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简介

关键词： 世家 列传 史记 绝唱

司马迁与史记简介（精选6篇）

篇1：司马迁与史记简介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一)本纪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二)表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三)书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四)世家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五)列传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确凿无疑。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篇2：司马迁与史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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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鲜明的个性。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我想只要我们细心地把《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列传》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分析一下；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有关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的对白分析一下，我们会深深为作者那种出神入化的匠心独运所倾倒。《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相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对刘邦那种绝顶聪明，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速而自然的随机应变，而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动的刻画!当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时候，他“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话可谓道出了《史记》文学性的某些重要诀窍。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说《史记》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种飞跃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记》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抒情性。《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但《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的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就是这样的。整部《史记》是一曲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鲁迅曾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主观色彩与其抒情性，在历朝“正史”中是最浓厚、最突出的。

篇3：司马迁与史记简介

一、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存真求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撰写历史。班固在其为司马迁所做的传记中提到：“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尊重历史，秉笔直书是司马迁求实精神的集中体现。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主要从《史记》的来源和内容上体现出来。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广泛涉猎各种古籍、档案资料。元封三年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可以参阅史官所藏图书。《世本》、《经书》、《国语》、《楚汉春秋》、《秦记》、《诸子百家》等都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司马迁曾经亲自到各地采访、考查、收集资料。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2]，探寻古迹，收集传说。后担任郎中一职，奉旨西征巴、蜀以南，到达今云、贵地区，了解了西南夷的情况。他考察了各地遗迹，掌握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为他写作《史记》奠定了政治、思想、史料基础。

档案在《史记》的创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用职务之便，他可以阅览“石室金匾之书”[2]，譬如各种诏令、奏折、记功册等，为他创作《史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先把收集到的档案材料、杂书、野史等进行了广泛、系统的整理，而后开展了认真的取证、选择和调查研究工作。正是因为有大量的档案作参考，才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使得《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成为一部信史。

从《史记》的内容上看，司马迁有着爱憎分明的强烈个性，但他能够坚持秉笔直书，做到不为个人的爱憎所影响。他正视现实，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如实地表述历史的真相。从皇帝、王公贵族到地方长官，司马迁不会抹杀他们积极、光彩的一面，但也毫不掩饰他们的腐朽、贪婪和残暴。

司马迁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在《史记》中他一方面如实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经济状况较好、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耗财巡游及其残忍、重用酷吏等严重过失，也丝毫不掩饰其拜禅祭祖、迷信方术等史实。对汉高祖，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展现了他虚怀若谷、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提到他“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2]，揭露了他狡诈、猜疑功臣、残暴虚伪的丑恶嘴脸。

二、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精神

内容上，司马迁敢于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对封建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酷吏，做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他认识到物质状况对社会活动的决定作用，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他重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同情人民疾苦，歌颂农民起义。

形式上，司马迁在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首创了“纪传体通史”。《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书”述典章；以“表”列帝王世系；以“列传”表人物。据史学家考证，本纪、表、书、世家等体例早已存在, 但其原来的性质、用途却与《史记》不尽相同。司马迁吸取了它们各自原有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新创了列传这种体裁。他精心构思，将这五体融合在一起，创造了崭新的纪传体裁。五体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网罗内外，贯穿古今，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状况。正是因为司马迁的精巧构思以及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史记》才成为后世正史所奉之圭臬。

三、求实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和其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他崇实的精神，不盲信前人，才会发现真实的规律，使历史的真实面貌重现，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正是因为骨子里有一股创新精神，司马迁才会不自缚于陈旧的成规，不拘泥于过去的模式，才能做到秉笔直书，重现历史的原貌。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2]陈涉虽然出身贫微，但因为在秦王朝严密而残酷的统治下首先举起起义的大旗，的确是非常之功。司马迁所看重的是功业，而不注重地位、出身。他将陈涉之事迹列入“世家”，把陈涉与汤武、孔子同比，表明他对陈涉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作用的重视和肯定。著名的史家如班固、贾谊等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与司马迁的处理形成了鲜明对比。班固写《汉书》，将陈涉贬入列传。贾谊所作的《过秦论》，过分强调陈涉乃“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3]。

司马迁求实的精神使他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才会给陈涉之举有个公正的评价，从而充分肯定了第一次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正是因为有创新思想的指导，司马迁才会抛弃一切传统因素，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农民起义问题，才会得出新的结论，从而一改历代史学家对农民起义所持的不正确的态度。

司马迁的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深深植根于其朴素的唯物思想中。“司马迁做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其撰书要旨”[4]。“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客观联系。这深刻体现了其朴素的唯物思想。而司马迁的创新思想，根源于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司马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他所说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深刻体现出来。“通古今之变”，就是讲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掌握历史治乱兴衰的规律。所以司马迁在讨论古今问题时，并没有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而是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从而发现历史是在变化而不是循环。在司马迁看来，事物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因此，他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发生、发展都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2]，都要研究他们的来龙去脉。“成一家之言”，即在叙述历史史实中，阐明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2]。

在《史记》的创作中，创新和求实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并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而这一切深深植根于司马迁朴素的唯物思想和唯物辩证法思想之中。司马迁严谨求实，充分重视和发挥档案的作用，又有独具匠心的伟大创造，使得《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一部具有不朽价值的思想深刻的千古杰作。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摘要：《史记》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巨著, 不仅在于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还因为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和其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史记》的创作中, 司马迁做到了求实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而其求实精神和创新思想又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求实,创新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中华书局, 1962:2707.

[2]张大可.《史记》评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3]贾谊.过秦论[M].转引自贾谊新书.扬子法言[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6.

篇4：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摘要]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汉武帝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2-0025-07

一简介

《史记》的篇章结构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引起西方学术界给予应有关注的课题。本篇论文虽也未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在本文伊始，笔者有必要强调一下，正如唐朝学者所言，《史记》之十二本纪，犹如一年之十二月一般有趣，正像年历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数字。有意思的是，我们也可以从十二章节中看出更多的细节。比如，虽然这存在如何将秦代(十二本纪之第五纪)看作一个完全合法朝代的方法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仍可将其分为五个早期朝代统治的章节、两个相对短暂且可看作衔接期的统治的章节以及汉代的五代帝王的章节。解决这一问题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十二本纪一分为二，前者归功于处于第六本纪中的秦始皇，后者便是第十二本纪中的汉武帝。理所当然，这是充满数字的剧本。另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活事迹给予详尽的描述，而对于汉武帝而言，这主要在《史记》之二十八《封禅书》加以讨论。众所周知，《西京杂记》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汉武帝在观阅《景帝本纪》之后龙颜大怒，并将其从《史记》中删除。然而，令人发笑的是，我们能从司马迁在所著《史记》时所采取的数字体系中对秦皇与汉武进行比较。《史记》对两位看似处于不同地位的帝王给出如此不合时宜推断的意图何在呢?细观此书，我们可以发现两位帝王确实存在诸多相同的特征。事实上，《封禅书》便是《史记》中可以取代《孝武本纪》的又一重要素材。

二儒学的胜利

汉武帝常常是被认为是将儒学视为国家正统的人物。因此，乍一看，他的思想认知环境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确实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我们依据《史记》记载，可以进一步发现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和秦始皇的政治举措有诸多相似之处。尽管两位帝王就他们具体的施政策略而言有所不同，但是，至于推动学术这一主题所采用手段的意图却是相同的。虽说前者支持法令、卜筮、植树之类的典籍，而后者是儒学典籍，但二者均反对多样化。

为了便于理解秦皇与汉武的意图，我们首先要看看那些表明有关思想事情的新策略的政令。秦始皇反对儒生的政令是对那些抗议废除封建制度的反对者给以直接反击。恰逢郡县制伊始，官员和学者开始嘲讽那些此前在分封制下的诸侯及其臣属，甚至斥责他们的鬼神。据司马迁记载，在发现大多数复古的侮辱性的言行变得非常猖獗之后，秦始皇便开始刻石为自己歌功颂德。历史学家之所以如此安排，显而易见，在于让读者理解始皇帝的傲慢之举。博士周青臣进颂曰：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內，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以上是汉语中所谓“拍马屁”的一佳例。众所周知，这便招致另一位主张复古与分封制的博士的反对。这便促使丞相李斯写下著名的奏呈。他在奏呈中提到那些过去的诸侯不会将此作为模板的。在他看来，愚儒们是不可能理解秦始皇的伟大创举的。然后他说道：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单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曰：“可。”

这一段文字非常有名，故读者可能想知道为何在此引用。为了达到合理的政治目的，始皇帝的丞相李斯写了奏呈批判那些引用《诗经》与《尚书》的儒生的举措。与此同时，武帝的丞相公孙弘也曾写了从某些方面来看与此类似的一篇奏章，旨在提高儒生的官员地位。从本文观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据《史记》记载，公孙弘的奏章并不如董仲舒那样站在将儒学作为国家正统的启蒙思想的立场之上的。司马迁首先告诉我们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因喜黄老之术而封死了博学之士的门路，因此，儒生不能获得高的地位。此后谈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做宰相之时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

“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据司马迁所言，公孙弘明显的是属于那些窦太后崩之前不曾有机遇并将此向前有所推进的儒生与文学之士之一。公孙弘的奏章与武帝征求思想进步且才学广博之士以首次彰显其德的诏书是相一致的。接下来的文字如下：

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午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內史、太行卒吏；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请著功令。佗如律令。

制曰：“可。”

公孙弘的奏呈从表面上看旨在提高儒生的地位，与李斯的奏呈截然相反；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二者事实上在某些成分上是相一致的：针对“百家之言”，二者均力避其多样化；二者最终均在牺牲别人利益的基础之上服务于一派学术思想的目的；二者在末段均涉及到法令与律令；二者均以帝王简单的“可。”给予答复。由此观之，这在体现了主导思想体系得以改变的同时，也表明了武帝所处的由来已久的社会秩序比秦皇时的强得多。尽管二位帝王所支持的理论体系明显不同，但是，二者均是主导学术方向的舵手。

作为读者而言，笔者之所以有这种感想是由司马迁所引起的。《史记》中存在许多引起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质疑汉帝国臣服于武帝时期儒学的段落。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也出现在公孙弘的传记之中。在司马迁看来，公孙弘将儒学从一种哲学转变成为官府招募官员的一种工具。在塑造公孙弘的性格之时，司马迁谈到他善于雄辩，不仅可以记忆官员管理条例与成文法令，还能以“儒术”美化法令。司马迁显而易见是告诉读者公孙弘并非依照儒学的

真实思想行事的，更多的是公开表现为一种达到赤裸裸的政府要求的态度而已。司马迁还提到公孙弘与实施其政令的法官张汤一起被征召入朝的。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史记·酷吏列传》之酷吏，即公孙弘奏章中提及的儒生，按照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提的法律的合理性来说，出现缺乏宽恕特征的事实。总之，依司马迁的看法来看，武帝时期的中国儒学仅是附于其表的事件。事实上，武帝又回到了始皇引入的政治：他将支持儒学作为其培训精英的手段罢了。因此，在众多《史记》传统读者看来，司马迁从某种程度来看，并不欣赏公孙弘。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三朝色的选择

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首先实施的措施之一便是选择可以被认为支配其王朝统治的要素：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然后合五德之数。

此事在《史记·封禅书》有详尽的解释：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縯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

有意思的是，我们要知道更多的是记录此事的历史学家是否也支持秦始皇所作出的改变。众所周知，主张终始五德的最有名的是邹衍。司马迁《史记·孟子苟卿列传》对这位哲学家的记载是非常有信心的。虽说他对邹衍言行的记载相当积极，但是，似乎并不信服他的理论。就历史学家而言，这种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鲁人公孙臣于公元前167年由文帝选中，传播他的五德始终之说，并言汉当土德，其色为黄。另外，他还给出秦尚水的理由，并指出汉宜尚黄。但是，丞相张苍坚持汉当取秦的水德看法，此事被压制到明年后黄龙出现。文帝召见公孙臣，拜为博士，并与诸生草改历服色诸事。然观星象而预测未来之士被认为庸才，故文帝取消决议，并不再在新建的祭坛上作祭祀天地。

这段文字富于讽刺性。可见，司马迁这位历史学家并未明白文帝的推测与决议。司马迁认为文帝还会继续他的计划吗?这在稍后的《封禅书》揭晓答案。他在此提醒读者武帝即位后会提升儒生的地位，尤为谈到此前提及的另一个公孙先生，即齐人公孙弘。司马迁表明官员期望帝王进行封禅仪式和改革社会制度。和始皇帝相同的是，武帝也喜好方士。对他产生影响最强的莫过于第三个公孙先生，即公孙卿。他和前者提及的公孙臣可相对比。在记载武帝与公孙卿商议之后采取措施的同时，司马迁也用了类似描述公孙弘的话语来描写公孙卿：他以儒家庄重之词隐藏其真实之用心。按照司马迁的叙述，公元前104年汉改历服色应归功于公孙卿。从与此相关的言语可以暗示出司马迁肯定强烈反对这些举措：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因此，社会制度的变革引起诸多不祥之兆。紧随其后的战争演变为不必再现的灾难。武帝应对的知识体系变革和秦皇的如出一辙。班固谈到司马迁本人也是和公孙卿与老友惠施一起推动变革的主要倡议者。可是，读过《孝武本纪》与《封禅书》之后，我们开始质疑：假如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学家将他划人公孙卿之流的庸才之列，他又该做何感想呢?有意思的是，班固在描述建议文帝改朝服的公孙臣之流时补充提及司马迁非常敬佩的贾谊。班固直言不讳的说道司马迁遵从公孙臣与贾谊的建议。

班固的论断被古今读者视为权威；但是，笔者想弄清楚到底是班固将事实弄错了呢还是扭曲事实真相呢?接下来看到的文字是《史记·封禅书》对秦始皇改革的记载：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司马迁明确提出秦始皇之所以选择水，在于信任那些习邹衍之术的齐人。还补充道：不幸的是，这恰恰是受到那些传邹衍之术却又糅合杂念以迎合帝王之见的燕齐之士的影响。在写到修孔孟之学且不畏安危而为之的正直行为之时，司马迁详述邹衍理论之后也说了相同的言辞。司马迁持此言旨在为读者见到秦始皇生前孤注一掷地追求长寿却不久便讽刺性的死去作铺垫。他也要给秦朝选择水德披上阴影：在司马迁看来，这建议明显是由不懂邹衍之术的人提出来的。毋庸置疑，正如班固所言，司马迁并不要批评决议本身，而是要斥责那些方士将此与荒唐的长生之术混为一谈的事实。事实上，一方面，司马迁属于公元前104年社会改革的发动者，似乎是有理可言的；另一方面，他称邹衍之术为“不轨”的事实显示他反对五德终始之说以及按自己的建议通过另一方式也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因此，在笔者看来，司马迁认为：秦皇与汉武均因信任邹衍五德终始的荒谬体系而犯下同样的错误，并且起初还是正确的，最终却被方士不当之见所毁。两位帝王信任同一类人士。笔者重要结论是：据司马谈与司马迁的记载，在秦始皇统治时期，方士的影响是有害的，至少是无益的。

四封禅之举

据《封禅书》对秦始皇的记载，与二者选择正确的王朝要素相比，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封禅之举上的相似之处是更为明显的。与此相关的文字如下：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封禅书》在描述秦始皇在行礼祠名山大川诸神之时，他还尝试各种方式来获得长生不老之方，包括使人(方士)携童男童女去蓬莱仙山求方在内。船只跨海，却因风阻而无法登岸。司马迁谈到方士“不可胜数”。还提到登上会稽山之后，秦始皇“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由此可见，秦始皇可以登泰山作封禅，却无助于他获得长生不老之方。他仅是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已。重要的是，《封禅书》以以下言语对汉武帝进行的记载：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从诸多方士中最先被邀的李少君言上：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

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有意思的是，司马迁补充道李少君死后越来越多的“海上燕、齐怪迂”

之方士来言神事。在针对选择王朝要素之时，司马迁以多次提及“燕齐之士”与“怪迂”等词语的方式，来明确提出武帝的方士和误导秦始皇的方士是同属一类人的。这一主题在描述公孙臣的段落中再次出现：公孙臣造申公所传之伪书，并书言黄帝曾登泰山封禅。他含蓄地指出秦始皇并未完成此任。又谈及申公曾言：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

接下来便是对汉武帝此后几年封禅的记载，比秦始皇的记载更多。《史记·封禅书》再次发生封禅事件之时，历史学家便公开嘲弄方士。司马迁提到：汉武帝北巡还祭黄帝冢。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接下来详尽引述：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午，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本段文字与秦始皇的记载有诸多相似之处。有意思的是，儒生因迂腐守旧而被拒绝于两次封禅仪式之外。正如秦始皇所为，一旦清除障碍，汉武帝举行封禅祭祀仪式便不成问题。如他的前任所为，汉武帝立石于泰山之巅。在求长生之方的事件中，“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且益发船，如秦始皇一样，武帝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司马迁在描述这些事情的措辞有时也与对秦始皇之事的记载有些相同。

当阅览过二位帝王封禅之时，我们应再次思考历史学家对这些举措的态度问题。众所周知，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因在作祭祀之吏时被排除封禅之外而在临终之际感到极为痛惜。这有力地暗示司马氏基本上是支持祭祀仪式的。虽然如此，但是，他们最终并不支持对此所采取的方式。正如在改历服色事件一样，他们讨厌将求长生之方与真实的祭祀混为一体，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从表面上来看，司马氏对秦始皇与汉武帝将儒生排除在外的思考不太清晰，实际上，儒生言“难施行”且仪式“不与古同”。在司马迁叙述齐人丁公开始讨论封禅与长生的关系之前，提到：

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为了了解这些言辞，我们必须回头看一下《封禅书》的介绍段落：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粱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对于此前提出的问题，我们恍然大悟：对于司马父子而言，搜寻古书有关古代帝王封禅材料的各种尝试均是无效的。在介绍段落，他们强调即事用希，且言三年不为礼，礼必废。当写到武帝要想儒生征求建议之时，司马氏再次表明用希旷绝。在他们实施祭祀仪式的其它实例中，他们仍用相同的话语。秦始皇与汉武帝两个时期的儒生都因不理解能举行用希旷绝的帝王祭祀仪式会而终归败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司马谈和愚儒事实上均被排除在外而不能参与祭祀仪式。因此，司马氏极为不满在祭祀仪式筹备阶段儒生所处的地位。

司马氏对封禅的思考大体上并不算重要，但却再次显示了秦始皇是汉武帝的楷模。在公开批判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的同时，司马氏也给当朝的帝王发出警告。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死后发生的事件：由于他力避谈论死亡，他的臣属不敢言之。当他因未立遗嘱而亡之后，宦官赵高便不正当地操纵了王位继承者。他忠实的仆从蒙恬将军被害。不久之后，王朝崩溃。

五政权的膨胀

有趣的是，《秦始皇本纪》叙述了秦始皇北抗匈奴的战争之初与他追求长生之方是紧密相连的。燕人卢生使人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去河南地。接下来叙述了秦国在此后的两年南征北战，最终许多领土并人秦国的版图，而匈奴不得不迁徙到北方地区。

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补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汉高祖曾引诱匈奴单于冒顿开战，结果却大败而归。直至武帝时，汉匈之争再次开战。

遗憾的是，我们从《孝武本纪》并未获得更多的信息。《封禅书》也不曾提及汉匈开战，但却提到公孙卿曾建议封禅可以回报汉帝国。他还说：

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

汉武帝伐南越与祷告太一神有关和秦始皇北抗匈奴之战与追求长生之术是非常相似的。在武帝出巡祭祀之前，有官上奏：“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武帝遂北巡塑方，勒兵十余万。紧随其后的是伐朝鲜。四在改历服色之后便西伐大宛，并：“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就政权的膨胀而言，与祭祀封禅事件相比，解读司马氏的看法较为容易：他反对战争，尤厌在方士协助领导下的战争。最为有趣的是，汉武帝紧随秦始皇这一楷模。

六封地的废止

由此观之，颁布《诗经》、《尚书》及百家之言的禁令，是因为儒生曾警告秦始皇废除旧的分封制极为危险：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这类事情在汉初名人传记中多次出现。司马迁从未言明其对引进郡县制和废除分封制的看法。例如《史记，留侯世家》，当项羽将刘邦围困于荥阳时，郦食其提出建议：

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

郦食其的建议即刻被张良八步分析全面否决。然而，张良反对它，不在于他认为建立分封制不明智，而在于在他看来，立六国之后太危险而难以控制。

显然，这段易被忽略的文字是与这一话题相关的。这恰是《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短暂的序幕。在此司马迁也谈及有关诸侯这一话题，秦始皇认为战国纷争不断的根源在于当时的诸侯王公，于是，他并未赠送别人一寸土地来作为诸侯封地。然而，当农民起义之时，秦帝国的新框架仅会有助于那些面对只有一个敌人的反秦强者。

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之王。

这一话题对于正确理解司马迁著《史记》是至关重要的。显而易见，他认为建立辅助君王的诸侯比效仿秦始皇更好。还看到汉朝初期呈现国贫积弱之状的缘由在于缺少强有力的家族势力。刘氏家族势力薄弱的现状才逼迫高祖皇帝分封诸侯。由于诸侯封地过大而不听西汉政府的掌控。由此便引起公元前154年的七王之乱。

平叛之后，封国数量锐减。至武帝登基，他进一步推进这一举措：在开始破坏可滋生叛乱的大诸侯封国的同时，他还取消大部分皇室后裔的封地。综观《史记》提供的有关诸侯封地概况及其灭亡的最后日期的一栏表格，这些政治举措是显而易见的。武帝甚至撤销诸多他登基之初所分封的封地。再仔细观之，公元前110年首次举行封禅与公元前104年改历服色这段时期的汉帝国与秦始皇建立的帝国模式是看起来相似的。

七结论

篇5：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西汉著名史学家。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编写史料，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迁10岁开始诵读“古文”典籍，20岁那年开始漫游生活，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归来后，初任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此外，还多次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临终前把自己著作历史的理想和愿望留给司马迁。三年后，司马迁迁任太史令，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材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公元前104年正式写作《史记》。这年司马迁42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想法说了。汉武帝大怒。司马迁被下狱并受宫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写完，于是本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信念，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秋失明，厥有《国语》”等先贤那里受到启

发，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经过大概十年的辛勤写作，司马迁终于在忍辱发愤的境遇中完成了《史记》这部历史宏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5400字。“本纪”叙述帝王的政绩；“表”是各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世家”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纪。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发展。

《史记》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没有摆脱英雄史观。但司马迁尊重历史事实，富有求实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统思想，如肯定陈胜、吴广反秦起义的正义性；对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国家的伟大作用，但也没有对他虚伪、狡诈、无赖品质的揭露；在《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史记》对爱国英雄的描写则是极尽赞颂的口吻，如蔺相如、魏公子无忌（信陵君）、李广等，都写得栩栩如生。

篇6：司马迁与史记的教案

知识目标：

1、了解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

2、掌握司马迁写有《史记》一书《史记》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能力目标：

1、通过了解司马迁写《史记》的艰辛，学习司马迁“坚忍不拔”的精神，培养学生坚强不屈的意志品质，并用以指导自己在学习生活当中秉承这一思想，充满意志力，向着目标前进。

2、学会思考、搜集、分析和整理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我们选择了体现中国人自古以来所提倡和传承的人文精神的先人，通过活动、了解我国历史上除孔子、司马迁外还有许多名人。了解他们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以弘扬和传承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和人格魅力。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及其叙事艺术

知识点：

1、司马迁的生平；

2、《史记》的成书及其体例；

3、《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是今陕西韩城人，这个地方在当时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司马迁在这个地方长大，受到乡土文化的熏陶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很多灵气当然有着这种熏陶作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是西汉的太史令，而且是个很勤奋的学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了他的求学过程，他的《论六家要旨》可以看出他有很深的学术功底，他的兼蓄并包的学术思想以及以道家为主的学术取向，对司马迁的影响一定很大。

司马迁在良好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读书很多，转益多师，在孔安国那里学习古文《尚书》，在董仲舒那里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他世袭父职，做了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阅读国家所藏的很多书，他不仅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到各地去实证书上的记载，并在民间寻访过去的传说，在写古代圣贤的时候，司马迁读其书，论其世，知其人，比如在写孔子与孟子的时候，司马迁就反复读了他们的著作，在《史记》中，“余曾读……书，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种句式是很常见的。在《史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出外探访的线索。正是因为在广阔的地域流下了他的足迹，才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都写进了他的书中。由于是太史令出身，司马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这种神圣的使命感既有史官的职责，也有父亲临终前的遗言促使，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流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在《史记》中，司马迁一再以圣人自居，他写《史记》就是要继孔子序《春秋》和《易传》的，这种立言传名的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

更重要的是，由于司马迁因李陵案遭宫刑，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承受住了常人不能忍受的思想心理压力，正是他的史官使命感在支撑着他，也有儒家不朽思想的支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是一种史官职责，也是他的人生理念，但由于他自身的人生悲剧，使得《史记》一书感情激越，渗透着司马迁很多的主观色彩，而悲剧美也成为《史记》最明显的审美特征之一。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的心灵史。

二、《史记》的成书及其体例

《史记》的编撰，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就已经开始了。李陵案受刑之后，司马迁入狱，出狱后，司马迁忍辱含垢，又开始继续写《史记》。前后经过了14年，《史记》的写作才基本完成。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这些文章的用意，我们可以在《太史公自序》中获知。《史记》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后世的正史多遵循之，因此鲁迅">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五种体例虽然各有区别，但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叙述的历史年限上自轩辕黄帝，下至西汉武帝一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三、《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主要文学价值，在于人物传记方面。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表现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独特的叙事脉络。比如本纪和世家都是基本上以皇帝侯王为传主，但司马迁却以自己历史家的眼光，有所取舍。西汉惠帝虽然当政，却没有什么权力，因此不在本纪之列，项羽和吕后都曾经号令天下，因此传在本纪，孔子和陈胜的地位都可以和侯王相比，故司马迁将他们写在世家。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独具只眼，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合乎逻辑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但又兼顾各个传记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传主的身份、主要活动事迹、学术源流等都是《史记》安排传主的原则。司马迁这种对人物传记顺序的巧妙安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就是一人一传，合传就是几个人在一篇传记之中，合传的编排原则也是以类相从。《史记》的合传通过对某一类型的人物描写，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面貌，也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在对事件表面现象的描述上，而是善于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因此，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非常敏锐的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远见卓识。这些看法大都在《史记》的论赞中，如在评价项羽的成败功过时，司马迁就不赞成项羽自己所说的“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但这种因果关系的探究，有时候又使司马迁陷入宿命论的误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写李广的人生悲剧，一再强调“数奇”，这可能和他的史官身份有关。总之，司马迁虽然有的评价并不正确，但却很真实地表现出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成为一篇当中的灵魂所在，和他的人生遭遇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是司马迁内心世界的展现。

《史记》的叙事，有详有略，对于事情的起因，往往详细描写，而对于事情的最终结果，往往略写。在每一篇当中，都有一个叙事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一般详细写，无关的则略写。这里面的取舍，和他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又和《左传》的写战争相似。总之，通过详和略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事情原因的展示。

司马迁驾驭材料，犹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通过对许多事件的剪裁和运用，以及对顺序、倒叙、正序和侧序的综合运用，再现了真实的历史画面，如《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等，通过白描、铺陈和渲染手法的运用，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另外，《史记》在叙述大事的同时，也不时穿插生活琐事。这些都构成了《史记》的厚重和真实。

第二节 《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和艺术风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知识点：

1、《史记》的人物刻画；

2、《史记》的风格特征；

3、《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一、《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

《史记》以描写人物见长，它的描写范围，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涉及的人物有四千多个，重要的人物有数百名。这么广阔的涉及面，是以前的史书所没有的。司马迁本人有立言不朽的思想，所以他对于虽出身卑贱但在历史上有卓越表现的布衣平民，抱有深切地同情，因此，他把许多下层人物写进书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而且这些人物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各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同样写谋士，张良和陈平便一个神秘莫测，一个却富有人情味。在不同类的人物之间，反差会更大，使得《史记》成为一部人物的图鉴。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把握住人物的基本特征进行渲染，使人物形象的个性更加突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祖传的射艺刻画很多。正是因为这一点，《史记》的人物才个性鲜明。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个性的时候，善于分析这些个性特征形成的原因，如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个方面的因素，这样就对人物的性格发展做了铺垫。如对樊哙的描写，他出身于屠户，所以一直是莽撞豪爽。但人物的个性刻画还有共性的东西，如《史记》人物共性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如韩信之于漂母，刘邦之于萧何；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如李广之于霸陵尉，伍子胥之于楚平王；三是士为知己者死。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赢，《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四是富贵还乡。如项羽、苏秦等人。这些都是不同人物的共性之处。另外还有暴得富贵不详的描写。

总之，《史记》中的人物刻画，既有共性的描写，也有个性的刻画，个性和共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使人物的不同侧面都得到了展现，人物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在书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身上，尤其如此，如对项羽和李斯的描写，对于他们的复杂性格可以说刻画得细致入微。对于这些复杂的性格刻画，有的是在同一篇中完成的，有的则采取旁见侧出法，也就是互见法，在不同的篇中来完成这种刻画。这些刻画大多是作者不好直接议论的，如对刘邦的刻画，在本传中写他的雄才大略，而在别的传中则表现出他的贪婪好色、自私傲慢等；又如对汉武帝的刻画，在《封禅书》中有很多微词。因此，要对《史记》中的人物做到全面了解，必须对全书进行仔细地阅读。

二、《史记》的风格特征：

《史记》在写人物的时候，虽然也穿插了一些生活琐事，但更多的描写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上展开。这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韵，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作者把人物的命运进行不同侧面的展现，揭示人物命运中偶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关系。在叙事写人中，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者、演员，又把他们写成事件的造就者，通过描写，揭示出个体命运和历史时势的相互作用和复杂的关系，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阔画面，有很深的历史、人生哲学蕴含在里面。

由于作者自己的人生悲剧，使他在《史记》中刻画了一大批悲剧性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刻画得都很成功，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史记》的悲剧人物有很多种类型，按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言，有的人物悲剧是当时的历史造成的，这类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主张和做法注定不会成功，因此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一些变法人物吴起、商鞅等；还有的悲剧人物是不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如田横及其所率领的五百义士。按照人物的性格来划分，有的悲剧人物是完美的，如一些刺客，有的悲剧人物的自身性格有某些缺陷，导致了他们人生的悲剧，如项羽。完美的东西陨灭了，悲剧的色彩就更加浓烈！

《史记》的悲剧之美，和作者自己的命运悲剧是密切相关的。在众多的悲剧人物刻画中，有很多司马迁个人的人生感慨和思索。司马迁写悲剧人物，无疑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在探索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时，司马迁表现出无限的感慨和怀疑，以及迷茫和无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司马迁对天道和天命的质疑。在列传中，第一篇《伯夷列传》很短，但主要的思想就是对人生命运的追寻的质疑，它似乎可以看作是列传的序言。

《史记》极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在《史记》中，传说故事的描写为全书增加了许多神秘感。比如写刘邦的神奇发迹和张良的神秘，这些都不可以坐实来看，它更多地是表达一种微言大义。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神奇的效果。

三、《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

学的开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作为历史著作，它有着诗一样的意韵和魅力。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记》一书中弘扬的人文精神，为后世作家树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第二，《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和语言特点，使后世很多散文作家竞相模仿学习。

第三，《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为后世的小说创作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