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公共危机

关键词： 财务 会计 信息 政府

会计公共危机（精选十篇）

会计公共危机 篇1

政府会计要求提供和报送的财务信息公开透明, 对此各国政府、会计团体及国际组织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如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第34号准则公告, 要求政府提供对外管理讨论与分析信息、政府层面与基金层面财务信息和规定的补充信息等;张国兴 (2008) 指出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信息需通过财务报表和预算报表两个体系和综合文字说明来揭示和反映;常丽 (2008) 认为政府财务信息应由包括财务报表、报表附注和其他 (财务) 报告三个部分组成。

深入分析上述探索和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会计需要在会计核算边界、会计报告目标、会计核算基础、会计信息内容等方面及时加以改进;以全面收集、整理和反映并及时提供、报告和公开政府服务民众和执政管理等信息, 促使政府受托责任履职更加明确。

二、公共危机对我国政府会计改进的诉求

现代政府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公共受托责任, 作为终极委托人的社会公众所赋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权和筹集运用公共资源的决定权, 只有在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以最经济可行的方法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加以运用时, 才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公共危机成常态的背景下, 在其发生之前中后, 必然会牵涉到更多人财物资源的划拨、调配、使用以及相关成本费用的发生等, 这就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各种力量, 广泛运用各种方法去提供包括公共危机管理效率和公共危机资源使用效益等在内的信息, 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利益。围绕政府转型而得到职能和功效凸显的我国政府会计, 如要促使政府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加强支出成本管理、反映政府负债情况、防范财政风险, 更充分地披露政府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增加政府透明度, 更直接和全面地反映公共财务资源的来源与使用过程以及运营结果及政府行为的绩效;就必须改变现行以预算会计为政府会计的做法, 并改进其目标定位、核算基础和报告体系等。

同时, 由于我国公共部门长期缺乏理财理念, 没有把政府按照组织的发展战略目标来制定财政政策、确定资金筹措和分配与财政收支总额和结构;从而在政府资金使用上形成了一种“分蛋糕”式的分配模式, 缺乏会计和财务方面的有效管理。尤其在公共危机发生前中后, 如果政府会计没有针对政府及其相关公共部门的预警预防、应对处理和善后安抚等管理措施所投资源或所有费用等加强核算与监督, 以致其提供与报告的信息不真实完整或及时有效;那么将无法向公众交代清楚整个公共危机过程的财务收支状况、投入产出与效率情况、政府履责整体能力等, 政府的形象必将大大受损。因此, 伴随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始终以公共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身份去尽职履责, 政府会计必然需要及时提供相应的管理服务和信息支持, 通过改进现行的信息生成、传输、报告模式等, 极大程度地把其中的一些不足控制在能够接受的合理范围内, 克服其局限性、增加其有用性;以此确保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息质量和通畅, 免除政府在公共危机信息发布和利用方面的受托责任。

三、公共危机对我国政府会计改进的构想

(一) 界定政府会计的核算边界

1. 界定主体边界。

按照“会计主体是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的一般理解, 我国政府会计主体应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行政事业单位限制, 将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全部纳入, 这也符合会计国际趋同要求。尤其是公共危机的预防预警、潜伏爆发、缓解消除等方面所集聚、投入、耗费的大量资金或资源, 必然在政府的统一组织安排下有序进行, 就免不了政府会计对政府及其直接安排下的非营利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金资源情况加强核算、监督、反映和报告。可以说, 凡是与公共危机监控、应急、治理相关的资金流入流出与组织机构建设投入, 都该纳入我国政府会计的记录主体范围内。而我国政府会计信息的报告则以各级政府为主体, 地方政府对权辖下的公共危机资金或资源运行与管理情况按规定予以及时公开报告披露;中央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按“企业化”会计模式 (主要指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类大企业) 生产并产出公共危机信息后, 负责向全体民众作权威性、综合性的最后报告。

2. 界定对象边界。

我国政府会计核算对象的界定, 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将政府活动分为行政活动、权益活动和事业活动, 其中行政活动, 包括政府及其行政机构直接或间接运用财政资金而开展的政务活动;权益活动除了政府对各种公立企业之间的财政资金流动外, 还包括为公民正当权益保障所投入的社保资金、医保资金、救灾扶贫资金等;事业活动指政府以推进建设国家与民族复兴发展为事业时所开展的一些非营利性活动。以此确定的核算对象既可反映日常的预算管理活动, 又可反映不表现为预算资金收支的其他财务活动, 包括正常情况下的财政预算资金筹集、使用和管理, 非正常状态下的公共危机资金资源的投入、分配和耗费, 以及其中的绩效衡量等。

3. 界定服务边界。

早在1922年, 著名会计学者Paton博士就提到会计应服务于用户 (汤云为, 钱逢胜, 2006) ;1970年, 当时的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计原则委员会在它的第四号报告中也指出, “会计是一种服务活动, 其功能在于提供有关经济主体的数量化信息 (主要具有财务信息) , 旨在有助于进行经济决策”。因此, 针对公共危机, 我国政府会计必须按照“由顾客驱动的政府是能够提供多样化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的政府” (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 1996) 的公共管理理念, 积极转向为服务型, 其所服务的用户, 除了投票人或纳税人、投票人或纳税人的代表、政策制定人以及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中的管理者 (Mayston, 1985) 外, 还应包括社会一般公众, 他们同样十分关注危机中的各项信息, 尤其是其所捐赠或贡献的财产物资的使用情况。

(二) 厘清政府会计的报告目标

按照美国联邦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联邦财务报告目标》将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归纳为预算的真实性、运营绩效、受托责任以及系统和控制四个方面 (陈工孟、张琦, 2004) 的观点, 公共危机下的我国政府会计报告目标也需与此适应, 既要反映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的公共受托责任和履责中所有投入的运营绩效;也要客观、及时、全面、准确、权威地向社会公众提供有关信息, 帮助他们了解真相、做出判断、进行决策;又要对此过程和结果的系统控制情况加以揭示、解释和布达。

(三) 调和政府会计的两种基础

面对突发性的公共危机, 政府、大众媒体和公众以危机信息作为博弈的砝码;其中的信息隐匿与公开、媒体的失语与通话、公众的信息盲与信息通等, 既考量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管理力, 又警示和催动着政府必须更加多渠道、多形式、多时机地公开信息。因此, 我国政府会计应区分情况, 有理有利地调和运用两种基础, 即在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信息披露过程中, 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选择需符合预算管理不同阶段的需要而采用现金制基础、修正制基础与应计制基础, 现阶段应以现金制为主 (张琦、程晓佳, 2008) ;对于非预算部分, 只能采用财务会计的应计制基础, 如危机预防资金资源的投入、收到的捐赠或受助资金资源等, 以此使政府财务会计系统与预算会计系统互补, 适合公共危机条件下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受托责任和绩效等信息的多元化、多量化需求。

(四) 充实政府会计的信息内容

公共危机的常态化存在, 要求对政府会计的财务报告信息内容予以充实和明晰;并着重关注以下三个因素:

1. 公共危机的“公共”特征。

公共危机之“公共”, 既在于它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要造成重大影响或损失;也在于它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减损社会公共利益, 从而产生严重的公共问题;更在于它从预防、处理到善后等都需要动用“公共”的人、财、物, 都需要依靠“公共”价值观、“公共”推动力、“公共”责任心、“公共”使命感和“公共”和合力。而这些方面的信息生成和集成、采用和作用, 政府会计责无旁贷, 以全面的财务报告形式及时准确提供相关信息。

2. 公共管理的特别需要。

公共危机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核心主体地位 (蒋轶, 2009) , 这种核心主体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是为实现和维护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的目标、注重公共资源分配与使用效益和政府执政业绩与行政成绩而存在、发展着的;而要对这些目标和绩效通过描述、确认、记录、计量和披露报告等来真正说明目标的实施实现程度、绩效的高低好坏情况, 就需依靠政府会计去探求真实、说明真相、反映过程、评价结果。但是, 一直以来, 政府会计系统在政府财务状况、政府履责整体能力、投入产出与效率以及成果 (或效果) 等方面的政府绩效报告仍无法提供有助于评价政府完全责任所需的各种信息, 如因政府失责导致的危机或损失、政府失控波及无辜人员伤亡等。这就需要进一步改进政府会计信息报告与披露的时间、方式、范围等, 以确保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与优质性、信息传播的顺畅性与时效性、信息供需的协调性与有用性等。因此, 公共管理、公共危机治理的“公共性”特征与政府会计信息日益“公共性”的要求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它们都共同为着反映和强化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表现和推动着政府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与保全。政府对其实施公共管理尤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信息核算、监督和反映等职能并非虚拟的、形式的、盲目的, 而是蕴含于政府会计服务于政府公共管理的全过程、各方面。

3. 社会公众的意识觉醒。

公共管理要维护好和发展好公共利益, 需要借助作为反映政府财务活动信息系统的政府会计向社会公众各方提供真实、完整和充分的信息, 包括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信息;因为会计信息既是报告受托责任的重要手段, 也是减少外部使用者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手段。随着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 社会公众的权力意识、法律意识和参与意识明显增强, 公共危机管理中社会民众对权威、公开和及时信息的需求日益强烈, 要求政府会计对公共危机管理中事前预警投入、事中发生的直接财政投入和间接社会投入、事后的善后投入等及时形成信息, 并及时公开报告, 便于会计信息需求者或使用者对政府所从事的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活动进行过程监督、绩效评价和民主决策等。

综上而论, 在公共危机下, 我国政府会计应通过政府财务报表及其附注、政府其他财务报告和其他非财务报告等形式充分揭示有关公共危机预防预警的预算资金的初次信息、调整信息、执行信息和决算信息, 以及公共危机资金资源筹集、投放、耗费和收入、结余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数据信息与非数据信息、货币性和非货币性、定量信息和定性信息、历史性信息与预测性信息和反馈性信息等;应能够满足信息需求者或使用者对财政预算符合程度、政府财务运营成果、政府服务情况、政府履职担责能力尤其是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履职担责能力等方面的认知、判断、评价和利用需要。

四、结束语

科学的危机管理是政府成功管理危机的关键, 公共危机的科学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 (赖英腾, 2008) ;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及其会计在危机时期要及时、准确、充分地向公众公布信息, 保障公众在危机时刻的知情权 (陈楠, 2008) 。我国政府会计要彰显政府服务民众的职能, 就需要转为服务型会计, 正确记录、全面核算和充分反映政府筹集和安排使用资金的过程和结果;更需在公共危机中凸显其功能与作用、强化政府对市场主体的产权保护和对市场个体的权益维护、协调社会经济有关各方在危机和非危机状态下的和谐关系、提供为保障国民安居乐业的公共产品服务、通过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来缓解利益社会的失衡情况。因此,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在和谐社会建设框架内, 在充分考虑国外先进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时, 我国政府会计必须在会计信息服务、会计运作机制、会计目标设计、会计报告体系等诸多方面及时改进;最终实现政府会计“为民服务、为民负责”的信息传递和保质目标。

参考文献

[1]张琦, 程晓佳.政府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适度分离与协调:一种适合我国的改革路径 (J) .会计研究, 2008 (11) .

[2]姜宏青.公共部门理财学科的兴起与建设 (J) .会计研究, 2008 (08) .

[3]李建发, 张曾莲.基于财务视角的政府绩效报告的构建 (J) .会计研究, 2009 (06) .

[4]张霞.中美政府会计比较及其启示 (J) .财会通讯, 2003 (08) .

[5]葛家澍.财务会计理论研究 (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6]史玉成.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J) .法律适用, 2009 (02) .

[7]朱福兴, 上官敬芝.论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的影响分析 (J) .财会通讯 (学术版) , 2008 (10) .

[8]张国兴.关于构建我国政府会计体系问题的研究 (J) .会计研究, 2008 (03) .

[9]常丽.新公共治理、政府绩效评价与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的改进 (J) .会计研究, 2008 (04) .

如何处置公共危机 篇2

如何处置公共危机

如何处置公共危机 公共危机是指一系列中止和平进程和瓦解正常经济生活秩序的事件。公共危机具有公共性、突发性、紧急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点。处置公共危机首要的任务是：在紧急状态下建立秩序，稳定公众，维持经济社会系统正常运转。在危机管理过程中要重点把握好四个原则。一是时间性原则。公共危机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危机发生后，政府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动员力量，组织资源，维持秩序，避免危机一系列负面现象发生。二是效率性原则。公共危机具有蔓延性，如有半点懈怠和迟疑，公共危机有可能迅速向相关领域扩散，引发更大的破坏，造成更大的影响，因此处置公共危机必须快速反应，迅速组织动员力量，控制局面，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害。三是协同性原则。公共危机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卫生、交通、公安等众多部门协同配合，整合资源，统一指挥，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在减少损失。四是科学性原则。主要是针对由于工业技术而引起的灾害和因自然灾害引起的危机事件。处置这类危机，应稳妥处置，坚持科学性原则，尊重和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按照技术操作规程，科学、有序、稳定地解决危机事件。

公共危机与治理挑战 篇3

在网络时代，任何人和机构都有可能被置于聚光灯下，成为焦点。

大连PX事件、故宫“十重门”事件，红十字会与青基会的“美美”困境，起因不大相同，但后果同样严重。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件，引发了不同的公共危机，而各个部门与管理机构的应对之道看起来五花八门，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换言之，无论是经济发展命题的设定，还是公共文化机构的运行，再或者是公益慈善机构的一举一动，都已经不是单一政府部门、某一机构能独自享有话语权、操控权的时代，民众在这些涉及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每一起事件上的集体发声，都在显示社会发展和变革所带来的进步，而把握和理解这一社会心态，调整和改变社会治理的方式，正在成为新的执政挑战。

这种挑战事实上是多重的。首先是对各级政府执政、治政、理政能力的挑战。传统的管理思维，程序化的处理方式，僵化的语言沟通，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民众的渴求。

如何面对这种挑战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寻求治理之道。“十二五规划”中单独把“社会管理创新”独立成章，显示中央高层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创新社会管理不仅需要理念，更需要行动。如何把利益协调机制、公平博弈的规则机制、市场法治体系机制综合起来，是每一个想要解决公共危机的政府部门都需要思考的事情。

因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建设的转型必须提上日程。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果经济的发展没有惠及民生，如果改革的成果没有得到共享，如果社会的公平问题没有整体解决，社会各阶层就会因不同的不平而产生共同的怨气，而由此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就会汹涌澎湃，不可阻挡。

更要看到的是，在若干年的沉淀后，业已造就了一批逐渐适应现代社会，并具有公共意识的中国新人。他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命题，对于公共事务的构建，对于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等方方面面的议题，都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有着共同参与的迫切需要。这种来自一个群体的心理变化，需要得到主流社会的正面回应。

事实上，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指出，要“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培养公民意识，履行公民义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 现在需要做的，则是当公民意识出现时，各部门及机构如何做好让民众依法有序参与的准备，使之朝良性的方向发展。

公共危机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重塑 篇4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公共关系,政府管理

全球化背景下, 社会分工协作的加深使得人们很难作为一个原子化的单独个体而存在, 任何个体或组织都处于极其复杂的公共关系中,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活动也是以公共关系为依托而实现的。政府公共关系已经成为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为政府有效处理公共危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思路和方法。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时, 政府积极主动地进行有效公关能够加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联系, 调动各方力量解决危机, 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危机公关

政府公共关系之于一般公共关系强调政府是公共关系的主体, 政府公共关系是指政府通过各种公关媒介技巧等与社会公众进行双向沟通协调, 塑造良好政府形象, 最终实现对社会公众事物有效管理的一种具有管理倾向的活动。

政府危机管理下的公共关系又称为政府危机公关, 政府危机公关与危机管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政府危机公关视为贯穿危机管理始终的重要步骤过程。在政府公共关系中, 政府与公关客体即社会公众之间更多的体现着平等的地位。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与公众进行双向沟通协调, 引导公众合理有序参与, 政府的公共关系活动是一种软管理模式, 在危机管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良好的危机公关可以尽可能规避与公众出现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以及舆论上的被动局面, 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各种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 增进彼此间的互信、协调与配合共同治理危机。

二、当前我国政府危机公关面临的困境

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管理起步较晚, 随着改革的深入愈来愈面临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具体来讲有以下四个方面。

1. 政府危机公关的认知误区

政府公关关系的主体是政府, 目前各级政府尚未充分认识到政府危机公关的重要性。具体表现为:一是不够重视自身形象的塑造以及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缺乏回应性;二是政府缺乏公共服务的热情以及动员公众参与的意识;三是政府缺乏对于大众媒体的合理引导, 抱有排斥畏惧心理, 过于谨小慎微, 单纯依靠政府单方收集发布信息。

2. 公关客体的复杂化

社会公众是政府公关的客体,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公众的利益诉求多样化, 政府面对的社会公众是以一定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利益集团, 这些团体的利益既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别性。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发展, 公众参政议政积极性的提高, 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活动更为敏感, 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进一步加强。

3. 现代传媒对政府危机公关的冲击

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先进移动终端塑造了一个人人皆媒体的传播环境, 社会公众信息获取传播能力大大增强。新的传播媒介使得传统的政府公关手段效用逐渐减轻, 传统上政府在信息上的不对称优势也进一步丧失。

4. 危机公关体制机制的缺失

由于我国政府公关主体意识的缺位, 各级政府鲜有将公关活动定位于持续深入构筑与社会公众平等和谐关系的一个过程。因此无论部门机构的设置还是制度设计上都没有就政府公关做出专门的安排。具有公关性质的机构分散于政府的宣传、调研、民政、信访等部门, 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沟通机制。

三、公共危机下政府公共关系的重塑

1. 转变管理理念培养政府公务人员的危机公关意识与能力

第一, 政府工作人员应树立全员公关思想, 把政府公关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管理哲学应用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政府公共关系的成功有赖于组织各部门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协同努力。因此, 政府公务人员是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维系的纽带, 代表着政府和国家, 其言行举止都影响到政府的形象, 在日常工作中应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公众的理解和认同。

第二, 政府机关营造组织内部浓厚的公关文化。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内化的最高形态, 是政府公关有效进行的内在动力。公关文化作为一种内生机制能够促使政府转变管理理念, 更加关注政府的外部形象和声誉, 更加注重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 从根本上增强政府危机公关能力。

第三, 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危机公关能力。现代政府公关作为一门管理科学, 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规范性。这就特别需要推进相关培训工作, 加强典型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演练, 增强每个公务人员的危机应对能力。此外应合理安排政府公关人员, 根据公关人员的知识、年龄以及性别结构层次进行合理分工, 提升整体公关能力。

2. 公关客体的培育和组织

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 人们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 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 公民的个体意识和参与意识逐渐增强, 我国的公民社会发展迅速, 社会阶层结构日趋多样。民间组织在利益表达、权利维护、政治参与、协调互动等方面作用更加明显。有限政府的价值取向使得政府不再是危机治理中的唯一主体, 政府需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努力扩大公民参与。政府应该认识到民间组织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假如没有一个组织化的参与, 可能形成的就是公意、公愤或群体性事件等, 这些很容易造成秩序的混乱。

在公民社会发展、参与性日益增强的环境下,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有利于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应对危机带来的危害。政府危机公关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危机过程中促使利益表达的规范化, 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一是充分调动各类社会力量如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共同治理公共危机。政府开展危机公关一方面培养群众的政治参与知识和能力, 积极进行交流沟通, 引导公众有序参与, 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非政府组织作为切入点, 通过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凝聚和提炼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与政府进行有效的对话加快问题的解决。在危机治理过程中, 由于非政府组织独特的自身定位以及专业化的职能, 使其能够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

3. 现代政府公关媒介的运用

首先, 以新闻发言制度为中心, 全面整合传统的政务信息发布渠道, 完善危机信息发布机制, 确保信息的准确请、真实性和时效性。目前我国的新闻发言制度并没有作为一种通畅社情民意的常态化途径而存在, 而且常常出现部门间口径不一的现象。文章认为应将新闻发言制度与传统信息发布渠道有选择的进行整合, 同时加强内部协调和管理使其成为政府与社会进行信息交流反馈、政策咨询、政务公开、问计于民的常规化平台。此外还应健全新闻发言制度的监督职能和权限设置, 明确其法律效力和责任以保证发布信息的权威性有效性, 加强政府内部以及大众传媒之间的上下沟通与反馈, 特别是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促使各部门通力合作提高效率。

其次, 提升政府网络公关能力。网络高效的促进了信息资源的充分交流与整合, 大量网络虚拟社区如微博、微信、博客等为公众构建了新的沟通平台。面对网络社会的冲击, 政府应主动出击, 积极利用网络与社会公众进行广泛沟通交流, 把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 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遏制流言的滋生和传播, 增强政府活动信息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合理引导网络舆论导向, 疏导公众情绪理解其利益诉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引领公众参与决策, 做到有的放矢。通过新型传媒网络, 公众将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参与政府的危机管理, 因而政府应以积极的姿态, 有效引导公众参与危机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网络普及使得信息的透明度、传播力大大增强, 政府积极开展网络公关能够进一步了解社情民意, 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充分利用网络的先导作用进行疏导和解决。

4. 加强政府危机公关的体制机制建设

不确定性使得危机的预防和处置单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应付, 对于政府而言, 如何建立起一个全面的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 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最大挑战。政府应该努力构筑一个凝聚整合社会力量的平台与机制, 实现由政府管理向协同治理的治理方式的转变。就目前情况来说, 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在控制行政成本的前提下整合现有的危机公关职能部门成立专门的危机公关管理机构。

危机公关部门的设置应本着精干、统一、效能的原则, 在政府各职能部门设立专业化的公关联系人员, 在政府内部形成以专门公关管理机构为核心以各部门专业公关人员为节点的立体化、多维的网状组织模式, 利用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提高部门的组织化程度, 做好平行机关、上下级之间以及与社会公众的双向沟通和协调。同时政府应及时培养和吸纳专业的公关人才, 也可以利用非政府组织、专业公关公司、高校等体制外组织力量组建研究机构参与政府危机公关。当然危机公关系统也要围绕危机治理中危机的预防、爆发、治理、善后四个阶段建立充足的预案和储备资源, 在常态化的公关活动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完善预案积累经验提高危机应对能力。一个高效的危机公关系统能为政府创造无可估量的价值, 通过加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合作把危机治理的网络扩展到每个公民身上, 实现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 追中创造出高质量的政府绩效。

参考文献

[1] .周晓丽.论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的治理.理论与实践理论月刊, 2008 (5) .

[2] .[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公共危机 篇5

一、公共危机时公信力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

（一）公信力概念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因此，政府公信力程度实际上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的评价。

（二）公共危机概念

公共危机即公共性公关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社会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其包括自然地质灾害，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群体事件等。它具有突发性，政治性，不确定性，紧急行，扩散性的特点。

（三）公共危机时公信力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

1、政府公信力影响危机的处置效率

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涉及面广，持续性长，危害性大。由于政府自身在资源禀赋，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的各种先天性的局限性，无论是在危机发生后的灾害救助，恢复阶段，还是在前期的危机预警，监控阶段，都需要有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集中民智民力来控制和战胜危机。因此，当危机来临时，是否能够第一时间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否能够动员社会的一切力量，就成为政府的重大使命之一。同时面对危机，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还可以在心理上减轻，避免民众的恐慌，并激发起民众战胜危机的强大精神动力。

2、政府公信力影响危机的发展态势

危机的发展态势是不确定的，但是除去不可抗力因素，政府自身的公信力也会对其产生影响。首先，如果公众政府缺乏信任，就会对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产生怀疑。其次，如果政府缺乏公信力，公众对政府的政策措施还会产生抵触情绪。再次，一个缺乏公信力的政府，还会丧失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3、政府公信力影响危机中的信息沟通

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可以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迅速报道信息，消除谣言，稳定人心。但是，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公信力，那么，它的信息肯定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反而引起社会的混乱。近年来发生的群众聚集突发事件，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公共危机过程中听不到政府公开的声音，极易使信息经过非行政渠道迅速传播，不利于稳定人民的心理预期，不利于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现阶段公共危机时政府公信力缺失现状

政府公信力弱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学者乔治·弗雷德克森所指出的，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膨胀，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观上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

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超越地方政府的上访问题越来越多，即便是到本级政府上访也多表现为群体上访。而一个比较极端的表现是由个案容易引发成达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事件发生，都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绝大对数参与者与最初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群众不相信当地政府，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发泄过程中

通过手机短信，网络传播信息，利用群众盲从的群体心理散步谣言，蛊惑更多民众参与，甚至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小康》联合唐楷对“政府信任程度”调查显示，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地方政府，认为很多地方政府存在着“隐瞒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大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这大大影响了政府形象。另有资料显示，200年至2010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作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与2007年得79.3%相比，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以上种种数据，事例充分说明了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尤其是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中缺失的严重性，而政府公信力缺失在地方政府中表现尤为明显。

三、现阶段公共危机时政府公信力缺失原因分析

（一）政府职责履行不力

一方面政府在危机的过程中处置不力，或者指挥不当，或者不依法行政，滥用权力。在湖南嘉禾事件中，当地政府公开打出这样的标语“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是典型的政府滥用公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在危机当中不作为，还会引发更加严重的事件，比如瓮安事件，因为政府信息不公开，当地政府在最初出的时间的不作为，再加上长期积怨的矛盾的爆发，使得上万人烧县委县政府，损失惨重。

（二）公共领导者的危机管理素质不高

从目前各级领导干部处置和应对公共危机的现状看，在领导者的危机管理意识，能力及作风方面，仍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1、危机意识淡薄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领导者满足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公共危机意识相当淡薄，缺乏快速感知与反应能力，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甚至造成局面失控。

2、危机处置不当

我国一些地方或部门的领导者缺乏综合型，复合型，高技能的危机决策能力，在复杂形势面前束手无策；处置危机事件的方法单一，不注重危机的预警和预防，更忽视善后和总结，总是被动式地处理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3、失职，渎职，以权谋私

较之危机意识淡薄，危机处置不当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领导干部的失职，渎职，以权谋私。

（一）危机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1、应急预案形式化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危机管理预案仅仅是锁在抽屉里准备应付领导检查的文体，不具备操作性，致使危机到来时预案根本不能发挥作用，仍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的现行行政机构。

2、应急预案不健全

从2008年南方雪灾可以看到，我国五个关于自然灾害救助的国家应急专项预案和国务院各部门及地方的107个预案中，没有国家级的雪灾专项预案。引发大规模电网瘫痪的冻雨还尚未列入气象预警的范围之列。

3、缺乏对复合型公共危机的应对措施

现行的地方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大都是按照“一个灾种，一个法规，一个部门，一支队伍”的要求设置的，所以面对复合型危机的出现，往往会显现出单一作战，分散行动，配合不力，保障不够的弊端。

4、预案和法律两层皮

在危机管理中，现行的应急预案制度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协调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两层皮”的问题。比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与《突发事件应对法》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的含义就存在着不一致的部分。

5、公共信息披露机制不畅

存在政府机关，公众与媒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甚至存在政府部门故意封锁危机管理相关信息的情况。公共危机传递不畅，一方面很容易在社会上引起**，滋生谣言，另一方面也会极大地影响危机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加深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

6、公共危机的评估机制乏力

一方面，各级政府领导干部业绩考核仍侧重于常规性工作指标，虽有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但缺少综合指标体系考评，致使危机管理的奖惩乏力，影响了领导干部提高危机管理能力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在危机善后处理过程中，疏忽对危机处置过程的总结和评估，致使同类危机事件不断重复发生，领导干部的危机管理能力仍不能得到有效提高。

四、政府公信力在危机事件中的重塑

所有的危机都意味着转机，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府来说，把危机当作机会，是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尤其是政府运作机制已倍显陋弊，需要痛下决心予以革新。政府在控制危机的过程中，将危机装变为动力，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积极塑造和创新政府公信力。

（一）转变政府行为方式，建设服务政府

政府要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树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身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坚持公正执法，信息沟通，并承担着相应责任，努力建设政府部门服务质量和效率。

1、建设诚信法制政府

要加强度舆论的引导和对媒体的管理，要坚持信息公开原则，建立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不要让“空头政策”影响政府形象，要加强兑现对民承诺。要坚持依法行政，不要让人治代替法制，要围绕建设法制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立法，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行政法律责任机制。

2、建立勤政廉洁政府

（1）不要让腐败腐蚀了政府

要加强反腐工作力度。要将反腐工作作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大事来抓，大力加强勤政廉政建设，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惩治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并从制度上抑制腐败。不给腐败发生的环境。要加强行政审计监察，敢于揭露问题，处理问题，树立廉洁政府形象。

（2）不要让不正之风泛滥，要加强政风建设

要推行公共服务承诺制，建立政府信用评价机制，实施连续性的政府信用民意调查，将诚信记录作为公务员考核、任免的依据。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要把诚信建设纳入单位的廉政建设范围之内。

3、建立社会参与机制，推行信息公开和透明政府理念

建立财政资源动员机制和物资储备机制等，另外重视引导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配合，都是政府公信力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重塑与创新的表现。

公开政务，公开政情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公开与透明中才有利于社会的参与和社会的监督。强调政府公共服务中的公开和透明，就是要打破传统体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以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并且发挥重要作用。

4、培育市场观念和有限的政府理念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而引起的资源配置，利益格局，社会组织，思想观念的全面改革，我国政府也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趋势而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树立其市场和有限政府理念。

（二）大力加强公共领导者的危机管理素质建设

作为危机管理领导力中的主导因素，各级公共部门的领导者应大力提高自己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1、公共领导者应增强危机意识

增强危机意识，要求各级公共领导者要本着对党和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清醒认识领导环境的复杂性，做到居安思危，见微知著，防患与未然。

2、公共领导者应大力提高危机管理能力

公共领导者的应急管理能力体现在公共危机事前、事中、事后四个过程。每个过程都需要相应的能力。

（三）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完善的危机管理体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组织保证。从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在“一案三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逐步走上了科学，规范，合法，有效应对危机的道路，但就实际应用来看，仍须不断完善。

1、完善应急预案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突发事件应对的原则性方案。目前，全国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横向到位，纵向到底”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2、完善预案管理体制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但应急管理体制仍不够健全，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健全联动体制。二是增强综合协调功能。三是建立资源库信息库。

3、完善应急管理机制

我国应急机制应做到：使危机处置的程序，步骤更加细化，更具可操作性和可行性；使得各部门的责任更加明确、具体，而又能互相协作联动，使用科学先进的工具和方法进行危机的监测和处置。

4、完善应急管理法制

应出台《紧急状态法》，弥补《突发事件应对法》，缺乏对特别严重的“公共紧急状”进行立法的不足。修改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进一步增强其操作性。完善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应的配套制度和细则。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机虽然不可避免，但危机却是可以管理的，有效的危机预防可以减少危机的发生，积极地危机应对则可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会计公共危机 篇6

一、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 政府是信息公开的承担者。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 知情权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危机来临时, 危机会对社会运作体系、生命财产安全产生威胁, 一般公众很难对危机做出全面的分析, 大多都会倾向于将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归结到管理部门, 要求获得及时的、真实的信息反馈。因此建立公众沟通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政府就是完备的信息沟通和管理机制的建设者。

第二, 政府是危机处理的指挥者。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上, 政府能组织力量建立突发公共危机应急反应机制, 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管理系统, 将各部门协调制度化, 以保障各个部门及各级领导者能在第一时间对危机做出判断, 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政府危机管理的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潜在伤害, 控制危机局面, 尽最大可能保护民众安全并维护社会安定。

第三, 在危机中突显“服务型政府”本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 政府正从一个“无限管治”的统治政府转变成一个“有限责任”的服务政府。面对纷繁变化的世界, 不可预知的复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随着市民社会力量的增强, 政府应积极寻求公民社会组织承担公共管理, 通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公共管理活动。此外, 政府还应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二、提升政府领导者公共危机管理领导力的途径

能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 不仅在于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更在于政府部门的领导者提升其领导力, 加速政府部门正常有效运转。政府领导干部作为公共危机的应对者, 应着力总结应对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 不断提高应对危机管理的能力。加强领导干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 必须以需求为导向, 以科学的培训方法为指导, 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公共危机处理能力的培养:

1、提升危机意识。

美国著名危机管理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说过:“预防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者, 首先要有危机意识, 应在危机尚未来临时预测危机, 应明确风险与危机识别不能满足于一次性活动, 而是要经常动态地进行以应付不断变化的形势。

2、建立预警机制和危机识别体系。

领导者应及时收集各种信息, 并对信息进行分析、辨别, 预先制定科学而周密的危机应变计划, 对危机的后果事先加以估计和准备, 敏锐地洞察危机中隐藏的机遇, 为危机处理赢得主动。

3、强化危机处理能力。

危机治理往往有多种思路, 要针对具体情况综合运用系统理论、最优理论等多种思维模式, 沉着冷静地抓住主要矛盾;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要不断完善解决方案, 尽可能把危机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政府高官在危机发生后应立即亲临现场, 安抚受害者和相关工作人员, 激励工作人员的士气。

4、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在信息化的时代, 危机管理要保证信息的传递准确、及时, 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 通过网络、媒体等多种渠道获取公众支持, 强化沟通与媒体管理, 树立良好危机形象, 从经济、社会、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

5、实现危机管理法制化。

危机管理的法制化能详细规范在紧急状态时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以保障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充分、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 同时也很好地限制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 保护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权利不因紧急状态的发生而遭到侵害, 从而提高危机管理效率, 减少灾害损失。

6、提升善后处理能力。

善后处理要力争高效、公正、公平, 保持政府的公信力。推行事故问责制和引咎辞职制, 及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经济甚至法律责任。所谓“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政府官员通过举一反三, 改革现行管理制度和机制并从根本上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 能杜绝类似危机发生。

总而言之, 公共危机管理需要提高领导者危机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需要完善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 把危机的风险管理整合到政府和社会的日常管理中, 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应对复杂局势能力的必经之路。

摘要：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的今天, 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在社会公共危机处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政府工作驾驭者的政府领导在公共危机处理方面亦有巨大作用。为了成为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领导者, 为了能把公共危机的损害降到最低, 为了社会政治、文化的稳定, 政府领导者的能力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领导力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希斯, 王成等译, 《危机管理》,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

[2]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年9月第二版;

会计公共危机 篇7

关键词：网络,结社,公共危机管理

一、引言

(一)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2012年6月底, 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39.9%, 其中手机上网比例增长至72.2%, 成为了中国网民最重要的上网方式。其中使用微博的比例已经过半。而手机微博用户数量由1.37亿增加到了1.70亿。手机网民中, 移动微博排在手机即时通讯和手机搜索之后的第3大手机应用。

除了数量众多的用户之外, 微博在对舆情的影响力上也显示出了巨大的能量。人民网的一份报告显示, 微博已经在公共事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报告以2011年10月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遇害事件为例, 该事件最先在天涯社区披露, 舆论主阵地却很快转移到了微博。

事实上, 在网络社会中, 政府本身的危机管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由于过去政府及公务人员行为的失当或危机管理手段的落后, 政府的公信力已经受到了不小的质疑, 而受到公权力强势监管的运营商, 其公信力受此牵连也会大打折扣。网络社会中迫切需要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第三部门的一类组织参与到公共危机管理当中。

笔者认为, 当具有一定特长的普通网络用户聚合在一起, 可以起到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组织相同的作用, 在这里笔者称之为“网络结社”。本文将尝试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角度分析网络结社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角色。

(二) “网络结社”及之概念界定与现状

笔者在本文中将网络结社的概念界定为“发源自网络平台, 主要活动范围在网络空间, 或通过网络影响外部社会, 满足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组织性、公益性、排除特性等特征的民间网络组织”。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 网络结社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通过对几个重要因素的分析, 笔者认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 起到重要作用的网络结社组织有以下两类, 见表-1:

A类结社出现的情况是:公共危机由政府和民众的冲突造成, 危机中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无法很好地进行危机管理。在这种情况下, 则需要具有普遍公信力的观察员对事件进行调查, 挽回官民之间的裂痕。能够扮演此角色的是一些具有一定威望, 政府与公众都能接受的知名人士。此类结社的影响力来源于其组成成员的个人影响力, 待事件结束, 结社即告解散。

B类结社的产生通常与特定社会事件无关。B类结社是在互联网络得到发展后, 一些具有相同爱好的人集合在网络平台中相互交流。其中的一部分社团逐渐产生了回馈社会的想法, 而网络的发展也提供了它们所需要的条件。如果发生的社会事件涉及了某些专业知识和技能, 相对应的此类组织就有可能加入到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之中, 扮演一定的角色, 它们的身份也从作为一定群体相互交流的“兴趣型”组织转变为带有影响社会的使命的“结社”。而由于这些组织的非政府、非营利特性, 民众也更倾向于选择相信它们。

二、案例分析

本文研究“躲猫猫事件”中的公民调查委员会和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件引发的谣言危机中的“科学松鼠会”这两个案例, 比较A类与B类网络结社在不同性质的公共危机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案例一:公民调查委员会与“躲猫猫事件”

2009年初, 中国云南省玉溪一男子因盗伐林木被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中突然死亡。当地公安机关给出的“男子因与室友玩‘躲猫猫’游戏时, 遭狱友踢打, 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致死”的答案没有得到死者家属和大部分网民及媒体的接受。

在外界的质疑下, 云南官方决定组织网友组成调查委员会, 调查事件的真相, 最终调查委员会规模为17人, 其中相关部门人员4人, 媒体代表3人, 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8人。

值得注意的是, 被列为“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的8人中, 有2名专栏作家, 3名网络媒体工作者, 他们因为自己的职业等因素,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调查委员会成员们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 在工作过程中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甚至委员会的产生也是由政府发起的。体现了A类结社的典型特征。

尽管在人民网舆情中心的分析中, 达到34%的网络言论认为网友参与调查没有意义, 但在公民调查委员会的参与下, 案件确实得到了重新处理:死者被确认是被狱友殴打致死, 凶手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当地数名官员分别遭到了免职、记过等处分, 还有有责任人被辞退。

(二) 案例二:“科学松鼠会”与“核泄漏危机”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漏后, 自3月16日起, 由于民间盛传的“碘防辐射”和“海盐被污染”等谣言, 中国大陆开始出现抢盐风潮, 导致盐供应一度失控, 形成了一次公共危机。

这次谣言风潮分为三个阶段:1、常态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 谣言围绕核泄漏本身, 夸大了核辐射的影响范围。2、变型阶段, 此时的谣言焦点转变为核辐射的预防, 食用碘盐预防辐射的谣言在此时产生。之后爆发了大规模抢购食盐的行动。3、辟谣阶段, 作者关注了官方微博、微博管理员和名人微博的行动。

事实上, 以“科学松鼠会”为代表的B类网络结社在这次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该组织由科普爱好者组成, 活动以进行科普写作、组织科普实践为主, 旨在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由此可见, 该组织是典型的B类结社, “华语青年科学传播者”构成其加入门槛;它们并不因为公共事件而产生或解散, 而是有较为稳定的活动;其成员的通常都以“科学松鼠会会员”为第一身份;成员构成限制在科技领域, 而不是知名度;公共危机管理并非其组织主要目标, 而只是其主要目标——普及科学知识的副产品。

在此次事件中, “科学松鼠会”在旗下网站“果壳网”接连发布辟谣文章, 从科学角度揭露谣言的谬误之处, 并进行防辐射的科普教育。并在微博对各种谣言进行逐一反驳。

三、研究发现

(一) 网络结社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1、作为政府公信力的补充

当今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中, 政府依然是唯一拥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 但政府的公信力的严重不足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而网络结社起到了补充公信力的作用。

区别是在A类结社中, 舆论的强烈质疑使政府希望在公共危机中引入第三方, 以弥补其公信力的不足, A类结社的公信力既来源于成员的身份, 也来源于政府的塑造, 即至少形式上强调其独立身份。而在B类结社中, 政府并没有主动将其引入公共危机管理, B类结社参加到公共危机管理中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本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其成员被关注、被认同的需求, 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更接近于NGO。而他们的公信力来源则是其专业知识, 而B类结社的主要组织目标与政府的目标不完全重合, 也使得公众更愿意相信他们不会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为了避免恐慌而隐瞒真实信息, 这也是B类结社最重要的公信力来源。

2、成为推动政府改变自身的外力

汉语“危机”二字, 意味着“危险+机遇”, 公共危机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 也可以成为政府改善自己的机遇。但由于官僚体制的僵化和盘根错节, 即使上级部门在试图改变下级部门的一些行为的时候也会显得吃力。“躲猫猫事件”中, 在公民调查委员会的干预下, 第一份调查报告被推翻, 避免了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直接冲突, 使得相关责任人得到了处理, 还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了关于监狱管理制度的争论,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司法的进步。

(二) 问题与挑战

1、被体制化的风险

网络结社已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实际参加者, 但也存在被纳入体制内的危险, 最终导致它们失去公信力的来源。体制化的风险存在以下可能:

(1) A类结社:如果组织从产生开始便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 那么它的成员很可能受过政府的筛选, 倾向于依照政府的意愿行事, “躲猫猫事件”中公民调查委员会就受到过这样的质疑。另外, 由于调查团成员大多非专业人士出身, 其存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有可能在政府的安排下做出政府所期望的判断。

(2) B类结社:此类结社从创立开始便保持着对体制的独立性, 但也存在被体制化的可能。由于本身掌握资源稀少, 面对政府的直接命令, 此类组织没有抵抗的能力。更有可能的是, 它们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并获得了政府的实际支持, 产生了对政府的资源依赖, 而倾向于按政府的意愿做出判断。

2、被反体制化的风险

这种风险更可能出现于A类结社中。A类结社理论上具有尴尬的双重角色, 既是独立的调查者, 又是政府和网民之间的桥梁。其中的成员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普通网民, 或是某些网民群体的“意见领袖”, 其权威的来源便是该网民群体的信任和拥戴。正如此类组织有可能被政府所挟制, 它们同样可能被一些网民群体所挟制。对于一次公共事件, 不同的网民群体往往在调查之前便具有了预先的判断。在“乌合之众”现象下, 网民群体容易陷入一定程度的偏执。面对原本支持自己的网民群体, “意见领袖”们不得不考虑表达自己所属群体所能够接受的观点。因为很大一部分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他们更倾向于做出对政府不利的判断, 并影响调查团的成员的独立性, 这里称之为“反体制化”。

3、影响领域有限

这种情况在B类结社中尤为明显, 以核泄漏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思想上的恐慌情绪, 二是公众行为的失常, 如抢购食盐。前者的主体是全体公众, 后者的主体以家庭主妇、股民等为主, 年龄层次偏高。

“科学松鼠会”在平息网上的恐慌情绪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鉴于微博的使用者和“果壳网”的受众以年轻人为主, 对于构成行为失常的群体影响力十分有限。因此网络结社对于公共危机中现实行为的影响还十分有限。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第30次) , 2012

[2]祝华新, 单学刚, 胡江春.2011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R], 2011

[3]来源:人民网舆情频道, 《云南看守所“躲猫猫”事件》, http://yq.people.com.cn/HtmlArt/Event277s1.htm

[4]郭雯.解读微博在谣言传播中的两面性——以新浪微博“碘盐事件”为例[J].新闻世界, 2011;6

[5]来源:“果壳网”官方网站

公共危机审计理论框架探析 篇8

一、公共危机审计研究现状

国内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孔繁建 (2004) 提出了设置重大突发性事件专项资金的必要性及其审计的目的。刘洪波 (2008) 探讨了救灾物资资金审计的要点及措施, 指出要通过收集资料证据、深入现场盘点核实、调查访谈、接受举报、问询、请求专家帮助等方法来获取审计证据。梅丹 (2008) 认为应围绕救灾款物的来源、分配、使用和发放等关键环节开展救灾款物审计, 坚持事前审计和事中审计相结合, 及时进行审计结果公告, 开展专项审计调查, 积极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华金秋 (2008) 阐述了抗震救灾资金审计的必要性、目标、主体、基本原则、要点、技术方法、证据、报告以及开展措施。吴加录 (2008) 分析了抗震救灾款物的审计工作措施及成效、应急体制存在的体制和机制缺陷, 提出了解决应急体制缺陷的对策。王国权 (2009) 就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提出了全过程跟踪审计的重点, 主要包括项目准备阶段跟踪审计和项目建设实施阶段跟踪审计。王中信 (2009) 指出全过程跟踪审计是审计机关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审计的最佳方式, 该方式与常规审计方式存在冲突。张林军、刘西林 (2009) 从社会突发事件的基本概念、特点和构成等方面入手, 结合社会突发性危机事件的项目审计实践经验, 提出了紧急项目审计管理策略及其实施措施。李晗、张立民 (2009) 运用审计免疫系统论和需求供给理论对非营利组织审计进行论证, 基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抗震救灾审计的案例研究, 提出非营利组织公共危机救助活动的全过程审计理念及制度安排与创新。杨德明、夏敏 (2009) 指出, 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 审计目标应服从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在灾害发生的不同时期, 审计目标和审计方法应随着进行调整。

上述研究成果为公共危机审计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为审计实务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但总体上看, 既有的研究十分薄弱, 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畸少, 说明危机审计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研究层次不高, 发表在高层次刊物中直接相关的论文只有2篇;研究时间集中, 主要为近两年, 研究缺乏历史延续, 说明危机审计研究在几年前基本为空白;研究内容集中, 主要集中于危机审计内容和方法的经验性介绍, 理论层次相对不高, 体系化欠缺;研究方法集中, 采用规范研究法, 少有案例分析, 没有实际调查, 研究缺乏针对性。为此, 开展公共危机审计理论研究, 搭建公共危机审计理论研究框架, 总结既有的公共危机审计实践经验, 以期为审计实务工作者提供指导, 为公共危机审计规范的制定提供政策性建议, 为形成公共危机审计理论提供基本素材, 既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也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二、公共危机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公共危机审计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 委托代理理论是公共危机审计存在的基础。提供救助款物的社会公众 (委托人) 委托审计机关, 监督各级政府机关和慈善机构 (代理人) 对救助款物的管理和分配情况, 防止双方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代理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此外, 在公共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 委托人和代理人面临不同的审计环境, 导致在不同阶段的审计风险、审计目标及审计内容、审计方法均各不相同。由此, 产生了对公共危机审计的需求。同时,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公共危机审计发展的动因。新公共管理的宗旨在于克服政府面临的危机, 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它要求审计机关在从事公共危机审计时致力于降低风险, 讲求效率, 追求质量, 培养创新意识, 增加审计透明度, 利用社会和市场力量实现审计服务社会化, 进而要求审计人员除分别对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进行审计, 还要重视后续审计, 从更高层次上落实审计建议、总结审计经验, 推动公共危机审计螺旋式向上发展。这种高标准的要求将促使审计机关在公共危机审计中不断探索, 实现持续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审计理论框架分别将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程序或者审计方法选为逻辑起点, 往往忽视了审计环境的影响。审计理论密切依存于审计实践, 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 回首现代审计大发展的几次浪潮, 从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程序到审计方法的变化无不是审计环境变化的结果。同时站在公共危机审计的角度, 突发事件的产生导致了公共危机审计的需求, 是公共危机审计形成的原因;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审计人员面临不同的审计环境, 从而要求审计人员在不同的审计阶段采用不同的审计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计, 是公共危机审计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可以说, 对审计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审计环境的研究, 脱离环境的审计理论研究等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 本文在构建理论框架时以审计环境作为逻辑起点, 考虑到公共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 审计环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带来不同的风险, 审计目标随之有不同的定位, 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也有不同的选择, 本文试从公共危机事前、事中、事后以及后续四个审计阶段来探讨审计环境、审计风险、审计目标、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 构建一个公共危机审计基本理论框架。

三、公共危机审计阶段具体内容

(一) 公共危机事前审计阶段

在公共危机事件没有发生的和平稳定时期, 经济发展平稳, 社会秩序良好。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将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作为政府绩效的主要衡量指标, 事故发生率及事故损害程度一般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软性指标, 极易导致各级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 而对公共危机的影响认识不清, 对公共危机的管理重视不够, 甚至存在挤占挪用救灾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我国古代成语“曲突徒薪”的由来对于公共危机事前审计的开展有着良好的启迪, 宜于未雨绸缪, 毋待亡羊补牢。英国著名危机公关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在《危机管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不管对危机的警备和准备是自发的, 还是法律所要求的, 危机管理的关键是危机预防。”而危机预防的关键在于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审计机关应通过对公共危机管理有关制度、应急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的评价, 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 提出整改意见。针对这一审计目标, 审计人员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查:

(1) 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审计。具体包括:是否建立公共危机预防和应急准备制度, 以提高全社会的危机意识和应急能力;是否建立公共危机事件监测、预警制度, 以确保信息系统和监测系统有效运行;是否建立灾后恢复与重建制度, 以保证工程建设项目资金落实和项目建设经济、有效地开展;是否建立法律责任制度, 以明确职责分工、实现责任追究。

(2) 公共危机应急机制建设情况审计。具体包括:各级政府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是否完善;应急工程救援保障系统是否强大、有效;相互支持系统是否具备综合协调、应付自如的能力;人、财、物、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备灾保障供应系统是否建立;应急队伍是否具备救援的综合实力;预警指标体系是否设定以及预警警戒线是否界定等。

(3) 预防及处置重大危机事件专项经费审计。具体包括:重大危机事件处置机构的日常经费是否合法、合规、合乎效益;应急物资采购资金的划拨是否及时、足额, 是否存在挪用和贪污现象, 物资采购是否合法、保质等。

在本阶段, 审计人员主要采用控制测试、控制自我评估、审计调查等方法来了解被审单位危机管理制度和应急机制的建立健全情况, 审计人员应根据《审计机关内部控制测评准则》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 对内部控制进行符合性测试;通过审阅法、核对法等来确定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 针对专项经费在使用过程中, 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且在整个业务处理过程中留下大量原始凭证的情况, 审计人员应选择进行穿行测试, 通过业务的轨迹来确认和观察有关专项资金的审批、拨付、使用等环节的控制政策和程序。

(二) 公共危机事中审计阶段

公共危机一旦发生, 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灾民生命安全及基本生活面临严重威胁, 同时大量的救灾款物涌向灾区, 灾民生命救治和基本生活保障成为本阶段救灾工作的重点。在这种环境下, 一方面, 会计资料被毁损, 内部制度被削弱, 使审计人员工作量及工作难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 审计人员面临着部分救灾参与机构滥用权力, 滞拨、挪用、贪污救灾款物的审计风险。为此, 审计目标应界定为:监督制约权力, 保障救灾款物及时、合法、真实发放。相应地, 审计工作应主要围绕着下列内容展开:

(1) 拯救医疗情况审计。危机发生导致大量群众受伤、环境卫生状况恶劣, 挽救人民生命成为重中之重, 审计人员应对拯救医疗情况进行重点审查。具体包括:救灾医用物资内部控制是否建立健全;救灾医用物资是否定点存储、专项管理、无偿使用;是否在抓好伤病员治疗的同时对大灾之后疫情的发生进行预防;是否对水源、饮食进行检验;是否向灾区伤病员收取费用等。

(2) 救灾款物筹集、管理、使用和发放情况审计。一是审查救灾款物的筹集, 主要包括:是否有广泛的来源渠道, 包括财政拨款、特殊党费以及社会捐赠等;是否存在多个部门共同管理;是否存储到信用等级较低、风险承担能力较弱的金融机构;是否存在非合法受赠机构占用捐赠款物等。二是审查救灾款物的管理, 主要包括:是否设立专账专户, 由专人负责管理救灾款物;是否做到“账证相符、账物相符”;有无转移或隐瞒资金收入、私设“小金库”等行为;会计核算工作是否到位, 管理制度是否完整、健全和有效。三是审查救灾款物的使用, 主要包括:是否存在挪用、贪污、克扣、浪费救灾款物问题;是否按规定进行招标, 价格是否合理;是否违反捐赠人的捐赠意愿随意调整捐赠款物使用计划、扩大救灾款使用范围。四是审查救灾款物的发放, 主要包括:救济对象的认定是否正确;救灾款的分配是否适宜;救灾款分配的手续是否齐全。

在本阶段审计过程中, 审计人员应以救灾款物为重点内容, 以救灾款物发放到位和有效使用为主要目标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面对危机中会计资料被毁损、内部控制被削弱的情况, 审计人员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质性测试以规避风险, 包括深入到基层和灾民家中进行实地调查, 从中发现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 询问灾民对救灾款物分配、使用的意见和看法等;对捐赠对象召开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以了解捐赠项目实施的效果, 考虑到有些受捐赠者的隐私, 对于个别受捐赠者, 可以通过个别走访的方式, 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现场盘点、延伸被投资单位等方法对慈善资产的投资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对于拯救医疗项目采用计算机审计与常规审计相结合的方法, 将医疗服务收费通过编制SQL语句与医院门诊、住院病人医疗服务收费价格进行核对, 通过查询和筛选功能检查有无超标准计价的问题, 结合财务药品、医用耗材进货发票及供应商的进货清单, 确定电子账中的进价是否真实。此外, 对救灾物资和资金的审计存在时间紧、任务急、工作量大而繁的问题, 审计过程中难免会有遗漏的方面, 由于举报人往往熟悉审计人员缺少或者忽略的内部情况, 可以通过设立举报电话等形式积极接受有理有据的举报, 根据举报线索进行审计。

(三) 公共危机事后审计阶段

经过事中阶段的有效救助, 至危机发生后期, 社会状况渐趋稳定, 生产生活逐渐恢复, 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成为本阶段的工作重点, 且重建资金使用效益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受灾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这种环境下, 审计人员面临着灾区虚假上报灾情、重建款物被滥用、重建项目效益低下的审计风险, 保证重建款物使用的高效益是本阶段审计的主要目标, 审计工作应围绕着以下方面展开:

(1) 审查灾情上报真实性。灾情上报情况是国家拨付救灾资金的主要依据, 审计人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灾情损失核评工作是否坚持“实事求是”, “公开、公正、公平、公认”和“重灾重核、轻灾轻核、无灾不核”的原则;灾情上报是否正确, 有无轻灾重报、无灾有报、多头申报套取救灾资金的情况, 是否存在弄虚作假、优亲厚友、重复统计, 错报、漏报、虚报、瞒报的情况;二是有无搭恢复重建之便车解决所有城建、交通、水利、教育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各级交通、教育、水利、建设、卫生、发改等部门是否按职责分工, 对灾后重建项目进行管理监督和检查;项目建设单位是否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建设标准、投资概算组织实施, 是否严格执行基本建设审批程序;灾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是否对建设工程进行验收并登记造册、建立健全档案, 是否及时将档案移交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2) 审查重建资金分配使用的合规性。合规性是效益性的前提和保证, 审计人员主要审查:一是重建资金是否专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户存储;二是重建资金是否按规定及时拨付、使用, 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问题, 资金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公开透明;三是重建资金是否存在高估冒算、损失浪费等危及重建资金使用效益的行为, 是否及时向社会公布重建资金管理使用的相关信息。

(3) 审查重建项目的效益性。重建项目的效益性是灾民今后生活质量的保证, 审计人员需要重点检查, 包括:一是立项过程中, 相关单位是否依据审计报告拨付工程资金、办理工程决算、产权登记和移交手续, 可行性论证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立项程序是否规范有效;二是建设过程中, 每项工程是否严格实行“每投必审”制度, 招标投标手续是否齐全, 重要材料设备采购是否合法、合规、合乎效益, 项目造价涉及的工程量、工程定额使用、材料价格是否真实准确, 建设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得到落实, 是否存在建筑工程随意发包、非法转包分包等造成工程质量低下的问题, 重要设计变更是否恰当, 项目建设成本核算是否全面、客观、真实, 项目支出是否控制在资金额度之内, 项目决策管理方面是否存在造成损失浪费的情况。

本阶段审计需要将常规审计与审计调查相结合, 如深入到镇、乡、村、户, 通过现场检查、询问、盘点、核对, 核实灾情上报情况, 落实重建资金的分配及使用实情, 发现灾情虚报错报、重建资金私分、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以项目建设程序为主线, 通过跟踪审计, 采用现场检查、核对、分析性复核等方法, 检查重建项目的效益性。灾情上报不实、挤占挪用救灾资金、重建项目效益低、少数基层干部以权谋私等问题大多发生在县、乡两级, 因此审计人员一定要深入到基层和灾民家中进行实际调查, 依靠来自基层的取证对这些问题进行查证、揭露。对于一些习惯了审查大数额资金和集中审计方式的审计人员, 要及时转变思维方式和审计方式, 在救灾资金的审计调查中要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 认真查找现行救灾资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四) 公共危机后续审计阶段

经过危机救助和灾后重建, 至本阶段, 社会、经济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重建项目亦陆续完工, 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审计人员面临着重建项目质量不合格、审计建议未能落实、危机管理低水平重复等方面的审计风险, 相应地, 审计目标应定位于重建项目的效益性、审计建议的效果性和危机管理内部控制的健全性。为此, 审计人员应重点开展如下审计工作:

(1) 重建项目后评价情况审计。重建工作中, 很多项目工期紧张, 招标投标周期短, 但同时又必须确保重建项目的质量, 为此, 在建设项目交付使用、运营一段时间后, 审计人员需要针对重建项目的后评价开展审计。主要审查内容包括:一是后评价项目的选定是否合理, 是否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和重要性原则;二是进行后评价的时点选定是否合理, 是否会由于间隔太长而使管理者缺乏紧迫感, 消极对待审计意见和审计决定;三是参与项目后评价的机构和人员组成是否符合要求, 是否具有缜密的思路和科学的方法;四是后评价方法采用是否适当、先进, 查处的问题是否证据充分、定性准确, 经得起检验;五是项目评价所用经济指标和技术指标是否全面、适当, 主要指标完成情况是否真实, 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项目后评价报告是否全面、完整等。

(2) 审计建议落实情况审计。落实审计建议的过程同时也是被审计单位纠正问题、健全危机管理制度、完善危机管理机制、检验审计成效的过程。主要包括:一是了解被审计单位是否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针对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二是检查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是否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措施;三是检查审计建议是否得到实施, 其实施效果如何, 若审计建议未得到实施, 其原因是什么等。

此阶段, 审计人员主要采用对比分析、现场核查、沟通协调、重点追踪、分析判断等方法, 开展重建项目后评价审计, 检查审计建议落实情况。审计人员将后评价过程中取得的资料与项目规划时的数据相比较, 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在后续审计中仍应强调资产的账实相符, 审计人员通过现场核查, 找出与账面资料不符的资产;根据测评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的重要缺陷与被审计单位进行沟通, 帮助被审计单位重新建立与完善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制度;对于发现的问题要采取重点跟踪的方法定期进行复核, 保证审计建议得到落实;此外, 在后续审计过程中, 审计人员要充分利用分析判断的能力, 包括直觉判断能力、比较判断能力、归纳判断能力及演绎判断能力, 节省审计资源, 发现审计问题, 确保审计质量, 督促审计建议落实。

总之, 审计应贯穿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全过程, 并突出审计重点。事前审计以预防为主, 意在强化危机管理人员危机预防意识、督促建立危机预警系统、提高危机风险识别、分析和应对能力;事中审计通过救灾款物跟踪审计, 保证救灾款物筹集、管理、分配和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事后审计重在保障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分配使用及重建项目的效益性;而后续审计则在于促使落实审计意见和建议、评价危机管理的效果。在不同的审计阶段, 审计人员根据审计环境特点, 识别审计风险, 决定审计目标, 确定审计内容, 开展审计活动, 通过事前、事中、事后和后续审计的有机衔接, 推进着公共危机审计在螺旋式上升中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 《审计研究》2009年第4期。

[2]王中信:《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全过程跟踪审计方式探讨》, 《审计研究》2009年第6期。

会计公共危机 篇9

(一) 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概念

1. 公共危机的相关概念

“公共性危机不同于误解性危机、事故性危机、假冒性危机和灾害性危机, 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性, 即其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 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公共性危机往往威胁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 容易引发社会恐慌, 加剧破坏性。因此, 能不能处理好公共性危机, 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

(二) 公共危机的特征

1. 公共危机的突发性

一方面, 公共危机很多情况是在意想不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 另一方面, 常常由于危机来得很急迫, 又有非常强的冲击力和破坏力, 就要求管理者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正确的决策, 如果处理的不符合要求, 会给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

2. 公共危机的高度不确定性

危机并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 其潜伏性、爆发性、发展性、结束的规律与趋势是不能够被人们准确的把握的。事件的发生就是无法用常规性的相关规则来进行判断。事件发生后的可能涉及的影响也没有相关的经验性知识可供借鉴, 其变化速度非常的快并且极可能产生各种连锁效益。

3. 影响的社会性及舆论关注性

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 其影响所涉及的主体具有社会性。危机事件的爆发能够刺激人们的好奇心理, 常常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和媒体跟踪报道的内容。政府越是素手无策, 危机事件越会增添神秘色彩引起各方的关注。

(三) 危机管理系统的组成及其职能

二、对比几次危机中政府公共管理

(一) SARS危机的相关政策

1. 危机公关应急反应迟缓, 预警意识淡薄

在SARS一开始, 由于缺乏危机意识, 很多疫区的政府对SARS病毒的传染性和可控性认识不到位, 导致了没有及时的出台相关的政策, 这样的举动对于疫情的平息, 丧失了最佳控制时机。

2. 信息传递滞后, 缺乏信息公开机制

在SARS危机发生的初期, 相关主流媒体的报道掩盖了疫情严重的真实情况, 虽然在表面上暂时缓解了民众的恐慌, 却导致公众对于危机的放松警觉, 同时也造成后来疫情的迅速扩散蔓延到向其他地区。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在大多数危机发生时常常采取低调处理和封锁消息的做法。危机出现后, 社会上出现好几种对SARS原因的相关解释, 但政府及相关的公共卫生部门均没有及时进行危机事件的公开证实, 引起公众的猜疑和恐慌, 谣言迅速传播和扩散, 增加了危机管理的难度。

3. 相关应对危机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在SARS危机的处理过程中, 相关的地方政府出台某些“合理不合法”的特殊管制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在SARS爆发前, “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防和控制方面的立法存在着盲区, 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 一些地方政府决策出现个别违法行为甚至过激行为”。

(二) 汶川地震中危机的相关政策

1. 信息公开化

在汶川地震灾害开始时, 国家政府就选择了在第一时间公布地震的相关灾情, 并且还允许国际媒体进入中国国内的灾区进行前线的工作采访和报道;卫生部等权威部门每天公告伤亡损失的具体情况, 主流媒体全天直播抗震救灾一线动态;半个月内发布多场地震新闻系列发布会。

2. 危机公关反应迅速

在地震发生的一开始, 我国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 就针对于汶川地震的灾害工作展开了积极的的救援工作。“温家宝总理于最先乘专机飞往地震灾区, 在飞机上立即召开救灾工作会议, 启动危机应急预案。时隔2小时, 相关部门就发布消息, 这种权威发布是对于流言有良好的否定作用, 对公众心理起了极大地安抚作用。5月12日深夜, 政府及时设立了由军方组成的抗震救援组、预报监测、医疗卫生组、生活安置组和生产恢复组等多个抗震救灾工作组”。

3. 危机管理科学化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 国务院相关部门及时成立了专家委员会, 将危机管理的相关预案进行分析, 并确保其有序进行, 随着灾情的发展, 政府及相关部门又成立灾后重建及恢复生产的相关工作, 将危机的影响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三) 2014年中国南方强降雨

1. 危机管理反映迅速

在发生危机后,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于21日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在2014年7月10日时, 国家的相关部门及时的召开了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紧急办公会议, 在会议中工作人员分析了当前的汛情灾情以及天气形势, 为部署防汛抗洪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时机。

2. 及时发布应对危机的科学信息

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 气象专家提醒, 暴雨极易引发地质灾害, 上述地区继续做好雨情、汛情的监测以及水库堤坝、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安全巡查和灾害预警, 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以及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3. 应对机制深入、细致

在强降雨的危害开始时, 国家就部署和安排农业部下发针对于南方强降雨的相关工作安排, 在安排中明确要求了南方各地需要切实结合本地区的受灾情况以及农业生产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措施, 将受灾情况进行进一步稳定的同时, 加强灾害期间的防疫工作, 将危害的所示减到最小, 于此同时, 交通部门也针对灾害进行了信息的发布工作, 确保了灾害天气的信息畅通。

三、分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 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

在相关立法, 我国缺乏很多跟政府危机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这就导致了我国政府采取的大部分紧急的对抗措施一般都无法律依据, 容易造成合理不合法的事件形成。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防洪法》、《戒严法》、《防灾减震法》、《传染病防治法》等, 但这些仅有的单行的法律只能适用于一系列的非常的紧急状态, 覆盖面十分狭小。另外, 在政府处理公共危机过程中, 和在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防止执法监督的方面,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尚是空白的。在执法的方面还存在着执行不到位、执行并不科学的情况, 依法行政尚待加强。

(二) 我国不侧重于专业, 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我国公共部门能够管理公共危机的部门林立, 光国务院下属的就有国家安全监督管理局等等, 这些机构都可以对于公共危机进行紧急的处理, 但我国却没有设立专门的、专业的管理部门, 设立的几个部门又可以相互的推脱, 导致了对于危机管理的真空部分, 这比危机本身还可怕。

(三) 对于危机管理的研究和应用研究尚有很多的不足

我国还没有形成非常系统的危机管理理论, 现在对于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介绍西方专著和引进理论的阶段;现有学术资源没有很及时变成政府的决策进行相关的管理。很多学者的研究与实际参与者、实践者之间的经验没有很好地进行配合, 然后在一起用到实际的危机管理当中去;也有不少的文献资料只是对国内、国际的危机和危机管理进行泛泛而谈, 不去做深入研究, 使我国的危机与危机管理策略能够尽早的与国际水平达成共识跟上国际的标准, 但这些研究缺乏对这些策略的深入分析, 大都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 虽然在近两年在这方面有明显增多的趋势, 但还是远远不够。

四、积极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

(一) 危机公关, 信息透明化

公关是组织或者是政府, 为了达到其特定目的而处理相关关系的一种手段, 其对于政府的工作是否有效, 评定的标准是能否改善并且增强国家的形象, 危机有其舆论的关注性, 在公共危机面前, 政府只有做好危机公关, 不断的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 对于危机的信息不遮不掩, 做到诚实守信, 才能在灾难中取信于民, 降低危机的危害性。

(二) 发展科技、加强资源整合

公共危机治理的技术资源整合就是要做到跨域公共危机应急系统、支持系统和保障系统的整合。政府要采取措施加强对公共危机治理软件系统开发与建设的技术, 同时加强公共危机治理硬件设施建设的技术。只有如此才能将公共危机治理中被分布于各个区域内的技术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另外, 还要加大资金投入, 使公共危机应急系统、支持系统和保障系统的建设更近一步, 相互之间才能更好地协同与整合。

(三) 意识强化、与人为本

中国政府在所面临的公共危机上, 与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应该被根本确立, 在确立的同时还要将其作为政府危机管理工作的根本目标,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危机管理工作时, 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从工作的理念以及实际行动上充分认识到公共危机强大的破坏性, 谨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 在在灾难中发挥广大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四) 充分利用我国政治优势

我国政府在处理危机时, 有一种政治优势, 就是以党为核心, 一党专政、多党合作的权力指挥中心, 它能够有效地调配使用各种、各级的资源, 为政府危机公关扫清很多的障碍, 在政府危机管理中, 很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指挥、协作的体系, 以保证政令能够畅通的行使;我国实行一党专政、多党合作的原则, 没有党派权力之争和国家立法、行政权力由于从属不同而导致的分权制约,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危机管理的及时有效的行使。

五、小结

综上所述,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危机预防和危机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采取提前性措施预先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与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危害, 而在危机爆发之后危机处理与危机恢复采取措施缓解危机的破坏力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损失。所以, 笔者建议:危机无处不在, 危害难以预测, 成熟、高效的危机应对, 可以让我们在遭遇毁灭性打击事件时绝处逢生。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8:169-169.

[2]喇娟娟.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绩效评价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 2009.2.

[3]王宇丹.我国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完善的对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09 (34) .

关注网络舆情有效化解公共危机 篇10

网络传播的特点是, 信息发布渠道多、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一个热点问题在网络上传播, 可以在瞬间被成千上万次复制转贴、迅速扩散, 其影响快速扩大, 形成“蝴蝶效应”, 由此产生的能量和可能造成的影响难以估计。

可以说, 类似的事例层出不穷, 在轻工行业中也不乏典型的事例。比如, 乳品新标准颁布后, 由“蛋白质含量”议题引发的信任危机、白酒行业的“塑化剂”事件, 经过网络传播迅速成为舆论的热点, 受到百姓的关注, 引起了轩然大波, 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聚氰胺”事件后, 乳品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有关部门在重新修订乳品标准时, 根据我国奶源质量的实际情况, 降低了单位奶品中的蛋白质含量。新标准发布后, 经过网络传播, 乳品新标准中的“蛋白质含量”问题远远超越了标准层面, 原本通过降低标准中的蛋白质含量, 防止各种非法添加的初衷没有得到有效的宣传, 却在网络的传播中演变成乳制品的质量问题, 从而引发了消费者的猜想, 触动了还没有从“三聚氰胺”事件阴影中走出来的消费者的敏感神经, 让乳制品企业再次蒙受了考验。在相关单位和乳制品协会出面澄清后, 事态才逐渐平息。

2012年, 被网络炒得沸沸扬扬的白酒“塑化剂”事件, 让许多白酒企业始料不及。了解事件的发生和演变的过程后不难发现, 在此之前已经早有征兆, 食品中人为添加塑化剂的问题已经在媒体和网络上传播, 引起大众对使用塑化剂安全的担忧。媒体爆出某品牌企业白酒塑化剂超标的消息后, 通过网络快速传播, 将众多白酒企业卷入了“塑化剂”漩涡, 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由于缺乏心理和应对措施的准备, 事件持续发酵, 快速蔓延, 波及到茅台、五粮液等众多品牌企业, 引发恐慌情绪, 导致白酒市场销售量大幅下滑,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走低, 市值缩水, 企业形象受到损害。在此次事件中, 一些企业在应对措施上表现出的盲从, 使事态复杂化。他们不是从媒体披露的检测报告的代表性、检测标准的合理性上正本清源, 而是纠缠于非人为添加, 是生产过程中析出的解释上, 让公众对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对暴露出问题的解决诚意产生了疑问, 引来了众多的质疑声。经过此次风波, 众多白酒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成为继“三聚氰胺”事件后又一起由于食品安全引发的公共危机。

最近, 香港媒体一则婴幼儿奶粉中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报道, 让刚刚趋于平静的乳制品市场再次面临考验。报道称, 有三种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含有反式脂肪酸。多数消费者不了解反式脂肪酸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受舆论宣传的影响产生恐慌。对此,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及时发布了检测结果。结果显示, 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中反式脂肪酸含量符合国家和国际标准, 进口婴幼儿乳粉中同样含有反式脂肪酸, 通过宣传有关反式脂肪酸方面的知识, 消除消费者的疑虑。消息通过媒体和网络传播后, 很快形成了正面主流声音, 对消除香港媒体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成为有效化解公共危机的成功事例。该事例说明, 公共危机是可避免的, 起码可以降低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减轻对企业或行业产生的冲击。

上述案例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网络环境看似平静, 实际上暗流涌动, 错综复杂, 十分敏感。防范网络信息可能带来的风险, 已经成为企业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许多公共危机, 往往是由一些看似细微的事情在不经意中引发的。因此, 要时刻保持警惕, 及时发现敏感线索, 第一时间对事态发展、可能引发的后果做出分析和判断, 采取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效的舆论疏导是化解网络危机的重要方法。有效的舆论疏导, 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客观公正地反映事实的真相, 解除大众的疑虑。如果传播的信息失实, 要及时纠正, 澄清事实真相。如果有问题不回避, 以积极诚恳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争取公众的信任, 通过及时发布正确的信息, 让大众了解解决问题的进程, 引导舆论导向, 达到化解危机的目的。信息发布要尽量采取社会公信度高的权威发布形式。

企业每天面对社会各种海量信息, 要有效地化解风险, 需要借助于专业手段, 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 提高快速反应能力;要在公共危机中掌握主动, 需要有效的干预, 变被动防堵为主动梳理, 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最大限度地化解和防范风险。

风险与防范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在网络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的情景下, 依托网络技术和专业团队, 防范网络可能带来到风险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由此产生了舆情分析的概念, 有专业公司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 开发出各种舆情监测系统, 组建专业团队, 负责对监测对象进行跟踪, 快速获取各种相关信息, 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判断, 出现异常情况做出预警。

对于舆情分析, 许多人并不陌生。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尝试着将其运用到经营管理中。

舆情分析并不神秘, 从技术层面看, 主要是运用强大的信息检索系统, 通过设定关键词库, 在网络上即时获取各种相关信息, 系统可以根据网站的社会影响力 (网站的综合排名、在社会和行业的重要性等因素) , 对目标监测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级;从获取的相关信息中筛选出敏感、热点话题, 对阐述的观点和倾向性进行分析, 从而进一步确定跟踪主题, 通过检索系统进行深度追踪, 开展趋势性分析, 进行预警。从管理层面看, 主要是建立舆情分析师制度, 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积累的经验, 根据特定问题的需要, 对信息进行深层次的加工, 开展分析研究, 提出对策建议。

由此可知, 一套完善的舆情分析系统, 不仅需要有强大的信息检索和筛选功能, 也要有熟悉舆情研究对象的专业人员, 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两者之间结合得越紧密, 提供的服务越有效。

目前, 从一些舆情分析专业机构的服务能力看, 一般都表现出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同时也注意到, 虽然相关信息堆积, 但缺少明确的工作主题, 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反应不够敏感, 甚至出现延判或误判。不同机构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专业水准上的差异。分析原因, 主要取决于专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这种专业素质和能力主要表现在, 熟悉业内环境、了解业内规则,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有职业嗅觉, 反应敏感。知晓敏感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以及相关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凭借着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 能够对敏感问题的发生、事态的发展做出准确的分析, 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看到问题的实质。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

开展舆情分析, 发现问题并做出必要的分析和判断, 只是化解公共危机的前提和保证。仅此还不够, 作为决策者, 要审时度势, 抓住舆论的焦点, 制定化解的办法和措施, 正本清源, 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 辅以具体措施, 摆事实、讲道理, 澄清真相, 形成主流声音, 使事态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从而达到化解危机的目的。剖析处置婴幼儿奶粉含有反式脂酸的报道, 化解可能引发的公共危机的事例, 其成功之处在于, 有关部门快速反应, 及时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 公布权威的检测数据, 澄清事实的真相, 使失实的报道没有了市场。

开展舆情分析, 已经成为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成为开展行业管理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据了解, 许多企业开始重视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并将其列入工作议程。有些重点企业还做了技术和人员方面的储备, 组建了相应的机构。一些轻工企业、行业协会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实践中, 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非常值得总结和推广。

获悉,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与莱克斯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 就舆情分析开展深度合作, 借助双方在信息化技术和行业信息方面的优势, 共同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定期发布安全预警。

开展舆情分析, 特别要重点关注敏感领域的舆情。从已发生的典型案例分析, 以下几种情况需要重点防范:

一是, 同一领域内的问题被媒体多次曝光, 由此引发的话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成为舆论持续的焦点。“三聚氰胺”事件以及一直持续的乳制品质量问题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

二是, 事前在媒体相关报道中已有征兆, 所涉及到的问题与本行业存在的问题相似或存在一定关联性, 可能会受到波及。白酒“塑化剂”事件属于这种情况。

三是, 事先虽无征兆, 但涉及的问题敏感, 问题被曝光后持续升温, 有扩大趋势。这种情况比较难把握, 事态瞬息万变,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分析和判断。

近年来,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舆论的焦点和热点, 轻工行业的突发事件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这个领域, 尤其是乳制品行业, 始终处在最敏感地带, 更需要重点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