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关系嵌入

关键词： 创新 寻找 企业 网络

网络关系嵌入（精选九篇）

网络关系嵌入 篇1

企业创新成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组是寻找创新成功的内在因素,如创新过程、企业文化、跨职能团队和技术能力等(Brown和Eisenhardt,1995);另一组则是在组织边界上寻找创新成功的解释变量,并在其网络中分析企业与其他组织的互动。这一阵营的研究认为,创新是各种组织间合作的结果(Biemans,1992),创新的过程可能涉及到许多不同类型合作伙伴的协作,每个合作伙伴提供显著的创新资源。图1表明了创新企业是如何嵌入到由合作伙伴构成的创新网络中的。总体上,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密集的协作可以缩短创新流程,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产出(Clark和Fujimoto,1991)。因此,必须在比单个企业更大的范围内观察和理解创新的发展,即创新网络。

在当今网络经济背景下,技术创新活动不再仅仅依靠内部资源,而是愈来愈多地依赖外部创新网络资源(池仁男和汤临佳,2008)。利用创新网络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地位己经成为新的有效竞争手段。为此,本文从创新网络的服务关系嵌入视角,探索企业网络位势即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和能力对企业创新成功的影响,以及企业外部的服务关系嵌入对企业网络位势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日益加深,以及技术创新复杂性的日益增强,单个企业已经很难掌握全面的知识、创新战略和承担独立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因此加强对外部创新网络资源的利用变得至关重要。Ritter于1998年率先提出了企业网络能力的概念,它可以被概括为企业开发、管理以及利用与外部组织间关系的能力(邢小强和全允恒,2007)。网络能力能够使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建立关系,并利用这些关系进行信息与知识共享,促成高度的技术协作,从而提升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因此,除了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之外,网络能力也是企业创新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Gemunden等人,1996)。此外,具有高水平网络能力的企业(1)会遵循更加现实和更加市场化的创新发展道路,能够为销售创新产品建立更好的关系营销策略(Ritter,1998);(2)具有较高水平的市场竞争力知识,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Li和Calantone,1998)。

在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方面,学者们分别在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Mller和Halinen(1999)指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战略定位、合作伙伴选择、成员间关系资源利用与管理,能够通过网络管理能力、网络规划能力、组合管理能力与关系管理能力实现,并通过这些能力与合作伙伴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和信息共享机制,最终获得较好的创新绩效;Ritter和Gemünden(2003)认为,建立并维持一个有效的网络是创新成功的关键,企业开发并管理与其他组织间关系的网络能力是一种核心能力,通过利用这种能力,企业不仅可以获取信息资源与网络位置优势,同时还可以避免与其他组织间的冲突;Hagedoorn等(2006)则从网络态势和网络效率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网络能力不仅能够促使企业获取丰富信息资源,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在网络中的声誉以及企业参与合作活动的水平,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筛选合作伙伴,从而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在实证分析方面,Ritter和Gemünden(2004)借助德国企业的样本调查,验证了网络能力除了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外,还对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技术协作(Technological Interweavement)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技术协作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创新绩效。

基于上面的分析,提出第一个假设:

H1:企业的网络能力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二)网络地位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企业网络能力的大小会对企业获取各种资源的速度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企业网络地位的变化。网络地位不但包括企业拥有和控制创新资源的权力,而且包括企业在网络中拥有的关联数。Cook(1977)指出权力在组织间分布程度的差异不仅会对组织间交换收益的分配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交换关系的性质以及互动形式与交换比率产生影响,且随着组织拥有的权力越多,影响越大。因此,在网络中的组织一般会通过获取更多战略性资源来提高其权利水平,从而提升其网络地位。

Paruehuri等(2006)认为关键企业的成长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知识、企业外部与各组织间知识的再整合,而这种整合又将导致具有强路径依赖的R&D能力演化。网络中的企业独自具有的知识非常薄弱,并且企业间的知识分布不均匀,而这种不均匀是由企业的网络地位不同所造成的。处于网络核心地位的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且与网络内外组织间的连接紧密程度强(Ter Wal等,2011),与其他组织(如供应商、客户、竞争者以及科研院所等)进行资源耦合的能力更强,机会也更多(Cohen等,1990);但是处于非核心地位的企业则相反,一般很难获取对自身发展有利的资源。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第二个假设:

H2:企业的网络地位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三)服务嵌入与网络能力、网络地位以及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当今科技与经济环境快速变化的经营环境中,成功的创新除了需要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还需要建立网络关系才能掌握科技发展趋势,促成研发合作与研发联盟(Osborn和Hagedoorn,1997)。创新网络中包括大量的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组织间等相互的合作关系,即服务关系嵌入创新网络。在服务关系嵌入创新网络之后,企业只有拥有这些网络关系才能分享到更多有意义的知识和技术,进而实现复杂产品和流程的创新。在服务关系嵌入过程中,企业不但可以从合作伙伴哪儿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可增强其对网络关系的管理和控制能力(Ritter和Gemunden,2003)。显然,在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服务关系的持续嵌入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网络能力。因此,提出如下第三个假设:

H3:服务关系的嵌入对于企业网络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服务嵌入使得创新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导致拓扑结构不断变化(Ritter等,2002)。根据“富者越富”的网络演化规则,网络中节点之间的相对地位也在不断变化中。因此,提出如下第四个假设:

H4:服务关系的嵌入对于企业网络地位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技术创新需要多样性知识的参与,如果服务机构与创新企业之间有强连结的关系,那么在相对密集的互动活动中,通过彼此分享信息与知识而产生新的构想将导致较高的创新成功机会。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5:服务关系的嵌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综合上述假设,可以得到图2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变量测度

(一)创新绩效的测量

本文在Ritter等人(2003)关于创新成功的测度量表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内容作了适当的调整。衡量技术创新绩效的测度变量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两个维度,共计6个问题项(见表1)。

(二)网络能力的测量

网络能力的思想最初是由Hakansson(1987)提出的,他认为企业网络能力(Networking Ability)由企业提高其网络地位的能力以及其处理特定关系的能力两个部分组成。此后关于网络能力的研究随之兴起,学者们主要从网络能力的维度解剖、能力构成等方面来研究,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如Ritter等(2002)、Ritter和Gemǔnden(2003;2004)等认为网络能力包含资质条件和任务执行两个维度;Muller和Halinen(1999)将网络能力分为产业、企业、关系集和单一关系四个层次;Halinen等(2005)基于关系管理的角度将网络能力分为网络愿景能力、网络管理能力、组合管理能力以及关系管理能力四个层次,其中网络愿景能力是其战略层次,主要关注产业网络,而网络管理能力更多关注的是企业网络;徐金发等(2001)以战略、关系和过程三个层次定义了网络能力的三个维度:网络构想能力、网络关系组合能力和网络角色管理能力;方刚(2008)等认为企业的网络能力可以首先简单地分成战略性网络能力和操作性网络能力。综上所述,网络能力的测度可用如表2所示的题项。

(三)网络地位的测量

Freeman(2005)首先提出了复杂网络中“核”的概念,把在网络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个体称为“核”,并认为这些核对网络的增长具有关键影响作用。Whittington等(2009)对技术创新网络中核心地位的形成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越靠近网络中心或者中介性越强,其所能接触到的信息量也就越多,企业的创新意识也就越强,同时,企业的网络地位也会得到逐步提升,最终成为技术创新网络中的核心企业。

中心性衡量了核心企业作为媒介者的能力。核心企业通常占据着“桥”的位置,在整个结点网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如果核心企业拒绝这种媒介,那么被分割开来的结点之间可能就无法沟通。核心企业也通常位于结构洞的位置,相对于其他企业可以优先获得其他网络的信息与知识,甚至可以对本网络结点进行屏蔽或控制。企业在技术创新网络中占据的核心位置越多,其权利越大,网络地位也就越高。

集聚性是指合作企业间的相互合作程度。在网络中,集聚性与连通度、集聚系数密切相关。在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会根据市场预测、技术分析与自身技术创新规划不断调整战略,如合作伙伴的选择、合作内容及方式的设定。在网络中,各结点之间关系密切,其中任何一结点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网络,进而对其他结点的行为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如表3所示的测量题项。

(四)服务嵌入的测量

本文主要从服务关系嵌入的视角提出产业网络服务关系嵌入的测量题项,如表4所示。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以集成电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为对象进行实证检验,因为其产业网络化程度比较高,网络能力和网络地位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问卷通过几个高校的MBA学员和EMBA学员提供给受访者。所有的问题都采用五点测度方法。

我们使用关键线人的方法向受访者询问公司的概况、技术网络、关系网络和创新绩效。受访者中有3/4左右是公司高层或者研发部门负责人,其余的受访者隶属于销售、生产或管理部门。

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历时3个月,总计发出问卷300,回收问卷236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08份,总回收率为78.6%,总有效回收率为70.6%。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所示。

五、验证性因子分析与模型拟合

本文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使用LISR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以检验模型中各概念测量结果的信度、建构效度以及测量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度。几个拟合指数可以用来评估模型的适当性:自由度(df)的χ2比率被用作整体描述,这个比率的值小于3表示是一个可接受的模型拟合(Medsker等,1994),但更高的值也被认为是足够的(Hildebrandt,1983);拟合优度指数(GFI)、调节拟合优度指数(AGFI)和比较拟合指数(CFI)应该超过最小值0.9(Bagozzi和Youjae,1988);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值达到0.08表示是一个合理的模型拟合(Browne和Cudeck,1993);均方根残差不得超过0.10。

采用协方差矩阵作为输入,以最大似然作为估算方法对每个题项进行测试运算,结果如表6所示。整体而言,大部分的标准得到了满足,且尺度可以接受。

根据Anderson和Gerbing(1988)建议的计算流程,使用LISREL对模型层面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7所示),结果表明测量模型满足普遍认可的准则。

通过LISREL软件可以计算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模型整体拟合水平(如表8所示)表明数据和提出的模型之间具有非常好的拟合。

六、假设关系验证

对SEM模型结果的解释,使用者需根据研究需要决定采用标准化系数或者非标准化系数。本文按照常规做法采用标准化路径系数来进行变量间关系的说明。另外,没有标准规定哪种效果为大的效果,研究者需要依据研究领域与性质来做决定。Cohen(1988)提出了一个标准作为一般参考,但不是绝对的答案。对标准化路径系数而言,其绝对值小于0.10被认为是小效果,其绝对值在0.30左右则是中效果,而其绝对值在0.50以上,就是大的效果。对照此标准与本研究中的路径系数表可以看出,本文研究的主要路径效果大都在中等效果的范围之内。

经过对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的检验,可以认为本研究提出的模型和及其概念的测度是可靠的。因此,通过分析相关要素之间的路径系数就能够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关于创新绩效和网络能力、网络地位、服务嵌入之间的关系。

使用LISREL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表9所示的路径系数和如图3所示的结构模型。

表9和图3显示:(1)网络能力和技术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和2得到支持。可以看到,这两种类型竞争力的影响是大致相等的,说明考虑两种类型竞争力作为创新成功的解释是重要的。(2)服务嵌入对网络能力和网络地位有很大的影响,假设3和4得到验证。具有较高网络地位的企业可以通过产业网络活动获取更多可用的资源,以建立更高水平的网络能力。

我们还测试了模型中服务嵌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直接关系,结果表明服务嵌入对创新绩效没有直接影响,因此假设5没有得到支持。基于模型和调研数据,可以给出下面的解释:由于知识转移的难度、创新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差异、以及服务机构与创新企业之间的耦合程度,服务机构的服务嵌入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企业的创新绩效,而是需要借助创新企业的网络能力以及关系嵌入所形成的网络地位来实现创新的成功。此外,在问卷调查中,没有对服务嵌入的质和量进行有区别、更细致的调研也是影响假设5不成立的一个原因。

七、结论

嵌入式网络数控技术与系统 篇2

计算机技术已经普遍应用于生产生活中，信息技术的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嵌入式技术向更多领域的发展。

利用电脑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资源的需求，且不能实时控制操作系统，而嵌入式系统的应用解决了这些问题，它能在降低计算机运行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计算机运行速度，实现最终的资源共享。

主要分析了嵌入式网络数控技术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了嵌入式网络系统的结构。

关键词：网络结构;数控技术;网络系统

近几年，数控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技术中。

元件在系统中是分立的，主要通过逻辑电路排列的方式来进行数控运算，可以说系统的数控功能是通过计算机硬件来实现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了数控技术与网络技术的结合，而嵌入式系统作为一种专门针对计算机设计的系统，可以实现信息和信号的微处理。

一、嵌入式系统模型的特征

1.嵌入式系统模型

嵌入式系统是一种专门针对计算机设计的系统，它是在多元化电子系统内部形成的。

通常情况下，非电子系统可以有效模拟嵌入式系统的使用环境，一个比较大的系统是由大量的嵌入式系统所构成的，通过嵌入式系统可以实现同外部环境的联系进而实现同外部环境的通信。

嵌入式系统服务于非嵌入式系统，可以有效影响信号的输出和输入。

通过嵌入式系统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机电控制，进一步完善计算机的微处理器传感器以及中央处理器等元件，从而可以分析并处理来自网络的数据。

所以，嵌入式系统又被称为嵌入式网络数据处理系统。

2.嵌入式系统的可重构能力

嵌入式系统的中央处理器可以实现外界指令的运算，有微处理器的功能。

将这种理念运用于芯片，再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可以进一步实现微处理技术的可编功能。

微处理器所具有的柔性可以使芯片的使用更加安全，数据传输速度也会更加的快。

可重构主要指通过重复使用资源来实现资源共享。

嵌入式系统可以通过控制软件来实现其可重构能力，可以有效利用可重构资源，进而重构计算机平台，使重构的计算机平台可以在各种环境下加以使用。

通过重组的形式来实现可重构功能，并实现软件的重复利用，也可以更新系统软件和硬件，并对其进行剪裁，从而实现计算机系统的设计以及数字化控制。

二、嵌入式新型网络数控系统的主要结构分析

1.嵌入式网络数控硬件的主要结构

嵌入式网络数控系统是由很多嵌入式系统组成的，可以实现数控操作和管理系统的双效功能，也可以进行数据的输入和输出，从而实现人机交互功能。

数控操作的管理界面可以自动获取编码并对其进行编译，所以当网络数控系统有问题的时候可以自动分析系统故障。

以太网可以实现同外部系统的连接，为了方便对数控系统进行调试，数控网络系统就是使用的这种网络。

借助键盘输入可以有效实现人机交互，还能通过不同的输入操作来进一步完善相应操作进而完成任务。

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插补器可以控制数据的传输速度，并将数据传输到嵌入式系统当中，再通过伺服控制器来完善数据管理。

借助逻辑分析法可以自动处理数据，可以通过伺服控制器来对数据处理的速度和位置进行控制，进而调节工轴速度。

此外，嵌入式系统不仅能借助NC客户端来进行远程控制，还能使用我们经常使用的浏览器来进行控制。

主要通过NC系统来实现系统的连接，将运动控制器同嵌入式系统相连接再通过以太网来实现TCP/IP协议连接，进而实现最终的远程数控。

2.嵌入式网络数控软件的主要结构

嵌入式网络数控软件主要是由伺服运动控制软件和相关程序组成的，可以有效控制组态软件模块。

利用通用性设计来设计标准型接口，进而进行数据传输和代码编译。

通常会采用PLC单元以及数控单元来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

在开发数控软件时不仅可以自动生成软件，还能下载很多用户需要的软件。

在下载数控软件之后可以将已经自动生成的数控软件与嵌入式数控系统相结合，进而有效完善数据传输，并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以及安全性。

嵌入式系统有很大的普适性，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系统当中，可以同其他的软件同时使用，有很强的兼容性。

此外，嵌入式系统可以对软件和硬件进行剪裁，所以说嵌入式系统同数控软件的结合有着很好的扩展性能，也有着很好的可重构能力。

系统可以模拟硬件的运行环境，实现计算机硬件的调试，进而更好地开发并使用计算机硬件。

此外，嵌入式系统通常比较灵活，可以有效控制不同的系统，因此可以广泛应用到不同的行业中。

参考文献：

[1]周祖德，龙毅宏，刘泉.嵌入式网络数控技术与系统[J]. 机械工程学报，(05).

网络关系嵌入 篇3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 供应链 关系性嵌入 关系模式

一、供应链关系模式文献回顾

（一）交易型、过渡型和战略伙伴型

Gadde和Snehota（2000）认为制造商—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模式有交易型、过渡型和战略伙伴型[1]。交易型关系模式以短期交易为特征，注重交易的质量、谈判技巧和满意度；相比之下，过渡型关系模式则更注重双方的合作关系，当存在矛盾和不适应时，双方会通过不断地改进来适应和协调对方，保持长久密切的合作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模式表现为在许多方面都有实质性的合作和高度的关联，注重各方面的创新来达到物流、业务、信息、利益分配等方面协同，实现双方的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

（二）简单交互型、迁就型和学习型

Aiauj、Dubois和Gadde（1999）认为有简单交互型、迁就型和学习型三类关系模式。[2]1、简单交互型。简单交互只是对对方有简单的了解，没有实质性的联系信任，在交易的过程中不会涉及一些敏感的信息。2、供应商迁就企业型。有时为了促进合作目标的有效达成，供应商会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来适应其与制造商之间的合作。3、企业迁就供应商型。与之相反，制造商有时会调整自己的资源、业务流程、态度等去适应关键的供应商，从而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4、学习型。学习型关系模式就是通过相互学习和帮助来达到知识的共享。

（三）目标型、渗透型、集成型

王成、刘慧、赵媛媛（2002）研究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类型有以下几种[3]：1、目标型。目标型分为短期目标型和长期目标型两种，前者以短期交易为主，交易结束，合同也随之而终止。后者以长期交易为目的，在交易的过程中会通过相互磨合以达到目标的实现。 2、渗透型。强调把对方看成自己重要的交易伙伴，通常以资金渗透或技术渗透的形式来达到双赢。3、集成型。集成型是企业交易的最高阶段，通过集成，所有的成员都联系在一起，内部分工有序，井井有条。不仅涉及物流、信息流，还会有企业关系的集成。信任、处处为对方着想、共同解决问题是其典型特征。

（四）小结

总的来说，对关系模式的划分有一个大体的主线，即都是以简单的交易关系模式为起点，如上文的交易型、简单交互型和短期目标型。其次，很多关系模式反应了企业之间的相互适应调整，如迁就型。此外，还有一些关系模式反应了企业间的双向互动协调，如渗透型和学习型。另外，战略伙伴型和集成型模式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或供应链联盟以实现供应链的整体优化方面能够达成一致。

二、从关系性嵌入视角探讨装备制造业供应链关系模式

（一）供应链的嵌入性

嵌入关系通常是指合作关系，是供应链企业间最主要的联结关系，包括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种形式。通过嵌入型关系，不同地域、不同价值观的成员聚积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网络成员之间通过信息流动来进行信息共享，相互了解，这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优化配置，有利于协调合作关系，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有利于找出最优方案使供应链的整体利益达到最大。在装备制造业的供应链中，众多企业通过嵌入关系交叉联系起来，通过相互影响来达到最终的融合。其中关系性嵌入是指供应商和制造商两者之间的联结关系，本文主要从此角度进行研究。

（二）关系性嵌入的结构形式

关系性嵌入的结构形式是指供应链上的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方式。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影响力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嵌入结构。主要有影响力对称的分布结构、影响力不对称的分布结构和混和结构三种形式。

（三）关系性嵌入的联结方式

关系性嵌入的联结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资产产权关系、法律契约、 信息交换、协议规则、感情信任、共同的价值观、企业文化等，关系模式因联结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四）基于关系性嵌入视角的装备制造业供应链关系模式

由于装备制造业链条长、企业间协同能力差、中小企业不具有信息优势等特点，装备制造业供应链的整合模式应以制造商为核心，以带动和发展周边中小企业为目标，加强原材料供应商和产品制造商的协调合作，实现整体的互利双赢。本文从关系性嵌入视角来探讨装备制造业供应链的关系模式，能够帮助企业明确相互之间的嵌入程度和合作深度，对于提高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交易模式

在交易模式下，企业之间的嵌入程度较弱，信任度不高，一般不会积极主动地进行交易和信息共享。从嵌入的结构形式来看，三种结构形式都有涉及，不同的企业，其规模、主营产品、价值观等不尽相同。企业之间的联结方式主要通过纯粹的法律合同和契约相联系，双方没有实质性的交易关系，如果有违约情况发生，二者很难再有重复交易的行为。

2、适应模式

与交易模式相比，适应模式的嵌入强度稍有加强，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所加深。从“适应”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双方之间交易关系是不平等的，其嵌入性结构体现为影响力不对称结构。企业之间主要以资产、产权相联结。例如一汽大众与其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模式就是典型的适应模式，一汽大众的理念是“零库存”的模式，其供应商要想与一汽大众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就需要主动地预测其零部件的订购量，以此为依据制定自己的生产量，灵活处理突发事件的发生。

3、协调模式

协调模式的嵌入性企业通常是供应链中的核心骨干企业，双方的规模实力相当，因此其嵌入性结构通常为影响力对称的结构，其嵌入性程度也强。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之间的联结方式以信息交换、协议规则、章程、信任为主。双方企业相互信任，通过签订协议来对信息进行保密，通过制定监控方法和利润分配等机制来实现长期亲密的合作。例如沈阳重矿机械装备制造业集群中的大型骨干企业北方重工集团和三一重装公司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典型的协调模式，双方通过在策略和营运上的高度协调来实现达到建成国家重要的重型矿山机械制造基地的最终目标。

4、集成模式

集成模式下，企业之间的嵌入程度是最强的，企业之间以目标、价值观、企业文化等相连结，通过高度的一致性来建立供应链联盟。供应链上的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产品异同，只要其拥有共同的目标，一致的文化理念，都可以进行集成，由于产业链上的企业众多，关系复杂，从嵌入性结构来看，表现为影响力不对称的结构，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依附于自己的企业有较强的控制力。其优点表现为集成的规模效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生协同效应，激发创新。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各色各样的装备制造业集群，表现为顽强的生命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三、结论

本文从关系性嵌入视角的三个角度探讨了装备制造业供应链企业间的关系模式，得出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同会与其他企业呈现不同的嵌入关系，四种模式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企业应根据其实际的发展目标进行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明晰目前的关系模式，有助于制定科学的调整策略，有助于增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实践中，企业可以借鉴研究的结论从逆向方式来对企业的关系模式进行调整。比如某企业在一项交易开始时所处的模式状态是交易模式，通过与供应商合作给其带来很大的效益，企业要想进一步加强与供应商的合作就可以采取资源投资、人力资源培训、技术支持和运作流程调整等措施来加强合作，进而达到协调模式甚至集成模式。再如若企业处于适应模式状态下，显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若供应商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即为关键供应商，会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企业的利益。这时企业可以采取沟通方式或在关键信息上进行共享等措施，进而打破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来实现对称的协调模式。

参考文献：

[1]Gadde，L.E.&Snehota，I. Making the most of supplier relationship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0（29）

[2]Araujo，L.，Dubois，A.，& Gadde

L.E.Managing interfaces with supplier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1999（28）

[3]王成，刘慧，赵媛媛.供应商管理业务精要：轻松成为竞争赢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4]赖晓.基于信任的供应链嵌入性整合模式影响因素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16—18

〔本文系沈阳市科学技术局项目“沈阳经济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供应链整合模式研究”（项目编号：F13—315—5—08 ）阶段性成果〕

网络关系嵌入 篇4

1 服务外包网络

嵌入性已经成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它是指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结构中,而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网络,因此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相应的社会网络中的[1]。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外包网络被认为是企业网络的一种组织形态,由核心企业、参与主体的顾客、供应商、合作单位和竞争对手组成[2]。在这一外包网络中,核心企业通常作为网络的设计者,它凭借结构洞的位置和控制优势决定供应商的进入机制,选择具有优势竞争力的供应商,逐步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外包网络[3]。

服务外包是一类知识密集型、对IT依赖度高的外包活动,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外包(InformationnTechnology Outsourcing,ITO)、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KPO),其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IT外包,IT外包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客户关注核心竞争优势和降低IT成本等,而客户选择实施BPO和KPO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可能是降低成本、创新或业务转型等等;在实施服务外包过程都需要外包商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相比较而言,ITO服务商偏重与IT相关的专业知识如何更好地满足在客户需求和IT应用上,而BPO和KPO则对服务商提出了多层面的专业知识整合要求,一方面是对客户业务流程的理解、外包业务的需求识别和响应设计,另一方面服务商与客户合作中要不断积累的合作经验、如何更好的在IT应用基础上提供无缝外包服务。可以看出,外包业务需求不同其形成的外包关系网络各有差异。

从整体来看,服务外包网络的本质就是服务外包的发包企业将自己的非核心业务发包出去,接包企业即服务商将其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整合,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网络中节点企业及其数量和密度、节点企业间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结方式等构成了不同服务外包网络的形态和结构特征。综合已有研究和服务外包的发展,本文认为服务外包网络是由服务外包接包企业、发包企业、接发包企业的相关合作组织、发包企业的相关客户等,通过一定的契约或合作协议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关系的网络,是各节点企业之间不断互动和协作、将不同业务活动或服务内容等相互传递与交付的一种网络组织形态。

2 服务外包网络特征分析

2.1 多重关系嵌入

从多元网络视角来看,服务外包关系是指节点企业的联结方式形成的特定关系,在这些联结关系中有些是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有些并不是纯粹的交易关系,而是包含了信任、承诺、嵌入以及相互锁定等特征在内的关系,因此针对不同性质的关系,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也不同,节点企业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采用的方式也不同。对于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节点企业更多的是采用合同、协议等方式;针对包含信任等特征在内的关系,节点企业之间由于信任的存在较少的采用合同等方式,而是采用沟通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与其他组织间合作关系不同,服务外包关系具有方向性和多重关系嵌入性。方向性是指由发包企业向接包企业“转让”相关业务、功能或活动的一种关系特性[4]。在经济活动中,业务嵌入和关系嵌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企业需要依托外部资源来完成相关业务或服务流程时,就需要和外部企业或组织发生服务外包关系。在服务外包合作初期,先赋性社会网络人脉关系影响着合作关系的建立。随着服务外包合作的发展,接包和发包双方之间不断的交流和沟通,逐渐形成一定的关系嵌入,会促进双方的信任与承诺并提高合作绩效,而由此会形成新的业务嵌入,进而形成新的关系嵌入,由此产生了多重关系嵌入。可以说,服务外包多重关系嵌入是由业务嵌入引发并驱动,从不同的外包业务嵌入形成不同的关系嵌入,从而影响到下一外包合作周期的业务模式,形成新的业务嵌入,经过多次重复博弈后,业务嵌入和关系嵌入的格局将不断发生变化,服务外包的多重关系嵌入如图1所示。

2.2 网络结构特征

关于结构嵌入的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5]:一是以网络形态为驱动(the configuration-driven),从网络架构或者网络布局对节点企业之间尤其是核心企业与其他企业联结关系的影响展开分析,如胡平等[6]从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网络规模三个方面研究网络特征对创新产业集群成长的影响;二是面向网络地位(the position-oriented),从企业在网络中所占用的资源使其具备的网络地位和权利出发进行探讨,主要观测变量如结构洞[7]、网络权利[8]等。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网络规模和结构洞两个角度来分析服务外包网络的结构特征。

网络规模是指服务外包网络中节点企业的数量,是影响网络中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中企业数量较少的时候,企业彼此之间较容易维持合作关系;当网络中企业数量较多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维持成本会比较高,此时对网络中具有较高地位的成员也具有一定的要求。结构洞是指在社会网络中某个或者某些个体和一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好像整个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处于结构洞位置的成员能够更好的从其他成员获取相关资源和信息,在网络中具有信息和控制优势[9]。

基于知识的密集度来看,服务外包分为高端服务外包和中低端服务外包,高端服务外包包括软件开发和设计、企业战略咨询服务和知识产权评估等,中低端服务外包包括人力资源招聘、财务会计核算、简单的数据录入、物流、后勤等[10]。本文分析了不同的服务外包网络结构特征如表1所示。

由于中低端服务外包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市场上的服务商比较多,竞争会比较激烈,此时发包企业有较多的选择优势,由此形成的中低端服务外包网络呈现规模较大、节点企业多而密集。在服务外包刚刚兴起的时候,整个服务外包产业还未得到全面的发展,发包方都是直接将自身的发包业务外包出去,接包企业和发包企业之间是直接的联系,因此网络中的结构洞相对较少。随着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发包方不再直接寻找接包企业外包这些中低端的服务外包,而是直接发包给相应的外包整合商,该外包整合商再将相关业务外包出去,此时外包整合商在服务外包网络中就处于结构洞的位置。因此对于中低端服务外包网络来说,其结构洞是和外包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资料来源:作者分析整理

对于高端服务外包来说,由于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较高,因此在市场上的服务商相对于中低端服务外包来说较少,竞争相对较小,发包方可供选择的服务商比较少同时也比较固定,形成的网络规模比较小、节点企业少而稀疏。由于对服务商的要求比较高,发包企业一般会自己选择相应的接包企业,但是由于是高端的服务外包,其中包含了较多的业务,接包企业会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自身的能力,选择将一些业务分包出去,因此这类服务外包网络中的结构洞相对较多。

2.3 动态演进特征

服务外包形成的外包关系网络是一类多主体的复杂系统,多主体、复杂动态等特征影响着服务外包关系的建立与持续发展[11]。首先,服务外包是多主体系统,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服务委托方即发包主体和服务提供方即接包主体,而且还包括服务外包过程中直接和间接的服务接受方,涵盖了服务发包方内部员工、服务发包方的外部客户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等多方主体。其次,服务外包是由发包—接包的交易关系所维系的中间组织类型,不同的外包关系结构以及关系模式导致服务外包网络关系不断演进,双边和多边的外包关系结构、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和短期交易关系模式使得服务外包网络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第三,由于IT本身具有独特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业务关联性,使得对IT高度依赖的服务外包呈现出服务交付和服务流程的嵌入性和复杂动态性,而不同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关系,促使服务外包多主体关系呈现出聚集、涌现和突变等复杂系统特征。

从发包方视角来看,早期企业将某一职能或业务活动外包给一个接包方,形成了简单的接发包二元关系,随着服务外包产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包企业开始将多个企业内部的职能与活动外包交给外部的接包商,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客户满意度。服务外包行业从IT外包逐渐扩展到商业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发包企业的外包业务在不断的扩大和复杂化,大型复杂的服务外包项目通常交给多个服务商共同承担完成,对外包服务企业的专业性和协作性要求越来越高。归纳来说,对发包企业而言,其服务外包网络呈现出从一对一、到一对多、再到一对多个相互联系与合作的接包方如图2所示。

注:●表示发包企业,○表示接包企业,→表示接发包关系,—表示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

从接包方企业的角度来看,发展初期的接包企业服务范围一般相对单一,专注于某类服务市场。伴随着服务外包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很多接包企业(服务商)得到了快速的成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开始作为一个总的接包方,组建一个服务平台,建立自己的外包网络,使得服务外包市场出现了总包服务商、集成服务商和分包服务商等各类外包形态,以第一家上市供应链服务企业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其发展历程在国内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专业服务商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怡亚通1997年初建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小的服务公司,1998年和1999年两年期间,业务需求开始增加,同时开展代理采购、采购执行等简单的服务,客户主要是中关村的小公司,此时怡亚通承接主要较简单的采购业务,如图3a所示。2000-2003年开始年怡亚通开始深度挖掘、广度延伸,进行创新性定位:专业承接企业外包的非核心业务,提供“一站式供应链管理服务”[12]。为了更好的为客户服务,怡亚通开始和其他物流企业联盟,将自身的一些业务外包给其他的物流企业,以便更好的为客户服务,该阶段其网络如图3b所示。2006年开始,随着客户市场不断向国内三线城市以下市场的转移,怡亚通开始进行渠道下沉并建立服务整合平台即“深度供应链业务”[13]。当前怡亚通不仅为联盟者提供强大的平台支撑、雄厚的资金支持、共享全球的服务网络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同时根据不同的业务发展需要,还提供了面向联盟伙伴成长期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和利润分成、培育期的业务培育机制、共同控股公司、核心团队持股等多种的激励政策和手段。现阶段怡亚通服务外包网络如图3c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各节点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是不同的,网络位置使得节点企业具有不同的网络优势,如处在结构洞位置的成员企业,由于其两边都连接着节点企业,因此具有信息和控制优势,对信息有一定的掌控能力;而处于非结构洞位置的成员则没有该优势。以接包方为核心的服务外包网络中,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结构洞,结构洞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接包企业作为发包方将接包业务分包出去,于是接包企业就与发包企业以及二级分包商直接相连,从而处于该项目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网络中这些结构洞的形成与变化将进一步加剧服务外包网络的复杂动态性。

3“嵌入性”视角下的两类服务外包关系模式分析

按照外包业务对接包和发包企业形成的“嵌入性”特征,本文从业务嵌入性、外包业务发生性和合作促进性三个方面来分析,将服务外包关系分为伴随型和非伴随型两类模式,如表2所示。

3.1 伴随型服务外包关系

1)直接嵌入性。对接包企业来说,所承接的外包业务是直接嵌入到发包企业的业务流程或日常工作中,比如IT运维、物流配送、Call Center等,一方面要求接包企业及时响应客户的外包服务需求,提供伴随性的外包;另一方面,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和服务成本等受到发包企业相关业务变动的直接影响。对于伴随型外包业务来说,由于外包业务和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的关联度比较大,当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变化的时候,要求服务商依据客户的需求能够“随需而变”。比如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当发包企业需要运输的货物数量发生变化的时候,物流企业就需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运输方案,以便能够保证发包企业运输的货物及时完整的得到运输,各方之间的交互比较频繁,第三方物流企业需要及时的和发包企业之间沟通确保发包企业的需求及时得到满足。

2)业务频发性。由于伴随性外包业务与发包企业的核心业务流程、经营活动或日常工作产生直接关联关系,对发包企业的业务起到了随时支撑的作用,这意味着这些“转移”接包方来承担的相关活动和功能具有长期存在的稳定性,无论是采用外包还是内部化,都需要发包企业解决资源获取的问题。因此伴随型服务外包业务是长期持续存在和发生的。

3)强促进性。伴随型外包业务的直接嵌入性和业务的频发性,使得接发包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比较多,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接包企业能够很好的完成发包企业的外包业务,有时候接包企业会考虑的更详细,能够考虑到发包企业自身都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因此发包企业就更愿意和该接包企业合作,在将来的合作中,也会更倾向于选择原来合作过的合作伙伴。因此直接嵌入性和业务频发性就驱动了伴随型外包业务双方的长期合作。

3.2 非伴随型服务外包关系

1)间接嵌入性。对于接包企业来说,所承接外包业务并非直接嵌入在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中,具体来说是在双方合作周期结束之后才与发包企业的后续业务产生直接嵌入关系,如软件研发、IT规划设计和业务流程优化等。非伴随型外包业务和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的关联度,低于伴随型外包业务和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的关联度,因为非伴随型外包业务并非直接嵌入到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中,而是通过该非伴随型外包业务的发展,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嵌入到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中。该类外包是为了提高发包企业的效率或者支持后续的工作,但是对当前工作没有太大影响。比如软件研发外包,发包企业外包的软件研发业务是发包企业的新业务,和企业原有业务之间的关联度不强,但是随着研发的完成,发包企业该业务的上线和运行,该外包业务就可能和发包企业的主要业务有很强的关联性。因此对于非伴随型业务来说,其嵌入是间接性的。

2)业务偶发性。由于非伴随型服务外包业务的发生,不影响发包企业现有核心业务的运行,但是当该项外包业务完成之后,能够提高发包企业的工作绩效,或者优化发包企业的业务流程,从而促进发包企业的整体发展。这种外包业务并非经常发生,只有当发包企业需要改进相关业务时才有发生。相比于日常业务密切相关伴随型服务外包业务,非伴随型服务外包业务具有偶发性。

3)弱促进性。非伴随型业务的驱动性相对比较复杂,因为这需要考虑到发包企业的因素。以软件外包为例进行说明,当软件外包项目完成之后项目上线和运行之前,发包企业有三种选择来进行以后的项目。第一,将完成的外包项目收回,自身进行以后的项目上线和运行,也即不再与接包企业进行合作;第二,将完成的项目部分收回,一部分继续由接包企业完成,另外一部分由自身完成,即与接包企业继续合作;第三,完成的外包项目继续由接包企业上线实施和运行,此时就相当于伴随型外包业务,这种情况下对接发包企业的长期合作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4 结论

网络关系嵌入 篇5

学者基于网络理论揭示如何才能获取海外先进知识。网络理论认为地理上的接近可以帮助企业从东道国的知识溢出中获益[2],基于此,学者提出企业对东道国的网络嵌入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必要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等网络资源,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3]。但这一观点却在解决以我国为代表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企业技术追赶问题时受到挑战: 我国企业通过国际化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本质就在于 “学生企业”向 “老师企业”的学习,这涉及到 “老师企业”的知识分享意愿问题,即东道国企业往往不愿意将自己先进的技术分享给我国企业[4],也涉及到我国企业技术基础薄弱、吸收能力有限的问题[5]。东道国网络中的企业对我国企业知识获取心存芥蒂,以及我国企业技术基础薄弱等问题限制着我国企业通过嵌入东道国网络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的效果[6]。

本文研究问题聚焦于: 以获取先进知识为目的的国际化过程中,我国企业如何才能通过海外网络嵌入从西方企业处获得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合作能力为中介变量的海外网络嵌入与知识获取关系研究的理论模型, 探讨通过海外网络嵌入获取先进知识的方法,进而探索我国企业通过国际化提升创新能力的路径。本文试图解释海外网络嵌入如何才能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是对网络嵌入理论的一种深化,也有助于学术界和理论界理解后发工业化企业如何从国际化中获益。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与我国企业的技术追赶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关于 “企业如何才能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有两类不同的观点: 一类观点将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内部,认为企业的知识资源和学习能力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前因。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Rugman[7]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追赶持悲观态度,认为由于知识资源的缺乏和学习能力的低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一、二十年内不可能在创新上赶超发达国家企业。另外一类观点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企业间,认为企业创新越来越依赖于企业间知识的流动[8,9],企业和企业间的社会网络通过推动企业间的知识流动,帮助企业获得镶嵌在企业间的关键资源,帮助企业提升其创新能力。本文称之为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为我国企业技术追赶提供方向, 即我国企业可以从社会网络入手,通过 “走出去” 等手段,加强知识在我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流通,以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追赶。但是,我国企业在 “走出去”过程中却面临比较尴尬的困境: 首先,由于惧怕我国企业学到先进知识后来居上、抢占自己的市场份额,东道国企业往往不愿意将自己先进的技术分享给我国企业[4]; 其次,由于我国企业技术基础薄弱、吸收能力有限, 在社会网络中往往充当 “知识提供者”的角色,很难从社会网络中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知识[5]。所以, 在引入社会网络理论解决我国问题时,必须考虑中国情景,也就是 “学生企业”在和 “老师企业”互动过程中,如何才能在技术弱势的条件下,获得先进的知识,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简言之,就是弱势企业如何才能从海外社会网络中获益?

本文认为后发工业化国家企业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知识的途径和发达国家企业 “社会网络 — 知识获取”这一较为简单的途径有所区别。本文在 “社会网络 — 知识获取” 中引入 “合作能力” 的中介变量,基于中国情景探索弱势企业从社会网络中获益的途径。

1.2海外网络嵌入与知识获取

跨越企业边界的、镶嵌在企业网络之间的网络知识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企业自身资源来说往往是一种互补性资产,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观点、 新的信息和新的技术,帮助企业提升其创新能力并最终获得超额利润。所以,网络知识资源和和企业内部资源一样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8]。但网络知识资源是非常难以获取的,这是因为: ( 1) 网络知识资源具有粘滞性,即由于网络知识的内隐性[10]、知识转移者知识分享意愿的缺乏、知识接受者接受动机接受能力的缺乏[11]等原因,企业获取网络知识资源将付出很大的成本和代价。 ( 2) 跨国家的网络知识获取更加困难。因为网络知识具有环境依赖性,是嵌入在它们所根植的社会环境中的[12], 由于母国、东道国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市场差异、 文化差异等原因,企业跨国家从东道国获取知识的成本更大。

增强海外网络嵌入可以克服网络知识资源的粘滞性、降低成本,有助于我国企业从东道国获得网络知识资源。网络嵌入是指社会主体通过个人关系和结构关系融入社会网络,和网络中的其他主体进行互补性资源、信息、技术和知识的交换[13]。它包括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方面,结构嵌入指的是社会主体融入社会网络的关系模式和结构特征,可以由网络密度、规模和中心性等方面来表征[14]; 关系嵌入是指个人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认同、亲密和团结程度等方面来表征[15]。

海外网络嵌入有助于我国企业接触到东道国网络中的先进知识。海外网络嵌入意味着我国企业和东道国网络中企业联系的增加,在联系的过程中, 会广泛地接触到不同的、多样的信息和知识。当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高时,网络密度、规模就越大, 我国企业就会更快的接触到更广泛、更有价值的知识。当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高时,我国企业和东道国社会网络中成员的关系质量比较高,也有助于我国企业可以 从更大的 程度上接 触到更加 先进的知识[16]。

海外网络嵌入还有助于降低我国企业从东道国网络中获取先进知识的成本。跨国知识转移的最大问题就是交易成本高的问题[17]。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越高,意味着我国企业与东道国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密度更大,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间的合作意愿,减少机会主义威胁[18], 另一方面可以增大资产流、信息流的流通速度,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更多的知识[19]。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越高,意味着我国企业与东道国社会网络成员的相互信任、认同等关系质量较高,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沟通频率和沟通有效性,进而减少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增加知识 转移效率 和降低知 识转移成本[20]。

综上所述,海外网络嵌入一方面有助于我国企业接触到东道国社会网络中的先进知识,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我国企业从东道国网络中获取先进知识的成本,对获取先进知识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有重要帮助。

基于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1:

H1: 海外网络嵌入对我国企业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 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对我国企业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 海外网络关系嵌入对我国企业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合作能力的角色

( 1) 海外网络嵌入与合作能力

所谓合作能力,是指为企业与合作伙伴达成合作的能力[21],合作能力包括三个构成要素: 问题解决、承诺和协调。问题解决是指企业解决和合作伙伴存在的分歧进而保持合作关系的能力[22],承诺是指一定程度 且持续的 资源投入 以保持合 作的能力[23],协调是指企业整合自身的成员、活动、例行程序和工作 分派以达 成与合作 伙伴合作 目标的能力[23]。

海外网络嵌入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的合作能力。 首先从知识的角度来讲,海外网络结构嵌入越高, 我国企业和海外企业的互动就越多,通过不断的互动,企业会积 累大量的 与合作相 关的知识 和经验[24],这些知识和经验可以提高企业各部门、各种资源的整合效率,进而提高自身的协调能力。随着海外网络关系嵌入的程度增加,企业与企业间的依赖性逐渐增加,通过互动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会逐渐在企业内部扩散开,融入企业的其它资源和能力中, 形成专用性资产[25],随着这种专用性资产的形成和逐渐积累,企业对合作者承诺也越来越高。其次, 从认同的角度来讲,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提供了双方一起解决问题的机会[26],并且随着海外网络关系嵌入的程度提高,双方在情感上的认同度就越高[27]。 双方共同交流、磋商机会的增加,以及情感认同感的增加会使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少,企业的问题解决能力也会随之逐渐增强。

基于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2:

H2: 海外网络嵌入对我国企业的合作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 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对我国企业的合作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 海外网络关系嵌入对我国企业的合作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2) 合作能力与知识获取

企业具备合作能力后,才能更有效地获取镶嵌在网络中的先进知识。首先,合作能力可以提高海外企业的知识分享意愿,有利于我国企业的知识获取。问题解决可以化解企业间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进合作的密切性[28]; 而承诺则可以消除海外企业的顾虑,有助于提高海外企业分享知识和互动的意愿[29]; 良好的协调能力则可以加快知识互动的速度和效率[30]。这些均有助于我国企业更能快速地获取先进知识。

其次,合作能力可以提高我国企业和海外知识网络中企业的相似性,有利于我国企业的知识获取。 Lane和Lubatkin[31]认为知识获取受到知识接受者和知识分享者相似性的影响,如果两个企业的资源、 能力、组织结构等越相似,知识接受者越容易获得知识。随着企业合作能力的增强,我国企业和海外企业的分歧越来越小,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越来越高, 成员、活动、例行程序整合等知识越来越高,我国企业的知识与资源基础与海外企业的相似性就会越来越高,我国企业获取海外先进知识的速度也会越来越高。基于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3:

H3: 合作能力对我国企业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4知识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

知识获取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有显著的帮助。 首先,企业从外部获取的知识越多,企业的知识多样性就越高,这些外部知识和企业本身所具备的知识可能会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这种互补性的知识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前提[32]。其次,通过知识获取带来的知识多样性,可以增加企业学习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进而影响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数量和速度[33]。第三,知识获取还可以降低企业创新的成本和周期,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Dyer和Singh[8]指出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可以减少新产品研发的瑕疵,间接的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成本和周期; Zahra等[34]证实了企业的知识获取可以提高企业知识整合和知识加工的效率,对企业产品研发周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5:

H4: 知识获取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包括海外网络嵌入、合作能力、知识获取与创新绩效的实证模型。实证模型如图1所示。

2研究方法

2.1变量定义与测量

海外网络嵌入: 根据Moran[35]的研究,海外网络嵌入可以划分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本文参考Gulati[12]、Rowley等[36]的研究,用三个测项来测量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分别是 “Q1: 贵公司与海外重要的合作伙伴间合作次数很频繁”、 “Q2: 贵公司与海外重要合作伙伴间的合作关系, 多属于入股、合资等 ( 相对于长期买卖关系、授权、 协议、合约等合作方式) ”、 “Q3: 贵公司与海外重要的合作伙伴共同拥有的合作伙伴的数量相当多”; 参考Lavie等 ( 2012) 的研究,用三个测项来衡量海外网络关系嵌入,分别是 “Q4: 贵公司与海外合作伙伴互动的程度很高”、“Q5: 贵公司和海外合作伙伴普通员工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 “Q6: 贵公司和海外合作伙伴普通员工之间存在非常强的个人关系”[37]。合作能力: 合作能力包括问题解决能力、承诺能力和协调能力等三个潜变量[21]。参考Heide和Miner[22]的研究,使用三个测项来测量问题解决能力,分别是 “Q7: 贵公司会主动的解决与海外合作伙伴间存在的问题”、“Q8: 贵公司和海外合作伙伴之间的分歧在逐渐缩小”、“Q9: 海外合作伙伴很少质疑贵公司的合作动机”。参考Lavie等[37]的研究, 使用三个测 项来测量 企业的承 诺能力,分别是 “Q10: 贵公司对海外合作伙伴的专用性资产的投资非常高”、 “Q11: 贵公司建立了和海外合作伙伴信息分享的制度”、“Q12: 贵公司形成了处理和海外

合作伙伴冲突的机制”。参考Mohr和Spekman[23]的研究,使用三个测项来测量企业的协调能力,分别是 “Q13: 在与海外合作伙伴合作过程中,贵公司能恰当且有效的完成任务”、 “Q14: 在与海外合作伙伴合作过程中,工作都被恰当的安排”、 “Q15: 在与海外合作伙伴的合作过程中,贵公司各部门都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

知识获取: 本文参考Yli - renko等[38]的研究, 使用六个测项来测量企业的知识获取,其中 “Q16: 贵公司成功的从海外合作伙伴处获得管理技能”、 “Q17: 贵公司成功的从海外合作伙伴处获得技术研发知识”、 “Q18: 贵公司成功的从海外合作伙伴处获得市场开拓知识”等三个测项用来测量 “隐性知识获取”这一潜变量; “Q19: 贵公司成功的从海外合作伙伴处获得市场需求信息”、 “Q20: 贵公司成功的从海外合作伙伴处获得技术发展信息”、 “Q21: 贵公司成功的从海外合作伙伴处获得政府政策信息” 等三个测项用来测量 “显性知识获取”这一潜变量。

企业创新绩效: 参考Mihalache等[39]、Li和Atuahene - Gima[40]的研究,使用四个测项来测量企业创新绩效,分别是 “Q22: 贵公司经常推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Q23: 贵公司经常发展出可以改善流程的新技术”“Q24: 贵公司非常强调产品和流程的创新”“Q25: 贵公司经常采用新的管理方法来改善经营绩效”。

2.2研究样本

样本选择满足以下四个标准: ( 1) 成立时间在三年以上;( 2) 已经开展国际化业务 ( 在外资利用、外贸、外经等方面) ;( 2) 海外主营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25% ; ( 3) 具有法人地位, 独立开展经营核算。本文样本集中在珠三角,主要来自以下两个环节: ( 1) 根据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提供的珠三角企业名录,挑选符合样本选择标准的企业邮寄调查问卷,这一环节共邮寄问卷800份, 经由电话确认等环节最终回收问卷187份,回收比例为23. 4% ; ( 2) 通过华南理工大学MBA、EMBA校友会选择满足标准的校友企业发放问卷,这一环节共发放问卷142分,经由电话确认等环境最终给回收问卷68份,回收比例为47. 9% 。在回收的255份问卷中,达到研究要求的问卷为216份,合格率为84. 7% 。216份样本的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N = 216

3数据分析与结果

3.1信度与效度

本文使用Amos17. 0进行下列实证研究。首先检验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如表2所示。对于变量的信度和效度,用标准化系数、 C. R. 值、AVE和组合信度等四个指标来衡量。可以看出,标准化系数均大于0. 6 ( 大于等于0. 671) , C. R. 值均大于9 ( 大于等于9. 108) ,达到0. 000的显著性水平; AVE均大于0. 5 ( 大于等于0. 537) ; 组合信度均大于0. 7 ( 大于等于0. 777) 。这说明论文的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2结构模型分析和假设检验

( 1) 仅考虑两个变量间关系的检验结果首先建立两个变量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以检验两个变量之间影响的显著性。本文共建立6个两变量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是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和知识获取 ( 对应H1a) 、海外网络关系嵌入和知识获取 ( 对应H1b) 、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和合作能力 ( 对应H2a) 、海外网络关系嵌入和合作能力 ( 对应H2b) 、 合作能力和知识获取 ( 对应H3) 、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 ( 对应H4) 。仅考虑两个变量间关系的路径检验、拟合优度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来看,标准化路径系数的C. R. 值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适配度指标也都达到了临界水平 ( 其中, RMSEA应小于0. 01; AGFI应大于0. 9; IFI应大于0. 9) ,H1a、H1b、H2a、H2b、H3、H4等六个假设都获得了支持。

N = 216

( 2) 全模型检验结果

本文构建包括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海外网络关系嵌入、合作能力、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等变量的全模型,以检验在考虑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时,变量之间的 关系是什 么样的。 全模型的CMIN = 121. 006、 DF = 77、 GFI = 0. 934、 RMR = 0. 045、 RMSEA = 0. 052、 AGFI = 0. 897、 NFI = 0. 930、 CFI = 0. 973、IFI = 0. 973,均达到了相应的临界值。全模型的路径检验、拟合优度和假设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N = 216; CMIN = 121. 006; DF = 77; GFI = 0. 934; RMR = 0. 045; RMSEA = 0. 052; AGFI = 0. 897; NFI = 0. 930; CFI = 0. 973; IFI = 0. 973

根据全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H1a和H1b没有获得支持,H2a、H2b、H3和H4获得支持。这说明在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对知识获取的影响从显著变为不显著,海外网络关系嵌入对知识获取的影响也从显著变为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修正了本文的理论模型,修正后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4结论与讨论

4. 1研究结论

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合作能力在海外网络嵌入和我国企业知识获取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在仅考虑两个变量关系时,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对知识获取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是0. 674 ( C. R. = 6. 737) ,海外网络关系嵌入对知识获取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是0. 670 ( C. R. = 7. 465) ,但是引入合作能力以后,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对知识获取影响变得不显著。这说明: 海外网络嵌入对知识获取的影响需要通过合作能力这一中介变量来传导。基于这一理论发现,本文有以下研究结论:

海外网络嵌入不会直接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绩效,进而实现技术追赶。但是可以通过合作能力、 知识获取等两个中间变量来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 我国企业通过海外网络嵌入实现技术追赶需要遵循以下两条途径: ( 1) 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合作能力 →知识获取→创新绩效; ( 2) 海外网络关系嵌入→ 合作能力→知识获取→创新绩效。这一研究结论和Yli - Renko等[38]、Moran[26]、Mc Evily和Marcus[35]、 Laursen等[41]等研究认为海外网络嵌入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知识获取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这是因为这些研究是基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样本做的研究,而本文则是基于我国情景探索弱势企业从社会网络中获益的途径,正是由于我国企业的技术基础薄弱、吸收能力有限,所以才必须通过培养合作能力这一途径来吸收海外先进知识。 本文的结论有助于解释和解决在技术弱势的条件下, 后发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如何通过 “学生企业”在和 “老师企业” 互动过程获得先进知识,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4.2实践启示

基于我国情景探索弱势企业从海外社会网络中获益的途径,对我国企业来说至少在两个方面的启示:

( 1) “走出去”是我国企业实现对发达国家企业技术追赶的途径之一,因为海外网络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获取先进知识的机会。因此,我国企业要勇于走出去,嵌入全球社会网络、整合全球知识资源。就海外网络来说,占据海外网络的中心位置、 加大和海外合作伙伴的互动频率、培育企业和海外合作伙伴雇员之间的私人关系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更先进的知识。因此,不仅要关心海外合作的数量,还要培育彼此间关系的质量。

( 2) 我国企业作为弱势企业,由于技术基础薄弱,很容易在海外网络中充当 “知识提供者”的角色,难从如愿的在海外网络中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知识。所以我国企业要遵循独特的路径来获取先进知识、提升创新绩效。具体而言,就是要遵循 “海外网络嵌入→合作能力→知识获取→创新绩效”的路径,也就是说,我国企业仅仅关注海外网络培育和建设是不够的,还需要善于通过海外网络的建设培育自身的合作能力,即问题解决能力、承诺能力和协调能力,才能如愿的从海外网络获取更多、更先进的知识,进而提升自己的创新绩效,实现技术追赶。

网络关系嵌入 篇6

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环节多, 需要较全面的创新资源。同时,由于创新企业所处环境的快速变动,使其无法完全拥有创新所需的各种要素,独立完成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3］。创新企业所需的各种创新资源,如资金、 人才、技术、知识、设备等,通常散落在不同的组织中,必须跨组织边界获取,以整合外部创新资源和能力,来提高技术创新的绩效［4］。

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提高和创新风险的加大以及在某些创新环节上所出现的能力或资源缺失,创新企业迫切需要外部的社会化服务的支撑。技术创新社会化服务是指各种社会化服务机构参与技术创新全过程,为创新企业所提供的专业化的服务,如投融资、技术转让、研发合作等［5］。技术创新社会化服务的实质就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化和社会化。 建立健全技术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于技术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从知识流动的角度来看,创新企业跨越组织边界获取与整合外部服务机构的资源与能力,除了与这些服务机构保持高度的嵌入性并构建适当的关系嵌入结构［6］以外, 创新企业还必须具备较强的学习与整合能力［7］,不断地将网络资源通过关系的嵌入转换为企业的惯例［8］。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服务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9］。一个产业或区域内存在着若干创新企业和若干服务机构。显然,由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差异、创新活动的先进性和复杂性以及创新目标的可达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创新企业吸引了数量不同的服务机构参与创新活动。服务机构为创新企业所提供的专业化服务,又进一步提高了创新的成功率,因此,创新与服务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既然服务对于创新非常重要,但是服务的分布在创新企业群中的分布又是不均匀的,那么, 在系统的演化过程中,服务机构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即服务嵌入机制) 来选择服务对象———创新企业? 是什么样的服务嵌入演化机制造成了服务关系分布的不均匀? 这种不均匀分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1创新与服务的二分网络模型及其规范化

技术创新的社会化服务机构通常包括高校院所、 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公共服务平台、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等［10 － 11］,在本文中统称为 “服务机构”, 而将服务对象称为 “创新企业”。

创新服务发生在服务机构与创新企业之间。围绕单个创新企业的创新活动,若干服务机构与创新企业建立各种不同的服务关系,形成了以创新企业为核心的、星型网络形式的创新与服务的二分网络( 见图1) 。图1中实心圆表示企业,空心圆表示服务机构,下同。对于单个服务机构而言,基于服务能力的局限,服务机构将参与多个创新活动,与多个创新企业建立服务关系,形成以服务机构为核心的、星型的创新与服务二分网络( 见图2) 。

事实上,产业或区域内存在多个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彼此交织,也就是说,一个创新企业接受多个服务机构的服务,并建立服务关系; 一个服务机构参与多个创新活动,服务于多个创新企业, 并建立服务关系。这些服务机构与创新企业就形成了 “多对多”的创新与服务二分网络( 见图3) 。二分网络中的顶点集分别是由创新企业和服务机构集合构成。二分网络的边是服务关系,表示服务机构为创新企业所提供的专业化服务。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索服务关系是如何嵌入到创新与服务的二分网络中,在演化过程中服务关系在创新企业集合上是如何分布的。因此,为方便开展问题的研究,本文采用如下等价转换方法对创新企业与服务机构之间的 “多对多”关系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服务机构与创新企业之间的 “一对多”关系。

将同时服务于S个创新企业的一个服务机构分解成S个分别服务单个创新企业的 “项目型虚拟” 服务机构。这种等价转换具有其合理性: 服务于多个创新企业的服务机构可以看作是其内部不同的 “项目组” 分别服务于单个创新企业的创新活动, 相当于多个 “服务机构”分别服务于各自的服务对象———创新企业。

基于上面的分析与等价转换,每个服务机构( 含 “项目型虚拟”服务) 服务且仅服务一个创新企业,但不限制具体的服务对象; 这样,每个创新企业可以同时被多个 “服务机构” 选择为服务对象。因此,服务机构与创新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对多关系,构成了了新的、 “等价” 的创新与服务二分网络( 见图4) 。

2服务关系的嵌入机制与演化规则

2. 1服务关系的嵌入机制

服务关系的嵌入离不开服务机构的服务行为决策［12］。服务行为决策是指服务机构在选择服务对象、选取服务内容、投入服务资源等服务行为上所作的决定。服务机构在进行服务行为决策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服务对象来看,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创新的风险等几个方面将影响服务机构的服务行为决策; 从服务机构自身来看,创新服务收益、服务成本,以及创新资源的互补性等几个方面将影响其服务行为决策［13 － 14］。

由于服务机构是有限理性的,其服务行为决策不但具有学习或模仿其它服务机构行为的特征,而且也有自主性的一面,具体表现如下:

( 1) 模仿性与择优选择策略。服务机构为减少创新风险,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收益,通常会采取类似 “跟随式”的战略决策,学习或者模仿其他服务机构的服务行为。对于服务对象选择而言, 在模仿中,其他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将成为其优先选择的服务对象。因此,服务机构在选择服务对象时,通常会采取择优选取策略,即以正比于创新企业服务关系数的概率选择该企业,也就是说,越多服务机构选择的创新企业,被其他服务机构所选择作为服务对象的概率也就越大。这表明,在服务领域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从众行为。

( 2) 自主性与随机选择策略。除了学习或模仿其他服务机构外,服务机构也会理性的、自主地分析创新企业,自主地做出服务行为决策,这种自主性的现象在服务机构群体的整体上表现为服务机构在服务对象选择上的随机性,即随机地选择创新企业作为服务对象。由于服务机构存在着自主性,服务机构并不总是采取择优选择策略去 “盲从”其他服务机构的服务选择行为。

2. 2服务关系嵌入的演化规则

假设产业或区域内共有M个服务机构( 含虚拟的服务机构) 和N个创新企业,在初始时刻,每个服务机构都随机地与一个创新企业建立服务关系。 在每个时间间隔,服务关系发生如下的变化过程:

( 1) 断开服务关系。由于市场竞争的作用,服务机构并不能持续地与一个创新企业建立关系,会随机地发生断裂,也就是说,服务关系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脆弱性,因此,在每个时间间隔内,随机地选择一个服务关系并断开。服务关系的断开意味着创新企业失去相应的服务,因此称断开服务关系的概率为创新企业 “失去服务”概率,记为P1。

在二分网络中,随机选取一个服务关系等价于随机选取一个服务机构节点,其概率为1/M。创新企业节点的连通度为k,意味着有k个服务机构节点向其提供创新服务,也即是有k条边与该创新企业相连,那么在服务关系断开的过程中,度为k的创新企业节点被选中概率为k /M。所以,创新企业失去一个服务关系的概率P1正比于其连通度k,即为:

( 2) 重连服务关系。根据模型的假设,每个服务机构节点服务且仅服务一家创新企业,因此断开的服务关系还要重新与新的创新企业建立服务关系, 即服务于其他创新企业。服务关系的重连意味着创新企业获得相应的创新服务,因此称这个重新连接服务关系的概率称为创新企业 “获得服务” 概率, 记为P2。图5给出了规范化的二分网络中服务关系断开与重连的示意图。

在服务关系重连的过程中,服务机构受到自身内在因素和外界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服务机构在选择服务对象( 即创新企业) 时,要么采取择优选择策略,要么采取随机选择策略。

对于择优选择策略而言,其他服务机构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服务对象的选择,表现出服务机构的“学习”或“模仿”特性,倾向于选择被大多数服务机构所认可的创新企业。显然,如果一个创新企业接受的服务越多(即连接数越多),那么这个创新企业被再次选中的概率也就越大,表现出服务机构“择优”选择服务对象的现象。所以,连通度为k的创新企业被择优选中的概率为k /M。假设采取择优选择策略的概率为p,则服务机构节点以概率p择优选择创新企业节点并建立服务关系。

同时,服务机构也会根据产业或区域的内外信息,分析创新企业各自的服务价值、服务成本和风险等因素,并从众选择一个创新企业进行服务。从众多服务机构群体的整体性来看,这种选择服务对象的方式是随机的,表现出服务机构的“自主性”特征,即服务机构不盲从地选择新的创新企业作为服务对象,从而任一创新企业被随机选中的概率为1/N,所以,服务机构以概率1-p随机选择创新企业并建立服务关系。

最后,创新企业获得服务的概率为:

3演化稳定状态下创新企业节点的连通度分布

3.1节点连通度分布的意义

从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看,节点连通度分布是区别于其他网络的一个特性。例如,规则网络中所有节点有相同的度,因此其度分布是一个单点分布; ER随机网络的度分布是泊松分布; 无标度网络的度分布是幂律分布。

从创新与服务二分网络的实际意义来看,企业节点连通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可以表示参与创新的服务机构节点数量。企业节点连通度分布则表明在创新能力影响下服务关系嵌入二分网络后在创新企业集合上的布局, 对于分析产业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 2演化稳定状态下创新企业节点连通度

根据创新与服务二分网络的服务关系嵌入演化规则,假设在t时刻连通度为k的创新企业节点数为n ( k,t) ,那么创新企业节点的连通度分布为: p( k,t) = n( k,t) / N,显然,求解p( k,t) 等价于求解n( k,t) 。

由t时刻到t + 1时刻,连通度为k的创新企业节点数的变化△n( k) 主要由3个方面决定的: ( 1) n( k + 1,t) 个创新企业节点的连通度由k + 1变成k; ( 2) n( k - 1,t) 个创新企业节点的连通度由k - 1变成k; ( 3) n( k,t) 个创新企业节点的连通度保持不变。因此,△n( k) 满足等式:

在演化稳定状态下,创新企业节点连通度满足,即企业节点的连通度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由等式(3)可得:

等式左边表示服务关系的断开,右边则表示服务关系的重连。由各个时间间隔上的演化规则的对称性可得,在稳定状态下,每个时间间隔内断开与重连的服务关系数达到均衡,则n( k) 满足方程:

所以,可得递推方程

由于企业节点平均度为,同时将( 1) ( 2) 式代入( 6) 式,可得:

可得企业节点连通度分布为

(1)对于一个适中的择优概率创新企业节点连通度分布是具有指数截断的幂律分布:

( 2) 对于较小的择优概率p,, 服务关系在创新企业节点上的分布主要由服务机构的随机选择概率所决定。当择优选择概率p→0,企业节点连通度分布更接近二项分布。若p = 0,则企业节点连通度分布服从二项分布。

( 3) 对于较大的择优概率p,, 服务关系在创新企业节点上的分布主要由服务机构的择优概率所决定。第二个伽马函数比值随k的增大而增大,当k = M时,几乎所有的服务机构都服务于同一个创新企业,此时节点连通度在k = M处形成尖峰形式的脉冲分布。

4演化稳定状态下服务机构社区结构

服务机构参与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不但给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 ,而且服务机构之间在整个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发生知识的流动与分享,从而激发了知识创造与创新［15 － 16］,因此,参与知识分享的服务机构规模也是衡量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

将创新与服务的二分网络向服务机构节点一侧进行投影,可以得到若干个全连通的子网络。图6给出了图5所示的 “规范”二分网络的投影示意图。 每一个子网络被称为一个服务机构投影网络社区。

在演化稳定状态,社区规模的分布是具有k个节点的社区占社区总数的比率,k = 1,2,…,kmax。

从图6可以看出,二分网络向服务机构节点一侧的投影网络是由N个全连通的网络社区构成,每个网络社区的节点数( 规模) 等同于所连接的创新企业节点的连通度数,所以:

其中,n ( k) 表示规模为k的网络社区个数, N表示网络社区的总个数,也即是创新企业的节点数。从而可知,投影网络社区的规模分布f ( k) 与创新企业节点连通度分布p ( k) 的规律是一样的。

5实证与计算实验分析

5. 1实证分析

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和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其中企业作为技术需求方,科研院所或高等学校作为技术供给方。产学研合作的实质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产学研合作已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地政府纷纷开展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广泛集聚吸纳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人才、自主知识产权等资源的产学研合作项目,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地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因此, 本文选取镇江市产学研合作计划资金资助的项目作为实证分析对象。

镇江市于2008年2月发布了 《镇江市产学研合作计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用于扶持企业和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的产业化项目研发经费补助和项目产业化达到预期目标后对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奖励的专项资金,鼓励以镇江市的企业为依托单位、 以国内外科研院所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共同完成产学研合作计划项目。通过调研发现,2011—2013年期间镇江市产学研合作计划项目资金共资助了456项,涉及到镇江市的企业299家,国内外科研院所170家。将创新企业和研发机构作为两类不同的节点,以他们之间的产学研合作项目为连线( 如果企业和研发机构之间共同承担了产学研合作计划项目, 那么这两个节点之间就用线连起来) ,可以得到产学研合作的二分网络( 见图7) 。为便于观察,网络图中的节点分别用两种不同的颜色标出( 企业用红色节点表示,科研院所用蓝色节点表示) ,并在一个椭圆形上排列。从图7可以看出,节点间的边的分布极不均匀,少量节点拥有大量的连线,而大量节点的连线则很少。

根据二分网络的投影算法,将上述二分网络向科研院所类别的节点集合上进心投影,可以得到创新企业的投影网络,如图8所示( 其中,孤立的节点未绘制出来) 。从图8中可以看出,投影网络是由多个网络社区构成的。

下面分析投影网络的节点连通度分布情况。首先,采用Ucinet软件计算科研机构投影网络的节点连通度; 然后,采用Matlab软件对于节点连通度进行指数截断的幂律分布拟合,可以得到投影网络节点连通度分布图( 见图9) 。从图9可以看出,节点连通度分布服从指数截断的幂律分布( Power Law Distribution with Exponential Cutoff) 。图9中只拟合了后段的幂律分布部分,其中幂律分布的指数为 γ = 2. 37。通过观察图9中的分布规律并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笔者发现现实中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的建立, 不是随机性的,而是择优性的。企业与服务机构在签订合作协议、开展产学研合作之前都会对另一方加以了解、比较,进而选择能力强的合作方,或者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方开展技术创新。

同时,采用Ucinet软件对投影网络的节点连通度进行了统计分析( 见表1) 。根据投影算法和产学研合作计划项目,投影网络的平均度2. 88意味着每个企业通过大约2. 788个产学研合作计划项目,与其他企业建立了联系,从而有利于知识在产业网络中的扩散。

5. 2计算实验分析

实证分析只给出了节点连通度服从具有指数截断的幂律分布的情况,无法全面表征连通度分布的3种类型。为了验证第二、三种情况的存在,采用计算实验的方法加以分析。

下面给出一次典型的计算实验的结果,其中参数的取值为: 服务机构的数量为M = 500,创新企业的数量为N = 100。在初始时刻,每个服务机构随机选择一个创新企业并建立服务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服务机构和创新企业构成的二分网络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状态对于分析服务关系在创新企业节点上的分布有着重要的意义。

分别取随机选择策略的概率为0. 001、0. 01和0. 1,让创新与服务二分网络的演化时间为t = 104, 可以得到服务关系在创新企业节点上的分布,即创新企业节点的连通度分布( 见图7) 。从图7中可以看出,创新企业节点连通度分布服从具有指数截断的幂律分布。由于服务机构投影网络的社区规模分布与创新企业节点连通度分布具有同样的规律,在本文不再给出服务机构投影网络的社区规模分布图。

分别取随机选择策略的概率为0. 5和1,在系统演化t = 104时间后,可以得到创新企业节点的连通度分布( 见图8) 。从图8中可见,创新企业节点连通度分布近似服从二项分布。

6研究结论与启示

服务对于技术创新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7］。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服务机构与创新企业在服务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二分网络。如何提高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创新企业、服务机构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二分网络演化规律的研究可以带来一定的启示,因此本文分别针对服务机构、创新企业和政府部门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对于服务机构而言,服务行为的学习性和自主性导致服务关系在企业节点上的分布呈现出3种形式: 具有指数截断的幂律分布、二项分布和脉冲分布。反过来,通过观察现实二分网络的服务关系分布情况, 可以推断服务机构的服务策略。因此,服务机构在选择服务对象( 创新企业) 时,首先应该加强对服务对象的认识,了解创新企业的服务需求; 对于基础性和共性的技术需求,要学习其他服务机构的经验和做法,提高择优选择策略的针对性; 对于特殊性和专业化的技术需求,要根据服务能力与技术需求的匹配度,进行服务创新,为企业提供有特色的、更专业化的服务内容,提高自主选择的效率。

对于创新企业而言,其技术创新的服务需求直接影响到服务机构的服务策略。由二分网络的服务关系分布可知,创新企业应该根据技术服务需求, 有目的地吸引服务机构参与技术创新过程。对于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企业应吸引更多的服务机构参与创新,在二分网络中表现为其拥有较多的服务关系; 对于独创性的技术创新,企业应加强对服务机构的专业领域、服务能力等方面的了解,有针对性地吸引服务机构,基于成本和知识产权的考虑,这类服务关系不宜过多,在二分网络中表现为其拥有较少的服务关系。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根据服务机构的服务策略、 创新企业的技术需求以及二分网络的服务关系分布, 首先应通过搭建产业园区、专业化配套服务市场等措施,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及其服务业的集聚化发展,降低服务机构和创新企业的学习成本,提高服务的便利性; 其次,通过财税工具,引导有能力的企业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工作,鼓励服务机构参与其中,形成R&D合力; 最后,对于前瞻性的技术创新,通过创新基金、产学研合作基金等手段, 引导创新企业与服务机构强强联合,共同完成技术创新。

关系嵌入强度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格局 篇7

一、乡与村的互嵌强度

乡村的互嵌强度包括乡镇的嵌入强度和村组的反嵌强度。在乡村治理中, 以行政管理权力为基础的乡镇和以村民自治权力为基础村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共同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成效和农村的发展与稳定。

1.乡镇的嵌入强度

7乡镇作为我国政府的基层管理政权, 肩负国家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等职责和任务, 长期以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镇嵌入是相对于村民自治的一种外部因素。乡镇的嵌入强度是乡镇在行政管理权力的基础上对村级社会管理的影响力, 包括行政理念的渗透、行政制度的规范以及行政干预的力度等。

行政理念的渗透是乡镇政府在管理过程中通过政策宣传和实际操作对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小组等进行的管理理念的渗透, 这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影响过程, 需要村组干部将其内化进而作出相应的管理行为。行政理念的渗透是深层次的, 一旦形成则会长期影响客体的心理和行为, 使之符合主体的意志。行政制度的规范是乡镇政府通过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村组干部所形成的一种规范约束。行政制度的规范主要侧重于对村组干部行为的制约和监督, 使之在设定的范围内进行村务的管理活动。行政干预的力度是指乡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对村组干部的行为、村务的管理等进行直接干预的程度。这种嵌入行为是在村民自治的目标与乡镇管理预期目标严重偏离的情况下作出。

2.村组的反嵌强度

在乡村互嵌关系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村组的反嵌, 这是针对乡镇嵌入所作出的一种回应。村组的反嵌强度是以村民自治权力为基础对乡镇管理活动产生影响力, 包括自治理念、自治机制和自治能力等方面形成的反嵌力度。

自治理念是村民将自治权力与乡土文化相融合所形成的适合自身村组发展的文化理念。自治理念是村民参与在文化层面的体现, 是村民在村务管理中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内生理念和文化。自治理念的形成是自治机制完善和自治能力提升的前提, 其反过来又促进了自治机制的完善和自治能力的提升。自治机制是为了保证村民的各项自治权利能够顺利实现所形成的一些制度和规范, 自治机制为村民自治平台的构建、自治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可靠保障。村民自治能力包括村民管理能力和村民参与能力, 是村组反嵌强度的基础和核心。自治能力决定着村民自治的程度和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

二、互嵌关系中的乡村治理格局

1.理论前提

对关系嵌入强度下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化是以治理理论为基础, 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而进行深入分析。中国乡村治理的过程明显呈现出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节过程, 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来看待乡村治理模式是一个合理的切入点。[1]在乡村治理中, 一方面基于党政本位的视角, 提出了强化政府权力的政府管理理论;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本位的视角, 也提出了发展公民社会的村民自治理论, 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为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本文基于乡——村关系, 在嵌入式自治的指导下运用关系嵌入强度进一步探讨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探究乡村关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进而寻求有利于乡村发展的治理格局, 为正确处理乡村关系, 促进农村发展提供借鉴。

2.关系嵌入强度对乡村治理格局的影响

如图1所示, 在以嵌入强度和反嵌强度构成的治理格局曲线图中, 纵轴表示乡镇的嵌入强度, 横轴表示村组的反嵌强度。根据二者的关系嵌入强度不同, 则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若|x1|<|y1|, 则治理格局曲线位于直线L左侧。即村组的反嵌强度低于乡镇的嵌入强度, 治理效果在两者的作用下倾向乡镇。这种关系嵌入强度的产生主要基于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乡村治理中村民的自治理念、自治机制以及自治能力本身处于较低的水平, 面对乡镇嵌入村组自身几乎无反嵌能力, 使村组的反嵌强度在互嵌关系中处于绝对弱势;同理, 乡镇嵌入强度处于绝对优势。二是村组具有反嵌能力, 只是在互嵌关系中村组的反嵌强度相对于乡镇的嵌入强度处于弱势, 这是一种相对的弱势。因此, 在两种可能条件下分别形成了行政独大型和行政主导型的乡村治理格局, 行政独大型是乡镇在治理格局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 而行政主导型是乡镇主导的村民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 这两类可以统称为“行政管理型”乡村治理格局。

(2) 若|x2|<|y2|, 则治理格局曲线位于直线L右侧。即村组的反嵌强度高于乡镇的嵌入强度, 此种状态下治理效益倾向村组。这主要是由于相比国家的强势之下, 公民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长足发展, 乡村社会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民的自治理念、自治机制以及自治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在面对乡镇对村组事务管理的嵌入时村组干部及村民能够积极作出反应, 以确保在村组事务管理中不受乡镇的干预, 从而真正地实现村民自治。在乡村互嵌关系中, 村组的反嵌能力是一个逐步强化的过程, 反嵌强度也随之提高, 因此, 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两种优势, 即村组的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 由此就会呈现出村组主导型和村组独大型两类治理格局。村组主导型是在乡村互嵌中相互妥协的一种产物, 只是村组占据最终主导权, 使治理效益更多的体现村民的意志和愿望。村组独大型是基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乡镇具备嵌入能力, 但自身没有作出针对村组的嵌入行为;二是乡镇有意愿对村民自治施加影响, 但是由于公民社会的高度发展, 乡镇的嵌入强度在村组看来可以忽略, 其已经不能左右村民自治的管理过程, 无法对治理效益产生一定影响。这两类也可以被统称为“村民自治型”乡村治理格局。

(3) 假设乡镇嵌入强度与村组反嵌强度相等, 则治理格局曲线与直线L相交, 所产生的治理状态就是乡村互嵌中的平衡治理格局。这只是理论上的分析, 实际上村组的反嵌强度与乡镇的嵌入强度总去趋向无限平衡, 仅是一种假设的理想治理状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在乡村互嵌中乡村治理格局主要呈现出:行政独大型、行政主导型、村组主导型、村组独大型等四类治理格局。并且这四类治理格局是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主线而逐步演化, 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治理过程。治理效应随着乡村互嵌强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治理状态, 在乡村互嵌关系的张弛过程中, 乡镇嵌入强度与村组反嵌强度越趋向平衡, 则治理状态越趋于理想效果。因此, 乡村协同的治理格局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即以“乡镇导向、村组负责、农民参与”的有效治理格局。

三、构建乡村协同的治理格局

由于乡村社会自治的良性发展问题是基于国家——社会的分析视角提出的, 对它良性发展的判定标准也应放在同一框架中去分析, [2]通过以上讨论总结出以“乡镇导向、村组负责、农民参与”的乡村协同治理格局, 这既保障了乡镇对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 又维系了村民自治的各项权利, 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繁荣。因此, 我们为构建乡村协同治理格局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1.强化乡镇对乡村治理的导向作用

乡镇在乡村治理中的导向作用主要是为了保证村民自治沿着国家政策的正确方向不断健全和完善, 村庄公共事务是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重点领域, 乡域基层社会治理一定要将“参与”作为提升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3]因此, 乡镇需要减少对村民自主管理方面的干预, 强化对村民自治的政策理念、治理角色等导向作用。一是树立新型行政理念, 转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 明确自身的职责和任务, 为村民事务管理提供政策建议和服务。随着行政理念的转变, 以往的政府服务方式不能适应新型服务理念, 新型行政理念必须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上, 使其由管制型职能向服务型职能转变, 尽可能的采取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协商等柔性行政管理方式。[4]二是合理定位自身角色。乡镇要对自身角色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 实现由统治、管理到治理的角色演化, 在乡村治理中扮演好管理者、协作者、服务者和监督者的角色, 为改善和健全政府的服务理念和方式奠定基础, 进而指导、协助村组干部正确处理村民自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实现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2.夯实村组对村民自治的责任主体地位

村组是指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村民小组等农村基层组织。乡村治理中这些组织在代表和维护村民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凝聚民心、发展乡村以及维护稳定的核心力量。村组不仅要体现其在村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更应该展现出其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积极履行自治职权, 夯实村组在村民自治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农村村民自治中最为凸显的困境就是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指导与协助关系的处理, [5]因此,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的代理人, 从乡村发展的大局出发, 不仅要正确处理好与村党支部、村民小组、村民个体之间的关系, 更应建立和维护好与乡镇之间互信合作的良好关系, 切实保障村民的各项权益, 促进村民自治的良性发展。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 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由于村民自治运行过程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村党支部通过对村民委员会的村务决策与执行过程进行严格、全程的监督, 以保证村民自治的运行不偏离法制的轨道, [6]从而为村党支部的角色定位提供了现实条件和新的转换思路。村民小组是村民与村委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村民小组负责组织村民的日常农业生产和生活, 一方面向村民传达村委会的相关政策, 另一方面又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村委会, 为村务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奠定基础。

3.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效益和成果

农民是村民自治的参与主体, 农民参与是实现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管理给农村基层治理局面带来了创造性的变化, 虽然村党支部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长期困扰着基层治理问题, 但村民自治以及村民自治中的农民参与还是被誉为中国民主实践的开始, 代表着中国未来的方向。[7]农民参与的态度、能力和机制直接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成效, 因此, 需要从两个方面提升农民参与的效益和成果。一是培养农民参与的主体意识, 提高参与的专业技能和素质。农民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 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乡村的事务管理中, 有效地行使自身的参与权利, 履行相应的义务;同时, 通过提高农民参与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使其具备参与的社会资本, 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和途径参与村务管理中, 并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参与的平台和机制。由于村民自身的局限性, 需要政府和社会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一个对话与合作的平台。平台建设是农民参与的前提, 能够提升农民的参与能力, 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支撑。农民参与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规范了乡镇、村组干部的行为, 使村民自治在一定制度框架内运行, 同时又保障了农民的相关权益, 为乡村治理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提供制度保证。

村民自治是实现基层民主的重要途径, 村民自治的成效影响着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村民自治的走向应不断强化村治的实体性与“草根性”、自主性与多样性。[8]在乡村治理过程中, 乡与村的关系直接受到乡镇嵌入强度和村组反嵌强度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我们通过乡村互嵌强度关系的演化, 分析了乡村治理格局的类型, 为进一步探究适合我国农村发展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 由于我国公民社会还处在发展阶段, 乡村治理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因此, 寻求有利于我国乡村发展的治理格局和模式任重而道远, 仍需要共同思索与探讨。

参考文献

(1) 刘涛, 王霞.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07, (05) .

(2) 张艳娥.嵌入式整合:执政党引导乡村社会自治良性发展的整合机制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 2011, (06) .

(3) 方军.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路径创新:群众路线和农民参与相结合[J].甘肃社会科学, 2012, (02) .

(4) 杨成.论乡镇与村治之间的冲突与调试——以实现乡政与村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视角[J].求索, 2010, (11) .

(5) 李海金, 贺青梅.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J].中州学刊, 2009, (03) .

(6) 柳建闽, 汤凌燕.“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权力关系[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05) .

(7) 蔡定剑.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网络关系嵌入 篇8

关键词：技术创新网络,组织学习能力,网络嵌入能力,耦合关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主动或被动地嵌入到各种复杂网络内,竞争环境的快速多变使由不同创新主体合作而形成的技术创新网络,成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创新活动组织形式,技术创新网络的发展潜力主要体现在为网络内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其新技术与知识在网络内部企业的获取、共享以及创造提供有效的平台。而且网络中的企业间保持紧密的联系能够增强彼此间的信任,为企业获取知识资源特别是隐性知识创造条件[1]。在企业间技术创新合作的过程中,Ahuja和 Stuart发现,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中伙伴间紧密的联系会加强技术交换,提高技术合作绩效。由此可知,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间的耦合关系对企业技术合作绩效有重要影响。

对于技术创新网络这一创新系统耦合关系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网络组织结构,即耦合形式;另一个是合作关系的强度或紧密程度,即耦合强度[2]。对于以合作创新为目的的技术创新网络及其组织间的耦合关系,可以从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间关系(例如组织学习)与企业自身与网络关系(例如网络嵌入)相结合的角度对二者耦合关系强度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从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这两个技术创新能力子系统的关系出发,分析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协同耦合关系,构建这两种能力之间的耦合度评价模型,用以分析它们的协同耦合状态,以期通过此研究为加快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创新成功实现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

1.1 组织学习相关研究

自Argris和Schon[3]提出“组织学习”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通过对组织学习定义的不同界定,对组织学习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的定义强调组织学习主体、目的和学习过程等维度,如于海波等指出,组织学习是指“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景或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个体、团队、组织层和组织间进行的、不断产生和获得新的知识和行为、并对其进行解释、整合和制度化的循环上升的社会互动过程”[4]。有的定义则是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强调组织学习的目的与组织学习过程的动态性,例如López、Peón和Ordás认为: 组织学习是组织对知识创造、获取与整合的一种动态过程,目的是协助组织资源和能力的发展,以达到更高的组织绩效[5]。

此外,对于组织学习的研究,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入手,提出各种组织学习的过程模型或理论。例如,Argyris和Schon从过程角度,提出了组织学习的四个过程,即发现、发明、执行和推广过程[3];Alavi and Leinder从社会学中“知识系统”的观点,提出组织学习的知识创造(knowledge creation)、知识储存/获取(knowledge storage /retrieval)、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以及知识应用(knowledge application)的学习过程[6];Nevis、Dibella和Gould通过对大量财富500强的公司进行研究,选取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跨国企业作为案例,提出了一个综合模型,将组织视作一个学习系统,学习的过程包括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和知识利用三个阶段,并且不同的组织在学习导向和促进因素上有不同的选择和配合,从而形成不同的获取、共享和利用知识的方式[7];国内学者陈国权则从能力角度,提出了包活了发现能力、发明能力、选择能力、执行能力、推广能力、反思能力、获取知识能力、输出知识能力以及建立知识库能力九种能力在内的组织学习能力模型,并建立了组织学习能力的操作性定义,开发了组织学习能力测量问卷进行实证研究[8]。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将组织学习过程划分为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及知识创造三个基本阶段。相应地,对于组织学习能力,将分别从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共享能力与知识创造能力三个方面来反映。

1.2 网络嵌入性相关研究

继Polanyi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后,其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联盟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网络与组织等领域对嵌入性理论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网络嵌入性已成为研究企业网络重要工具。网络嵌入性表明,网络中成员的行为是嵌入在网络中的,并存在于与其他成员的互动之中。

对于网络嵌入性维度的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Granovetter把嵌入性分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9],这也是对网络嵌入性维度划分接受范围最为广泛的划分方法。在 Granovetter 的关于嵌入性研究的基础上 ,Zukin和 Dimaggio 对此概念进行了拓展,提出四种类型的嵌入性:(1) 结构嵌入性;(2) 认知嵌入性;(3) 文化嵌入性;(4) 政治嵌入性[10]。而Gulati& Gargiulo在研究组织间网络起源时,发现除了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位置嵌入性 (positional embeddedness ) [11];Hagedoorn在组织间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研究中,发现嵌入性特征直接影响组织间合作关系形成,但是企业嵌入性特征与其所处的环境、网络和双边关系情景有密切关系,因此他提出可将嵌入性分为3个层次,即环境嵌入性 (environmental embeddedness)、组织间嵌入性 (inter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 与双边嵌入性(dyadic embeddedness)[12]。

由于网络嵌入性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借鉴Moran和Ghoshal对社会资本维度划分方法,将网络嵌入性分为:结构嵌入性、关系嵌入性和认知嵌入性。相应地,网络嵌入能力分别用结构嵌入能力、关系嵌入能力以及认知嵌入能力来反映。

2 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性的耦合关系

耦合原本是一个物理学中的概念,就“耦合”(coupling)的词义来讲,《辞海》(P5145)中标明: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在物理学中,耦合的应用非常普遍,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3]。推广至社会科学领域中,可以把两种社会现象通过某种条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客观事物,称之为耦合。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能力是促进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的外部要素和联结要素,同时作为技术创新网络这一创新系统的两个能力子系统,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即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耦合关系的。

从网络视角看,嵌入性作为网络组织的衍生属性,对组织学习与创新有显著的影响[14]。技术创新网络内部组织学习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而组织间的信任与关系资本可建立起企业间独特的知识分享路径,并进一步地促成彼此间形成特定信息与组织学习[15]。技术创新网络中的企业处于与网络中其它组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环境中,企业与其它相关组织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单一的二元关系,而更多的体现为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战略关系,这种网络中的组织间关系十分有助于企业获得网络组织系统内的各种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等,企业通过这种网络内部组织间学习可相对便捷地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有助于提高整个网络的创新能力。

从企业视角来看,企业除了通过内部积累资源以外,更大的一个获取资源的渠道是其所处的技术创新网络,企业的关键资源可能嵌入在企业间资源与惯例中,这种关键资源的获得也是网络嵌入的直接利益。由信任、共享优质信息、共同解决问题等嵌入机制[1]形成的嵌入性关系能带给企业关键资源,这种资源是企业可获得与利用的,并且是网络外的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企业所在网络的不同网络关系特征、结构特征及其认知特征会影响企业在网络中接触与利用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从而影响组织学习。组织学习是实现企业内部的知识状态的提升,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

综上可知,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能力是促进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的支撑要素,本文主要研究的就是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两个要素之间各自的耦合元素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相互影响,从而产生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如下图1所示。

3 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性的耦合模型

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性之间的耦合关系模型,在本文中主要通过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来体现。用来描述系统间或要素间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就是耦合度。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称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由协同学可知,系统在相变点处的内部变量可分为快驰豫变量和慢驰豫变量两类,决定系统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是慢驰豫变量,也可称作为系统的序参量。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16]。

尽管各学科领域对耦合系统研究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耦合度的研究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迄今为止,与此问题有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Rosenbrock的对角优势矩阵方法[17],这种方法虽然有较好的调节性能,但并未说明系统耦合的程度;再如Bristol的相对放大系数法[18],这种方法从理论上表明[Xi,Uj]无耦合影响的条件是λij=1,λij偏离1的距离愈大,[Xi,Uj]配对受其它支路的耦合影响就愈大。然而,实际情况是λij为负值时,其耦合的影响远远超过λij>>1的影响,作为系统耦合度的数量度量,这种方法是有缺点的[19,20]。

除此之外,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软件业中也出现一些有关耦合度的度量,如 CK 度量方法和 MOOD 度量方法[21]。CK 度量方法,是从类的角度对程序的面向对象特征进行度量,它将对象类之间的耦合 CBO(Coupling Between Object Classes)定义成某个类使用其他类的属性或方法的次数。CK耦合度定义对这些进行了简化,这虽然使得耦合度的意义变得有些模糊,但使得这个指标的计算方便了许多。而MOOD 度量方法中,是从面向对象系统的角度对程序的面向对象特征进行度量,对耦合性的度量可以通过对耦合因子CF(Coupling Factor)进行度量来表示。CF 定义可表示为:

CF=∑undefined[∑undefinedis_client(Ci,Cj)]/[TC(TC-1)]

其中:

undefined

CF表示系统中所有类间的耦合程度,其值在0～1之间。CF的值越大,说明类间发生耦合越频繁[21]。

本文对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耦合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鉴容量耦合度函数,通过二者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作用与彼此影响的程度,由此反映其对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和贡献程度。

主要采用以下几个函数进行测度[22]:

(1)功效函数(efficacy function)。

将技术创新网络看做是一个技术创新系统,设变量 ui ( i = 1,2,…,m )是技术创新系统的序参量,uij为第 i个序参量的第 j个指标,其值为 Xij ( j= 1,2, …,n)。αij,βij是技术创新系统稳定状态时序参量的上、下限值。因而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能力对系统有序的功效系数 uij可表示为:

undefined

上式中, uij为变量 Xij对技术创新系统的功效贡献大小。uij反映了各指标达到目标值的满意程度,其中0 ≤uij ≤1,uij趋近于0表示最不满意,趋近于1表示最满意。对子系统内各个序参量的有序程度的“总贡献”可以通过集成方法论来实现,采取几何平均法和线性加权和法[23],即:

undefined

上式中,ui为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λij为各个序参量的权重,在本文具体通过层次分析法予以确定。

(2)耦合度函数。

对于耦合度的计算,Valerie Mingworth提出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函数[24],建立多个系统(或要素) 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25],即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capacitive coupling) 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具体方法如下:

设变量 ui ( i = 1,2,…,m;j = 1,2,…,n) 表示某一个系统(或要素),推广得到多个系统(或要素) 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为:

Cm={(u1gu2…um)/[∏(ui+uj)]}1/m (3)

当只有两个系统(或要素)时,可以直接得到两者的耦合度函数,即本文中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性的耦合度函数,则公式(3)可以简化为:

C={(u1gu2)/[(u1+u2)g(u1+u2)]}1/2 (4)

对公式(4)而言,耦合度值C∈[0,1]。当C=1时,表示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耦合度最大,说明这两个能力系统之间达到了良性共振耦合,技术创新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而当C=0时,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耦合度最小,说明这两个能力系统之间处于无耦合状态,技术创新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依据物理学中对耦合阶段的划分,本文将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耦合状况划分为三个阶段:1)当0限制了提升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空间;2)当0.3交换各种创新稀缺资源,这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极大的提升整个创新系统的创新能力。< p=""> 限制了提升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空间;2)当0.3交换各种创新稀缺资源,这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极大的提升整个创新系统的创新能力。<>

(3)耦合协调度函数。

耦合度作为反映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耦合关系的重要指标,它能够判别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之间耦合作用的强度以及作用的时序区间。然而,耦合度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特别是耦合度计算的上下限确定方法不统一,比如在做指标满意度调查时,有的采用五级量表,有的采用七级量表或者是九级量表,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耦合度判别有可能产生误导。为此,还需构造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耦合协调度模型,目的是评判技术创新网络中的不同企业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其计算方法可以表示为:

undefined

上式(5)中,H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F为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综合调和指数,它反映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整体协同效应,为保证H∈(0,1),在应用过程当中,要使F∈(0,1);a,b为待定系数。依据前面对耦合度的划分,同样也可以对耦合协调度进行大致的划分,即:1)当0

同时,为了能够很好地评价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之间的耦合程度,需要建立耦合度指标体系对其进行测度。结合前述分析和相关文献,构建了本文中的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指标评价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4 实证研究

本文选择以D企业为核心的相关技术合作企业间形成的网络为调研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以下简称D企业技术创新网络。D企业是我国一家大型的通信装备制造企业,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当中,经历了企业体制转型,特别是技术研发经历了由学习引进逐渐到合作创新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前期调研发现D企业目前在其所属的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以D企业为基础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最终形成相应的合作技术创新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为确保网络中样本容量的数量,调研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包含网络样本中尽可能多的结点组织,每个企业选择3-4名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回答问卷,作为相关参数度量数据。

首先运用公式 (2) 计算各个能力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本文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求出各个序参量及其评价指标的权重。对 D企业创新网络的序参量和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然后对评价指标进行测度,本文主要依据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相应的问卷,并对初始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通过发放和回收经过多次修改的已达标的问卷获取所需数据。序参量的上下限取值为李克特五级量表中的最低值和最高值,上限为5,下限为1,即αij=5,βij=1。对以D企业为核心的相关合作企业进行调查, 将所获得数据 Xij代入到 (1)式求出 uij。依据表 2中的数据可知λij ,再将 uij和 λij代入到 (2)式 中得到组织学习能力序参量和网络嵌入能力序参量的值 u1= 0. 43和 u2= 0. 31。分别将 u1和 u2代入到公式 (4)式中可求得耦合度值 C = 0. 49。在 (5)式中,a和b取值为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能力的权重,其值均为0.5(表2所示)。由此,依据 (5) 式中F = au1+bu2可求出 F = 0. 37,再依据 (5) 式中H = ( C·F)1/2求出耦合协调度值 H = 0. 43, 具体结果见表3所示。

由以上数据可知: (1)D企业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序参量值为0.43,表明组织学习能力对技术网络这一创新系统有较大的贡献。而网络嵌入能力序参量值为0.31,相比较而言,小于组织学习能力序参量值,说明在现有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相较于网络嵌入能力对创新系统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更大的作用。(2)BFQ由模型求出的耦合度值为0.49,处于第二个阶段 ,说明技术创新网络中的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能力处于中等耦合的状态,网络中的企业不但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同时对企业网络嵌入的重要性也有一定的认识,网络嵌入能力得到提升,对促进企业学习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效果,但并非最优效果,二者的匹配程度仍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由模型求出的耦合协调度值为0.43,刚刚达到第二阶段,说明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状态,二者的目标一致性比较差,相互协调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5 结论

通过对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关系的分析发现,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之间存在着交互耦合的关系,作为网络中企业的支撑要素,它们共处于技术创新网络的技术创新系统当中,形成两个重要的子系统,二者的耦合协同程度是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从微观层面来看,组织学习能力的提升可以促使企业从创新网络中获取知识资源、在企业内部共享知识资源并进行创新,而网络嵌入能力的提升则能够加强企业与技术创新网络中的其它组织的合作创新活动,二者耦合协同程度的提高,必然能够促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不但可以从所嵌入的创新网络获取技术资源,也可以从所嵌入网络的外国企业,包括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和境外企业,获取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等创新资源,企业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耦合协同程度的提高,必然能够促使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网络关系嵌入 篇9

企业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角色及其嵌入程度会影响企业创新能力, 这一点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都得到了认可, 但是关系嵌入性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 其作用机制的黑箱仍然没有打开, 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本研究试图从知识搜索的角度出发, 探寻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关系嵌入是个体间直接联结为纽带的二元交易关系, 是交易双方之间相互理解、信任和承诺的程度[1]。首先, 关系嵌入性强调联结强度, 通过企业与其合作伙伴间知识与技术交流的互动频率来衡量, 频率高说明企业间为强联结, 反之为弱联结;其次, 关系嵌入性强调关系质量, 通过企业与合作伙伴间的信任、信息共享及共同解决问题等题项来衡量。

知识搜索是组织通过搜索、获取与利用外部通道知识, 解决不确定世界中的问题[2]。按照搜索行为特征将知识搜索划分为搜索宽度与搜索深度两个维度。知识搜索宽度是指知识搜索活动中所涉及的外部知识源或搜索通道的数量;知识搜索深度是指组织搜索、提取外部知识源的程度[3]。

创新绩效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一种结果, 是对企业知识应用和企业创新活动效率的评价。关系嵌入、知识搜索和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

1.1 关系嵌入与知识搜索

强联结有助于企业获取超越组织边界之外的创新资源, 尤其是那些嵌入在业务流程中的隐形知识, 将这些异质资源快速的吸收、整合、应用于企业创新活动中。Uzzi认为强联系生成的信任和其他嵌入性成分对获取深度的复杂知识、加快信息处理、发现新方法有直接的影响, 进而对于技术型企业的成长具有提升作用[4]。弱联结传递新鲜的知识和信息, 避免知识和信息的冗余, 提高互动内容的宽度, 保持网络动态演进的弹性, 增加组织的灵活性。许冠南 (2008) 研究发现, 企业和上下游合作伙伴间知识的交流, 会促进新知识的搜索, 引发创新性的活动[5], 尤其是当企业已经嵌入到网络时, 知识的转移更加深刻, 范围更加清晰, 双方交换的信息更加多元与复杂, 知识搜索的深度和宽度都得到了提升。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关系嵌入对搜索深度有正向影响;H1a:联结强度对搜索深度有正向影响;H1b:关系质量对搜索深度有正向影响。H2:关系嵌入对搜索宽度有正向影响;H2a:联结强度对搜索宽度有正向影响;H2b:关系质量对搜索宽度有正向影响。

1.2 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

在联结强度方面, 强的关系嵌入使企业间信息的获取与利用更加方便, 知识的转移与吸收更加顺畅, 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吴晓波和韦影 (2005) 认为企业间强关系联结的形成, 建立技术知识交流的桥梁和高质量信息传播的渠道, 推动了复杂知识的转移, 促进了企业技术能力提高[6]。强联结会导致信息冗余, 不利于企业获得新的知识, 抑制其创新行为;弱联结使企业与更多的伙伴接触, 企业获取到多元或者交叉的信息, 促进企业的创新。企业间基于相互信任的知识密集型关系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知识的共享, 促进新知识的产生, 降低市场和技术等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7];共同解决问题促进合作双方相互协调, 增加组织效率, 促进组织的技术创新。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的影响;H3a:联结强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的影响;H3b: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1.3 知识搜索与创新绩效

搜索深度主要通过三种机制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第一, 企业对同源信息的利用, 有效地降低信息失误率, 提高搜索活动的可信度;第二, 企业长时间聚焦活动, 使其对某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从中挖掘出更有价值的知识, 进一步激发创新能力;第三, 随着知识的深入, 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8]。搜索宽度也通过三种机制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的影响:第一, 搜索范围的扩大, 企业获得了多元和差异化知识, 提高了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 尤其是新的或者突发性问题;第二, 搜索宽度提高了企业知识存量, 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对不同的知识进行重组、整合, 推动新产品的研发;第三, 广阔的搜索宽度下, 企业面对更加意想不到的知识, 这些新颖的知识会给企业带来新的想法, 刺激创新活动[9]。谭狄溪 (2011) 认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搜寻是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探索性学习对知识搜寻深度和新颖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对知识搜寻宽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起着负向调节作用[10]。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4:知识搜索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H4a:搜索宽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4b:搜索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直接走访、委托研究机构等多种方式发放与回收问卷。共发放376份, 回收280份, 其中有效问卷为243份, 有效率为64.6%。研究样本覆盖纺织服装、塑料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制造行业;从企业规模来看, 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企业, 占全部样本的61.7%;从企业的年龄来看, 10年以下为39.9%, 11~20年的为43.2%, 20年以上为16.9%;从研发投入来看, 3%以下为52.3%, 3%~10%为29.6%, 10%以上为18.1%。

2.2 变量测量

本量表采用李克特 (Likert-type) 7级度量方法, 7分表示非常好或非常满意, 1分则表示极差或极不满意。联结强度和关系质量借鉴Groranovetter和陈学光等的研究, 搜索深度与搜索宽度借鉴高忠仕的量表设计, 企业创新绩效主要借鉴胡宝亮和Yang等的研究。具体变量的测量见表1。

3 实证研究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一般认为, 探索性因子分析所需样本的数目为变量数的5~10倍, 本次研究变量题项最多为6, 从243份有效问卷中随机抽取60份进行。采用Cronbach’sα值最小为0.70的标准, 利用主成分分析的因子提取方法和最大方差的旋转方法, 按特征根大于1的方式提取因子。具体见表2。

3.2 结构方程模型及检验

3.2.1 相关性分析

在构建结构方程之前, 需要对结构方程所涉及的所有变量进行简单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 发现各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具体见表3。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01的水平上显著。

3.2.2 结构方程模型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后, 需要使用AMOS7.0软件进一步对变量做验证性因子分析, 样本容量为183份。通过对关系嵌入性测量模型、知识搜索测量模型、创新绩效的测量模型的检验, CIF与TLI都大于0.9, 接近1, RMSEA均小于0.1, 各路径系数均在P<0.001的水平上显著, 因此可以使用结构方程。根据之前的理论假设, 本文构建的结构模型如图2。

3.2.3 模型的检验与修正

初始结构模型的的卡方自由度之比为3.212, 略大于3, 虽不在拟合接受范围内, 但是很接近, CFI和TLI均略小于0.90, RMSEA为0.11, 因此需要对初始结构模型进行修正。通过AMOS提供的修正指数MI, 增加部分误差项之间的路径;删除C.R值明显低于1.96, 标准化路径系数不明显的路径。通过修正, 模型的拟合效果如下:χ2/df为2.312, CFI为0.932, TLI为0.921, RMSEA为0.085, 均在可接受范围内。修正后研究模型的路径系数如图3。

3.3 分析与讨论

H1和H2的验证结果表明:关系嵌入对知识搜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联结强度和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搜索深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关系嵌入是行动者之间的二元交易关系, 强调了在信任基础上建立一种优质共享、共赢的机制。首先, 强的关系嵌入性在企业间产生高度的信任, 促使更加频繁的知识、技术等信息的交流和分析, 深度的交流会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 增加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度;其次, 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分享信息的时候会利于企业之间建立信任, 从而使得信息更容易去交换, 分享和搜索知识也会更深刻;最后, 面对共同问题时, 企业之间集思广益, 分享信息, 深入对原有信息的理解, 提高了信息深度和双方解决问题的能力。

联结强度和关系质量有助于知识搜索宽度的扩大。一方面, 关系嵌入使企业之间互动与交流更加便捷, 增加了学习的机会;知识的增加扩展了企业的视野, 更可能从全局的角度, 发现自己的弱势, 主动寻求新的知识源, 弥补缺陷, 增加寻找知识的道路与机会。另一方面, 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会使企业双方融入彼此的社会网络, 合作伙伴成为寻找新的知识源的纽带, 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带来了更多的知识源。

H3a和H3b的验证结果表明:联结强度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而关系质量对其无明显作用。强的关系嵌入, 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吸收就会变得更加顺畅, 提高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利用, 从而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关系质量没有明显作用的原因是关系嵌入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非单向的、直线型的, 而是一种倒U型关系[11]。

H4a和H4b的验证结果表明:知识搜索深度和搜索宽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产生均有正向影响。搜索深度强调了知识的利用性, 是基于现有的知识领域, 在限定的范围内增强搜索, 当搜索的深度越深, 企业或者个体就会积累更多的经验知识, 能力也获得相应的提升。知识搜索的不断深入, 企业对搜索源有了更好的辨别和预测能力, 同时可以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若干个简单的子问题, 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深度的知识搜索能够挖掘现有知识内在价值, 减少新知识学习时间与成本, 避免潜在的试验错误[12]。搜索宽度是针对新的知识领域的开拓, 是企业在未知的领域中探索所形成的新知识的激发。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 创新知识源肯定由原来的企业内部扩展到行业内, 甚至其他行业, 企业时刻保持对外部技术和市场环境的敏感性, 避免“核心刚性”。随着企业搜索宽度的扩大, 会积累越来越多的差异化知识, 这些异质化的知识对于企业至关重要, 因为它提供了知识组合的多样化, 容易形成新的角度看待问题, 从而为企业带来创新的新动力[13]。知识宽度的增加, 知识来源增多和企业知识存量增加, 更有利于知识之间的融合与新知识的产生, 从而推动企业新产品研发。

除对上述假设验证之外, 搜索深度与搜索宽度之间也存在一定关系, 搜索宽度是搜索深度的基础[2], 搜索宽度能够促进搜索深度。从知识观的角度看, 企业产生价值的知识不是碎片化的知识, 而是系统性的知识。知识搜索宽度扩大了知识的来源, 企业获得了多元化、异质性的知识, 从而更有利于其知识体系的建立, 提高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 同时多样化的知识, 增加了知识之间融合与碰撞, 更有利于新知识的产生, 深化对原有知识的认识。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表明:关系嵌入是通过知识搜索为中介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联结强度通过搜索深度为中介正向影响创新绩效, 通过搜索宽度为中介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关系质量通过搜索深度为中介正向影响创新绩效, 通过搜索宽度为中介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联结强度和关系质量对搜索深度和搜索宽度都有促进作用, 知识搜索深度和搜索宽度能促进创新绩效的产生。搜索宽度是搜索深度的基础, 搜索宽度能够促进搜索深度。

国内的研究大部分都是集中于关系嵌入性通过外部知识转移、交换和获取等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 本研究从知识搜索的角度, 将关系嵌入、知识搜索和创新绩效三者整合在一个体系内, 从理论上揭示关系嵌入、知识搜索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 并通过实证研究从深层次上探讨了整个概念模型的作用机理。从实践角度, 知识是企业进行创新的基础, 创新就是将知识转化为产品或服务的过程, 因而企业需要构建“自我中心型”的外部知识网, 依据自身发展的需求, 主动构建、管理和维护与外部知识源之间的联结关系, 并通过搜索向外界学习以获得新的知识, 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

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没有设计控制变量和忽略了行业背景等环境信息;虽然研究结论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但是创新有很多种, 有待于未来更为深入的研究。

摘要：从知识搜索的视角, 构建了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 以浙江制造企业为样本,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对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互影响机制及知识搜索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嵌入中的联结强度和关系质量对知识搜索深度和搜索宽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联结强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影响, 但关系质量却无明显作用;知识搜索宽度和搜索深度在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有完全中介作用;搜索宽度是搜索深度的基础, 搜索宽度能够促进搜索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