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历史现实未来

关键词： 闭幕会 现实意义 实现 梦想

第一篇：中国梦的历史现实未来

中国梦的现实意义

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同志阐述了什么是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梦想”，实现离不开力量，着力量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这是因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的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做为年青一代我们，我们更要有责任感来实现中国梦，因为我们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得努力，共同来完成这一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而每个人都有梦想、有信仰、有追求，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汇集起来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推动实现全世界人民梦想的长久动力。“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 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到2020年的宏伟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这一指标体系，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梦”的基本图景。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提升幸福指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物质因素，又要考虑非物质因素，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和谐的水平。党的十八大着眼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将“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等等。这些和谐因素的充实，对“中国梦”的阶段性特征作了更为清晰的描绘，也为“中国梦”增添了更加美丽的幸福光环。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

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升华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标志着中华文明格局开启了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更高阶段演进的新里程。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文明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并且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而中国梦的实现则具有了以下重大现实意义 ：

进一步呈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就是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中国梦是历史的呼唤，是现实的诉求，是未来的向往。是深植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概念，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领袖、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都以不同方式来描绘和表述自己心中的中国梦，民族梦，并付诸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即将实现的情况下，回应历史，提出中国梦，可以更广泛地凝聚社会共识。

进一步激发奋斗的勇气和力量。从1840年到2050年，200多年的时间路途遥远;建国100年的奋斗同样艰辛而漫长。但新中国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人们已经看到实现中国梦曙光在前，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梦。中国梦将唤起人们美好的憧憬，激发人们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力量。因为民族的梦与个人的梦不仅相关——“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而且路径相同。唯有以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实干兴邦的奋斗精神才能实现。

进一步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世界意义。梦与追求相通，与理想相伴。梦是人面向未来的精神指向。因而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梦。尽管发展的道路会有不同，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的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一部分，因而中国梦如同美国梦、俄罗斯梦、非洲梦一样，都是世界的梦。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众化树立了典范。中国梦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的基础上提出的。那么既然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什么还要提出中国梦?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众化的需要。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述方式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要使老百姓在思想上，情感上认同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实现理论的大众化，而理论大众化的关键一环就是话语表示方式通俗化、生活化。这就要求用老百姓喜欢听、听得习惯、听得懂的方式将深奥的理论通俗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大众化“应是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梦一经提出，以及相应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一系列大众话语表述，立刻受到老百姓的普遍认同，同时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热烈回应，原因就是这种话语转换带来的效应，理论的魅力在话语转换中得到了彰显。

第二篇：试析中国梦的现实意义

201208223003 数字媒体艺术(网络多媒体)

王元

每个人都有梦想、有信仰、有追求，而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汇集起来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推动实现全世界人民梦想的长久动力。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

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到2020年的宏伟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这一指标体系，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梦”的基本图景。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提升幸福指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物质因素，又要考虑非物质因素，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和谐的水平。党的十八大着眼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将“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等等。这些和谐因素的充实，对“中国梦”的阶段性特征作了更为清晰的描绘，也为“中国梦”增添了更加美丽的幸福光环。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

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升华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标志着中华文明格局开启了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更高阶段演进的新里程。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文明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并且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中国梦的重大现实意义

进一步呈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就是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中国梦是历史的呼唤，是现实的诉求，是未来的向往。是深植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概念，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领袖、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都以不同的方

式来描绘和表述自己心中的中国梦，民族梦，并付诸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即将实现的情况下，回应历史，提出中国梦，可以更广泛地凝聚社会共识。

进一步激发奋斗的勇气和力量。从1840年到2050年，200多年的时间路途遥远;建国100年的奋斗同样艰辛而漫长。但新中国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人们已经看到实现中国梦曙光在前，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梦。中国梦将唤起人们美好的憧憬，激发人们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力量。因为民族的梦与个人的梦不仅相关——“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而且路径相同。唯有以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实干兴邦的奋斗精神才能实现。

进一步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世界意义。梦与追求相通，与理想相伴。梦是人面向未来的精神指向。因而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梦。尽管发展的道路会有不同，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的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一部分，因而中国梦如同美国梦、俄罗斯梦、非洲梦一样，都是世界的梦。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众化树立了典范。中国梦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的基础上提出的。那么既然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什么还要提出中国梦?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众化的需要。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述方式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要使老百姓在思想上，情感上认同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实现理论的大众化，而理论大众化的关键一环就是话语表示方式通俗化、生活化。这就要求用老百姓喜欢听、听得习惯、听得懂的方式将深奥的理论通俗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大众化“应是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梦一经提出，以及相应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一系列大众话语表述，立刻受到老百姓的普遍认同，同时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热烈回应，原因就是这种话语转换带来的效应，理论的魅力在话语转换中得到了彰显。

第三篇：人工智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计科、

090213 引言

人类梦想发明各种机械工具和动力机器，协助甚至代替人们从事各种体力劳动。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开辟了利用机器动力代替人力和畜力的新纪元。此后，显著减轻体力劳动和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才成为可能 。人类同样梦想发明各种智能工具和智能机器，协助甚至代替人们从事各种脑力劳动。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发明和50年代人工智能的出现开辟了利用智能机器代替人类从事脑力劳动的新纪元。此后，显著减轻脑力劳动和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化才成为可能。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远远说不上完善，它仍然在发展，在成长，在前进。因而，我们今天来关注它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1.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分为“人工”和“智能”两部分，其中“人工”的概念不难定义，至于“智能”这涉及到其它诸如意识(CONSCIOUSNESS)、自我(SELF)、思维(MIND)(包括无意识的思维(UNCONSCIOUS_MIND)等等问题。人唯一了解的智能是人本身的智能，这是普遍认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对我们自身智能的理解都非常有限，对构成人的智能的必要元素也了解有限，所以就很难定义什么是“人工”制造的“智能”了。因此人工智能的研究往往涉及对人的智能本身的研究。其它关于动物或其它人造系统的智能也普遍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课题。2.人工智能的历史

1950年英国数学家图灵(A.M.Turing,1912—1954)发表了《计算机与智能》的论文中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形象地提出人工智能应该达到的智能标准;图灵在这篇论文中认为“不要问一个机器是否能思维，而是要看它能否通过以下的测试;让人和机器分别位于两个房间，他们只可通话，不能互相看见。通过对话，如果人的一方不能区分对方是人还是机器，那么就可以认为那台机器达到了人类智能的水平。这算是对人工智能最初的定义。而“人工智能”一词最初是在1956 年在达特茅斯大学召开的DARTMOUTH学会上提出的。

1956年夏季，年轻的美国学者麦卡锡、明斯基、朗彻斯特和香农共同发起，邀请莫尔、塞缪尔、 纽厄尔和西蒙等参加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举办 了一次长达2个多月的研讨会，热烈地讨论用机器模拟人类智能的问题。会上，首次使用了 “人工智能”这一术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人工智能研讨会，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1956年正式提出算起，50多年来，人工智能学科取得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门广泛的交叉和前沿科学。

“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模拟人类的思维，当计算机出现后，人类开始真正有了一个可以模拟人类思维的工具，在以后的岁月中，无数科学家为这个目标努力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物模仿用来建立功能强大的算法。这方面有进化计算，包括遗传算法、进化策略和进化规划(1962年)。1992年Bezdek提出计算智能。他和Marks(1993年)指出计算智能取决于制造者提供的数值数据，含有模式识别部分，不依赖于知识;计算智能是认知层次的低层。今天，计算智能涉及神经网络、模糊逻辑、进化计算和人工生命等领域，呈现多学科交叉与集成的趋势。

专家系统在90年代兴起, 模拟人类专家解决领域问题,知识库的改进与归纳是其重点。从功能上可分为解释、预测、诊断、设计、规划、监视、控制、调试、教学、修理等专家系统。从原理上可分为基于规则、基于框架、基于模型的专家系统。新型专家系统分为分布式和协同式。驱动方式有控制驱动、数据驱动、需求驱动，事件驱动等。诸多模型中，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应用最为广泛。

自动规划是一种问题求解技术，从某个特定的问题状态出发，寻求一系列行为动作，并建立一个操作序列，直到求得目标状态为止。发展的技术有分层规划、长度优先搜索、应用最小约束策略、准则法等。已发展了HACKER系统 STRIPS规划系统、PULP-Ⅰ机器人规划系统(有学习能力)、问题求解系统NOAH等。

AI的发展促进自动控制向智能控制发展。从1960年以来，神经网络已成功应用于自动控制研究。这是因为神经网络适于实时控制和动力学控制;可实现非线性控制;可进行信息熔合处理，特别适于复杂的、多变量大系统的控制。原理方面，1965年，傅京孙引入AI的启发式推理规则，1977年，Saridis引入运筹学的概念智能控制，提出分级(组织级、协调级和执行级)递阶智能控制方法。之后，蔡自兴再引入了信息论。

正是在一代代各学科专家的努力下，人工智能从最初的一段幻想、一个假设，变为了一个策划、一段程序，一个出现在了地平线上的现实。

3.人工智能的现在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几个科学家的专利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学的计算机系都有人在研究这门学科，学习计算机的大学生也必须学习这样一门课程，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如今计算机似乎已经变得十分聪明了。例如，1997年5月，IBM公司研制的深蓝(DEEP BLUE)计算机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洛夫(KASPAROV)。

大家或许不会注意到，在一些地方计算机帮助人进行其它原来只属于人类的工作，计算机以它的高速和准确为人类发挥着它的作用。人工智能始终是计算机科学的前沿学科，计算机编程语言和其它计算机软件都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进展而得以存在。现在，研究和应用从实验室到工业现场、从家电到火箭制导，已经广泛用于武器控制、机器人规划与控制、(制造业采矿业等的)自动加工系统的智能控制、故障检测与诊断、飞行器的智能控制医用智能控制、智能仪器等。

自然科学方面，AI与其它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AI向其它学科提供了工具和方法，如知识表示和推理机制、问题求解和搜索算法，模糊逻辑推理和非单调推理技术，以及计算智能技术等，可以解决从前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其他学科的重要概念，在AI研究中也得到发展。如计算机系统的分时系统、编目处理系统和交互调试系统等[2]。

社会科学方面也是如此。在需要使用数学-计算机工具解决问题的学科(如经济学)，AI带来的帮助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AI反过来有助于人类最终认识自身智能的形成。在重新阐述知识历史的过程中，AI有望解决知识的模糊性，消除知识的不一致性。这将导致逻辑和哲学等等方面的改善,影响到心理学、认知学的核心理论，对于哲学社会学方面的理论也将带来彻底的变革。

此外，综合应用语法、语义和AI的形式知识表示方法，有可能改善知识的自然语言表达形式与此同时，潜在的知识，直感灵感等等也能够阐述为适用的AI形式。从而扩大知识的领域，以及对现有知识进行提纯。

AI应用领域甚广，专家系统更深入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宏观效益。

4.人工智能的未来

如果说生物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是未来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发展方向，那么实现人工智能就是日后计算机软件的努力目标，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却是脱离计算机，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来存在。它将渗透入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润物无声。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完善，它将对人类整体的文明产生巨大冲击，事实上，这个冲击已然产生，只是它的步步推进不足以产生爆炸性的效果，因而，注意者并不包括大多数人。 (1)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

成功的专家系统能为它的建造者、拥有者和用户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在信息爆炸的知识经济时代，优秀的信息处理便是财富，它会为部分人的经济效益做出极大贡献。同时，尽管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是脱离计算机，成为独立的应用，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还会依托于计算机存在，越来越优秀的人工智能对计算机的软硬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将会成为计算机行业的一个推动力。 (2)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行业几乎是亲密无间，在欧美，工业过程控制系统、智能机器人系统和智能化生产系统开始起步。我国也从无到有，出现了机械手生产厂家，机器人产业的雏形已经形成，在10～20年后有望形成规模，脱离自动化而形成独立的产业。这却带来了劳务就业

问题。由于AI 在科技和工程中的应用，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各种技术工作和脑力劳动，将迫使人们工作方式的巨大改变，甚至造成失业，数字巨大的失业者将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3)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的影响

伴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人们越来越相信智能机器的判断和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人类失去对问题及其求解任务的责任感和敏感性 。进而致使认知能力下降，思维变得懒惰。通俗来说，就是变蠢。人类用了200万年进化成现在的智慧生物，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这一逆过程或许不需这么久。

至于所谓的“人工智能失控”、“智能机器人反噬人类”，好莱坞已经做出了太多猜测，但不得不说，所谓的“阿西莫夫三定律”真的能永远束缚机器人(狭义上的人工智能)吗?这很难说。自然是难以揣测的，两个原子的偶然碰撞擦出了生命的第一缕火花，那无数个0、1的组合难道没有那灵光一闪的瞬间吗?混沌机制向来是上帝的领域，数字生命无穷小的诞生概率在数学上可以被认为为零，但现实中却存在可能。

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人工智能已经——或正在——或即将证明它在人类社会中的的巨大作用，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我们应当持乐观态度。我们相信人工智能有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尽管这一天的到来，需要付出辛勤劳动和昂贵代价，需要好几代人的持续奋斗 。一代代科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巨人的肩膀，正是为了让我们立于其上，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四版，蔡自兴，徐光祐.本科生用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New Synthesis》. N. J. Nilsson. Morgan Kaufmann, 1998; 机械工业出社，1999 [3] 《人工智能及其在决策系统中的应用》.蔡自兴.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4] 《专家系统》，蔡自兴，John Durkin，龚涛.原理、设计与应用.科学出版社，2005 [5]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探析.数字制造网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四篇：根据历史经验，浅谈实现中国梦的优势和挑战

石文清 2015213787

一、实现中国梦的挑战

(一)人民群众易受到社会舆论与思潮的错误引导

在中国近代史上涌现着许许多多的思潮，其中参与群体多以青年学生为主。一些错误社会思潮的鼓动很容易乘虚而入，在青年群体未能根据自身价值标准作出正确合理的判断之时，为他们带来错误的思想引领。如1986年12月中下旬至1987年初的出现的、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八六**”，在方励之在学校竞选西市区人大代表的演讲会上说“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的影响下，全国范围逐渐出现了大范围骚动：湖北、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高校的数万名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更有甚者从中进行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风点火，对当时的社会治安与思想稳定产生危害。

在此之前，“大跃进”运动同样也带来了“左”的错误思潮的严重泛滥，而大多数群众盲目相信与崇拜党的决策，跟随“浮夸风”，就连知识界内的精英人士钱学森也难以避免：1958年6月12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科普文章，为“大跃进”运动中虚报粮食产量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使这场荒诞的运动愈演愈烈。

联系今日，自以为正义而“义愤填膺”的百姓亦是不少，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事件的原委，缺乏建立在自身认识上的独立的价值评判标准，受媒体及大众舆论左右，盲目发表过激言论：例如近来关于高考减招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疯转，江苏、湖北等地学生家长聚集当地教育局门口要求作出合理解释，场面甚是“壮观”，在不了解减招原因之下盲目跟随他人观点，发表一些对高考减招、地区名额分配的质疑甚至是痛斥，是很不理智的行为。实现“中国梦”，需要人民群众具备独立的正确价值观，错误思潮的趁虚而入对社会产生歪曲引导，以及人民群众的盲目跟风，对“中国梦”的实现无疑成为挑战之一。 (二)国家机关深入基层力度不够;对于不合理的政策缺乏及时的清醒认知与纠正。 始于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直至1980年才得以逐渐瓦解;始于1966年5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延续至1976年方得休止，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这些错误的政策在制定并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弊端难以避免会显露出来，那么为什么在长达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力量站出来纠正这一错误方向，成功地制止它继续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构成危害呢?

原因之一：大多数人民缺乏违抗的勇气。人民公社化最直接的对象——农民，难道丝毫没有感受到这一政策实施之后，自己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农业生产的退步进而导致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吗?当然不是。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先河，当年即获得粮食大丰收，继而获得中央首肯，推广全国，人民公社才算是逐渐谢幕。但是，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小岗村的改革是由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之后才勉强得以实施，算得上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冒险尝试，他们约定“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从中可以看出：违抗国家政策，是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现实中很少有人具备如此勇气。

原因之二：民主政治的成果——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得到人民的充分认识和利用。按照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初设想，基层民众的意见应该由各级人大代表依此呈报，最终到达中央。但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看，农民们宁愿以生命来冒险尝试，也没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向中央反映并提出这一建议”的想法，由此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当时的农村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原因之三：深入基层力度不够，我国政策执行评估机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在那个“浮夸风”盛行的年代，下级政府对上级虚报政绩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但如果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对一项政策的进行长期深入基层追踪调查，人民群众的真实状况以及该政策实行的真实效果便可以清晰地看出。

就今天的现实状况来看，大部分人民群众对一项新政策是有一定的认知能力的，网络媒体上的吐槽也十分常见，但真正有能力、有勇气，并且保持冷静与理性提出合理建议的人却在少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能力与积极性以及政治素养并不高，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国家政策评估机制也缺乏对基层群众的走访调查，没有对政策推行产生的效果的真实认知，那么政策的危害性将持续扩大。这成为“中国梦”实现道路上的挑战之一。

二、实现中国梦的优势

(一)政策自身优势

纵观近现代中国，一个政策或目标的实现与否与它所代表的利益密切相关，一个成功的政策往往代表着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20世纪80年代前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启用和逐步推广迎合了农民阶级的生产生活需要，提高了他们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与生活质量，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反馈;反观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无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强烈意愿，所执行的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为筹措内战经费无节制向人民征收各种捐税，无限制地发行纸币致使恶性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把全国人民置于了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

以史为鉴，“中国梦”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否首先取决于它的自身属性，取决于它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据英国最大的广告和公关集团WWP集团2014年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布《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显示：受访中国人中有42%认为，再过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中国民众对于“中国梦”强烈的认同感和坚定的信念是“中国梦”实现的首要条件和根基。

(二)国内优势

改革开放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为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是太平天国领导阶层中的洪仁玕后期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寻求新出路的一种尝试，但当时的物质基础薄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够充分成为这一政策的阻碍因素之一，使得《资政新篇》并未得到正式有效地实行。而在今天，我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的繁荣为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的充足的物质保证，是实现“中国梦”的加油仓。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成功实践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及最终确立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史：清政府在列强的进攻下显得不堪一击，中国自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倡导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都只是在近代史中昙花一现，最终均以失败作结;辛亥革命成立结束封建帝制成立中华民国但由于未能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等原因，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状况。总而言之，以上救国救民的尝试性探索都未能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直至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逐渐成型。

(三) 外部优势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这一主题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安定的国际环境。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无论是《资政新篇》的提出还是“清末新政”的实施，都是在一个**的中华大地上蹒跚前行:前者处于太平天国后期，正值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深重;后者处于清朝末年，签订完《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内忧外患，军队疲弱、财政亏空结合历史经验，一个稳定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外部“总体和平”的局面是“中国梦”实现的温床。

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接见硬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时至2015年2月，我国已同世界上17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密切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对外友好合作以及友好关系的确立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理 论 研 讨 会 征 文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赵建功单位：怀远县总工会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强化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建章立制，在制度上防腐治腐;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以法制腐;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机制上防腐杜腐;抓大案要案，从严从重打击各种权力犯罪;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这些历史经验，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关键;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反腐败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将会给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不仅一向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而且一贯把反腐败斗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经过长期的反腐败实践和探索，我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强化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他教育“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务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建国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要树立防腐反腐意识，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思想教育，而且一向倡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身体力行，严格要求，模范地执行党的制度和纪律。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身就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他们的崇高品格和风范，教育和影响了整整几代人，至今仍是反腐倡廉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

的要求也多次强调：“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干部党员的思想教育，江泽民指出，惩治腐败，最基本的要靠教育。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在全党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法制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等。通过教育，不断提高了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对防腐反腐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建章立制，在制度上防腐治腐。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民主革命时期，党中央和民主政府就较具体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反腐倡廉制度，如民主制度、财务制度、组织制度、生活制度、工作检查制度、监督制度等。建国后，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并完善了党政机关工作管理制度、民主制度、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工作、生活、学习制度及监察和检查制度等。在干部作风上提出了“七不准”的规定。总的来讲，这些制度在“文革”前的一个时期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和条件。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等等。同时，在10多年的廉政建设实践中，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总结和推广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党风党纪检查制度，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制度，各项经济管理与监督制度，专项治理等经验和措施，对于从制度上堵塞、杜绝腐败滋生的漏洞，对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以法治腐。在民主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还不是执政党，但已经进行廉政法制建设的探索。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廉政法制建设逐步摆在了党和国家议事日程。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这标志着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的正式确立，对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95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国

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条例》中的一些条款也对廉政建设作了具体规定。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建国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反腐败斗争更多是采取了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式，特别是在十年**期间，反腐败斗争脱离了法制的轨道，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破坏了社会稳定，教训是深刻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0多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惩治腐败和规范行政行为方面的法律、决议、规定达210多件，国务院也发布行政法规30多件。这些法律、法规和规定的出台，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和政策保证。

(四)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机制上防腐杜腐。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中还十分重视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监督。一是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通过的党纲和党章中就强调要加强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党的五大还成立了党内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得以加强和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党内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了许多党内监督的好形式和好方法，这些都对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二是群众监督。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依靠群众监督各级干部，防止权力变质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强调群众监督，强调群众监督的法制化、制度化。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受到法律、纪律的处分。”实践证明，群众监督是反腐败的一个有效途径。三是行政监督。在实际工作中，行政机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加以监督和约束，很容易产生消极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历来很注重发挥行政监督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监督愈益重要。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监督的重要作用，我国不仅紧紧围绕廉政建设，制定了不少行政监督制度和法规，大大加强了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还特别是注重发挥专门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除了上述监督外，党和国家还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法律监督、经济监督、舆论监督等，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这对杜腐防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抓大案要案，从严从重打击各种权力犯罪。大案要案对党的危害最大，给党造成的影响最坏，广大党员群众也最愤慨，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反腐败的重点放在大案要案上，建国初期，处决了腐化变质、贪污巨款

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在党内外起到了巨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针对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刹这个风，一定要从严从重。”“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党中央的精心部署，重点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明显加大。仅1993年至1994年，全国监察机关就立案95220件，结案81808件，其中县(处)级干部2220人，厅局级以上干部178人。1996年1月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5万多件，涉及县(处)级上干部5643件;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县(处)级干部3695人，地厅级以上干部321人。重点查处大案要案，一是对搞腐败和正在搞腐败的人可以起到极大的打击、震慑和警诫作用;二是可以起到教育人民、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鼓舞群众的斗志和勇气的作用;三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量。

(六)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建国以前，战争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党领导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夺取民族民主战争的胜利而进行的。40年代末，革命战争胜利在即，党的中心工作开始由乡村向城市、由战争向发展经济转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告诫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撞，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建国之初，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是主要任务，所以在“三反”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引导运动服务和服从于这个大局。毛泽东特别要求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要求各地“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由于“三反”运动注意了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从而使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不冲击经济;既有效地遏制了腐败问题，又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迅速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在60年代开展的“四清”运动中，虽然也有一些失误，但并未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冲击，主流还是好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建设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其它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反腐败斗争也不例外。邓小平就多次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打击经济犯罪、反对腐败现象作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和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江泽民也多次强调这一问题。他在中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的三项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这就从路线上、指导思想上保证了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一致性。由于正

确地处理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仅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也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非常丰富，总结这些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常抓不懈，警钟长鸣。过去党之所以能够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与党高度重视反腐败是分不开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反腐败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充分认识反腐败的长期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下决心不断抓出新成效，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新胜利。

(二)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积累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产生腐败的原因很复杂，孤立地进行某一个方面的治理是不行的，必须从严治标，着力治本，综合治理。既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抓大案要案，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防腐御腐能力;更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因为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是约束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规范，又是实施监督的准绳和依据，法律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更为可靠的途径;还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制约滥用权力，减少以至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倡廉取得更大的成效。

(三)必须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关键。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是一致的，经济建设为反腐败提供物质基础，反腐败斗争保证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二者相互促进，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中。反腐败斗争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又不能孤立地抓经济建设，必须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一起部署，一起实施，一起落实。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反腐败斗争的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应牢记党在反腐败斗争中两手抓、两手硬的成功经验，也要记取“一手硬、一手软”带来的沉痛教训。

(四)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是党能够战胜腐败的内在依据。建党90年来，党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纠正错误、克服缺点，揭露、消除腐败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力量、有能力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并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