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干细胞（精选十篇）
癌干细胞 篇1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文山州人民医院和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自2000年至2007年间病理证实的胆管细胞癌共15例, 其中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10例, 肝门型5例, 其中男10例, 女5例, 年龄23~65岁, 临床及试验室检查:上腹疼痛6例, 发热3例, 黄疸5例, 可扪及上腹包块4例, B超检查发现肝内占位性病变12例, 15例甲胎蛋白 (AFP) 均阴性, 所有病例均无乙肝和肝硬化病史;肝细胞癌30例病理证实20例, 临床证实10例, 其中男18例, 女12例, 年龄18~70岁, 临床及试验室检查:上腹痛15例, 发热5例, 黄疸2例, 可扪及上腹包块9例, B超检查发现肝内占位病变28例, 23例甲胎蛋白 (AFP) 阳性。
1.2 扫描技术
采用西门子双排螺旋CT或飞利浦MX800层8排CT, 先行全肝CT平扫, 扫描范围自膈顶至肝下缘。增强用高压注射器于肘正中静脉注入对比剂碘海醇100m L, 流率为3m L/s, 开始注入对比剂后分别于20~25s、60~70s行全肝螺旋CT动、门脉双期扫描。平扫及增强层厚均为10mm或7.5mm, 部分小病灶进行3mm薄层扫描, 根据病灶不同表现特征进行延迟8~15min延迟扫描。
2 结果
2.1 发病部位
胆管细胞癌组右叶9例, 其中6例为周围型, 3例肝门型;左叶6例, 其中5例周围型, 1例肝门型。病灶大小不等, 最大直径3.5~7.8cm。
肝细胞癌组右叶25例, 左叶5例, 病变最大横径5~13cm不等。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 合并肝硬化14例 (50%) 。
2.2 CT表现
2.2.1 平扫
胆管细胞癌组10例表现为片状略低密度, 与周围正常肝组织之间界限不清。5例形态呈分叶状或类圆形的肿块, 但无明显的占位效应。10例密度不均, 其内及病灶周围隐约可见条状或分支状更低密度区, 3例其内有高密度的点状或条状影。相邻部位肝边缘略显凹陷5例, 肝左叶萎缩3例。肝细胞癌组平扫病灶均为圆或类圆形低密度, 有占位效应, 边缘不清或清楚, 密度均匀或不均, 内见小片或裂隙状更低密度区, 其内及病灶周围仅5例巨大或位于肝门部病变可见条状或分支状更低密度区, 相邻部位肝边缘不同程度膨隆12例。
2.2.2 增强扫描
胆管细胞癌组动脉期病变显轻度不均匀强化、周边部分轻度强化或见条索状强化向无强化区延伸, 但密度低于同层面正常肝实质11例。门脉期边缘增强幅度轻度回落, 或肿瘤内无定型强化密度略高于肝实质, 上述强化范围扩大。其中4例动脉期和门脉期病变大片状低密度无强化。肝细胞癌组动脉期病变明显不均匀强化, 高于同层面正常肝组织25例, 低于同层面正常肝组织5例, 大于3cm病灶内见纤细且走行异常的肿瘤血管影, 小于3cm病变呈均匀明显强化, 10例伴门脉分支或腔静脉内癌栓。
2.2.3 延迟扫描
胆管细胞癌组10例病灶出现延时强化。肝细胞癌组静脉区及延时扫描病变强化渐进减弱, 低于同层面正常肝组织, 病变内不规则片状、裂隙状更低密度坏死区一直无强化,
2.2.4 淋巴结肿大胆管细胞癌组8例伴肝门、胰头区淋巴结肿大。肝细胞癌组仅2胰头区淋巴结肿大。
3 讨论
3.1 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
肝内胆管细胞癌病因不明, 发率年龄多为40~60岁, 男女比例大致相等, 患者不伴肝炎、肝硬化, 但肝内胆管细胞型肝癌常与华支睾吸虫感染、慢性胆管炎及胆管结石、胆总管囊肿、Caroli病及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合并存在, 因此推测其可能与胆管系统的慢性炎性、理化刺激有关[1]。临床表现无特异性, 主要有上腹部不适、体重减轻, 肝门型可出现进行性皮肤巩膜黄染, 周围型个别轻度黄染, 晚期患者出现腹水、衰竭。体检可能触及腹部包块, 实验室检查意义不大, AFP水平在正常范围, CEA升高。晚期患者出现转移, 先转移至局部淋巴结, 以后可有肺、脑等广泛转移、恶液质或肝功能衰竭。
我国肝细胞型肝癌主要与乙、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黄曲霉素、饮水污染关系密切, 其他如酒精性肝硬化、血色病、遗传因素及微量元素缺乏也在肝细胞癌的发病中起一定作用[2]。故肝细胞肝癌患者往往有肝硬化的基础, 且发病年龄相对年轻, 75%AFP水平升高。
3.2 影像学表现及病理学基础
3.2.1 肝内型胆管细胞肝癌
肝内型胆管细胞肝癌根据其发生部位不同分为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 (intrahepatic peripheral cholangiocarcinoma, IHPCC) 和肝门型胆管细胞癌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HC) , 其中前者是指起源于肝内胆管二级分支以远的胆管上皮细胞, 后者指发生在二级分支至肝门处左、右肝管的肿瘤。根据其生长方式分为3种类型:浸润狭窄型、肿快型和腔内生长型。胆管细胞癌多为分化较好的腺癌, 少数未分化癌或乳头状癌, 更少见有鳞癌、类癌、肉瘤等。
CT平扫表现缺乏特征性, 但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间接征象。一般表现为无包膜的低密度肝内肿块, 肿块发现时一般较大, 常超过5cm大小, 形态呈斑片状, 边界清楚或模糊, 密度不均匀。肿瘤内可见包埋胆管, 灶周或灶内见扩张胆管, 部分见高密度结石或钙化 (3例) , 病变相邻部位肝边缘略显凹陷 (5例) 。增强扫描动脉期边缘规则或不规则环形, 或伸向肿瘤内锥形增强, 中心非坏死区不定型强化, 灶周可见异常灌注, 或全瘤无明显强化;门脉期边缘增强幅度轻度回落, 或肿瘤内无定型强化密度略高于肝实质, 上述强化范围扩大;延迟扫描瘤区延时强化并包埋扩张的胆管。本组10病例均见此特征。另外的间接征象包括淋巴结转移 (8例) 。
肝内型胆管细胞肝癌的这种增强特征组织学上肿块主要由恶性肿瘤细胞、纤维组织、凝固性坏死和粘蛋白构成, 在不同的组织类型和肿瘤的不同区域各种成分所占的比例和分布特点明显不同。在肿瘤的外周主要由大量的肿瘤细胞和少数纤维组织构成, 而在肿瘤的中央区主要由纤维组织构成, 肿瘤细胞在其中分布稀疏[3]。成活的肿瘤细胞是产生肿瘤早期强化的病理基础, 而纤维组织是产生肿瘤延迟强化的病理基础[4,5]。腔内生长的乳头状腺癌因不含有丰富的纤维组织成分, 因此不产生延迟强化[5]。胆管阻塞致门脉血流转向, 血液不能再进入梗阻部位肝叶内, 肝细胞代谢成蛋白负平衡状态, 肝细胞萎缩及梗阻后纤维化, 导致局限性肝萎缩。肿块周围出现肝内胆管扩张发生率为41%~52%[6]。此外, 胆管癌易发生腹腔淋巴结肿大转移 (3例) , 不易引起门脉癌栓形成, 无肝硬化背景。这些是较特征性的间接表现, 对于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肝门区胆管癌平扫肝门周围低密度或见不到明显肿块, 增强扫描动脉期和门脉期均无明显强化, 但延迟扫描见肿瘤强化, 较邻近肝密度高, 典型伴有肝内胆管明显扩张, 呈“软藤征”, 扩张的肝内胆管在左右肝管处不汇合。
3.2.2 肝细胞型肝癌
HCC为富血供肿瘤, 病灶90%由肝动脉供血, 仅10%为门静脉供血, 增强动脉期表现为早期明显不均匀/环状强化, 内见点、线状肿瘤血管, 肿瘤的供血动脉 (肝动脉分支) 增粗。门脉期病变强化渐进减弱, 直径5cm以上的大多数病变内见裂隙状或不规则形坏死区。延迟扫描无延迟强化。由此可见肝细胞肝癌在动态扫描过程中相对于正常肝脏组织密度的变化趋势典型的为高、低、低的改变[7]。肝细胞癌病灶常呈球形, 有明显的占位效应。除位于肝门区病变因压迫肝汇管及分支引起肝内胆管扩张外, 很少伴有肝内胆管扩张征象和钙化及结石, 病变内无强化坏死区为片状或裂隙状影, 与胆管细胞癌内条状、分支装水样胆管扩张影易于区别, 其次, 肝癌大多伴有肝硬化为背景 (本组14例肝细胞癌伴肝硬化, 胆管细胞癌无一例伴有肝硬化) , 此外, 肝细胞癌易发生静脉癌栓 (10例) , 13例AFP升高, 较少发生淋巴转移仅2例。
4 治疗
由于两种不同组织来源的原发性肝癌的病理基础不同, 治疗方案也不同。临床上对于小于3cm的肝细胞肝癌且无肝内和淋巴结转移的病人进行手术治疗, 而对于无法手术的肝细胞性肝癌或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患者, TACE治疗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通过TACE的治疗, 不但有效的控制原发病灶的生长, 而且能控制门静脉癌栓生长甚至让其完全消失。TACE可有效地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减少患者的痛苦;胆管细胞型肝癌缺少血液供应, 对化疗和放疗不敏感, 手术治疗是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
摘要：目的探讨肝内型胆管细胞癌与肝细胞肝癌螺旋CT鉴别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肝内型胆管细胞型肝癌15例, 肝细胞肝癌30例, 对MSCT双期 (动脉期及门脉期) 增强及延迟扫描的CT特征和临床表现进行对照分析。结果肝内型胆管细胞癌在增强扫描过程中为动脉、门脉期强化不明显或边缘强化, 并有延迟强化 (10/15例) 。肝细胞型肝癌为动脉期不均匀强化, 而门脉期较周围正常肝组织密度低, 无延迟强化 (25/30例) 。胆管细胞癌呈片状, 无占位效应 (15/15例) , 其内或周围有胆管扩张 (15/15例) , 可伴胆管结石 (3/15例) , 所在肝叶萎缩 (5/15例) , 可有淋巴结转移 (8/15例) 。而肝细胞癌则伴肝硬化 (14/30例) , AFP升高 (23/30例) , 少有淋巴结转移 (2/30例) 。结论MSCT动态增强扫描加延迟扫描是诊断原发性肝癌组织来源的关键技术, 两种病理类型肿瘤的强化方式的差别是其影像诊断的重要依据。其它CT征象有辅助诊断价值。
关键词：胆管细胞癌,肝细胞肝癌,螺旋CT,动态增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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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细胞癌的CT诊断 篇2
关键词肾细胞癌体层摄影电子计算机
肾癌是肾脏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以肾细胞癌为主，占原发于肾脏肿瘤的85%，男性发病率士女性的3倍，发病年龄50～60岁，青少年少见[1]。目前CT扫描对其能准确定位，并对肿瘤大小、范围、病变性质以及有无转移的判断等有重要作用。本组收集15例经手术病理证实肾细胞癌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其CT诊断与鉴别诊断。
资料与方法
本组患者25例，男18例，女7例，年龄27～69岁，平均48岁，临床表现为血尿、腰痛、腹部肿块18例，膀胱刺激征2例，临床无症状体检时发现2例，远处器官转移5例。
检查方法：本组病例全部行平扫和增强扫描，层厚10mm，层间距10mm，部分薄层5mm层厚和5mm间距扫描，其中15例先行B超检查。
结果
平扫：肿瘤大小2.8cm×2.2cm～7.0cm×11cm。肿瘤呈圆形9例，椭圆形11例，不规则形15例，肾影增大14例。边界肿瘤与正常肾实质分界清楚10例，分界不清8例，突向肾轮廓外侧7例。位于肾上极或肾上部15例，下极或下半部10例。密度混杂边缘高中心低14例，密度较均匀低等密度7例，高密度2例，见钙化2例，未见脂肪密度。范围及转移累及肾包膜或肾周脂肪间隙模糊15例，导致肾积水5例。肿块直接侵及后腹膜血管周围3例，侵及肝脏2例，肺脏3例，肾上腺1例，骨转移2例，腹腔淋巴結转移5例。
增强扫描：典型者表现为均匀中等至较明显的肾实质强化，而肿块周边清楚，中心区无强化17例，肿块边缘较清表现为轻度强化8例。
B超检查：15例行B超检查诊断为肾癌13例，正常1例，囊肿1例。
肾癌的分期：Robson CT分期：①Ⅰ期：肿瘤局限于肾包膜内10例（40%）；②Ⅱ期：肿瘤位于肾筋膜内8例（32%）；③Ⅲ期：肿瘤侵及肾静脉和下腔静脉或局部淋巴结转移5例（20%）；④Ⅳ期：邻近器官受侵或远处转移8例（32%）。
讨论
肾细胞癌为泌尿系常见的恶性肿瘤，常见CT表现为CT平扫显示肾实质占位性病变，肿瘤增大向内侵犯肾实质引起肾盂、肾盏变形、移位甚至部分不显影[2]。肿瘤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肿瘤较大者肾局部隆起，病灶与周围肾实质分界不清，肿瘤密度略低于肾实质。少数肿瘤可有钙化，呈不规则斑点状散在分布。增强扫描可见肿瘤呈轻度至中度强化，而正常肾实质明显增强，形成明显对比，使密度不均匀，当肿瘤有新鲜出血时，部分密度高于正常肾实质。少有囊性肾癌。肾肿瘤可向外侵犯，使肾周围脂肪模糊，软组织增厚，也可推压邻近脏器或直接侵犯腰大肌、肾上腺等。也可在肾门、腔静脉、腹主动脉等后腹膜区有多个大小不等的肿大淋巴结，并可融合成团。也可侵犯肾静脉、下腔静脉形成癌栓等。
鉴别诊断：肾盂癌，起自肾盂，多为移行癌，表现为肾盂内肿块，等密度，增强扫描后轻至中度强化，延迟扫描至充盈期见肾盂内充盈缺损，易于区别，但当其侵及肾实质甚至全肾时难鉴别。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病理上由平滑肌、脂肪和异常血管组成，CT平扫病变呈边界清楚的混杂低密度肿块，检出脂肪组织是关键。增强扫描脂肪组织不强化，血管肌组织有不均匀的轻度或中度强化[3]。复杂囊肿，如黏液蛋白含量多时CT值可增高，缘锐利，注射造影剂后部强化。肾癌还需与肾转移癌肾炎性肿块（肾结核性肉芽肿、细菌性脓肿、黄色肉芽肿性肾盂肾炎等），肾外等其他肿瘤相鉴别。
根据肾细胞癌典型CT表现及临床资料一般可以作出准确诊断，CT是诊断肾细胞癌最有价值的检查手段之一，当肿瘤较大或较小时与需与其他肿瘤相鉴别，对肿瘤术前进行准确CT分期，可以为临床制定治疗方案和预后估计提供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卢光明，许建，陈君坤，等.CT读片指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441-443
2邓克学.肾腺癌的CT及MRI诊断进展.实用放射学杂志，1997，13（2）：109-110.
子宫内膜癌干细胞研究进展 篇3
1 肿瘤干细胞理论的发展
Makino等[4]首次提出了肿瘤干细胞假说, 指出肿瘤最初可能起源于一群特殊类型的干细胞, 即肿瘤干细胞。Lapidot等[5]在研究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human acute myeloid leukaemia, AML) 时再次发现, 仅0.1%～1.0%的白血病细胞具有致白血病的能力;1997年, Bolinet等[6]第1次分离出了这一细胞亚群, 并称之为人AML干细胞。至此, 伴随着在造血系统肿瘤中干细胞的研究进展, 肿瘤干细胞假说正式成为肿瘤发病机制研究的新热点。近十年来, 该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 除了造血系统肿瘤外, 在各种非造血系统实体瘤中均发现了肿瘤干细胞可能存在的证据。目前, 肿瘤干细胞的研究重点首先在于肿瘤干细胞的分离、纯化和培养;然后进一步转向研究肿瘤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包括其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表达谱等, 最后为临床肿瘤诊断与治疗提供新策略。
2 肿瘤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到目前为止, 尚无直接的证据来揭示肿瘤干细胞的确切特性。研究人员应用不同的分选策略, 分离出了最接近或可能包含有肿瘤干细胞的瘤细胞亚群, 通过体内外实验来鉴定其生物学特性。从肿瘤干细胞理论角度出发, 研究者逐步证实了这一细胞亚群有以下生物学特性。
2.1 高致瘤性
包括体外克隆形成能力及在免疫缺陷实验动物体内的成瘤能力, 与非肿瘤干细胞相比, 肿瘤干细胞具有更高的致瘤能力, 其能在更短的时间内, 在初始细胞数目更少的情况下, 较非肿瘤干细胞在体内外形成更多克隆, 迄今报道的成瘤性最强的是脑肿瘤干细胞, 100个CD133+的脑肿瘤干细胞即能在NOD/SCID (nonobese diabetic/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t) 小鼠体内成瘤[7]。
2.2 自我更新能力
表现为细胞具有不对称分化能力, 指细胞分裂所得的两个子细胞中, 一个保持与亲代细胞相同的分化等级, 另一个则发生定向分化。肿瘤干细胞通过自我更新, 使肿瘤细胞数量不断扩大, 保留自我原始表型的同时也累积了所有的突变, 使得肿瘤得以在各种情况持续生长。
2.3 分化潜能
即肿瘤的异质性产生的原因。目前普遍认为, 肿瘤干细胞具有横向分化及纵向分化的潜能, 即能同时向不同类型、不同分化等级的组织细胞进行分化, 从而导致了肿瘤的异质性——由共同表型细胞增殖而来的细胞得以出现新的不同的表型。也有研究证实, 肿瘤干细胞与体干细胞一样具有多向分化的能力, 其子代细胞呈现分化特征的表型及功能。脑肿瘤干细胞在体外无血清培养基中加入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bFGF) 和表皮生长因子 (EGF) 等生长因子后形成球体, 其中一些细胞表达天然生物活性物质narciclasine (NCS) 标记, 如巢蛋白 (Nestin) 、细胞膜糖蛋白 (CD133) 、微管相关蛋白2 (MAP2) 、神经细丝酸性蛋白 (GFAP) 等。
2.4 放、化疗抵抗性
肿瘤干细胞不仅与肿瘤的发生相关, 同时也是肿瘤治疗失败的最可能的原因, 相关研究首先集中在肿瘤干细胞的耐药性上。多个研究表明, 肿瘤干细胞拥有较一般肿瘤细胞更强的耐药性[8], 近来的研究除了研究肿瘤干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受性外, 也有学者研究了肿瘤干细胞对放射治疗的敏感性及其可能的信号传导通路, 使得肿瘤干细胞的耐治疗性的研究视野更广, 更为全面深化。
3 子宫内膜癌干细胞分离
3.1 应用细胞表面特异性标记进行分离鉴定
应用细胞表面特异性标记进行分选的手段主要有两种:荧光活化细胞分选系统 (fluorescence activated cell sorting, FACS) 及磁性活化细胞分选系统 (magnetic activated cell sorting, MACS) 。MACS较为准确, 且对分选细胞的活力及功能损伤小, 但常受限于肿瘤干细胞表面标记未知, 以及实体肿瘤干细胞分离过程中蛋白酶能对细胞表面抗原产生破坏。FACS对细胞活力影响较大, 且可能会将相互粘连的细胞团分选出来, 从而影响分选的纯度, 但此技术更为方便, 具有普遍适用性。如:造血系统肿瘤干细胞标志物为CD34+CD38-, 乳腺癌干细胞的标志物为CD44+CD24 (-/low) 。虽然在许多恶性肿瘤中已经找到肿瘤干细胞可能的表面标志, 但是仍缺乏特定的大分子物质作为分选标志。当前的标志物研究常借助于正常干细胞的相关成果和技术。
CD133是首个用于分离子宫内膜癌干细胞的标志物, 其为Prominin家族成员, 含5次跨膜结构, 分子量为120Kb, 是成人干细胞表面标志物, 它的表达意味着细胞干性的保持, 被认为是胰腺癌[9]、大肠癌[10]及卵巢癌[11]等多种肿瘤干细胞的标志物。Rutella等[12]在133例子宫内膜癌标本中检测显示CD133阳性者高达62.6%, 但其他内皮和干细胞相关因子却是阴性表达, 分选的 CD133 阳性细胞在富含血清的培养基中可以4.6倍增长, 并且共表达肿瘤相关抗原 GalNAcalpha1-O-Ser/Thr MUC-1。CD133 阳性细胞有形成球囊的特性, 形成的球囊可繁殖长达12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分选的CD133阳性细胞能够耐受顺铂和紫杉醇介导的细胞毒作用, 并且高表达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 、白细胞介素8 (IL-8) 、细胞表面跨膜糖蛋白CD44和趋化因子受体 (CXCR4) , 且CD133阳性细胞能在NOD/SCID鼠中能够成瘤, 结果认为CD133有望成为子宫内膜癌分析CSC生物学特性的工具。Nakamura等[11]对Ishikawa细胞中15.5%CD133+细胞分离后进行一系列检测, 认为CD133+细胞具有更强的克隆形成能力、化疗耐受性和体外致瘤性。
Musashi-1是一种进化保守的RNA结合蛋白, 选择性表达在神经前体细胞包括神经干细胞上, 通过调节转录后的翻译过程来保持干细胞处于未分化的状态, 其在维持干细胞状态和肿瘤发生方面起到重要作用。Gotte 等[13]的研究证实子宫内膜癌细胞中存在着Musashi-1高表达且具有干细胞特性的细胞亚群, 且证实Musashi-1通过干细胞相关因子Notch-1、Hes-1及P21 (WAF1/CIP1) 来调控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周期及凋亡。由此推测子宫内膜癌中存在着肿瘤干细胞。
Nanog基因对肿瘤干细胞保持其多能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在子宫内膜样腺癌细胞球中高表达Nanog[14], 且与子宫良性病变相比子宫内膜样腺癌中的表达量较高, 由此推测子宫内膜癌干细胞的存在, 且Nanog有可能作为一种潜在的治疗靶点。
3.2 应用细胞生物学特性进行分离鉴定
与依靠干细胞表面标志如CD34及CD133等的分选策略相比较, 侧群细胞 (side population, SP) 方法分离肿瘤干细胞更突出了肿瘤干细胞的功能筛选的因素即抗药性, 故其结果会更为可靠。Goodell等[15]在用DNA 染料Hoechst33342 为造血干细胞染色并进行FACS 分选时发现, 有一群染色偏低, 与其他大部分细胞不一样的细胞群体, 命名为SP细胞。SP细胞是指能将荧光染料Hoechst33342泵出细胞外, 而使自身着色较浅或不着色的细胞, 这类细胞富含原始细胞和未分化细胞。在干细胞和肿瘤细胞中都存在极少量的SP细胞, SP细胞具备干细胞的多种特性且易于分离, 是一个浓缩的干细胞群体, 并高表达ABC转运家族中的耐药蛋白ABCG2/乳腺癌耐药蛋白BCRP1, 可能是肿瘤产生耐药和复发的原因。对干细胞和肿瘤组织SP细胞的分离和鉴定有可能为干细胞和肿瘤干细胞的研究提供便利的途径。SP细胞高表达CD133、C-kit及Sca-1等干细胞表面标志物, 几乎不表达细胞分化成熟的分子标志上皮膜抗原 (epithelialmembrane antigen) 、ALBU等。
2007年日本学者Kato等[16]第1次分离了正常子宫内膜的SP细胞, Tsuji等[17]研究也发现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含有0.03%～1.1%的SP细胞, 与正常组织相似, 肿瘤组织或肿瘤细胞系中也存在比例很低的SP细胞。Friel等[18]从子宫内膜癌细胞株AN3CA中分选出0.02%的SP细胞, SP细胞中处于G1 期的细胞比例高于非 SP细胞, SP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化疗耐药和成瘤的特性。Kato等[19]分别在子宫内膜癌患者肿瘤组织中以及子宫内膜癌HEC-1细胞系中分离了0.1%～0.5%的SP细胞, 证实了子宫内膜癌中SP细胞具有更强的增殖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和侵袭能力, 给裸鼠种植1×104个HEC-1-SP细胞即可成瘤。
肿瘤干细胞在无血清培养基加用特殊的生长因子等体外培养条件下能进行无限扩增形成球形体 (sphere) , 这些球形体具有肿瘤干细胞标记和高致瘤性。无血清悬浮培养法最初应用于神经干细胞的分离, 即通过无血清的培养方法可以得到悬浮的干细胞球, 这在脑肿瘤干细胞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采用溴脱氧尿嘧啶核苷 (bromodeoxyuridine, BrdU) 法鉴定肿瘤干细胞。BrdU是 DNA前体胸腺嘧啶核苷类似物, 通过竞争掺入 S期细胞单链DNA核苷酸序列替代胸腺嘧啶。BrdU经活体注射或细胞培养加入后, 利用抗Brdu单克隆抗体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显示增殖细胞。如果细胞迅速分裂, BrdU则被稀释而检测不到;如果细胞分裂缓慢, 则可以被检测到。因此, BrdU常被用来鉴定体干细胞及其在干细胞龛中的位置, 这种细胞被称为标记阻滞细胞 (label retaining cell, LRC) 。BrdU法在肿瘤组织中鉴定肿瘤干细胞也得到了应用。Zhang等[20]将3种经BrdU标记的鼻咽癌细胞系 (5-8F、6-10B和TMNE) 植入裸鼠的背部, 长成肿瘤后检测到了 LRC (约占0.3% ) 。但是子宫内膜癌干细胞是否具有以上两种性质从而将其分离出来呢?目前尚无与此相关的研究报道。
4 子宫内膜癌干细胞特性研究
4.1 耐化疗和耐放疗
传统抗肿瘤药物大都是破坏肿瘤细胞的DNA或干扰有丝分裂而导致细胞死亡, 近来许多研究显示, 肿瘤干细胞对诱导DNA破坏的常规细胞毒药物存在明显的耐药性, 提示肿瘤干细胞可能在肿瘤耐药性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5年, Dean等[21]提出了3种肿瘤干细胞耐药模式, 即天生性耐药、获得性耐药及群体天生耐药。这种耐药性一方面可能来源于肿瘤干细胞最初自身的表型特点, 如多药耐药相关蛋白1 (MRP1) 、P-糖蛋白 (P-gp) 、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子 (ATP -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ABC) 转运蛋白家族中多药耐药蛋白 (MDR1) 及ABCG2 (ATP-binding cassette superfamily G member 2) /鼠Bcrp1 (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l) (即ABCG2/Bcrpl) 等耐药基因的表达, 使其得以泵出包括代谢产物、药物、毒性物质、内源性脂类物质、多肽、核苷酸及固醇类等多种物质, 使肿瘤干细胞一方面从一开始就较一般肿瘤细胞具有更强的耐药性;另一方面, 也可能来源于肿瘤干细胞分化过程、自我更新过程中积累的突变基因, 使其能在长期化疗过程中幸存下来。有研究显示子宫内膜癌SP细胞比non-SP (非-SP) 具有更强的对化疗药物的耐受性。子宫内膜样腺癌中分选的CD133阳性细胞能够耐受顺铂和紫杉醇介导的细胞毒作用, 并且高表达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 、白细胞介素8 (IL-8) 。耐药是因为肿瘤干细胞通常处于相对静止或休眠状态, 而当前的抗肿瘤药主要是靶向迅速增生的分裂期细胞。因此, 肿瘤干细胞不受影响。
多项研究显示肿瘤干细胞表现出较普通细胞更强的辐射抵抗能力, 但具体机制尚不明确。Jeremy[22]认为细胞在放射线照射损伤后, 肿瘤干细胞少量凋亡, 大部分通过DNA修复而存活下来, 并继续大量增殖, 而非肿瘤干细胞则大部分凋亡。Kastan等[23]报道DNA受到损伤时, 可通过多种机制启动细胞周期延迟和阻滞, 以利于DNA修复。这种周期阻滞在正常细胞中是一种有利的保护机制, 但在肿瘤细胞中周期阻滞可能会增强细胞的放射抵抗, 为了了解子宫内膜癌干细胞放疗抵抗机制, 仍需进一步对细胞周期和放疗抵抗关系进行研究。
4.2 耐内分泌治疗
孕激素作为晚期、复发及要求保留生育能力的早期子宫内膜癌的治疗手段, 并获得了一定的疗效。但孕激素治疗子宫内膜癌的成功率为57%～75%, 而40%患者对孕激素不敏感或耐药。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肿瘤在常规治疗后复发和耐药可能与肿瘤干细胞有关, 肿瘤干细胞较一般肿瘤细胞具有更强的耐药性。最近的研究显示, 耐孕激素子宫内膜癌Ishikawa细胞中ER-a、PR-B表达明显下降, ER-β表达增强, PR-A表达基本不变。ER、PR亚型表达的失衡特别是PR-B表达的下降可能为长期孕激素耐药发生的机制之一。子宫内膜癌干细胞是否在孕激素耐药的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献报道很少, 有待进一步研究。
4.3 其他方面
此外, 子宫内膜癌干细胞还与肿瘤的复发、侵袭转移有关。完成子宫内膜癌转移的肿瘤细胞实际上是转移性肿瘤干细胞或迁移性肿瘤干细胞[24], 因此, 目前肿瘤侵袭和转移机制研究从主要关注肿瘤细胞遗传特性, 转向关注转移性肿瘤干细胞与靶器官微环境相互作用。近来, 对于肿瘤干细胞的治疗方法有:肿瘤干细胞特异性表面标志靶点治疗、诱导分化肿瘤干细胞治疗、Hedgehog 信号转导通路的靶向治疗及针对肿瘤干细胞自我更新途径的治疗。动物实验同样取得明显治疗效果, 这些实验结果都提示肿瘤干细胞靶向治疗的前景。随着对子宫内膜癌干细胞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势必将有助于揭示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转移、复发及耐药的机制, 为子宫内膜癌的治疗开拓新的领域和方向, 也为其他肿瘤的治疗和新药物的研究、开发提供新的途径。
乳腺富糖原透明细胞癌9例诊治分析 篇4
关键词 乳腺肿瘤/外科学 腺癌 透明细胞 肿瘤治疗方案
GRCC是乳腺癌较为罕见的一种亚型。2001年1月～2011年5月收治乳腺癌患者847例，其中包括9例GRCC，现对这些GRCC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资料与方法
9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33～65岁，左(右)外上象限肿瘤5例，左(右)内上象限3例，右外下象限1例。
方法：患者术中行冰冻切片检查，病检确诊为乳腺癌者立即行乳腺癌根治。术后对HE染色疑似GRCC的肿瘤组织予以会诊，进行PAS、免疫组化染色，检测ER、PR、HER2/neu的表达情况。GRCC患者按AC方案接受6个周期化疗。术后定期随访至少5年或直至死亡。
结 果
9例GRCC乳腺癌与浸润性乳腺癌在大体上没有区别。GRCC肿瘤最大径平均3.4cm。镜下大多数表现为片状、巢状分布。肿瘤细胞呈实性生长，有些也可呈乳头状。实性区肿瘤细胞呈多边形，胞核位于中央或偏心。大多数胞浆透明，少数细胞内可见细颗粒或泡沫。PAS染色可见实性区、乳头区内的细胞浆内含有丰富的糖原。乳头中央为纤维血管轴，被覆透明细胞，核中度异型。实性透明细胞区内，细胞轻、中度异型，核Ⅱ或Ⅲ级，但筛状区、微乳头状区可见有典型的核I级。一些浸润性GRCC细胞可见有丝分裂像。有3例腋窝淋巴结发现转移，其中，ER、PgR、Her2/neu的阳性例数分别为0、1、1例，显著少于其他类型的浸润性乳腺癌。6例患者随访5年以上，除2例分别在术后2、3年内死于肿瘤复发外，其余均无病生存。另外3例患者随访1～4年均无病生存。
讨 论
GRCC是一类非常罕见的乳腺癌［1］，Hull在1981年最先将其作为乳腺癌的一个独立病理类型进行了报道［2］。该肿瘤几乎全是由胞浆透明、内含大量水溶性糖原的多边形肿瘤细胞构成的。随后的研究显示肿瘤细胞胞浆内含有可被淀粉酶消化的PAS强阳性颗粒。由胞浆丰富的透明细胞构成的乳腺癌主要有富糖原癌、富脂质癌、分泌型癌和印戒细胞癌，应用特殊染色均可以在光镜下予以区分。富脂质癌呈弥漫性浸润性增生，胞浆呈泡沫样，呈火红色。分泌性癌含有大量的PAS阳性、耐淀粉酶物质。印戒细胞癌中，胞核因受到PAS阳性、耐淀粉酶的大液泡挤压，而偏向一侧。富脂质癌和印戒细胞癌可能表现为单纯型，或可能与其他类形的乳腺癌相关，如小叶癌或导管癌。此外，透明细胞癌也可见于乳腺外的器官，包括唾液腺、阴道、宫颈、子宫内膜、肺、喉、卵巢，但应排除来自于肾、肾上腺、胰腺、唾液腺的转移性透明细胞癌。研究发现，对GRCC中透明细胞成分界定比例越高，其发病率就越低。透明细胞成分＞肿瘤50%时，发病率3%，而透明细胞成分＞90%时［3］，则2.7%。本研究中界定比例50%，发病率2.7%。不过，在最近的乳腺癌患者中，GRCC发病率明显上升。
Toikkanen和Joensuu认为，GRCC预后可能比常见导管癌差。他们发现，6例GRCC患者中，有5例在确诊时腋窝淋巴结出现转移，这些患者在确诊7年内死于乳腺癌。Kuroda也认为［4］，如果GRCC与常见的导管癌在肿瘤大小、分级、淋巴结状态方面相当的话，预后没什么不同。他们认为，预后不同，主要是与非透明细胞癌组相比，透明细胞癌组出现Ⅱ～Ⅲ级肿瘤、坏死、淋巴结转移的概率较大，这与本研究相似。在本研究中，GRCC常表现为核中～重度异型性，且没有坏死。此外，筛状区、乳头状区的核分级多为Ⅰ级。
Fisher及其同事报道的GRCC病例最多(45例)，并且指出，GRCC预后比常见的导管癌差。本研究中，有2例患者在初诊后死于原发肿瘤。不过，本研究中的肿瘤大小与以前的报道差别不大，淋巴结状态似乎与常见的浸润性导管癌淋巴结状态并无不同。本研究中9例GRCC患者，仅有3例确诊时发现淋巴结转移，表明大多数患者确诊时为早期。
ER、PgR常表达于分化型肿瘤，在对乳腺癌患者评估预后、确定治疗时，应考虑这些预后因素。ER和PgR状态有助于评估预后，但由于本研究随访阳性病例数少，还不能由此确定这些指标的预后意义。Her2/neu蛋白过表达最早见于人乳腺癌和卵巢癌，可能是影响癌细胞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有些机制尚不甚明确。一些研究认为，较高水平的Her2/neu是肿瘤侵袭性的一个独立性预后因素。不过，据了解，以前的GRCC报道未提及Her2/neu这类预后指标。本研究中Her2/neu的过表达率与普通乳腺癌非常相似。但癌基因阴性无助于预后评估，如Her2/neu。除Her2/neu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是GRCC发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Thondavadi S R,J Krishnamurthy VM.Gubbanna.A case report of glycogen-rich clear cell carcinoma of breast［J］.Indian J Pathol Microbiol,2010,53(2):374-375.
2 Fisher E R,J Tavares I S,Bulatao,et al.Glycogen-rich,clear cell breast cancer:with comments concerning other clear cell variants［J］.Hum Pathol,1985,16(11):1085-1090.
3 Toikkanen S H.Joensuu.Glycogen-rich clear-cell carcinoma of the breast:a clinicopathologic and flow cytometric study［J］.Hum Pathol,1991,22(1):81-83.
4 Kuroda H G,Sakamoto K,Ohnisi,et al.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glycogen-rich clear cell carcinoma of the breast［J］.Breast Cancer,2005,12(3):189-195.
癌干细胞 篇5
1 BMSCs对肝癌组织的影响
肝切除术是目前治疗HCC的重要手段, 但由于术后大量肝脏组织被移除, 患者往往出肝脏衰竭的表现。近年来新提出的BMSCs移植治疗肝癌患者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据当前的研究表明, BMSCs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影响肝癌:①BMSCs可促进肝组织再生;②BMSCs减缓肝硬化进程;③BMSCs可诱导HCC凋亡。
1.1 BMSCs可促进肝组织再生
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BMSCs移植可以促进肝功能衰竭患者体内肝组织的再生。Kuo等[3]给口服四氯化碳构建肝癌模型的小鼠移植了BMSCs后发现小鼠的死亡率降低。同时研究表明肝组织内细胞角蛋白、肝细胞核因子4、细胞色素P450和谷氨酰胺合成酶等蛋白表达量都上升, 提示小鼠内肝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利用同样的模型, Banas等[4]发现BMSCs可以高度表达肝细胞刺激因子如白介素-8、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肝细胞生长因子等。有学者[5]将BMSCs与肝细胞混合培养, 结果显示其肝组织内BM-SCs可以分化为肝样细胞。综合以往的研究, BMSCs移植促进肝脏再生的机制可能为:①BMSCs有分化成肝样细胞的潜能;②BMSCs可以分泌多种成肝样细胞因子, 从而促进干细胞增殖。
1.2 BMSCs可减缓肝硬化进程
在肝炎的流行病区, HCC患者大多经历肝炎到肝硬化最后发展为肝癌的过程。而当疾病发展到肝硬化时往往已经是不可逆的过程。最近有研究表明BMSCs可以抑制肝星状细胞的活化, 促进其凋亡, 减少细胞外基质分泌, 从而达到延缓肝纤维化的进程[6]。Wang等[7]则从分子层面验证了BMSCs可以通过细胞间信号传导和分泌肝样生长因子, 调控肝星状细胞的TLR4/NF-k B通路, 从而抑制肝星状细胞的活性和增殖能力。但Peng等[2]在其临床试验中却发现BMSCs移植只能在短期内缓解肝衰竭的慢性乙肝患者症状, 而无法真正地阻止其最终转化为HCC的进程以及降低HCC的死亡率。
1.3 BMSCs可诱导HCC凋亡
近年来有研究提出BMSCs移植可以通过诱导癌细胞凋亡从而用于治疗HCC。吴昌雄等[8]在其研究中发现:BMSCs不仅可以在肝脏中定植并分化为具有肝细胞功能的肝样细胞, 同时其可诱发肝癌细胞的坏死。Li等[9]则从分子层面研究BMSCs移植对肝癌组织的影响, 研究表明细胞凋亡相关基因Bax和caspas-3的表达量明显上升, 且抗凋亡相关基因Bcl-2的表达量也下降。同时该研究也指出肿瘤转移相关因子OPN、BSP和α-V基因的表达量都下降。
2 BMSCs对肝癌转移的影响
晚期肝癌患者往往已经出现了肝外的转移, 因此预防和治疗肝癌转移已经成为研究HCC的热点之一。Li等[10]在研究患HCC小鼠移植BMSCs的实验中发现:移植BMSCs实验组小鼠的肺转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同时Li等[11]还发现BMSCs通过下调TGF-β1和MMP的表达。其中由于TGF-β1可以通过调节致瘤性m RNA的表达, 促进HCC细胞的生长、转移和浸润能力, 从而促进HCC的发生和发展[12]。因此TGF-β1表达量的下降将能够阻止HCC向肝外组织转移, 从而提高HCC患者的治疗效果。Li等[9]也发现肿瘤转移相关因子OPN、BSP和α-V基因的表达量都下降, 并且证明BMSCs对HCC转移的抑制作用大于BMSCs对HCC凋亡作用效果。综合以往研究, 目前普遍认为BMSCs可以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的方式改变HCC周围的微环境, 从而抑制HCC向肝外组织的转移。
3 BMSCs作为靶向细胞治疗HCC
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 基因治疗已经成为治疗HCC的研究热点之一。而BMSCs由于易于分离、体内扩增及进行基因修饰, 因此成为基因治疗的理想靶向细胞[13]。有研究运用基因转录的方法将组织特异性自杀基因:趋化因子CCL5和促血管生成素家族的Tie2基因分别导入BMSCs中, 并将两种细胞分别移植到肝癌组织中, 实验结果表明两种基因转载后的细胞都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能力, 其中转载CCL5的BMSCs对HCC的抑制作用强于转载Tie2的BMSCs。Xie等[14]将干扰素-β (IFN-β) 基因植入BMSCs中, 并将修饰后的BMSCs移植至肝癌组织中, 该研究发现BMSCs分泌大量IFN-β从而通过抑制AKT/FOXO3a通路从而抑制HCC的增殖能力。类似的研究也发现IFN-γ、IL-2等肿瘤源性的外切体植入BMSCs细胞中都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HCC的活性和增殖能力[13,14,15]。Gao等[16]在其研究中将色素上皮源性生长因子转载到BMSCs中并移植到HCC小鼠模型中, 实验结果表明转载后的BMSCs不仅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 同时也能够缓解HCC的转移。
Knoop等[17]则将钠/碘转运体的基因导入BMSCs内并将细胞移植至HCC中, 这一方法不仅可以通过123I-闪烁扫描术或124I-PET监测BMSCs在HCC中的活动情况。同时研究发现移植后肝组织内HCC含量下降, 其可能的机制是BMSCs胞内聚集的131I放射出射线破坏了周围的HCC。此方法将为生物治疗联合放射治疗应用于靶向治疗HCC奠定了初步基础。
4 BMSCs的致瘤性分析
虽然目前运用BMSCs移植被广泛应用于治疗HCC的研究,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BMSCs也具有一定潜在的致瘤性。目前已经有研究猜测BMSCs可能是恶性纤维母细胞瘤和尤因骨肿瘤细胞的共同远祖来源[18,19]。但Dawson等[20]在研究中发现只有髓系来源的BMSCs (CD45+CD11+b Sca1-) 具有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和分化而间充质来源的BMSCs (Sca1-Gr-1-F4/80-CD11b-CD31-CD45-) 则无此特性。而Gong等[21]则研究发现, BMSCs可以通过分泌促血管生成素促进肝癌组织内微血管的生成, 从而有利于HCC在局部获得更多养料来源并迅速增殖。
为了降低HCC患者BMSCs移植后出现BMSCs致瘤的发生率, 有学者[22]提取了BMSCs中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微囊泡 (microvesicles, MV) , 并将其与HCC混合培养, 观察MV在小鼠体内外对HCC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MV在小鼠体内外都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能力的作用。此方案将有可能解决BMSCs移植治疗HCC过程中遇到的BMSCs向恶性肿瘤细胞增殖分化的问题。
5 展望
癌干细胞 篇6
关键词：肾透明细胞癌,肾乳头状细胞癌,多层螺旋CT,鉴别诊断
肾细胞癌分两大类, 肾透明细胞癌 (ccRCC) 和非肾透明细胞癌, 前者占肾细胞癌的60%~85%, 预后较差, 5年生存率不足70%。后者类型较多, 按照发病率排名主要是肾乳头状细胞癌 (PRCC) 。ccRCC肿瘤血运丰富, 同时组织行为恶性程度高。而肾乳头状细胞癌大多预后优于前者。MSCT是国内较为普及的检查手段, 研究肾脏透明细胞癌和肾乳头状细胞癌的MSCT表现对于指导临床, 估算预后, 决定治疗方案有积极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2015年经临床手术和病理证实的肾透明细胞癌患者30例, 男21例, 女9例;年龄32~73岁, 中位数53.5岁;病程为12~120d, 平均33.5d;对照组为2010~2015年经临床和手术证实的肾乳头状细胞癌 (PRCC) 10例, 其中男7例, 女3例, 年龄为27~71岁, 中位数50.1岁;病程为10~84d, 平均36d。
1.2 临床表现
肾透明细胞癌组:无任何临床症状经体检偶然发现者19例 (63.3%) , 血尿5例 (16.7%) , 腰痛9例 (33.0%) 。有肾外症状者包括:消瘦1例, 疲乏3例, 高血压2例, 贫血2例。肾乳头状细胞癌组:无任何临床症状经体检偶然发现者5例 (50%) , 血尿2例 (20.0%) , 腰痛2例 (20.0%) 。有肾外症状者包括:消瘦2例, 疲乏1例, 高血压1例。
1.3 检查方法
检查机器使用飞利浦Brilliance 16排螺旋CT。检查前要求患者空腹8h以上, 扫描空腹前饮泛影葡胺溶液800~1200ml。扫描参数:120k V, 250m A, 扫描模式螺旋模式, 重建层厚1.5~2mm, 扫描范围自膈顶向下, 到达骶椎上方。对比剂用碘海醇, 剂量为90~120ml, 用高压注射器经肘静脉快速注射, 注射速率3ml/s, 动脉期 (皮髓质期) 注药后25~30s, 静脉期 (实质期) 注射药物后50~60S, 分泌期 (延迟期) 3~4min。
1.4 观察指标 对2组患者的病灶大小形态, 平扫征象、增强扫描影像进行比较。
1.5 统计学方法
对于两组平扫, 动脉期、静脉期、延迟期增强强度值和峰谷差值进行独立资料的t检验。置信区间95%,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平扫坏死出血囊肿分叶等参数多有<5, 甚至为0, 故暂时不再进行两组平扫特征的独立分组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检出病灶大小形态
肾透明细胞癌组:左侧14例, 右侧16例。肿瘤位于肾上极者9例, 肾下极者10例, 肾中部者11例。均为圆形或类圆形, 未见分叶, 囊变2例。直径2.0~8.2cm, 平均4.6cm。肾乳头状细胞癌组:左侧6例, 右侧4例。肿瘤位于肾上极者4例, 肾下极者3例, 肾中部者3例。为圆形或类圆形, 1例分叶, 无囊变。直径2.5~7.1cm, 平均4.2cm。
2.2 平扫征象
肾透明细胞癌组:密度均匀22例, 不均匀8例。内部坏死3例。4例稍高密度, 其余等密度或稍低密度。2例钙化。未见出血。肾乳头状细胞癌组:密度均匀9例, 不均匀1例。未见坏死。1例稍高密度, 其余等密度或稍低密度。无钙化出血。
2.3 增强扫描
肾透明细胞癌组:强化峰值大多出现在动脉期 (28例) 。强化大多不均匀, 均匀强化仅占5例。22例表现为动脉期明显强化, 6例动脉期中等强化, 2例动脉期轻度强化。最高强化值190HU, 最低强化值65HU, 大多数静脉期开始强化程度低于同期的肾脏皮质, 形成所谓相对低密度, 延迟期更加显著。即所谓:“快进快出”。强化峰值不在动脉期2例中, 峰值均出现在静脉期, 且衰减缓慢。峰值不高, 90~100HU。2例有邻近淋巴结肿大, 肾静脉癌栓1例。肾乳头状细胞癌组:强化峰值8例在静脉期, 2例在延迟期。普遍峰值低于肾透明细胞癌组。峰值衰减非常慢。属于延迟性扫描。
3 讨论
3.1 病理 肾细胞癌分为肾透明细胞癌、肾乳头状细胞癌、肾嫌色细胞癌、集合管癌等10余种类型。而透明细胞癌发病率最高。紧跟其次的是乳头状细胞癌 (7%~14%) 、嫌色细胞癌 (4%~10%) 。ccRCC细胞胞质丰富, 呈现透明状, 细胞间质有丰富毛细血管和血窦。其病理特征符合CT增强表现。乳头状肾细胞癌病理多以典型乳头状结构, 还有非典型的乳头结构如梁状、管状、微小结等;其间质内血管少, 可见泡沫细胞和沙砾体, 少数肿瘤细胞吞噬含铁血黄素[1]。嫌色细胞癌主要由两种细胞构成, 嫌色细胞和嗜酸细胞, 前者体积大, 多角形, 有清晰的包膜, 细胞质不染色网状, 嗜酸细胞主要是细胞质嗜酸, 细胞排列呈片状梁状。其间血管结构少见[2]。从病理来看, 可以解释ccRCC和非ccRCC强化差异, 物质基础在于血管是否丰富。同时丰富的血管使造影剂进出皆迅速。而血管不丰富, 使造影缓慢积聚在细胞间质。ccRCC较其他非透明细胞癌恶性程度更大, 也可能和血管丰富相关。
注:与PRCC比较, *P<0.05
3.2 ccRCC和PRCC的CT征象的特点
单纯依赖平扫, 对于鉴别ccRCC和PRCC价值不大。ccRCC平扫瘤体实质与同侧相邻正常肾皮质、肾髓质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从本组看ccRCC和PRCC平扫瘤体CT值也无显著差异。从本组结果看, 强化峰值出现时间位于动脉期 (皮质期) , 强化程度也就是峰值高度较高, 个别CT值>150HU。且在实质期 (静脉期) 和分泌期 (延迟期) 明显衰减, 造成典型:“快进快出”型强化。往往在分泌期形成典型的相对低密度区。但是并非所有的病例均表现为显著强化, 然而, “快进快出”的征象基本上都存在。这些和文献的描述基本一致[4,5,6]。文献报导MRI的ccRCC和PRCC增强特性和CT也基本一致, 也是快进快出和延迟增强两种类型, 也是增强峰值在动脉期和静脉期的差别。也是增强程度有显著差别[7,8,9,10,11]。
3.3 肾乳头状细胞癌和肾嫌色细胞癌 (ChRCC) 的CT征象相同点
肾嫌色细胞癌发病率仅次于PRCC, 他们的恶性程度相对于肾透明细胞癌低, 两者临床预后接近。这两者有着类似的增强峰值, 和强化方式, 基本表现为中度和轻度的延迟强化。两者互相鉴别较为困难。
刘学玲等[12]研究表明, ChRCC的峰值强度比PRCC高, 但两者差值较少, 虽然有统计学意义,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很难根据这个差值做出倾向性诊断。最关键两者都是延迟强化, 很难区分。且两者峰值降落都十分缓慢。而ccRCC的峰值跌落十分显著。
3.4 ccRCC和其他肾脏病变的鉴别
肾脏的良性肿瘤如平滑肌脂肪瘤主要诊断要点在于发现脂肪成分, 如果不能发现典型的脂肪物质, 则诊断变得很困难。而淋巴瘤易于出现早期转移和周围浸润, 边界不清晰, 好多发, 常见淋巴转移, 其增强无规律性, 但大多不是显著增强。最主要是原发的肾脏淋巴瘤发病率低, 临床少见。肾素瘤一般有典型的临床症状易于区别。
子宫内膜小细胞癌3例 篇7
例1, 患者, 72岁, 因绝经22年, 阴道流血及排液20余天于2008年9月收入我院。患者22年前自然绝经, 入院前20余天出现阴道排出淡黄色水样分泌物, 并伴有阴道不规则流血, 彩超检查提示宫内回声团, 收入院。既往合并高血压、糖尿病, G4P3。妇科检查:子宫萎缩欠佳, 余检查正常。肿瘤标志物:CA19-938.69 U/ml、CA1258.84 U/ml。妇科彩超检查:宫腔内不均质实性中等回声占位, 范围2.9 cm×2.2 cm×2.3 cm。入院后行宫腔镜, 病理检查示:子宫内膜小细胞恶性肿瘤;免疫组化:弹性蛋白 (Vimentin) 阳性、CD99阳性, P53 (局灶阳性) 、Ki67 60%, 余阴性。考虑子宫内膜小细胞癌, 于10月13日在全身麻醉下行开腹闭式全子宫切除术+双侧附件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活检术。术中见:无腹水, 子宫未萎缩, 双侧附件正常, 肝、胆、脾、胃肠及网膜未见异常。术后大体标本见肿瘤突向宫腔, 侵犯浅肌层, 余组织及淋巴未见侵犯, 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证实为子宫内膜小细胞癌伴小部分子宫内膜样腺癌成分。手术病理分期:ⅠB期。患者术后于10月28日、11月27日分别予CAP方案 (环磷酰胺700 mg+多柔比星70 mg+顺铂100 mg) 静脉化疗2周期, 于2009年1月13日至2月27日放疗32次, 后再次静脉CAP方案化疗2周期, 末次化疗于2009年4月。患者术后随访至今, 共57个月, 复查CA125、CA19-9均在正常范围, 无肿瘤复发迹象。
例2, 患者, 39岁, 因阴道不规则流血4月余于2010年7月28日收入我院。患者阴道不规则流血4个月, 外院反复B超检查提示内膜增厚, 阴道不规则流血并伴有组织排出, 排出组织行病理检查提示恶性肿瘤, 遂就诊于我院。既往无特殊病史, G2P1。妇科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肿瘤标志物:CA12542.88 U/ml、CA19-96.35 U/ml、CEA 0.517μg/L。妇科彩超检查示:宫腔内形态不规则中等不均质回声5.9 cm×2.9 cm×2.4 cm, 达宫颈管下段, 距前壁浆膜层最薄0.4 cm, 提示肉瘤可能。盆腔MRI检查示:子宫内膜不规则增厚, 范围6.8 cm×2.5 cm, 以等T1长T2信号为主, 抑脂像及DWI上呈高信号, 其内有不规则低信号, 宫颈受累, 增强扫描中度强化, 盆腔多发肿大淋巴结, 提示恶性占位。盆腔CT检查示:宫腔不规则低密度影, 边缘不清, 范围7.3 cm×3.8 cm, 增强扫描强化程度低于其余子宫肌壁, 双侧腹股沟区可见多发小淋巴结, 提示:子宫体部及颈部恶性肿瘤。宫腔排出组织于我院及外院病理会诊均提示恶性肿瘤, 考虑平滑肌肉瘤、子宫内膜间质肿瘤及低分化癌可能。于8月4日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双侧附件切除术+盆腔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术。术中探查:无腹水, 子宫大小正常, 双侧输卵管及卵巢外观正常, 肝、脾、胃、肠管及网膜未及异常。术后病理检查示:肿瘤细胞弥漫浸润生长, 侵犯宫壁及宫颈管壁 (深度<1/2) , 可见广泛脉管内癌栓, 肿瘤细胞体积小, 呈短梭形或卵圆形, 胞浆稀少;免疫组化结果:突触素 (synaptophysin, Syn) 阳性、P16阳性, Ki-67 70%, 余阴性。病理诊断:子宫内膜小细胞癌, 手术病理分期:Ⅱ期。患者术后于8月20日起行EP方案静脉化疗 (依托泊苷150 mg+顺铂40 mg, 连用3天) , 每月1次, 共3次。于11月8日起放疗25次。化疗后1月余继续EP方案静脉化疗3周期, 末次化疗时间2011年4月。患者术后定期随访至今, 共38个月, 动态监测CA125未降至正常, 维持在40 U/ml左右, 但无明显上升;术后初次复查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euron specific enolase, NSE) 18.03ng/ml轻度升高, 后逐渐降至正常水平;复查妇科检查、胸部、腹部及盆腔CT检查均无肿瘤复发迹象。
例3, 患者, 56岁, 因阴道流血半年, 增多1月余于2012年5月24日收入我院妇科治疗。患者阴道不规则流血半年, 后伴阴道排液, 入院前1个月阴道流血明显增多, 分段诊刮病理检查提示:Ⅰ型子宫内膜样腺癌, 遂收入院治疗。既往无特殊病史, G1P1。妇科检查:子宫增大如孕10周, 质中, 边界清楚, 活动度可, 余查体正常。肿瘤标志物:CA12522.55 U/ml、CA19-916.5 U/ml、CP2 6.88 U/ml、CEA 1.26μg/L均正常。盆腔MRI检查示:子宫底及子宫体内膜不规则增厚, 局部结合带模糊, 病灶为等T1长T2信号, 与浅肌层分界欠清, 在DWI上呈高信号, 增强扫描可见轻度强化, 盆腔未见肿大淋巴结, 提示子宫内膜癌。5月20日于全身麻醉下行开腹筋膜外全子宫切除术+双侧附件切除术+盆腔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术。术中见:无腹水, 子宫增大如孕12周大小, 质韧, 双侧附件正常, 肝、胆、脾、胃、肠管及网膜未见异常, 腹主动脉旁和双侧髂血管区可及肿大淋巴结。术后病理检查示:肿瘤细胞弥漫浸润生长, 呈中低分化子宫内膜样腺癌及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表现, 侵及肌壁近全层, 伴颈管受累, 可见淋巴管癌栓, 神经内分泌癌部分组织;免疫组化:Syn阳性, Vimentin阳性, CD99阳性, Ki-67 50%, 余阴性。手术病理分期:ⅢC期。术后于6月19日起行VP方案静脉化疗 (依托泊苷170 mg, 连用3天, 顺铂连用3天, 剂量分别为60 mg、50 mg、50 mg) , 每月1次, 共4次。于10月26日起放疗42次, 放疗后1个月继续EP方案静脉化疗2周期, 末次化疗时间2013年1月31日。术后随访至今, 共17个月, 无肿瘤复发迹象。
2 讨论
小细胞癌是一种具有神经内分泌功能的恶性肿瘤, 好发于肺部。原发性子宫内膜小细胞癌 (primary small cell carcinoma of the endometrium, SCCE) 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生殖道恶性肿瘤, 约占子宫内膜癌的0.8%[1]。目前国内外的报道多为个案, 中国人发病的病例报道目前共12例。我院近二十年收治的子宫内膜恶性肿瘤中只有3例为SCCE。
SCCE的发病年龄较子宫内膜样腺癌晚, 我院收治的3例患者发病年龄为39~72岁。SCCE的临床症状无特异性, 常见的症状为阴道不规则流血、腹痛等, 偶有报道以类癌综合征为首发表现[2], 本文中3例患者均以阴道流血为主要临床表现。
SCCE妇科检查及术前辅助检查均无特异性, 部分患者术前查肿瘤标志物CA125及CA19-9轻度升高[3,4], 我院收治的3例患者中例1 CA19-9升高, 例2 CA125升高, 例3均正常。彩超及盆腔MRI检查均提示宫腔占位, 多能提示占位为恶性表现, 但不能鉴别占位的组织类型。也有文献总结不同类型子宫内膜癌MRI特征后将低T1长T2信号、可强化作为SCCE的影像学特点[5]。我院收治的3例患者中2例行盆腔MRI检查肿瘤均表现为等T1长T2信号、可强化。
SCCE确诊需依据病理检查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SCCE的大体标本常表现为宫腔内肿块, 呈浸润生长或息肉样, 肿瘤切面苍白、质脆, 部分呈鱼肉样, 常伴有大面积的出血坏死。SCCE的病理组织学特点与肺小细胞癌及其他部位的小细胞癌表现是一致的, 表现为:肿瘤细胞形态相似, 为圆形或卵圆形, 呈条索状或巢状分布, 部分形成菊团状, 细胞体积较小, 大小一致, 胞浆少, 核仁大, 核分裂相多见, 局部可见细胞坏死、血管浸润。部分SCCE常与其他类型的肿瘤同时存在, 如:腺癌、腺鳞癌及中胚层混合瘤细胞等。免疫组化染色至少一种神经内分泌标志物阳性以证实肿瘤细胞具有神经内分泌功能是最终诊断SCCE的重要依据, 常用的神经内分泌标志物有:Syn、NSE、嗜铬颗粒蛋白 (chromogranin-A, Cg A) 等。SCCE的诊断至今沿用Hoeven等的诊断标准: (1) 肿瘤由单一的小型至中型肿瘤细胞组成, 致密、成片生长, 可合并或不合并其他肿瘤亚型成分; (2) 免疫组化染色在此单一细胞成分中须有至少一种神经内分泌标志物阳性; (3) 须有明确的原发于子宫内膜的证据, 如部分局限于子宫内膜, 或子宫内膜出现与SCCE有关的不同形态原发恶性肿瘤。
目前国际上尚无SCCE的治疗标准可循, 多采用手术联合放化疗的综合治疗方案, 手术范围通常参照子宫内膜癌的治疗标准, 本文中3例患者手术范围为全子宫双侧附件切除术+盆腔或 (和) 腹主动脉淋巴结切除术。放化疗则主要参考肺小细胞癌的治疗方案。既往文献中报道的化疗方案多为对小细胞癌敏感的铂类联合其他化疗药如:依托泊苷、多柔比星、紫杉醇、长春新碱等[2,6,7]。2013年NCCN指南中肺小细胞癌的一线化疗方案为:EP (依托泊苷+顺铂) 、IP (依托替康+顺铂) 、IC (伊立替康+顺铂) 。本文中2例患者采用肺小细胞癌一线化疗方案EP方案, 另一例患者则采用CAP方案。
SCCE肿瘤细胞分化差、恶性程度高, 易早期浸润及转移, 预后极差。约一半的患者在初次诊断为SCCE时已达FIGO分期晚期[6], SCCE患者术后生存时间常小于1年[2], FIGO分期Ⅲ或Ⅳ期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只有5个月[6]。但也有文献报道, SCCE患者治疗后获得良好预后, 目前报道的1例FIGO (1988年) ⅢC期的患者术后无瘤生存长达13年[7], 可能与该患者接受手术联合放化疗的综合治疗有关。此外, SCCE的预后还与肿瘤分期有关, 可能与肿瘤肌层浸润程度及淋巴转移等因素有关[7,8]。本文中3例患者手术病理分期从ⅠB到ⅢC期, 均采用手术联合化放疗综合治疗, 术后定期随访 (17~57个月) , 均无肿瘤复发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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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的CT诊断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组研究共32例, 经该院CT诊断及病理证实确诊为肝细胞癌的患者, 所有患者均排除严重的呼吸系统疾患及精神障碍。其中男23例, 女9例, 年龄31~75岁, 平均年龄为54岁。19例患者有慢性乙肝病史, 不良饮酒患者24例, 肝硬化及上消化道出血病史的有15例。32例患者均有肝区疼痛、消瘦乏力、腹胀及腹部包块等临床症状。
1.2 CT检查方法
使用PHILIPS 16排螺旋CT对32例患者进行螺旋动态扫描, 患者取常规仰卧位, CT扫描仪管电流500 MA, 管电压120KV, 矩阵1024×1024激光相机;以膈顶向肝下缘方向连续扫描, 层厚及层距均为2 mm。所有患者均进行平扫及增强扫描, 大部分进行延时扫描。注射速率为3.0 m L/s静脉推注碘海醇造影剂80 m L。20~25 s进行动脉期扫描, 50~65 s进行门脉期扫描, 3~15min行延迟期扫描。
1.3 统计方法
将所收集的资料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2 结果
2.1 CT检查肿块分型
32例患者经CT诊断得到, 7例 (21.9%) 为单发低密度肿块影, 12例 (37.5%) 为多发低密度肿块影, 8例 (25%) 为圆形低密度肿块影, 5例 (15.6%) 为类圆形低密度肿块影, 所有患者均显示动脉期明显不均匀强化。通过上述总结可知, 多发低密度肿块影的病例多余其他3种分型,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CT检查病灶分布位置
19例 (59.4%) 病灶位于肝右叶, 13例 (40.6%) 位于肝左叶, 病灶直径0.9~305 cm, 边界模糊, 密度均匀, 无包膜。
2.3 CT表现类型
CT表现类型共3种: (1) 平扫发现5个 (15.6%) 病灶, 呈等密度; (2) 平扫及增强动脉期扫描共9个 (28.1%) 病灶, 呈低密度-等密度; (3) 平扫、增强动脉期及门静脉期, 共18个 (56.2%) 病灶, 呈低密度—等密度—低密度。平扫、增强动脉期及门静脉期发现病灶的个数明显多于其他两种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3.1 肝细胞癌的CT表现
(1) 平扫[3]:平扫一般可以发现病灶但无法对肿瘤进行定性诊断, 肿块形状多为结节型及巨块型, 多表现为单发或多发的类圆形或圆形肿块, 呈膨胀性生长, 边缘无包膜, 这是肝细胞癌CT诊断的主要征象。该组病例中, CT检查7例 (21.9%) 为单发低密度肿块影, 12例 (37.5%) 为多发低密度肿块影, 8例 (25%) 为圆形低密度肿块影, 5例 (15.6%) 为类圆形低密度肿块影, 32例患者病灶均无包膜, 与上述文献报道相符合。 (2) 增强扫描:肝动脉与门静脉共同为肝脏供血, 门静脉供血占65%~75%, 剩余25%~35%由肝动脉提供[4]。但肝脏内的大多数肿瘤只有肝动脉供血, 特别是原发性肝癌, 几乎无静动脉供血, 这是增强CT扫描检出原发性肝癌的关键因素。肝内门静脉为肝癌累计的主要血管, 常导致癌栓形成, 增强CT扫描延时后癌栓呈现低密度, 更容易被检出。
3.2 肝细胞癌的CT诊断及鉴别诊断
目前, CT是临床上用于诊断肝细胞癌主要的影像技术之一, CT可平扫与增强相结合, 对于肝细胞癌的检出率及诊断率相对较为准确[5]。但CT检查对于<2 cm的病灶易漏诊及漏诊, 造成患者错过早期治疗时期, 因此, 肝细胞癌需要与以下肝部疾病鉴别诊断: (1) 肝血管瘤[6]:常位于肝外周, 平扫为低密度肿块影, 但边界清晰光滑, 病灶最大部位也低密度更为明显, 增强扫描边缘呈明显的不连续的结节状强化, 甲胎蛋白 (AFP) 呈阴性。 (2) 肝转移瘤:一般有原发肿瘤病史, 平扫表现为多发低密度影, 增强CT扫描少数病变呈现牛眼征样改变。 (3) 肝内胆管细胞癌:其发病率较低, 仅占肝癌的4%~15%, 女生发病率多于男性, CT平扫为低密度, 常伴有肝内胆管扩张, 但无肝硬化背景, CT增强扫描动脉期无强化。门脉期及延时后, 病变稍强化, 甲胎蛋白 (AFP) 多呈阴性。
3.3 肝细胞癌的治疗及预防
采取手术或动脉栓塞治疗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早期原发性肝癌可取得良好的效果, 相关文献报道, 动脉栓塞疗效优于手术治疗[7]。肝脏移植技术将会随着经济条件的提高及医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成为主要治疗手段。慢性乙型肝炎及不良饮酒及吸烟嗜好是导致肝细胞癌的主要元凶, 该组病例中, 19例患者有慢性乙肝病史, 不良饮酒抽者24例。因此, 预防肝细胞癌需从小婴幼儿做起, 做好接种乙肝疫苗的接种工作[8]。同时,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不抽烟不喝酒, 作息规律, 也可对肝脏起到保护作用。饮食习惯应尽量减少高脂肪食品的摄入, 多吃植物蛋白, 多吃青菜水果, 多喝水。
综上所述, 肝细胞癌通过CT诊断, 一般可得到准确的诊断结果, 可以尽早为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或动脉栓塞治疗, CT诊断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但CT检查对于<2 cm的病灶易漏诊, 造成患者错过早期治疗时期。因此, 早诊断早治疗对肝细胞癌患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肝细胞癌的CT诊断表现, 评定其诊断价值, 同时为提高CT诊断的准确性及对肝细胞癌的认识提供参考数据。方法 随机选择该院2010年1月—2013年6月确诊的肝细胞癌患者32例, 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 并对所有患者的CT诊断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结果 32例患者经CT诊断得到, 7例 (21.9%) 为单发低密度肿块影, 12例 (37.5%) 为多发低密度肿块影, 8例 (25%) 为圆形低密度肿块影, 5例 (15.6%) 为类圆形低密度肿块影, 所有患者均显示动脉期不均匀明显强化。结论 肝细胞癌通过CT诊断, 一般可得到准确的诊断结果, 可以尽早为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或动脉栓塞治疗, CT诊断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但CT检查对于<2 cm的病灶易漏诊, 造成患者错过早期治疗时期。因此, 早诊断早治疗对肝细胞癌患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肝细胞癌,CT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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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干细胞 篇9
关键词：超声造影；肾透明细胞癌i病理诊断
中图分类号：R445.1文献标识码：B文献编号：1671-4954(2010)09-622-03
肾透明细胞癌是最常见的肾实质肿瘤，在肾恶性肿瘤中约占85％。如及时发现，早期治疗，可明显提高生存率。本文对本院近5年病理结果为。肾透明细胞癌的23例患者的超声造影(cRUS)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与其病理结果对照，旨在探讨肾透明细胞癌的超声造影模式与其病理分化程度的相关性。
1病例与方法
1.1病例
23例为本院2005年1月至2010年1月在本院就诊的。肾病患者，均有无痛性肉眼血尿3～6月病史，3例腰痛、腹部肿块，男16例，女7例。年龄43～70岁，平均53.0岁，一般情况均可。
1.2仪器及试剂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仪，具有脉冲减影谐波成像及造影匹配成像技术一CnTl，常规扫查探头频率3.5MHz，造影探头频率2.5～7.0MHz。调节超声输出功率，机械指数(MI)：0.047～0.01 5；选用单聚焦，放置在病灶后方水平；增益调节在略能区分出病灶与正常肾实质，约85～105。造影剂采用Braeco公司生产的SonoVue，造影微泡为磷脂包裹的六氟化硫(SF6)。使用时加入5ml生理盐水，振荡混匀后抽出2.4ml(浓度5mg／m1)，经肘前壁静脉快速团注后，迅速以5ml生理盐水冲沣。
1.3方法
先常规扫查。肾脏，记录病变的位置、形态、大小、数目、内部及周边回声特征、病灶内、外动脉血流特点：速度、阻力指数。造影过程：①选择病灶清晰的最佳切面。②嘱咐患者缓慢、均匀呼吸。③进入实时谐波造影状态。④在注射造影剂同时启动计时器，并用内置高清晰度录像系统记录全部造影过程，持续到造影剂在肾实质内全部廓清后。⑤由2～3位副高职以上级别的超声医师进行录像回放分析观察病灶灌注方式。⑥对病灶及正常肾实质的“感兴趣区”进行时间一强度曲线制作。
2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典型的肾透明细胞癌的声像图表现仍以低回声结节为主，占65.2％(15／23)。肿瘤直径1.8～11 2cm，其中<3.0cm者9例，<5.0cm者11例，>5.0cm者3例；肿瘤包膜完整12例，无明显包膜11例；类圆形、圆形19例，形态不规则4例；肿瘤呈增强回声3例，等回声2例，低回声13例，囊实性5例。彩色多普勒频谱(CDFI)显示7例肿瘤周边血管绕行及内部有丰富血流信号；10例肿瘤周边及内部血流信号同周围的正常组织；6例肿瘤周边及内部呈点状血流信号。本组结果表明以低分化癌为主的肾透明细胞癌病灶内造影剂灌注增强，早于或等于肾实质者占73.9％(17／23)。高分化肾透明细胞癌病灶内造影剂增强晚于。肾实质者占26.1％(6／23)。表见1。
3讨论
肾透明细胞癌又称Crawits瘤，是肾细胞癌中最常见一种病理类型，主要来源于。肾小管上皮，发生在肾的实质内。目前，为肾细胞癌定性、定位诊断提供重要参考价值影像学检查方法包括增强CT、MRI及超声，但对直径在3.0cm以下，内部有出血坏死、囊性变或血供比较少的肾癌，难与良性病变相鉴别。彩色多普勒对肾脏的恶性病变诊断无意义，尤其是小病灶低回声更加难与正常肾实质相鉴别。因此探讨超声造影技术可弥补这一不足，造影剂微泡产生的二次谐波信号是组织信号1000倍，非常有助于显示深在实质脏器的低速血流信号并避免呼吸等因素的干扰，尤其可以增加小病灶内低速血流信息的显像及观察微小病灶的血流灌注，而且有利于对病灶的分化程度进一步进行判断。肾脏特有的血流分布特征和恶性肿瘤微血管的无限生长特性，是超声造影技术诊断肾脏和肿瘤微血管血流灌注的依据。本研究经病理证实的23例肾透明细胞癌中，造影前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只有26.1％(6／23)的病灶内血流分布较丰富，但超声造影后显示73.9％(17／23)的病灶内血流丰富，明显提高了肾脏肿瘤血管检出率，同时提高了肾肿瘤的诊断率。不同于以往认为肾脏的恶性肿瘤是缺乏血供的占位性病变，说明胂块内丰富的动脉血供符合恶性肿瘤的血供特征，超声造影有助于对肿瘤分化程度的判定。
宫颈小细胞癌合并妊娠1例 篇10
1病例报告
患者, 25岁, 因孕29+周, 阴道反复流血、流液1月余就诊。肛诊发现宫颈管处可触及11 cm×10 cm×8 cm的实性肿块, 质硬。拟诊妊娠合并宫颈肌瘤收入院。妇科检查:宫颈重度柱状上皮异位, 无肿物突起。病理诊断:宫颈小细胞癌。因该肿瘤恶性程度高, 胎儿已近30周, 属有生机儿, 遂行剖宫产加宫颈癌根治术及盆腔淋巴结清扫术。产1男婴, 体重1550 g, 发育正常。手术后行化疗。2月后, 患者死于肿瘤广泛转移。
病理检查大体所见:妊娠子宫, 大小23 cm×14 cm×6 cm, 宫颈管长8 cm, 呈桶状、结节状, 实性肿物12 cm×9 cm×6 cm, 灰白色、豆渣样、质脆, 中央见溃疡。浸润宫颈全周及全层, 肿物紧靠宫颈阴道断端。盆腔多处淋巴结肿大, 最大者1.5 cm×1.0 cm×0.5 cm。光镜所见:宫颈表面鳞状上皮、腺上皮完好, 间质内肿瘤呈弥漫分布, 部分呈巢状, 细胞大小一致, 呈小圆形、卵圆形及短梭形, 胞浆少, 细胞边界不清, 核深染, 核分裂多见。肿瘤浸润全宫颈间质深层, 脉管内见癌栓, 宫颈管及阴道断端受累, 并转移至左侧髂外及双侧闭孔淋巴结。子宫内膜未受累。免疫表型:突触素 (Syn)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 、细胞角蛋白 (CK) 均阳性表达。诊断:宫颈神经内分泌小细胞癌Ⅲ期合并妊娠。
2讨论
2.1 临床特点
宫颈小细胞癌罕见, 约占子宫颈恶性肿瘤的1.0%～6.5%, 合并妊娠更罕见。宫颈癌合并妊娠, 是指在妊娠期间发现的宫颈癌。但文献报道多包括妊娠、分娩和产褥期发现的宫颈癌。Sood等[1]认为孕期、产时和产后6个月内发现的宫颈癌与非孕期的宫颈癌有所不同, 建议将其定义为妊娠相关性宫颈癌。实际上患者在孕前即已存在宫颈癌[2]。妊娠期间宫颈癌的发病率大约是妊娠女性的1/2000～1/10000, 占宫颈癌的0.5%。其中绝大多数为鳞状细胞癌, 约占80%～90%。少数为腺癌。宫颈神经内分泌小细胞癌极少见, 其具有进展快、转移早、预后差的特点。合并妊娠, 不易发现, 处理棘手, 预后更差。
宫颈小细胞癌合并妊娠临床症状与非妊娠期相同。最常见的症状是接触性出血、阴道流黄水。该患者有阴道流血、流液1月余的病史。由于妊娠期常见的病理情况亦多表现为阴道流血, 故当出现此症状时极易误诊与妊娠有关。当排除了与妊娠有关的阴道流血因素 (如先兆流产、前置胎盘、胎盘早剥、早产等) 后, 应高度怀疑宫颈恶性病变, 并及时进行必要的相关检查, 如宫颈细胞学、阴道镜检及病理活检。
2.2 治疗
宫颈小细胞癌, 常需手术加放疗加化疗综合治疗, 方可提高疗效[3]。当同时合并妊娠时, 处理是非常棘手的。妊娠早期发现, 应及时终止妊娠, 尽早行广泛根治术加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并加放疗加化疗。肿瘤大者, 亦可先行插管化疗、放疗, 再行手术。妊娠中、晚期发现, 胎儿已达有生机儿, 可行剖宫产取胎, 并手术加放疗加化疗。本例妊娠30周, 剖宫产1男婴, 现健存。
2.3 预后
妊娠合并宫颈癌预后较差, 合并小细胞癌预后更差[4]。妊娠时宫颈癌不易早发现, 发现时肿瘤多较大, 分化差、盆腔淋巴结转移率高, 脉管内易出现癌栓[5]。小细胞癌进展更快, 浸润广泛、早期转移, 预后更差, 死亡率极高。
宫颈液基细胞学筛查宫颈癌, 可早期发现宫颈恶性病变。对于孕前、妊娠期妇女同样适用, 应大力提倡孕前进行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 以防止妊娠相关宫颈癌出现, 保障孕产妇安全健康。
参考文献
[1]Sood AK, SoroskyJI, Mayr N, et al.Cervical cancer diagnosedshortly after pregnancy:prognostic variables and delivery routes[J].Obstet Gynecol, 2000, 95 (6Pt1) :832-838.
[2]曹泽毅.中华妇产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1793.
[3]舒宽勇, 艾小燕, 李隆玉, 等.子宫颈小细胞24例临床病理分析[J].实用临床学, 2005, 6 (6) 64-67.
[4]罗新, 王文慧.妊娠合并子宫颈癌四例报告[J].中华妇产科杂志, 2006, 6 (41) :425-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