位等人员担任独立董事。

虽然法律明确规定非国企董事会成员不能是现任政府官员, 中国民企常常通过雇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现任政府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顾问, 从而形成主动的政治战略来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一文中, 作者通过以1999-2004年沪深两市1046个A股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 量化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 得出的结论是:上市公司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有减少地方政府的权利侵害行为及利用与政府的关系获取融资的便利性等好处。

(二) 承销商的政治关

在企业IPO的程序中, 承销商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尤其是在IPO适用配额制的时期, 承销商非常具有体制特色。他们需要从证监会为上市公司争取配额, 其次, 因为证监会对发行定价的P/E有限定, 所以在确定发行价格的过程中, 承销商需要为上市公司在限定范围内争取到合理的定价。在1994-1999年期间, 可以担任承销商的都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的投资银行, 在国企改制的大环境下, 主要上市公司也为国企。取样这段时期100家最大的IPO国企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国泰君安、中信、申银万国、光大证券、南方证券5家国有控股的券商就完成了半数以上大型国企的上市。见下表1:

在当时配额制的阶段, 上市公司的挑选及配额数量本身就是政治关联的产物, 所以我们推测能拿到大而多承销业务的券商具有更强的政治关联, 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前五名证券公司都是由国家部委控股或地方政府控股。而在采用保荐人制度的今天, 取样后我们依然能看到90年代的缩影。从wind提取2010年12月—2011年12间新股发行数据, 首次发行的公司数量总数为286, 但从表2的统计可以看出, 半数以上的IPO集中由这10家券商完成, 而这是10家无一例外的是国家控股。外资投资公司承销的IPO都寥寥可数。正常情况下企业IPO都会找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或者投资银行及大的证券公司来承担, 外资投资银行在实力和信誉度上都不低于国有投资银行, 在专业度上有的外资投行还更胜一筹。但在政治关联程度上, 国有投资银行要远远高于外资投行。见下表2

三、政治关联与首次公开招股定价

综合以上的分析, 接下来进一步阐述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IPO过程中发行定价和抑价幅度。

(一) 政治关联与首次公开招股定价

前文提到我国新股定价的五个阶段, 采取的方式主要为行政定价及累计投标两种。在行政定价时期主要是用市盈率来计算新股价格, 在这个阶段, 我国的定价方式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 新股发行的价格是由证监会根据:新股发行价=每股净收益×市盈率这一固定公式进行定价, 从最开始发行市盈率和所采用的收益都是由证监会确定的。后来出台了放宽市盈率的政策, 但主管机关对发行价格仍具有最后的控制权。调查中发现在这个时期内政治关联较大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高的固定定价或者高的P/E, 从而能以较高的发行价公开发行。

随着中国机构投资者定价能力不断增强, 2004年底证监会出台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对股票发行价格实行询价制。目前我国的新股发行是初步询价和累积投标询价机制, 该制度采用资金申购的方式配售新股, 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参与网下配售和网上现金申购, 而个人投资者只能参与网上申购。这种询价制度虽然已经市场化, 但该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向机构投资者倾斜, 以资本量的大小为配售新股的最主要原则。虽然我国中小投资者所占比重较高, 却是由配售持股最高仅占20% (大盘股为50%) 的机构投资者决定全部股份的价格。有人说IPO定价过程其实是证监会、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承销商等相关利益主体, 运用所拥有的权利和优势相互施以影响, 彼此之间进行询价、讨价还价和妥协, 以求各种相关利益主体之间达成基本一致, 形成一定的市场供需均衡, 从而形成IPO的定价。再加上目前我国现行机构投资者的主体是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三类企业等法人机构, 潜在机构投资者主要是社会保险资金管理机构, 而无论是现行还是潜在的机构投资者, 绝大多数是国企、国有控股企业或者是国家部委控股的企业。

在现实中, 机构投资者在询价过程中常常碰到所谓的政治人物, 比如有时候某个政治关联很大的企业在IPO询价阶段, 为了保证其能以较高的价格成功发行, 便会有相关的政治指示下达到机构投资者那里, 政治关联强的国企或国有控股企业会直接通过对机构投资者股东施压, 要求拥有定价权的机构者报价不低于划定的下限价格。这样不仅价格有一定保证, 发行风险也被控制在最低。而相对政治关联比较弱的非国企在发行中价格往往会偏低甚至会有IPO失败的风险。

(二) 政治关联与抑价幅度

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较短, IPO抑价率明显高于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A股市场的IPO抑价长期存在, 1997-2007年间的平均抑价率为177.28%, 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我国IPO抑价率如此之高的原因, 除了有券商为了降低发行风险和成本, 有意将发行价定得很低, 通过抑价发行将股票分配给自己的忠实客户, 以增加其竞争力, 或者换取客户其他条件外, 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导向。

前文在分析我国证券市场体制特色中提到了非流通股的存在, 由于多种历史原因导致的股权分置制度与IPO抑价幅度有很密切的关系。股权分置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呈现的特点是国企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了保证公有制的企业性质, 上市公司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占比都超过50%, 而流通股的股权较分散。

国有股持股比例与IPO抑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造成高抑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有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发行定价往往较低。在我国, 由于国家股作为上市公司最大的机构持有人, 之所以将企业公开上市是基于其股份制改革的初衷, 一方面是为了改革公司治理结构,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企业资金缺乏问题。另外研究表明, 国企政治关联的强度与抑价程度也成正相关, 政治关联强的企业抑价程度要比政治关联弱的企业幅度大。因为发行价格越低, 企业所承受的投资风险越小, 而按照惯例, 国企的投资风险最后还是政府来保护及给予资助, 所以会尽可能大幅度抑价发行。另外在刘煜辉、熊鹏《股权分置、政府管制和中国IPO抑价》中所论证的, 核准制期间, 私营控股的公司的IPO抑价程度显著低于国有控股公司。

四、结论

综上所述, 我国证券市场无论是在市场化之前还是市场化程度提高的今天, 企业IPO都会受到企业政治关联的较大影响, 在政府管制严格的期间, 从配额到定价都由政治关系主导;而在市场化的今日, 董事会及上市承销商所具有的政治关联依然在企业IPO过程中影响着其新股定价和抑价幅度这两个核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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