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斯模型(精选七篇)
马里斯模型 篇1
一、信息不对称的含义及表现
税收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相关决策信息了解程度的不对等状态。在征税与纳税关系中, 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着十分典型的信息非对称:只有纳税人自己才清楚地知晓个人收入的真实情况, 而负责征税的税务人员很难准确掌握这一信息。个税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个人收入信息不对称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济收入来源进一步多元化, 纳税人对自己收入多少、收入来源、收入构成、获得收入所付出的成本信息了如指掌, 而征税机关所能获知纳税人收入的途径极为有限, 相关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可能会导致了税收的严重流失, 甚至丧失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
(二) 个人创造财富信息的不对称
不同的劳动者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如果要实现完全的调节收入的功能, 则高收入者应当缴纳更多的税款, 但是, 劳动者能创造多少财富, 很难有明确的衡量标准, 只有纳税人自己才清楚, 税务机关如果不能有效地掌握该类信息, 则很难科学地设置税率, 如果所得税率太高, 则会抑制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 导致社会财富的无形流失。因此, 该类信息不对称使得税收的有效征收和促进社会财富生产之间很难平衡。
(三) 税收开支信息的不对称
目前, 我国税收开支的公示工作仍做得不够, 纳税人很难通过便捷的途径了解税收开支, 使用的情况, 这会导致纳税人难以树立自觉的纳税意识, 同时也不利于纳税人展开对税务机关的有效监督。
二、莫里斯模型简介
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莫里斯所提供的模型引入了信息非对称性的因素, 从而为税务机关在非对称的信息基础上, 合理制定征税标准提供了借鉴。
莫里斯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在莫里斯模型中, 劳动由个人供给, 每个人的效用函数都相同, 同时劳动者也想实现个人消费与闲暇的效用最大化。由于受到税前工资和所得税税率的约束, 政府必须通过税率的合理设定, 兼顾税收收入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莫里斯模型的重要结论是:
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
2、最高所得的个人边际税率应该为零。
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人是按最优状态工作, 则对他们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
莫里斯假定, 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 个人仅存在赚钱能力上的差异, 而在其他方面是大体一致的。各人的收益能力用工资率w表示。政府了解在整个人口中赚钱能力的分布, 虽然可能无法利用有关个人的信息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 但可以根据其掌握的关于个人统计特征的信息来制订政策。这是因为, 对于人口众多的经济体系来说, 人口的分布特征带有稳定的事前信息, 对于大部分政策的制定, 这类信息不大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
莫里斯对所得税税率设置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避免高能力的人伪装低能力, 使得总体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税率, 他认为应当对处于某个免税线以下的低能力者不征税, 低能力到中产阶级的边际税率随收入增加而增加, 中产阶级到高能力的边际税率随收入增加而减少, 处于某个收入以上的高能力的个人不征收任何税收, 即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为零。
莫里斯模型提出了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实现效率和公平这两大目标。他的研究为政府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 制定合理的税率, 以兼顾效率和公平提供了理论参考, 莫里斯强调:他的理论, 其核心问题即是信息问题。如何将信息问题的隐密性转化为可以监测和控制的变量, 是该理论所要探讨和试图解决的。同时, 我们也应当看到, 莫里斯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 具体表现在:
(一) 莫里斯导出的最优税收公式很难用语言描述, 尤其是它根据所采用不同的福利函数而变化。
此外, 该模型中关于个人能力和个人收入的变量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 莫里斯也承认“这些最终结果只有极有限的实际价值”。
(二) 莫里斯仅从税率的角度为解决征税中的信息非对称提出建议, 其视角不免有些偏狭。
事实上, 解决此类问题的措施远不局限于税率, 政府可以采用多种措施, 做到激励与规范并重, 这相对于单一的税率政策来说, 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关于解决个税征管中信息非对称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莫里斯从税率的角度, 为个税的征收管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但是, 在实践中, 莫里斯的理论也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据此, 笔者认为, 解决此类问题, 除了合理的设计税率以外, 还需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 在完善信息监管机制的同时, 积极鼓励个人主动提供纳税信息, 如何激励纳税人成为解决信息非对称问题的关键。税务部门要求获取充分信息, 纳税人被要求转移私有信息所有权, 实际这是信息交易的一个过程。税务部门是信息的需求者, 它作为激励一方, 考虑如何确保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最充分的信息, 减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纳税人是信息的供给者, 它作为被激励一方, 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条件下受到激励, 愿意提供私有信息。由此需要设计一种激励契约, 鼓励纳税人向税务部门提供信息, 即纳税人获得激励愿意透露真实的收入信息。而这种制度安排或政策设计, 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所谓激励相容约束, 简言之就是说真话比说假话有好处, 即确保纳税人说真话、申报收入时有收益或者说真话多时的收益优于说真话少时的收益。这里的收益既有有形收益也有无形收益, 比如未来消费公共物品的间接收益、信誉收益以及作为纳税人的自豪感等。成本也包括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两部分, 如纳税的直接收入损失、罚款和滞纳金、逃税付出的精神代价以及心理成本等。具体来说, 可以从以下措施减少信息非对称性的负面效果:
(一) 建立健全个税申报制度
采取个税申报制度, 无疑是解决个税征收中信息非对称问题的重要措施, 它有利于调动纳税人的积极性, 使其将个人收入信息主动提交到税务机关, 保证个税得到及时, 足额的征收。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当完善个税申报的激励机制, 让纳税人的税款缴纳与个人诚信记录相联系, 对纳税信誉度高的纳税人可以采取减税, 返还部分税款, 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 以及贷款优惠等措施, 激励纳税人积极主动地将个人信息提交给税务机关, 消除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二) 完善个税缴纳信用制度
健全的信用制度对纳税人的行为将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 它与激励机制相结合, 会对纳税人主动公布个人信息产生良好的诱导作用。
在实际管理中, 我们可以尝试建立评信机制。即建立评价纳税人纳税过程中守信程度, 以便进行分类管理。一方面可以成立信用等级评定机构, 负责综合评定纳税人在办理各项税收事务中的信用程度;另一方面可通过征管系统对日常申报、发票管理等自动跟踪管理, 自动对纳税人的税收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和调整。个人纳税的记录, 可以自动成为个人信用评级的重要参考因素。同时, 如果在其个税缴纳中出现逃避、偷漏等等不良行为, 一旦被查, 也在个人信用体系中保留记录。这样, 在纳税者本人以后的信贷等依赖于个人信用的行为中, 将一直受到这一污点的影响。这种处罚办法对个人的影响将非常深远。前不久, 国家税务总局正式颁布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 使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准, 有力促进了我国纳税信用制度的建立, 意义非常重大。
(三) 确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率
与国际水平相对照,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不算低, 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尽可能把税率设置在较低的水平上。因为过高的税率强化纳税人的收益动机, 容易造成税收收入流失, 正如拉弗曲线所表明的, 高税率不一定产生高收入;同时对于征税过重引起的效率损失, 发展中国家尤需顾及。因此有必要借鉴莫里斯的倒“U”理论, 对中等收入者适用相对较高的税率, 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 甚至由于信息非对称的存在, 对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应当为零。
(四) 全面推行完税证制度
完税证是显示纳税人依法纳税信息的工具, 是解决社会对于纳税人纳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北京、江苏、广东、上海、江西等省市已经开始向纳税人申报人开据完税证。要让完税证发挥其信息传递作用, 不仅税务机关应全面推行完税证, 而且将完税证作为纳税人经济能力和诚信水平的衡量工具, 在各行业各领域全面推广。如在金融领域, 多数银行办理个人消费按揭贷款要求借款人出具收入证明。而收入证明只需要借款人所在工作单位开据, 这给伪造收入证明或开据虚假收入证明留有余地, 如果以税务部门直接开据的完税证明取代收入证明, 则可以更准确的反映收入情况, 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避免弄虚作假。
综上所述, 莫里斯模型的一个突出贡献, 就是将信息不对称性这个问题引入到了对税率的研究领域, 也为我们在税收征管中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 我们在理解和运用这一模型的同时, 也应当明白, 税收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无法得到完全消除的, 我们只能运用包括税率在内的一系列综合, 力求将其消极作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摘要: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 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信息的非对称问题比较普遍。本文试图对莫里斯模型进行简单介绍, 并根据模型对个征收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莫里斯模型,所得税征收,信息非对称
参考文献
[1]、张维迎。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2]、孙经纬。信息的非对称性与最优税收[J].经济学家, 2006
[3]、陈松青:《西方最优税收理论对我国税制设计的启示》, 《财经研究》2003年第一期
[4]、邓力平:《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优化税制理论》, 《税务研究》, 1997年第3期
[5]、郭庆旺等编著:《公共经济学大辞典》,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 第710页
[6]、刘玉龙:《最优税收理论概述》, 载杨斌主编, 《税收学》, 科学出版社, 2003年。
[7]、迈尔斯、加雷斯.D:《公共经济学》,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106—109页
[8]、瑟斯克、威尼:《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1年, 第13—14页
马里斯模型 篇2
1 托达罗模型的建立为H-T模型提供了理论核心
1969年,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 (M.P.Todaro) 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欠发达国家的劳动迁移与城市失业模型》, 与以往经济学家的分析不同的是, 他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来解释劳动力的迁移行为。
模型的基本思想是,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 致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 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托达罗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 以缩小城乡间不平衡;由于拓展城市少量的就业机会, 可能引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 导致更多的人失业, 因此开创城市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农村居民的学历越高, 其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就越高, 因而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事业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迁移和城市的失业;政府干预城市工资水平的确定, 特别是制定最低工资线, 并且对城市失业人口给予最低生活补贴, 会导致要素供给的价格扭曲, 引致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 使城市的失业率更高;应当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鼓励农的综合开发, 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 提供教育和卫生设施, 发展电力、供水和交通, 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等等, 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2 基于H-T模型的计量经济学经验模型的构建
城乡人口迁移规模是城乡预期收人差距的函数, 二者的关系可表示为:M (t) =f[d (t) ];f’>O。其中, M (t) 为第t年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规模 (变量的脚标t表示这是第t年的数据, 以下省略) ;d为城乡预期收人差异;f’>0则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
城乡预期收人差异为:d (t) =w (t) ·π (t) -r (t) 。其中, w为城市平均实际收入;π为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就业概率;r为农村平均实际收人。
H-T模型没有考虑制度因素对农村人口城乡迁移的影响, 但笔者认为, 在本文的计量模型中必须把制度因素的影响考虑进去。一般认为, 制度的存在最终可以表现为资源分配结果的不同。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基于此项制度的一系列就业和福利分配制度的存在, 导致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并不能获得与他们的人力资本相应的报酬, 他们得到的仅相当于城市劳动力报酬数量的某个比例, 即, d (t) = a·w (t) ·π (t) -r (t) , 制度因素的影响以系数a表示, 0
至此, 得到以下函数形式:M (t) =f[a·w (t) ·π (t) -r (t) ]。建立回归模型:
M (t) =α0+α1[α2w (t) π (t) -r (t) ]
即, 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增长率是城市预期收入与农村实际收入差距的一次线性函数, 化简为:M (t) =β0+β1w (t) π (t) +β2r (t)
3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的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历年净迁移规模M (t) 可根据官方公布的相应数据, 通过测算得到。具体测算方法为:某年农村人口城乡净迁移规模=当年城镇新增人口总量-当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量;当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量=上一年城镇总人口*当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
(2) 解释变量。
历年城镇登记失业率π (t)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w (t) 、农村人均纯收入r (t) 可直接参考官方公布的相应数据。具体数据见表1。
4 模型估计结果和模型评价
根据1979~2005年相关统计数据, 利用Excel对模型进行回归, 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括号内为t值。
M (t) =485.7-0.2507w (t) π (t) +1.2117r (t) R2= 0.65 F=22.22
(3.82) (-1.63) (2.50)
在5%的显著性下, t检验的临界值为2.064, F (2, 24) =3.4。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 但系数β1没有通过t检验, 且拟合系数仅为0.65, 可见方程需要进一步修正。考虑到城镇与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未引入消费价格指数, 可能对模型回归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将城乡收入水平分别除以相应的消费价格指数因素 (具体数据略) , 更新解释变量为城镇与农村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更新解释变量后, 根据1984~2005年相关统计数据, 利用Excel对模型进行回归, 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括号内为t值。
M (t) =-1199.6-2.3293 w (t) π (t) +10.0097 r (t) R2= 0.81 F =41.70
(-4.12) (-4.57) (6.05)
在5%的显著性下, t检验的临界值为2.093, F (2, 19) =3.52。新的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 R2也有所增加, 但拟合效果仍然不是很好。观察到部分年份的残差值特别大, 如1984、1990、1995年, 计算全部数据的学生氏残差后得知, 只有1984年的学生氏残差大于1.96, 为3.69, 因此认为1984年的数据是异常的, 剔除, 再用其它数据重新回归, 估计结果如下, 括号内为t值:
M (t) =-1303.2-2.2151 w (t) π (t) +9.8706 r (t) R2= 0.89 F =71.23
(-5.60) (-5.46) (7.52)
这个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 R2值也较高。考虑到引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 可能存在自相关性, 因此进行序列自相关的DW检验, 按公式计算得DW值为2.0010。取0.05的显著性水平, 查DW表可知, 临界值dL=1.13, dU=1.54, 模型的DW值落在dU
M (t) =-1303.2-2.2151 w (t) π (t) +9.8706 r (t)
= -1303.2-2.2151[w (t) π (t) -r (t) ]+7.6555 r (t) ①
= -1303.2+9.8706[r (t) -0.2244 w (t) π (t) ] ②
5 模型结果的分析
5.1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对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影响
方程①中,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变量的回归系数为-2.2151。这说明, 中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并没有像H-T模型预期的那样, 随着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相反,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并成为城镇常住人口的重要力量。
仔细考虑一下,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城乡生活成本差距的扩大。实际上, 农村人口短期流动到城镇打工和长期迁移到城镇生活所面临的迁移成本是完全不同的。短期流动以个体为主体, 而长期迁移往往以家庭为单位;短期流动的迁移成本以路费、工作搜寻费用为主, 而长期迁移不仅要考虑一次性的迁移成本, 还必须克服住房、子女教育等相关城镇生活成本。由于城乡生活的差异, 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后, 其生活成本将明显增加。首先, 在农村可以免费使用的自然资源将不得不被商品性资源所代替, 食物消费、日常用品将完全商品化, 水、电、气等基本能源的消费支出也将明显增加。其次, 在高速信息化的城市, 进城的农村人口在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支出也将相应增加。再有, 农村劳动力为了获取劳动技能将不得不额外支付培训费用, 其子女的教育费用将比在农村时明显增加。此外, 居住成本也将迅速增加, 房租将构成农村家庭迁移的重要负担之一。
因此, 中国农村人口的城乡长期迁移将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成倍增加, 农村人口实现城乡长期迁移必须有相当规模的启动资金支持。然而, 近二十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却一直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来, 目前,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仲华, 2004) 。如此严重且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使大部分农村人口很难筹集起长期迁移到城镇生活所需的启动资金。为了降低迁移成本, 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只能采取短期流动的形式到城市打工。因此,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过大将阻碍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长期迁移。
5.2 制度因素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可获报酬的影响
方程②中, 表示制度因素影响的系数a的值为0.2244, 说明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基于此项制度的一系列就业和福利分配制度的存在, 导致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能得到的报酬仅相当于城镇劳动力报酬的0.2244, 减小幅度高达77%。
一方面, 我们看到, 当束缚农村劳动力城乡迁移的制度障碍随着改革进程而日益消减时, 农村劳动力城乡迁移的转移规模日益扩大, 转移速度也日益加快。但不可否认, 我国目前实行的户籍制度仍然将我国公民划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 使具有不同户籍的人在就业、福利、分配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很难获得城镇现代部门就业的机会, 尽管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具有可与城镇劳动力竞争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 随着改革的深化, 城镇人口失业日渐严重, 因此, 各城镇为了解决本地就业问题, 纷纷出台政策限制农民工在城镇所从事的工作种类, 使转移劳动力更难在城镇现代部门就业。因此, 户籍制度的存在和因该制度所导致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 使转移的劳动力不能获得与城镇劳动力相同的就业机会, 也就不能获得相等的报酬。
6 结语
总结全文, 笔者得到以下基本研究结论:一是, 与一般的学术观点不同, 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的城乡实际收人差距已经显著地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长期迁移。二是, 制度因素使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能得到的报酬仅相当于城镇劳动力报酬的很小的部分。
参考文献
[1]Michael P.Todaro.: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 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Vol.59, No.1. (1969) , pp.138-148.
卡尔纳普与莫里斯 篇3
一符号学三分支
莫里斯曾在1938年出版的《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首创性地提出符号学三分支的学说,即符号学具有语形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三个组成分支。语形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及其所适用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一门语言的完整研究应包括以上三个方面,用公式表达为:L=Lsyn+Lsem +Lp,即语言=语形+语义+语用[1]6-10。莫里斯的这一符号学三分法在卡尔纳普那儿得到了强烈回应与修正,在卡尔纳普改进的基础上,莫里斯在其1946年出版的《语言、符号和行为》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
卡尔纳普在《语义学导论》中认同了莫里斯关于符号学三分支的看法,指出“符号学三部分之间的差别是C.W.莫里斯提出的”[2]9。卡尔纳普解释认为,如果一项研究明确指向说话者,或语言的使用者,那么我们把该研究指定为语用学领域;如果我们从语言使用者那儿抽取并只分析表达式及其所指谓,则我们就处于语义学领域;如果我们从所指谓中只抽取并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则我们处于(逻辑)句法学(syntax)中。卡尔纳普为了使莫里斯开创的符号学三分支学说为自己提倡的逻辑句法学服务,偷偷地将莫里斯的用词“语形学”(syntactics)换成了句法学(syntax),但他本人认为自己的句法学能够反映莫里斯的语形学的实在内容。不仅如此,他还对莫里斯早期提出的符号学三分支理论提出了改进意见。他认为“莫里斯将语用学界定为研究说话者和表达式之间关系的领域,‘语用学’这一术语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细微差别,然而,在实践中,这种研究和也指向所指谓的研究之间好象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2]9-10。在卡尔纳普看来,语用学研究应包括以下内容:与说话活动有关的神经系统和说话器官的生理学分析;关于说话行为与其他行为之间关系的心理学分析;关于同一个单词对于不同个体所具有不同涵义的心理学研究,不同部落、不同年龄组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说话习惯的文化学和社会学分析,关于科学家记录实验结果的过程分析等等。卡尔纳普心目中的语义学不仅研究表达的意义,同时还包括真值理论和逻辑演绎理论等内容。卡尔纳普的句法学则将莫里斯语形学中的表达式之间的关系细化为表达式中符号出现的种类和出现的次序。卡尔纳普对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支学说的细化和扩展解释促使莫里斯在其1946年出版的更加全面的《符号、语言和行为》中进一步修正了三分支的定义。
在卡尔纳普的批判声中,莫里斯看到了早期三分支定义中的局限性和模糊性,从而将符号学三分支重新解释如下:“语用学是符号学中研究出现于行为中的符号的起源,用途以及影响的部分,语义学研究所有意指方式中符号的意指;语形学不考虑符号的具体意指及其与出现于其中的行为的关系,只研究符号的组合。”[3]219
二符号学统一任务
区分出符号学的三个分支,目的不是分裂或解构符号学,而是指出符号过程的不同维度和方面,目的在于更好地统一符号学。符号学的统一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符号学内容三个分支有机统一成为符号学;另一方面,符号学统一其他科学。作为20世纪30年代统一科学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的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卡尔纳普和莫里斯都对符号学的统一问题给予关注。
在符号学内部统一方面,卡尔纳普虽然认为在符号学内部作出语用的、语义的和句法的区别,有助于澄清科学讨论中的一些误解和模糊性,但符号学的三个分支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句法学分析必须得到相应语义学的补充,“理论哲学领域不再局限于句法学,而是被看做关于语言的整体分析的理解,包括句法学、语义学,也许也包括语用学。”[2]246卡尔纳普指出,对于同样哲学问题的不同维度的研究可使它们隶属于不同的符号学分支,如仅仅分析话语的纯形式方式,则为句法学;如话语分析只考虑表达式的意义,则为语义学;而语用学则与知觉、观察、比较和证实等活动有关,只要这些活动导致以语言形式表达出的知识。卡尔纳普总结认为:哲学的任务是符号学分析,哲学关注的问题不是存在的终极本质,而是科学语言的符号学结构。哲学问题与知识的获得和交流活动都与逻辑分析有关,其中牵涉到语用学、语义学和句法学的总体运作[2]250。卡尔纳普本人的学术研究路径体现了将符号学三分支融合的愿望。首先,他在《语言的逻辑句法学》中试图沿着纯句法学尽可能走得更远,后来在《语义学导论》中认识到有些概念,如逻辑概念应被看做是语义学的,句法定义应由相应的语义分析所补充,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如《论语用学的一些概念》。卡尔纳普认识到从逻辑本身进入语用学领域的必要性[4]。
卡尔纳普关于符号学内部三分支统一的观点对于莫里斯的相应观点起到了协同作用。在莫里斯看来,对符号过程某一维度的研究,离不开所有三个维度的词语和知识。在语形学中,研究者用一些元符号去描述且指称被研究的符号媒介物,目的是为语形学现象作出真实的陈述,这里的“描述”、“指称”过程体现了语义学关系,而“目的”和“真实的”等词语则体现了语用学范畴。语义学研究符号组合体意指对象的语义规则,则已经蕴含了语形学和语用学知识。而语用学若将符号的形式结构及其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置之度外,则语用学就失去其价值了。“对符号的全面解释将包括三种考虑……总的来说,把符号学领域当做整体看待,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所有相关因素将更加重要。目前的研究有意偏向侧重于符号学的统一,而不是将每个问题肢解成语用学成分、语义学成分和语形学成分。”[3]225
符号学的外在科学统一作用表现为,各种科学都必须且可能在符号学那里得到与本学科内部符号分析问题有关的知识和原则。
在这个方面,卡尔纳普指出了科学统一问题的三个层面[5]。首先从术语上讲,所有科学的术语能否形成一门语言,从而使所有科学中术语的意指过程能以某种初始术语集合加以表述;其次从法则上讲,所有科学的法则能否被看做定理,从某种作为公理的法则集合中演绎出来;第三从方法论上讲,所有科学尽管存在差异,能否在获得关于自身主要的知识方面,使用共同的方法。
对于卡尔纳普在科学统一运动中遇到的疑问及方法的召唤,莫里斯作了积极响应,认为符号学的发展本身,就是统一各门科学过程中的一个步骤。符号学的科学统一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是所有科学的工具科学,为其他科学提供方法。莫里斯认为符号学的这种工具性作用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使符号学训练成为科学家常规知识装备的一部分,这样,科学家就会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工具产生批判性警觉意识;二是对特殊科学的语言作精细研究,对于各门科学中基本术语和问题的具体研究将会向科学家表明符号学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的重要性[1]57。《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的许多论文,如卡尔纳普的论文,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些研究的典范。此外,符号学为谈论、分析和比较不同特殊科学语言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套全面的语言,呈现不同科学的术语和法则之间的各种关系。同时,符号学旨在整合被特殊科学分割的知识。但符号学在统一科学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莫城斯指出了四个难题并一一化解[3]225-238,它们包括:形式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心理学与生物学及物理科学的关系、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哲学与系统知识的关系等。
三描述符号学与纯符号学的区分
符号学的科学统一作用基本上发生在描述符号学(descriptive semiotic)层面,而不是纯符号学(pure semiotic)层面,莫里斯认为:“这种活动主要是科学语言的描述符号学”[3]224。卡尔纳普也认为描述符号学层面上的符号学三分支是有机统一的。“描述语义学和描述句法学严格来说是语用学的部分”[2]13,而在纯符号学层面,这三个领域是互相独立的。
莫里斯关于描述符号学与纯符号学层面的区分得益于卡尔纳普关于纯句法学和描述句法学的区分。卡尔纳普的早期工作重心在逻辑句法学,他在句法学上的独到见解为莫里斯的符号学作出了独特贡献。卡尔纳普句法学区别为两个层面:纯句法学(pure syntax)和描述句法学(descriptive syntax)。纯句法学关注要素的可能排列,不关心组成各种要素的事物的本质,不关心要素的哪种可能排列在任何地方被真正实现。换句话说,纯句法学只关注句子的可能形式而不关心组成句子的单词的类型,也不关心句子是否在世上某处的纸上出现。在纯句法中,只有定义和从中推导出的后件得以表述。纯句法学因此总体上是分析性的,仅仅是组合分析。卡尔纳普将之比做具有某种有限数量、离散性的序列结构的几何学。描述句法学之于纯句法学的关系相当于物理几何之于纯数学几何的关系,描述句法学关注经验上已知表达式的句法特征和关系。描述句法学的句子可以表明一篇论文中哪两句话是矛盾的或哪句话在句法上是错误的[6]7。纯句法学实际上是纯原理性的操作,而描述句法学则是应用层面的操作,卡尔纳普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前者。
卡尔纳普在句法学的演绎性原理层面与应用性层面的首创性明确区分,使莫里斯得到启迪,进而使后者在符号学领域展开了全面的相应区分。莫里斯认为:应当细心区别符号学的不同层次,首先区别符号所拥有的关系和用以谈论这些关系的符号,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将是符号学的最重要的、普遍的和实际的应用。我们可以把这些陈述符号事实的特别符号,如“符号”、“意指”等词本身,称做元符号。其次,符号学家可以对元符号或元语言,即研究符号的整套术语和命题加以系统化,这种对元语言操作的更高级符号学过程不同于利用符号学术语分析实际符号现象的过程,这一层次的符号学原则上能够表述为一个演绎系统,具有初始项和原始语句,从这些原始语句可以推导出其他语句和定理。莫里斯把这样更高层次的对于研究符号的整套术语和命题加以形式化系统化处理的符号学处理称做叫纯符号学(pure semiotic),它的组成分支是纯语形学(pure syntactics)、纯语义学和纯语用学。而纯符号学的处理对象——元语言在符号的具体事例中的应用则被莫里斯称做描述符号学(descriptive semiotics),它的组成分支是描述语形学、描述语义学和描述语用学[1]9。
卡尔纳普关于纯句法学与描述句法学的区分在得到莫里斯的扩展应用后,卡尔纳普信心倍增,但作为一个严谨的逻辑学家,仍然小心谨慎,他尝试着把相应的区分应用于语义学领域,但少见其应用于语用学领域。在1942年出版的《语义学导论》中,卡尔纳普区别了描述语义学与纯语义学,他认为,前者是对历史上已知某特定语言如法语或所有语言的语义特征进行的描述和分析;可进一步区分为专门描述语义学和一般描述语义学;而纯语义学则指关于抽象的语义系统的建构和分析[2]11-12。卡尔纳普之所以没有在语用学中作出相应的区分,是因为他认为语用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不适合纯理论演绎[7]6。可莫里斯却坚持认为,在语用学中可作出相应的区别,并为之找到区别标准。莫里斯认为纯符号学与描述符号学之间的差别表明的是符号学形式话语与指谓话语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作为逻辑的符号学与作为科学话语的符号学”。前者作为科学阐述符号的语言,拥有自己的形式语句,这样的语句属于逻辑,如“每个符号都拥有符号代表项”,后者则由指谓语句组成,如关于什么符号意指某人、或具体符号的组合、起源、用途、影响的陈述句,这样的语句组成了作为自然科学的符号学。莫里斯认为:“这一区分适用于符号学的每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区分纯语用学与描述语用学、纯语义学与描述语义学、纯语形学与描述语形学。符号学作为工具的应用可被称做应用符号学。”[3]219-220
四句法学与语形学
从上文对比分析来看,卡尔纳普是基本上同意莫里斯将符号学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分支的,只不过在其著作中为了表述上的一致,坚持使用“句法学”来代替语形学。而事实上,莫里斯的语形学是建立在句法学的基础上的,尤其是建立在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之上的。在欧洲,人们很早就开始关注推理,而推理则牵涉到一门语言内部符号组成的一些关系。例如:希腊人用演绎或公理系统关于数学的陈述,使人们注意到紧密连接的符号系统的模式,即通过对初始符号集合的运算,可以获得所有其他的符号集合。形式系统化的操作传统为语形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数学家莱布尼兹想到一种普遍的演算方法,即从符号推出结果的普遍的形式方法。通过历代逻辑学家的努力奋斗,数学形式和方法的统一化和概括化在数理逻辑中得到了突出的扩展。“这种语形关系理论在卡尔纳普的逻辑中已经获得了最精细和现代的发展。”[1]14卡尔纳普所完善的逻辑句法学为莫里斯讨论符号的形式方面提供了更为精确的语言和可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莫里斯重点关注逻辑句法学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他将这种关系归属于语形学范畴,也正是这种关系使莫里斯构想出了“语形学”。莫里斯认为,“逻辑句法学的所有成果都可以被吸到语形学中。而且,毫无疑问,逻辑句法学是语形学中最发达的一个部分,因此也是符号学中最发达的部分”[1]15。虽然卡尔纳普的句法学对莫里斯开创的语形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我们并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因为前者的研究范畴相对窄小,而后者的研究范畴却比前者要宽广许多。
卡尔纳普的句法学充满了科学的色彩,他把逻辑句法学定义为,“一门语言的逻辑句法学是指关于该门语言的形式理论——是关于制约它的那些形式规则以及从这些规则导出推论之推理过程的系统性阐释”[6]1。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主要涉及以数理逻辑为主的科学语言,他认为,“哲学就被科学逻辑代替——也就是说,被科学语句和概念的逻辑分析所代替,因为科学逻辑仅仅是科学语言逻辑句法”[6]xiii。与卡尔纳普把句法学限制在作为人工语言的科学语言中的主要符号组合分析上不同,莫里斯的广义语形学却囊括了所有类型的符号联合,如知觉符号、美学符号、符号的实际用途和一般语言学的领域内的符号组合问题都属于语形学的研究范围[1]16。另外,卡尔纳普承认自己讨论的主题与一般符号学不同,他的“讨论仅适用于陈述句,不考虑其他类型的句子,如疑问句、祈使句等,并且因此只适用于由陈述句组成的语言系统”[2]14。这样一来,卡尔纳普的术语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理解,如“句子”是“陈述句”的简称,“语言”是“由陈述句组成的语言系统”的简称,“英语”代表“英语中由陈述句组成的部分”等等。按照卡尔纳普的用法,命令句和许多诗句就不是句子。而这些被卡尔纳普排除在外的对象则被莫里斯吸收进语形学。莫里斯坚持认为,语形学承认各种符号,包括自然语言、科学语言和其他语言。莫里斯指出,形式逻辑学家与语法学家不同,前者仅关心科学语言中起作用的句子和转换规则类型,“如果语形学的整个领域要得到充分研究的话,语法学家的兴趣和对科学以外的诸领域中的符号组合和转换的注意就需要添加到逻辑学家的兴趣之上。”[1]21总的来说,莫里斯的语形学在研究对象范畴上拓宽了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
虽然存在着差异,但莫里斯的语形学牢固地建立在卡尔纳普的句法学基础之上,这表现为莫里斯不仅把逻辑句法学的研究领域——逻辑数学作为形式话语加以研究,而且还直接借用了卡尔纳普的句法学术语和分析方法来进行语形学的建构,甚至还将卡尔纳普的某些句法学观点引申到语义学和语用学领域。
卡尔纳普开创的逻辑句法学是关于两种人工语言的句法学,即逻辑句法学把逻辑语言和数学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语形方面的描述。卡尔纳普之所以排除对自然语言加以研究,是因为他认为自然语言具有意义模糊性的缺点,有时会产生符合语法规则的无意义语句,“只有在数理语言中,才能证明有可能取得精确的表述和严格的证明”[6]3。换句话说,只有在数理语言中,才有可能制定一套简单且严谨的规则系统。在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中,数学语言是对象语言,而逻辑语言既是对象语言,又是描述对象语言的元语言。关于对象语言句法的刻画实际上就是制定语言要素赖以组成语言结构的规则,而逻辑的主要作用则是表述从一些判断推理到另一些判断的规则,即为“从前提推导出结论的规则”[6]1。逻辑语言为卡尔纳普提供了制定精确规则的手段。前一种规则被卡尔纳普称做形成规则,后一种规则被称做转换规则,又叫逻辑演绎法则。卡尔纳普认为每一门完善的数学学科都是这样一种演算[6]5。
卡尔纳普所重点研究的数学语言和逻辑语言成为莫里斯话语理论中的重要一节。莫里斯根据符号的四种意指方式(指谓的、评价的、规定的和形式的)和四种用途(信息、估价、促动和系统)的交差搭配作为分类维度,将话语分成16种主要类型,其中的逻辑—数学型话语主要以卡尔纳普所讨论的数学语言和逻辑语言为对象。这类话语主要满足分类维度中形式——信息标准。在意指方式上,逻辑—数学话语主要是形式的和分析性的,而较少具有指谓、评价和规定的意思。在这类话语中,组成语句的成分符号之间的意指关系表明:满足前件语句指称的条件因此也满足后件语句的指称条件,从而满足整个复合语句的指称条件。例如数学语句“3+3=6”,满足“3+3”的指称条件也满足“6”的指称条件;再如逻辑语句“绿色的东西是有颜色的”,满足前件“绿色的东西”的指称条件必然满足后件“有颜色”的指称条件。在用途方面,莫里斯认为,逻辑的数学话语的用途不在于指谓外界的特征或起到估价促动等功能,而主要用来告知解释者这些形式语句作为自身的地位,这些形式语句在组织和验证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3]169-171。虽然逻辑话语和数学话语同被莫里斯看做形式话语,但它们在符号学中的地位却不同。莫里斯认为,数学语言作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不构成符号学学科本体的一部分,而逻辑分析则由关于对象语言的句子组成,这些句子是分析性的形式语句,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元语言,即谈论符号的符号,因而逻辑是符号学的一部分。
莫里斯关于逻辑和数学之间既相似又区别的观点与卡尔纳普既把逻辑和数学看做对象语言,同时又把逻辑看做元语言的观点如出一辙。其实,莫里斯关于卡尔纳普之于自己建立的符号学科学的贡献是非常清楚的,他认为,卡尔纳普为符号学语言提出了某些概念,作为数学家,他研究了逻辑—数学话语的一部分,作为逻辑学家,他用这些概念研究了各种对象语言[3]183。
五形成规则和转换规则
卡尔纳普逻辑句法学中的主要观点和概念不仅装备了莫里斯语形学和形式话语的理论,还延伸到符号学的其他领域。
卡尔纳普逻辑句法学的核心内容是把语言,特别是人工语言、数理语言看做是一种演算(calculus),科学语言是逻辑形式即逻辑算法,包括形成规则和转换规则。“语言一般指任何种类的演算,也就是一个形成规则和转换规则的系统,这些规则是关于表达式的,即被称做符号的任何种类要素的有限有序系列。”[6]167-168一门语言的逻辑句法是由形成规则和转换规则构成的体系。演算规则首先决定一表达式属于某范畴表达式的条件,即决定一门语言中的某些符号出现于某种顺序中,以某种方式组成称做句子的一个语言表达式,这种演算规则叫形成规则;演算规则其次决定在什么条件下一个表达式可转换成别的表达式,例如,一个句子由符号以某种方式组成,另一个句子由符号以某种方式组成,决定一个句子从另一个句子演绎出来的规则,便是转换规则。简单地说,形成规则就是关于句子的定义,通过描述在其中出现的符号的类型及顺序,从而决定哪些表达式是句子。符合句法的句子的定义通常以递归的方式给出,即先描述句子的简单形式,再描述初始形式构造出的复合句。形成规则可描述为:一门语言中的某一表达式,若要成为句子,该表达式须具有以下形式之一:a.pr(in)(个体的述谓表达);b.~( Si)(某句子的否定式);c.( Si)∨(Sj)(两个句子的析取形式);d.( Si)·( Sj)(两个句子的和合取形式);e.(Si )⊃(Sj)(蕴含句);f.(Si)≡(Sj)(等值句)。转换规则主要描述语句的证明过程和推导过程。首先制定原始句,即通过列举或规定,某种形式的所有句子被认为是原始句;其次,制定推理规则,推理规则界定直接可推导句子,但有时需要驳斥规则界定直接可反驳句子[6]28。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是建立在逻辑语言和数学语言的规则分析基础上的,然后他用逻辑句法来分析科学语言,他的最终野心是要“建立一般语言句法,也就是说建立一套语形术语定义的系统,这些术语范畴宽广得足以应用到任何一种语言”[7]37。卡尔纳普的雄心壮志被莫里斯在符号学里实现了。
莫里斯将卡尔纳普在数理语言中建构的形成规则和转换规则扩展使用到任何语言,他认为语言是按照这两种规则联系起来的任何一组事物,“形成规则决定一集合中诸成员之间可容许的、独立的联合(这样的联合叫做句子),转换规则决定了能从其他语句推导出的句子。这两种规则加在一起就叫做语形规则。因而,语形学就是考察受语形规则制约的诸符号和符号联合”[1]14。莫里斯认为,语义学预设了语形学,对于一门语言的特征的描述要求在语形规则之外,还要加上那些支配单个的和联合的符号媒介物的语义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一个符号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应用于某些情况。如符号媒介物本身可看做对象,它之所以能够指称别的对象,完全是因为存在着一些把两组对象对应起来的用法规则,这些用法规则就是语义规则。莫里斯借用卡尔纳普的术语指出,“关于一个符号的应用的语义规则能够用其他的诸符号陈述出来,使得一个术语还原为其他术语成为可能。”[1]25这样一来语形学中的形成规则和转换规则在语义学中就成了用法规则,这些规则作为行为习惯而存在着,因此,只有某些符号联合才会在事实中出现,只有某些符号联合才能从其他的符号中推导出来。语形规则和语义规则在语用学中都能找到对应物,因为莫里斯同样认为语用学预设了语形学和语义学。语义规则在语用方面的对应物是解释者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符号媒介物的习惯和解释者在符号使用时会产生一定预期的习惯。形成规则与转换规则在语用学的对应物为解释者实际应用的符号组合和转换或对应于解释者为控制他人和自己的符号行为而制定的一些符号用法规定。莫里斯的语用学把一个语言结构看成是一个关于行为的系统,符号联合就是判断,当预期得以满足,符号就被证实了[1]32。这些描述解释者方面诸条件的规则为语用规则。按照莫里斯的观点,任何规则被实际应用时,都是作为一种行为起作用,因此所有规则都含有语用学因素。由此看来,卡尔纳普逻辑句法学的两大支柱——形成规则和转换规则,在莫里斯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中得以全面应用和证实。
总之,卡尔纳普开创的逻辑句法学对于莫里斯的语形学甚至整个符号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莫里斯是卡尔纳普句法学规则的践行者。虽然卡尔纳普并未为符号学提供一个全面的研究框架,但是他在科学符号、数学符号和逻辑符号等领域中的形式研究所达到的深遂的洞察力使莫里斯受益非浅,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对于评价符号、规定符号等非数理符号的研究却是见之很少,而这一点却为莫里斯将各种类符号全面整合进符号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摘要:卡尔纳普开创的逻辑句法学及其他相关观点不仅为莫里斯的符号学提供了语形学方面的本体内容,而且在研究方法方面,前者提出的一些概念都被后者加以扩展应用,例如形成规则、转换规则等范畴都从前者的句法学溢出到后者的符号学的所有三分支。通过探讨卡尔纳普理论对莫里斯符号学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楚地掌握莫里斯符号学的坚实的语形学基础,看出美国符号学理论建构的发展脉络,以期对国内符号学理论的建设有所启迪。
关键词:卡尔纳普,莫里斯,逻辑句法学,语形学,符号学
参考文献
[1]Morris C W.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38.
[2]Carnap R.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
[3]Morris C W.Signs,Language and Behavior[M].New York:Braziller,1955.
[4]Carnap R.On Some Concepts of Pragmatic[J].Philosophical Studies,1955(6):89-91.
[5]Carnap R.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Unity of Science[J].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1(1):42-62.
[6]Carnap R.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37.
马里内蒂叙事类作品特色浅析 篇4
马里内蒂于1876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 父母同为意大利人, 少年时代在巴黎度过, 1899年毕业于热那亚大学法律系, 1905年开始定居米兰。1909年2月20日, 他在法国《费加罗日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创立宣言》, 正式宣告了未来主义的诞生:
1.我们要歌颂追求冒险的热情、劲头十足地横冲直撞的行动。
2.英勇、无畏、叛逆, 将是我们诗歌的本质因素。
3.文学从古至今一直赞美停滞不前的思想、痴迷的感情和憾沉的睡梦。我们赞美进取性的行动、焦虑不安的失眠、奔跑的步伐、翻跟头、打耳光和挥拳头。
4.我们认为, 宏伟的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美——速度之美, 从而变得丰富多彩……
5.我们要歌颂战争——清洁世界的唯一手段, 我们要赞美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行为, 我们要歌颂为之献身的美丽理想, 我们称赞一切蔑视妇女的言行。[1]
速度、力量、战争, 与过去一切的决裂, 这些成了未来主义者们的信条和目标。从1909年到1920年, 在这段被马里内蒂称为意大利未来主义“英雄年代”的时期里面, 他又创作了一系列的宣言, 从包括艺术、雕塑在内的各个艺术层次完善了未来主义理念, 使未来主义成为了一次范围广泛的思想运动。
从文学角度来看, 马里内蒂的作品摒弃一切传统的东西, 比如语法关联、动词变位、标点符号等, 主张词语运用应当放任自由, 在作品中加入大量拟声词和各种象征符号, 不用动词而直接将名词组合成句。马里内蒂在《未来主义戏剧宣言》中声称, 未来主义戏剧的任务是要彻底摧毁导致传统戏剧僵死的手法, 在舞台上展现我们的智力从潜意识、捉摸不定的力量、纯抽象和纯想象中发掘出来的一切, 不管它们是如何违背真实、离奇古怪和反戏剧。[2]他创作的短剧《他们来了》中, 对白只有三句, 一群缄默的人等待客人, 忙碌准备。最后客人没来, 桌椅却竟自朝门口走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些特色。无怪众多文学批评家将未来主义称为意大利先锋派的前身, 二十世纪60年代的新先锋派文学、“63学社”都深受其影响。
笔者认为马里内蒂的叙事类作品有两个非常鲜明、与众不同的特色值得注意:一是关于战争主题, 二是关于情色力量。而这两点往往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战争是马里内蒂叙事类作品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马里内蒂将其视为世界进步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 是未来主义者同“过去主义者”斗争的必备武器, 是“世界唯一的清洁剂”。从最初的《未来主义创立宣言》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过去、传统的仇恨和对于战争的歌颂和渴望:
“……一辆汽车吼叫着, 就像踏在机关枪上奔跑, 它们比萨摩雷斯的胜利女神雕塑更美……我们要摧毁一切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院……我们的目的是要切除这个国家肌体上生长着的教授、考古学家、导游者和古董商们组成的臭气熏天的痈疽……我们要把这个国家从数不清的博物馆中拯救出来……博物馆就是坟墓……这样漫无边际地欣赏过去的东西毫无裨益, 而且使人感到疲劳、沮丧和消沉, 难道你们愿意这样浪费自己宝贵的精力吗?……那么来吧……把河水引来淹没博物馆……哈哈, 看着那些自命不凡的古画杯撕破, 褪色, 在水面上随波逐流地漂浮, 是多么开心啊![3]”
要破坏这些传统的东西, 最直接的手段无疑就是战争, 因此作为未来主义的战士, 马里内蒂敞开双臂迎接每一次战争。
在马里内蒂的第一部叙事体小说《未来主义者马尔法卡》 (Mafarka il futurista) 中, 他就开始尝试描写各种冲突。但在其前期的叙事类作品中, 最著名的一部要属1910年的《我们杀死月光!》。这部小说第一次将赞美战争作为作品内容核心, 使马里内蒂的作品从一般意义上的反对传统进一步跳入用战争去摧毁一切旧东西这一更为激进的阶段。
作品描写的是一个未来主义者巡逻队袭击了虚构的帕达格洛城, 之后打开了城里精神病院的大门, 解放了关在里面的疯子;放出了动物园里面的野兽, 最后, 在杀死了“月亮的亮光”之后 (“于是, 三百盏电灯用它们石膏般的光芒彻底掩盖了那最受情人尊崇的年迈的女王……”) , 展开了一场大屠杀, 对象就是那些得了通风病、瘫痪和麻风病的人群, 因为他们的存在已然污染了美丽群山的侧影……
最后的这一场屠杀正好是作品的亮点, 纯净有如清洁剂的鲜血 (“是的, 我们的神经如此渴望战争……那些女人、无所事事之人、残疾、病患者, 还有所有那些谨慎的议员们都渴求些什么?与他们那样充满噩梦、战栗, 最终面临凄惨临终的生命相比, 我们宁愿选择暴力的死亡, 而且我们称颂这才是唯一与人类这一猛兽相称的品质……我们疯了吗?万岁!终于等到了这个我们企盼的字眼!……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宣布, 这个世界已经由于充满智慧而腐坏!”) ;绝美的场景, 使人们感受到战争的力量, 以及作者在面对那些巨大破坏时血脉膨胀的感受。
马里内蒂生活的年代也是战火纷飞的时代, 几次世界性的大规模冲突贯穿了他创作的整个生涯, 为他提供了未来主义的素材。
最先开始的是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的利比亚战争。马里内蒂从1911年12月25日至31日为巴黎的《不妥协报》 (Intransigeant) 撰写了连载的叙事体的《的黎波里战斗》, 之后在1912年整理成册出版。这是马里内蒂关于他的“战争节日”的开山之作:他称战争为节日, 宣称在文学作品中就应当体现对于这“战争节日”的已然被人们忘却但却极富吸引力的美学享受。这无疑是马里内蒂的大战文学最主要的特点。在语言方面, 他采用丧葬式的巴罗克风格来赞颂战争的丰功伟绩, 依旧与情色描写类比密切:
“突然间, 机关枪开始了工作, 发出愤怒而急促的铁锤般痛苦的噪音, 越来越急促, 以至于穿破了那尚未开启的面目可憎的夜幕大门。我走向她, 就像靠近一个雍容而危险的女人, 她那充满智慧、精准而残忍的目光能够毫不留情地夺去一位勇者的生命……她弯腰向前, 女人般纤细的身材, 柔软的身体封锁在黑色天鹅绒里面, 外面则装饰着一个由弹夹构成的圆形腰带。在她的黑发之间, 或者应该说在她那锋利的牙齿之间, 绽开了由连续的、疯狂的猛烈火焰构成的白色兰花, 好似世界上最疯狂、最热情的花朵。”
马里内蒂的“战争节日”在1921年的《钢铁婚房》 (Alcova d’acciaio) 中得到了最完整的文学表达。这无疑是马里内蒂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作者回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各种经历的一部战争日记。这个用金属建造的婚房不是别的, 正是作者所驾驶的74型装甲车。1915秋天马里内蒂和许多他的未来主义追随者一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驾驶着这辆装甲车参加了维多里奥-威内托的几次胜利战役。对于马里内蒂来说, 这场战争没有战壕, 没有硝烟, 没有泪水, 有的只是激情, 他驾驶着战车, 如同刚刚进入婚房的新人般充满激情和爱恋, 他奔驰在战场上, 追逐着刚刚被解放的弗留利美丽女郎。作品流露出对于现代武器, 以及现代工业力量和效率的赞美 (“我的装甲车歌唱着机器创造的一个又一个世界纪录+千百工人们的辛勤劳动+天才的工程师和军官们+战斗的佩罗内·安萨尔多和菲亚特+纳扎罗无所不在的速度光荣+意大利智慧的优越+意大利未来主义”) 。情色比喻贯穿文章始终:“自动机关枪, 身手敏捷的钢铁女人, 奔跑着, 欢唱着, 用女同性的阳刚之力占据街道那漫长而扭曲的身体……装甲车本身就是‘钢铁婚房’, 它的诞生就是为了‘伟大的未来主义之爱’, 正是它用爱国主义——性爱冲击的暴力占有了祖国的身体……是我, 正是我在亲吻你!我的74装甲车嚎叫叫叫着——是我在亲吻着你!……我的意大利, 美味可口的女人-大地, 母亲-情人, 姐妹-女儿, 每一次进步和每一种完美的导师, 多情种-乱伦者, 高贵-恐怖-神圣!”。由“未来主义基因”受孕, 意大利“在遭受了千百次强暴和践踏而顽强复兴之后”重新使自身得到了完整。
马里内蒂的战争中心观点认为不仅仅是意大利, 这个或者那个国家, 而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通过战争来达到完美, 是一个自然规律。这是马里内蒂作品中最普遍的一个概念, 但是也许在其1918年的作品《如何勾引女人》 (Come si seducono le donne) 中达到了极致, 虽然这是一部边缘化的小部头作品, 但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却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在“女人和战争” (La donna e la guerra) 一章当中:
“大地、海洋、天空和女人, 他们都渴望战争, 这是他们完善自身不可或缺的因素。我讲的是爆发的世界大战, 前面的一系列战争最多也就能算上战斗的前奏罢了。所有血色的夕阳象征、预示着如今的战斗。……树林等待着大炮愤怒地斥责, 微风奏出的好似笛声与小提琴的和弦安慰不了它。夜晚星空灿烂, 这扭曲的静寂很少带给我莫名的折磨, 却几乎一直给我对于那种空虚和安静的恐惧和厌恶, 迟早要不惜一切代价, 用巨大的声响把它们填满并且扼杀。飓风、暴风雨、雪崩、龙卷风, 它们都是那妄图在世界的大爆炸中得到涅槃的战争的力量。雷声就是最根本的证明, 是咆哮的愿望, 是未来机关枪粗大口径的校验。天空的星座就是夜晚轰炸的计划草图。高山那侵略性的外表今天终于有理由换上那套用密集的弹道、大炮隆隆的呼啸声做成的崭新外衣了。”
对于马里内蒂来说, 战争不仅仅是清洁剂, 而是世界的真理:大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唯一真理。
1930年, 已然功成名就的马里内蒂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彩唇的短篇》 (Novelle colle labbra tinte) 。在这部作品中马里内蒂把情色力量的表达升华到另一个阶段。在这部色彩浓烈、风格古怪的文集中, 有食人肉者 (《冲锋队员怎么吃饭》中, 一位士兵把被自己杀死的情人的背部残体装进背包, 带到了前线, 为了能够永远地享用她的亲吻。) ;有彻底的赤裸者 (《面颊》中主人公要他的情人保留脸上巨大的伤疤, 好品味献血的味道, 享受最赤裸地亲吻) ;还有对于鲜血的崇拜 (在《关于旗帜的争吵》中的女主角因为手术而不能与男人进行性行为, 否则将死于大出血, 而男主角强行占有了她, 在海边的一个房间里, 一场性爱描写之后, 绿色的海洋、红色的鲜血和女人苍白的尸体, 在男主角看来构成了意大利国旗的颜色, 他也终于找到了之前关于旗帜颜色讨论的答案。) , 等等。可见马里内蒂后期的叙事类作品内容仍与战争相关, 依旧歌咏战争, 用他古怪的方式赞美爱国主义, 但却逐渐超出了它的范围。情色描写也得到升华, 臻于极致, 由突显战争力量而渐渐转向了生活中的其他层面, 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美学体验。
虽然在后期有所突破和改变, 但纵观马里内蒂叙事类作品创作历程, 其最基本的特色是以未来主义倡导的破坏、力量、非传统为主要内容, 尤其以战争为主题, 以情色为主要表现手段, 通过情欲、性爱、鲜血、裸体等内容直接描写或者类比来刺激读者感官, 突显战争的巨大破坏力量。抓住战争和情色两个关键词, 这是理解马里内蒂以及未来主义时要尤其重要的。
摘要:关于未来主义, 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 但在文学领域还略显不足, 而对于叙事类作品的研究就更加浅显。本文对于未来主义创始人菲利普.托马索.马里内蒂的叙事类作品特色进行浅析, 对于他的战争主题和情色描写这两大特色做了一些分析和探讨, 对他前期和后期的作品特色做了简单的比较和评析, 旨在以此引起对于未来主义叙事类文学作品的注意, 对马里内蒂以及对于整个未来主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关键词:意大利,文学,未来主义,马里内蒂,叙事类,战争,情色
参考文献
[1]、《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张秉真/黄晋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2]、《意大利文学史》张世华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1]、摘自《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 张秉真、黄晋凯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
[2]、引自《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的吕同六译《他们来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
英美文学作品分析——莫里斯 篇5
一、自我实现的失败者
在现实世界中, 莫里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卑微的小人物, 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小杂货店的老板。他只知道要生活的比较好,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他还没学会怎样才能得到较好的生活。莫里斯在生意上的失败, 主要是他在能力上的欠缺造成的, 同样的老朋友都已经家境富裕起来了, 而他二十年了, 还在惨淡经营着这家小杂货铺, 这与一个人的道德修为是无关的。生意是要用心去做的, 生意不会因为一个人“有副好心肠”, 就会红红火火起来, 它需要一个人有从事商业的头脑, 然而莫里斯在经商上却总是显得笨拙和无能。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 一位画家必须绘画, 一位诗人必须写诗, 否则他始终无法宁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 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他必须忠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莫里斯并不想成为一个杂货铺的老板, 他本来是想成为一名药剂师的, 但是由于他的妻子艾达的劝说, 他才开了这家铺子。莫里斯没有忠于自己的本性, 在人生的道路之中误入了歧途, 他对自己的潜力认识不清, 从而让自己与心目中想成为的人距离越来越远, 最终变成了一个奥尼尔笔下的悲剧人物。人都是有追求的。而最大最根本的追求, 应该是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我”自己。莫里斯在小说中一出现, 就不停地叹息着并“觉得自己真没出息。”他时常焦虑得睡不着觉, “莫里斯千方百计想入睡, 可就是睡不着, 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没有安全感。莫里斯总是担心会破产, “他的耐心也磨光了。”他总是目光呆滞, 行动迟缓, 喘着粗气, “就像香蕉那样结成串”的麻烦, 将他折磨得总做噩梦。他对自我价值是完全否定的, 他觉得自己过的日子就像坐牢似的, 他也没有感觉到别人对他的尊敬, 没有人同情他, 没有人因为他“有副好心肠”就对他心存感激。
莫里斯是自我实现的失败者, 他的一生带给人的是压抑感和窒息感, 然而令人感动的是他依然在默守着“做人老实, 觉才睡得安稳”的信条。
二、遭遇贫困羁绊
莫里斯生活的美国, 生产力高度发达, 其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金钱”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在这样的社会里, 容许贫富悬殊, 一切都要用钱去买, 一切都能用钱买到。在这个金钱成为上帝的时代里, 人们感受到最大的痛苦是人类尊严被化为金钱或权利的奴婢。金钱像一个威力无比的魔鬼, 把人的心灵扭曲, 并撕得粉碎。莫里斯由于贫困, 在这个金钱狂舞的时代里, 感觉到一种密不透风的压抑和窒息。
莫里斯的贫穷是让人伤感的, 他“老是越过越穷。他越卖力干, 似乎到手得越少。他的操劳只是一种以时间打发时间的办法。”而且他经常是伤感的。“他满怀忧伤, 一连好几小时沉湎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他想起绿色的田野, 他永远忘不了儿时奔跑的地方。多少年没有见到的父亲、母亲和仅有的一个妹妹, 他不停地思念。”由于他的贫穷, 他的女儿海伦上不起大学, 早早参加了工作, 但是却要从微薄的工资中, 拿出钱来帮助父母支付房子的贷款。造成了海伦的逐渐自我封闭。她想受大学教育, 但却得到一份她不喜欢的工作。“她中学的朋友结了婚, 她跟他们一个个地不来往了。另外一些人大学毕业了, 她既羡慕, 又因自己一无成就感到惭愧, 也就不去看他们了。起初, 不跟人来往是桩苦差事, 但过了一段时间, 也就成了一种不太难受的习惯。”由于他的贫穷, 他的妻子也饱受贫穷的折磨, 年龄虽然不大, 从容貌上看却十分衰老, 整天唉声叹气, 愁眉苦脸。
三、对传统道德的坚守
莫里斯一直坚守着“做个犹太人, 就得有副好心肠”;“做人老实, 觉才睡得安稳。”在隆冬时节, 在既没戴帽子, 又不穿大衣, 脚上也没鞋套的防护的情况下, 莫里斯会冒雪奔过两条马路, 把一个穷苦的意大利太太忘在柜台上的一枚镍币还给她;为了让人家能在人行道上行走, 就在店门口铲雪, 以至于患上了肺炎;莫里斯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干活。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天天早上六点钟就开门, 晚上十点以后才关门, 有时甚至更迟。一星期他待在店里七天, 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 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他自己简直一无所求, 可总希望他疼爱的孩子能过上比自己好一点的生活。尤其是当莫里斯知道弗兰克偷店里的钱的时候, 他不是义愤填膺, 他反倒替弗兰克着想, 反倒要给弗兰克长工资。于是他把给弗兰克的工资一下子加到了十五块, 连弗兰克自己都觉得对于一个小铺子来说, 给伙计的工钱太多了, 以至于他的目光不敢朝莫里斯看。终于在莫里斯的感化下, 这个抢过劫, 偷过钱, 强奸过莫里斯的女儿的伙计, 最终变成了像莫里斯一样的人, 一个“圣方济各”, 他也深深认识到“苦难就像一块料子, 我敢断定, 犹太人能用它裁一套衣服。”“圣方济各”把所有一切都施舍掉, 连一分钱也都给了人, 包括身上的衣服。弗兰克变成了莫里斯, 变成又一个让人倍感温暖的人, 于是温暖的文化才可能传承下去, 人才不至于回归为畜生。如果历史正在以榨干情感为代价换取进步的话, 那么坚守情感的莫里斯和弗兰克的勇气是多么令人折服, 是确确实实的圣者, 他们正在以无谓的精神捍卫着人类的精神家园, 他们是一盏温暖的灯, 时刻在等着迷失的人的归来。
四、结束语
莫里斯是一个可敬的人, 就是因为当人们都在不断地脱掉文明的外衣, 他却如此虔诚地而又如此固执地穿着它, 只是它的样式还是老套的, 马拉默德觉得人应该穿衣服, 他也没有找到新的款式, 所以就莫里斯的这套旧衣服, 莫里斯的形象不可能在世界上重建秩序, 他太软弱了, 可是他的那份坚守的力量是让人感到震撼。
摘要:本文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分析了莫里斯。从物质层面上看, 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他一生贫穷、压抑, 一事无成;然而从精神层面上看, 他对善与爱的坚守, 却是让人肃然起敬的, 也是人类精神荒原化的今天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虽然他还不足以成燎原之势, 但毕竟这星星之火已在天际燃烧, 他也许是戈多来临的先声。
关键词:莫里斯,贫穷,失败,压抑,坚守
参考文献
[1]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
[2]马拉默德, 叶封译.伙计[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
[3]徐葆耕.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观美国马里兰州中学数学教学 篇6
一、弹性的美国教育制度
近一个月的研修活动让笔者深切感受到了中、美两国在观念和文化上的明显差异,其中富有较大弹性的美国教育政策令人印象深刻。美国教育制度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到学区都不搞“一刀切”,而是由具体教育部门决定,比如在教材的选择、课节时间的划分、具体科目的设置、家庭作业的布置、学生的评估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自由度,而学生选课的自由度就更大了。一般学校的科目设置除了有数学、历史、科学、体育、艺术、英语、文学外,还会有缝纫、打字、无线电、汽车修理等科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个人未来的规划、现有水平等,自主选修课程。
这样的教育制度真正体现了人性化的教育,真正做到了发展人的兴趣与潜能,切实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从而让学生快乐地学习。这也使得学生选择学校不是依据学校名气,而是这所学校是否适合他的发展以及兴趣,他可以选择先上职业学校、学区大学,将来兴趣转移或者想从事别的职业,可再重新选择到适合他的大学去学习。
二、统一的课程设计
在各州教育制度较自由的前提下,我们还看到了美国弹性教育制度下刚性的一面。整个马里兰州的公立学校教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按照统一的“S.0.L.V.E”步骤设计的。其中,“S”(study the problem)指学习研究问题,即聚焦问题或在重要问题下面画线标注,回答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0”(organize the facts)指组织材料,即确定每一个因素,排除不必要的,列出所有必需的因素;“L”(line up a plan),指组织方案,即选择一种运算方式,并用语言描述怎样解决问题;此步骤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V”(verify your plan with action),指用行动来实施方案,即预测答案,并执行计划;“E”(examine the results)指检验结果,即检查结果是不是所要解决的问题、答案是否合乎情理,并用完整的句式写出答案,知道所要解决的问题。
可以看出,“S.0.L.V.E”法在提升学生问题解决的思维能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它通过五个步骤建立学生问题解决的思维程序,提高学生阅读审题、分析要素、联想已知、转化未知以及应用数学等能力。
其实,我们不仅可以在数学课上看到“S.0.L.V.E”法,在科学、艺术、生命科学、劳技等其他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经查阅资料比对,笔者发现该教材其实是把美籍数学家波利亚的解题表《How To Solve》简化后设计到各学科各章节的内容中,以全面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这个上世纪很早就提出的“问题解决”,在马里兰州居然通过州政府政策促使学校多年来坚持贯彻在各个学科教学之中,令人心生敬佩。
三、高学历师资的保障
说到教育,我们就不得不谈师资。笔者了解到,在美国陶森大学数学教育系的教授、博士中有大约60%的人具有在中学任教的经历,这使得大学里的教授做教育研究很“接地气”,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基础。另外,美国教师中一生只从事教师这一项工作的人并不多,大多数教师有从事其他职业的背景,因而教师有能力同时教几门课程,比如既教生物又教化学,既教物理又教化学,或者同时教2~3个年级的数学课程等,教师的丰富人生经历、复合课程的整合教学给学生带来的是多元化问题解决的视角及跨学科的知识。
四、浓郁的学习环境
由于美国马里兰州实行学生走班制,因而该地区教师上课的教室也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一般一名教师负责一间教室,只有极少数学校有两个教师共用一间教室,因此,美国的教室布置极具教师个人特色与专业学科特点。教室里当然少不了数学教师的私人爱好物品,其中与家人、学生的合影照居多,还有学生的获奖照片、小手工制品、盆栽以及每逢节假日的装扮等。教师在布置教室时会根据学生年龄的增长,逐步减弱卡通趣味性,增强学术专业性。
在走访的几所学校中,我们发现数学教师一般会在教室的墙上布置与学科教学内容相关的东西,如数学专业词汇、数学公式、为适应不同学生年龄特点而稍作改动的“S.0.L.V.E”步骤等,还有名教师甚至把圆周率小数点后近百位数字放大打印在A4纸上,在教室的三面墙上贴了一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数十二年级的数学教室的墙上都会张贴一张类似坐标系的图表,横坐标列出了可供学习的数学科目,纵坐标则列出了那些需要用到数学科目知识的行业及工种。有了这张图表,不仅不需要教师来唠叨数学有多么重要、应用是何等广泛、与生活工作有多么密切,同时也为学生选课、选择专业以职业规划等提供了依据,为学生后续深造指明了方向,大大减少了盲目性。
五、丰富的教学多媒体设备
在美国马里兰州学校数学课听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美国教师所经常使用的一些教学用具,其中不乏一些多媒体教学工具。首先,利用白板,我们在美国的中学课堂里看到了常见的白板,几乎每个教师都会用到白板,教师站在或坐在白板前,出题、演算、擦除都很方便。其次,利用PPT,高中教师教学时会使用PPT课件,例如,某堂高中数学课的主要内容是复数及运算,当讲到虚数单位的时候,教师的PPT上出现了一只人的眼睛(eye读音的谐音)在闪动,之后这只眼睛就一直在屏幕的一角闪动,如此活泼、风趣、幽默的PPT让学生深深记住了这个虚数单位。第三,smart board,这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教学设备,可以在代数几何动画与黑板之间随意转换,学生每人都有一个类似于遥控器的东西(如图1示),可以直接把答案发给教师,该设备可以立刻统计出各种答案的比例,教师马上加以纠错解释,提高了反馈的及时性和讲评的有效性。
六、别具一格的课堂教学设计
当看到美国马里兰州的教材上有现成的教学设计,即“S.0.L.V.E”五步法时,我们不由得认为在美国做教师非常省力,连教学设计都可以不要,可当我们走进课堂时才发觉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不少学校采取的是分层教学,因而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需要制订适合学生发展水平的教学设计以提高学生的数学理解能力。美国马里兰州六年级基础班学生学习的是加法与乘法的交换律、结合律以及0、1在加法与乘法中的作用,我们在听课过程中就看到了极具美国特色的教学设计,既把数学问题生活化又贴近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既卡通又亲切,其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要求学生认真解读3张卡片。①Commutative,在home与smms两栋房子之间来回运动,虽交换起点与终点的顺序,但距离不变,即“Driving around back and forth”。②Associative,即“Who should I hang out with”。中间一个孩子该与其他三个孩子之间的哪一个出去玩呢?通过与找朋友的游戏背景相结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③Identity,即“Don't hang who you are”。一个人在照镜子,人物与正常镜像当然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意味恒等。
第二步:要求学生根据对三张卡片的理解,自己出题,然后再与卡片反面的运算律进行核对。
作为数学教师,我们都知道对数字0、1的理解不仅是基础,而且这对将来学生的后续概念的理解很重要,比如虚数单位的理解、三角代换中“1”的妙用、单位向量的理解以及运用等,由此可见,美国中学数学课堂在热闹的表象下,数学本质的理解要求并不低。
七、适切的教学方式
在美国马里兰州,学校大多会将每个年级学生分为三个层次开展差异教学,有些还会为一些高年级数学优秀学生开设大学AP课程,另外,高三年级也会设有SAT课程,虽说这些都是为高三年级学生开设的,但是高一、高二年级中一些特别优秀的学生也可以选择AP课程进行学习。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美国马里兰州的学校会尽可能为学生开设适合其发展需要的多层次课程,同时为学生提供适切的教学方式,特别是针对数学学困生所进行的数学教学方式。例如,在一个六年级的数学学困生的课堂上,我们发现只有7个学生的课堂居然有3名教师,1名男教师主讲,另有2名女教师分别坐在两个学生的旁边进行一对一的个别教学。主讲教师在课堂上充满激情,使尽浑身解数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及对学习的热情,反复强调一个知识点,即用“S.0.L.V.E”进行训练。而与此同时,坐在学生边上进行一对一辅导的教师则一直低声细语地在与学生交流,进行指导。这一动一静的场景出现在同一个教室里,却显得那样和谐,不得不让人称奇。这样的情景在我们国内的课堂上是不可能看到的。另外,教室中的1名女教师还会巡视观察,不时地为其他学生提供帮助。直到这些学生们完成任务,一个个开开心心地下课离开教室,我才回过神来,这些教师“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理念使得他们在哪怕只有一个学生的课堂上,也会充满热情地教学。
经过课后交流,我们才深入了解到,美国联邦教育部于2001年1月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并于2007年又出台了该法案强化计划,强调了“加强高中教育,赋予州和学校在教育改革中更大的自主权,彻底消除学业差距”。从分层课堂以及为学困生所开设的特殊教室中,笔者感受到,美国马里兰州的各所学校在深入领会法案的同时也认真加以贯彻,将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业发展落实在课堂教学之上。
八、朴实的数学活动
传统的讲练结合与数学活动是美国马里兰州数学课堂的两大主流,绝大多数课堂都是教师讲讲与学生练练的家常课。但这次我们有幸看到了3节设计了数学活动的复习课。
荣誉班的数学教师让学生就近分成若干活动小组,每组5~6人。他给每个小组一沓卡片,卡片内容分成4大类,分别是所学函数的语言表述、函数解析式、列表对应、函数图像等,他要求学生将每个函数的4张卡片一一对应挑出来,也许有些学生之前对函数的理解掌握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完整,但是通过这样的小组活动,学生不仅可以检测自己的知识掌握情况,也可以让学生向同伴学习。我们发现,当5个小组的学生很快完成任务后,教师再也没有对此作过多的解释,也没有像我们国内教学那样把这4项内容上升到函数的列表表示,符号语言、图像语言以及文字语言之类的概括抽象,四种形式之间转换等。他要的就是让学生在活动中亲身体验数学的本质以及合作学习的乐趣,轻轻松松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函数概念,既有数又有形,运用简单朴素的形式凸现知识的本质。
4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影响力却是久远的,它让笔者对数学教学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首先,教育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改革?是各个学科独自单干,还是所有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目标、学科素养、能力、知识内容体系的选择编制上体现出整体性、顺序性、逻辑性、层次性以及跨学科之间的渗透应用性?笔者认为应是后者,比如物理中有关波的知识教学是否应该安排在数学讲解三角函数之后,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有关波知识的理解,加强三角知识的跨学科应用,还可以通过这种应用反过来促进学生对三角函数的深刻理解。
其次,对于一套改革教材的推出、内容的选择、相应配套的教学方法、课后作业、学业评价等,是否要从整体性、系统性作出全面的思考与指导,而不是先推出教材,在随后的几年里再陆续推出其他配套材料?同时,各个学段教学内容的选择是否要考虑学生的整体持续发展?比如,只有上海的学生在数学基础教育中不学微积分,这势必会给选学高等数学的上海学生造成一定的障碍。
弗里斯的语言交际预测与同传 篇7
1 国内对弗里斯的研究简述及其语言交际预测
迄今, 国内对弗里斯的语言学理论介绍尚不多见。 (杨信彰, 2000) 自从杨信彰教授与2000年在《外国语》上第一次介绍弗里斯的语言交际理论与信号语法之后, 才陆续有学者关注弗里斯的语言学思想。2002年刘承宇概述并总结了弗里斯的语法理论, 完善了学者们对20世纪美国结构主义的认识。2005年陈菁首次将弗里斯的语言学理论结合到口译过程中, 着重分析了交际理论、信号意义和语境确定对口译过程的影响。这是国内第一篇将弗里斯的语言学思想融入口译研究的论文。2008年杨林秀阐述了弗里斯的意义观和语境确定论。2010年周维江将弗里斯的语言对比分析思想运用到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当中, 并指出弗里斯提倡将语言对比范围拓展到文化对比当中去。2012年陈文革将弗里斯的语境观、语域观运用到语篇分析, 同时也探究了弗里斯的语言学思想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启示。同年, 纪玉华、李锡纯也从语言系统观、语义观和语境观的角度讨论了弗里斯语言理论中的功能元素。2013年钟俊、张丽就弗里斯的语言学及语料库语言学进行了探讨, 指出弗里斯认为语言的分析和描写必然要靠语料库, 语料应具有代表性且应该用词频计算分析语料。纵览国内对弗里斯这位美国独树一帜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 杨信彰教授开创并启发了国内学者对弗里斯的研究, 使得学者们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认识更为全面。陈菁教授最早看到了弗里斯语言学理论与口译研究的最佳契合点。本文则集中关注弗里斯的语言预测, 并力图探求其在同传预测过程中的体现及具体运用, 而且随着知识的发展和进步, 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也渐渐为弗里斯的语言预测也提供了可靠支撑。
关于弗里斯的语言交际观, 在“Linguistics and Reading”中他写道:他反对传统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 其观点之所以与主流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不同, 因为传统主流结构语言学只考虑分析结构而不考虑意义。在弗里斯看来, 语言是传递意义的信号代码, 也是一种交际活动。言语行为是一串A说出的B听到的声音。当这些声音符合A、B都同意并熟悉的某种信号代码的模式, 那么这些声音序列就成为信息从A传到B的物理手段。语言就是这样一种代码。物理的言语行为本身不是信息, 也不是语言, 一个社区的言语行为总和并不等于语言, 只有当一串串声音序列被识别且接受为相符合的重现模式时, 它们才构成语言的材料。只有当这些模式和基于人类经验的实际情景重现模式相符, 它才可以作为一套信号才引出人们的语言的可预测反应。这种信号代码模式是抽象的。弗里斯打了个比方来解释, 抽象的信号代码模式就好比电报中的莫尔斯电码中的点和线, 仅仅只有当点线序列与某种点线对比模式相符时, 意义才得到重现。弗里斯指出, 英语语码里面的信号模式分为三层:携带意义信号的词汇层, 携带意义信号的语法结构层和社会文化意义层。
在Peter H·Fries所著的“C.C.Fries’View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中, Peter H·Fries提到查尔斯·弗里斯指出语言交际就是一种预测的理念。“如果我希望向你传递信息, 那么我必须能预测出你的某些理解和行为反应, 进一步说, 我必须预测出你某种可能反应的规律” (Peter H·Fries, 1987) 。杨信彰教授也曾对查尔斯·弗里斯的语言预测做出过解读。“弗里斯认为我们无法预测第一个人在任何情景下要发出的声音, 也无法预测他是否要发出声音。但是, 如果语言要实现其作为精确的社会合作的手段的功能, 第一个人就必须精确地预测言语声音能从对方引出的反应。说话人能选择特定的声音, 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声音所预言的社会反应”。 (杨信彰, 2000)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恰当的预测对于交际成功很有帮助。查尔斯·弗里斯还提到语言就是一套内化的习惯, 习惯可以在语言惯性使用中习得, 语言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传递和预测信息。根据Peter H·Fries, 查尔斯·弗里斯还具体补充过, “为了有目的地预测, 语言描述如果是以一个形式特征明显的句子开头,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语言单位之间的各种信号关系来预测话语的意思甚至是受话者的理解和可能反应” (Peter H·Fries, 1987) 。总的来说, 查尔斯·弗里斯认为序列信号有助于话轮中对话预测, 强调文化语境的作用和语境推理确定, 同时也注重交际受话方的反应, 包括言语反应和副语言反应。
2 同声传译的特点及预测策略
同声传译是一项高度紧张的即时性翻译活动。译员往往呆在与外界隔离的同传箱里, 一边传达发言人的上一句内容, 同时又在分析和消化下一句的意思。因为同传译员没有交替传译译员所享有的时滞, 同传译员不能等到发言人阐明整个论点后再去理解和口译, 为了补偿听说时间差极端带来的口译不确定性, 同传必须利用各种手段和资源去主动预测发言。“依靠同传机器设备, 听众看不见译员, 他们眼睛盯着正在讲一种他们所不熟悉语言的发言者, 发言者的表情和手势要稍稍推迟到传译出来之后才看得懂”。 (Danica Seleskvitch, 1992) 而同传译员往往是可以观察到现场, 能通过听众的反应调整、预测或修复自己的口译。由此看来, 预测策略可以帮助译员节省时间, 腾出大脑认知容量来处理听说信息, 以确保“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情况下的口译信息不失真。
Fred Van Besien (1999) 在文章“Anticipat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中指出同传预测指的是译员将目的语中某对应成分已译出, 而此时发言人都还来不及用源语表述对应成分。“预测是同传中的频繁策略, 几乎每85秒就使用一次” (Fred Van Besien, 1999) 。西方的口译研究学者多把译员对信息的预测分为两类:言内预测和言外预测。国内多数学者对此种分类也是认同的, 前者指的是译员以源语信息中的句法或语义信息作为提示来预测可能出现的成分, 比如说有连贯线索的上下文, 固定搭配, 标准用法或习语表达等。后者指的是译者所处情景和常规知识储备等。
回过头结合弗里斯的语言预测来看, 译者预测时能够成功地选择声音, 是因为译者懂得通过言内信息和言外信息中的规律成分来预测该声音所引起的社会反应, 反之这些社会反应也能有助于下一轮预测。
3 弗里斯语言预测与同传预测的结合阐释
3.1 序列信号有助于同传话轮中的对话预测
弗里斯 (1957) 在其“The structure of English”中提出序列句 (sequence sentence) 的概念。序列句指的是话轮中不是第一句的自由单句。序列句中含有序列信号, 正是这些序列信号把它与之前的语句联系到一起。序列信号有五种:代名词、定冠词和指示代词、含有else或other的词、表示时间地点顺序的副词和连接性副词。在口译话轮中, 一旦译员及时抓住序列信号, 即可积极检索回溯话轮信息缩小范围进行预测。
代名词信号:
X:Tonight we have prepared Cantonese food for you.
Y:Thanks, can you tell more about it?
X:Certainly...
在此话轮里, it这个代名词信号, 译员一听到, 马上就明白it指的是上面的粤菜, 马上可以预测到下文是介绍粤菜菜式、烹饪方法等一系列的话语, 大脑里关于菜名、烹饪和饮食文化的词语就能得到提前激活待命。
定冠词和指示代词信号:
X:Since the price of the raw materials has been raised, 10%discount is a hard decision for my company.
Y:I am sorry to hear that.
话轮到此, 译员一听到that这个信号词, 就可以预测下文肯定是谈判双方的报价、价格协商和支付方式等。
含有else或other的信号:
X:Mr.W asked us to meet in his office tomorrow at nine.
Y:I think some other place would be better especially at that hour.
译员在此话轮中一听到other就可以预测最后见面谈话的地点是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
表示时间地点顺序的副词信号:
X:you know, Shanghai first opened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19thcentury and reopened to the world since 1980s.
Y:yes, now it has been a metropolitan city in many aspects..
译员听见now就可以预测接下来要介绍的肯定是现在上海的飞速发展及城市经济面貌。
连接性副词信号:
X: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Mike performed quite well in this speaking contest.
Y:I agree with you, however, he was too nervous;he could have done better than today.
译员往往在口译过程中一听到however, 都能猜到下文讲述的东西对上文的积极描述是一个转折, however后面的信息才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理解的核心。
3.2 社会文化语境助于预测
在弗里斯的“Linguistics and Reading”中, 语言代码传递的意义被分为三层:词汇层意义、语法结构层意义及社会文化层意义。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意义经历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后还基本不变, 可是社会文化意义却大大地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Rip Van Winkle故事中Rip的陈述对于新政府而言, 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因为社会文化语境转变引起了词语社会文化意义的转变。所以弗里斯的“语境确定论”在同传中有着启发性的提醒预测作用。如果译员具备强烈的文化语境识别能力, 口译时就能透过文化语境预知一旦遇到两种社会文化语境对撞明显时, 译员该采取什么样的处理策略。
前不久的苏格兰公投引起了世界关注, 其原因除了历史恩怨纠葛和政治经济考量等, 不能忽略的还有苏格兰人民强烈的国民独立意识。如果有译员不懂得这点, 接待苏格兰外宾时, 邀请外宾发言或祝酒词时, 笼统的将其口译为:let’s give the floor to our distinguished guest××coming from Great Britain或者是may I propose a toast to our British friend for our mutual relation?译员可能自己还未反应过来, 却已造成外宾大为不悦了。如果译员对文化语境的敏感度高, 就能提前预测情况, 注意措辞。
社会文化语境中包含的因素多样, 意识形态就是其中之一, 而这一点在外事口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外事口译要求忠实、严谨, 政治立场正确, 如果对外事口译两方的意识形态对立有理解的话, 就能提前预测到措辞的选取必须清晰, 以免口译不小心引来政治麻烦。某些年轻译员对于Chinese Mainland和Mainland China的概念区分不清, 其实Mainland China容易给不明情况的外国听众造成除了Mainland China还有其他China的假象, 这与“一个中国”的大原则就不符了。所以同传过程中, 尤其是国际会议的同传, 社会文化语境的自省可帮助预测常规情况, 少犯错误。
3.3 交际受话方的反应也可助于预测
弗里斯在The structure of English中认为, 语言交际是双向的, 应该注意受话方的反应。这里我们且将受话方的反应分为言语反应和非言语反应。言语反应包括口头反应和听的时候时不时发出的表示认可或者反对的口头信号。非言语反应即是副语言。同传过程中, “依靠同传机器设备, 听众看不见译员, 他们眼睛盯着正在讲一种他们所不熟悉语言的发言者, 发言者的表情和手势要稍稍推迟到传译出来之后才看得懂”。 (Danica Seleskvitch, 1992) 而同传译员往往是可以观察到现场, 能通观察到听众的表情、点头或摇头、是否全场惊讶、迷惑、不耐烦等来判断口译内容是否被听懂或接受, 从而调整、预测或修复自己的口译。若遇程序套话式口译, 译员的预测完全可以快于听众的反应, 由此节约出的时间, 腾出大脑认知容量来处理下一步的听说信息, 以确保“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情况下的口译信息不失真。
4 弗里斯的语言交际预测在现当代的理论支撑
从弗里斯的生平年代来看, 弗里斯提出的语言交际预测观至少已经距我们约60年之久, 限于其所处年代的科技水平和科研局限, 我们应当承认弗里斯语言交际预测和信号语法等理论的提出拓展了我们对语言结构与科学的认识。他提到对语言刺激的反应与理解其实源于共同的社会经验, 语言是下意识的、自动的和习惯的。语言科学应该去预测话语社区成员如何理解所听到的话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在认知语言学领域, Fillmore于20世纪70年代后提出并发展了框架理论和“框定” (Frame) 的概念。一场交际中, 交际参与者的自我定位也会造成别人的假设定位, 从而可以大体预测自我定位后自己的话语和别人的话语。Schank&Abelson (1977) 提出的脚本 (Script) 理论和框架理论相近, 再加上后来Rumelheart提出的图示理论 (Schema) 和Halliday和Hasan在Language, context, text中提出的语境预测功能, 这些其实都为弗里斯的交际预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5 交际预测应用于同传的可操作方法
5.1 套话表达
外事或者国际会议中的迎来送往、答谢、开闭幕致辞和谈判程序等都有固定程式的表达, 这些东西就好比存储在译者脑里的脚本, 一旦情景符合即可立即更新调用。比如说:
On behalf of××,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thanks/greeting to××for your××
Now, I declare the opening of××
Please offer your price, if possible, we will order××, and pay on delivery.
5.2 固定搭配
口译过程中, 译员一听到固定搭配的前小部分, 利用熟悉掌握的词法句法马上能迅速预测下文将会听到什么。
5.3 上下义词巧妙用
一旦译员听到某个上义词, 脑子里马上弹射出由该上义词引起的尽可能多的下义词, 发言人话音未落或刚落, 马上就脱口而出。或者译员如果不小心没有听清某个下义词, 可以采取模糊策略用该词的上义词应急。
5.4 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
译员边听边译, 可以从已经听到的已知信息缩小并预测未知信息的范围。比如说听到turn on××, 那受话者能猜到是打开现场所及范围内的某种电器, 多种电器选一种;而如果听到turn the TV××, 那受话者猜到的应该是把电视机要么打开要么关掉, 二选其一。
5.5 译前准备、译后总结
这其实就是脚本的回顾、扩充和更新, 以助于提取脚本和下次更好的预测。
5.6 副语言观察
使得译员不至于在箱子里闭门造车, 注意受众的反应, 才能预测和修复自己的口译。
5.7 语境推断
不光是话语上下的语境推断, 也应该包含文化语境的提前自省。
5.8 译员假设的“角色框定”
译员可以设想自己出于发言人的身份和地位上, 猜想发言人会说什么样符合身份特征、场合的话语。
6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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