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

关键词： 君主 君主制 政治 思想

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通用9篇）

篇1：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

摘要：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政治学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基雅维利对现实世界的德性进行了适当的区分，悄悄上演了一场道德革命，前所未有地将政治置于道德之上，试图改变传统政治评价中道德的过分僭越。也正是由于这个，他被后世冠以“非道德主义”的称号。

关键词：德性;道德德行;非道德主义;人性观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公元1469-1527年)，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君主论》历来是备受争议的著作之一。同样的，马基雅维利的德性观，历来也是学界争论较多的地方。马基雅维利主张道德应该与政治分离开来，政治的合理性不应该由世俗世界的个人道德标准加以评价，对现实道德的认识开启了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篇章。也正是由于这种主张，马基雅维利被冠以“非道德主义”的称谓。然而，非道德并非不道德，放弃道德或者是否认道德，而是将道德的干预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赋予政治哲学一种全新的非道德主义的风格。

一、人性世界的非道德性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现实世界中，处处体现了人性是恶的，他这样说道：“关于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足整个属于你的;

正如我前面说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叛你了。”“人们对自己父亲的死的忘记比遗产的丧失还要快。”“人们心中的贪欲如此顽强，无论他们的地位升到多么高也摆脱不了;自然把人造成想得到一切而又无法做到;这样，欲望总足大于获得的能力。于是他们对自己获得的总觉得不够，结果对自己不满意。因为有些人想要得到更多一些，而另外一些人害怕失去他们现有的东西，随之便是敌对和战争。”以上论断充分说明了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恶观点。人性恶是马基雅维利德性观的前提，正是因为现实世界中人性充满了恶与纷争，马基雅维利才确立了他的非道德主义的德性观。

二、公共德性与私人德性的划分

由于人性是恶的，个人德性运用在公共政治领域中有可能引致毁灭性后果。那怎样才能将道德与政治划分开来呢?不同于中国的韩非子直接将道德加以否认，马基雅维利将道德分为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在古典政治哲学中，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善于恶是并行不悖的，我们都知道政治生活是有别于私人生活的，一个好人未必是一个好的政治家。然而在传统道德评价中，却每每加以混淆。基于此，马基雅维利将德性分为公共德性与私人德性，公共德性强调的是一种公共善，出于国家目的与国家理性，马基雅维利认为统治者可以用各种手段来实现国家目的。由此马基雅维利为恶在公共德性中留出了空间。如果一个人为了国家利益，公共目的而做出恶行，这个人仍然具有公共美德。对于统治者或政治家而言尤其如此。“为了使臣民团结与忠诚，他应当不介意背负残忍之恶名”，“为了维护国家，他必须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离人道、违反神道”。可见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公共善可以由恶得以实现。两种道德德性的划分并不是意味着马基雅维利强调公共德性而简单的否认私人德性。他同样认为私人德性在其应该存在的范围有重要作用，比如改造人的心灵，养成良好的品质等等。公共德性与私人德性的划分凸显了马基雅维利德性观的内涵与实质，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理论根基。

三、马基雅维利德性观的意义

马基雅维利提出了现在政治哲学中道德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将传统的基督教中所提倡的道德，转化成世俗化的，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道德。马基雅维利把道德加以现实化、世俗化，使之脱离了理想性的古典道德和超越性的基督教道德。后世的霍布斯，孟德斯鸠等都是在马基雅维利的基础上，对道德进行深入分析，自觉从现实出发构建现实所需要的道德。透视马基雅维利的德性观，可见他的确发动了一场道德观念的变革。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做一个有德行的人是关注自身灵魂的完善与超越，是自我与上帝的沟通。这样的德性是自给自足的，是以自身的灵魂净化为目的的，不需要对外寻求价值的实现。

从这样的私人道德推导出来的国家公共德性，也是带有强烈的私人道德色彩，比如要求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需要具有个人美德，国家行为的目的与手段要符合道德等等，这样的政治是道德性的政治。而马基雅维利做的就是打破了这种传统政治道德观，通过对现实人性的认识，将道德分为公德与私德，个人可以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而以国家目的和集体利益为前提的行为却用公德来衡量。这样，马基雅维利就打破了古典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同构的传统，改变了两者的关系。不是政治符合道德，而是将道德分成司职与不同领域的公德与私德，而这种对道德的分解一定程度上就是让道德去符合政治。马基雅维利的德性观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石，从这样的非道德德性论出发，就能为君主的恶性开脱，君主为了共和国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放弃道德。这样马基雅维利就使得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到霍布斯，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这种从现实世界的人性出发，来认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影响深远。西方政治哲学正是从马基雅维利这里开始，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斯金纳,马基雅维里[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3]阿尔都寒.哲学与政治[M].吉林:人民出版杜,2003.

篇2：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

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因为他正是使政治哲学转向世俗化，以世俗政治的眼光去审察政治生活的第一人，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意义上，施特劳斯称他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给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奠定的基础表现在三个方面：1、用人性的眼光考察国家和君主权力，为权力的正当性理论莫定了人性基础。2、确立政治与伦理的真正分离，以科学的世俗的眼光看待政治和权力的正当性。3、确立了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是功利原则，开创了近现代政治哲学一个分支——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在马基雅维利地的政治哲学中，人性是恶的，是自私自利的;由于人的利益冲突而产生了国家;权力是一种统治之术，我们可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而君主则可以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采取双重道德标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为统治阶级推荐了一种不道德的实践，他本人也成为很多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家的仿效并顶礼膜拜的偶像。

一、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论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的本质是恶的，是自私自利的。人天生就追求于己有利的东西，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过程，一旦人停止了这种追求，也就停止了自己的生命。他尖刻地挖苦道，人们可以泰然宽恕谋杀他的父亲的凶手，却不会饶恕剥夺他的继承权的人。人不会在蒙受你恩泽的时候忘记你曾经给他的怨屈，一旦有可能就会对你实行报复;也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实现你恩施于他们时他们所许下的诺言。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自己在任何情况下的安全，保住自己的财产和获得更多的东西。他说人类最初和动植物没有区别，但由于人们无穷无尽地去追求财产和欲望，使人变得贪婪、狡诈、相互争斗，从而处于一种残杀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他所处的社会中，个人高于一切，除了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利益之外，其它一切都毫无意义。”马基雅维利对一切政治思想的阐释和对一切政治决策的议论都基于他的人性恶、人性自私的前提。

二、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观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观是建立在他的人性恶这一根基之上的，是他政治哲学的工具。他指出，世界上的财富是极其有限的;但是人的欲望却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听凭人性的膨胀和扩张，势必造成一种互相残杀的状态和局面，从而影响人类的发展。所以为了避免人类陷入永久的毁灭性的残杀，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人类就自愿联合起来，并且从自己的同伴中选举出有能力的人作为自己的领袖，颁布法律，于是国家就产生了。他认为，明智的统治阶级必须从人性的特点出发，制定保障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政策和法律来谋求幸福和安宁，为世俗谋幸福，否则就会导致人民的痛恨反抗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他以人性论摆脱了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人的神权政治的樊篱，把神学权威逐驱出了政治领域，从理性和经验中引出了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基雅维利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呼吁国家应该保护人的财产和安全，把私有财产和自私自利看作人类的普遍愿望和本性，这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政治哲学。

三、马基雅维利的权力观

马基雅维利以严格的政治学上的权力作为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政治就是权力，没有权力，社会就会没有稳定和安全，国家就没有统一和秩序。权力产生于基本的政治需要，它自身就是终极的目的，体现最高的善。谁掌握权力谁就应具有夺取和掌握权力的必要手段和力量。认为统治者不应以传统的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动，而应该以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他还指出，政治是一门艺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不能用超自然的神学来支配。政治与基督教格格不入，教会不能干涉政治权力。他认为，要实现意大利的统一，维护稳定，必须善于统治，善于运用权术来对付邪恶的人们。他说，政治上不存在什么道德与否的问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个聪明的统治者，首先听从必然的命令和指导：“为了保持他的地位”，他必须“非善良地去获取权力”。

四、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观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在道德上不存在善不善的问题，为了达到统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必须锻造双重道德标准即表面上的善和实际上的恶。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知道怎样做恶。每一位君主应该让人们看成是仁慈的，而不是残暴，但是对那些无力反抗的人要施以爱抚，使他们感激他，为他所统治;对那些有可能起来反抗的人则要处置于死地。君主只有不顾虑被谴责为残暴，以严刑峻法来对付主极少数人，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认为一个理想的君主，应该既为人所爱又为人所惧，然而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为人所惧更加安全，因为惧却是由对惩罚害怕而维持，它永远不会失去功效。“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该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于人道、违反神道。”

要“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慈悲为、笃守信义、讲究人道、敬教信神的人。”君主为了保持他的地位、权力、利益时常采取一些背信弃义的不仁不慈不人道的行为是益的，而且也是有效的。只要有利于自己的都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实施。

因此，君主可以采取一切卑劣的手段全然不必以品行取信于民，他既要像狮子又要像狐狸，像狮子那样有力，像狐狸那样狡猾，君主要善于伪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要为说假话而羞愧，也不要为做错事而内疚。君主不应当希望人爱他，而应希望人怕他，因为爱主动性在别人而怕主动性却在自己。

篇3：马基雅维利非道德政治观之我见

正是由于这本“小书”使马基雅维利受到了古往今来所有的政治思想家中最大的争议。虽然他已经去世四百多年了, 但是人们对他及其著作《君主论》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伏尔泰说他是“一个邪恶的歹徒”, 休谟称他为“伟大的天才”, 巴特菲尔德认为:“没有其他政治学方面的专著曾经激起一代代人的争论……对于一些人来说, 他似乎是暴君的顾问,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他似乎又是一个国家自由的崇高代言人。”

据说马基雅维利是要把退官之后的写成的这部著作献给佛罗伦萨的独裁统治者美第奇家族, 为重获一官半职, 因此这部书连同马基雅维利本人一同被世人所不齿, 但使《君主论》饱受诟病的最大原因, 还在于他在书中第一次把政治与道德的标准区分开来, 并提出了种种与人们的基本道德规范相冲突的治国谋略, 即非道德政治观。

一、非道德政治观的提出背景

马基雅维利非道德政治观的提出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

从政治结构上看, 中世纪晚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西欧封建国家内部逐渐出现了权力集中的趋势, 原有的封建权力结构在垂直关系上被层层切断的状态逐渐被打破, 英法两国在与教会的斗争中不断巩固以国王为首的国家权力。这样, 一种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国民国家的框架已呼之欲出。

从经济结构上看,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一个日益形成的国际大市场逐步取代了中世纪狭小的地方贸易。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垄断, 统一市场, 扩大贸易, 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抵制地方统治的分裂和混乱。国王和国家的权力在保护贸易、扩大财产方面发挥着的作用日益突显。

而马基雅维利生活时代的意大利却是个封建割据、四分五裂的国家, 一些欧洲的中央集权强国如法国、德国、西班牙也在分裂的意大利领土上竞相角逐各自的利益。

马基雅维利深信, 要拯救意大利, 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的统一, 以及由此而来的和平与秩序。而在意大利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政治上的强制与决断。“因为国家之间的安宁取决于政治上的决断, 所以一切有关正义与非正义、人道与残酷、荣誉与羞耻的考虑都必须统统为其让道, 必须放下其他一切考虑, 唯一的问题就是, 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生存与自由?”

二、非道德政治观的内容及表现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 为了实现和平与秩序, 统治者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它指出:“君主应以夺取政权和保持权力为目的, 因此所采取的手段, 总会被人认为是光明的, 而且受到人们的称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我们时代的经验证明, 正是那些忽略诺言, 善于诡计惑人, 而最后战胜了那些专讲信义的人的君主, 才创下了丰功伟绩……”

在具体阐释非道德政治观时, 马基雅维利并没有进行长篇累牍的系统论证, 而是在政治世界实际状态的描述中和对君主处理政治问题的建议中逐步渗透的。例如, 他认为统治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法律, 一种是暴力, 前者适用于人, 后者适用于兽, 统治者应当采取对人对兽的两种方法;他认为君主应同时具备狮子和狐狸的两种性格, 运用暴力和运用欺骗并重。又如, 他认为一位君主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要善于包装自己不能显示自己所具有的“恶德”, 要在人前显得具有一位优秀君主应该具有的一切品质;要把担责任的事情交给他人办理, 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留给自己掌管等等。一言以蔽之, 马基雅维利认为, 君主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 应该并且善于运用一切手段, 牺牲道德也在所不惜。

三、对马基雅维利非道德政治观的几点思考

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涉及到了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即伦理与政治的问题。与古希腊伦理政治观和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不同, 马基雅维利第一次把政治与道德的标准完全区分开来, 认为政治不能顾及道德, 为了达到政治的目的可以采用一切必要的非道德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 同以往的道德支配政治的观点相比, 使政治理论摆脱道德的支配, 把政治和政治道德的观点向前推进了, 而且把政治归结为纯粹的权力或以权力为中心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涉及到了政治的核心内容, 并能为意大利在道德沦丧、四分五裂的状态下迅速崛起注下一剂猛药, 但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无非是走向了一个极端。我认为, 这种政治观至少出现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贬低甚至是取消了人的行为的道德评价;二是忽视了政治的最终社会价值和功用;三是忽视了道德、教化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

首先, 关于人的行为的评价标准, 马基雅维利有一句著名的论断:“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聪明的君主不会因为残酷受人责备而烦恼。”固然, 妄想靠道德来解决复杂的历史和政治问题是天真且错误的, 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必然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现实。况且, 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 权力的拥有者也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 没有道德的约束, 权力的拥有者很难在所有问题上做出理性的思考和判断, “目的”庇护下的“手段”滥用也是在所难免。动机和目的需要分析, 手段的好坏也需辨别, 君主的行为在满足统治要求的同时, 必须建立在道德评价的基础上, 以一定的道德标准约束君主的行为, 才能免于权力的行使着无所顾忌的鱼肉他人。如果政治行为中失去了民主、平等、正义等重要的价值约束, 政治将难免走向邪恶之途, 人类社会恐怕离真正的丛林不远了。

其次, 关于什么是政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从政治的最终社会价值和功用来看, 我们至少可以达成这样一种共识, 就是政治应在实质上降低人们的生存成本。城邦政治生活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增进、协调公民的利益, 从而达到至善, 公民只有参与政治生活, 才能实现对善的追求。近代政治思想家对国家权力虽有着截然相反的认识, 认为国家是必不可少的恶, 但他们对于国家在对个人财产保障以及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毫不质疑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倡导的个人自由也要在政治的庇护下才能真正实现。这无疑也是洛克构建政治大厦, 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初衷。也就是说, 政治既是进行社会控制的基本工具, 也是人们追求自由的重要手段, 政治既要保持统治者的权威, 维系政治体的稳定与统一, 也要充分保护人们的平等, 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更要维护善与正义对社会的统治。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现实功用正在于君主可以利用自己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作为一本君主的治国教科书而无可厚非, 可如果 (也一定会) 书中内容在统治者施政过程中为平民掌握, 使被统治者同样具有“马基雅维利精神”, 社会将陷入何等秩序?从政治哲学意义上来说,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观是反政治的, 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秩序, 反而会增加原本的混乱。这可能也是《君主论》从未成为主流统治思想的原因之一吧。

再次, 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涉及到另一个问题, 即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能否真正的抛弃道德而只谈权术?答案是否定的, 道德教化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当“图霸业”的马基雅维利试图以非道德政治权术思想辅佐意大利的国王完成祖国统一之时, 东方同样以权术著称的鬼谷子、韩非子已悄然逝去两千年之久。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上, 东方人的智慧可以概括为“小胜凭智, 大胜凭德”。虽然“以德服远”并非完美, 但道德与教化的作用却绝不可少, 也绝非权术可以取代。不择手段的成功虽可成一时之霸, 但却难以巩固统治的权威与持久性。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不仅把政治从道德中彻底分裂出来, 其“结果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的原则以及权术思想更是把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排除在政治活动外, 使政治变成一种“以权力而实现统治的行为”。但是想要作为辅佐一国之君成就统治大业的统治思想, 未免是缺乏必要的深谋远虑, 也忽视了道德教化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马基雅维利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 把政治与道德完全分离, 使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但同时这种过于极端的分离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政治研究中一个复杂的问题, 其关键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限度, 使政治在适当的标准下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基雅维利, 潘汉典译:《君主论》, 商务印书馆, 1985年。

[2]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篇4：浅析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君主；权力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27-02

马基雅维利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许多人称他为“国家学说之父”，受人文主义影响深刻[1]97。《君主论》是他著名的作品，在《君主论》中，他从人和人的经验出发，摆脱了神学和道德的束缚，总结了国家权力得失的原因，他将法律、军队和权术等治国要策视为权力的工具，是最早看清政治的实质是权力问题，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据很高的地位[2]126。它打破了开始一直围绕着城邦国家而展开的对政治的理解，开始论述有关权术的思想，让人们看到了权力对于政治的重大意义，将政治的理解由国家扩展到权利的领域，从此翻开了政治哲学的新的一页。

一、权力政治观提出的背景

1.历史背景

马基雅维利权力政治观的提出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普遍萌芽，生产力也进一步的发展[3]，中世纪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欧的封建国家内部渐渐出现了权力集中的现象，原有的封建权力结构被打破，英法两国在和教会的斗争中不断地巩固以国王为首的国家权力。从世界的大范围看，君主专制的国家已经相继出现，并且中世纪的结构体制也在瓦解。因此，怎样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且很快结束当时分裂混乱的局面，是很多思想家们都关注的问题，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2.理论背景—人性恶

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是以“人性恶”为理论出发点的，它是对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相互利用。说到人类，他认为可以这样说：“人都是忘恩负义的，自私自利的，是伪装者、是容易变化的，往往都会逃避危难去追逐利益。当你对他们有用的时候，他们仿佛是属于你的。但是，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背弃你了。” [4]73基于这个理论的基础，君主要善于运用权力来统治“恶民”，君主也要“洁身自好”塑造良好的个人品质。马基雅维利洞悉到事态的炎凉，站在时代浪尖，揭露了人性的阴暗。

二、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权力是政治思想的核心，但是这种以权力为核心的理论和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家和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不同。他的权力政治观指的是当权者在执政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统治手段，即统治者在防御外敌和治理国家内部事务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君主论》这本书是当时马基雅维利写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小洛伦佐的，他的目的是想借这本书教给统治者怎样巩固统治，从而统一意大利[2]131。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有一个英明的君主来引导和统治。以便建立一个秩序稳定的国家[5]64。这样一来，君主的个人统治对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君主来说，夺取权力就是目的，怎样获得权力，如何很好地保持权力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的主要内容。他认为统治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顾忌很多，可以不择手段，它贯穿于马基雅维利权力政治观的始终，其具体内容如下。

1.重视军队和法律对国家政权的作用

军队是国家权力坚固的基石。马基雅维利阐述了军队对国家的重要性。“所有的君主国，不论它是新君主国、旧君主国，还是混合君主国，其执政之基在于良好的军队和法律。”[6]55“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就是不稳固的。”[7]87然而，并非所有的军队都是稳固的基石，马基雅维利强调的是一支由本国的臣民、市民或属民组成的军队，雇佣军和援军是不可靠的，它们之所以从军，只不过是为了军饷，那微薄的军饷不足以让他们为君主真心实意的卖命，反而对君主构成威胁塔西佗说：“世界上最弱和最不可靠的东西就是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8]56一个国家如果要治保持统一并且治理的井然有序，就必须制定出色的法律。“一个国家，其主要的基础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7]45。

2.君主必须懂得巧妙运用人性和兽性

马基雅维利强调，君主为了巩固统治得到权力，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背信弃义。君主要学会像狐狸和狮子那样，狐狸生性狡猾，可以识别陷阱，而狮子则凶猛残暴，使人人都感觉害怕。为了国家的利益。当权者采取的手段人们总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认为是光荣的还受到人们的赞扬。”[7]89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为了巩固统治，保持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他说：“我们必须理解，一位君主，他承担着保护国家的重任，不可能做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有时候他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顾及神道。

3.君主可以采用冷酷无情的暴力手段巩固统治

谈到残酷与仁慈的问题时，马基雅维利指出君主在指挥作战时，有必要将残酷之名置之度外，否则军队就无法保持团结。汉尼拔之所以率领一支众多民族组成的大军在异国作战获胜，正是因为他的残酷无情使士兵对他敬畏。人们认为英明的统治者，就应该坚持正义和仁慈，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国家。但马基雅维利却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一位君主既要使人民爱戴他又要使人民畏惧这固然有利于统治。但是两者不可兼得，马基雅维利认为，“被人畏惧要比被人爱则要安全得多”，因为“人们往往爱戴君主，是基于自己的意志，但是人民畏惧君主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我们知道君主总是会立足于自己的意志但不是别人的意志。”[4]104

4.吝啬高于慷慨

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位君主如果只为了保持慷慨的名誉，他就会挥霍财产，直至最后把财产耗尽，这时他就会想方设法保持自己，例如他会增加人民的负担进行征税等反而招致贪婪的骂名。马基雅维利认为：“被人们认为慷慨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慷慨的做法使你获不得好名誉，它对你来说也就不好了反而让你获得相反的恶名”[8]67。相反，君主平时很吝啬，但是他的国家却收入丰盈，“因此他不会额外增加人民的负担，不但能够使国家统治稳定，还就能够防御外敌入侵，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觉得这位君主很慷慨。”[8]64

三、马基雅维利权力政治观的价值意义

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给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活力。他的视角从伦理和神学上转向了政治学本身，从而创立了近代政治学研究的新思维。

1.马基雅维利认识到物质利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他留给我们的主观意志的余地太小了，这点余地可能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和知识欠缺的结果[9]56。马基雅维利反对神意支配人们行动的说法，他否认神创造国家的观念，使政治学摆脱了神学和宗教的束缚，成为一门建立在世俗社会基础上的学科。马克思曾经说：“马康帕内拉、马基雅维利等已经用人的眼光观察国家，他们从神学中引出了国家的自然规律而不是从理性和经验中”[10]132此外，马基雅维利还提出了道德不应干涉政治的观点，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

2.马基雅维利是最早界定“国家”这个概念的

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是最高的政治实体，之后法国的思想家布丹进一步对这一理论有所发展。他认为政治学的起点，既不是君主也不是公民，而是不从属于其他权力的国家，后来他提出了国家主权的理论一个国家的存在必须有强大的实力。而要实力快速的增长就必须要依靠法律来维护。之后格劳秀斯则系统的研究了法律的结构，他在自然法和主权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法理论，因而如何处理好独立主权国家的关系也有了法律的依据。

3.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和稳定就必须建立在于良好的军队和完善的法律

我们知道，完善的法律能够有效地防止一个国家政府的腐败，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时代潮流的反应。国家的职能：“借着军队和警察建立武力，制定法规，渐渐形成风俗习惯，以支持领导权，维系社会的秩序”[11]78，这符合当时欧洲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制度的需求。另外，他的一切从社会的现实出发，“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力方面，而是论述事物的真实情况”[7]94的研究态度，影响了下一代的后人，从而开启了欧洲学术理论界向科学大门迈进。

四、结语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揭开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篇章，将政治学带入到一种新的理论状态中，揭示了政治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人类从此开始接受政治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的总和”这一看法。在马基雅维利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政治哲学围绕政治与权力而展开，揭示了政治哲学的新的发展一页。

参考文献：

[1]王彩波.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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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M].李玉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1]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M].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篇5：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

——《君主论》读书笔记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西方乃至世界上的一部奇书，其奇就奇在他敢于在天主教居主导的世界中摒开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追求，公开地向君主提出使用权谋、为了权力不择手段这些背离公众价值的“肮脏”的思想。马基雅维利也是世界上较早把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进行研究的思想家，他的权力观使政治脱离了道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马基雅维利也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书提出了许多他对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权力的建议。他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君主应该拥有的品质，并通过辩证的解释来论证君主的正确做法。他主张君主要吝啬、要残忍、要像狐狸和狮子一样聪明和凶恶、必要的时候可以背信弃义、可以为恶、要让人民都畏惧他······这种种的主张都使马基雅维利显得极度的不道德。

但是，马基雅维利的这些主张都有自己的理由，他的一切理论的基础就是他的一个著名的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也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至于他的这一主张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论，但就马基雅维利论证的过程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严谨的。他从正反两面预测了君主做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依据结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论证了非道德的合利益性，他的思维逻辑就是结果大于过程。

那么，马基雅维利的这些主张到底对不对呢？要判断一个主张是正确还是错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没有绝对正确的事物，只有符合实际的暂时正确的事物。依据这个思维，我更倾向于马基雅维利君主观的正确性。理由有以下两点：

（1）目的的道德性

既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观是建立在“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这个理论基础上的，那么他所谓的目的就成为了其君主观正确与否的关键。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君主为什么要选择非道德行为的原因时，都是把道德、正义、理性作为最终目标的。比如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君主应该残酷的时候时他说“为了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而残酷，比起那些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而不顾的所谓仁慈，其实是仁慈的多了。君主也许想受人爱戴和令人敬畏二者兼备，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如果必须在二者间作出取舍，则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并不是排斥仁慈，而是对个别人的仁慈并不能带来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对于多数人是不仁慈的。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仁慈，是一个更宏观、更全面的仁慈观。这种全局观不仅体现在仁慈的论证中，而且普遍的存在于他的整本《君主论》中。在个人道德和全民道德中，马基雅维利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全民的道德。虽然他的理论中也有君主自身的利益考虑，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基雅维利的主张是牺牲君主的个人声望来成就全民的安全、利益和道德的献身主义精神，这是需要极大勇气和忍受孤独的。（2）现实的不可为性

马基雅维利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君主的“非道德”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是非常乐意用道德来实现道德的。但是，马基雅维利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割据势力非常严重，各城邦国家之间彼此仇视和敌对，整个意大利四分五裂，备受西班牙、法国等国的蹂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马基雅维利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来抵御外部的侵略，实现意大利人民的安全和团结。在当时，显然，一个优柔寡断的谦谦君子是不可能完成统一意大利这个重任的，意大利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有手段的君主。“在非常的情况下就要运用非常的手段”，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基雅维利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的切实实践者。

马基雅维利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和仁慈是行不通的，只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才有可能真正的保卫人民。他主张用军队和计谋和赢取战争，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在维持统治的方式上，马基雅维利也不主张过分的仁慈，因为君主的臣子们都是善用权谋、趋利避害的精明小人，因此，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有狮子一般的权威和狐狸一般的睿智，这样才能掌控大局。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观研究的是实然的问题，而不是应然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君主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这是一种务实不务虚的态度，或者可以说是摒弃了虚伪表面的“正人君子”。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理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他的理论还是有很多缺点和局限的。

首先，君主的道德不一定是高尚的，君主之所以会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去做，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为了全民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欲望，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很可能会为了自己的享受，加倍的盘剥人民，因此，马基雅维利主义大多数时候会成为君主们掌握权力、攫取利益的工具；其次，马基雅维利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这些非道德的主张，会在全社会产生一种恐惧和效仿作用，如果君主都选择成为一个“非道德”的人，那么，大臣、人民就会为了适应君主的“非道德”而做一个“非道德”的人，这样的话，全社会就会到处充斥着欺骗、愚弄和残暴的气息，这样国家是不可能存在长久的。

篇6：夜读马基雅维利

作家写到:“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年5月3日出生于佛罗伦萨城。从他家到亚诺河上的韦奇奥桥(意为老桥)只需一分钟,过桥去市中心的领主广场(又称市政广场或市政厅广场)走大路也不过5分钟。”马基雅维利的家位于圭恰迪尼大街18号,一直保存到1944年,后毁于战火。现在的建筑物里只保留着一根长约40厘米的古旧方木材料,上面写着:“此梁为马基雅维利家所用,发现于1944年房屋遭到战火破坏时。”

这样的写法很是引人入胜,尤能引起旅行者的兴趣。我的朋友王巍先生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维利的踪迹。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他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名流的来龙去脉,他说:“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盐野七生在这部著作中介绍了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展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得友人曾问我文艺复兴跟政治是什么关系,我想了一下回答说,文艺复兴代表着人的心智的解放,是对基督教的神权地位及其虚伪的禁欲主义的冲击,为随后带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7、18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这样回答大体不错,却也失之于肤浅。要深入了解欧洲的这一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去向马基雅维利请教。

马基雅维利一生留下的著作并不多,影响最大的就是《君主论》了。他偏爱共和制,现实中却积极推进君主制完善,这是因为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分裂之中,军队也不是自己的,当务之急是摆脱神学和教会的控制,建立王权的绝对统治,注重人的智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他认为,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非有三个要素不可:暴力以保障安全,权力以保障秩序,权威以保障荣誉和忠诚。三者缺一不可。君主可以偶尔使用暴力,此后除非能给臣民带来福祉,决不可再用。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然敌对势力已被消灭,就不必再动刀枪,结束人心惶惶的状态。

马基雅维利的终极追求是善,但非常现实地指出善的形成只有通过恶才能实现,因为人性是恶的,掌握权力的人跟普通人一样也是恶的。与善相比,恶才是政治的核心特征。因此,他告诫君主:宁要别人畏惧,不要别人忠诚。因为别人的主观意念难以窥测和操控,君主却可以掌控和随时使用暴力。但马基雅维利也认为,使人畏惧并不意味着使人憎恶,而避免使人憎恶的方式便是让被驱使者获得财产,保护臣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那么,是不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就不能有道德了吗?倒也不是。君主的道德和他的行为是两回事。他可以内心是道德的,完全知晓是非对错,但是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杀伐决断绝不能含糊,而且有时候思维方向是相反的。比如,对于常人来说,慷慨是美德,吝啬遭人鄙视,而对于君主而言,慷慨未必就是美德,吝啬未必就是恶行。君主的钱财来源于臣民,倘若君主对少数人过于慷慨,则必须加重多数人的税收负担。对于少数获得赠与的人来说,君主是慷慨的;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君主则是吝啬的。

马基雅维利看透了政治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本质特征,将伦理道德问题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才可以确定自己采用什么方式去应付与驱除这种恶。除非有弄脏自己双手的准备,否则他就不能为国民服务。也是因为这一点,马基雅维利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是他最早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开创了用人的眼光看待国家和政治的先河。

我们也有学者和学术活动,但常见的情景是:只见经济不见政治,只见政策建议不见制度演化,只见具体的技术操作环节不见对现实政治经济走向的精确把脉,无从发现“要害问题”和“真问题”。比起马基雅维利,我们难说是现实主义者。

篇7：浅析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 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 君主制 政治思想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69—1527年）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马基雅维利从基本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认为人本性自私，人的本性即是追求私利、名誉与财富，其国家学说便以此性恶论为基础而建立。国家通过颁布法律来防止人类无休止的斗争，通过建立秩序来约束邪恶。他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统治权术思想，其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一、马基雅维利与《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出生于弗洛伦萨一个共和背景深厚的世家。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但父亲依然让他接受古典教育和人文主义训练。马基雅维利1498年开始在弗洛伦萨共和国任职长达14年。期间他致力于共和国的军事与外交，作为外交使节进行过20次外交旅行。这些经历使他以旁观者清的眼光，看清了意大利政治的弊端，加之他长期在高层圈子活动，看遍了自负之辈勾心斗角、玩弄权术的嘴脸。这些都为他创作《君主论》奠定了基础。

《君主论》作为他的代表作，完整地阐述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专制理论和君主权术论。其理论基础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和伪善的，因此驾驭人类就需要运用强有力的手段。他把但丁的统一思想与军权思想付诸实践，为君主提供了各种施行办法。《君主论》中他描绘的理想的君主形象是：君主应具有强大的实力，全力以赴做好当下的事情。君主应学会做恶人，令人生畏而非令人爱戴。只有这样，君主才能真正一呼百应、令行禁止。其次，他认为君主应摆脱传统的善恶观念，树立自己绝对的威信。提出“主不能信其民，民亦不敢亲其主”。君主们为了达到国家统一、实现其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施展权术。正如他告诫君主们的“在辨认陷阱时，您应当是狐狸；在吓唬饿狼时，您应该是狮子”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归根到底是力量问题。《君主论》中他探讨了两大主题，即军队与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他对军事格外重视，认为它是君主进行统治的主要手段。他认为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是“完备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而且精良的军队比各种法律更为重要。《君主论》中强权政治理论发挥的淋漓尽致。他大力批判君权神授，认为教会是意大利分裂的根源。他主张国家与教会相分离，主张由国家来管理人们的信仰。他认为，作为统治的手段，必须放弃共和制实行君主专制，只有实现了君主制，才能结束意大利当时的分裂状态而实现统一。

二、马基雅维利的政体思想

政体是人们政治生活的组织形式。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政体不过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权力的分配和运用的方式。古往今来的所有国家和政权，不外乎君主国和共和国。马基雅维利把暴力的君主制作为实现意大利安定统一的统治形式，但他心中理想的国家形式又是权力制衡的共和制。其政体的理论在西方影响深远。他力求从理性和经验中而非神学中得出国家的自然规律。他在批判地继承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政体的道德涵义和组成方式等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政体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政体作为一种统治方式，政治的本质就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权力分配和运用的方式。其二是作为“国家理由”上的政体，国家的目的决定政体的性质，国家的利益是首要的，但选择的政体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根本利益。

马基雅维利对于不同的君主政体有不同的态度。他反对和嘲讽具有神学背景的君主制政体，倾向于那些市民君主国和由强权创造并由强权维持的新政治实体。他认为这种全新的君主国才能带领意大利走向统一，进而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在其政体思想中，基本特征就是君主具有绝对的、至高的权力，君主的权力凭其个人的才干和利用各种有利环境获取。获取和维持权力与国家统治的基础是法律和军队。重视法律的作用，但法律必须以武力为后盾。他把军队划分为雇佣军和市民军队，主张国家应该建立起一支由自由市民组成的军队。认为君主除了统帅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目标和其他思想。

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制权术思想

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就是统治者的统治技巧，也就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创立之初或危急时刻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君主来统治和引导，以便建立或恢复国家秩序。如果人生来就是自私的，那么就只有通过国家和法律的暴力才是凝聚社会的唯一力量。道德上的义务最终还是由法律和政府来决定的，即道德应服从法律和政府的决定，那么作为法律和政府主宰的君主更应高于法律高于道德。马基雅维利以此为依据，提出的君主权术思想主要包括：

1.凡是有利于政治统治和权力巩固的事，君主都是可行的，不应受到道德规范的束缚，应完全以时效性为原则。2.君主要重视法律和军队的作用。制定法律来保持国家的井然有序。世界上有法律和武力两种斗争方法，但前者时有不足，要培养良好的军队来弥补。3.君主应使人民畏惧，不应使人民憎恨。理想的君主是让人民爱戴和畏惧的。但如果必选其一，他认为受人畏惧更安全。人性是自私的，有时会忘恩负义，畏惧是由惩罚来维系的，君主不必介意偶尔的残酷，有时只有残酷才能获得国家的安定和团结。4.君主要懂得如何运用人性和兽性。聪明的君主应该像一个狐狸和狮子的混合体，既要学会欺骗又要充满暴力，才能保持威严并使人民畏惧。5.君主要做弱小邻国邻邦的保护者，但不能增加他们的力量，抑制比较强大的邻邦，巩固自己的实力，不能使邻国得势，又要适时保护弱小邻国。6.必须保护人民的私人财产，因为占有人们的财产会使人民憎恨。

四、马基雅维利主义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启示

以《君主论》为代表的思想围绕着为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这一最高目标，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马克思指出，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是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之前，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用道德来解释政治。因此马基雅维利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他作为一位现实的政治家，为了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和富强，在统治方法和手段上把暴君当作必要时也可供效法的榜样，把统一的希望寄托于霸主，反映了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精神。

如果我们对于马基雅维利的生平及其整个政治理念有一个全面了解，就会认识到对他的指责是片面的。马基雅维利处在各个诸侯与国君使用计谋和诈术来拼命扩展自己利益的环境，人民大众被他们反复而轻易操控的一个时代。共和派人士一次次地努力建立共和政体，却一次次的在强权的打压之下失败。马基雅维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依赖强有力的君主权力来统一祖国，是他认为唯一现实的选择。因此，强权的君主制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他的思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无疑是进步的，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从时效上来看，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意大利，君主专制制度是结束割据、解除内忧外患的一剂良药。

马基雅维利基于现实问题解决的政治理论，在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学领域中，他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敏锐而客观的观察，首次将政治与道德、政治与宗教区分开来。他将国家建立在人性“性恶”和人的自身基本行为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成为现实主义政治思想的先驱，推动了西方政治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春花.从《君主论》看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J].新西部，2010（24）.

[2]周三华.马基雅维利与《君主论》[J].法治与社会，2009（9）（下）.

[3]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陆海发.马基雅维利政体思想探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3）.

作者简介：

靳芳菲（1989——）女，汉族，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制度研究。

篇8：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

一、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相似政治思想的成因

从表面上看,韩非与马基雅维利从很多方面看并无联系,然而二者在政治思想上有诸多共通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 家庭背景相似

韩非生于战国末期韩国的都城新郑,为韩国宗室的贵公子; 马基雅维利的家族中曾诞生了十三名政府首长及五十三名执政官,虽在其出生时已沦为佛罗伦萨没落的贵族,却仍得接受教育,并加以自学成才。可以说,相似的家世背景使二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对政治的接触中愈加深刻地了解到时局形势,从而对政治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

( 二) 所处年代动荡

韩非身处战国末年,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霸,时局动荡不安; 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年代里,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波利王国和教皇辖地五国争雄的局面持续已久。置身于动荡不安的时代,韩非与马基雅维利都迫切希望可以通过变革结束战乱的局面,以获得永久的安宁。

( 三) 所属国家弱小

韩非所处的韩国在战国七雄中势力最弱,也最先为秦所灭; 马基雅维利所在的意大利当时正遭受着法国和西班牙的践踏,所处的城市佛罗伦萨在被教皇辖地逐步侵占的同时,一步步成为法国和西班牙争斗中的牺牲品。面临祖国被列强凌辱的局面,两人痛心不已,并在痛定思痛后决定于战争中寻求原因,研究国家政治。

( 四) 治国的一致目的

韩非和马基雅维利均博学多识,对治国颇有自己的见地,因此更迫切期望统治者可以采纳自己的思想。韩非数次向韩王谏言献策,劝说韩王励精图治,通过变法图强。韩非在后期创作了《说难》、《孤愤》,直言游说进言的困难及因孤傲嫉俗不容于时而生的愤懑之情。马基雅维里的代表作《君主论》总结了佛罗伦萨以至意大利历时几百年的政治史,及其本人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君主论当时由马基雅维利特别作为礼物献给洛伦佐·梅迪奇殿下。

以上四点可以说是韩非和马基雅维利相似政治思想的形成原因。

二、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人才管理法比较

韩非与马基雅维利在国家的人才管理方法上有很多相似处,又各具特色,以下主要从几大方面论述。

( 一) 识人、用人、考核为一体的人才战略

总的来说,韩非和马基雅维利在为国家制定人才战略时,都兼顾到了识人、用人、考核这三方面。首先,在识人方面,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深刻意识到君主力量的单薄,认为要想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一定要充分合理地将臣民的力量集中起来。他们都认识到君主识人之法的重要性,其中韩非提出“上君尽人之智”,充分说明了知人善任的重大意义。 在他看来,国家成功管理的实现需君臣合力,可见合理人才的选用对治国的意义。同时,他还将人才之选用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治乱的层次。 马基雅维利更侧重于阐述君主应如何识人,他亦认为君主应任人唯才, 人才的选择必须通过考察,政绩需优秀,品行也要端正,这样即便能力上有欠缺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大的损失。反之,如果选用品行上有瑕疵的人,他能力越强就越会危害国家利益。

其次,用人较识人更难,在用人方面更需谨慎,讲究扬长避短。韩非主张使人才从基层任职,通过接受层层的锻炼和考验做出一定业绩后, 方可提拔并委以重任。韩非认为应根据人才不同的特点为其安排合适的工作,以“皆用其能”,这样才能使君主最大程度上获益。韩非还指出君主在任用人才时应少做干预,而是放手让人才充分展示自我。除此之外,韩非还构想了人才的专业化、技能化发展之路,以使人才能各司其职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当然,如此也可使君主在对人才考核时更为简洁准确。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表明了君主应任用忠贤之臣的观点,避开那些谄媚者。在如何避开谄媚者的问题上,他建议君主认真挑选出一批有识之士,赋予他们讲真话的有限自由和权利,让他们可对君主询问的事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除此,君主不得在其它任何事上轻信他人,如此方能一方面不为谄媚者所害,另一方面又不至于沦为失去主见、轻信他人的庸君。

再次,由于韩非在对人才的考核方面论述更多,故此处仅举韩非的观点为例。韩非为君主创建出一套较为完整可行分人才考核流程: 第一步,臣子需向君主陈述对自己所任之职的规划及预期可以达到的目标, 并做出确切的保证,亦即“以名为首”。第二步,君主应综合臣子的陈述及对其真实情况的了解,根据各人具体才能安排相应的工作,以确保臣子承担其陈述内容中的责任,即君以其言授其事”。第三步,君主对臣子实际的工作状况进行各方面考核,将考核结果与臣子先前的陈述两相比较,以此作为臣子实际工作能力的依据,正所谓“形名参同”。第四步

,“赏罚分明”,顾名思义,根据臣子的实际工作业绩做出奖励或制裁。

( 二) “任人以事”的心理学运用

“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及近代的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1],因此,在权力的基础上实行法治便尤为重要。韩非认为君主最重要的是掌握领导术之精髓,让有才能且功劳卓著的人担当重任,并鼓励他们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给予他们高爵厚禄。只有如此方可使人才尽其所能为主效力。韩非所认为的贤能之士指那些既能识破并揭穿奸佞小人,又可向君王献富国强兵之策的有识之士。为朝廷选拔贤臣良将需君主亲力亲为,同时在长期的实践中对其加以考察,对真正的人才逐级提拔。此外,君王需提防“任人唯亲”的思想,避免国家遭受灾难。

马基雅维利首先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认为君主可通过多种方式觅得人才。其次,他主张君主一定要珍爱人才,“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2]再次,他建议君主通过定期接见各行业人才及部族集团, 和普通民众拉近距离。以上措施的采取可使国家政策深入民众心中,并提高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激发其创造力,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 三) 君主专断的重刑制度

同样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要求使韩非与马基雅维利都认可重刑主义。在赏罚轻重问题上,韩非认为只有重赏重罚才可使人产生被激励或受控制之感。马基雅维利在此基础上注意到君主给臣民恩惠的重要性,认为君王是受民拥戴而成,时刻不能忘民,“否则,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轰他下台的也是民众。”[3]

三、对当代人才观的启示意义

总的来看,学界给予了韩非和马基雅维利很高的评价。现代学者认为韩非是“先秦诸子的殿军”[4]。“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经交到它的第一批阅读者手中,就立即被付诸实践,它被君王们视为治国安邦的枕边秘籍。”[5]同样,二者的人才管理法对当时国家的人才管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今日政府领导人的人才观具有启示意义,主要呈现为三方面: 第一,在选拨人才时注重德才的统一,坚持以工作实绩和群众的满意度为出发点,并将人才分配到适应的岗位上。第二,严格执行选拨人才的程序,从民主推荐到任前公示的每一环节都不可少。第三,定期对政府官员的工作进行考核,并通过开展培训工作,提升其理论素养,提高其执政能力; 通过创造基层锻炼的机会,增加官员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 简言之,通过加大各方面的教育力度,使优秀人才提升到更高层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68.

[2]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二十一章.

[3]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九章.

[4]陈炎.《韩非子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4.

篇9：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

佛罗伦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于一四六九年五月四日生于阿尔诺附近，五十八年之后，也就是一五二七年，他在这里溘然离世。除了外出执行过几次外交使命，他一生都在佛罗伦萨度过。他的家庭属于“胖子”阶层(Popo1arigrassi，即享有一些世袭遗产的阶层)，但是并不富有 。对于马基雅维利的生平，西方学术界也有争论。有人认为他是一位高高在上、荣华富贵的达官显宦(R.Naves《君主论》)，有人却把他描绘成一位衣衫褴褛、受冻挨饿、经常提着菜篮子在陋巷中蹒跚行走的穷人(GiuseppePre-zzolini《马基雅维利的一生》)。一般认为，在佛罗伦萨永恒首领皮埃尔·苏德里尼统治时期，他任过自由与和平委员会的秘书，掌管过共和国的其他几个委员会，官运亨通。后来，西班牙人袭击了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这时他倒了运，丢了官职，甚至被当作阴谋分子关入监狱，受到虐待。后因查无实据，统治者才没有加害于他，只以流放罚处。在流放期间，他埋头著书立说。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详尽地谈论了称霸之术。他要告诉君主的是如何取得和保持统治国家的权力。

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永恶论。他把特定历史阶段各个阶级斗争的激烈状况永恒化和普遍化了。他断言人有亘古不变的本性。这种本性是恶的、自私的、伪善的、狠毒的，大有后来霍布斯所谓“人对人如狼”之意。因此，他认为驾驭人类需要有强力的手段。既然人身上综合了人性和兽性，那么治国之术就有两种：强力和法律。法律适用于人，强力适用于兽。统治者应善于既为人又为兽，这样才能保证统治稳固长久。

他在《君主论》中描绘了一位理想君主的形象。君主应具有实力。君主不必操心应该如何去做，而应全力以赴地做好正在做的事情。在恶人之中，君主应学会做恶人，不做有道德的人。君主应令人生畏，而不应让人爱戴 ，因为令人生畏取决于君主，让人爱戴取决于他人，只有这样，君主才能令行禁止、一呼百应。君主应摆脱传统的善恶观，不必害怕臭名远扬，他应拔剑在手，树立自己的绝对威信。主不能信其民，民亦不敢亲其主。他告诚君主：“在辨认陷阱时，您应当是狐狸；在吓唬恶狼时，您应是狮子。”(《君主论》，第92页)这便是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基本内容：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对军事格外重视，视之为君主进行统治的主要手段。他在《君主论》中花了很多笔墨谈论军事，还曾写过专门的论文(《战争的艺术》)。他断言君主首先是军队的统帅。他十分蔑视那些“没有武装的先知们”。“他们(君主们)是靠自己的祈求还是靠力量来完美地开展他们的事业呢？如果他们只靠祈求，他们便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可是如果他们使用力量，失败是很少的。”“国家的主要基础古今都有两个：良好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没有精兵良将，法律不啻一纸空文。”(《君主论》，第30、61页)所以他主张以佛罗伦萨的市民取代雇佣兵。雇佣兵享领重金，但作战很不卖力，不能成为君主的得力工具 。

马基雅维利反对罗马教会，指责罗马教会利用各领主、大公、君主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削弱和毁坏了国家，“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他曾气愤地说：“教会使我们国家四分五裂，现在仍让它四分五裂。”(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1页)他主张国家管理信仰，使其成为统治的手段。

马基雅维利鼓吹专制君主用权术和强力进行统治，目的究竟何在呢？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也提出了各种解释。如假装论，马基雅维利为了让君主的丑陋面貌暴露无遗，才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君主的可恶特征，卢梭就持这种观点。许多人指责马基雅维利抛弃了道德原则，陷入邪恶。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用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的手段。

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推崇称霸之术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统一意大利，“建立和维持国家。”(Berki《政治思想史》，一九七七年英文版，第124页)雅各布·布克哈特也说：“尽管他象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言行放任，但国家的兴隆始终是他的想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84页)隐居期间，马基雅维利曾在一家小客栈里住过一段时间，他常同客栈里的酒客争论，对意大利分裂和腐败的状况大发议论。有一次，一位酒客向他发问：“那您的旗帜是什么呢？”他用手指蘸了蘸杯子里的里昂蒂葡萄酒，在桌子上划了一面旗帜，在旗帜上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 ：“统一、武装和非教士化的意大利。”(Prélot：《政治思想史》，一九七五年法文版，第207页)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目的。

为了统一，他呼吁君主采取强力行动，排除阻力，认为只有一位君主脱颖而出，制服群雄，各封建领主才能统一在他的权力之下。在意大利这块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狼争虎夺的土地上，用所谓道德的手段，不掌握武装力量，不冲破宗教束缚，君主便一事无成。他对当时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法兰西羡慕不已，称之为管理得最好的国家，“那儿许多完善的制度保证了国王的行动自由。”这就是他对国家制度的憧憬。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一开始它帮助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和战胜封建领主地方割据的壁垒。“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3页)

十五世纪末，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大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在西欧迅速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封建割据却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当时的意大利，政治上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外敌遍布，任人宰割。城市共和国、王国、公国、教皇辖地及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均各自为政。封建统治者之间尔虞我诈、相互攻伐、战火连绵。此时意大利的政治结构类似于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新的生产方式正趋于突破这种在质和量上都陈旧了的政治结构。资本主义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战胜封建领主阶级，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其次，意大利长期以来受外敌蹂躏，西班牙、法国、德意志和罗马教廷分割着意大利。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都已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扭转了领主国家互相倾轧的局面，因而国力大振。面对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土地，新兴的资产阶级痛感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怎样统一意大利呢？资产阶级受其历史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只能寄厚望于集权的君主，企图借君主之手实现他们统一意大利的夙愿，打垮割据的封建领主，完成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业。马基雅维利恰恰反映了这一愿望。他耳闻目睹了这种景象，深感意大利要统一，要排除外敌，必先自强。自强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只能得出“没有君主，便没有统一”的结论，为理想的君主提供霸术。因此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君主论》是当时资产阶级的人才设计方案。也有些学者认为，马基雅维利让君主出面统一国家，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君主消灭了封建领主的分立主义、统一意大利之后，便应组织自由的国家，弃霸术而兴王道。

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的真实用意是希望有一位君主能纵横捭阖、力克内乱、驱除外敌，统一意大利，为新兴的市民阶级和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有利的条件。有人说他写此书一方面出于生活拮据，另一方面是为了博得新主子的欢心。这两个因素可能成立，但是他们并不能说明《君主论》的内容和用意，真正的解释应当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中去寻找。

在政治思想史上，马基雅维利贡献很大。他首先在近代的意义上使用了“国家”一词，赋予这个词以民族国家的意义，后来欧洲大部分语言都采用了这个词。不过，他尚未清晰地规定国家的性质，他的国家仍然与君主的人格混同一起。他第一个用“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摆脱了宗教神学、道德伦理和形而上学的传统方法。马克思肯定了他的这个贡献，“……从近代马基雅维利……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

(《马恩全集》，第三卷，第368页)

马基雅维利对后世起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上述观察事实、不凭主观思辨进行政治研究的方法论；二是他对玩弄权术、讲究计谋、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论述。这后一种影响被人们称作“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于后者，我们应当尤其注意加以识别和批判。

前面我们说过，马基雅维利主张统一意大利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应怎样评价他所主张的不顾一切道德原则的手段呢？手段的卑鄙证明目的的卑鄙，这个推论似乎不适合马基雅维利。因为在他那里，“恶”是历史的杠杆，手段是不正当的，而他要达到的目的却是顺乎历史潮流的。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一是他所处的动乱时代，二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和个人的悲观主义。他不仅看不到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群众，而且出于他狭隘的眼界，他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考察历史的变迁，把个人和权谋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希望寄托在君主和权谋上。他只能在历来统治阶级的统治术中寻找灵丹妙方，不惜采用最卑鄙、最无耻、最没有道德的手段。他的政治理想虽然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但他最终把它寄托于君主。这种主张不免流为剥削阶级争权夺势的“法宝”。归根到底，他所推崇的手段仍然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所迷恋的手段。这是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糟粕，应当加以剔除和批判。

这种倾向同时反映出，资产阶级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剥削阶级，一开始就要求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不讲道德的权术之上。马基雅维利主义后来被剥削阶级的统治者视若珍宝，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卑鄙野心和目的。他们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所依据的原则就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但，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是不正当的。”(《马恩全集》，第一卷，第73页)马基雅维利主义作为手段本身就产生于剥削阶级的权术政治，因而它为剥削阶级崇尚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