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徽文化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文化名城 革命 历史 文化

研究徽文化的现实意义（精选6篇）

篇1：研究徽文化的现实意义

孝文化的现实意义

在一个学期的经典文化选读课的学习中，我们了解了《论语》《大学》等经典篇目的内容，其中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论语》中有关孝文化的内容。我曾看过这样一份调查：调查当今居民家庭成员隔代人之间的表情及脸色变化，结果是９１％的老人见到儿孙时表情愉悦面带微笑，而儿孙见到长辈时只有１３％能笑脸相迎。虽然这些数字不一定十分严谨，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一个严峻的家庭与社会问题。子日：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可见，孔子几千年前倡导的孝，在如今不但没有做到，甚至“色难”的情况还有加重的趋势!因此，要在如今的教育中大力倡导传统文化尤其是孝文化，让人们重新拾起对父母的孝心！

一、《论语》中孝文化的内涵

《论语》中的孝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要求子女应对父母尽到尊敬、关爱、养老送终的义务。《论语》中提及孝的观点有十几条贯穿于始终，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孝的内容及如何行孝的问题。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仁之根本。《论语》学而篇中有子日：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强调的是入世说，就是要教会人们在社会上为人处事的原则，那么，他是从哪里教起的呢？就是从教会人们进校开始，因为，连对自己最亲的人都做不到仁，再多谈对社会的仁显然是空谈，老吾老才能以及人之老啊！

其次，“孝”在《论语》中还是“爱”的诠释，所谓子女对父母的爱应该是要关怀体贴和温暖父母。子女如果只是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那么就是孔子说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我们子女对于父母的孝不光要不光体现在物质关心上，更要体现在精神关心上。《论语》中的孝强调的是论心不论迹。《论语·里仁篇》记载，子日：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意思是，为人子女对于父母的年龄不可不知，这一方面使自己为父母町以高寿感到高兴，而另一方面也使人更为父母比一日的衰老而内心有所恐惧。老人不同于孩子，他们的昨天都给了我们，他们的明天已经不长了，所以我们不要吝啬自己的时间与感情，要全方位地去关爱我们的父母，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走到人生的最后一程时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对父母尽孝道而后悔。

然后，是与孝相连的往往还有一个“顺”字。《论语》中对“孝”也是包括“顺”的内容的。所谓“顺”意指子女要尽量做到不触犯和违背父母的意愿，尽可能的顺承父母，当然孝也不是无原则的顺从。《论语·里仁篇》记载，子曰：“事父母儿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意思是，在侍奉父母时如果认为他们有不对的地方，为人子女可以劝说，但是在规劝时态度一定要委婉，万不可粗暴无礼。即使是反复劝说无效时，子女也应该保持对父母恭敬的态度由不违礼。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着几十年的年龄差距，对于事物的认识难免会有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因为其阅历的丰富往往会有比我们更深刻的看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听的，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当然，同样是因为这几十年的差距，我们的父母难免会有一些过时的看法，这时候我们就要尽量温和地去劝谏他们了。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孝敬父母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为了教育和影响下一代子女，推广开来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子日：“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描述了孔子对宰守丧三年怀疑的不满，孔子认为，人生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怀着感恩和怀念之心守丧三年是情理之中也是本性使然，宰我的事功主义的生命气质当然不能使孔子满意，宰我的孝心也令孔子质疑。“事死如事生”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无不体现着孔子对父母之恩如何报答。对父母之恩如何继承和延续的思考，只有诚心的，发自内心的孝心

才能生前让父母舒心安然，死后让后代子女效仿和继承，从而达到自身品德厚实，工作尽心尽力，家庭和睦团结的良好风气。

二、论语中的“孝”文化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似乎越来越淡了，连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不例外。这些用父母的血汗钱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们，不懂得体谅父母，不知道珍惜，不懂得何为责任！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怪罪这些大学生。现在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让一些比较自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潜入了一些大学生的脑中；一些功利化的行事方法过早地进入学子的视野;当今应试教育对道德教育的忽视„„当然，现在再多去深究原因也是徒劳，当代新儒家曾昭旭先生说：“孝，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它的初意虽然只是善待父母，但到后来，却成为育艺的总会，并含有宗教与道德意义，乃至说中国的正统文化亦不为过。”所以让我们看看，《论语》对我们现在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

首先，弘扬孝道文化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写道，子日：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更明确的说明了“孝”是一切“德”的本，是所有教化产生的始端。“百善孝为先” 证明了“孝”是儒家圣贤们期望达到理想社会的思想教化点和出发点。古人把孝道即敬老、爱老、养老列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孝道教育的目标就是使敬老养老观念由家庭推广到社会，并通过社会教化与社会教育的结合，有效地营造出一种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而在当今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的时代背景下，孝对于社会的和谐更是意义非凡。一个人只有对父母怀有一颗知恩报恩之心，才能进一步把这份爱心扩展到周边的所有人。试想一个连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能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所以圣人提倡以孝治国，以孝治国必定得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其次，弘扬孝道文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孔子曰： “入则孝，出则悌。”“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作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优良传统，它强调幼敬长、下尊上，要求晚辈尊敬老人，子女孝敬父母，爱护、照顾、赡养老人，使老人们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这种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管社会如何进步，社会文明如何发达，这种美德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因此，提倡并弘扬孝道，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民族名副其实地担起世界文明古国之名！

最后，弘扬孝道文化有助于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以现在的国情来看，孝道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和谐的价值渊源即为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事亲行孝，是做人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基本要素。古代的孔孟儒学提倡的孝道，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还是一种社会行为，行孝者是一种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的表现。孔子曰：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形成于内，而立于后世矣！”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并扬名后世，必须首先在家庭内部力行孝道以培养出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即事亲孝、事兄悌和居家理。否则，“立于后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核心即为孝道。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我看来，在经典文化选读课上，除了那些传统的文化典籍知识，我们学到更多的是一些文化传统，是一些道德传统，这是我们逐渐丢失的东西，也是这门课教会我们寻回的东西，我想这就是这门课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

篇2：研究徽文化的现实意义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祠堂文化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它涵盖有祠堂、祠产、祠约、祠堂建筑规制、祠堂陈列格式、祭祀礼仪，以及宗谱家乘、行派世系、传记事略等广泛领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当前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祠堂变身为农村文化室、老人之家、农家书屋等，祠堂以其独特的存在演绎着现代文明。因此，在农村现金文化建设中探讨祠堂文化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一、祠堂文化的社会功能

（一）教化功能：是指以祠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族众教育、感化的活动。

祠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建构的目的是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收宗睦族，增强本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求宗族的兴旺发达，通过祠堂之筑、堂号堂联、仪式活动、配以宗谱家谱的修订和族规民约的制定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辨尊卑的目的，向后人昭示道德情感、伦理法制和文明教化。

祠堂建筑，一般腔调伦理道德，儒家耕读为本，宗仁孝悌、科举功名，人丁兴旺之理念，其形制、雕刻、绘画内容大多以此为主题。从平面布置看，祠堂采取建立中轴线，两边对称的建筑格局，这充分显示出父子、君臣伦理教化的特征。其四合院式的建筑形制，把四水归堂的文化概念，融入到祠堂的二进间、三进间的建筑模式。

祭祀是族众间的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仪式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众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这样家族的儿童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薄恶，教育族人。如“叙倫堂”，“叙，次第也，倫，辈也，”叙倫，就是对后人进行“明伦倡序、知书达礼”的教化。堂联，就是祠堂礼的对联，其主要以训勉后人，激励后人向上、不断进取为内容。堂号、堂联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它不仅具有向后代灌输一种文化意识的内涵，还具有“敦促后代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教育、培养好下一代”的教化功能。

族谱记载着每一个宗族的源流、始祖的功绩、辗转的迁徙过程和他们族支的世系承传与繁衍。各宗族的族谱多通过叙传、碑记等记叙历代祖先出类拔萃的事迹，如显宦名儒、孝子顺孙、烈女节妇等，为后人树立起效法的楷模，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耀祖光宗。族规民约以伦理纲常之道，制定家族成员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如其关于“忠孝节义礼、名份”的规定，关于修身、齐家、敦本、和亲之道，关于“职业当勤、崇尚节俭、重视教育、济贫救灾”等规定，充分反映了族规民约对族众的教化功能。

当然，祠堂文化教化功能最直接体现在：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集中在这里上学，让祠堂变为传授知识的课堂。

（二）规范功能：指祠堂文化对族众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起的约束作用。其作用在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或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进行。

邓河《论近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存留与演变》指出：“祠堂之功能是：上祭祖先之灵，下规后嗣之则。”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因祠堂文化中的精神与国家儒家文化思想相一。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广大地处偏僻的农村是封建行政权力的“盲区”，法律推行的“空白区”。为了更好地管理，统治阶级也默认了祠堂作为封建法庭的存在，代为执行国家意志。

祠堂是族人的议事场所和司法机构。祠堂作为本族的大型公共空间，族内的大型活动及其他族内重大事物的商议都在祠堂内进行。在根据族规所定，本姓族人的日常行为不得违反族规，一旦触犯或发生纠纷、治安等案件，先由族长等人召集全族人于祠堂进行审议，教导其及时悔改并给予相应的惩罚，若犯事严重，则可能驱除出族，甚至在祠堂中被剥夺生命。让全族人引以为鉴。在此，祠堂便充当着如今“法庭”的角色，族长便是法官。

祠堂是村落的法庭，那么祠规民约便是“法律”。祠规民约是族众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维护生产和生活需要，将一些宗族观念和习俗，如仪式、禁忌、族规、习惯、民俗等，逐步固定为祠规祖训，成为家族、村落或社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其内容广阔，包括职业、婚姻、伦理、交友、娱乐等；其形式多样，有禁忌、族条、祠规、家训、禁碑、风俗。在祠规中，包含了一些封建性的东西，如妇女不得随意入，族人修建居室不得有碍祠堂风水等。但更多的是一些积极的内容，像族人破坏祠堂物件必须赔偿，族人之间要和睦相处，严禁行窃、嫖娼、赌博、狼狈为奸、忤逆尊长等有违家族道德的行为等，对违反者进行教育，使之改过迁善。当在祠堂审判犯法的族人时，族众都要去旁听，借此引以为鉴。虽然，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健全，这种族规的作用已经有些弱化，但毕竟还是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程度上道德规范的作用。

（三）维系功能：指祠堂文化起着统一族众的行为与思想的作用，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族众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祠堂一盖就是数百载，族谱一修就是几千年，作为我国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祠堂文 化是华夏各民族带着明显的血缘地特征的标志，一条维系着各宗族姓氏之间的血脉，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架起穿越时空的桥梁。

祠堂供奉先祖，是祭祖的场所。由于历史的变迁，宗族人口日益增多，很多家族不但由族祠（族祠、总祠），支祠（房祠、分祠），而且有跨越地域的大宗祠，甚至有跨国的宗祠。祠堂就这样把不同地域的有血缘的族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祠堂祭祖有季祭、节祭、生辰忌日祭等。一般来说，无论巨族或寒族，对祠祭都十分郑重。如精心安排日期，定有庄严司祭仪式，一般要读族谱，使族众了解家族的光荣历史，讲述先祖的光辉业绩，以励族人；还要宣读族规、家训，以教育族众；参加祭祀的人要思念祖宗遗训及其遗范，以教育自己下一代，祭毕，族人间还要行礼，后辈向前辈行礼。可见，祠堂祭祀是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属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族谱是宗族用来记载本族源流、世系发展、族规家法，族产族田等情况的薄籍，是姓系封建宗族制度的精神上的纽带，是确认族众血缘关系亲疏远近、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一个家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形成凝聚力，但是修谱建谱是最有凝聚力的途经之一。通过修撰家谱过程中的反复登门拜访，不断了解情况，追根溯源，寻祖问宗，加强了家族内部人员和家庭之间的交流沟通，增进了家族内部的彼此了解和信任，凝聚了忍心。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今天，族谱承载着义无反顾的民族凝聚力。做好侨乡族谱的普查和整理工作，特别是将其中出洋族人的世系沿革、居地变迁，人口流动，族人业绩等有关内容汇总成编，进一步为海外侨亲寻根竭祖提供方便，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调节功能：通过祠堂文化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里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

族规是宗祠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用于调整和规范族人的生活和行为。在缺乏法制治理的近代社会，族规在社会中往往起到法律的作用。弥补了国家、社会在教育、赡养和治安等方面的职能缺陷。祠堂这一执法场所——民间法庭也在追求公平公正的决断，对于一族中房派、邻里或众家出现的纠纷，祠堂可以仲裁者的身份，进行调解并作出权威性的裁决，涉及双方都必须执行。邻族之间的纠纷，或者族人侵犯邻族利益或个人的案件，一般是由两族祠堂来协商解决的。而没有经过祠堂处理，族民个人是不能直接向官府告状的。可见，祠堂通过祠规民约的制定和对族民的约束，对社会各种矛盾排解，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节，族民利益冲突的调节起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祠堂是婚丧嫁娶的公共场所，也是开展娱乐活动的场所。祠堂一般设有上、中、下厅，上厅为享堂，放置祖宗牌位，中厅为祀堂，用来举行祭祀仪式或喜庆活动，下厅设有万年台，为吹鼓奏乐之地，也可以演戏。凡是婚丧寿宴，一般都在祠堂进行拜祭活动，仪式结束后，就在祠堂大摆筵席，设宴就餐，酒菜丰盛。族人们相聚在宗祠，饮水思源，缅怀祖先业绩，颂扬祖先恩德，思祖之情融于佳酿，崇祖观念进一步得到强化。逢年过节，有的祠堂装饰一新，族人带着自家做的果子、酒来到祠堂，大家坐在一块，相互问好，大人喝酒、聊天、下棋，小孩嬉闹玩耍，其乐融融。有的地方祠堂还搭台唱戏庆贺。每次演戏，不会是演一两天，而是演一段时间，短至三五天，长至一两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添丁上灯之日，鞭炮齐响，醒狮起舞，主人大宴亲友，还会有戏曲表演或醒狮武术表演，令众亲友心情欢庆。

综上所述，祠堂文化在历史上发挥其巨大作用。随着新中国成立，各种运动的开展，祠堂作为四旧彻底被破坏了，其社会进步功能也逐步消失，直至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寻根热的兴起，祠堂又得以复兴。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个地方政府都根据各地的情况，把祠堂文化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引领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祠堂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二、祠堂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内容，整理现代社会中的宗族祠堂基本都已经剔除宗族传统内容中的糟粕，如何发觉其有利于当代社会的文化内涵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成为重要的任务。

（一）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祠堂这个特殊载体，充分利用祠堂资源，挖掘祠堂文化极点和传统道德积淀，把祠堂变成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现金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在农村，群众对姓氏宗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为强烈，许多祠堂都设立了诸如理事会、监事会、老人会等民间管理机构，其成员作为祠堂活动的掌舵人，为灌输新鲜血液、拓宽文化内涵、调解邻里纠纷、宣传思想道德和科普知识身体力行、不辞奔波，对社会安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祠堂文化作为地方传统文化，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化，有着突出的地域性，它所承载的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不少村两委也不失时机地引导祠堂活动，发挥祠堂文化以德育人功能，培育时代道德风尚，为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祠堂阵地作了有益的探索。摒弃祠堂内的菩萨、神位等东西，在祠堂举办成年宣誓仪式、尊老爱幼、移风易俗教育等宣传教育活动，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如设立计划生育婚前新风先进文化“七室一栏”，即计生电教室、图书室、阅览室、书画室、活动陈列室、功德榜室、计生戏曲宣传排练室、计生宣传栏。不少祠堂引入功德榜、能人榜、好样榜、寿星榜等五榜，评选表彰各典型，一年一评，未上榜的见贤思齐；有条件的祠堂可设置阅览室、电视室、棋牌室等活动场所，平时对居民开放，节假日可举办象棋赛和书画展等文娱活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特别是乡 风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保留古老的乡村祠堂风貌，发展旅游和休闲观光业。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日趋富裕，对年代久远、保存较好、具有一定建筑文化价值、体现地方特色的农村祠堂，加以保护和整修，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以祠堂为中心进行的旅游景点开发以及展览馆、博物馆的改造。通过大量的报道，图片或文字展示等，让民众加深了对祠堂历史、文化、建筑审美价值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村民对祠堂的保护意识。其合理的利用与开发不仅有利于文物的长久保护，并拉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当代的祠堂其名称或许还沿用了旧制，但它们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祠堂变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传播的阵地。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确认识祠堂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性，继承和弘扬祠堂文化成为研究当代农村建设的新课题。当今中国祠堂兴建的原因经济发展——兴建祠堂的经济原因

（1）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经济收入也增长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大量农民进程务工，不少打工农民赚到了大钱。党和政府又重视“三农”问题，在农村实行“免征农业税”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惠农政策，我国农业和农村有了巨大的发展，农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农民有了钱，就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资金来源。

（2）草根意识——兴建祠堂的文化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开放的文化指导方针，使得人们的儒家思想观念回潮，从而激发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家族观念。中国农村宗族文化在当代虽有演变，转型甚至消亡，但是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根深蒂固。它都会有一个不变的内核——对血缘原则和“报本敬宗”理念的坚持。“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的思想在农村流行。催生了农村宗族文化的复兴与转型。祠堂作为农村宗族文化的载体和本村或者本堂的心理场域，在农村有着重要的地位。

（3）族谱

族谱是教科书，各宗族的族谱多通过叙传、碑记等记叙历代祖先出类拔萃的事迹，如显宦名儒、孝子顺孙、烈女节妇等，为后人树立起效法的楷模，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耀祖光宗。宗谱家谱的修订，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辨尊卑的目的。族谱不仅是对宗族历史时间的叙述，而且要通过其严格的入谱规则和谱式图序确定宗族成员的界限和等级，表明宗族成员的血缘和身份组织关系，同时通过族规族训完成对宗族成员的道德教化和管理。

（4）祠规民约

族规是宗族权利的具体体现，具有劝谕和强制的作用。由于祠规禁止族人有违法社会公德的行为，加强了家庭道德和行为的纯洁性，起到了劝善扬恶的效果。家法族规规定遵纪守法、尊长敬老、自尊自爱、孝顺父母、教育子孙、和睦相处、重家庭、讲信义、保护共有族产、腔调责任义务、重视血缘亲情与血族关系、极力维护稳定的政权、反对社会动荡等，这些内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目前基层政府工作中的某些薄弱环节。现代各宗族组织的家法族规，虽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规定对其族人实施各种惩罚，但在注重教育感化的基础上，普遍强调以惩代罚，各种经济制裁、名誉惩罚还是存在的，如训斥、赔礼道歉、罚款、记过等，这种惩罚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家现行立法中惩罚体系的内容，对我国现行法律加以补充。

3、祠堂教化功能的体现

（1）集体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培养

以宗祠为中心在本宗族人中开展的纵向活动，主要是祭祖；以宗祠为基本单位与远宗开展的横向活动，主要是联宗。这些祭祖和联宗活动，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对同宗文化的认同，宗祠每开展一次这样的活动，都会强化宗人的集体意识和民族心理，并将这种文化心理积淀传输到下一代。尤其是宗祠开展的横向联宗活动，其着力证明公祖、校正班辈、再立相碑，这都是对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的有力刺激。

（2）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祠堂承担着个体社会化的功能。祠堂祭祀是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属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通过祠堂祭祀之礼，外则教之以尊君长，内则教之以孝其亲。这样家族的儿童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另外，通过祠堂的祠规、族规的制定和族规的执行宣传封建礼法，维护了封建伦理纲常，很多家族成员改邪归正，成为社会的优良分子，族中的每位成员也都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3）文化传递与选择

礼堂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物化现象。它的建筑规模、格式包含有向后一代灌输一种文化意识的内涵，这在宗祠内的灵牌、堂号堂联尤为明显。

（4）道德法制的教化

祠堂是祖宗神灵所依的地方，这里有祖先对子孙的审视，族长在这里代祖宗立言，对犯错子孙进行惩罚，同时也对其他子孙有警示告诫的作用。祠堂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载体，对社会越轨行为起控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祠堂是一种规训和惩罚的空间。

篇3：比干文化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关于比干精神,很早就达成共识,并成为统治者及仁人志士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坚先生把比干精神概括为爱国、谏诤、无畏及仁义。他认为,比干精神的核心是舍生忘死的果敢实践、取义成仁的理想境界、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操。具体说来,比干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爱国精神。

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比干“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比干曾说:金钱我并没有看在眼里,我所钟爱的则是自己的国家和社稷版图。他的精神激励了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也影响了无数后人。

2. 谏诤精神。

比干多次向纣王进谏,毫不畏惧,他说:“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观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即谏不从且死,忠之至也。”他是我国最早敢于忠谏、被害的政治家和冤臣,是历代谏臣的榜样。

3.仁义精神。比干认为“善行仁义,所以自持”。孔子称比干为“三仁”之最。《论语·微子》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在《孔子家语》中,孔子对比干的仁人之德加以弘扬。

4.正义无偏精神。比干之心无私无偏,坦诚正义。因其公正无私,而被敬为“文财神”。

林世选先生在《研究比干文化,弘扬比干精神》一文中认为:“在比干身上,集中体现了忠、仁、勇、公的高贵品质,这些高贵品质构成了比干精神的基本内核。”比干精神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为万世景仰。比干精神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中极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对它的认真研究与挖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比干精神,源于丰厚的比干文化。诸如:

1.德文化。帝王圣贤、文人墨客称赞比干的碑文、诗刻很多,主题均为一个“忠”字。忠孝、忠君、爱国、仁义礼智信本身就是德的具体体现,因此把比干文化中的“德”定在第一位是合情合理的、合乎历史实际的。为保社稷,比干爱国爱民,以死谏身教,呼吁德治,终因殷纣“德之不治”,人心向背,使殷亡于“前徒倒戈”的牧野之战。比干一生重视、推行“德礼文化”,倡导以德施政、以德育民、强国兴邦的主张。“德”由“道”生而蓄,连称为“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行为规范的标准,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精神产物。比干是我国德礼文化的先驱。周朝建立,受比干精神的影响,提出了“明德”的治国纲领,其后,以“德”治国渐为主流。孔子的《论语》、西汉的“三纲八目”,林姓的“忠孝传家”皆源于此。今天的人们讲“诚信”,讲“有德无敌”,讲“德育”“德治”,均与比干的“德礼文化”一脉相承。

2.忠文化。历代将相文人,凡正直爱国爱民者,无不以比干的“忠谏殉国”为榜样。明代嘉靖年间裴骞在《重修太师殷比干墓碑记》中说:“万世为臣者,若欲尽忠死节,当以比干为宗师。”当代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推崇比干“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鞠躬尽瘁,目的也在改善政治。比干所爱的当然是他的国家,对人民也是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所以他是爱国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比干不仅仅是一位忠君者,也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力图改善朝政的政治家,一位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历代帝王尊崇比干的忠贞爱国精神,他们知道像比干这样的忠臣,对国家有多么重要。所以,周武王封墓,北魏孝文帝因墓建庙立碑,唐太宗赠予太师并谥忠烈公,宋仁宗、元仁宗、明孝宗、清乾隆帝或题字或修庙或封谥或立碑,形成了比干庙的文化奇观。

3. 谏文化。

比干作为一名谏臣,被称为“谏臣极则”,是开创中国谏诤制度的先驱者。在口含天宪,朕意即天命的奴隶制时代,官贵民贱,权大于法,国王为“真龙天子”的化身,龙颜大怒,臣下就有大祸。因此,顺君者不贵也富,逆君者不死也被逐。比干却反其道而行之,敢冒“丧生灭族”的危险,向纣王“犯颜强谏”,三番五次批评纣王的过错,充分表现了他那威武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和秉忠体国的爱国之心。比干这种敢讲真话、直言谏诤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文人的推崇,形成一种优良传统,长期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范文澜先生说,夏朝的关龙逢,商朝的比干,楚国的屈原,他们敢言直谏,不惜杀身,要求君主改善政治。又如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魏征,他们或鞠躬尽瘁,或犯颜直谏,目的也在改善政治。以至于我国有人把“有厥必规,有违必谏”者称为仁贤,把“知善不谏,闻恶无言”者称为罪人。唐太宗总结他的治国经验,很重视纳谏,他说:“道冠古今,泽被无穷者,则从谏改过为其首焉。”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指出:“要做比干刚强谏死。”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革命传统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4. 文曲星文化。

“家不论贫富,子女不论贤愚,首在读书,读书则能穷理。穷理格致,自可明修齐治平之道……必可致大成,成大器。”天下父母盼子女学业有成,为的是功成名就,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天下学子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勤勉刻苦,为的是功纯德进,金榜题名,回报父母,效力桑梓,报效国家。比干为国为民因直谏被剖心,人民大众对他无比敬仰与诚服,将自己力求平等致富的美好愿望寄托在比干身上,是民心所向。《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奉元始天尊的法旨封神,曾封被纣王剖心的比干为“北斗玄冥文曲星君”,让比干任“职司文武爵科举之本”的功名文运主管,掌握天下学子的苦读前程,文人们心悦诚服,广大百姓也觉得名正言顺,合乎情理。明代嘉靖年间裴骞在《重修太师殷比干墓碑记》中说:“今莆田之林盛天下,置身立朝有多忠贞节义之士,语曰无林不开榜也。”将文运之重托付给公正的比干,是林氏家族的骄傲和幸运,同样是千家万户的共同心愿。

5. 始祖文化。

比干子坚公被周武王赐姓为林,从此有了中华林姓,比干成为林姓的太始祖。农历四月初四,是殷商少师(后被尊为太师)比干诞生纪念日。卫辉是林姓的发祥地。另外,比干与王姓同宗,孙姓、萧姓、沈姓、尤姓、叶姓、钟姓六姓同宗柴林,还有李林同宗、杨施林同宗、卓林同宗、辜林同宗之说,林刘也有姓氏关系。王姓,《通志·民族略》记载,殷商王子比干(纣王的叔父),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比干被杀后,葬在当时的国都朝歌(今河南省卫辉市北)附近,他的子孙世代为他守陵,同时为了纪念他,便以“王”为氏。孙姓,据汉安平相碑云:厥先出自殷比干。商末,王子比干被纣害,子孙避难隐姓,以本为王族子孙,改姓为孙氏。《路史》注:孙氏,晋出,而一出于商,一出于卫,今次碑云出比干。比姓,为比干后裔。柴姓,隋末林大弘改姓为柴(《鄱阳柴林家谱》)。李林同宗,明代一支林姓改姓为李。明代学者李贽,原姓林名载贽,后因其叔为朱元璋所杀,改姓为李,李贽所著《明灯道古录》一书称:林李两姓,实为一家。泉州林李两姓的共同祖先为元代航海家林闾(《清源林李宗》)。辜林同宗,据《桃源儒林辜氏》旧谱载:禄公五代孙诚,赘于梅定夫之家。配梅氏,因以梅为姓,至二世宗子责之,复归姓林。后裔林正,为唐太宗赐姓辜,故称辜林同源。六兰同宗,在闽南泉、晋、南同一带,萧、钟、叶、林四姓称联宗,而在菲律宾,扩展到沈姓,尤姓,称“谊结六兰”。

6. 财神文化。

比干是我国最早、最经典、最正宗的财神,财神文化使比干文化成为历史积淀深厚、雅俗共赏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他所体现出的忠义诚信、公正无私、爱民轻财、回报社会的财富文化内涵,更是中国传统财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间自古就有信奉财神的传统。如江西南昌市西山万寿宫、山东济南市千佛山的财神殿、江苏苏州市玄妙观的财神殿、北京白云观、浙江北高峰财神殿等处祀奉武财神赵公明、文财神比干、武财神关羽,正中坐的均为比干。经国家民协审定,批准河南卫辉市为“中国财神文化之乡”。

7. 祖师文化。

据《封神演义》载:纣王听信妲己妖言,使用酷刑,杀戮谏臣。虽有商容、比干等大臣直谏,纣王终不悔悟。鹿台完工后,纣王听信妲己谎言,欲会见仙姬、仙子。妲己心生一计,于十五日夜请轩辕坟内众妖狐变成仙子、神仙、仙姬来鹿台赴宴,享受天子九龙宴席,迷惑纣王。席上,狐狸臊臭难闻。功夫浅薄的妖狐竟露出了尾巴。宴席上的纣王叔比干看得十分真切,宴后将此情告知武成王黄飞虎。经查,众妖狐都是轩辕坟内的狐狸精。比干便与黄飞虎领兵堵塞妖狐洞穴,放火将狐狸全部烧死。比干还拣了一些未烧焦的狐狸皮制成一件袍服,严冬时献于纣王,以惑妲己之心,使其不能安于君前。河北枣强县大营镇是裘皮业的发祥地,已有3000多年历史,在当地建有庙宇,世代供奉裘祖比干。中国传统的制裘工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末期就形成了,商朝丞相比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明熟皮制裘工艺之人,据当地碑刻记载,比干在那里做官,为解决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和衣饰问题,号召人们打猎,并发明了硝制技术,人们通过硝熟动物的毛皮来制作裘皮服装,并且“集腋成裘”,做成一件华丽的狐裘大衣,使皮草成为人们的服饰,所以北方人喜欢穿“裘皮”,比干也被后人奉为“中国裘皮的鼻祖”。

篇4：研究徽文化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两性情感电影 社会变革 社会心理 女性电影

20年前，电视剧《渴望》中的刘慧芳曾经是那个时代贤妻良母的经典符号。而20年后，为小农意识所包围的贫贱夫妻，却早已演变成《箱子》中两性关系的紧张对峙。这大概也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一种曲折投射。当下社会现实中，女性权利的崛起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都表现明显。“超女”选秀时凸显出的中性时尚，“快男”中的男色消费，都呈现出女性权利对于男性既有文化空间的争夺和挤压。但是依然根深蒂固的男性意识，却未能适应这一两性关系被迅速重置的当下现实。因此，在传统男性的视野中，当代中国的某些新女性呈现出一系列让男人们感到陌生、威胁，甚至恐惧的另类表征。我们不仅可以从《箱子》这类极端化的厌女癖剧情中印证这一点，也可以在《爱情呼叫转移》等都市言情电影中看到它的律动。

在对新时期电影的深度研究中，一方面挖掘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文化对家庭中两性关系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关注和讨论中国政府50多年来推行的男女平等政策对传统女性角色造成的冲击,以及夫妻之间重新建构性别关系和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过程；再者，试图为现代人精神的异化、情感的隔膜与疏离、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阳痿以及两性逐渐丧失沟通的欲望和能力等一系列困惑，找到一个较为合适的解决途径。这样的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倪震先生在对中国伦理电影的分析中认为：中国电影百年行程中，类型片的开拓是不平衡的，个别类型长期持续，有些类型则短缺或断档，但有两个类型却得以贯穿性地延续，一个是武侠片，另一个就是伦理片。就中国大陆而言，因为某些原因，武侠片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处于断档之中。真正可以不因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而得以贯穿延续下去的，便只有家庭伦理电影。而在家庭伦理电影中，对两性关系与婚姻情感的关注一直处于重要的位置。

从1979年舒婷发表《致橡树》以来，爱情婚姻中的男女，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就没有停止过对平等爱情婚姻的努力与抗争。从传统社会的亲密依赖关系“藤与树的缠绕”，到现代社会的亲密平等关系“树与树的牵手”，电影在这30年中，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文革”结束后，人们思想上的樊篱其实并没有被彻底地打破。“文革”十年中，人性遭到无情的蔑视，人的尊严也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爱情这一人类生活中正常、美好而且必需的精神现象，更是遭到残酷的贬低甚至扼杀。“文革”十年的电影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除了有革命的理想和不息的激情之外，再没有其他生理和精神上的“欲望”，爱情这一“专属于资产阶级的情感符号”更是与革命者的身份毫无关系。女性失去了自身独特的性别特征，成为面目模糊、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的革命战士、英雄母亲，或者与男人毫无差别的同志。

“文革”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并解除了冰冻，也因此出现了家庭伦理电影的高潮，其中探讨两性关系的电影包括张其和李亚林导演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谢晋导演的“文革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胡柄榴的“乡村三部曲”中的《乡音》，以及谢飞的《湘女萧萧》，黄建中的《良家妇女》、颜学恕的《野山》等。这些电影皆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对两性关系在其中的微妙变化，从各个角度和层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离婚高潮，受经济大潮的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受到剧烈的冲击，表现两性关系题材的电影创作数量更是非常可观。与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情感电影创作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一些知名的导演继续以家庭伦理关系中的两性问题为重要关照点，在对两性关系的影像展示中，记录着中国文化及其两性平等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蹒跚脚步，并表达自己对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卑微及其社会和家庭地位变化的观察与思索，代表影片有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我的父亲母亲》，夏钢的《大撒把》、《无人喝彩》，李少红的《红粉》等；另一方面，更多导演包括新晋导演，也将目光投射到这一题材中去，开始更为直接地探讨家庭中的两性情感和生活状态，代表影片有黄建中的《过年》，陈国星的《离婚大战》、《编外丈夫》，胡雪杨的《留守女士》，徐耿的《给太太打工》，宋江波的《离婚喜剧》、《离婚合同》，等等。这些导演的努力使得关注两性题材的电影贯穿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

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两性生活的变动轨迹，不断地演绎着单行、并行、交叉与加载，对两性生理及心理特质的不同理解，对幸福本源的不同追求，使得当今社会的两性关系在不断衍变中派生出千姿百态的生活模式，立体而且生动。两性关系也不再墨守成规，从单身独居到未婚同居，从精神恋爱到现实婚姻和婚外情，两性关系进入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热闹喧嚣”时期。

进入21世纪，对两性题材电影的探索更是呈现出蔚为壮观之势，并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以长时间段的时间跨度作为电影主要叙事时间的处理方法依然存在，但以家论国，并借助家庭中的两性矛盾和冲突来重点反映时代历史变迁的大主题，却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历史开始退居到幕后，而历史中的人则一步步走向了前台，电影不再将两性关系当作书写历史文化和国家政治叙事的载体，代表影片有《周渔的火车》、《芳香之旅》等。其次，对两性情感、两性关系的表现，开始逐渐替代传统伦理电影中对代际间沟通交流的表现，代表影片有《一声叹息》、《手机》等。再次，两性危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得以展示，突出表现当代人的世俗焦虑和现代生存困境，其中尤以男性性焦虑为重要表现。这种焦虑同时伴随着对婚姻和两性情感及其交流的焦虑。婚姻作为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作为一个“微观社会的、可定标记的单位”（托尼·阿纳特勒拉），其中的某一个个体或者双方一旦陷入对可能丧失本身存在的焦虑，那么其婚姻关系往往会面临严峻的考验，代表影片有《谁说我不在乎》、《好奇害死猫》、《双食记》、《鸡犬不宁》等。第四，女性主义的文化表达，从“一间自己的房子”的女性独立自我的诉求和希冀，进入到“花与花联合起来”的女性命运的新的思考，代表影片有《假装没感觉》、《爱情的牙齿》、《牛郎织女》、《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第五，“后现代类家庭”的电影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都市人的情感困境、心理困境和生理困境，代表影片有《开往春天的地铁》、《幸福从邪恶中穿行》、《绿帽子》等。第六，两性题材电影叙事的多类型、多风格的局面开始出现，代表影片有《好奇害死猫》《箱子》等。

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两性关系的传统归宿——家庭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自给自足、家族观念强烈、结构相对稳定、凝聚力较强的家庭，受到现代化潮流的迅猛冲击，家庭制度和家庭观念也面临着时代的严峻挑战，出现了所谓的家庭危机和婚姻危机，而两性关系也随之进入焦灼状态。进入20世纪80年代，家庭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社会和文化热点问题。据中国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我们已经进入第四次单身潮时代和第四次婚姻革命时代，一次以婚姻观念的变化为表征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正在进行。

面对这一激变的社会现象，主流文化也作出了迅速的反应，电影人敏锐地捕捉并参与了这一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探讨。在两性题材电影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存压力与物质至上的原则，导致两性之间存在着空虚、暴力、虐待、性问题的困扰以及由此而来的男女两性之间的自私和冷漠，即所谓的“冷暴力”。同时电影开始应和回归和谐平等两性关系的社会吁求，代表的是主流文化的声音。

综上所述，两性题材电影应和了当下主流的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与传统向来非常注重家庭和谐，家庭伦理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人的内心深处。经过“五四”和“文革”，传统的家庭伦理受到极大的冲击。而改革开放带来的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的震荡与变化，也使传统家庭中的两性伦理关系正在变得日益脆弱，触碰着国人当下同样脆弱的神经。因而，可以说电影在两性关系的选材上真正反映了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契合了中国人普遍的、处于变动中的价值观念。千百年来，两性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于彼此的关系产生如此深广的疑惑、焦虑和迷茫。这种疑惑、焦虑和迷茫的情绪，不仅在新时期的中国存在，而且也正犹如瘟疫快速席卷着整个世界，并在西方成为整个时代的主题。而作为重要而有力的传播媒介的电影，无疑应该为这种左冲右突中寻找出路的两性心理代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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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远婴.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J].当代电影，1990（3）.

[3]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

影[J].当代电影，1994（6）.

[4]应宇力.女性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

篇5：古希腊文化的现实意义

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其绚烂之至的神话千百年来总吸引着世界各地无数爱好者的目光，对其研究不计其数。本小组欲以今日眼光，重临谬斯的盛宴，浅嗅宙斯的气息，就古希腊神话的现实意义，作一番浅薄的探究，在此小谈所得。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被称做哺育西方文明的两只乳房，所以说，两希文化是了解和研究西方文明的一把开门钥匙。对于古希腊文明来说，它的史诗和神话记载着这文明的丰富信息，因此从史诗和神话开始的探究是研究这种文明的基本的、也是首要的探究。这里我们将讨论古希腊神话和奥林匹斯神统在人类文化学上的丰富内涵，修正长期来人们对于神话的简单化的肤浅的认识，从而管窥希腊神话原有的品格和身份。

初拜谬斯望沧海，重识易安聆波澜。起先对此的热爱，源自对其神话本身美好意境的单纯追求。长期以来，一般的人都接受过马克思关于神话的看法，认为神话发育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类的童年时期，它的瑰丽的故事和充满幻想的思维偏向乃出自原始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高尔基说：“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

在我看来，马克思和高尔基们的论述很精辟，他们揭示了神话的本质特点，然而他们的看法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阐述和补充。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于神话中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而比较忽略神话中人对自身的精神文化的关系。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人类是社会动物。”人与社会本来就是一体的，研究问题是厚此薄彼难免会有偏颇。这也就是我们此次研究的侧重点。既然神话是人的创造，神话自然也体现人自身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面貌。而希腊神话，作为一个极其复杂完备而又绚烂多彩的系统，具有无可比拟的现实意义。

一、现实基础

古代希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包括现今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各岛屿。此外，他们很早便与黑海沿岸地区的居民交往，向意大利半岛南部沿海和西西里岛等地区移民，足迹远至西地中海和北非。古希腊人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建了璀璨多彩的文化，传下丰富的遗产，神话传说就是其中之一。

古代神话的产生历史久远，它乃是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时期的远古人类借助想像征服自然力的产物。由此，古代神话必然包括神的故事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冲突的故事，即英雄传说两个方面。神的故事更明显地反映了古代人类把强大的自然现象形象化的丰富想像力，英雄传说则主要是对可能具有某种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及相关事件的崇拜和理想化，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和与自然进行的顽强斗争。古希腊神话也是包括了这两个方面。

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形成时期很早，是远古一代代人集体创作的结晶。神话起初口传，后来见之于书面文字。它的最早的传世书面文献当推荷马史诗。史诗中除了主体故事外，还提及了许多其他的神话故事，那些故事显然在当时已是广为流传、普遍知晓的。在荷马之后不久有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长诗《神谱》，扼要地记述了许多神话故事，并立力图把那些故事谱系化。古希腊悲剧的题材基本都是取材于神话，是作家对那些神话故事的现实理解的戏剧体现。公元前3世纪之后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在对古典作品的收集和注疏中，对古希腊神话的收集和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些诗人则在学识性原则的指导下，发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神话典故。

与所有已知的民族神话相比，古希腊神话最为丰富多彩。不仅如此，古希腊神话还具有别的民族神话无法比拟的人性内容和系统结构，构成了它独特的世界景观。这种独特的神话世界景现是古希腊人的伟大创造，但不可否认，它还与前希腊文明即爱琴文明相关，与以克里特一迈锡尼为核心的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文明相关。

从纪元前四——三千年开始，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的文明揭开了人类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地区的历史，这就使得地中海地区和希腊地区处在几大文明交汇的优越位置，因而，民俗文化的多元化首先使这个地区的居民及其流动人比印度或中原更具有宽容大度的容纳性。虽然这里各民族，各部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但这是在异质文化的交际之中进行的，而异质多元的文化使这个地区的人民具有开放的心态，由此，在所有的前希腊文明被消灭以后，多元异质的的文明记忆在新的希腊民族心中依然存在，并且还据之以新的历史创造。古希腊神话长久以来被人们当作一种泛灵的表现，或者被当作是梦幻的象征，或者被当作对自然的变形模仿，或者被看成是神明的传言。

总之，泛灵论的神秘主义思想和自然崇拜的狭隘唯物主义思想流行多时。然而在前苏各拉底时代，古希腊人却从来没有怀疑过神话与真实历史之间的联系，而在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谢里曼，得费尔德等人古迹发掘和考古工作的展开，线型文字A和线型文字B的发现及对线型文字B的解读与阐释，前爱琴文明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就冲破了历史的黑幕，轮廓清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关于古希腊神话和史诗的内容就成为一种扎根于民族土壤的厚重的历史文化而不是虚幻飘渺的远古梦呓而被人们重新认识。十二世纪多利安人侵入希腊地区以前的历史文化，在兹拉特科夫斯卡雅的小而有趣的著作《欧洲文化的起源》里有引人入胜的介绍。然而关于多利安人侵入希腊地区以后到荷马时代的四百年的历史却杳然而渺茫。然而，从欧洲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来看，这黑暗时代的四百年，却犹如妇人怀胎，孕育了一个人类文明中从没有出现过的怪胎—— 希腊文明—— 逐渐形成了的独特社会民主政治形态 — — 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要是说人类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了现代，那么我们可以说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的希腊开始。因为过去的一切文明历史，都是王权专制的历史，而所谓现代时代，也就是社会民主政治的时代。虽然希腊罗马以后，人类历史又走进一千几百年的王权专制时代，但是在今天看来，希腊与我们的时代却似乎非常接近。而希腊的神话和史诗的丰厚的人文内容依然是我们今天 “认识你自己”的逻辑起点。

二、是神或是人？

希腊诸神不似中国的神明般高高在上，而是高度人格化现实化，有其喜怒哀乐和私欲纷争，后人才诧异从中竟看到了原始的人文主义思想萌芽。希腊神话对人对神都作了真实的展现，不粉饰光明，也不掩盖黑暗。对人对神，它都同等对待。不因为他是英雄而遮盖其卑鄙，不因为他是神而掩盖其虚伪。若要略谈与中国神话的差别，大致可概括为三点：

1、中国古代神都是，断绝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充满神秘色彩。希腊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

2、对神的评判标准不一样，中国尚德，希腊更侧重于智慧。

3、中国的含有祖先、宗教崇拜成分，希腊的没有。面向海洋的民族开放自由、富有冒险探求精神，而深居内陆的民族则拘谨保守、有自安心态；这在神话中也表现无遗。这既是由当时社会现实和人们真实的思想文化差异所决定，又对这两个世界的统治力量、人们的价值观念起了深远影响。

以下浅提希腊诸神，以窥一斑：

在奥林匹斯神统中，有数不胜数的各种各样的神，一般认为其中有十二主神，但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之一是：

1)宙斯：天神之父．雷电之神，天地间万物的最高统治者，正义而任性、好色

2)赫拉：宙斯的正妻。是女性的代表，掌管婚姻和生育。性格特征嫉妒。

3)雅典娜：起初被视为女战神，后逐渐变为智慧女神和雅典城的守护女神。

4)阿波罗：太阳神，在诗与艺术中表现为光明、青春和音乐之神。

5)阿尔忒弥斯：月神，又是狩猎之神、处女之神，是女性纯洁的化身。

6)狄俄倪索斯(又称巴古斯)：是洒神与狂饮欢乐之神。

7)阿佛洛狄特(又称维纳斯)：美和爱之女神。她的忠实随从小爱神厄洛斯(又称丘比特)手持弓箭，被射中者即跌入情网。

8)波塞冬：海神。

9)哈得斯：冥王。

10)赫斐斯托司：火神和匠神。

11)阿瑞斯：战神。

12)赫斯提：灶神。

十二个主神都有鲜明的性格与七情六欲。他们具有人的性格和情绪，具有超人的特殊本领。古希腊除了神的故事以外，还有许多由神与人交媾而生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关于英雄的传说，最为有名的是阿喀琉斯的故事、奥德修斯的故事、赫拉克勒斯立十二大功的故事和伊阿宋率领英雄夺取金羊毛的故事等等。这个得到统一的系谱，结束了神与神之间的征战和相互仇杀，每一位神都有他独特的职权及其管辖范围。这个组织起来的新的世界秩序成为神和人在其中活动和安享的宇宙。虽然此后还有提丰等恶神试图扰乱这个秩序，但终究没能得逞。在这个神话系谱里，我们看到，即使是十二主神，他们有管辖天、海和地中冥府的神，也有星宿之神，有管辖人间主要活动领域的灶神，有人类得以自立的火神匠神，有处女神和爱神婚姻女神，有起干戈斗智慧的战神和智慧女神。可见，在各个可能的领域，都有着它的主宰，并且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老死不相往来，而是频繁接触。奥林匹斯是他们每日欢娱嬉戏的神圣场所。

这样的神话观念，可以说植根于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盛极一时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人们的民主观念，又在潜移默化中对希腊人灌输奴隶制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意识。将神人格化，绝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需要；因为这样使人认为，神——或者说它所象征着的权威，并不是不可触及的。用现在的话说：“神之所以成为神，只是因为他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便成了神。”换句话说，从思想上出现了否定一切权威的倾向。甚至在人之中也出现了英雄，这说明连英雄崇拜也带有“民主”色彩；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引下，西方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特别强烈，这也早早地为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精神土壤。这就不难理解拿破仑的那句经典名言：“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以说，作为一个刚刚从沿海洞穴搬入内地的奴隶制文明来说，在生产力条件落后、粮食油布等生存资料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下，绽放出如此一朵惊艳的奇葩，也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了。这不由得令我们想到了年代相近的春秋战国，也是奴隶社会，也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产生的思想和文化也成了中华民族乃至东方许多国家的思想文化源泉，却总能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语句，不住让人感叹历史的相似与迥异。只是正是在这样的时期，也就注定了东西方文化要就此彻底分道扬镳。而神话，就正是一片三秋的叶子，可以“一叶知秋”。

三、深远影响及启示

古希腊神话里强烈的人本思想不仅为当时繁荣一时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而且成为近现代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及民主运动的有力武器。既然神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那么，作为君主，即使像路易十四那样宣扬“朕即国家”的理论，也显得多么苍白无力：那么，作为教会，即使极力宣扬禁欲思想和来世说，又能禁得起多大挑战？所以，当千百年后人们打出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旗号的时候，封建主和教会才会感到无比的恐惧；而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恐惧很有道理。既然人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和尊严，那么，在这种精神鼓舞下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变革者们才能不惮于前驱，争相在历史的拐角处书写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就对文化本身的影响而言，其作用也是非比寻常的。许多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以之为题材，承袭其遗风。古代西方早有“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之说。希腊文化可以说是绚烂夺目的浪漫主义艺术的源泉。而文化特色与现实意义交汇融合，形成了完整的统一体，寄寓于这些神话之中，更是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瑰宝，让后人忍不住细心凝视，深深陶醉。其文化内核既明显与婆罗门教等强烈的等级观念对立，又与很多声称“人生而平等”的宗教的干涩说教和苍白论调不同。它声言正义而用朴素的语言缓缓道来，其文化魅力和现实色彩让人陶醉不已。这也引发了人们另一个自然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些什么吗？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决不是教条上“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那么简单。作为文明本身，它兼收并蓄，既继承了原始的穴居文化，又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泛吸取亚欧非各地的文化精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若能以虚怀而待八方文化，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也一定能发展壮大。而对于思想上而言，发扬以人为本的精神，尊重个人权利和思想自由，既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又是人类漫长历史的一贯追求。

篇6：试论水浒“忠义”文化的现实意义

一部千古名著《水浒传》，使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名扬海内外。几百年来，《水浒》的英雄故事深入人心，《水浒》的艺术成就辉耀日月。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围绕《水浒传》的传播与研究，水浒故事发源地水泊梁山人文历史资料的考察、挖掘、整理，水浒故事的文学艺术再创作，水浒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水浒文化景观。在中国水浒学会的大力支持下，在梁山县委、县政府的全力推动下，近年来，水浒研究、水浒文化的发掘、整理、弘扬、开发、利用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这次水浒高层论坛，对水浒文化的进一步弘扬光大，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一名梁山人，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所从事的主业是电视军事宣传，我的业余爱好是诗词文学创作。对水浒研究我是门外汉。但梁山毕竟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所以浓浓的故乡情结，使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开发利用水浒文化资源，促进家乡发展，造福父老乡亲。这种想法似乎带有某些实用性，但在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里，任何纯学术的或带有现实主义的结论，都是以学问和论述为支撑的。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试论水浒“忠义”文化的现实意义》。由于初窥水浒研究的门径，发言有不妥之处，恳请各位方家、老师批评指正。

一、“忠义”思想的历史局限及时代内涵

说起《水浒传》，人们的直观印象是“造反”，“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而深层印象则是“忠义”。因为这些农民造反靠的是“聚义”，而“聚义”的依据是“替天行道”，加之这支农民造反队伍的领袖人物的“忠君”思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使聚义造反走上了“忠义”招安的归宿。特别在《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又让何道士从蝌蚪文字石碣天文里，读出“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个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个字”，把水浒英雄们的“忠义”思想，示为天意。梁山英雄们的誓词中更是一语破的：“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于是《水浒传》被冠以《忠义水浒传》，“忠义为立身之本”成为梁山好汉的突出品格，水浒英雄们也被研究者们称为“成也忠义，败也忠义”。但或褒或贬，有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忠义”思想为水浒文化打上了核心印记。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浒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忠义”文化。

本来，在我国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发展史上，“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的经典思想里，“忠”指的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当时并不分对上与对下。正如孔子所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而“义”则是指“事之宜”，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礼记?中庸》指出：“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得很明确：“行而宜之之谓义”。先秦以后，随着封建君主制意识形态的确立，“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而“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汉代以后，随着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忠义”开始连缀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也能对同类人讲义。后来随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巩固与发展，“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间的个人单向度关系中。而“义”的含义却在表现同类人的关系这个大范围内越来内涵越丰富，甚至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结盟的一种精神纽带。这种臣民之间结义行为，显然对巩固封建皇权统治地位不利。于是，为了防止这种“义”的观念越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之“轨”，朝廷的谋臣策士们便有意在“忠义”二字连缀上下功夫，努力把臣民之间的结义，控制在为朝廷尽忠的政治框架内，努力用“忠”来诱导“义”效力朝廷。这也正是梁山英雄们难以跳出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石碣天文的诱导下，最终被朝廷招安的悲剧所在。

然而人们在对待这种历史局限的态度上却相去甚远。有的忠君报国，受到历代褒扬；有的忠君招安，则遭到无情鞭笞。远的且不说，同样发生在大宋王朝的几桩与“忠义”有关的传奇故事，就显得泾渭分明：“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保的是大宋江山；铁面执法的包拯，为的是宋王爷的社稷；“精忠报国”的岳飞，也是为的南宋朝廷。他们都被历代推崇备至、褒扬有加。为什么提到“忠心报答赵官家”替天行道的宋江，人们就谈《浒》色变了呢？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那场“评《水浒》、批宋江”政治斗争的人，不难理解个中的缘由。1975年8月14日，晚年的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的谈话中讲道：“《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毋容置疑，毛泽东对《水浒》的这番点评，是客观、深刻的，宋江“忠义”思想的历史局限，对梁山泊农民革命运动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然而，这番纯学术领域的谈话，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闹腾了一场批现代投降派的政治斗争。不过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场政治阴谋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本来已是妖雾散尽，玉宇澄清。问题在于这场“评《水浒》运动”的思维惯性，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一时还难以消除。从而使水浒英雄们的形象大打折扣。须知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这番评论，并不是毛泽东对《水浒》评价的全部。千古名著《水浒传》几乎伴随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职业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传》的巨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他从梁山好汉身上挖掘到了古代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内涵。如梁山好汉的反抗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拼命精神、打虎精神等，他都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精心吸纳；对梁山好汉的政治和政策、胆略和策略、战略和战术等，他都给予了独具慧眼的解读。因为本篇主题所限，在这里就不展开引证了。即使对梁山好汉的“忠义”思想，毛泽东也有过另一番解读。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公社化运动中，对农民和生产队的财产，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

总之，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们的“忠义”思想中，“忠君”、“招安”思想等是封建糟粕，应该扬弃。但这毕竟属于历史的局限，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分析、客观看待。不可否认，在学术领域，有人对“忠义”思想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但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忠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看成褒义的。历史上的许多“忠义”之士是被世人所推崇、所赞颂的。

由于中国方块汉字的特殊功效，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阶段其具体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忠义”思想，在封建社会之前，是“忠”与“义”两个独立的概念，与“忠君”思想并不沾边。“忠君”只是“忠义”思想在封建君主制社会所特有的历史印记。在中国封建君主制被推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忠”与“义”已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仅以相对权威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年1月第一版）为例，其“忠”与“义”的词条内涵是这样解释的：“忠――尽心尽力，赤诚无私。”如忠于祖国、忠诚、忠告等。“义――旧指合乎论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今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如有情有义、忠义、信义、义气。对“忠义”的解释更是简单明了：“忠贞正义”，如忠义节烈。可见，新时代的“忠义”，完全是积极的、正面的思想内涵，是值得提倡和褒扬的道德理念。由此我想到，梁山县委、县政府赫然在梁山大街上悬挂着“忠义在梁山”的巨幅标语，还是很有些政治见地和学术勇气的。

二、忠肝义胆是梁山文化性格的历史积淀

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理念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泊梁山这片积淀着厚重水浒文化的英雄热土，养育了文化性格鲜明的梁山人。这种文化性格，就普遍意义上来讲，是以忠肝义胆为鲜明特征，这是对水浒“忠义”文化的科学扬弃和批判继承。即摒弃“忠君”、“招安”等封建糟粕，保留“忠诚信义”、“忠贞正义”等积极内核，并结合新的社会实践，不断发扬光大。

梁山县领导在梁山水浒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我们到过外地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只要一说是梁山人，就会被尊称为‘梁山好汉’。可见，水浒的影响是多么深远，梁山人的形象是多么高尚。水浒、梁山好汉是我们梁山的专利，也是梁山的一块金字招牌”。这话讲得很精彩，也很中肯、实在。所有天南地北的梁山人，都有这样的同感。只要一说是“梁山人”，即被尊为“英雄好汉”、“忠义之士”。还没听说哪位梁山老乡一说出籍贯，即被斥为“梁山反贼”、“投降派”、“软骨头”之类的尴尬。这说明世人对梁山文化性格的认定，也是以忠肝义胆为主流认知的。

事实上，对民族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传承，都体现着传承者自身的价值取舍与观念赋予。在对中国文学名著的阅读和评价上，也是以阅读者自身的文化根基和道德判断为准绳和取舍前提的。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之际，就写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叹语，坦露出著作者的苦衷与担心，即他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的《金陵十二钗》，其真实意图，不知有几个人能够读懂。《水浒》的成书在“异族统治”的元代。一位“佚名”作者在所著的《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中说道：“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由于没有其他文学史料佐证，这只能算一家之言。但他对作者的心境，则是一语道破。也许正因为如此，《水浒》在成书的元代并没有传播开来。它的出版和大规模刊刻，则是在靠农民起义而建立的明代。因为在学术界一直把《水浒》称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这也许是农民造反领袖朱元璋及其后辈儿孙们容许《水浒传》出版的一个原因。然而当明室衰微，新的农民起义再次威胁大明江山时，当另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感觉到《水浒》对聚集汉族民间力量的作用时，便都毫不例外地采取了“封杀”措施。产生于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金本”，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出笼的。也正是靠了这一“腰斩”，才使《水浒》得以在清朝一代流传下来。所以有材料说，毛泽东的前半生读的都是“金本”，并未读到宋江投降。那么，作为梁山一带的民众，三百多年来受影响最深的也是“金本”《水浒》，对宋江搞投降，受招安，平田虎，征方腊，“替天子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之类，梁山老百姓知道的并不太多。而广泛流传在梁山民间的则是“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林冲雪夜上梁山”、“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等行侠仗义的传奇故事。这也应是在梁山文化性格积淀中，“忠诚信义”、“忠贞正义”等积极思想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原因。代表梁山民众主流意识的梁山人，之所以把“梁山好汉”引为自豪，甚至以“忠义之士”为荣，也是出于对水浒“忠义”文化价值的积极取向和对“尽心于为国，事宜在济民”的忠义内涵的自觉认定。

在现实梁山人的文化性格中，最为突出的应是“忠诚”、“信义”、“正义”等。梁山一带的乡风民俗，是以“忠孝传家久”作为治家格言的。讲究对国家要尽忠，对父母要尽孝。当忠孝不能双全时，要以对家尽孝，服从为国尽忠。身患重病却全力支持丈夫戍边卫国的“模范军嫂”韩素云，就是梁山这片英雄热土所孕育出来的“尽忠报国”、“深明大义”的新时代梁山儿女的优秀代表。讲“信义”更是梁山文化性格的一个鲜明特征。这里民风质朴，奉行“诚实守信，童叟无欺”。记得笔者小的时候，乡间常有货郎走街串巷卖些零用物品。刚刚有一定行为能力的三四岁的孩子，常常被大人派遣到货郎摊上购些小物品，而且都能圆满完成任务。有的货郎甚至还把孩子送到家门口。至于同志和朋友间的诚信，更是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一般说来，凡是梁山人答应了的事情，他“头拱地”也要想法兑现；他自知办不了的，也不轻易答应人。“失信”与“梁山好汉”的尊称是水火不相容的。梁山人的正义感，莫过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象“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一样，梁山人爱济贫扶弱，打抱不平。当然，随着文明的进步和法制观念的强化，梁山人的打抱不平，已不会是轻易的拳脚相加，而是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正义的申张和公理的弘扬。至于梁山武术功夫，更是注重强身健体，而且逐步成为水浒旅游文化中的一道景观。但梁山武术功夫所展示出的阳刚之气和勇武之威，则是“梁山好汉”文化性格的外在表现。

三、弘扬忠义思想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判定一种传统文化或道德观念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般说来，凡是对当今社会所推行的主要实践活动有促进作用的就被视为积极、有益的，有干扰破坏作用的就被视为消极、有害的。

自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命题以来，构建和谐社会，便成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重要讲话中又强调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可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凡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就是积极的、有益的；反之，则是消极的、有害的。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强调：“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

要评价判断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否具有积极作用，必须从分析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入手。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开班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大特征，应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评价和本质要求。同时，这六大特征又构成了四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和价值层面，即民主法制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诚信友爱和充满活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安定有序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外在表现。这里面作为和谐社会基础和外在表现的民主法制、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主要表现为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功能。作为社会成员的广大民众，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要表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内在要求这两个重要层面上，即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的“忠义”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内在要求，则具有显而易见的促进作用。

首先来看“忠”。从大的方面来讲，忠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有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心，就会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会自觉地遵纪守法，就会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做构建和谐社会的自觉公民。就会做到凡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事就做，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事就不做。这是忠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自觉体现。从小的层面来看，忠可以理解为忠厚、忠诚、忠实，这是一种处世哲学和道德观念。是人与人之间赤诚相见、真诚相待的和谐精神的内在品格。有人说，在当今社会上，“忠”的品质并非所有人都能具有。在“以我为中心”的处世哲学支配下，社会上自我意识强烈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把“忠厚”、“忠诚”、“忠实”看成是傻瓜的特质。使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奸诈、欺骗和谎言，这是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的。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忠厚，少一些奸诈；多一些忠诚，少一些欺骗；多一些忠实，少一些谎言，就是在向构建和谐社会扎实迈进。同时，就“忠”的原始本意来讲，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这种“忠”，也可以理解为对目标的坚定信念，弘扬的是一种矢志不移的精神。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状态，对于克服构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也是非常必须的。

再来看“义”。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正义感。正义感是一个正人君子内在品格塑造的基石。同时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设想社会上如果人们没有了正义感，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义感又引发出责任感。有强烈正义感，必然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从大的方面来讲是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责任意识，当然也包括对构建和谐社会要尽职尽责。从小的方面来讲，是对家庭、对亲友都要有责任心。现在不少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对老人不孝，对婴幼儿遗弃，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社会、转嫁他人。这显然都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干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各种商务活动中，“义”更多地表现为“信义”，即诚实守信。要言必信，行必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义”的思想，尤其显得需要。

把“忠义”连缀起来解读，其内涵更为丰富。它除了包含“忠”和“义”的全部内容以外，更代表了“忠贞正义”的文化品格。有人认为，“忠义”这个词骨子里透出精粹与刚强，非大丈夫不能称“忠义”。也有人认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最重要的品质是“忠义”。“忠义”是成功人士不容缺失的内在品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需要千千万万的“忠义之士”。