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关键词： 全色 纳米技术 颜色 南京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精选5篇）

篇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览解说词（试用稿）

（2006年10月）

一、序厅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不久，平津沦陷。著名的北方三校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办学。随后，南京沦陷，战火危及长沙，临大被迫迁至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昆八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英才，对云南的科学、文化、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被誉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相关连接：这是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旗图形制作的倒三角锥体灯箱，底座是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昆明地图，寓意三校落脚昆明合组西南联大：顶部采用了光导纤维七色光线的变化制作了无数星星闪烁的星空，寓意了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像星空中闪烁的星星一样众多而耀眼）

二、西南联大的前身

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按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多方改革和整顿，延聘具有先进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到校任教，使北大走在新思想新科学的最前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其中，北大校徽是前北大校长蔡元培请鲁迅先生设计的。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称国立清华大学。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后，推行“通才教育”，实施“教授治校” 等制度，使清华成为我国又一所著名高校，教学与学术空前发展。

南开大学前身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张伯苓1904年创办的私立敬业学堂，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9年建大学部，成立南开大学，制定了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等五项“训练方针”，到30年代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私立高校。

北方三校南迁，全因战火所迫。“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不久，平津沦陷，天津的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校舍尽被日军飞机炸毁，而清华大学的体育馆被改作日军厨房，图书馆也被挪作它用。

为保存中国的教育文化力量，北大、清华、南开随内地、沿海高校相继迁往大后方。最初三校迁至长沙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租借韭菜园、圣经书院、岳麓书院等地为校舍，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上课。（相关连接：因此每年的“11月1日”成为临大，后来的西 1 南联大和我们今天云南师大的校庆日。）不久，南京失陷，仅维持了4个月的长沙临大又被迫再度西迁。

长沙临大决定迁滇，是认为昆明离战区较远，相对安全，又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通往国外，交通较为便利。

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入滇：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到昆明（相关连接：该路女生和教职员家眷）；一路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至南宁，再经越南转滇越铁路到昆明（相关连接：该路10余位教师——朱自清、冯友兰、陈岱孙、钱穆等）；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横跨三省进入昆明。同年4月，三路师生先后抵达昆明。其中，第三路是最为艰难，也是影响最大的一路。它由二百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步行团，徒步三千五百里，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被誉为教育史上的长征。（相关连接：闻一多坚信抗战必胜，在路上未剃胡子，到昆明时已留起一部美髯，但没想到这一留便是八年，直到日本投降之日他才剃掉，一时传为美谈）

旅行团由闻一多、黄钰生等十一名教师组成辅导团，带领学生西行。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十分关心教育，出发前，为每一位同学准备了统一的行装：草绿色军服，外罩黑色棉布大衣，打绑腿、背干粮袋和水壶及一把长沙油纸伞，并委派了一位将军带队护送前行。

由于每天要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挑脚泡”成了同学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在步行团到达贵州地界后，地形变得复杂艰险，像“鹅翅膀”、“二十四拐”这样的地形屡见不鲜。当然旅行团一路上也饱览了祖国的锦绣风光，同时师生们深感如此的大好河山，怎可任糟日寇践踏？途中，接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想到自己辛酸的求学史，同学们悲喜交加，团队和当地百姓一块儿冒雨庆祝。

当步行团抵达云南地界，云南省政府派专车为步行团接送行李，大大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4月28日，步行团在昆明东郊贤园整修后，整齐地列队进入昆明，受到了先期抵达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等的欢迎。在行军途中，同学沿途收集素材，著书立说，使得这次行军不仅是人员的迁徙，更具有教育的意味。这是步行团成员编著的《西南三千五百里》、《西南采风录》，其中，闻一多和朱自清专门为《西南采风录》作了序。随着步行团抵昆，也就开始了西南联大在昆八年的历史。

同学们正当弱冠年华，血气方刚之际被迫迁滇求学，他们在祖国山区行走了三千多里，亲眼看到了山区的同胞是怎样过着封建愚昧、没有文化、极度贫困的生活！他们敏锐意识到国家领土无比辽阔，意识到了时间、空间及思想方面的可怕距离分隔了东部沿海城市地区和处于原始状态的内地。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

三、西南联大在云南

西南联大在滇八年，时值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又屡遭日机轰炸，生活困苦不堪。但师生们克服种种困难，精诚合作，共济时艰，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继承和发扬三校优良校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其影响延续至今，享誉世界。

奉教育部令，长沙临大抵昆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门，在今天云南师大正门的位置（相关连接：在向前推进八米的地方，因市政建设而拆）（相关连接：据一些老校友回忆，是由联大师生动手垒成）联大校歌，歌词采用《满江红》的词牌名填写而成（相关连接：是一篇高昂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首歌也一直为我们今天云南师范大学的师生所传唱）。

联大校徽，以大三角中套有三个小三角组成，寓意三校的团结与合作。校训为“刚毅坚卓”，刚强、有毅力、坚定而卓尔不凡，这一校训一直为我们今天的云南师大所沿用。（相关连接：联大校旗-——这面校旗是1941年10月10日，举行首届昆明市运动会，要求参赛的单位举棋绕场一周。为此，经讨论确定制定一面由三角形组成图案的校旗，三个等腰三角形代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该校旗原来为美国的联大校友保存，后来辗转送回国内，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讨论，认为该校旗应该保留在云南师范大学，1998年由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李传信同志转送云南师范大学，2003年65周年校庆时，我校复制了三面分别赠送北大、清华和南开。）.1938年4月启用关防，“关防”，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公章。

西南联大的行政机构是汲取西方大学制度之长、结合中国国情、集三校管理经验而建立，适应了三校联合办学与战时特殊形势的实际，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办事效率。联大最高领导机构为校常委会，其领导下的议事办事机构是“两会三处”，即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教务处、总务处、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

联大没有专门的校长，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组成三常委，共管校务，由于张、蒋均在国民政府兼职，负责日常事务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相关连接：张伯苓——我的表你戴（代）着；蒋梦麟——我的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没有专门的校舍。理学院租用昆华农校，工学院租用拓东路的迤西会馆、全蜀会馆等地，由于校舍紧张，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则在蒙自办学，直到一学年后，新校舍建成才迁回昆明。当时昆明流传一句话：昆明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1939年新校舍建成。新校舍十分简陋，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是西南联大图书馆和学生食堂。（相关连接：“民主草坪”——图书馆前的草坪常举行各种时事讲演、聚会，称为“民主草坪”，今天的云南师大仍有所保留。“火腿椅”——当时联大学生使用的一种桌椅两用的椅子，称为“火腿椅”，这种椅子今天在联大旧教室内仍有保留。）图书馆前的草坪常举行各种时事讲演、聚会，称为“民主草坪”，今天的云南师大仍有所保留。当时联大学生使用一种桌椅两用的椅子，称为“火腿椅”，这种椅子今天在联大旧教室内仍有保留。学生们的学习条件是这样，生活条件呢？在这样一间宿舍里，要住四五十人，床挤着床。用水只有几眼土井，还得担心日军飞机的轰炸。

为躲避敌机轰炸，联大教授疏散到昆明城郊农村居住，加之战时物资匮乏，通货膨胀，货币一再贬值，师生们生活极其艰苦。但是，大家深信抗战必胜，保持乐观精神，崇尚真理，追求真知。

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里，曾住过华罗庚和闻一多两家共十四口人，用一块布帘隔屋而居，为此，华罗庚曾赋诗一首：“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 3 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教授收入微薄，为了维持一家人生计，闻一多公开挂牌刻印以贴补家用……联大教授薪金比例表……教授们艰难，同学们更艰难……（介绍兼差示意图）。

联大在昆之初，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四学院，增设师范学院后，拥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经常在校的教职工约35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约占一半，八年间在联大任教的教授先后共有300余人。联大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为当时国内教授阵容最强、学术水平最高的高等学府。

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四个学系，知名教授约四十余人。许多基础课程常由几位教授同时或先后开设，让学生自由选修。文学院学生每学年一般在450人左右，共毕业本科生650余人。

理学院设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气象学五系。1942—1943年，有教授、副教授50余人，学生的共同必修课，除国文、英文、体育外，尚须修习中国通史、社会科学基础课程等。每学年在校生平均约350人，共毕业本科生670余人。

法商学院初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商学四系。1940年5月，社会学系从历史社会学系中分出归入法商学院。1942—1943年，法商学院有教授约30人，学生700余人，占全校学生35％以上，其中经济学系500余人，是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学系，共毕业本科生1280余人。

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四系。1938年秋，增设航空工程学系。1939年初，又增设电讯专修科。本院有教授、副教授约70 人。全院有学生近2400人，毕业本科生929人。

联大师范学院为当时全国6所师范学院之一，共设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和公民训育系七学系。系主任及任课教师多由联大其他学院教授兼任。1942—1943年，师院共有教授、副教授16人(未计兼任)。建院之初，借用昆华中学北院校舍，1940年10月日机轰炸，昆北院校舍几乎全毁，即迁往昆华工校，直到联大结束。师院共毕业本科生220余人（落实人数）、专科生80余人。为给云南培养更多的师资，师院开办了三年制的专修科，并与省教育厅合办过暑期讲习会、中学在职教员晋修班、中学理化教师实验讲习班等。

联大实行“通才教育”，既重视基础课程的教授，又适应抗战急需安排必修课与选修课。教学中兼容并包，文理渗透，科学与人文并重，贯穿抗日救国教育思想，加之实施学分制、选修制与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在民族危亡关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联大的研究机构由三校独立设置，但研究工作则由联大统一协调。三校共设置13个研究所（室）32部（组），其中，北大有3所11部，清华有8所16部（组），南开有2所（室）5部（组）。研究实力之雄厚，在战时中国高校中首屈一指。它们除了培养出一批研究生（招生240人，毕业74人）外，还与联大各院系相互依托、配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 4 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联大科研的许多方面适应战时需要调整了研究重心，其中特别注重科学技术在国防军事及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应用研究，为抗战救国和大后方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是为抗日救亡、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一场中外罕见的教育大转移。它保证了我国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最后胜利的精神财富和人才资本，为战后中国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和物质基础，为边远地区注入了新的文明因素和发展动力。西南联大以其人才、思想、学术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等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先声。

教学与科研结合，是研究型大学的传统。中国近代大学科研从20世纪20年代起步，至全面抗战前已有相当基础。在战时环境中，西南联大的科研特别注意汲取国内外最新成果，具有创新性与前沿性，有利于促进教学与培养学生成才。

抗战时期科研转向是时代的趋势，然而也有过分注重应用研究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偏向。此种情势下，联大既重视抗战急需的应用科学，又着力于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基础科学，许多项重大研究成果，进入世界前列。

西南联大不仅在科研和学术走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也被誉为“民主堡垒”。西南联大爱国民主运动是在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联大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基层组织。它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先是长江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皖南事变”以后，云南省工委主要在昆明以联大为中心展开学生、工人的工作。1944年国民党当局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挫败后，联大党组织在上级领导下，发起组织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联大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联大结束，三校北返，师院留昆，联大党员或到平津、或留云南，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新的贡献。

抗战军兴，抵抗侵略的炮火唤起了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内地文化艺术单位和一批著名大学的迁入，众多文化名人相继来滇，昆明继重庆之后成为大后方又一文化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其中，知识青年从军抗日和抗战文化活动是其主要方面之一。1、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局势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反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战场与中国战场结合的云南，已从抗战后方变为反攻前线，为将侵略者逐出国土，中国与盟军配合，积极准备反攻滇西和缅北。满怀爱国热情的联大同学，响应前方召唤，纷纷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

2、战时昆明，抗战文艺社团及其创作、出版、演出等各种活动十分活跃。满怀爱国热情的联大师生是抗战文化活动的主要力量和积极参与者。

3、战时昆明先后出版的报刊有250种以上，其中，许多报刊由联大师生创办、编辑，或撰稿。联大师生通过报刊等大众传媒宣传抗战、倡导民主，为国人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坚定抗战决心，重振民族精神、宏扬中华文化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4、1940年8月1日开播的昆明广播电台，是为抗战国际宣传而建立的中国最大的广播电台。西南联大以其强大的思想、学术、人才优势，全力支持了该台的抗战宣传。从1940年该台试播到抗战胜利，先后在该台专任或兼任编辑、播音员和技术人员的联大师生有100余人，成为该台编播人员的主体。

在民主运动低潮时期，1942年1月6日以联大学生自发的 “倒孔”运动，打破了“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沉寂的局面。从1944年起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进步社团组织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爱国民主运动，因此西南联大及昆明被誉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结束，三校准备复员北返。云南人民依依不舍送别八年来生死与共的联大师生，对西南联大在转移学界风气、开拓边地文明等备加褒扬。

四、联大人杰

“中兴业 须人杰”，西南联大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元勋等一大批英才，还有一批志士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辉煌业绩，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联大在滇八年，总计前后在联大就读过的学生有8000余人。共培养联大学籍的本科毕业生近2500名、专科生约200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毕业生1280名、研究生74名，总计毕业约4000名。是当时全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之一。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由于作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这一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从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科学家首次获此殊荣。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表彰大会，向在“两弹一星” 研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的23位科学家中有8位是联大校友。

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设立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在我国科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业绩最突出的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发1次，每次奖励2位科学家。2001年，联大校友黄昆获此殊荣。2003年，联大校友刘东生获此殊荣。2005年联大校友叶笃正获此殊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科学技术方面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当选者均为中国科学技术界学术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设立学部，选聘学部委员。以后停止评选。1980年重新选聘学部委员。1994年起改称院士。1995年开始评选院士。中国工程院1994年初次遴选院士，1995年开始增选院士。

西南联大除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外，还培养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其中有的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有17位联大校友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而英勇献身。从1938年至今，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肩负历史的重任，发扬西南联大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恪守“刚毅坚卓”的校训，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辉煌的业绩。作为西南联大五个学院之一的师范学院，今天的 6 继承者——云南师范大学，秉承历史、勇创未来，为国家特别是云南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根据教育部令，西南联大于当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为当时中国的六所师范学院之一。西南联大迁滇，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成为西南文化中心”。发展师范教育，培养人才成为当时社会之共同呼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在昆成立，培养了很多高水平的优秀教师，并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云南师资，对云南的文化教育、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三校战时使命结束，返回在即。为了答谢云南人民对西南联大八年的鼎力支持，继续为西南培养师资，教育部决定，西南联大师院留昆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是时全校共设有七个系，在校学生约1000余人。60年代初，云南体育学院、滇西、滇南大学撤销，相关专业并入昆明师范学院，学校发展成八个系12个专业，在校学生达2800余人。1984年4月11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1998年7月经云南省报教育部批准，云南教育学院、云南体育进修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合并办学，组建了新的云南师范大学。

构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师范大学，已成为云南师大承负的历史重任。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中，它将为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观！

“一二·一”运动展览解说词（试用稿）

（2006年10月）

1945年爆发的“一二·一”运动是继伟大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次震撼全国的著名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结束后，它是国民党统治区燃起的第一把反内战、争民主的烈火；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的起点。“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在联大民主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开始，到1946年3月17日争得出殡大游行而胜利结束，历时113天。

“一二·一”运动发生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是云南人民的骄傲，它继承和发扬了云南各族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是云南历史上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也是当前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省情教育的极好教材。正如闻一多先生殉难前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所说：“云南省光荣的历史，远的像护国运动，近的像‘一二·一’，这些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些光荣的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昆明成为后方重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和中法大学及一些文化企事业单位纷纷南迁昆明，进步力量在此大汇合，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形成坚强的民主基地。

昆明的民主运动，是和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与领导分不开的。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指导在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设在昆明青云街的《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旧址、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翠湖南路小井巷一号旧址，都表明昆明的民主运动是在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党中央派朱德同志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争取了一批社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站到爱国统一战线方面来，使昆明民主运动得以蓬勃开展。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经长沙迁到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南迁来的人中，有不少知名的学者，而且有许多还参加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随着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火种，促成了“一二·一”运动的爆发。

西南联大当时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在西南联大的民主墙上，经常有各种进步社团刊出的反内战壁报和漫画。

抗战的胜利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人们渴望休养生息，治疗战争创伤，重建祖国家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妄图夺取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维持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于1949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声明实现和平、民主，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是全民族面临的重大任务。三天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到重庆同蒋介石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于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背信弃义，秘密印发了《剿匪手本》，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到内战前线，疯狂进攻解放区，妄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为发动内战，控制云南。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派卢汉率部前往越南受降为名，调滇军主力离开云南，同时，命其嫡系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将龙云赶下台，由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职务，准备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云南爱国民主运动。《新华日报》报道了云南改组事件。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实行独裁统治。1945年11月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已达八十多万人，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昆明学生酝酿以行动响应。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11月23日，由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决定于11月25日在云大至公堂举办反内战时事晚会，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禁止，并强迫云大校方不准借给会场。

当晚，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到会的有六千多名师生和各界人士，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第五军包围了联大校本部，并切断电源，鸣枪放炮，还派特务查宗蕃捣乱，企图扰乱会场，破坏晚会。群众揭穿了特务的面目，将其赶出会场，师生冒着敌人的枪弹，点着小汽灯，聆听四位教授的讲演。大会通过了四大学学生团体建议：发表反对内战宣言，呼吁美国人民和政府，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提案。大会在《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曲中结束，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实行戒严，封锁路口不准通行。学生群情激愤，纷纷签名罢课。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愤慨，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工校等十八所大、中学校学生相继罢课，发表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许多学生到接头讲演，遭到暴徒的追捕。学生们不畏强暴，继续写标语画漫画揭露国民党的暴政。

由于爱国学生罢课，广大群众投入到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激流中来。反动派凶相毕露，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实行武力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12月1日上午九时左右，一帮军警、特务带着刺刀、铁棍、木棒、扁担闯进云大，撕毁标语，追打同学，并嚎叫“冲上去”。因云大门口台阶较高，加上学生早有准备，他们居高临下，用石头、瓦片不断还击，特务只好退去。云大当即派人向联大罢委会报信，联大学生当机立断，紧守校门，发动同学用黑板、课桌椅等顶住大门抵御暴徒、特务的进攻。十点左右，二百名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武装特务，气势汹汹地向联大新校舍冲来，借口要看联大“民主墙”上的壁报，强行入校。先入校的十余名暴徒一进校就行凶打人，同学们闻讯纷纷赶来，群起反击，并爬上墙头高呼“中国人不打人”，奋力将暴徒逐出校门。暴徒在门外继续行凶，打伤前来劝阻的袁复礼教授等人。当一个暴徒揭开手榴弹，欲往联大校内扔时，南箐中学于再老师急忙上前，将正要行凶的特务拦腰抱住。几个特务将他推到几丈远的地方，随即将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向他扔去。随着爆炸声，于再老师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用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挽救了无数战友。

十一时左右，另一帮暴徒在三青团头目周坤的率领下，闯到龙翔街的联大师范学院，配合反动派安插在学校的特务学生，拆毁师院大门一扇，冲到第三院（食堂前男女宿舍楼下），同学们退到西面楼上，抛掷石块、砖瓦与敌人对战。特务肆意行凶，在饭厅前投掷手榴弹一枚，学生们猝不及防，推开食堂窗口，退入隔壁昆华工校，与工校同学一起进行反击，将暴徒逐出大门。暴徒又打破大门，投进两枚手榴弹，炸倒学生多人。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头部中弹，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被炸，弹片穿入脑中。英勇抢救同学师院女生潘琰（共产党员）被炸倒地，特务龚正德又用尖头铁条向她腹部猛刺三下。三人均于当天壮烈牺牲。一起参加反击暴徒的缪祥烈同学，被炸断了左腿，成了终身残疾。12月1日这一天，有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人牺牲，五十多人受了轻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为此，以联大为首的昆明三十余所大中学校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并于12月2日为四烈士举行了入殓仪式。12月4日，“罢联”举行烈士公祭，控诉反动派的罪恶。设在联大图书馆的烈士灵堂，庄严肃穆，“党国所赐”的横幅特别醒目，它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至24日止，前来公祭的团体达六百五十多个，群众约十五万人次，捐款法币近三千万元。

反动派的残酷屠杀，激起了昆明大中学生的无比愤慨，同学们以“我们决不退下”的誓言投入斗争。罢联根据省工委的布署，组织了上百个宣传队，从12月2日起，走上街头、9 郊区宣传，并深入居民中演讲，向各界群众说明事实真相，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以争取社会各界同情和支持，孤立反动派。学生宣传队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为四烈士筹募殡葬费而进行义卖活动。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发表了对制造“一二·一”惨案的抗议，联大教职员致函慰问受伤同学。在运动中全市中学生勇敢参加斗争，坚持罢课的中等学校达三十七所，轰轰烈烈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震撼昆明城乡。

“一二·一”惨案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为了援助国民党统治区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在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中国并辐射海外。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1日发表了《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大会，向昆明学生致敬》的社论；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今天是昆明学生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正的爱国青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也发表声援函：联大校友在重庆集会追悼四烈士，李公朴先生参加追悼会；上海各界群众二万人集会，追悼“一二·一”死难烈士；林汉达、柳亚子、马叙伦参加了于再同志的追悼会；马尼拉等地群众及华侨也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上海、天津、成都、遵义等地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暴政，声援昆明学生。

由于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暴政，使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被迫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调离昆明，将昆明血案祸首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停职。

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昆明学生掌握斗争策略，把复课条件同反对内战要求区分开。“罢联”提出了罢课的三大目标（严惩主犯李宗黄、关麟征；负担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受伤同学之医药费；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等）五条要求（保障人身自由，不得非法逮捕师生；取消禁止集会的非法禁令；负担丧葬、善后费、赔偿公私损失；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的消息；继续控诉凶犯力争严惩）。昆明学生通过艰苦斗争，在五条要求达到后，宣告罢课胜利结束。12月27日，“罢联”发表了《复课宣言》，全市三万学生有秩序地正式“停灵复课”，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昆明学生复课后，立即转入了新的斗争。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出殡及公葬仪式。出殡行列以“一二·一死难四烈士殡仪”的横幅布标为前导，撞击自由钟开路，由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殡仪主席团走在出殡队伍前面。队伍中有在惨案中被暴徒炸断左腿的联大师院学生缪祥烈，有昆华工校、昆华师范、云大附中、昆华女中、联大工学院、云南大学等校的师生三万多人，行经昆明的主要街道近日楼、金碧路、护国门等地，沿途均设路祭台。昆明群众涌向街头，含悲注目，送别四烈士。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校本部，举行四烈士公葬仪式。闻一多、吴晗教授作了悲愤的讲话，学联代表三万多群众在烈士墓前宣誓：安息吧，勇士！我们将以更坚决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最后公葬了四烈士。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

“一二·一”运动吹响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战斗号角，它给国民党发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丰富和发展了青年学生运动的经验。随内迁学校的复员和学生的毕业，师生们把“一二·一”运动的精神带到了北方和全国各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青年学生继续掀起新的爱国运动。他们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发动派的第二条战线，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加速了革命的进程，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以来最深入、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它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代表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继“一二·一”运动之后，爱国民主运动方兴未艾：1946年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上海工人举行反饥饿游行；1947年，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10 总罢课；上海复旦大学学生首先举行了“反美扶日”大游行；昆明学生开展人权保障活动等等。

在昆明，“一二·一”惨案使广大青年学生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真面目。他们纷纷觉醒，在党领导下，许多学生纷纷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有的成了边纵各支队的骨干，有的为了云南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了。在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和云南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起义。1950年2月22日，周保中、陈赓、宋任穷率二野四兵团进入昆明，云南和平解放。

先烈虽与世长辞，但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每年“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都有许多大、中、小学学生和各界人士前来参观、祭扫、悼念先烈。我们纪念馆也专门成立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学生义务宣讲团，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西南联大和“一二·一”运动精神。

1965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将四烈士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建“一二·一”运动陈列室，1985年更名“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邓颖超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1992年、1994年，纪念馆先后被列为昆明市、云南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7年，“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中宣部列为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2006年，西南联大旧址（内含“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青年为祖国的命运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写下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展览解说词

“一二·一”运动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刚刚过去，1946年7月，在昆明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国民党发动派暗杀了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1946年国民党发动派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在全面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同时，加强对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妄图用逮捕、监视、屠杀等恐怖手段把一切爱国者斩尽杀绝，以建立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当时的昆明“黑云压城城欲摧”，进步力量自西南联大复员后有所削弱。面对白色恐怖，著名的民主战士、民盟中共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不顾个人安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获得各界人士的支持，同时也招致国民党发动派的忌恨，加紧了对李、闻的暗害活动。李公朴听说国民党特务已把他列入暗杀的黑名单后，毫无惧色，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表现出为民主革命事业献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先生和夫人张曼筠外出归来行至大兴街学院坡（现青云街）时，被国民党特务枪击受重伤，于12日清晨牺牲，临死前痛骂国民党“无耻”，并用尽力气说“我为民主而死”。

对于李公朴先生的被害，闻一多怒不可遏，大家劝他暂时避一避，但他却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参加了李公朴先生丧葬委员会，并于7月15日去云大至公堂参加为李公朴举行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发表了他那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愤怒地谴责国民党的 11 罪行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极端蔑视反动派，把生死置之度外，并庄严宣告：“我们随时象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在跨回来。”当天下午，他出席《民主周刊》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发动派杀害李公朴的罪行。会后，闻一多在归途中被特务暗杀于西仓坡联大教授宿舍门前。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受了重伤。

一城之内，五日之间，两位民主战士惨遭杀害，消息传出，举国共愤。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分别电唁李、闻家属，并高度赞扬李、闻“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在上海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宣读了周恩来亲撰的悼词：“今天再次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们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说？我谨以自己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有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烈士为民主而死，烈士的血没有白流，它唤起了更多的群众丢掉幻想，投入到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中。

李、闻生评述略

李公朴（1902—1946），祖籍江苏常州，生于镇江。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社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35年任上海各届救国会执行委员。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11月，在上海与邹韬奋等六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世称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抗战爆发后获释。1939年5月到达延安，率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战教育和宣传，1941年底到昆明曾开设“北门书屋”，后又开办“北门出版社”，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中李公朴坚决站在爱国青年学生一边，多次撰文抨击国民党，痛悼烈士。1946年他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被特务打伤，伤未愈又回昆投入新的战斗，同年7月11日晚被国民党特务枪击重伤，次日清晨牺牲。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著名诗人、文史学者、教授，是近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后从事诗歌创作。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艺专、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清华等高校抗战南迁，他随校到长沙临时大学。因战火所迫，学校西迁，他随“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走三千五百华里，沿途考察风土民情并写生。1938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1943年后积极参加昆明的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中积极支持爱国学生，向反动黑暗势力作坚决的斗争，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生前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成为记载“一二·一”运动的不朽文献。

外 景 讲 解 词

欢迎大家来到“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参观，我是本馆的讲解员

学院

级

班的学生

，今天由我给大家做总体的讲解。

1982年11月27日，为纪念“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纪念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并作为“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中坚力量的西南联大，纪念支持“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并为争民主、和平献身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修建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

纪念馆初建于时称“一二·一”运动陈列室。1985年9月经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批准，更名为“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邓颖超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1992年、1994年纪念馆先后被列为昆明市、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又被中宣部列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2月，纪念馆及四烈士墓又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个中央和国家部委、局选定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并被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昆明——会理——攀枝花——冕宁——西昌”，成为昆明市唯一一家入选的单位。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占地总面积7000余平方米，内含不可移动文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联大旧教室等。设两个展馆及一个展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云南师范大学校史暨成果展览室，展室面积共计1422平方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及“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分别陈列展出了西南联大校史、“一二·一”运动历史以及李公朴和闻一多俩先生的生平事迹三个展览，共计展出696幅历史图片，12幅图表，161件实物，300余万字，是目前全国有关西南联大及“一二·一”运动资料最多、最集中的展馆。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建馆至今，共接待海内外各界人士90余万人次，其中90%为大、中、小学学生，每逢清明、“五·四”及“一二·一”纪念日期间，他们都到这里举行入党、入团、入队及成人宣誓仪式。李岚清、李铁映、周培源、雷洁琼、费孝通、王汉斌、彭珮云、孙孚凌、朱光亚、陈至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学者均来馆视察和参观过。

20多年了，纪念馆已成为宣传云南、昆明的重要窗口，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和阵地。西南联大和“一二·一”的历史虽然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不容遗忘，历史创造的伟大精神更不容遗忘，让爱国主义精神永 驻人心！

各不可移动文物介绍：

1、“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建于1946年3月，在216平方米的墓地上，从右至左排列着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烈士的水洗石长方形墓，墓前各有墓碑一块。上刻烈士姓名、籍贯、所在学校、终年春秋。四烈士墓的后方正中间是高3.2米，宽3.55米的自由女神像浮雕石屏。自由女神身后跟随着无数热血青年，呼唤光明；石屏基座上为阴文镌刻的冯至、萧获等人写的5首悼诗。四烈士墓前是闻一多先生衣冠冢。烈士墓四周有铁链围栏。进入墓台的台阶之上刻有一柄“自由民主”之剑，象征了闻一多先生的勇敢战斗精神。整个陵园为参天塔柏翠竹衬托，庄严肃穆。墓地正前方两侧矗立着两根高3.5米的石雕火炬柱，两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象征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其基座上镌刻着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是记载“一二·一”运动的不朽文献。同时，四烈士墓后还有1946年7月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先生的衣冠冢，因“李闻事件”的特殊历史关系，1980年3月26日而从昆明西山迁移至此。

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位于四烈士墓西侧，立于1946年5月4日，碑为墨石，由碑首、碑身、碑座和石拱券组成。碑首半圆形，高0.55米，宽1.23米。通高3.5米。碑额篆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题写。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联大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罗庸书丹。被称为现代“三绝碑”。碑文详细记述了西南联大前后九年的办学经历，是一篇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杰作。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阴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同年而立，碑为墨石，碑身高2.28米，宽0.88米，碑首为圆形，高0.6米，宽1.23米。碑座高0.65米，宽1.23米。通高3.5米，碑文由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楷书、阴刻，27行，共记抗战八年联大投笔从戎学生834人名单，是西南联大学生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历史见证。

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旁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题写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柱，为火炬形，寓意联大光荣传统代代相传，背面有“教学相长”四个篆字。

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教室，为土坯墙，铁皮顶，东西向，长条形，长16米，宽5.8米，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艰苦办学的历史见证。

篇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学校简介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西南联大在滇整8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1]。

学校纪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旗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一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4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课，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滇8年期间，于1938年春在蒙自建立分校。于1940年8月设叙永分校。

1946年5月，上述3校迁回原址，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组织机构

校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

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所以西南联合大学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校长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中主管管理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全部都是知名教授，其中包括常设的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建设长等，全部由教授担任，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长批准任命。

教授会是一个校务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经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主办。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称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所以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

西南联合大学校行政管理机构简约，从领导到职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工作效率高超。对于不属于职能部门的临时性重要工作，则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请教授会推荐适宜教授人选，组成各种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主席）主持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体常设机构精干灵活。被推选参加这些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也是兼职不兼薪，没有任何工作津贴，完全是义务工。

专业设置

西南联大共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学院，共26系，另有先修班和体育部。

联大校舍

西南联大先租得蒙自海关、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为校舍，总办公处设在城内崇仁街46号，但仍不敷应用。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

大学文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徽

校庆日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校训

刚毅坚卓

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风

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

校徽

三角形的三等分，那一点是正三角形的三点合一，也暗含三角形的稳定性，上半年即已确定使用。

著名教师

吴大猷 周培源 王竹溪 梁思成 金岳霖 陈省身 王力 朱自清

冯友兰 吴有训 陈寅恪 沈从文 陈岱孙 闻一多 钱穆 钱钟书

费孝通 华罗庚 朱光潜 赵九章 李楷文 林徽因 吴晗 吴宓

潘光旦

著名校友

杨振宁 李政道 朱光亚 谢玮 邓稼先 黄昆 彭佩云 汪曾祺

王希季 陈芳允 郭永怀 屠守锷 吴讷荪 陈忠经 戴传曾 王浩

杨凤 何兆武 李长之 何其芳 吴大观 任继愈

教育成效

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等30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

联大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学生参军

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联大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

篇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对于20世纪世界教育史上的璀璨明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 国内关注已久。自三校复员北返之后, 研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思想的工作就一直进行着。学者们对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点: (1) 通才教育; (2) 教授治校; (3) 学术自由; (4) 爱国教育; (5) 社会理想。

李硕豪以《梅贻琦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为题, 探讨了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就是以培养通才为目的。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止于至善”, 社会所需要者, 通才为大, 专家次之。大学四年应该打下良好的知识面基础, 文理兼通, 融汇中西, 为以后的学习、工作服务。邵明峰以《西南联合大学办学奇迹背后的原因探析》为题撰写论文, 文中提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坚持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教授与学校的教育息息相关, 教授治校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亮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的一句名言影响了大学的模式, 即“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也, 有大师之谓也”。周棉在《中国留学生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认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终秉承学术自由, 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学者、学生自由地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 自由地研究知识, 敢于挑战权威, 学术方能进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坚持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 各派学者, 各派观点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学生自由开拓学术视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思想异常活跃。李宗建、魏强阐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把爱国教育作为第一教育理念。张伯苓把培育爱国精神, 陶冶爱国情操作为教育教学的首要原则, 并亲自制定“公能”校训, 把“爱国为公”作为“公”的不争内容。张伯苓的爱国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而深刻。李宗建、魏强详细提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中的社会理想教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社会理想教育是建立在深刻的现实反思和强烈的责任应当的个体觉悟的基础之上。这种社会理想教育体现在, 一方面对于青年学生进行的立志教育, 这种志向不再是旧道德规范因袭下的为了“扬名声、显父母”, 而是现实国情下的为了国家之振兴、社会之进步和人民之幸福;另一方面, 希望诉诸教育之力量, 进行国民性的根本改造, 最终实现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望。

国外研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以美国学者易社强为例。易社强教授的《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西南联合大学: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 是研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巨著。在著作中, 易教授主要研究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内容, 抒发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的学术情怀和学术自由的氛围, 描绘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的精神面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一个有着优良学术风气、学术氛围和良好社会声誉的世界名校。虽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在当前教育思想的探索和完善中,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思想对于当前学生的培养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 美术教学应首重基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究通才, 不过早地给学生定位, 美术教学也是这样。学生们的基础很重要, 在奠定基础的过程中, 不要过早地定位主攻方向是国画、素面、油画等。要培养广大学生良好的基础, 学生们一旦奠定好了基础, 成绩自然就能得到提高。

第二, 重视品质教育, 美术教学也是有品德要求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重视爱国主义, 社会责任培养, 美术教学要注重品德教育。学好美术绝对不是为了一幅国画或一幅油画能卖多少钱, 学美术的初衷是为了反映美好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讲, 学美术的品质也是产生重视的, 这一点做到了, 广大学习美术的学生将会走得很远。

第三, 美术源自内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究学术自由, 其实学美术也与心境大有关系。一个人的一幅画往往反映这个人的内心世界。美术教学要重视学生心境的培养, 画自己内心深处的灵感, 找好自己对于生活的灵魂深处的定位, 这样的创作才是独一无二的。

参考文献

[1]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34辑)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2]周本贞、高建国等著.守望大学精神[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3]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篇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从1925年至1949年，清华大学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是清华大学发展的初期(1925年～1937年)和西南联大时期(1937年～1946年)。

据清华大学的有关史料记载，在这一时期聘请的外籍教师中近半数的外教从事语言教学，同时也涉及机械工程和政治学、音乐、地理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如1935年～1936年，清华聘请维纳任数学系和电机系客座教授，给数学系和电机系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开数学课，教授三角线性数学及积分。维纳还热心发现和培植中国的数学人才，热心指导华罗庚与徐贤修合作完成了《关于傅立叶变换》一文，后又把华罗庚推荐给法国著名数学家哈代(Hardy)。

1926年至1946年期间，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如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郎之万(Paul Langevin)，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化学家兰茂尔(Inang Langmtllr)，美国法学家杰克逊(Robert Houghwout Jackson)，法国数学家哈达玛(Tacques Horetamort)，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美国航空工程学家华敦德(Frenk L,Wattendort)，美国物理学家冯·卡门(TheodorVon Karman)、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J0seph TerenceMontgomery Needham)等曾来校讲学。他们在学校专业科系设置和教学科研的提高、介绍科学前沿最新成就、新思想的传播、提高清华的科技水平、开阔清华师生的视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敦德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

清华大学是国内高校较早开展航空教育的高校之一。1932年夏，机械工程学系成立时，即下设飞机与汽车工程组，正式开始航空教育与科学研究。

清华开始航空科研与教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人才缺乏。为此，1934年暑期前，清华函聘加州大学航空工程科冯·卡门教授来清华任教，并筹备设计风洞等事项。冯·卡门十分重视清华的航空研究，他1929年访问清华时，即建议清华开展航空工程教学与科研。冯·卡门本人因故不能应聘清华，便积极推荐跟随他近10年的得力助手华敦德来清华任教。

华敦德1906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从上世纪20年代起，跟随世界航空权威冯·卡门教授进行研究，1933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在流体力学、风洞设计等方面成绩卓著，是世界著名的航空专家。1936年2月12日，华敦德博士到达清华，开始在清华近两年卓有成效的工作。

清华设立航空组后，王士倬教授主持自制5英尺航空风洞并于1936年4A清华校庆前夕获得成功，这是中国第一具自制风洞，引起很大轰动。1936年春，清华决定在南昌筹建航空工程研究所并建造第二个航空风洞。经过与航空委员会王伯修处长、中央飞机制造厂王禹朋监理、航空机械学校校长钱昌祚及教育长王士倬等讨论，清华决定建造15英尺口径大风洞，“以供准确模型试验及全型引擎试验之用”。

清华5英尺风洞虽已成功，但从5英尺到15英尺，仍面临许多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设计人员不够。华敦德教授大胆提议：取消航空组学生毕业考试，省出全部人力时间，师生协力设计南昌大风洞。这样既可以训练培养人才，又可以建立独立科研的信心。

1936年6月，华敦德、冯桂连、殷文友3位教授分别与助教、学生在一个月之内完成15英尺风洞初步设计。其中华敦德教授担任风洞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冯桂连教授负责喉口部分及支柱设计，殷文友教授率同学数人设计螺旋桨，后又有助教陈文龙协助。学生毕业后，华敦德与张捷迁二人又花费4星期，修改整理已完成的初步设计，然后定案，完成正式图。当时，世界上能比最高的风洞位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由冯·卡门教授设计，由普兰脱式改良而来，“堪称当代最经济之建筑”，清华的风洞大致仿该式设计。清华15英尺风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比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要大50％。

7月15日左右，15英尺口径大风洞空气动力设计完成画图。11月，清华大学成立南昌航空研究所，顾毓绣兼任所长，华敦德教授被聘为筹备委员。

1937年初，风洞开始建设，华敦德与张捷迁留驻南昌负责督造。12月初全部土木建筑工程大致完成，马达等亦已运抵香港。不幸抗战已全面爆发，南昌遭到日军频繁空袭，航空研究所不得不迁往四川成都，致使15英尺风洞计划功败垂成。

随着北平局势日益严重，华敦德南下去南京，受叶企孙、吴有训等教授秘托携带30万美元支票和一小盒镭锭，免遭日军察验。他顺利完或此项重要任务，在南京，交给梅贻琦校长保管。华敦德旅途中即感觉不适，带病由南京勉强转南昌。到长沙湘雅医院，经证实患半身不遂症。经过久治无效，12月中，清华包租欧亚航空公司专机，将华敦德教授送往香港，乘船返美。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协助清华完成15英尺航空风洞的设计并参与建造，使得清华航空教育与科研在发展初期就站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他与冯·卡门教授一道，协助国民政府制定全国航空研究计划，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他为中国现代航空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虽然有些努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工作被迫中断，不得不回国，未能完成其帮助中国航空发展的宏愿。这是清华的不幸，更是中国的损失。

李约瑟与清华大学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以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影响了世界。1974年，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册(1974)扉页的献词上写道：将这本书献给，在漫长的为了将自然知识(科学)用于和平和友爱，而不是用以服务于仇恨和战争的事业中的两个战友。这两位战友之一是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的汤佩松。

李约瑟曾在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主持的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20世纪30年代，他在到访实验室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43年3月，李约瑟肩负一项战争时期的中英科学合作使命，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此行兼有半官方、半民间的二重性质：除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等职外，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来华的另一重身份则是代表英国皇家学会援助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并从精神上支持抗战中的中国科学家。

李约瑟到访之时，西南联火和清华大学各特种研究所

的工作正处于一个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消息闭塞、实验设备损失严重，但每一个学科的学者们都再简陋的实验室中坚持做着他们的工作。李约瑟曾说“中国学者在他们祖国的穷乡僻壤展开科研工作时，显示出不可征服的毅力和勇气，他们在苦难中表现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愉快，甚至欢乐。”

在李约瑟的主持下，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于1943年正式在重庆建立。抗战期间，该馆共为中国提供科技图书6000多册，并将约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为了阅读微缩胶卷，叶企孙教授曾在昆明北门街清华教员宿舍内专门布置了一间暗室，供师生们阅读这些微缩胶卷之用。这些来自合作馆的书刊资料，成为了战时中国科学界的主要信息来源。除此之外，中英科学合作馆提供的实验器材也为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解了燃眉之急，对战时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重要的支援。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另一项重要成绩在于恢复了中国科学家同西方科学界在学术上的联络。这项工作意义不凡，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科学家“不再隐居，不再与科学追求中联合起来的人类主体隔离。这种感觉对他们的士气很重要。”李约瑟本人通过演讲，将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国外的学术动态向清华师生作了介绍。此外，他还多次邀请西方的知名学者来这里讲学，并积极地推荐清华师生出国交流、学习。

他还曾向英国皇家学会评议会提出建议，邀请部分特种研究所的科学家赴英进修、深造。1943年，在给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戴尔的信中，李约瑟甚至提出向几位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授予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的身份。正是在李约瑟的如此积极努力之下，清华大学不仅恢复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而且其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得以远播国外。

清华大学汤佩松教授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其在中国研究的课题与李约瑟在剑桥的课题非常相似。两人虽然未曾谋面，却都熟悉彼此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相互欣赏，汤佩松同李约瑟见面之后，就生物化学领域的共同课题作了深入的交流。在李约瑟及其夫人的促使下，汤佩松还将自己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所作的研究工作的心得体会和对生命现象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哲学思想总结成论文集，并由李约瑟夫妇带到英国出版。这本论文集由李约瑟作序，定名为《Green Thraldom》。两人成为半个多世纪的至交老友。

1939年，吴大猷教授曾综合其研究成果，撰写了《多原子分子结构和振动光谱》一书。193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拉曼(C.V.Raman)博士得知这样一本著作之后，就曾经试着取得一份供自己和同事们使用，但由于战争的关系最终没有得到。1943年，李约瑟将吴大猷的这本著作寄给了拉曼，拉曼感到非常高兴。拉曼在给李约瑟的去信中称，吴大猷教授的著作是一篇非常有趣并且有价值的论文，他确信这本著作对于他和同事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李约瑟的协助下，中英科学合作馆共交西方出版了24篇中国科学家的科学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在世界著名的刊物上发表，主题主要集中在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应用方面。

在中国工作期间，李约瑟曾在国外发表了大量论文、1943年的《中国西南的科学》、《川西的科学》，1945年发表的《中国科学》、《科学前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等论文和书籍都是李约瑟为试图使中国的进展传达到西方而做的努力。无论是西南联大的“刚毅卓坚”，还是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的艰苦奋斗，都激发了李约瑟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上科学研究历程的热情。李约瑟于是迫切地希望撰写一部西方从未有过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著作，这为日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打下了基础。

篇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该研究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传统的发光材料受限于固定波段、单一颜色发光, 运用最广 的二维彩 色显示系 统, 需要通过 调控红、绿、蓝三种发光材料的颜色通道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叠加得到彩色显示效果, 对加工工艺以及器件稳定性都有很高的 要求, 也限制了显示器分辨率的进一步提高。

新开发的透明无机纳米材料可以“全色”发光, 不需要独 立的红、绿、蓝三基色, 每个纳米颗粒就是一个像素点, 直接把分辨率提高到纳米级。更为重要的是, 将这些在可 见光条件 下透明的纳米颗粒均匀分散在三维空间中。通过肉眼不可见激光的激发和调制, 纳米颗粒可以发出多种不同颜色的可见 光, 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真实立体彩色显示, 并在空间三个维度都达到纳米级的极限分辨率, 突破了传统显示方法, 为立体显示技术提供了一条革命性的思路和途径。

该项研究的另一位负责人、新加坡国立大 学刘小钢 教授指出, 在吸收近红外光后, 处于内层的离子发射蓝 光, 外层的离子发 射红光或 绿光。整个 核壳结构 的平均尺 寸仅为30 ~40nm。

目前, 研究人员已使用此技术在含有该类 纳米材料 的透明基板中画出彩色的三维图形, 可用裸眼直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